咸丰十一年，文宗在热河行宫驾崩，穆宗即位，肃顺等人把持朝政。文祥请求解除军机职务，没有获准。十月，圣驾回京，会同亲王大臣上书请求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同治元年，接连提拔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同时代理兵部尚书，任内务府大臣，兼任都统。同治二年，管理藩院事务。东南战事依次平定，江苏、浙江省城收复，朝廷商议给中枢大臣加恩，文祥坚决推辞。同治三年，江宁收复，首恶被歼灭，捷报传来，加封太子太保，授予侄子凯肇员外郎。同治四年，代理户部尚书，辞去内务府大臣职务，获准。
这年秋天，马贼攻入喜峰口，命文祥率领神机营士兵护卫东陵，督促各路军队进剿，贼寇逃到滦阳。文祥上书说：“地方官纵容盗贼酿成祸患，请革除积弊，清除盗匪根源。马贼巢穴大多在奉天昌图厅八面城、热河八沟哈达等地。请收买眼线侦查，调兵突袭抓捕，才可以根除匪患。”战事平定，返回京城。文宗灵柩安葬山陵，赐其子熙联员外郎。不久因为母亲患病，请假三个月，回旗迎接母亲奉养。奉天马贼势力正盛，命他率领神机营出关剿匪，增调直隶洋枪队，约东三盟蒙古王公从北路夹击，在锦州东井子击破贼寇。侦察得知贼寇打算劫奉天监狱，约定攻城，文祥兼程驰援，贼寇退守城东南，围攻抚顺；命总兵刘景芳连夜击破贼军，贼寇逃出边外。派兵赶赴吉林。同治五年春天，解除长春厅围困，追击贼寇到昌图朝阳坡，分三路进攻，十多仗全部取胜，擒斩三千多人。贼首马傻子走投无路请求投降，被凌迟处死；留下部队粮饷交给将军都兴阿，肃清残余匪党。上书请求免除奉天地方地丁钱粮，停止铺捐。回京，调任吏部尚书。《文宗实录》修成，赐其子熙治员外郎。
同治八年，母亲去世守孝，特赐谕祭。百日假期满，生病没能出仕。天津教案爆发，带病回到朝廷。同治十年，以吏部尚书兼任协办大学士。同治十一年，拜体仁阁大学士。文祥从同治初年起，和恭亲王同心辅佐朝政，主持总理各国事务，独自承担全部责任。外国人心机诡诈变幻，朝中议论纷杂不一，文祥始终凭借忠信之道处置，从不推卸责任。等到穆宗亲自主持朝政，文祥逐条上奏多年办理洋务的情况，应对外务的机宜谋划十分完备，希望能启发皇帝醒悟。不久恭亲王奕訢因为劝阻重修圆明园工程违背皇帝旨意遭到斥责罢免。文祥伤心落泪，与同僚一起极力劝谏，几乎一同获罪。恭亲王不久官复原职，然而经过多次挫折之后，处理政务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果敢。文祥在朝堂上正色持守，朝廷内外都敬畏忌惮他，全靠他维系朝局，才没有骤然发生大变。
同治十三年，文祥久病不愈，正在休假，恰逢日本窥探台湾。他勉强带病出来筹划战守事宜。他上奏疏请求：“请敕令户部、内务府多方筹措军饷，裁减不必要的开支，停办不急的工程，谋划最为紧要的海防事务，让各部大臣、地方督抚能够专心筹划维持大局。皇上忧虑勤勉、戒慎警惕，内外官员才不敢养成懈怠玩忽的习气。如果安于现状，不考虑变革对策，恐怕朝廷与地方人心离散，民心动摇，由此带来的祸患将难以尽说。”言辞十分恳切周详。
这年冬天，穆宗驾崩，德宗光绪帝继位登基，文祥升任武英殿大学士。他因为长期患病请求辞官，皇帝下温和的诏书挽留，解除他各项兼职，只专任军机大臣以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当时国家变故日渐增多，文祥深深忧虑，秘密上奏陈述国家大计的奏疏写道：
“外国人给中国带来祸患，历时越久危害越深；他们窥探中国的内情，也越来越熟悉周密。从前数次开战、数次议和，始终没有稳定的局面，根源在于办事大臣处置失当。到庚申年签订和约，设立专门衙门掌管对外事务，直到如今，没有爆发决裂大战。就事而论，固然应当审时度势尽心办理；但揣摩外国人的用心，寻求驾驭外夷的根本，却不在于这些外事交涉，根本只在于民心。
追溯嘉庆年间，外国人渐渐变得强悍，最初只占据海岛，继而来到通商口岸，再深入内地。他们积蓄力量，精心学习机器制造，等待中国出现可乘之机，来满足他们的欲望。道光年间，他们劫掠江苏、浙江一带；自从江宁换约之后，就一边觊觎一边观望。直到太平天国起事，外国人认为中国发生犯上作乱之事，人心不能统一，有机可乘。于是他们的图谋暴露，闯入天津。虽然遭遇小挫败，但野心更加坚定，最终酿成庚申之变。然而当时局势虽然危急，民心却没有二心；勤王的军队虽然不是精锐劲旅，但听到警报便一齐赶来；奸细之徒虽被引诱胁迫，但大都怀有公愤。依靠这点，朝廷才能以羁縻之策，达成和局。
十多年来，仰赖皇太后、皇上励精图治，日夜辛劳，不给外人留下可乘之机；办事大臣才能遇事维持，没有挑起战端。偶尔遇到外国无理索求，尚且能够反复争辩抵制，不至于过分退让。这并非洋务办理顺利，或是办事大臣折冲交涉能力高强，而是皇太后、皇上朝夕谨慎，处理事务务求贴合百姓心愿，民心稳固，以此挫败外族的野心，把尚未萌发的祸患消弭于无形。
但是各国钻研火器、工艺技术越来越精进，各国互相勾结的态势也越发牢固。外国使臣长期驻在京师，看到我国一项政策得当就忧虑，一旦处置失当就欣喜，探查我国内情越来越精细。俄国人威逼西部边疆；法国人图谋占领越南，紧邻云南、广东；英国人打算从印度侵入西藏、四川，蠢蠢欲动的势头，已经难以遏制。他们所等待的，就是中国的内乱空隙；他们所顾忌的，是国家根基尚未动摇、民心难以背叛。
有人说各国人像禽兽一样，不懂治国之道。然而他们国内但凡有重大举措，必定由君主交付上议院商议，也就是所谓与卿大夫谋划；再交付下议院商议，也就是所谓与百姓商议。商议可行就施行，不可行就停止，一切举措必须合乎国内民情，才断然推行。他们治理本国是这样，观察他国兴衰成败，也是这个标准。倘若一国所有政务全都违背民情，那么各国就会肆意掠夺，争相吞并。
像土耳其、希腊这类国力弱小的国家，能够在各大强国之间长久存续，就是因为民心稳固。像法国那样强大的国家，能被德国打败，是因为法国君主奢侈放纵，欠下巨额国债；即便不断增加军饷笼络军队，民心已经背离，敌人才有机可乘。人必定先有自侮之举，而后别人才会欺辱；事物必定先自身腐朽，然后才会滋生虫蛀。这是必然的道理，也是必然的趋势。
中国面对外国，好比人身患有疾病。治病必须辨证用药，而调养元气最为关键。外国人无时无刻不在探查我国民心向背；中国处理事务，必须务求每件事都契合民心的是非标准。中国君臣尊卑秩序森严，外国的上、下议院制度，情势上难以照搬，但其中的道理可以借鉴。凡是用人施政，一举一动，都推究根本道理，衡量民情。如果不能让大众认同，就立刻停止不做；若是合乎大众心愿的事，务必努力促成。崇尚节俭充实国库，遇到变故才有储备；接纳谏言广开言路，让下层民情能够上达朝廷。总的目标，是永久凝聚民心、巩固国家根本。在各国环伺窥伺之时，让他们找不到可乘之机，那么他们的图谋不能得逞，我国也可以自立。这是当下还来得及谋划的方略，也是此刻一刻都不能拖延的大计。
等到漏洞已经形成，再想补救斡旋，那时议和、作战都无法依靠。就算勉强维持暂时安定，国家大局也已经不堪设想。与其到那时补救，不如提前防范隐患。咸丰六年，王茂荫上奏谈论夷务，说：海外各国竞相崛起争雄，站在人的角度看，虽有中国和外国之分；站在天道的角度看，本没有彼此之别。引用《尚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以及《大学》平天下一章中论述得失，首重民心，其次天命，最终以君主本心作为根本。言论多么危切沉痛！想要遏制外夷的野心，最重要的就是顺应民心；能够顺应民心，就足以承顺天道，不用占卜就能看得清楚。
臣蒙受皇恩最重，办理洋务时间最久，确实看透外国人长久谋划的用心，当下更是紧要关头。外国人寻找可乘之机就在这里；中国弥补漏洞、稳固根基，也在这里。办事大臣只能处理细枝末节，皇上才执掌根本。斗胆直言上奏，恳请陛下体察臣浅陋的意见，把这份奏疏常放在身边，力求从根本修明治理，遏制隐患萌芽。天下幸甚！”
此前，台湾事件平定之后，文祥就与恭亲王商议兴办海防，分条上奏六件大事：练兵、简选军械、制造舰船、筹措军饷、选拔人才、长久坚持。每一条都细分条目，朝廷下令内外大臣共同商议。到光绪二年，地方督抚回复上奏，准备再交朝廷廷议。文祥已经病重不能出门，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于是秘密上奏疏说：
“驾驭外夷，是国家第一要务。如今筹划自强的办法，是关乎国家安危全局的关键。臣衰老病痛缠身，有心报国而才智不足，自知不能长久效犬马之劳报答君恩。恐怕一旦离世，平生想说而没有说完的心里话，无法上达圣听，供朝廷商议，又拿什么面对陛下？心中耿耿，总理衙门原来的奏折不能尽数表达，斗胆竭诚吐露真心，恭敬向皇上陈述。
外患敌寇，每个朝代都有，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局势奇异、祸患深重，敌国众多而且狡诈。如果能借着这场忧患深思苦虑，自立不败，本可以振作国人精神，警醒心志，磨砺志气，所谓生于忧患，正在于此。如果身处忧患仍然因循懈怠，听天由命不作筹划；就算偶尔想到对策转眼就忘，或是有名无实，国家大局将不堪设想，其中利害不用智者也能看清。
从前外患愈演愈烈，根源在于中外信息隔绝，战和主张摇摆不定，地方官员遇事粉饰隐瞒，真实情况无法上报朝廷。因为这三项过失，祸患日积月累，没有止境。西洋各国官商一体，政教并行。各国商船远渡重洋，刚到中国的时候，处处遭受压制阻拦，他们的愤懑积压到一定程度，必然爆发，这是大势所趋。后来他们发现，中国官员的阻碍可以打通，施加的压制可以突破；看似牢不可破的壁垒，凭借武力逼迫，最终都能攻破。这就是中国被外族轻视，各国渐渐敢于肆意妄为的开端。
等到订立条约通商已成定局，国内却没有深谙洋务的大臣，地方没有用心安抚驾驭外夷的督抚。所有奏折，大多敷衍掩饰。敌人桀骜蛮横，却上奏称他们恭顺；外人心怀怨恨，却报称和睦欢悦，最终激起事端，忽战忽和。甚至这个省份和议刚定，那个省份战火再起；赔款刚刚交付，捷报随即呈上。把遭遇海风损坏的船只当作胜仗，把送信的外国使者当成敌军首领擒获。等到两军真正交战，依旧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于是外族气焰越来越骄横，条约条款越发苛刻。朝中大臣都把办理洋务看作畏途。庚申年战端爆发，几乎束手无策。
自从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事才有专人负责，情况渐渐熟悉，办事大臣不敢推诿。但洋务并非仅仅是办事大臣的事务，而是国家紧要大事。既然是国家要务，那么所有大清臣子，都应当同心谋划，维护大局。何况和局的根本在于自强，自强的关键在于武备，这不是总理衙门单独能够掌控、落实到位的。倘若武备真正强大，面对外族的无理要求，就容易坚定立场；对方心存顾忌，觊觎之心也会悄悄消弭。这件事不完全属于总理衙门，却与所有人息息相关。
然而十几年来，遇到重大事件，安危悬于一线的时候，局外大臣都以袖手旁观为上策；事情刚有头绪，非议又起，有的人还借口事成不必再议。不问事情难易情形，全部归罪于办事之人。从前的弊病是没有专门负责人，无人担当；如今有专门机构，反倒成为旁人指责的借口。倘若办事大臣也存这种心思，争相推卸，最后就会像杜甫诗所说：‘独使至尊忧社稷’，只让君主一人为国事忧心。
能作战才能防守，能防守才能议和，这本该人人明白。如今面对的敌人，如果不能学到他们的长处，断然难以抗衡，稍微懂时务的人，谁不明白？可一到关键节点，意见就截然相反。有的人空谈高论，鄙视洋务不值一提；有的人苟且求安，认为和局可以长久依靠。所以历来练兵、造船、学习军械、天文、算学这类事务，每提出一项倡议，阻挠的人很多；就算勉强兴办，也流于形式，并无实效。等到一事无成，不追究阻挠的过错，反而归罪倡议之人。甚至局外人纷纷议论，把国家谋求自立的规划，说成是讨好洋人。见识谬误，竟然到这种地步！
如今日本侵扰台湾的战事已经议定。日本尚且比不上法、英、俄、美等强国，这场战事本属师出无名，却几乎震动全国，费尽口舌争辩，才勉强平息。如果西洋强国联合窥伺，抓住中国一点事端作为借口起兵来犯，真不知道他们会如何要挟，又如何挽回。想到这里，实在寝食难安。自强大计，怎么能片刻拖延？总理衙门奏请交付群臣会商的各项条款，实在关系紧要，必须尽早切实筹办。
如今各地督抚遵旨筹划，不久就会按期上奏。如果交付朝廷廷议，不同于以往普通会议。应由各位王公大臣定下时日，详细商议，把事情的始末全部理清，权衡利害轻重，讨论各项提议是否施行，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统一意见，不要重蹈以往廷议虚应故事的旧习。如果今天议定推行，日后却不能同心坚持，还不如不办。就算议定施行，却有名无实，白白耗费国库银两，增设各省的官职差使名目，也不如不办。审时度势，估量敌我，实在是非办不可，再也不能失误。一旦失误就无法挽回，不办则后果不堪设想。总理衙门奏折所说‘必须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并且长久同心’，就是这个意思。而最根本之处，盼望皇上深思并且坚决推行。
总理衙门所办事务能不能维持，全看国家有没有坚实实力。必须确实拥有可战可守的实力，才能掌握不战而胜的底气。只要皇上常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办事大臣的苦心，自然能被圣明体察。所有文武大臣，人人都愿意了解、共商此事，其中一定有才干见识远超臣的人。否则支撑艰难，政局难免变动；变动之后再勉强恢复，痛心的祸患，必将远超今日，这是臣不忍心言说的。”
奏疏呈上不久，文祥就去世了。朝廷下优厚的诏书抚恤，称赞他：“修身清正，谋划国事精密周详，忠诚耿直、诚恳公正，是国家栋梁心腹之臣。”追赠太傅，授予骑都尉世袭爵位，入祀贤良祠，赏赐白银三千两办理丧事，派遣贝勒载澂前往祭奠，谥号文忠，灵柩归葬盛京，命令盛京将军崇实前去赐祭。光绪十五年，皇太后归政，追念他往日功劳，额外赐祭一坛。
文祥忠心勤勉，是同治中兴时期军机大臣之首。操守清廉过人，家中清贫如同寒士。谋划国事眼光深远。新疆战事渐渐平定，朝廷与俄国商议收回伊犁，大学士左宗棠主动承担此事，文祥全力支持，上奏请求全权交由左宗棠办理。文祥去世之后，朝廷才派遣侍郎崇厚出使俄国。崇厚被俄国人胁迫，擅自答应不平等条款，朝中舆论哗然。朝廷治崇厚的罪，改派曾纪泽出使，许久才议定和约，侥幸避免大的战乱。后来中法越南战事爆发，战和多次反复，因为海防基础薄弱，不能重创敌军，只能委屈求和收场。等到筹建海军，没能倾尽力量办成，最终在甲午之战败给日本。这些都正如文祥当年所忧虑的，而朝廷政局几经变动，国事日益繁多。其子文熙治，以员外郎身份承袭骑都尉世职。
宝鋆，字佩蘅，索绰络氏，满洲镶白旗人，世代居住吉林。道光十八年考中进士，授礼部主事，升任中允，三次升迁为侍读学士。咸丰二年，太平军攻入湖南、湖北，宝鋆上奏，请求邻近各省严格推行坚壁清野的策略。咸丰四年，奉命前往三音诺颜部赐祭，谢绝藩部馈赠财物，外藩都敬重他。升任内阁学士。咸丰五年，调任礼部侍郎，兼任正红旗蒙古副都统，改任户部。咸丰八年，主持浙江乡试，因为擅自增加录取官生一名，触犯制度，降一级留任。文宗批示：“宝鋆一向以果敢自许，也同样徇私偏袒。”特意严厉斥责他。
咸丰十年，奉命前往天津验收海运漕粮，再到通州巡查，多次上奏请求制定杜绝舞弊的章程，并弹劾漕运监督贻误公务，朝廷采纳他的提议。担任总管内务府大臣，代理户部三库事务，协同办理京城巡防。当时英法联军进犯内地，文宗车驾前往热河。抵达热河之后，皇帝下令提取国库白银二十万两修缮行宫。宝鋆认为国家财政紧张，坚决反对。皇帝大怒，打算严加惩处。恰逢他管辖的三山遭到劫掠，下诏书严厉斥责，降为五品顶戴。一个月之后，因为巡防有功，恢复品级，兼任镶红旗护军统领，又代理正红旗汉军都统、左翼前锋统领。咸丰十一年，文宗在行宫驾崩。十月，穆宗回到京师，命宝鋆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同时担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
同治元年，升任户部尚书。同治二年，上奏弹劾寿庄公主府总管太监张玉苍出言不敬，朝廷下严旨抓捕审讯，张玉苍依法治罪。同治三年，朝廷命大臣轮流进宫讲解《治平宝鉴》，宝鋆参与其中。江宁攻克，因为辅佐谋划有功，加封太子少保，赏戴花翎。同治四年，受命掌管内务府印钥。不久因为军机事务繁重，请求解除内务府大臣职务，得到批准。自从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提倡学习外国语言文字，设立同文馆研习西学，朝中大臣大多反对。同治六年，都察院代奏职员杨廷熙上书请求裁撤同文馆，奏折言辞指责恭亲王、宝鋆等人专权把持。于是宝鋆与恭亲王请求暂停入直，等候查办。皇帝下诏安抚挽留，勉励他们不要避嫌，不要因为流言推诿。同治七年，直隶、山东捻军平定，加军功二级。同治十一年，调任吏部尚书。穆宗大婚礼成，加封太子太保。同治十二年，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以吏部尚书身份任协办大学士。不久调任兵部尚书，授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光绪三年，晋升武英殿大学士。光绪四年，新疆回乱平定，朝廷予以优厚嘉奖。
宝鋆从同治初年进入军机处，和文祥同心辅佐恭亲王，通晓政体，知人善任，恭亲王依靠他协助。到这时朝中渐渐形成派系门户。文祥去世之后，朝堂争论更加纷乱。编修何金寿借着旱灾弹劾军机大臣不称职，请求训诫惩处。诏书斥责恭亲王、宝鋆等人目睹时局艰难，毫无补救之功，廷议拟定革职，皇恩宽大改为留任。光绪五年，因为题写穆宗神主牌位，加封太子太傅；又因为《穆宗实录》修成，推恩提拔其子景沣为郎中，侄子景星赐举人。光绪七年，庶子陈宝琛借天象变异上书，专门弹劾宝鋆，请求仿照汉代出现灾异罢免三公的旧例，立刻罢黜宝鋆。皇帝下谕：“宝鋆担任军机大臣多年，没有重大过失。陈宝琛说他畏难推诿、徇私情面，也没有确凿证据。但是既然有这份奏疏，想来平日和王公大臣商议国事，未能做到同心协力，才引来非议。这位大学士蒙受深厚皇恩，精力尚且强健，本应当恪守公心，努力报国，务必尽心竭力，革除因循旧习，不负朝廷托付。”
光绪十年三月，军机大臣自恭亲王以下同一天全部罢斥。诏书写道：“宝鋆入值军机处时间最久，本应从严责备，姑且念他年老，记录往日功劳，保全他晚年，以原品级退休。”光绪十二年，皇太后下懿旨加恩，改为以大学士身份致仕，享受一半俸禄。宝鋆退休之后，时常和恭亲王同游西山，作诗唱和。年过八十，朝廷仍时常有赏赐。光绪十七年去世。遗疏递上，朝廷下诏褒扬他“忠清亮直，练达老成”，追赠太保，入祀贤良祠，提拔其子景沣为四品京堂，赐其孙荫桓为举人，派遣贝勒载瀅前往祭奠。丧葬礼遇，和在职大臣没有减少，谥号文靖。其子景沣，官至广州将军，死后谥号诚慎。其孙荫桓，光绪二十四年考中进士，历任国子监司业，后改任乾清门头等侍卫。
论曰：咸丰、同治年间，内忧外患，形势危急。文庆率先提议重用汉臣，让曾国藩、胡林翼等人施展治国谋略，奠定中兴大业，功劳很大。文祥、宝鋆辅佐恭亲王，协调对外邦交，平定国内叛乱。文祥独力承担艰难重任，公而忘私，朝廷内外都倚重他。只是朝中意见不能统一，他完整的规划不能全部施行；晚年密奏国家大计，对数十年对外交涉的得失看得透彻，堪称一代兴亡的借鉴。宝鋆同样通达事理，但是坚毅沉稳不及文祥，不能压服纷乱议论、稳定国政。像文祥这样，真称得上是社稷重臣。
列传一百七十四 宗室肃顺、穆荫、匡源、焦祐瀛、陈孚恩
宗室肃顺，字雨亭，郑亲王乌尔恭阿第六子。道光年间，经考试封为三等辅国将军，授委散秩大臣、奉宸苑卿。文宗即位，升任内阁学士，兼任副都统、护军统领、銮仪使。因为敢于承担事务，渐渐受到重用。咸丰四年，授御前侍卫，升任工部侍郎，历任礼部、户部侍郎。
咸丰七年，升任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兼任都统。当时国内战乱炽盛，外患日益深重，文宗为国操劳，重大政务多交朝廷集体商议。肃顺依仗皇帝宠信，他的兄长郑亲王端华以及怡亲王载垣附和支持他，排挤政见不同的大臣，朝中官员都侧目畏惧。咸丰八年，调任礼部尚书，依旧管理理藩院事务，又改任户部。恰逢英法联军进犯天津，朝廷起用前大学士耆英，随同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前去议和。耆英不等圣旨擅自回京，被下狱定罪，拟判绞监候。肃顺单独上奏，请求立刻将他正法。皇帝虽然批评他言辞过激，随后赐耆英自尽。大学士柏葰主持顺天府乡试，纵容家人靳祥舞弊。皇帝命肃顺会同刑部审讯，拟定死刑。皇帝念柏葰是老臣，案情尚有可原之处，打算宽恕。肃顺极力争辩，最终下令将柏葰处斩。
户部因为战事国库空虚，发行纸币，设立宝钞处；铸造大钱，设立官钱总局，分头管理。另外设立官号，招募商人协助出纳，字号带“乾”的共四处，带“宇”的共五处。宝钞、大钱没有信用，依靠法令强行推行，官民都深受拖累，滋生大量舞弊漏洞。肃顺核查宝钞处上报的五家“宇”字官号欠款，和官钱总局存档账目不符，上奏请求追查，查出蒙混贪污实情，革除司员台斐音等人官职，涉案官员与商人一同治罪，数十户人家被抄家。又弹劾官票所官吏互相勾结，革除关防员外郎景雯等人官职，同样数十名官吏被抄家。大学士祁俊藻、翁心存都因为政见不合，遭到排挤，无法安心任职而离职；翁心存几乎被判重罪。
肃顺越来越骄横，傲视众人，但是喜爱招揽名士。朝中士人如郭嵩焘、尹耕云，以及举人王闿运、高心夔等人，都出入他的府第，他收集众人言论，秘密上奏皇帝。围剿太平军一事上，他主张重用湘军。曾国藩、胡林翼每次上奏，大多得到批准，长江上游依次收复。左宗棠被官文弹劾，依靠肃顺调护才免于获罪，并且得到破格提拔。文宗对肃顺的信任，日久越深。
自从咸丰八年桂良等人在天津和各国议和，朝廷坚决不同意外国使节入京一条，和约始终没有换文。咸丰九年，发生大沽口之战，敌军被击退。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再次大举进犯，僧格林沁作战屡次失利，朝廷再次派桂良等人议和。敌军逼近通州，朝廷改派怡亲王载垣、尚书穆荫前去谈判，诱捕英国官员巴夏礼关进监狱。但清军屡败之后无力再战，文宗仓促前往热河，大臣们争相劝阻无效。很多谋划都出自肃顺，肃顺随驾扈从。等到敌军攻入京师，恭亲王留在京城主持和议，和议达成，敌军渐渐撤退。留在京城的王公大臣恳请皇帝回京，肃顺认为外夷居心难测，极力阻止，此事作罢。肃顺此前已经授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这时以户部尚书任协办大学士，代理领侍卫内大臣，行宫所有事务全都托付给他。
咸丰十一年七月，文宗病危，召肃顺及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觐见，接受遗命辅政。皇帝已经不能亲笔书写朱谕，诸大臣承接旨意写下诏书。穆宗即位之后，肃顺等人以赞襄政务大臣的身份专断行事。御史董元醇上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肃顺等人阻拦这项提议，草拟谕旨驳斥，违背两宫太后心意，扣下奏折不下发。载垣、端华赌气不肯理事。僵持多日，最终按他们草拟的谕旨下发，肃顺等人又多次阻止皇帝回銮京师。恭亲王到热河行宫，秘密定下计策。九月，皇帝车驾返回京师。刚到京城，朝廷立刻宣布肃顺、载垣、端华等人罪状，交由王公大臣议罪。肃顺正在护送文宗灵柩回京途中，朝廷命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前去抓捕，在密云追上肃顺，当夜在行馆将他逮捕。肃顺咆哮不服，被戴上刑具，关进宗人府监狱。见到载垣、端华已经先关在狱中，肃顺呵斥：“当初听我的计策，何至于落到今天！”载垣埋怨肃顺：“我的罪名，都是听你的主意造成！”审讯结果上奏，三人都拟凌迟处死。诏书说：“擅自把持朝政，阻挠皇太后垂帘，三人同罪。肃顺竟敢擅自坐御座，自由出入内廷，私自使用行宫御用器物，擅自调取宫中物品，违抗命令；还主动请求单独觐见两宫太后，言语抑扬，存心挑拨离间。他悖逆狂妄，罪行比载垣、端垣更重。”赐载垣、端华自尽，肃顺在街市斩首。
肃顺揽权立威，多次兴起大案，舆论长久不满；他上奏削减八旗俸禄饷银，尤其招致旗人怨恨。行刑的时候，路边围观百姓争相投掷瓦砾，京城人都拍手称快。肃顺伏法之后，朝廷下旨抓捕和他勾结的太监杜双奎、袁添喜等人从重治罪；被胁迫牵连的人，一律不株连。耆英之子庆锡上诉，称其父是被肃顺陷害，请求平反。朝廷下旨，耆英本就罪该处死，肃顺上奏主张立即正法虽属过激，文宗已经斥责过肃顺。只下令禁止肃顺的子孙入仕，以示惩戒。
穆荫，字清轩，托和络氏，满洲正白旗人。官学生出身，考取内阁中书，担任军机章京，升任侍读。咸丰元年，任命为五品京堂候补，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不久授国子监祭酒。旧例，非科举出身不能担任这个职位，部臣上奏反对，皇帝特旨依旧任命他。历任光禄寺卿、内阁学士，兼任副都统。咸丰三年，太平军袭扰河南、直隶，京城戒严，命穆荫会同僧格林沁、花沙纳、达洪阿办理京旗各营巡防事务。升任礼部侍郎，代理左翼总兵，不久调任刑部。咸丰八年，升任理藩院尚书，兼任都统，改兵部尚书。
咸丰十年，奉命随同怡亲王载垣前往通州，和英法联军议和，收回桂良等人的钦差关防交给他们。谈判破裂，下令抓捕外国头目，俘获巴夏礼押送京师。敌军进一步逼近，诏书斥责穆荫等人办理不善，将其撤回，随扈前往热河。穆荫遭遇父丧，给予十四天假期，命他等回京之后再补行守孝。
咸丰十一年，文宗驾崩，穆荫和肃顺等人一同接受顾命，赞襄政务。十月，肃顺、载垣、端华伏法，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一同被撤出军机处，议处罪名。议罪结果上奏，诏书说：“穆荫等人面对载垣等人窃取大权，不能极力抗争，全都辜负皇恩、玩忽职守。穆荫在军机处任职最久，班次靠前，情节更重。王公大臣拟议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本是罪有应得。只是当时载垣等人气焰嚣张，众人受其挟制，很难与之对抗，无力抗争情有可原。着即革职，加恩改发军台效力赎罪。匡源、杜翰、焦祐瀛全部革职，免于流放。”穆荫前往戍所。同治三年，纳赎获释回家，在家中去世。杜翰传记附在其父杜受田传之后。
匡源，字鹤泉，山东胶州人。道光二十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多次升迁至吏部侍郎。咸丰八年，入军机处任职，为人谦逊退让，没有多少建树。罢官之后，家境清贫，在济南泺源书院主讲，终老于此。
焦祐瀛，字桂樵，直隶天津人。道光十九年举人，考取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多次升迁为光禄寺少卿。咸丰十年，奉命前往天津静海各县办理团练，随后召回，随驾前往热河，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升任太仆寺卿。焦祐瀛尤其谄媚肃顺等人，很多诏旨都出自他手笔，被时人非议，所以一同败落。
陈孚恩，字子鹤，江西新城人。道光五年拔贡，授吏部七品小京官，升主事，担任军机章京。屡次升迁至郎中。大学士穆彰阿主持军机处，十分倚重他。历任太仆寺少卿、通政司副使、太仆寺卿，都保留军机差事。升任大理寺卿、左副都御史，同时代理顺天府尹、工部侍郎，提拔为仓场侍郎。道光二十七年，代理兵部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随同侍郎柏葰前往山东查案，弹劾巡抚崇恩国库亏空、捕盗废弛，崇恩被罢官。陈孚恩临时代理山东巡抚。授刑部侍郎，回京面奏，自己代理巡抚期间不领取公费银两。皇帝下诏嘉奖，特赏头品顶戴、紫禁城骑马，赐匾额“清正良臣”，都是特殊恩典。道光二十九年，随同侍郎福济赴山西查办巡抚王兆琛贪腐一案，查实罪状，革除王兆琛官职，押解京师治罪。调任工部，代理刑部尚书，不久实授刑部尚书。道光三十年，宣宗驾崩，遗命不将牌位入太庙配享祭祀，下交王公大臣商议。文宗召对，陈孚恩和怡亲王载垣等人在御前争论。载垣等人以失仪自我弹劾，皇帝原谅这类小节，从轻斥责，而斥责陈孚恩言辞乖谬，降三级留任。不久陈孚恩以母亲年老请求回乡奉养，得到准许。
咸丰元年，奉命在家乡帮办团练。咸丰三年，九江陷落，巡抚张芾出城督师，陈孚恩和司道官员坚守省城。不久太平军从安徽回窜上游，命陈孚恩会同张芾筹划防务。太平军攻打南昌，陈孚恩与张芾固守，江忠源援军赶到，奋力作战，相持九十多天，太平军才撤退。凭借守城功劳，赏戴花翎。咸丰七年，母丧服满，到京城没有授官。咸丰八年，御史钱桂森上奏：“陈孚恩干练明达，在外多年阅历深厚，如果再入军机处，或者派去办理洋务，一定能有所建树。”诏书斥责钱桂森结党，罢免钱桂森御史职务，调回原衙门。很久之后，命陈孚恩以头品顶戴代理兵部侍郎，又代理礼部尚书，授兵部尚书。恰逢审讯顺天府乡试舞弊案，牵连其子陈景彦。陈孚恩主动请求从严处置，申请回避。圣旨革除陈景彦官职，除涉及陈景彦的部分仍命会同审讯外，陈孚恩仅以失察降一级，允许抵销处分。不久兼任代理刑部、户部尚书，调任吏部尚书。
起初，陈孚恩因为宗庙礼制的事和载垣、端华、肃顺等人产生矛盾；等到再次起用，便依附这群人，以求保住官位。肃顺等人败亡之后，少詹事许彭寿上奏请求惩治肃顺党羽，论迹最明显的就是陈孚恩，关系最密切的是侍郎刘昆、黄宗汉。平日举荐的人，则有侍郎成琦、太仆寺少卿德克津太、候补京堂富绩等人，于是这批官员全部被罢黜。诏书说：“文宗前往热河行宫，命大臣商议是否可行，陈孚恩曾说‘像背着君主逃走，隐居海边’这类话，意在迎合载垣等人。文宗驾崩，留在京师的大臣之中，唯独召陈孚恩一人赶赴热河行宫，足以证明他是载垣的心腹。革职，永不叙用。”当时朝廷讨论郊坛配祀一事，陈孚恩说：“从前商议宣宗配享太庙的时候，文宗曾下谕定为三祖六宗，这份谕旨出自大学士杜受田草拟，并非文宗本意。”王公大臣采纳他的说法，仍然请求将文宗配祀。许彭寿又引用文宗御制诗中“以后无须变更”之句，请交付廷议再议，议定不再配祀。诏书斥责陈孚恩荒谬妄言。又因为查抄肃顺家产，搜到陈孚恩私人书信，有暧昧不清的语句，于是抓捕陈孚恩下狱，抄没家产，追回宣宗赏赐的匾额，流放新疆。
在新疆数年之后，伊犁遭遇战乱。将军常清上奏，陈孚恩筹措军饷、治军有功，下令免除流放，留在当地协助办理军饷。同治五年，伊犁陷落，陈孚恩和妾室黄氏、儿子景和、儿媳徐氏、孙子小同一同殉难。此事上报朝廷，只抚恤他的家属，陈孚恩不在抚恤之列。
论曰：文宗厌恶朝中大臣习惯因循守旧，缺少匡扶时局的谋略。肃顺作为宗室远支，特别受到重用，办事严苛。最受非议的，是处死耆英、柏葰以及户部数桩大案。依照律法，这些人本就罪有应得，但是肃顺办案，不免掺杂私人嫌怨。他筹划军事，见识确实超过朝中众臣，平定内乱的根基，由此奠定，功劳不可埋没。庚申和议之后，恭亲王被中外寄予厚望，肃顺等人不谋求同心共济，多次阻拦皇帝回京。文宗驾崩之后，他们妄图长久把持权位，因此获罪。罪状昭然，岂能逃脱？穆荫等人，有的靠恭顺讨好当权者，有的依附以求升迁，最终都不免被罢斥。像陈孚恩，是患得患失的鄙陋之人，反复无常，最终死在边远流放之地，也是理所应当。
列传一百七十五 桂良、瑞麟（子怀塔布）、官文、文煜
桂良，字燕山，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闽浙总督玉德之子。捐纳取得礼部主事，晋升员外郎。外放四川顺庆知府，调任成都知府。历任建昌道，河南按察使，四川、广东、江西布政使。道光十四年，升任河南巡抚。嘉庆年间，林清、李文成借八卦教作乱，伏诛之后，汲县、潞州坟塔仍供奉其神，称为无生老母，习教之人众多。御史黄爵滋上奏此事，朝廷命桂良查办，拆毁坟庙，查出河南境内三十九座无生老母庙，全部拆毁；地方官员失察，按等级惩处罢黜。道光十九年，升任湖广总督，调闽浙总督，又调任云贵总督。道光二十年，兼任代理云南巡抚。云南盗匪众多，他上奏拟定缉捕章程；又请求令迤南、迤西、迤东各标营官兵，由巡道就近稽查。当时贵州苗民骚动，镇远、黎平、都匀、古州苗人尤其凶悍，州县无力制服。桂良上疏请求挑选精锐军队专门剿捕。道光二十五年，入京觐见，留在京师，代理兵部尚书，兼任正白旗汉军都统。不久外放热河都统。道光二十八年，召还京师，将女儿许配皇六子奕訢，授镶红旗汉军都统。
咸丰元年，代理吏部尚书，外放福州将军。咸丰二年，召回授兵部尚书。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占江宁，京城戒严。桂良上奏，请求各城门增派八旗章京士兵稽查，修缮城上兵房，朝廷采纳。不久太平军攻入河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出省防剿，命桂良驻守保定作为后援，同时防守西路险要关隘。望都、唐县爆发土匪起事，桂良派兵抓捕诛杀。同年秋天，太平军从山西进犯京畿南部，讷尔经额军队在临洺关溃败，隆平、柏乡接连失陷。讷尔经额被革职逮捕治罪，任命桂良为直隶总督，下诏命他会同都统胜保迅速筹划防御围剿。布政使张集馨出兵拖延，桂良弹劾罢免他。太平军窜入正定、定州、深州、河间、天津，兵势迅猛。于是桂良率领提督张殿元驻守保定；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统领大军驻扎通州保卫京师；胜保率军进剿。咸丰四年，清军在独流镇大胜，太平军退守阜城，再退到连镇。僧格林沁、胜保合攻，太平军分股窜入山东，胜保率军追击。桂良派遣张殿元前往武邑布防，弹劾散秩大臣穆辂、健锐营翼长双僖纵容士兵伤害百姓，依法惩处。
同年秋天，英国、美国兵船抵达大沽。当时战乱未平，诏书告诫不要慌张，命桂良相机处置。不久调前任盐政崇纶前来协助，派往天津谈判。英国使臣咆呤提出十六条要求：外国官员驻京、履行广州入城约定、中外官员以平等礼节相见、修改通商税则；美国使臣麦莲只谈通商一事。崇纶等人坚决拒绝使节驻京，其余事项让他们去广东听总督处理。多次谈判没有结果，咆呤等人不久离去。咸丰五年，僧格林沁接连大败太平军，贼首林凤祥、李开芳先后被俘处死，京畿肃清。咸丰七年，召回京城，授东阁大学士，管理刑部，兼任正蓝旗蒙古都统。
咸丰八年春天，英、法、俄、美四国联军北上进犯，摧毁大沽炮台，兵船停泊天津城下，扬言进攻京师。仓促之间援军未到，朝廷命桂良会同尚书花沙纳前去议和。敌军气焰嚣张，提出更多要求：允许使节驻京、长江内河通商、外国人在内地游历、赔偿军费之后，才交还广州城。这四项，朝廷商议不肯答应。又起用前大学士耆英一同谈判，英国人非常反感，拒绝与耆英交涉；耆英因私自回京获罪。桂良等人久议不决，朝中大臣多主张作战，但战力不足，而敌人不断以进兵恐吓。俄国、美国从中调停，最终顺从对方要求定下和约，通商税则留待到上海详细议定。
五月，签约之后敌军退兵，朝廷命桂良会同花沙纳赶赴上海，武备院卿明善、刑部员外郎段承实作为副手，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商议税则。文宗痛恨和约是不得已才签订，有人献策，提议全免进口税换取好感，希望修改驻京等条款，秘密授予桂良等人机宜。八月，抵达上海，桂良晋升文华殿大学士，授内大臣。何桂清极力陈述免税不可行，修改和约难以成功，桂良也赞同他的意见。皇帝大怒，责令必须挽回一两项条款。而各国因为广东团练持续对抗洋人，并且伪造谕旨张贴告示，坚持要求罢免两广总督黄宗汉，解散民团。桂良等人上奏禀报，于是解除黄宗汉通商大臣一职，改由何桂清担任。桂良等人不敢再提取消驻京等条款，先商议税则。
十二月，英国使臣额罗金突然率领兵船赶赴广东，谈判中断。咸丰九年，桂良回到京师，只有美国遵守约定换通商条约。英军再次进犯大沽，僧格林沁预先设防，敌军到来，被击退。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大举进犯，清军战败。七月，再次派桂良赴天津议和，对方要求增加军费赔款、入京换约，朝廷下严诏拒绝。敌军攻占天津，进逼京师。文宗前往热河，恭亲王奕訢留在京城主持和议，桂良参与其事。九月，在礼部换约，条款比咸丰八年原约更多，详情记载在邦交志。不久奉命督办各国通商事务。咸丰十一年，穆宗即位，桂良回京，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同治元年，桂良去世，朝廷优厚抚恤，追赠太傅，入祀贤良祠，谥号文端。
瑞麟，字澄泉，叶赫那喇氏，满洲正蓝旗人。由文生充任太常寺读祝官，补赞礼郎。道光二十七年，太庙祫祭，瑞麟诵读祝文声音洪亮，宣宗嘉奖，赏五品顶戴、花翎。道光二十八年，越级提拔太常寺少卿，再升内阁学士，兼管太常寺。道光三十年，升任礼部侍郎。咸丰元年，兼任镶蓝旗满洲副都统、正黄旗护军统领。咸丰三年，调任户部，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当时太平军窜入京畿，占据静海县和独流镇。命瑞麟带兵跟随僧格林沁防御围剿，合攻独流，攻克。静海太平军窜入阜城，又分兵到连镇和山东高唐州，瑞麟协同围剿，多次擒杀贼众。咸丰五年，攻克连镇，贼首林凤祥被俘，瑞麟加都统衔，赐号巴达琅阿巴图鲁，授西安将军。不久升任礼部尚书，兼任镶白旗蒙古都统。
咸丰八年，英军进犯天津，命瑞麟急速赶赴杨村布防。和议达成之后，敌军撤退。文宗知道和局不可长久依靠，加紧筹办海防，命瑞麟赴天津修筑大沽炮台。不久代理直隶总督，增建双港炮台，调福建霆船战船，增募水师。僧格林沁移兵天津，分守险要。瑞麟回京，调任户部尚书，拜文渊阁大学士，兼管礼部、鸿胪寺、太常寺。咸丰九年，管理户部。咸丰十年，充殿试读卷官，授内大臣。六月，英法联军再次进犯天津，命瑞麟率领京营士兵一万人驻守通州。僧格林沁屡次战败，敌军进至通州。瑞麟会同胜保在八里桥抵抗，左右夹击；胜保被炮火击中落马，军队溃败，敌军直逼京师。瑞麟在安定门外迎战，战败，被革职。皇帝前往热河，命瑞麟随扈行宫。同年冬天，和议达成，授予侍郎衔，跟随僧格林沁围剿山东捻军。攻打钜野羊山集贼营失利，战马跌倒受伤，退兵济宁，再次革职，召回京师。咸丰十一年，授镶黄旗汉军都统，管理神机营事务。
同治元年，外放热河都统，上奏请求招募佃户开垦八千顷边境荒地，收入充作练军军饷，获准。同治二年，调任广州将军。同治四年，兼任代理两广总督。信宜、化州土匪起事，派兵平定。太平军汪海洋从福建窜入广东大埔，派遣副将方耀击退。入福建协同围剿，收复诏安、平和。贼军再次窜回广东境内，在长乐、镇平接连击败。当时贼军在福建、广东、江西边界往来流窜，瑞麟会同左宗棠上奏请求三省联合围剿。朝廷命提督鲍超从江西前来支援，四面围攻。十二月，在黄沙坝歼灭伪偕王谭体元，生擒首领汪海洋，就地诛杀，其余贼寇肃清。捷报上奏，朝廷下优诏嘉奖。
同治五年，实授两广总督。广东向来盗匪众多，伏匪时常起事。当时巡抚蒋益澧懂军事，瑞麟部将方耀、郑绍忠都善战，先后攻破斩杀五坑客匪、曹冲、赤溪以及新安、东莞各路匪众，潮州、琼州的洋盗、土匪。同治九年，兼任代理巡抚。同治十年，再次授文渊阁大学士，依旧留在两广总督任上。同治十三年，瑞麟去世。诏书褒扬往日功绩，追赠太保，入祀贤良祠，谥号文庄。
其子怀塔布，由荫生授刑部主事，升员外郎。借着父亲恤典提拔为四品京堂，屡次升迁至礼部尚书，担任内务府大臣。光绪二十四年，主事王照上书言事，怀塔布拖延很久才代为上奏，因违背旨意扣压奏章，革职。不久皇太后训政，重新起用，授左都御史，再次任内务府大臣，升任理藩院尚书。光绪二十六年去世，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恪勤。
官文，字秀峰，王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原本隶属于内务府正白旗汉军。由拜唐阿补蓝翎侍卫，多次提拔为头等侍卫。道光二十一年，外放广州汉军副都统，调任荆州右翼副都统。太平军攻陷汉阳之后，将要进攻荆州。咸丰三年，将军台涌驻守德安，命官文单独统领荆州防兵。咸丰四年，升任荆州将军。太平军攻陷安陆、荆门、宜昌。当时荆州很多军队调往武昌，分守险要，城中士兵仅有两千。监利失陷，官文派兵收复；接连收复宜昌、石首、华容，荆州局势稍稍安定，而武昌被围困危急，官文派遣将领沿汉水向下增援。
六月，武昌再次失守，朝廷命官文统筹全局，谋划收复武汉。官文上疏说：“贼情诡诈，军情随时变化。武汉的贼寇一日不消灭，荆州一日不得安枕。贼占据汉阳，依靠长江为险，切断我方粮道，阻拦援军。现在想要收复武昌，必须先攻下汉阳，夺取贼所依仗的天险，之后武昌才可图谋。总兵双保从潜江进剿，兵力单薄。臣已经命令罗遵殿率领一百艘战船从仙桃镇、蔡店直扑汉阳，和巡抚杨霈分路夹击；又传令总兵福炘支援双保，知县吴振镛收复沔阳打通粮道。但是贼占据岳州，南北援军都受牵制，应当优先剿灭岳州贼军。曾国藩正率领炮船驻守湘阴，塔齐布的军队已经进入岳州境内，臣已经催促他们快速进兵，分兵封锁长江航道。再派同知衔李光荣等人率领川勇防守调弦口，张子铭防守监利尺八口，都司宗维清沿江接应。荆州只剩旗兵分守要隘，随时支援，才可以进退自如，不会顾此失彼。”奏疏递上，得到批复。不久曾国藩攻克岳州，贼船全部驶入长江。官文派遣凉州副都统魁玉、总兵杨昌泗赶赴螺山防守长江，斩杀大量贼寇。八月，武昌、汉阳相继收复，论功得到优厚嘉奖。
咸丰五年，总督杨霈军队在德安溃败，汉阳、汉口再次陷落，德安、随州接连失守。诏书革除杨霈官职，授官文湖广总督。军队驻扎安陆，官文上疏说：“贼寇从随州退守德安，锋芒屡遭挫败。但是天门、京山道路四通八达，如果贼窜入襄河，勾结仙桃镇以下的匪股，不单单荆襄处处危险，上游各地都可能向北流窜。现在派兵一路由天门、皂市进剿，一路前往京山防守。臣驻扎安陆，作为两路后援，咨令固原提督孔广静伺机进攻，代理提督讷钦作为后备。等钦差大臣西凌阿进入湖北，就统帅军队沿襄河两岸水陆并进，由汉川攻打汉阳。”同年秋天，西凌阿在德安作战失利，朝廷命官文接任钦差大臣，驰援德安。贼寇弃城逃走，官文率军追击，直抵汉阳。十二月，领兵逼近西门桥，在龟山、尾湖堤、五显庙接连击败贼军，攻破贼卡，毁掉东西土城。咸丰六年，贼搭建浮桥从西门分路来攻，被击退。派兵扼守河口切断贼粮道，令副都统都兴阿围攻焚烧贼囤积物资，贼势渐渐困窘。秋天，攻破汉阳城外贼营，连战连胜。巡抚胡林翼谋划收复武昌。十一月，约定同一天水陆大举进攻，分攻武昌、汉阳。官文督军分路前进，水师攻打汉阳东门，攻破五显庙贼卡；李孟群又击败龟山增援贼寇；王国才、杨昌泗从西门攻入，收复汉阳，俘获伪将军五百多人。胡林翼也收复武昌。诏书嘉奖，赏戴花翎。
咸丰七年，官文会同胡林翼上疏：“湖北是长江上游要害之地，武汉更是九省通衢，自古东南战乱必争之地。三次陷落，苦战两年才收复。如今相机防御围剿，不让贼寇寻机北上，重蹈覆辙。已经派李续宾由南岸，都兴阿、孔广顺、王国才由北岸，杨载福率水师沿江分路进剿。现在北岸黄州至黄梅，南岸武昌至兴国，都已肃清，崇阳、通山一带搜捕将尽；李续宾抵达九江，和曾国藩会合进攻；杨载福捣毁城外贼营；只有小池口贼垒没有攻克，派鲍超协助进攻。安徽英山、太湖、宿松、望江和湖北接壤，都是贼寇巢穴，有伺机北上进犯之心。命王国才驻守黄梅大河铺、界岭岩，孔广顺驻守蕲水孔陇驿，巴扬阿率领马队作为各路援军，巩固湖北北部门户。道士洑江面宽阔水流湍急，田家镇两山对峙，水师难以长久驻扎，酌情留各营在江面巡防，足以镇抚。统筹大局，我军占据水陆上游，有势如破竹的优势。值得担忧的是江西七府还未平定，武昌仍有肘腋隐患。贼寇如果由通城、崇阳、兴国逼近武昌，绕到江西各军后方，自然要固守武昌作为根本后路。相机谋划，逐步推进，同时严密设防，使进军没有后顾之忧，粮饷源源不断。”奏疏呈上，批复知晓。
当初，官文由荆州将军调任总督，上游荆州、宜昌、襄阳、郧阳各府军务粮饷都由他主管；胡林翼以巡抚驻守金口，下游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各府军务粮饷由胡林翼主管。南北军队各管一片区域，征调兵马粮饷，时常有矛盾。武昌收复之后，胡林翼威望日渐提高，官文自知才干不及，想要借重胡林翼稳定大局；胡林翼也坦诚相交。于是吏治、财政、军事全部由胡林翼主持，官文只画圈认可而已。没过几年，粮草充足、军队强盛，东南大局，无形中以湖北作为枢纽。
咸丰八年四月，收复九江，论功加封太子少保。安徽贼寇攻陷麻城、黄安，包围蕲州，先后被击退。七月，胡林翼遭遇母丧，官文上奏请求留胡林翼继续治军，改为署理，朝廷准许。命官文临时兼任代理湖北巡抚，不久以湖广总督任协办大学士。李续宾在三河战死，安徽、湖北震动。官文分兵扼守蕲州、广济、麻城各处隘口，固守九江、彭泽，水师严密防守江面，人心才安定。咸丰九年，贼寇窜入湖南，包围宝庆。官文传令荆宜施道李续宜前去支援，大败贼军，宝庆解围。十二月，收复太湖，得到优厚嘉奖。咸丰十一年，授文渊阁大学士，依旧留任湖广总督。当时大军围攻安庆，陈玉成、李秀成先后分兵攻入湖北境内，想要牵制战局，官文派遣将领接连击败他们，收复所有失陷州县。八月，攻克安庆，加封太子太保。同年，胡林翼病逝，严树森接任。
归降的捻军首领苗沛霖占据安徽寿州，朝廷命督抚商议剿、抚对策。官文上疏陈述苗沛霖包藏祸心，罪大恶极，请出兵征讨。同治元年，官文派遣副将周凤山等人到河南信阳、罗山围剿捻军，击败捻军；又攻破黄梅捻军的营寨，收复十多处营垒，官文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太平军、捻军联合侵扰湖北、河南交界地带，声势十分浩大。荆州将军多隆阿当时正率军赶赴陕西，官文认为湖北兵力不足以分防各处，上奏请求调多隆阿回师支援。九月，多隆阿率军抵达，接连作战都取得胜利，襄河以北的贼寇全都远远逃遁。同治三年，官文弹劾湖北巡抚严树森专断固执、刚愎自用，严树森被罢官。六月，清军收复江宁，曾国藩上奏捷报，举荐官文名列奏疏首位。朝廷下诏嘉奖官文征集兵马、筹措粮饷，举荐贤才、退让能臣，接济东征大军，不分地域界限，封他为一等伯爵，封号果威，爵位世袭罔替，将其抬入正白旗满洲，赏赐双眼花翎。这是褒奖他能够与胡林翼同心协力，最终成就平定战乱的大功。
同治四年，僧格林沁在山东围剿捻军时战死。朝廷下诏追溯前年太平军、捻军侵扰湖北一事，认定官文没能就地歼灭贼寇，只是将贼寇驱逐出境，致使贼寇势力蔓延，愈发猖獗。朝廷将官文交付大臣从严议处，降三级调用，后改为革职留任，剥夺其宫衔、花翎。同治五年，官文会同曾国藩上奏请求设立长江水师，朝廷批准，按所奏施行。湖北巡抚曾国荃弹劾官文贪婪庸碌、骄横傲慢。朝廷命令尚书绵森、侍郎谭廷襄前往湖北查办。官文因擅自动用捐款，议定革职。皇帝念及他往日功劳，认为他算不上贪污欺瞒，特意保全，免去湖广总督职务，依旧保留大学士、伯爵身份，罚扣伯爵俸禄十年。官文被召回京城，管理刑部，兼任正白旗蒙古都统。不久外调，署理直隶总督。
同治七年，捻军首领张总愚从西路窜入，侵扰京畿地区，官文被朝廷下旨从严议处。不久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领兵入援。七月，捻军被平定，官文恢复宫衔、花翎。同治八年，官文回到京城，管理户部三库，授内大臣。同治十年，官文去世。朝廷下优诏抚恤，追赠太保，赏赐白银办理丧事，派遣惠郡王前往祭奠，牌位入祀贤良祠，谥号文恭。不久，地方疆臣上奏，请求将官文牌位附入湖北胡林翼专祠一同祭祀，朝廷应允。
当初官文在湖北任职时，大小事务全都听凭胡林翼处置，只是管束下属不严，花费钱财不加节制，胡林翼为此十分忧虑。当时阎敬铭正在辅佐打理粮饷。一天，胡林翼和阎敬铭谈起此事，担心官文会耽误地方大局。阎敬铭说：“您错了！本朝不会轻易把兵权交给汉人大臣独掌。如今满、汉官员一同任用，而声名功绩卓著的大多是汉人，这是圣君大公无私、破除满汉界限的成效。但湖北地处天下要冲，朝廷怎肯不派亲信大臣镇守此地？总督、巡抚互相弹劾，就算弹劾未必能成功；就算成功，又怎能保证继任者一定贤良？况且继任者或许操守清廉、勤于公务，却缺乏长远谋略，未必不会刚愎自用，哪里肯事事退让？官文心中没有固执成见，又是旗人，每逢重大事务，正好可以借他的名义上奏，推行我们的主张。他的过失仅仅在于私人开销奢侈。如果对大局有利，每年拿出十万两白银供他开销，并不算失策。至于他身边一两个亲信，如果可以包容，就包容；不能包容，就借事由弹劾罢免。他素来性情平和，一定不会抵触。”胡林翼恍然大悟。等到胡林翼去世后，总督、巡抚之间不能和睦共处，官文弹劾严树森，将其罢官；后来曾国荃又弹劾官文，官文被调离。官文晚年建树比不上从前，但倘若没有官文虚心推让、诚心相助，胡林翼也无法成就大功。世人都称赞这两位贤臣。
官文的孙子官兴恩，承袭伯爵爵位。
文煜，字星岩，费莫氏，满洲正蓝旗人。由官学生授太常寺库使，多次升迁，官至刑部郎中。外放任直隶霸昌道、四川按察使。咸丰三年，升任江宁布政使。当时江宁已经被太平军攻陷，文煜跟随琦善驻守江北大营。咸丰四年，琦善在扬州去世，琦善所统领的团练乡勇以及江北粮台事务，朝廷命文煜接手办理。咸丰五年春季，太平军从瓜洲向东窜往沙头港。文煜派遣乡勇迎击，贼寇在对岸搭建木排抢渡长江，文煜会同水师用大炮联合轰击，贼寇退回瓜洲。文煜认为沙头港是里下河的门户，必然是贼寇争夺之地，于是修筑土城、炮台，上疏请求增募乡勇防守，朝廷准许。不久贼寇占据扬州，图谋进犯里下河，文煜在万安桥阻击贼寇，斩获众多，贼寇的攻势被挫败。咸丰七年，调任江苏布政使，掌管江南大营粮台。因为经费开支管控节俭，军中将士多有不便，提督和春弹劾他拘泥刻板，朝廷命他来京城等候另行任命。不久授直隶布政使。
咸丰九年，英军进犯大沽口，被僧格林沁击退。战后朝廷准备议和，命文煜跟随总督恒福前往北塘，见机处理相关事务。不久提拔为山东巡抚。捻军围困曹县，分兵侵扰安陵。文煜传令曹州镇总兵郝上庠合兵内外夹击，解除曹州之围，侵扰安陵的捻军也退走。咸丰十年，捻军再次窜入单县，分兵侵扰峄县得胜傍。文煜派遣将领将贼寇击退。英法联军占据炮台，文煜派兵扼守利津，亲自驻守潍县韩亭，防备敌军从陆路向北进犯。不久敌舰向北进发，攻打北塘。文煜分出军队入京护卫，驻守通州，自己率领部队赶赴济宁围剿捻军。
咸丰十一年，文煜署理直隶总督，不久正式实授。当时和议已经达成，穆宗回京，京畿一带马贼四起，长久不能肃清，朝廷多次下诏责令文煜搜捕。同治元年，因为山东降匪张锡珠等人侵扰京南，文煜督剿不力，被革职，发配军台效力。同治二年，僧格林沁上奏调文煜到军营差遣，不久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同治三年，命他前往甘肃庆阳督办粮台，文煜因病请求解职返回旗籍。同治七年，重新起用，授正蓝旗汉军都统，不久外放任福州将军。同治十年，兼任署理闽浙总督。同治十三年，日本兵舰窥探台湾，文煜会同总督李鹤年、船政大臣上疏陈述台湾防务。光绪三年，文煜入朝觐见，留在京城授内大臣、镶白旗汉军都统、左都御史，提拔为刑部尚书。光绪七年，任协办大学士。光绪九年，充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光绪十年，拜武英殿大学士，因病请求辞官。不久去世，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文达。两江总督曾国荃等人上奏，说文煜在咸丰年间孤军抵御贼寇，保全里下河地区，请求在扬州为他修建专祠，朝廷准许。其子志颜，官至理藩院侍郎。
论曰：桂良凭借皇室姻亲的身份，参与军国大事，多次担任议和使臣，却没能在外交上折冲御侮。瑞麟跟随僧格林沁剿贼、抵御外夷，曾经立下功劳。文煜也身处战事之中，没有值得记载的功绩。官文虽然没有过人的才干，但能够举荐贤才、推让能臣，安定江汉地区，与曾国藩、胡林翼同心谋划，最终完成平定战乱的大业。同受封爵，功绩光耀史册，哪里是桂良、瑞麟、文煜等人所能相比的？
列传一百七十六
柏葰、麟魁、瑞常、全庆
柏葰，原名松葰，字静涛，巴鲁特氏，蒙古正蓝旗人。道光六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多次升迁，官至内阁学士，兼任正红旗汉军副都统。道光十八年，外放任盛京工部侍郎，调任刑部侍郎，同时管理奉天府尹事务。道光二十年，召回京城授刑部侍郎，调任吏部侍郎，又改户部侍郎。道光二十三年，充任谕祭朝鲜正使，按惯例会收到馈赠财物，柏葰上奏推辞不受。道光二十五年，授总管内务府大臣。道光二十六年，主持江南乡试。他上疏说：“征收漕粮时，大户拖欠的钱粮，官府责令小户代为补缴；劣绅挟持官吏，大户包揽小户漕粮，赋税分摊轻重不均；漕船旗丁索要规费，额外增加津贴，种种弊端，请下令严厉禁止。”朝廷采纳他的建议施行。不久，柏葰会同仓场侍郎陈孚恩盘查山东藩库，弹劾布政使王笃滥用幕僚，以及地方官纵容盗贼，巡抚崇恩以下官员，按过失轻重分别予以惩处。道光二十八年，提拔为左都御史。道光三十年，升任兵部尚书，授内大臣。不久调任吏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咸丰三年，朝廷命他和侍郎善焘前往盛京查办协领塔芬布轻信谣言，调动士兵护卫私宅，几乎激起事变一案。查实案情后，塔芬布被判流放。盛京将军奕兴因袒护包庇，被革职。后来柏葰因为在镶白旗蒙古都统任上，挑选承袭爵位人选时有失误，被免去内务府大臣，降为左副都御史。没过多久，外放任马兰镇总兵。咸丰五年，提拔为热河都统，搜捕山中盗匪。他上疏说：“热河将领懈怠、士兵疲弱，州县官员不熟悉地方治理。市面流通大钱，百姓罢市拒用。矿匪占据矿山，办事官员侵吞商人款项。”朝廷下诏严厉查办。随后召回京城授户部尚书，兼任正黄旗汉军都统。咸丰六年，命入军机处任军机大臣，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不久，以户部尚书身份任协办大学士。咸丰八年，主持顺天乡试，拜文渊阁大学士。
柏葰素来持守公正，进入军机处之后，与载垣、端华、肃顺等人不和。恰逢御史孟传金上疏弹劾本次乡试，舆论不服。朝廷下令复核试卷，查出有问题的试卷共五十本。文宗大怒，革除柏葰等人官职，命载垣等人会同审讯。审出柏葰听信家人靳祥的说情，录取罗鸿绎一事。靳祥在狱中死去。咸丰九年，案件审结上报。皇帝原本有心保全柏葰，却被肃顺等人阻拦。于是召见王公大臣，下谕说：“科举乡试是选拔人才的大典，串通舞弊，律法规定十分严苛。历来主持科考的大臣，没有人敢以身试法。想不到柏葰身为一品大员，辜负皇恩、藐视国法，竟然做出这种事！柏葰身为大臣，本身又是科举进士出身，怎会不清楚科场法令？竟然听从家人请托，擅自调换试卷。倘若靳祥还活着，严刑审讯，何愁不能把全部内情吐露清楚？既然有成文律法可以遵循，本不想处置过重。就依据供词来看，情理上固然值得怜悯，但国法不能宽赦。想到这里，朕不禁落泪！”柏葰最终被处死。
咸丰十一年，穆宗即位，肃顺等人倒台。御史任兆坚上疏请求为柏葰平反昭雪。朝廷下发礼部、刑部详细商议。商议结果上奏后，皇帝下诏：“柏葰接受请托，罪责无法推脱。只是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因为律法没有单纯受托舞弊的明文条款，便比照贿赂打通关节的条例，拟定斩决。载垣等人平日里与柏葰有私怨，想要借机作威作福，依靠牵强牵连的供词，致使柏葰遭受极刑。先皇的谕旨中有‘不禁垂泪’的话，可以看出先皇本不想处置过苛。如今两宫皇太后革新政令，凡事务求宽大公允。不能说柏葰没有罪过，这位御史奏疏措辞失当。念柏葰受两朝皇恩，在内廷任职多年，平日勤勉谨慎，虽已处以重刑，应当推念先皇法外开恩的仁心。”于是录用他的儿子、候选员外郎锺濂，赐予四品卿衔，六部郎中职位有空缺即可优先选用。锺濂后来官至盛京兵部侍郎。
麟魁，字梅谷，索绰罗氏，满洲镶白旗人。道光六年殿试二甲第一名进士，选为庶吉士，散馆后改任刑部主事，升任中允。历任庶子、侍讲学士、詹事、通政使、左副都御史。道光十七年，外放任盛京刑部侍郎。道光十八年，召回京城授刑部侍郎，兼任镶红旗汉军副都统。道光二十年，署理仓场侍郎。朝廷命他和侍郎吴其濬前往湖北查办案件，弹劾总督周天爵滥用酷刑，周天爵被罢免；吴其濬留下署理总督。麟魁又前往江西审理百姓闹漕、赴京控告的案子，以及江苏邳州知州贾辉山被弹劾滥用酷刑等案件，全部依法处置。调任户部侍郎，又改吏部侍郎，授总管内务府大臣。道光二十二年，外调署理山东巡抚。英军进犯江南，麟魁上疏说登州突出于黄海、渤海之间，三面环海，敌军战船火炮坚固锋利，很难在海上与之争锋，请求调兵扼守陆路险要关口。不久，会同侍郎王植前往湖南审案，同时勘察湖南、江苏、山东水灾，上奏请求减免、缓征赋税，朝廷按奏请施行。道光二十三年，提拔为礼部尚书，管理太常寺、鸿胪寺。中牟黄河决口，朝廷命麟魁会同尚书廖鸿荃前往督办河工。东西两道大坝筑成后多次溃塌，麟魁被革职，赏七品顶戴，依旧留在工地。后来因为物料短缺、河水上涨请求暂缓施工，又被剥夺顶戴。召回京城后，授三等侍卫，充任叶尔羌参赞大臣，调任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道光二十七年，召回京城授礼部侍郎，调任刑部侍郎。道光二十八年，再次授礼部尚书，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因为先前在山东任职时收受陋规，降三级调用，赏副都统衔，充任乌什办事大臣。咸丰元年，上疏陈述时政，大意说：“广西逆匪，耗费兵力粮饷。起事之初不过是星星之火，当时地方知州、县令苟且偷安，害怕生事，隐瞒盗案不上报；久而久之根基稳固，势力蔓延，酿成巨大祸患。请下旨命令封疆大吏严格清查地方，一旦有教匪、土匪聚众抢劫，随时抓捕，依据缉捕的勤惰进行奖惩。近来开设捐纳制度，实在是朝廷万不得已的举措，多次下旨令各省清查。应当命令各部官员按时仔细核查钱粮征收上缴数量，严格执行赏罚章程，使官员心生警醒。否则名义上说是清查，实际上依旧敷衍了事，国库得不到充实，官场风气愈发败坏，完全不符合朝廷整顿吏治的本意。”奏疏呈上，下发相关部门商议施行。授察哈尔副都统，召回京城任户部侍郎。
咸丰二年，命入军机处行走，提拔为工部尚书。咸丰三年，调任礼部尚书，授总管内务府大臣，退出军机处，改任刑部尚书。咸丰八年，再调礼部尚书，授内大臣。咸丰十年，因为谢恩折疏漏失检，降为刑部侍郎。当年秋天，皇帝前往热河，命麟魁署理右翼总兵，充巡防大臣。英法联军攻入京师，麟魁部署下属官吏，告诫京城百姓守望互助，命令家人闭门，屋内备好柴草，说：“形势危急就自焚！”自己住在巡防官署，坚持防守数月。和议达成后，赶赴热河行宫，请求皇帝回京，被载垣、端华、肃顺等人阻拦。咸丰十一年，升任左都御史，兼任正白旗蒙古都统，不久授兵部尚书。同治元年，任协办大学士。当时正奉命会同尚书沈兆霖前往甘肃查办案件，抵达兰州，数日之后突然去世。朝廷下诏按大学士规格赐恤，赐其子恩寿为举人，谥号文端。恩寿，同治十三年进士，官至陕西巡抚。
瑞常，字芝生，石尔德特氏，蒙古镶红旗人，杭州驻防旗人。道光十二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翰林院大考列为二等，六次升迁，官至少詹事。道光二十四年，接连提拔为光禄寺卿、内阁学士。道光二十五年，升任兵部侍郎，兼任镶红旗汉军副都统。道光二十九年，充册封朝鲜正使。调任吏部侍郎，先后兼任左翼、右翼总兵。咸丰元年，主持江南乡试，就地勘察徐州丰北黄河决口灾情，上疏陈述灾情、赈灾、漕运事务，请下令地方官严密防范匪徒作乱，奏疏上报后，朝廷予以批复。定郡王载铨掌管步军统领，越级提名提拔主事，瑞常极力争辩，没能阻止。不久被解除左翼总兵职务。咸丰七年，提拔为左都御史。咸丰八年，升任理藩院尚书，兼任正蓝旗汉军都统，署理步军统领，调任刑部尚书。咸丰十年，宝源局监督张仁政因为侵吞公款畏罪自尽，朝廷命瑞常会同尚书沈兆霖查办，查出前任监督奎麟、瑞琇贪赃的事实，二人都判死刑，追缴赃款后改为流放。文宗前往热河，瑞常留在京城办事，督办京城巡防。咸丰十一年，调任工部尚书，再调户部尚书。
同治元年，以吏部尚书身份任协办大学士。皇太后命令南书房、上书房翰林编纂史事，作为后世借鉴，书编成后赐名《治平宝鉴》，挑选大臣轮流入宫进讲，瑞常也在其中。同治四年，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当时陕西巡抚刘蓉骤然被提拔担任封疆大吏，遭到编修蔡寿祺弹劾。刘蓉上书自辩，奏疏中提及胡林翼秘密举荐自己的话；又信任布政使林寿图，招致他人忌恨。谏官于是弹劾林寿图沉溺酒色、荒废公务，举荐弹劾官吏不公，同时指控刘蓉泄露机密。于是朝廷命瑞常会同尚书罗惇衍前往查办。瑞常上疏申明刘蓉没有大罪，仅以林寿图看戏、刘蓉奏报言辞失当，二人一并从轻处分。定陵安葬大典完成，题写神主牌位，加封太子少保。历任工部尚书、刑部尚书，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管理户部三库。同治六年，前往天津验收漕粮，又奉命盘查北新仓，查出亏空粮食六万多石，依法处置主管官吏。同治十年，拜文渊阁大学士，管理刑部。
瑞常侍奉三朝君主，端庄谨慎，没有过失，多次掌管科举文教，当时被称为德高望重的老臣。同治十一年去世，追赠太保，入祀贤良祠，谥号文端。其子文晖，官至盛京礼部侍郎。
全庆，字小汀，叶赫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人，尚书那清安之子。道光九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多次升迁官至侍讲。翰林院大考二等，提拔为侍读学士。历任少詹事、詹事、大理寺卿，因上朝失班被降级。道光二十一年，赏头等侍卫，充古城领队大臣，调任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召回京城，尚未动身，恰逢回疆兴办垦荒，伊犁将军布彦泰上疏留下全庆，会同林则徐前往勘察。道光二十五年，抵达叶尔羌，上疏说：“和尔罕土地肥沃，哈拉木札什水渠可以用来灌溉农田。另外巴尔楚克是回疆险要之地，道光十二年已经上奏开垦屯田，还有大量土地没有耕种，应当优先安置内地移民，把这里建设成重镇。”朝廷下诏按他的建议施行。此前，全庆曾上疏陈述喀喇沙尔环城荒地，以及库尔勒、北山山麓，可以开垦田地一万多亩，朝廷命办事大臣常清筹办。到这时，他再次会同林则徐仔细勘察，上疏说：“库尔勒应当在这条大渠南岸开挖中渠，引水流入新开垦的土地，再分出两条支渠。北山山麓拓宽开都河的引水口，另开凿一条大渠，与旧渠并行；再分出四条支渠，另修一条退水泄洪渠。”又上疏说：“伊拉里克在吐鲁番托克逊军台以西，地势平坦，土壤湿润，当地人称为‘板土戈壁’。西边是‘沙石戈壁’，有大小阿拉浑两条河水汇合成一条大河。这次从西向东引水，开凿大渠，再多修支渠灌溉。伊拉里克西南沿山一带，是蒙古人往来通道，垦田位于满卡南附近，东西两片垦区，以‘人寿年丰’四字分区编号，每区设置正副户长一名、乡约四名，挑选诚实农民担任，负责管理耕种。吐鲁番是南北交通枢纽，应当安置内地移民，每户分给土地五十亩，农田以水利为首要事务。这次开凿渠道，从引水口直到黑山头，地势高低起伏，土石混杂，渠身容易淤塞，请拟定长久的维修管理制度。”全部依照奏请实施。自此，回疆南路一共开垦田地六十余万亩。
全庆回京后，提拔为内阁学士，兼任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历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户部侍郎、仓场侍郎。咸丰四年，提拔为工部尚书，兼任正红旗汉军都统。咸丰七年，调任兵部尚书。咸丰九年，奉命前往天津验收漕粮。当时英军进犯大沽口，被僧格林沁击退。全庆上疏陈述军情，大意说：“敌军战败之后，不进不退，居心难测。我担心敌军另有图谋，未必就此接受和议撤军。我方精锐部队全部集中在大沽，侧翼没有援军，后方没有护卫。驻守双港的军队已经调往前线；天津的防备只能依靠本地团练；北塘一带防备十分空虚。应当尽快选派重臣，调拨精锐部队，严密守卫京畿海口，作为僧格林沁的后援；令广东义勇进攻香港，牵制敌军援兵；登州水师联合旅顺守军截断敌军退路。这样国威才能重振，和议才能成功。”奏疏呈上，被皇帝赞许采纳。调任吏部尚书。
咸丰十年，授内大臣，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咸丰十一年，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同治元年，追溯大学士柏葰科场大案，认定当初审判定罪不当，全庆因附和定案，被降四级，改授大理寺卿。历任内阁学士、工部侍郎、左都御史。同治五年，授礼部尚书，调任刑部尚书。同治十一年，任协办大学士，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同治十二年，主持顺天乡试，因为录取举人徐景春试卷存在严重谬误，被降二级，免去官职。
全庆历任清要官职，多次主持科考，历经四朝，虽然屡次遭贬，不久便重新起用。光绪元年，授内阁学士。又历任礼部侍郎、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光绪五年，乡试中举满六十年，重遇鹿鸣宴，加封太子少保。光绪六年，拜体仁阁大学士。光绪七年，退休，领取全额俸禄。光绪八年去世，追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谥号文恪。
论曰：自道光年间以来，科场请托舞弊，渐渐成为常态，寒门有才之士遭受压制。柏葰在朝为官正直，尚且不能免于牵连，最终被判死刑，实为肃顺等人罗织构陷。但自此之后，主持科考的官员心存敬畏、严守律法，科场风气清正，维持三十年，直到光绪年间才渐渐松弛，弊端再度滋生，但终究没有从前那般严重，实在是文宗动用重典的成效，扭转了科考的风气。麟魁、瑞常、全庆都由科举入仕，逐步进入内阁，他们的奏疏建言，也有值得记述之处。
列传一百七十七
贾桢、周祖培、朱凤标、单懋谦
贾桢，字筠堂，山东黄县人。父亲贾允升，乾隆六十年进士，由检讨多次升迁官至兵部侍郎。
贾桢，道光六年殿试一甲第二名进士，授编修。道光十三年，翰林院大考一等，提拔为侍讲。道光十六年，入值上书房，教皇六子读书。多次升迁，官至侍讲学士。道光十九年，翰詹大考，皇帝下令免予考试。历任少詹事、内阁学士。道光二十一年，升任工部侍郎，调任户部侍郎。道光二十七年，接连提拔为左都御史、礼部尚书，调任吏部尚书。咸丰二年，任协办大学士。咸丰三年，上疏请求山东筹办团练，朝廷准许。孝和睿皇后神主牌位入庙礼成，加封太子太保。充上书房总师傅，兼管顺天府尹。咸丰四年，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顺天府书吏范鹤等人，与户部井田科银库书吏勾结营私，用钞票抵充库银。贾桢查出这项弊案，审讯定案，对失察各级官员按轻重惩处。贾桢因为揭发大案有功，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户部。咸丰五年，兼管工部，晋武英殿大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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