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塨，字刚主，蠡县人。二十岁和王源一同师从颜元。亲自耕种，擅长农事，就算歉收之年也一定有收成，自己却只吃粗劣粮食，妻子儿女都操持劳苦事务。考中康熙二十九年举人。晚年授通州学正，任职满一月，以母亲年老请求辞官回乡。李塨学识广博，擅长文辞，和慈溪姜宸英齐名。又曾经替朋友治理政务繁杂的县邑，一年多，教化政令大行，因此名声震动公卿。明珠、索额图执掌国政，都曾聘请他教导自家子弟，他不去。安溪李光地任直隶巡抚，向朝廷举荐他的学行，他坚决推辞而不答谢。各位王公争相聘请，他总是避走别处。之后跟随毛奇龄学习。著《周易传注》七卷，《筮考》一卷，《郊社考辨》一卷，《论语传注》二卷，《大学传注》一卷，《中庸传注》一卷，《传注问》一卷，《李氏学乐录》二卷，《大学辨业》四卷，《圣经学规》二卷，《论学》二卷，《小学稽业》五卷，《恕谷后集》十三卷。
李塨治学务求实用，解释经义大多和宋儒不合。而且自我评价过高，对于朱熹、陆九渊等人讲学、王阳明的顿悟之学，都称作空谈。明末心学盛行，儒学和禅学混杂；那些谨慎守礼的儒者，又不通世事，延续到顺治、康熙年间，还留存这类余论。颜元、李塨竭力提倡实学与之争辩。保存他们的学说，可以弥补部分儒者空洞无实的弊病，但是不能单独拿它作为唯一准则，全部废弃各家学说。他论《易经》，以观察卦象为主，兼用互体，认为“圣人教化很少谈论性与天道，乾坤四德，最终归于人事；屯、蒙以下各卦，也都是用人事立言。陈抟龙图、刘牧钩隐，以及探求无极、推演先天图，都让易学落入无用空谈。”抨击未免过激。但是明代人把心学掺入易学，大多用禅偈解经；研究术数的人反而不去研究象占，歪曲圣人训诫，弊端无穷。李塨把易学归向人事，深得圣人教化本意。又认为《大学》格物，就是《周礼》的三物，也就是孔子时代古大学教法所说的六德、六行、六艺，规范还留存。所以格物之学，人人都学习，不必再多言说。只把明德、亲民标举为纲目，用诚意点明入手之处而已。格物一章的传文，不必补写。这个说法源自颜元。毛奇龄厌恶他和自己观点不同，写《逸讲笺》攻击他。但是当时学者大多认可李塨的主张。
刁包，字蒙吉，晚年号用六居士，祁州人。明天启年间举人。两次赴礼部会试，没有考中。于是放弃科举，立志研习圣贤学问。最初听闻孙奇逢讲良知之学，心中向往。后来读到高攀龙著作，大喜，说：“不读这本书，几乎虚度一生。”供奉高攀龙牌位，一旦有过失，就在牌位前跪着自责。流贼进犯祁州，刁包散尽家财，号召众人誓死坚守，城池得以保全。当时有两名宦官主管军务，侦察兵报告贼势浩大，两名宦官恼怒他惑乱军心，准备斩杀探子。刁包厉声说：“一定要杀他，就先杀我。”于是作罢。两名宦官相互说道：“如果让此人做官，难道不会成为杨涟、左光斗那样的人吗？”贼兵退去之后，流民遍布道路，刁包搭建屋舍收留他们，生病的供给医药，保全救活很多人。有山东逃难妇女七十多人，挑选老成家人护送回乡。临行前，行八拜之礼郑重托付，家人都感动落泪，全力护送。途经六府，全部送回各自家中。
甲申年，明朝灭亡，刁包在居所顺积楼设立庄烈愍皇帝牌位，身穿斩衰丧服，依照礼制早晚哭祭。伪政权下令逼迫他出仕，刁包以死抗拒，几乎遭祸。于是隐居不出，在城边开辟地方修建书斋叫潜室，亭命名为肥遯。整日闭门读书，寒暑不间断，学者尊奉他，登门求学之人络绎不绝。为父亲守丧，哀痛伤身，须发全部变白。三年不饮酒吃肉，不进内室。等到母亲去世，号啕痛哭以致呕血，卧病数月之后去世。
所著有《易酌》《四书翊注》《潜室札记》《用六集》，都依据义理，明白中正。又选编《斯文正统》九十六卷，选文专门以品行为标准；若是人品不足，就算文章技艺高超也不收录。刁包早年和新城王馀佑是至交。
王馀佑，字介祺。父亲王延善，本县生员，崇尚气节道义。明末，散尽万贯家产结交义士。有三个儿子，长子王馀恪，幼子王馀严，王馀佑排行第二。明朝灭亡，王延善带领三个儿子和雄县马鲁举起义旗，传布檄文讨伐贼寇。当时容城孙奇逢也起兵，一同收复雄县、新城、容城三县，斩杀伪官。顺治初年，王延善被仇家诬陷，押往京城。王馀恪叫两个弟弟出逃，谋划复仇，独自赴难，父子一同死于京城街市。王馀严夜里带领壮士进入仇家，杀死仇家老弱三十口。官府悬赏追捕十分紧急，有上级官员知道他们冤屈，尽力调解才得以脱罪。王馀佑隐居易州五公山，自号五公山人。曾经师从孙奇逢学习兵法，后来跟随孙奇逢研习性命之学。隐居教书，不求名声显达。教导弟子以忠孝为本，讲求实学。七十岁去世。
李来章，字礼山，襄城人。自幼聪慧有见识。曾经看见石匠在院中拼接断石，反复合不上，对石匠说：“去掉上面的旧泥土，自然就能合上。这就好比我们学问里人心、道心的道理。”听闻的人觉得奇异。擅长诗文古文。康熙十四年举人。曾经向魏象枢求学，魏象枢告诫他：“想要去除妄念，没有比立志更好的办法。”李来章于是写《书绅语略》，立论以不违背先儒学说、有益于世事实用为主。又向孙奇逢、李颙求学。当时孙奇逢在百泉讲学，李来章和冉觐祖等人在嵩阳讲学，黄河两岸遥相呼应，一时之间讲学风气极盛。后来主持南阳书院，撰写《南阳学规》《达天录》教导学子，学风日益向好。不久因母亲年老辞官回乡，重修紫云书院，在里面读书，求学之人多从远方赶来。母亲眼睛患病，李来章每天早起，用舌头舔母亲眼睛，母亲眼睛得以复明。
等候选官，被授广东连山县令。连山百姓只有七个村落，人口两千。外面瑶族大的排有五处，小排十七处，人口上万。重重山岭，山石陡峭，田地只占十分之一。有的瑶民依仗险阻作乱。李来章感慨道：“瑶民虽是异族，也有人性，应当诚心对待他们。”于是效仿明代王守仁的办法，每日邀请部族长老询问民间疾苦，招回流亡百姓，鼓励开垦，减轻赋税。又深入瑶民聚居地，订立规约、聘请老师，用至诚之心感化他们。创建连山书院，制定学规，每日对县民宣讲教化。瑶民中聪慧子弟，也开始学习乡学，读书声传遍山谷。学政官员交相称赞：“忠信笃敬，就算蛮夷之地也能推行教化。”被举荐入京，授兵部主事，监管北新仓，革除运官馈赠财物的旧习。不久称病辞官。大学士田从典、侍郎李先复接连上奏举荐，说他实学深厚可担重任，皇帝下旨征召，他不肯出山。六十八岁去世。著有《礼山园文集》《洛学编》《连阳八排瑶风土记》《衾影录》。
冉觐祖，字永光，先贤郓国公后裔。元末有先祖担任中牟县丞，于是安家在此。康熙二年，乡试第一名。闭门潜心治学，研读《四书集注》二十年。每一章探求主旨，每一句探求释义，每一字探求训诂，亲身体察验证，订正各家言论，归于统一，取名《玩注详说》。继而研读各部经书，各有专著，兼采汉儒、宋儒学说。康熙十八年，开设博学鸿儒科，巡抚打算举荐他，想要见冉觐祖一面。冉觐祖说：“前去拜见，就是谋求举荐。”坚决不去。少詹事耿介聘请他主持嵩阳书院，给诸生讲授一章《孟子》，辨析天人，区分天理人欲，众人肃然聆听。康熙三十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康熙三十三年，授检讨。当年圣祖对翰林全部进行测试，在西暖阁召见，唯独详细询问他家世籍贯，称赞他气度老成。第二天，在瀛台赐宴，皇帝认得他，说：“你就是河南解元吗？”以此表示特殊优待。不久告老回乡。八十二岁去世。
窦克勤，字敏修，柘城人。听闻耿介传承百泉之学，前往嵩阳从学。康熙六年，乡试中举到京师，拜见睢州汤斌。一晚前去请教学业，汤斌说师道不能树立，根源在于教官失职。劝窦克勤出任教职，被选为泌阳教谕。泌阳地方狭小偏僻，很少人求学。窦克勤设立五社学，每月初一核查善恶劝勉奖惩。空闲就在书斋读书，就算粥饭难继，安然自若。康熙十七年进士，选为庶吉士，遭遇母丧回乡。服丧期满，授检讨。一天，圣祖命翰林写楷书，窦克勤写下“学宗孔、孟，法在尧、舜，而其要在慎独”十四字进呈，圣祖读后器重他。不久以父亲年老请求回乡。曾经在柘城东郊建立朱阳书院，倡导正统儒学。中州地区，除夏峰、嵩阳之外，朱阳书院的学者最为兴盛。六十四岁去世，著《孝经阐义》。
李光坡，字耜卿，安溪人，大学士李光地的弟弟。五岁时，和叔伯兄弟一同落入贼寇营垒。脱险之后，在家中受学，尊崇宋儒以及本地先贤《蒙引》《存疑》这类书籍。依次研习十三经、濂洛关闽各派典籍，旁涉子部、史书。天资不算聪敏，依靠勤奋苦读精通学问。论学尊奉程颢、朱熹，论《易经》尊邵雍，兼采扬雄《太玄》，阐发性理，阐明大义。壮年专心钻研三礼，认为三礼学到宋代衰落，到明代几乎断绝，《仪礼》尤其很少有人研习，历时四十年，写成《三礼述注》六十九卷，以郑玄为主，注解简明，不繁琐支离，也不刻意炫博，自成一家之言。兄长李光地曾经写《周官笔记》一篇，李光地之子李锺伦也著《周礼训纂》二十一卷，都标举核心要义，不以考据辩论见长，和李光坡治学风格相近，这就是他们家传学问。
李光坡在家乡隐居，康熙四十五年入京，和兄长李光地讲习探讨。写《性论》三篇，辨析理气先后动静，订正近代儒者的谬误。回乡之后，李光地赠诗给他：“后辈英才兴起要依靠家学，我年老闲散，盼望后辈传承。”李光地对李光坡如此挂念。李光地曾经评论，东吴顾炎武和李光坡，都几十年潜心经学，勤奋不辍，学问卓然可以传于后世。李光坡天性至孝，父亲病重，烧香灼烧手掌，叩拜上天祈求延长父亲寿命，父亲的病果然好转。后来举荐孝廉方正，地方官吏打算举荐李光坡，而李光坡已经卧病。七十三岁去世。另著《皋轩文编》。
李锺伦，字世得。康熙三十二年举人。最初跟随李光坡学习三礼，又和宣城梅文鼎、长洲何焯、宿迁徐用锡、河间王之锐、同县陈万策等人互相研讨，学问有本源。未做官就去世。
庄亨阳，字复斋，靖南人。康熙五十七年进士，任山东潍县县令。母亲前来任所奉养，在途中去世。回乡在墓旁筑庐守孝三年，从此不曾一日离开父亲。乾隆元年，礼部尚书杨名时举荐七名士人，庄亨阳在其中，授国子监助教。当时，皇帝正推崇儒学，尚书杨名时、孙嘉淦，大学士赵国麟都凭借高龄德望掌管太学，一同倡明正学。六堂的师长，庄亨阳与安溪官献瑶、无锡蔡德晋等人，都是一时才俊。每到初一、十五祭拜孔子，完成释菜礼之后，六堂师长登上讲座，带领国子监生依次持经书提问质疑。每十天，六堂师长分治一经，各自在书斋集会讲习南北各派学问，诵读之声，夜半不绝。京城称之为“四贤、五君子”。
升任吏部主事，外放德安府同知，提拔为徐州知府。徐州连年水灾，庄亨阳勘察河湖，咨询老人，制定治水方略，请求拓宽上游水道，宣泄暴涨洪水，并且预警石林段有溃决危险。还没来得及施工，石林堤坝溃决，沛县城将要崩塌，百姓四处逃亡。庄亨阳驾小船，出城安抚父老：“太守在这里，你们要去哪里？”亲自带领众人堵筑堤坝，七天七夜保全城池。在徐州三年，两次遭遇大饥荒，全力赈灾，几乎无暇休息吃饭。乾隆九年，升任按察司副使，分巡淮徐海道。庄亨阳通晓算术，主管河防之时，推求水位高低、测量方法，上书执政大臣，大意说：“淮、徐水患，根源在于堵塞毛城铺而徐州受灾；堵塞天然减水坝，凤阳、颍州、泗州受灾；堵塞车逻、昭关等坝，淮扬上下河全部受灾。应当打开毛城铺，泄水入洪泽湖，徐州水患平息；打开天然坝泄入高宝各湖，上江水患平息；打开三坝泄入兴盐洼地，高宝水患平息；疏通范公堤，泄水入海，兴化、盐城、泰州各州县水患平息。”当权大臣很认可他的说法，却没能施行。
京察考核，大臣需要自陈政绩。高宗下令自陈官员各举荐一人替代自己。内阁学士李清植举荐庄亨阳，当时舆论认为举荐公允。勘察淮海灾荒过度劳累，体弱发病而死。去世当天，淮海百姓罢市奔走，立旗哭吊，赠送丧礼。讷亲巡视江南，地方官员都穿靴裤跪拜迎接，唯独庄亨行长揖礼。讷亲责问他，庄亨阳说：“不是吝惜膝盖不向大人下跪，只是《会典》没有这个礼制。”讷亲默然。庄亨阳出外巡视，下属官吏依照旧例送来膳食，他不拒绝，说：“食物已经做好，拒绝就是糟蹋天物、违背人情。”跟随的仆人都自己喂马；有人犒赏仆人，仆人跪地推辞：“大人待我们如同子女，不告知大人就接受赏赐，内心不安。禀告大人，大人必定命我们推辞，还是辜负了您的恩惠。”强行馈赠，众人伏地，指心发誓。他感化下属到这种地步。
官献瑶，字瑜卿，安溪人。受学于漳浦蔡世远、桐城方苞，是二人高足弟子。同样由杨名时举荐，补为国子监助教。刚入国子监，就向上司上书，提出六条事务建议。乾隆四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担任三礼馆纂修官，授编修。乾隆九年，主持浙江乡试。不久提督广西、陕甘学政，升任洗马。在关中寻访到宋代张载二十多代后裔，嘱托当地学官教导他。在生员之中识得韩城王杰，认为是大才，后来果然应验。官献瑶幼年丧父，侍奉母亲极为孝顺。从陕甘学政任满回乡，请求在家奉养母亲。侍奉母亲二十多年，母亲九十岁才离世。抚育诸位子弟，修缮大小宗祠，添置祭器，考究礼经，依照当时制度修订礼仪，订立乡规教导宗族子弟，设立义租抚恤宗族贫困之人。八十岁去世。著《读易偶记》三卷，《尚书偶记》三卷，《尚书讲稿》，《思问录》一卷，《读诗偶记》二卷，《周官偶记》二卷，《仪礼读》三卷，《丧服私钞并杂记》一卷，《春秋传习录》五卷，《孝经刊误》一卷，文集十六卷，诗集二卷。
王懋竑，字子中，宝应人。年少跟随叔父王式丹求学，刻苦立志，精研朱熹学说，亲身践行。康熙五十七年考中进士，已经五十一岁。请求担任教职，补安庆府学教授。雍正元年，经举荐被皇帝召见，授翰林院编修，在上书房任职。雍正二年，因母丧离职，皇帝特意赏赐内府白银作为丧葬费。王懋竑一向体弱多病，守丧哀痛消瘦，服丧期满复职。不久以年老多病请求回乡，十六年后去世。
王懋竑性情恬淡，年少曾经对友人说：“三间老屋，万卷破书，就是我一生的心愿。”回乡之后闭门著书。校订《朱子年谱》，主旨是辨析治学次序，辩驳王阳明学说。所著《白田杂著》八卷，对朱熹文集、语类考订尤其详密。他认为《周易本义》前面九幅图、《筮仪》都是后人伪托，不是朱熹所作，大意是：“朱熹论《易经》，有《本义》、《启蒙》，和弟子讨论十分详尽，却从未提到这九幅图。九幅图很多地方和《本义》《启蒙》矛盾，弟子为何完全没有怀疑？《本义》叙述画卦：自下而上，两两相重再三，形成八卦。八卦之上各叠加八卦，形成六十四卦。原本没有掺入邵雍学说。到《启蒙》，才全部依据邵雍。邵雍所传，只有先天方圆图。伏羲八卦图、文王八卦图，是用《皇极经世》演易推出来的。同州王氏、汉上朱氏的《易》，都有这两幅图，《启蒙》沿用。至于朱熹自己所作六幅横图，在下方标注《大传》和邵雍的话，不敢题为伏羲六十四卦图，他如此审慎。现在直接命名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这些图从何人手中接受、由谁传承？却说伏羲四图，说法出自邵雍。邵雍只有先天一图，八卦图是后来推求，六幅横图是朱熹所作。认为全都出自邵雍，是诬陷邵雍。”又说：“邵雍学问得自李之才，李之才得自穆修，穆修得自陈抟，这是程明道记述康节学问源流。汉上朱氏把先天图归于陈抟，已经没有依据。现在又把四图归给他，仿佛陈抟原本就有这四图，这是一并诬陷陈抟。文王八卦，《说卦》明确记载。《本义》认为不详，《启蒙》另作解说，没有纳入《本义》。至于‘乾，天也，故称乎父’这一段，《本义》认为是揲蓍求爻，《启蒙》认为‘乾求于坤，坤求于乾’和‘乾为首’两节，是文王观察已成卦象，推求隐晦的象义，和《本义》说法不同。如今当作文王八卦次序图，又是由谁传承？卦变图《启蒙》详细记载，一卦可变六十四卦，《彖传》谈卦变，只举十九卦举例。现在的图、卦都不相符，显然不是朱熹的原作。”他这些观点，宋元儒者未曾提出。
他又考证史书，提出：“《孟子》七篇里面所说齐王，都是齐湣王，不是齐宣王。孟子离开齐国，应当在齐湣王十三四年。距离齐湣王去世，还有二十五六年，孟子一定见不到湣王之死。《公孙丑》两篇称王不加谥号，是原文原貌；而《梁惠王》两篇称宣王，是后人增添。《资治通鉴》往前增加齐威王十年，削减齐湣王十年，是为了迁就伐燕的年份。”可以称得上实事求是。本县和王懋竑一同研习朱子之学的，有朱泽沄、乔仅。
朱泽沄，字湘陶。年少勤学，得到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依照次序诵读学习。又向泰州陈厚耀学习天文，领会要义，久而久之立志追求圣人之道。认为朱熹的学问，确实继承周敦颐、二程，接续颜回、孟子，上溯孔子。有人说朱熹长于道问学，陆王长于尊德性，他再次细读朱熹文集、语类，一字一句精心钻研，反身体悟，向王懋竑请教，王懋竑多次给他答复。他深信朱熹居敬、穷理的学问，是孔子以来一脉相传的正道。穷理就是穷究本心所存之理，存养就是存守住已经穷究的天理，二者本是一事。感慨道：“讲求尊德性，没有人比得上朱熹；讲求道问学，也没有人比得上朱熹。”
雍正六年，下诏命大臣举荐人才。直隶总督刘师恕打算举荐他，派弟弟登门邀请，他不肯赴召。晚年得了腿疾，仍然五更起身洗漱，读书直到夜半不倦。告诫儿子朱光进：“圣贤修养功夫，正是在困苦之中检验。”病重，对弟子乔仅说：“生死是平常之事，时辰到就离去，没有什么留恋。”吟诵邵雍的诗，安然离世，终年六十七岁。著《止泉文集》八卷，《朱子圣贤考略》十卷。
乔仅，字星渚。年少有气节。子婴堤决口，众人逃跑躲避，乔仅提议筑堤堵塞，十天修好堤坝。跟随朱泽沄求学，严格遵守朱熹教导的读书次序。研读朱熹著作，结合自身体察，有疑问就向朱泽沄请教，当时已经五十岁。朱泽沄称赞他：“跟随我求学的人很多，唯独乔君刚强坚毅。”于是拿出《或问》评论后学、《语类》训石洪庆的记载告诉他，乔仅更加发奋。乾隆元年，被举荐孝廉方正，推辞不去。多次写信给王懋竑，反复探讨学问之道。自述向道起步晚，要用百倍功夫。听闻弟弟在江陵任上去世，当日冒雪跋涉数千里，护送灵柩回乡。有人借他钱财无力偿还，他直接把借据还给债务人。病危之时，说：“我从头到脚，没有一处不痛。只有内心安定不乱！”让人沐浴、端正衣冠之后离世，终年六十五岁。著《日省录》《训子要言》《困学堂遗稿》，汤金钊作序刊行。评价他“学问刚健笃实，焕发光彩，纯粹是有德之人的言论”。
李梦箕，字季豹，连城人。十五岁丧父。精进治学，尊崇朱熹，以孝友著称。教导弟子常说行善最快乐，人们轻易忽视这句话。李梦箕说：“行善很难，你们去做了吗？”有人问：“快乐是什么样？”答：“内心毫无愧疚。”问：“和孔子、颜回的快乐相比如何？”答：“只是熟练践行罢了！”侍奉兄长如同严父，抚育侄子如同亲子。常常对子弟讲气质的偏颇，教他们改变习气。病危之时，对亲近之人说：“我一生尽力检束自身，或许还有没自省到的过失？只管直说，能够听闻过错而离世，也算幸运。”终年八十一岁。
儿子李图南，字开士。康熙六十一年举人。能够传承家学。最初擅长诗文古文，后来感叹：“我的学问自有身心性命这类紧要大事，怎能追逐虚名？”于是钻研濂洛关闽典籍，以反躬自省、切近自身为本。长期隐居连峰、点石山中。曾经说：“求学之人，名利念头危害最大。超越这一关，才可以一同论学。”和蔡世远阐发修身穷理的要义，蔡世远很器重他。雍正九年，吏部发文，命令等候县令职位的举人先到京城学习政务，李图南到户部见习。因母亲病重回乡，先于母亲去世，终年五十七岁。雷鋐评价：“学做圣人，必定从狷介之士起步，李图南差不多可以当之。”当时本县张鹏翼、童能灵，都以学问品行闻名。
张鹏翼，字蜚子。岁贡生。八岁好学，十几岁通晓诸经。私塾老师教他写文章考取科第，心中怀疑。熟读《四书大全》，忽然领悟：“心应当在身体之内，身体也含摄在心之内。”于是不再谋求仕途。连城地处万山之中，没有名师。张鹏翼四十岁，才见到《近思录》与《朱子全书》。再过十年，才读到薛瑄《读书录》。他曾说：“朱熹临终之时，才是我开始闭门读书的起点。”勤勉不息，不知衰老。所居住的乡叫新泉，乡里男女往来两座桥，路不拾遗。集市交易，都礼让外来客人，都是受张鹏翼教化。著有《读经说略》《理学入门》《孝子传》《历代将相谏臣三谱》《二十二史案》《芝坛日读小记》。
童能灵，字龙俦。贡生。好学，恪守程朱家法，一丝不差。乾隆元年，举荐博学鸿词。多次被举荐为优行生员，都以母亲年老推辞。九十岁，兄弟白头同住。守丧依礼而行，教化乡里。童能灵曾经和雷鋐讨论《易经》，主张用河图阐明象数之学。他论乐律古义，认为：“洛书是五音本源，河图是洛书的源头。河图属圆，代表气；洛书属方，代表形体。五音就是气；气凝聚成为形体，形体汇聚气，而后产生声音。蔡元定《律吕新书》沿用《淮南子》《汉书》说法，错把亥当作黄钟的实律。只有书中记载的分寸厘丝忽的计量方法，数值和《史记·律书》相合，于是依据这套说法推究源流写成著作。”其他著作有《中天河洛五伦说》《朱子为学考》《理学疑问》。
连城理学，始于宋代邱起潜、明代童东皋，童能灵、张鹏翼接续传承。努力敦常人伦纲纪，严谨辨析朱熹、陆九渊学说异同。张伯行任福建巡抚时，修建文溪书院，供奉邱起潜、童东皋。后来增建五贤书院，正中祭祀宋五子，以童能灵、张鹏翼配享。
胡方，字大灵，新会人，岁贡生。胡方推崇亲身践行，处在道学风气衰微之时，坚守信念不动摇。总督吴兴祚听闻他的名声，派人征召，胡方躲藏起来，找不到。侍奉父母，和颜奉养，唯恐做得不够。父母生病，忧形于色，汤药必定先尝再奉上。夜里衣冠整齐侍立，不曾就寝。等到守丧，铺草睡在灵柩旁，三年不进内室。祖上田产房屋，全部送给弟弟，依靠授徒自给。宗族中无法自立的人，尽力资助。有高官携带重金，请他写文章祝寿，不答应；官吏威逼，不答应；家人告诉他家中断粮，依旧不答应。乡里子弟偶尔犯过错，宁愿受鞭打，也不愿让胡方知道。乡里俗语：“宁可被别人鞭打，不要让胡先生知道。别人鞭打还好，被胡先生知道，会羞愧至死。”跟随他求学的人，做官或者未仕，到老都恭谨遵从教诲。就算极度贫困，始终不踏入公堂。远方之人听闻名声慕名而来，以能够拜见他为幸，说：“这是教诲我啊！”有人凭借荫庇得官，十分惭愧说：“我修养不够，恐怕辱没先生教诲。”胡方告诉他：“做官能够不贪钱财，恪尽职守，有什么不可以？”此人最终没有辜负这番话。
胡方四十岁以后闭门著书，居所名叫盐步。元和人惠士奇到粤东担任督学，听闻胡方的名声，把船停靠在村外，派吴生到他家请求见一面。胡方急忙摆手说：“学政公务还没有完毕，不能相见！不能相见！” 送走吴生，就关上大门。惠士奇于是求取他所撰写的书籍之后离开。
等考试事务结束，惠士奇仍旧托吴生代为求见。胡方才戴上一顶帽子，递上名帖前往会面，见到惠士奇，深深作揖说：“今日我斋戒沐浴，来答谢知己。我年纪已老，没有可以受教的资质，不能行弟子的礼节。” 寥寥几句话便起身告辞。惠士奇握住他的手说：“就算不想多交谈，冒昧请问先生，同乡之中谁擅长写文章？” 胡方答道：“同一时代的人里没有。如果一定要找，只有明末的梁朝钟罢了！” 惠士奇于是搜集梁朝钟的文章以及其他各家的文章刊刻成书，取名《岭南文选》。不久，惠士奇向朝廷上书举荐胡方。
惠士奇曾经对吴生说：“胡君相貌像顾炎武，体态丰满端正魁伟，必定能享有大名。” 大概当时了解胡方的，只有惠士奇一个人。胡方去世，享年七十四岁。著作有《周易本义注》六卷，《四子书注》十卷，《庄子注》四卷，《鸿桷堂诗文集》六卷。文集中拜谒白沙祠的多篇作品以及《白沙子论》，都能看出他学问的师承渊源。粤地潜心向学、品行敦厚的士人，在胡方之后有冯成修、劳潼。
冯成修，字达夫，南海人。父亲远行外出没有归来。冯成修天性至孝，一提到他的父亲，总是泪流满面。乾隆四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庶吉士学习期满后改任吏部主事。升任礼部祠祭司郎中，主持福建、四川的科举考试，出任贵州督学。订立十四条训诫士子的条规。冯成修当初赴京参加会试，就四处寻访父亲的踪迹。得到官职之后，两次请假外出寻亲，最终没能找到，于是不再出仕做官。在家乡教书，德行纯粹，堪称师表。八十岁时，推算父亲如果在世已有一百零一岁，于是为父亲守孝三年，一辈子只穿布衣。乙卯年参加重宴鹿鸣典礼，第二年去世，享年九十五岁。
劳潼，字润芝，也是南海人。乾隆二十年考中举人。幼年时，母亲常在床榻上教他读《毛诗》，长大之后便熟习这部经典。卢文弨任湖南学政，征召他前往。到冬天才归家，母亲思念深切。到家时已是三更，劳潼跪在母亲床前，母亲一边流泪一边抚摸他说：“这莫非是做梦吗？”劳潼悲痛难抑，从此不再谋求功名，侍奉母亲十六年，直到母亲去世。劳潼哀伤过度，骨瘦如柴，要扶着拐杖才能起身。家里人有时找不到他，就到灵堂去找，总能看见他失声痛哭。他又痛心自幼丧父，所以取号为莪野。他曾经说：“读孔子的书，得到一句话，就是‘务民之义’；读孟子的书，得到一句话，就是‘强为善而已矣’；读朱子的书，得到一句话，就是‘切己体察’。”著作有《四书择粹》十二卷，《孝经考异选注》二卷，《救荒备览》四卷，《荷经堂古文诗稿》四卷。
劳史，字麟书，余姚人，世代务农。年少时从师读书，成年后亲自耕作，奉养父母，夜里就端正地诵读典籍。读到朱子《小学》、《中庸序》，感慨奋发，以弘扬圣道自任，一举一动都恪守礼仪。后来读朱子《近思录》，当即起身摆设香案，向北叩拜说：“我的老师就在这里！”常常严厉自责，说：“上天赋予我的使命，就如同君主对臣子的诏命、父亲对儿子的训诫。一旦荒废本分，就会遭受严厉责罚；一旦败坏家业，就会走投无路，怎能不谨慎！”他论学，认为治学从不说虚妄之言、不做虚妄举动开始，一直推及至至诚而永无间断。接待后学，恳切劝导，即使雇工仆役，也引导他们走向正道，说：“尽好你的本分，踏踏实实地去做，终身不懈怠，就是圣贤。不要过分看轻自己。”听闻他话的人无不警醒。乡里做买卖的小贩住在劳史附近，不敢售卖假货。牧童有时主动折断捕鸟的箭缴、毁掉捕猎的陷阱。邻里有纷争，就到劳史这里评判，劳史常常备酒劝双方和解。弟子桑调元从钱塘前来拜见，一同探讨学问数日。将要分别，劳史送别他说：“我的寿命不过三年，恐怕不能再相见。你走吧，努力自修！”三年后的九月，劳史对弟子汪鉴说：“不出本月，我就要离世了！”于是遍访亲友家中，对老者讲授教化之道，对年少之人讲授求学之法，吩咐家人置办棺木，预备后事。去世前一晚，沐浴更衣，把卧榻移到正屋，点上灯，像平日一样安坐，随后就寝。第二天清晨，家人抚摸他，身体已经冰冷。桑调元刊刻他遗留的著作共十卷。书中认为《易经》所蕴含的大道，细小之物无不涵盖，辽远之处无不到达，所以大多依据《易》的义理推究人与万物的本性。
桑调元，字弢甫，钱塘人，是孝子桑天显之子。桑天显的父亲病重，他调和羊脂煮粥进奉。父亲去世，桑天显抱着煮粥的锅哭泣，有人为他画《抱铛图》。桑调元师从劳史，习得性理之学。雍正十一年，朝廷召试通晓性理的士人，桑调元被钦赐进士出身，授工部主事，后来托病辞官归乡。桑调元主持九江濂溪书院，修建须友堂，供奉馀山先生的牌位，彰显学问渊源所自。馀山，是劳史的自号。桑调元在东皋的别业，又开辟馀山书屋，接待四方求学之士。他为人清正刚直，超脱世俗，足迹踏遍五岳。晚年主持滦源书院，进一步阐扬老师劳史的学说。
汪鉴，余姚人。父亲在云南去世，汪鉴护送灵柩返回，走到汉川，遭遇大风，船只将要倾覆。汪鉴抱着棺木痛哭，发誓以身殉父。忽然风向回转，船得以停靠在沙洲，众人都称他为孝子。汪鉴崇尚气节。劳史告诫他：“你身上的英锐之气，只是一时意气。要用读书治学来消融它。”劳史去世时，汪鉴一直在旁侍奉。
顾栋高，字震沧，无锡人。康熙六十年考中进士，授内阁中书。雍正年间，被皇帝召见，因为奏答时次序失当被罢官。乾隆十五年，特地下诏令内外大臣举荐通晓经典、品行端正的士人，一共举荐四十多人。只有大学士张廷玉、尚书王安国、侍郎归宣光举荐江南举人陈祖范；尚书汪由敦举荐江南举人吴鼎；侍郎钱陈群举荐山西举人梁锡玙；大理寺卿邹一桂举荐顾栋高。这四个人，当时评论者认为名实相符。不久四人全都被授为国子监司业。顾栋高因年老不能履职，朝廷赐给他司业的官衔。皇太后万寿庆典，顾栋高入京祝寿，皇帝召见，他跪拜起身时，令内侍搀扶。顾栋高奏对，首先谈及吴地的不良风俗，请求以节俭之风教化天下，皇帝赞许他。辞行之时，皇帝赐给他两首七言律诗。乾隆二十二年，皇帝南巡，在行在召见顾栋高，加封国子监祭酒衔，御笔题写“传经耆硕”四字赐给他。乾隆二十四年，顾栋高在家中去世，享年八十一岁。
他的学问融合宋、元、明各位儒者的治学路径合而为一，融合朱子新安理学与陆九渊金溪心学，做调和融通的论述。著《大儒粹语》二十八卷；又著《春秋大事表》一百三十一篇，条理清晰，议论精密翔实，很多见解是前人未曾阐发的。《毛诗类释》二十一卷，续编三卷，采集前代旧说，阐发经书义理，治学相当严谨。他的《尚书质疑》二卷，多凭主观推断，算不上真正的心得。大体顾栋高研治经书，功力最深的是《春秋》，对《尚书》所用功夫较少。
陈祖范，字亦韩，常熟人。雍正元年考中举人，当年秋天在礼部会试中式，因为生病没有参加殿试。回乡后，在华汇之滨租屋居住，闭门读书。过了几年，朝廷下诏天下设立书院教导士子，地方大员争相聘请他为师，教学训导很有章法。但他往往一两年就辞官，说：“士人的风气难以淳厚，为师之道难以树立。况且这个教职类似宋代的祠禄官，是仕途不顺的人担任的。我本不求做官，长久居于这个位置，实在感到惭愧。”朝廷举荐精通经学的人才，陈祖范名列榜首。因为年老无法赴任，赐国子监司业衔。乾隆十八年，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九岁。著作有《经咫》一卷，受举荐时誊录进呈御览；文集四卷，诗集四卷，《掌录》二卷。陈祖范治学务求心得，论《易经》不采信先天之学；论《尚书》不认可梅赜所献伪书；论《诗经》不废弃《毛诗小序》；论《春秋》不固守义例；论《礼》不拿古制强行违背人情，都是通达持平的观点。同县的主事顾镇传承他的学问。
吴鼎，字尊彝，金匮人。乾隆九年考中举人，授国子监司业，屡次升迁为翰林院侍讲学士，转侍读学士。大考降级，任左春坊左赞善，后迁翰林院侍讲，不久辞官退休。著作有《易例举要》二卷，《十家易象集说》九十卷。收集宋代俞琰、元代龙仁夫、明代来知德等十家《易》学论述，接续李鼎祚、董楷之后。他的《东莞学案》，专门针对陈建《学蔀通辨》而作。他的兄长吴鼐，也通晓经书，深入研究《易经》与三《礼》。
梁锡玙，字确轩，介休人。雍正二年考中举人，同样授国子监司业，和吴鼎一同领取俸禄理事，没有固定员额。乾隆十七年，奉命入值上书房，多次升迁任詹事府少詹事。经大考降为左庶子，后擢升国子监祭酒，因遗失书籍被降级。受举荐时，将自己撰写的《易经揆一》进呈御览。吴鼎、梁锡玙一同被皇帝召来对话，皇帝当面训谕：“你们二人，是大学士、九卿共同保举的经学人才，朕任用你们，是让你们教化士人。这是你们多年积累学问的结果，不是靠旁门左道侥幸得到功名。”又说：“研治经典是读书的根本。但研经不能只停留在口头记诵，必须亲身实践。你们自己能够躬身践行，才能教导学子躬身践行。”吴鼎、梁锡玙叩头谢恩。皇帝又下谕旨：“吴鼎、梁锡玙所著经学书籍，派翰林二十员、中书二十员，在武英殿各誊写一部进呈。原书发还本人。所用纸张、饭食全部由官府供给。令梁诗正、刘统勋总管这件事。”这般研治古籍的荣耀，是海内前所未有的。
孟超然，字朝举，闽县人。乾隆二十五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改任兵部主事，屡次升迁至吏部郎中。乾隆三十年，主持广西乡试，不久提督四川学政，清廉刚正，不徇私情，对待士人有礼。看到四川百姓父子兄弟大多分家别居，撰写《厚俗论》来规劝这种弊病。很快因为双亲年老，请求紧急回乡，年仅四十二岁，从此不再出仕。天性极为孝顺，侍奉父亲生病，亲自端送便器。亲戚族人有丧事婚嫁之事，即便家境贫寒也一定尽力相助。曾经赞叹徐陵那句“我辈犹有车可卖”的话。他治学以克制忿怒、遏止私欲、改过向善为主。他曾说：“改变气质，应当学习吕祖谦；严格自责，应当学习吴聘君。”又说：“谈论性命义理，前代儒者的书籍已经说得很详尽，不如落实到实践；想要广博见闻，到衰老之年已经来不及，不如反求自身本心。”他读《商子》评论说：“谈论至高德行的人，不会迎合世俗；成就大功业的人，不会和众人商议。圣人如果可以强国，就不必沿用旧制；如果可以利民，就不必遵循古礼。这是王安石思想的先导。但是商鞅尚且明白王道、帝道、霸道的区分，王安石却把讲求财利当作尧、舜、周公的大道，这点连商鞅都比不上。”他评论杨时说：“杨时（龟山）得到二程伊洛理学的正传，是理学南传的先驱。但他为他人撰写碑志，例如温州陈君、李子约、许德占、张进、孙龙图等人的墓志，常常谈及佛家学说，称赞其‘安’‘定’‘静’。难怪后世学者，引儒学入佛，纷争不断。”
孟超然生性沉静，居家闭门谢客。许久之后，巡抚徐嗣曾请他主持鳌峰书院，阐扬正统儒学。福建的学者，以安溪李光地、宁化雷鋐最为知名。孟超然辈分稍晚，但读书有见识，不被世俗之学牵制，前后宗旨一致。守丧期间，考证《士丧礼》、荀子以及宋代司马光、二程、朱子的说法，兼采近代儒者的言论，纠正福建丧葬风俗的弊病，著《丧礼辑略》二卷。痛心有人不安葬亲人，被风水术士蛊惑招来灾祸，取用孟子“掩之诚是”一语，写成《诚是录》一卷。其他著作还有《焚香录》《观复录》《晚闻录》。
汪绂，原名汪烜，字灿人，婺源人，生员。年少受母亲教诲，八岁，四书、五经全都能背诵。家中贫困，父亲滞留在江宁，他侍奉母亲多年，常常十天不能吃饱一顿。母亲去世后，汪绂前往江宁寻找父亲，劝父亲回乡。父亲说：“古人说家徒四壁，我现在连墙壁都属于别人。你怎么能让我安稳回去？”呵斥他离开。汪绂于是前往江西景德镇，在窑场画碗做雇工。但因为母亲丧期未满，不饮酒吃肉。后来漂泊到福建，做蒙童老师。等到在浦城讲学，求学的人日渐增多。听闻父亲去世，痛哭几乎殒命，当天奔丧，迎回父亲灵柩安葬。
汪绂自二十岁之后，广泛博览群书，著书十多万字；三十岁之后，把旧作全部烧掉。从此以后，但凡写作，凝神落笔直接成文。从六经，直到乐律、天文、地理、阵法、术数，无不深入通晓，而全部以宋代五子理学为归宿。著作有《易经诠义》十五卷，《尚书诠义》十二卷，《诗经诠义》十五卷，《四书诠义》十五卷，《诗韵析》六卷，《春秋集传》十六卷，《礼记章句》十卷、《或问》四卷，《参读礼志疑》二卷，《乐经律吕通解》五卷，《乐经或问》三卷，《孝经章句》一卷。他的《参读礼志疑》多合乎经书本意，可以和陆陇其的著作并存。
汪绂论学，认为治学不可不知要领。然而想要抓住要领，恰恰需要广泛学习之后，才能筛选出核心之处。认为《易经》的义理全部依托象、数承载而来。认为《尚书》里的历象、《禹贡》、《洪范》必须着力考证，都是经世济民的学问。认为读《诗经》只需依照字句吟咏，意味自然流露。认为研读《周礼》，要体会周公的本心，才能从宏大篇章看见治国纲领，从细碎条文看见法度的周密。认为《春秋》如果不能明晓义理，大概不能轻易研习。解释“格物”的“格”，训作“至”，就像《尚书》“格于上下”“格于皇天”，都是抵达的意思。上文“致知”是推及认知，那么“格物”就是穷尽推究事物的道理，十分明晰。他说“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确实是难以听闻体悟；陆九渊、王阳明一系的学者，自以为很早就懂得性与天道，却没有真正透彻理解，又过于自信，贻害后人。周敦颐讲“一”，讲“无欲”；程子讲“主一”，讲“无适”，二者略有区别。周子所说的“一”，是天道；所说的“欲”，是人欲。纯粹顺于天道，不掺杂人的私欲，这“一”就是无欲。程子所说的“一”，是处事；所说的“适”，是私心。让本心专一于所做之事，不用主观成见强求外物，没有私念，就是专一。当时的大兴人朱筠读到他的书，称赞他敢于秉持己心，和古人相抗衡。后来善化唐鉴也称他体察功夫精密，从不自欺，以至达到诚明的境界。汪绂早年与江氏定亲，等到回乡成婚，妻子江氏已经二十八岁。江氏曾对弟子说：“我侍奉你们老师三十年，从来没有见过他说一句怒话、露一点怒色。”乾隆二十四年，汪绂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儿子汪思谦，增生，哀痛过度而亡。同县余元遴传承他的学问。
余元遴，字秀书，生员。著有《庸言》《诗经蒙说》《画脂集》。
姚学塽，字晋堂，归安人。性情沉静耿直。幼年时，见到别人的东西不会私自拿取。父兄坐在庭院，他长久侍立，双脚不动。长大之后读书，立志亲身践行圣贤之学。父亲去世，哀痛伤身，感动乡里。嘉庆元年考中进士，授内阁中书。当时和珅任大学士，按惯例内阁中书要对大学士行弟子之礼，姚学塽以此为耻，于是辞官回乡。四年之后和珅伏法，他才入京任职。嘉庆十三年，主持贵州乡试。归途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痛憾父母在世时没能用俸禄奉养，于是终身不带妻室子女随任。守孝期满回到京城，转兵部主事，升任职方司郎中。妻子张氏有贤德，家里有一名妾，张氏想把妾送到京城官舍侍奉，姚学塽不答应，就把妾送回她父亲家。这名妾姓方，十七岁，说：“女子当从一而终，我已经有主了。”最终终身不嫁。
姚学塽在京师四十年，如同旅居在外的人，租住在僧寺之中，霜雪铺满坐席，端正静坐，不为外物动摇。守丧时，一顶毡帽，一件布面羊皮裘，终身穿戴，破旧也不更换，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终身守丧。初彭龄掌管兵部，请姚学塽到兵部大堂，亲自起身肃然行礼，姚学塽也不前往答谢。大学士百龄兼管兵部，屡次询问属官姚学塽在哪里，想要姚学塽到家中相见，姚学塽始终不去。姚学塽六十岁生日，同乡姚文田送来两坛酒祝寿，他坚决推辞。姚文田说：“以后我生辰你再回赠，可以吗？”他才收下。姚学塽的学问，从狷介自持走向中道。以恭敬存养诚心，从严肃清苦之中生出温润开阔的胸襟。默默自修不求人知，不曾向人讲学。病重时，握着友人潘谘的手说：“你要努力。人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内心深处，很少能毫无愧怍。我一生艰难自修，到这里就终止了。你也步入暮年，所能做的，只是静待天年罢了。”随即离世，享年六十六岁。
潘谘，字少白，会稽人。年少时卓异不凡，喜好独自游历天下名山大川，行程数万里。和姚学塽交好，每日追求少犯过错，希望不辜负古贤。和地方长官交谈，就讲爱民；和乡里老人交谈，就讲农耕畜牧；和读书人交谈，就讲孝悌忠信。遇到有名望的士子，就告诉他实践德行是首要要务，尤其审慎分辨义利之别。居所只有一床被子，每日两顿粗蔬。食物有剩余，就接济困苦之人。有人拿金子给他母亲祝寿，推辞不掉，就每人收取一点点。他母亲知道这件事后，生气地说：“你见过僧人拿佛像向人乞讨的吗？难道我要做那尊佛像吗！”潘谘于是向众人致歉，把金子全部散还。著有古文八卷，诗五卷，《常语》二卷。
唐鉴，字镜海，善化人。父亲唐仲冕，官至陕西布政使，另有传记。唐鉴，嘉庆十四年考中进士，改庶吉士。嘉庆十六年，授检讨。二十三年，授浙江道监察御史。因为上奏论淮盐引地一事，被吏部议处降级，降为六部员外郎补用。恰逢宣宗即位，下诏令内外大臣举荐人才，诸城刘镮之举荐唐鉴，出任广西平乐府知府，后擢升安徽宁池太广道。调任江安粮道，升任山西按察使。迁贵州按察使，擢升浙江布政使，调江宁布政使，后被召入京任太常寺卿。海疆战事兴起，唐鉴严词弹劾琦善、耆英等人，正直的名声震动天下。唐鉴潜心研究性理，尊崇洛、闽诸儒。著《学案小识》，推尊陆陇其为传道第一人，以此标明治学宗旨。
当时蒙古人倭仁，湘乡曾国藩，六安吴廷栋，昆明窦垿、何桂珍都向唐鉴问学求教。唐鉴在简陋屋舍中正坐，精思力行。到七十岁，片刻之间也恪守恭敬。辞官南归，主持金陵书院。文宗即位，下诏征召唐鉴入京，入内廷对策十五次，天下利弊，无不尽言。皇帝见他极力陈述衰老，不再强迫他做官，令返回江南，作为士人的楷模。咸丰二年，返回湖南，在宁乡善岭山择地居住，身着深衣，粗茶淡饭，淡泊自安。晚年撰写《读易小识》，编订《朱子全集》，另作义例，阐发朱熹的学问底蕴。咸丰十一年去世，享年八十四岁。曾国藩为他上奏遗疏，朝廷赐谥号确慎。著作有《朱子年谱考异》《省身日课》《畿辅水利备览》《易反身录》《读礼小事记》等。
吴嘉宾，字子序，南丰人。道光十八年考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做官之后，尤其用心研究当世利弊。曾经上书条陈海疆事务，皇帝赞许采纳。道光二十七年，因事谪戍军台，不久获释回乡。咸丰初年，因督率团练支援府城有功，赏内阁中书。同治三年，在本县三都墟口与贼寇作战遇害，奉旨抚恤，建立专祠祭祀。
吴嘉宾治学尊奉王阳明，但研治经书，逐字逐句疏解，以求依据，不是只空谈心性的学者。治学的根本在于静心独立体悟，务求自我心得。尤其擅长《礼》学，写成《礼说》二卷，自序说：“《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列入学宫。其中高妙篇章是七十子的精微言论，次一等的是汉代博士收集整理而成。宋代以来，选取《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世人没有异议；可见博闻择善，本来不必全部相同。我独认为《礼运》《内则》《乐记》《孔子闲居》《表记》等篇，是古代遗留的言辞，完整抄录原文，供研习。其余论说较多的篇目也全文收录；否则写下我的观点，说明和郑玄的不同之处，以备比对异同。《易经》说‘知崇礼卑’，又说‘谦以制礼’。礼，在于自谦而尊敬他人。古代制定礼制的是上位之人，上位之人能够自谦，天下谁敢不守礼。先王的礼制，施行于父子、兄弟、夫妇养生送死的日常，严格规范进退、揖让、哭泣、踊跃的仪节，使人明白喜怒哀乐，不敢逾越亲疏、贵贱、长幼、男女的名分；而最简要的要义，只在于安定心志。所以说，礼、乐一刻也不能离开自身。乐，发自内心；礼，表现在外在举止。礼乐不外乎是自身本心发动，何必去追索千年以前难以考证的名物、象数呢？”他治学大旨大致如此。其他著作有《丧服会通说》四卷，《周易说》十四卷，《书说》四卷，诗文集十二卷。与吴嘉宾同一时期专心治学的，还有刘传莹。
刘传莹，字椒云，汉阳人。道光十九年考中举人，官国子监学正。最初从事考据，将考证杂记写在书页眉端，多方搜寻秘本校勘，朱墨并用，通宵不休。研究地理，用小幅纸绘制一省疆域，墨笔勾画边界，细如牛毛。清晨指着地图诵读：“这是某县，汉代属于某县；这是某府某州，汉代属于某郡国。”三四天熟悉一张，换别的省份也这样。久而久之患病，饮食不佳。他自感所学繁杂，无益于心性，于是感慨道：“我治学究竟是为了什么？抛开孝悌、取舍这些根本不讲，而去追逐细碎的考据，不是本末倒置吗！”于是取周敦颐、二程以来切近身心的学说，体会其间异同，反复思索。曾经对曾国藩说：“君子治学务求根本，贵在专一。我和你耗费精神在校勘，耗费时日在文辞，希求身后无名之人的赞誉。从今往后，可以全部舍弃，各自厚修德行。就算终身默默无闻，发誓也不后悔。”去世时年仅三十一岁。病中写日记一卷，严格自我约束，留下遗言处置后事，毫无遗憾。曾国藩曾称赞他：“学识深厚敦厚，不合道义的不看，不合道义的不听，内心志向和外在举止全都合乎法度；扩充身心才智，博览诸子百家，力求穷尽学问的边界。”世人认为这是中肯的评价。朱子所编《孟子要略》，历代艺文志都没有著录。刘传莹才从金仁山《孟子集注考证》中搜寻出来，恢复原书面貌。
刘熙载，字融斋，兴化人。十岁丧父，依礼痛哭跳踊。道光二十四年考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咸丰二年，奉命入值上书房。和大学士倭仁因操守相互敬重，论学则见解有同有异。倭仁尊崇程朱，刘熙载则兼取陆九渊、王阳明，以慎独、主敬为宗旨，不喜欢《学蔀通辨》之后那些攻击太过激烈的言论。文宗曾经问他修养之道，他回答闭门读书。皇帝御书“性静情逸”四个大字赐给他。因病请假，巡抚胡林翼专门上疏举荐他。同治三年，征召为国子监司业，迁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提督广东学政，撰写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四篇箴言训诫士子，说士人学习圣贤，应当先从这几件事入手。所到之处清贫简朴如同寒士，任期未满请求回乡，行囊只有被褥与书箱。
刘熙载研治经书，没有汉学、宋学的门户偏见。他论“格物”，同时采纳郑玄的释义。论《毛诗》古韵，不废弃吴棫的叶音之说。读《尔雅·释诂》读到“卬、吾、台、予”四字，认为这四个字可以总括所有人称代词。推究开口、齐齿、合口、撮口，全都如箭射中靶心。又论六书之中最难理解的是谐声，叠韵、双声，都属于谐声。许慎的时候虽然没有叠韵、双声的名称，但是河、可是叠韵；江、工是双声。孙炎之后的反切注音，下一字为韵，取自叠韵；上一字为声母，取自双声，源头始于许慎。又作《天元正负歌》，阐明加减乘除、相消、开方的算法。一生对于六经、诸子、史书以及佛道典籍，无不通晓，但把亲身实践放在首位。曾经告诫求学之人：“真正广博的学问一定归于简约，真正简约的学问必定根基广博。”又说：“才能出自学问，器量出自修养。”又说：“治学只是尽人道而已。士人无论困厄或显达，都应当以端正人心、维系世道为己任，不可看轻自己。”平日里常以“志士不忘在沟壑”“遯世不见知而不悔”两句话自勉。自年少到老，不曾说一句虚妄之言。表里如一，无论安危，操守不变。主讲上海龙门书院十四年，以正统儒学教导弟子，有胡瑗的风范。著《持志塾言》二卷，恳切切实，足以作为学者的准则。光绪七年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另有《艺概》六卷，《四音定切》四卷，《说文双声》二卷，《说文叠韵》二卷，《昨非集》四卷。
朱次琦，字九江，南海人。道光二十七年考中进士，分发山西，代理襄陵县事务，不久托病辞官回乡。
朱次琦一生论学，平实宏大。曾经论述：“汉代经学，由郑玄集大成；宋代理学，由朱子集大成。朱子又是在汉学基础上进一步精炼提升。宋末以来，舍生取义的士人远超前代，都是朱子学说的力量。然而攻击朱子的人接连出现：明代王阳明心学，以致良知为宗旨，就以格物之说攻击朱子；乾隆中叶到现在，天下治学以考据为宗，就指责朱子学问空疏。同一个朱子，攻击者的观点却互相矛盾。唉！古代谈论异端之学，是背离大道之外，孔子的大道因此隐微；如今谈汉学、宋学的人，在大道内部互相争执，孔子之道因此产生分歧。如果治学修身追求古人的实学，本无所谓汉学、宋学之分。”他向弟子提出四条修身要务：敦行孝悌，崇尚气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条读书要务：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当时众人都推崇他为人伦师表。
在襄陵做官时，县里有平水，襄陵与临汾两县分水灌溉田地，百姓争水打官司，数年不能决断。朱次琦到任，广泛查访争端缘由，原来是豪强垄断水源，有人有田无水，有人有水无田。有田无水的百姓，从前没有买水契约，分到田地，却分不到水；有水无地的豪强，持有旧的买水券，就算没有田地，也可以靠水牟利。于是订立制度：田地随粮税，水源随田地。又会同临汾知县亲自丈量田地，两县田地数量相当，赋税均等。于是把平水的水量分为四十份，两县各占一半。又在境内设立四项制度维护水利：水则、用人、行水、陡门。受益水田达到三万零四百多亩，县里百姓立碑称颂。囚犯赵三不棱是大盗，越狱逃走。朱次琦还没到任，就预先重金打探他的去向，立刻借用府里捕役，连夜疾驰一百二十里，在曲沃城南等候。盗贼一伙正在一户人家饮酒，差役上前捉拿。忽然楼上楼下百支火炬一齐点亮，赫然是襄陵县的官灯，盗贼于是伏地就擒。等到县里百姓迎接新县令，朱次琦已经用锁链押着原贼回来了，远近都以为神。每次巡行属县，安抚百姓，老幼都笑着迎接。有人拦路告状，就取木椅在路边当场断案，能让人心服就结案，常常一整天不用责打一人。其他举措：颁布读书日程，设立保甲，追回二万石社仓粮，禁止火葬，惩处同姓通婚，清除狼患，政绩卓著。在任一百九十天，风俗大为教化。
早先南方盗贼兴起，往北打到扬州。朱次琦还在襄陵，上书建议周全谋划整个山西，联络关中、陇右，提出三难、五易、十可守、八可征的策略，地方大员没有采纳。居家时称道浦江郑氏、江州陈氏这类义门，以及朝廷捐产受旌表的旧例。于是宗族中人捐出田产赡养族人，合计数万金。朱次琦呈报官府备案，变通范仲淹义庄的章程，设立完纳赋税、祭祀祖先、养老、劝学、抚恤孤寡等条款，刻石永久遵守。
同治元年，和同县徐台英一同奉旨起用，朱次琦最终没有出仕。光绪七年，赏五品卿衔，数月后去世。著作有《国朝名臣言行录》《五史实徵录》《晋乘》《国朝逸民传》《性学源流》《蒙古闻见》等。病重之时，将书稿全部焚毁，只留存亲手辑录的《朱氏传芳集》五卷，审定《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十二卷，《大雅堂诗集》一卷，《燔馀集》一卷，《橐中集》一卷。
成孺，原名成蓉镜，字芙卿，宝应人，附生。天性至孝，父亲去世，三日痛哭，气绝复苏两次。教书奉养母亲，荒年时自己粗饭难继，母亲的饭食必定精洁。侍奉母亲将近六十年，起居饮食的礼节，有的礼经没有记载，全凭至诚之心体贴安排。早年精通经学，旁及天文、地理、音韵、文字训诂，无不通晓。对金石器物的考订尤其精确。长久沉浸在前儒典籍之中，学问日益精进。取用朱熹日常自警的诗句，以“味真腴”为居室题名，自号心巢。
成孺对待汉学、宋学，实事求是，不立门户之见。他曾说：“治学为提升自我，那么研习宋学是真儒，研习汉学也是真儒；治学为求虚名，那么研习汉学是伪儒，研习宋学也是伪儒。”又说：“义理，就是《论语》所说的识大体；考证，就是识细处，二者都包含圣人之道。侍奉父亲、侍奉君主，是识大体；多认识鸟兽草木名称，是识细处，二者都不被《诗》教所废弃，但不可不分本末轻重。”湖南学政朱逌然聘请他主持校经堂，成孺订立学程，设立“博文”“约礼”两斋，湖南士大夫争相向学。著作有《禹贡班义述》三卷，依据《汉书·地理志》解释《禹贡》，对今古文异同、郑玄注和班固说法的出入，一一辨证。即便发现不合之处，也不曲意回护错误。《尚书历谱》二卷，用殷历考商代、周历考周代，取舍以经书为准。又考证太初历即是三统历，写成《太初历谱》一卷，《春秋日南至谱》一卷。另有《切韵表》五卷，二百零六表，分二呼，以四等为经，三十六字母为纬，审辨语音，丝毫不差。晚年著述全部以朱子为宗。所编《我师录》《困勉记》《必自录》《庸德录》《东山政教录》，还有《国朝学案备忘录》一卷，《国朝师儒论略》一卷，《经义骈枝》四卷，《五经算术》二卷，《步算释例》六卷，《文录》九卷。
邵懿辰，字位西，仁和人。性情刚直，擅长写文章，以名节砥砺自身。在近代儒者之中尤其仰慕方苞、李光地的学问。道光十一年考中举人，授内阁中书。长期在京师做官，熟悉朝廷典章旧事，和曾国藩、梅曾亮、朱次琦等人交游，文辞愈发华美。放下身段寻访有才之士，见到不对之处，当面辩驳。不结朋党，志向心怀天下。屡次升迁至刑部员外郎，入值军机处。大学士琦善因擅自诛杀熟番入狱，邵懿辰列举十九件事诘难琦善。
粤地战乱爆发，赛尚阿出京督师，邵懿辰又上书次辅祁俊藻，极力陈述七项不可行的理由。当时长久太平，京城官员大多从容博取声望，唯独邵懿辰没有阿附的习气，凡事以古义来衡量责求。因此权贵忌惮他，想把他排挤到外地。恰逢太平军攻陷江宁，京师震动，于是命他督办山东河工，尚未动身，又命他和少詹事王履谦一同巡防河口。咸丰四年，因办事无功被革职。罢官之后，潜心研读经书，著《尚书通义》《礼经通论》《孝经通论》，较多采纳汉学考据家说法，但宗旨以阐发大义为主。
咸丰十年，贼寇攻陷杭州，他因为事先护送母亲离开得以幸免。母亲去世，安葬之后返回杭州。贼寇再次来攻，他让妻儿出城避难，独自留下，和巡抚王有龄登城坚守。咸丰十一年，城池陷落，殉难。当时曾国藩在江南督师，听闻后感叹：“贤者遭遇患难，亲人在世，就出外避祸；亲人亡故，则以身殉城，这是道义最真诚的选择。”于是把他的妻儿接到安庆。此前邵懿辰因协助防守杭州恢复原官，殉难消息上报，追赠道员官衔，入本省昭忠祠祭祀。他的著作，遭战乱散失，长孙邵章搜集辑录，编成《半岩庐所著书》，共三十多卷。邵懿辰的友人，同县伊乐尧、秀水高均儒，都有名声。
高均儒，字伯平，廪贡生。性情孤高正直，严格把握取予的分寸。研治三《礼》尊奉郑玄。尤其信服宋儒，见到品行不端的文人，就如同仇敌一般断绝交往，人们觉得他难以接近。著《续东轩集》。
伊乐尧，字遇羹。咸丰元年举人。学术宗旨和邵懿辰相同。正值战乱，还在危城之中和人研讨经义。城池被攻破，一同殉难。
列传二百六十八 儒林二
顾炎武 张尔岐 马骕 万斯大（兄斯选、子经、侄言） 胡渭（子彦升） 叶佩荪 毛奇龄（陆邦烈） 阎若璩（李铠） 吴玉搢 惠周惕（子士奇、孙栋） 余萧客 陈厚耀 臧琳（玄孙庸、礼堂） 任启运 全祖望（蒋学镛、董秉纯） 沈彤（蔡德晋） 盛世佐 江永（程瑶田） 褚寅亮 卢文弨（顾广圻） 钱大昕（族子塘、坫） 王鸣盛（金曰追） 吴凌云 戴震（金榜） 段玉裁（钮树玉、徐承庆） 孙志祖（翟灏） 梁玉绳（履绳） 汪家禧 刘台拱（朱彬） 孔广森 邵晋涵（周永年） 王念孙（子引之） 李惇 贾田祖 宋绵初 汪中（江德量） 徐复 汪光爔 武亿 庄述祖（庄绶甲、庄有可） 戚学标（江有诰） 陈熙晋 李诚 丁杰 周春 孙星衍（毕亨） 李贻德 王聘珍 凌廷堪（洪榜） 汪龙 桂馥（许瀚） 江声（孙沅） 钱大昭（子东垣、绎、侗） 朱骏声
顾炎武，字宁人，原名顾绛，昆山人，明代生员。生来双眼双瞳，瞳仁中间白、四周黑。读书一目十行。目睹明末多灾多难，讲求经世致用的学问。明代南都陷落，他侍奉嗣母王氏到常熟避乱。昆山知县杨永言举义兵，顾炎武和归庄追随。鲁王授他兵部司务，起义失败，侥幸脱身。嗣母绝食而死，告诫顾炎武不要侍奉新朝。唐王以兵部职方郎征召他，因为母丧没有赴召，从此离家不再返回。顾炎武自负有经世的才干，却无法施展，所到之处都小规模实践。在山东长白山下垦田，在山西雁门以北、五台山以东畜牧，积累千金。遍历边关要塞，四次拜谒孝陵，六次拜谒思陵，才在陕西华阴择地定居。他说：“秦地之人崇尚经学，敬重隐士，重视清议，这是别的地方少有；而华阴扼守关河要道，就算足不出户，也能见到天下之人，听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进山据险，不过十里路程；如果有志经略四方，一出潼关，就有居高临下的便利。”于是在此定居。
一生精力过人，从年少到老，一刻不离书籍。出行时，用两头骡子两匹马载书。经过边塞堡垒，就叫来老兵询问山川道路，若和平日所知不符，立刻翻书核对；有时行走在平原旷野，就在马鞍上默诵经书注疏。曾经和友人论学说：“近百多年来治学之人，常常空谈心性，却茫然不解。命和仁，孔子很少谈论；性与天道，子贡没能听闻。性命的道理，写在《易传》之中，不曾频繁对人宣讲。孔子回答何为士，说‘行己有耻’；讲治学，说‘好古敏求’。告诉哀公明善的功夫，先讲博学。颜渊接近圣人，孔子仍说‘博我以文’。曾子之后，笃实莫过于子夏，谈论仁，就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如今的学者却不是这样，聚集数十上百弟子，空谈心性；舍弃广博学习以求一贯的大道，放下天下百姓的困苦不谈，去讲‘危微精一’。这样看来，必定是他们的学问高过孔子，弟子贤于子贡。《孟子》一书，也反复谈论心性，但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等人的提问，以及孟子的回答，常常围绕出仕、隐退、辞受、取舍之间。所以性、命、天道，孔子很少谈论，而今学者却常挂嘴边；出处、辞受取舍的分辨，孔孟常常谈论，而今学者却很少谈及。我所说圣人之道是什么？就是‘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从自身直到天下国家，都是学问的范畴。从父子、君臣、朋友交往，到进退、辞让、取舍之间，都是守耻之事。士人不讲羞耻，就是没有根本的人；不好古博闻，学问就空虚。以无根本之人，去讲求空虚之学，我看他终日研习圣人之学，却离圣人越来越远。”
顾炎武治学，大体主张舍弃浮华，归于务实。凡是国家典章制度、地方旧事、天文仪器、河运漕务、兵事农桑之类，无不探究本源，考订得失，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另有《肇域志》一书，是考证搜集史料，结合地图编成。精通音韵之学，撰写《音论》三卷。研究古韵的学者，从明代陈第开始，虽然开辟新路，但还不够精密。顾炎武推究经传，探求古音本源。又作《诗本音》十卷，此书秉持陈第《诗经》无协韵的说法，不和吴棫的本音之说争辩，也不用吴棫的体例，只依据本经韵字互考，并用其他典籍佐证，证明古音本来就读这个音，不是勉强迁就，所以叫本音。又《易音》三卷，依据《周易》探求古音，考证精确。又《唐韵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韵补正》一卷，都能推求恢复三代以来的语音，划分韵部，理清语音演变。又撰写《金石文字记》《求古录》，用来和经史互证。而《日知录》三十卷，尤其精深，历时三十多年才完成。书中论治，考核名实，对礼教尤其慎重。认为风俗衰败，廉耻的防线崩溃，是因为没有礼来约束，总想用古制教化天下。顾炎武又认为杜预《左传集解》多有缺漏，作《杜解补正》三卷。其他著作，有《二十一史年表》《历代帝王宅京记》《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谲觚》《菰中随笔》、亭林文集、诗集等，都有益于学术世道。清初论学问根基深厚的，首推顾炎武，学者称亭林先生。
又广泛结交贤豪长者，虚心商榷学问，不自满。写《广师篇》说：“通晓天人之学，坚定不移，我不如王寅旭；读书为修养自身，探幽入微，我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一代经师，我不如张稷若；超脱世事，自得天机，我不如傅青主；刻苦治学，无师自成，我不如李中孚；历尽险阻，顺时应变，我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博览群书，我不如吴志伊；文辞典雅，心地宽厚，我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厚待友人，我不如王山史；精研六书，信而好古，我不如张力臣。至于身居高位可以称道的，也有很多，但不是布衣可以评议的。”
康熙十七年，朝廷下诏开设博学鸿儒科，又修撰《明史》，大臣争相举荐顾炎武，他誓死推辞。康熙二十一年去世，享年七十。没有儿子，吴江潘耒整理刊刻他的遗书流传后世。宣统元年，从祀孔庙。
张尔岐，字稷若，济阳人，明代生员。父亲张行素，任石首县丞，遭遇兵祸遇难。张尔岐想要殉死，因为母亲年老作罢。顺治七年，入国子监，但不出仕。专心治学，恪守程朱学说，著《天道论》《中庸论》，被当时人称道。又写《学辨》五篇：辨志、辨术、辨业、辨成、辨徵。又写《立命说辨》，驳斥袁黄《功过格》、《立命说》的谬误。三十岁，潜心研究《仪礼》，认为郑康成注文古奥，贾公彦的疏解繁复冗长，学者难以理清头绪；于是把经文和注文分章，划定句读，梳理脉络，摘录要点，只取清晰的注解，有疑问之处就按自己的见解判断，附在文末，写成《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附带《监本正误》《石经正误》二卷。顾炎武游历山东，读到此书大加赞赏，说：“我年过五十，才懂得‘不学礼无以立’。《仪礼郑注句读》一书，根基承袭前儒，行文简洁恰当。作者不求声名，所以当世名声不大，但此书足以传世，如果朱子见到，肯定不止如称赞《监狱》那样赞许。”张尔岐又著《周易说略》八卷，《诗说略》五卷，《蒿菴集》三卷，《蒿菴闲话》二卷。居所破旧不加修缮，种植蔬果奉养母亲，召集四个弟弟，在母亲面前讲说三代古文，和乐融融。妻子朱氏，温婉恪守妇道，劝张尔岐不要出仕，取《蓼莪》诗意，把居室命名为蒿庵，于是在乡里教书直到终老。康熙十六年去世，享年六十六。乾隆年间，按察使吴江陆燿修建蒿菴书院祭祀他，厅堂题额为辨志。山东擅长研经的学者，和张尔岐同时的有马骕。
马骕，字宛斯，邹平人。顺治十六年考中进士，授淮安府推官。不久推官一职裁撤，补灵璧县知县。免除荒田赋税，革除弊政，流亡百姓恢复本业。康熙十二年，在任上去世，享年五十四。百姓将他供奉在名宦祠。马骕对《左传》融会贯通，著《左传事纬》十二卷，附录八卷，论述条理清晰，图表考证精详。马骕又编撰《绎史》一百六十卷，搜集从开天辟地直到秦末的史事，广引古籍，疏通辨证，不是《路史》《皇王大纪》所能相比。当时人称他马三代。康熙四十四年，圣祖命大学士张玉书寻访马骕著作，派人到邹平购买书版送入内府。
万斯大，字充宗，鄞县人。父亲万泰，明崇祯丙子举人，和陆符齐名。宁波的文风，实际由万泰开启。万泰把经、史分别传授给各个儿子，让他们跟随黄宗羲求学，各自自成一家。
万斯大研治经书，认为不通晓众经，就不能读懂一经；不明白传注的错误，就不能读懂经书；不用经书解释经书，就无法发现传注的谬误。治学尤其精通《春秋》、三《礼》。对《春秋》，有专传论世、属辞比事、原情定罪等义理；对三《礼》，有论社、论禘、论祖宗、论明堂泰坛、论丧服等论述；他辨证商周改月改时、周诗采用周正、兄弟同昭穆等问题，都十分确凿。十多篇宗法的文章，阐发详尽。《答应撝谦书》，论证治朝没有殿堂，尤其精密。根基依托三《礼》，解释三传，和宋元之后空谈书法的学者大不相同。但是他解经以新见见长，也有主观臆断的弊病，舍弃错误，保留合理之处，不失为一家之学。
万斯大性格刚毅，仰慕道义如饥似渴。明代大臣张煌言遇害后尸骨弃于荒野，万斯大把他葬在南屏。父亲的挚友陆符死后无后嗣，万斯大为他安葬两代六口棺木。著作有《学春秋随笔》十卷，《学礼质疑》二卷，《仪礼商》三卷，《礼记偶笺》三卷，《周官辨非》二卷。康熙二十二年去世，享年六十。
兄长万斯选，字公择，跟随黄宗羲求学。曾经说学者必须亲身验证，才是实学。于是切实体察，认为意念是本心的主宰，不是本心所生发。理就在气之中，不是理先于气。涵养纯粹，六十岁去世。黄宗羲痛哭，说：“甬上弟子之中，能接续刘宗周蕺山之学的，只有斯选一人，如今不在了！”
万斯大之子万经，字授一。黄宗羲把证人书院迁到鄞县，阐扬刘宗周的学说。万经侍坐末席，聆听教诲。长大之后，传承父亲、叔父、兄长的学问，又向应撝谦、阎若璩求学。康熙四十二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康熙五十年，充山西乡试副考官。五十三年，提督贵州学政。回乡之后，因为奉命修通州城耗尽家产。素来擅长隶书，万经于是售卖书法，换取衣食。晚年增补万斯大《礼记集解》数万字；《春秋》定公、哀公二公部分没有写完，又续撰数万字。又重修万斯同《列代纪年》，续编兄长万言《尚书说》《明史举要》，都是先辈没有完成的书稿。乾隆初年，举荐博学鸿词科，不去赴考。八十二岁时家中遭遇大火，全部遗书焚毁。万经整日流泪，自认愧对先人，第二年去世。著《分隶偶存》二卷。
万言，字贞一，万斯选兄长万斯年之子，副榜贡生。年少跟随诸位叔父在讲社学习，学问精深广博。著《尚书说》《明史举要》。曾经参与修撰《明史》，独自写成《崇祯长编》。前朝辅臣的子弟，多想用贿赂减轻先人的罪名，万言一概拒绝。尤其擅长古文，同县李邺嗣曾经评价：“考证古事而诚信，专心治学不分心，我不如充宗；学问纯粹有心得，一举一动合乎儒者，我不如公择；学通古今，无所不辨，我不如季野；文章名重当世，堪称大家，我不如贞一。我们鄞县万氏，真是天下所仰望。”著有《管村文集》。晚年出任五河知县，触怒大官，被判死罪。儿子万承勋奔走数千里，凑集五千两银子赎他回乡，当时人称孝子。
万承勋，字开远，生员。经举荐，授磁州知州。擅长写诗，有《冰雪集》。
胡渭，原名胡渭生，字朏明，德清人。胡渭十二岁丧父，母亲沈氏带他在山谷间避乱。十五岁成为县学生，入太学，专心经义，尤其精通地理学。曾经在大学士冯溥家中做馆客。尚书徐乾学奉诏修《一统志》，在洞庭山开设书局，聘请常熟黄仪、顾祖禹，太原阎若璩以及胡渭分纂。胡渭著《禹贡锥指》二十卷，附图四十七篇。认为汉代、唐代两位孔氏，宋代蔡沉，地理解说多有疏漏错误。例如三江应当遵从郑康成之说；《禹贡》“达于河”，“河”应当依照《说文》写作“菏”；“荥波既猪”，应当遵从郑康成作“播”；梁州黑水和导川的黑水，不可混为一条。于是广泛查阅典籍，考订异同，折中裁断。山川形势、郡国分合、道路远近险易，一一详尽讨论。又汉、唐以来河道变迁，关系民生国计，所以在《导河》一章，详尽考证决口改道的事迹，留心经世，不同于不通时务的迂儒。书中偶有思虑不周的失误，但没有强作解释、不肯存疑的过错。
又撰写《易图明辨》十卷，专门为辨析考证河图、洛书而作。当初，陈抟推究阐发《易经》义理，衍生出各类易图。这些图本是依据《易经》创制而来，所以用卦爻反复推求研究，无不相合。后世传述之人刻意神化这套说法，于是把这些图归到伏羲名下，声称《易经》反倒是依据这些图才创作出来的。
又根据《周易・系辞》里 “河图、洛书” 的记载，取用大衍之数，绘制成五十五个点的图，用来当作河图；取用《乾凿度》中太乙行九宫的方法，造出四十五个点的图，用来当作洛书；图中的阴阳奇偶，也一一和《易经》相互对应。传扬此说的人越发将其神化，竟真认为这是龙马、神龟从水中背负而出的宝物，说伏羲正是凭借这些，才创制出先天之图。
事实上，唐代以前的典籍，没有一字一句可以佐证此事，这类说法突然出现在北宋初年。从邵雍一直到朱熹，也只是看重它数字上的巧合，没有来得及深究这套说法从上古以来是由何人传授。所以《易学启蒙》、《周易本义》卷首的九幅易图，都沿袭了这一说法。
同一时期的袁枢、薛季宣，都提出过不同见解。而《宋史・儒林传》记载：《易学启蒙》原本是朱熹嘱托蔡元定起草文稿，并非朱熹亲自撰写。《晦庵大全集》收录朱熹答刘君房的书信写道：“《启蒙》原本是想让学者暂且依据《易传》所说的卦画、蓍策之数去推求探究，不必过多附会虚妄言论。而今看来，像河图、洛书部分，也不免留有多余不实的说法。”
至于《周易本义》卷首的九幅图，是他的门人附增上去的，朱熹在世之时，并没有坚定地主张这套学说。元代陈应润撰写《爻变义蕴》，才开始指出各类易图是道家所借用伪造的。吴澄、归有光灯其他学者也接连撰文辩驳攻击，毛奇龄、黄宗羲争辩得尤其用力。但这些人都只是依据自己的见解，找出对方学说里的漏洞，还没能追根溯源，逐条揭示这些说法从何而来。胡渭则针对河图、洛书，五行、九宫，《参同契》、先天、太极，龙图，《易数钩隐图》，《易学启蒙》里的图书之说，先天、后天，卦变、象数衍生出来的弊病，全都征引古旧文献，互相参互考证，以此堵住那些依托附会者的口舌。让研习经书的人明白，河图、洛书这类说法，只是炼丹修炼、术数两个流派，从易学旁生出来的支脉，并不是《易经》创作的根本。相比《禹贡锥指》，这部书对经学的贡献尤为突出。
胡渭又撰写《洪范正论》五卷。他认为汉代学者专门看重灾异祥瑞，推演五行，牵强附会，行事和谶纬之书一样，扰乱了《洪范》里维系人伦秩序的经文，这是第一大害处；洛书的原文本来就在《洪范》之中，并不是龟甲上的纹路。宋代儒生凭空创造出黑白圆点、方圆形体、九十的方位，把文字记载的《洪范》改造成图，进而衍生出九数十数，刘牧、蔡季通反复更改修订，这是第二大害处；《洪范》原本没有错简，王柏、胡一中这类人随意改动经文次序，这是第三大害处。胡渭还写《大学翼真》七卷，全书主旨以朱熹学说为根本，只认为“格物致知”这一章不需要补写传文，极力驳斥王阳明学派改动《大学》古本的谬误。他的见解切实有据，远胜过那些空泛谈论性命理气的学者。
胡渭经学功底深厚，学问有根基，所以他的立论全都合乎正道。汉代儒生牵强附会的说法、宋代儒生变乱经文的论调，都被他扫除厘清。康熙四十三年，圣祖南巡，胡渭在皇帝行在献上《禹贡锥指》，圣祖大加嘉奖，亲笔题写“耆年笃学”四个大字赏赐给他，读书的儒者都以此为荣。康熙五十三年，胡渭去世，终年八十二岁。
胡渭的儿子胡彦升，字国贤。雍正八年考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后来改任山东定陶县知县。著有《春秋说》《四书近是》《丛书录要》。他在乐律方面尤其有心得，撰《乐律表微》八卷。
和胡渭同乡的叶佩荪，字丹颖，归安人。也研究古《易经》，不谈论河图、洛书，著《易守》四十卷。对于《易经》里伏羲、文王、孔子三位圣人没有讲过的内容，他一字不多加阐发，所以书名叫做“守”。
川公网安备5113210200034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