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抵达腾越。傅恒定下进军方案：大军沿戛鸠江前进，主力从江西出兵，经猛拱、猛养直捣木梳；水军沿江顺流而下，水陆呼应。偏师从江东出击攻取猛密，夹击老官屯。往年因为躲避瘴气，九月之后才进兵，缅甸得以备战。傅恒计划提前数十日出其不意，趁敌不备进攻，水军需要打造战船。皇帝起初命阿里衮造船运兵，阿里衮等人说江岸险峻、水道狭窄不宜行船，江边也没有造船场地。皇帝又派三泰、傅显前去查看，回报和阿里衮说法相同。等到傅恒抵达军营，询问土司头人，得知蛮暮有座山叫翁古多木，旁边野牛坝，是野人居住之地，气候凉爽没有瘴气。就地伐木造船，野人愿意领取工钱，做工十分勤勉。傅恒令傅显协助管理。船只造好之后，调度满汉士兵连同仆役轮番搬运木料。又找到茂隆厂附近铸炮工匠，熔炼铜料铸造火炮。事情上报，皇帝屡次下旨嘉奖，还作《造舟行》一诗。
傅恒最初计划亲自率领九千三百人渡过戛鸠江西进，军队尚未集结完毕，七月，率领四千人从腾越出发。皇帝担心经略亲自带领兵力单薄，催促各路军队按原定计划迅速集结。八月，傅恒从南蚌奔赴戛鸠。奏疏送到，皇帝正在木兰围场打猎，猎获狍子，交给福隆安赐给傅恒。傅恒途经南底坝抵达允帽，临近戛鸠江。此时猛拱大头人脱猛乌猛、头人贺丙等人前来向傅恒请求归降。大军抵达，脱猛乌猛带领夹江各夷寨头人迎接，贺丙准备船只。傅恒命令军队分批缓缓渡江，在江边设立营寨。猛拱之后土司浑觉也请求归降，献上四头驯象。皇帝赏赐三眼孔雀翎，傅恒上疏推辞。军队继续前进，攻占猛养，攻破四座寨子，斩杀头人拉匿拉赛。设立驿站，令瑚尔起带领七百人驻守。抵达南董干，攻打南准寨，擒获头人木波猛等三十五人。进至暮腊，再前进到新街。
傅恒自从渡过戛鸠江，还没有和缅甸军队交战，收割当地禾苗作为军粮，行军两千里没有血战。但是士兵马匹饱受暑雨，很多人生病。恰逢阿桂率领一万多人从虎踞关出野牛坝，战船建造完毕，征调的广东、福建水师也抵达，于是合军一同进军。哈国兴统领水军，阿桂、阿里衮统领陆军；阿桂从江东进军，阿里衮从江西进军。缅兵在金沙江两岸修建营垒，用水师扼守江口。阿桂率先和缅兵遭遇，指挥步兵施放枪炮弓箭，骑兵冲锋陷阵，缅兵溃败。哈国兴督水军乘风冲击敌船，缅兵船只互相撞击，数千人战死。阿里衮也击溃西岸缅兵。傅恒献上缴获的敌军大旗。皇帝再次赋诗。阿里衮感染瘴气生病，改领水师，不久去世。十一月，傅恒再次进攻老官屯。老官屯在金沙江东岸，东面猛密，西面猛墅，北面猛拱、猛养，南面缅甸都城阿瓦，是水陆要道。缅兵伐木修建营寨十分坚固，哈国兴督众猛攻，不能立刻攻下。官军攻破东南木寨，缅兵夜晚从水寨出击。傅恒令海兰察抵御，又令伊勒图督水军突袭，再次缴获敌船大旗。缅兵悄悄到江岸修筑堡垒，又从山林冲出，海兰察迎击，多次斩获敌兵。
大军长期攻打坚固的据点，士兵很多染上瘴气病死。原先水、陆军队一共三万一千人，到这时只剩下一万三千人。傅恒把情况上报朝廷，皇帝下令停战，召傅恒返回京城。不久傅恒自己也生病了，阿桂将这件事奏报上去。皇帝命令傅恒立刻乘坐驿马回京，把军中事务交给阿桂。
恰逢缅甸首领懵驳派遣头目诺尔塔送来蒲叶书信，请求停战。傅恒把书信上奏，皇帝准许双方议和。傅恒随同奏章上奏说：“这次出兵之初，众人都认为这件事很难。是我坚持请求出征，如今辜负了朝廷的托付，请对我从重治罪。”
皇帝亲手写下诏书答复：“这次出兵本是不得已。如果说这件事做错了，应当由我首先承担过错。圣祖皇祖在位的时候，吴三桂请求撤藩，皇帝征询大臣意见，当时支持撤藩的只有米思翰、明珠寥寥几个人。等到吴三桂起兵反叛，众大臣请求诛杀当初提议撤藩的臣子，圣祖严正驳斥这种说法。我继承先祖的训示，傅恒这件事，可以拿往事来类比。傅恒攻克猛拱的时候，本应当赏赐三眼孔雀翎，他上奏辞谢，说等大功告成再接受赏赐。如今既然没能攻破敌人的巢穴，应当把这翎子交回来，来契合他请罪的心意。”
懵驳派遣头目来到军营进献当地特产。十月，傅恒撤军驻扎在虎踞关。皇帝命令傅恒会同云贵总督彰宝，商议裁撤云南总兵、知府的名额，厘定修正州县旧有的制度。乾隆三十四年二月，大军班师回朝。三月，皇帝驾临天津，傅恒到皇帝行在朝见。不久缅甸首领请罪的奏表长久没有送到，皇帝考虑傅恒正在生病，不忍心治缅甸的罪。七月，傅恒去世，皇帝亲自到他府中洒酒祭奠，下令丧葬规格参照宗室镇国公的标准，谥号文忠。又下令将傅恒牌位送入此前修建的宗祠供奉。后来皇帝再次巡幸天津，感念傅恒曾在此地复命；又途经傅恒墓赐奠，都作诗记录此事。等到撰写怀旧诗时，把傅恒称作“社稷重臣”。嘉庆元年，因为福康安平定苗疆的功劳，追赠贝子爵位。福康安去世后，朝廷推及恩典，赠予郡王衔，不久一并下令让福康安配享太庙。
傅恒在军机处任职二十三年，每日侍奉在皇帝身边，凭借勤勉谨慎得到皇帝的恩宠。旧例，军机处各位大臣不能一同入内觐见。乾隆初年，只有讷亲承接皇帝旨意。等到傅恒主动上奏，说自己识字不多，请求各位大臣一同入内奏对。皇帝晚膳之后如果有事咨询，又单独召见傅恒回话，当时称为“晚面”。另外，军机处大臣承接旨意退下之后，自行草拟文稿；从傅恒开始，才命令军机章京起草文稿进呈。皇帝倚重傅恒作为重臣，但是一旦有细小的过失，就加以告诫约束。傅恒愈发谦恭退让，处理事务不敢独断专行。礼敬士大夫，扶持后辈，让他们充分施展才干。行军之时，与士兵同甘共苦。去世时年纪不到五十，皇帝格外痛惜。
傅恒的儿子有福灵安、福隆安、福康安、福长安。福康安单独有传记记载。
福灵安，是多罗额驸，授侍卫一职。准噶尔战役时，跟随将军兆惠在叶尔羌作战，立下功劳，授予云骑尉世袭职位。乾隆三十二年，授正白旗满洲副都统，代理云南永北镇总兵。之后去世。
福隆安，娶高宗的和嘉公主，授和硕额驸、御前侍卫。乾隆三十三年，提拔为兵部尚书、军机处行走，后改任工部尚书。三十五年，承袭一等忠勇公爵位。三十六年，朝廷出兵征讨金川，总兵宋元俊弹劾四川总督桂林，皇帝命令福隆安前往审讯。福隆安判定桂林无罪，定宋元俊的罪。四十一年，再次授兵部尚书，仍旧兼管工部。金川平定之后，画像陈列在紫光阁。四十九年去世，谥号勤恪。
福隆安之子丰绅济伦，起初因为是公主之子，皇帝下令按和硕额驸品级对待，授镶蓝旗汉军副都统、奉宸苑卿。乾隆四十九年承袭爵位，多次升迁至兵部尚书，掌管銮仪卫。嘉庆年间，两次因事获罪，最终官至盛京兵部侍郎。嘉庆十二年去世。其子富勒浑翁珠承袭爵位。
福长安，从蓝翎侍卫多次升迁，官至正红旗满洲副都统、武备院卿，掌管内务府。乾隆四十五年，命他在军机处学习行走，屡次升迁做到户部尚书。五十三年平定台湾，五十七年平定廓尔喀。功臣画像陈列紫光阁，福长安都在其中。嘉庆三年，擒获王三槐，福长安因为在军机处任职，获封侯爵。嘉庆四年，高宗驾崩，大学士和珅获罪。仁宗认为福长安依附和珅，将他逮捕下狱，剥夺爵位，查抄家产。大臣们商议按照朋党律判处斩立决，皇帝下令改为斩监候，赐和珅自尽，让福长安押到和珅处死的地方跪着观看。不久把他派往裕陵担任供茶拜唐阿，随后升任员外郎。嘉庆六年，因为请求回京被革职，发配到盛京当兵。不久从骁骑校多次升迁：两次担任围场总管，一次出任马兰镇总兵，两次代理古北口提督，多次因过失遭到贬谪。二十一年，授正黄旗满洲副都统。二十二年去世。
论赞说：高宗初年理政，宽宏清明，天下安定，百姓乐于见到太平盛世。当时鄂尔泰、张廷玉身负辅弼重任，然而在内廷执掌机要、充当皇帝喉舌的，先是讷亲，继而是傅恒。高宗亲笔诏书说，鄂尔泰在朝的时候，培养造就出讷亲；讷亲在朝，培养造就出傅恒。又说讷亲蒙受皇恩第一，其次便是傅恒。讷亲督军未能符合皇帝心意，被处死，但皇帝终究没有抹杀他勤勉清廉的品行；傅恒两次受降回师，深得皇帝信任，他立身行事依靠的是谨慎，并非只凭借外戚身份与军功得到尊崇。
列传八十九
徐本、汪由敦（其子汪承霈）、来保、刘纶（其子刘跃云）、刘统勋（其子刘墉，孙刘镮之）
徐本，字立人，浙江钱塘人，是尚书徐潮之子。徐本为康熙五十七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雍正五年，担任贵州学政，授赞善，升任侍读。雍正七年，提拔为贵州按察使。八年，调任江苏，升湖北布政使。十年，升任安庆巡抚。上奏议定缉捕盗贼章程：窃案责成府、州办理，劫盗大案责成按察司；案件多却迟迟不能破案，巡抚亲自提审。同时设定办案期限，订立奖惩办法。皇帝赞许采纳。十一年，上疏说：“云南、贵州、广西改土归流的土司，安置在内地，旧例十口人配给官房五间、田地五十亩。安庆安置二十一人，田地远在来安。请求把田地折价，另外购置土地，让他们耕种糊口。”又上疏：“州县征收粮米，旧例由府、道封存粮柜，请改为州县自行封存。完粮十截串票，改回沿用三连由票；零星户下白银不足一钱的，以十厘算作一分。”又上疏：“寿州濒临淮河，盗贼聚族而居，假借捕鱼为生，时常外出劫掠，现已陆续抓捕惩治。下令渔船编立保甲；孙、平、焦、邓各姓氏设立族正，一旦发现盗贼随时检举。”这些提议都下发各部商议施行。
随后征召入京，授左都御史。雍正十二年，升任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浙江衢州百姓王益善利用邪教蛊惑民众，皇帝命徐本会同总督程元章查办。徐本上奏请求新设衢州总兵、金衢严巡道等下属官员，更改营制，下发各部议定施行。十三年五月，奉命同宝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人处理苗疆事务。高宗即位，命徐本在办理军机处行走，调任刑部尚书。不久命他协办总理事务。
乾隆元年，授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担任《世宗实录》总裁。二年，入值南书房。因为协办总理事务，赐予拖沙喇哈番世袭职位。三年，授办理军机大臣。四年，加封太子太保。七年，兼管户部尚书。九年六月，因病请求退休，加封太子太傅后致仕。皇帝派遣御前侍卫永兴送去御用衣冠、内府绸缎貂皮，皇帝亲自到他府中慰问，并赐御诗。命其子侍讲学士徐以烜护送回乡，在原籍享受俸禄。第二年，皇帝感念徐本归家将近一年，再次赐御诗。十二年，徐本去世，加封少傅，拨付白银千两办理丧事，浙江巡抚顾琮前往祭奠，谥号文穆。皇帝南巡，沿途郡县派遣官员祭奠旧臣，礼部上奏名单没有列入徐本，皇帝特意下令遣使祭奠，牌位入京师贤良祠供奉。
徐以烜，进士出身，官至礼部侍郎。
汪由敦，字师茗，浙江钱塘人，原籍安徽休宁。雍正二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恰逢父亲去世，因为正在纂修《明史》，朝廷命他在馆内守孝。守孝期满，三次升迁做到内阁学士，入值上书房。乾隆二年，朝中大臣胡乱传言官员任命名单，被监察官上奏弹劾，事情牵连汪由敦。没有得到皇帝旨意，汪由敦自行上疏辩解。皇帝责问汪由敦怎么预先得知消息，可见他身边有为他打探消息之人，行事不够谨慎。降职为侍读学士。多次升迁做到工部尚书，调任刑部尚书，同时代理左都御史。十一年，命在军机处行走。十四年，金川平定，加封太子少师。同年授协办大学士。汪由敦出自大学士张廷玉门下，能进入军机处，是张廷玉举荐。当时军机处大臣里，鄂尔泰已经去世，张廷玉位列班首，讷亲深得皇帝宠信，每日入宫领旨，出来便命令汪由敦草拟谕旨。文稿稍有不合皇帝心意，就命令重写，反复修改三四次不停，傅恒为此感到不平。等到讷亲被处死，傅恒从金川回朝，确立诸位大臣一同领旨的常例。张廷玉将要退休回乡，凭借世宗遗诏准许配享太庙一事，请求皇帝下一道谕旨作为凭证，谢恩之时没有亲自入朝。皇帝传旨责问，傅恒与汪由敦承接旨意。汪由敦脱帽叩头，说张廷玉蒙受皇恩，恳请皇上自始至终体恤保全；如果明发谕旨严加诘责，张廷玉罪责就无法宽免。第二天，张廷玉一早入朝，皇帝责怪汪由敦泄露旨意，徇师生私情，不顾公论。免去协办大学士，罢免尚书之职，但依旧留尚书职位赎罪。十五年，官复原职。
皇帝视察永定河工程，令汪由敦同大学士傅恒、总督方观承一同勘察南岸筑坝事宜。汪由敦上奏请求在张仙务、双营修缮两座旧坝，马家铺以及冰窖以东增筑两座新坝，提议获准。四川学政朱荃因匿丧贪贿获罪，朱荃是汪由敦举荐，吏部议定应当革职。皇帝认为汪由敦为人谨慎，擅长学问，下令降为兵部侍郎。不久，永定河堤溃决，再次派他赶赴固安监督堵口工程。有人提议另开挖新河，汪由敦主张疏浚旧河道，建议得到采纳。十六年，调任户部侍郎。奉命同大学士高斌勘察天津一带河工，请求疏浚永定河下游，疏通王庆坨引河，增筑凤河堤坝，加固东岸堤防阻挡东淀洪水。十七年，授工部尚书。十九年，加封太子太傅，兼任刑部尚书。二十年，准噶尔平定，军机大臣得到嘉奖叙功。二十一年，改任工部尚书。二十二年，授吏部尚书。二十三年，汪由敦去世。皇帝亲临祭奠，追赠太子太师，谥号文端。
汪由敦注重修身，学识广博，记忆力极强，文章典雅厚重合乎体制。在内廷任职将近三十年，凭借恭谨得到皇帝赏识。乾隆年间，大臣刚入军机处，皇帝把当日所作诗文，用红笔起草，或是口头授命记录，称作“诗片”。长久抄写没有差错之后，才让他草拟谕旨。汪由敦记忆力强，总能领会皇帝心意。皇帝谒陵、巡幸，汪由敦必定随行，入宫承接旨意，耳闻心记，出宫立刻书写记录，一字不漏。他去世后，谕旨称赞他“老成端正、敏慎安详，学问渊深，文辞雅正”，并作诗悼念。又因为汪由敦擅长书法，命馆臣收集他的墨迹刻石，名为《时晴斋法帖》。皇帝写怀旧诗，将他列入五位词臣之中，评价他的书法堪比张照。
其子汪承沆、汪承霈、汪承澍。
汪承霈，字春农。汪由敦去世，丧期结束，汪承霈借着谢赐祭葬之恩入朝拜见。傅恒向皇帝举荐，说汪承霈书法酷似其父汪由敦，授兵部主事，担任军机处章京。多次升迁为郎中，外放福建邵武知府。当时母亲八十岁，托军机大臣代为陈情，请求留京任职，再次补授户部郎中。三十六年，朝廷出兵征讨小金川，皇帝命户部侍郎桂林督运军饷，汪承霈随行。三十七年，阿尔泰、宋元俊弹劾桂林拿金银给土酋赎回被掳士兵，供词牵连汪承霈，下令逮捕治罪。不久案情查清，无罪释放，依旧以郎中担任军机处章京。屡次升迁做到工部右侍郎。甘肃冒赈案爆发，部议规定凡是在甘肃捐纳监生的人，一律禁止参加科举，也不能通过其他途径出仕。汪承霈上奏，这类人数众多，请求给予自新之路，令他们按规定补交银两，允许参加考试、从其他途径做官，得到皇帝批准。四十年，皇帝检阅射箭，汪承霈连续射中靶心，赏戴花翎。调任户部右侍郎。五十四年，因为监考顺天府乡试失察，降为通政使。多次升迁，再次官至侍郎。嘉庆五年，授左都御史，升任兵部尚书，兼任顺天府尹。六年，永定河水泛滥，皇帝命他主持赈灾，得到嘉奖。七年，皇帝准备前往木兰围场，汪承霈请求停止秋狝，没有获准。不久改授左都御史，代理兵部尚书。北城发生盗案，皇帝责备汪承霈办事不力，以二品冠服退休。十年去世，下诏按照尚书规格抚恤。
来保，字学圃，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最初隶属于内务府。康熙年间，从库使提拔为侍卫，两次被革职。五十七年，再次授三等侍卫。雍正初年，升任内务府总管。因为内务府裁减披甲名额，士兵聚众到廉亲王允禩府中闹事，来保等人奏报不实，再次革职。后起用为景陵掌关防郎中，多次升迁，再次出任内务府总管，代理工部尚书。上疏说：“满洲人骑射本领出众，沿边古北口等地提督、总兵以下官员，请酌情任用满洲官员，方便管控。”建议被采纳。乾隆元年十二月，大学士管浙江总督嵇曾筠、江苏巡抚邵基上奏请求停止戊午年铜运，下发各部商议。来保上奏：“积欠银两高达六百万，应当停办一年，结清旧欠款。但是己未年之后，依旧招商出海采买，实行数年，如果积欠再次增多，又需要停办。请下令各部传谕各省督抚，听凭商人自备资本出海采买，不必预先支付货款，货物运到即收购，不限数量，不得克扣压榨商人，加重商民负担。”总理王大臣商议后批准施行。
二年六月，皇帝因为运河水浅，粮船行至临清以北阻滞严重，根源在于卫河上游各渠口百姓私自泄水过多。令直隶、河南督抚按照从前河臣靳辅奏定的条例严查禁止。来保上奏：“河水浅涩阻碍漕运，查禁不得不严格。但卫河发源于河南，到临清五百余里，沿河百姓数千万家，需要灌溉的田地数千百顷。如今秋收将近，本不是灌溉时节，担心地方官吏执行过度。往后即便运河水位充足，一到五月就全部封堵渠口，白白浪费水利，会造成百姓耽误农时失业，不符合仁政爱民本意。应当做到漕运不被浅涩阻碍，民田也能灌溉。可以在水浅阻运之年暂时封禁，水位充足之年不加禁止。令督抚、河道大臣仔细调剂，兼顾两边利益。”奏疏呈上，皇帝命侍郎赵殿最、侍卫安宁会同督抚实地勘察，议定在粮船将要抵达临清时，依据运河水位高低，决定渠闸启闭。十二月，授工部尚书，兼任议政大臣。四年，生病请求解职，皇帝不准。十二月，授内大臣，准许在紫禁城内骑马。五年，调任刑部尚书。
皇帝认为来保办事勤勉，下令改隶正白旗满洲，他所管辖的佐领准许世袭。六月，御史沈世枫上奏，说到来保为人忠厚诚恳有余，但阅历不足，难以胜任刑部繁杂重任。谕旨说：“来保为人确实可信，沈世枫所言，切中他的短处。倘若他因此自省警惕，心胸公正，见识才干也会日渐长进。闻过则喜，这才是贤臣。”九年，奉命前往奉天查办将军额洛图侵吞军饷收受贿赂一案，依法定罪。十年，调任礼部尚书，加封太子太保，授领侍卫内大臣。不久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十二月，授武英殿大学士。十三年九月，任命为军机大臣。十四年，金川凯旋，晋升太子太傅，兼管兵部、刑部事务。十五年三月，来保七十岁，皇帝作诗赏赐。十六年，兼管吏部事务。二十五年，来保八十岁，再次赐御制诗。二十六年，兼管礼部事务。二十九年去世，享年八十四岁，追赠太保，入贤良祠，谥号文端。四十四年，御制怀旧诗，将他列入五位阁臣之中。
来保有识别人才的眼光。舒赫德担任乌里雅苏台将军时，上疏请求把阿睦尔撒纳家属迁徙到边境。皇帝认为此举会伤害边疆人心，大为震怒，派遣使者携带封刀前去斩杀舒赫德。来保极力争辩，认为舒赫德是可以重用的人才。皇帝也心生悔意，只说：“旨意已经下达！”来保说：“就算皇上已经下旨，臣子成麟善于骑马，可以派他追赶使者追回命令。”皇帝准许。来保召回成麟，命他携带诏书追赶使者。成麟日夜奔驰三百多里，比使者早三天抵达，舒赫德因此得以保全性命。来保擅长相马，皇帝曾经作《相马歌》赐给他。
刘纶，字蜰涵，江苏武进人。年少聪慧，六岁就能写文章，成年擅长古文。乾隆元年，以廪生身份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名列第一，授编修。参与修撰《世宗实录》，升任侍讲，晋升太常寺少卿。四次升迁，提拔为内阁学士。十二年，扈从皇帝到木兰，献上《秋郊大猎赋》《哨鹿赋》两篇，合乎皇帝心意。十四年，入值南书房，授礼部侍郎，调任工部侍郎。十五年，命在军机处行走。十六年，土默特贝子哈木噶巴雅斯朗图，没有按照原定年限驱逐租地流民，命刘纶会同侍读学士麒麟保前往勘察。六月，上疏：“出关百姓作价典买旗地，应当遵照原议，三年、五年期限到期之后，归还旗主。那些承租土地耕种作为佃户，受雇劳作的雇工，都是寄居谋生，原本没有抢占土地的意图，应当允许他们耕作糊口。至于开垦荒地，历经辛苦才成熟，和作价典地不同，年限到期优先归还原主。原主自有土地之外尚有富余，依旧拨给种子，补偿开荒辛劳。木头城、三座塔人口稠密，允许照常居住。设置三座塔巡检一员，负责治安。”下诏采纳他的提议。随后因父亲去世回乡守孝。守孝完毕，十八年，授户部侍郎。
十九年，兼任顺天府尹。旧例，顺天府公文，治中、通判不用署名。刘纶提议钱粮事务归治中，刑狱诉讼归通判，二人先在文书上署名，再呈送府尹定夺。大军西征准噶尔，军队所需车辆物资供给，全部办理妥当没有差错。二十年，准噶尔平定，得到嘉奖叙功。浙江按察使富勒浑弹劾巡抚鄂乐舜授意布政使同德摊派商人银两，皇帝命刘纶赴浙江，会同两江总督尹继善会审。二十一年，回奏鄂乐舜收受贿赂属实，拟绞监候；同德不知情；富勒浑诬告，拟杖刑流放。皇帝认为富勒浑弹劾的罪证属实，不该治罪，责备刘纶等人判案失当。部议决定革职，皇帝下旨从宽留任，免去军机处行走。二十二年，再次命他入军机处。二十四年六月，上奏蓟州、宝坻等县蝗虫幼虫滋生，州县公务繁多，督查捕蝗难以周全，请令千总、外委同佐杂官员分头捕蝗，参将会同监察官员巡查官吏勤勉懈怠情况，奏疏获准。升任左都御史。二十五年，偕侍郎伊禄顺赴西安，查办将军嵩阿礼克扣军饷、勒索馈赠等罪状，查实之后依法处置。二十六年，升任兵部尚书。二十八年，调任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封太子太保。三十年，母亲去世回乡。刚除丧服，下诏起用为吏部尚书，依旧任协办大学士。三十六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三十八年去世，命皇子亲临丧礼，追赠太子太傅，入贤良祠，谥号文定。
刘纶天性至孝，父母丧期三年不饮酒食肉。入军机处十年，和大学士刘统勋一同辅政，时人称为“南刘东刘”。气度庄重沉稳，喜怒不形于色。出入殿门，进退举止有固定仪度。从工部侍郎任上回乡，购置几间宅院。之后为官二十年，不曾增建一椽半瓦。衣服鞋子破旧也不换新，上朝必定穿戴整齐官服，他说：“不敢亵渎朝廷礼制。”侍郎王昶担任军机处章京，曾经寒冬有紧急奏章草拟，半夜登门拜见刘纶。刘纶起身点烛，提笔修改文稿。天极寒冷，呼唤家人备酒佐食，家中厨下空空，只有十几枚白枣下酒。他清贫俭朴大抵如此。主持科考极为审慎，曾说：“阅卷最难的第一步是录取，之后最难的是淘汰。文章优劣相近，取舍对我而言很容易，但怎能不为士子考虑？”反复斟酌文章细微差别，常常熬夜不倦。文章效法六朝，根基在汉魏；诗歌喜爱明代高启，认为高启的诗作能登唐人诗学门径。
其子刘跃云，字服先。乾隆三十一年进士及第，授编修。屡次升迁做到礼部侍郎。六十年，担任会试副考官，因为阅卷失察交吏部议处，降为奉天府府丞，罢官回乡。嘉庆四年，征召为大理寺少卿，升任工部侍郎。皇帝御门听政，刘跃云误了班次没有到场，降为内阁学士，后来再授兵部侍郎。退休后去世。殿试惯例糊名阅卷，刘跃云的对策，高宗亲自定为上等，高兴地说：“这是刘纶的儿子，没想到我能得到这样的人才！”担任江西学政，有清廉名声。高宗有意重用他，因为得罪和珅；主持会试，被流言牵连遭贬。仁宗登基征召起用，他已经年老，终究没能充分施展才干。其子刘逢禄，记载在儒林传。
刘统勋，字延清，山东诸城人。父亲刘棨，官至四川布政使。刘统勋为雍正二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先后入值南书房、上书房，四次升迁官至詹事。乾隆元年，提拔为内阁学士，奉命跟随大学士嵇曾筠赴浙江学习海塘工程。二年，授刑部侍郎，留在浙江。三年，返回京师。四年，母亲去世回乡。六年，授刑部侍郎。守孝期满，赴京城。
提拔为左都御史。上疏说：“大学士张廷玉侍奉三朝，荣宠至极，但晚年应当谨慎，容易招致非议。听闻舆论都说‘张、姚两姓占据大半士绅官员群体’，张氏出仕做官的，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代联姻，做官的有姚孔鋹等十人。两族本是桐城大族，子弟获得官职，有的经由科举举荐，有的靠世袭叙功，官员数量日渐增多。如今不能骤然裁汰，只能稍微限制升迁之路，让他们警惕盈满、避嫌自保，这也是保全造就他们。恳请从今起三年内，除非特旨提拔，一律停止升迁调动。”又上疏：“尚书讷亲年纪不到壮年，总管吏部、户部，执掌宿卫，辅佐中枢，同时负责传达皇帝诏令，时常被召见奏对。下属争相奔走听命，同僚也回避他的锋芒。部内商议案件，有时反复诘难，有时过目便搁置，一句话出口势必要落实，定好文书，拖延多日，这不是虚心听取意见的做法。恳请加以训诫，令他自省改正；他掌管的事务，可以酌情裁减，避免公务荒废。”两道奏疏呈上，皇帝下谕：“我想，如果张廷玉、讷亲真的作威作福，刘统勋一定不敢上奏。既然有这份奏疏，可见二人没有权势压制百官，这是国家的好事。大臣责任重大，本就难免被人指摘，闻过则喜，自古推崇。如果心中存有芥蒂，就没有大臣气度。大学士张廷玉亲族众多，出仕的人也多，经过这番核查，众人懂得谨守本分，反而对张廷玉有益。讷亲身为尚书，本不该模棱推诿，但处理事务有不妥之处，我时常教诲告诫，令他不要自满。看到这份奏疏，更应当自我勉励。至于掌管事务太多，若可以裁减，等我裁定。”不久下令将刘统勋的奏疏宣示朝中大臣。
奉命勘察海塘。十一年，代理漕运总督，返回京城。十三年，命同大学士高斌核查山东赈灾事务，并勘察河道。当时运河水位暴涨，刘统勋请求疏浚聊城引河，分流运河水入海。德州哨马营、东平戴村两处堤坝，都改低坝身；沂州江枫口两座堤坝，等到秋后加高，让洪水得以排泄。升任工部尚书，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后改刑部尚书。十七年，命在军机处行走。十八年，江南邵伯湖两处减水闸和高邮车逻坝溃决，命刘统勋会同代理尚书策楞前往查办。联合上疏，弹劾河工官员侵吞公款延误工程，下诏罢免河道总督高斌、协办河务巡抚张师载职务，彻查贪赃官吏。九月，铜山小店汛河堤决口，刘统勋上疏弹劾同知李焞、守备张宾拖延隐瞒险情。皇帝认为李焞、张宾平日侵吞公款，知道将要被严惩，放任河水冲溃堤坝，当即下令处死二人，并拘禁高斌、张师载，令他们观看行刑。刘统勋驻守铜山监督堵河工程，十二月工程完工。刘统勋同策楞上奏稽查工程物料的办法，下诏依议执行。大学士陈世倌上疏，说黄河入海口淤滩增多，造成河道壅塞，命刘统勋前往勘察。刘统勋上疏：“旧海口在云梯关，如今海水后退，河道淤积，向外延伸百余里，淤滩都在七曲港上游，河水通行没有阻碍。”皇帝又命清查江南河工未了结款项，刘统勋上报未结清钱款一百一十一万多两，请求设定期限核查上报。河道总督顾琮请求在祥符、荥泽各县筑坝，开挖引河，命刘统勋勘察。刘统勋提议选择地方加固堤坝；引河上游没有水源，中段经过沙地，极易淤积，应当停止这项工程，皇帝采纳。
十九年，加封太子太傅。五月，授协办陕甘总督，赐孔雀翎。当时正对准噶尔用兵，刘统勋请求从神木到巴里坤设置一百二十五个驿站，并规划换马、运粮各项事务，下令按计划快速施行。二十年，朝廷商议在巴里坤、哈密驻军，命刘统勋勘察。刘统勋抵达巴里坤，阿睦尔撒纳反叛，攻打伊犁，伊犁将军班第殉国，消息还没有传到。定西将军永常从木垒领兵撤退，刘统勋上疏请求退守哈密。皇帝责备他附和永常，不顾班第安危，下令将永常、刘统勋一并革职逮捕治罪。其子刘墉也被革职，连同在京诸子全部关押刑部大牢，查抄家产。不久皇帝怒气消解，下谕：“刘统勋的职责是管理粮饷驼马，军队进退，是将军的责任。如果让一个遇事含糊的人闭口不言，反而不会获罪。他的言论虽然错误，本心尚可原谅。永尚且不能战死，怎能责怪刘统勋？刘统勋在汉大臣之中，还算勇于担当，从宽免罪，发往军营交给班第等人管理军需，戴罪立功。”释放他的儿子们。
二十一年六月，授刑部尚书。不久命勘察铜山县孙家集河堤溃口，罢免总河富勒赫，命刘统勋临时代理总河。当年冬天，工程完工。二十二年，赶赴徐州督修靠近城池的石坝，加封太子太保。二十三年，调任吏部尚书。二十四年，授协办大学士。二十六年，拜东阁大学士，兼管礼部、兵部。八月，会同协办大学士兆惠勘察河南杨桥溃堤工程。十二月工程竣工。二十七年，皇帝南巡，再次命刘统勋会同兆惠勘察高邮、宝应湖入江水道，上疏请求开挖引河，择地修建闸坝。皇帝谕旨：“所议非常符合我的想法。”直隶景州遭受水灾，命勘察德州运河，上疏调派官吏管理四女寺、哨马营两处引河，防止淤塞。二十八年，担任上书房总师傅，兼管刑部，教习庶吉士。三十三年，前往江南议定清口疏浚方案。三十四年，再次勘察疏浚运河。
三十八年十一月，刘统勋去世。当天凌晨，天快亮时入朝，走到东华门外，轿身微微倾斜，掀开轿帘，人已经辞世。皇帝听闻，派遣尚书福隆安携带药物飞驰探视，已经来不及。追赠太傅，入贤良祠，谥号文正。皇帝亲临吊丧，见到他家中简朴，为之痛哭。返回走到乾清门，流泪对众大臣说：“我失去一位股肱重臣！”稍后又说：“像刘统勋这样，不愧是真正的宰相。”
刘统勋每年外出查办案件：到广东查办粮驿道明福违规折收赋税；到云南查办总督恒文、巡抚郭一裕借进贡为名，压低价格向属吏购买黄金；到山西查办布政使蒋洲逼迫下属填补亏空库银；到陕西查办西安将军都赉侵吞军饷；到归化城查办将军保德等人侵吞公款；到苏州查办布政使苏崇阿错判书吏侵吞库银案；到江西查办巡抚阿思哈收受贿赂，全部依法处置。查办杨桥溃堤时，河工官员借口草料不足，一个多月工程没有动工。刘统勋微服出行，看见几百辆大车运载草料，车夫卸下货物就地躺卧，有人哭泣。询问得知，主管官吏索贿不成，拒绝接收草料。当即抓捕主管官吏，历数罪状，准备处斩。巡抚以下官员苦苦求情，改为杖刑戴枷示众，草料一夜之间全部收齐，一个月后工程完工。征讨金川时，刘统勋多次提议撤兵；等到木果木全军覆没，皇帝正在热河，刘统勋留守京师处理政务，天气酷热，他以上书房总师傅身份，检视皇子课业。廷寄急召觐见。入内之后，皇帝说：“昨日军报，木果木兵败，温福战死。我烦闷无策，是继续用兵，还是撤兵？”刘统勋回答：“之前可以撤兵，如今万万不可撤。”皇帝又问谁能担当重任，刘统勋叩头说：“臣料想阿桂一定能平定这件事。”皇帝说：“我正打算全权任用阿桂，特意召你来决断，你的想法和我一致，事情一定可以成功。”当天命他返回京师。户部上奏各省州县国库多有空缺，皇帝打算全部罢免不称职州县官，改用笔帖式替代。召见刘统勋说明想法，说：“这件事我思考三天了，你怎么看？”刘统勋沉默不语。皇帝责问，刘统勋缓缓说：“皇上深思三日，臣年老昏聩，不敢仓促答复，请允许我退下仔细斟酌。”第二天入对，叩首说：“州县官治理百姓，应当由出身民间的人来担任。”话未说完，皇帝说：“说得对。”这件提议就此搁置。皇帝写怀旧诗，将刘统勋列入五位阁臣之中，称赞他“聪敏刚毅，终身守正”。有二子：刘墉、刘堪。
刘墉，字崇如，乾隆十六年进士，由编修多次升迁做到侍讲。二十年，刘统勋获罪，刘墉一同被革职下狱，事情了结后，赏复原编修，出任安徽学政。上疏请求州县约束贡生、监生，责令考察优劣。担任江苏学政，上疏说府县官吏瞻前顾后，畏惧刁民、生监，也惧怕差役，懈怠苟且。皇帝赞许他懂得政体，下令两江总督尹继善等人革除旧弊。授山西太原知府，提拔为冀宁道。在知府任上失察下属侵吞公款，发配军台效力。一年后释放回京，命在修书处任职。不久，凭借刘统勋的恩荫，依旧按知府任用，授江苏江宁知府，有清廉名声。多次升迁为陕西按察使。父亲去世守孝，服除，授内阁学士，入值南书房。升任户部、吏部侍郎。授湖南巡抚，升左都御史，依旧入值南书房。奉命会同尚书和珅赴山东查办巡抚国泰贪纵一案，查实之后，授工部尚书，担任上书房总师傅。代理直隶总督，授协办大学士。五十四年，因为皇子师傅长久不入书房，降为侍郎衔。不久授内阁学士，三次升迁至吏部尚书。嘉庆二年，授体仁阁大学士。奉命会同尚书庆桂赴山东审理案件，并勘察黄河溃决，上疏建议拓宽疏浚下游。四年，加封太子少保。上疏陈述漕运弊端，挑选漕丁不够慎重，漕丁途中偷盗米粮，甚至凿沉船只，或是变卖船舵桅杆，船体残存无法使用。请求各省挑选漕丁，必须选用家境殷实之人，提议全部获准施行。九年去世，享年八十五岁，追赠太子太保，入贤良祠，谥号文清。刘墉擅长书法，在当时很有名。
刘镮之，是刘统勋次子刘堪的儿子。乾隆四十四年进士，从检讨多次升迁至户部尚书，兼任顺天府尹。嘉庆二十二年，皇帝从热河返回京师，刘镮之入见。皇帝责备顺天府上报事务稀少，抓捕教匪不及时，刘镮之不能应答，只说正逢旱灾，不敢急于捕贼。皇帝又问赈灾应当设置多少粥厂，需要多少米粮，刘镮之又答不上。皇帝下旨斥责他办事怠惰，令以侍郎候补。再次多次升迁，官至吏部尚书，加封太子少保。道光元年去世，谥号文恭。
论赞说：明代内阁，主官草拟诏旨，承接皇命撰写敕令，放到唐宋，就相当于知制诰一职。因为负责发布君王诏令，在内廷参与谋划，所以被称作宰相。军机处制度与之相近。世人说大学士不兼任军机大臣，不能算作真宰相。胜任这份职务，要么严谨保密，要么通达机敏。保密就不会泄露机密，通达就不会滞误公务，不滞不误，中枢大臣的职责就尽到了。徐本是世宗旧臣，汪由敦、来保、刘纶、刘统勋先后入军机处。汪由敦虽遭降职但未离开内廷；刘统勋罢职之后再次入值，尤其擅长决断疑难大事，深得高宗信任，被称赞有古代大臣风范，光明磊落！
列传九十
福敏、陈世倌、史贻直、阿克敦、孙嘉淦、梁诗正
福敏，字龙翰，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康熙三十六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散馆之后，以知县候选。当时世宗还在藩府，高宗刚开始拜师读书，命福敏担任侍读。等到世宗即位，提拔为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雍正三年，升任吏部侍郎。外放代理浙江巡抚。四年，提拔左都御史，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再次外放代理湖广总督。沔阳、潜江等十州县遭遇水灾，上疏请求调拨常平仓粮食赈灾。谬冲花苗叛乱，福敏传令贵州军队截断叛军后路，湖广军队直捣叛军巢穴，平定叛乱。安陆、荆州遭水灾，上疏主张老弱妇女照常赈济，青壮年征调修堤，百姓得到粮食，堤防也得以完工。皇帝十分器重福敏，曾亲手写诏书说：“我让你临时代理总督，一旦找到合适人选，就派人替换你。近来朝中人才缺乏，皇子身边也需要你辅佐。留你在湖广，实在不得已，望体察我的心意勉力办事。”
五年，召回京师，授吏部尚书。六年，因为担任浙江巡抚时偏袒布政使佟吉图挪用库银一事，革职。八年，命协理兵部侍郎，升任左都御史。十年，代理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不久代理刑部尚书。乾隆三年，提拔武英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年，加封太保。六年七月，高宗初次前往木兰秋狝，福敏上疏：“在外围猎，内外奏章按期驿送，和宫廷安逸相比劳逸差别巨大。皇上应当日夜谨慎，心神清明从容应对。留京百官，必须随时监察，不许偷懒之人营私舞弊。巡行之时，言官应当上奏重大利弊，不要用细碎小事打扰，损伤朝廷体面。圣祖在猎场，险阻平坦全部了然于心，所以周旋有度，骑射如神。希望皇上预先筹划。士兵布设围场，难免参差不齐，请稍宽时限，让他们尽力完成。随行兵士在外日久，资费不足，酌情施加恩泽，花费不多而恩惠广布。”皇帝下谕：“阅览大学士奏疏，老成忠恳，匡辅进言，我全部赞许采纳。”八年，上疏陈述时政：“河防事务重大，请参照灾民赈灾先例，允许酌情处置，随时上报。灾民流离，实在迫不得已。如果地方官不善安抚，只禁止百姓越境，致使百姓辗转死于沟壑，应当追究漠视灾情之罪。江南、湖广局部受灾，请截留南漕粮食赈灾，数量多少由皇上裁定。这样既不损耗国库储备，又能救济饥民。”奏疏呈上，予以采纳。
十年，因病请求解职，皇帝下温和诏书应允，加封太傅。二十二年去世，八十四岁。福敏曾经生病，皇帝亲临探视；听到死讯，再次亲自祭奠。赐祭葬，入贤良祠，谥号文端。
福敏性格刚正坦率，胸无城府。在内廷任职，与蔡世远、雷鋐交好，格外敬重朱轼。退休之后，对雷鋐说：“这个职位哪里容易称职？我浮沉其中，你不会耻笑我吗？”四十四年，皇帝作怀旧诗，对于早年教导自己的旧臣都称先生，称呼字而不直呼名讳，说从朱轼学到治学根本，从蔡世远学到治学运用，从福敏打下学问基础。六十年二月上丁日，释奠礼结束，追赠福敏太师，下诏说：“朕幼年拜师读书，福敏启迪之功很多。”
陈世倌，字秉之，浙江海宁人，父亲陈诜单独有传记。陈世倌，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从编修多次升迁至侍读学士，督顺天学政。父亲去世回乡守孝，起复督江西学政，上疏请求守满丧期，获准。雍正二年，守孝完毕，提拔内阁学士，外放山东巡抚。当时山东境内旱灾蝗灾，粮船水道浅涩阻滞。陈世倌单人乘车四处巡查，暗中勘察灾情轻重、官吏贤能与否，才开始处理政务。督促捕蝗，几乎清除干净，同时上疏整治运粮河道。世宗亲笔题扇赐给他。陈世倌上疏：“社仓互通有无，调剂丰年歉岁，古今都可行。令各乡劝富民捐献粮食，不限数量，酌情奖励。推举三位公正乡约管理粮食出入，官府核查。贫民春天借贷，秋天偿还，每石收取利息二斗；歉收年份减免，十年之后利息改为每石一斗。请下令各省先在数州县试行，有成效之后推广。”下发相关部门商议施行。又上疏请求禁止回教，皇帝认为回教由来已久，局限于本族群，不会无限蔓延。无故强行禁革，只会造成纷乱，不利于治理，搁置这个提议。又上奏五条沿海防卫事务，奏疏获准。四年，母亲去世回乡。奉命治理江南水利，因为工程延误革职，并派往曲阜监督修缮孔庙。
高宗即位，起用为左副都御史。乾隆二年，授仓场侍郎，再升工部尚书。六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当年秋天，淮安、徐州、凤阳、泗州等地水灾，皇帝命侍郎周学健会同总督高斌兴办工程。陈世倌多次上疏陈述排水救灾事宜，皇帝令他乘驿车会同周学健勘察。陈世倌说水位高低必须亲自勘测，请带懂测量的人同行，获准。十二月，会同周学健上奏工程规划，请求等到次年二三月水落之后施工。皇帝说：“陈世倌出发上奏，说年内就可以疏浚，排尽积水；如今上疏仍要等到来年二三月，他筹划的内容，只是润色高斌、周学健原定方案，没有奇谋良策，何必往返一趟？”
九年，请假回乡，请求退休，不许。上疏：“途经山东，听闻大盗被捕。案件牵连数省，拖延候审。大盗审讯属实，应当尽快处决。请令山东巡抚结案，不要拖延行刑。”皇帝认同。假期结束返回职位，加封太子太保。云南巡抚弹劾下属官吏，旧例应当由总督复审。陈世倌草拟谕旨出错，交吏部议处革职。皇帝斥责陈世倌见识浅陋，不配做大学士，依照议处革职。另外下敕说：“我说陈世倌浅陋，比如陈世倌与孔氏联姻，却在兖州私自购置田产，想要分取余利，这哪里是大臣该做的事？既然革职，下令山东巡抚不许他居住兖州。”十五年，入京庆贺寿典，赏还原官衔。十六年，命入阁办事，兼管礼部事务。二十二年，年老多病请求退休，下诏准许，加封太子太傅。二十三年春天，入朝辞行，御制诗赐给他，写道“圣祖朝旧臣已经没有几人了”，赏白银五千两，在家领取俸禄。尚未启程就去世，谥号文勤。
陈世倌研究宋五子理学，清廉简朴，敦厚诚恳。入内奏对，谈及民间水旱疾苦，一定反复陈述，有时甚至落泪。皇帝总是和颜倾听，说：“陈世倌又为百姓哭泣了！”虽然中间遭到斥责，终究体谅他端谨。后来皇帝南巡，依旧派遣官员祭奠他的墓。
史贻直，字儆弦，江苏溧阳人。父亲史夔，康熙二十一年进士，官至詹事。史贻直年少熟习典章掌故。康熙三十九年考中进士，年仅十九岁。从检讨五次升迁至侍读学士。雍正初年，命在南书房行走，再升吏部侍郎，历任工部、户部侍郎。奉命前往河南，审理总督田文镜弹劾信阳知州黄振国等人一案，结案上报。上蔡知县张球，是田文镜曾经举荐之人，史贻直查出他隐瞒盗案。交吏部议处，田文镜上疏自劾。又奉命赴山西，查办前任总督年羹尧掌管河东盐政，徇私其子破坏盐法一案。七年，再赴福建，查办巡抚朱纲弹劾按察使乔学尹等人，全部依法处置。皇帝赞许判案公允，命代理福建总督。福建水师出海巡哨，借贸易侵吞关税，史贻直接令严禁。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粮食短缺，仓库粮食不能按例平价卖出，史贻直请求把台湾应当输送的军粮运到四府，轮换出陈存新；内地士兵戍守台湾，往返骚扰番社，史贻直下令台湾总兵，士兵往返，派遣副将管束。提议全部获准施行。
八年，调代理两江总督，因为是本省籍上疏推辞，不许。授左都御史，依旧留在两江。九年，召回京师。当时征讨准噶尔，陕西、甘肃是行军要道，负责转运粮饷。命他会同侍郎杭奕禄前去宣谕安抚，不久命协理陕西巡抚，提拔兵部尚书，留陕西。十年，代理陕西巡抚。朝廷商议禁止民间酿酒烧锅，下发各省。史贻直上疏：“丰年粮食富余，酿酒也是百姓谋生途径。应当根据年成好坏、民力厚薄加以管控劝导。”皇帝称赞他懂得因地制宜。湖广总督迈柱提议疏浚湖广荆子关到陕西龙驹寨水道，方便运粮。史贻直上疏：“荆子关至龙驹寨，原有丹河穿行两山之间，曲折三百七十里。夏秋百姓引水灌溉田地，修筑堰坝蓄水，滴水都要相争；山洪爆发，小路就被冲断，实在不适宜运粮。臣考察湖广运粮艰难，可以在河南府、陕州沿河州县储备粮食，分段转运。疏浚丹河一事，可以暂缓。”皇帝认同史贻直，搁置迈柱的提议。不久授户部尚书，总理陕西巡抚事务。
十三年七月，召回京师。八月，世宗驾崩，高宗即位。史贻直入见，高宗拿出世宗遗留旧衣赐给他，勉励他始终如一。史贻直落泪，皇帝也痛哭不止。史贻直上疏：“科道官以及吏、礼二部，应当沿用旧制任用科举出身之人；官吏升迁，抛弃品级资历，侥幸晋升的人不会觉得公平，久不升迁的人心生怨愤，应当保留品级制度；河南各州县上报开垦沙砾山地，按亩征税，小民被迫卖儿女缴纳赋税，州县劝捐，有损国家体面。请选派清廉公正大臣安抚当地，弊端自然显现。”事情交给总理事务王大臣商议施行。
不久命代理湖广总督。乾隆元年，上疏：“旧制州县亏空仓粮定罪，规定一石粮食折算白银一两，但实际粮价达不到。各类杂粮也比照粮食定价，很不公平。”部议定为米一石折银一两，谷物杂粮一石折银五钱，定为法令。武昌城西南，长江汉水交汇处，原有长堤。史贻直令官吏实地勘察重修，从王惠桥到土城矶，堤长一千三百多丈，计划三年完工。湖广是两淮盐行销区，但地界穿插四川、广东。巴东、归州、道州、宁远九州县百姓私自食用川盐、粤盐，两淮盐政尹会一上奏。史贻直说湖广每年销售两淮盐七十多万引，偏远州县两淮盐运送不到，强行推行，官商都会陷入困境。部议采纳史贻直的奏请。湖南城步苗酋蒲寅山、凤老一等作乱，史贻直同巡抚高其倬平定叛乱，皇帝嘉奖功劳。召回京师，历任工部、刑部、兵部、吏部尚书。七年，命代理直隶总督。再次召回，授协办大学士。九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十一年，加封太子太保。
史贻直之子史奕昂，官山东运河道，由巡抚鄂昌举荐，命代理甘肃布政使。二十年，鄂昌获罪抄家，搜出史贻直托人请托书信。皇帝念史贻直勤勉谨慎，没有重罚，令他退休回乡，召史奕昂回京。二十二年，皇帝南巡，史贻直到沂州迎驾，令在家享受俸禄。不久召回京师，依旧授大学士。途中生病，派遣御医诊治。到京之后，命掌管工部，加封太子太傅。二十五年，史贻直考中进士已满六十年，皇帝赐诗，赞为“人瑞”。不久准许祭祀大典不必随班行礼，可以坐轿入内办公。二十七年，史贻直请求退休，命不必兼管工部，每年增加俸禄五百两。二十八年去世，八十二岁，追赠太保，入贤良祠，谥号文靖。
史贻直为政顾全大体，不会随意附和或反对他人。记忆力强，举止端庄，善于言辞。年羹尧被诛杀之后，世宗问史贻直：“你也是年羹尧举荐的吗？”史贻直脱帽回答：“举荐臣的是年羹尧，任用臣的是皇上。”侍奉高宗时，年纪已老，上奏跪拜起身迟缓。高宗问：“你疲惫衰老了吗？”史贻直回答：“皇上到臣这个年纪，自然会明白。”皇帝为之释怀。
其子史奕簪，乾隆十年进士，官左春坊左赞善；史奕昂，举人出身，授刑部员外郎，从代理甘肃布政使召回京师，不久授福建按察使，再升兵部侍郎，因言语过失罢官；史奕朅，官山西潞安知府，高宗命留京侍奉史贻直，授四品京堂。
阿克敦，字仲和，章佳氏，满洲正蓝旗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五十二年，担任河南乡试主考官。五十三年，皇帝认为阿克敦学问优良，主持科考有声誉，特意提拔侍讲学士。五十五年，转侍读学士。五十六年，朝鲜国王李焞眼病，派使者求取空青，命阿克敦携带赏赐前往。升任詹事。五十七年，提拔内阁学士。六十一年，朝鲜国王李昀请求立弟弟李昑为世弟，命阿克敦同侍卫佛伦出使册封。升任兵部侍郎。世宗即位，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担任《圣祖实录》副总裁。雍正元年，专门掌管翰林院掌院学士，任国史、会典副总裁。再次同散秩大臣舒鲁册封朝鲜国王李昑。三年，授礼部侍郎，兼兵部侍郎。四年，调任兵部侍郎，兼任国子监祭酒。
两广总督孔毓珣入朝觐见，命阿克敦代理总督，同时兼任广州将军。上奏弹劾碣石总兵陈良弼索取渔船陋规，左翼总兵蓝奉让两个儿子冒名补任把总，倚仗权势压榨士兵。皇帝赞许阿克敦据实上奏，令挑选称职官员，正式参奏。高要、高明、四会、三水、南海五县百姓沿江修筑圩堤，开设涵洞闸门引水灌溉，称作“围基”。江水上涨常常溃决。巡抚杨文乾上奏，险要之处改建石工，次险之处用木桩埽料，花费数十万两国库银两，借公款修筑，并提议开捐筹集款项。阿克敦意见不同。五年，上疏：“高要等县沿江围基都是土堤，每年十一月之后，官吏督促乡民按田亩分工加高培薄，百姓不觉得劳苦，官府也不用花钱。江水上涨依旧难免溃决，但水势不算凶猛，不一定非要石堤、木桩埽料才能抵御。请沿用旧法，农闲时由官吏督促百姓修补；大水来临派遣官吏巡查防范溃决，不必耗巨资改建。”皇帝搁置杨文乾提议。不久同孔毓珣联名上疏，请派广南韶道、肇高廉罗道监督各县围基修缮，奏疏获准。苍梧芋荚山矿民聚众起事，阿克敦下令捕获首领，皇帝下谕嘉奖。
调任吏部，代理广东巡抚。弹劾肇高廉罗道王士俊侵吞赋税盈余。皇帝认为王士俊尚可任用，下令训诫后调任别处。改代理广西巡抚。杨文乾弹劾阿克敦缉盗不力，新会捕获盗贼，阿克敦授意改动供词，以普通窃贼结案；侵吞粤海关耗银，令家人向暹罗米船索取规礼。孔毓珣也弹劾他侵吞太平关耗银。六年，下令革阿克敦官职，由孔毓珣、杨文乾会审。杨文乾去世，皇帝派遣通政使留保、郎中喀尔吉善会同孔毓珣及代理广东巡抚傅泰严加审讯。讳盗、侵吞耗银定为轻罪不予论处；家人向暹罗米船索礼，拟绞刑。王士俊又揭发阿克敦包庇布政使官达贪赃，加拟斩监候。七年，山东巡抚费金吾提议疏浚江南徐州、沛县及济宁、嘉祥各县水道，请求派官员督办工程。皇帝下令释放阿克敦，派他前往江南河工工地效力，以此赎罪。
雍正九年，皇帝命抚远大将军马尔赛率军征讨准噶尔，任命阿克敦为内阁额外学士，协助处理军务。雍正十一年，命阿克敦驻守克拜达里克，督办军粮运输。雍正十二年，将他召回京城。朝廷命阿克敦会同侍郎傅鼐、副都统罗密出使准噶尔，向噶尔丹策零宣示朝廷旨意，商议停战安民。喀尔喀与准噶尔原本以阿尔泰山梁作为边界，噶尔丹策零却希望以杭爱山为界，把阿尔泰山划为游牧之地。阿克敦与对方商谈三天，始终没有定议。噶尔丹策零派遣使者吹那木喀跟随阿克敦等人来到京师，请求把哲尔格西喇呼鲁乌苏划定为喀尔喀的游牧地界。雍正十三年，阿克敦一行人抵达京师。皇帝把阿克敦等人的奏疏以及地图秘密寄给北路副将军策棱，命他仔细筹划，议定边界。策棱提出，准噶尔的游牧范围不能越过阿尔泰山。这次边界商议就此搁置。朝廷任命阿克敦代理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工部侍郎。清高宗乾隆即位，命阿克敦守护泰陵。
乾隆三年，再次派遣阿克敦出使准噶尔，以侍卫旺扎尔、台吉额默根为副使，携带敕书晓谕噶尔丹策零，商议划界事宜。噶尔丹策零派哈柳跟随阿克敦等人来到京师，提出准噶尔游牧活动不越过阿尔泰山，但是请求把布延图、托尔和两处卡伦向内迁移，划入内地。皇帝认为游牧不越阿尔泰山这一条可以定议，但迁移两处卡伦的请求不能准许，令哈柳携带敕书返回。
随后授阿克敦工部侍郎。乾隆五年，调任刑部侍郎，又改任吏部侍郎。乾隆八年，授镶蓝旗满洲都统。乾隆十年，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乾隆十一年，授刑部尚书。乾隆十三年，任命为协办大学士。不久，解除他协办大学士一职，改由傅恒担任。同年四月，翰林院进呈孝贤皇后的册文，满文将“皇妣”译作“先太后”，乾隆认为这是重大失误，召见阿克敦询问此事。阿克敦没有等候圣旨，就自行退下。皇帝大怒，认为阿克敦因为被免去协办大学士而心怀怨恨，于是革去他的官职，交付刑部审讯，依照大不敬律例拟判斩监候。六月，命阿克敦在内阁学士职位上办事，代理工部侍郎。七月，提拔他代理刑部尚书，授镶白旗汉军都统。十月，再次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二月，再次任命为协办大学士。乾隆十四年，金川平定，加封太子少保。之后几年，皇帝前往木兰、河南、盛京，都命阿克敦留在京城处理政务，他先后代理左都御史、步军统领。乾隆二十年，阿克敦因为眼病请求休假，皇帝派遣太医为他诊治。他多次请求退休，朝廷准许他致仕。乾隆二十一年，阿克敦去世，朝廷赐给祭葬，谥号文勤。其子阿桂，另有传记记载。
阿克敦在刑部任职十多年，断案平和宽恕，简约不苛，从不瞻前顾后、徇私观望。有一天，阿桂在身旁侍奉，阿克敦问他：“朝廷任用你担任司法官员，审理案件应当怎么做？”阿桂答道：“执行法律必须和罪行相当，犯一分罪，就施加一分刑罚；犯十分罪，就施加十分刑罚。”阿克敦大怒，拿来刑杖，阿桂惶恐地向父亲请教缘由。阿克敦说：“如果照你所说，天下就没有完好之人了！犯下十分重罪，惩治五六分，犯人就已经难以承受，怎么可以全部按罪处罚？况且仅仅一分的小过错，哪里值得追究问罪？”后来阿桂长期主管刑部，常常把这番话告诫下属官吏。
孙嘉淦，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孙嘉淦早年家境贫寒，一边耕作一边读书。康熙五十二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职翰林院检讨。雍正帝刚刚即位，下令众臣都可以直接上奏密封的奏章。孙嘉淦上疏，陈述三件大事：请求皇帝亲近骨肉宗亲，停止捐纳买官，撤回西部用兵的军队。皇帝把奏章出示给各位大臣，并且说：“翰林院之中，竟然容纳这样狂妄的书生吗？”大学士朱轼在一旁侍奉，缓缓答道：“孙嘉淦确实狂妄，但臣佩服他的胆量。”皇帝沉默许久，笑着说：“朕也佩服他的胆量。”于是提拔孙嘉淦为国子监司业。雍正四年，升任国子监祭酒，命他在南书房供职。雍正六年正月，代理顺天府府尹。他遭遇父丧，丧期还没有结束，就被召回京城，依旧授任顺天府府尹。升任工部侍郎，仍然兼任顺天府府尹、国子监祭酒。雍正十年，调任刑部侍郎，不久又兼任代理吏部侍郎。
孙嘉淦担任国子监祭酒时，举荐他的弟弟孙扬淦为国子监丞。教习宋镐、方从仁等人任职期满，等候皇帝召见。孙嘉淦上奏说宋镐等人都可以任用；等到皇帝追问核实，他又改口说方从仁实在不堪任用。皇帝因此大怒，斥责孙嘉淦反复无常、欺瞒君上，革去官职，交付刑部治罪，依照挟诈欺公律例拟判斩刑。皇帝对众大臣说：“孙嘉淦太过耿直愚戆，但他不贪钱财。”下令免予治罪，派他在户部银库效力办事。孙嘉淦出狱之后，直接前往银库。当时果亲王允礼掌管户部，怀疑孙嘉淦身为旧大臣，遭罢官之后，不屑于做清点银两这类琐事；又听到流言，说孙嘉淦博取美名，收缴的银两数量不足。于是亲自到银库察看，孙嘉淦正手持衡器称量银两，和差役、兵卒坐在一起，一同辛苦劳作。询问已经收上来的银两，都另外存放，查验核对，丝毫没有多余或者短缺。这件事上报皇帝，皇帝更加器重孙嘉淦。雍正十二年，命他代理河东盐政。
雍正十三年八月，清高宗乾隆即位，征召孙嘉淦来到京城，以侍郎身份候补任用。九月，授吏部侍郎。十一月，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依旧兼任吏部职务。孙嘉淦认为皇帝刚刚亲政，年纪正盛，于是上疏说：“臣本愚钝浅薄，蒙受皇上圣恩，交付给臣监察纲纪的重任。臣日夜惶恐不安，想要竭尽浅陋的思考；近一个月以来，拜读皇上的圣训，恳切周全，仁政已经推行，臣愚钝，本没有更多可以进言的。臣想要说的，是皇上的心志而已。皇上的心，仁孝诚敬，明察宽恕，专一纯粹，哪里还有值得议论之处？但臣仍然想要进言，正是在君心没有一丝不纯、政务没有一件不善之时，私下怀着过分的忧虑，想要预先防范隐患。治乱循环，如同阴阳运行。阴气盛极则阳气萌生，阳气盛极则阴气相交。事物到了鼎盛的顶点，必定潜藏衰败的契机。这个契机隐藏在极其细微之处，人不能察觉；等到隐患显露，积重难返，就无法挽回。其中有三种积习，不可不谨慎戒惕。君主德行清明，臣子自然心悦诚服，交口称颂；仁政施行，百姓亲身蒙受恩惠而感念。君主说出一句话，满朝都称颂圣明；下达一道政令，天下都歌颂功德。这对于臣子百姓来说，本不是刻意阿谀，然而君主的耳朵就渐渐习惯这类赞美。耳朵长期被赞誉熏陶，听到不顺耳的真话就觉得逆耳。起初拒绝直言规劝之人，继而厌烦质朴不善言辞的人，久而久之，就连称颂不够巧妙的人，也遭到厌弃。这就叫作耳朵习惯听到赞美，喜好阿谀而厌恶正直。君主越聪慧，臣下越显得愚钝；君主越能干，臣下越发畏惧。群臣奔走跪拜，谄媚恭顺，抬眼所见全是这般景象；摘帽叩头，应声应答，随处可见。在臣子看来，这是恪守礼仪，然而君主的眼睛慢慢习惯这种谄媚景象。眼睛长期被媚态浸染，见到不献媚的人就觉得抵触。于是起初斥退倨傲粗直之人，继而疏远严肃敬畏君主的人，久而久之，就连逢迎不够巧妙的人也会触怒君主。这叫作眼睛习惯看到柔媚，喜好柔顺而厌恶刚直。用心处理天下事务，见得多了就认为一切不足为奇，于是高估自己，轻视他人；审慎分辨天下事务，经历久了便觉得没有难事，于是自恃雄才，轻视事情。向旁人询问，听不到自己的短处；自我反省，看不到自身过失。于是心中所想，便自信不会越轨；下达的政令，一概期待必定推行。这叫作内心习惯认同自己的判断，喜好顺从，厌恶违逆。三种积习一旦养成，就会生出一种弊病。什么弊病？就是喜爱小人、厌弃君子。任用君子、斥退小人，难道只有上古三代的君主才懂得吗？就算是末世的君主，谁不想任用君子？而且自以为聪明的君主，都认为自己任用的臣子是贤才，谁不觉得自己所用之人一定是君子，绝不是小人？但最终小人得到进用、君子遭到疏远，没有别的原因，是君主只看重才干而不看重德行。德行，是君子独有的品质；才干，君子和小人都具备，而且小人的才干往往更突出。朝堂奏对，君子言语质朴木讷，小人却巧言奉承，刚好契合君主耳中习惯的赞美。奔走应酬，君子笨拙拘谨，小人善于逢迎周旋，刚好契合君主眼中习惯的媚态。考核功绩，君子坚持本心，耻于夸耀功劳；小人善于迎合，擅长显露勤勉，这又契合君主心中习惯的认知。小人凭借自身长处，擅长投合君主喜好；君主沉溺于积习之中，不能察觉。仔细听他言辞，句句顺耳；细看他神态，容貌悦目；多次考验，他的才干合乎心意。于是小人不用邀约自然聚拢，君子不用驱逐自行远离。等到小人结党、君子离散，其中祸患哪里说得尽？追溯根源，都是三种积习造成蒙蔽。安定动乱的关键，千古同一道理，可以考证得知。当今皇上圣明临朝，如同日在中天，哪里仅仅没有这种弊病，连三种积习也不存在。但臣正是趁着积习尚未形成之时进言，如果等积习已成，就算有人察觉，也不敢进言；就算进言，也不会被听取。如今想要预先根除三种积习，永久杜绝这一弊病，不在外部，只在于君主本心。所以臣希望谈论皇上的心。古语说：‘人非圣人，孰能无过？’这是浅近的说法。圣人难道没有过失吗？只有圣人能够察觉过失，只有圣人能够改正过失。孔子说五十岁学习《易经》，可以没有大过失。周文王看待百姓如同伤者一般体恤，追求大道，总觉得尚未窥见全貌。所以贤人的过失，贤人自己能够知晓，普通人不能知晓；圣人的过失，圣人自己知晓，贤人也不能知晓。想要让人纠正自己连自身都察觉不到的过错，实在很难。因此盼望皇上内心常怀戒惧。自我反省，真切明白自身不足；观察世事，确实看见自身未能做到之处，常常谦逊而不敢自以为是。这份不敢自以为是的心念，贯穿在用人与处理政务之中。这样之后，才懂得直言规劝、相互切磋的人，是深深爱护自己；而献媚取悦的人，是蒙蔽自己，把自己推入陷阱。之后才懂得严肃敬畏、直言匡正的人，对自己助益良多；一味顺从、不加违逆的人，是推自己坠入深渊。耳目之中的积习去除，取舍的标准确定，这样朝堂之上才会充满正直贤臣，太平盛世可以期待。如果不除去自以为是的根源，就算约束本心力求谨慎，谨慎久了，觉得自己没有过错，就会认为可以稍稍放宽；磨砺心志力求勤勉，勤勉久了，觉得自己有功，就会认为可以稍稍自满。这种念头一旦萌生，起初好像对天下没有害处，殊不知嗜好安逸、追求功利的言论，渐渐入耳而不觉厌烦；善于逢迎、巧言谄媚之人，长久看见，也不觉得可憎。久而久之习以为常，或许自己都没有察觉，就被这种习气侵染，黑白可以颠倒，东西可以移位。所说的隐患藏在细微之处，一旦形成趋势便无法挽回，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大学》说‘见到贤才不能举荐，见到不贤之人不能罢黜’，以至于好恶违背人的本性；推究过失根源，都源于骄奢自满，骄奢自满，就是自以为是。由此看来，治乱的关键，在于君子小人的进退；君子小人进退的关键，掌握在君主一念之间。能自知过错，本心不用刻意恭敬，自然恭敬；看不到自身过错，本心不用刻意放纵，自然放纵。恭敬，是君子的感召，是天下安定的根本；放纵，是小人的媒介，是动乱的开端。那么追溯源流，简要概括要义，只盼望皇上时时刻刻、事事处处坚守这份不敢自以为是的本心，那么上天赋予的德行、帝王的王道，全都包含于此。”奏疏呈上，皇帝赞许采纳，将其宣示朝廷。升任孙嘉淦刑部尚书，总管国子监事务。河南郑州有一桩疑案，朝廷派遣使者前去核查，仍然不能查明实情。皇帝命孙嘉淦前往审讯，查清冤情，十多名蒙冤之人全部得以释放。乾隆三年四月，升任吏部尚书，依旧兼管刑部事务。九月，直隶总督李卫弹劾总河朱藻贪婪卑劣，耽误河工，朝廷命孙嘉淦会同尚书讷亲前去审讯，查实罪状，依法定罪。
十月，授直隶总督。当时京畿地区禁酒令十分严苛，触犯法令的人很多。孙嘉淦上疏说：“前任总督李卫在任时，一年之内查获私酿案件三百六十四起，涉案人员一千四百多人。臣到任一个月，查获私酿案件七十八起，涉案三百五十多人。这还只是上报的案件，府、厅、州、县自行了结的案件，不知道还有多少。官吏兵丁查获之后，收受贿赂私自放人的，更不计其数。这还只是犯法本人，乡保、邻里、沿途店铺、小贩受到牵连的，又不知道有多少。一省如此，其他省份可想而知。皇上爱惜生灵，慎用刑罚，人命盗案，就算判处死刑，尚且反复斟酌，寻找可以宽宥的余地。如今仅仅因为日常饮食这件事，官吏兵差把查禁私酒当作牟利的途径，百姓中弱者失去生计，强者触犯法令；私盐匪患还未平息，私酒匪徒又兴起，天下骚动不安，实在不合政体。臣从前说禁酒适合歉收之年，不适宜丰收之年，尚且是书生的错误看法。亲身处理这件事之后，才知道禁酒是掠夺百姓财物，肆意损毁；鞭打百姓，伤害皮肉；剥夺百姓生计，把人关押囚禁。饥荒过后，百姓本就没有坚定的生计依靠，一旦大量百姓失业，什么事情做不出来？歉收之年，更不能禁酒，比丰年还要严重。《周礼》记载荒年的政策，放宽禁令、免除关卡稽查，是有道理的。而且推行酒禁，不只是扰民，终究也不能真正禁绝。就算禁酒不扰民，而且能够永久禁绝，对于贫民生计、粮食储备，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有所损害。酿酒消耗粮食，说的是黄酒，酿造黄酒的酒曲必须用小麦，米料要用精米，都是五谷之中最精良的品种。而烧酒用高粱，搭配豆皮、黍壳、谷糠，酒曲用大麦制成，这些本来不是日常主食；豆皮、黍壳、谷糠这类东西，原本属于废弃物，混合之后酿成酒，可以换取钱财，酒糟还能饲养牲畜。这是化无用之物为有用之物，不是做无益之事损害有益之事。现在想要禁烧酒连同黄酒一起禁止，就没有东西供给祭祀、宴请宾客、奉养老者使用。如果不禁黄酒，只禁烧酒，省下粗劣低廉的大麦、高粱，却成倍消耗精良贵重的小麦、精米，这就是臣所说的不利于粮食储备。各类工匠制作器物，都要用粮食交换。物价太贵，损害工商业；物价太低，伤害农民。价格适中，农业与工商业才能都获利。所以农业有歉收灾年，也有丰收过剩的灾。十年之中，歉收三年，丰收七年，粮食应当有出路流通，不能只囤积起来不用。如今北方不种高粱，就没有柴薪、席料、筑墙的材料；种植高粱，秸秆可以使用，高粱籽粒也应当有销路。烧锅酿酒一旦禁止，富户不再收购高粱；贫民收获高粱，就算低价也卖不出去。高粱卖不出，而酒又是生活所需，百姓就只能卖掉米粮去买黄酒。从前一户八口之家，一年出售高粱，可以得到七八两银子；如今只能得到二三两。而购买黄酒，却要花费七八两。收入变少，支出增多，加上糠皮等杂物堆积无法变现，天然的物产收益全部丧失。日常开支，只能变卖米麦。粮食卖出，家中没有储备；粮食卖不出，各项用度都短缺。这就是臣所说损害百姓生计的地方。百姓追逐利益，如同水往低处流。没有利益，就算赏赐也不去做；有利可图，越是禁令，越会争相去做。烧锅禁止，酒就变少，酒价必然上涨，酒价高昂，私自酿酒获利就是从前十倍。有十倍的利益，百姓会不惜性命去争夺。孟子说‘君子不拿用来养育百姓的东西去伤害百姓’，本意是为民生考虑，却造成这么多滋扰，立法不能不慎重。”奏疏呈上，皇帝下诏放宽酒禁。
百姓王宰图谋夺取生员马承宗的田产，贿赂太监刘金玉等人，投献到贝勒允祐门下。孙嘉淦上疏请求交付刑部审讯定罪，皇帝赞许他能够秉公执法。百姓焦韬被诬告信奉邪教，牵连数百人，孙嘉淦为他洗清冤屈。百姓纪怀让吃料豆汁，汁液染到衣服上，恰逢村里发生杀人案，侦查之人以为衣服上是血迹，纪怀让被迫认罪。即将判决之时，正定知府陈浩查明冤情，孙嘉淦亲自审讯，为纪怀让平反。
不久命孙嘉淦兼管直隶河工，孙嘉淦筹划治理永定河。刚上任，就请求在金门闸上下游修建多处草坝，使河道水流渐渐恢复旧道。乾隆四年正月，再次上疏请求在金门闸下游增设一座草坝，引永定河回归旧河道，经由中亭河、玉带河，流到天津汇入大海。得到圣旨，命他会同总河顾琮尽心办理。孙嘉淦又上疏说：“天津南北运河与淀河在西沽汇合，流入海河。南运河水流浑浊，时间久了一定会淤塞淤积。况且全省的河水都汇集于此，秋天洪水到来，排泄不及。大学士鄂尔泰曾经上奏获准，在静海独流开挖引河，这实在是下游治水的关键。但是开挖河道容易，让河水顺利入海很难，如果中途堵塞，一定会再次泛滥成灾。而且海口深挖，又担心海水倒灌。臣等人现在勘察全省水道，凡是多条河流交汇、流入淀湖、入海的要道，有急需疏浚修整的，就在今年夏天动工兴修。”奏疏得到批复。五月，晋升太子少保。
乾隆五年九月，上疏说：“直隶境内大河干流，有永定河、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四条，加上东西两处淀湖。治理永定河，计划在叶淀东侧开挖引河，从西沽向北入海；治理子牙河，计划疏浚新河，引上游各条河水汇入淀湖，打开旧河东堤，使河水渐渐从西沽向南入海；治理北运河，两岸清除泥沙，裁弯取直，疏浚减河，加固堤防；治理南运河，两岸修筑遥堤，疏浚河道，让水流走主河道，在安陵镇修建水闸，疏浚三十多里减河，汇入老河口入海；治理西淀，计划开通白沟河旧道，汇入中亭河，九桥以南另外开挖一条河道，同时疏浚青门河分支分流。下游水道通畅之后，再把金门闸西引河改向东侧，在苑家口的堤道修建五座木桥，让积水顺利通行；治理东淀，计划疏浚上游三岔河，拓宽加深，杨家河、卞家河洼等地开挖引河，几条河道并行向东，在西沽汇合。这样四条大河顺循水道，两处淀湖排水通畅。”另外引导永定河改回旧河道，各项工程完工，皇帝予以嘉奖。当时江南总督高斌入京，皇帝命他会同孙嘉淦商议河务。十月，二人联合上疏说：“永定河应当从固安以南、霸州以北顺势向东流，接入东淀，抵达西沽入海，上游涨水自然消退。霸州北部应当筑堤保护城池；保定县西新庄到城东路甿村一带堤根紧邻激流，应当加厚加宽。路甿村向东到艾头村，连接屯田围埝大约五十多里，计划修筑月堤作为第二重屏障。”孙嘉淦正一心引永定河回归旧道，河水泛滥，沿河各州县遭受水灾。乾隆六年正月，皇帝下谕：“朕听闻永定河工程处置不当，固安、良乡、涿州、雄县、霸州各州县田地多被淹没，孙嘉淦不能推卸责任。”于是派大学士鄂尔泰前往勘察。鄂尔泰请求暂时封堵金门闸上游的放水口。孙嘉淦上奏：“刚开又堵，和放水的本意完全相反，将来泥沙淤积到玉带河，恐怕造成更大的祸患。”皇帝谕旨：“这份奏疏说得固然有理，但是鄂尔泰行事谨慎，想要筹划万全之策，你不必固执己见。这件事你主动承担重任，但处置不善，朕不能为你掩饰。但是朕终究认为你的本心没错，不像顾琮那样摇摆不定、心怀机巧。”后来皇帝巡视天津，查看中亭河工程，写诗记事，仍然批评孙嘉淦规划失当。
同年八月，调任湖广总督。乾隆七年五月，上疏说：“内地武官不能干预民间事务。唯独苗疆不是这样。文官不敢轻易进入峒寨，只派差役催收赋税，拿着传票滋扰百姓。诉讼、劫掠杀人的案件，全都交给武官处理。武官有威权，随之就摊派征敛。于是借着公务搜刮财物，文官武官各自下达命令；借着事端索要财物，兵差争相逞凶。甚至没收百姓家产，侮辱妇女。苗民不堪忍受愤怒，以死相抗，于是仇怨冲突产生。地方大员，有的主张征剿，有的主张安抚，意见不一。行文勘察调查，动辄历时数月。苗人提前得知消息，预先防备，各处串联，饮血酒、传递木刻信号，动乱极易爆发，平定却十分艰难。就算侥幸平定，后继官员依旧重蹈旧辙，搜捕株连，滋扰更加严重。苗、瑶百姓无处申诉，伺机再次起事，只凭武力对抗。历来治理苗疆的官员，既没有安抚养育百姓的办法，又没有约束管理的方略。无事之时肆意掠夺盘剥，出事之后只知征剿杀戮。杀戮平定之后，继续掠夺盘剥。盘剥久了，势必再次引发征剿。长久循环，何时才能终止？古语说：善于处理政务的人，顺应形势加以引导。苗人分散居住，各有头人。凡是作奸窝藏盗匪之处，官兵探查不到的，头人能够知晓；争斗劫杀的案件，官府法令难以调解的，头人能够调停。所以治理苗疆，关键在于治理头人，命令各寨以头人为寨长。一个峒之内，选取头人之中众人信服的人为峒长，让峒长约束各寨长，听从县令管辖。苗人有纠纷，寨长无法处理，上报峒长；峒长不能解决，再上报县令。如此治理苗疆，就能抓住纲领，地方官府也能做到令行禁止。而且峒长经常拜见地方长官，有纠纷可以告官裁断，不会发生仇杀。地方长官经常接见峒长，可以当面教导法令，不会被差役蒙蔽。滋扰祸害杜绝，民心就容易归服。这就是立法简约，顺应民俗加以引导。”
乾隆八年正月，朝廷任命孙嘉淦代理福建巡抚，还没有赴任，湖南粮道谢济世弹劾善化知县樊德贻、衡阳知县李澎超额征收漕米。巡抚许容包庇樊德贻等人，上疏弹劾谢济世，皇帝命孙嘉淦审讯查办。长沙知府张琳核查衡阳徭役，查出超额收粮的实情，上报代理粮道仓德。布政使张璨写信给仓德，请他改动府里上报的文书。仓德不肯依从，把实情上报孙嘉淦以及漕运总督顾琮。孙嘉淦想要压下这件案子，而顾琮把事情上报朝廷。御史胡定又弹劾仓德，把文书递交都察院。皇帝派遣侍郎阿里衮前去查办，判定谢济世无罪。皇帝责备孙嘉淦徇私包庇，革去官职，罚他修建顺义城工程赎罪。
乾隆九年，授宗人府府丞。乾隆十年，升任左副都御史。乾隆十二年，因为年老请求退休，得到准许。乾隆十四年，征召入京，在上书房供职。乾隆十五年正月，授兵部侍郎。八月，提拔为工部尚书，代理翰林院掌院学士。乾隆十七年，升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去世，享年七十一岁，谥号文定。
孙嘉淦做官立下八条自守准则：侍奉君主忠诚而不张扬；与人共事谦逊而不骄矜；权势之争主动避让；有功绩而不谋求名声；处理事务适可而止，懂得抽身；言语删去无用的辞藻；坚守本心，不刻意迎合众人；节俭用度，廉洁取财。用这八条自我警戒。他以直言敢谏闻名，乾隆初年上疏匡正君德，尤其被当时人推崇羡慕。乾隆四年，京城民间流传孙嘉淦的奏疏底稿，弹劾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人。高宗下谕，令步军统领、巡城御史严加禁止。乾隆十六年，又有人传抄孙嘉淦的奏疏，指责皇帝失德，提出五件不可理解之事、十大过失。云贵总督硕色上报此事。皇帝下令追查来源，派遣使者督办审讯。案件辗转牵连，波及六省，历时三年，最终判定是江西卫千总卢鲁生伪造奏疏，卢鲁生判处死刑。高宗知道这件事和孙嘉淦无关，对他的恩宠没有减少，孙嘉淦更加自我收敛。他曾经著书阐释《春秋》大义，写完之后自己觉得不够完善，就把书稿焚毁。
孙嘉淦的儿子孙孝愉，凭借荫生身份授刑部主事，官至直隶按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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