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仁堪，字可庄，福建闽县人，尚书王庆云的孙子。光绪三年一甲第一名进士，授修撰。担任山西学政，先后主持贵州、江南、广东乡试，入值上书房。当时俄国索要伊犁，使臣崇厚擅自签订条约。王仁堪和修撰曹鸿勋等人联名上奏弹劾崇厚。太和门火灾，又和曹鸿勋应诏上书，痛陈时政。他请求停办颐和园工程，说：“工程经费宣称不动国库正款，然而出自国库，哪一样不是百姓血汗？理财官员可以拿‘不动正款’的说法上报朝廷，朝廷怎么能用这句话向天下百姓交代？”言辞尤为恳切直率。
光绪十七年，外放江苏镇江知府。刚到任，丹阳教案爆发，起因是教堂内发现孩童尸骨。王仁堪亲自查验七十多具孩童遗骨，对总督刘坤一说：“名义是天主教堂，不该有孩童骸骨。就算附带育婴局，不该没有活着的婴儿。传教条约原本没有准许外国人育婴的条款，教士在条约之外兼办育婴，不遵守朝廷章程，不让地方官稽查，祸端是自己招来的。请求宽恕普通百姓罪责，安定民心；另拨抚恤款项，安抚外方。”刘坤一认为他的主张迂阔，最终定案，涉案百姓处以军流不等刑罚。当时外国使节屡次责令保护教堂。王仁堪上奏请求订立专门律法，说：“条约没有如何惩办的明文，每次出事，外人随意要挟。应当明确规定焚毁教堂如何赔偿，杀伤教士如何抵罪，以及口角斗殴等事，有固定律法可以遵循。人心安定，谣言自然平息。”英国人梅生为匪首李鸿购买军火，事情败露，领事只判处梅生监禁。王仁堪上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论辩此事。又有洋人忻爱珩遍访地方官员，募捐义学，没有内地游历护照。王仁堪请关道送交领事查办，提议无护照私自进入内地，应当依照中国律法治罪。这些提议虽然最终没能全部推行，舆论都赞许他。镇江境内多丘陵，容易旱灾。王仁堪把开挖渠塘当作急务，不想扰民，捐出养廉银带头。写信向亲友求助，富商被感动捐助，筹得三万缗钱，开挖塘池二千三百多处，沟渠闸坝数以百计。
光绪十八年秋天，丹阳大饥荒，除朝廷赈济之外，劝导乡绅富商捐钱，保全很多人命。又借官钱给百姓，不让百姓卖掉耕牛，称作牛赈。疏浚太平港、沙腰河、练湖、越渎、萧河、香草、简渎等二十多处河道，支渠二百三十多条。另外开凿四千六百处塘池，蓄积高地水源。全部以工代赈，东西百里之间，水利工程全部建成。第二年春天赈济结束，剩余四万两白银，放贷生息，预备储备粮食。牛赈余款，仿照社仓设立社钱，分区储存，用来修缮沟渠、扩建义塾。府城西乡偏僻闭塞，百姓不知读书，设立榛思文社教化民众。拿出私钱在府衙前修建南畾学舍。在任两年，教化养民事务，竭尽全力。
调任苏州知府，此时已经积劳患病。每日坐在谳局清理积压案件，风采震动一时。刚刚三个月，突然发病去世，当时人十分痛惜。镇江士民罗列他的政绩，请求大员上报朝廷，称他“看待民事如同家事，一心扶持良善、培植地方元气，卓然有古代循吏风范”。朝廷下诏准许交付史馆立传，表彰良吏。自从光绪初年定下制度，官吏去世满三十年，才可以申请入祀名宦祠。此后封疆大吏大多顺从民意，动辄请求交付史馆立传表彰，这项难得的恩典日渐泛滥，王仁堪当之无愧。
列传二百六十七 儒林一
孙奇逢 耿介 黄宗羲（弟宗炎、宗会，子百家） 王夫之（兄介之） 李颙 李因笃 李柏 王心敬 沈国模 史孝咸 韩当 邵曾可（曾可孙廷采） 王朝式 谢文洊（甘京、黄熙、曾曰都、危龙光、汤其仁） 宋之盛 邓元昌 高愈 顾培 彭定求 汤之锜 施璜 张夏 吴曰慎 陆世仪（陈瑚、盛敬、江士韶） 张履祥（钱寅、何汝霖、凌克贞、屠安世、郑宏、祝洤、沈昀、姚宏任、叶敦艮） 刘汋 应谦 朱鹤龄（陈启源） 范镐鼎（党成、李生光、白奂彩、党湛、王化泰、孙景烈） 胡承诺 曹本荣（张贞生） 刘原渌（姜国霖、刘以贵、韩梦周、梁鸿翥、法坤宏、阎循观、任瑗） 颜元（王源、程廷祚、恽鹤生、李塨） 刁包（王馀佑、李来章、冉觐祖）
窦克勤，李光坡的侄子李锺伦，庄亨阳，官献瑶，王懋竑，朱泽澐，乔仅。
李梦箕之子李图南，张鹏翼，童能灵，胡方，冯成修，劳潼，劳史，桑调元。
汪鉴，顾栋高，陈祖范，吴鼎，梁锡玙，孟超然，汪绂，余元遴。
姚学塽，潘谘，唐鉴，吴嘉宾，刘传莹，刘熙载，朱次琦，成孺。
邵懿辰，高均儒，伊乐尧。
昔日周公制定礼制，太宰以九类办法维系邦国，第三类称作师，第四类称作儒；又由大司徒依据民间旧俗，用师与儒教化民众。师依靠德行教化百姓，儒依靠六艺教化百姓。二者或分或合，异同并存，在周初就已经是这样了。数百年之后，周礼保存在鲁国，儒学由此兴盛。孔子依据先王法度著书立说，道与技艺融为一体，一身兼具师与儒两种身份。颜回、曾参所传承的学问，是以道统统领技艺；子游、子夏这些弟子，则是以技艺承载道统。鲁定公、鲁哀公时期，儒学最为纯粹，没有丝毫偏差谬误，正是这个缘故。荀卿著书立论，儒学的本义已经有所偏离。然而六经的传注解说，各自都有师承传授。秦朝焚毁儒家典籍，到汉代儒学重新复兴。虽然黄老、刑名之学仍然混杂其间，等到汉武帝全面罢黜诸子百家，公卿、大夫、士人与官吏之中，文才饱学之士比比皆是。东汉以后，求学门徒多达数万，经书的章句训诂渐渐荒疏。那些名望很高的贤士，大半卷入党争。到了魏晋时期，儒学风气便已经衰微。司马迁、班固、范晔，都设立《儒林传》，记述经师的家学传承，授受源流条理清晰。虽然还没能完全兼具《周礼》所说师者教化的全部内涵，但有名望的儒臣，匡扶时局、树立教化，承袭经说，润色奏章疏议，事迹都和《儒林传》所载互相关联。因此朝廷维系纲常，士人崇尚名节，挽救衰乱、消弭祸乱，延续很多年，这就是周、鲁儒学的功效。两晋玄学兴起，儒学衰落。南北政权割据，经学传授渐渐产生差异。北魏、萧梁之时，经义的疏解十分细密。北方经学恪守旧说而怀疑新论，南方经学喜好新说却掺杂伪学。到隋、唐修成《五经正义》，儒者很少再以专门的古学师徒相传。北宋初年的名臣，都崇尚道义。濂溪、洛学兴起之后，继而出现紫阳朱子。阐发心性义理，辨析道理，孔子、孟子的学问德行才显明于天下！《宋史》把道学、儒林分立为两传，不知道这正是《周礼》里师与儒的分别，是后人开创的分类，却暗合周代的制度。元、明两代之间，传承先圣、启迪后学的，是金华学派。等到河东薛瑄、姚江王阳明，学派门户分歧，此起彼伏，然而终究不出朱熹、陆九渊两派。整个明代，学案层出不穷，可经学训诂的家法，却沉寂无闻。对照《周礼》，有师而无儒，学问空疏到了极点。但这期间内阁大臣砥砺风骨，秉持正道、扶救危局；学士名流，才智奋发。虽然多有私人议论，有的有损国体，但他们坚守的正道，确实能够拯救世道人心。所以两汉的名教，得力于儒家经书；宋明的讲学，得益为师道：二者都领会了周公、孔子之道分与合的要义，不可片面讥讽、互相贬斥。
大清立国，推崇宋学的心性义理，同时用汉儒的经义来充实它。皇帝主持编纂的各类经书，兼收历代各家学说；四库全书馆开设之后，治学风气更加精深广博。立国初年讲学之人，像孙奇逢、李颙等人，承袭明代王畿、薛瑄一派；陆陇其、王懋竑等人，才专一尊奉朱子，辨别伪学、求得真义。高愈、应谦等人，艰苦自持，无愧于亲身实践。阎若璩、胡渭等人，见识卓然不惑，探求真理、辨明诬陷。惠栋、戴震等人，精深阐发古义，训释圣人言语。后来像孔广森研究《公羊春秋》，张惠言研究孟喜、虞翻的易学，凌廷堪、胡培翚研究《仪礼》，孙诒让研究《周礼》，陈奂研究《毛诗》，都是独成一家的专门学问。而且这些儒者喜好古学、勤勉求索，各自达到学问的高深境界，不树立门户，不结党互相攻伐，约束自身、躬身践行，默默自修。周代鲁国师儒合一的大道，可以说是做到了古人所不能兼顾的事情。
总而言之，圣人的大道好比宫室院墙，文字训诂，就是进门的路径。路径一旦走错，每一步都会偏离正道，怎么能够升堂入室？求学之人追求大道过于高远，轻视章句训诂，就如同在高空飞翔，飞在高大房屋之上，高固然是高，房屋内室，却没有真正窥见。还有人只考究名物典制，不探讨圣人之道，又好比终年在门廊之间停留，完全不知道还有厅堂内室。所以，只自立宗旨，就能博得大名，这是第一种弊病。经义考证确凿，虽然不逾越礼法，德行却时有出入，这是第二种弊病。现在撰写《儒林传》，不敢区分学派门户，只期望记述学者的学问德行；如果事迹可考，已经列入正传的，这里不再重复记载。
孙奇逢，字启泰，又字锺元，容城人。年少时洒脱豪迈，崇尚高风亮节，内在品行修养深厚。身怀经世济民的学问，想要凭借功业扬名。十七岁，考中明万历二十八年顺天府乡试。接连遭遇父母丧事，在墓旁筑庐守孝六年，朝廷表彰他的孝行。和定兴鹿善继一同讲学，一室之中默然相对，互相期许以圣贤为目标。
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因为党祸被逮捕。孙奇逢、鹿善继原本和这三人交好。当时鹿善继以主事身份辅佐大学士孙承宗处理军务。孙奇逢上书孙承宗，以大义责问他，请他急速上疏营救。孙承宗打算借入朝觐见的机会当面陈情，谋划还没有实施，左光斗等人已经在东厂狱中被害。阉党诬陷左光斗等人贪赃数万两银子，严厉追征家属偿还赃款。孙奇逢和鹿善继的父亲鹿正、新城张果中，聚集士人百姓凑钱代为缴纳。左光斗等人遗骨最终得以归葬家乡，这就是世间所说的范阳三义士。朝廷台谏官员与巡抚接连上奏举荐，孙奇逢不肯出仕。孙承宗打算上疏举荐他，授予职方官，协助处理军务；后来尚书范景文聘请他做参谋，他全都推辞不去。当时京畿之内盗贼横行，孙奇逢带着家人进入易州五峰山，门生亲友前来依附自保的有几百家。孙奇逢安排防御守备，读书讲学不曾中断。顺治二年，国子监祭酒薛所蕴上奏，称孙奇逢的学问德行可比元代许衡、吴澄，举荐他到国子监任职，孙奇逢以生病推辞。顺治七年，南迁到辉县苏门山。顺治九年，工部郎马光裕把夏峰的田地房舍送给他，于是他带领子弟亲自耕种，四方前来求学的人，也分给田地让他们耕作，所居住的地方形成聚落。在夏峰居住二十五年，朝廷屡次征召，都不肯赴任。
孙奇逢的学问，本源来自陆象山、王阳明，以慎独为根本宗旨，以体察领悟天理为核心，以日常人伦事务为落脚点。他修身律己，刻苦严格。无论贤愚之人，只要向他问学，一定顺着对方天性相近之处加以开导，让对方在平常行事中自我努力。待人没有隔阂界限，就算是武士、兵卒、乡野农夫、牧童，也都用诚心相待。正因如此，名满天下，却没有人猜忌嫉恨他。著有《读易大旨》五卷。孙奇逢向雄县李崶学习《易经》，到年老，才摘录核心要义传授给门人。阐发义理，贴近人事，用《象传》《系传》贯通一卦的主旨，由一卦推及六十四卦的含义。他一生的学问，重在实用，所以所说的话都关乎法度鉴戒。又著《理学传心纂要》八卷，收录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渊、薛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十一人，认为他们直接传承道统。
康熙十四年去世，享年九十二岁。黄河南北的学者在百泉书院祭祀他。道光八年，从祀孔庙。孙奇逢弟子很多，新安魏一鼇、清苑高鐈、范阳耿极等人最早跟随他求学。门人问答记录，以魏一鼇所记最多。睢州汤斌、登封耿介，都做官到监司之后，前往拜师受学；汤斌自有传记。
耿介，字介石，登封人。顺治九年进士，任翰林院检讨。外放为福建巡海道，修筑石城防备盗寇。康熙元年，转任江西湖东道，后来官制改制，授直隶大名道。遭遇母亲丧事，服丧期满不再出仕。专心笃行，复兴嵩阳书院。康熙二十五年，尚书汤斌上疏举荐耿介，称他践履笃实，坚守清白节操，朝廷征召他担任少詹事。恰逢汤斌遭到弹劾，耿介称病请求辞官。詹事尹泰等人弹劾耿介装病，同时弹劾汤斌不该举荐耿介。不久，朝廷准许他休假回乡，之后去世。著作有《中州道学编》《性学要旨》《孝经易知》《理学正宗》，大体宗旨尊崇朱子。
中州讲学的学者，有仪封张伯行、柘城窦克勤、上蔡张沐等人，都和汤斌、耿介同一时代。张伯行自有传记，张沐记载在《循吏传》，窦克勤附在李来章的传记中。
黄宗羲，字太冲，余姚人，明代御史黄尊素的长子。黄尊素和杨涟、左光斗志同道合，因为弹劾魏忠贤，死在诏狱之中，事迹记载在《明史》。崇祯帝即位，黄宗羲赶赴京城申诉冤屈。抵达京城时，阉党魏忠贤已经被凌迟处死，黄宗羲立刻上疏请求诛杀曹钦程、李实。恰逢朝廷审讯许显纯、崔应元，黄宗羲到公堂对质，从袖中拿出锥子刺许显纯，鲜血浸透身体；又殴打崔应元，拔下他的胡须，带回放在父亲黄尊素的神位前祭祀；又追杀狱卒叶咨、颜文仲，因为黄尊素就是死在这两个人手里。当时曹钦程已经列入逆党案，李实上疏辩解，说当初弹劾奏疏不是自己写的，暗中送三千两银子，请黄宗羲不要质证，黄宗羲立刻上奏，说：“李实到今天尚且公然行贿，他的辩解哪里值得相信？”在公堂对质的时候，再次用锥刺他。案件审结之后，黄宗羲和各家被害子弟在狱门前设祭，哭声传到皇宫之内。崇祯帝听说，叹息说：“忠臣留下的孤儿，实在让我恻然。”回乡之后，更加发奋治学。痛恨科举之学禁锢人心，想要改变这种风气。之后，把家中藏书全部取出阅读，不够就读抄同里钮氏世学楼、祁氏澹生堂的藏书；江南则借阅黄氏千顷堂、钱氏绛云楼藏书，并且在南雷修建续钞堂，继承黄东发的学术脉络。山阴刘宗周在蕺山传道，黄宗羲遵从父亲遗命，前去跟随学习。当时浙中承接周海门的学说，把儒学引入佛学，王阳明的学问几乎遭到毁坏。唯独黄宗羲邀约六十多名同学，极力驳斥这种学说。所以蕺山弟子如祁、章等人，都以德行名望受人敬重，而捍卫儒道、抵御异说的功劳，没有人比得上黄宗羲。弟弟黄宗炎、黄宗会，都身怀出众才华，黄宗羲亲自教导他们，当时有“东浙三黄”的称呼。
戊寅年，南都士人写下《防乱揭》声讨阮大铖。东林子弟推举无锡顾杲为首，天启年间遇害各家推举黄宗羲为首。阮大铖恨之入骨，一旦得势，就摘录揭帖里一百四十人的姓名，打算全部诛杀。当时黄宗羲正在京城上书，祸难爆发，于是和顾杲一同被捕。母亲姚氏叹息说：“难道章炳麟之妻、范滂母亲的苦难，全都汇集在我一身吗？”抓捕的文书还没有出发，南京已经陷落，黄宗羲狼狈逃回家乡。恰逢孙嘉绩、熊汝霖拥戴鲁王监国，划江据守。黄宗羲集结乡里子弟数百人追随，这支队伍号称世忠营。被授予职方郎，不久改任御史，编撰《监国鲁元年大统历》，在浙东颁布。马士英逃到方国安军营，众人都说应当诛杀他，熊汝霖担心他依靠方国安制造祸乱，用好言安抚他。黄宗羲说：“诸位大臣是力量不足以杀他罢了！《春秋》中的孔子，又能对陈恒做什么，但不会说他不该被杀。”熊汝霖向他致歉。又写信给王之仁说：“各位不肯破釜沉舟决战，大概只想自保。小小的三府之地，供养十万大军，一定支撑不了多久，守又能守多久？”听闻的人都赞同他的话，却不能采纳。
这时孙嘉绩把营兵交给黄宗羲，和王正中合兵共三千人。王正中，是王之仁的侄子，以忠义自勉。黄宗羲和他深相交结，让王之仁不能干扰军务。于是渡海屯驻潭山，由海路进入太湖，招纳吴中豪杰，直抵乍浦，约崇德义士孙奭等人做内应。恰逢清军戒备森严，无法前进，而江上防线已经溃败。黄宗羲进入四明山修建营寨自保，剩余士兵还有五百人，驻扎在杖锡寺。他换上平民装束前去拜见监国，告诫部下好好和山民交好。部下不能完全遵守节制，山民惧怕灾祸，悄悄焚烧营寨，部将茅翰、汪涵战死。黄宗羲无处安身，追捕文书接连下达，他带着子弟逃入剡地。听说鲁王在海上，仍然前往投奔，授左副都御史。每日和吴锺峦坐在船中，端正衣襟讲学，空闲时就注释《授时历》《泰西历》《回回历》三种历法。
黄宗羲追随鲁王流亡的时候，母亲还住在故乡。清廷登记前朝不肯归顺的遗臣家属上报朝廷。黄宗羲听说之后，急忙向鲁王陈情，得到准许，改换姓名，从小路回家。这一年鲁王从健跳到滃洲，再次征召黄宗羲，让他辅佐冯京第向日本求取援兵。抵达长崎，求援请求没有获准，他作《式微》一诗来激励将士。从此东西迁徙，没有安定居所。弟弟黄宗炎，因为和冯京第往来获罪，行刑日期已定，黄宗羲设计把他救出。甲午年，张名振派出密使，使者被抓获，官府又悬赏捉拿黄宗羲。丙申年，慈水寨主沈尔绪的祸事爆发，也把黄宗羲列为首犯。他能够不死，都算是侥幸，而黄宗羲并不畏惧。后来海上抗清势力覆灭，黄宗羲不再抱有希望，于是侍奉母亲返回乡里，全力著书立说，四方前来求学的士人渐渐汇集而来。
戊午年，朝廷下诏举荐博学鸿儒。掌院学士叶方蔼寄诗给他，催促他上路，黄宗羲两次推辞，免于应征。不久，叶方蔼奉诏和掌院学士徐元文监修《明史》，打算征召他做顾问，督抚带着礼物前来聘请，他再次推辞。朝中议论认为终究无法请到他，请求下令浙江巡抚抄写他书中和史事相关的部分送入京城，他的儿子黄百家得以进入史馆参与修史。徐乾学在御前侍讲，皇上寻访前朝遗贤，徐乾学再次举荐黄宗羲，并且说：“臣弟徐元文曾经上疏举荐，可惜年老不能前来。”皇上说：“可以召到京城，我不授给他官职。如果想要回去，就派遣官员护送。”徐乾学回奏，说他年老，没有来京的意愿。皇上连连叹息，感慨人才难得。黄宗羲虽然没有赴召，但是史馆重大议题必定向他咨询。《历志》由吴任臣执笔，总裁从千里之外寄书信，请他审订校正之后定稿。他曾经论说《宋史》单独设立《道学传》，是元代儒者的浅陋做法，《明史》不应当沿用这个体例。朱彝尊恰好也持同样看法，拿出黄宗羲的书信给众人看，于是取消了《道学传》。黄宗羲去世，享年八十六岁。
黄宗羲的学问出自蕺山刘宗周，听闻诚意慎独的学说，治学缜密平实。他曾经说，明代人讲学，拾取语录里的糟粕，不以六经作为根本，放下书本空谈。所以求学之人必须先穷究经书，经术是用来治理世事的。不想做迂腐儒生，就必须同时读史书。读史不多，无法验证义理的变化；读得多却不在内心体悟，就变成浅薄俗学。所以上下古今，钻研各类典籍，从天象、地理、诸子百家的学问，无不精深研究。著作有《易学象数论》六卷，《授书随笔》一卷，《律吕新义》二卷，《孟子师说》二卷。文集有《南雷文案》《诗案》。现存《南雷文定》十一卷，《文约》四卷。又著《明儒学案》六十二卷，记述明代讲学儒者学派源流、分合得失，十分详尽；《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阅览明代两千多家文人的文集，自称和十朝国史首尾呼应。还有《深衣考》一卷，《今水经》一卷，《四明山志》九卷，《历代甲子考》一卷，《二程学案》二卷，辑录《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又《明夷待访录》一卷，都是关乎治国大政。顾炎武读后感叹说：“三代的太平盛世可以重现了！”天文方面有《大统法辨》四卷，《时宪书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圜解》一卷，《割圜八线解》一卷，《授时法假如》一卷，《西洋法假如》一卷，《回回法假如》一卷。后来梅文鼎依据《周髀》论述天文，世人惊叹为不传的秘学，却不知道黄宗羲实际上开启了这一研究。晚年又编撰《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合在一起，记录七百年儒学学派源流。宣统元年，从祀孔庙。
黄宗炎，字晦木。和兄长黄宗羲、弟弟黄宗会一同跟随刘宗周求学。学术大体和黄宗羲相近。著有《周易象辞》三十一卷，《寻门馀论》二卷，《图书辨惑》一卷，极力驳斥陈抟的学说。他认为《周易》没有遭秦火焚毁，唯独它的图籍遭到封禁，被道家藏匿两千年才面世，不合情理。又著《六书会通》，订正文字之学。认为扬雄只认识生僻奇字，不认识常用字，不知道常用字正是奇字的本源。还有《二晦》《山栖》等文集，因为故居失火，全部散佚。康熙二十五年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黄宗会，字泽望。明代拔贡生。读书看一两遍就能记住。有《缩斋文集》十卷。
黄百家，字主一。国子监生。传承黄宗羲的学问，又向梅文鼎学习推步历法之术。著《句股矩测解原》二卷。康熙年间，开设明史馆，黄宗羲年老患病不能前往，徐乾学聘请黄百家进入史馆，修成多种史志。
王夫之，字而农，衡阳人。和兄长王介之一同考中明崇祯壬午乡试。张献忠攻破衡州，王夫之躲在南岳，贼寇抓捕他的父亲作为人质。王夫之自己拿刀刺伤全身，让人抬着自己去交换父亲。贼寇见他重伤，放了他，父子一同归来。南明君主驻守桂林，大学士瞿式耜举荐他，授行人一职。当时国势危急，众大臣仍然天天互相争斗。王夫之劝说严起恒营救金堡等人，又三次弹劾王化澄，王化澄想要杀他。听闻母亲生病，从小路回乡。明朝灭亡之后，更加隐匿踪迹。回到衡阳石船山，修建土室名叫观生居，早晚闭门不出，学者称他为船山先生。
他著书三百二十卷，收录进《四库全书》的，有《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考异》，《春秋稗疏》。存目的，有《尚书引义》《春秋家说》。王夫之论学，以汉儒训诂为入门路径，以宋五子义理为学问殿堂。他所作《大学衍》《中庸衍》，都极力驳斥致良知之说，用来辅佐朱子学说。对于张载《正蒙》一书，深有契合，认为张载的学问，上承孔孟，身为布衣，坚守隐德，没有公卿重臣扶持；他的学说流传程度，还比不上邵雍，所以不到百年，异说兴起。王夫之探究天地人事的原理，推究阴阳象数的本源，对《正蒙》细致阐发推演，和自著《思问录》二篇，都把隐微的道理阐明，追溯本源、归结要义，光明如同日月。至于扶持儒学，辨析上蔡、象山、姚江王学的谬误，有人怀疑他言辞稍过，但是议论精密严谨，全都合乎正道。康熙十八年，吴三桂在衡州僭越称帝，有人请他撰写劝进表。王夫之说：“亡国遗臣，所欠的只有一死而已，如今怎么能用我这不祥之人！”于是逃入深山，写下《祓禊赋》表明心志。吴三桂之乱平定，地方长官听说之后敬重他，嘱咐郡守赠送粮食布帛，请他相见，王夫之以病推辞。不久去世，葬在大乐山高节里，亲自题写墓碑：“明遗臣王某之墓”。
在那个时代，海内大儒，公认容城孙奇逢、盩厔李颙、余姚黄宗羲、昆山顾炎武。王夫之治学刻苦类似李二曲，坚守隐节胜过孙夏峰，博学多闻，志向节操清白，无愧于黄、顾两位君子。然而其他人甘心隐居，声望越来越显赫，虽然举荐征召都誓死拒绝，公卿交口称赞，天子为之动容，著作容易流传世间。唯独王夫之藏身瑶人峒寨，足迹不出山林，得以保全发身而终。四十年之后，他的儿子王敔带着遗著拜见宜兴督学潘宗洛，著作才得以录入四库，送入史馆，在《儒林传》立传，但他的书依旧没有广泛流传。同治二年，曾国荃在江南刊刻，海内学者才见到他的全部著作。
兄长王介之，字石子。朝代更迭之后隐居不出，在王夫之之前去世。
李颙，字中孚，盩厔人，又字二曲。二曲的含义，水弯曲处叫盩，山弯曲处叫厔。身为布衣安于清贫，在关中倡导理学，关中士人大多尊奉他。父亲李可从，是明代材官。崇祯十五年，张献忠进犯郧西，巡抚汪乔年总督军务，李可从随军征讨贼寇。临行，拔下一颗牙齿交给李颙母亲，说：“如果战事失利，我就埋骨沙场。你好好教导我的儿子。”于是出征，兵败战死。李颙母亲安葬这颗牙齿，名为“齿冢”。当时李颙十六岁，母亲彭氏，每日用忠孝节义教诲他，李颙侍奉母亲极为孝顺。家境贫寒，饥寒困苦，没有依靠，却超脱流俗，以弘扬关学为己任。有人馈赠财物，即便多次送来也绝不接受。有人说：“交往之中接受礼赠，孟子也不拒绝。”李颙说：“我们百般都学不到孟子，就算这一件事不遵守孟子的准则，也没有妨害。”
早先李颙听闻父亲死讯，打算前往襄城寻找遗骨，因为母亲年老，不能一日离开，于是作罢。等到母亲去世，墓旁筑庐守孝三年，才步行前往襄城，寻找遗骨，没有找到，身穿斩衰丧服日夜痛哭。知县张允中为他父亲建立祠堂，并且在战场修建坟墓，命名为“义林”。常州知府骆锺麟曾经拜李颙为师，说祠堂不能很快完工，请他南下，拜谒道南书院，并且讲学慰藉求学之人的期盼。李颙前往，在无锡、江阴、靖江、宜兴讲学，所到之处求学之人云集。不久幡然悔悟，说：“不孝啊！我此行的目的是什么，却在这里喋喋讲学？”立刻准备动身赶赴襄城。常州士人思念仰慕他，在延陵书院绘制他的画像。李颙抵达襄城，恰逢祠堂完工，于是哭祭招魂，取坟土西归，并入母亲墓中，依旧服丧如同新丧。
康熙十八年，举荐博学鸿儒，李颙称重病，让人抬着床到省城，滴水不进，才获准休假。从此闭门不出，静居土室，只有昆山顾炎武来访才接待。康熙四十二年，圣祖西巡，召李颙觐见。当时李颙已经衰老，派遣儿子李慎言到行宫陈述实情，献上所著《四书反身录》《二曲集》。皇上特地御笔题写“操志高洁”赏赐表彰。李颙说：“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著书垂训，写成《四书》，想要学者在自身体会，落实在行动。扩充就是天德，推行就是王道，有本体有用功，有益于世道。如果借它谋求仕进，对世道毫无补益，这哪里是圣贤著书的初心，国家期望的本意？”平日教人，全都以反身实践为根本，门人记录下来，共七卷。当时容城孙奇逢之学兴盛于北方，余姚黄宗羲之学兴盛于南方，和李颙鼎足并称三大儒。晚年居住富平，关中儒者并称“三李”。三李，指李颙、富平李因笃、郿县李柏。
李因笃，字天生，富平人，明代生员。博学强记，贯通经注。被举荐博学鸿儒，考试之后授检讨。不到一个月，以母亲年老请求奉养，朝廷准许。母亲去世，依旧不出仕。李因笃精通经学，著《诗说》，顾炎武称赞说：“毛亨、郑玄后继有人了！”又著《春秋说》，汪琬也为之折服。
李柏，字雪木，郿县人。九岁丧父，侍奉母亲极为孝顺。稍稍长大，读《小学》，说：“大道就在这里！”于是全部焚毁科举文稿，每日诵读古书。躲避荒乱居住洋县，入山隐居读书几十年。曾经一天只吃两顿稀粥，有时半个月没有盐吃。常常忍饥静坐，偶尔到水边垂钓，安然不以为意。早晚吟咏，拾取山中树叶书写文字。门人汇集他的诗文，名为《槲叶集》。六十六岁去世。
王心敬，字尔缉，鄠县人。乾隆元年，举荐孝廉方正。王心敬论学，以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为归宿。严谨程度比不上他的老师，注解经书喜欢提出异论，而《易说》内容笃实。他说：“学《易》可以少犯大过错，孔子论《易》贴近人身，由此就能明白四位圣人的根本宗旨。”著有《丰川集》《关学编》《丰川易说》。
沈国模，字求如，余姚人，明代诸生。余姚自从王守仁宣讲致良知之学，弟子遍布天下。同乡传承王学的，首推徐爱、钱德洪、胡瀚、闻人诠，再传而到沈国模。年少以明道为己任。曾经参加刘宗周证人讲会，回乡之后开设姚江书院，和同乡管宗圣、史孝咸等人，阐发良知学说。有人认为他的学问接近禅学，但是言行敦厚纯洁，坚守本心不欺，所以被推崇为纯粹儒者。山阴祁彪佳以御史巡视江东，一日杖杀几名首恶，恰逢沈国模前来，祁彪佳欣然向他述说这件事。沈国模直视祁彪佳说：“世培，你可曾听过曾子说‘如果审出实情，就要哀怜同情，不要欢喜’吗？”后来祁彪佳常对人说：“我每次审理囚犯，必定想起求如的话。担心仓促之间喜怒失度，辜负这位良友。”明朝灭亡，听闻刘宗周殉节，设立牌位痛哭，之后讲学更加勤勉。顺治十三年去世，享年八十二岁。
史孝咸，字子虚。接续沈国模主持姚江书院。曾经说：“良知不去推求，就不能真切。”又说：“空谈容易，面对境遇考验很难。对于‘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三句话，精审体察并且努力践行，差不多就可以了！”家中贫寒，每日只吃一顿粥，淡然自处。顺治十六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韩当，字仁父，是沈国模弟子。自从沈国模、史孝咸去世，书院停讲将近十年，韩当接续主持。他的学问综合众家儒说，以名教经世，严格分辨儒、佛。家贫，不曾向人借贷。常说立身必须从节俭开始。人有过失，在讲学的时候用严正之言触动对方，不直接点明过错。听闻的人内心愧疚流汗，退下互相说道：“从韩先生这里听讲之后，不自觉反省自身。”病重的时候，对弟子说：“我对文成公王阳明的宗旨，自以为有新体会。但是反观内心，终究没有实在收获，你们要记住！”体味他这番话，就能知道他除了尊奉王阳明，也接近朱子学说。
邵曾可，字子唯，和韩当同时代。生性孝顺友爱，温和仁厚。年少喜爱书画，一天读到《孟子》“伯夷，圣之清者也”一句，忽然有所领悟，全部舍弃书画，一心治学。姚江书院刚设立的时候，很多人讥笑他迂腐。邵曾可严肃地说：“不这样，就是虚度此生。”于是前往求学。最初以主敬为宗旨，师从史孝咸之后，专一恪守良知。他说：“到今天才知道良知不能中断。日月有光明，细微之处都能照到。不然，日常一举一动，很少不昏昧糊涂。”史孝咸生病，邵曾可清晨步行十多里到床前问疾，不吃东西返回。这样持续一个多月，他自己也病倒。同辈都推举他是笃行之士。五十一岁去世。邵曾可之子邵贞显，贞显之子邵廷采，世代传承这套学问。
邵廷采，字允斯，又字念鲁，诸生。跟随韩当受学，又向黄宗羲问学。最初读《传习录》毫无收获，读到刘宗周《人谱》，说：“我知道王学入门的功夫了。”蠡县李塨写信给邵廷采，讨论明代儒者异同，同时询问他的学问。邵廷采说：“致良知以诚意为根本，王阳明之后，学问本源来自蕺山。”又感念师友的学术源流，打算依靠著述来表达见解。认为王阳明扶救世道、维护教化，于是写《王子传》；刘宗周的学问重在慎独，于是写《刘子传》；王学盛行，要使它合乎准则，于是写《王门弟子传》；金铉、祁彪佳等人能够坚守师说，于是写《刘门弟子传》。康熙五十年去世，享年六十四岁。
王朝式，字金如，山阴人，也是沈国模弟子。曾经加入证人社，刘宗周主张诚意，王朝式恪守致知。他说：“治学不从良知入手，一定有所诚并非真诚的弊病。”这也是切实的论断。顺治初年去世，年三十八岁。
谢文洊，字秋水，南丰人，明代诸生。二十多岁，进入广昌香山，阅读佛书，修习禅学。后来读王龙溪著作，于是和友人宣讲阳明之学。四十岁，在新城神童峰集会讲学。有个叫王圣瑞的人，极力攻击阳明学说。谢文洊和他争辩数日，被对方打动，取来罗钦顺《困知记》阅读，从此一心尊崇程颢、朱熹。在城西修建程山学舍，厅堂命名尊雒。著《大学中庸切己录》，阐发张载主敬的宗旨。他认为治学的根本，“敬畏天命”一句话就概括完毕，学者应当以此作为心法。凝神自省，一念产生私心，就警醒自责，不敢触犯上天。他的《程山十则》，也以亲身实践为主。当时宁都“易堂九子”，节操文章被海内看重；“髻山七子”，也以气节闻名。唯独谢文洊反躬自省、默默修养，务求自得于心。髻山宋之盛前来拜访谢文洊，邀请易堂魏禧、彭任到程山，讲学十几天。于是众人都推崇程山之学，说他笃于践行，识得大道根本。甘京原本和谢文洊为友，后来拜他为师。康熙二十年去世，享年六十七岁。
甘京，字健斋，南丰人。意气慷慨，希望能济世救民。仰慕陈亮的为人，讲求实用学问。和同县封濬、曾曰都、危龙光、汤其仁、黄熙，一同拜谢文洊为师，气质纯粹有儒者风范，当时号称“程山六君子”。著《轴园稿》十卷。
黄熙，字维缉。顺治十五年进士。谢文洊只比黄熙大六岁，黄熙恪守弟子礼节，常常和最年幼的弟子一同进退。每月初一、十五行四拜礼，侍奉饮食、侍奉起居，应答进退，恭敬谨慎，不以为劳苦。彭士望把他比作朱子师从李延平。母亲去世，灵柩尚未安葬，邻居失火，火势将要蔓延过来。黄熙抱着棺木痛哭，愿意和棺木一同焚毁。不久风向回转，人们认为是纯孝感动天地。
曾曰都，字姜公，诸生。治学务求落实到自身，自号体斋。学问德行被乡里当作楷模。
危龙光，字二为。善待继母，继母待他不合情理，他委婉顺从，时间久了继母待他如同亲生儿子。
汤其仁，字长人。著《四书切问》《省克堂集》。
和谢文洊同时的，还有宋之盛、邓元昌。
宋之盛，字未有，星子人，明崇祯己卯举人。在髻山筑屋，脚不入城市，以讲学为己任。学问以明道为宗旨，以识仁为要务，对佛道二家精微深奥的义旨，都能辨析异同。和谢文洊交情最深。晚年读胡居仁《居易录》，持守恭敬的功夫更加严密。和甘京讨论祭祀立尸、丧礼复礼不能废除，魏禧十分称赞他。
邓元昌，字慕濂，赣县人，诸生。十七岁，读到宋五子的书，于是放弃科举，专心治学。雩都宋昌图以世交晚辈身份拜见他，邓元昌高兴地说：“这是我的小友！”留他在家，早晚把论学当作每日功课，一言一行必定记录，互相考核。一天宋昌图读朱子《大学或问》首章，邓元昌在窗外驻足聆听，对宋昌图说：“你努力！不要犯下我所悔恨的过错，永远做朱子的罪人，苟活世间。”二人互相砥砺，就是这样。
高愈，字紫超，无锡人，明代高攀龙兄长的孙子。十岁读高攀龙遗书，就萌生求学志向。成年之后，补诸生。每日诵读经书和前代儒者语录，谨守言行，严格分辨取舍，不崇尚空谈议论。曾经说：“士人想要自立，必须从不忘沟壑、坚守本心开始。”侍奉双亲孝顺，守丧期间不饮酒吃肉，不居内室。晚年穷困，七天只能喝稀粥，还带着儿子登上城楼远望，内心安然喜乐。仪封张伯行巡抚江苏，请高愈主持东林书院讲会，高愈以疾病推辞。平日性情平和，有人争执，到高愈面前就羞愧悔悟。同乡一向喜欢非议道学，唯独对高愈，都说：“这是君子。”顾栋高曾经跟随高愈求学，高愈讲经娓娓不倦。七十八岁去世。曾经撰写《朱子小学注》，还有《读易偶存》《春秋经传日钞》《春秋类》《春秋疑义》《周礼疏义》《仪礼丧服或问》。东林顾、高两家后人顾枢、高世泰等人，改朝换代之后依旧传承这门学问。
当初，高世泰是高攀龙侄子，年少侍奉讲席，晚年以继承东林先儒遗绪为己任，在梁溪修缮道南祠、丽泽堂，当时志同道合之人恪守旧规。祁州刁包等人和他论学。学者有南梁、北祁的说法。大学士熊赐履讲学出自高世泰门下，仪封张伯行、平湖陆陇其也曾经到东林讲学。熊赐履、陆陇其自有传记。
顾培，字畇滋，无锡人。年少跟随宜兴汤之锜求学，后来醒悟说：“大道就在人伦万事万物之中。”汤之锜去世，弟子有金敞。顾培修建共学山居，延请金敞，早晚举办讲会。遵循高攀龙静坐之法，以整齐严肃作为入德的途径。默默体悟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坚守性善的宗旨。晚年四方求学之人日渐增多。张伯行对静坐之说颇有怀疑，顾培写千言书信往复辩论，阐发高氏学说的宗旨。
彭定求，字勤止，又字南畇，长洲人。父亲彭珑传授梁溪高氏之学，又曾经师从汤斌。康熙二十五年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历任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侍讲，充当日讲起居注官。前后在翰林院仅四年，就回乡不再出仕。作《高望吟》七章，追慕七位先贤。七贤，指陈白沙、王阳明、邹东廓、罗念庵、高梁溪、刘念台、黄道周。又著《阳明释毁录》《儒门法语》《南畇文集》。曾经给门人林云翥写信说：“有两点劝你：第一，不要急于追求高远而忽略浅近平实之事。事君事父、待兄待友，就是君子之道。至圣孔子还斤斤计较有余不足，孟子说尧舜之道不过孝悌而已。那么舍弃日常伦常、侍奉父兄的实事，而去探寻幽深隐秘，以为圣人之道有超出常人共通本心之外的内容，终将流入异端偏执的行径。第二，不要无端生出学派门户异同之见，空谈言辞而放弃践行。朱子鹅湖之会，折服于陆子义利之论；这和阳明拔本塞源的论述、致良知的宗旨一脉相承。这些都是因时救弊，不得已的苦心，不是为了争你我的高下。我研读旧经，涤除瑕疵，所以写成《儒门法语》。你有志追随圣贤，应当从刘念台《人谱》《证人会》二书入门，不要在朱子、阳明的争辩上喋喋不休。”彭定求七十八岁去世。他的孙子彭启丰官至兵部尚书，自有传记。
彭启丰之子彭绍升，传承家学，记述儒者德行，著《二林居集》。但是彭氏学问融合朱、陆，兼顾顿悟渐修，彭启丰、彭绍升颇偏向禅学。休宁戴震写信给彭绍升辩驳。彭绍升又和吴县汪缙一同讲儒学。汪缙著《三录》《二录》，尊崇孔子，却出入佛道二家。自此江南理学渐渐衰微。
汤之锜，字世调，宜兴人。安贫勤学，群书无不阅读，尤其笃信周敦颐主静之说。有人议论他的学问接近禅学，汤之锜说：“程子见到学子静坐，就赞叹善于学习。《易经》说‘斋戒，以神明其德’。静坐就是古人的斋戒，不是禅。”守父母丧，完全遵循古礼，就地铺草而睡。侍奉叔父如同父亲，兄弟之间没有嫌隙。后来读到高攀龙《复七规》，感慨说：“这就是入学的门径吗？”仿照它设立春秋两次讲会，听闻风声的人不远千里前来求学。明朝灭亡，汤之锜二十四岁，就放弃科举。曾经论说出处进退之道：“‘潜龙勿用’，隐居要笃定；如果不能笃定，隐居不被人知，就会心生悔憾。自古以来多少高明之士，都被这一份悔憾耽误。”常州知府骆锺麟邀请关中李颙到毗陵讲学，特地派人聘请汤之锜，汤之锜坚决推辞不去；后来请他主持东林、延陵各书院讲席，再次推辞。汤之锜治学，务求切近自身，毫无修饰。有人问阳明致良知之说、朱陆异同，汤之锜说：“只看我们践行做得如何，过多辩论有什么益处？”一日身染小病，整理衣襟端正坐好而逝，享年六十二岁。弟子金敞、顾培等人，在惠山山麓修建书院，供奉他的神主祭祀，著有《偶然云集》。
施璜，字虹玉，休宁人。年少参加科考，见到同乡前辈在紫阳书院讲学，猛然醒悟说：“求学之人应当像这样！”于是放弃科举，发奋躬身实践。每日以这五件事自省：存有何种念头、交接何人、行何事、读何书、说何言语。教导学子以九容修养外在，以九思修养内心，以九德成就德行，学者称他诚斋先生。后来游历梁溪，师从高世泰。将要回乡，和高世泰约定某日前来赴讲。到了约定日期，高世泰备好坐榻等候。有人说：“千里之外的约定，能保证守约吗？”高世泰说：“施先生是笃行君子。如果失信，我不再结交天下士人。”话音未落，施璜果然带着弟子前来。著有《思诚录》《小学》《近思录发明》。
张夏，字秋韶，也是无锡人。隐居菰川之上，孝顺友爱，勤学不辍。最初跟随马世奇学习经书，后来进入东林书院，跟随高世泰求学。十几年，成为高世泰入室弟子。高世泰去世，子弟们共同尊奉张夏为师，侍奉如同高世泰。汤斌巡抚江苏，到东林，和张夏论学，认可他的言论。延请到苏州学宫，为生员讲授《孝经》《小学》。回乡之后注释《孝经解义》《小学瀹注》。
吴曰慎，字徽仲，歙县人，诸生。潜心研读宋五子著作。论学以敬为主，自号静庵。最初游学梁溪，在东林书院讲学。之后回到歙县，在紫阳、还古两所书院讲学，受教化而奋起的人很多。
陆世仪，字道威，太仓州人。年少跟随刘宗周讲学。回乡开凿十亩池塘，在池中筑亭，不接待宾客，自号桴亭。和同乡陈瑚、盛敬、江士韶相约，修习迁善改过的学问。有时铺陈经书辩论疑难，有时就事探求义理，反复争辩求取正解。常常商榷未定，彻夜不眠，天亮才下定论；或者没有定论，再次辨析。著《思辨录》，分为小学、大学、立志、居敬、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天道、人道、诸儒异学、经、子、史籍十四门类。陆世仪的学问，重在恪守礼法，不空谈诚敬的宗旨，推行切实的政务，不空洞讲求心性功夫。在近代讲学诸家中，最为笃实。他说：“天下没有讲学之人，是世道衰微；天下人人都空谈讲学，也是世道衰微。嘉靖、隆庆年间，书院遍布天下，呼朋引伴，动辄上千人，追逐虚名，荒废事务，甚至有人借此谋求私利，这就是所谓处士横议。”又说：“如今应当学习的不止六艺，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都切合世用，不可不学。”言语深切明白，足以针砭虚浮骄傲的弊病。对于明代薛瑄、胡居仁、陈献章、王阳明，都平心评判。又曾经对学者说：“世间大儒，绝不另立一个宗旨。”所以全祖望说国初儒者，孙奇逢、黄宗羲、李颙名气最大，而陆世仪少有人知。同治十一年，从祀孔庙。
陈瑚，字言夏，号确庵。明崇祯十六年举人。陆世仪《格致篇》开篇提出“敬天”二字，陈瑚从此用功，颇得要领。于是制定每日记录、考核德行的办法，每日开篇标明敬胜、怠胜；每月终考察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更加相信“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不是虚言。又把《小学》分为六部分：入孝、出悌、谨行、信言、亲爱、学文；《大学》分为六部分：格致、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平。认为《小学》先行后知，《大学》先知后行；《小学》的终点，就是《大学》的起点。陈瑚治学博大精深，以经世济民自任。恰逢娄江淤塞，江南大饥荒，陈瑚向当局上书救荒方略，都精密可行，当时却不能采纳。明朝灭亡，绝意仕进，避居昆山蔚村。田地低洼潮湿，陈瑚引导乡人筑堤防水，用军队编组的办法，很快完工。父亲生病，刺血祷告上天，愿以身替代。父亲去世，遗产全部让给弟弟。康熙十四年去世，享年六十二岁。门人称为安道先生。巡抚汤斌在他故居建立安道书院。
盛敬，字宗传，号寒溪，诸生。比陆世仪年长一岁。立志存诚主敬之学，笃于孝友。守丧三年，不饮酒吃肉。弟弟对他无礼，盛敬始终和颜悦色。
江士韶，字虞九，号药园，诸生。治学以陆世仪为归依。同时代理学儒者大多著书，江士韶认为圣贤宗旨，前代儒者论说已经完备，只重在躬身践行。晚年把自己所作文稿焚毁，所以没有流传后世。
张履祥，字考夫，桐乡人，明代诸生。世代居住杨园村，学者称为杨园先生。七岁丧父。家境贫寒，母亲沈氏教导他说：“孔子、孟子也是幼年丧父的孩子，只因有志，才做到圣贤。”长大之后，拜山阴刘宗周为师。当时东南文社各立门户，张履祥谦逊退让，只和同乡颜统、钱寅，海盐吴蕃昌等人以文章德行互相砥砺。颜统、钱寅、吴蕃昌先后去世，张履祥为他们料理家事。从此和海盐何汝霖、乌程凌克贞、归安沈磊切磋讲习，更加致力于亲身践行。他认为圣人对于天道，“践行平常德行，谨慎平常言语”，就已经穷尽大道。前来求学之人，都以朋友之道相待。告诉门人要讲求经世济民的学问，著《补农书》。每年耕种十多亩田地，穿草鞋、戴箬笠，提着筐子送饭到田间。曾经说：“人必须有固定职业。没有恒业之人，开始丧失本心，最终丧失自身。许鲁斋说：‘学者以谋生为要务。’我说谋生以耕种为先。能够耕种，就可以不求于人；不求于人，就能树立廉耻；知道耕种的艰难，就不会妄求于人；不妄求于人，礼让之风就能兴起。廉耻树立，礼让兴起，人心可以匡正，世道可以兴盛。”最初讲习刘宗周慎独之学，晚年专心程朱。践行笃实，学术纯正。大体以仁为本，以修养自身为要务，以《中庸》为归宿。
康熙十三年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著作有《原学记》《读易笔记》《读史偶记》《言行见闻录》《经正录》《初学备忘》《近古录》《训子语》《补农书》《丧葬杂录》《训门人语》以及文集四十五卷。同治十年，从祀孔庙。
张履祥早年把颜统当作兄长看待。周锺寓居桐乡，登门拜访的人络绎不绝。颜统说：“周锺为人虚浮伪诈，不要被他迷惑。”张履祥曾经说：“自从结识士凤（颜统），我才听闻自身过失。我没有失足依附周锺、张溥，全靠他的力量。”
钱寅，字子虎，和张履祥同窗。崇祯癸未冬天，海宁祝渊因为上疏营救刘宗周被捕，张履祥和钱寅送他到吴门。第二年，一同到刘宗周门下受学。自此钱寅修养更加严谨，盗贼遍地，学业不曾荒废。三十四岁去世。
何汝霖，字商隐，海盐人。曾经对友人说：“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一脉，我们不能让它断绝。”守丧三年，从不饮酒食肉。隐居澉浦紫云村，学者称紫云先生。张履祥之子张维恭，曾经跟随何汝霖、凌克贞求学。还有吴璜、安道、邱云，都是张履祥的友人，张履祥命儿子维恭拜他们为师。说：“这几个人都深造自得，是君子。”吴璜，秀水人，刚直好义，不为权势利益动心。安道，嘉兴人。邱云，桐乡人。安道曾经说：“君子区别于小人，华夏区别于夷狄，人类区别于禽兽，只在有礼无礼。士人怎能不学礼？”又说：“东林诸位先生，大多看重名节。但只有少数君子，其余都是有名无节。”
凌克贞，字渝安，乌程人。和张履祥交情最深。曾经说：“父子兄弟，哪能人人都是程颢、程颐；夫妇，哪能人人都是梁鸿、孟光，关键在于处事合乎道理。”和张履祥一同求学蕺山的，还有屠安世、郑宏。
屠安世，秀水人。听闻刘宗周讲学，欣喜地说：“如果不闻大道，虚度此生又有何用！”于是登门拜师。刘宗周去世之后，跟随父兄隐居海盐乡间。患病，十七年不能吃谷物。得到刘宗周的书稿，带病抄录。反躬自省，没有片刻懈怠。曾经说：“早晨闻道，当晚死去也无憾，怎敢不努力！”四十六岁去世。
郑宏，海盐人，和弟弟郑景元一同跟随刘宗周求学，兄弟友爱。郑景元早逝。乙酉年之后，断绝进取功名之心，亲自浇灌菜园奉养母亲，常常贫困，安然自若。穿破衣草鞋，毫不在意。曾经赤脚在雨中行走，旁人认不出他。五十六岁去世。
张洤，字人斋，海宁人，乾隆丙辰举人。私淑张履祥，为他刊刻遗书。编纂《淑艾录》。吴蕃昌、沈磊记载在《孝友传》。
沈昀，字朗思，本名兰先，字甸华，仁和人。刘宗周在蕺山讲学，沈昀渡江前往听讲。和应谦为友。学问以诚敬为宗旨，以实用为主，极力排斥佛道二教。家中断粮，挖台阶前马兰草充饥。邻居送米给他，沈昀委婉推辞，忽然晕倒在地，那人惊骇悄悄离去。很久才苏醒，笑着说：“他心意可感，但这样反倒为难我。”应谦感叹说：“我在交际往来之时，自以为不苟且。对比沈先生，依旧觉得惭愧。”刘宗周去世之后，传承他学问的人多有争辩。沈昀说：“孔子说‘躬行君子’，如果逞口舌争胜，不是我所追求的。”因为丧礼长久荒废，编撰《士丧礼说》，传授给同郡陆寅。病重，门人问：“先生今日如何？”沈昀说：“心中无一事，唯有诚敬。”六十三岁去世。家中贫穷没有入殓财物，应谦哭泣无措。有人说：“我不敢轻易接受助丧财物，玷污先生。”门人姚宏任上前说：“像我这样，可以殓葬先生吗？”应谦说：“你笃于践行，大概可以。”于是姚宏任安葬他，葬于湖上。
姚宏任，字敬恒，钱塘人。幼年丧父，母亲是贤妇。姚宏任隐居市井。母亲偶然见到他买卖丝织品，成色低劣，十分生气，说：“你也做这种事吗？”姚宏任长跪谢罪，愿意改行，于是拜应谦为师。每日诵读一遍《大学》，一言一行恪守师说，遇事归于忠厚。应谦不轻易接受他人馈赠，唯独不推辞姚宏任的供养。说：“我知道他的财物不是不义之财。”姚宏任时常接济他，终身不倦。应谦去世，他依古礼行弟子丧礼。黄宗炎赞许他说：“这是《笃行传》里记载的那一类人。” 宏任晚年蒙受无辜罪名，被关进牢狱。宪使到狱中巡查囚犯时，姚宏任正在诵读《大学》，宪使对此感到十分惊异。进到他的屋内，看到全是程颢、朱熹一派的书籍；和他交谈之后，大为震惊，当天就释放了他。然而姚宏任最终还是在贫困中死去。
叶敦艮，字静远，西安人，是刘宗周的弟子。他曾经写信给陆世仪，探讨学术。陆世仪高兴地说：“《证人录》尚有遗留的学说，我能够弥补未曾见到的遗憾了。”
刘汋，字伯绳，是刘宗周的儿子。刘宗周在家中讲学，众弟子听了教诲仍有不能通晓之处，就私下向刘汋请教。刘汋顺应机缘开导阐释，条理都很清晰。刘宗周为国难殉身，南明唐王、鲁王都派遣使者前来祭奠，荫封刘汋为官，刘汋推辞不受。安葬父亲之后，他住在蕺山的一座小楼里二十年，闭门不出，断绝世间交游，考订整理父亲遗留的典籍，来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有的官员请求拜见，就算是世代交好的旧友，也都严词拒绝。能和他往来的，只有史孝感、恽日初几个人。有人劝他开设讲学会，他没有应允。临终之前，告诫儿子说：“你们安心贫苦、读书治学，恪守《人谱》，过完这一生就足够了。”《人谱》，是刘宗周所撰写的书。他所睡的床，是向祁家借来的。病危之时，勉强起身更换卧具，说：“我怎么能死在祁家的床榻之上？”
应撝谦，字潜斋，钱塘人，明代生员。生性极为孝顺。专心钻研理学，把亲身实践作为根本，不推崇陆九渊、王阳明的学说。足迹从不走出百里之外，居所房屋低矮、院墙简陋，生活十分贫困，却安然自若。杭州知府嵇宗孟多次登门拜访，想要赠送财物，话到嘴边又难以开口；等到读到应撝谦所作的《无闷先生传》，便不敢再说馈赠之事。康熙十七年，朝廷下诏征召博学鸿儒，大臣项景襄、张天馥接连上奏章举荐他。应撝谦让人抬着床去告知地方官吏：“我不是胆敢拒绝举荐，实在是身患重病，不能前往京城！”有客人劝他说：“从前泰山孙明复，曾依靠石介等人举荐，成就了丞相的贤名，你为何执意推辞举荐呢？”应撝谦说：“我不能拿我做不到的事，去效仿孙明复所能做到的。”于是免于被征召。康熙二十二年去世，终年六十九岁。
应撝谦对《易经》《尚书》《诗经》《礼记》《乐经》《春秋》《孝经》、四书，各自都有著述解说。又编撰《教养全书》四十一卷，分为选举、学校、治官、田赋、水利、国计、漕运、治河、师役、盐法十考，大体仿照《文献通考》，而对于明代史实记载尤其详尽。书中不收录律算相关内容，是因为徐光启已有相关著作；不记载地理沿革，是因为顾炎武、顾祖禹当时正在编纂这类典籍。另著有《性理大中》二十八卷。钱塘弟子凌嘉邵、沈士则传承他的学问。
朱鹤龄，字长孺，吴江人，明代生员。聪慧好学，曾经笺注杜甫、李商隐的诗歌，在世间广为流传。朝代更替之后，隐居著书。朝夕手捧书卷，走路时认不清道路，静坐时不知寒暑冷暖。有人说他愚钝，于是自号愚庵。他曾自述：“憎恨邪恶如同仇敌，酷爱古籍如同渴求饮水。不随便接受别人一文钱，不凭空欺骗别人一句话。”著有《愚庵诗文集》。最初专攻文章之学，等到和顾炎武结交，顾炎武劝勉他探求学问本源，于是潜心钻研经籍注疏与前代儒者理学。他认为《易经》的义理到宋代儒者已经阐明，但是《左传》《国语》记载的占筮方法，都讲象数，《周易本义》虽然精深，却多有缺漏，于是撰写《易广义略》四卷。认为蔡沉注解《尚书》不够精审，在汉学、宋学之间斟酌取舍，撰写《尚书埤传》十七卷。认为朱熹抨击《诗小序》太过严苛，便和县里的陈启源参考各家学说，兼采陈启源的观点，疏通《诗序》的本义，撰写《诗经通义》二十卷。认为胡安国《春秋传》多有片面、穿凿的说法，于是汇总唐宋以来众多儒者的解说，撰写《春秋集说》二十二卷。又认为杜预注解《左传》不尽妥当，后世浅陋儒者又用林尧叟的注文混淆原文，详细考证参校，撰写《读左日钞》十四卷。还有《禹贡长笺》十二卷，成书早于胡渭《禹贡锥指》，虽然比不上胡渭的著作，但是详尽论述古今水利利弊，多方引证、曲折考证，也多有独到创见。七十多岁时去世。
陈启源，字长发。著有《毛诗稽古编》。他阐释经书旨意，完全以《毛传》为准，以郑玄笺注为辅。训诂、音韵以《尔雅》为根本，草木虫鱼以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为准则，在汉学方面堪称专门名家。另著有《尚书辨略》二卷，《读书偶笔》二卷，《存耕堂稿》四卷。
范镐鼎，字彪西，洪洞人。生性孝顺友善，阐发传播绛州辛全的学说。康熙六年考中进士，因为母亲年迈不去做官。黄河、汾水一带很多士人跟随他研习经书。康熙十八年，被举荐参加博学鸿儒科，没有赴京。他创办希贤书院，购置田产供养求学之人。汇编《理学备考》三十卷，《广理学备考》四十八卷，《国朝理学备考》二十六卷，采录辛全、孙奇逢、熊赐履、张夏、黄宗羲等人的学说，附上自己的见解，议论醇正平和。又著《五经堂文集》五卷，《语录》一卷。又因为父亲范芸茂著有《垂棘编》，于是撰写《续垂棘编》十九卷，《三晋诗选》四十卷。
同一时期研习辛全学说的，还有绛州党成、李生光。
党成，字宪公。他的学问以明白义理、去除私欲为根本。一生不求世人知晓，范镐鼎曾经向别人称赞他，他心中很不高兴，当时的人把他看作拘谨自守的人。他辨析朱熹、陆九渊学说的异同：“论学之人大多认为陆九渊侧重尊德性，朱熹侧重道问学。这种说法很不妥当。朱熹讲求道问学，本质上正是为了尊德性；而陆九渊却自我禁锢本心德性，又谈什么尊德性呢？陆九渊曾经说：‘不探求根本，把心思放在外物之上，天理难道存在于外物之中吗？’这就是告子义外一类的学问。朱熹说：‘本心与事物之理，原本没有内外之分。把外物当作身外之物，就是告子义外的学说。’仅凭这几句话，就能看出两家学说的异同。如果粗略谈论二者相同之处，两家都想要扶持教化、尊崇天理、去除私欲，本心出发点似乎没有大差别。但深入考究他们的学问，博文约礼，是孔子、颜回传承的治学准则，在《论语》中多次出现，朱熹掌握了这一正道。陆九渊却说‘六经都是我的注脚’，又说‘就算不识一字，照样堂堂正正做大丈夫’，难道不是偏颇吗！”他的辨析议论大抵如此。
李生光，字闇章。不到二十岁就成为生员。辛全在黄河汾水一带讲学，他便前往拜师求学。笃守自身德行，侍奉双亲极为孝顺，辛全十分器重他。明朝灭亡之后，彻底断绝做官的念头，自号汾曲逸民。修建一座草堂，日夜在里面读书，用《诗经》二南的大义、程颢朱熹精深的言论教导弟子。著有《儒教辨正》《崇正黜邪汇编》，一共一万多字。
白奂彩，字含贞，华州人。私淑长安冯从吾，研习《易经》来净化内心，对《诗经》《礼记》《春秋》多有独自体悟。藏书之多，陕西以西很少有人能相比。校勘典籍精细详尽，博览群书没有遗漏。但是为人谦逊自持，仿佛一无所知。和同州党湛、蒲城王化泰等人互相切磋学问。带领志同道合之人结成学社，不进城镇，不拜谒官府，整日安坐一室，手不释卷。同知郝斌登门拜访，聆听白奂彩的谈论，回去后感叹道：“这就是关中的文献大家啊！”
党湛，字子澄。曾经说：“人生应当做天地间第一等事业，做天地间第一等人。”因此自号两一。钻研宋明以来各位儒者论学的言论，把自己心有所得的句子写在墙壁上，静坐土室，澄净内心反观自省，时间久了，恍然有所领悟。从此以后一举一动，都有主见操守。听说李颙在盩厔讲学，冒着冰雪，不怕数百里路途遥远前去请教学问。在一起盘桓数日，常常到夜半时分，不曾看见疲倦的神色。他志向坚定、修养深厚到这种地步。
王化泰，字省庵。性情方正严肃、刚直不阿，当面指出别人的过错，言辞神色毫不宽贷。别人只要有一点长处，就欣然推崇退让，自认不如。关学最初由马嗣煜继承冯从吾，而白奂彩、党湛、王化泰在当时都有名声。武功冯云程、康赐吕、张承烈，同州李士滨、张珥，朝邑王建常、关独可，咸宁罗魁，韩城程良受，蒲城甯维垣，邠州王吉相，淳化宋振麟，都专心向学，领悟知行合一的宗旨。到乾隆年间，武功孙景烈也能够接续关中儒者的学脉。
孙景烈，字酉峰。乾隆三年考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因为上书议论政事被罢官回乡。教导学生以克制私欲、回归礼义为本。平日就算盛夏，也一定穿戴整齐衣冠。韩城王杰是他的入室弟子。曾经对人说：“先生冬天不生火，夏天不用扇子，如同邵雍；学问品行如同薛瑄。”又说：“先生回归家乡三十年，虽不曾停止讲学，唯独断绝应酬交游。作为关中儒者宗师，是有来由的。”
胡承诺，字君信，天门人，明代崇祯年间举人。朝代更替之后，隐居不做官，栖身于天门巾、柘一带。顺治十二年，吏部拟授予他县一级官职。康熙五年，官府发文征召他入京。康熙六年，抵达京师，作诗呈送给侍郎严正矩：“到老只想重拾旧日学业，暮年所追求的，不是肥马轻裘的富贵。”不久请求回乡，得到准许。在西村修建石庄，自号石庄老人。终年诵读典籍，各类书籍无不阅览，却深藏才学，不露锋芒。
晚年撰写《绎志》。所谓绎志，就是阐发自己的志向。书中凡是圣贤、帝王、名臣、贤士以及普通百姓的志向事业，无不综合贯通，以道德为根本，贴近人情，斟酌古制而适宜当世，是讲求本体又能实用的学问。全书二十多万字，都植根于各部经书，广泛考证各类史书，博采诸子百家，而以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的学说作为评判标准。胡承诺自己把这本书比作徐干《中论》、颜之推《颜氏家训》，然而本书精深广博，不是这两本书所能比得上。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去世，终年七十五岁。所著有《读书说》六卷，文体类似《淮南子》《抱朴子》，内容杂散细碎，依托各类事物体察义理，大概是撰写《绎志》剩余的素材，和《绎志》互为表里。
曹本荣，字欣木，黄冈人。顺治六年进士，改任翰林院庶吉士。身穿布袍、粗茶淡饭，以清廉节操自我砥砺。顺治八年，授秘书院编修。响应皇帝诏令，呈上千言《圣学疏》，大意是：“皇上继承二帝三王的道统，就应当学习二帝三王的学问。实在应当广开听闻，修养德行、勤奋治学，选取四书、五经以及《资治通鉴》中有益于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内容，在内深宫闲居之时，早晚研讨；在外经筵讲学，详细应对阐说。君王德行修养完成，祈求上天永保国运，必定以此为根基。”皇帝下诏嘉奖采纳。顺治十年，提拔为右春坊右赞善，兼任国子监司业，刊印《白鹿洞学规》用来教导国子监生员。顺治十一年，转任中允。顺治十二年，世祖选拔品行端正、学识渊博的文臣担任日讲官，曹本荣入选。顺治十三年，升任秘书院侍讲、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读，每日侍奉御前讲席，辨析经义。皇帝下旨命曹本荣会同傅以渐编撰《易经通注》九卷，融汇众家学说，文辞义理简明扼要，成为阐释经书的典范。曹本荣另著有《五大儒语》《周张精义》《王罗择编》等书。顺治十四年八月，担任顺天府乡试正考官；九月，担任经筵讲官；十一月，因为没有察觉同考官舞弊，吏部商议要革除官职，皇帝因为他长期在御前讲学，宽恕了他。顺治十八年，升任翰林院侍读学士，改国史院侍读学士。康熙四年，因病请求回乡，在扬州去世。
曹本荣的学问源自王阳明致良知学说，所以评述五位大儒，把程颢、朱熹、薛瑄和陆九渊、王阳明并列。辞官回乡之后，行囊空空，安然自若。病危之时，门生计东在身旁，他依旧讲授穷理尽性的学问。去世那天，容城孙奇逢深深痛惜。儿子曹宜溥，凭借荫生身份被举荐参加博学鸿儒考试，考中后授检讨。
张贞生，字篑山，庐陵人。顺治十五年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当时朝中商议派遣大臣巡察地方，张贞生上书劝谏。皇帝召他问话，他的言辞又过于耿直。交付考功司商议处置，判革职为民，承蒙皇恩，降两级罢官。最初阐扬王阳明良知学说，之后完全尊崇朱熹。住在京师吉安会馆，门前长满杂草，常常断炊。临行回乡没有钱置办行装，友人馈赠财物，他一概不收，为人耿直孤高到这种地步。不久奉特旨起用，恢复原官。抵达京城后去世。著有《庸书》二十卷、《玉山遗响集》。
刘原渌，字昆石，安丘人。明末盗贼四起，刘原渌和二哥带领乡人修筑土堡抵御贼寇。贼兵攻来，守堡的人大多战死。二哥出城作战，身中九箭，奋力死战。刘原渌跟随出战，射出数十支箭，箭用尽之后，二哥挥手叫他撤离。刘原渌大声喊道：“离开兄长一步，就不是我死的地方。”于是斩杀两名贼寇首领，缴获六匹马，贼寇退走。战乱平定之后，依靠耕种致富。之后把肥沃田地推让给二哥，用余下田产为长兄安排后人，同时赡养亡姐的家人。放下世事，研习长生方术。后来得了咯血病，便放弃道术。之后阅读宋代儒者著作，于是笃信朱熹学说，搜集朱熹言论编成《续近思录》。他曾经说：“治学之人持守恭敬、穷究义理，这二者都是效法先王而已。‘小心翼翼，恭敬侍奉上天’，是持守恭敬的功夫；‘无知无识，顺应上天法则’，是穷究义理的功夫。”常常五更起身，拜祭祖祠之后，和弟子讲论学问，常常到夜半。二哥生病，他向上天祷告，请求以自身代替兄长承受病痛。兄长去世，三天之内滴水不进。又为乡里设立义仓，荒年煮粥救济饥民。曾经说：“别人和我，同属一天之下，哪里有界限分别？”终年八十二岁。著有《读书日记》《四书近思续录》四卷。
几十年之后，昌乐还有阎循观、周士宏，潍县有姜国霖、刘以贵、韩梦周，德州有孙于簠、梁鸿翥，胶州有法坤宏，安丘本县有张贞，依然能够传承刘原渌的学问。
姜国霖，字云一，潍县人。父亲旅居燕地生病，姜国霖前去探望，赤脚步行千里，赶到时父亲已经去世。没钱买棺木，用衣服包裹遗体，背着尸体，一路乞讨回到家乡。哭着对宗族长辈说：“父亲去世不能入殓，又无力安葬。想要殉身，但是还有老母亲在世。长辈有什么教诲？”众人怜悯他的孝心，凑钱帮他安葬父亲。母亲容易发怒，有一天大发怒火，姜国霖做出孩童嬉戏的样子，长跪在母亲膝前，握着母亲的手拍打自己的脸。母亲大笑，怒气消散，当时他已经五十岁。拜昌乐周士宏为师。曾经陪同周士宏到莒地，喜爱这里山水，周士宏去世后就葬在莒地。姜国霖在墓旁修建屋舍，安守清贫，不向人求助。遇到荒年，莒地百姓担心他饿死，上报官府供给粮食，他也没有推辞。昌乐阎循观问姜国霖喜欢读什么书，他说：“《论语》，一辈子品味都体会不尽。”
刘以贵，字沧岚。康熙二十七年进士，担任苍梧县令。当地瑶族、僮族杂居，他修建茶山书院，用《诗经》《尚书》教化百姓。回乡之后闭门著书，著有《藜乘集》。
韩梦周，字公复。乾隆二十二年进士。他治学以存心涵养、自省察验、推究良知三点作为入德的途径。一举一动都恪守礼义，以追逐名声显达为耻。后来担任来安县知县，政绩卓著。长洲彭绍升称赞他治理来安如同元德秀。著有《理堂文集》，表彰名士，褒扬忠烈，都有益于世道教化。
梁鸿翥，字志南，德州人。每当研读一部经书，案上不放置其他书籍。遇到疑难义理，连续思考几天几夜，一定要弄懂才罢休。益都李文藻初次见到就十分赏识他，为他宣扬名声，于是闻名天下。以优等生员入国子监读书。五十九岁去世。著有《周易观运》等书。
法坤宏，字镜野，胶州人。得到《传习录》，十分欣喜，认为书中观点如同自己心中所想。治学尊奉王阳明，以不自欺为根本。乾隆六年举人，官至大理评事。八十多岁去世。
阎循观，字怀庭，昌乐人。专心研习洛、闽理学，反省自身、克制私欲，刻苦自立。研治经书不偏执一家之说，关键在于自我体悟。乾隆三十四年进士，吏部考功司主事。著《困勉斋私记》《西涧文集》以及《尚书春秋说》。
任瑗，字恕庵，淮安山阳人。十八岁放弃科举，讲学授徒。静坐三年，感叹说：“圣人之道，归于中庸，极致在于‘精研义理达到神妙境界来践行，利用大道安身来修养德行’，难道不就是这个道理吗？”乾隆元年，地方大员举荐任瑗参加博学鸿词科，参加廷试之后落第回乡。韩梦周对人说：“任先生学问本体、功用兼备，明代以来没有这样的大儒。”等到韩梦周将要北归，任瑗对他说：“山东人大都质朴耿直，你应当接引后辈，接续正统儒学。”于是写《反经说》给他。八十二岁去世。著有《纂注朱子文类》一百卷，《论语困知录》二卷，《反经说》一卷，《阳明传习录辨》二卷，《知言札记》二卷，《朱子年谱》一卷。
颜元，字易直，博野人。明末，父亲戍守辽东，死在关外。颜元家境贫寒，没有立足之地，千方百计寻回父亲遗骨安葬，世人称他孝子。守丧期间，严格遵照朱熹《家礼》。古礼记载：“初丧，早晨一溢米，傍晚一溢米，其余进食没有固定限制。”《家礼》删去“没有固定限制”一句，颜元恪守这一条。早晚之外不敢进食，到了早晚该吃饭的时候，哀痛袭来，又吃不下，几乎病重濒死。另外《丧服传》记载：“练祭之后，搬出外室，开始食用菜果，吃素食，哭泣没有定时。”《家礼》改成“练祭之后，只早晚哭泣；只有初一、十五，未除丧服之人集体哭吊；凡是哀痛涌来，都要克制不哭”，颜元也遵照执行。后来察觉到这样过分压抑人情，对照古丧礼，知道这是不对的。于是感叹先王制定礼仪，顺尽人的本性；后世儒者没有德行、没有权位，不可以随意改作。于是撰写《存学编》《存性编》《存治编》《存人编》四部书来确立教化，将居所命名为习斋。
肥乡漳南书院，当地士人郝文灿请颜元前去讲学。书院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各科，前来求学的有几十人。恰逢天降大雨，漳河泛滥，院墙房屋全部被淹没，几乎断绝人迹。颜元叹息：“上天不想推行我的学说！”于是辞别回乡。八年之后去世，终年七十岁。弟子李塨、王源编撰《颜元年谱》二卷，锺錂辑录《言行录》二卷、《辟异录》二卷。
王源，字昆绳，大兴人。兄长王洁年少跟随梁以樟交游。梁以樟谈论宋儒理学，王源当时还是幼童，听了并不认同，唯独喜爱研习前代典章制度以及边关要塞攻守方略。四十岁，游历京师。有人非议他不写应试文章，王源笑道：“这种文章还用学习才能写出来吗？”于是参加考试，考中康熙三十二年举人。有人劝他再参加礼部会试，他辞谢说：“我参加考试只是借此谋生，不遭受非议就够了！”昆山徐乾学在洞庭山开设书局，招揽天下名士，王源也在其中。同辈之中唯独和刘献廷交好，每日探讨天地阴阳变化、霸王治国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兴亡缘由、地域要害、近代人才善恶，二人见解全都相合。刘献廷去世，说起他就流泪。不久遇到李塨，十分欣喜，说：“自从献廷离世，哪里想到还能见到你！”李塨简略讲述圣贤之学，王源一听大为感佩。于是拿《大学辨业》阅读，深表赞同。李塨便向他详尽讲述颜元“明亲”的学说，王源说：“我知道归宿在哪里了。”于是由李塨引荐，到博野拜颜元为师，当时已经五十六岁。后来客死淮河一带。著有《平书》十卷，文集二十卷。
程廷祚，字启生，上元人。最初结识武进恽鹤生，才听闻颜元、李塨的学说。康熙庚子年，李塨南游金陵，程廷祚多次登门问学。阅读颜元《存学编》，在书后题字：“古时妨害圣道的，出自儒学之外；如今妨害圣道的，出自儒学内部。颜元崛起于燕赵之地，当天下众人同声附和、风气一致的时候，却能够公允评判，驳斥谬误，可以说是五百年间仅此一人。”所以他曾说：“推行颜元学说，难度超过孟子，付出的功夫也倍于孟子。”于是极力摒弃异端之说，以颜元学说为主，兼采顾炎武、黄宗羲。所以他读书极其广博，全部归于实用。乾隆元年，被举荐参加博学鸿词科，来到京师，有权贵仰慕他的名声，托密友转达心意：“依附于我，可以得到翰林职位。”程廷祚拒绝，最终落第而归。乾隆十六年，皇帝特诏举荐通晓经术品行端正之人，程廷祚又由江苏巡抚举荐，再次落选回乡。七十七岁去世。著有《易通》六卷，《大易择言》三十卷，《尚书通议》三十卷，《青溪诗说》三十卷，《春秋识小录》三卷，《礼说》二卷，《鲁说》二卷。
恽鹤生，字皋闻，武进人。因为结交李塨，得以读到颜元遗留著作，自称为私淑弟子。治经专长《毛诗》，著《诗说》，尊奉毛传、郑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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