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奇龄，字大可，又名甡，萧山人。四岁时，母亲口头传授《大学》，他就能背诵。幼年时，陈子龙担任推官，十分喜爱毛奇龄，于是将他补为诸生。明朝灭亡，毛奇龄在学宫哭吊三日。山贼作乱，他逃到城南山中，修筑土屋，在里面读书。
顺治三年，明朝保定伯毛有伦率领宁波的军队抵达西陵，毛奇龄进入毛有伦军中。当时马士英、方国安与毛有伦互为犄角。毛奇龄说：“方国安、马士英都是祸国奸贼，您为东南高举义旗，怎么能和这两个奸贼共事？”方国安听说后十分恼恨，想要杀他，毛奇龄于是脱身逃走。后来仇家多次构陷他，他便改换姓名叫王士方，流亡四处。等到祸事平息，以原名进入国子监读书。康熙十八年，被举荐参加博学鸿儒科考试，列为二等，授翰林院检讨，担任《明史》纂修官。康熙二十四年，充任会试同考官，不久请假回乡，患上痹症，就不再出仕。毛奇龄最初写《毛诗续传》三十八卷，后来因为躲避仇家，流寓江淮一带，书稿遗失。于是凭记忆写成《国风省篇》《诗札》《毛诗写官记》。又在江西参议道施闰章的官署，和湖广杨洪才讨论《诗经》，写成《白鹭洲主客说诗》一卷。明代嘉靖年间，鄞县人丰坊伪造《子贡诗传》《申培诗说》流传世间，毛奇龄撰写《诗传诗说驳议》五卷，引用各类典籍，多有订正辩驳。等到做官之后，进献自己所作《古今通韵》十二卷，圣祖十分欣赏，下诏交付史馆收藏。
辞官回乡之后，毛奇龄租屋居住在杭州，撰写《仲氏易》，一天注解一卦，一共六十四天完成全书。托称是兄长毛锡龄遗留的言论，所以命名为“仲氏”。又写《推易始末》四卷，《春秋占筮书》三卷，《易小帖》五卷，《易韵》四卷，《河图洛书原舛编》一卷，《太极图说遗议》一卷。他阐释《易经》，阐发荀爽、虞翻、干宝、侯果各家学说，兼及卦变、卦综的方法。毛奇龄担任会试分校考官时，批阅《春秋》考卷，内心不认同胡安国《春秋传》的偏颇，有意著书阐发，到这时便依据经文阐发义旨，写成《春秋毛氏传》三十六卷，《春秋简书刊误》二卷，《春秋属辞比事记》四卷，书中条例清晰，考据精密翔实。他还打算完整注解礼经，因为年老多病没能完成，于是依次撰写关于昏礼、丧礼、祭礼、宗法、宗庙制度以及郊祭、社祭、禘祭、祫祭、明堂、学校等问题的问答文字，很多观点是前代儒者未曾论及的。至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他都各有考证；而《大学证文》以及《孝经问》，征引古今文献，辩驳后世儒者篡改经文的错误，立论十分端正。
毛奇龄博览群书，自许最高的就是经学，但喜好辩驳诘难，别人已经说过的观点，他一定极力提出相反论点。从宋代吴棫开始，很多人怀疑《古文尚书》是伪作；等到阎若璩写成《古文尚书疏证》，毛奇龄却极力辩白它是真经，于是写成《古文尚书冤词》。又删减从前所作《尚书广听录》为五卷，想要胜过阎若璩。而对于《周礼》《仪礼》，毛奇龄又认为是战国时期的著作。他写的《经问》，点名攻驳的只有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三人。因为这三人学问广博、名望很重，值得辩驳，其余的学者不值一提，他就是这样高傲自负。
毛奇龄一向通晓音律，家中藏有明代宗藩流传下来的唐乐笛色谱。在史馆任职的时候，依据这份谱写成《竟山乐录》四卷。等到赋闲在家，听闻圣祖和群臣讨论乐律，讲到径一围三、隔八相生的法则，于是推演考证，撰写《圣谕乐本解说》二卷、《皇言定声录》八卷。康熙三十八年，圣祖南巡，毛奇龄到嘉兴迎驾，进献《乐本解说》二卷，皇帝温言嘉奖慰劳。圣祖第三次巡幸浙江，毛奇龄再次到行宫觐见，皇帝赏赐御书一幅。康熙五十二年，毛奇龄在家中去世，终年九十一岁。弟子蒋枢整理编辑他的遗作，分为经集、文集两大部分。经集从《仲氏易》起一共五十种；文集收录诗、赋、序、记以及其他杂著，合计二百三十四卷。《四库全书》收录毛奇龄著作多达四十余部。毛奇龄辨析订正河图洛书之说，排击异端学说，对经学义理贡献极大。弟子李塨、陆邦烈、盛唐、王锡、章大来、邵廷采等人，留下著述的很多。李塨、邵廷采各自有传记。
陆邦烈，字又超，平湖人。曾经搜集毛奇龄经学论述汇编成《圣门释非录》五卷，认为圣人问答的口语记载，不能全都否定。
阎若璩，字百诗，太原人。家族世代经营盐业，侨居淮安。父亲阎修龄，以诗歌闻名。阎若璩自幼多病，读书默默记诵不出声。十五岁，凭借商籍补授山阳县学生员。研究经史，深造自得。曾经摘录陶弘景、皇甫谧的话题写在柱子上：“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暇日。”他立志便是如此。国内名士路过淮安，必定住在他家。二十岁，读《尚书》读到古文二十五篇，就怀疑它有讹伪。潜心钻研三十多年，才完全找到它的破绽，写成《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引经据典，逐条陈述其中矛盾之处，《古文尚书》为伪书的事实彻底明晰。书中列举一百二十八条例证。毛奇龄写《古文尚书冤词》千方百计诘难反驳，终究不能用强词歪曲正理，因为阎若璩立论有文献依据，牢不可破。
康熙元年，阎若璩游历京城，不久改回太原原籍，补廪膳生。康熙十八年，参加博学鸿儒科考试，落第。昆山顾炎武把自己写的《日知录》拿给他请教，阎若璩当即修改订正数条，顾炎武虚心采纳。编修汪琬著《五服考异》，阎若璩指出其中谬误，尚书徐乾学为之叹服。等到徐乾学奉皇帝诏令编纂《一统志》，在洞庭山开设书局，阎若璩参与这项工作。阎若璩对于地理尤其精熟审慎，山川形势、州郡沿革，了然于心。撰写《四书释地》五卷；对于人名、名物、训诂、典章制度，每件事都追寻根源，每句话都寻找依据，多方参证，贯通很多问题。又依据《孟子》七篇，参考《史记》等典籍，写成《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还著有《潜丘札记》六卷，《毛朱诗说》一卷，亲手校勘《困学纪闻》二十卷，在王应麟原书基础上辩驳旧注、阐发推广。另有《日知录补正》《丧服异注》《宋刘攽、李焘、马端临、王应麟四家逸事》《博湖掌录》等书。
世宗还在藩邸的时候听说他的名声，请他入府，索取阅读他的著作，每呈上一篇都称赞。阎若璩病重，请求搬到城外，用大床当作车舆，上面搭设青纱帐，二十个人抬着外出，安稳如同卧床。康熙四十三年，阎若璩去世，终年六十九岁。世宗派遣官员料理丧事，亲自写四首挽诗，又作文祭奠。祭文中写道：“读书等身，一字无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众人都说只有阎若璩才配得上这句评价。
儿子阎咏，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也擅长写文章。同一时期山阳的学者，还有李铠、吴玉搢。
李铠，字公凯。顺治十八年进士，补奉天盖平县知县。康熙十八年，被举荐参加博学鸿儒科考试，授翰林院编修，参与修撰《明史》，屡次升迁官至内阁学士。著作有《读书杂述》《史断》，王士祯称赞他的学问有本源。
吴玉搢，字藉五。担任凤阳府训导。著有《山阳志遗》《金石存》《说文引经考》《六书述部叙考》，又写《别雅》五卷，辨析六书中的假借，贡献很大，不是普通俗儒剽窃模仿所能企及。
惠周惕，字元龙，原名惠恕，吴县人。父亲惠有声，在家乡讲授九经，和徐枋交好。惠周惕年少时跟随徐枋游学，又曾经师从汪琬。康熙十八年，被举荐参加博学鸿儒科，因遭逢丁忧，没有参加考试。康熙三十年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之后，改任密云县知县，政绩良好，在任上去世。
惠周惕精深于经学，写文章合乎法度，著有《易传》《春秋三礼问》以及《砚溪诗文集》。他的《诗说》二卷，认为《大雅》《小雅》是依照乐音区分，不是依照政事区分；认为正雅、变雅的赞美讥刺交错并存，不必硬性划分《六月》以上为正雅、《六月》以下为变雅；《文王》以下为正雅、《民劳》以下为变雅。认为《周南》《召南》二十六篇，都是闺房燕乐，不必拘泥于诗中所指的具体人物。认为天子、诸侯都可以作颂，《鲁颂》并不算僭越，这些观点全都有依据。清代两百多年，研究汉代儒学的学者，必定以东吴惠氏为首。惠氏三代传承经学，惠周惕是开创之人。
儿子惠士奇，字天牧。康熙五十年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两次充任会试同考官。圣祖曾经问朝中大臣谁擅长作赋，内阁学士蒋廷锡举荐王顼龄、汤右曾以及惠士奇三人。康熙五十七年，孝惠章皇后升祔礼完成，特地命惠士奇前去祭告炎帝陵、舜陵。旧例，祭告的使臣，只有学士以上官员才能列入人选，惠士奇仅仅是编修却获此任命，属于特殊恩典。康熙五十九年，充任湖广乡试正考官，不久提督广东学政，以经学倡导读书人，三年之后，通晓经书的学子增多。他曾说：“学官就是古代的博士，如果学官没有博士的才学，弟子又效法什么？”访查到海阳进士翁廷资，立即上疏举荐补授韶州府学教授，礼部商议驳回，不予批准。圣祖说：“惠士奇举荐之人，想来不是徇私，准允他的请求，下不为例。”
雍正初年，再次命他留任。后来召回京城，奏对不合皇帝心意，罚他修筑镇江城。家产耗尽，工程停工，被削除官籍。乾隆元年，重新起用为侍读，免除他亏欠的修城银两，命他纂修三礼。四年之后，告老还乡，在家中去世。
惠士奇壮年同时研习经史，晚年对经学钻研更深，撰写《易说》六卷，《礼说》十四卷，《春秋说》十五卷。对于《易经》，逐条解释卦爻，以象数为主，极力矫正王弼以来空疏解经的弊病。对于礼学，疏通古音古字，全部消除疑惑歧义；又征引诸子百家文献，有的用来证明周代制度，有的参照郑玄所引汉代旧制，借以推求周代礼制，阐发各项典制设立的深层用意。对于《春秋》，史实依据《左传》，论断多采用《公羊传》《谷梁传》，大体承袭宋代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沈棐《春秋比事》，但典籍考据更为详实。晚年写成《大学说》一卷，认为“亲民”不应当读作“新民”。讨论格物，不外本末、终始、先后，也就是絜矩之道不外上下、前后、左右，能够穷究义理纲要。另著《交食举隅》三卷，《琴笛理数考》四卷。惠士奇有七个儿子，惠栋最为知名。
惠栋，字定宇，元和生员。从小专心向学，家中藏书很多，日夜诵读。经、史、诸子、野史杂记以及七经纬书之类学问，无不研读。文字训诂以《尔雅》为本，六书以《说文》为本，其余涉猎《急就章》《经典释文》、汉魏碑刻，《玉篇》《广韵》之后的字书音韵典籍也广泛阅览。乾隆十五年，皇帝下诏举荐精通经书、品行修洁的士人，陕甘总督尹继善、两江总督黄廷桂接连上疏举荐他。恰逢大学士、九卿索要他的著作，书稿还没来得及进呈，惠栋就辞官回乡。
惠栋熟习贯通各部经书，认为古字古音的训释，只有经师才能辨别，于是撰写《九经古义》二十二卷。尤其精通《易经》，撰写《易汉学》八卷，搜集孟喜、虞翻、荀爽遗留的学说，展示汉易大体面貌。末篇附上自己的见解，阐发汉易的义理，辨析订正河图、洛书、先天、太极之学。《易例》二卷，熔铸旧说阐发《易经》固有的体例，实际是惠栋阐释易学各家的总纲。他撰写《周易述》二十三卷，以荀爽、虞翻学说为主，参考郑康成、宋咸、干宝之说，提炼要义作注，推演义理作疏。书稿将近完成时惠栋病重，缺《革》至《未济》共十五卦以及《序卦传》《杂卦传》两篇。虽然是未完成的著作，但中断一千五百多年的汉易学，到这时重放光彩。撰写《明堂大道录》八卷，《禘说》二卷，认为禘祭在明堂举行，明堂的制度本源出自《易经》。《古文尚书考》二卷，辨析郑康成所传二十四篇是孔壁出土的真古文，东晋晚出的二十五篇是伪书。又撰《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王士祯精华录训纂》二十四卷，还有《九曜斋笔记》《松崖文钞》等书。嘉定钱大昕曾经评论：“宋元以来解经的著作堆满屋宇，高明者蔑视古训，夸耀自己心得；低劣者剽袭别人言论当作己作。唯独惠氏世代坚守古学，惠栋造诣尤其精深。类比前代儒者，水平介于何休、服虔之间，马融、赵岐等人比不上他。”惠栋去世，终年六十二岁。弟子中知名的，余萧客、江声最为质朴笃实。
余萧客，字古农，长洲人。撰写《古经解钩沉》三十卷，凡是唐代以前的旧注，从各家经解引文，旁及史书、类书，只言片语，全部收录。清代经学兴盛，著书之人争相发掘古说，余萧客这部书就是代表之一。余萧客又写《文选纪闻》三十卷，《文选音义》八卷。江声另有传记。
陈厚耀，字泗源，泰州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官苏州府学教授。大学士李光地举荐他通晓天文、算法，皇帝召见，改授内阁中书。皇帝命他演算测试，画三角形，命求中线以及弧长尺寸，陈厚耀写成札子进呈，全部符合要求。授翰林院编修，入内廷值班。陈厚耀学识渊博，入直内廷之后，兼通几何算法，学问更加精进。升任国子监司业，转左春坊左谕德，因年老请求退休，在家中去世。
陈厚耀用天文历算的方法研究《春秋》，曾经补订杜预《长历》，写成《春秋长历》十卷。全书凡有四个部分：第一叫历证，广泛引用《汉书》《续汉书》《晋书》《隋书》《唐书》《宋史》《元史》、《左传》注疏、《春秋属辞》、《天元历理》等各类说法，证明历法推算的差异。其中引用《春秋属辞》记载杜预讨论日月差错的一段文字，是注疏本没有收录的；又引用《大衍历义·春秋历考》一条，也是《唐志》没有著录。第二叫古历，采用古法，以十九年为一章，从每章开端，推算契合周历正月朔日冬至。前面列出算法，后面以春秋十二公纪年，横向列为四章，纵向列出十二公，编排成表，探求历元。第三叫历编，罗列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推算朔日、闰月以及月份大小，用经文、传文的干支作为佐证，叙述杜预的说法并加以考辨。第四叫历存。古历推算隐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预《长历》则定为辛巳朔，实际是古历推算的上一年十二月朔，杜预认为隐公元年之前少算了一个闰月，这是依据经、传干支排列推知。陈厚耀认为如果依从杜预说法，隐公元年到七年，记载的日食日期大多还算吻合，但和隐公二年八月庚辰、隐公四年二月戊申的记载不能相合。而且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推算结果全都出错。隐公元年之前不是少一个闰月，而是多了一个闰月，于是确定隐公元年正月为庚戌朔，比杜预长历退后两个月，推算到僖公五年为止。僖公五年之后的朔日、闰月，全部和杜预历法吻合，因此不再继续向后推算。
又撰写《春秋战国异辞》五十四卷、《通表》二卷、《摭遗》一卷，《春秋世族谱》一卷。邹平马骕作《绎史》，兼采三传、《国语》《战国策》；陈厚耀采集史料，则超出这五部典籍之外，独自承担这种艰难的工作。《春秋世族谱》一书，可以和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互相印证，春秋氏族之学，几乎完备。陈厚耀另著《礼记分类》《十七史正讹》等书，如今已经失传。
臧琳，字玉林，武进人，诸生。研究经书以汉代注、唐代疏为主，教人读书先学《尔雅》《说文》。他说：“不认识字，凭什么读书？不通训诂，凭什么通晓经书？”闭门著述，世间很少有人知道他。著有《尚书集解》一百二十卷，《经义杂记》三十卷。阎若璩称赞他深明两汉之学；钱大昕校定他的书，评价：“实事求是，分辨精细审慎，却不曾轻易诋毁前代哲人，真是务实而不追求虚名的人。”
玄孙臧庸，本名臧镛堂，字在东。和弟弟臧礼堂一同师从钱塘卢文弨。性格沉静质朴，学术精密审慎。接续高祖几乎断绝的学问，仿照《经义杂记》写成《拜经日记》八卷，高邮王念孙极为称赞。他编撰《孟子年谱》，辨析齐宣王、齐湣王名字的讹误，闽县陈寿祺赞叹见识卓绝。另著《拜经文集》四卷，《月令杂说》一卷，《乐记二十三篇注》一卷，《孝经考异》一卷，《子夏易传》一卷，《诗考异》四卷，《韩诗遗说》二卷、《订讹》一卷，校《郑康成易注》二卷。他辑录《子夏易传》，考证这部书是汉代韩婴所作，并非卜子夏。《诗考异》主旨近似王应麟，但每条都亲自搜集考证，不照搬王应麟旧本。臧庸最初经由宝应刘台拱结识仪征阮元，之后大多在阮元府中坐馆。阮元抄写副本保存，把原书归还他家。嘉庆十六年去世，终年四十五岁。
臧礼堂，字和贵。侍奉双亲极为孝顺。父亲臧继宏长期患疟疾，冬天畏惧炭火，臧礼堂悄悄用自己身体温暖被褥。守丧合乎礼制，从不大笑。母亲身患重病，他割下大腿肉入药，私下向神明祈祷，愿减自己寿命延长母亲寿数。娶胡氏为妻，新婚当晚，教妻子孝悌之道，慢慢讲解让她熟记，才行合卺之礼，全家受感化。尤其精通文字学，擅长校勘，被各地贤士敬重。师从钱大昕，学问更加精进。喜好许慎《说文解字》，撰写《说文经考》十三卷。仰慕古代孝子、孝女、孝妇事迹，写成《孝传》一百几十卷。另有《尚书集解案》六卷，《三礼注校字》六卷，《春秋注疏校正》六卷。去世时年仅三十岁。
任启运，字翼圣，宜兴人。年少读《孟子》，读到最后一章就哽咽，深恐儒家道统失传。家中贫穷，没有藏书，向别人借书阅读。夜里没有灯油，拿着书借着月光诵读，甚至移动墙壁继续读书不停止。以孝顺父母闻名。五十四岁，乡试中举。雍正十一年，赴京城参加会试。恰逢世宗询问有无精通性理之学的学者，尚书张照举荐任启运。皇帝特别下诏进行廷试，任启运以“太极像什么”作答，文稿进呈御览，得到嘉奖。恰逢考中进士，于是在传胪前一日被引见，特授翰林院检讨，在阿哥书房行走。皇帝曾经问他“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含义，任启运回答：“生死是同一道理，不懂得生，哪里懂得死。”皇帝说：“这是贤人的境界，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层次。继续修养，久了自然明白。”过一年，他患病，皇帝赐药派医诊治。一个月后他入宫谢恩，特旨允许沿着廊缓步入内。皇帝当面告诉他：“我知道你不是尧舜那样的圣人，不敢随便在帝王面前空谈大道。你务必自爱。”命侍臣搀扶他出去，远远目送。
高宗即位，依旧命他在书房行走，署日讲起居注官，不久升任中允。乾隆四年，迁侍讲，晋升侍讲学士。乾隆七年，擢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八年，充三礼馆副总裁官，不久升宗人府府丞。九年，在御赐宅第去世，终年七十五岁。朝廷拨国库银两办理丧事，赐祭葬。
任启运学问尊奉朱熹。他认为各部经书都已经有朱子的传注，唯独礼经没有完备阐释，于是撰写《肆献祼馈食礼》三卷。认为《仪礼》中的《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都是士人的礼，于是依据三礼以及其他传记中有关王者礼仪的内容推求；经文缺载之处，就参考注疏补充，一共五篇：一为祭统，二为吉蠲，三为朝践，四为正祭，五为绎祭。书名取自《周礼》“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的文字。相比黄幹续写的《祭礼》，更加精密。又写《宫室考》十三卷，在李如圭《释宫》之外重新分类：门、观、朝、庙、寝、塾、宁、等威、名物、门的大小宽窄、明堂、方明、辟雍，考据十分精审。《仪礼》一书长久成为绝学，任启运钻研贯通，让条理清晰，不愧穷经之名。又《礼记章句》十卷。因为朱熹已经为《大学》《中庸》写成章句，那么《曲礼》以下四十七篇，都可以整理章句。只是传世的篇次顺序错乱，于是仿照郑康成编排《仪礼》的体例，调整前后次序，合并为四十二篇。对于有关人伦纲纪、被秦汉元明轻易改动的地方，详细阐述观点，留给后世研究礼学的人参考取舍。此外还有《周易洗心》九卷，《四书约指》十九卷，《孝经章句》十卷，《夏小正注》，《竹书纪年考》，《逸书补》，《孟子时事考》，《清芬楼文集》等。《周易洗心》是六十岁所作，观卦象、玩味文辞，时常阐发精深义理。
任启运刻苦钻研，蒙受皇帝特殊知遇，更加想要报答。七十二岁，还写下自责文字：“孔、曾、思、孟，实惟汝师。日面命汝，汝顽不知，痛自惩责，涕泗涟洏。呜呼老矣，瞑目为期。”等到担任三礼馆总裁，十分欣喜，于是取出内府藏书，平心参校，目阅手写，常常到夜半不停。立论一定依据天道，斟酌人情，务求契合朱熹遗意。心神耗损，最终因此离世。
乾隆十四年，下诏举荐通晓经学之士，上谕评价“任启运研穷经术，敦朴可嘉”。三十七年，命全国搜集古今典籍，高宗谕旨：“历代名臣以及本朝学界名宿，原有诗文专集；还有近年潜心经史、本源风雅，像顾栋高、陈祖范、任启运、沈德潜等人，各自著述成书，不是空洞杂论可比。都应当全部查访。市面上流通的，可以酌情购求；私家收藏的，可以官府缮印。若是没有刊刻，只有抄本留存的，可以抄录副本，原本归还藏家。使典籍藏于秘府，以备阅览。”于是收录任启运著作四种，收入《四库全书》。
全祖望，字绍衣，鄞县人。十六岁就能写古文，研讨经史，考证掌故，补为诸生。雍正七年，学政王兰生选拔他充贡生，进入京城，不久考中顺天府乡试。户部侍郎李绂读到他的文章，说：“这是王应麟、黄震之后第一人！”乾隆元年，被举荐博学鸿词。当年春天会试，先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不再参加鸿词科考试。当时张廷玉主持朝政，和李绂不和，一并厌恶全祖望；全祖望也不去拜见。乾隆二年，庶吉士散馆，被列为最末一等，分派做知县，于是不再出仕。博学鸿词科待试人员尚未齐集，李绂问全祖望，全祖望记下四十多人，分别写明各人所长。他性格刚直，回乡之后，贫穷多病，连饭都难以维持，别人馈赠财物，一概不收。主持蕺山、端溪书院讲席，被读书人敬重。乾隆二十年，在家去世，终年五十一岁。
全祖望治学渊博无边，各类典籍无不贯通。在翰林院时，和李绂一起借阅《永乐大典》阅读，每人每日读二十卷。当时开设明史馆，他六次写信给史馆，先论艺文志，其次论表，再论忠义、隐逸两篇列传，史馆都认可他的意见。一生敬服黄宗羲。黄宗羲表彰明末忠义之士，全祖望进一步搜集明末乡里旧事、亡国遗闻加以补充，详尽可靠，可以当作续史。黄宗羲《宋元学案》才写成草稿，全祖望广泛搜集群书增补编订，编成一百卷。又七次校勘《水经注》，三次笺释《困学纪闻》，足以看出他潜心古籍之深。又答复弟子董秉纯、张炳、蒋学镛、卢镐等人提出的经史疑难，记录为《经史问答》十卷。仪征阮元曾说，经学、史学、文辞三者，得其一就足以传世，而全祖望一身兼具。他的《经史问答》，足以接续古贤、启发后学，可以和顾炎武《日知录》并列。晚年删定文稿，删去十分之三，编成《鲒埼亭文集》五十卷。
同乡弟子蒋学镛，字声始。乾隆三十六年举人。跟随全祖望习得黄宗羲、万氏学派，尤其传承史学。
董秉纯，字小钝。乾隆十八年拔贡，补广西那地州州判，升任秦安县知县。全祖望文集内集、外集，全都由董秉纯一人编定。
沈彤，字果堂，吴江人。年少勤学，专心研治经书。贯通前人各家异同，折中取舍恰当。乾隆元年，举荐博学鸿词，落第。参与修撰三礼以及《一统志》。书修成之后，授九品官，因双亲年老回乡。
沈彤通晓三礼。欧阳修曾经提出《周礼》官员多、田地少，俸禄供给不足的疑问，后世大多沿袭此说；即使有人辩驳，也只用兼任官职来解释。沈彤详细考求周代制度，撰写《周官禄田考》，辩驳欧阳修的说法。全书分官爵数、公田数、禄田数三篇，推算极为精密。这个论点，自郑玄注、贾公彦疏之后，可以说是独到创见。又撰《仪礼小疏》一卷，选取《士冠礼》《士昏礼》《公食大夫礼》《丧服》《士丧礼》作疏笺，可以订正旧注讹误。《果堂集》十二卷，大多是订正经学的文章，如《周官颁田异同说》《五沟异同说》《井田军赋说》《释周官地征》等篇，征引典籍翔实。另有《春秋左氏传小疏》《尚书小疏》《气穴考略》《内经本论》。
沈彤极为孝顺，双亲亡故之后，三年不吃荤、不宿内室。平日常研究经世实务，所作《保甲论》，后来吴德旋读到，称赞写得最好。去世，终年六十五岁。
蔡德晋，字仁锡，无锡人。雍正四年举人。乾隆二年，礼部尚书杨名时举荐蔡德晋通晓经学、品行端正，授国子监学正，升任工部司务。蔡德晋曾经说张载以礼教人，最得孔子博文约旨的要义，所以他约束自身十分严格。他阐释三礼，很多观点前人未曾阐发。著《礼经本义》十七卷，《礼传本义》二十卷，《通礼》五十卷。
盛世佐，字庸三，秀水人，任贵州龙里知县。撰写《仪礼集编》四十卷，汇集各家注解研讨辨析，立论严谨。杨复《仪礼图》流传已久，但其说法依据注疏，时常曲解注疏本意，盛世佐一一订正；对于各家谬误，辨析尤其详尽。
江永，字慎修，婺源人。做了几十年诸生，博通古今，专心研读十三经注疏，对三礼用功最深。朱熹晚年研治礼学，撰写《仪礼经传通解》，书稿没有完成，黄榦、杨复相继续编，也不是完书。江永于是广泛搜罗考证，大纲细目，全部依照吉、凶、军、嘉、宾五礼旧次序，题名为《礼经纲目》，一共八十八卷。征引各类典籍，订正阐发，足以完成朱熹未竟的事业。他曾经到京城一次，桐城方苞、荆溪吴绂向他请教礼经疑难，全都深深折服。读书善于深思，擅长对比考证，通晓历法、钟律、音韵。岁实消长，前人多有讨论，梅文鼎粗略谈及授时历，也心存疑问。江永提出见解：应当以恒气为标准，依据天体远近推算定气，不必讨论岁实消长，论断十分精当。讨论黄钟宫调，依据《管子》《吕氏春秋》纠正《淮南子》。讨论古韵平、上、去三声分为十三部，入声分为八部，三代以上古音由此条理清晰。晚年读书有心得，随手记录。认为《周易》以反对卦排列次序，卦变应当从反对卦中求取。否卦反转就是泰卦，泰卦反转就是否卦，所以“小往大来”“大往小来”，就是这个例子。凡是称“来、下、反”，是从反卦的外卦来居于内卦；凡是称“往、上、进、升”，是从反卦的内卦去往外卦。又认为兵、农分离，春秋时代就已经如此，不是起于秦汉。用《管子》《左传》佐证：军队常驻国都附近，乡间务农之人本就不属于军队。他对经传的考证，大多如此精密审慎。
著作有《周礼疑义举要》七卷，《礼记训义择言》六卷，《深衣考误》一卷，《律吕阐微》十卷，《律吕新论》二卷，《春秋地理考实》四卷，《乡党图考》十一卷，《读书随笔》十二卷，《古韵标准》四卷，《四声切韵表》四卷，《音学辨微》一卷，《河洛精蕴》九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发微》《冬至权度》《恒气注历辨》《岁实消长辨》《历学补论》《中西合法拟草》各一卷，《近思录集注》十四卷，《考订朱子世家》一卷。乾隆二十七年去世，终年八十二岁。弟子很多，戴震、程瑶田、金榜最能传承他的学问。戴震、金榜各自有传记。
程瑶田，字易畴，歙县人。读书善于深入思考，师从江永。乾隆三十五年举人，选授太仓州学正。以身作则教化学子，清廉自持。辞官回乡的时候，钱大昕、王鸣盛都赠诗推崇，甚至把他和平湖陆陇其并称。嘉庆元年，被举荐孝廉方正。同期举荐的众人之中，公认钱大昭、江声、陈鱣三人最为优秀，阮元却独独认为程瑶田为第一。一生著述，擅长多方搜求、曲折考证，不肯依附旧传旧注。著作有《丧服足征记》《宗法小记》《沟洫疆里小记》《禹贡三江考》《九谷考》《磬折古义》《水地小记》《解字小记》《声律小记》《考工创物小记》《释草释虫小记》。年老失明，还口述内容，由孙辈整理写成《琴音记》。戴震自己说，在精密程度上尚且不如他。
褚寅亮，字搢升，长洲人。乾隆十六年召试举人，授内阁中书，官至刑部员外郎。褚寅亮年少就以学识广博闻名，心思敏锐，史书文字讹误，一眼就能订正。中年潜心经学，全部以注疏为归依。研究礼经将近三十年，恪守传统家法，专门尊奉郑玄之学。郑玄《周礼》《礼记》的注，被浅薄之人随意讥评；唯独《仪礼》是冷门学问，能阐发它的人几乎没有，胡乱指责的人也不多。只有敖继公《仪礼集说》，常常擅自窜改经文，暗中迁就自己的学说。后世儒者苦于旧注难读，喜爱敖继公文字平易，没人指出他的弊病。万斯大、沈彤对郑注多有辩驳；张尔岐、马骕只是粗略演绎，对于敖继公似是而非的错误，都没能纠正。褚寅亮撰写《仪礼管见》三卷，看透敖继公学说的症结，扫除其中迷雾。
当时何休《公羊春秋》之学长久无人研习，所谓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的义理，世间失传，只有武进庄存与暗自领会，褚寅亮能够阐发这套学说，写成《公羊释例》三十篇。认为三传之中只有《公羊传》是汉学；孔子作《春秋》，本是为后世君王订立制度，非议《公羊传》，实际违背经文本意。又依据何休所说礼有殷代旧制、当代王制，和《周礼》不同，写成《周礼公羊异义》二卷，被当世称为绝学。又擅长算术，著《勾股广问》三卷，校正《三统术衍》刊本大量错字。其中“月相求六扐之数”一句，六扐应当作七扐；“推闰余所在加十得一”一句，加十当作加七，都是褚寅亮的论断。
著有《十三经笔记》十卷，《诸史笔记》八卷，《诸子笔记》二卷，《名家文集笔记》七卷，藏在家中。乾隆四十六年因病辞官，主持常州龙城书院八年。乾隆五十五年去世，终年七十六岁。
卢文弨，字召弓，余姚人。父亲卢存心，乾隆初年被举荐博学鸿词科。卢文弨，乾隆十七年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上书房行走。历任左春坊左中允、翰林院侍读学士。乾隆三十年，充广东乡试正考官。三十一年，提督湖南学政，因条陈学政事务，被吏部议定降三级任用。三十三年，请求回乡奉养亲人。
卢文弨孝顺敦厚，潜心汉学，和戴震、段玉裁交好。喜爱校勘书籍，他校勘的《逸周书》《孟子音义》《荀子》《吕氏春秋》《贾谊新书》《韩诗外传》《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独断》《经典释文》等善本，雕版刊印惠及学者。又苦于刻书数量有限，于是汇编经史子集三十八种，命名为《群书拾补》。个人著作有《抱经堂集》三十四卷，《仪礼注疏详校》十七卷，《钟山札记》四卷，《龙城札记》三卷，《广雅释天以下注》二卷，都能让学者订正长期流传的错误，解开积久疑惑。他曾说：“唐代的义疏，原本单独刊行，不和经注合刻。单行的经注，唐以后还留存很多善本；从宋代以后，把疏附在经注之后，而所附的经注，未必就是孔颖达、贾公彦等人依据的版本，于是经文和注疏互相抵触。南宋之后，又把《经典释文》夹入注疏之中，陆德明依据的经注，又不是孔、贾所用版本，矛盾就更多。浅陋之人强行把它们等同，互相修改，大多丢失古书原貌。幸亏修改未尽，留存矛盾之处，可供后人考证。所以注疏、释文合刻，看似方便，却不是古本原貌。”他这类独到见解还有很多。
卢文弨先后主持江浙各地书院讲席，用经学教导士人，江浙学子大多追随信服，学术风气为之一变。乾隆六十年去世，终年七十九岁。
卢文弨校勘群书，参考多种版本，择善而从，常常引用其他典籍改动原文，不专守一种说法。因此严元照非议他的《仪礼详校》，顾广圻讥评他的《释文考证》。后来黄丕烈影刻宋版书，把各本异文另外附在书后。两家治学宗旨各有不同，也可以互相补充。
顾广圻，字千里，元和人，诸生。吴中自从惠氏父子之后，江声接续，后辈读书人大多喜好古学、钻研经书。顾广圻研读惠氏著作，通晓全部义理。谈论经学说：“汉代人研经，最重师法。古文、今文，说法各不相同。如果混为一谈，矛盾纠缠就难以理清。”谈论文字学说：“《说文》这本书，只是为六书阐明纲领，并不是所有字义都收录其中。”
顾广圻天资过人，经、史、训诂、天算、地理无不精通，目录学更是专门所长，当时人把他比作王俭、阮孝绪。同时擅长校勘。同时代孙星衍、张敦仁、黄丕烈、胡克家，请他校勘宋本《说文》《礼记》《仪礼》《国语》《战国策》《文选》等书，都写下校勘札记，考定文字，有益于后世学者。乾嘉年间，以校勘闻名的学者，卢文弨和顾广圻最为著名。当时研习汉学的人大多讥讽宋儒，唯独顾广圻摘抄前代儒者语录，选取切近实用的，编成《遯翁苦口》一卷，用来教导学子。著有《思适斋文集》十八卷。道光十九年去世，终年七十岁。
钱大昕，字晓徵，嘉定人。乾隆十六年召试举人，授内阁中书。十九年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大考二等第一名，擢升右春坊右赞善。多次充任山东乡试、湖南乡试正考官，浙江乡试副考官。大考一等第三名，擢翰林院侍讲学士。乾隆三十二年，请假回乡。三十四年，复任原官，入直上书房，迁詹事府少詹事，充河南乡试正考官。不久提督广东学政。四十年，父亲去世守孝；服丧完毕，又遭母丧，患病不再出仕。嘉庆九年去世，终年七十七岁。
钱大昕自幼聪慧，善于读书。当时元和惠栋、吴江沈彤以经学闻名，他们治学从十三经注疏入手，再研读唐以前子部、史部、小学典籍。钱大昕拓展这条路，融会贯通，阐发古人没有论及的观点。担任中书时，和吴烺、褚寅亮一同研习梅文鼎算术。入翰林院之后，礼部尚书何国修世代研究天文，年事已高，听说他精通历算，主动前去拜访，说：“如今翰林院同僚，很少有人谈论这门学问了。”
钱大昕对中西历法，剖析透彻。用历法知识研读史书，从《太初历》《三统历》《四分历》，到唐代《大衍历》，下至元代《授时历》，朔望日食月食、五星凌犯运行，全部辨析清楚。汉代《三统历》是七十多家历法的源头，文字讹误、奥义难解，没人能够订正。钱大昕推演阐释，依据《汉书·律历志》阐发刘歆学说，订正志文讹误，中断两千年的学问，豁然明朗。钱大昕又提出观点：“古代岁阴和太岁不是一回事，《淮南子·天文训》摄提以下十二个名称，都是岁阴所在方位。《史记》太初元年的年名焉逢、摄提格，是岁阴，不是太岁。东汉之后不再用岁阴纪年，又不懂太岁超辰之法，就把太初元年定为丁丑年，和《史记》《汉书》记载全都矛盾。”他还说：“《尚书纬》四游升降之说，就是西学太阳远近日道的理论。宋代杨忠辅《统天历》，用距差乘躔差，减去气泛积得到定积。梅文鼎认为郭守敬加减岁余之法出自这里。但《统天历》求泛积，先要减去气差十九日有余，和郭守敬算法又不一样，梅文鼎不能解释。钱大昕推演得出二者原理相通。凡是推算节气朔望，都必须从甲子日起算。但《统天历》上元冬至是戊子日，不是甲子，依照授时历应当加气应二十四日有余，才能从甲子起算。现在减去气差，就是从上元冬至之后的甲子日起算。既然如此，应当减去气应三十五日有余，现在只减去十九日有余，是不计躔差的缘故。求天正经朔，又减去闰差，是因为经朔要从日月合朔起算。推算得到《统天历》上元冬至后的第一个朔日是乙丑戌时初刻略弱，所以必须减去闰差，再用朔实相除，就是授时历的朔应。”
钱大昕最初以诗文闻名，沈德潜编《吴中七子诗选》，钱大昕位列其中。后来潜心经史，对于经学聚讼不决的难题，都能剖析源流。文字、音韵、训诂、天算、地理、氏族、金石，还有古人的籍贯、事迹、年岁，全都了然。古人贤奸是非模糊难定、典章制度前人不能决断之处，他都有确切见解。唯独不喜欢佛道二家典籍，曾说：“立德、立功、立言，是我们儒者的不朽事业。前代儒者说佛家近似墨家，我认为佛家最终就是杨朱为己的学说。他们抛弃父母去求道，是把自身看得比父母更重。”
在史馆任职期间，他参与修撰《音韵述微》《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天球图》等书。著作有《唐石经考异》一卷，《经典文字考异》一卷，《声类》四卷，《廿二史考异》一百卷，《唐书史臣表》一卷，《唐五代学士年表》二卷，《宋学士年表》一卷，《元史氏族表》三卷，《元史艺文志》四卷，《三史拾遗》五卷，《诸史拾遗》五卷，《通鉴注辨证》三卷，《四史朔闰考》四卷，《吴兴旧德录》四卷，《先德录》四卷，洪适、洪迈、王应麟、王世贞四家年谱各一卷，《疑年录》三卷，《潜研堂文集》五十卷，诗集二十卷，《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养新录》二十三卷，《恒言录》六卷，《竹汀日记钞》三卷。族侄钱塘、钱坫，能够传承他的学问。
钱塘，字学渊。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改任教职，选为江宁府学教授。钱塘比钱大昕小七岁，一同求学，又和钱大昕之弟钱大昭、钱坫互相切磋，做实事求是之学，对音韵文字、律吕历法尤其有独到理解。著《律吕古义》六卷，依据出土汉代虑俿铜尺，订正荀勖把刘歆铜斛尺当作周尺的错误。认为周代用的是八寸尺，不能用来制定律管；制律必须用十寸尺，也就是古人所说夏尺。周代承袭夏商，夏商承袭唐虞，古律的尺度本无差异。又《史记三书释疑》三卷，对律历天文家的说法全部追寻本源，用其他典籍疏通证明。《律书》“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宫五、徵九”几句，前代注家都不能通晓，司马贞怀疑数字有误。钱塘依据《淮南子》《太玄经》佐证，证实文字确凿无误。另著《泮宫雅乐释律》四卷，《说文声系》二十卷，《淮南天文训补注》三卷。所作古文汇编为《述古编》四卷。去世，终年五十六岁。
钱坫，字献之，副榜贡生。游历京城，朱筠待他为上宾。以直隶州州判官任职陕西，和洪亮吉、孙星衍讨论训诂舆地。评论者说钱坫渊博不如钱大昕，但精密程度有过之。嘉庆二年，教匪袭扰陕西，钱坫当时代理华州知州，率众登城，扼守要道。城中没有弓箭，仿照古法制作合竹强弓，厚纸做箭羽，两人共射，射程一百五十步；又自创投石之法，石块重十斤，可投射三百步。前后击杀贼寇无数，城池保全。因长期劳累得半身不遂之症，辞官回乡。著《史记补注》一百三十卷，详于音训以及郡县沿革、山川方位。陕甘总督松筠敬重他的品行学问，亲自到床前探病，索要未刊书稿，钱坫交付给他，说：“三十年全部精力，都放在这部书上。”嘉庆十一年去世，终年六十六岁。另著《诗音表》一卷，《车制考》一卷，《论语后录》五卷，《尔雅释义》十卷，《释地》以下四篇注四卷，《十经文字通正书》十四卷，《说文斠铨》十四卷，《新斠注地理志》十六卷，《汉书十表注》十卷，《圣贤冢墓志》十二卷。
王鸣盛，字凤喈，嘉定人。年少跟随长洲沈德潜学诗，后来向惠栋请教经义，于是通晓汉学。乾隆十九年，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翰詹大考第一名，擢侍读学士。充福建乡试正考官，不久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因违规多支取驿马经费，降职为光禄寺卿。母亲去世守孝，之后不再出仕。
王鸣盛生性俭朴，没有声色玩好的嗜好，静坐一室，诵读不停，如同贫寒书生。曾经说：“汉代儒生解经必守家法。唐代贞观年间修撰诸经义疏，家法就此消亡；宋元丰年间用新经学取士，汉学几乎断绝。如今喜好古学的儒者都知道尊崇注疏。但是注疏之中，只有《诗经》、三礼、《公羊传》还保存汉代家法，其他经书的注出自魏晋人之手，不够纯粹完备。”著《尚书后案》三十卷，专门阐述郑康成学说；郑注散佚之处，采用马融、王肃注补充。孔传虽然出自东晋，但训诂尚有传承，间或采用。又认为东晋进献的《泰誓》是伪书，唐人所斥的《泰誓》不是伪，所以附上今文《泰誓》一篇。他自认保存古文献的功绩，不亚于惠栋《周易述》。又著《周礼军赋说》四卷，阐发郑玄的主旨。《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在一部史书之中，本纪、志、表、传互相核对，发现异同，又取野史杂记考证讹误，对地理、职官、典章、名物考证极为详尽。另撰《蛾术编》一百卷，分为十目：说录、说字、说地、说制、说人、说物、说集、说刻、说通、说系，仿照王应麟、顾炎武的体例，征引典籍更加广博。他的诗以才学辅文意，以声韵传情；古文用欧阳修、曾巩笔法，阐发许慎、郑玄义理，有诗文集四十卷。嘉庆二年去世，终年七十六岁。
同乡弟子金曰追，字对扬，是生员。他精通《九经正义》，每当遇到疑问、讹误之处，就逐条记录下来，先撰成《仪礼注疏正伪》十七卷。阮元奉皇帝诏令校勘《仪礼》石经，多处采纳他的观点。
当时同县精通经学的学者，还有吴凌云，字得青。嘉庆五年选为岁贡生。他读书钻研精深，前代经学家留存的学说，没有不能融会贯通的。曾经借住在钱大昕的孱守斋，把钱大昕的藏书全部读完，学问更加精深。他所撰写的《十三经考异》，引证考据精密详实，有很多前人未曾阐发的见解。另有《经说》三卷，《小学说》《广韵说》各一卷，海盐人陈其幹把这些著作合在一起刊刻，题名《吴氏遗著》。
戴震，字东原，休宁人。读书喜欢深入缜密地思考。年少时私塾先生教他《说文解字》，三年时间就全部掌握了此书的纲目条理。十六七岁时，专心钻研经书的注疏，治学尊重事实、探求本源，不盲从任何一家学说。他和同郡的郑牧、汪肇龙、方矩、程瑶田、金榜，一同跟随婺源江永出游，戴震拿出自己所学向江永请教质询，江永为之惊叹。江永精通《礼经》以及历法推算、乐律、音韵、文字之学，只有戴震能全部掌握。
戴震生性特别耿直。二十八岁补为诸生，家中常常贫困，但学问日益精进。他和吴县惠栋、吴江沈彤结成忘年之交。为躲避仇家来到京城，北方学者如献县纪昀、大兴朱筠，南方学者如嘉定钱大昕、王鸣盛，余姚卢文弨，青浦王昶，全都放下身份与他交往。尚书秦蕙田编纂《五礼通考》，戴震参与承担这项工作。
乾隆二十七年，戴震考中乡试举人。乾隆三十八年，朝廷下诏开设四库馆，征召国内学识渊博贯通的士人负责编校工作，四库馆总裁举荐戴震担任纂修官。乾隆四十年，皇帝特别下令，让他与会试考中的士人一同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改任翰林院庶吉士。戴震凭借文学才华得到朝廷赏识，出入于著书校书的馆阁之中。馆内遇到罕见的典籍、存有疑义的文字，就前去向他咨询请教。戴震也一心想要勤勉尽责，早晚翻阅检校典籍，寒暑从不间断。进呈给御览的书籍，编排校勘精细审慎。他所校勘的《大戴礼记》《水经注》尤其精密详实。又从《永乐大典》中找到《九章算术》《五曹算经》等七种算书，都是王锡阐、梅文鼎未曾见到过的典籍。戴震订正讹误、补全脱漏文字后进呈朝廷，奉旨刊刻发行。乾隆四十二年，戴震在任上去世，时年五十五岁。
戴震治学，从语音、文字入手探求训诂，再由训诂探寻义理。他说：“义理不能凭空凭主观臆断，一定要从古代经书里探求。探求古经，可是传世文献残存稀少，古今隔阂巨大，就必须寻求古训。古训明白了，古经才能读懂；古经读懂了，圣贤的义理才能明晰；那么我心中本来认同的道理，也借此得以阐明。义理不是别的东西，就蕴藏在典章制度之中。那些把古训、义理割裂为两件事物的人，认为古训不是用来阐明义理，义理也不寄存在典章制度里，最终一定会流入异端邪说之中，自己还不能察觉。”
戴震治学，精诚辨析，每当提出一个论点，初看像是独创的见解，一旦多方考证，确实不可更改。他的学问大致分为三类：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测算历算之学、典章制度之学。
他的文字训诂类著作有《六书论》三卷、《声韵考》四卷、《声类表》九卷、《方言疏证》十卷。汉代以后，转注这门学问就失传了，像顾炎武这样喜爱古学的人，也不能透彻理解。戴震说：“指事、象形、谐声、会意四项，是造字的形体；假借、转注两项，是文字的功用。一个字有多种用法，叫做假借；多个字表达同一个意义，叫做转注。初、哉、首、基，都是‘开始’的意思；卬、吾、台、予，都指代‘我’，它们的字义辗转互释，这就是转注。”另外，自汉代以来，古音渐渐衰微，学者对于六书的原理，无从入门。顾炎武的《古音表》，入声韵的划分和《广韵》相反。戴震提出：“有入声、无入声的韵部，应当两两相配，把入声作为枢纽。真韵到仙韵十四个韵，和脂、微、齐、皆、灰五个韵共用一套入声；东韵到江韵四个韵，以及阳韵到登韵八个韵，和支、之、佳、咍、萧、宵、肴、豪、尤、侯、幽十一个韵共用一套入声；侵韵到凡韵九个韵的入声，依从《广韵》，没有可以相配的韵部。鱼、虞、模、歌、戈、麻六个韵，《广韵》没有标注入声，现在统一以铎韵作为它们的入声，不和唐韵相配。古音的流转变化以及六书谐声的道理，都可以由此推求得知。”这些观点，都是从前学者未曾阐发的。
他的历算著作有《原象》一卷、《迎日推策记》一卷、《句股割圜记》三卷、《历问》一卷、《古历考》二卷、《续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自汉代以来，研究历法的学者不知道存在黄极；西洋人进入中国之后，才说赤道极之外还有黄道极，是日月五星、恒星右旋运转的中枢，夸耀这是六经之中没有记载的。戴震说：“西洋人所说的赤极，就是《周髀算经》里的正北极；黄极就是《周髀算经》的北极璇玑。《虞书》记载‘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是设置璇玑模拟黄道极。黄极在柱史星东南，上弼星、少弼星之间，永远不会随着岁差改变位置。赤极居于中心，黄极环绕在外，《周髀算经》本来就记载了这件事，并不是西洋人最先发现的。”
戴震关于典章制度的著作没有写完。另有《诗经二南补注》二卷，《毛郑诗考》四卷，《尚书义考》一卷，《仪经考正》一卷，《考工记图》二卷，《春秋即位改元考》一卷，《大学补注》一卷，《中庸补注》一卷，《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尔雅文字考》十卷，《经说》四卷，《水地记》一卷，《水经注》四十卷，《九章补图》一卷，《屈原赋注》七卷，《通释》三卷，《原善》三卷，《绪言》三卷，《直隶河渠书》一百零二卷，《气穴记》一卷，《藏府算经论》四卷，《葬法赘言》四卷，文集十卷。
戴震去世之后，他的文字训诂之学，由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传承；历算之学，由曲阜孔广森传承；典章制度之学，由兴化任大椿传承，这几人都是他的弟子。十几年之后，清高宗拿戴震校勘的《水经注》问南书房大臣：“戴震还在世吗？”大臣回答：“已经去世了。”皇帝为此惋惜许久。王念孙、段玉裁、孔广森、任大椿各自有传记。
金榜，字辅之，歙县人。乾隆二十九年，参加召试考中举人，授内阁中书，入军机处任职。乾隆三十七年，考取进士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散馆之后，养病读书，不再出仕，在家中去世。他拜江永为师，与戴震为友，著《礼笺》十卷，摘取其中重大数十条考证写成三卷，寄送给朱珪，朱珪为它作序，称赞此书文辞精炼、义理确凿。金榜研究《礼》，最尊崇郑康成，但是广泛稽考、精心思考，审慎探求又善于裁断。他曾经引用《郑志》郑玄回答赵商的话说：“不相信不对，全部相信也不对。”他说：“这句话，我敢把它当作研读经书的根本准则。所以郑玄说法不妥当的地方，一定要纠正，但不敢歪曲郑氏治学的家法。”
段玉裁，字若膺，金坛人。天生聪慧过人，读书有远超常人的天资。乾隆二十五年考中举人，到京城见到休宁戴震，喜爱他的学问，于是拜戴震为师。凭借教习资历出任贵州玉屏县知县，不久调往四川，代理富顺县、南溪县政务，还管理化林坪驿站事务。当时大军征讨金川，运输物资的人络绎不绝，段玉裁处理完公务，就点灯不停地著书。著有《六书音均表》五卷。古韵从顾炎武划分成十部，后来江永又分为十三部。段玉裁认为支、佳是一个韵部；脂、微、齐、皆、灰是一个韵部；之、咍是一个韵部，汉代人尚且没有混淆通用。晋、宋以后，才稍有互通。到唐代制定《切韵》，支韵注“脂、之同用”，佳韵注“皆同用”，灰韵注“咍同用”，于是古人截然分开的三个韵部，很少有人知晓。他又提出真、臻、先韵，与谆、文、殷、魂、痕韵分为两部；尤、幽韵和侯韵分为两部，一共分出十七个古韵部。这部书最初名叫《诗经韵谱》《群经韵谱》。嘉定钱大昕见到书稿，称赞它打破古音研究的混沌局面。后来修改体例，增补内容，但十七个韵部的划分保持不变。戴震赞叹他学问精深，说这是唐代以来研究音韵的学者所没有阐发的创见。不久段玉裁出任巫山县知县，四十六岁时，因为父亲年老托病辞官，闭门不问世事三十多年。
段玉裁对于周、秦、两汉的史书，没有不阅读的；各家文字训诂著作，都辨别评判是非。于是耗费几十年精力，专门研究《说文解字》，写成《说文解字注》三十卷。他说：“从《尔雅》往下，是释义类的书；《声类》往下，是音韵类的书；《说文》，是字形类的书。每一个篆字，先解释字义，再解释字形，再解释读音，三者合在一起完整解说一个篆字，所以叫形书。”又说：“许慎以字形为主，依托字形解说读音、释义。他解说的字义，和其他典籍差异很大，是因为别的书中多用假借字，文字大多不是本义；许慎只就这个字解说它的本义。懂得什么是本义，才能明白什么是假借，本义就是判断假借的标准。《说文》和《尔雅》互为表里，读懂《说文》之后，《尔雅》和经书传注才能读懂。”又说：“从仓颉造字，历经唐尧、虞舜、三代、秦汉，直到许慎撰写《说文》，书中标注‘某声’‘读若某’，条理连贯没有紊乱。所以他既采用徐铉的反切注音，又在每个字标注属于古音哪一部，后面附上《六书音均表》，让字形、音韵互为印证。最初撰写长编，名叫《说文解字读》，一共五百四十卷，之后精简概括写成这部注。”段玉裁又认为：“《说文》是解说文字的书，所以只有‘读如’，没有‘读为’；解说经书、传注的著作，一定同时兼有这两类术语。汉代人作注，针对文字提出疑问、校正读音，体例分为三种：‘读如’‘读若’，是模拟读音，属于比方类比的用语；‘读为’‘读曰’，是改换本字，属于变通解说的用语；‘当为’，判定是文字讹误或者声读错误，从而改正文字，属于勘误纠正的用语。分清这三类，汉代注文才能读懂，经书才能读懂。”于是撰写《汉读考》，先完成《周礼》六卷，又写《礼经汉读考》一卷，其余十六卷没有写完。仪徵阮元评价段玉裁著作对后世有三大功绩：阐明古音，其一；注解《说文》，其二；撰写《汉读考》，其三。其他解经著作，他认为《汉书·艺文志》所载的《毛诗》经文、《毛诗古训传》本来各自独立成书，于是整理传文，恢复旧貌，重订《毛诗古训传》三十卷。他认为众多经书里，《尚书》遭受的毁损最为严重，古文《尚书》几乎失传；贾逵区分今古文，刘陶订正文字，他们的著作都没有留存。于是广泛搜集、补全缺漏，纠正晋代、唐代随意的改动，保存周汉遗留的文字，写成《古文尚书撰异》三十二卷。又抄录《左传》经文，借鉴郑玄注解《仪礼》《周礼》，保存古文、今文旧本的体例，附带记录《公羊传》《穀梁传》经文的异文，写成《春秋左氏古经》十二卷，把《左传》五十凡例附在书后。此外还有《毛诗小学》三十卷，《汲古阁说文订》六卷，《经韵楼集》十二卷。嘉庆二十年去世，享年八十一岁。
当初，段玉裁和王念孙一同师从戴震，所以戴氏之学分为段、王两家。段玉裁比戴震小四岁，为人谦逊，严格恪守弟子的礼节；即便到了老年，有人提起戴震，他一定垂手拱手站立，每月初一、十五都庄重诵读一遍戴震的手札。段玉裁去世之后，王念孙对他的弟子长洲陈奂说：“若膺一死，天下再也没有读书人了！”段玉裁的弟子，长洲徐颋、嘉兴沈涛以及女婿仁和龚丽正都有名声，陈奂最能继承他的学问，陈奂另有传记。
钮树玉，字匪石，吴县人。专心笃好古学，不从事科举事业，精研文字、音韵、训诂。他认为《说文》像日月一样不可删改，后人把新附字混入其中，是诬陷许慎。于是广泛查阅典籍，写成《说文新附考》六卷，《续考》一卷。又著《说文解字校录》三十卷。后来钮树玉读到段玉裁的书，撰写《段氏说文注订》八卷，辩驳订正之处，全都有依据。
徐承庆，字梦祥，元和人。乾隆五十一年考中举人，官至山西汾州府知府。著《段注匡谬》十五卷，他搜寻书中瑕疵错处，比钮树玉的书更加细致，都是力求探求真理，并非刻意吹毛求疵。
孙志祖，字诒穀，仁和人。乾隆三十一年考中进士，改任刑部主事，多次升迁做到郎中，提拔为江南道监察御史，请求回乡奉养亲人。孙志祖品行高洁自持，读经史一定要解开疑问才肯罢休，著《读书脞录》七卷，考辨经、诸子、杂家，取舍评判精细周详，不做武断的论断。又著《家语疏证》六卷。他认为王肃撰写《圣证论》攻击郑康成，又伪造《孔子家语》，修饰自己的学说欺骗世人。于是广泛收集群书，凡是王肃抄袭剽窃的地方，全部疏通证明。他还提出《孔丛子》也是王肃伪托，《小尔雅》也是王肃借用古书来装点自己，一并撰写疏证辨明它的虚妄。幼年熟读精通《文选》，后来仿照《韩文考异》的体例，参考各家说法，校正通行版本的错误，写成《文选考异》四卷。又汇集前代与友人的论说，写成《文选注补正》四卷，还有《文选理学权舆补》一卷。辑录《风俗通》的佚文一卷，补正姚之骃辑录的谢承《后汉书》五卷。嘉庆六年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翟灏，字大川，也是仁和人。乾隆十九年进士，担任金华府、衢州府学教授。翟灏见闻广博，又善于搜寻冷僻史料。曾经和钱塘梁玉绳讨论王肃伪造《孔子家语》诘难郑玄一事，打算搜集考证证明它的谬误，于是提笔互相逐条标注出处，片刻间写下几十条。当时他正喝醉，不久停下，书稿没能写完，他的精力远超常人。著有《尔雅补郭》二卷。《尔雅》郭璞注中有一百四十二个条目没有说清、没有解释，邢昺疏只补充了十条，其余依旧空缺。翟灏参考多家说法，逐条完备解说。他还提出：古本《尔雅》应当有《释礼篇》，和《释乐篇》相连。祭名、讲武、旌旂这三章，是《释礼》篇残缺、次序错乱的文字。又著《四书考异》七十二卷，贯通群书、考证精密，被当世推崇。其他著作还有《家语发覆》《通俗篇》《湖山便览》《无不宜斋诗文稿》。乾隆五十三年去世。
梁玉绳，字曜北，钱塘人，增贡生。出身显贵世家，但梁玉绳无心追求富贵，自号清白士。曾经对弟弟梁履绳说：“后汉襄阳樊氏，在当时显赫尊贵。子孙虽然没有名位高官，但世代保持读书人家门风，我愿和弟弟共勉！”所以梁玉绳不到四十岁，放弃科举，专心著述。他的《瞥记》七卷，大多是解说经书的文字，有益于理解古义。梁玉绳尤其精通史部典籍，著《史记志疑》三十六卷，依据经传纠正书中矛盾，参考班固、荀悦史书探究异同，钱大昕称赞这本书是司马迁的功臣。著《人表考》九卷，认为班固借用《禹贡》田赋九等名目，源头出自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李蔡为人在下中”，这个说法很恰当。
梁履绳，字处素。乾隆五十三年考中举人。和兄长梁玉绳互相切磋学问，被比作元方、季方兄弟。在众多经书里最精通《左传》。他认为《隋书·经籍志》记载贾逵《解诂》、服虔《解义》各几十卷，如今全都散佚。杜预注解《左传》，参用贾逵、服虔之说；孔颖达作疏，偶尔引用，看不到全书。就像马融等儒生的学说，只留存零星文句。唐代以后注解《左传》的，只有张洽、赵汸最为清晰明白，大多侧重解释书法义例，忽略史实记载。梁履绳博览各家著作，广泛采集典籍，补足杜预没有完备之处，写成《左通补释》三十二卷。还有五种没有写完的篇目：广传、考异、驳证、古音、臆说。钱大昕见到书稿，赞叹见解精妙。通晓《说文》，下笔很少写俗字。四十六岁去世。
汪家禧，字汉郊，仁和人，诸生。聪慧过人，通晓汉代《易》学，撰写《易消息解》。所著书籍几十卷，毁于火灾。他的朋友秀水庄仲方、弟子仁和许乃穀搜集他遗留文稿，编成《东里生烬馀集》三卷。文章大多解说经书，学问纯正有家法传承。
刘台拱，字端临，宝应人。天性极为孝顺。六岁时母亲朱氏去世，哀痛如同成年人。侍奉继母钟氏，如同亲生母亲。九岁写《颜子颂》，文采斐然，见到的人称为神童。乾隆三十五年考中举人，多次参加礼部会试落第。当时朝廷开设四库馆，国内博学的学者云集京城。刘台拱在京师，和学士朱筠、编修程晋芳、庶吉士戴震、学士邵晋涵以及同乡御史任大椿、给事中王念孙等人交游，考究经史，早晚讨论。从天文学、乐律到音韵、文字，无不贯通。对于汉、宋儒生的学说，不专守一家，只追求合乎真理。深思所得，如同和古代作者在一室交谈，明白作者本意；和阎若璩相比，水平不相上下。段玉裁常说：“潜心研究三《礼》，我比不上他。”
被选授丹徒县训导。取《仪礼》十七篇，除去《丧服》篇之外，各篇绘制礼图，和生员演习礼仪仪容，阐发先王制礼的精深用意。把父母接到学舍奉养，和悦尽孝，虽然年已五十，依旧保有孩童一般对双亲的依恋。曾经外出做客，忽然心痛急忙归家，当时母亲病重，他尽心侍奉汤药，几十天衣不解带，母亲的病终于痊愈。等到遭遇父母丧事，水浆不入口。入殓之后，睡在草垫上，只喝稀粥，哀恸哭泣震动邻里。守丧期间吃素五年，搬到外面房间居住，因为哀伤过度损伤身体而去世，时年五十五岁。
他和同乡汪中是文章道义之交。汪中死后，抚育汪中的儿子汪喜孙，使他得以成人自立。武进臧庸常常拿着解经文章向他请教，刘台拱十分赏识他，体恤他穷困，接济他难处，供给饮食、教诲学问，十七年如一日，臧庸心中深深感念。刘台拱仰慕黄叔度的品行，王昶称赞他有曾参、闵子骞一般的孝行。著有《论语骈枝》《经传小记》《国语补校》《荀子补注》《方言补校》《淮南子补校》《汉学拾遗》以及文集，合编为《端临遗书》共八卷。
同县朱彬，字武曹。乾隆六十年举人。朱彬幼年品行至孝，十一岁母亲去世，哀痛如成人。长大遭遇父丧，丧葬全部合乎礼法，三年吃素，居住在外。从年少到老，好学不知疲倦。承袭同乡王懋竑的经学方法，和外兄刘台拱互相研讨。每有心得，就书信往来辩论质疑，一定求得正确结论才罢休。对于训诂、音韵、文字之学，用功尤其深入。著有《经传考证》八卷，《礼记训纂》四十九卷。书中汇集白虎观诸儒议论、《郑志》弟子问答，以及魏晋以来诸儒的训释，还有《书钞》《通典》《御览》中涉及《礼记》的内容，全部以注疏为本，撷取精要，辅以古今各家说法。附载的个人观点，都援引证据确凿，阐发前人没有说到的见解。其他著作还有《游道堂诗文集》四卷。道光十四年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儿子朱士彦，官至吏部尚书，另有传记。
孔广森，字众仲，曲阜人，孔子第六十八代孙，袭封衍圣公孔传铎的孙子，户部主事孔继汾的儿子。乾隆三十六年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年纪轻轻入仕，性情淡泊，沉迷著述，不与权贵往来。请求回乡奉养亲人，不再出仕。等到祖母、父亲接连丧亡，最终因为哀痛过度离世，时在乾隆五十一年，三十五岁。
孔广森聪慧通达，曾经在戴震、姚鼐门下学习经学，经史、文字训诂，博览之后都能精妙理解。治学重心在《公羊春秋》。他认为《左传》旧学被杜预遮蔽，《穀梁传》本义被范宁扰乱。王祖游说何休一心阐发《公羊传》，却常常留下难以解释的疑点。其余啖助、赵匡一类人，随意创立义例，和经文不合，只有赵汸最为接近正统。何休体系宏大思考精深，但不免承袭讹误、主观臆断。于是博通各家，兼采《左传》《穀梁传》，择善而从，写成《春秋公羊通义》十一卷，序一卷。凡是各类典籍义理可以和《公羊传》相通的，大多收录书中。
他和何休《解诂》不同的地方，主要有几件：古时诸侯分土驻守，治理境内百姓，有不完全臣服天子的含义，所以各自可以在国内纪年。而何休认为只有帝王才能改元立号，经书写“元年”，是把周天子的王权寄托在鲁国，这就落入他自己所说违背传文的过失。这是第一处不同。《春秋》把十二位鲁公分为三世。旧说：“所传闻之世”是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所闻之世”是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所见之世”是昭公、定公、哀公。颜安乐提出，襄公二十三年经文“邾娄鼻我来奔”，传文说“邾娄没有大夫，为什么记载这件事？因为时代近才记录”；昭公二十七年经文“邾娄快来奔”，传文同样说“邾娄没有大夫，为什么记载？因为时代近才记录”，两处文字相同，应当属于同一世。所以判定从孔子出生之后，就是“所见之世”，孔广森依从这个观点。这是第二处不同。桓公十七年经文缺“夏”字，《左传》《穀梁传》经文都有“夏”，只有《公羊传》脱漏。何休却说：“夏代表阳，月代表阴，去掉夏，表明夫人不依附于鲁君。”孔广森不敢认同这种说法。这是第三处不同。孔广森认为《春秋》上依据天道，中用王法，下理顺人情。天道有三项：时、月、日；王法有三项：讥刺、贬斥、断绝爵禄；人情有三项：尊崇、亲厚、贤能。这就是三科九旨。而何休《文谥例》说：三科九旨，“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这是一科三旨；又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是三科六旨；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是三科九旨。这是第四处不同。其余何休依据的说法间或有误，大多加以补充订正，自成一家学说。又说《左传》记事详尽，《公羊传》义理见长，《春秋》重义理而不重史实。这些都是深入研读、深思之后体会到的本意。他的论述融会贯通，是非宗旨不违背圣人根本思想，详见自序。仪徵阮元说读他的书，才懂得圣人作《春秋》的本意。
又著有《大戴礼记补注》十四卷，《诗声类》十三卷，《礼学卮言》六卷，《经学卮言》六卷，《少广正负术》内外篇六卷。骈文兼有汉魏六朝、初唐的长处，江都汪中读后，赞叹是高手。但是孔广森并不自满，在家中建堂，取名“仪郑堂”，自期许追及郑康成。桐城姚鼐评价，他作为孔子后裔传承孔子之学，即使郑康成的境界，也不足以限制他。可惜遭遇家中多重变故，思虑劳苦而早逝，没能完成志向，学界为之遗憾。
邵晋涵，字二云，余姚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归部候选。恰逢开设四库馆，特下诏征召邵晋涵、历城周永年、休宁戴震、仁和余集等人入馆编纂，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乾隆四十五年，担任广西乡试正考官。五十六年，大考升迁左中允，提拔为侍讲学士，充任文渊阁直阁事、日讲起居注官。
邵晋涵一只眼睛失明，清瘦体弱。善于读书，四部、各类目录，无不钻研。曾经提出《尔雅》是六经的桥梁，邢昺疏浅陋不配；于是另作《尔雅正义》二十卷，以郭璞注为宗主，同时采纳舍人、樊光、刘歆、李巡、孙炎各家说法，郭璞没有解说清楚的地方，搜集其他典籍附入。自此之后求学之人，大多舍弃邢疏而研读邵氏《正义》。
尤其擅长史学。生于浙东，常听闻刘宗周、黄宗羲的学说，讲述明末史事，常常有正史之外的记载。在史馆的时候，见到《永乐大典》收录薛居正《旧五代史》，于是汇集编排，得到原书十分之八九，再采集《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典籍，补全缺漏。同时参考《通鉴长编》等史书、宋人笔记、碑刻，考证编排，全部凑足原书一百五十卷的篇目。书成之后进呈御览，馆臣请求仿照刘昫《旧唐书》，列入二十三史，在学宫刊印，皇帝下诏准许。从此薛氏《旧五代史》和欧阳修《新五代史》一同流传。他曾经认为《宋史》南渡之后谬误很多，庆元年间褒贬失实，不如北宋王偁《东都事略》。打算先编纂《南都事略》，让史事脉络完备，文字简练而史实丰富；又打算撰写赵宋一代的志书，都没有完稿。后来镇洋毕沅编撰《续资治通鉴》，嘱托邵晋涵删改校订，所以他的成果部分保存在审定的《续资治通鉴》之中。
邵晋涵性情耿直，不向权贵屈服。曾经和会稽章学诚讨论修撰《宋史》的宗旨。邵晋涵说：“宋代士大夫门户党争的习气，语录浅陋的风气，确实可鄙。但是他们立身行事，依据人伦日常，怎么可以全部抛弃？士大夫学识广博、文笔出众，名冠当世，但是在辞受取舍、出仕隐退之间，不能在俸禄道义上做出抉择。本心已经丧失，其余还有什么值得议论！这就是撰写《宋史》的宗旨。”章学诚听后为之震动。其他著作有《孟子述义》《穀梁正义》《韩诗内传考》，都可以纠正赵岐、范甯、王应麟的失误，补充缺漏。还有《皇朝大臣谥迹录》《方舆金石编目》《輶轩日记》《南江诗文稿》。嘉庆元年去世，享年五十四岁。
周永年，字书昌，历城人。学识广博贯通，被当世推崇赞许。乾隆三十六年进士，和邵晋涵一同征召修四库全书，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乾隆四十四年，担任贵州乡试副考官。周永年在四库馆喜欢深入思考，四部之中兵、农、天文历算、术数各家，都钩沉阐发要义，褒贬评判得当，同馆学者十分敬重。看到宋元失传的典籍很多收录在《永乐大典》之中，于是摘录整理，从永新刘氏兄弟《公是集》《公非集》开始，一共整理出十多家，都是前人少见的典籍，全部著录。又认为佛家、道家都有藏经，唯独儒家没有。于是开设借书园，收集古今书籍十万卷，供人阅览抄写，扩大典籍流传。可惜周永年去世之后，藏书渐渐散佚，是因为没有制定长久保存的办法。
王念孙，字怀祖，高邮州人。父亲王安国，官至吏部尚书，谥号文肃，另有传记。八岁读完十三经，同时涉猎史书资鉴。高宗南巡，他作为大臣之子迎驾，进献文册，被赐为举人。乾隆四十年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改任工部主事。升郎中，提拔为陕西道御史，转吏科给事中。嘉庆四年，仁宗亲政，川楚教匪作乱猖獗。王念孙上奏六条剿贼方略，第一件就弹劾大学士和珅，奏疏援引经义，十分合皇帝心意。当年授直隶永定河道。嘉庆六年，因为河堤决口被罢官，特下圣旨留任督办河工。河工完工，赏主事官衔。河南衡家楼黄河决口，奉命前往勘察，又命他赶赴台庄处理河务。不久授山东运河道，在任六年，调任永定河道。恰逢东河总督和山东巡抚就引黄河水济运一事产生争议，召他入京决断是非。王念孙上奏，引黄河水入湖，不免淤积少量泥沙，但暂时施行没有大害，皇帝下诏准许。不久永定河水再次暴涨，如同嘉庆六年那次险情，王念孙主动请罪，奉旨辞官退休。道光五年，参加鹿鸣重宴，去世，享年八十九岁。
王念孙原本精通水利典籍，在工部任职，撰写《导河议》上下篇。奉旨编纂《河源纪略》，有人错误指认黄河源头，王念孙极力辩驳谬误，议论才确定。《河源纪略》中的《辨讹》一篇，就是王念孙撰写。辞官之后，每日以著书自遣，著《读书杂志》，分为《逸周书》《战国策》《管子》《荀子》《晏子春秋》《墨子》《淮南子》《史记》《汉书》《汉隶拾遗》，一共八十二卷。对于古义晦涩、传抄写错、校勘妄改之处，全部一一订正。考证一个字，博览上万卷典籍，校勘之学如此精深。
早年跟随休宁戴震学习文字音韵训诂。研读经书，熟习汉学门径，亲手编排《诗经》三百篇、九经、《楚辞》的韵部，划分古音为二十一部。支、脂、之三部的区分，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也提到；而分出至、祭、盍、辑四部，是段玉裁书中没有的。王念孙因为段玉裁的书先行刊刻，就停下自己音韵著作的撰写。
又因为邵晋涵先写了《尔雅正义》，于是撰写《广雅疏证》。定下每日解释三个字的目标，历时十年成书，共三十二卷。这本书依托古音探求古义，引申类推，拓展《尔雅》《说文》，无处不通。音韵文字分部严谨，一丝不乱。借张揖《广雅》容纳各家学说，实际上很多内容是张揖不知道，也是同时代惠栋、戴震没能论及的。
曾经对儿子王引之说：“训诂的要义，在于声音，读音相同、相近的字，经传里常常假借通用。学者凭借字音探求字义，破读假借字，读本字，文意就豁然开朗。如果根据假借字强行解释，就纠缠不通。毛公《诗传》常常改假借字，用本字释义，已经开创改读的先例。到郑康成笺《诗》注《礼》，多次说某字读为某，假借的体例才大明。后世有人指责郑玄改字，是不明白古字大量使用假借。”又说：“解说经书，只求读懂经文本意，不必死守一家之说。”王引之于是推扩父亲的教导，写成《经义述闻》十五卷，《经传释词》十卷，《周秦古字解诂》《字典考证》。论者评价，清代经学千古独绝，高邮王氏一家之学，三代传承，可以和长洲惠氏相匹敌。
王引之，字伯申。嘉庆四年进士一甲第三名，授编修。大考列为一等，提拔为侍讲。历任官职至工部尚书。福建代理龙溪知县朱履中诬告布政使李赓芸受贿，总督汪志伊、巡抚王绍兰弹劾李赓芸。审讯时没有证据，却逼供越来越急迫。李赓芸不堪忍受，于是自尽。朝廷命王引之审理此案，平反冤狱，罢免总督、巡抚。担任礼部侍郎时，有人提议，为庶生祖母服承重丧三年。王引之极力反对。恰逢奉命出使，提议的人立刻上奏推行。王引之回京，上奏陈述庶祖母不能等同于嫡祖母，不能按承重丧论。从情理来说，就算终身服丧，也不足以报答大恩；从礼制来说，承重的含义，不能施加于庶支子孙。请求恢复守丧一年的旧例，于是更正。道光十四年去世，谥号文简。
同州李惇，字成裕。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李惇和同县王念孙、贾田祖一同治学。当初做诸生，被学使谢墉赏识。将要选拔为拔贡，恰逢贾田祖在客舍去世，李惇全力料理丧葬，不去参加考试，谢墉赞叹他有古人之风。江藩喜欢指责前代学者，李惇对他说：“王子雍如果不写《圣证论》攻击郑康成，难道不是纯粹的儒者吗？”他就是这样当面规劝别人的过失。著有《群经识小》八卷，考证诸经古义二百二十多条，大多是前人没有阐发的见解。乾隆四十九年去世，享年五十一岁。
贾田祖，字稻孙。诸生。通晓《春秋左传》，著有《春秋左氏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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