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七年，擢苏松提督，加太子太保、左都督。梁化凤上疏说：“苏、松濒临大海，地域绵延八百余里，标兵仅有两千多人。请酌情调拨省内兵马三千八百人，设立六营，作为防御力量。”奏章下发兵部商议，得到准许。顺治十八年，世祖再次记录梁化凤战功，晋升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不久裁撤江安庐凤提督，任命梁化凤为江南提督。当时朝臣商议，因为台湾尚未收复，仿照广东、福建先例，在苏、松沿海划定边界，把沿海百姓迁往内地。梁化凤说：“沿海部署军队，可以用这片准备弃置土地的赋税供养军队。国家既能充实兵力，百姓也不会荒废本业，为什么要迁徙百姓划界呢？”奏章呈上，世祖采纳他的意见。康熙十年，梁化凤去世，赠少保，谥号敏壮。圣祖巡幸西安，派遣官员到他墓前祭祀。乾隆初年，定封号为三等男。
梁鼐，是梁化凤次子。凭借恩荫授川陕督标左营游击。吴三桂叛乱爆发，总督哈占命梁鼐率兵驻守黑水峪，在观音堂击败王辅臣军队。调任兴安城守游击。随军征讨汉中，多次作战获胜，攻克达州，加都督佥事。经三次升迁，官至福建陆路提督。康熙四十五年，擢福建浙江总督。圣祖南巡，题写“旂常世美”四字赐给他。早先，金世荣担任总督时，认为出海大船容易藏匿盗贼，上奏规定渔船不许使用双桅，商船全部改造，船梁高度不能超过一丈八尺。梁鼐极力陈述这项规定对海防没有益处，只会困扰商民，圣祖下令废除这项禁令。康熙四十七年，上疏说嘉兴、湖州各条河流都汇入太湖，重要水道，请国库拨款疏浚治理；支流淤塞浅狭，劝导百姓开挖。圣祖下谕：劝导百姓疏浚支流，担心地方官吏借此私自摊派，应当一并动用国库银两疏浚。康熙四十九年，因母亲去世离职。康熙五十三年去世。
刘芳名，字孝五，汉军正白旗人，原籍宁夏。在明朝做官，官至柳沟总兵。顺治元年归降，朝廷命他继续担任原官。顺治二年，调任宁夏，赏赐白银、冠服。当时陕西刚刚平定，盗寇众多，凶悍士兵伺机图谋作乱。刘芳名安抚训练士卒，希望树立威望，消除叛乱隐患，总督孟乔芳上疏称赞他的才干。武大定在固原反叛，贺珍在汉中反叛，大军进讨，刘芳名都立下战功。顺治三年，正前往巩昌剿寇，宁夏士兵突然哗变，杀害巡抚焦安民。刘芳名急速赶回，查明副将王元、马德是叛乱首恶。他先派马德代理花马池副将，分化王元势力；侦查得知王元将要出城勾结贼首洪大诰，刘芳名设下埋伏。等王元到来，伏兵四起，王元奋力抵抗，诸将樊朝臣、姜九成等人夹击，王元战败逃跑，副将马宁等人追击，将王元擒获。刘芳名另派将领搜捕斩杀洪大诰。马德听说王元被杀，心生恐惧。顺治四年春天，刘芳名会同河东道马之先出兵惠安，马德趁机纠集党羽抢夺军资，逃入山中，联合贼首贺宏器等人从红古城出关，偷袭攻破安定。螺山盗王一林杀害参将张纯响应叛军，在宁固、平庆一带横行劫掠。刘芳名率领本部军队进驻乱麻川，击破贼寇；又进驻预望城，再次大破贼军，斩杀王一林。马德只带四名骑兵逃走，清军在河兒坪追上，将他抓获磔死，叛乱平定。授三等阿达哈哈番，擢四川提督、定西将军。不久命以右都督留镇宁夏。顺治五年，讨平香山贼寇李彩。
诛杀马德一事，副将刘登楼参与立功。刘登楼居住在榆林宁塞，力大而狡诈。顺治六年，在延安起兵反叛响应姜瓖，改换服饰，自封“大明招抚总督”，杀害靖边道夏时芳，写信送给刘芳名。刘芳名因为书信玷污自己，十分愤怒，把原信封好交给巡抚李鉴，李鉴上报朝廷。刘登楼向西进犯花马池，攻下兴武各营堡，进逼宁州。当时定边屯蒙古札穆素叛逃贺兰山。刘芳名派兵击破刘登楼，刘登楼逃往定边屯，勾结札穆素劫掠宁夏西部边境，进犯河东，攻陷铁柱、惠安、汉伯各堡，将要攻打灵州。恰逢固山额真李国翰大军赶到，于是商定策略：李鉴留守宁夏抵御札穆素；刘芳名领兵东渡黄河，直奔榆林，和刘登楼在官团庄交战，大破敌军。刘登楼退守汉伯堡，清军尾随而至，切断水源，合围堡垒。刘芳名督兵逼近堡垒东南面，直面箭矢飞石。众将进言说：“应当后撤几步避开贼寇兵锋。”刘芳名厉声呵斥：“死便死而已，有什么可怕的？况且士兵很多负伤，我怎能躲避箭石？”士兵斗志更加昂扬，连续攻打十二天，攻克堡垒，斩杀刘登楼，其余部众全部投降。
叛乱平定，晋升世职二等。刘芳名上疏说：“宁夏孤悬黄河之外，疆域绵延千里。镇兵多次被征调，兵力单薄。请求今后征调造成缺额，立刻招募补充，以备防御。”又请求把减刑的罪犯发配沿边，充实人口。奏章全部下发各部商议施行。
顺治十六年，调任随征江南右路总兵，加左都督，率领宁夏三营兵马驻守江宁。郑成功攻打崇明，刘芳名和提督梁化凤合力击败郑成功。顺治十七年，上疏：“臣奉命剿贼，不料水土不服，患病难以痊愈。我带来的宁夏士兵，常年训练，是可以依靠的心腹力量。如今来到南方，半数人因痢疾疟疾伤病。趁臣尚且在世，恳请定下期限调换。”世祖下旨慰劳。不久刘芳名死于军中，加太子太保，谥号忠肃。下令他麾下将士返回宁夏本镇。
胡有升，锦州人。崇德元年，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率军攻打锦州。有一个道士崔应时，联合锦州百姓张绍祯、门世文、门世科、秦永福等人密谋献城归降，派胡有升持书信前往清军营，约定做内应。豫亲王写回信交胡有升带回。明将侦查得知此事，抓捕崔应时等人下狱。胡有升与张绍祯、门世文、门世科、秦永福逃出来归降。朝廷各赐冠服、鞍马、妻室、奴仆。授予世职，胡有升得三等梅勒章京，隶属汉军镶黄旗。多次随军征伐，晋升二等梅勒章京。
顺治四年，授南赣总兵。顺治五年，金声桓、王得仁在南昌反叛，进犯赣州。副将高进库出战失利，巡抚刘武元和巡道张凤仪分守东西城，胡有升率领精锐士兵沿城往来策应。王得仁军队挖掘城墙，准备安放火药向上攻城，胡有升用石块堵塞地道。围城三个月，城中粮尽，胡有升出城交战，王得仁败走。金声桓听说征南大将军谭泰大军抵达，引兵撤退。胡有升督军追击，斩杀很多敌军。没过多久，李成栋再次来攻赣州，胡有升趁李成栋士兵正在挖掘壕沟，出兵大破敌军。相关记载互见于刘武元传。起初，柯永盛从南赣总兵升任湖广总督，请求带走镇兵两千人随行。胡有升上疏说：“赣州是长江、鄱阳湖之间的要地，金声桓叛乱尚未平定，镇兵熟悉本地水土，便于征剿，应当遣返本镇。”世祖采纳。顺治六年，金声桓被杀，李成栋败死。谭泰大军北还，地方土寇还未平定。上犹刘飞、龙南叶芝、石城邹华、雩都彭顺庆、瑞金陈其纶，全都凭据险要作乱。胡有升和刘武元分派将领，依次讨平。论功，加左都督，赏赐紫貂冠服、甲胄、佩刀、鞍马，晋升三等精奇尼哈番。
顺治十年，根据尚可喜、耿继茂奏章陈述胡有升功绩，再加太子少保。顺治十七年，因年老辞官。康熙三年，刘武元之子刘瀇上疏请求追加评定守卫赣州功劳，胡有升也一同请求，晋升一等精奇尼哈番。康熙九年去世。其子胡启泰承袭，改隶正白旗。传两代，降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乾隆初年，定封号一等男。
杨名高，汉军镶黄旗人，原籍辽东。太宗时期，率领族人一百多人归降，授牛录额真，兼任兵部理事官。崇德年间，多次随军征伐，攻克塔山、杏山，击败明总督范志完，夺取前屯卫、中后所，他都参与其中。顺治元年，授世职牛录章京。顺治二年，迁甲喇额真。顺治三年，擢都察院参政。
顺治六年，授福建漳州提督。南明新建王朱由模占据大田，勾结延平高峰各处土寇作乱。顺治七年，杨名高率军攻破石矶巅，朱由模逃往永安，副将王爱臣追击将其俘获。高峰寨贼首陈光招引德化土寇郑文荐前来支援。杨名高命副将韩尚亮等人领兵截击，围困山寨。陈光突围逃走，杨名高督军奋力进击，很多贼寇跌入壕沟而死。大军进驻大田，贼寇溃散奔逃，在龙门桥击败敌军，擒获敌将郭奇、廖明正，各山寨全部归降。
不久，又率军平定邵武，贼寇逃入江西新城。杨名高分三路进军，总兵王之纲殿后，追击贼寇三十余里，擒获敌将洪国玉、李安民、王恒美等人，缴获牛马、枪炮无数。论功，晋升世职二等阿达哈哈番。顺治九年，郑成功从厦门出兵，攻陷长春、漳浦、海澄、南靖各县，率领二十多万大军进犯漳州，驻扎凤巢山。杨名高督军击破郑成功，郑成功退守海澄，先前丢失各县全部收复。不久郑成功再次出兵，攻陷漳州及属县。给事中魏裔介弹劾杨名高玩忽职守，朝廷下总督佟岱查办，杨名高获罪革职，不久去世。
刘光弼，汉军镶蓝旗人，原籍辽阳，本姓曹。天聪五年，奉命镇守耀州。跟随太宗伐明，围困大凌河，攻克城旁三座台堡。城中明军出战，刘光弼率先冲锋，我军士兵陷入敌阵，他奋力救出。明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等人从锦州前来增援，刘光弼冲入敌阵，斩杀对方副将。崇德五年，授甲喇额真。随军攻打锦州，和墨尔根辖李国翰一同攻克吕洪山各处台堡，多次击败松山、杏山的明军骑兵步兵。明军驻守山口阻挡清军，刘光弼与李国翰督军苦战，明军撤退。锦州攻克之后，施放火炮攻下塔山、杏山两城以及附近台堡。论功，授世职牛录章京。崇德七年，擢镶蓝旗汉军梅勒额真。崇德八年，随同固山额真刘之源到锦州督造火炮。不久跟随郑亲王济尔哈朗攻打宁远，夺取前屯卫、中后所。
顺治元年，随军入关，攻打李自成。不久跟随固山额真叶臣平定山西，攻克太原。顺治三年，跟随端重亲王博洛南下浙江，攻下金华，进而平定福建。顺治五年，授礼部侍郎。跟随大将军谭泰讨伐金声桓，攻克南昌，谭泰上疏请求以刘光弼代理江西提督。顺治六年，平定广昌土寇，不久正式授江西提督。土寇张自盛、洪国玉等人占据湖东作乱。刘光弼督参将陈升等人讨平贼寇，贼党董明魁、郭承珉全部归降。遇恩诏，世职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顺治十三年，赏赐鞍马、弓箭。顺治十六年，因年老多病致仕。康熙十二年去世。
刘仲锦，汉军正蓝旗人，原籍辽阳东宁卫。崇德五年，以牛录额真跟随睿亲王多尔衮等人伐明，围困锦州。一千多名明军骑兵出城迎战，刘仲锦击破敌军，追到城下才回师。又击败松山、杏山、吕洪山口敌军。崇德七年，跟随郑亲王济尔哈朗攻打塔山，火炮轰击城墙崩塌，刘仲锦率领本部士兵率先登城，攻克塔山。进攻杏山，再次发炮轰击，城墙被毁，城中人投降。论功，授半个前程。崇德八年，跟随巴牙喇纛章京阿尔津、哈宁阿等人征伐黑龙江虎尔哈部，攻克博和哩、诺尔噶勒、都里三处屯寨，招降大小噶勒达苏、绰库禅、能吉勒四处屯寨。赏赐貂皮、白银。又随军攻打宁远，夺取中后所、前屯卫。晋升世职甲喇章京。
顺治元年，随军入关，授户部理事官，兼任甲喇额真。跟随固山额真叶臣平定山西，攻克太原。又跟随英亲王阿济格向西征讨李自成，从陕西进军湖广，击败李自成部将马进忠，缴获战船十一艘。顺治五年，擢兵部侍郎。顺治六年，跟随睿亲王讨伐姜瓖，攻打浑源、左卫，进攻汾州，全都使用红衣大炮攻破城池。顺治七年，授山东临清总兵，加都督同知，世职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加拖沙喇哈番。顺治十年，改任福建右路总兵，加左都督，驻守泉州。顺治十一年，因病去职，不久去世。
论曰：满洲军队刚入关的时候，分兵驻守大都会，之后长期屯驻，设置总管。沙尔虎达招抚新满洲；刘之源、巴山、喀喀木镇守安抚江南，喀喀木集合众力击溃强敌，功绩尤其突出。汉军入关之后归降者，不再归入乌真超哈，沿用旧制分别设置提督、总兵。梁化凤驰援江宁，和喀喀木功劳相当。刘芳名会同马之先镇守宁夏，胡有升辅佐刘武元守卫赣州，都立下卓越功绩。杨名高等人以卿贰大员出外执掌一方兵权，也能够称职。至于富喀禅镇守西安，乌库理驻守盛京，事迹记载在其他篇章，所以不再复述。
列传三十一
赵开心 杨义 林起龙 朱克简 成性 王命岳 李森先 李呈祥 魏琯 李裀 季开生（弟季振宜） 张煊
赵开心，字灵伯，湖南长沙人。明朝崇祯年间进士，官至兵部员外郎。顺治元年，授陕西道监察御史。当年有人自称是明朝前朝太子，朝廷令前朝袁贵妃以及东宫旧属宦官辨认，都说不认识此人。赵开心和给事中朱徽上疏请求仔细审讯。案件交付法司审问，此人自供是京城百姓杨玉。因为赵开心奏章中有“太子若存，明朝之幸”一语，被判死刑，世祖下令赦免。顺治二年，上疏说：“刑部审理各类案件，几天就能结案。只有别的衙门移交来的案子，常常拖延不决，犯人长期关押狱中。请命令主管官署每五天核查一次，该审讯该释放，不要滞留。同时通令各省巡抚巡按遵照执行。”朝廷采纳。
不久受命巡视南城。满洲军队刚入关，畏惧天花，一旦染病就会死亡。京城百姓家中有人出痘，官府命令迁出城外，杜绝传染。官吏执行严苛，甚至抛弃婴孩。赵开心上疏，请求在京城四郊各划定一村，让迁移出来的人集中居住，供给房屋。不久又上疏说：“立国之初，一件政事的得失，关系天下后世利害。奏章不能全部陈述，也不敢频繁上奏。恳请时常召见臣下，和颜听取意见，用人施政，全部由陛下决断。”睿亲王摄政，入朝之时，朝中大臣全都下跪迎接，赵开心上疏请礼部详细制定礼仪制度。江、浙、湖广各省刚刚平定，赵开心上疏请求尽快任命巡抚、巡按，及时安抚百姓。全部得到圣旨准许。擢升左佥都御史。顺治三年，因事罢官。
顺治八年，召回恢复原官，很快破格提拔左都御史。赵开心之子赵而抃，是唐王时期的举人。顺治九年，赵开心上疏请求允许赵而抃参加会试。礼部商议驳回，赵开心因此被革职，永不录用。顺治十年，世祖下谕：“赵开心素有正直名声，授予监察重任。不谈论国家大事，反而庇护儿子滥上奏章，辜负朕的厚望。朕念他身为大臣，仅仅一件过失，就永久弃置不用，心中终究不安。召回京城。”赵开心到京，上疏弹劾湖广巡抚迟日益、偏沅巡抚金廷献、郧襄巡抚赵兆麟治下盗寇遍地，剿抚无方。圣旨下达，令各部核查。又说：“江南各省，常常抓捕叛逆时牵连无辜。如常镇绅士王期升、路迈、蒋拱辰等人，长期关押狱中，真假没有查清。从这一地一事，可以推知其他省份。”世祖下令查实上报。当时正在考核京官，甄别翰林。赵开心上疏弹劾大学士冯铨、陈名夏等人各自树立门户，开启朋党苗头。世祖令赵开心据实再次上奏，赵开心不能举出实证，下旨申斥。不久恢复原官。
顺治十一年，上疏陈述时政，请求开设经筵，亲自听政奏对，选拔贤才，宽恕小过失，允许流放之人自赎，重视监察部门职权。世祖因为奏章中有“摒除游猎”之语，下谕说：“讲武练兵，本是祖宗立国根本，怎么能说是游猎？赵开心言论浅陋，沽名避责，实在辜负委任。”不久陈名夏获罪，朝廷责备言官没有事先检举，赵开心降职补授太仆寺卿。
顺治十二年，调任户部侍郎。上疏说：“京畿流民遍布道路，官吏害怕误留逃人，任凭流民辗转流浪。请求暂时放宽隐匿逃人的罪名，避免株连，让流民得到安抚安置。”世祖下谕：“逃人众多，就是因为有人藏匿，所以立法不得不严，谈什么株连？”斥责赵开心博取虚名，降职为太仆寺寺丞。不久擢少卿，协理兵部督捕事务。顺治十三年，世祖认为逃人很多抓不到，主管官员督责不严，再次降为鸿胪寺少卿。顺治十六年，迁太仆寺少卿。康熙元年，擢总督仓场户部侍郎，加工部尚书衔，死于任上。
杨义，山西洪洞人。明朝崇祯进士，曾任山东聊城知县。顺治元年，授河南汝阳知县。顺治五年，经行取考核，擢江西道御史，巡视两浙盐政。杨义上疏请求制定食盐检验制度，挑选清廉官员对照盐引盘查，御史亲临监督核验。顺治八年，睿亲王获罪，杨义弹劾工部侍郎李迎晙，先前担任营缮郎中，监造王府，规制僭越皇宫，短短几年之内越级升迁高官，请朝廷治罪。因为李迎晙之事在大赦之前，搁置不议。再次巡视长芦盐政，弹劾盐运使赵秉枢贪赃枉法，赵秉枢被革职逮捕审问。
顺治九年，提督江南学政，不久掌管京畿道事务。顺治十一年，大学士陈名夏获罪，杨义顺势弹劾请求退休的侍郎孙承泽依附陈名夏。奏章下交吏部，令孙承泽退休。吏部尚书刘正宗举荐降调员外郎董国祥，打算授文选司郎中。杨义当面指责刘正宗独断专行，随即上疏弹劾。刘正宗奉旨接受审查，董国祥最终因贪赃败露，流放尚阳堡。
顺治十二年，分条上奏时政：“大学士吕宫长期患病，荒废职务，应当令他辞官，保全大臣廉耻。”“巡按已经停止阅城、复审刑狱等事务，督抚按期巡察，应当减少随从，严密安保，不要骚扰百姓。”“军民穷困，请令各州县生员捐银准予入贡，钱款供给满洲兵马置办鞍马器械，剩余赈济受灾贫民。”“圣旨严禁额外加派赋税，官吏拒不遵行。比如臣的故乡洪洞，正税之外，另加驿站车马、工食、公费等项目，数额几乎达到正粮一半，请下令革除。”恰逢吕宫已经奉旨致仕，其余建议下相关部门商议施行。当时朝廷商议重设巡按，杨义上奏请求选拔德才兼备者考试，选拔不拘泥资历俸禄。这一年四次升迁，官至刑部侍郎。顺治十四年，调任工部。顺治十七年，调任仓场侍郎，擢工部尚书。康熙元年致仕，去世。
林起龙，顺天大兴人。顺治三年进士，授吏科给事中。上疏请求严禁白莲、大成、混元、无为等邪教。又上疏请求重视地方守令，考核十五项政务：招回流亡百姓、开垦荒地、巡视农田、劝农植树、核查户口、平均赋税、减轻徭役、清除盗贼、抑制豪强、惩治衙役蠹吏、赈救灾荒、抚恤孤寡、疏浚沟渠、修缮桥梁、兴办学校。考核优劣，高级官员按时巡查。全部按他的提议施行。顺治四年，弹劾山东巡抚丁文盛不能平息盗寇，同时举荐大理寺卿王永吉可以替代。部议认为林起龙存有私心，降二级外放。又因为弹劾登州道杨云鹤贪赃没有实据，被革职。
世祖亲政之后，召林起龙回京。顺治十年，恢复原官。当时战事未平，朝廷急于转运军饷，无暇储备粮食。林起龙请朝廷令财政官员筹划，先充实京城粮仓，再扩充京畿及各省储备，务必让粮仓存粮充足，防备水旱灾害，供应军队调遣。又说：“满洲兵过去在盛京，没有军饷而富足；如今在京师，有军饷却贫困。时代环境已经完全不同，制度应当更改。凡是驻防、出征所需马匹、草料、军装兵器，全部动用国库置办，不要让士兵困窘。”奏章呈上，世祖下谕：“满洲将士战功最多，生计无着落，十年来没有人提及此事。林起龙一心为国，忠诚值得嘉奖！”下吏部商议，以五品京堂任用，林起龙上疏辞谢。
顺治十一年，转刑科给事中，加大理寺寺丞衔。上疏说：“州县官吏讨好上官，耗费巨大，请下令禁止；并派遣清廉能干大臣巡行各省，体察利弊。”之后，上疏弹劾总河杨方兴、工部尚书刘昌。召二人对质，弹劾内容不实。部议应当杖责流放，世祖特意赦免，降为光禄寺署正。顺治十二年，迁大理寺寺丞。顺治十三年，一年之内三次升迁，擢工部侍郎。顺治十五年，改户部侍郎，总督仓场。
顺治十六年，加太子少保。上疏请求修改绿旗兵制度，大意说：“有规制的军队，人数虽少，可以一当十，军饷越省兵力越强，国家富足；没有规制的军队，人数再多，万人不敌千人，军饷耗费巨大，兵力衰弱，国家贫困。如今绿营兵将近六十万，地方一旦出事，依旧请求满洲大兵支援，人数再多也不够使用。究其根源，是将领到任，私自招募家丁，列入军籍领饷；狱卒、随从、吹鼓手、轿夫全都充作兵额。甚至地方商户子弟，靠当兵免除徭役。士兵月饷被长官克扣，骑兵草料被侵吞，驿站缺马，也从营兵马匹里抽调应付。所以战马骨瘦如柴，鞭打也不能前行。弓箭刀枪甲胄火器全都锈坏残破，帐篷、窝铺、雨衣、箭罩，很多完全没有配备。春秋两季操练不再举行。将领不懂分合奇正战术，士兵不懂队列进退之法。白白耗费国库，榨干民脂，又有什么用处？弊病有两点：其一，营兵本来用来平定叛乱，如今却责成他们捕盗；其二，国库出钱养兵本是备战守，如今却层层克扣。士兵饷银仅够活命，又不按月发放，贫困如何支撑？如今精选绿旗精兵二十万，用四十万兵员的饷银供养，饷厚兵精，地方有警，有兵可战可守。不出十年，国库就能充盈。”奏章下有关部门商议施行。顺治十七年，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巡抚凤阳。当时商议惩治贪官，按罪行轻重定罪，不许纳银赎罪。林起龙上疏请求照旧允许赎罪，钱款充作军饷。下廷臣商议，大多赞同。世祖说：“立法是为遏制贪腐，如今为补充军饷而放宽法令，百姓怎么办？”否决林起龙提议，不予施行。
圣祖即位，授林起龙漕运总督。多次上疏请求免除滨海移民田地赋税，疏浚淮城以南运河直达射阳湖，修筑济宁、临清各处堤闸，禁止运丁扰民、押运武官苛待运丁，逐条上奏，全部采纳。又上疏禁止运丁携带过多货物，延误漕运，制定分区稽查制度。康熙六年，粮船抵达济宁，查出运丁私带大量货物。事情败露，总河卢崇峻上奏说江南漕储道已经裁撤，漕督无力稽查。御史张志尹弹劾林起龙不主动请罪。圣祖责问林起龙，林起龙承认失职，降三级，令他退休。不久去世。
嘉庆四年，仁宗亲政，阅览世祖实录，看到林起龙修改绿营兵制的奏疏，下谕各省督抚整顿军营，讨论他提出的精选精兵之策是否可以仿效推行。各省督抚畏惧变革，提议搁置，没能施行。
朱克简，字敬可，江南宝应人。顺治四年进士，授内阁中书。顺治五年，经考核授御史。顺治八年，主持广东乡试。顺治十二年，巡按福建。福建八府一州，其中五处濒临大海。郑成功时常入侵，百姓饱受劫掠。朱克简到任，严明军政，加紧防务，请求增兵防守仙霞关。当时兵部尚书王永吉上疏请求裁减兵额，淘汰老弱士兵，下发各省讨论。朱克简上疏：“福建对内防御山贼，对外抵御海寇，省内三万四千兵马，不能再裁减。”世祖采纳他的意见。又上疏论海防，大意说：“使用水师不难驱使他们出力，难得收服人心。漳州、泉州是郑成功故土，沿海很多百姓是其亲属。应当用连保法清查行踪，核查家世，不让这类人入伍；归降之人令回乡务农，或者调拨其他军营，离开故土，稳固归顺之心。水师在海上破浪擒贼，应当厚赏，定为法令。水师依靠战船，木材、竹子、铁钉、铁料、桐油、麻、船篷叶，海中不能自产，一件缺少，就不能造船。应当设专门官员稽查，不能让物资资助敌寇。”“宁化、崇安是沿海要地，如今都被贼占据，应当依据地势增兵固守。”又订立六规二十四约，与提督马成功、总兵王之纲等人紧密协作，众将全部遵从号令。
巡行汀州时，听说郑成功攻打福州，立刻率领汀州镇兵回援。郑成功退兵，朱克简入城，说：“贼寇知道援兵不多，很快会再来。”下令修缮城墙，整训士卒备战。数日之后郑成功大军再来。原先官军抓到郑成功士兵一律诛杀，朱克简下令，头发长度不到五寸的免死，编入民籍，得到一万多人。这些人感念朱克简，这时帮助守城，发射火器攻击贼寇，贼寇溃败，清军出城交战，解除包围。到漳州，布政使请示征收拖欠赋税，朱克简极力阻止，上疏请求蠲免，世祖准许。到福清，认为闽安地处要道，设兵驻守，连江、罗源、福清、长乐各县险要之地全部设立汛防。到兴化，看见路上流民，和知府张彦珩商议赈济，救活上万百姓。到泉州，令崇武、獭户、大盈各处隘口设立汛兵。到延平，得知当地船民很多私通贼寇，下令沿江州县设立循环簿登记稽查。汀州、延平、建安三郡潜伏很多盗匪，朱克简派兵攻破贼巢，分化党羽，依次招抚。多次上疏请求裁减冗官、减免盐税、体恤驿站疲困，都得到准许。任期满，请求回乡。康熙三十二年去世。
其子朱约，以副贡生担任教习，历任福安、南丰、费县知县，擢晋州知州，所到之处都有善政。
成性，字我存，江南和州人。顺治六年进士，授中书科中书。顺治十四年，考核授御史，巡按福建。上疏说：“福建山海之间用兵，战事频繁，百姓穷困土地荒芜。呈上四项对策：第一，严格汛守。滨海地域辽阔，不能处处布防。臣认为应当设立水师，选用熟悉舟船、通晓水性的将官，广泛招募舵工水手，选拔擅长驾船水战之人，俸禄不按常规。以船为家，发挥火器长处，反复操练，水师方能练成。泉州靠近贼巢，水师大营应当移到石湖。崇武、石芝驻扎陆军作为后援。惠安北面峰尾司，应当驻兵，作为惠州屏障。同安毗邻厦门，应当在高浦设立屯营，刘五店架设警炮，时常派遣骑兵巡查要道，这又是惠州的唇齿屏障。第二，划定边界。官吏禁止接济贼寇，商旅受阻物价昂贵，民生困苦。臣认为先定禁令：竹木、钢铁、硝磺、桐油、麻料，不许贸易；百姓日常必需品，允许流通转运。只在沿海大道、可通海的小路设立严格边界，修订核查文书，按时核验。泉州以西到延平上游，距离大海很远，各类商品交易，任由百姓便利。第三，安抚降众。山中海上聚众作乱之人陆续归降。入伍的多，回乡耕种的少。其中部分人凶悍不改，欺凌乡里；本地百姓也不肯退让，诉讼得不到处理，就私相斗殴。臣建议化解旧怨，禁止罗织牵连。新归附之人，让他们逐步分散，远近隔开，可以消弭反叛隐患。第四，整顿营伍。府县百姓已有保甲制度，各军营兵籍还不规整。应当责令武官造士兵名册，仿照保甲，同营连坐。军队肃整，盗源断绝。”奏章下发兵部商议施行。
不久，又上疏说：“下游四府濒临大海，海边没有险要屏障，兵力难以全部覆盖。应当令百姓修筑土堡，大量准备长枪鸟铳，练习团练。贼寇到来，人人自守，家家作战，快马通报附近将领发兵支援。时间久了贼寇粮草耗尽，没有不溃散的。”又上疏论述盐场利弊，请裁撤上里、海口、牛田盐场，由福清知县兼管盐务。顺治十六年，考核政绩，授兵部主事，称病辞官回乡。
康熙七年，再次出仕。康熙十一年，授工科给事中。当时商议招募流民开垦荒地。成性上疏：“百姓贫困无法耕作，才有荒地。流民本身没有生计，怎能开垦？请督抚下令县官劝百姓开垦，无力开荒者，上报布政司供给耕牛、种子、资金。用本县百姓开垦本县土地，官府容易核查，国家投入的本钱也好征收。”又多次上疏举荐廉吏，培养国家元气，密奏推举学官，重视人才根本。又上疏陈述民生十大祸患：州县差役挟持长官，这是衙蠹之害；官吏私交旧友，干预官司曲直，这是请托说情之害；乡民钱粮诉讼，必须依附城中帮讼之家，遭受盘拨教唆，这是歇家之害；豪强恶霸在乡中横行武断，这是奸豪之害；督抚、司道手下胥吏请托地方官，这是上官胥吏之害；州县佐官随意受理诉状，这是佐贰滥受词讼之害；刁民诬告上控，牵连众多无辜，这是越诉之害；征收实物赋税，随市价涨跌，不登记在单据上，随意勒索，这是杂派之害；百姓十室九空，放贷之人趁急放债，按月立契，俗称印子钱，利息高达七八成，抵押妻儿，这是高利贷之害；驿站往来，强征民夫拉船抬轿，这是纤夫之害。请下令各地官吏，每季度呈报文书，不犯这十项弊害，由上级核查。又请督抚严令下属，恢复社学，宣讲乡约，举荐节孝，设立义冢，不认真执行的，不得评为卓异。不久擢掌工科。康熙十五年，因病请求回乡，在家居住三年后去世。
清初沿用明朝旧制，御史外放担任巡按。顺治七年裁撤，不久复设。顺治八年，世祖亲政，特意下敕告诫，并下达谕旨，都察院负责察访官员、检举弹劾。世祖驾临太和殿，召见新任各位巡按御史入内觐见，赐给座位并宣示谕旨。顺治十七年，都察院再次请求裁撤巡按一职，诸王大臣集会商议，安亲王以及侍郎石申等人主张保留，单独上奏疏章。又因为御史陆光旭上疏争辩，朝廷下令再次讨论，最终仍然议定裁撤，不再设置巡按。巡按中能够称职的，还有宁承勋巡按河南，请求堵塞黄河决口；秦世祯巡按江苏，弹劾罢免巡抚土国宝，二人最为知名。宁承勋是大兴人，明代天启年间举人，由礼部主事经考选出任御史，官做到大理寺右寺正。秦世祯自有传记记载。
王命岳，字伯咨，福建晋江人。顺治十二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当时云南、贵州尚未平定，策问时问及此事。王命岳进言：“李定国与孙可望离心不和，应当暂缓攻打李定国，施行反间之计，让他和孙可望互相猜忌。我军以守为攻，以屯田作为守备，等候时机再采取行动。”皇上认为他的见解出众，提拔他为工科给事中。他上奏《经国远图疏》，大略说道：“如今国家最紧要的，是财政。每年收入白银一千八百一十四万多两，每年支出二千二百六十一万多两，支出超出收入四百四十七万两。国家财用不足，根源都在于养兵。各省镇的满、汉官兵的俸米、草料豆粮，合计一千八百三十八万多两；军队出征的粮草军需又一百四十万两；在京城的王公百官俸禄、披甲兵丁饷银不过二百万两。也就是说每年开支二千二百万两，十分之九用于养兵，只有十分之一是其他杂项开支。臣愚钝，认为如今不应当再商议加重盘剥百姓来供给军饷，而应当研究依托军队来产生军饷的办法。河南、山东、湖广、陕西、江南南北、浙江东西、江西、福建、广东各个行省，接连遭受战乱、水灾旱灾，田地大多荒芜废弃。应当下令各省驻防官兵分地耕种，大略仿效明代洪武年间屯田的办法；初年由地方官府供给耕牛、种子、农具、口粮，从第二年起，士兵全部自耕自足，就可以不再耗费朝廷钱粮，这项举措带来的好处十分广博。古时候郡县的军队，按什伍编制，千百人编成队伍，由将帅统辖。如今将帅大多把仆从、杂役、伶人算作兵士，实际上能够拿起兵器杀敌的不到十分之二三。所以领粮饷时有兵额，编入队伍却没有能战的士兵。长官离任，这些人就随之散去，屯田无从谈起。现在应当先核定兵额，官员可以升迁降调，兵士固定不随意遣散。已经平定的各省以及距离贼寇二三百里以外的地方，全都分给土地，责令耕种。依托人力与土地条件，一年就可以增收财赋一千多万两。群臣不做长远谋划，只想着裁减某项开支、清查某项款项，就像往盘子里添水，对干涸的田地有什么用处？臣看到如今因为有贼寇而设立军队，因为军队而筹措军饷，因为筹饷而祸害百姓；百姓被逼无奈又沦为贼寇，辗转循环，实在令人深深忧虑。关键在于坚决破除因循守旧的积弊，没有不能核查的兵员，没有不能开垦的田地，没有不能创造的财货。”奏疏下发给各省总督、巡抚商议，最终被搁置，没能施行。
世祖憎恶贪官，下令贪赃十两以上的，抄没家产。王命岳上疏说：“法令越是严苛，检举贪腐的现象却不能止息，弊病在于举荐弹劾不够公允。请求敕令吏部，总督、巡抚、巡按上报举荐弹劾的奏章送到之后，应当参考公众舆论；果真有贤能之人遭诋毁，不肖之徒受到赞誉，就依据实情驳回纠正。如果吏部官员见闻有限，六科、十三道的言官都可以上奏陈述意见。另外巡按御史原本由都察院考核甄别；总督、巡抚本是重臣，言官担心外放之后沦为他们的下属，对督抚的弹劾极少。请求专门下旨责成，甄别考核务求精确实在。每到年终，仍然命令吏部、都察院考核督抚举荐弹劾是否得当，详细上报。这样或许可以弘扬大法，带动基层官吏保持小的廉洁。”后来转任户科给事中。他再次上疏论述漕运的弊病，大意是：百姓遭受漕运官员的压榨，漕运官员自身也有难处，不得不盘剥百姓。请求革除通仓的索求摊派，禁止旗丁抢夺，仓场总督亲自监督河边交兑漕粮。当时福建正在用兵，又遭遇旱灾，王命岳上疏陈述五件事：延缓征购粮食、平价售粮劝办赈济、督促催缴协济军饷、严厉惩治奸盗、安置投诚人员。
顺治十五年，调任兵科给事中。大军进军湖广，王命岳再次申述屯田的主张，请求恢复明代卫所屯田制度，设置指挥、千百户等武官，由劳苦功高的大臣担任，子孙世袭。没有漕运任务的地区，专门巩固边防；有漕运任务的地区，就让屯田军队承担漕粮运输。新归降的将领，立下功劳也可以授官。酌情调换他们的任职地，不许在本省任职。不久上疏说：“各省免除荒田赋税的数额，每年减少白银五百五十多万两。荒地以河南、山东最多。请求选派清正的御史，督察这两省田地，带领各州县清丈土地，编造鱼鳞图册。其他省份荒田多的，按照同样的办法统一丈量。”得到圣旨准予施行。王命岳又上奏十多条清丈土地的具体办法。
明代桂王逃到边境之外，但云南还没有平定。王命岳上疏说：“云南每年军饷耗费九百万两，而全省正税、杂税合计才十六万多两，这是动用九百万两白银去经营只产出十六万赋税的地方。云南原有旧屯田一万一千一百七十一顷多，征收粮食三十八万九千九百九十二石多。请求敕令巡抚袁懋功责成原屯田军士，更换凭证认领耕种。暂时拨付二十万两白银，用来买牛、置办种子，借给军民。经过一年核算，必定不会亏损，还能恢复原先征收粮食的定额。而且官府收取定额内的粮食，军士留存定额之外的余粮，一石粮食，价值白银三两；对比今年一石十二两的粮价，能节省四分之三的军饷。这样军粮、官粮都能充足，不至于耗尽天下财力供给一隅之地。”皇上批准他的奏疏，下令拨付十万两白银购买耕牛、置办种子，修复旧屯田。
王命岳请假回乡安葬亲人，回到朝中，上疏说：“贼寇熟悉海上作战，我军士兵都是北方人，不熟水性。只需要封锁险要港口，断绝物资接济，严明号令，减轻徭役赋税，让百姓休养生息，使百姓不依附贼寇，贼寇得不到物资供给。时间久了，一定会有人把贼首擒获送到京城。”吏部打算将浙江右布政使员尽忠升任广东左布政使，任命已经下达，王命岳弹劾他贪赃秽乱，员尽忠因此被罢官。康熙初年，出使广东回京，升任刑科都给事中。当时陈豹占据南澳，仍然为明廷固守，王命岳上疏请求招降陈豹，收复南澳。不久因为审理案件处置不当，被削去官职。康熙六年，京畿地区大旱，皇上下诏征求直言。王命岳闲居在家，认为天子年纪尚幼，应当阅览古今典籍，广泛借鉴善恶鉴戒，于是撰写《千秋宝鉴》。书快要完成，还没有进献，就去世了。
李森先，字琳枝，山东掖县人。明代崇祯年间进士。顺治二年，从国子监博士经考选担任江西道监察御史。率先启奏睿亲王，揭发大学士冯铨贪赃作恶以及其子冯源淮各种不法行径。御史吴达，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杜立德，御史王守履、罗国士、邓孕槐、桑芸等人先后上奏弹劾。睿亲王在重华殿召集大学士、刑部、科道众臣，传唤冯铨等人当面对质，认为没有确凿证据，详情记载在冯铨传记中；斥责李森先奏请将冯铨当众处斩的言辞过分，罢免他的官职。世祖亲政之后，冯铨被罢官。顺治九年十一月，大学士范文程把弹劾冯铨的各份奏疏进呈皇上。皇上全部阅览完毕，说：“众臣弹劾冯铨确实合理，为什么因此罢官？”范文程说：“众臣弹劾大臣，都是为君主国家，皇上应当想着爱惜他们。况且如果大臣能够压制言官，不是小事。”过了几天，皇上谕令吏部，所有因弹劾冯铨被罢官的官员全部起复任用，李森先补回原来的官职。
顺治十三年，巡按江南，弹劾罢免贪官淮安推官李子燮、苏州推官杨昌龄，依法处置。巡视苏州时，杖杀作恶的僧人三遮、伶人王紫稼，还有为伶人张贴榜文的少年沈濬，一时间全境震恐。淮安官吏张电臣，侵吞漕粮折银一百二十多两，按例应当追缴治罪，李森先上疏请求暂缓处置。皇上斥责李森先徇私纵容，削去官职，押送到京城审讯，案情查清，恢复原官。
顺治十五年，响应诏令上书言事，大略说：“皇上孜孜不倦谋求治国，多次下求言的诏书，但是众臣迟疑观望，都是因为从前上书言事的官员，一旦遭到惩处，就流放、永久禁锢，大家互相告诫不敢进言。臣认为想要广开言路，应当先放宽对言官的处罚。像被流放的谏臣李呈祥、季开生、魏琯、李裀、郝浴、张鸣骏等人，都符合恩诏中因公获罪可以宽宥的条例。倘若能加以体恤，让天下人清楚知道皇上宽恕正直之臣，远方之人也不会被遗忘。凡是负有言责的官员，哪有不洗心竭虑奋发进言的？”皇上斥责他私卖恩德、徇私情，削去官职，交付刑部审议，判处流放尚阳堡，皇上依旧宽大处理，恢复原官。不久命令他到河南勘察荒田，采纳左都御史魏裔介的建议，发给敕书印信，事情还没办完就去世了。
顺治十七年，皇上命令吏部开列曾经上书获罪的大臣名单，流放的列举李呈祥、魏琯、李裀、季开生以及彭长庚、许尔安共六人。皇上下令释放李呈祥，准许魏琯、季开生回乡安葬。其余几人虽然也是因为上书获罪，但情节罪名不同，不能宽免。李裀、季开生自有传记，彭长庚、许尔安的事迹记载在睿亲王传记中。
李呈祥，字吉津，山东沾化人。明代崇祯年间进士，选为庶吉士。顺治初年，授编修，屡次升迁做到少詹事。顺治十年二月，上书条陈部院衙门应当裁撤满洲官员，只任用汉人。皇上对大学士洪承畴等人说：“李呈祥这份奏疏非常不妥。从前满洲大臣辅佐处理政务，辅助完成大业，那时何曾咨询汉臣？朕对满、汉一体优待，他怎么反而生出这种想法？”副都御史宜巴汉等人趁机弹劾李呈祥，将他革职，交付刑部，判定李呈祥巧言惑乱朝政，判处斩首，皇上下令免死，流放盛京。在那里居住八年，到这时下令释放回京，到京城上疏谢恩，之后返回故乡。康熙二十七年去世。
魏琯，字昭华，山东寿光人。明代崇祯年间进士，曾任御史。顺治二年，经举荐起复原官，巡按甘肃。请求开设马市安抚边疆部族，奏章下发各部商议后施行。凉州士兵劫掠参议道官署，捕获带头作乱的二十多人。魏琯上疏说西部边疆士兵骄横凶悍，源于明代末年一味姑息纵容，助长奸邪滋生祸乱，应当使用重刑。皇上下令全部诛杀，并且下诏今后再有同类犯罪，首犯、从犯一并处斩，定为法令。
顺治四年，授江宁学政。顺治七年回到京城，掌管河南道。顺治八年，漕运总督吴惟华请求捐献白银一万两，又搜刮各项结余银两，共得九万三千两，请求用来补助军饷。魏琯上疏说淮安、扬州连年遭受水旱灾害，吴惟华捐献的饷银都是分派下属官吏，最终取自民间，请求下令核查。恰逢巡漕御史张中元揭发吴惟华贪赃的罪状，吴惟华被逮捕治罪、革除官职。魏琯又弹劾郧阳抚治赵兆麟，甄别下属文武官吏时，举荐多达几十人，弹劾的却只有一两个小吏。皇上为此斥责赵兆麟，并告诫各地督抚不能只弹劾小官敷衍塞责。顺治九年，授顺天府府丞。
顺治十二年，升任大理寺卿。八旗逃人案件最初归兵部督捕，部里商议改归大理寺处理。魏琯上疏说明此举的弊端，于是专门设置兵部督捕侍郎主管这件事。他又说：“逃人越来越多，根源在于投充人。本主私下放纵成了习惯，任由他们外出，长久不归，一旦发生纠纷就全都控告为逃人。逃人第二次出逃，罪仅鞭笞一百，可是藏匿逃人的人仍判斩首，籍没人口、财产送给逃人的本主，和叛逆的刑罚一样，不是公平的法令。”奏章下发九卿商议，改为流放，免除籍没家产。又提出藏匿逃人在狱中病死，他们的妻子儿女应当免除流放；遇上热审，也应当一同减等。皇上斥责他私卖恩德，交付诸王大臣审议，判定魏琯刻意放宽逃人法令，应当判处绞刑，皇上宽大处理，降职为通政司参议。德州生员吕煌窝藏逃人的案件爆发，州官应当治罪，魏琯持不同意见。诸王大臣弹劾魏琯，并且追溯认定他之前请求热审减等是为吕煌开脱，魏琯被革职，流放辽阳，死在戍所。后来皇上准许归葬，并且赦免他的家属返回故乡。
和李森先一同弹劾冯铨的众人：吴达，江南人，从刑部员外郎授御史。顺治二年七月，上疏说：“如今选用人才，都取自明代遗留之人。那些刚直不屈、与时事抵触，隐居山林被弃置的，是明代罢黜而当今应当起用的人。阉党残余、贪官败类，是明代罢黜而当今不能不罢黜的人。那些保有禄位、结交私党，倒行逆施的，是明代没有罢黜而当今必须罢黜的人。开国初年，以招抚为名，还可以正邪一并收纳。江南平定之后，人才汇集，如果仍然善恶不分，君子灰心，小人争相钻营。就像阮大铖、袁宏勋、徐复阳这类人接连前来，怎么可以全部录用？至于广开言路，更是创业最紧要的事务。可是动不动就责令回奏，这是挫伤敢于直言的锐气，堵塞后进上进之路。像赵开心论事坦率切直，已经任用他，但是他所规劝针砭时政的建议，是否全都采纳？”得到圣旨：“朝廷用人，不是引诱官员。如果已经录用，后来无过而罢，便是心存猜忌。屡次下令回奏，是为了探求实情，不是阻塞言路。”奏疏搁置不予采纳。不久受命巡按山东、湖南，官做到太仆寺少卿。
桑芸，山西榆次人，从行人授御史，巡按顺天，屡次升迁至光禄寺卿。外放任河南汝南道参政，督促百姓开垦荒地，废除杂派，抓捕大奸之徒，杖毙于狱中。屡次升迁，官至广东左布政使，在赴任途中去世。
还有许作梅，河南新乡人，也因弹劾冯铨被罢官，后来起复，官至太仆寺少卿。王守履，山西宁乡人，从工部郎中授御史，巡按湖北。罗国士，山东德州人，从礼部主事授御史，巡按顺天。庄宪祖，直隶东光人，以明代进士起用为户科给事中。顺治三年新科进士授科道官职，庄宪祖与吏科都给事中向玉轩上疏争辩，交付刑部，二人一同被革职。向玉轩，四川通江人。邓孕槐，籍贯失考，从顺天府推官授御史，巡按江南。
李裀，字龙衮，山东高密人。顺治六年，以举人身份考授内院中书舍人，提拔为礼科给事中，转兵科给事中。弹劾吏部郎中宋学洙主持河南科考时，留宿娼妓、收受贿赂，审讯属实，宋学洙被革职。
八旗把战争俘获的人作为奴仆，主人虐待他们，奴仆就会逃亡。汉人中有自愿依附八旗做奴仆的，称为“投充人”，主人虐待，他们也会逃亡，逃人法由此产生。顺治十一年，诸王大臣议定：藏匿逃人的，把藏户判给逃人本主做奴仆，左右邻居流放；捕获逃人，在押解途中再次逃跑，押解人员也要流放。皇上认为法令过于严苛，下令再议，最后仍然按照诸王大臣原先的意见上奏。顺治十二年，李裀上疏极力陈述这项法令的弊病：“皇上作为天下的君主，看待四海之内如同一家。却特意分出名目叫‘东人’，又叫‘旧人’，已经把天下割裂成两部分。说满洲役使的兵丁，如同兵与民，不得不区分；州县追捕逃亡，如同清查逃兵，不得不严格核查，固然如此。但是法令过重，株连太多，使得海内无论贫富良贱，人人惶恐，不能确定朝夕性命。人心惊惧，损伤国家元气，这是第一件令人痛心之事。法令设立而犯法的人众多，应当思考人们为什么甘愿藏匿逃人而不怕死。必定有人把这些东人当作奇货，挟持牟利。殷实之家因此破产，奴仆引发祸乱，纲常道义荡然无存，这是第二件痛心之事。犯法绝不宽贷，牵连不加原谅，就算是大逆不道之罪，刑罚也不过如此。破一户就损耗一户的赋税，杀一人就耗损一人的养育。十年休养生息，十年教化训导，如今却用逃人法摧残百姓，这是第三件痛心之事。人情相差不远，如果让他们安居有所依靠，何苦接连逃亡，何况逃亡人数多达三万多。显然不全是思念乡土亲人。不想用恩义维系，只想穷追逃亡去向，法令越严苛，逃亡越多，这是第四件痛心之事。从抓捕起解，到提审对质，沿途驿道骚扰，鸡犬不宁。其中冤屈受害的本就很多，再加上株连牵连，枷锁几乎卖尽。日复一日，人口凋残，谁还愿意做皇上的赤子？这是第五件痛心之事。不止是犯法之人受苦，饥民流离，因为稽查东人的缘故，官吏关闭城门，百姓紧闭门户，无处落脚。可怜这些穷苦百姓，朝廷正在减免赋税、煮粥赈济，供给衣食，怎么能因为逃人法令逼迫他们走向死亡？这是第六件痛心之事。妇女在原野流离，老弱倒在沟壑。身强力壮之人，冒着风霜雨雪，四处被追捕，势必铤而走险。如今贼寇还未平定，安抚招抚尚且来不及，本是皇上的子民，却逼迫他们沦为盗贼？这是第七件痛心之事。臣认为，与其在逃亡之后严刑处置，不如在逃亡之前加以防范。如今逃人三次逃亡才处死刑，初犯、再犯仅鞭责。请求下令今后逃人初犯即判死刑。皇上天性好生，不忍心诛杀，可以仿照盗窃刺字旧例：初次、再次逃亡，都在面部或手臂刺字。这样逃人不敢逃亡，别人也不敢收留逃人。”奏疏送入宫中，留中不发。十多天后，下发诸王大臣商议，众人都说奏疏所列内容虽然按律没有罪名，但是“七可痛”言辞可恶，应当判处死刑。皇上没有准许，改判杖责，流放宁古塔；皇上下令免除杖责，安置尚阳堡。过了一年，李裀去世。
皇上深知逃人法过于严苛，驳回诸王大臣治罪李裀的提议。顺治十三年六月，下谕说：“朕感念满洲官民，征战劳苦，辅佐成就大业。他们家中役使之人，都是历经艰险俘获而来，加以抚育。可是十余年间，背主逃亡的越来越多，藏匿逃人的也很多，因此特意设立严法。因为一人逃亡隐匿而株连数家，因为无知奴仆而连累官吏，都是顾念你们数十年劳苦，万不得已才设立，并非朕的本心。你们应当思考奴仆为何轻易离去，一定事出有因。你能体恤他们，他们自然感念你的心意。如果只依靠严法，不加体恤，逃亡之人依旧众多，又有什么用处？朕是天下之主，所有犯法之人，哪一个不是上天所生、朝廷子民？今后应当体察朕意，省察改过，使奴仆充足，安享富贵。”顺治十五年五月，再下谕旨：“督捕逃人的条例，多次下令会议，酌情执法，务求公允。近年逃人没有止息，平民受牵连受害的很多。听说有奸徒假冒逃人，讹诈百姓，把殷实人家指为窝主，不断勒索，告到督捕衙门，冒充本主认领，把虚假说成真实。种种欺诈，严重祸害百姓。如果旗下奸徒横行，准许督抚抓捕，连同本主一同治罪。”逃人带来的灾祸自此渐渐平息。
季开生，字天中，江南泰兴人。顺治六年进士，改庶吉士，屡次升迁为礼科给事中。明将张名振进犯上海，季开生上疏论述防御海寇，应当远派侦察，扼守要害，修备军械，严格海禁，断绝接济，严密稽查。顺治十一年，发生地震，他上疏说：“地动不安，是百姓不安。百姓不安，是官吏失职。官吏失职，大约有十项：一是搁置诏旨，二是轻视民命，三是纵容下属官吏，四是包庇差役，五是加重耗损克扣，六是收受贿赂馈赠，七是大肆株连，八是积压讼案，九是疏于镇压，十是漠视弹劾。”分条上奏，奏章下发主管部门。调任兵科右给事中。
顺治十二年秋天，乾清宫完工，朝廷拨出库银派遣内监前往江南采购宫中陈设器物。民间谣传是去扬州买女子，季开生上疏极力谏阻。圣旨答复：“太祖、太宗定下制度，宫中从来不纳汉女。朕遵从皇太后教诲，怎敢妄行？就算天下太平之后尚且不会做，何况当下？朕虽德行不足，常常想要效法圣明君主，朝夕辛劳。如果买女子入宫，那算什么君主？”于是斥责季开生肆意造谣、博取直名，交付刑部，准以纳银赎罪，流放尚阳堡，不久死于戍所。顺治十七年，旱灾，皇上下罪己诏，命令吏部核查被贬谪的言官，下谕：“季开生上书，本心是为朕考虑，准许恢复官职，归葬故土，荫庇一子入国子监读书。”
他的弟弟季振宜，字诜兮。顺治四年进士，授浙江兰溪县知县。经行取考选任刑部主事，升任户部员外郎、郎中。顺治十五年，考选浙江道御史。等到皇上因旱灾下罪己诏，说顺治十二、十三年间，多有过失之举。季振宜上疏说：“恭读上谕，兴革之事责成部院，条陈奏议责成科道，唯独内阁大臣没有提及。用人行政，在将要任用还未任用、将要施行还未施行之时，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时机转瞬即逝。能够近在御前，随时进言的，只有内阁大臣。皇上亲政以来，忧勤谨慎，原本没有过失之举。皇上自认为有过失，试问当时有没有大臣进言？由此可见宰相不曾直言。皇上把心腹重任托付内阁大臣，仅仅靠草拟四五字票拟完成宰相的职事。皇上纵然不加谴责，他们深夜自省，恐怕难以心安。”圣旨答复：“内阁大臣不能尽言，原本不是他们的过错。前面谕旨所说十二、十三年的过失，都是已经施行的事情。朕心中的过失，到现在岂能全无，内阁大臣从何得知？部里回复奏章，依照票拟下发，都是朕亲自裁定，也不是阁臣的过失。朕常担心心志稍有懈怠，众臣都应当自省。”
左都御史魏裔介上疏弹劾大学士刘正宗祸国乱政，季振宜也上疏列举刘正宗结党纳贿各项罪状，刘正宗因此获罪，详情见刘正宗传记。季振宜又上疏说：“国库已经空虚，战事未息。云南防务全权托付平西王，满洲兵抽调十分之四五驻守湖南。郑成功祸害福建、浙江、江南三省，应当择地驻兵，断绝他登陆的途径。福建巡抚徐永桢、浙江总督赵国祚、浙江巡抚史记功，都不熟习军务，应当挑选贤能官员替换。山东、河南护卫京师，连年水旱，盗贼繁多。北直隶八府，白日公然劫掠。明末流寇的教训不远。蒙古人进入陕西洮州、岷州一带耕种，从西宁到宣府、大同，长城坍塌，防卫空虚。国家一统，疆界本应当分明，怎能任由他们出入不加稽查？”又请求恢复六科封还驳正诏旨的旧制度；还上奏扬州、徐州临近黄河各县加派河夫，成为百姓沉重负担，请求下令禁止，奏章下发各部商议施行。不久受命巡视河东盐政。请求辞官回乡，去世。
顺治初年以上书言事闻名的，还有给事中常若柱、张国宪。常若柱上疏说：“贼首牛金星弑君害民，抗拒王师，力竭才投降，应当公开处斩。却仍然位列卿寺，厚颜立于朝堂。他儿子牛铨随同其父做贼，侥幸做官，任湖广粮储道，贪赃极多。请求将牛金星父子依法处置，伸张公义，大快人心。”圣旨批复：“流贼伪官投诚的，很多能为国效力。常若柱这份奏疏很不合理，应当议处。”于是被罢官回乡。张国宪上疏说：“前朝厂卫的祸害，如同虎狼鬼魅。如今把锦衣卫改为銮仪卫，这些人本事不大，却想重施旧伎俩。臣听说有侦缉差役在内院门前探访查察。赐画本是特殊恩典，内院是机要重地，哪里用得着侦探？城狐社鼠，已经初露苗头。臣私下认为应当严加防范。”奏疏送入，交付朝臣商议禁止。下旨：“銮仪卫专门负责扈从，侦缉探事差事一概禁止。”厂卫一类的祸患就此平息。常若柱，陕西蒲城人，顺治四年进士，由庶吉士改户科给事中。张国宪，顺天宛平人，顺治三年进士，授吏科给事中。
张煊，山西介休人。明代崇祯年间进士，由知县提拔为河南道御史。被大学士陈演构陷，流放戍边。顺治元年，经举荐起复原官，因丁忧回乡。顺治三年，再次补授浙江道御史，依旧掌管河南道事务。顺治六年，上疏说：“地方官吏盘剥小民，督抚徇私隐瞒不报。言官弹劾，本是本职。请求交付朝臣公议，不要立刻下狱审讯。”皇上采纳，下谕：“只有挟私诬陷的，仍然革官治罪。若非如此，就算弹劾内容不完全属实，也不能直接送交刑部。”顺治八年，上疏说：“文武全才难得。近来把武官改任督抚，恐怕他们不熟悉政务、不了解民间疾苦，请让他们回归武职本职。”又说：“贪官贪赃，大多推给下属差役，遇到大赦就恢复原官。请求所有靠恩诏免罪、应当降职的，调去闲散衙门；应当革职的，勒令退休。”奏章下发各部商议施行。
这一年举行大计考核官吏，张煊以河南道御史掌管考核册籍，弹劾御史李道昌、王士骥、金元正、匡兰兆、李允嵒等人巡按地方失职。当时大学士洪承畴掌管都察院，甄别众御史，议定李道昌降调，王士骥等人全部革官，同时提议把张煊外调地方。张煊上疏弹劾吏部尚书陈名夏：本是明代的修撰，谄媚睿亲王，骤然升任尚书；他父亲被本县百姓杀害，朝廷赐银归葬，陈名夏谋求夺情，恤典虚置。于是列举陈名夏扰乱官员铨选、把持大计考核的十条罪状、两项不法之事，还提及陈名夏和洪承畴、陈之遴在火神庙屏退旁人密议；洪承畴送母亲回乡没有事先上奏，也不合规制。奏疏下发诸王大臣核查上奏。当时皇上外出狩猎，巽亲王满达海等人传唤陈名夏、洪承畴和张煊对质。陈名夏的罪状大多属实；洪承畴说火神庙聚会，就是甄别御史之事，送母回乡没有先行上奏，甘愿认罪。皇上回京，再命诸王大臣在朝堂审讯。吏部尚书谭泰袒护陈名夏，上奏陈名夏之事在大赦之前；张煊弹劾大多不实，而且身为御史当时不上奏，现在即将外调，挟私诬告，罪当处死，于是判处绞刑。顺治九年正月，谭泰获罪被杀，皇上重新取出张煊的奏疏，命诸王大臣复审，陈名夏被革官，详情记载于陈名夏传记。于是下诏书为张煊平反冤案，追赠太常寺卿，赐祭葬。以追赠官职授其子张基远，官至礼部侍郎。
史臣论曰：开国初年直言上书的大臣之中，赵开心最为突出。刘义、杨起龙都因为上书言事得到提拔，李克简巡按地方有很好的政绩；王命岳谋划屯田之策虽然没有施行，自有独到见解。李森先、李裀、季开生因为刚直获罪，唯独李森先得以再次起用。张煊无罪而死，世人尤其哀怜他；但是他心怀即将外调的怨嫌，给奸人留下构陷的借口，和李森先等人的情况并不相同。
列传三十二
刚林 祁充格 冯铨 孙之獬 李若琳 陈名夏 陈之遴 刘正宗 张缙彦
刚林，瓜尔佳氏，字公茂，满洲正黄旗人，世代居住苏完。最早前来归附，隶属于正蓝旗，归属郡王阿达礼。授笔帖式，掌管汉文翻译。天聪八年，参加汉文考试，考中举人，命入文馆当值。崇德元年，授国史院大学士，和范文程、希福等人参与朝政。上疏请求重新定部院承政以下官员分为五等，又上疏订立科举取士的办法，都得到批准。太宗四次征讨不肯臣服的部族，疆域日渐扩大。刚林多次奉命出使军中，宣示朝廷威德，都符合皇上旨意。累积功劳，授世职牛录章京。天聪八年，阿达礼获罪，改隶正黄旗。
世祖定都北京，晋升世职二等甲喇章京。顺治三年、四年，接连主持会试。考核期满，晋升一等阿达哈哈番。顺治五年，再晋升三等阿思哈尼哈番，赐号“巴克什”。顺治六年，担任《太宗实录》总裁，再次主持会试。上疏请求令六科抄录大臣奏章以及御批，每月送交史馆，以备纂修国史，得到准许。顺治八年，因为编撰《明史》缺少天启四年至七年的实录，请求下旨悬赏征集；崇祯一朝事迹没有记载，凡有野史、外传，都下令寻访送官。奏章下发主管部门。
睿亲王多尔衮去世后获罪。刚林依附睿亲王，参与移驻永平的密谋；又和大学士祁充格擅自修改《太祖实录》，为睿亲王删去罪证、增添功绩，判处斩首，家产籍没。
祁充格，乌苏氏，满洲镶白旗人，世代居住瓦尔喀。开国初年随同族吉思哈等人归附。太宗时期，号称四贝勒，因为祁充格熟习文史，令他掌管文书。天聪五年，初设六部，授礼部启心郎。天聪八年，考核政绩，授牛录额真。崇德元年，睿亲王多尔衮征伐明朝，攻打锦州，命巩阿岱领兵增援，祁充格随军立功，回京报捷。崇德三年，睿亲王再次伐明，太宗亲自到郊外饯行。祁充格因为没有启奏豫亲王多铎随皇上出城送行，又在当天私自前往屯庄，判处死刑，皇上下令宽免，革除官职，贯耳鞭责，划归睿亲王属下。顺治二年，授弘文院大学士，担任《明史》总裁官、册封朝鲜世子正使。顺治四年，考核期满，加授牛录额真。顺治六年，担任《太宗实录》总裁，与刚林一同主持会试。顺治八年，和刚林一同被杀。
冯铨，字振鹭，顺天涿州人。明代万历年间进士，授检讨。谄媚依附魏忠贤，屡次升迁至文渊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因小事触怒魏忠贤被罢官。庄烈帝诛杀魏忠贤之后，查到冯铨罢官后为魏忠贤所作百韵寿诗，判处杖刑、徒刑，纳银赎身，贬为平民。
顺治元年，睿亲王平定京师，写信征召冯铨。冯铨接到征召立刻前来，朝廷赏赐冠服、鞍马、白银。令他以大学士原衔入内院辅佐处理机务，与大学士洪承畴上疏请求恢复明代票拟旧制；又与大学士谢升等人议定郊祀、宗庙的礼乐乐章。十月初一，世祖驾临皇极门接受朝贺，给事中孙承泽上疏弹劾朝班混乱，言辞牵涉内院。冯铨、谢升、洪承畴请求辞职，皇上谕令他们竭尽忠谋，辅佐新朝治理。
顺治二年，授弘文院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御史吴达弹劾冯铨向降将姜瓖索要白银三万两，许诺授予爵位，没有满足索求；内院是政务根本，冯铨却让其子冯源淮擅自入内，设宴欢饮。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杜立德，御史王守履、罗国士、邓孕槐、桑芸也接连上奏，弹劾冯铨收受招抚侍郎江禹绪贿赂；为其子冯源淮行贿，让招抚侍郎孙之獬做冯源淮标下中军；礼部侍郎李若琳是冯铨党羽，平庸无品行。御史李森先接着上疏，言辞更为严厉，大略说：“明朝二百多年国祚，毁于魏忠贤，魏忠贤当年残害贤良、收贿谋逆，全由冯铨促成，这是天下共知之事。请求立即明正国法，在街市处斩。”奏疏全部交付刑部审讯，刑部认定弹劾不实，上报睿亲王。睿亲王召集朝臣复审，认为冯铨降清之后，与孙之獬、李若琳最先剃发，孙之獬全家男女都改穿满式服装，众臣因此设计陷害。睿亲王认为三人都恪守本朝法度，诘责科道众臣。给事中龚鼎孳说冯铨依附魏忠贤作恶，冯铨反过来质问龚鼎孳曾经投降李自成。睿亲王问龚鼎孳：“冯铨所说属实吗？”龚鼎孳说：“何止是我，魏徵也曾归顺唐太宗。”睿亲王斥责龚鼎孳，此事就此搁置。因为李森先言辞过激，罢免他官职，详见李森先传记。
顺治三年正月，冯铨上疏：“臣受特别征召入内院，位次排在旧同僚前面，臣坚决推辞不敢。摄政王当面谕示：‘国家尊贤敬客，卿不必推让！’如今天下渐渐平定，制度大体确立。招揽人才，只是暂时举措。长久占据高位，实在超出本分。况且蒙受恩命，与满洲联姻，理应附籍归入满洲编民之末。反复回味尊贤敬客的谕旨，心中惶恐，特地恳请位次排在范文程、刚林之后。如果按新旧臣排序，也应当排在祁充格、宁完我之后。”圣旨批复：“天下一统，满汉没有分别。内院的职掌等级，原有成规，不必重新议定。”这一年命他主持会试，位次排在范文程、刚林之后，宁完我之前。顺治四年，再次主持会试。顺治六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顺治八年，皇上亲自考核众大臣功绩，下谕：“冯铨早先被吴达弹劾收受叛将姜瓖贿赂，本当自行辞官，却隐忍居官，七年以来没有建树，令他退休。李若琳奸险专断，和冯铨结党作恶，革除官职，永不录用。”冯铨罢官之后，由陈名夏接替，陈名夏获罪革官；再由陈之遴接替，不久也被罢官。皇上再次召回冯铨，下谕：“国家用人，任用有过之人，看重其才干。冯铨素来有才学，博闻熟习典章，朕特意起用，看他能否改过自新。”冯铨到京，皇上召见，当晚与洪承畴、范文程等人一同对答，讨论翰林官员优劣。皇上说：“朕将要亲自考试他们！”冯铨上奏：“南方人文辞出众但品行未必相符，北方人文辞稍弱但品行或许优良。如今选用文辞品行都优秀的人就可以。”皇上点头，依旧授弘文院大学士。因为议定总兵任珍罪名一事，被判定欺瞒掩饰，拟绞刑，皇上下令宽免。冯铨入朝谢恩，奏答不合旨意，皇上下谕告诫他。
龚鼎孳任左都御史，再次弹劾冯铨，皇上令他举出实证。龚鼎孳说冯铨罪状很多，但是冯铨在内阁执掌机密票拟，不像各部衙门有具体事证可以列举。皇上严厉斥责龚鼎孳。顺治十二年，母亲去世，命他照旧入内院当值。不久加少师兼太子太师。顺治十三年，皇上因为冯铨年老，加太保，准许致仕，依旧令他留在身边以备顾问。冯铨上疏请求回乡，获准。顺治十六年，改设内阁，命他以原衔兼任中和殿大学士。康熙十一年去世，谥号文敏。不久下令削去谥号。
孙之獬，山东淄川人。明代天启年间进士，授检讨，升任侍读。因为争辩销毁《三朝要典》一事，被归入阉党逆案，革除官籍。顺治元年，侍郎王鳌永招抚山东。土寇攻打淄川，孙之獬散尽家财守城。山东巡抚方大猷上报此事，征召他到京城，授礼部侍郎。顺治二年，大军攻克九江，孙之獬请求前往招抚，皇上准许，加兵部尚书衔前往。顺治三年，召回京城。总兵金声桓弹劾孙之獬擅自授予副将高进库、刘一鹏总兵官衔，私卖恩德、挑起矛盾；孙之獬招抚诸将，诸将心怀观望，不全力攻打赣州。孙之獬上疏辩解，奏章交付兵部商议，革除孙之獬官职。顺治四年，土寇再次攻打淄川，孙之獬协助守城，城破遇害，七个孙辈一同战死。交付吏部商议抚恤。侍郎陈名夏、金之俊提议恢复孙之獬官职，给予抚恤；马光辉与启心郎宁古里认为他已经革除官籍，不应抚恤。两种意见一同上报，皇上采纳马光辉的提议，不予抚恤。
李若琳，山东新城人。明代天启年间进士，授检讨。顺治元年，起复原官，屡次升迁至少詹事，兼任国子监祭酒。詹事府裁撤之后，改翰林院侍读学士，依旧兼任祭酒。顺治二年，请求更改孔子神牌，恢复元代称号“大成至圣文宣王”，下礼部商议，最终定称号为大成至圣先师。再升任礼部侍郎。顺治五年，升尚书。顺治六年，加太子太保。罢官回乡之后，不久去世。
陈名夏，字百史，江南溧阳人。明代崇祯年间进士，官修撰，兼任户、兵二科都给事中。投降李自成。福王时期，被列入从贼案。顺治二年，到大名投降。经保定巡抚王文奎举荐，恢复原官。拜见睿亲王，请睿亲王登基称帝。睿亲王说：“本朝自有家法，不是你所能知晓的。”不久破格提拔为吏部侍郎，兼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大军平定江南，九卿、科道商议南京设官。陈名夏说：“国家定都京师，居于北方控制南方。不应像前朝称为都会，如同各省一样设置官员。”奏疏呈上，符合皇上心意。顺治三年，父亲去世，命他夺情任职；他请求服满丧期，皇上赐白银五百两，暂时准许回乡安葬，仍然发放俸禄赡养留在京城的家属。顺治五年，初设六部汉尚书，授陈名夏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顺治八年，授弘文院大学士，晋升少保，兼太子太保。
陈名夏在吏部任职时，满洲尚书谭泰依附睿亲王，专权擅政，陈名夏依附谭泰扰乱政务。睿亲王去世，当年夏天，御史张煊弹劾陈名夏结党营私，官吏铨选不公。交付诸王大臣会审，谭泰袒护陈名夏，判定张煊诬告，判处死刑，详情见张煊传记。当时御史盛复选也因为弹劾陈名夏被罢官。到秋天，谭泰因罪被杀。顺治九年春天，再次命诸王大臣核查张煊所弹劾陈名夏的罪状，陈名夏极力辩解。等到多次诘问，理屈词穷，哭着诉说自己投诚有功，希望免死。皇上说：“此人反复狡诈，罪责难逃。但朕已有谕旨，凡和谭泰一案有牵连的人，全部赦免不问。如果再治陈名夏的罪，就是失信。”于是宽恕他，革除官职，依旧发放俸禄，编入正黄旗，作为闲散官员随朝，谕令改过自新。
顺治十年，再次授秘书院大学士。吏部尚书空缺，侍郎孙承泽请求让陈名夏兼任。皇上斥责孙承泽身为侍郎举荐大学士，不合体制。第二天，任命陈名夏代理吏部尚书。皇上时常亲临内院，经常谕令众臣：“满汉一体，不要互相结党。”陈名夏有时强言争辩，皇上告诫他：“你不要坚持过错，自取祸患。”众大臣议定总兵任珍的罪名，都认为任珍擅自杀人，家属心怀怨恨，应当从重判罪。陈名夏与陈之遴、金之俊等人持不同意见，被判定欺君蒙蔽，拟死刑，再次宽大处理，只降秩罚俸，照旧理事。
顺治十一年，大学士宁完我弹劾他，大略说：“陈名夏多次蒙受赦免宽宥，仍然包藏祸心。曾经对我说：‘留发、恢复汉人衣冠，天下就会太平。’心思难测。陈名夏之子陈掖臣，在家乡凶横作恶，士民怨恨。迁居江宁，侵占官有园宅，打通关节收受贿赂，陈名夏明知而纵容。陈名夏代理吏部尚书，破格提拔私交赵延先；给事中郭一鹗上疏提及此事，陈名夏想要治郭一鹗的罪，因为刘正宗反对才作罢。浙江道员史儒纲是陈名夏姻亲，获罪革官被捕，陈名夏执意想要为他复官。给事中魏象枢是陈名夏姻亲，受牵连应当降职，陈名夏只票拟罚俸。袒护同党、私卖恩德，由此可见。臣等掌管票拟，一字轻重关系公私；设立簿册登记姓名，防止推诿。陈名夏私自涂抹奏章一百一十四字。皇上下诏告诫科道官员不要结党，陈名夏擅自删改谕旨文字，他欺瞒君主大多如此。请求敕令大臣审讯核实，依法处置。”奏疏交付朝臣会审。陈名夏辩解各项指控都是虚假，唯独“留发复衣冠”一句话，确实说过。宁完我和刘正宗一同作证陈名夏各项罪状属实，定案，拟斩首，皇上下令改判绞刑。陈掖臣逮捕治罪，杖责流放。
陈之遴，字彦升，浙江海宁人。明代崇祯年间进士，从编修升任中允。顺治二年前来归降，授秘书院侍读学士。顺治五年，升任礼部侍郎。顺治六年，加右都御史。顺治八年，提拔为礼部尚书。御史张煊弹劾大学士陈名夏，言辞牵连陈之遴，审讯查无实据，不予追责，加太子太保。顺治九年，授弘文院大学士。
当时抓捕京城巨奸李应试，诸王大臣会审，陈之遴沉默不语。诸王大臣诘问，陈之遴说：“皇上如果直接依法处置李应试便罢；如果免死，一定会受他祸害，所以不敢发言。”诸王大臣上报皇上。皇上诘问陈之遴，他上疏请罪。皇上因为陈之遴已经悔过，宽恕他。调任户部尚书。商议总兵任珍罪名，和陈名夏、金之俊持异议，获罪，如同陈名夏一样得到宽免。顺治十二年，上奏请求依照法令订立满洲大臣犯罪籍没家产、降革世职的条例，下发部门商议施行。再次授弘文院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顺治十三年，皇上驾临南苑，召见众大臣对答，对陈之遴说：“朕不计较你从前罪过，多次告诫，你可曾把朕的话转告别人？还是自问所作所为可有少许改过？”陈之遴上奏：“皇上教诲，臣怎敢不改？只是臣才疏学浅，不能报答皇恩。”皇上说：“朕不是不知道陈之遴等人结党，仍然任用，只是想借助他们的才干，所以授予官职。并且时时训诫，希望他们改过效忠。”于是斥责左副都御史魏裔介等人阿附缄默。魏裔介退下，上疏弹劾陈之遴结党营私；皇上诘问之时，只说自己才疏学浅，良心已经泯灭；并且揭发陈之遴暗示礼部尚书胡世安举荐知府沈令式，随即被总督李辉祖弹劾，这就是结党的证据。给事中王桢又弹劾陈之遴恃权骄纵，前日受到责问，不思闭门自省，第二天就去灵佑宫游玩，放纵不羁，罪不容诛。陈之遴上疏请罪，其中写道：“南北之人各自亲其所亲，友其所友。”皇上更加不悦，交付吏部从严审议，下令以原官发往盛京居住。这年冬天，再命回京归入旗籍。顺治十五年，又因为贿赂勾结内监吴良辅，审讯属实，拟斩首，皇上下令革除官职，籍没家产，流放尚阳堡，死于流放之地。
刘正宗，字可宗，山东安丘人。明代崇祯年间进士，从推官授编修。福王时期，授中允。顺治二年，经举荐起为国史院编修。屡次升迁至秘书院学士。顺治十四年，授吏部侍郎，提拔为弘文院大学士。吏部尚书空缺，皇上谕旨：“刘正宗清正耿直，能胜任此职，加太子太保，管吏部尚书。”
御史杨义弹劾吏部推举官员次序不当，刘正宗和他争辩，互相辱骂。给事中周曾发，御史姜图南、祖建明接连上奏弹劾。御史张嘉又说刘正宗昏庸衰老，徇私背公，上疏请求罢黜。奏章下部门商议，因为没有实证，搁置此案。给事中朱徽再次弹劾刘正宗擅自拟签事许宸升任通政司参议，没有经过会推，也没有单独上奏说明。刘正宗以疏忽引罪，应当罚俸，援引恩诏免罚。不久称病请求退休，不被准许。辞去吏部尚书，命他带着加衔返回内院，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顺治十四年，考核期满，晋升少傅兼太子太傅。顺治十五年，改文华殿大学士。
顺治十六年，皇上认为刘正宗心胸狭隘，终日钻研诗文，朝堂议事总认为自己正确，下旨严厉训诫，并谕：“朕委任大臣，希望君臣始终相济，不辜负当初提拔的心意。所以不忍心加罪，时常告诫。你应当痛改前非，不辜负朕宽容饶恕的心意。”顺治十七年，自行上书请求罢官，不准。左都御史魏裔介弹劾：“刘正宗在自陈奏疏内不记载皇上严厉训诫的谕旨，无人臣之礼。李昌祚牵涉叛案，他票拟提拔入京。先后举荐董国祥、梁羽明，如今二人都获罪，被弹劾却不主动检举。欺君之罪，无可辩解。刘正宗和张缙彦交好，张缙彦为他的诗集作序，写有‘将明之才’，话语诡秘费解。刘正宗的弟弟刘正学担任郑成功手下总兵，刘正宗嘱托巡抚耿焞越级提拔为中军。祸害国家、扰乱政务，罪状不止一件。请求皇上果断决断，杜绝祸端。”御史季振宜接着弹劾，也提及董国祥、刘正学，还有刘正宗贪贿牟利诸事。刘正宗上疏辩解，大略说：“李昌祚身为叛党，魏裔介身为法司长官，为什么不早早弹劾？按惯例，举荐的官员在任失职，才追究举荐人的罪责。董国祥、梁羽明都是升任之后才获罪。张缙彦为臣诗作序写‘将明之才’，臣诗稿尚存，张缙彦的序文中没有这句话。”奏疏送入，皇上革去刘正宗官职，交付诸王大臣会审；同时斥责魏裔介、季振宜没有尽早弹劾，一并革官等候审讯。不久议定魏裔介、季振宜所弹劾刘正宗的罪状，查实十一件，罪当绞刑。皇上斥责：“刘正宗性情暴戾，心胸浅狭，立论偏私，处事谬误。一心求名争胜，不顾大局，罪过极多。从宽免死，籍没一半家产，编入旗籍，不许回原籍。”顺治十八年，圣祖即位，依据世祖遗诏以及刘正宗罪状，本当重判，怜悯他年老，宽恕。不久刘正宗病逝。
张缙彦，河南新郑人。明代崇祯年间进士，由知县经行取授主事，再授编修，提拔为兵部尚书。顺治元年，到固山额真叶臣军前投降。福王授他总督，他逃走。之后，又接受洪承畴招降。顺治九年，经举荐送吏部考核。顺治十年，授山东右布政。顺治十五年，提拔工部侍郎。顺治十七年，甄别三品以上大臣，降职为江南徽宁道。魏裔介弹劾刘正宗，言辞牵连张缙彦，革官逮捕审讯。御史萧震上疏弹劾张缙彦编刻《无声戏》，自称“不死英雄”，蛊惑人心，败坏风俗。诸王大臣会审，拟斩首，皇上下令免死，籍没家产，流放宁古塔。不久死于戍所。
史臣论曰：刚林在太宗朝为相，与范文程、希福一同受重用；祁充格掌管文书，创业阶段都有功绩。冯铨本是明代宰相，熟习旧典，和陈名夏都善于应答奏对。陈名夏劝睿亲王称帝，虽然没被采纳，却借此得到破格提拔。陈之遴、刘正宗各自引荐党羽，可以想见当时都手握大权。恰逢开国之初，身居高位，却不足以担当重任。或被杀，或削职，不足怜惜。刘正宗构陷陈名夏，自己最终也不能免罪，特别值得引以为鉴。
川公网安备5113210200034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