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恺，字元褒，乐安郡博昌县人。父亲任昊，是曹魏太常。任恺年少就有见识器度，娶魏明帝的女儿为妻，多次升迁做中书侍郎、员外散骑常侍。晋朝建立，担任侍中，封昌国县侯。
任恺有治国才干，朝廷大大小小许多政务都由他掌管处理。生性忠诚正直，把安定国家当作自己的责任。晋武帝器重亲近他，很多国家大事都向他咨询。 泰始初年，郑冲、王祥、何曾、荀顗、裴秀等人，都因为年老多病退居家中。武帝优待老臣，不想让他们操劳体力，多次派任恺向诸位公卿传达旨意，咨询当代大政，商议政事得失。 任恺厌恶贾充的为人，不想让他长久把持朝政，常常压制贾充。贾充十分头疼，想不出对策。后来找机会进言，说任恺忠贞公正，适合在东宫任职，保护教导太子。武帝听从，任命任恺做太子少傅，但依旧保留侍中的职务，贾充的计谋没能得逞。
恰逢秦州、雍州外族作乱，天子为之忧虑。任恺趁机上奏：“秦、凉州接连兵败，关右地区动荡不安，实在是国家最深的忧患。必须尽快安抚镇抚，让百姓有所依靠。如果没有威望高、有谋略的重臣，就不能安定西方。” 武帝问：“谁可以担当这个重任？” 任恺说：“贾充就是合适人选。”中书令庾纯也这么说。于是下诏派贾充西去镇守长安。贾充采纳荀勖的计谋，得以留在京城。
贾充深受武帝信任，想要独揽权势名望。而庾纯、张华、温颙、向秀、和峤这批人都和任恺交好；杨珧、王恂、华暠等人是贾充亲信。于是朝廷形成两大朋党。 武帝知道这种情况，召贾充、任恺在式乾殿赴宴，对二人说：“朝廷应当同心，大臣之间要和睦相处。”贾充、任恺各自叩拜谢罪退下。过后二人知道皇帝知情却不加责罚，仇怨反而更深。表面互相敬重，内心愤愤不平。
有人给贾充出主意：“任恺掌管门下机要，能够亲近皇帝。可以举荐他主持官吏选拔，这样他就会渐渐疏远陛下，这不过是一个都令史就能办成的事。况且九品选官很难做到精密，很容易抓住他的过失。” 贾充于是称赞任恺才干出众，适合掌管选拔官吏的职务。武帝没有怀疑，认为贾充举荐得人。当天就任命任恺为吏部尚书，加封奉车都尉。
任恺做了尚书之后，选拔人才公平公正，尽心本职，但觐见皇帝的机会日渐稀少。贾充联合荀勖、冯紞不断在皇帝面前进谗言，说任恺生活奢侈，使用御用的食器。贾充指使尚书右仆射高阳王司马珪弹劾任恺，任恺被免去官职。 官府拘押太官的厨师查验，才知道那些器物是任恺的妻子齐长公主，从曹魏时期得到的皇家赏赐。 任恺被罢官之后，毁谤他的流言越来越多，武帝渐渐疏远薄待他。但是山涛清楚任恺通达机敏有智谋，举荐他出任河南尹。又因为辖区内盗贼出现却不能捕获，再次被免官。之后又升任光禄勋。
任恺向来善于识人，在任勤恳尽职，得到朝野称赞。贾充的党羽又暗示主管官员，弹劾任恺和立进县令刘友互相勾结。案子交到尚书府，任恺拒不认罪。尚书杜友、廷尉刘良，都是忠于公义的官员，知道任恺是被贾充排挤陷害，打算为他申诉昭雪，故意拖延不做判决。因此任恺、刘友、刘良三个人全都被免官。
任恺失去官位之后，放纵饮酒，肆意享乐，极尽美食供养自己。当初何劭身为贵公子生活奢侈，每顿饭搜罗天下珍奇，任恺比他还要过分，一顿饭耗费一万钱，还说没有值得下筷子的菜肴。 任恺有时候趁着朝会觐见，武帝偶尔安慰开导他，任恺什么话也不说，只是流泪而已。后来重新起用为太仆，改任太常。
从前魏舒还只是郡守，没有受到重用的时候，任恺担任侍中，举荐魏舒做散骑常侍。到这时魏舒已经官至右光禄、开府，兼任司徒。武帝亲临殿前，让任恺授予魏舒官职。魏舒以宽宏简约著称，可当时人们都认为任恺拥有济世的才略，魏舒登上三公高位，任恺却只位列闲散九卿，无不为他愤愤叹息。 任恺仕途不得志，最终因为忧愤去世，终年六十一岁，谥号“元”。儿子任罕继承爵位。
任罕，字子伦，年少保有家门的风范，才干名望比不上任恺，以品行美好被人称道，是清高正直的士大夫。历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兖州刺史、大鸿胪。
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高祖崔寔，在汉代十分有名望。父亲崔赞，曹魏吏部尚书、左仆射，以气量儒雅著称。 崔洪年少就以清正严厉出名，刚直不阿，和世俗不一样。别人有过错，他就当面批评驳斥，转过身从不在背后说人坏话。 武帝时期，担任御史治书。当时长乐人冯恢的父亲做弘农太守，偏爱小儿子冯淑，打算把爵位传给冯淑。父亲死后，服丧完毕，冯恢回到家乡，搭起草屋，假装哑巴不能说话，冯淑得以承袭爵位。后来冯恢出仕，官为博士祭酒。散骑常侍翟婴举荐冯恢品行超凡，可以媲美古代的节义之士。 崔洪上奏，说冯恢不恪守儒者本分，叫学生轮流在身边侍奉，就算有推让侯位这点小善举，也不能说当世无人可比；同时弹劾翟婴浮夸虚荣。于是翟婴被免去官职，朝廷百官都畏惧崔洪。
不久崔洪担任尚书左丞。当时民间流传谚语：“丛生棘刺，来自博陵。在南为鹞，在北为鹰。” 后来选任吏部尚书，选拔甄别人才清明公正，家中没有私下登门请托的人。他举荐雍州刺史郤诜接替自己做尚书左丞。后来郤诜检举弹劾崔洪。崔洪对人说：“我举荐郤丞，他反过来弹劾我，这就像拉满弓弩射自己。” 郤诜听闻之后说：“从前赵宣子任用韩厥做司马，韩厥按照军法处死赵宣子的仆人。赵宣子对大夫们说：‘应当庆贺我，我选用韩厥，是因为他能恪尽职守。’崔公为国举荐人才，我因为才干被举荐，只恪守公职，一心秉公，为什么要说这种私情的话！”崔洪听到这番话，更加敬重郤诜。
崔洪口中从不谈论财货，手上不触碰珠玉宝物。汝南王司马亮宴请公卿，用琉璃钟斟酒。轮到崔洪，他不肯接酒杯。司马亮问缘故，崔洪回答：“是想起古礼手持玉器不可快步趋行的道理才这样。”其实这并非本心，只是找了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杨骏被杀的时候，崔洪和都水使者王佑交好，受牵连被罢黜。后来出任大司农，死在官任上。儿子崔廓，官至散骑侍郎，也以正直出名。
郭奕，字大业，太原阳曲人。年少就有很高名望，山涛称赞他高远简约，气度雅正。起初担任野王县令。羊祜曾经路过野王，郭奕感叹：“羊叔子哪里比不上我郭大业！”没过多久羊祜又路过，郭奕又感慨：“羊叔子远远超过常人。”于是送羊祜出境几百里，因为这件事被免官。
咸熙末年，做文帝相国主簿。当时钟会在蜀地谋反，荀勖是钟会的外甥，从小在钟会家长大，当时荀勖在文帝府做属官，郭奕上奏请求把荀勖调离。文帝虽没有采纳，但欣赏他的正直。 晋武帝即位，初次设立东宫，任用郭奕和郑默一同担任太子中庶子。升任右卫率、骁骑将军，封平陵男。咸宁初年，升任雍州刺史、鹰扬将军，不久赐予赤幢曲盖、鼓吹仪仗。
郭奕有守寡的姐姐，跟随他到任所。姐姐家中不少奴仆作恶犯法，被人检举。郭奕审完案卷，说道：“大丈夫怎么可以借着惩治下人，来彰显自己，而连累年老的姐姐！”便把人遣散，不予追究。 当地亭长李含才华出众，但出身寒门被豪门排挤，郭奕任用他做别驾。李含后来果然身居高位，当时人都称赞郭奕善于识人。
太康年间，征召入朝做尚书。郭奕名望极高，当朝大臣声望都在他之下。当时武帝重用杨骏，郭奕上表说杨骏器量狭小，不能够托付国家社稷。武帝不听，后来杨骏果然败亡。 等到郭奕重病，皇帝下诏赐钱二十万，每日供给酒米。太康八年去世。太常拟定谥号为“景”。主管官员上奏，认为帝王已经有景皇，臣子谥号不能重复，请求改为“穆”。 武帝下诏：“谥号用来表彰德行事迹。依据谥法，坚持德行毫不懈怠叫作‘简’。郭奕忠诚刚毅清正耿直，坚守德行从不动摇。”于是赐谥号为“简”。
侯史光，字孝明，东莱掖县人。年少聪慧有才，跟随本县的刘夏求学。被举荐为孝廉，州府征召为别驾。咸熙初年，担任洛阳典农中郎将，封关中侯。 泰始初年，授官散骑常侍，不久兼任侍中。和皇甫陶、荀暠持节巡视察访各地风俗民情。回朝之后，上奏事务合乎皇帝心意，改任城门校尉，晋爵临海侯。 这一年皇帝下诏：“侯史光忠诚质朴，心怀守义秉公之心，内外历任官职，恪尽职守。任命侯史光为御史中丞。虽然委屈他校尉的职位，却可以充分发挥他纠察百官的才干。”
侯史光任职，宽厚但不放纵。太保王祥常年患病，不能上朝，侯史光上奏请求罢免王祥。武帝优待老臣，搁置了这份奏疏。后来升任少府，死在官位。下诏赏赐朝服一套、成衣一袭，钱三十万，布一百匹。下葬的时候又下诏：“侯史光坚守节操，清贫忠直。家中十分贫寒，赐钱五十万。” 侯史光学识广博，历任官职都有政绩，奏章议论条理清晰。长子侯史玄承袭爵位，官至玄菟太守。侯史玄死后，儿子侯史施继承，官东莞太守。
何攀，字惠兴，蜀郡郫县人。在州府做主簿。恰逢刺史皇甫晏被牙门将张弘杀害，张弘诬陷皇甫晏谋逆。当时何攀正遇上母亲去世守丧，还是赶赴梁州上书，证明皇甫晏没有反叛，皇甫晏的冤屈才得以昭雪。 王濬担任益州刺史，征召何攀做别驾。王濬谋划讨伐吴国，派何攀携带表章前往朝廷，当面陈述军机。武帝两次召见他，命令张华和何攀商议进攻的时机与策略。王濬又让何攀去拜见羊祜，当面讲述伐吴的计策。何攀善于奉命出使，武帝很赏识他，下诏让何攀参与王濬的军事谋划。
等到孙皓向王濬投降，王浑因为落在后面而恼恨，打算攻打王濬。何攀劝说王濬把孙皓交给王浑，这件矛盾才化解。朝廷任命何攀为辅国司马，封关内侯。 出任荥阳县令，上奏十件有利于时政的建议，获得很好的名声。授廷尉平。廷尉卿诸葛冲因为何攀是蜀地士人，轻视他，等到一同审理疑难案件，诸葛冲才叹服他的才干。 升任宣城太守，没有赴任，改任散骑侍郎。
杨骏执掌朝政，大量安插亲信，大肆封赏，想靠恩惠巩固自己地位。何攀认为这样不对，就和石崇共同上书劝谏。相关记载在《石崇传》。皇帝没有采纳。 因为参与诛杀杨骏的功劳，封西城侯，食邑一万户，赐绢一万匹。弟弟何逢封平卿侯，哥哥的儿子何逵封关内侯。何攀坚决辞让一半的封户与绢帛，余下的赏赐分给内外亲属，自己几乎不留。 升任翊军校尉。没多久，外放任东羌校尉。征召入朝为扬州刺史，在任三年，升大司农。转任兖州刺史，加封鹰扬将军，何攀坚决推辞不去就职。太常成粲、左将军卞粹劝他赴任，宫中下达诏书严厉催促，何攀依旧称病不肯就职。
赵王司马伦篡位，派遣使者征召何攀，何攀又说病重。司马伦发怒，打算处死他，何攀不得已，抱病前往洛阳。死在洛阳，终年五十八岁。 何攀为人公平允当，做官严肃整肃，爱惜人才，尊崇儒士。担任梁州、益州二州中正，提拔被埋没的人才。巴西的陈寿、阎乂，犍为费立，都是西州名士，都遭到乡里诽谤，被清议压制十多年。何攀为他们辨明是非，使他们全部洗清冤屈。何攀身居高位，家中清贫简朴，没有姬妾乐伎，一心救济穷困之人。儿子何璋承袭爵位，也有父亲的风范。
史臣评论： 夏桀、周厉王那样无道的君主在位，有德之士尚且想着举荐善人；共工、驩兜奸邪当朝，就连大圣也难以忍受。更何况仁人志士，哪里肯苟且迎合奸佞！他们留恋官爵俸禄，是想要维系世道存亡。就算有众口铄金的毁谤，有仗剑抗争的刚烈，有奔赴京城上书的忠直，有败车依旧前行的执着；劝谏君主本就不易，纠弹权贵更是艰难。刘毅有幸遇上宽仁的君主，任恺、和峤二人遭受谗言诋毁。回看他们留下的事迹，都发自本心。至于武陔不忘身为魏臣的本心，崔洪赞许郤诜秉公弹劾自己的道义；刘暾劝说王弥割据一方，何攀被迫应召赵王司马伦。评判君子，就要看他们身处危难时的所作所为。
赞语： 刘仲雄（刘毅）早年立身，忠诚正直，在朝堂直言敢谏。世人把他比作诸葛亮，武帝拿汉桓帝、汉灵帝自比。 郭大业（郭奕）直指杨骏不堪大任，任元褒（任恺）讥斥贾充奸邪。 和峤风骨挺拔，好比栋梁巨松，可以支撑大厦。 崔洪家中拒绝私相请托，名声传遍朝野。 侯史光、武陔，都具备辅佐朝政的才具。 何攀处事公允，许多蒙冤之人得以平反昭雪。
列传第十六 刘颂 李重
刘颂，字子雅，广陵人，是汉代广陵厉王刘胥的后代。世代是当地名门大族。同郡雷、蒋、谷、鲁四大姓，家世都比不上刘氏。当时民间有俗语：“雷、蒋、谷、鲁，刘最为祖。” 父亲刘观，官平阳太守。 刘颂年少就善于剖析事理，受到世人称赞。被察举孝廉、举荐秀才，全都推辞不去。晋文帝司马昭征召他做相府掾吏，奉命出使蜀地。当时蜀地刚刚平定，百姓饥荒，土地荒芜。刘颂上表请求开仓救济灾民，没有等朝廷批复就直接施行，因此被免去官职。
晋武帝登基，授官尚书三公郎，掌管法律刑律，平反冤狱。多次升迁为中书侍郎。咸宁年间，下诏命刘颂和散骑郎白褒巡视安抚荆州、扬州。因为出使办事合乎旨意，改任黄门郎。升任议郎，代理廷尉。 当时尚书令史扈寅无罪下狱，皇帝下诏要求彻底审办定案。刘颂坚持认定扈寅无罪，扈寅才得以释放。当时人把刘颂比作汉代的张释之。在廷尉任上六年，断案号称详备公平。 恰逢平定吴国，众将领争抢功劳，朝廷派刘颂核查功劳等级，定王浑为头等功绩，王濬为次等功绩。武帝认为刘颂执法处置不当，贬官为京兆太守，没有赴任，改任河内太守。 临出发之前，上奏多条利国措施，大多被朝廷采纳。郡内有很多公主开设的水碓，堵塞河道，造成水涝灾害。刘颂上表废除这些水碓，百姓得到便利。不久因为母亲去世离职守孝。
服丧期满，授淮南相。为官严整，政绩卓著。从前修护芍陂水利工程，每年要征调数万人，豪强趁机兼并土地，贫苦百姓失去生计。刘颂让百姓无论强弱共同出力，按照功劳分配土地财物，百姓歌颂他公平仁惠。
刘颂在淮南郡，向朝廷上疏说： “臣从前担任河内太守，临行的时候接受陛下诏书：‘你上奏的都是要紧政务，无论大小，要常常上报。朕常常事务繁多，有的奏章不能一一回复，你不要因此心存疑虑。’ 臣接到诏书的时候，又欢喜又惶恐，更加希望竭尽自己的能力，不顾浅陋，愿意以萤火微光，为日月增辉。到淮南之后，草拟好了奏疏，还没来得及呈递，就遭遇母丧，卧病多年。现在恭谨封存从前的奏稿呈上。 臣虽然治国才能浅薄，言论多有不妥，还是希望陛下阅览，让微臣一点微薄的忠心能够被圣明的陛下看到，不要和普通文书一样被搁置。倘若有一点可以采纳的，希望对朝政有万分之一的补益。
臣看到陛下颁布诏书，开拓分封疆土，希望福泽延续百代，把皇室宗亲全部分封到藩国。这固然是美事，也是公理大势。分封诸侯的完整制度，如今方才确立，突破秦、汉、魏的局限，复兴五帝三代断绝的旧制。功业覆盖天下，恩泽流传后世，这样盛大的功业，就算三皇五帝，恐怕也有所不及。为什么？上古圣王是顺着时势自然成就分封，和后世断绝旧制之后重新开创，情况并不一样。
即便如此，把年幼皇子分封到吴地、蜀地，依臣愚见，还不够完善。吴越民风剽悍轻躁，蜀地地势险阻，历来就是容易发生动乱的地方。自从平定吴国以来，东南六州将士轮番戍守江南，这是眼下很大的隐患。内地士兵远戍江南，吴地百姓内心不安，应当派年长的诸侯王镇守安抚，让内地、江南都安稳如故。 孙氏割据江东的时候，文武官职仿照中原朝廷；一旦政权覆灭，文武旧臣降为普通百姓。他们感受不到重生的恩典，反而身受困苦，觉得失去故土，心怀作乱的念头。如果派年长的大王前往封国，量才任用人才，文武官员都得到安置；百姓服徭役不用离开本土，想要求取富贵的人，可以在封国内得到。内地戍守的士兵可以撤回，新平定的地域安定，两方都各得其所，这样处置才适宜。
应当挑选宗室诸王，年龄二十岁以上，才德出众的，分封到吴、蜀。把年幼皇子改封到别处，等到皇子长大，再派遣他们去治理封国，为时也不算晚。当下急需藩国要有年长的君主镇守，这件事应当优先办理。 臣所说的分封诸侯，大方向陛下已经推行，还有其余各项细节，如果尚有可取之处，可以用来完善制度，也一并写在奏疏之中。
臣听说，不怕承担罪责，敢于献上自己见解的，是竭尽忠心的臣子；愿意听逆耳之言，接纳苦谏的，是拯救世道的君主。臣有幸生在直言无罪的时代。虽然曾经上疏议论朝政，却还没有把心中想法全部讲出来，指陈得失，白白蒙受陛下恩宠，和普通官吏没有两样。臣私下十分惭愧，不尽忠规劝，无以报答君恩。谨把我的见解逐条写在下面。臣不敢保证所说全部正确，但是本着不隐瞒内心想法，作为报效君主的节操。万一有可以取用的地方，就是微臣的幸运；倘若全部荒谬无知，那便是国家的福气。恳请陛下抽出半日时间，阅览臣的奏章。
陛下虽然顺应天命，开创帝业，是创业之主，但是所处的时代，却是衰败的末世。为什么？汉末朝政崩坏，宦官掌权，小人把持朝廷，贤君子流落民间，政事荒废，天下离散，于是走向灭亡。魏武帝凭借经略天下的才干，收拾乱世，振兴文教，历经几十年，到延康初年，吏治才清明，百姓安定，法令方才通行。 等到魏文帝、魏明帝两代，奢侈放纵，是危亡的君主。对内大兴楼台声色享乐，对外面对三方强敌，国事还能维持，少有大过失，是什么缘故？实在是依靠前代积累的基业，才成就功业。但是礼乐法度刑政，已经渐渐衰败。 从嘉平初年晋朝基业开始，到咸熙末年这么多年，虽然多次铲除奸凶叛逆，但是许多幸存下来的人蒙受乱世赦免，并不遵守法度。 泰始初年陛下登基，朝中所用的官员，大多是前代功臣的后代，不是他们的子孙，就是曾孙玄孙。古人说过，豪门子弟的性情很难匡正，所以说当今身处衰败末世。 如今天下刚刚安定，正是整顿纲纪的时机。但是陛下用人因循旧例，法令宽缓，由来已久，和汉、魏开国之时不一样。司马氏三代先辈创立基业，改朝换代，不可能一下子用严苛的法度约束所有人，这确实是顺应时势。 但是治理国家，矫正时弊，应当慢慢走向公道，严明法令决断，一天天趋向整肃。好比行船，不必横冲急流，但要不断朝向目标，慢慢前进，终能抵达彼岸。日积月累，到如今本可以好好整顿朝政。 可是从泰始初年到现在将近三十年，朝廷的功业政绩，达不到陛下心中的期望，各项事业比不上从前。凭着陛下的圣明，尚且不能革除末世遗留的弊病，造就开国之初那样的兴盛，留给后世，不能不让人忧虑。臣的这番话，但愿能够稍稍触动陛下思考。
思考帝王千秋万代的大业，关键有两点。天下这个重大的器物，安定之后很难倾覆，一旦倾覆就很难拨乱反正。所以为后世长远考虑的君主，一定要把当下政务处理妥当，政治安定，留下稳固基业，让几代人可以依靠。 如果同时分封诸侯，建立藩王屏障，根基牢固，那么国祚可以绵延无穷，可以媲美三代。 如果只顾及当下一朝的政务，留下的教化功业不足以惠及后代。就算分封宗亲，却没有建成完备的诸侯国制度，后世君主只能依靠个人才智守护天下。倘若处置不当，就算过了许多世代，这份忧患依旧归到陛下身上，该怎么办！希望陛下好好治理当今朝政，打下不可动摇的根基，天下就没有遗留的忧患。
圣明的君主不会代代都有，继位的君主未必贤明，这是世间常理。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君主，依靠制度形势，而不单单依靠人的贤能。依靠形势，就是分封诸侯；依靠人，就是推行郡县制。郡县制度，可以处理细小政务，但是天下大势容易危险；设立诸侯藩国，近处虽容易出现违法过失，长远却可以巩固江山。 圣明君王权衡利弊得失，包容小的过错，换取天下大局安定，这样才能内外巩固，镇抚四方天下。 周武王是圣明君主，周成王是贤明继承人，周武王不单单依靠成王的贤德，而大力分封诸侯，就是为了考虑千秋万代。谈论当下的政策，必须要用古代史实来验证。唐尧、虞舜以前，文献残缺，事迹难以详考。到夏商周三代，都分封有德之人以及王室亲族，设立五等爵位，建立封国，作为皇室屏障，国运长久，短的五六百年，长的将近千年。 到秦朝，废除诸侯，设置郡守，皇室子弟没有一寸封地，皇室孤立没有辅佐，两代就灭亡。 汉代继承周、秦的制度，郡县与诸侯并用，西汉、东汉各自延续两百多年。考察汉王朝衰亡，常常发生在同姓诸侯势力微弱的时候，而不是诸侯强大的时候。从前吕氏作乱，仰仗齐国、代国的援救，才安定社稷；七国叛乱，靠梁王抵御，才平定祸乱。 从此以后，诸侯权力被剥夺，诸侯只享有租税俸禄，有的诸侯只能乘坐牛车。于是王莽才能够把持朝政，实现奸谋，颠覆天下，祸害百姓。 光武帝中兴汉朝，虽然分封宗室子弟，却没有建立完整的诸侯国制度，国运也不能长久。曹魏沿袭，禁锢宗室子弟，皇室很快倾覆，天命落到陛下手中。国运长短的因果祸福，都可以从这里看明白。
曹魏虽然称帝，但是三方没有归服，实际如同列国对峙。大晋兴起，宣帝平定辽东，太祖平定蜀地，陛下攻灭吴国，功业堪比天地，疆域超过三王。车船能到、人迹可至的地方，全部臣服，天下大一统，从今天才开始。应当趁着功业盛大、陛下圣明的时候，分封同姓为王，打下万代长久安定的基业，流传无穷。
臣又听说，朝廷有可以委任的贤臣，国家就安定；有把持大权作威作福的权臣，国家就动乱。古代的制度，君主立太子选嫡子而不看年长；立嫡子，按年长而不看贤能。这是不可更改的事理。但是世上贤明的人少，不成才的人居多，这本就是常理。同类的人互相吸引，这也是自然之理。 所以昏庸君主在位，朝中就遍布专权的权臣；圣明君主临朝，朝堂上都是秉公办事的贤臣。可委以重任的贤臣和专权的权臣，都执掌国家大权，决断政务，可是结果一治一乱，一正一邪，原因是什么？权臣借着权势培植私人势力；贤臣凭借职权一心为公。一心为公，是治国根本；培植私党，是动乱根源。 照这个道理，太平的时候少，祸乱的时候多，政教日渐衰败，想要国家没有危机，是不可能的。 不止如此。就算继位的君主平庸低下，继承先代基业，得到中等贤才的辅佐，如果国家根基不深厚，没有藩王辅佐，原本秉公办事的贤臣，也会变成专权的权臣。为什么？国家形势有倾覆的隐患，掌权的大臣就会被猜忌；人人互相猜疑，很少有人甘愿赴死尽忠，这是人之常情。
如果国家根基深厚，藩王强大可以护卫朝廷，就算继位君主是幼童，天下也不会恐惧。从前那些所谓的权臣，都会转而效忠朝廷，成为可以委任的贤臣。为什么？国家没有危亡的隐患，臣子不用心怀猜忌，忠诚本心可以施展，不必惧怕奸邪势力。 圣明君王知道贤明君主不可能代代出现，所以建立互相制衡的格局驾驭臣下。五等诸侯分封之后，无论臣子忠诚还是怠慢，都会尽力侍奉君主。分封诸侯之后，后世君主无论贤明还是鄙陋，都有同样的保障，可以不用忧虑。 分封藩国如果制度完备，朝廷任用的大臣，贤能就会把国家治理得更好；就算只用中等才智的人，也足以安定天下。因为国家根基稳固，容易维持。
分封诸侯国如果制度完善，怎么做都可以安定。所以周成王、周康王之后，一直到周宣王，再往后到周赧王，这么多年，朝廷就算没有杰出名臣，周王室也不会覆灭，靠的就是诸侯维系。 所以说，为社稷长远打算，不如分封建立诸侯国。 人心决定天下归顺或是反叛。如今建立诸侯制度，要权衡局势，让诸侯能够遵从大义，同心共愤，他们的力量足以护卫京城；如果有人包藏祸心想要作乱，孤立无援，封国的力量不足以独自起事。但是做到分寸恰当非常困难，陛下应当和通晓古今、洞察时局的大臣仔细筹划。
分封诸侯的道理，要让封国君主乐于治理本国，封国臣子以在本国做官为荣，福泽代代相传。上下一心，爱国如同爱家，爱护百姓如同子女，这样才能保有上天赐予的禄位，辅佐王室。 如今诸王虽然分得土地，疆域比古代诸侯还大，可是封国君主轻视爵位，封国臣子嫌弃职位，没有人安心固守封国。这是什么原因？因为制度和郡县没有区别，没有真正诸侯国的体制。 如今的分封，应当效法古代旧典。但是世人安于旧习惯，不到十年，好恶不会轻易改变，人心不会立刻转移。依臣愚见，应当尽早确立分封大制，就算人心期待落实要等十年以上，也能让封国君臣安于本位，珍视自己的待遇，朝廷与藩国互相扶持，成为王室屏障。像现在这样的分封，只会损耗国库钱财，白白耗费物资，起不到保卫朝廷的作用。
古时候分封完成之后，就算是先王的子孙，也不再额外赐予土地。这套办法放到今天，肯定行不通。如果按照亲疏关系，废掉旧封、改立新封，那就是郡县官吏的权责，不是建国分封的制度。 现在应当预先规划土地，十代之内，血缘亲近的宗室，可以改封到靠近京城的地方。十代之后，近郊的土地分配完毕，再按照亲疏远近依次安置，依旧还有封地可以分封。等到天下土地分配完毕，已经历经数百年上千年。 现在刚刚开始分封，亲疏远近次序颠倒，很不合适。应当重新统计天下土地，重新划分疆域封给同姓诸侯王，亲疏远近处置得当，才可以长久安定。
古代诸侯国，大的方圆不超过百里，但是人口充足，封国内力量完备，可以完备各项制度。现在有的封国疆域将近千里，可是实力单薄，不足以支撑诸侯国的典章制度。时代条件不一样，应当因时制宜。 应当让诸侯封国的民政规模精简，军备力量充实。古代典制该有的名目全部设立，但不用立刻全部落实。武器甲胄装备齐备之后，封国大臣才穿戴华美礼服；粮仓充实之后，再修建宫室；百姓富足之后，再设置官府机构；封国财力充裕，再兴办礼乐。唯独宗庙社稷，要先行建造。 至于封国之内政务，官吏任命：除了内史、国相由天子任命，其余各类官职；还有生杀决断、财货赋税、奖赏刑罚，除了封爵之外，诸侯都可以自行决定。 臣上面说的两点，是制度大纲，没有写出来的条目，参照这两点类推。现在的诸侯国本质只是一个郡的规模，如果照搬古制设置一大堆官府，很多官职并无实际用处，空有制度消耗国力。 至于赏罚决断这些治理百姓的权力，如果权力不重，就无法威慑民众、护卫朝廷。臣的想法，诸侯应当拥有完备权力，民政精简，军备充实，逐步完善各项制度。
周代分封诸侯，封国可以世代延续，和周王室并存，长的近千年，短的数百年。汉代诸侯王，封国最多传到曾孙玄孙。人的本性古今相差不大，国运长短差距这么大，是立国的制度根本不一样。 周代分封，社稷封国的地位重于诸侯国君，国君个人轻于社稷。无道的诸侯国君，会被废除流放。同时奉行复兴亡国、接续断绝世系的道义，所以诸侯国不会灭亡。国君会因为无道被废，诸侯心怀戒惧；封国世系一定接续，就没有亡国。诸侯恪守法度，天子居于上位，局势自然安定，这就是周王室长久的缘由。
汉代分封，国君和封国轻重不分，诸侯王一旦犯罪，本人被杀，封国随之废除。不讲究接续断绝封国的道义，所以没有稳固的藩国。藩国不稳固，天子在上，孤立无援，奸臣就容易把持朝政，颠覆大业。 如今应当革除汉代的弊端，恢复周代旧制。诸侯王就算行事无道，遭到诛杀，又没有子嗣继承，只要是最初受封的旁支后代，不论血缘远近，一定要接续封国。如果完全没有后代，就虚悬封国，等皇子降生，让皇子继承。这样诸侯国就不会断绝。 班固说过，诸侯频频失去封国，是因为法网过于严密。如今也应当放宽对诸侯的管束。 分封诸侯的制度，本就兼顾兴盛衰亡。大的制度确定之后，向诸王颁布，刻写在玉版，藏进金匮，供奉宗庙，副本交给官府保存。弱小的诸侯国尚且不会轻易倾覆，更何况万乘的天子，依托稳固的藩国之上，自然永久安坐重位，江山根基如同华山一样牢固。臣希望陛下把天下安置在自我保全的格局之下，把帝王大业托付给稳固的制度，就没有后世的忧患。
现在民间缺少有名望的士子，官府缺少干练的官吏。是什么原因？社会舆论风气不严，士人不修养德行，做事只求迎合世俗，所以没有名士。官吏职权不专一，又没有考核制度，官吏不肯尽心职守，所以没有能干的官员。官吏无能，政务就会出弊病；缺少名士，后辈就没有效法的榜样。所以臣想要建立官吏考核制度，整顿社会清议。
想要富贵，厌恶贫贱，是人之常情。圣明君王洞悉人情，不能去除这份欲望，于是把公私的利益统一起来，引导求富贵的路径：想要富有，必须先经历贫穷；想要显贵，必须先安于卑下的地位。安于卑下，就不会骄矜；不骄矜，廉耻之心就会树立。安守贫穷，就会节制欲望；节制欲望，就能保全节操。凭着这样的品行处理公务，就能够一心为公。一心为公的人，最终能够得到富贵。无私为公，最后成全个人的愿望，公私的追求就统一了。
现在想要富贵的人，不用经历贫穷就得到财富；想要显贵的人，不用安守卑贱就得到高位。公私道路背离。人不能没有私心，私心不能通过公道得到，就会背弃公义，钻营私利。于是风俗一天天败坏，公理渐渐衰落。世人得到富贵，不靠正道。用这样的风气治理国家，大大小小的政事都很难办好。
教化衰败已经很久，不可能一朝扭转。世间普遍奢侈放纵，众人欲望互相攀比，士人流于平庸，不能一下子严厉整顿，大规模贬黜升迁。教化不求全部尽善尽美，重点惩治过分恶劣的人。同样奢侈的人群里，依旧有程度轻重。 把肆意放纵享乐的人，剥夺荣耀，放到困窘的处境；约束自己简朴高洁的人，给予优待，提拔到清要官位。两条道路区分开，让善恶各有报应。但是风俗奢靡，不能骤然肃清，所以臣认为治理应当循序渐进。
天下极其广大，事务极其繁多，君主只有一人，就像天上的太阳。不可能靠君主亲自听闻，全部看遍所有事。所以圣明帝王治理，只执掌纲领，把事务交给臣下，不让繁杂事务缠身。职权划分明确之后，君主不去插手。不是害怕辛苦贪图安逸，实在是政体本就该如此，形势决定。 开创谋划一件事，分辨是非，判断才能高低，很难看清楚。政策已经施行，凭借成功失败，评定功劳罪责，就很容易分辨。容易分辨的，在于看最终结果；很难看清的，在于事情开端。所以君主把握容易考核的结果，国家就安定；人臣不去承担开创谋划的难事，国家就动乱。
如今陛下往往在事情开始的时候费心考究，却忽略考核最终成效。官吏对成败后果的畏惧很轻，修饰表面文辞来躲避眼前的责罚，这就是政务成效不好的原因。君主如果能把握纲领，只考核最终成效驾驭臣下，臣子的功过从成败上显现，奖赏惩罚无处逃避。罪责不能掩盖，功劳不能诬陷。功劳不被埋没，有才干的人得到勉励；罪责不能遮掩，怠慢违法的人得到肃正。这是治国的大要。
臣揣摩陛下本心，想要事事尽善尽美，害怕政务出错，所以仔细审察每件事的开端，力求没有过失。又觉得称职官员太少，不肯放手委派事务，宁可日夜操劳。依臣的愚见，想要政务完善，重点就在考核结果。因为事情开端很难评判对错。官员很多不称职，更要放手委任。能干的人做出成绩，无能的人暴露失败。失败显露就可以罢免，功业成就就可以留任。贤才持续处理政务，昏庸无能之辈不能占着官位祸害朝政。长久坚持下去，称职官吏就越来越多，各个官府都得到合适人选。考核实绩、分辨才干，是政务最重要的事。
现在君主不放手让臣下成事，和群臣一同从头处理每件事，功劳罪责很难分清。官吏职权不能专一，任职时间不长，才能高下无从分辨。怎么验证？当今的士大夫，不可能全部贤能，也不可能全部庸碌。但是朝廷要奖赏忠臣贤才，不知道该奖赏谁；要追究失败罪责，不知道该惩罚谁。官员被免官，自己说因为触犯法律，不是自己能力不行；得到提拔的，说靠资历和世俗名声，不是实实在在的功绩。如果不是这样，当今政务达不到陛下的期望，就是明证。陛下推行这套制度治理天下将近三十年，功业却不能日日更新，过失在哪里？古人说，琴瑟音调不和谐，严重的就要拆开重新调整。 臣所说的，都是治理国家的常理，但是古今情势不一样。陛下就算不能做到完全放手把事务交给臣下，至少把不必要上奏的事务删减，重要的奏章可以减少三分之二。
上古六卿分管政务，冢宰总领。秦、汉以来，九卿处理具体事务，丞相总管全局。现在尚书决断处置政务，九卿只是奉命执行。尚书权力过重，很多事其实不需要尚书经手，但眼下不能直接裁撤合并。可以把大量政务交付九卿官署，让他们独立处置，尚书做总的统领，就像从前丞相。 只有创立法令制度、生杀定罪、流放罢黜这类大事，以及财政度支相关的事务，才上报尚书台处置。其余政务，外府官员自行决断，年末尚书台只核查文书、考核功绩。这样九卿负责开创处理事务，尚书负责监察赏罚。现在的制度，办事官员事事向上请示，上面决策一旦出错，罪责不能归到下面。年末功业不成，不知道该责罚何人。
监察官员依法检举罪行，司法官员核实案情，法官依照条文判案，大体方向一致，但实际执行，监察官和法官应当有所区分。法官追求事实，法官恪守法条；监察官应当检举大罪，放过细小过失。为什么？细小的过失差错，是人情难免。全部用法律纠治，朝野就没有一个完人，想要治理，反而造成混乱。
善于理政的人，抓住大的纲纪，放宽细小法网。抓住大纲，才能震慑重大奸恶；法网宽松，才会放过小过错。震慑大奸，为政才不苛刻，这是治理的关键。 近代以来，做监察官的，大多抓不住大的纲纪，却一定要纠举微小过错。小过错不足以危害国家，反复纠查，只会扰乱社会；纲纪不振，豪强肆意作恶，百姓受害。这就是主次颠倒。 现在应当命令主管官员改变风气。君主不要纠缠细碎的案件，责成监察官员检举豪强、重大奸恶。秉公处置，祸害朝政的大奸自然会被抓捕。 那些扰乱朝政、残害百姓的大奸，大多出身豪强富贵。他们势力让人畏惧，财货充足。官吏畏惧权势，不敢检举。下面官吏怕被指责不作为，就严密罗织细小罪名。弹劾文书接连不断，看上去一心为公，实际上歪曲法度。对治理没有益处，社会风气反而更加败坏。
古人说：君子的过失，如同日月发生亏蚀；又说犯了过错能够改正；又说不要重复犯错。这些都是说贤人君子也不可能没有过失。只要不危害朝政，就应当被法网放过；犯下极大的恶行，才一定要动用王法惩处。这就是处理罪过轻重的准则。
贤才保全地位为国做事；作恶的必须诛杀，警示众人。这就是刑罚赦免的标准。贤人君子不能没有小过错，如果一点瑕疵就废黜，对清明时代是损害。因为过错轻重不同，但同样背负过失的名声。奸邪之人就会拿这点为借口迷惑世人，社会舆论越发受到伤害。 弹劾检举，本是为了整肃风俗教化。如今专纠小过，风俗舆论反而越发衰败。所以圣人洞察人情政体，说“不要因为一点小过失，掩盖大的德行”；“赦免小过错，举荐贤才”；“不要对一个人求全责备”。帝王冠冕前面垂旒，耳边塞充纩，用意就是善恶赏罚只针对重大事件。法网简约而不漏，大罪必诛，法令才容易维持。 破坏法度的是重大罪恶，却搜求细小过错，好比把猛兽放到大路上，却严抓墙角的鼠窃小盗。古人说：“重刑大斧搁置不用，小刀小锯天天磨损，不能治理国家。”说的就是大事宽松、小事严苛。现在时政的弊病，很多就是这样。陛下应当反过来纠正，抓住政务的根本要务。
权宜的制度不能长久使用，政策乖谬就不能守护安定。这是说安定天下、攻取天下，治理方法不一样。百姓虽然愚钝，心中的愿望不会凭空产生，一定是时势触发。愿望已经产生，就不能强行剥夺；世事已经和从前不同，就不能违背时势。圣明通达的君主，顺应时局，事情发生之后迅速调整，不等下车就推行新政。”
所以他行事总能契合事理机宜，很得人心。过去魏武帝把天下民众拆分，让服役的人、定居的民户，分处在不同地方；这既是当时形势的需要，也夹杂着个人权宜的考量，只是暂时借用这种办法，来完成战时事务，并不是正规的制度。可是这套制度延续到如今，多年没有更改。百姓虽然亲身承受这种困苦，却没有生出私下的怨恨，实在是因为三方割据还没有全部平定，百姓知道当下还不能求得休养生息。所以人们甘愿服劳役如同归家，看待艰险如同平地。等到平定吴国之后，天下人心向往安定，可是东南两地，六州的郡兵、将士武官，戍守长江以南，有的还要为京城运送漕粮，父亲在南方，儿子在北方，家庭骨肉分离，全都不得安宁。又加上士兵不适应南方水土，转运劳役劳苦疲惫，还有死亡的隐患，这种局面势必不能长久维持。这件事应当大力处置安排，来顺应百姓的愿望。曹魏的错役制度，也应当改掉旧例。这两件事如果都处理妥当，那么百姓感念朝廷恩德，歌颂安乐生活的心情，必定会比现在高出十倍。
自从董卓作乱到现在，将近一百年，天下百姓劳苦困顿，遭受的苦难已经到了极点。天下一统，从今天才开始，亿万百姓盼望安宁，并不是虚妄的愿望。可是古今情况适宜的制度各不相同，遭遇的时局也不一样，确实也不能奢望直接效仿古代，就此放下战马、停止战事。但是可以做到，承担各类徭役的人不离开本郡，军队守备就在本乡待命，这实在是可以办到的。就算不能全部做到这样，只要大体合乎道理，也可以让三分之二的百姓安定下来，官吏差役的征调也可以不超出千里范围。仅仅做到这些，天下所得到的好处已经无法计量了。
政务头绪繁多，世间没有理顺的事情，很难全部逐条列举。抓住纲领，关键在于三条：政治想要安定，安定在于停止徭役；停止徭役，在于无为而治。粮仓想要充实，关键在于发展农业；发展农业，关键在于实行平籴法。处理政事想要树立信义，树立信义关键在于选拔贤才；选拔贤才，关键在于官吏任职时间长久。做到官吏久任并不困难，延续他们的品级班次，如果不是才干不称职，就不能随意调动，让他们完成任期考核，政事就能处理妥当。平籴法已经有现成制度，那些不完备的地方可以补全完善，粮食就能够储备充足。无为而治没有别的诀窍，减少大兴土木的劳役，抑制那些看似有好处实则会造成损耗的举措。做到这些，天下就可以安定。这三条能够推行，就算还不能实现十分醇厚的教化，但是用来保障国家安定已经绰绰有余。帝王的利益，在于生产天地间自然产出的财物，农业就是根本。施政的立足点就在这里，做事才会真正有益。但凡妨害农业的事务，都要力求废止，这些就是所说的看似有利实则有害的事。但是现在天下也有必须要办的事务，不能停下，有的工程耗费人力很少，带来的救助却极大。当下兴办，虽然会小有荒废，但是长远来看收益很大。农业相关的官署，有的能带来百倍收益，有的却会造成妨害，刚开始看起来并不急迫，最终酿成巨大祸患，应当提前着手处理，堵塞祸患萌芽。比如黄河、汴河将要合流，修筑沈莱堰这类有利工程，劳役就不能停止。诸多类似的事情，也是不得已才兴办。但是处理事务要分清缓急，权衡轻重，如果不是上面这类紧要事务，就以此为标准，才可以兴办，其余事务都务求休养生息。可是能够精准权衡轻重，审慎把握时机，判断哪些该兴办、哪些该废除，是很难做到的，如果不是智慧高远的人才，不能担当这份职责。开创基业的美事，功绩在于留给后世稳固的制度，让后代依靠它获得安定。制度完善之后，就算君主昏昧也能行事明达，就算君主愚钝也能处置得当。救济时世的功业，根本在于良好的教化，核心在于安定国家。至于修缮官署，各类土木工程，往往容易过度铺张，不用担心没人去做，这些事情后世不需要陛下操心，自然会有人完成。如今继承前代基业，能够维系国运的，正是前代流传下来的风气，维系人心，残存的功业可以匡扶幼弱的君主。现在却耗费人力去办理那些不必要的工程，损耗赖以维系国运的根基。权衡这两件事，哪件事务更为紧要，希望陛下稍加留心，仔细谋求安定的办法，那么大的治理格局就全部实现了。
世间私下的议论，有人把陛下比作汉文帝。臣认为圣德的高下，要看后世的评价，不在于当下。为什么？陛下龙飞即位，顺应天命登上皇位，有开创基业的功勋；扫灭强大的吴国，征服南海，又有这份功业；身为天子，亲身践行平民都难以做到的事，孝行节俭的德行，在历代帝王之中最为突出；行事无论大小，一举一动都成为法度准则，又有这些长处。如果妥善处理当下的政务，建立藩王护卫朝廷的稳固格局，让晋朝国运长久，后世仰望陛下的功绩，考评功业事迹，实在可以和商汤、周武王比肩，汉文帝哪里值得拿来相比！臣说这些话，不是臣下吹捧君主的虚浮言辞，事实确实如此。可是用来保障国家安定的治理举措，如果还有做得不够完善的地方，恐怕良史记录功勋的时候，不能充分彰显宏大的美德，实在十分可惜。应当让通晓政务的士人参与圣明的谋划，历经年岁，最终一定能够成就治世。希望陛下稍加体察臣的言论。
刘颂又论肉刑，相关内容记载在《刑法志》。晋武帝下诏回复说：“收到你的奏章，陈述分封诸侯国的制度，应当效法古代典制；任用刑罚、统一法度，应当恢复肉刑；还有六州将士的徭役、官吏任职的举措，你所陈述的各项意见，朕全都知晓，可见你一心为国。有什么见解，随时奏报。”
元康初年，刘颂跟随淮南王司马允入朝。恰逢诛杀杨骏，刘颂率兵屯守宫殿之中。当夜，皇帝下诏任命刘颂为三公尚书。刘颂又上疏讨论律令，被当时舆论称道。过了很久，调任吏部尚书，创立九班选官制度，打算让百官少调动升迁，考核官吏能力优劣，明确奖赏惩罚。贾谧、郭彰把持朝政，做官的人都希望快速升迁，这套制度最终没能推行。
等到赵王司马伦杀害张华，刘颂哭得十分悲痛。听说张华的儿子得以逃脱，高兴地说：“茂先，你还有后代啊！”司马伦的党羽张林听说这件事，勃然大怒，忌惮刘颂为人正直，不能够加害他。孙秀等人推崇司马伦的功勋，主张赐予九锡，百官没有人敢提出异议，唯独刘颂说：“过去汉朝赐九锡给曹魏，曹魏赐九锡给晋朝，都是一时权宜之计，不能当作通行的制度。如今宗庙安定，虽然贾后被废黜，权臣被诛杀，周勃诛杀吕氏尊奉汉文帝，霍光废掉昌邑王拥立汉宣帝，都没有赐予九锡的诏命。违背旧的典章，效仿权变的做法，不是先王的制度。九锡的提议，请不要施行。”张林心中愤恨难平，认为刘颂是张华的同党，准备加害他。孙秀说：“诛杀张华为、裴頠已经损伤世人声望，不能再杀刘颂。”张林这才作罢。于是任命刘颂为光禄大夫，门前准许设置行马。不久刘颂病逝，朝廷派遣使者吊唁祭祀，赏赐二十万钱、一套朝服，谥号为贞。中书侍郎刘沈提议，刘颂是当时的重臣，应当追赠开府。孙秀一向怨恨刘颂，没有听从。刘颂没有儿子，过继弟弟刘和的儿子刘雍，刘雍早死，又把刘雍弟弟刘诩的儿子刘焉立为嫡孙，继承爵位。永康元年，皇帝下诏，因为刘颂在诛杀贾谧时统领众事有功，追封梁邹县侯，食邑一千五百户。
刘颂的弟弟刘彪，字仲雅，担任安东军事参谋。讨伐吴国的时候，俘获张悌，屡次升迁做到积弩将军。武库失火的时候，刘彪提出拆毁房屋的计策，才得以取出各类宝器。历任荆州刺史。二弟刘仲，字世混，历任黄门郎、荥阳太守，还没有赴任，就去世了。
当初，刘颂把女儿嫁给临淮人陈矫。陈矫原本是刘氏子弟，和刘颂本是近亲，被姑姑收养，改姓陈氏。中正刘友讥讽这件事。刘颂说：“舜的后代姚、虞、陈、田本是同一宗族，世代互相通婚，礼法律令都不禁止。现在这件事和它道理相同，通婚是可以的。”刘友正要上书检举，被陈骞制止，所以没有被弹劾。刘颂问明法掾陈默、蔡畿：“乡里谁最受委屈？”二人都说：“刘友受委屈。”刘颂变了脸色呵斥他们。蔡畿说：“刘友凭个人私议冒犯府君确实不对，但是乡里公论都说他受委屈。”后来刘友被征召为公府掾、尚书郎、黄沙御史。
李重，字茂曾，江夏钟武人。父亲李景，曾任秦州刺史、都亭定侯。李重年少好学，擅长写文章；幼年丧父，和众兄弟一同生活，以兄弟友爱著称。二十岁的时候，被本国推举为中正，他辞让没有就任。后来担任始平王文学，上疏评论九品中正制：“先王制定制度，顺应时代有所变革，变革的道理，只求适应时局。九品中正制起源于战乱时代，是军中的权宜措施，实在不是治理国家不可更改的法度。而且它的检核防范越来越细碎，考核刑罚和实际情况不符，所以朝野的议论，全都认为它败坏风俗，弊病已经很深。可是到了商议改革的时候，又心存疑虑。臣认为变革法度创立新制，应当先透彻分析开放、闭塞的利弊，把制度付诸实施，使得体例大体通畅，没有阻滞，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古代诸侯治理封土，封地固定，封国有确定的君主，人们没有非分的奢望；卿大夫世代享有俸禄，做官不会谋求超出本分的职位，臣子没有越境交往的私情，上下体制稳固，人心归于敦厚。秦朝背离这套原则，废除诸侯设置郡守，风俗浅薄，就是从这时开始。汉朝革除秦朝的弊病，斟酌周、秦的制度，同时设立诸侯和郡守，也让封地有固定的划分；州牧长官必须举荐贤才，选拔士人听取乡里的评议，行事合乎圣贤典制，可以媲美夏商周三代。如今圣德隆盛，普照四方，亿万百姓殷切盼望太平。但是承接曹魏衰败的局面，百姓流离迁徙，官员没有固定的朝堂居所，士人没有固定的住处，郎吏大量聚集在军府，豪门大族聚集在都城，制度事理错乱，和古代不一样。我认为废除九品中正制之后，应当先放开迁徙的限制，允许百姓互相依附聚居。并且明确贡举人才的法令，不允许从外州胡乱举荐，那么士大夫阶层不用刻意区分，就会自然均衡，土断政策就真正落实推行。另外设置官吏机构，关键在于精简官员、长久任职。官员品级少，人心就安定；官吏长久处理政务，教化就能够完成，才干高低也能显现，这就是夏商周三代能够直道而行的原因。我认为选官分为九等，是当下的要务，应当加以施行。圣明的君主知道治理天下的难处，常常从简易的地方入手，所以把考核托付给乡里基层，每一处城邑街巷都有相关负责的人。如果任用的人不是合适人选，事情得不到核查，就算竭尽圣人的智慧，也不足以处理好政务。由此来看，如果上面两件事能够实行，百姓就会想要回归本土，在乡里修养德行，追逐浮华竞争的风气自然止息，谦让的风气一天天兴盛。”
李重升任太子舍人，转任尚书郎。当时太中大夫恬和上奏提出建议，援引汉代孔光、曹魏徐干等人的议论，请求限制王公以下拥有奴婢的数量，并且禁止百姓买卖田宅。中书省启奏皇帝，批准这个提议，交给主管官吏拟定条令。李重上奏说：“先王的制度，士农工商各有本分，不改变各自的职业，以此便利物资利用，丰厚百姓生计，让每个人都能施展自己的能力。《周官》用均平土地的法度，规划土地、井田制度，分辨各类物产、九等贡赋的次序，然后公私制度确立，天下土地均平。自从秦朝开辟阡陌，设立郡县，这套制度就消亡了。到了汉魏，沿袭旧的轨迹，王法严格管控的，只有服饰车马器物区分贵贱等级，禁止僭越，扰乱尊卑秩序而已。至于奴婢、私人田产，实际上从来没有专门为它设立限制。太康八年《己巳诏书》申明律令，士卒、百工以上，服饰车马都不能违反制度。如果一个县一年之中，有三家违犯，洛阳县十家以上违犯，地方长官就免官。按照诏书的旨意，法制已经十分严格。现在恬和上奏援引孔光、徐干的意见，这些都是衰败时代奢侈过度带来的祸患。可是强盛的西汉初年没有议定这类制度，孔光等人提出主张却没有施行，不是疏漏没想到，而是能够做到却不去推行。因为诸侯分封的制度已经消亡，井田制没有恢复，帝王的法令就不能管控百姓的私人产业。百姓田宅没有固定限额，奴婢就不应当单独限定数量，恐怕白白制定法令，细碎又难以核查。如今圣明朝廷制定制度，一向崇尚简易，法令禁令已经完备，恬和的奏疏没有施行的必要。”
还有司隶校尉石鉴上奏，郁林太守介登役使管辖下的百姓，请求把他召回朝廷；尚书荀恺认为边远郡地，人情都不愿前往，上奏请求把介登降职，继续留任原郡。李重反驳说：“臣听说设立法令，目的是统一众人，纠察奸邪，不必事事苛求细枝末节，只求大体道理没有遗漏。所以被约束的少数人，得到保全的是多数人。如今像介登这样的郡守很多，如果听从降职留任的提议，以此作为成例，恐怕才能平庸的人去远方任职，一定会贪污受贿，这不是肃清朝廷教化、安定边远地区的办法。臣愚钝，认为应当采纳石鉴的奏请，先把介登召回，并且让制度有统一标准，不因为远近就区别对待。”皇帝下诏采纳李重的意见。
太熙初年，李重升任廷尉平。反驳廷尉关于邯郸醉等人的奏报，文字过多不再记载。又升任中书郎，每当朝廷有大事、有疑难的议论，就引用经典决断，大多都被采纳施行。升任尚书吏部郎，致力于抑制浮华竞逐，不接受私人请托，特别留意隐逸人才，因此各类贤才全都得到举荐。提拔北海西郭汤、琅邪刘珩、燕国霍原、冯翊吉谋等人担任秘书郎以及诸王文学，天下士人没有不归附朝廷的。当时燕国中正刘沈举荐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同意，刘沈又直接到中书省上奏举荐霍原，中书省又下发司徒府评议。司徒左长史荀组认为：“寒素，指门第贫寒、本身没有家世官爵的人。霍原是列侯，佩戴金印紫绶，早年做民间流通交易的事，晚年才钻研学问，年少和成年之后行事不一样，年纪很大才立志求学，民间的声望没有普及，德行礼义也没有名声，不应当归入寒素的类别。”李重上奏说：“查考《癸酉诏书》，应当推崇廉洁谦让，贬斥浮华奔竞。对于那些恪守谦退、出身寒素、恭谨修身的人，应当优先提拔。按照诏书的本意，依照二品门第资历来选拔人才，有时会漏掉清廉退让的士人，所以开设寒素举荐科目，用来彰显崇尚德行的选才方式。司徒掌管品评人才，执掌国家教化，应当严格把握品评标准，统一社会风气。可是古代品行高洁的士人，有的栖身在山林岩穴，有的隐居乡野，有的约束自身恪守礼法，有的到老还传扬道义，出仕或者隐居，沉默或者扬名，都只遵从道义。不能因为年少和成年之后操行不同，就怀疑他坚守的美德，用一生前后一致来苛求他，这不是品评人物要把同类放在一起的道理。确实应当考察乡里的评价，核实举荐人的意见。刘沈身为中正，亲自掌管选拔。陈述霍原隐居追求志向，笃好古道专心治学，求学不为求取利禄，修身不求名声，隐居深山，身怀学问道义，外表没有迎合世俗的姿态，内心保全隐逸的节操，德行有成名声确立，士大夫都仰慕他，千里之外的人前来拜师求学，有孙、孟的风范，严、郑的操守。当初举荐霍原，事先咨询过侍中、领中书监张华，前任州大中正、后将军婴，河南尹轶。三年之前，各州官员回朝，幽州刺史许猛特地把霍原上报朝廷，比作西河的贤者，请求朝廷征召。按照刘沈陈述的情况，乡里已经举荐，刺史又上表推荐，这样还说民间声望没有普及，德行礼义没有名声，抛开实际核查的证据，拿不出明白公允的说辞，来否定刘沈的举荐。而且符合二品的标准，不必求全责备。霍原立志深山，研习儒家道义，道义值得嘉奖。如果就此压制贬抑，会辜负幽州百姓的期望，损害推崇德行的教化。按照诏书的旨意，应当定为二品。”皇帝下诏采纳李重的意见。
李重和李毅同时担任吏部郎，当时王戎担任尚书。李重凭借清高受人称赞，李毅学识广博有智谋，二人操守虽然不同，但是都身处关键职位，王戎凭借见识气度对待他们，让二人各尽其才。李毅，字茂彦，旧史书缺失他的事迹。当时朝廷内官权重，外官被轻视，加上品级繁多，李重就此发表议论，记载在《百官志》。李重又上疏说：“那些山林之中避开权势的隐士，虽然背离世俗，出仕隐居道路不同，但是先王赞许他们，是嘉奖他们坚守高尚道义。过去先帝担忧浮华虚浮的风气，想要回归淳朴，就咨询朝中大臣，寻访隐逸之士。咸宁二年，征召安定皇甫谧为太子中庶子；咸宁四年，又征召南安朱冲为博士；太康元年，再次征召朱冲为太子庶子。他们都因为有病不能赴任，但是朝野上下心悦诚服。陛下继承先帝礼贤下士的心意，臣询问朱冲家乡的人，说他虽然年近八九十岁，志气仍然强健，在山野钻研道义，年纪越老志向越坚定，品行忠贞纯粹，居住的地方就能形成教化，实在是山林之中有德望的长者，足以表率世人、敦厚风俗。臣希望陛下降下圣恩，趁着他还在世，给予优厚的征召任命。”当时朝廷政局混乱，最终没有采纳。李重出京担任行讨虏护军、平阳太守，推崇道德教化，修建学校，表彰品行敦厚的人，提拔贤能，清廉简约没有私欲，以身作则统领下属。在任三年，弹劾罢免四个县的长官。弟弟李嶷去世，上表请求辞官。
永康初年，赵王司马伦任用李重为相国左司马，李重被忧患逼迫得病而死，时年四十八岁。家中贫穷，住宅狭小，没有办理丧事的地方，皇帝下诏在典客署置办丧礼。追赠散骑常侍，谥号成。儿子李式，有很好的名声，官做到侍中，咸和初年去世。
史臣评论：刘颂年少就入朝为官，竭尽忠诚侍奉国家，广泛陈述分封诸侯的制度，切中时势机要；详细辨析刑律名实，全面核查国家政体。虽然文章文采不够华美婉转，但是说理切中要害。回看西汉，距离贾谊的水准并不遥远；放眼东汉，比郎顗还要出色。到了元康年间，奸臣把持朝政，满朝大臣惶恐战栗，只求保全性命免遭杀戮；刘颂处在这样的时候，忠诚耿直不屈服，哭吊无罪遇害的张华，拒绝赵王司马伦妄求的九锡，就算是古代正直的贤臣，又怎么能超过他。至于私下议论，对刘友心存不平，就和那种憎恶别人却还能看到对方长处、举荐人才不回避仇人的品格有所差距了。李重论述制度变革的道理，驳斥限制田产奴婢的提议，言辞妥帖、事理恰当，议论娓娓可观。等到身居选拔官吏的职位，留心寻访隐逸人才，王戎以气度见识对待二人，确实不是虚言。
赞曰：刘颂刚强正直，道义流露在言辞之中。敢于下级进言纠察上位者，这是他实实在在做到的。李重清雅无私，一心为国。举荐贤才，提拔被埋没的人才，留下美好的言论。两位贤才，都是国家的基石。
列传第十七 傅玄（儿子傅咸；傅咸的儿子傅敷；傅玄堂弟傅祗）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阳人。祖父傅燮，是汉朝汉阳太守。父亲傅干，是曹魏扶风太守。傅玄年少丧父，家境贫寒，学识渊博，擅长写文章，通晓音律。性格刚强耿直，不能容忍别人的短处。郡里举荐他为上计吏，两次举荐孝廉，太尉征召，全都不去赴任。州里举荐秀才，授官郎中，和东海缪施一同凭借当时的声望选入著作省，编撰整理《魏书》。后来担任安东、卫军军事参谋，转任温县县令，又升任弘农太守，兼任典农校尉。任职之处都称职，多次上书陈述有利时政的建议，很多都匡正了朝政。五等爵位制度设立，封傅玄为鹑觚男。晋武帝做晋王的时候，任命傅玄为散骑常侍。等到晋武帝接受禅让登基，晋封爵位为子爵，加封驸马都尉。
武帝刚刚即位，广泛接纳直言进谏，开启毫无避讳的言路。傅玄和散骑常侍皇甫陶一同掌管谏官职务。傅玄上疏说：“臣听说先王治理天下，彰明宏大的教化，助长道义节操。在上教化兴盛，在下清议流行，上下互相遵奉，人人心怀道义。灭亡的秦朝毁坏先王的制度，依靠刑法术数治理，道义之心就此消亡。近代魏武帝推崇刑名法术，天下就看重刑罚；魏文帝向往通达放达，天下就轻视坚守节操。之后朝廷纲纪松弛，虚无放诞的言论充斥朝野，天下不再有公正的清议，秦朝的弊病又在当今重现。陛下圣德，顺应天命登基，弘扬尧舜的教化，开启正直进言的道路，践行夏禹极致的节俭，综合殷周的典章文治。臣只有赞叹，还有什么可说！只是还没有提拔清远守礼的大臣，来敦厚风节；没有贬斥虚浮鄙陋之人，惩戒懈怠渎职，所以臣才敢进言。”皇帝下诏回复：“提拔清远守礼的大臣，这是如今最为紧要的事。”于是让傅玄草拟诏书进呈。傅玄又上疏：
“臣听说舜举荐五位贤臣，无为而天下得到教化，用人抓住了关键。朝廷各类官员众多，不能不审慎选用合适的人。任用的人不合适，一天造成的损失就无法估量，何况日积月累。《尚书》说‘不要荒废各类官职’，说的是职位不可以长期空缺。各位官员患病满一百天不能痊愈，应当让他们离职，优待礼遇俸禄，等病痊愈之后再重新任用。朝堂之上没有荒废的人才，国家没有职位空置的祸患，这是君王政务的紧要之事。
臣听说先王划分士农工商，规划国家事务，各自专一从事本业，职责各不相同。士大夫以上的子弟，设立太学教育他们，选择高明的老师训导，根据他们才干高下授予官职。农业保障粮食充足，手工业保障器物完备，商人流通货物。所以就算天下广大，百姓亿万，也没有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划分职业的制度，完备到这种地步。汉魏没有固定划分四民的职业，百官子弟不研习经籍，却热衷于交游，还不熟悉政务，就白白享受朝廷俸禄；农业手工业很多荒废，有的人追逐奢靡的利益脱离本职；只是挂名在太学，却听不到先王的教化。如今圣明的新政刚刚开启，汉魏的弊病还没有革除，闲散官员众多，学校没有兴办，游手好闲的人多，务农的人少，手工业器物也不能满足需求。臣认为应当尽快确定制度，统计天下：多少人做士人，足够补充朝廷官吏；多少人务农，三年可以储备一年的粮食；多少人手工业者，足够供给器物使用；多少商人，足够流通货物。尊崇儒学，重视学业，看重农业，轻视商业，这都是事业的关键要务。
之前皇甫陶上奏，希望赐给闲散官职的人，督促他们亲自耕种，天下就能够粮食充足。大禹、后稷亲自耕种，福泽流传后世，所以《明堂》《月令》记载天子亲耕的制度。伊尹是古代名臣，在有莘耕种；晏婴是齐国大夫，为躲避庄公的祸难，也在海边耕种。过去圣明的帝王、贤能的辅臣，都曾经从事农耕。朝廷赐予官职的闲散人员，不督促他们学习，就应当督促他们耕种，不能放任他们白白消耗百姓的粮食。如今文武官员已经很多，赏赐得到官职却没有实职的又很多，再加上服兵役的人，不能耕种，占务农人口的一半，坐享俸禄的人比从前多出数倍。让闲散官员务农，收取他们的租税，家庭得到实际收获，天下粮食就不会匮乏。家庭粮食充足，做儿子就孝顺，做父亲就慈爱，做兄长就友善，做弟弟就恭顺。天下粮食充足，仁义教化不用推行就会自然形成。处理政务的关键，根据人口设置官职，分配百姓从事不同事务，士农工商的分工一刻也不能废弃。如果不能精细完备这套制度，统计天下文武官员，足够充当辅佐僚属的，让他们学习，其余全部归到农业。手工业、商人之中有多余的人手，也全部回归农业。这样致力农耕，怎么会物资匮乏！《虞书》说：‘三年考核功绩，三次考核之后，贬斥昏庸、提拔贤明。’也就是九年之后才升迁调动。所以官吏任职时间久，就会想着谨慎完成教化；任职时间短，就会追求短期功利。六年的期限，时间太短，不足以完成贬黜升迁。皇甫陶上奏的建议，合乎古代制度。
儒学，是君王教化的首要根本。尊崇儒学道义，重视儒学事业，慎重选拔儒者，尚且担心教化不能兴盛；如果忽视不当作要务，臣担心教化一天天衰败，自己还察觉不到。孔子说：‘人能够弘扬道义，不是道义来弘扬人。’那么尊崇道义，不只是尊崇典籍，更是尊崇践行道义的人。重视儒学事业，不随便教导不合适的人。慎重选拔，不随便任用不合适的人。做到这些，学校的纲纪就树立起来。”
奏章递上，皇帝下诏说：“两位常侍恳切论述时政，可以说一心想要补益国事。主管部门却只用常规制度来对待，怎能不让人愤懑！二人所论，有的只说了大方向，没有完备条目，也可以让他们拟定条目，之后交给八坐大臣广泛研讨。向君主进言，是人臣最难做到的。君主如果不能虚心听取接纳，自古以来忠臣直士就会感慨悲愤，以至于闭口不言。每每想到这里，没有不叹息的。所以之前下诏鼓励直言，不要拒绝，希望能够启发君主、弥补过失，保全大臣的高位。就算言论有偏颇，本心是忠心报国，就算文辞有谬误，言语有得失，都应当宽宥。古人尚且不拒绝批评，何况这些善意的言论，都有可以采纳的地方。近来孔晁、綦毋都被判处轻慢的罪名，朕都予以宽恕，想要让天下知道本朝不忌讳直言。”不久傅玄升任侍中。
当初，傅玄举荐皇甫陶。等到皇甫陶入朝，二人互相抵触。傅玄因为事情和皇甫陶争执，喧哗吵闹，被主管官员弹劾，二人最终都被免官。泰始四年，任命傅玄为御史中丞。当时多有水旱灾害，傅玄又上疏：
“臣听说圣明的帝王承受天命，天时未必没有灾异，所以尧有九年大水，商汤有七年大旱，只是能够靠人事补救。所以洪水滔天百姓不会沉溺，原野寸草不生百姓不会穷困。陛下圣德恭明，当下虽有小的水旱灾害，百姓没有大饥荒，降下敬畏灾异的诏书，求取直言，如同禹汤归罪自己，如同周文王终日警惕。臣十分欣喜，上奏五件有利时政的事：
第一，农民力求多种地，但是耕种得不到好收成，白白耗费劳力没有收获。过去士兵使用官府耕牛的，官府得六成，士兵得四成；士兵自己有私牛的，和官府对半分。施行很久，人心安定。现在突然改成，使用官牛的官府得八成，士兵得二成；用私牛以及没有牛的，官府得七成，士兵得三成。百姓失去既得利益，一定不会乐意。臣认为士兵使用官牛，应当恢复士兵得四成；用私牛，和官府对半分。那么屯田士兵就会欢欣喜悦，爱惜粮食，没有糟蹋粮食的隐患。
第二，二千石的郡守虽然接到劝农的诏书，仍然不肯尽心发挥土地的产出。汉代因为垦田数量不实，处死过十多位二千石官员。臣认为应当重申汉代旧制，警戒天下郡县，用死刑来督促地方官吏。
第三，曹魏初年不重视水利事务，先帝统管政务，把河堤事务分为四部，加上原有一共五名谒者。因为水利工程十分重大，和农事一同兴办，不是一个人可以周全处理。现在只靠一名河堤谒者，巡查天下水利，没有办法全部顾及。河堤谒者车谊不懂水利，应当调任别的职位，重新选用懂水利的人接替。可以重新分为五部，各自负责一方水利。
第四，古代一百步为一亩，现在二百四十步为一亩，面积超过一倍。曹魏初年征收田赋，不追求田地面积广大，而是讲求耕作的功力，所以旱田收成达到十多斛，水田几十斛。近些年来，一味增加田地顷亩的定额，屯田士兵负担加重，没有功夫修整土地，每亩收成只有几斛，有的还抵不上种子。并不是天地发生变化，平白遭遇灾害，弊病就在于一味追求亩数多，却不整治耕作。河堤谒者石恢十分熟悉水利、农事，知道利弊，请中书召见石恢，详细询问得失，一定有所补益。
第五，臣认为胡人外族心性和华夏不同，鲜卑最为突出。当初邓艾只求一时的利益，不考虑后患，让数万鲜卑人散居内地，这一定会酿成祸患。秦州刺史胡烈在西方一向有恩信，如今胡烈前往，各个胡人虽然没有作恶，也会平息事端。但是外族心性难保，不一定可以长久安定。如果日后发生叛乱，胡烈有办法制服。只怕胡人刚刚被讨伐打击，就向东进入安定，向西跑到武威，表面投降，一有机会就再次作乱。安定、武威二郡不在胡烈管辖之内，凶恶胡人就有东西两处可以流窜藏身，再次作乱就无法禁止。应当在高平川新设置一个郡，依靠安定西州都尉招募愿意迁徙的百姓，加重免除徭役的优待来充实这个郡，打通北方道路，逐步充实边防。详细商议，把安定、武威和新设的郡，全部划归秦州，让胡烈可以专门处理边防事务。”
皇帝下诏回复：“收到你陈述的建议，谈论农事得失、水利官吏的废立，还有安定边防抵御外族，政令宽猛的事宜，分析周全，一一列明，这实在是治国的根本，当下最紧要的事务。你的论述都很好，深知你的忠心，多多思考各类举措，随时奏报。”
泰始五年，傅玄升任太仆。连年收成不好，羌胡骚扰边境，皇帝下诏公卿集会商议。傅玄应答提问，陈述事情恳切直率，虽然建议没有全部施行，但是常常得到皇帝宽容优待。转任司隶校尉。
献皇后在弘训宫驾崩，设置丧礼位置。旧的制度：司隶校尉在端门外落座，位置在众卿之上，单独一席；进入大殿，按照官品在众卿之下，依次落座，不单独设席。谒者认为弘训宫属于殿内，把傅玄的座位安排在众卿之下。傅玄大怒，厉声斥责谒者。谒者谎称是尚书安排。傅玄当着百官辱骂尚书及其下属。御史中丞庾纯弹劾傅玄大不敬。傅玄上表申辩，内容不实，被免官。但是傅玄天性急躁，不能包容别人。每次上奏弹劾，就算到了傍晚，捧着弹劾奏章，整理冠带，激动得睡不着，坐等天亮。权贵豪门都畏惧他，台阁官署风气肃然。不久傅玄在家中去世，时年六十二岁，谥号刚。
傅玄年少的时候在河内避难，专心读书，后来虽然地位显贵，著述没有停止。撰写评论治国、九流、三部史书史事，评判得失，分门别类，命名为《傅子》，分为内、外、中篇，一共四部六录，一百四十篇，几十万字；还有文集一百多卷流传于世。傅玄写完内篇，儿子傅咸拿给司空王沈看。王沈写信给傅玄说：“读您的著作，内容丰富说理完备，规划国家政体，重视儒家教化，足以遏止杨朱、墨翟的异端学说，可以和古代的孟子、孙子比肩。每次开卷阅读，没有不感慨叹息。‘见不到贾谊的时候，自以为超过他，见到之后才知道比不上’，这话是真的。”
后来追封傅玄为清泉侯。儿子傅咸继承爵位。
傅咸，字长虞，为人刚直简约，有大的节操。风度严正，悟性聪慧，嫉恶如仇，乐于推举贤才、善待善人，常常仰慕季文子、仲山甫的志向。擅长写文章，文采不算绮丽，但是言辞都可以作为鉴戒。颍川庾纯常常感叹：“傅长虞的文章接近诗人的作品。”
咸宁初年，傅咸继承父亲的爵位，授官太子洗马，多次升迁做到尚书右丞。出京担任冀州刺史，继母杜氏不愿意跟随傅咸赴任，傅咸自己上表请求解除职务。三十天之内，升任司徒左长史。当时皇帝留心政事，下诏询问朝臣政务的得失。傅咸上书说：“陛下身处至尊的地位，却做平民一样辛劳，亲自处理万千政务，操劳到太阳西斜。古代帝王，自我节俭，为天下谋利，没有超过陛下的。但是泰始开国到现在，十五年了，国家物资还不丰足，百姓不富足，一年收成不好百姓就挨饿，实在是因为官员繁多，事务繁杂，减免徭役封赏泛滥，消耗国家的人多，亲身务农的人少。臣愚钝浅陋，身居近臣职位，每每看到圣诏为百姓饥荒忧虑，却不能有所补益，内心惭愧，不敢不竭尽心力，回应陛下的询问。从前都督只有四位，如今连同监军，达到十位。夏禹划分天下为九州，如今刺史数量几乎多出一倍。户口只有汉代的十分之一，郡县设置却更多。空设军营，对宿卫没有帮助，虚设的军府动辄数以百计。五等诸侯，又凭空设置属官。这些封赏供给，全都取自百姓。一个男子不务农，就有人挨饿；现在不从事农耕的人，数都数不过来。就算五谷全部丰收，仅仅够供给；一旦遭遇灾患，就接济不上。我认为当下最紧要的，是合并官职，精简事务，安定局面，停止徭役，上下一心，专心务农。”
傅咸在职期间，很多事情都坚持纠正。豫州大中正夏侯骏上奏，鲁国小中正、司空司马孔毓，四次迁移养病的地方，不能接待宾客，请求用尚书郎曹馥代替孔毓；十天之后，又上奏请求重新任用孔毓做中正。司徒三次驳回，夏侯骏仍然坚持。傅咸认为夏侯骏任免官员随心所欲，上奏请求罢免夏侯骏的大中正。司徒魏舒，是夏侯骏的姻亲，多次压下奏章不肯署名。傅咸极力据理力争，魏舒始终不依从，傅咸就独自上奏。魏舒弹劾傅咸偏激诽谤，处事不公正。皇帝下诏，改任傅咸为车骑司马。
傅咸看到社会风俗奢侈，又上书说：“臣认为粮食丝帛生产艰难，如果使用不加节制，不可能不匮乏。所以先王教化天下，吃肉穿丝帛，都有制度。奢侈造成的耗费，比天灾还要严重。古时候尧住茅草屋，现在普通百姓争相把房屋修得华丽；古时候大臣才吃精美食物，现在商贩都吃厌了精米肥肉；古时候后妃才有华丽服饰，现在婢妾都身穿绫罗绸缎；古时候大夫出门才坐车，现在低贱奴仆都乘骏马。古时候人口稠密土地狭小却有储备，是因为节俭；现在土地广阔人口稀少却物资不足，是因为奢侈。想要风俗节俭，就要纠查奢侈；奢侈不被纠查，人们就会互相崇尚奢靡。过去毛玠做吏部尚书，当时没有人敢穿华丽衣服吃美食。魏武帝感叹说：‘我的法令比不上毛尚书。’如果让各个部门用心，都像毛玠，改变风俗就不难。”又提议把县里监狱划归郡里管理，应当设立二社，朝廷都采纳。升任尚书左丞。
惠帝即位，杨骏辅政。傅咸对杨骏说：“世事变化，礼仪也要顺应时宜，居丧不理政务的时代已经过去。世道越来越浅薄，权力不能轻易托付，所以就算身处丧痛，也要亲自处理政务。到汉文帝，天下疆域广大，服丧太重难以长久，于是定下下葬之后就除去丧服。世祖武皇帝虽然大孝至诚，也顺应时势脱去丧服，实行心丧三年，但是政务繁忙，来不及全部守丧。如今圣上打算把政务托付给您，自己守丧，虽然是谦让的心意，天下却不会认为是好事。天下人不认可，是因为亿万百姓仰望天子，政务听从太宰，担心天子的光辉被遮蔽。人心已经这样，明公处理这件事实在不容易。山陵丧事完毕之后，明公应当思考进退取舍。周公是圣人，尚且免不了遭到诽谤。由此推想，周公的位置尚且不容易担当，何况圣上年纪还不是周成王那样的幼主！明白其中的心意，言语难以全部说清。希望明公体察我的诚恳，言语不必再多。”当时司隶荀恺堂兄去世，自己上表奔丧，皇帝下诏准许，诏书还没有下达，荀恺就前去拜见杨骏。傅咸上奏弹劾：“兄弟丧亡，是至亲悲痛。堂兄去世才短短几天，圣恩怜悯，准许他奔丧。诏书还没有下达，就前去拜见权臣，急切谄媚权贵，没有兄弟的情义。应当公开贬斥，来振兴教化。”皇帝因为杨骏掌管朝政，下诏不予追究，杨骏十分忌惮傅咸。傅咸又写信委婉尖锐规劝杨骏，杨骏心意稍有退让，渐渐心生不满，想要把傅咸外放做京兆、弘农太守。杨骏的外甥李斌劝说杨骏，不应当贬斥正直的大臣，这件事才作罢。杨骏的弟弟杨济一向和傅咸交好，写信给傅咸说：“江海水流浩大，所以能够成就深广。天下大事，不能短时间全部处理完。看你每件事都想要彻底解决。生个傻子，才能把官事处理干净，官事本就不容易处理完毕。事事想要处置利落，那正是痴人的做法。左丞总管尚书台，纠察八坐大臣，这个职位不好做。以你的性情处在这个难做的职位，更加危险。担心你招来祸患，所以写信告知。”傅咸回信说：“卫公说酒色害人，比坚守正直招来祸患还要可怕。因为酒色死去，人不会后悔；害怕因为正直招来祸患，是内心不够正直，想要苟且保全。自古以来因为正直招来祸患的，大多是矫枉过正，或者处事不公允，靠激烈言辞博取名声，才招来怨恨。哪里有一心尽忠，却被人嫉恨的！”没过多久，杨骏被杀。傅咸转任太子中庶子，升任御史中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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