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梦兰，字古春，乌程人。乾隆四十八年举人，出任湖北宜都县知县。沈梦兰博通诸经，治学实事求是，尤其精深于《周官》，写成《周礼学》一书。全书分为沟洫、畿封、邦国、都鄙、城郭、宫室、职官、禄田、贡赋、军旅、车乘、礼射、律度量衡十三门，取《司马法》《逸周书》《管子》《吕氏春秋》、伏生传、戴记等古书互相参证考订，结合《尚书》《诗经》《礼记》、三传、《孟子》，前代儒者认为互相矛盾之处，全都能够融会贯通。书中绘制若干图，同时摘录经传中可以阐发《周官》的文字，附以解说。其他著作有《易学》《书学》《诗学》《孟子学》《五省沟洫图说》。他《易学》自序写道：“自从编撰《周礼学》，从《易》的卦象中领悟井、比、师、讼、同人、大有等卦，反复错综推求，明白《易》所蕴含的大道，先王所有治国法度，都包含在其中。”而《孟子学》，则是为疏证《周官》，汇集其余相关论说成书。他的《沟洫图说》，篇幅短小，南北地形形势、河道源流变迁、历代沿革、各家学说异同，还有田间水道疆界形制、宽窄深浅尺度，以及蓄水、止水、泄洪、分水、排水、导水各类水利工程，全都记载完备。又用《周官》来核验，考证详密。在湖北做官时，奉命协助修筑荆州堤防，写成《上江堤埽工议》以及《荆江论》。沔阳发生水灾，又奉命前往勘察，撰写水利论说开导沔阳百姓。他的学问根源在经学，有益于实际政务，这类例子很多。
宋世荦，字卣勋，临海人。乾隆五十三年举人，以教习身份出任陕西扶风知县。扶风地处川藏要道，官府所需人夫车马，全部向百姓征敛，按田亩收钱，名叫“公局”。宋世荦大量裁革这类苛捐，不随意向百姓索取。当时教匪之乱刚刚平定，很多州县官员靠捕获盗匪获得升迁。扶风有百姓吃斋修行，被仇家诬告，上级火速下发公文，抓捕审讯，宋世荦查明都是良民，全部释放，不予追究。罢官回乡之后，潜心钻研经训，熟习谐声、假借的条例，著《周礼故书疏证》六卷、《仪礼古今文疏证》二卷。
严可均，字景文，乌程人。嘉庆五年举人，任建德县教谕，托病辞官归乡。严可均见闻广博、记忆力强，精于考据之学，与姚文田一同研究《说文解字》，编纂《说文长编》，又称《类考》。分为天文算术地理类、草木鸟兽虫鱼类、声类、《说文》引群书、群书引《说文》等门类，共编成四十五册。又收集钟鼎拓片编成《说文翼》十五篇，准备校勘订正《说文》，撰写疏义。孙星衍催促他定稿，于是摘录纲要。依据毛氏汲古阁初印本另撰《校议》三十篇，专门订正徐铉的错误。
他又和丁溶一同研究唐石经，撰写《校文》十卷，自序写道：“我二十岁研习经书，读过一些宋代刻本。后来想到汉、魏、唐、孟蜀、宋嘉祐、绍兴年间，都曾经刻立石经，如今只剩嘉祐四石、绍兴八十七石，都已是残本。而唐代大和年间的石壁二百二十八块，完好保存，这是天地间保存最完整、年代最古老的经本。唐代四部典籍的丰富程度，和梁、隋相当，郑覃、唐元度等人都是通儒，见过很多古本。如果能够订正历代积累的谬误，恢复经文原貌，就算比肩熹平石经也不难，可惜当时仅做到这个程度。如今古本全都散亡，想要恢复旧貌，已经很难做到，实在令人感慨！不过后唐雕版印书，实际是依照石经的句读抄写，历经宋、元、明反复刊刻，错误越来越多，而石经原石侥幸留存。纵然不能完全恢复上古古本，用来校正今本的谬误已经足够。只是奇怪数百年来，学者士大夫很少过问；偶尔有一两位好古之人，也把它和墓碣、寺庙碑刻同等看待。康熙初年，顾炎武才稍加校勘，看他所作《九经误字》《金石文字记》，摘取内容寥寥，论断多不公允，还误信王尧惠的补字，歪曲石经。顾炎武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啊！石经，是古本的收尾，今本的源头。研究经书不能见到古本，连石经也荒废不顾；不只是荒废，还众口诋毁，哪里是经书的幸事！我不自量力，想要为今世刻本订正讹误，为唐石经辨明非议，为顾炎武等人消除误解。边读边校，凡是石经上磨改、旁增，以及和今本不同的文字，全部抄录下来，依据注疏、《经典释文》，广泛查考史传、汉唐人征引的文献作为佐证，《石台孝经》附在后面。”
嘉庆十三年，朝廷下诏开设《全唐文》馆。严可均身为在野布衣，不能参与修书，感慨道：“唐代文章兴盛！唐代以前，应当也有总集。这件工程宏大，是我的责任。”于是编纂《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接续《全唐文》，收录三千多家作者，每人附小传，足以考证史料；全部搜集散佚残篇而成，翻检群书，一字一句，只要有异同，无不校订。全部亲手誊写定稿，不借助他人。唐以前的文章，全部汇集于此。又校勘辑录各类经书的散佚注文、失传子书数十种，合经史子集编成《四录堂类集》一千二百多卷。
严元照，字九能，归安人。十岁就能写四种字体的书法，补为生员。仪徵阮元、大兴朱珪十分赏识他。熟习《尔雅》，撰写《尔雅匡名》八卷，广泛搜罗异文与散佚古训，搜罗考证，为之疏证。著有《悔葊文钞》《诗钞》《词钞》《娱亲雅言》等书。
焦循，字里堂，甘泉人。嘉庆六年举人。曾祖焦源、祖父焦㒺、父亲焦葱，世代传承易学。焦循年少聪慧，八岁在阮赓尧家中，和宾客辨析壁上“冯夷”二字，说：“这个字应当按《楚辞》读皮冰切，不能读作缝。”阮赓尧十分惊奇，把女儿许配给他。成年之后，崇尚经术，和阮元齐名。阮元出任山东、浙江学政，都邀请焦循交游。天性至孝，父亲与嫡母谢氏去世，哀痛伤身，完全合乎丧礼规范。只参加过一次礼部会试；后来生母殷氏病愈，但元气没有恢复，不再北上。殷氏过世，焦循哀痛如前。服丧期满，就托足疾，十多年不入城。修缮老屋，取名半九书塾，又修建小楼，名叫雕菰楼，湖光山色优美，在楼中读书著述。他曾经感叹：“家里虽然贫穷，所幸蔬菜不缺。上天让我多病，实则是福，我将终老于此。”嘉庆二十五年去世，时年五十八。
焦循博闻强记，见识精深卓绝。每读一书，无论深奥还是平易，必定探求本源，所以经史、历算、音韵、训诂无一不精通。年少喜爱《易经》，父亲问他，《小畜》“密云”两句为何又出现在《小过》，焦循反复思索不能明白。后来学习洞渊九容的算学，用数学比例探求《易》的比例关系，渐渐能够理解，写成《易通释》二十卷。他自述领悟的要义，一是旁通，二是相错，三是时行。又认为古代精通《易》理，深得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本意的，莫过于孟子。孟子之后，能深刻理解孟子学说的，莫过于赵岐。后世伪疏杂乱，不能阐发本义，于是撰写《孟子正义》三十卷。他认为给《孟子》作疏，有十重难处；不过近代大儒，已经领会十之八九。于是广泛采纳各家学说，加上自己的见解，契合孔孟相传的正统宗旨，又撰《六经补疏》二十卷。研究汉《易》的学者常常排斥王弼，然而王弼解释箕子取用赵宾之说，读彭为旁，借雍为甕，通孚为浮，解斯为厮，都是用六书通假的原理。他解经的方法，距离马融、郑玄等大儒并不遥远，于是作《周易王注补疏》二卷。《尚书》伪孔传之中有不少精当之处，像《金縢》“我之不辟”，训辟为法；居东就是东征；罪人就是管叔、蔡叔；《大诰》周公不自称王，而称成王之命，这些地方，马融、郑玄都比不上，于是作《尚书孔氏传补疏》二卷。《毛诗》毛传、郑笺义理有异同，《毛诗正义》常常混淆毛、郑，把毛、郑强行等同，于是作《毛诗郑氏笺补疏》五卷。《左传》中“称君，代表君主无道；称臣，代表臣子有罪”，杜预推衍阐发这套说法。杜预是司马懿的女婿，亲眼见证成济弑君之事，既要为司马氏掩饰，也用来为自己掩饰。万斯大、惠士奇、顾栋高等人没能揭发其中隐情，于是作《春秋传杜氏集解补疏》五卷。礼以顺应时势为最重要，训诂、名物也应当深究，于是作《礼记郑氏注补疏》三卷。《论语》一书阐发伏羲、文王、周公的宗旨，错综推求，引申触类，义例和《易》相通，于是作《论语何氏集解补疏》三卷。以上合为二十卷。又收录当世通儒研究《尚书》的四十一家，著作五十七部，仿照卫湜《礼记集说》体例，按时间先后编排，编成四十卷，名为《书义丛钞》。另著《禹贡郑注释》一卷、《毛诗地理释》四卷、《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十一卷、《陆玑疏考证》一卷、《群经宫室图》二卷、《论语通释》一卷。还有《雕菰楼文集》二十四卷、词三卷、诗话一卷。
焦循壮年就名满海内，钱大昕、王鸣盛、程瑶田等人都推崇敬重他。初次入京，拜见座主英和，英和说：“我知道你的字是里堂，江南老牌名士，长久受屈了！”去世之后，阮元为他作传，称赞其学问“精深博大，堪称通儒”，世人认为这个评价名副其实。
其子焦廷琥，字虎玉，优廪生。品性淳厚笃实，善于继承家学，阮元称他为品行端正之士。焦循曾经和焦廷琥编撰《孟子长编》三十卷；后来撰写《孟子正义》，焦廷琥的见解，参照范宁《谷梁传》的体例，一并收录保存。焦循认为《测圆海镜》《益古演段》两本书，开方的方法记载不详，用常规算法推算不合。后来读到秦九韶《数学九章》，里面有正圆开方之法，写成《开方通释》，对焦廷琥说：“你可以列出《益古演段》六十四道算题，用正圆开方法演算。”焦廷琥布筹演算，全部吻合，写成《益古演段开方补》一卷。阳湖孙星衍不相信西方地圆之说，拿杨光先驳斥地圆说，比作孟子抵制杨朱、墨子。焦廷琥认为古代论天有三家：宣夜、周髀、浑天。宣夜没有师承流传；浑天、盖天学说，都主张大地为圆形。泰州陈氏、宣城梅氏，都依据东西测影有时差、南北测星有纬度差，论证大地为圆形。而且《大戴礼记》记载曾子言论，《内经》记载岐伯言论，宋代邵雍、二程也有相关论述，地圆之说并不是西方人首创。于是广泛搜集古籍，写成《地圆说》二卷。其他著作有《密梅花馆诗文钞》。
顾凤毛，字超宗，江苏兴化人。乾隆四十九年，皇帝南巡召试，列为二等；乾隆五十三年，考中副榜贡生。父亲顾九苞，字文子，擅长《诗经》《礼记》。顾九苞的母亲任氏，是顾大椿的姑祖母，通晓经史。顾九苞的学问，都由母亲传授。乾隆四十六年考中进士，返乡途中去世，著作没能流传。顾凤毛也跟着祖母学习经书，十一岁通晓五经。长大之后，与焦循一同治学，焦循向顾凤毛问学质疑，才开始用力研读经书。顾凤毛又向嘉定钱塘学习音律，撰写《楚辞韵考》《入声韵考》《毛诗韵考》，都继承钱塘的治学宗旨。又撰写《毛诗集解》《董子求雨考》《三代田制考》，书未成而离世，年仅二十七岁。顾凤毛死后，焦循料理丧事，作《招亡友赋》凭吊他。
钟怀、李钟泗都有名望，都是甘泉人。钟怀，字保岐，优贡生。和阮元、焦循交好，一同研究经学，朝夕讨论，务求求得正确结论。平日恪守礼法，不和世人争名，交游之人都称他为君子。嘉庆十年去世，年四十五岁。著有《■M2厓考古录》四卷。其中《汉儒考》，比陆德明记载多出十几位学者。
李钟泗，字滨石。嘉庆六年举人，研经专精《左传》，撰写《规规过》一书，贬抑刘歆，推重杜预，焦循佩服他学识精深广博。
李富孙，字既汸，嘉兴人。嘉庆六年拔贡生。是李良年的曾孙，李良年自有传记。从祖父李集，字敬堂，乾隆二十八年进士，任郧县知县。精研经学，以汉、唐为宗，曾经撰写《学规论》，教导弟子研读经书、研习经世之学，著《原学斋文钞》。
李富孙学问有深厚根基，和伯兄李超孙、从弟李遇孙，被时人称为“后三李”。常年游学四方，向卢文弨、钱大昕、王昶、孙星衍请教，饱闻诸大儒的学说。阮元巡抚浙江时，李富孙在诂经精舍读书，于是深入钻研经术，尤其喜爱研读《易经》，著《易解賸义》。他认为易学分三派：汉儒之学，郑玄、虞翻、荀爽、陆绩诸家精深；晋唐之学，王弼、孔颖达一派，北宋胡瑗、石介、苏轼、程颐都属于这一脉支流；到宋代陈抟、邵雍之学兴起，依托道学，创作图说，阐发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未曾谈及，汉以后儒者未曾论述的内容，附会神化。他们所说的理，不是《易》所说的理；所说的数，不是《易》所说的数，前代圣人的易学大道就此晦暗。唐代李鼎祚汇编的《周易集解》，精微广博，圣贤遗留的宗旨，大略见于此书。但三十六家之说仍多有遗漏，残存文句散见于其他典籍，还可以搜集辑录。于是摘抄汇编，成书三卷，另作《校异》二卷。
又撰《七经异文释》，采集经、史、传、注、诸子百家引文，以及汉唐宋石经、宋元刻本，校勘文字异同。有的字有古今异体，有的音近通假，有的沿袭讹误，全部依据古义疏证；同时搜集前代儒者的论说，订正谬误，辨别得失，折中求取公允。《易经》六卷、《尚书》八卷、《毛诗》十六卷、《春秋三传》十二卷、《礼记》八卷。同乡冯登府称赞此书详审广博，是训释经文异义的集大成之作。李富孙又认为，《说文解字》保存了保氏六书的本旨。篆书演变为隶书，隶书演变为楷书，文字日益繁多，讹伪层出不穷。有的形声、本义差别极大，有的字形近似而实质不同，后人常常混为一谈。有的一个篆字，有古文、籀文、异体，后人竟然拆分成两个字。经典文字，后人往往不懂音训，擅自改动，严重背离本义，这是文字学的大变局。假借通用，《说文》自有本字；有的可以通假，有的不能通假，只是后世俗字错误。援引经典互相印证，使世人沿袭的谬误清晰可辨，于是撰写《说文辨字正俗》八卷。同乡钱泰吉评价此书大旨折中段玉裁注，同时有段注未能论及之处，是研读《说文》的入门读物。
其他著作有《汉魏六朝墓铭纂例》四卷、《鹤徵录》八卷、后录十二卷、《曝书亭词注》七卷、《梅里志》十六卷、《校经庼文藁》十八卷。
李超孙，字引树。嘉庆六年举人，任会稽县教谕。剖析经义，尤其深于《诗经》。他认为《毛诗》草木虫鱼有疏，名物有解，地理有考，但《诗经》中提到的人物，没有人汇编成书。于是搜集诗中人物的氏族名字，广泛考取经、史、诸子与近儒著作，罗列各国世系、人物事迹，汇编成《诗氏族考》六卷。在会稽任教时，依照宁化雷鋐的学规条例教导生员，学风日益向好。另著《拙守斋集》。
李遇孙，字金澜，李集之孙。优贡生，处州府训导。幼年承袭祖训，博通经史，著《尚书隶古定释文》八卷。汉代孔安国因为蝌蚪古文难读，依照伏生今文次序整理，定名隶古定；宋代薛宣据此写成《古文训》。李遇孙认为隶古文字依旧难通晓，援引《说文》等书疏通，讹字订正，存疑之处空缺不妄断。生性喜爱金石，著《芝省斋碑录》八卷、《金石学录》四卷。在处州任职时，因为处州地处偏远山地，阮元《两浙金石志》多有遗漏，于是搜集数百种金石资料，写成《括苍金石志》八卷。其他著作有《日知录补正》一卷、《校正》一卷、《古文苑拾遗》十卷、《天香录》八卷、《随笔》六卷、诗文集十八卷。
胡承珙，字墨庄，泾县人。嘉庆十年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嘉庆十五年，充广东乡试副考官，不久升任御史，转任给事中。他认为身为谏官，应当全面了解天下利弊，向朝廷奏报，才不辜负职守。数年之中上奏很多，大多得到施行。其中最切中时弊的，是条陈钱粮亏空弊端的奏疏：“第一，应当禁止冒领滥支。各省藩库发放钱粮，向来有扣除二三成的弊病，藩司书吏把不该借支的款项，冒名支取。领钱的人急于用度，不敢要求足额；发放的官吏贪图多扣的好处，不问款项是否合理，就算是正当发放，也等同于浮冒。第二，应当禁止胁迫摊派。州县新旧官交接，制度限制严格，不允许用虚票抵账。近年很多地方，凭议单、欠票虚开款项充当抵偿，根源在上司多方胁迫逼迫，逼新任官员承担亏空。第三，应当节省靡费。各省摊捐津贴名目，未必全都不能裁减。听闻州县向上司衙门缴纳饭食、节礼银两，逐年增加。比如邸报一项，安徽省每年摊派各属上万两白银。一省如此，其他省可想而知；一件事如此，其他项目可想而知。第四，升迁调补应当审慎。吏部选授的官员大多初入仕途，尚且不敢轻易接受亏空。佐杂官题升、调补繁难州县，大多久历官场，熟习钻营。谋求题升的官员急于得到职位，明知地方亏欠繁重，不顾后患；调补官员为了应付眼前局面，利用原任的亏空，企图挪东补西。说到底所谓承担弥补，全是空话，不过剜肉补疮，甚至变本加厉。”奏疏所言深刻明晰。嘉庆二十四年，授福建分巡延建邵道，编查保甲，设立八条缉捕章程，盗匪收敛行迹。调任代理台湾兵备道，捕获洋盗张充等人，依法处置。不久请假回乡。台湾向来号称难治，胡承珙推行清庄弭盗之法，汉民与番民安定。胡承珙离开之后，彰化、淡水很快就爆发械斗冲突。道光十二年去世，年五十七。
胡承珙潜心经学，专门钻研《毛诗传》，回乡之后闭门著书，和长洲陈奂反复讨论，写成《毛诗后笺》三十卷。此书主旨阐发毛亨的义理，除旧注疏之外，唐宋元诸儒、近代研治《诗经》学者的著作，无不广泛征引；对于名物训诂，以及毛传与三家《诗》文字异同，剖析精微，论断公允。最精妙之处，能够贯通《毛传》前后文，领会主旨；又反复搜寻西汉以前古书，贯通诗义，证明毛传宗旨。书稿三四次修改，亲手誊写。写到《鲁颂·泮水》篇时染病，留下遗言嘱托陈奂校勘补完，陈奂于是续成全书。又认为郑玄注《仪礼》兼用古文、今文两个版本，总结其体例：有的必用正字，有的直接使用通假字；有的意在保存古本，有的兼顾通行今文；有的依据彼篇来断定此篇；有的两说并存。蕴含精深大义，关乎经学本体的内容很多。于是摘出注文中重复出现的文字，以及“读如”“读为”“当为”各条，排比梳理，考释训诂，辨明假借，多方参证，疏通证明，写成《仪礼古今文疏义》十七卷。又认为惠栋《九经古义》没有涉及《尔雅》，于是补撰数十条，编成二卷。《小尔雅》原书失传，今本收录在《孔丛子》之中，世人多认为是伪书；胡承珙作《小尔雅义证》十三卷，断定此书为真本。另著《求是堂诗文集》三十四卷。
胡秉虔，字伯敬，绩溪人。嘉庆四年进士，官刑部主事，改任甘肃灵台知县，升任丹噶尔同知，在任上去世。胡秉虔自幼好学，博通经史。曾经入京在国子监读书，夜里读书总要点完两支蜡烛才休息。尤其精通音韵训诂，著《古韵论》三卷，辨析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诸家学说，辨析细致周密，论断确凿不可更改。《说文管见》三卷，阐发古音古义，多为独得之见。末尾讨论二徐校订《说文》，见解透彻，是他毕生着力之处。其他著作有《周易小识》《尚书小识》《论语小识》各八卷，《卦本图考》一卷，《尚书序录》一卷，《汉西京博士考》二卷。《甘州明季成仁录》四卷，《河州景忠录》三卷。
朱珔，字兰坡，泾县人。朱珔三岁丧父，祖父命他过继给叔父为后嗣。嗣母汪氏未婚守节，朱珔侍奉她如同生母，兄弟之间友爱和睦。嘉庆七年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参与翰林院柏梁体联句宴。散馆授编修，升迁至侍读。参与修撰《明鉴》，因为承修官的牵连，降为编修。道光元年，入值上书房，多次得到嘉奖，获“品学兼优”的褒扬。升任右春坊右赞善，请求奉养长辈归乡。修养品德，敦厚风俗，奖掖后辈。先后主持钟山、正谊、紫阳书院讲席，去世时八十二岁。
朱珔爱书如命，学问有本源。主讲书院近三十年，教导弟子以通晓经学、研习古学为先。与桐城姚鼐、阳湖李兆洛同为儒林元老，并称鼎足三贤。著《说文假借义证》二十八卷，《经文广异》十二卷，《文选集释》二十四卷，《小万卷斋诗文集》七十卷。汇编《国朝古文汇钞》二百七十二卷，又编《诂经文钞》六十二卷，汇集清代诸名家解经文章，依次标题，篇目完整，非常适合作为后学入门指引。
凌曙，字晓楼，江都人，国子监生。凌曙天性好学，家中贫寒，四书还没有读完，就离家做雇工，却坚持读书不倦。二十岁做私塾老师，向泾县包世臣请教治学方向，包世臣说：“研治经学必须恪守家法，专攻一家，打好根基，之后各家学说就能逐步贯通。”并拿出武进张惠言所辑数十条汉儒四书解说给他。凌曙于是考求礼制、古训，写成《四书典故覈》六卷，歙县洪梧十分称赞此书。之后研习郑玄之学，掌握要领；又向吴地沈钦韩请教疑难，学问更加贯通精密。后来读到武进刘逢禄阐释何休《公羊春秋》，心生喜爱。入京之后，为仪徵阮元校勘编纂《经郛》，遍览魏晋以来各家《春秋》学说。他深思，《春秋》大义保存在《公羊传》之中，公羊学传承自董仲舒。董仲舒《春秋繁露》，领会礼义根本，通晓经权变通，以行仁为本，正名为先；推演阴阳五行的变化，阐明制礼作乐的本源。体系宏大，思虑精深，发掘隐微的大义，称得上擅长阐发微言大义。但是旨意深奥文辞晦涩，不容易融会贯通；浅学之人随意非议，这一脉圣学几乎断绝。于是广泛搜集资料，承续董子宗旨，梳理篇章字句，作注十七卷。又不满宋元以来学者空谈无益，唯有实事求是才接近圣学；而最切实的学问莫过于礼，于是撰写《公羊礼疏》十一卷、《公羊礼说》一卷、《公羊问答》二卷。居家研读礼书，认为丧服是人伦核心经典，后世儒者议论错杂，是非多谬，作《礼论》百篇，推阐郑玄之义。阮元邀请凌曙到广东教导自家子弟，凌曙写信和阮元商讨，删定合并为三十九篇，合为一卷。道光九年去世，年五十五。
凌曙的外甥仪徵刘文淇，家境贫寒而聪慧，凌曙悉心教导，刘文淇因此成名，他的学问根源出自凌曙。
薛传均，字子韵，甘泉人，生员。博览群书，记忆力强，见识精审。受福建学政陈用光聘请，陈用光读到他的著作，感叹相见恨晚。不久在汀州试院病逝，年四十一。薛传均对十三经注疏用功最深，核心专长在文字学；对许慎《说文》，融会贯通，通晓含义、熟习文辞。嘉定钱大昕文集中有《说文答问》一卷，阐明文字通转假借的道理，薛传均广引经史佐证，写成《说文答问疏证》六卷。又认为《文选》之中多古字，逐条列举，疏通证明，写成《文选古字通》十二卷。
刘逢禄，字申受，武进人。祖父刘纶，官大学士，谥号文定，另有传记。外祖父庄存与、舅舅庄述祖，都以经学闻名当世，刘逢禄完整继承他们的学问。嘉庆十九年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礼部主事。嘉庆二十五年，仁宗驾崩，刘逢禄搜集各类大礼典章，编纂长编，从丧事开始到安葬山陵，所有典制完备。道光三年，通政司参议卢浙奏请将汤斌从祀文庙。议者认为汤斌康熙年间在上书房获罪，乾隆朝曾经驳回相关请求，以此为难。刘逢禄提笔写道：“后夔掌管乐教，尚且有朱、均这样不肖子弟；吕望陈述治国之道，也难以匡正管、蔡之叛。”尚书汪廷珍认可并采用此文，于是得到朝廷批准。道光四年，补仪制司主事。越南贡使上书，请求为国王母亲求取人参，圣旨准许赏赐。谕旨之中有“外夷贡道”一语，使臣请求改为“外藩”。礼部认为诏书难以改动。刘逢禄草拟文书回复：“《周礼·职方》记载，王畿之外分九服。夷服距离王城七千里，藩服九千里，藩服更远，夷服更近。《说文》羌、狄、蛮、貊诸字都从兽旁，唯独夷字从大、从弓。考证东方大人之国称夷，风俗崇尚仁，仁者长寿，传说东方有不死之国，所以孔子想要迁居九夷。乾隆年间下谕，告诫四库馆不得把书籍中的‘夷’字改为‘彝’。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我朝天下一统，摒弃汉唐以来避忌这类字眼的浅陋习惯，使者不必在此事疑虑。”越南使者无言而退。刘逢禄在礼部十二年，常凭借经义决断疑难事务，大多像这样被众人敬服。
他治学重在领会大义，不专在细碎章句。从董仲舒《春秋》入手，探求六经的家法，依托六经探求圣人本心。他曾说：“今世讲经之人，西汉以《毛诗》相对完整，东汉以虞翻《易》较为完备。但毛公详于古训，略于微言；虞翻精通卦象变化，很少阐发大义。想要做到触类通达、阐发幽微，西汉唯有董仲舒治公羊，东汉唯有何休；《子夏丧服传》则有郑玄。西汉之学，重在大体，所以董仲舒所传不是章句训诂。东汉条理精密，以何休、郑玄为宗主，但是丧服只是五礼其中一类。《春秋》文字数万，义理数千，贯通天道人事。用它贯通众经，无处不能找到本源；用来读史，可以决断天下疑案；用来修身治国，先王之道可以复兴。”于是接续公羊学脉络，正定学术统绪，写成《公羊春秋何氏释例》三十篇；又辨析疑难，捍卫何休学说，作《笺》一卷、《答难》二卷。又推究《谷梁传》《左传》得失，写成《申何难郑》四卷。广泛搜集史书之中不合礼制刑律的记载，写成《仪礼决狱》四卷。推衍其义，作《论语述何》《夏时经传笺》《中庸崇礼论》《汉纪述例》各一卷。另有《纬略》二卷、《春秋赏罚格》一卷。感慨当时学者讲《春秋》，都承袭宋儒“直书其事，不加褒贬”的说法；唯有孔广森《公羊通义》能够破除这个偏见，但孔广森还不能确信三科九旨就是《春秋》微言大义所在，于是撰写《春秋论》上下两篇，阐扬圣人权变大义。又写成《左氏春秋考证》二卷，懂学术的人评价此书，可以和阎若璩、惠栋辨析伪古文《尚书》的著作并列。
刘逢禄研究《易》尊虞翻；研究《尚书》订正马融、郑玄；研究《诗经》最初推崇毛诗，后来喜好三家《诗》。著《易虞氏变动表》《六爻发挥旁通表》《卦象阴阳大义》《虞氏易言补》各一卷。另作《易象赋》《卦气颂》，提炼核心宗旨。《尚书今古文集解》三十卷、《书序述闻》一卷、《诗声衍》二十七卷。所作诗、赋、连珠、论、序、碑、记文章约五十篇。道光九年去世，年五十六。弟子潘准、庄缤树、赵振祈跟随他研习公羊与礼学，皆有名声。
宋翔凤，字于庭，长洲人。嘉庆五年举人，任湖南新宁县知县，也是庄述祖的外甥。庄述祖曾说“刘家外甥刘逢禄可以为师，宋家外甥宋翔凤可为友”，刘就是刘逢禄，宋即宋翔凤。宋翔凤通晓训诂名物，志向在西汉家法、微言大义，得到庄氏家学真传。著《论语说义》十卷，自序写道：“《论语说》称，子夏等六十四人共同记录孔子微言，尊孔子为素王。微言，就是关于性与天道的言论。这二十篇，梳理条理，探求宗旨，太平治道、素王的功业都完备其中。自汉以来，各家解说，时而相合，时而背离，不能统一。我曾经综合古今，准备纂述著作。文辞繁多，于是单独记录个人见解，题为《说义》。”另著《论语郑注》十卷、《大学古义说》二卷、《孟子赵注补正》六卷、《孟子刘熙注》一卷、《四书释地辨证》二卷、《卦气解》一卷、《尚书说》一卷、《尚书谱》一卷、《尔雅释服》一卷、《小尔雅训纂》六卷、《五经要义》一卷、《五经通义》一卷、《过庭录》十六卷。咸丰九年，重赴鹿鸣宴。次年去世，年八十二。
戴望，字子高，德清人，生员。最初喜爱辞章，后来读博野颜元著作，研习颜李之学。最后拜长洲陈奂为师，通晓音韵训诂；又跟随宋翔凤学习《公羊春秋》，通晓公羊之学。著《论语注》二十卷，用公羊家法推演刘逢禄《论语述何》的微言。其他著作《管子校注》二十四卷、《颜氏学记》十卷、《谪麟堂遗集》四卷。
雷学淇，字瞻叔，顺天通州人。父亲雷鐏，字宗彝，乾隆二十七年举人，选授江西崇仁知县。道光初年，朝廷下诏要求天下臣民严守冠服礼制，雷鐏撰写《古今服纬》阐发古义，抑制奢靡之风。道光九年书成，时年九十岁。
雷学淇，嘉庆十九年进士，任山西和顺知县，改贵州永从知县。一生喜好考据论辩，每有见解，必求融会贯通，务求和诸经文字不相抵触。因为父亲雷鐏写《古今服纬》，他为之作注释，附《释问》一篇、《异同表》二篇。又认为《夏小正》一书完整保存三统历的义理，潜心参考研究二十余年。依据《尧典》中星、诸经历数，采录虞史伯夷之说，依据周公传世文献，核对异同，订正讹误，搜集散佚史料，探求主旨，写成《夏小正经传考》二卷。又考定经传原文，为之疏证，成《夏小正本义》四卷。
常常感慨《竹书纪年》自五代之后大量残缺，于是广泛搜集唐以前典籍的引文，历时九年搜集整理，大体恢复旧貌。他说：“孟子先到魏国，后到齐国，这是《孟子》明文，就算没有其他佐证，也应当遵从这个记载。何况《竹书纪年》记载‘梁惠成王后元十五年，齐威王薨；十七年惠成王卒’，那么惠王后元十六年，齐宣王才即位。孟子到魏国，应当在后元十六年惠王去世前一年。《史记》误记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去世，所以说三十五年孟子至梁；又把惠王改元后的十六年，算作襄王时代。依据《竹书纪年》，梁惠王在徐州会诸侯，改元称王，所以孟子称他为王。史书说孟子到魏国两年之后惠王去世，襄王即位，用本书核验，这个说法可信。只是惠王卒于改元后十七年，不是三十六年。襄王即位，孟子见他不像人君，于是东往齐国，按《竹书纪年》就是齐宣王即位第二年。魏国到齐国一千数百里，所以孟子说‘千里而来见王’。如果孟子先见齐宣王，从邹到齐国只有六百多里，不能叫千里。齐人攻取燕国，《孟子》明确说是宣王时期。《史记》记载齐国漏记悼子、侯剡两代国君，把威王、宣王即位时间提前二十二年。齐伐燕这件事，司马迁不依据《孟子》折中，年表记在湣王十年；司马光一直找不到合理解释，于是把宣王即位延后十年，迁就《孟子》。后世学者半信半疑，始终没有定论。依据《竹书纪年》，伐燕发生在宣王七年，也就是周赧王元年。凡是《孟子》记载古人年岁，用《史记》《汉书》推算都不合，用《竹书纪年》推算全都吻合。”又依据《竹书纪年》长历推算岁差、历代日食，从唐尧虞舜以来，全部吻合。他自己说：“传、笺、注、疏取舍多有不同，我不敢非议前贤，只求合乎事理。”其他著作《校辑世本》二卷、《古今天象考》十二卷，附图说二卷，《亦嚣嚣斋经义考》及文集三十二卷。
王萱龄，字北堂，昌平人。道光元年副贡，不久被推举孝廉方正，任新安、柏乡两县教谕。喜爱汉学，精通训诂，受学于高邮王引之，《经义述闻》常常引用他的说法。著《周秦名字解诂补》一卷，补王引之书中缺疑之处。
崔述，字武承，大名人。乾隆二十七年举人，选授福建罗源知县。武官常常借海盗之事邀功，诬告商船为盗，崔述为之平反。不久，辞官回乡。著书三十多种，《考信录》是毕生心力所寄。包括《考古提要》二卷，《上古考信录》二卷，《唐虞考信录》四卷，《夏商考信录》四卷，《丰镐考信录》八卷，《丰镐别录》三卷，《洙泗考信录》四卷，《洙泗馀录》三卷，《孟子事实录》二卷，《考古续说》二卷，附录二卷。另有《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读风偶识》四卷，《尚书辨伪》二卷，《论语馀说》一卷，《读经馀论》二卷，别名《考古异录》。
他著书的宗旨：不把传注混入经书，不把诸子百家之说混入传注。以经书为本，传注符合经文的就收录，不合经文的就辨析驳斥；荒诞不经的异说，就批判谬误、舍弃不用。比如他认为《易传》最多追溯到伏羲，《春秋传》最多追溯到黄帝，后人所知不该比古人更多。纬书所说十纪，史书所载天皇、地皇、人皇，都是虚妄。战国杨朱、墨子肆意论辩，常常非议尧舜、轻视汤武，满足一己私意。诋毁尧就依托许由，诋毁禹依托子高，诋毁孔子依托老聃，诋毁武王依托伯夷。司马迁推崇黄老之学，所以喜欢收录异端杂说，学者应当只信《论语》《孟子》，不该轻信《史记》。认为夏商周没有国君称号叫某公，“公亶父”连在一起成文，就如同公刘。“古公亶父”，意思就是从前的公亶父。认为匡是宋国城邑，“畏匡”“过宋”本是一件事；“匡人其如予何”、“桓魋其如予何”，应当是同一事件的记载，记录者文字小有差异。这些见解都很有见地。
崔述治学，考据详明如同汉儒，但不墨守旧说而不求内心合乎义理；辨析精微如同宋儒，却不空谈虚理而不核查史实。但他过于自信，主观褒贬取舍之处也很多。其他著作《易卦图说》一卷，《五服异同汇考》三卷，《大名水道考》一卷，《闻见杂记》四卷，《知味录》二卷，《知非集》三卷，《无闻集》五卷，《小草集》五卷。嘉庆二十一年去世，年七十七。
胡培翚，字载平，绩溪县人。他的祖父胡匡衷，字朴苏，是岁贡生。胡匡衷对儒家经义多有阐发创见，不随便附和或是刻意反对前代儒者的观点。著作有《三礼札记》《周礼井田图考》《井田出赋考》《仪礼释官》等书。他论述井田制度，大多申述郑玄的学说；但在授田这件事上，认为《遂人》所记载的是乡遂的田制，《大司徒》所记载的是都鄙的田制，郑玄的注释前后自相矛盾。于是撰写《畿内授田考实》一篇，其中的推算考证尤其精密。他的《仪礼释官》，取《周礼》《礼记》《左传》《国语》与《仪礼》互相参校考证，论据精准扎实，能够补充旧注旧疏没能讲到的内容。又著有《周易传义疑参》十二卷，以及《左传翼服》《论语古本证异》《论语补笺》《庄子集评》《离骚集注》《朴斋文集》。胡匡衷七十四岁去世。
胡培翚是嘉庆二十四年的进士，历任内阁中书、户部广东司主事。做官勤勉，处理事务缜密。当时的人称赞他处理公务如同研治经书，一个字都不肯轻易放过。他坚决不收财物贿赂，又能揭发隐情、指出弊端，官府里的差役小吏都畏惧他。假造凭证一案爆发，同部门有数十名官员因为失察被追责，只有胡培翚和蔡绍江没有受到牵连玷污，但仍然因为一同在文书上画押署名而被降级，返回故乡。后来他在钟山书院、云间书院担任主讲，又两次到泾川书院讲学，把扶持奖掖后辈当作自己的责任。离开泾川的时候，门生沿途摆设酒宴为他饯行，送行的人接连不断。他十分看重朋友情义，郝懿行、胡承珙遗留的书稿，全都依靠胡培翚依次刊刻成书。道光二十九年去世，终年六十八岁。
绩溪胡氏家族，自从明代生员胡东峰开始，世代传承经学。胡培翚蒙受先辈的学术滋养，又跟随歙县的凌廷堪求学，精深钻研《三礼》。最初写成《燕寝考》三卷，王引之读到这部书十分赞赏。之后撰写《仪礼正义》，上溯周公、孔子、子夏传下教化的宗旨，阐明郑玄、贾公彦注疏的得失，广泛参考历代大儒、研经学者的各类论述。阐发幽深精微的义理，弘扬圣贤的学术脉络，这是中断两千多年的绝学。此书的核心主旨都记载于写给顺德罗惇衍的信中说：“我撰写《仪礼正义》，大致确立四项体例：第一，疏通经文以补充旧注；第二，贯通旧疏以阐发注文含义；第三，汇集各家学说附列于注文之下；第四，采择其他说法订正旧注。全书共四十卷。至于贾公彦所作的疏，有的解说经文却违背经文本意，有的申述注文却误解注者原意，不能不加以辨析。我另外写成《仪礼贾疏订疑》一书。关于宫室制度，现在以朝制、庙制、寝制作为大纲，以天子、诸侯、大夫、士为细目。学制区分庠、序；馆制区分公办、私办。都先考证确定宫室规制，再把《仪礼》十七篇记载的各类礼仪，分条附在后面，书名叫《宫室提纲》。陆德明《经典释文》对《仪礼》的注音较为简略，我打算采集各经音义以及《经典释文》成书之后各家的音切，依次补录成书，名为《仪礼释文校补》。”
胡培翚潜心钻研这部书一共四十多年，晚年患上风痹病，仍然带病坚持撰述。还有《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五篇没有完稿就去世了。他的弟子江宁人杨大堉跟随他研习礼学，接续补完全书。胡培翚其他著作还有《禘祫问答》《研六室文钞》。
杨大堉，字雅轮，是生员。治学笃实，交游稀少，深入探究经传训诂。最初跟随元和顾广圻、吴县钮树玉求学，尽得《苍颉篇》《尔雅》的学问要义。著《说文重文考》六卷，纯粹依靠字音探求通假字，依靠偏旁繁简变化，考究古文、籀文字体演变的异同。又撰写《五庙考》，专门辩驳王肃学说的谬误。两江总督陶澍以海防策问生员，杨大堉写下洋洋千言对策，大意说：“国内官员凭着意气，居高临下，把洋人看作小商贩。但洋人虽然贪求利益，却跨越数万里海洋来到这里，一定不是没有依仗的。如果轻率处置，必定引发边境争端。”当时天下太平已久，世人习惯附和空谈，唯独杨大堉见识高远、立论正直，侃侃直言无所避忌，仿佛预先料到后来义律、璞鼎查挑起的战事，读到的人都为之变色。他还有《论语正义》《毛诗补注》《三礼义疏辨正》等著作，全都散佚失传。
刘文淇，字孟瞻，仪征人，嘉庆二十四年优贡生。父亲刘锡瑜，凭借医术闻名当世。刘文淇长大后，就深入钻研古籍，贯通群经。对于毛亨、郑玄、贾公彦、孔颖达的著作，以及宋元以来阐释经书的各家解说，广泛阅览、深入搜求，权衡取舍，择取定论。他尤其倾力研究《春秋左氏传》，曾经说：《左传》的本义长期被杜预的注本侵蚀遮蔽，杜注中稍有可读的内容，大多是袭取前人旧说。于是编撰《左传旧注疏证》一书，先取贾逵、服虔、郑玄三家旧注，疏通阐证。凡是杜预攻击驳斥的地方，加以纠正；杜预抄袭旧说之处，予以点明。杜注中沿用韦昭《国语注》的地方，也逐条梳理记录。其他如《五经异义》所载《左传》相关说法，都源自《左传》前代经师；《说文解字》引用的《左传》文字，也是古文经学派的学说；《汉书·五行志》收录的刘歆之说，本就是《左传》一派的学问；各类经疏、史书注文、《太平御览》等典籍引用的、不署姓名却和杜预注不同的《左传》注，都是贾逵、服虔的旧说。凡是这类材料，都称作旧注，并为之作疏证。顾炎武、惠栋的补注以及近代专门阐释《左传》的著作，有可取见解的，全部收录。最后才附上自己的观点，判定取舍。上溯先秦诸子，下考唐以前史书，旁采杂家笔记、文集，全部拿来作为佐证。务求实事求是，使《左传》的大义清晰彰显。书稿草创历时四十年，长编初稿已经齐备，再依次编排整理成书，定名《左传旧注疏证》。
他又提出看法：《左传》义疏大多承袭刘光伯《述议》。《隋书·经籍志》与《孝经疏》解释《述议》，说这部书是记述旧义，评议得失。既然如此，刘光伯引用旧疏，必然会记下原作者姓名。孔颖达《左传正义序》只说以《述议》作为蓝本，原本不是有意剽窃。到永徽年间众臣审定定稿，才删去旧注作者姓名，把前人之说当作自己的言论。刘文淇于是细致剖析考证，写成《左传旧疏考正》八卷。
刘文淇依据《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得知项羽曾经定都江都。核对当时天下形势，推考当时诸侯割据的史实，写成《楚汉诸侯疆域志》三卷。依据《左传》《吴越春秋》《水经注》等典籍，提出唐宋以前扬州地势南高北低，并且东西两岸没有修筑堤防，和如今运河的形势截然不同，写成《扬州水道记》四卷。另有《读书随笔》二十卷，文集十卷，诗集一卷。
刘文淇侍奉双亲极为孝顺。父亲年高病重，眼睛失明，他伺候日常起居，朝夕搀扶照料；寒冬夜晚父亲脚冷，就用自己的体温暖父亲双脚。他的舅舅凌曙家境极贫困，留下遗孤凌毓瑞，刘文淇收养抚育这个孩子，请同乡方申做他的老师，还帮凌毓瑞取得生员资格。方申通晓虞翻《易》学，都是刘文淇培养成就的。刘文淇去世，终年六十六岁。
其子刘毓崧，字伯山，道光二十年优贡生。跟随父亲学习经书，成年之后更加专心治学。接续刘文淇的事业，研究《左传》，继承先父著述，写成《春秋左氏传大义》二卷。因为刘文淇考证《左传》旧疏，刘毓崧承袭其父的义例，撰写《周易旧疏考正》《尚书旧疏考正》《毛诗旧疏考正》《礼记旧疏考正》各一卷。
他还提出：六经创立之前，各类学问各有专官掌管，史官设立最早。不只是史书各类体裁以及分支的小说家出自史官，经、子、集三部典籍，还有后世的幕僚、书吏，溯源效法的源头，也出自史官。班固《汉书·艺文志》论述史官，还没有阐发这个观点。《艺文志》叙九流，说明诸子之学各源出于某官，各有师承，但其中划分取舍也有不妥之处。刘毓崧一方面将九流中的小说家归入史官一脉；又辨析道家并非只出自史官，改定为源出于医官。另外新增三家：名家出自司士，兵家出自司马，艺术家出自考工。合并一共十一家。他广泛搜集典籍，穷究根本要义，写成《史乘通义》《诸子通义》各四卷，还有《经传通义》十卷，《王船山年谱》二卷，《彭城献徵录》十卷，《旧德录》一卷，《通义堂笔记》十六卷，文集十六卷，诗集一卷。刘毓崧去世，终年五十岁。
刘毓崧之子刘寿曾，字恭甫。同治三年、光绪二年两次考中副榜。刘毓崧主持金陵书局，深受曾国藩器重。刘毓崧过世之后，曾国藩招刘寿曾进入书局，刊刻的众多典籍，大多由他校勘审定。当初刘文淇编撰《左传》长编，晚年着手整理成疏，才完成一卷就离世。刘毓崧想要完成这部著作，没能如愿。刘寿曾于是发奋，以继承祖志、接续著述为己任，严格制定写作日程，写到《襄公四年》就病逝，终年四十五岁。另有《读左札记》《春秋五十凡例表》，都是研治《左传》旧疏时，旁征博引、阐发古经义理的作品。其他著作有《昏礼别论对驳义》《南史校义集评》《传雅堂集》《芝云杂记》，各若干卷。
方申，字端斋。幼年丧父，跟随刘文淇求学，精通《周易》，著有《诸家易象别录》《虞氏易象汇编》《周易卦象集证》《周易互体详述》《周易卦变举要》。
丁晏，字柘堂，江苏山阳人。阮元任漕运总督时，以汉代《易》十五家学说出题策问，丁晏写下万余字逐条应答，精深奥妙，冠绝当世。道光元年考中举人。
丁晏认为顾炎武提出梅赜所献伪《古文尚书》文辞典雅周密，不是梅赜本人所能伪造；丁晏考证《孔子家语后序》以及《经典释文》《尚书正义》，断定伪古文是王肃伪造。王肃才华高、学识广博，喜好造作伪书，用来诘难郑玄。郑玄的学说在汉代发扬光大，王肃伪造《孔传》想要凌驾于郑学之上，后世儒生误信伪书。近代惠栋、王鸣盛也曾怀疑为王肃所作，却没能把道理讲透彻，丁晏专门撰文辨析，写成《尚书馀论》二卷。
他又认为胡渭《禹贡锥指》虽能辨明伪古文，却不能笃信古学，沿袭旧错误解，主观臆断。后世学者，又以什么作为准则？丁晏既订正谬误、匡正胡渭的过失，又搜集古文材料，甄录旧说，针砭俗见、订正讹误，凭自己的判断裁断，目的在于阐发经文，不盲目泥古。引用前人说法，都在文后标注作者姓名，汇编成《禹贡集释》三卷。
丁晏一生笃好郑玄之学，对《毛诗笺》、三《礼》注钻研尤深。他认为毛亨的学说继承圣贤正传，书中所称引的内容，和周秦诸子说法相通。郑玄阐发毛诗大义，作《毛诗笺》。孔颖达《毛诗正义》不能领会原意，误判郑玄改动文字、篡改毛亨原文，引用材料疏漏，多处违背郑玄本意。于是广泛参证古籍旧记，多方比对考索，证明郑说与古文献相合，写成《毛郑诗释》四卷。郑玄《诗谱》，宋代欧阳修作补亡，如今通志堂刻本讹误脱漏、杂乱错谬。丁晏依据《毛诗正义》重新排比编排，写成《郑氏诗谱考正》一卷。郑玄兼采齐、鲁、韩三家《诗》，王应麟撰《三家诗考》附刻于《玉海》之后，书中错漏繁多，世间没有精良善本。丁晏搜集原书，校勘订正，写成《诗考补注》二卷、《补遗》一卷。
郑玄注解礼经极为精密，距离古时代不远，不做空泛臆断。至今可以考证的例子，像《仪礼·丧服注》大多承袭马融师说；《士虞记》“中月而禫”，郑注说二十七月，依据《戴礼·丧服变除》；《周礼·大司乐》论鼓，郑注采纳许慎说法，和郑众不同；《小胥》悬钟磬，注“二八十六枚在一虡”，依据刘向《五经要义》；《小宗伯》注“五精帝”，出自刘向《五经通义》；《射人》注所称“今儒家”，取自贾逵注；《考工记》“山以章”，郑注写作“獐”，依据马融注；《礼记·檀弓》“瓦不成味”，郑注认为“味”当作“沫”，依据班固《白虎通》；《王制》“大绥小绥”，郑注认为“绥”当作“緌”，取自刘向《说苑》；《玉藻》“元端朝日”，郑玄读作“冕”，依据《大戴礼·朝事义》；《祭法》“幽宗雩祭”，郑玄把“宗”读为“禜”，依据许慎《说文解字》。郑玄信而好古，全部源于前代经师，确有依据。这类释义，补足孔疏遗漏，都是前人未曾阐发的秘义。丁晏疏通证明，如同举火照明，写成《三礼释注》一共八卷，又编撰《郑康成年谱》，给自己的书斋题名“六艺”，取自郑玄《六艺论》，寄托仰慕先贤的心意。但丁晏研究经学，并不攻讦宋儒，曾经说汉学、宋学之争，只是门户之见。汉儒订正训诂，训诂准确，义理才能彰显；宋儒剖析义理，义理明晰，训诂才更精密：二者不可偏废。他研究《周易》，阐发程颐《易传》，写成《周易述传》二卷；研究《孝经》，汇集唐玄宗、司马光、范祖禹的注，写成《孝经述注》一卷。
丁晏尤其熟习《资治通鉴》，所以经世治国的才干充裕。曾经与人讨论钞法弊病，说轻钱搭配纸币流通，必定有利无害。讨论禁止鸦片烟，认为不禁止则百姓日渐羸弱，国家国力疲敝；实行禁烟，利益争端会激化，外夷必然反叛。而且禁烟应当以百姓性命为重，不能计较财利；立法应当优先保全中国，不去惊扰外夷。后来事态发展全都和他所说吻合。丁晏在家乡时主持修筑堤防、办理赈灾、修缮府城、疏浚城内河道、疏通文渠中段，对乡里多有功绩。
咸丰三年，太平军蔓延到大江南北，总督、巡抚传令各府县，训练乡勇、储备粮食做防御准备。淮安府委托丁晏主持防务。不久因事遭人弹劾，奉旨发配黑龙江，缴纳罚金得以免去流放。咸丰十年，捻军侵扰淮安北关，丁晏召集团练，布防险要关隘，城池得以保全。咸丰十一年，团练大臣晏端书举荐他，朝廷核定之前守城功绩，由侍读衔内阁中书加三品衔。
丁晏年少多病，成年之后读书涵养心性，身体日渐强健。一部书研读完毕，才开始研读另一部，亲手校勘典籍极多，必定从头至尾完成。光绪元年去世，终年八十二岁。著作四十七种，合计一百三十六卷，已经刊刻的汇编为《颐志斋丛书》。
王筠，字贯山，安丘人。道光元年举人，后来出任山西乡宁县知县。乡宁地处万山之中，民风淳朴，公务简单，诉状送到即刻审理判决。空闲时手不释卷。代理徐沟知县，再代理曲沃知县，这两处地方号称事务繁难，两县都治理得很好，同时治学不曾中断。
王筠年少喜爱篆文、籀文，成年之后广泛涉猎经史，尤其精通《说文解字》。研究《说文》的学问，当世推重桂馥、段玉裁两家。王筠评论：“桂馥专门罗列古籍引文，只求阐明许慎之说，不加入个人论断；只是引文取舍没有界限，还大量收录文采修饰的辞句。段玉裁体系宏大、思虑精深，所总结的通例，是前人所没有发现的；只是武断、支离疏漏之处，也时有出现。”
他又说：文字的奥义，不外乎形、音、义三者。古人造字，为万物定名，以意义为本，读音随之产生，然后才有字形。后人识字，由字形推求读音，由读音考求字义，文字的学问才算完备。六书以指事、象形居首，文字的关键就在这里。属于记事类的字，研究者应当依据史实考察文字，不要凭借文字去凭空臆造史事；属于描绘事物的字，研究者应当依据实物考察文字，不要拘泥字形去虚构物象。不要借用别的事件附会这个字的含义，不要借用别的事物构拟这个字的形体，这样才可以与仓颉、史籀、李斯一同质疑问难。现在《说文》中“足从口”“木从屮”，鸟、鹿的足部字形相近都从“匕”，如果不是后人窜改，那许慎原本的意思就已经漫灭不清了。”于是分条标举、疏通阐证，写成《说文释例》二十卷。所谓释例，就是依托许慎原书解释其中条例，如同杜预注解《春秋》。
又认为徐铉、徐锴的本子多简略疏漏，加上李焘打乱原书次序，导致部首归类的脉络难以探寻。段玉裁虽然创立通例，但受著书体例限制，没能完备详尽。王筠于是采录桂馥、段玉裁等各家学说，写成《说文句读》三十卷。取名句读，取自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汉代经注大多称为章句，此书解说许慎学说，不分章，所以命名句读。
王筠研究《说文》将近三十年，他的著作独辟路径，折中众说，不依附他人。当时学者评价他是许慎的功臣，桂馥、段玉裁强有力的对手。另有《说文系传校录》三十卷，《文字蒙求》四卷。其他著作有《毛诗重言》一卷，附《毛诗双声叠韵说》一卷，《夏小正正义》四卷，《弟子职正音》一卷，《正字略》二卷，还有《蛾术编》《禹贡正字》《读仪礼郑注句读刊误》《四书说略》。咸丰四年去世，终年七十一岁。
曾钊，字敏修，南海人。道光五年拔贡生，授合浦县教谕，调任钦州学正。曾钊勤学好古，读一本书必定校勘讹字、脱文。遇到珍秘善本，要么雇人抄写，要么自带干粮前去抄录，历时七八年，藏书达到数万卷。此后研求经义，文字考证依据《说文》《玉篇》，训诂稽考《方言》《尔雅》；即使深奥晦涩难以读懂，也由文字求含义，由含义推读音，大都能以经解经，立论确有依据。进京的时候，拜见武进刘逢禄，刘逢禄说：“像你这样笃实治学的人，汉学可以向东传播了！”冕士，是曾钊的号。
仪征阮元总督两广，震泽任兆麟见到曾钊校勘的《字林》，告知阮元。阮元十分赏识，请他教授自家子弟。后来开设学海堂，以古学培育士人，特地任命曾钊做学长，奖掖勉励后辈。曾钊依据阮元关于“日月为易”、合朔之辨在于朔易的说法，进一步阐发孟喜卦气学说，引用《系辞》“悬象莫大乎日月”，新月残月相会于壬癸，日在上月在下，对应未济卦，象征晦朔之时。阮元认为足以阐发古义，应当进一步阐说，阐明孟氏易学，于是曾钊写成《周易虞氏义笺》七卷。其他著作有《周礼注疏小笺》四卷，《诗说》二卷，《诗毛郑异同辨》一卷，《毛诗经文定本小序》一卷、《考异》一卷、《音读》一卷，《虞书命羲和章解》一卷，《论语述解》一卷，《读书杂志》五卷，《面城楼集》十卷。
曾钊喜欢研讨经世济民的学问。道光二十一年，英军在沿海烧杀劫掠；祁㙑再次总督两广，番禺举人陆殿邦献策，填塞大石、猎德、沥滘河道阻挡英军火轮战船。祁㙑拿这个计策询问曾钊。曾钊说：“《易经》讲设置险隘，不靠天然壕堑，不凭借地理形势，关键在于人审时度势来布设。进入省城有三条水道，猎德、沥滘两处水浅；从大石到大黄滘，水深数丈。三四月英船从这里进入，应当预先设防，巩固省城。省城稳固，之后再由内向外部署防御。”祁㙑十分赞同，委派曾钊勘测堵塞河道的形势。曾钊认为大石是最关键的地段，集结南海、番禺两县团练乡勇三万六千，日夜操练，海防于是严密。道光二十三年，祁㙑筹划修复虎门炮台，曾钊进献十条《炮台形势议》。不久廉州海盗作乱，祁㙑因为曾钊熟悉廉州情况，委派他参与军务，海盗最终归降。咸丰四年，曾钊在家中去世。
林伯桐，字桐君，番禺人，嘉庆六年举人。一生喜好考据之学，学术宗主汉儒，立身行事信服朱子，没有门户之见。侍奉双亲极为孝顺。道光六年，赴礼部会试归来，父亲已经去世，悲痛得几乎寻死。守丧完全遵从古礼，三年素食，不进内室。从此不再赴京参加会试，一心奉养母亲。与两位弟弟友爱和睦，教授生徒百余人，全都注重修身，勉励实学。两广总督阮元、邓廷桢都敬重他。阮元聘请他做学海堂学长，邓廷桢聘请他教导自己两个儿子。道光二十四年，经铨选授德庆州学正，三年后在任上去世，终年七十岁。
林伯桐对诸经无不通晓，尤其精通《毛诗》。他认为毛传与郑笺有分歧之处，大多毛亨本义更优；孔颖达《毛诗正义》常常把王肃的说法当成毛亨原意，又经常混淆郑玄和毛亨。研习《毛诗》的人，应当分开辨析，才不丢失经学师法。于是考证郑笺异义，写成《毛诗通考》三十卷；又著《毛诗传例》二卷；再汇集零散义理词句，写成《毛诗识小》三十卷，全部精密详实。其他著作有《易象释例》十二卷，《易象雅训》十二卷，《三礼注疏考异》二十卷，《冠昏丧祭仪考》十二卷，《左传风俗》二十卷，《古音劝学》三十卷，《史学蠡测》三十卷，《供冀小言》二卷，《古谚笺》十一卷，《两粤水经注》四卷，《粤风》四卷，《修本堂藁》四卷，诗文集二十四卷。
李黼平，字绣子，嘉应州人。自幼聪慧过人，十四岁通晓乐谱。成年之后，研治汉学，擅长考证。嘉庆十年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授昭文县知县。处理政务以宽厚慈惠为本，不忍心动用刑杖，案件随到随审。公务之余手不释卷，民间称他“李十五书生”。后来因为钱粮亏空被革职下狱，数年之后才得以返乡。恰逢两广总督阮元开设学海堂，请他评阅生徒课业，于是留下教授诸生经书。所著《毛诗䌷义》二十四卷。道光十二年去世，终年六十三岁。其他著作有《易刊误》二卷，《文选异义》二卷，《读杜韩笔记》二卷。
柳兴恩，原名柳兴宗，字宾叔，丹徒人，道光十二年举人，师从仪征阮元。最初研治《毛诗》。他认为毛亨师承荀子，荀子师承《谷梁传》；《春秋谷梁传》是千古绝学。阮元刊刻《皇清经解》，《公羊传》《左传》都有专门学者的著作，唯独缺少谷梁一家。柳兴恩于是发奋深思，写成《谷梁春秋大义述》三十卷。依据郑玄《六艺论》所说“谷梁子善於经”，专门从“善经”入手；阐释经义，以连缀文辞、排比史事为依据；史事与文辞，又依据《春秋》记载的日月等义例判定。
这本书的凡例提出：圣人经书既然以“春秋”定名，就算无事可记，也必定标出四时首月。后世儒生认为日月不是经书的核心义例，算不上通达之论。谷梁所记日月条例，拘泥理解就难以贯通，排比对照就容易明白。与其怀疑传文，进而说经文有误，不如相信经文，并存各家传文说法。第一篇阐述日月之例。提出《春秋》记载已经发生的治乱兴衰，礼法则在祸乱发生之前加以防范。谷梁亲承子夏传授，书中记载的典礼，和《论语》夏时、周冕之说互为表里。第二篇阐述礼例。提出谷梁经文与《左传》《公羊传》文字差异有上百处。《汉书·儒林传》说：“谷梁是鲁地之学，公羊是齐地之学。”这或许是齐鲁读音不同，字音转变导致文字分化。第三篇阐述异文。提出谷梁亲受子夏，所以传文中采用孔子、孟子的说法，还有很多地方暗合孔孟观点。第四篇阐述古训。提出汉代以来，谷梁之学很少有专门传承的经师，却不能把这些师说排斥在外。第五篇阐述师说。可以见到的汉儒谷梁师说，只有尹更始、刘向两家，留存的材料寥寥无几。学说失传、仅留姓名的，以及汉以后兼治三传的学者，一并收录。第六篇阐述经师。谷梁长久属于孤经，本书把所见典籍中涉及谷梁的内容依次摘录，附上论断，同时记述本经兴衰源流。第七篇阐述长编。番禺陈澧曾经撰写谷梁笺和条例，没能完稿，后来见到柳兴恩这部书，赞叹其精深广博，拿出自己的见解供柳兴恩采录，不再继续写作。
柳兴恩其他著作有《周易卦气辅》四卷，《虞氏逸象考》二卷，《尚书篇目考》二卷，《毛诗注疏纠补》三十卷，《续王应麟诗地考》二卷，《群经异义》四卷，《刘向年谱》二卷，《仪礼释宫考辨》二卷，还有《史记》《汉书》《南齐书》校勘记，《说文解字校勘记》，《宿壹斋诗文集》。光绪六年去世，终年八十六岁。
其弟柳荣宗，字翼南，著有《说文引经考异》十六卷。同一时期研究谷梁学的学者，有南海侯康、海州许桂林、嘉善锺文烝、江都梅毓。侯康单独有传记。
许桂林，字同叔，海州人，嘉庆二十一年举人。幼年丧父，侍奉母亲与生母，毫无嫌隙。家中贫寒，不谋求重金远游求学，每日专心训释经书。道光元年，遭遇母亲丧事，哀伤过度病逝，终年四十三岁。许桂林对各部经书都有新的阐发，尤其笃信谷梁学说，写成《春秋谷梁穀传时日月书法释例》四卷。书中有引用《公羊传》互证的，也有辩驳《公羊传》而专尊谷梁的。阳湖孙星衍曾经称赞他条理周密，论辩明晰允当。又著《易确》二十卷，主旨以乾卦为本，认为整部《周易》都由乾化生，博观约取，对《易》义确有发明。另有《毛诗后笺》八卷，《春秋三传地名考证》六卷，《汉世别本礼记长义》四卷，《大学中庸讲义》二卷，《四书因论》二卷。
他还分出余力研究六书、算术，写成《许氏说音》十二卷，用来配合《说文》。又写《说文后解》十卷。他依据岐伯所说“大地，由大气托举”，思索：大气之外如果没有外壳，气会散逸；大气之外若有外壳，外壳依托何物？想要提出一说弥补旧论不足。天本是一气，本源在北方，就是北极。北极不该叫天的枢纽，而应当称为气之母体。于是搜集宣夜说残存文字，结合西学贯通阐发，写成《宣西通》三卷。又认为算学贵在简约，摘取《钦定数理精蕴》中贴近日用的内容，写成《算牖》四卷。一生著作四十多种，合计上百卷。甘泉罗士琳跟随他求学，后来以西算闻名于世。
锺文烝，字子勤，嘉善人，道光二十六年举人，候选知县。学问无所不通，全部精力尤其投入《春秋》。沉潜研读三十余年，写成《谷梁经传补注》二十四卷。这部书网罗众家，折中判定。书中前人未曾阐发的观点，自比梅鷟辨别伪书、陈第研究古韵，略微引出线索，等待后世学者。锺文烝同时研读宋元儒者著作，书中阐释禘祫、祖祢谥法，以及心志不通、仁不胜道、以道受命等论题，都能提纲挈领、实事求是。又著《论语序详正》一卷。去世时，终年六十岁。
梅毓，字延祖，江都人，同治九年举人，候选教谕。著有《谷梁正义长编》一卷。
陈澧，字兰甫，番禺人，道光十二年举人，河源县训导。陈澧九岁能写文章，向张维屏学习诗学，向侯康学习经学。天文、地理、乐律、算术、篆隶无不研究。中年研读诸经注疏、诸子、史书以及朱子著作，每日定有功课。最初写《声律通考》十卷，提出：“《周礼》六律、六同都配以五声；《礼记》记载五声、六律、十二管循环为宫。如今俗乐有七声，却没有十二律；有七调，却没有十二宫；有工尺谱字，却不懂宫、商、角、徵、羽。我担心古乐就此断绝，于是考证古今声律，写成此书。”又作《切韵考》六卷、外篇三卷，提出：孙炎、陆法言的音韵学说保存在《广韵》，应当弄懂其体例，不被佛家说法迷惑。另有《汉志水道图说》七卷，提出地理学应当从水道入手，通晓汉代水道，才可以考订汉代郡县。
陈澧能够融会汉学、宋学，提出：汉儒谈论义理，和宋儒没有区别；宋儒轻视汉儒，是不对的。近代学者尊崇汉儒却不讲义理，同样不对。写成《汉儒通义》七卷。晚年探求经学大义、学术源流得失，加以评述，旁及九流诸子、两汉以后学术，写成《东塾读书记》二十一卷。
他教导弟子不自立门户学说，曾经引用顾炎武论学之言加以阐发：“广泛学习文献，先要精通一门技艺。《韩诗外传》说‘好一则博’，爱好太多就会杂乱，不是真正的广博。研读经、史、子、集四部典籍，都是治学，但要以经书为主，更要以立身知耻为本。”担任学海堂学长数十年。到老年，主讲菊坡精舍，与生徒研讨文章经义，勉励他们修身笃行，培养成才的人很多。光绪七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巡抚裕宽，上奏举荐南海朱次琦与陈澧两位年高德劭的学者，请求朝廷嘉奖，授予五品卿衔。光绪八年，陈澧去世，终年七十三岁。
其他著作有《说文声表》十七卷，《水经注提纲》四十卷，《水经注西南诸水考》三卷，《三统术详说》三卷，《弧三角平视法》一卷，《琴律谱》一卷，《申范》一卷，《摹印述》一卷，《东塾集》六卷。
侯康，字君谟，同样是番禺人，道光十五年举人。幼年丧父，侍奉母亲极为孝顺。家中贫穷，想要买书，母亲借贷筹钱，买回十七史，读到书页残破，于是通晓史学。成年后精研注疏，深通经术，和同乡陈澧相交最久。他曾提出：《汉书·艺文志》所载《春秋古经》十二篇，是《左传》的经文；十一卷的经文，是公羊、谷梁所用经文。用三传互相校勘，大体古经更优。谷梁成书最早，讹误较少；公羊成书最晚，讹误更多。于是选取可以推求的文义疏通证明，写成《春秋古经说》二卷。又研治谷梁，用来印证三礼；公羊学说杂采多位经师，多有偏颇驳论，侯康辩驳最多。撰写《谷梁礼证》，没能完稿，仅写成二卷。
他效仿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体例为古史作注，曾说：“注解古史和近史不同；注解近代史书，各类典籍完备；注解古史，遗留古籍稀少。当年被人抛弃的残篇，如今都可作为参考材料，应当保存下来。”于是写成《后汉书补注续》一卷，《三国志补注》一卷。称《后汉书补注》为续，因为已有惠栋的注；杭世骏《三国志注》不完备，所以不加“续”字。又补撰《后汉艺文志》《三国艺文志》，各完成经、史、子四卷，其余未能写完。又考订汉魏六朝礼仪，贯通三礼，撰写文章数十篇，陈澧曾经赞叹精深广博。道光十七年去世，终年四十岁。
侯康之弟侯度，字子琴，和侯康同榜中举，经大挑授知县，分发广西，代理河池州知州。广西民变爆发，侯度砍伐树木修筑木栅，顺着山势相连，坚固可守。贼兵退去之后，因病请求回乡，到家就离世，终年五十七。侯度熟习经传，尤其擅长礼学，当时人称“二侯”。嘉兴钱仪吉曾经称赞他研核传注、辨析异同，像考证懿伯、惠伯是父子，三老、五更为同一人，阐发证明郑玄之义，全都有依据。他的著作被战乱焚毁，论经的文字，收录在《学海堂集》之中。
桂文灿，字子白，桂文燿的弟弟。道光二十九年举人。同治二年正月，应诏上书陈述政见：严格甄别官吏以澄清仕途；设置幕僚职位，强化官吏考核；分三条途径激励科甲出身官员；裁汰孱弱冗员节约开支；铸造银币便利流通。其中津贴京官、制造轮船、海运云南铜料等建议，先后被朝廷采纳推行。光绪九年，选授湖北郧县知县，善于审理案件，积劳成疾，死于任上。桂文灿遵从阮元遗教，认为：“周公崇尚文治，以礼规范世人；孔子论道，以孝教化众人。如果广泛博览文献却不能以礼约束自己，明辨道理却不能踏实践行，就不是圣人之学。郑玄、朱子都是大儒，立身品行相同，学术宗旨也相通。”于是写成《朱子述郑录》二卷。其他著作有《四书集注笺》四卷，《毛诗释地》六卷，《周礼通释》六卷，《经学博采录》十二卷。
郑珍，字子尹，遵义人。道光五年拔贡生，道光十七年举人，经大挑二等选授荔波县训导。咸丰五年，叛乱苗民进犯荔波，知县蒋嘉穀生病，郑珍率兵抵抗守城，保全城池。苗兵退去，郑珍告假还乡。同治二年，大学士祁俊藻向朝廷举荐，特旨授知县分发江苏候补，郑珍最终没有赴任。同治三年去世，终年五十九岁。
郑珍最初受知于歙县程恩泽，于是进一步探求文字音韵本源，以及古代宫室、冠服制度。当时天下学者崇尚考据，郑珍承袭这一学风，实事求是，不刻意标新立异，也不盲从附和。又跟随莫与俦求学，得以了解本朝六七位大儒的治学宗旨。研经最深于三礼，提出：“小学分为三类：字形、音韵、字义。字形：三代正统字体，全部保存在《说文》。历代钟鼎铭文，以及《汗简》《古文四声韵》收录的奇字，大多不能辨识，还有很多伪造，不合六书，不能当作正统依据。音韵：昆山顾炎武《音学五书》推证古音，可信有据，启发后学，确实是百世宗师。字义：字书、韵书、训诂典籍浩如烟海，想要通晓经训，没有比段玉裁《说文注》、邵晋涵、郝懿行《尔雅疏》、王念孙《广雅疏证》更详尽的。贯通推演，超越前人，这些就是小学的全部功用。”
他研读礼经，常常感慨乾嘉以来学风渐渐生出弊病，号称尊奉郑玄，却多出新奇观点，不见胜过旧说，议论越繁，事理越芜杂。所以谈论三礼，谨守郑玄，不敢轻易出入。至于其他经书，大多依从古注。又分出余力研读子书史书，大都能抓住核心要义。《仪礼》十七篇都有所阐发，大半没有定稿。完成的《仪礼私笺》，只有《士昏礼》《公食大夫礼》《大夫丧服》《士丧礼》四篇，共八卷；其中《丧服》一篇，反复研讨，用力最深。又认为《周礼·考工记》轮舆一节，郑注精微，自从贾公彦作疏之后，没有正确解读，后世解说越来越支离，于是写成《轮舆私笺》三卷。尤其精通《说文》，所著《说文逸字》二卷、附录一卷，《说文新附考》六卷，在当时广受称赞。其他著作有《凫氏图说》《深衣考》《汗简笺正》《说隶》等。还有《巢经巢经说》、诗集、文集，《明鹿忠节公无欲斋诗注》。
邹汉勋，字叔绩，新化人。父亲邹文苏，岁贡生，在家乡教授古学，修建学舍叫古经堂，与生徒讲习士礼。考证名物典制，尊奉汉学；谈论心性义理则尊朱子。邹汉勋通晓《左传》义理，协助长兄邹汉纪撰写《左氏地图说》，协助二兄邹汉潢撰写《群经百物谱》。十八九岁，写成《六国春秋》。天文历法、地理沿革、六书算术，无不研究。同乡邓显鹤十分赏识他，请他参与编修《宝庆府志》。又到贵州修撰贵阳、大定、兴义、安顺各府地方志。咸丰元年考中举人。到高邮拜访魏源，一同撰写《尧典释天》一卷。
恰逢太平军攻占江宁，邹汉勋上书曾国藩，提出援救、堵截、防守三条策略，说不援救江西、堵守广西，湖南也无法保全。曾国藩采纳他的建议，命他随同江忠淑率领楚勇千人援救南昌，南昌之围解除，凭军功授知县。之后跟随江忠源驻守庐州，防守大西门。贼军开挖三条地道攻城，城墙崩塌数丈，贼兵将要登城，邹汉勋率军击退。坚守三十七天，地雷再次引爆，城池陷落。邹汉勋坐在城楼之上，斟酒自饮，拔剑大呼杀敌。贼兵冲到，他亲身格斗，亲手斩杀数人，力竭战死，终年四十九岁。朝廷追赠道员衔。
所著《读书偶识》三十六卷，自述：破除前代训诂，必须找到唐以前训释才敢采用；违背笺传的史实证据，必须找到汉以前史料才采信。因为汉人距离古时代不远，诸经旧注都有师承，所以阐扬汉学，不遗余力。尤其精通音韵学，最初写《广韵表》十卷，晚年作《五均论》，立论尤为精粹，当时人把他比作江永、戴震。一生对《周易》《毛诗》三礼、《春秋》《论语》《说文》《水经》都有著述，共二十多种，合计二百多卷。同治二年，土匪焚毁他家藏书，书稿大多烧毁。如今存世的，只有《读书偶识》八卷，《五均论》二卷，《颛顼历考》二卷，《斅艺斋文》三卷、诗一卷，《红崖石刻释文》一卷，《南高平物产记》二卷。
王崧，字乐山，浪穹人。嘉庆四年进士，授山西武乡县知县。学问广博贯通。仪征阮元总督云贵，聘请王崧主修云南通志，著《说纬》六卷。
刘宝楠，字楚桢，宝应人。父亲刘履恂，字迪九，乾隆五十一年举人，国子监典簿，著《秋槎札记》。
刘宝楠五岁丧父，母亲乔氏抚育教育成人。最初刘台拱汉学精深，刘宝楠向刘台拱问学，学问品行闻名乡里。做生员的时候，和仪征刘文淇齐名，世人称为扬州二刘。道光二十年考中进士，授直隶文安县知县。文安地势低洼，堤防不修，每逢雨季秋水大涨，就祸害百姓。刘宝楠走遍各处堤防，询问民间疾苦，查阅旧档，依照制度督促旗屯与百姓一同修堤；旗屯常常依仗权势观望拖延，刘宝楠秉公执法毫不徇私，工程最终完成。后来补授元氏知县，恰逢旱灾，县西北爆发蝗灾，绵延二十多里。刘宝楠到东郊蜡祠祈禳，蝗虫纷纷落入坑井，或者抱着禾苗死去，当年大丰收。咸丰元年，调任三河，遇上山东军队过境。旧例，军需车辆都由乡里供给。刘宝楠认为兵士众多，徭役繁重，百姓难以承受，于是出资雇车供差，付给民间合理价钱，百姓不受侵扰。
刘宝楠为官十六年，衣着朴素如同做生员之时。勤于审理讼案，在文安任上，审结积压案件一千四百余件。鸡初鸣就升堂，原告被告全部到堂，当场审讯。事情无论大小，都妥善结案，犯法之人依法惩治。凡是亲戚宗族之间的诉讼，劝导和睦，大多劝和撤诉。讼案减少，很多吏员离职回乡务农，远近都称颂他是良吏。咸丰五年去世，终年六十五岁。
刘宝楠研经，最初治《毛诗》、郑玄礼学。后来与刘文淇、江都梅植之、泾县包慎言、丹徒柳兴恩、句容陈立相约，每人专攻一经。刘宝楠分到《论语》，不满皇侃、邢昺的疏粗疏浅陋，于是搜集汉儒旧说，补充宋儒精义以及近代各家见解，效仿焦循《孟子正义》体例，先作长编，再汇集众说权衡取舍，写成《论语正义》二十四卷。因为公务繁多，没能完稿，嘱咐儿子刘恭冕接续完成。其他著作有《释谷》四卷，对豆、麦、麻三种谷物，多处订正程瑶田《九谷考》。《汉石例》六卷，对碑志体例考证广博详实。《宝应图经》六卷，《胜朝殉扬录》三卷，《文安堤工录》六卷。
刘恭冕，字叔俛，光绪五年举人。继承家学，通晓经训。进入安徽学政朱兰幕府，校勘李贻德《春秋贾服注辑述》，订正补写百余处。后来主讲湖北经心书院，修养品行，崇尚朴学。年少研习《毛诗》，晚年研究《公羊春秋》，阐发“新周”的含义，辩驳何休的谬误，同时代通儒都认可他的观点。去世时，终年六十岁。著《论语正义补》《何休论语注训述》《广经室文钞》。
龙启瑞，字翰臣，临桂人。道光二十一年一甲第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道光二十四年，充任广东乡试副考官。道光二十七年，翰林院詹事府大考，列为二等第七名，升任侍讲。七月，简放湖北学政，写成《经籍举要》一书，用来指引求学之人。他提出学政的职责有三项要务：第一，防范舞弊；第二，勉励实学；第三，端正人心风俗。道光三十年，因父丧回乡。咸丰元年六月，广西巡抚邹鸣鹤上奏兴办广西团练，委任龙启瑞总管其事。咸丰二年七月，省城之围解除，凭守城功绩升任侍讲学士。咸丰六年四月，授通政司副使。十一月，简放江西学政。咸丰七年三月，升任江西布政使。咸丰八年九月，在任上去世。
龙启瑞精研经义，尤其讲求音韵之学，通读顾炎武、江永、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张惠、刘逢禄、江有诰各家著作，写成《古韵通说》二十卷。他认为古韵研究，顾炎武之前过于粗疏，段玉裁之后划分过密；江永折中取舍，也不算尽善尽美。阳湖张惠言划分二十一部，提出：“研究古韵，分部不嫌细密，合并不嫌宽泛。只有分部细密，合并之时脉络才清晰，不会因为一个字就怀疑各韵都可通转，也不会因为韵部相通，就怀疑一字不能独立归部。”龙启瑞信服这个观点，所以他汇总古韵，标准偏于严谨；而撰写通说，相比顾炎武又更为宽通。不拘泥旧说，不固守私见，参证古书，只求合乎事实。他论述本音、通韵、转音，都确凿有据，以通说总括全书，以此作为书名。其他著作有《尔雅经注集证》三卷，《经德堂集》十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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