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绵初，字守端，也是高邮人。乾隆四十二年拔贡生，任五河、清河训导。深入精通经学，擅长研究《诗经》，著《韩诗内传徵》四卷，还有《释服》二卷。
汪中，字容甫，江都人。七岁丧父，家中贫穷不能外出从师读书。母亲邹氏教他读四书。稍稍长大，帮书商在街市卖书，借此遍读经史诸子，过目成诵，于是成为学识渊博的学者。二十岁，补为诸生。乾隆四十二年拔贡生。学政谢墉，每次考试单独设一榜，名字列在诸生前面。曾经说：“我把容甫放在前面，是因为官职；如果论学问，我应当向他行弟子之礼。”他敬重汪中到这种地步。因为母亲年老，最终没有参加朝考。乾隆五十一年，侍郎朱珪主持江南乡试，对人说：“我这次科考，一定要取汪中为第一名。”不知道汪中没有应试。
汪中专心经学，和高邮王念孙、宝应刘台拱为友，一同研讨学问。研究《尚书》，写有《尚书考异》；研究《仪礼》，有《仪礼校本》《大戴礼记校本》；研究《春秋》，有《春秋述义》；研究文字训诂，有《尔雅校本》、《小学说文求端》。汪中曾经说，本朝古学兴起，顾炎武开创开端；河图洛书虚妄之说，到胡渭被驳倒；中西历算，到梅文鼎而精密；极力证伪古文《尚书》的，是阎若璩；专门研究汉代《易》学的，是惠栋。这些都是失传千年的绝学，到戴震出来集大成。打算写《六儒颂》，没有写完。
又广泛考证先秦古籍，三代以上学制的兴衰，探求古人治学之道。分为虞夏第一，《周礼》制度第二，周衰列国第三，孔门第四，七十子后学第五。又分通论、释经、旧闻、典籍、数典、世官，一共六类。在篇首题字：“看《周礼》太史相关记载，当时做一件事就有对应的典籍；后来拿着典籍去推行事务；再后来事务废弃，典籍留存。宋儒之后，连典籍记载的制度一并抛弃。”又说：“有官府的典籍，有士大夫学者的典籍，有故老的口头传闻。做一件事，就记录为典籍，传给后世，奉为固定制度，这就是官府典籍。先王礼乐政事，遭遇乱世衰微却没有遗失，有官吏保存文本，老人能讲述旧事。喜爱古学的君子，担忧它渐渐消亡，于是写在简牍之上，这就是士大夫学者的典籍。”又说：“古代的学士，长官官吏只教他们实务，诵读的只有《诗》《书》。其余典籍，都由官府收藏世代守护，民间没有。不是主管该项事务的官员，就不能拥有。所说的士，不是王侯公卿大夫子弟，就是有低级官爵的士人，除此之外只有乡学、小学。自从辟雍制度废弃，太史官失职，于是平民出现讲学之人，民间多有执笔著述之士。教学、记载的职责，不在朝廷而在民间。等到世道衰败，诸子各自宣扬学说，先王大道荒废。但是诸侯销毁典籍、秦朝焚书之后，官府掌管的文献荡然无存，尚且依靠学者口传，保存一小部分，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又说：“孔子所讲述的，是士人可以做到的，留作世间教化。至于重大的政教制度，圣人没有官位，不再用来教授弟子。”又说：“古人学术存于官府，父子世代承袭官职，所以家族世代传承专业学问。官职失守，专门之学就此荒废。”书稿大体初具，也没有定稿。后来汇集他考证三代典礼、文字训诂、名物度数，加上论著文章，编成《述学》内、外篇，共六卷。
对经学有贡献的文章，有《释三九》《妇人无主答问》《女子许嫁而壻死从死及守志议》《居丧释服解义》。表彰经传与前代儒者的文章，有《周官征文》《左氏春秋释疑》《荀卿子通论》《贾谊新书序》。其余考证文章，也都有依据。
汪中又熟悉历代史书地理，山川险隘，讲述条理清晰。著《广陵通典》十卷，《秦蚕食六国表》《金陵地图考》。平生诗文书法无不擅长，所作《广陵对》《黄鹤楼铭》《汉上琴台铭》，都被当世称道。其他著作有《经义知新记》一卷，《大戴礼正误》一卷，遗诗一卷。乾隆五十九年去世，享年五十一岁。
汪中侍奉母亲以孝闻名，在身边操劳侍奉，不辞劳苦屈辱。守丧哀痛超过常人；对于亡友旧交，家族衰败之后，慰问接济比从前更加尽心。道光十一年，被朝廷旌表为孝子。儿子汪喜孙，另有传记。同郡研究汉学的，还有江德量、徐复、汪光爔。
江德量，字量殊，江都人。父亲江恂，喜好金石文字。伯父江昱，通晓音韵训诂之学。江德量年少继承家学，长大之后，和汪中为友，立志研读经书，学问日益精进。乾隆四十四年进士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改江西道御史。在朝中熟知旧事典故，熟习典章掌故。公务之余闭门读书，以典籍自娱。著《古泉志》三十卷。乾隆五十八年去世，四十二岁。
徐复，字心仲，也是江都人。通晓《九章算术》。
汪光爔，字晋蕃，仪徵人，廪生。博通经史，曾经辩驳惠氏《易爻辰图》的谬误，又写《荑稗释》，当时人佩服他的精密考证。
武亿，字虚谷，偃师人。父亲武绍周，进士，官至吏部郎中。武亿遭遇父母丧事，哀痛伤身，依靠读书自我勉励。当时伊水、洛水泛滥，房屋倒塌，搭建简陋茅屋居住，劈枯木生火御寒，读书诵读不曾停止。之后跟随大兴朱筠游学，学问更加广博贯通。乾隆四十五年进士，乾隆五十六年，授山东博山县知县。该县山地多土地贫瘠，百姓不务农。当地出产煤炭、石矾，烧制玻璃器皿，商人云集。武亿考察当地风俗利弊，免除玻璃进贡，革除官府征用煤炭，摊派草料豆粮的负担，不加害百姓。创建范泉书院，选拔优秀学子，讲习伦理，提倡实学。审理案件没有积压，祈雨就降下大雨。有人打算行贿，还不敢进献，武亿暗中得知。恰逢雷声大作，武亿说：“你没听见雷声吗？我早已祷告发誓。”行贿之人惶恐作罢，民心十分融洽。
乾隆五十七年，大学士和珅兼任步军统领，听传言说山东叛匪王伦没有死，秘密派遣番役四处搜捕。番役头目杜成德等十一人在州县横行，进入博山境内，手持铁尺，酗酒赌博，没人敢制止。武亿将他们全部抓捕，杜成德尤其蛮横，依法重杖。消息传开，有人说武亿鲁莽处罚无罪之人，将要连累上司。巡抚吉庆于是以擅自责打平民弹劾罢免武亿，却不写明事情真相。武亿在任仅七个月，离任的时候，上千百姓扶老携幼到府衙请求挽留我们的好官，没能如愿，就每日给他送柴送米，家门口如同集市。吉庆也被打动，入朝觐见时，带着武亿同行，打算为他筹划捐官复职。大学士阿桂对吉庆说：“法令禁止番役离开京城，为什么追究县令依法办事的过错，隐瞒实情弹劾刚正的官吏？”吉庆十分后悔，但是吏部决议已定，武亿只能回乡。嘉庆四年十月，仁宗下诏命大臣秘密举荐内外官员中品行端正、才干出众，事迹有据可查的人，可以到吏部等候召见任用，武亿在举荐名单之中。十一月，县令拿着文书上门，武亿已经在十月去世，享年五十五岁。
武亿学问醇厚精深，七经注疏、三史、司马光《资治通鉴》，都能背诵。罢官之后，贫穷不能回乡，所到之处讲授经史训诂，教授弟子。勤于著述，有《群经义证》七卷，《经读考异》九卷，《金石三跋》十卷，《金石文字续跋》十四卷，《偃师金石记》四卷，《安阳金石录》十三卷。又有《三礼义证》《授堂札记》、诗文集等书，广泛征引远代史料，遇到细微疑点，就剖析深层含义，排比文辞，自成体例。大兴朱珪称赞武亿不愧是爱好古学、正直不屈的学者。
庄述祖，字葆琛，武进人。伯父庄存与，官礼部侍郎，另有传记。庄述祖，乾隆四十五年进士，任山东潍县知县。通晓政务，断案公允，豪强收敛劣迹。曾经勘查盐碱地，众人都说土地是盐碱地。庄述祖指着路边的草问草名，答叫马帚。庄述祖笑着说：“这种草经书名叫荓，《夏小正》记载‘荓秀’记时节，凡是沙土能长荓草的地方适宜种庄稼，怎么说是盐碱地？”众人信服。甲寅年，因政绩卓异被引见，回省后，被委任桃源同知。不到一个月，请求回乡奉养亲人。著书、侍奉双亲十六年，不曾一日离开父母左右。嘉庆二十一年去世。
庄述祖传承庄存与的学问，研究精密，对于当世儒生忽略的地方，深入思考，独辟见解，看透始末。著作义理宏大，多为前代学者未曾阐发。他认为《连山》虽然亡佚，但还有《夏小正》留存；《归藏》亡佚，尚有仓颉古文，可以大致推求义类。所以撰写《夏小正经传考释》，凭借斗柄、南门、织女星记录天体运行恒定不变，凭借参星、大火星记录日行刻度差，由二月丁卯推知夏代历法，以正月甲寅启蛰作为历元，岁祭就是郊祭，入学之礼就是禘祭。著《古文甲乙篇》，认为许慎《说文》始于一、终于亥，偏旁条例由此产生；天干地支，是黄帝时代大挠创制，沮诵、仓颉命名，用来替代结绳记事；伏羲画八卦，创立十言之教之后，用这三十二类作为万物定名的根本。所以《归藏》是黄帝《易》，依托许慎偏旁条例，按照干支重新排序；凡是《说文》保存以及金石文字所见的文字，分门别类，书稿没有写完，但条理已经初具。其余五经，全都有撰述。旁及《逸周书》《尚书大传》《史记》《白虎通》，对于错句讹字、脱漏简文，调整次序，补缀缺文，全部有证据，疏通文意，思虑开阔，如同当面稽考古人，整理编排典籍。所著《夏小正经传考释》十卷，《尚书今古文考证》七卷，《毛诗考证》四卷，《毛诗周颂口义》三卷，《五经小学述》二卷，《历代载籍足徵录》一卷，《弟子职集解》一卷，《汉铙歌句解》一卷，《石鼓然疑》一卷，《文钞》七卷，《诗钞》二卷。
庄存与的孙子庄绶甲，字卿珊。全部通晓家学，尤其被庄述祖器重喜爱。著《尚书考异》三卷，《释书名》一卷。
同族庄有可，字大久。勤学践行，年老更加笃实。研读各家注传，精细研究义理，逐字推敲，综合诸家著作评判是非，自立新说。对于《易》《书》《诗》《礼》《春秋》都有著作，一共四十二种，四百三十多卷。
戚学标，字鹤泉，太平人。年少跟随天台齐召南求学，是门下高足。高宗巡幸江浙，戚学标进献《南巡颂》。乾隆四十五年考中进士，任河南涉县知县。县里苦于阔布赋税，戚学标向上级申请减少税额。代理林县县令，有兄弟争夺家产，他集录李白诗句写成《斗粟谣》劝谕，兄弟都感动悔悟。性情刚直，多次和上级官员冲突，最终因此被罢官。后来改任宁波府教授，不久回乡，从事著述。
精通考证，著《汉学谐声》二十三卷、总论一卷。用《说文》阐明古音，认为六书第三类是形声，声依附于形，字形是声音的根本；声音又随阴阳之气变化，所以一个字读音，或属阴，或属阳，或阳而含阴，或阴而含阳，或阴阳各偏。古人明白这个道理，只用“某声”标明字音来源，确立根本；用“读若某”作比方，让人类推探求。即使时代相隔遥远，凭借本声推求声音流变，不会不合道理。《说文》“从某某声”“从某某亦声”“从某省声”“从某读若某”“从某读与某某同”，同时列出字形、声音两端。音韵之学，没有比这里更完备的。后人被徐铉附带的孙愐反切迷惑，不探求本读；就连前代大儒研究古音如吴棫、陈第、顾炎武、江永等人，也只依据韵书辨析。不知道《说文》形音相连，韵书只论声；《说文》从气探求声音，韵书只论同韵呼应。韵部分合，大多出于主观臆断。学者贪图简便，只依从一种读音，固守平上去入不可变动的界限，谐声的方法被废弃，《说文》之学就此晦暗。他这本书论声以许慎为本，由本声推求变声，列出原注，广泛搜集古读作为证据。末尾附《说文补考》二卷，大多订正二徐的谬误。
又有《毛诗证读》若干卷，《诗声辨定阴阳谱》四卷，《四书偶谈》四卷，内外篇二卷，《字易》二卷，《鹤泉文钞》二卷。
江有诰，字晋三，歙县人。通晓音韵之学，得到顾炎武、江永的著作，喜爱到废寝忘食。认为江永的书弥补顾炎武不足，但是韵部分类还有很多疏漏，于是把江永十三部分为二十一部，很多地方和戴震、孔广森不谋而合。书写成，寄给段玉裁，段玉裁十分看重，说：“我和顾炎武、孔广森只侧重考古；江有诰、戴震同时兼顾审音。晋三取舍前人学说，择善而从，没有偏袒，又精通等韵字母，不仅古音大明，也能解释今韵二百六部划分的缘由，音韵学至此完备。”著有《诗经韵读》《群经韵读》《楚辞韵读》《先秦韵读》《汉魏韵读》《唐韵四声正》《谐声表》《入声表》《二十一部韵谱》《唐韵再正》《唐韵更定部分》，总命名《江氏音学十书》，王念孙父子都佩服他的精深。晚年撰写《说文六书录》《说文分韵谱》。道光末年，家中失火，书稿焚毁。江有诰年老失明，郁郁而终。
陈熙晋，原名津，字析木，义乌人。优贡生。以教习身份出任贵州开泰、龙里、普定知县，仁怀同知，提拔为湖北宜昌府知府。代理开泰县令时，教匪蒋昌华侵扰黎平，将要兴起大案。陈熙晋抓捕首领，宽恕胁从之人，保全救活无数百姓。龙里有人用钉鞋杀人，嫌犯已经被迫认罪，但是伤痕和凶器不合，陈熙晋心中怀疑。一天审讯囚犯，看见人群中有拖着钉鞋偷偷窥视的人，下令抓捕审讯，伤痕完全吻合，犯人于是认罪。普定风俗，民众聚众逞强，首领叫“牛丛”。抓到盗贼，不禀报官府，直接堆柴烧死。之前有人挟仇烧死三人，官吏不敢抓捕。陈熙晋决心一定要捉拿归案，依法严惩，恶俗立刻革除。驻守宜昌时，楚地大水，流民聚集宜昌。全力安抚，修缮城墙，以工代赈。任期已满将要离任，主动留任六个月，完成善后事务。送行百姓几千人，全都落泪。请求回乡奉养亲人，不久去世。
陈熙晋学识精深，藏书多达数万卷。考订疑点、纠正谬误，一定要追溯探寻事物的源流本末，取舍论断精密审慎。他曾经提出：杜预注解《左传》存在三处弊病，刘光伯曾对杜预的说法加以纠驳，只是刘光伯的这部著作很早就散佚失传了。只有《五经正义》引用了其中一百七十三条观点，孔颖达全都认为这些观点不对。于是陈熙晋采摘经、史、诸子百家以及近代儒者的著作论述，来阐明刘光伯的本义。凡是杜预说法错误而刘光伯观点正确之处，就阐发申述刘光伯的主张；杜预观点正确而刘光伯有误之处，就解说辨析；杜预、刘光伯二人的说法都不妥当的地方，就博采众家记载来佐证，凭借自己的见解作出裁断，写成《春秋规过考信》九卷。
他又提出：《隋书・经籍志》记载刘光伯《左氏述义》四十卷，却没有著录《规过》。根据孔颖达的序言，称刘光伯研习杜预学说却又攻驳杜预，他怀疑《规过》原本就包含在《述义》一书当中。《旧唐书・经籍志》著录《述义》三十七卷，比《隋书・经籍志》少三卷，却多出《规过》三卷，这就是证据。《五经正义》除了引用一百七十三条纠驳杜预的《规过》文字之外，还引录了一百四十三条内容，这些全都出自《述义》。其中和杜预见解不同的有三十条，驳正杜预的内容其实并不多。大概是唐初奉皇帝诏命删改裁定，编定为国家法定典籍，偏袒旧说、排斥异论，是当时形势造成的结果。于是陈熙晋核查考究各家得失，广征各类文献，写成《春秋述义拾遗》八卷。
他其他的著作还有：《古文孝经述义疏证》五卷、《帝王世纪》二卷、《贵州风土记》三十二卷、《黔中水道记》四卷、《宋大夫集笺注》三卷、《骆临海集笺注》十卷、《日损斋笔记考证》一卷、文集八卷、《征帆集》四卷。
李诚，字静轩，黄岩人。嘉庆十八年选为拔贡生，出任云南姚州州判，最后任职顺宁知县。撰写《十三经集解》二百六十卷，书中先罗列汉、魏各家的学说，再选取近代学者精当确切的论述，同时唐、宋儒家中讲求实证的观点也一并收录，不加舍弃。他曾经说，记述水系的典籍，从郦道元之后，历代都不乏作者，但是记述山脉的却没有完整的专著，于是撰写《万山纲目》六十卷。又有《水道提纲补订》二十八卷，《宦游日记》一卷，《微言管窥》三十六卷，《医家指迷》一卷。
丁杰，原名丁锦鸿，字升衢，归安县人。乾隆四十六年考中进士，出任宁波府学教授。丁杰天性纯孝诚恳笃实，曾经远赴滇南，迎接父亲灵柩回乡安葬。年少时家境贫寒，就在书铺里读书。他潜心钻研经史，又旁及《说文解字》、音韵、算术之学。刚到京城的时候，恰逢四库全书馆开馆，主事的人聘请他协助校勘典籍，于是得以和朱筠、戴震、卢文弨、金榜、程瑶田等人一同切磋学问。
丁杰治学，擅长校勘，和卢文弨最为相近。得到一部书，必定审定句读，广泛查考其他版本的文字异同。对《大戴礼记》用功尤其深厚，著有《大戴礼记绎》。另外，《周易》郑玄注很早就散佚失传，宋代王应麟搜集辑录成书，惠栋又做了增补。丁杰仔细审读这两部本子，认为里面大量掺入了郑玄《易乾凿度》的注文；还有《汉书注》里所称的郑氏，其实就是为《汉书》作注的人，并不是郑康成（郑玄）。于是刊正其中讹误，考定正确的内容，又摘录补充缺漏之处，写成《周易郑注后定》，共十二卷。胡渭的《禹贡锥指》号称绝学，丁杰摘出书中很多错误。他曾经说，纬书里讲“迁移黄河划定边界，齐国吕地填塞八条支流来扩充自身疆土”。黄河水患深重，根源在于九河淤塞荒废，而这一祸患始于齐国。管仲是贤能的大臣，一定不会给自己埋下这样的灾患。班固在《沟洫志》叙文中说：“商代河道枯竭，周代河水改道，秦代在南岸掘开河堤；从这时直到汉代，北面八条支流已经消失。”那么九河淤塞，应当是在秦楚之际。惠栋所辑的《尚书大传》辑本，丁杰认为疏漏舛误很多。比如“鲜度作荆，以诘四方”一句，是误读《困学纪闻》，属于严重谬误。《五行传》的文句体例不合，读到《后汉书注》，才知道是错误地和《皇览》的文字连在了一起。丁杰曾经和翁方纲订正朱彝尊《经义考》的序言年月，广泛搜集见闻，相互考证印证。又和许言彦阐发阐释《墨子》上下经，取得很大进展。《方言》的精良版本始于戴震，丁杰搜集增补的材料最多，卢文弨评价他的校勘水准不在戴震之下。《汉隶字原考正》，钱塘人认为此书掌握了隶书的体例要义。
丁杰又说，音韵三十六字母，不能增加合并，不能颠倒次序：见、端、知、邦、非、精、照，属于纯清声母，不能再增添浊声；疑、泥、娘、明、微、来、日，属于纯浊声母，不能再增添清声；非就是邦的轻唇音，不能并入敷母；微就是明的轻唇音，不能并入奉母；影是晓的深喉音，喻是匣的深喉音；晓、匣、影、喻四母，不能颠倒顺序写成影、晓、喻、匣。他的著作有《小酉山房文集》。嘉庆十二年去世，享年七十岁。
其子丁授经，嘉庆三年选为优贡生；丁传经，嘉庆六年选为优贡生。二人都能继承家学，世人称他们为“双丁”。丁授经协助好友严可均编撰甲乙丙丁长编，用来校勘《说文解字》。
周春，字松霭，海宁县人。乾隆十九年进士，担任广西岑溪县知县。革除不合理的规费，细微之处也不骚扰百姓，有古代良吏的风范。因父母丧离职，岑溪百姓修建祠堂祭祀他。嘉庆十五年，重赴鹿鸣宴。嘉庆二十年去世，享年八十七岁。周春博学好古，双亲丧期服满之后，年纪还不到五十，就不再等候吏部铨选授官。著有《十三经音略》十三卷，专门考证经书读音，以陆德明《经典释文》作为源头，参考《玉篇》《广韵》《五经文字》等书的音读，每一字都审辨读音，每一个音都追溯所属韵部，治学严谨细密，一丝一毫都不草率。其他著作还有《中文孝经》一卷，《尔雅补注》四卷，《小学馀论》二卷，《代北姓谱》二卷，《辽金元姓谱》一卷，《辽诗话》一卷，《选材录》一卷，《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八卷。
孙星衍，字渊如，阳湖县人。年少时和同乡杨芳灿、洪亮吉、黄景仁在文学上齐名。袁枚品评他的诗作，称他是“天下奇才”，和他结成忘年之交。孙星衍并不愿意单单凭借诗文出名，深入钻研经、史、文字、音训之学，旁涉诸子百家，一定要通晓其中要义。乾隆五十二年，以一甲第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任三通馆校理。乾隆五十四年，翰林院散馆，考试《厉志赋》，文中用《史记》“踽踽如畏”一句。大学士和珅怀疑是异体错字，将他列为三等，改任六部属官。按照旧例，一甲进士改任部职，有人上奏请求留馆任职；编修改官之后，也可以升任员外郎，此前吴文焕已有先例。和珅示意，想要孙星衍前去拜见自己。孙星衍不肯屈从，说：“主事最终也能提拔为员外郎，何必急着求人？”自此之后，编修改为主事就成为固定成例。
在刑部任职，断案宽厚公允，大学士阿桂、尚书胡季堂都十分器重他。遇到疑难案件，就让他依据古义评议，平反保全的人很多。下班闲暇之时，就整理治学旧业。逐步升迁为郎中。乾隆六十年，授山东兖沂曹济道。
嘉庆元年七月，曹南河水漫溢滩地溃堤，在单县决口。孙星衍和按察使康基田征集民夫动工，连续五个昼夜，在上游修筑堤防拦挡洪水，大堤最终没有溃决。康基田说这次工程为国家省下数百万库银。不久代理按察使，一共七个月，平反几十上百件案件，救活十多起屈打成招的死刑囚犯。潍县有武官犯法，贿赂和珅门下之人，请托高官庇护。孙星衍寻访抓捕、审讯此案，把和珅派来的说客戴上刑具押到街市。等回到原任，恰逢曹州河工洪水漫溢，孙星衍因为非施工地段出事，被追究疏于防范的罪责，皇帝特下圣旨允许留任。曹州河工分修三条引河，孙星衍负责中段。工程完工，相比济东道、登莱道负责的上下两段，节省经费三十多万两。在此之前，河工里分摊赔款的官员，有的能得到工程结余钱款，称作扣费。孙星衍分文不取，全部用作引河工程费用。当时曹州大堤还没有合龙，河道总督、巡抚急忙上奏宣告合龙，调任孙星衍；不久又上奏说堤坝合龙之后再次溃决。一旦溃决，就要两次分摊坝工白银九万两，其中一半本应由后任官员承担，但主事官员全部算在孙星衍头上。孙星衍也坦然承担，说：“我既然兼管河务，就不能不替别人承受罪责。”
嘉庆四年，因母亲丧辞官回乡。浙江巡抚阮元聘请他主持诂经精舍。孙星衍教授生徒经史疑义，以及文字学、天文、地理、算学、诗文词章。不到十年，精舍中的读书人都以著述闻名。服丧期满入京，仍然分派山东任职。嘉庆十年，补授督粮道。嘉庆十二年，代理布政使。当时侍郎广兴在山东，按照规制供应物资铺张扰民，孙星衍不肯随意支取库银。后来广兴因贪贿败露，河南、山东两省很多官员因为挪用库银获罪，孙星衍没有牵涉其中。嘉庆十六年，托病辞官回乡。
孙星衍博览群书，勤于著述。又喜好藏书，听说别人家藏有善本，就借来抄写，没有空闲日子。金石铭文，无不考证源流。他一直痛心《古文尚书》被东晋梅赜伪造扰乱，在刑部任职时，就辑成《古文尚书马郑注》十卷、《逸文》二卷。辞官归乡之后，又写成《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九卷。书的序例写道：“《尚书》古注散佚，如今摘取典籍传记中可作为注文的五家三类学说：其一，司马迁跟随孔安国请教古说，属于古文家学说；其二，《尚书大传》由伏生传授，欧阳高、大夏侯胜、小夏侯建传承，属于今文家学说；其三，马融、郑康成之说虽有异同，大多本于卫宏、贾逵，属于孔壁古文之说；全部疏解标明出处。先秦诸子引用的古《尚书》说法，还有纬书、《白虎通》，汉魏诸儒今文学说，许慎《说文解字》所载孔壁古文，注文中保留异文、异体字，相关解说附在疏文之中。”他的宗旨是搜罗散佚的旧说，所以收录很多汉魏失传经说，同时采纳近代王鸣盛、江声、段玉裁等人的见解。唯独不取赵宋以来各家注本，因为那时典籍已经大量散亡，没有比当时更多的史料，又没有师承传授，担心滋生主观臆断之说。这部书一共历时二十二年才完成。
其他编撰的著作，有《周易集解》十卷，《夏小正传校正》三卷，《明堂考》三卷，《考注春秋别典》十五卷，《尔雅广雅诂训韵编》五卷，《魏三体石经残字考》一卷，《孔子集语》十七卷，《晏子春秋音义》二卷，《史记天官书考证》十卷，《建立伏博士始末》二卷，《寰宇访碑录》十二卷，《金石萃编》二十卷，《续古文苑》二十卷，诗文集二十五卷。嘉庆二十三年去世，享年六十六岁。孙星衍晚年撰写的书籍，大多托付文登毕亨、嘉兴李贻德完成。
毕亨，原名毕以田，字恬谿。最初跟随休宁戴震求学，精通汉代古训之学，尤其擅长《尚书》。孙星衍撰写《尚书今古文注疏》，大量采纳毕亨的观点，常常称赞他经学天下无双。嘉庆十二年考中举人。道光六年，经大挑选为知县，分派江西，代理安义县知县。有兄长杀死亲弟的案子，毕亨依据“不体恤幼子哀苦，泯灭人伦纲纪，刑律绝不赦免”的大义，不准援引赦令宽免。上级官员发怒，准备弹劾他，恰逢歙县程恩泽看重毕亨，事情才得以化解。后来补授崇义知县，积劳成疾，死于任上，将近八十岁。著有《九水山房文存》二卷。
李贻德，字次白。嘉庆二十三年举人。在孙星衍家中做馆师，二人相处十分投合。著《春秋左氏解贾服注辑述》二十卷。此书征引广博，逐字逐句梳理辨析，遇到义理不妥之处，也加以辩驳诘难。就算孔颖达复生，终究也不敢独尊杜预之说而全部抛弃旧注。另有《诗考异》《诗经名物考》《周礼賸义》《十七史考异》《揽青阁诗钞》《梦春庐词》。
王聘珍，字贞吾，南城县人。自幼以勤学闻名。乾隆五十四年，学政翁方纲选拔他为拔贡，进入国子监，为谢启昆、阮元参订古籍。曾经客居浙西，和歙县凌廷堪讨论学问，凌廷堪十分赞许他。为人厚重诚恳，清廉自持。
研究经学严守郑玄学说，著《大戴礼记解诂》十三卷、《目录》一卷。他说：“《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都师从后仓，各自采录孔壁古文之说，并不是《小戴礼记》删节《大戴礼记》，也不是马融增补《小戴礼记》。《礼察》《保傅》篇中提到秦代灭亡，是孔襄等人汇总保存。是贾谊取用古记，不是古记摘抄《新书》。《三朝记》《曾子》诸篇，是刘向归入九流，不是戴德收集编成。”
又说：“近代校勘，不懂得经学传承家法。王肃私自篡改这部经书，编撰《孔子家语》，后人反而依据王肃的本子改动经文。又有人依据唐宋类书，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这类典籍，增删字句；还有人说依据《永乐大典》改某字为某字。以上种种做法，都是用后世的义理衡量古义，用今音考证古音，用今文替换古文，于是孔壁深奥古奥的经书，变得文句浅顺，经书中的本意就此消亡。”所以他全书凡例宗旨，礼制器物数目，恪守郑玄之义；训释文字，全部依照《尔雅》《说文解字》与两汉经师的训诂。有不清楚的地方就空缺，没有凭空杜撰的话。例如“五义”的义字，依据《周礼注》读如仪；“五凿”的五字，解释为忤；《青史子》引用《汉书》“君子养之”，读作“中心养养”的养。全都依据经史，启发学者、解除疑惑。江都焦循称赞他不随意增删，完全保存旧本，将此事写入三十二读书赞之中。其他著作有《经义考补》《九经学》。
凌廷堪，字次仲，歙县人。六岁丧父，成年之后才开始读书，仰慕同乡江永、戴震的学问。乾隆五十五年进士，改任教职，选为宁国府学教授。侍奉母亲赴任，全力著述十多年。嘉庆十四年去世，享年五十三岁。
凌廷堪学问广博，无所不读。六书、历算，直到古今疆域沿革、职官异同，全都条理贯通。尤其专精礼学。他说：“古代圣人使人恢复本性依靠学习，所学的内容就是礼。颜渊问仁，孔子告诉他的只有礼。颜渊感叹大道高深，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等到‘博文约礼’，然后才能‘如有所立卓尔’，就是‘立于礼’的立。礼有仪节度数，不是空谈义理的人可以依托。”著《礼经释例》十三卷，他认为：《仪礼》仪节繁复，必须贯通体例。如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各不相同，但是献、酢、酬、旅酬、无算爵的体例是一样的；聘礼、觐礼不同，但是郊外慰劳、持玉、行享礼、陈列庭实的体例是一样的；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不同，但是尸进食、主人初献、主妇亚献、宾长三献、祭祀完毕饮酒的体例是一样的。于是分为八类条例，阐明同中之异、异中之同：通例，饮食例，宾客例，射例，变例，祭例，器服例，杂例。《仪礼》第十一篇，汉代以来研究者很多，因为不明白尊尊的宗旨，很少领会经文本意，于是写《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在变例之后。大兴朱珪读到他的书，赠诗推崇他。
凌廷堪除《礼经》之外，又潜心乐律。他认为后世世俗音乐和古代雅乐之间隔着唐代燕乐这一环节，蔡元定、郑世子等人都没能明白。于是以隋代郑译五旦、七调之说作为燕乐本源，又参考段安节《琵琶录》、张炎《词源》、《辽史·乐志》等典籍，写成《燕乐考原》六卷。江都江藩赞叹此书“思通鬼神”。其他著作有《元遗山年谱》二卷，《校礼堂文集》三十六卷、《诗集》十四卷。仪征阮元常令其子阮常生跟随凌廷堪学习《士礼》，又称赞他《乡射五物考》《九拜解》《九祭解》《释牲》《诗楚茨考》等解经文章，多阐发古人没有讲到的义理。其中最为杰出的，是《复礼》三篇。
同乡洪榜，字汝登。乾隆二十三年举人。乾隆四十一年，参加天津召试获第一名，授内阁中书。去世时三十五岁。专精经学，撰写《明象》没有完成，写到益卦就停笔。依照郑玄《易赞》作《述赞》二卷。又通晓声韵，撰写《四声均和表》五卷，《示兒切语》一卷。江永整理六百零六个切音字，这本书增补一百三十九个，又用见、溪等字母标注在《广韵》每字之上，划分喉、吻、舌、齿、唇五音。此书继承江永、戴震两家学说，并且更加详尽。为人立身端正，待人诚恳。一生推崇戴震。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当时读者不能读懂其中含义，只有洪榜认为此书功绩不下于大禹治水。撰写戴震行状，收录戴震给彭绍升的书信。朱筠见到后说：“这一段不必收录，戴氏能够传世的不在此处。”洪榜于是上书辩论。江藩在吴地见到此文，感叹道：“洪先生称得上捍卫圣道的儒者。”
汪龙，字辰叔，也是凌廷堪同乡。乾隆五十一年举人。喜爱古学，学识广博，尤其精通《诗经》。曾经读《生民》《玄鸟》两篇，怀疑郑玄笺中履迹、卵生的说法，不如《毛诗》所说姜嫄、简狄跟随帝喾祭祀郊禖来得正当。于是考证毛传、郑笺异同，在这部经上用功几十年，写成《毛诗异义》四卷，《毛诗申成》十卷。去世时八十二岁。
桂馥，字冬卉，曲阜县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选为云南永平县知县，死于任上。
桂馥博览群书，潜心文字训诂之学，精通声义。他曾说：“读书人不通晓经书，不足以经世致用；训诂不清，就不能通晓经书。”所以从生员到考中进士，四十年间，每天拿许慎《说文解字》和诸经义理互相疏证，写成《说文义证》五十卷。穷尽本源，是毕生精力所聚。
桂馥和段玉裁生在同一时代，一同研究《说文》，学者并称桂、段。但两人终身不曾相见，著作也没有互相看过，也是一件奇事。段玉裁的书声、义都阐明，尤其精通音韵；桂馥的书也兼顾声韵，但是训诂义例更为广博。段玉裁搜罗排比，自以为暗合许慎本意，自信果敢，自成一家，所以破字、创立新义之处很多。桂馥专门辅证许慎之说，推阐贯通，让读者引申领会，自行把握文义归宿。所以段书简约，一时难以读懂；桂书繁富，查阅领会比较容易。如果论内心体悟，段玉裁更胜一筹；如果论方便后人研读，段氏未必占先。桂馥的书专门罗列古籍，很少发表主观论断，意在广征证据以求贯通，辗转引申，不拘一格，类似王念孙《广雅疏证》、阮元《经籍纂诂》一类，不以个人意见独断。
等到桂馥到云南做官，追忆旧日见闻，随手记录十卷。因为内容细碎，好比工匠的零散木料，取名《札朴》。桂馥曾经引用徐幹《中论》：“浅陋儒生虽然博学，专求事物名称，详考器物，钻研训诂，摘录章句，却不能统摄大义，领会先王的本心。所以使学习者耗费思虑而不明大道，空费时日而没有成就。”他认为当时学者风气热衷六书，渐成习气；偶然接触名物，就自比仓颉、《尔雅》；粗略讲一点笔画，就妄评李斯、李阳冰；问起经典大义，则茫然不知。这是同时代文字学者很少能说出的话，足以针砭学界弊病。其他著作有《晚学集》十二卷。
许瀚，字印林，日照县人。道光十五年举人，担任峄县教谕。博通经史金石文字，训诂造诣很深。校勘宋元明典籍，精审程度不亚于黄丕烈、顾广圻。晚年为灵石杨氏在清河校刊桂馥《说文义证》，书刚刻成，书版就毁于捻军战火，所收藏的经籍金石一并丧失，抑郁而终，享年七十岁。其他著作有《韩诗外传勘误》《攀古小庐文》。
江声，字叔澐，元和人。七岁拜师读书。问老师读书目的，老师说是为考取科第。江声追问在科举之外更进一步的学问。二十九岁，父亲生病，早晚侍奉床褥，衣不解带，甚至亲自清洗便器，观察排泄物判断病情轻重。等到守孝，哀痛伤身，形销骨立；过了三年，面容悲戚如同刚丧亲。侍奉母亲生病、守丧，也和父亲去世时一样。宗族乡邻都哀怜他至孝。双亲离世之后，不再参加科举。
研读《尚书》，诧异古文、今文文字差别很大，又怀疑《孔传》不是孔安国所作。三十五岁，拜同乡通儒惠栋为师，读到惠栋《古文尚书考》和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才知道古文《尚书》和《孔传》都是晋代人伪造。于是汇集汉代儒者之说，注解二十九篇今文；汉代旧注不完备，就旁征其他典籍，精研古训，写成《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附带《补谊》九条、《识伪字》一条，《尚书集注音疏前后述外编》一卷，还有《尚书经师系表》。经文、注疏全部用古篆书书写。怀疑伪古文《尚书》，始于宋代吴棫；朱熹之后，吴澄、郝敬、梅鷟都没能抓住要害。到本朝阎若璩、惠栋两位徵君的著作，才揭露出作伪的痕迹、抄袭的源头。但是订正经文、疏通古注，他们都没有做到。直到江声此书，才集其大成。
江声又不满后世学者深究“考老转注”的含义，甚至从篆文字形上探求，于是写《六书说》，认为“建类一首”就是《说文》从“一”到“亥”五百四十部首；“同意相受”就是凡某之属皆从某。阳湖孙星衍推崇他的说法，认为《尔雅》肇、祖、元、胎，含义都是开始，开始即是建类一首；肇、祖、元、胎同为始，也就是同意相受。《说文》中这类例子很多。推究“考老”的训释，如同口部：咽，嗌也；嗌，咽也。走部：走，趋也；趋，走也。就像考注解老，老转注于考。它们同在口部、走部，就是建类一首。江声也认同这个观点，而戴震认为贯通全书则含义太过宽泛。江声辩驳说：“如果只拿考、老当作转注，不就太狭隘了吗？况且谐声这一条，难道不是贯通全书吗？”江声与戴震互相敬重学问，却不会盲目附和。
一生不写楷书，就算与人书信往来，全都写古篆。浅陋儒生常常讥笑他，江声并不理会。他写《尚书》里的瀍水之字，《说文》没有这个字。瀍依据《淮南子》写作廛，氵廛依据《尔雅义》写作孟。人们起初觉得奇怪，后来信服他不是主观臆造。只是他的书因为字体难识，在当时流传不广。
江声性格耿直，不慕名利。交游如王鸣盛、王昶、毕沅，都看重他的学识人品，但江声从不拿私事请托他们，当权者越发敬重他。嘉庆元年，举荐孝廉方正。嘉庆四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晚年因为和世俗不合，行事常与时人抵触，取《周易》艮背之义，自号艮庭，学者称艮庭先生。
其子江镠，吴县生员。孙江沅，优贡生。世代传承家学。
江沅，字子兰。金坛段玉裁侨居苏州，江沅出入其门下几十年。江沅先写《说文释例》，后来遵从段玉裁嘱托，以段书十七部谐声表所列某声某声为纲领，逐条系属；声中再生声，就依次序编排，写成《说文解字字音均表》共十七卷。江沅对段玉裁书中谬误略作笺注，他说：“支、脂、之分为三部；真、臻、先，和谆、文、欣、魂、痕分为两部，本是陆德明旧说。段玉裁却当作独得秘义，严格划分界限，自我标榜。凡是许慎原本合韵之处，段玉裁多方改动使之分离；第一部与第十二部，也不让相通。所以皕字读若秘，被改成逼；肊字的乙声，删掉声字；必字的弋亦声，改为八亦声。开篇第一条篆文解说，一物三字，本是一部、十二部、十五部合韵的道理，段玉裁绝不敢谈这里的韵，直到亥字重文才提及。十二、十三两部相通，卡在民、昬二字，所以强行删去昬字，迁就自己的学说。畀字从田声，属十五部；綥从畀得声，翏就是古綦字，在第一部。于是把畀字改为★M1声，回避十五部与第一部合韵。这些都是段氏学说的症结。”又说：“段玉裁论古音，认为上古没有去声，所以谱录典籍平声之上为入声。我的看法是古音有去无入；平声轻，去声重，平声延伸为上声，去声促成入声。上、入声的字少于平、去，正是这个原因。北方方言入声都读成去声，从古音沿袭，到今天依旧如此。不敢随意标新立异，只是参验推测。”江沅曾经当面和段玉裁质疑问难，段玉裁亲自允许辩驳校勘，所以才有这些不同观点。江沅去世，享年七十二岁。
钱大昭，字晦之，嘉定县人，钱大昕的弟弟。钱大昕精通经史，同族晚辈都研究古学，擅长文章，是东南学界的表率。钱大昭比钱大昕小二十岁，侍奉兄长如同严师，得到他的指点传授，当时人比作苏氏两兄弟。壮年游历京师，曾经校录《四库全书》，世间罕见的秘本，都得以阅览，学问因此更加广博。又善于取舍抉择，他解经和文字学著作，能直达汉代儒者学问的堂奥。曾经打算钻研《尔雅》，钱大昕写信给他说：“六经都是用来阐明大道的，不通训诂就不能明白大道。想要穷尽六经的宗旨，必须从《尔雅》入手。”钱大昭于是写成《尔雅释文补》三卷，以及《广雅疏义》二十卷。
又著《说文统释》六十卷，凡例十条：一，疏证，辅助阐明古义；凡是经典中和许慎相合的古义，全部收录。二，音切，复原古音；徐铉、徐锴不懂古音，往往误读；许慎所说“读若某”，就有对应的读音，一并补正；《说文》原本有旧音，《隋书·经籍志》载《说文音隐》，《颜氏家训》曾经引用。唐以前传注学者多称《说文》某音，一并采集附在本字之下。三，考异，复原古本；古本与古书引文文字有异同，全部拿来折中辨析。四，辨俗，订正讹字；经典流传俗字，以及徐氏新增附字，详细辨证，另成一卷附在后面。五，通义，阐明文字通假；经典中事物相同、读音相同，古本可以通用的，都引经书证明。六，从母，阐明文字孳生演变；如完、刓、髡、軏等字，都在元字下注从此得声。七，别体，扩充异义；重文中籀文、小篆、古文、奇字，都说明来源；许慎没有解说的，稍加阐释；经典中两体并用的，引书证。八，正讹，订正刊刻错误；许慎未收录的字，注文中不该出现；笔画脱误，一并校正。九，崇古，识别古字；如鷐、鴠、、之类，经典有不从鸟旁的，这是古今字，标注古用某字。十，补字，弥补缺漏；如由、希、免、畾等三十九个字，从这些字得声的字很多，书中脱落，有子无母，不符合许慎体例，酌情增补，另成一卷附后。
钱大昭对正史尤其精通两汉。他认为注史和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主，道理蕴藏于训诂，训诂明晰义理自然显现；注史以通达史实为主，史实不明，训诂再精也没有用处。常常奇怪服虔、应劭注解《汉书》，裴骃、徐广注解《史记》，那时距离古世不远，杂史、碑刻材料很多，却不能融会贯通，考异质疑，仅仅细碎考究训诂。于是写成《两汉书辨疑》四十卷，在地理、官制方面多有创获。又仿照体例写成《三国志辨疑》三卷。又因为宋代熊方所补《后汉书年表》只取材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于是除正史之外兼采山经、地志、金石、子部、集部文献，体例依照班固旧例，稍加变通，写成《后汉书补表》八卷。增补王侯数目，比熊方的书多出一百三十人。评论者认为相比万斯同《历代史表》，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他著作有《诗古训》十二卷，《经说》十卷，《补续汉书艺文志》二卷，《后汉郡国令长考》一卷，《迩言》二卷。
一生不贪慕荣华利禄，把读书之所命名为可庐，希望达到古人随遇自足的境界。嘉庆元年，被举荐孝廉方正。
其子钱东垣，字既勤。嘉庆三年举人，任浙江松阳县知县，因丧辞官。服满，补上虞县知县。钱东垣和弟弟钱绎、钱侗，都潜心研究经、史、金石，当时人称“三凤”。曾经和钱绎、钱侗及同乡秦鉴校勘订正《郑志》；又和钱绎、钱侗、秦鉴以及桐乡金锡鬯辑释《崇文总目》，世间称为精善版本。钱东垣治学广博而能抓住要领。因为传世《孟子注疏》谬误极多，于是辑录刘熙、綦毋邃、陆善经等古注，以及顾炎武、阎若璩、同时师友的论点，附上自己见解，订正音读，考辨异同，写成《孟子解谊》十四卷。其他著作有《小尔雅校证》二卷，《补经义考》四十卷，《列代建元表》，《勤有堂文集》。
钱侗，字同人。对于历算之学，也能推求本源。钱大昕撰写《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没有写完就去世。钱侗用群书、金石文字佐证，增补一千三百多条。日夜检阅推算，几乎废寝忘食，最终因此染病离世。
朱骏声，字丰芑，吴县人。十三岁，学习许慎《说文》，一读就能通晓。跟随钱大昕求学，钱大昕一见就惊异，说：“学问衣钵传承，大概就在你身上！”嘉庆二十三年举人，任黟县训导。咸丰元年，以截取知县身份入京，进呈所著《说文通训定声》以及《古今韵准》《柬韵》《说雅》，一共四十卷。文宗阅览，赞许他学识渊博，赏国子监博士衔。不久升任扬州府学教授，托病，没有赴任。咸丰八年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朱骏声著述广博，不求世人知晓，同时擅长推步历算，通晓象数。曾经论《尔雅》太岁在寅，推衍钱大昕之说：当时是根据实测岁星在亥，确定太岁在寅，命名摄提格纪年。岁星所对应的辰位，就是太岁。但岁星一百四十四年就超一辰；秦汉时期甲寅之年，岁星在丑，太岁应当在子。汉代诏书以太初元年为摄提格，是沿用六十纪年名称逐年依次排列，不能骤然超一辰，所以仍旧称摄提格。后人于是把寅、卯当作太岁，强行把摄提格等称为岁阴。其实《尔雅》所说岁阳、岁阴，并不是后世的说法。其他著作有《左传旁通》十卷，《左传识小录》三卷，《夏小正补传》一卷，《离骚补注》一卷。
其子朱孔彰，字仲我。能够继承父学，著有《说文粹》三编，《十三经汉注》，《中兴将帅别传》。
列传二百六十九 儒林三
马宗梿（子瑞辰，孙三俊）、张惠言（子成孙）、江承之、郝懿行、陈寿祺（子乔枞）、谢震、何治运、孙经世、柯蘅、许宗彦、吕飞鹏、沈梦兰、宋世荦、严可均、严元照、焦循（子廷琥）、顾凤毛、锺怀、李锺泗、李富孙（兄超孙，弟遇孙）、胡承珙、胡秉虔、朱珔、凌曙、薛传均、刘逢禄、宋翔凤、戴望、雷学淇、王萱龄、崔述、胡培翚、杨大堉、刘文淇（子毓崧，孙寿曾）、方申、丁晏、王筠、曾钊、林伯桐、李黼平、柳兴恩（弟荣宗）、许桂林、锺文烝、梅毓、陈澧、侯康、侯度、桂文灿、郑珍、邹汉勋、王崧、刘宝楠（子恭冕）、龙启瑞、苗夔、庞大堃、陈立、陈奂、金鹗、黄式三（子以周）、俞樾、张文虎、王闿运、王先谦、孙诒让、郑杲、宋书升、法伟堂。
马宗梿，字器之，桐城县人。由举人任东流县教谕。嘉庆六年考中进士，第二年去世。年少跟随舅父姚鼐学习诗文，所作文章深沉宏丽。后来精通古训和地理之学。乡试中举时，他阐释《论语》过位、升堂合乎古制，大兴朱珪极力选拔他。后来跟随邵晋涵、任大椿、王念孙游学，学问更加精进。他认为解经必先通晓训诂，典籍浩繁，却没有汇编成书的。于是和同道孙星衍、阮元、朱锡庚分韵汇编，恰逢南归，中途停止。后来阮元在江浙视学，汇集众多名儒编撰《经籍纂诂》，全书凡例，就是马宗梿亲手拟定。为人敦厚朴实，嗜好很少，只以著述为乐。曾经撰写《左氏补注》三卷，广泛征引汉魏诸儒之说，不随便附和，也不刻意标新立异。其他著作还有《毛郑诗诂训考证》《周礼郑注疏证》《穀梁传疏证》《说文字义广证》《战国策地理考》《南海郁林合浦苍梧四郡沿革考》《岭南诗钞》，共数十卷，《校经堂诗钞》二卷。
其子马瑞辰，字元伯。嘉庆十五年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工部营缮司主事。升任郎中，因事获罪，发配盛京效力。不久恢复主事，上奏留工部，补员外郎。又因过失发配黑龙江，不久释放回乡。先后主持江西白鹿洞、山东峄山、安徽庐阳书院讲席。太平军攻陷桐城，众人惊慌逃走，贼人胁迫他投降。马瑞辰高声说：“我从前是翰林院庶吉士、工部都水司员外郎马瑞辰！我命两个儿子组织乡团，二儿子战死，小儿子从军，我怎么会投降贼人！”贼抓住他的头发，烧灼他的后背，挟持前行。走了几里，骂声越发激烈，于是遇害，享年七十九岁。朝廷听闻，按例抚恤荫蔽后人，下诏建立专祠。
马瑞辰勤学著书，到老不倦。他说：“《诗经》自从齐、鲁、韩三家诗亡佚之后，解诗以《毛诗》最为古老。据《郑志》答张逸：‘注诗以毛为主，毛义隐略之处，再加以阐明。’郑玄主旨本是阐述毛公，他作笺改动经文读音，不是全部改换毛传。而《正义》有时误认为毛、郑义理相异。郑玄早年跟随张恭祖学习韩诗，笺中和毛不同之处，大多依据韩诗之说。他答张逸也说：‘如果有不同，就写下自己见解。’而《正义》又有时误把传、笺混为一体。《毛诗》用古文，经文中很多假借字，大多依据双声叠韵，《正义》很多地方没能通达。”于是撰写《毛诗传笺通释》三十二卷，用三家诗辨别异同，用全经阐明义例，用古音古义考证讹误互乱之处，用双声叠韵分辨通假字。恪守家法，义据精深。同时长洲陈奂著《毛诗传疏》，也是专门研究《毛诗》的著作。自此研究《毛诗》的学者，大多推崇这两部书。
其子马三俊，字命之。优贡生，举荐孝廉方正，治学尊奉程颢、朱熹。家国遭难，心怀愤恨想要杀敌。咸丰四年六月，率领乡勇追击敌军到周瑜城，力战而死，年三十五岁。著有《马徵君遗集》。
张惠言，字皋闻，武进县人。年少学习《易经》，就能通晓大义。十四岁做蒙童老师，修身立品，恪守礼义，人人敬重。嘉庆四年进士。当时大学士朱珪任吏部尚书，因为张惠言学问品行出众，特地奏请改为庶吉士，充实录馆纂修官。嘉庆六年，散馆，改六部属官，朱珪又特地奏请授翰林院编修。嘉庆七年去世，年四十二岁。
张惠言乡试、会试都出自朱珪门下，从不夸耀自己才学，默默跟随众弟子进退。朱珪暗中观察，十分欣赏，所以屡次提拔。张惠言也敢于直言争辩，不加隐瞒。朱珪说天子应当以宽厚安民。张惠言说：“国家太平一百多年，仁政养育百姓，远超汉唐宋。官吏百姓习惯宽纵，奸邪之人滋生其间，应当严明刑罚，肃清朝内外政务。”朱珪说天子应当宽容有过失的大臣。张惠言说：“平庸鄙陋之人侥幸身居高位，败坏朝廷法度，保全他们又有什么用处？”朱珪喜欢举荐博雅之士。张惠言说：“应当举荐对内治理官府、对外镇守边疆的人才。”曾和同乡洪亮吉在众人面前争辩这件事。
张惠言年少写辞赋，效仿司马相如、扬雄的文章；成年，又学习韩愈、欧阳修。篆书初学李阳冰，后来研习汉碑碑额与石鼓文。曾经奉命前往盛京篆刻列圣加尊号的玉宝。张惠言对当事官员说，旧藏玉玺不能磨改；又说翰林奉命篆刻列圣宝玺，应当奏请准予乘驿，受制度限制没有成行。
心思精深过人，曾经向歙县金榜问学。学问归宿在六经，尤其精通《易》《礼》。著《周易虞氏义》《虞氏消息》，序言写道：“从汉成帝时，刘向校书，考辨各家《易》说，认为诸家《易》都源自田何、杨叔、丁将军，大义大体相同，只有京氏与众不同。孟喜继承《易》家阴阳学说，解说《周易》本于阴阳气变，再用人事阐明。八卦六十四卦象，四正七十二候，变通消息，诸儒相传承习，不能完备通晓。汉末，扶风马融作《易传》，传给郑康成作《易注》。荆州牧刘表、会稽太守王朗、颍川荀爽、南阳宋忠都以《易》名家，各有著述。只有虞翻传承孟氏易学，写成《易注》，上奏献帝。虞翻论《易》，以阴阳消息六爻，阐发旁通，升降上下，归于乾元用九而天下大治。依物类比，贯穿联系，初看琐碎，深入剖析，条理畅达，归于大道，后世儒者很少能通晓。自从魏王弼用空泛之言解《易》，唐代立为官学，汉代诸儒学说衰微，只有李鼎祚《周易集解》较多收录古《易》家言论，其中虞翻注最多。之后古书大多散亡，宋代道士陈抟凭空造出龙图，弟子刘牧当作《易》的河图、洛书；邵雍又创先天、后天图，宋代研《易》之人纷纷尊奉，直到今天牢不可破，《周易》阴阳的宏大义理几乎全部湮没。大清立国之后，元和惠栋，开始考证孟、京、荀、郑、虞古义，写成《易汉学》，又自作解说，名《周易述》。但是在典籍亡残之后搜集，采获不过十之二三。书中大体尊崇虞氏，不能全部通晓之处，就旁引其他学说来弥合。从唐五代宋元明，典籍残破散乱一千多年，仅仅修补搜集，想要一朝恢复其道，本就很难。虞翻之学精深，又能见到马、郑、荀、宋各家著作，考辨正误，所以义理精密。古书亡佚之后，汉魏师说尚存十多家，但是只有郑、荀、虞三家尚有梗概可以论述，虞氏最为完备。那么探求七十子微言，田何、杨叔、丁将军所传，除虞翻注，还能从哪里寻找？所以梳理脉络，阐明体例，解释疑滞，记录亡缺，写成《虞氏义》九卷；又概括大旨，写成《消息》二卷。”又著《虞氏易礼》二卷，《虞氏易候》一卷，《虞氏易言》二卷。
起初惠栋写《周易述》，主旨遵从虞翻，辅以郑、荀诸儒。学者批评他不能专一。阮元说汉人易学，孟、费各家各有师承，不能强行合并。张惠言传虞氏易，就是传承汉代孟氏易学，属于孤绝失传的学问。张惠言还著《周易郑氏义》三卷，《周易荀氏九家义》一卷，《周易郑荀义》三卷，《易义别录》十四卷，《易纬略义》三卷，《易图条辨》二卷。他《易义别录序》说，没有读全文辞就论断是非，好比仅凭片面之词断案。所以他的著作，都是辅助阐明虞氏易学。在礼学方面有《仪礼词》一卷，《读仪礼记》二卷，都特别精审。还有《茗柯文》五卷，词一卷。
其子张成孙，字彦惟。年少张惠言教他《说文》，让他分六书编撰谱录，写成《象形》二卷。张惠言撰写《说文谐声谱》，没有完成就去世。张成孙后来跟随庄述祖学习，掌握核心要义，续成此书。卷次体例多有增改，共五十卷。此书分为中、僮、薨、林、岩、筐、荣、蓁、诜、千、萋、肄、揖、支、皮、丝、鸠、芼、蒌、岨二十部。从《毛诗》选取最先出现的字作为部首，辅以《易经》韵、《楚辞》韵，再用《说文》声系从属，条理清晰，有前人未及之处。曾经拿给阮元看，阮元赞叹超凡精细。张成孙同时精通天文。同乡董祐诚去世，他为董祐诚校刊遗著。另著《端虚勉一居文集》。
江承之，字安甫，歙县人。跟随张惠言求学。当时弟子跟随张惠言学习《易》《礼》有十几人。张惠言外甥董士锡学习《易》，通晓阴阳五行学说；江承之同时学习《易》《礼》，著《周易爻义》《虞氏易变表》《仪礼名物》《郑氏诗谱》，年仅十八岁。
郝懿行，字恂九，栖霞县人。嘉庆四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嘉庆二十五年，补江南司主事。道光三年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郝懿行为人谦和退让，不善言辞，但是清廉自持，不轻易与人交往。遇到不熟悉的人，相对终日不说一句话；等到谈论经义，则滔滔不绝不知疲倦。居所四壁空空，庭院长满杂草，仆役不全，郝懿行安然处之。在郎官任上浮沉，看待官职荣辱如同和自己无关，一心投入著述，常常读书到四更，前后四十年。著作有《尔雅义疏》十九卷，《春秋说略》十二卷，《春秋比》一卷，《山海经笺疏》十八卷，《易说》十二卷，《书说》二卷。
郝懿行曾经说：“邵晋涵《尔雅正义》搜集材料广博，但是声音训诂的本源，很多地方阻塞不通，阐发不足。我作《义疏》，在文字假借、声转之处，不厌繁琐，想要阐明背后道理。”又说：“我长期居住乡间，遇到草木虫鱼不认识的，一定询问名称，仔细观察外形，考证古书，验证对错。本书中和旧说不同之处，都经过目验，不是凭主观臆断。这就是我的书区别于邵氏之处。”郝懿行研究《尔雅》历时最久，书稿数次修改，临终才定稿。对于古训异同、名物疑似之处，详细辨析疏通证明，造诣比邵晋涵更深。高邮王念孙审阅书稿，托阮元刊刻流传。阮元主持会试时，从经义文章之中赏识提拔郝懿行。
他笺疏《山海经》，征引各类典籍，正名辨物，刊正旧疏谬误，文辞典雅简练。阮元评价：郭璞广注征引广博，但芜杂；毕沅校本订正文字尚有疏漏；只有郝懿行精深而不穿凿，广博而不泛滥。
郝懿行妻子王照圆，字瑞玉。博览经史。当时学界有“高邮王父子，栖霞郝夫妇”的说法。著《诗说》一卷，《列女传补注》八卷，附《女录》一卷，《女校》一卷。又和郝懿行以诗文问答，郝懿行录为《诗问》七卷；《尔雅义疏》也间或采纳王照圆的见解。其他著作有《诗经拾遗》一卷，《汲冢周书辑要》一卷，《竹书纪年校正》十四卷，《荀子补注》一卷，《晋宋书故》一卷，《补晋书刑法志》一卷，《食货志》一卷，文集十二卷。王照圆又有《列仙传校正》二卷。
陈寿祺，字恭甫，闽县人。年少擅长写文章。十八岁，台湾平定，撰写献给福康安的百韵长诗并序言，文辞宏丽，一时传诵。嘉庆四年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不久辞官回乡。生性至孝，不愿出外做官；家中贫困缺粮，父亲命他入京。嘉庆九年，充广东乡试副考官。嘉庆十二年，充河南乡试副考官。嘉庆十四年，充会试同考官。京察列为一等，记名御史。陈寿祺因为不能奉养父母，常常闷闷不乐。将要辞官归乡，忽然听闻父亲去世，恸哭几乎气绝，奔丧回乡。服丧完毕，请求供养母亲；母亲去世，守孝期满。五十三岁，有人向朝廷秘密举荐，最终不再出仕。
陈寿祺会试出自朱珪、阮元门下，专门研究汉代儒学，又见到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程瑶田等人，学问更加精博。解经能把握两汉经学大义，每提出一个观点，都能折中辨析。
两汉经师，最早是伏生，最为完备的是许慎、郑玄。陈寿祺阐发遗书，写成《尚书大传笺》三卷、《序录》一卷、《订误》一卷，附《汉书五行志》，缀录其他典籍所引刘向《五行传论》三卷。序言写道：“伏生《大传》，梳理阐发大义，依经立旨，文辞典雅厚重，最接近大小戴记七十子之言，不是汉代普通经师训释所能比拟。郑康成是百世儒宗，唯独注解《大传》。他注解三《礼》，常常引用此书；注解古文《尚书》，《洪范》五事、《康诰》孟侯、文王伐崇、戡黎之年、周公克殷、践奄之年，全都依据《大传》阐明史事。难道不是见识广博、熟悉旧闻之人？伏生之学尤其精通礼，书中记述巡狩、朝觐、郊祭迎尸、迎日、庙祭、宗族宴饮、门塾学校、养老、择射、贡士、考绩、郊遂、采地、房堂路寝制度，后妃侍御、太子问候诸侯的礼法，三正历法，五服色彩，七始乐律，八伯乐制，都是唐虞三代遗留文字，很多六经没有记载、诸子百家不详。此书散佚，留存不足四五成，尤其珍贵。宋代朱熹与黄榦编撰《仪礼经传通解》，搜集《大传》最为详尽，对礼学大有裨益。《五行传》从夏侯始昌，传到刘向、刘歆父子，擅长推演灾祥，阐明天人感应。汉儒研经，无不通晓象数阴阳，穷尽性命本源。所以《易》有孟喜、京房卦气占候；《诗》有翼奉五际要义；《春秋》有公羊灾异条例；《尚书》有夏侯、刘氏、许商、李寻《洪范》论。班固依据《大传》，采纳董仲舒，区分刘向、刘歆，用以解说《春秋》，鉴往知来，是政事的参照，不可废弃。所以收录《汉书五行志》附于书后，完备这一家之学。”
又著《五经异义疏证》三卷，《左海经辨》二卷，《左海文集》十卷，《左海骈体文》二卷，《绛趺堂诗集》六卷，《东越儒林文苑后传》二卷，《东观存藁》一卷。
陈寿祺回乡之后，阮元聘请他教授诂经精舍生徒。阮元汇编群经古义为《经郛》，陈寿祺撰写条例，阐明依据训辞、贯通典礼、保存家法、辨析异同的宗旨。后来主持泉州清源书院十年，鳌峰书院十一年。对生徒讲修身勤学，传授经术，写《义利辨》《知耻说》《科举论》教导学子。书院规条严肃，生徒起初觉得严苛，久后心悦诚服。在家给地方官员写信，对家乡利弊忧心忡忡，就算触犯忌讳也不加隐瞒。明代黄道周忠贞，学问绝学，陈寿祺搜集遗文刊刻。又呈文地方大员，请求上奏，让黄道周从祀孔庙。奏议呈上，朝廷批准。道光十四年去世，年六十四岁。
其子陈乔枞，字朴园。道光五年举人。道光二十四年，经大挑选为知县，分派江西。历任分宜、弋阳、德化、南城知县，代理袁州、临江、抚州知府。以经学辅理政务，为官有声名。同治七年死于任上，年六十一岁。当初，陈寿祺认为郑玄注《礼记》多处改动经文读法，又考证齐、鲁、韩三家诗佚文佚义和毛诗异同，已经辑录但没有定稿。病危之时，对陈乔枞说：“你喜好汉学，治经懂得师法，将来能完成我的心愿，我九泉之下没有遗憾。”陈乔枞于是梳理旧稿，编为定本，写成《礼记郑读考》六卷，《三家诗遗说考》十五卷。又著《齐诗翼氏学疏证》二卷，《诗纬集证》四卷。他认为齐诗学说有三大宗旨：四始，五际，六情。都是阐明天地阴阳终始道理，考察人事盛衰得失根源，论述王道治乱安危。齐诗最早亡佚，证据最少，只有翼奉保存百分之一，很多说法出自《诗纬》，观测星象，推步历数，征验吉凶，是齐学根基。《诗纬》散亡之后，齐诗就成绝学。他又撰写《今文尚书经说考》三十四卷、《欧阳夏侯经说考》一卷。书中说道：“二十九篇的今文版本文字完整留存，十六篇没有今文可供考证，于是不能完全通晓它的文义。凡是古文《周易》《尚书》《诗经》《礼经》《论语》《孝经》能够流传下来，全部都是依靠今文经学的先驱，今文经里没有的内容就一并废弃。倘若没有伏生，那么经学将陷入万古长夜。欧阳生、大夏侯、小夏侯各自恪守师承家法，只要能得到只言片语、零星义理，来探寻千百年间几乎断绝的学术脉络，那么今文经学能够维系儒家经典不至于断绝，其功劳哪里是浅小的呢！他还撰有《诗经四家异文考》五卷、《毛诗郑笺改字说》四卷、《礼堂经说》二卷，最后成书的是《尚书说》。当时老成博学的宿儒之学渐渐衰微，考据之学被当世之人非议诋毁，唯独湘乡曾国藩读到他的著作，认为足以流传后世。除元和惠氏、高邮王氏之外，只有陈乔枞能够继承世代相传的学业，光大其家学传统。
与陈寿祺同乡、研究古学的学者，有谢震、何治运。
谢震，原名在震，字甸男，侯官人。乾隆五十四年考中举人，出任顺昌县学教谕。谢震曾经和闽县林一桂、瓯宁万世美一同精研《三礼》，谢震尤其勤学，酷爱古学。然而他坚守汉学，喜欢驳斥宋儒凭空臆造、虚浮无据的学说。陈寿祺与谢震同年乡试中举，比谢震小六岁，把谢震当作令人敬畏的挚友。谢震看重情义，有志于经世致用，却不被当世重用，四十岁去世。他的弟子收集整理他遗留的著作，编成《礼案》二卷，考证精密，胜过敖继公的著作。另有《四书小笺》一卷、《四圣年谱》一卷。擅长作诗，有《樱桃轩诗集》二卷。
何治运，字阝海，闽县人。嘉庆十二年举人。学识广博、记忆力强，一心钻研汉学。两广总督阮元曾经聘请他编纂《广东通志》。后来游历浙江，浙江巡抚陈若琳出资刊刻他的经解以及论辩文章共四卷，书名为《何氏学》。道光元年去世，时年四十七岁。何治运与陈寿祺是好友，何治运离世之后，陈寿祺感慨再也没有可以相互质疑问难之人，无法辅助完成自己的学术。
孙经世，字济侯，惠安人，是陈寿祺的弟子。陈寿祺教导弟子不拘一格，登门受学的弟子之中：仙游王捷南精通《诗经》《礼记》《春秋》与诸部史书；晋江杜彦士精通文字训诂之学；惠安陈金城专攻汉代《易》学；将乐梁文擅长性理之学；建安丁汝恭、德化赖其煐、建阳张际亮擅长诗歌与古文，全都足以自成一家。而孙经世学问有成却早年辞世，学界都将他视作儒林典范。孙经世年少喜爱读《近思录》，后来深入钻研经义，他认为不通晓经学，就无法研究理学；不明白训诂，就无法读懂经书；不懂得字音与文字的本源，就无法通晓训诂。著有《说文会通》十六卷、《尔雅音疏》六卷、《释文辨证》十四卷、《韵学溯源》四卷、《十三经正读定本》八十卷、《经传释辞续编》八卷。又撰《春秋例辨》八卷、《孝经说》二卷、《夏小正说》一卷、《诗韵订》二卷、《惕斋经说》六卷、《读经校语》四卷。
柯蘅，胶州人。跟随陈寿祺学习许慎、郑玄的学问。他认为《史记》《汉书》中的各类表，是本纪、列传的纲领，而其中讹字、脱漏、错乱最多，最难整理考订，于是逐条梳理考辨，写成《汉书七表校补》二十卷。全书设立十条体例：第一，辨明史事讹误；第二，辨明文字讹误；第三，辨明古注讹误；第四，辨明各家考证的错误；第五，用本书内文考证本书的谬误；第六，以《史记》《汉书》互相参证，发现错误；第七，用《汉书》与荀悦《汉纪》互证以甄别谬误；第八，用《汉书》与《水经注》互证甄别谬误；第九，依据本纪、列传，补全诸表的缺漏；第十，依据当代地理，核验诸表记载的错误。搜罗发掘隐微难见的史料，凡是前人的论断，全都拿来分辨是非；还有二三十件前人未曾论及的问题，也一一考订，称得上专门之学。柯蘅尤其擅长《诗经》，著《声诗阐微》二卷、《旧雨草堂诗集》四卷；他解说经、史的文章，由弟子汇编成《旧雨草堂札记》。
许宗彦，字积卿，德清人。九岁就能研读经、史，擅长写文章。侍郎王昶赏识他的才华，专门写《积卿字说》赠予他。嘉庆四年考中进士，授兵部主事，到任仅两个月，就因双亲年迈托病辞官回乡。双亲过世之后，终身不再出仕。定居杭州，闭门读书治学。他的学问广博，无所不通，探究深奥隐秘的义理，见识卓绝，阐发了千百年儒者未能阐发的观点。他考证周代五庙二祧制度，认为周代礼制，五庙之外另设二祧，作为迁庙的递减安排，以此增厚亲亲的仁道。宗庙之外另立祖宗之庙，与禘祭、郊祭同为重大祭祀，以此彰显尊尊的大义。各类经书之中，并没有文王、武王二庙永不迁毁的记载，这种错误说法始于韦玄成，刘歆沿袭其误，郑康成也跟着采信。祧庙本是迁移神主的庙，却被说成永不迁毁之庙，名称和实质完全相悖。他又考证文王、武王的世室，认为周代文王、武王都配祭于明堂太室，因此才有“文世室”“武世室”的名号。孔颖达错误认为伯禽的庙称为“文世室”，周公的庙称为“武世室”。以《公羊传》所载周公庙称太庙、鲁公庙称世室、诸侯庙称宫来佐证，足见孔颖达之说错谬极重。
他又考证《禹贡》中的三江，认为《汉书·地理志》记载“分江水，源头承接长江，向东流到馀姚入海”。既然名叫分江水，源头承接长江，就可知它不是南江的干流；说向东到馀姚入海，就可知它不在吴地入海，与《禹贡》所说三江无关。又考证太岁、太阴，认为太岁，是岁星与太阳处在同一星次、由斗柄所指向的辰位。太阴起于寅、终于丑；太岁起于子、终于亥。《汉书·律历志》记载：“太初元年，岁前十一月初一清晨冬至，岁星在星纪婺女六度，岁名困敦。”这是太岁起于子的确凿证据。汉武帝诏书云：“年名焉逢、摄提格。”这是太阴起于寅的确证。《汉书·天文志》开始误把甘公、石申所讲的“太阴”归到太岁名下，于是与太初历的太岁相差两个辰位；后人却认为是星体运行有盈缩，这个说法是错的。
他又阐释六书的转注，认为是依托偏旁辗转互训。《说文解字》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说文后序》说“其建首也，立一为耑”，就是“建类一首”的意思。比如“示”作为部首，从示这个偏旁衍生注解出神、祇等字，由神、祇再衍生注解祠、祀、祭、祝等字，辗转相训，意义相近，归为一类。戴震把《尔雅》的训诂当作转注，却不知道训诂是后世才产生的，不是造字之时预先就有的。段玉裁援引戴震之说，还说《尔雅》里很多字属于假借，却不明白假借是原本没有这个本字，临时借用他字。像初、哉、首、基这类释义，并不是本来没有“首”这个字，借用初、哉等字来替代。他其他的学术论著，能够持平看待汉儒、宋儒。《礼论》《治论》等文章，都博考古事、证验当世，通达国家治理的体制。
许宗彦尤其精通天文，掌握西方推步历法的秘法，自己制作浑金球，见解独到精妙。曾经援引纬书“四游”之说阐释天的高低，推知天地不同心、天体不是正浑圆的道理。考证《周髀算经》中的北极璿玑，推求古人观测天象的方法。日月五星都统属于天，由此知道东汉以前使用赤道体系、不用黄道体系，抓住了日月五星运行的根本。讨论太阳左旋右旋的同一原理，王锡阐解释黄道右旋、赤道平行，戴震把黄道、赤道分成两条轨道，说法并不清晰，许宗彦加以剖析，义理精深透彻，都是前代天文学家未曾阐发的。
他生性孝顺友善，交友谨慎，身体瘦弱而心神淡泊宁静，见到他的人都肃然敬重。仪徵阮元是他会试的主考官，看重他的学问品行，把女儿许配给他。
吕飞鹏，字云里，旌德人。跟随宁国凌廷堪研习礼学，凌廷堪十分器重他，认为他能够传承自己的学问。山阳汪廷珍在安徽任学政，喜爱通晓古经义的读书人，将吕飞鹏补为县学附生。
吕飞鹏年少读《周礼》，成年之后酷爱此书。凌廷堪曾经撰写《周官九拜九祭解》《乡射五物考》，援引礼经，疏通证明，足以阐发前人未发之义。吕飞鹏承袭老师的思路加以变通，写成《周礼补注》六卷。全书大旨尊奉郑玄，他在自序写道：“汉魏时期研究《周礼》的学者，如贾逵、张衡、孙炎、薛综、陈劭、崔灵恩的注文，残存的文字与事迹散见于各类典籍。有的和郑玄义理相合，有的和郑玄之说相违背；相同之处可以融会贯通，相异之处可以拓宽义理旨趣。因此广泛搜集众家说法，补充郑注的缺漏，逐条附在经文之下；有的采录其他经书旧注，有的兼取近世儒者的经说，核心目的只是阐明古义。”又著《周礼古今文义证》六卷。他考证得知，郑玄原本研习小戴《礼记》，后来用古文经校勘，选取义理通顺、更为妥当的说法，形成郑氏之学。郑玄又为小戴所传四十九篇《礼记》作注，还曾为《毛诗笺》。吕飞鹏说：“现在用郑玄自身的学说考证郑玄的注解，文义就容易明白；即使前后说法矛盾、互相冲突，也不用繁词辨析，得失自然显现，所以本书大量采录这三部书的内容。至于许慎《说文解字》引用《周礼》，文字与今本互有差异，拿来推扩郑玄义理，不忌讳其间的抵牾。其他史书所载，史事关联周代，礼制遵从周典，也一并采录，以待辨析阐明。这也是郑玄以汉代制度比照古礼的本意。”
平日在书斋自撰铭文自我警诫，纯粹继承前代儒者的道学修养。家乡遭遇饥荒，筹措粮食倡导赈济，百姓大多感念他恩德。乡里有纷争，他一句话就能平息。他告诫儿子吕贤基：“博取功名容易，修身成为完人很难。”又说：“言官不容易做，不要只陈述利益而忽略大局，不要怀着私心去博取高名。”他立身行事便是如此。吕贤基最终以忠节留名史册。道光二十九年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其子吕贤基，官至工部右侍郎，谥号文节，另有传记。
清代研究《周礼》的学者，有惠士奇、沈彤、庄存与、沈梦兰、段玉裁、徐养原、宋世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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