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弘撰，字无异，号山史，华阴人。明代生员。学识广博，擅长古文，喜爱金石，收藏古书画金石器物极为丰富。又通晓濂、洛、关、闽理学，喜好《易经》，精通象数图象。求学之人都推崇他，是关中读书人的领袖。和李颙、李柏、李因笃齐名，当时人以得到他一句品评之言为荣。但凡碑刻、墓志铭，不是出自“三李”，就是王弘撰手笔；王弘撰又擅长书法，所以求他撰文写字的人比三李更多。王弘撰交游遍布天下，甲申国变之后，四处奔走结交同道，坚守气节，声名显著。
顾炎武遍游各地，来到华阴，说秦地之人崇尚经学、敬重隐士、持论公道，是别的地方少见的；华阴地处交通要道，就算足不出户，也能见到天下之人，听闻天下之事，想要在此定居。王弘撰为他营建书舍安置。顾炎武曾经说：“好学不知疲倦，对朋友忠诚笃厚，我比不上王山史。”当时的大儒、遗民隐士大多和王弘撰往来，十分推重他。王弘撰曾经收集顾炎武、孙枝蔚、阎尔梅等几十人的往来书信，合编成一册，亲手题写书名《友声集》，每个人都标注姓名。其中有商议帮顾炎武在华山脚下安家的书信，写道：“这件事关系重大，世道人心，都与此相关，希望尽快谋划！”可见当年华山之下众人聚议，确实另有抱负。
康熙年间，朝廷征召参加博学鸿儒科，他不去赴考。早年和李因笃同学，交情深厚；等到李因笃应征赴京，他便和李因笃绝交。王弘撰居住在华山脚下，建有读易庐，正对华山山峰，人称绝佳胜地。终年七十五岁，著有《易象图说》《山志》《砥斋集》。
杜濬，字于皇，号茶村，黄冈人。明末为生员，躲避战乱居住金陵。年少时豪放不羁，曾经想要建立卓绝的节操；既然无法施展抱负，于是专心作诗，但并不愿意以诗人自居。同时代的人当中，唯独敬重宣城沈寿民、吴中徐枋，自认比不上二人。他在金陵，和方仲舒交好，方仲舒就是方苞的父亲。金陵高官显贵云集，众多贵人前来求诗，接连不断，大多被他谢绝。钱谦益曾经登门拜访，杜濬闭门不见；只有旧友徒步前来，才偶尔接待。家门内设竹门，门外设坐凳，约定客人来访，如果看见门闩紧闭，就静坐等候，不许叩门，就算是大官前来，也是如此。后来官府有巡夜值守的差役任务，官吏按照名册打算给他优免，杜濬说：“这是我应当承担的徭役！”亲自和仆役一同夜间巡逻，众人无法劝阻。酷爱饮茶，曾说：我可以断粮，不可断茶。他修筑花冢，又捡拾残茶堆积封埋，取名“茶丘”。七十七岁，在扬州去世。
灵柩运回之后，旧友商议择地安葬。他儿子杜世济说：“我还有父亲的丧事，怎敢劳烦诸位长辈操办安葬之事？那样就是我不懂做人之道。”没过多久，杜世济也离世。又过数年，陈鹏年出任金陵知府，才把杜濬安葬在蒋山北面梅花村。
杜濬诗作极多，世间流传的不到十分之一，亲手编定的有四十七册。吴伟业曾经说：“我的五言律诗，读到茶村的《焦山》诗，才得以精进。”阎若璩对当世贤士多有批评，唯独赞许杜濬五言律诗，称他为“诗圣”。已经刊刻的文集名叫《变雅堂集》。
弟弟杜岕，字苍略，号些山，生员。和兄长一同避乱金陵。兄弟二人立身的准则大体相同，但志趣不一样。杜濬棱角分明，孤高独立。遇见权贵名人，必定凭气节折服对方，对普通人也很少交谈，因此招来很多嫉恨。但是名传天下，诗作一经写出，远近之人争相传诵。杜岕则平易谦和，混同于普通人，所作诗文，就算是子弟也不给他们看。壮年丧偶，不再续娶。居室破败漏雨，木床帷帐破旧，几十年不曾更换。屋里常年不打扫，常常到中午没有饭吃，儿女啼哭，客人来访没有酒饭，他神色之间没有一点不安。走在路上，常常避让旁人，不在路上与人交谈，就算是孩童仆役，也生怕伤到对方。比兄长晚七年去世，终年七十七岁，著有《些山集》。
郭都贤，字天门，益阳人。天启壬戌年进士，授行人一职。主持顺天乡试分校，选拔出史可法等六人。历任员外郎，外放任四川参议，督江西学政，分守岭北道，后巡抚江西。当时张献忠已经逼近辖境，贼寇骑兵四处出没。郭都贤日夜修缮防御设施，兵饷没有着落，于是召集下属官员，把官府一切供给用度，全部捐献充当军饷。左良玉驻军九江，骄横观望。郭都贤厌恶部下劫掠扰民，发文命他约束部队，同时招募士兵戍守。恰逢有人从中阻挠，于是托病辞官，隐居庐山。过了一年，北京陷落，郭都贤悲愤绝食。南明弘光朝廷建立，史可法在扬州开府，举荐他任职，他推辞不去。桂王在肇庆称帝，征召他担任兵部尚书，而郭都贤已经剃发做了和尚。早先洪承畴获罪罢官，郭都贤曾上奏举荐起用他。这时洪承畴经略西南，以旧友身份进山拜见郭都贤，赠送金银，郭都贤不收；洪承畴上奏举荐他儿子担任监军，他也坚决推辞。郭都贤见洪承畴的时候，故意装作眼睛失明。洪承畴吃惊地问什么时候患上眼疾，郭都贤说：“当初我认识你的时候，眼睛本来就有病。”洪承畴默然不语。
郭都贤天性至孝，哀乐的情感远超常人，为人严正耿直，风骨挺拔。学识广博，记忆力强，擅长诗文，书法瘦硬，又精通绘画，画竹尤其精妙。僧号顽石，又号些庵。生活清苦，没有固定居所。最初依附熊开元、尹民兴在嘉鱼，住在梅熟庵；后来流寓海阳，修筑补山堂，前后十九年。晚年回乡，在桃花江搭建草屋。最终客死江宁承天寺。
有女儿名叫郭纯贞，许配给黔国公沐氏。战乱之后音讯断绝，终身未嫁，在家终老。郭纯贞能作诗，自署郭贞女。
郭都贤著有《衡岳集》《止庵集》《秋声吟》《西山片石集》《破草鞵集》《补山堂集》《些庵杂著》等书。
陶汝鼐，字仲调，一字密庵，宁乡人。和郭都贤交情最深。崇祯初年，选为拔贡生。恰逢皇帝亲临太学，群臣请求恢复太祖的积分法，祭酒顾锡畴上奏举荐陶汝鼐的才学，特地赐为第一名，下诏把名字刻石立于太学。授予五品官职，他不接受，请求留在国子监继续读书。癸酉年乡试中举，两次考中会试副榜。南明败亡之后，剃发隐居沩山，号忍头陀。一生品行敦厚，父亲去世，哀痛思念终身。侍奉母亲极尽孝道，对待亲族乡人多存厚德。曾经为别人洗雪奇冤，冒着危难，救活上千人，但是从不对外说起。诗文有奇伟的气势，著有《广西涯乐府》《嚏古集》《寄云楼集》《褐玉堂集》《嘉树堂集》，郭都贤为这些书作序刊行，序文中写道二人“生于同乡、长同学，进退患难，志向相同”。
李世熊，字元仲，宁化人，明代生员。年少胸怀奇气，坚守大节，历经危难，生死不改。看重交游，敢于担当难事。一生喜爱读各类奇书，博闻强记。八十岁时，读书常常读到半夜才休息。六经、诸子百家没有不研读贯通的，唯独喜爱韩非、屈原、韩愈的著作。他写文章，文风深沉峭刻，广博奇诡，悲愤的文辞，贴合自身遭遇。
纵论古今兴亡、隐士出仕与归隐、江南江北的利害、军备屯田水利等重大政务，常常感慨落泪，泪水不停。十六岁补为弟子员，不久考中天启元年副榜。兴化推官佘昌祚读到他的文章，想要把他定为榜首，和主考官争执不成，把试卷揣入袖中带走，说：“他日此人必为榜首。”主持福建乡试的官员，争相想要寻访他，引以为重。
甲申国变之后，自号寒支道人，闭门隐居不见来客。朝廷多次下文书征召，他坚决谢绝。凡是知府、知县、监司、总兵上门拜访，很少有人能见到他一面。福建拥立唐王监国，经大学士黄道周、礼部侍郎曹学佺、都察院何楷举荐，征召授翰林博士，他推辞不去。曾经上书黄道周，为时事感愤。黄道周殉国之后，他奔赴福州请求朝廷抚恤，时常接济黄道周的遗孀孤儿。
顺治初年，清军进入福建，有人在总兵面前诋毁他。总兵派生员送信，逼迫他前往都城，并且扬言：“不出山，将有不测之祸。”李世熊回信说：“生死自有天命，岂能掌握在权贵之手？况且我已经四十八岁，诸葛亮鞠躬尽瘁离世之年，比我还小一岁；文天祥殉节之时，比我还大一岁。怎能压抑本心、违背本性，自取羞辱！”当时流言四起，李世熊誓死不动摇，猜忌诽谤不久也就平息。
李世熊凭借文章和气节名震一时。辛卯、壬辰年间，建昌溃兵黄希孕劫掠经过宁化，有士兵摘了他园子里两颗橘子，黄希孕立刻鞭打这名士兵，在园边驻马，等到士兵全部走过才离开。粤地贼寇到来，焚烧民房，大火烧到他的园子，贼首刘大胜派士兵救火，说：“怎能毁坏李先生的居所？”当时就算普通百姓，没有不知道寒支子李世熊的。
李世熊胸中积满愤懑，常常放游山水，排遣胸中不平。曾经前往江西，结交魏禧、魏礼、彭士望等人，一同泛舟鄱阳湖，登上庐山顶峰。追忆闯贼作乱旧事，哀痛欲绝，泪水泉涌，无法抑制。耿精忠反叛，派遣伪使前来敦请出仕，李世熊严词拒绝。从春天到冬天，坚持卧床不起，才得以避祸。李世熊在山中居住四十余年，乡人都尊奉他，遇事都找他决断。有人做坏事，就说：“不要让李公知道。”晚年自号愧庵，书斋匾额题为“但月”。著有《寒支集》《宁化县志》《本行录》《经正录》《狗马史记》等。八十五岁，在家中去世。
李世熊有三个弟弟，早早离世，留下子女，他负责抚育、置办嫁妆送她们出嫁。接济亲戚直到终身。又独自修建祖祠、修整祖墓，编纂九代以来的族谱。凡是祭祀，必定亲自到场，恭敬谨慎。父母忌日，就减餐、不参加宴会。正月初一，展看先人遗像，泪水沾湿衣襟，跪拜伏地不能起身，他的孝悌出自天性。
谈迁，字孺木，原名谈以训，海宁人。最初为生员。南明弘光政权建立，有人举荐他担任中书，召入史馆，他全都推辞，说：“我怎能借着国家的灾祸博取官职？”不久返乡。谈迁潜心研读经史百家，尤其留心明朝典故。他曾经说：“修史依靠的是实录。实录只能看到表面，内里的真相，已经难以窥见。何况建文革除时期的史事，杨士奇所记已有失实；弘治盛世，焦芳多有歪曲丑化；神宗、熹宗朝执笔修史的，都是阉党门下的属吏。至于思宗十七年忧劳戒惧，而史官四散逃亡，皇宫藏书毁于大火，国家灭亡，国史随之湮灭，普天之下痛心之事，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于是删订十五朝实录，订正其中是非。寻访崇祯十七年的邸报，补写缺失的史料，成书，命名为《国榷》。
当时世人亲身经历战乱，大多想要追溯祸乱缘由，传于后世，但是见闻狭隘，没有史料依据。听说谈迁有这部书，想要窃取占为己有。谈迁家境贫寒，没有值钱财物。夜里有盗贼入室，把行囊全部翻空带走。谈迁长叹：“我的手还在，难道就此停止吗？”向嘉善钱氏借书，重新完成书稿。阳城张慎言把他看作奇才，放下身份礼遇他。张慎言去世时，谈迁正要北上昌平，哭吊思陵；又打算赶赴阳城凭吊张慎言，还没抵达就离世，时间是顺治十二年冬十一月。黄宗羲为他撰写墓表。
明末遗民，坚守志向不屈服，身虽隐居而心系天下，等到大势无可挽回，就发奋著书，想要依托文字寄托心志，像谈迁这样，心中的忧愤哪里有尽头？所以附在各省遗民列传末尾。
列传二百八十九 艺术一
吴有性、戴天章、余霖、刘奎；喻昌、徐彬、张璐、高斗魁；周学海；张志聪、高世栻、张锡驹；陈念祖；黄元御；柯琴、尤怡；叶桂、薛雪；吴瑭、章楠、王士雄；徐大椿、王维德、吴谦；绰尔济、伊桑阿、张朝魁；陆懋修、王丙、吕震、邹澍、费伯雄；蒋平阶、章攀桂、刘禄、张永祚、戴尚文。
自从司马迁为扁鹊、仓公以及日者、龟卜之人立传，后世史官沿袭，有的称作方技，有的称作艺术。大体收录的多是医、卜、阴阳、术数一类人物，间或记载工艺巧匠。艺所涵盖的范围，广博繁多。古代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是读书人日常修习的；各类工匠所掌握的技艺，全都属于艺。近代地方志，把书画、技击、工艺巧艺归入这一类，实际和古义相合。
圣祖康熙天资圣明，通晓多种技艺，贯通中西历算学问，一时间大儒辈出，各自成一家之学，国史将他们归入儒林。测绘地图，铸造枪炮，开始仿照西方方法。凡是身怀一技之长的人，常常召入蒙养斋当值。文学侍从之臣，常以书画在内廷供奉。又设立如意馆，仿照前代画院制度，同时掌管各类工匠制作。所以当时进献御用器物，雕刻、编织、陶器，无不精美，流传天下，号称极盛。
延续到高宗乾隆时期，这种风气没有衰减。朝廷钦定《医宗金鉴》，汇集古今医学学说，宗旨纯正。对于阴阳术数的著作，也编修《协纪辨方》一书，颁行天下沿用，顺应民俗，暗含推崇实学、摒弃虚妄的用意，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的风尚。
清代中叶之后，海禁开放，西方各类技艺书籍传入中国，议论者认为工业是强国根本，于是研究格致之学、制造器物的人，顺势兴起。有人依托旧学拓展新知，有人抒发心得以求实用，世人于是越发重视技艺。选取能够流传后世的人写入本篇，按类别排先后。成就卓然自成一家的，详细记述学问传承渊源；同时兼有政绩、文学成就，已经列入其他列传的，简要记述梗概；凡是荒诞戏谑的说法，一概摒弃不录。后世阅读的人，可借此考察时代风貌。
吴有性，字又可，江南吴县人。生于明末，居住在太湖洞庭山。崇祯辛巳年，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爆发大规模瘟疫，医生用伤寒的治法医治，没有效果。吴有性推究病源，依据亲身观察验证，写成《瘟疫论》。书中说：“伤寒从毛孔侵入，侵入脉络，由表入里，所以传变分为六经，由阳到阴，依次深入。瘟疫从口鼻侵入，潜伏在膜原，病邪处在半表半里之间。它的传变有九种：有的只在表不在里；有的先在表，再次传表；有的只在里不在表；有的先在里，再次传里；有的表里同时传变；有的表里分传之后再次分传；有的表证重于里证；有的先表后里；有的先里后表。”其中有十一点和伤寒截然不同，还有变证、兼证，种种差别。一并立论、创制方剂，逐条辨析。古代没有专门论述瘟疫的著作，自从吴有性此书问世，瘟疫之学才得到阐发。
在他之后有戴天章、余霖、刘奎，都以治疗瘟疫闻名。
戴天章，字麟郊，江苏上元人，生员。好学强记，尤其精通医学。所著伤寒、杂病各类书籍，以及《咳论注》《疟论注》《广瘟疫论》，一共十多种。他论述瘟疫，完全遵从吴有性的学说。认为瘟疫和伤寒的区别，重在发病之初辨别证候：辨气、辨色、辨舌、辨神、辨脉，论述更加详备。为人治病，不接受酬谢。儿子戴瀚，考中雍正元年一甲第二名进士。
余霖，字师愚，安徽桐城人。乾隆年间，桐城爆发瘟疫。余霖认为病由火热之邪引发，重用石膏入药，病人往往痊愈。数年之后，他到京城，盛夏疫病流行。很多医生沿用张介宾的治法，死者很多；使用吴有性的方法，也不能全部奏效。鸿胪卿冯应榴的姬妾呼吸将绝，余霖投大剂石膏，立刻痊愈。效仿他治法的医生，救活无数人。余霖著书名为《疫疹一得》，他的论点和吴有性有同有异。采纳吴有性辨证思路，但认为达原饮、三消、承气等方，仍有牵强划分表里的弊病。
刘奎，字文甫，山东诸城人。乾隆末年，撰写《瘟疫论类编》与《松峰说疫》二书，松峰是他的自号。多为偏远缺医少药的百姓讲解医理。吴有性论瘟疫，已经提到大头瘟、疙瘩瘟疫、绞肠瘟、软脚瘟。刘奎又列举北方民间所说各类疫病的名称症状，逐条剖析。又考虑贫寒病患无力购药，选取乡野常见物品可以治病的，阐发功效，补充《本草》没有记载的内容，多有独到体会。同时代昌邑黄元御治瘟疫，用浮萍代替麻黄，就取自刘奎的说法。他的著作流传日本，日本医家著述也多有取用。
喻昌，字嘉言，江西新建人。幼年善写文章，性情不羁，和陈际泰交游。明崇祯年间，以副榜贡生入京上书议论国事，不久朝廷征召，他不去赴任，往来靖安一带。剃发做和尚，后来又蓄发游历江南。顺治年间，寄居常熟，凭医术闻名，治病多有神效。才思辩说纵横，当世少有匹敌。著《伤寒尚论篇》，认为林亿、成无己过于尊信王叔和；只有方有执撰写《伤寒论条辨》，删去王叔和序例，合乎尊崇经典的本意，但仍有未能通达之处，于是重新编订。源流虽然出自方有执，但大多抒发自己独到见解。唯独《温证论》中，使用温药治疗温病，后来尤怡、陆懋修都写文章批评这一点。
又著《医门法律》，以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以及各类杂病，分门类立论，其次列治法，再列医律。所谓法，是治病的方法、用药的机变；所谓律，写明医生失误的情形，判定过失，如同断案。喻昌这本书，专为庸医害人而作，分辨疑似病症，让临诊的医生不敢轻率用药，对医学大有贡献。
书后附有《寓意草》，都是他的医案。凡是诊病，先辨析病情，再开药方；还和弟子定下议病的格式，极为详审。书中所载治愈案例，反复推究，务求阐明辨证用药的原理，不同于其他医案只粗略写某病用某药痊愈，被后世医者奉为范式。
喻昌通晓禅理，他的医术常从妙悟得来。《尚论后篇》与《医门法律》，都是七十岁之后才写成。喻昌久居江南，跟随他求学的人很多。
徐彬，字忠可，浙江嘉兴人，是喻昌的弟子。著《伤寒一百十三方发明》与《金匮要略论注》，学说全部源自喻昌。《四库全书》收录《金匮要略》，采用的就是徐彬论注本。凡是经典本义，放在注释之中；零散见解，以及总括诸证、不能专归某一条的内容，放在“论”中。徐彬说：“别的方书，大多是汇编拼凑，单独摘一条，有时也能有效。《金匮》的精妙，必须通读全书，整体的治法才能完整理解。不仅要考察它用了什么药，还要考察它不用什么药。”世人认为这是中肯的论断。
张璐，字路玉，自号石顽老人，江南长洲人。年少聪慧，广泛研读儒学，专心研读医书，从《黄帝内经》、岐伯到近代医方，无不阅览。遭遇明末战乱，隐居洞庭山中十多年，写书自遣，到老不倦。仿照明王肯堂《证治准绳》，汇集古人方论、近代名医言论，汇总折中，每一类后面附上医案，编成《医归》一书，后来改名为《医通》。
张璐认为张仲景的书后人阐释越来越多，仲景本意反而模糊。后来读到《尚论篇》《伤寒论条辨》等书，又广泛搜寻秘本，反复研读，才觉得从前纷繁的歧说，渐渐归于统一。撰写《伤寒缵论》《伤寒绪论》。缵，是承袭仲景原文；绪，是梳理各家纷乱之说，澄清观点，辅助仲景的医法。
他注解本草，阐发《神农本草经》大义，附带各家治法，名为《本经逢原》；论述脉法要义，名为《诊宗三昧》，都有独到心得。又认为唐代孙思邈治病多有奇效，逐方研究药性，详细疏证，写成《千金方释义》，一并流传于世。
张璐著书主张广博通达，立论平实，不标新立异。治病，多取法薛己、张介宾。八十多岁去世。圣祖南巡，张璐儿子张以柔进呈遗著，皇帝下旨留书阅览。儿子张登、张倬，都继承医业。
张登，字诞先，著《伤寒舌鉴》； 张倬，字飞畴，著《伤寒兼证析义》；二书都被四库收录。
高斗魁，字旦中，又号鼓峰，浙江鄞县人，生员。兄长高斗枢，明末为国殉难。高斗魁行侠仗义，遇到受难遗民，不惜破产营救。妻子因案件牵连，被迫自尽。他素来精通医术。一次在杭州，看见抬棺材的人流血滴落在地上，说：“这人没有死！”开棺给药，病人苏醒。江湖到处传颂这件事，求医的人络绎不绝。著《医学心法》；另有《吹毛编》，记录自己医案。他医学宗旨，接近张介宾。
周学海，字澂之，安徽建德人，总督周馥之子。光绪十八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官至浙江候补道。潜心研究医学，论述脉学尤其详尽，著《脉义简摩》《脉简补义》《诊家直诀》《辨脉平脉章句》。引申旧说，结合亲身临证体会，多有心得。博览典籍，实事求是，不做牵强附会。推崇宋人的体悟之学，对史堪、张元素、刘完素、滑寿以及近代叶桂等人著作，都加以评注。自称清代名医之中，信服张璐、叶桂两家。临证多采纳张璐学说，学问和张璐相近。在江淮一带做官，时常为人治病，普通病症看不出过人之处，遇到疑难重症，常有奇效。刊刻古医书十二种，底本多是宋元旧刻、私家秘藏，校勘精审，被世人称作善本。
张志聪，字隐庵，浙江钱塘人。明末，杭州卢之颐父子著书阐扬医学，张志聪接续他们的事业。修建侣山堂，召集同道在此讲学论道，考证医经，辨析是非。从顺治中期到康熙初年，四十年间，研习《内经》《素问》的医者都归向他。注解《素问》《灵枢》二经，汇集各家说法，随文释义，胜过明代马元台的注本。
又注解《伤寒论》《金匮要略》，对《伤寒论》用功最深，历时二十年，两易书稿才完成。采用王叔和旧本，略微调整篇目顺序。先列六经病，其次霍乱、阴阳易、湿、暍、汗、吐、下诸证，后面是辨脉、平脉；删去王叔和序例，因为序例和原书矛盾，删去平息争论。辩驳成无己旧注，提出：“风伤卫、寒伤营，脉缓为中风，脉紧为伤寒；伤寒恶寒无汗，宜麻黄汤；中风恶风有汗，宜桂枝汤，这些说法并不完全妥当。风寒两感，营卫俱伤，用大青龙汤，这个说法尤其谬误。”他的注释分章阐明主旨，逐句解析，同时阐释阴阳气血的生成运行、经络脏腑贯通循行的道理，让研读《伤寒论》的人有所本，能够灵活运用，不只停留在文字表层，免得终身使用却不懂其中医理。
又注解本草，阐释《本经》，阐明药性，依据五运六气理论。后人凭空臆造的说法，一概不收录。
自己所著有《侣山堂类辨》《针灸秘传》。张志聪的学问，以《素问》《灵枢》《金匮要略》为根本，一生著述恪守医经法度，遗书并行于世，唯独《针灸秘传》失传。
高世栻，字士宗，和张志聪同乡。年少家贫，阅读民间通俗医书，二十三岁就外出行医，颇有声誉。后来自己生病，当时的医生医治，病情越发严重；很久之后不服药自愈。幡然悔悟：“我医治别人，大概也是这般，这是草菅人命。”于是跟随张志聪研习《内经》、仲景之学，历时十年，全部掌握精深奥义。诊治疾病必定推究根源，开方不同于流俗。张志聪撰写《本草崇原》没有写完，高世栻接续完成。又注解《伤寒论》。晚年写《医学真传》，传授弟子。自述说：“医理如同剥芭蕉，剥到无可再剥，才是终极道理。用这个看待病症，中正不变。世间通行分门别类的方书，都是医学糟粕。像薛己、赵献可等人，虽有领悟变通，不是《内经》、仲景一脉相传的大道。古人说：‘不懂十二经络，开口动手就会出错；不明五运六气，读尽方书也没有用处。病症有标有本，求标必须治本，医治千人，不会损伤一人。’所以揭示正道，驳斥旁门，让学医的人谨慎取舍。”
后来有张锡驹，字令韶，也是钱塘人。著《伤寒论直解》《胃气论》，学问源自张志聪。
陈念祖，字修园，福建长乐人。乾隆五十七年举人。著《伤寒金匮浅注》，继承张志聪、张锡驹的学说，多有阐发，世称善本。嘉庆年间，担任直隶威县知县，有贤良名声。遇上水灾大疫，亲自施药救治，救活无数百姓。晚年回乡，教授医学，弟子众多，著书十多种，流传世间。
黄元御，字坤载，山东昌邑人，生员。因为庸医用药损伤眼睛，发奋学医，对《素问》《灵枢》《难经》《伤寒论》《金匮玉函经》全都作注，共计几十万字。自视很高，喜欢改动古书，申述自己的学说。他治病，主张扶阳抑阴。
柯琴，字韵伯，浙江慈溪人。学识广博，能作诗文，放弃科举，立志学医。家境贫寒，游历吴地，寄居虞山，不张扬医术，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他。著《内经合璧》，多有校正，此书亡佚不传。
注解《伤寒论》，书名《来苏集》。他认为方有执、喻昌等人凭自己想法改动原文，违背仲景本意。于是依据书中“太阳证、桂枝证、柴胡证”等提法，以证候划分篇目，汇集六经各条原文，按类编排。自序大略说：“《伤寒论》经王叔和编次，已经不是仲景旧貌，读者必须仔细分辨哪些是仲景原文，哪些是王叔和手笔。其中脱落、倒装、错字、多余文字，一一指出，才能看见原貌。并且行文详略不一，有的互文见义，有的对比参照，由此领悟彼意，见微知著，在文字之外领会深意，才可以辅助仲景。历来注家，不通读全书、前后对照，随文敷衍，前后矛盾，黑白不分。三百九十七法，不见于仲景序言，也不见于王叔和序例，林亿最先提出，成无己附和，这套说法本不可信，王安道已经辩驳。后世学者，还在琐细纠结条文数目，对古人有什么益处？对后学有什么功劳？大青龙汤，本是仲景为伤寒中风无汗兼有烦躁而设，只是加味麻黄汤而已。有人说伤寒见风、伤风见寒，因此用麻黄汤主寒伤营，桂枝汤主风伤卫，大青龙汤主治风寒两伤营卫，强行构建三纲鼎立的说法，这如同郑声扰乱雅乐。而且残缺仅存二三的文本，被当作全本；手足厥冷的厥证，有的和两阴交尽的厥混为一谈，其中谬误，数不胜数。这就是我展卷长叹，无法停止的原因！”
又写《伤寒论翼》，自序大略说：“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合共十六卷，治法完备。常证之中的变证，变证之中的常证，无不详尽。如果全书完整留存，完全可以从原文推求本源。自从王叔和把《伤寒杂病论》拆为两本书，但原书之中杂病条文依然大量留存。虽然书名定为《伤寒论》，终究没有脱离伤寒杂病合论的本源。名实不符，互相混淆，旁门歧路，让人无所适从，难道不是王叔和的错误带来的祸患？仲景所说六经，是百病的法则，不单单针对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法原理无二，全都受六经统摄。研究伤寒的人，只局限伤寒，不探究书中杂病的道理；研究杂病的人，又认为《伤寒论》和杂病无关，置之不问。把这部探究天地化育的典籍，落入疑惑不定的境地，我深深为医学担忧。”评论的人认为柯琴这两部著作，对仲景之学贡献很大。
尤怡，字在泾，江苏吴县人。家中原有千亩田地，到尤怡时家道衰落。十分贫困，在佛寺写字谋生。行医，一开始没人看重他。喜爱作诗，和同乡顾嗣立、沈德潜交游。晚年学问精深，治病常有奇效，才名声显扬。性情淡泊名利，隐居花溪，自号饲鹤山人，读书著书自得其乐。注解《伤寒论》，书名《贯珠集》。认为后人因为王叔和编次错乱，辩驳修订，各成一家，说法越多，医理越晦涩。于是以六经为纲，在常规治法之外，太阳篇设权变法、斡旋法、救逆法、类病法；阳明篇设明辨法、杂治法；少阳篇设权变法；太阴篇分脏病、经病、经脏同病之法；少阴、厥阴篇分温法、清法。凡是病机进退变化的关键，各立治法分辨，让读者先掌握法则，再使用方剂。划分证候清晰，对于少阴、厥阴温清两大治法，尤其破除世人的迷惑。注解《金匮要略》，书名《心典》。另外汇编各家方书、杂病治则，可以辅助仲景学说的，阐发其中精义，写成《金匮翼》。又著《医学读书记》，对《内经》以下各家学说，多有折中评判，徐大椿称赞他深得古人本意。尤怡的著述典雅厚重，世人把《贯珠集》和柯琴《来苏集》同等看重。
叶桂，字天士，江苏吴县人。先祖从歙县迁到吴地，祖父叶时、父亲叶朝采，都精通医术。叶桂十四岁丧父，跟随父亲的弟子学医，一听讲解就能领悟，医术很快超过老师，在当时闻名。诊脉望色，如同能看见五脏。开方不拘泥旧见，曾经说：“药剂的寒凉温燥要看病症。前人有的偏用寒凉，有的偏于温养，学习者没有清晰认知。企图用药面面俱到以求侥幸取效，借着药性平和掩盖医术粗疏。早上一方，傍晚换方，哪里能切合病情？病症有本证有变证，必须胸有成竹，才能开方。”
他治病多有神效。遇到疑难病症，有的依据病人平日喜好找到救治办法；有的沿用别的医生方子，稍微调整服用方法；有的完全不开药，只调整起居饮食调养；有的在没有发病的时候预判疾病；有的提前预言几十年后的病变，全都应验。当时名满天下，传闻附会，很多接近荒诞，不再记录。八十岁去世。临终告诫儿子：“医生可以做，也不可轻易做。必须天资聪慧，读万卷医书，才可以救人济世。不然，很少有不伤人命的，药物就如同刀刃。我死后，子孙千万不要轻易行医！”
叶桂悟性超凡，贯通古今医术，但是很少自己著书。世间流传他批注的本草，多有心得。还有《许叔微本事方释义》《景岳发挥》。去世之后，弟子收集医案编成《临证指南医案》，不是他亲手撰写。书后附《幼科心法》一卷，相传为叶桂手定，徐大椿称赞此书精妙独到，后来章楠改题为《三时伏气外感篇》；另附《温证证治》一卷，传为他口述给弟子顾景文，章楠改题为《外感温证篇》。这两部，最受后世医者研习。
同乡薛雪，名气次于叶桂，但是大江南北，论医都尊奉叶桂，一百多年，私淑学习的人很多。最出名的，是吴瑭、章楠、王士雄。
薛雪，字生白，自号一瓢。年少跟随同郡叶燮学诗。乾隆初年，参加博学鸿儒，没有考中。擅长画兰，精通拳术，学识广博，对医学有独到见解。判断生死从不出错，治病多有奇事。一生和叶桂不和，给自己居所起名扫叶庄；但是每次看到叶桂开出的好方子，没有不击节称赞的。著《医经原旨》，阐发《灵枢》《素问》深奥的道理。世间流传《湿温篇》，被医者尊奉，有人说不是薛雪所作。他的医案和叶桂、缪遵义合刻刊行。
缪遵义，也是吴县人。乾隆二年进士，担任知县。因为母亲患病，研读医书，弃官行医，用药常常独出心裁，吴中称这三人为三大医家。
吴瑭，字鞠通，江苏淮阴人。乾隆、嘉庆年间游历京城，有名声。学问源自叶桂，认为叶桂立论简略，医案散落在杂证之中，很多人忽略。著《温病条辨》，阐发叶桂学说，这本书广为流传。
同一时期归安吴贞，著《伤寒指掌》，也阐发叶桂医案的宗旨，和吴瑭观点相近。
章楠，字虚谷，浙江会稽人。著《医门棒喝》，认为叶桂、薛雪最得仲景遗意，其他医家比不上。
王士雄，字孟英，浙江海宁人，居住杭州，世代行医。王士雄读书修身，家境贫寒，依靠行医谋生。咸丰年间，杭州陷落，辗转迁居上海。当时吴越逃难百姓聚集，瘟疫大规模爆发，王士雄救治，保全很多人的性命。早年写《霍乱论》，对温补治法十分审慎；到这时重新修订刊印，医者奉为准则。又写《温热经纬》，以《内经》《仲景》原文为经，叶桂、薛雪等人论述为纬，大意和章楠注释相近。同时采纳前代各家学说，择善而从，胜过章楠。著作多种，以这两部最为详备精深。
同时浙西研究医学的，平湖陆以湉、嘉善汪震、乌程汪曰桢，学术宗旨大体相同。
阳湖张琦、张曜孙父子，都是通儒，凭医术闻名，承袭黄元御扶阳学说，用药偏温。张曜孙到上海，有人劝王士雄前去求教，王士雄谢绝。研习叶氏温病学说的医者，以王士雄为代表，只是他喜用辛凉药，评论者认为也略有偏颇。
徐大椿，原名大业，字灵胎，晚年号洄溪，江苏吴江人，翰林检讨徐釚的孙子。生来禀赋出众，身材高大额头宽阔，聪慧过人。为生员，不屑于科举，放弃而钻研经学，探究《易经》义理，喜爱研读黄老、阴符典籍。凡是星象、地理、九宫、音律、技击、兵法、水利各类学问，无不通晓，尤其精通医学。世间很多关于他的奇闻传说。但是徐大椿自编医案，只剖析虚实寒温，阐明治病法则，归于平实，神异事迹只记录一两件。他的著作流传很广，不再细录。
乾隆二十四年，大学士蒋溥病重，高宗下诏征召天下名医，经举荐，徐大椿被召入京城。徐大椿上奏蒋溥的病无法医治，皇帝赞许他朴实坦诚，命入太医院供职，不久请求返乡。二十年之后再次下诏征召，已经七十九岁，最终在京师去世，朝廷赐银办理丧事。
徐大椿学识广博贯通，注解《神农本草经百种录》，认为旧注只说明药物功效，不解释原理。选取常用药，列出经文，阐发主治道理，在各家本草注释中最富有启发性。
注解《难经》，名为《难经经释》，辨析它和《灵枢》《素问》的异同。注解《伤寒论》，名为《伤寒类方》，书中说：“医家校订《伤寒论》，如同研究《尚书》的人争论《洪范》《武成》，注解《大学》的人争论古本今本，终究没有定论。殊不知仲景原书，本为救治误治而作之书，当时随证立方，本无定序。”于是删去阴阳、六经的门类条目，只按照方剂归类，证候依附方剂来划定，使人可以对照证候去寻找方剂，而不必循着六经去寻找证候。所有繁杂缠绕的理论，全部删削去除。他所撰写的《兰台轨范》，凡是收录病论，只选取《灵枢》《素问》《难经》《金匮要略》《伤寒论》、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唐代孙思邈《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这几部典籍。收录方剂也大多取自上述诸书；宋代以后的方剂，则选取其中医理可以推求、临床试用多有疗效的，取舍最为严谨。对于疑似、界限模糊之处，辨别尤其详尽。
他论述医学的著作名叫《医学源流论》，分九十三个篇目。书中说：“疾病的名称有上万种，但脉象不过几十种，诊病必须结合望、闻、问三法互相参照。比如同样的病但患者体质不同的区别，兼证、合并疾病的区分，亡阴、亡阳的分辨。有的病不会痊愈也不会致死，有的病就算暂时痊愈最终也必死，还有药物误治却不会立刻死亡的情况。药物的性味功效古今有变迁，《内经》中司天、运气的学说不能死板拘泥。针灸的古法已经失传。”这些观点都值得采纳。
又写有《慎疾刍言》，针对沉溺于邪说、世俗浅见之人痛切规劝，文中多有令人惊心动魄的话语。《医贯砭》专门驳斥赵献可一味使用温补治法的弊病。以上几部书都在世间流传。
徐大椿与叶桂一同在吴中以医术闻名，但治学宗旨不同。他评点叶桂的医案，多有纠正。同时精通外科，却没有撰写外科专著；他认为世间流传的《外科正宗》一书，轻率使用刀针与有毒药物，常常害人，于是详细评点校勘此书，后世也把这个评校本奉为善本。
同郡吴县人王维德，字洪绪，自号林屋山人。他的曾祖父王若谷精通外科，王维德继承家学，撰写《外科全生集》。书中提出：“痈、疽并不是必死的病证。痈属于阳证实证，气血有热、毒气郁滞；疽属于阴证，气血虚寒、毒气凝结。治疗都以打开腠理为首要，医者只应当辨析阴阳虚实。初起时颜色发红就是痈，颜色发白就是疽，二者道路截然不同。世人将痈、疽混为一谈、同一方法治疗，这是错误的。”这套论点是前人未曾阐发的。凡是初起的疮疡，以消散为上策，慎用托毒外出的治法，尤其告诫不可滥用刀针、毒药，和徐大椿的观点大致相近，后世医者多尊奉他。王维德同时通晓阴阳术数之学，著有《永宁通书》《卜筮正宗》。
吴谦，字六吉，安徽歙县人。任职太医院判，在宫中侍奉，多次得到朝廷赏赐。乾隆年间，皇帝下诏编修医书。太医院使钱斗保奏请调取内府藏书，同时征集天下私家秘藏医书、世代相传的经验良方，分门归类，删去杂乱驳杂的内容，采录精华，阐发书中未尽之义，补充缺漏，打算编成两部书：篇幅精简简要的，供初学之人诵读；内容广博宏富的，供学有所成者参考。不久征集书籍的诏令中止，朝廷商议只编修一部书，力求快速成书，任命吴谦和同僚刘裕铎担任总修官。
吴谦认为古代医书多有治法而无配套方剂，只有《伤寒论》《金匮要略》《杂病论》才是治法、方剂兼备。《灵枢》《素问》之后，这两部书一脉相承。义理深奥，方药精微奥妙，不容易领会，后世传本多有错讹。旧有的注本随文牵强附会，难以取信后人。吴谦自己动手删改订正，书稿完成了八九成；到此时，朝廷决定就在吴谦这部尚未完稿的书上再做增删修订。对于二书的错讹之处全部订正，逐条加以注释，又汇集各家旧注里足以阐发深奥义理的内容，作为参考，放在全书之首，标示正统治学路径。其后依次编排《删补名医方论》《四诊要诀》《诸病心法要诀》《正骨心法要旨》。全书修成，御赐书名《医宗金鉴》。此书虽然出自众人之手编订，但《伤寒论》《金匮要略》的订正，根基都来自吴谦本人撰写的文稿。
书中采录乾隆以前清代医家学说共二十余家：张璐、喻昌、徐彬、张志聪、高世栻、张锡驹、柯琴、尤怡，事迹在各自本传之中。
其余次要医家：林澜，著《伤寒折衷》《灵素合钞》，同时通晓星象、堪舆之学；汪琥，著《伤寒论辨注》；魏荔彤，著《伤寒金匮本义》；沈明宗，著《伤寒金匮编注》；程应旄，著《伤寒后条辨》；郑重光，著《伤寒论条辨续注》；周扬俊，著《伤寒三注》《金匮二注》；程林，著《金匮直解》《圣济总录纂要》；闵芝庆，著《伤寒阐要编》。还有著作散佚、无从考证的，尚有六七家。
绰尔济，墨尔根氏，蒙古人。天命年间率先归附后金。擅长医治外伤。当时白旗先锋鄂硕与敌作战，中箭濒死，绰尔济为他拔出箭镞，敷上好药，伤口很快痊愈。都统武拜身上中三十多支箭，昏迷气绝。绰尔济让人剖开白骆驼的腹腔，把武拜放进驼腹之中，武拜于是苏醒。有一个人手臂弯曲不能伸展，绰尔济先用大锅热水熏蒸患处，再用斧槌活动骨骼，揉搓之下骨骼发出声响，手臂随即痊愈。
觉罗伊桑阿，乾隆年间，凭借正骨医术起家，积累巨额财富。他教授徒弟的方法：把笔管截成数段，用纸包裹，反复摩挲，使断口节节接合，如同未曾折断一般；熟练之后再用这个方法接骨，大多有效。旧例，挑选上三旗士卒里通晓正骨的人，每旗十人，隶属于上驷院，称作蒙古医士。凡是宫廷执事人员摔伤损伤，就命他们医治，限定日期痊愈，逾期就要治罪。侍郎齐召南坠马，头部受伤，脑浆流出。蒙古医士用牛膀胱包裹他的头部，伤口很快愈合。当时他们持有秘方，能立刻见效，伊桑阿名气最大。同一时期湖南还有张朝魁，也以外伤科闻名。
张朝魁，辰溪人，又叫毛矮子。二十多岁时，遇到一位远道而来的乞丐，张朝魁厚待此人，乞丐传授给他奇异医术，能治疗痈疽、瘰疬以及跌打损伤、危急重症，可以用刀剖开皮肉，清除脏腑间的淤血。还能够接续筋脉、正骨。当时有个刘某患腹痛，倒地濒临死亡。张朝魁前去诊视，说：“病在大小肠。”剖开他腹部二寸左右，伸手入腹整理肠腑，数日便痊愈。辰州知府乘轿翻越银壶山，忽然坠落岩下，肩胛骨骨折。张朝魁用刀刺破患处，将骨骼拨正，敷上药物，之后行动如常。
陆懋修，字九芝，江苏元和人。先辈以儒学显贵，世代通晓医术。陆懋修是生员，继承家学。咸丰年间，太平军侵扰江南，他辗转迁居上海，于是凭借医术闻名。深入钻研《素问》，著《内经运气病释》。后来更加广泛研读汉代以后医书，严格恪守张仲景的治学法度，对整个清代医家，一一评述得失。他所取法的是柯琴、尤怡两家，认为这两家最能领会张仲景本意。吴中地区叶桂名气最大、流传最广，陆懋修认为叶桂的医案出自门下弟子记录，不完全可信；所传温病诊治理论，也是门人笔录而成。开篇提出的“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这句话，不符合经典医经法则，误把胃热当作肺热，根源是不懂得阳明病。因此撰写《阳明病释》一篇，阐明这个道理。又依据《难经》“伤寒有五”的记载，提出：“张仲景撰书参考《难经》，温病本就包含在伤寒范畴之内，治疗温病的方法不出《伤寒论》之外。”又说：“瘟疫分温疫、寒疫，和温病并不相同，医者大多混为一谈。吴有性、戴天章都是治疫名家，尚且免不了这个错误。”撰写文章辨析，论点都精密准确，对学医之人大有裨益。
陆懋修放弃科举，不求仕途；等到儿子陆润庠考中进士，他到京城儿子府中奉养，著书到老不曾停止。光绪年间去世。陆润庠也通晓医术，官至大学士，另有传记。
王丙，字朴庄，吴县人，是陆懋修的外曾祖父。著《伤寒论注》。他认为唐代孙思邈《千金方》只收录王叔和《伤寒论》的序例，全书载于《千金翼方》，这个版本的篇目次序最为古早，以此作为定本。他提出：“方中行、喻昌等人删改驳斥序例，只是想要申述自己的见解，并不是定论。”撰写《回澜说》，极力争辩这件事。另著《古今权量考》，考证古制一两相当于今制六分七厘，古制一升相当于今制七勺七秒，后世学医之人都尊奉此说作为标准。
吕震，字茶村，浙江钱塘人。道光五年举人，任湖北荆门州判。晚年寓居吴地，酷爱医学，诊治常常收到奇效。他说：“《伤寒论》能让学习者掌握切实可行的临证方法，不只是专为伤寒一病立法。如果能依照六经辨别证候，就算像伤寒这样复杂危重的疾病，也不会被众多歧路迷惑，各类杂病都能用这套理论贯通。”著《内经要论》《伤寒寻源》。陆懋修所持论点，大多源自王丙、吕震。
邹澍，字润安，江苏武进人。恪守孝道，家境贫寒而勤学，隐居行医。道光初年，朝廷下诏举荐山林隐逸之士，同乡商议举荐邹澍，他坚决推辞。邹澍通晓天文历算、地理沿革，诗文也卓然自成一家，却不自我夸耀。著作之中，医书居多。《伤寒通解》《伤寒金匮方解》《医理摘要》《医经书目》都没有流传下来。刊刻传世的有《本经疏证》《续疏证》《本经序疏要》。他认为明代潜江刘氏《本草述》贯通金元各家学说，反而多有牵缠矛盾，所以他的注释全部依据《伤寒论》《金匮要略》，疏通论证，辅以《千金方》《外台秘要》。深入探究张仲景制方的精微用意，自成一家学说。
费伯雄，字晋卿，和邹澍同乡，居住在孟河，临近长江。咸丰、同治年间远近闻名，前来求诊的人络绎不绝，他居住的地方也因此成为繁华区域。搭脉就能判断病情，不必等待病人自述。论医主张不偏执、不繁杂。认为古代医官取名“和”“缓”，就能领会这个宗旨。著作名为《医醇》，毁于战乱。摘录书中要义，编成《医醇賸义》，附带方论。核心观点是常见病多，奇病少见，医者抓住纲要，才能驾驭繁杂，不要追求奇异。享誉数十年，家族因此致富，子孙世代传承医术。费伯雄的著作详于杂病，对伤寒论述简略，和陆懋修、邹澍宗旨都不相同。清末江南医家，以费伯雄名气最大，因此附记于此。
清代医学，大多重视考古。道光年间，才开始翻译西方医书；王清任撰写《医林改错》。他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解剖学，宋元之后流传的脏腑图谱，怀疑不完全符合真实人体；在处决犯人时实地观察验证，又参照兽畜。他还没有见到西方医书，但是他的观点却和西学相合。光绪年间，唐宗海推广这套理论，对照《内经》辨析异同，研究经脉、奇经各穴位，以及营卫、经气，这些内容是西医所没有论及的。撰写《中西汇通医经精义》，想要沟通中西医学，弥补各自缺漏。这两个人的创见，都足以启发后世学者。
蒋平阶，字大鸿，江南华亭人。幼年丧父，祖父命他学习风水堪舆之学。十年，才学到真传；走遍大江南北，考证古今名墓，又十年，才领会核心要义；再十年，穷尽其中变化。他自称看天下山川水土，就算是边远荒野内外，都看得一清二楚。于是撰写《地理辨正》，取当世流传的风水典籍，订正其中谬误，分辨是非，只尊奉唐代杨筠松一人；曾文辿只是承袭杨筠松的学问。对于廖瑀、赖文俊、何溥及之后的风水家，都不以为然。他认为世人最迷惑的就是《平砂玉尺》一书，抨击此书为伪书尤其用力。他自称堪舆之道贵在口传心授，不能用言语尽数讲清；古书虽然浩如烟海，一半都是伪造。他宣称救世的学说，只在《地理辨正》一书之中。后来又抒发心得，写成《天元五歌》，说这些都还只是糟粕，精微的内核不在其中，也没有别的秘本。三吴、两浙一带，有人自称得到蒋平阶真传，还有伪撰书籍说是蒋氏秘本，全都是假托。
跟随他学习的弟子：丹阳张仲馨，丹徒骆士鹏，山阴吕相烈，会稽姜尧，武陵胡泰徵，淄川毕世持，除此之外没有再传授其他人。姜尧注解《青囊奥语》以及《平砂玉尺辨伪总括歌》，一并附在《地理辨正》之中。
蒋平阶生于明末，同时以诗文闻名。清初众多文坛前辈，多和他诗文唱和。堪舆之学，他堪称一代大宗师；他制作的罗盘，后人多在使用，称作“蒋盘”。
章攀桂，字淮树，安徽桐城人。乾隆年间，任甘肃知县，多次升迁，官至江苏松太兵备道。有理政才干，通晓多种技艺，尤其精通风水。他认为近代风水典籍之中，说理清晰明白的，没有比得上明代张宗道《地理全书》，于是为此书作注，稍作订正错误。核心宗旨承袭元代《人山阳指迷》之说，专重山川形势。章攀桂身居高位，不以方术作为主业，只是喜爱这门学问，常常为亲友挑选墓地，家境贫寒的还出资帮助安葬。妻子吴氏出身农家，妻子遗憾门第低微，章攀桂为她的亲人购置吉地安葬，挑选聪慧子弟培养教育，后来有人考中进士，家族成为望族。
高宗多次南巡，从镇江到江宁，江水航道凶险，常常走陆路。下诏改修水道，有人提议开凿句容旧破冈渎。章攀桂勘察地势，说茅山山石巨大、地势高耸，就算修成水道，不设置水闸无法蓄水，蓄水工程耗费巨大。他提议从上元东北摄山之下，开凿金乌珠刀枪河旧河道，直通丹徒，工程省简、易于维护。朝廷派他监管这项工程，河道修成，称为新河，百年来依靠这条水道获得便利，章攀桂也因此得到提拔。
大学士于敏中在金坛老家修建园林，章攀桂为他勘测规划营建。于敏中去世之后，这件事被揭发。高宗十分厌恶，将章攀桂革职，迁居江宁。晚年喜好禅学，去世前预知自己的死期。同时通晓择日术，摘录《协纪辨方》的精要，编成一书，名叫《选择正宗》，流传于世。
刘禄，河南人。擅长风角占候。圣祖召他入蒙养斋值班，想要授给他官职，他屡次推辞。跟随圣祖北征，恰逢粮草接济不上，命他占卜。刘禄说：“不出三日粮草必定送到。”果然如他所言。后来随圣驾到热河，一天，他踉跄跑到宫门，请皇上立刻迁移到高地躲避水灾。当时天气晴朗，当夜山洪暴涨，果然冲毁行宫。又擅长相面，说张廷玉、史贻直日后都会成为太平宰相。康熙六十一年冬天，请求休假回乡。到十一月十五，忽然命家人准备丧服，面向北方痛哭。没过多久，圣祖驾崩的哀诏送达，正好是圣祖去世两天之后。后来在家中去世。
张永祚，字景韶，浙江钱塘人。幼年就喜爱观测五星，长大通晓星学，精通天象。将近三十岁时，学政王兰生了解他的学问，录为生员。闽浙总督嵇曾筠寻访通晓星象之人，测试张永祚策问，他立刻写成数千字文章。被举荐入朝，授钦天监博士。多次被皇帝召见，占卜预测全部应验。下诏刊刻二十二史，张永祚校勘《天文志》《律历志》。全书完工之后，辞官回乡。晚年著书，名为《天象原委》。去世之后，女儿传承他的学问。女婿沈度，也擅长历算，保存他的著作。
戴尚文，湖南溆浦人，生员。跟随鸿胪卿罗典求学，天文星卜各类书籍，无不通读。他曾经说：“我研习经书，师从罗先生；至于术数，不知道谁能做我的老师。”听说江南有一位僧人精通六壬、奇门遁甲，前往拜师，全部学到僧人秘传。回到湖南，到长沙参加乡试，同屋考生丢失银子。戴尚文占卜后说：“你丢失若干银两，小偷穿青衣，手里拿着鱼肉，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一个白衣人，肩上扛着重物。在某个时辰，到驿馆门外等候，可以抓到。”众人按他所说前往，果然抓获窃贼。曾经陪母亲夜里闲坐，心中预感异动，知道小偷进入宅院。取井泥涂抹灶门，书写符箓封门，小偷无法脱身。
嘉庆初年，福康安征讨苗疆，招揽奇才。罗典举荐溆浦两名生员，一位是严如煜，另一位就是戴尚文。罗典对二人说：“严生怀有经世济民之才，适合做官；你性情散淡，适合做幕客，千万不要被官职束缚自己。”
戴尚文拜见福康安，只行长揖礼不下拜。福康安想测试他的术数，手握丝带问道：“先生神机妙算，可知我手里握着什么东西？”戴尚文请福康安写一字，拆字算数，用五行推演，说：“是丝线。”福康安大为惊异，厚礼相待，凡事都向他咨询。当时苗人势力强盛，常常夜里劫营，戴尚文总能预先占卜得知。当年五月，进攻旗鼓寨，占卜得出：“将有大冰雹，贼人埋伏在树林之中，大军出兵不利。”军队没有听从。正午，快要抵达寨前，忽然狂风大作，雷雨冰雹齐下，冰雹像鸡蛋、拳头一般大，击伤士兵；埋伏的苗人趁机进攻，官军果然战败。军中称呼他为神仙。又一次大军驻扎乾州龙头营，被苗人围困，水源断绝，军队断粮。戴尚文设立法坛、开凿水池，行术禳解，掘地之后清泉涌出。嘉庆四年，驻军天心寨，戴尚文夜观天象，预知将有灾变，写下书信留在幕府，告辞回乡。数日之后，福康安骤然去世。戴尚文回乡不久也患病，预知自己离世日期。去世之后，母亲悲痛，把他所传术书全部烧毁。
列传二百九十 艺术二
王澍 蒋衡 徐用锡 王文治 梁巘 梁同书 邓石如 钱伯坰 吴育 杨沂孙 吴熙载 梅植之 杨亮
王澍，字若林，号虚舟，江南金坛人。勤学善文，尤其以书法闻名。康熙五十一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多次升迁，官至户科给事中。雍正初年，下诏将六科划归都察院管辖。王澍认为六科给事中负责封还驳正诏敕，品级低微而责任重大；如果归御史台管辖，会废除科臣的封驳监察职权。于是和同僚崔致远、康五端直言上书力争。世宗震怒，立刻召他们当面诘问，王澍从容上奏，皇上怒气稍稍缓解，改任吏部员外郎。过两年，辞官回乡，更加潜心书法，名传天下。几乎临摹遍古代名家碑帖，四体书法全都擅长，对唐代欧阳询、褚遂良两家用功最深，常在碑帖题跋记述心得体会。后来内阁学士翁方纲观点和他不同，认为他篆书得古法，行书次之，楷书又次之。他所撰写的题跋以及《淳化阁帖考正》，都流传于世。
明清交替之际，擅长书法的人，河北以王铎、傅山为首；之后江左王鸿绪、姜宸英、何焯、汪士鋐、张照等人相继而起，事迹大多记载在别的传记。他们的书法渊源大多出自明代文徵明、董其昌二人。王鸿绪、张照是董其昌正传；何焯与王澍，更近于文徵明一脉。王澍论书的论述非常详尽，被当时人尊奉为宗师。
蒋衡，改名振生，字湘帆，晚年号拙老人，和王澍同乡。闭门十二年，手写《十三经》。乾隆年间，将书稿进献朝廷。高宗下令刻石立于国子监，授蒋衡为国子监学正，蒋衡始终不再出仕。蒋衡年轻时喜爱游历，足迹遍及半个中国，在关中观摩古碑，搜集晋唐以来名家墨迹，临摹三百多种，编成《拙存堂临古帖》。晚年和王澍相约比试书艺，每临摹一件作品，就互相探讨质证。儿子蒋骥，孙子蒋和，都以书法传承家学。
蒋骥尤其精通隶书，著《汉隶讹体集》《古帖字体》《续书法论》各一卷，同时擅长绘画。他说：“汉、魏字体风格不同，气韵各有区别。写字必须悬肘中锋运笔，用力贵在平和。绘画之中提顿转折、错落呼应，道理是一样的。”这些论述都是阐发先辈的书学观点。
徐用锡，字坛长，宿迁人，落籍大兴。考中举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跟随李光地求学，潜心研究乐律、音韵、历数、书法。康熙五十四年，分校会试，严词拒绝请托，怀恨的人唆使言官弹劾他把持科考。圣祖宽恕了他，但最终还是因为流言蜚语罢官回乡。乾隆初年，起用授翰林院侍读，当时已经八十岁。不久辞官，在家中去世。徐用锡的举人身份出自姜宸英门下，与何焯同为李光地的门客，论书观点多和二人有出入。精于鉴别古书画，谈论笔法多有心得，著《字学札记》二卷，收录在《圭美堂集》之中。
王文治，字禹卿，江苏丹徒人。天生聪慧，十二岁能作诗，擅长书法。成年后游历京城，跟随翰林院侍读全魁出使琉球，他的文字流传海外。乾隆三十五年，考中一甲第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三年之后，大考一等，提拔为侍读。外放为云南临安知府，因事降级，托病辞官。后来本可以复职，但厌倦官场事务，不再出仕，往来于吴越之间，主持杭州、镇江书院讲学。高宗南巡，到钱塘寺院，见到王文治书写的碑刻，十分欣赏。内廷有人举荐他复出，他也不响应。
喜爱乐伎，出行常常带着一队歌伶，辨析音律，穷究精微。客人来访就安排演奏，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天下人求他书法，多赠送财物，所得大多花费在乐伎之上。宾客散去之后，就静坐参禅，夜里打坐，肋骨从不贴席。持守佛家戒律，自称他的诗与书法都蕴含禅理。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除诗集之外，著有《快雨堂题跋》，大略可以窥见他的书学主张。王文治的书名，当时和刘墉相当，世人称为“浓墨宰相，淡墨探花”。和姚鼐交谊最深，观点契合。当时书名，姚鼐远不及王文治传播广泛；后来包世臣极力推崇姚鼐书法，把姚鼐和刘墉一同列为上品，姚鼐的名声反而超过王文治。
梁巘，字闻山，安徽亳州人。乾隆二十七年举人，官四川巴县知县。晚年辞官，主持寿春书院，以师法李北海的书法闻名天下。早年任咸安宫教习，到京城，听说钦天监监正何国宗曾经获罪关押刑部，当时尚书张照也因为别的案子在狱中。梁巘学到二人笔法，于是登门求教。何国宗已经八十多岁，病重不能会客，让孙子传话。梁巘请教自己学到的笔法，何国宗回答：“你已经领会了。”赠给他自己临摹米芾、黄庭坚的两本帖。
后来梁巘对金坛段玉裁说：“执笔的方法，手指带动手臂，手臂带动全身。握笔时，大拇指指尖和食指指尖相对，笔杆端正放在两指尖之间，两指尖相接如同圆环；两指根部以上保持平齐，可以放上酒杯。肘部放平，手腕不贴案几，肘呈圆弧，手指与笔杆正对胸口，让全身之力传到手臂，汇聚到两指尖。如果两指尖不能形成圆环，或是成环但不平，握笔就不紧，手臂之力不能传出，更何况全身之力？握笔太紧，全身力量全部聚在指尖，手臂反而使不上力。古人知道手指不能带动手臂，所以让指尖相接固定笔杆，笔杆就算折断，手指捏握疼痛难忍，字内才会有力量。只用大拇指和食指执笔，叫做单勾；大拇指搭配食指、中指，叫做双勾；中指辅助食指发力，总称为拨镫法。王献之七八岁学书法，王羲之从身后抽笔却抽不动，用的就是这个方法。抛开此法，都是旁门左道。二王之后，到唐宋元明各位大家，口口相传都是这套方法。董其昌传给王鸿绪，王鸿绪传给张照，我听闻习得这套方法。本朝只有张照精通此法，其他人做得不好。王澍用笔只学到一半；蒋衡懂得握笔，却缺少书写的意趣。世人只说写字不能有火气，不知道先要把火气尽数收敛，之后才能谈无火气。这样执笔，笔锋不偏，中锋力透纸背，纸上书写飒飒有声。粗重竖画浓墨两分，中间如同有细线分界，全靠笔锋居中主导。这样执笔，必须用厚实纸张书写，软薄纸张容易划破。横、竖、撇、捺都和今人写法不同，笔锋指向方向完全不一样，笔锋始终在笔画正中，很少偏斜。古人所说的屋漏痕、折钗股、锥画沙、印印泥，从这里就可以体悟。”梁巘著作不多，流传的书论只有这一段。当时他和梁同书并称，梁巘称北梁，梁同书称南梁。
梁同书，字元颖，晚年号山舟，浙江钱塘人，大学士梁诗正之子。乾隆十七年会试落第，高宗特地赐他参加殿试，入翰林院。大考后提拔为侍讲。看淡功名利禄，未老就因病辞官。晚年重赴鹿鸣宴，加封侍讲学士衔。去世，享年九十三岁。天生喜爱书法，十二岁就能写大字。初学颜真卿、柳公权，中年师法米芾，七十岁之后风格变化。名满天下，每天求字送来的纸张有数捆，日本、琉球也看重他的书法。
曾经和张燕昌论书，大略说：“古人说‘笔力直透纸背’，要和天马行空一并体会。今人误解透纸，就如同药山禅师所说看穿牛皮，终究不得要领。所谓透纸，是形容笔墨精气凝聚、墨色溢于纸面。那些用笔如同游丝的人，何尝不是力透纸背？运用腕力，让极软的毛笔自行发力，好比拿硬东西，把它拉直不用费力；拿软笔，想要不让笔倒伏，全部腕力自然汇集在两指尖。其实写字的人大多只知道手指运笔，不知道依靠腕力。藏锋，不是说笔尖像钝锥。古来书家没有不出锋的，只是处处留住笔势，不让锋芒一味直冲。毛笔要软，软才遒劲；笔杆要长，长才灵动；蘸墨要饱满，饱满才丰润；落笔要快，快则意态跃出。书家所说燥锋叫做渴笔，画家有枯笔，二者截然不同。渴笔只是缺少润泽，枯笔则毫无生气。今人爱用硬笔，所以容易写枯。碑帖是用来观摩的，不是一味临摹。今人如同刻舟求剑，临摹古帖如同孩童描红，就算外形相似，哪里还有自我的性情？写字要有气，气韵来自熟练。有气就有势，字的大小长短高低欹正，随笔自然流露，一气贯通成整体，不能有一丝刻意安排，熟练之后自然领会。中锋之法，笔提得起，自然中锋，也不是不能兼用侧锋；全都受笔尖掌控，就算看似不在正中，也合乎中锋要义。潦草粗率算不上书法；追求飘逸容易粗野，追求古朴容易笨拙，这里不能存半点求名之心。”梁同书平生书学观点，和梁巘的异同，都见于这段话。
邓石如，原名因避仁宗名讳，于是以字行世，改字顽伯，安徽怀宁人。居住皖公山下，又号完白山人。生于偏僻乡野，见闻不多，唯独喜爱刻石，模仿汉印篆书十分精工。二十岁孤苦贫寒，游历寿州。梁巘见到他的篆书，惊叹笔势雄浑劲健，但认为还没有完全掌握古法。梁巘引荐他拜见江宁梅镠，梅镠是都御史梅瑴成之子。梅家藏有大量金石善本，全部出示给他，供给衣食纸墨，让他专心研习。
他喜爱《石鼓文》、李斯《峄山碑》《泰山刻石》、汉代《开母石阙》《敦煌太守碑》、吴国《苏建国山碑》、皇象《天发神谶碑》、唐代李阳冰《城隍庙碑》《三坟记》，每种临摹各一百本。又苦于篆书字体资料不全，抄写《说文解字》二十遍。广泛搜集三代钟鼎、秦汉瓦当、碑额。五年之后，篆书学成。于是学习汉隶，临摹《史晨前后碑》《华山碑》《白石神君碑》《张迁碑》《潘校官碑》《孔羡碑》《受禅碑》《大飨碑》，每种五十本。三年，隶书学成。邓石如篆书宗法李斯、李阳冰，笔势开合纵横，取法史籀，略带隶书笔意，收锋以求劲挺转折，字形略方，接近秦汉碑额。隶书结体厚重，融合《峄山碑》《国山碑》笔法。他自评：“我的篆书比不上李阳冰，但隶书不输梁鹄。”
在梅家客居八年，学业大成，遍游名山大川，依靠书法篆刻谋生。游览黄山，到歙县，在商铺售卖篆书。编修张惠言深入研究秦篆，当时在金榜府中做馆客，偶然见到邓石如的字，对金榜说：“今日见到秦李斯真迹一般的书法。”于是冒雨一同到荒寺拜访，金榜备礼把他请到家中做客。举荐给尚书曹文埴，一同前往京城。大学士刘墉、副都御史陆锡熊都惊叹：“千百年没有这样的作品！”当时京城研习篆隶的人大多尊奉翁方纲。翁方纲因为邓石如不去登门拜谒，极力诋毁他。邓石如于是离开京城，做客于两湖总督毕沅幕府。毕沅好客，吴中名士多聚集在总督府，众人锦衣骏马，唯独邓石如布衣步行。住了三年，告辞回乡。毕沅购置田产宅院，让他安度晚年。临行设宴饯行，说：“山人，你就是我幕府一剂清凉散！”邓石如四十六岁才娶妻，常年往来江淮之间，去世时六十三岁。
儿子邓传密，原名廷玺，字守之。跟随李兆洛求学，晚年客居曾国藩幕府，能够继承家学写篆书。
乾嘉年间，嘉定钱坫、阳湖钱伯坰，都以书法闻名。钱坫自夸篆书直接继承李阳冰。曾经游览焦山，看见石壁篆书《心经》，赞叹是仅次于李阳冰的佳作；后来得知是邓石如所作，就挑拣不合六书之处加以攻击。钱伯坰原本佩服邓石如篆隶是绝世技艺；等见到邓石如行草书，感叹：“这是杨凝式的神妙境界！”后来二人讨论笔法不合，转而帮助钱坫大力抨击邓石如。钱坫事迹在《儒林传》。
钱伯坰，字鲁斯，自号仆射山人，尚书钱维城的侄子。幼年丧父，勤学，擅长诗、嗜酒，交游广泛，以国子监生终老。书法师法颜真卿、李北海。他曾说：“古人用兔毫笔，所以字有中线；今人用羊毫，高手写出来才能出现双钩笔意。我潜心书法五十年，才领会三四分。”评论者认为刘墉去世之后，楷书、行书以钱伯坰为第一。他执笔，虚起小指，三指包在笔管外侧，与大拇指相对，侧锋入纸，增强笔势张力。手指手腕不动，依靠肘部运笔，否定自古相传的拨镫法。邓石如写字悬腕双钩，笔管随手指转动，两家笔法差别极大。
吴育，字山子，江苏吴江人。和包世臣、李兆洛交游，能写文章，擅长书法。他提出：“下笔要让笔毫平铺纸上，四面圆实饱满，这是李阳冰篆书的秘诀，是书家不传心法。”包世臣采纳这个观点。吴育篆书尤其精工，笔法和邓石如相近。
杨沂孙，字咏春，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十三年举人，官安徽凤阳知府。因父丧回乡，不再出仕，自号濠叟。年少师从李兆洛，研读周秦诸子典籍。酷爱书法，尤其潜心篆籀。著《文字解说问讹》，想要弥补段玉裁、王筠著作的缺漏。又考证上古至史籀、李斯，折中许慎之说，写成《在昔篇》。篆隶师法邓石如，多有自己的心得。曾说：“我的篆籀书法，可以和邓石如比肩，得意之处甚至超过他；隶书则比不上邓氏。”光绪七年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和杨沂孙同时擅长篆籀的，还有吴大澂，另有传记。
吴熙载，原名廷飏，以字行，后又字让之，江苏仪征人。先祖居住江宁，父亲吴明煌才迁居扬州，擅长相术。吴熙载为生员，学识广博多才，跟随包世臣学习书法。包世臣创立阐发北朝书派，溯源穷流，自成一派学说。他的笔法同时吸收黄乙生、王良士、吴育、朱昂之、邓石如等人观点。执笔方式：食指高勾，大拇指按在食指、中指之间，中指向内勾，小指抵住无名指向外支撑，笔管向左倾斜，微微后仰，如同对着鼻尖。运锋，令笔毫平铺纸上，每一笔断而后再起笔。结字讲究计白当黑，左右结构阴阳调和，自称契合古人八法、九宫要义。吴熙载严守师法。包世臣楷书、行书、草书都精妙，喜爱篆隶却没有深入研习；吴熙载篆隶功力极深。又放笔作画，作品带有文人意趣。咸丰年间去世。
一同师从包世臣的，有江都梅植之（字蕴生）、甘泉杨亮（字季子）、高凉黄洵（字修存）、余姚毛长龄（字仰苏）、旌德姚配中（字仲虞）、松桃杨承汪（字挹之）。姚配中事迹见《儒林传》。
梅植之，道光十九年举人。通晓经学，以诗歌闻名，包世臣尤其称赞他的书法，说他笔墨跌宕遒丽，临摹古帖，笔墨气韵、精神全部奔赴腕下，连吴熙载都不及。又从吴思伯的女弟子颜夫人习得琴法，悟性独到。订正吴思伯传下琴谱，对于古曲创作的原委，都能通晓。自命名居所叫嵇庵。姚配中和他爱好相同，著《琴学》二卷。梅植之五十岁去世，琴法没有留下传书。
杨亮出身武将世家，承袭骑都尉世职。笃学敦厚，江淮一带士大夫多称赞他，书法水平次于吴熙载。
合肥沈用熙是包氏门下最晚的弟子，光绪末年才去世，年近八十。毕生坚守师法，是包门最年长的弟子。
包世臣将清代书家分为五品九等：“平和简静，遒丽浑然天成，称作神品；笔墨酝酿不留痕迹，横平竖直妥帖安稳，称作妙品；追踪古人笔意，学力与才思兼备，称作能品；自成格调，不违背风雅，称作逸品；恪守古人笔法，雅正有自家门径，称作佳品。神品一人：邓石如隶书、篆书。妙品上一人：邓石如分书、楷书；妙品下二人：刘墉小楷书，姚鼐行草书。能品上七人：释邱山楷书、行书，宋珏分书榜书，傅山草书，姜宸英行书，邓石如草书，刘墉榜书，黄乙生行榜书；能品下二十三人：王铎草书，周亮工草书，笪重光行书，吴大来草书，赵润草榜书，张照行书，刘绍庭草榜书，吴襄行书，翟赐履草书，王澍行书，周於礼行书，梁巘楷书、行书，翁方纲行书，于令仪行书，巴慰祖分书，顾光旭行书，张惠言篆书，王文治寸楷，刘墉行书，汪庭桂分书，钱伯坰行书、榜书，陈希祖行书，黄乙生小楷行书。逸品上十五人：顾炎武楷书，萧云从行书，释雪浪行书，郑簠分书、行书，高其佩行书，陈洪绶行书，程邃行书，纪映钟行书，金农分书，张鹏翀行书，袁枚行书，朱筠草稿书，朱珪楷书，邓石如行书，宋镕行书；逸品下十六人：王时敏行书、分书，朱彝尊分书、行书，程京萼行书，释道济行书，赵青藜楷书、行书，钱载行书，程瑶田小楷书，巴慰祖行书，汪中行书，毕涵行书，陈淮行书，姚鼐小楷书，程世淳行书，李天澂行书，伊秉绶行书，张桂岩行书。佳品上二十二人：沈荃楷书，王鸿绪行书，先著行书，查士标行书，汪士鋐楷书，何焯小楷书，陈奕禧行书，陈鹏年行书，徐良行书，蒋衡楷书，于振行书，赵知希草书，孔继涑行书，稽璜楷书，钱澧行书，桂馥分书，翁方纲小楷书，张燕昌小楷书，康基田行书，钱坫篆书，谷际岐行书，洪梧小楷书；佳品下十人：郑来行书，林佶小楷书，方观承行书，董邦达行书，华嵒行书，秦大士行书，高方小楷书，金榜楷书，吴俊行书，陈崇本小楷书。”九品合计九十七人，重复收录六人，实际九十一人。又增补能品上一人：张琦楷书、行书、分书；能品下三人：于书佃行书，段玉立小楷、草书，吴德旋行书。佳品上六人：吴育篆书、行书，方履籛分书，梅植之行书，朱昂之行书，李兆洛行书，徐准宜楷书。
之后包世臣的书学盛行。咸丰、同治以来，以书法闻名的，何绍基、张裕钊、翁同龢三家最为著名，事迹另见他传。何绍基宗法颜真卿，晚年又出入汉隶；张裕钊书源出自包世臣；翁同龢格局开阔富于变化，不受各家局限，是清代后期书坛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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