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孙去世。主管官员上奏，皇帝应当服齐衰一年。皇帝下诏交付百官广泛讨论。散骑常侍谢衡认为：“诸侯的太子，举行过册命誓礼和没有举行过，尊卑身份不一样。《丧服》所说为嫡长子服殇丧，指的是还没有举行誓礼；已经举行誓礼，就不按殇丧对待。”中书令卞粹说：“太子从出生起，身份就已经尊贵，不需要等待誓礼才算确立。如果依从谢衡的说法，举行誓礼就不算殇，那么没有丧服名分的儿子就要服斩衰三年；没有誓礼就算殇，就算十九岁去世也只服大功九个月。举行誓礼与否，礼节差别很小；斩衰和大功，轻重差距极大。但是古注说：‘诸侯不为嫡子殇亡降低丧服等级。’有人担心会落到无服的境地，就拿大功作为嫡殇的重服，那么就算有誓礼，也显然没有服三年丧的道理。男子能够保卫国家，女子能够恪守妇道，到了可以承担事业的年纪去世，才可以不按殇礼；不是指孩童幼年。作为殇死者的后嗣，把他尊如父亲，也不能增加丧服，依旧只用殇丧的规格；何况以天子的尊贵，去为没有成年的殇亡之人实行成年人的丧制！凡是应当加重对待的殇丧，士大夫尚且不会增加丧服，却要唯独让帝王行重礼，从古到今没有听说过。”博士蔡克赞同卞粹。秘书监挚虞说：“太子刚出生，就用成年人的礼仪对待，殇丧的道理就不适用了。皇太孙也是继承君统、承担宗庙重任，丧服规格由地位决定，不是由年龄决定。天子不为殇亡之人服丧，是因为天子可以免除旁系亲属的丧服。”于是朝廷采纳这个意见。
曹魏旧例，国家有大丧，文武百官穿丧服，用帛做绶囊，用布包裹剑鞘。新修订的礼制，依据经传所说“除去丧服之后什么佩饰都要带上”，说明居丧期间不佩戴佩玉，就规定服斩衰、齐衰丧的时候，不能佩剑、带绶带。挚虞认为：“《周礼》当中的武贲氏，属于士大夫一类职务，手持兵器守卫王宫；国家有丧事变故，就身穿衰葛丧服，拿着戈盾守卫宫门，下葬的时候跟随灵车哭吊。另外周成王驾崩，太保命令各位大夫手持兵器，宫内宫外严加戒备。可见丧事的时候，尤其重视警卫防备。‘除去丧服无所不佩’，讲的是服饰佩玉，不是指防卫用的兵器。应当修订新礼，依旧沿用旧制用布包裹剑鞘，其余依照新礼制。”皇帝下诏采纳。
汉魏旧例，将要下葬的时候，吉凶两套仪仗，全都配备鼓吹乐队。新礼认为，典籍没有臣子吉服出行导从的记载，臣子不应当脱去衰麻丧服，穿戴玄黄吉色礼服，于是废除吉礼出行仪仗。另外丧事不能有音乐，要停止一切音乐演奏，于是去掉丧礼当中的鼓吹。挚虞认为：“下葬有祥车，左侧空位，就是如今的容车。下葬之后正午举行虞祭，迎接神灵返回。《春秋传》记载，郑国大夫公孙虿去世，天子追赐大辂车，让他出殡的时候使用。《士丧礼》记载，下葬有稿车、乘车，装载死者生前的衣物。这些都不只是运载灵柩，明确记载有吉礼车辆。既然设置吉礼车辆，就应当有导从仪仗，模仿生前的仪貌，表明不把死者完全当作亡故。臣子不能为自己脱去衰麻，但是为君父办事就可以。《顾命》这篇文献足以证明这点。应当修订新礼，保留旧有的吉服导从仪仗，丧礼的鼓吹应当废除。”皇帝下诏采纳。
汉魏旧例，大丧以及大臣丧事，牵引灵柩的人唱挽歌。新礼认为挽歌起源于汉武帝时期役夫劳作的歌谣，声调哀痛凄切，后世拿来作为送葬礼仪。虽然曲调悲怆，但不是经典记载的古礼，违背丧时口中衔枚、保持安静的道义。正处在哀哭追念的时候，不应当歌唱，于是废除挽歌。挚虞认为：“挽歌通过一唱一和发出悲戚的声音，衔枚是为了保全哀肃，挽歌同样可以感化众人。虽然不见于经典原文，但属于历代相沿的旧例。《诗经》说‘君子作歌，只为抒发哀伤’，以歌唱的形式表达哀思，没有什么不妥。应当修订新礼，依旧保留旧制。”皇帝下诏采纳。
咸宁二年，安平穆王去世，没有子嗣，朝廷让他同母弟司马敦过继，继承献王的后嗣。太常府收到公文，询问司马敦应当行什么丧服。博士张靖答复，应当依照鲁僖公为鲁闵公服三年丧的旧例。尚书下达文书诘问张靖：“穆王在位的时候，不以司马敦为臣，司马敦也不是继承穆王，和鲁僖公、鲁闵公的情况不一样。”孙毓、宋昌议论，认为穆王没有前往封国，司马敦也不是诸侯的臣属，不应当服三年丧。按照道义，司马敦应当服自己本亲的丧服，一年之后除去，主持穆王的丧祭满三年，之后再对献王行吉祭。孙毓说：“礼制当中，国君的子孙之所以把兄长当做臣子，是因为君临封国的缘故。礼制又说为诸侯兄弟服斩衰，指的是邻国臣子对待邻国君主，有如同君主的名分。如今穆王不去封国，不把兄弟当做臣属；司马敦也不做诸侯的官吏，没有邻国臣子的身份，和鲁僖闵旧事不一样，和尚书文书的意见相合。但是丧事没有丧主，司马敦既然奉诏承袭封国，承担宗庙重任，就要主持丧事，掌管祭祀。‘承担大功丧服的人主持别人的丧事，如果家内有需要服三年丧的人，就必须主持两次祭祀’。郑玄注释说：‘指死者的堂兄弟前来做丧主。有服三年丧的人，指妻子或者儿子年纪幼小。’‘两次祭祀，就是大祥、小祥。’穆王妃以及封国的臣僚按照礼制都要服三年丧，这就属于有服三年丧的人，司马敦就应当为他们主持大祥、小祥两次祭祀。而且哀乐不能混杂，吉凶不能互相干扰。丧服还在宫中，哭泣没有停止，司马敦刚主持穆王的丧事，国家丧制还没有结束，就不能脱去自己本亲丧服，去对献王行吉祭。”
咸宁四年，陈留国上奏，燕公是陈留王的父亲；陈留王出继，供奉魏明帝的祭祀，如今燕公对于陈留王来说是堂伯父。主管官员上奏，应当服一年丧，不因亲疏尊卑降等。皇帝下诏：“陈留王承奉魏氏宗庙，所承担的宗祀责任重大，不能为私人亲属服丧。”穆帝时期，东海国上报，哀王去世满一年，继承王位的人才赶来承袭，不再追行丧服，文武群臣都已经换上吉服；国王的妃子也应当一同除去丧服。皇帝下诏：“朝廷采用权宜制度，是因为君王事务夺去私人守孝，不是改变礼法。妇人承担传续宗庙的责任，意义重大，如果也依从权宜制度，礼法大义依托于何处！”于是国王妃子服满三年丧礼。孙盛评论：“废弃三年丧礼，开启风俗轻薄的源头，这是汉魏两代很大的过失。如今如果说大夫可以被王事夺情，妇人却要服满本丧，就会吉礼凶礼的仪制混杂在宫室之内，彩色吉服、素色丧服内外不一样，人情和礼法全都违背，哀乐失去分寸。”
太元十七年，太常车胤上奏说：“谨查《丧服礼经》，庶子为自己的生母服缌麻三个月。传文说：‘为什么服缌麻？因为自己和尊贵的宗祖同为一体，不敢为私人的生母服重丧。’这是经传明确记载，圣贤留下的准则。但是近来从开国公侯，到卿大夫士人，庶子继承宗嗣的，全都放纵个人私情，为自己的庶母服丧，规格等同于嫡母。这是末世风俗的弊病，沉溺私情，伤害教化；如果放任不加革除，就会越来越偏离正道。尊崇尊长、亲爱亲人，虽然是礼法的两大根本，但让亲情为尊祖大义屈抑，由来已久。《礼记》说：‘作为父亲后嗣的人，被休弃的生母去世，不为她服丧，因为不再主持她的祭祀。’另外礼制，天子遭遇父母丧事，还没有下葬，也会越过丧绖，祭祀天地社稷。这些都是极度崇敬，不敢因为私人丧事荒废至尊祭祀。如今身系祖宗宗庙重任，却因为庶母的丧事荒废宗庙四时祭祀。五庙的祭祀空缺，就因为一个妾室的离世，从人情礼法来看，过失没有比这更大的。天下全都这么做，没有人贬斥纠正。就算内心不认同，行事也不敢与众不同。正统礼法于是衰败，错误做法变成习俗。这就是《国风》怀念古礼、《小雅》为之悲叹的原因。如今天下渐渐安定，朝廷教化焕然一新，实在应当尊崇阐明礼法训导，统一天下风俗。请求台省考究修订经典，明确国家法度。”这份上奏没有得到答复。
太元十八年，车胤再次上奏：“去年我上奏，近来开国公侯到卿士，庶子继承宗嗣，为庶母服丧等同于嫡母，违背礼法制度，应当加以裁抑。奏疏呈上已经一整年，没有收到回复，不知道朝廷议论有什么疑虑。如果认为我陈述的有谬误，经典上有明文；如果认为古今不一样，晋朝也有现成典例。升平四年，已故太宰武陵王的生母去世，上表请求服齐衰三年，皇帝下诏准许依照从前乐安王旧例，服大功九个月。兴宁三年，已故梁王逢的生母去世，也请求服三年丧。《庚子诏书》依从太宰旧例，同样服大功。如果遵照周代礼制，应当缌麻三个月；如果奉行晋朝制度，应当大功九个月。古礼、本朝制度，都没有守庐服三年丧的条文。但是近年以来，人人伸张私情，互相效仿，渐渐形成风俗。放任不加禁止，圣贤典制就会消亡。尊崇尊上、亲爱亲族，是做人的根本，也是君王教化的两大支点。所以先王施行教化，务求把大义推到极致，敬重郊社祭祀，订立越过丧绖依旧祭祀的制度，严肃宗庙祭祀，压抑庶子对生母的丧服，用来规范人伦，教化天下。把家事屈从于王道，私人恩情为祖宗大义退让，正是上位怎么做，下位就跟着怎么做，父亲怎么做，儿子就跟着怎么做。如果尊崇尊祖的心意有所松懈，本该压抑的私情遇事就伸张，对祖宗的敬重就淡薄，君臣礼法就亏损。对祖宗不够恭谨，侍奉君上敬意不足，还想要风俗安定教化兴盛，不是很难吗！臣心中所惋惜的，正是这点。身居这个职位，不敢不进言。请求台省参酌审议。”尚书上奏：“核查车胤的奏言，应当下令主管官吏仔细搜寻典故。依照礼法，庶子和尊祖同为一体，不敢为私亲服重丧，这是尊崇祖宗的大义。近来礼法衰微，这套制度被废弃。封国的君主荒废五庙宗庙重任，士庶百姓缺失宗庙祭祀，错误习俗已经形成，应当加以纠正革除。朝廷内外共同参详，认为应当采纳车胤的上奏，以乐安王大功丧服作为标准。拟写公告文书，颁布朝廷内外，定为永久制度，让所有人遵照执行。”皇帝下诏批准。
礼制规定，君王为三公、六卿穿锡衰丧服，为大夫、士穿疑衰丧服，头戴弁绖。天子、诸侯都要为贵臣、贵妾服三个月丧。汉代没有君主为大臣制定丧服的记载。汉明帝时期，东海恭王去世，皇帝亲自到津门亭举行哀吊。
晋武帝咸宁二年十一月，下诏：“各位王公大臣去世，应当举行三日哀吊的，一个月之内不演奏音乐；只举行一日哀吊的，三日之内不演奏音乐。”
元帝的姨母广昌乡君去世，还没有下葬，御史中丞熊远上表说：“查考礼制：‘君主对于卿大夫的丧事，到下葬之前不吃肉食，到卒哭祭之前不演奏音乐。’是哀痛恻隐，不忍心举行吉事。接到尚书文书，冬至之后第二天要举行小型朝会。臣认为广昌乡君灵柩还没有安葬，圣上满怀哀悼。礼制当中大夫去世，可以废除一季的祭祀。祭祀尚且可以废除，何况其他宴会。冬至只允许群臣朝贺，不宜举行小型朝会。”皇帝把熊远的奏表拿给贺循看，并说：“咸宁二年武皇帝旧例写明：王公大臣去世，三日哀吊，整月不举乐；一日哀吊，则三日不举乐。这是旧制明文。”贺循答复：“查《礼记·杂记》，君主对待卿大夫丧事，下葬之前不吃肉食，卒哭之前不举乐。古代君臣情义深重，就算身为至尊，降等没有正式丧服，三个月之内，依旧穿锡衰，不参与吉庆事务。所以春秋晋国智悼子没有下葬，晋平公奏乐，遭到屠蒯讥讽。熊远所说，合乎古义。咸宁年间的诏书虽然不完全贴合经典，但是顺应时事订立制度，成为既定规章，不是臣下可以非议的。”升平元年，皇帝姑母庐陵公主还没有下葬，官府问询太常，冬至小型朝会要不要奏乐。博士胡讷议论：“君主对待卿大夫，卒哭之前不奏乐。公主是骨肉至亲，应当取消音乐。”太常王彪之说：“查武帝诏书，三日哀吊，三十天才恢复奏乐；一日哀吊，三日之后就可以奏乐。泰始十年长乐长公主去世，太康七年扶风王司马骏去世，武帝都只哀吊三日。东晋建立之后，多次讨论，没有更改这套制度。如今小型朝会应当奏乐。”两种议论，朝廷最终没有选定哪一方。
《丧服记》记载，寄居他国的公，为寄居国的君主服齐衰三个月。新修订的礼制认为如今没有这种情况，删去这一章。挚虞认为：“《周礼》是太平盛世所作，尚且记载十二项救灾荒的政令。礼制完备设立各项仪节来应对世事，不会因为世道衰败就删去重要制度，世道兴盛就省去应对衰乱的教令。从前王司徒流离失所，自称寄公。那时候天下很多类似情况，正是这条礼制所要涵盖的。新礼应当保留旧经典这条内容。”皇帝下诏采纳。
汉魏旧制没有五等诸侯，公卿士大夫服丧，亲疏关系依照自己本家亲属。新礼规定，五等当中立国设置卿属的王公，以及朝廷的公孤爵位，都对旁系亲属免除期服，但是旁系亲属要为他们服斩衰；卿校等同大夫品级的，免除缌麻丧服。挚虞认为：“古代诸侯君临封国，把父兄当做臣下。如今的诸侯和古代不一样。既然和古制不同，尊贵身份也不全同于古诸侯，不应当直接采用免除旁系期服的制度，让旁亲服斩衰这样的重丧。诸侯既然如此，公孤爵位也应当沿用旧制。从前魏武帝建安年间就上表，汉朝想要依照古礼改制，但现实和古代不同，很多条文无法施行，能够实行的写在曹魏法令当中。大晋沿袭写成法令，应当修订新礼，全部恢复旧制。”皇帝下诏采纳。
《丧服》没有弟子为老师服丧的制度。新礼拟定弟子为老师服齐衰三个月。挚虞认为：“自古以来没有弟子为老师服丧的成文制度。所以孔子去世，门人疑惑该行什么丧服。子贡说：‘从前夫子为颜回办丧事，如同丧子却不穿丧服；请允许我们对待夫子，如同父亲去世，但不穿正式丧服。’于是内心守丧三年。这就是心怀三年哀痛，却没有齐衰丧服制度。弟子们聚居，进门的时候披麻绖，出门就除去，也就是吊丧的服饰加上麻。前代圣人订立礼法，必定要容易遵从，才可以流传。师徒情义固然深重，但是没有写明丧服制度，历代沿袭，不认为是礼制的缺失。况且求学问的人，以学识提升为目标，多次改换老师也不忌讳；钻研学业，追求日日更新，舍弃旧师也没有过错。孔子说‘三个人同行，其中一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子贡也说‘哪里有固定不变的老师’。粗浅学问、短期受教的老师，不可能全都为他服丧。情义有轻重，丧服就有设立废除，由此会产生褒贬，引发是非争执，滋生好恶与悔恨。新礼应当依旧不设立弟子为师的丧服，如同旧制。”皇帝下诏采纳。
上古天子、诸侯丧葬制度大致完备，汉代又多有变革；魏晋之后不断改动，大体承袭汉代制度。魏武帝认为送终的礼制，入殓衣物的套数繁多没有益处，世俗又铺张，就预先准备四箱死后穿的衣服，写上标识，春夏秋冬，一旦离世，随时用来入殓。金银珠玉铜铁器物，一概不许陪葬。魏文帝遵从奉行，没有增加。等到受禅称帝，刻制金玺追加尊号，不敢打开武帝陵墓，就造石室，把金玺藏在墓道入口，表示陵墓当中没有金银宝物。汉代明器陪葬繁多，从这时开始大量减省。魏文帝黄初三年，亲自写下终制说：“礼制，国君即位就制作内棺，活着不忘死亡。寿陵依托山体，不堆土坟，不种树木，不修建寝殿、园邑，不修神道。埋葬就是收藏，希望别人看不见。古礼不在墓地祭祀，不想生死互相亵渎。皇后以及贵人以下，不跟随诸侯王前往封国的，去世之后全部葬在涧西，之前已经写明地点。”这份诏书收藏在宗庙，副本存放在尚书、秘书、三府。魏明帝也遵从奉行。明帝生性喜好奢侈，也没有大肆营建陵墓。
宣帝预先在首阳山营建土墓，不堆土、不种树，写下《顾命终制》，用平时的衣服入殓，不放置明器。景帝、文帝全都恭敬遵从，没有增添。景帝驾崩，丧事制度依旧沿用宣帝旧例。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驾崩，将要合葬，打开崇阳陵，派太尉司马望主持祭祀，把皇帝的密玺绶放到便房神座。比起曹魏的金玺，这又更加俭朴。东晋初年，元帝、明帝崇尚节俭，各项制度刚刚草创，陵墓安葬，一切简约。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驾崩。下诏，外官每五天入宫哭吊一次，内官每天早晨哭吊一次即可，下葬虞祭礼结束之后停止。主管官员上奏，大行皇后陵墓设置凶门柏历，定名显阳端门。皇帝下诏：“门依照原有样式。凶门柏历耗费巨大，停止建造。”根据蔡谟的说法，用两个瓦器盛放刚去世的祭祀供品，绑在木架，裹上苇席，放在庭院靠南的位置，叫做重，后世的凶门就是它的变体象征。礼制，虞祭之后才制作神主；还没有下葬，没有神主，就用重来替代，叫做主道，就是这个含义。范坚又说：“凶门不是古礼，古礼有悬挂重，形制类似凶门。后人把它移到门外用来标志丧事，于是成为世俗惯例。薄帐，就是古代吊幕一类。”这时候皇帝又下诏：“厚厚的土层之下，哪里适合装饰无用之物，墓中只打扫洁净就够。”主管官员又上奏，依照旧例挑选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做挽郎，皇帝下诏也取消。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驾崩。下诏：“丧事一切从简从速。”又下诏：“远近州郡不许派遣山陵使前来。”主管官员上奏选挽郎二十四人，下诏再次取消。
上古没有墓地祭祀的礼仪。汉代承袭秦朝，全都设置园寝。正月上旬丁日，南郊祭祀完毕，接着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祭祀，叫做五供。
魏武帝安葬在高陵，主管官吏依照汉代制度在陵墓之上设立祭殿。到文帝黄初三年，下诏说：“先帝亲身厉行节俭，遗诏简约。儿子继承父志才是孝，臣下承接旧事才是忠。古代不在墓地祭祀，祭祀全都设在宗庙。高陵上面的殿宇全部拆毁，车马送回马厩，衣物收入府库，遵从先帝节俭的本心。”文帝自己写的终制又说：“寿陵不要修建寝殿，不要建造园邑。”从此以后园邑、陵上寝殿就不再设立。齐王在位九年，只拜谒过一次高平陵，之后曹爽被杀，拜陵就此废止，整个曹魏时代都不再进行。
宣帝留下遗诏：“子弟百官一律不许拜谒陵墓。”景帝、文帝遵从这个旨意。到武帝，还拜谒崇阳陵两次，峻平陵一次，却不敢拜谒高原陵；到惠帝就彻底停止拜陵。
到东晋，元帝驾崩之后，公卿才开始有拜陵告辞的举动。大抵是大臣和先帝交情如同挚友，凭感情行事，不是洛阳时期的旧制。成帝时期，皇后也年年拜陵，议论的人认为不合礼法，于是废止，定为永久制度。穆帝的时候，褚太后临朝听政，又拜谒陵墓，因为皇帝年纪幼小。孝武帝驾崩之后，骠骑将军司马道子说：“虽然按权宜制度脱去丧服，但每月初一十五以及各个节令，理应到陵墓抒发哀思，以一周年为界限。”于是前往陵墓，改换单衣，仪节繁杂没有定规，不符合礼的本意。安帝元兴元年，尚书左仆射桓谦上奏：“百官拜谒陵墓，起源于东晋中兴，不是晋朝旧典，时间久了成为近世的惯例。考究武皇帝的诏书，连帝王、诸王都不许拜陵，何止百官！应当遵从旧制。”于是施行。义熙初年，又恢复东晋拜陵的旧习俗。
太康七年，大鸿胪郑默母亲去世，下葬之后，依照旧例应当复职理事，郑默坚决推辞不肯就职。朝廷自此定下制度，大臣可以服满三年丧。但是元康年间，陈准、傅咸这类大臣，依旧因为朝廷强令任职，不能完成丧礼。从这之后，就成为通行的先例。
太康元年，东平王司马楙上书：相县人王昌的父亲王毖，原本居住长沙，有妻子儿女；汉末奉命出使中原，遇上吴地叛乱，留在魏国做官，担任黄门郎，和前妻儿女生死隔绝，又娶了王昌的母亲。如今江东已经平定统一，王昌听说早已过世的前母旧事，上书请求朝廷评议该如何服丧。
守博士谢衡议论：“虽然有两位妻子，是遭遇变故才这样，不算违背道义，王昌应当为前母服丧。”守博士许猛认为：“两地隔绝，礼制没有针对前母的条文，正是因为当初要么已经去世，要么已经断绝往来。就算前母还在世，也不该服丧。”段畅、秦秀、驺冲赞同许猛。散骑常侍刘智安议论：“礼制为常规事情设立，不为极端特殊情况订立条文。对于父母生死不明的情况，经典没有记载。平生从来没有相见，就不实行过重丧礼，以一年丧为限度。”都令史虞溥议论：“臣认为礼法不允许两位正妻，目的是尊重嫡正名分，不只是防止妒忌。所以说一旦结成婚姻，终身不能更改；不能遭遇战乱变故就出现两个正妻。如果不能并为嫡妻，那么王毖再娶的时候，就是和前妻道义断绝的时候。假使王毖还活着，两位妻子都在世，一定不能让两人同为正妻，一同主持祭祀，一同行齐衰之礼。”秦秀议论：“妾所生的儿子，父亲下令让别的妾抚育，就能拥有如同亲生母亲的三年恩情。王毖为什么不能命令两位嫡妻参照这个礼法呢！父亲的挚友尚且可以用对待父辈的礼节，何况对待兄长的母亲！”许猛又说：“妻子年轻丈夫年少，不能轻易允许丈夫另行聘娶。妻子还活着，就允许丈夫再娶，丈夫在世妻子却被搁置，这不就是断绝情义吗。”侍中领博士张恽议论：“从前舜没有禀告父母就娶妻，婚礼的仪节有所缺失，《尧典》只写把两个女儿下嫁，不区分嫡媵。传记全都称妃、夫人，说明没有确立正式的正后。就算圣人宏大，帝王的嫡子，遇到特殊变故也要变通，确立礼制。黄昌命令后妻避让正妻，当时舆论都赞许。参照周代姬氏谦让，采取黄昌的决断，应当让儿子各自为自己的生母服丧。”黄门侍郎崔谅、荀悝，中书监荀勖，领中书令和峤，侍郎夏侯湛全都赞同虞溥。侍郎山雄、兼侍郎著作陈寿认为：“虞溥辩驳‘一与之齐’，只针对大夫，礼法只是说不能两位嫡妻并存。如果王毖以及两位母亲如今都还活着，前妻的名分不会作废，这就是明证。假设王毖把前妻的儿子接到中原，那就要按照对待被休弃的母亲服丧。如果王毖没有休弃前妻的命令，王昌的哥哥就有为生母服丧的道理，那么王昌没有理由不为前母服丧。”贼曹属卞粹议论：“王毖在音讯不明的时候娶后妻，前妻如同死去，但情义没有断绝。如果活着的时候能够相见，后妻就只能居于妾位。死后合葬，不能出现两个嫡妻的事实。一定要让子孙在人死之后，追算当年两地隔绝，当做两位正妻，就是违背死去的父亲，追念已经离散的母亲。有人说礼制没有为前母服丧的规定，这是拘泥文字伤害大义。我认为母亲不曾亲近，却要服三年丧，不是和普通生母没有区别。”仓曹属卫恒议论：“有人说嫡妻不能有两个，前妻情义已经断绝。这是剥夺旧妻成全新妻，委屈母亲顺从儿子，礼法不允许，人情也不安。又有人说两地隔绝就等同于死亡，不算是两个嫡妻；论嫡的名分就当做已死，论丧服又当做活着，自相矛盾。我认为地域隔绝，和死亡断绝没有两样，应当就把她当做已经断绝，不再追行丧服。”主簿刘卞议论：“王毖在南方是大族，到北方成为流落他乡之人，从名分上来说，前妻是元配正妻，后娶的是继室。怎么能天下一统之后，就要赶走现在的妻子，废掉嫡生的儿子！《春秋》写不记录姜氏，就是断绝亲属关系，只因为她犯下大恶。赵姬身份尊贵，仍然推让叔隗为正；原同地位显赫，仍然以宣孟为嫡。如果违背礼法凭空谦让，又哪里会被《春秋》赞美。议论的人认为两地隔绝，情谊彻底不能往来。如今道路已经打通，为什么要追着断绝旧情！黄昌的事迹，就是近代的明证。”司空齐王司马攸议论：“《礼记》：‘生下来没能见到祖父母、伯父叔父、兄弟，父亲追行丧服，儿子就不用。’儒者都解释，父亲因为别的原因，儿子生在异域，没能见到亲人在世；父亲就算追服，儿子不跟着补服，不要求补行往日恩情。仅仅不曾相见，尚且不为早已去世的亲人服丧；何况前母不是生育自己的人，情义比不上祖先，两地隔绝恩情断绝，却要儿子追服，不符合依据人情订立条文的本意。我认为王昌不该追服。”司徒李胤议论：“王毖做黄门侍郎的时候，江南已经叛乱。石厚参与作乱，尚且大义灭亲；何况王毖的前妻，还能算作妻子吗！”大司马司马骞没有发表意见，太尉贾充、抚军大将军汝南王司马亮都依从主事官员的意见。虞溥又反驳卞粹：“丧事讲究哀痛，只是说内心哀伤，不是让人给不是自己亲人的人服丧。死亡是终点，人死之后情义没有断绝的道理。活着分居两地，分合由人事。夫妇依靠婚配结合，地域分隔，婚配的情义就断绝。对方已经有人接替自己的妻子位置，怎么还能把自己当成他的妻子。伯夷辞让孤竹君位，不能拿来当做后世帝王的法则。而且既然已经把后母当做嫡母服丧，又要说前母是妾；活着的时候要么贬斥要么离异，死后又一同合葬。妻子专一侍奉丈夫，丈夫心怀二心对待妻妾，助长虚伪浅薄风气，伤害贞诚信义教化，想要淳化风俗，怎么可能。王昌的两位母亲，虽然当时两地隔绝，但都同时在世，怎么能分前母、后母。假设王昌的母亲先去世，以嫡妻身份合葬，前妻情义没有断绝，远方传来死讯，又该行什么丧服。订立的制度不符合礼法，越做错得越多。孝子不会让亲人陷于不义，贞妇不会苟且求取名分。把前嫡妻等同于亡妇，让后妻居于正位却又遭到否定，两个儿子心中，难道不惭愧吗。还说诬陷父亲抛弃母亲，这种靠文字推演的说法，不能判定是非。礼法，离开本国侍奉天子，就不为旧君服丧，那么王毖已经和故国的前妻断绝，重新娶妻，就是废弃前妻，又哪里谈得上该诛杀该安抚。妇人有重病，丈夫应当怜悯，却列入七出休弃的条件，正是因为人情道义上可以断绝。夫妻远隔国土，和没有妻子情形一样，和妻子身患重病道理没有差别。丈夫另行娶妻，就是断绝前妻的证据。却说应当服丧，道义何在。”
尚书八座合议认为：“假设某人做敦煌太守，儿子后来在洛阳做官。父亲娶妻，儿子不但没见过，甚至都不知道；等到妻子去世，儿子不能不服丧。只是养育自己的母亲哀痛更深，不曾见面的母亲哀痛浅，丧服却是一样。两位正妻并存，本身是违背礼法，不是拿普通常礼来处理特殊事件。从前子思在宗庙哭被休弃的母亲，门人说：‘庶氏的女儿死了，怎么能在孔氏宗庙哭！’子思惶恐，改到别的房间哭。如果王昌不为前母服丧，就不得不告知父祖，把前母的坟墓迁走，换到别的地方。不迁坟，王昌就是罪人。异族的女子不能祔葬到婆母墓旁。再说妇人依托丈夫获得尊位，赵姬的举动，是礼法的权变，前代史书详细记载，并不指责。如今王昌的两位母亲，全都已经去世，并不存在争夺宗庙主位的事情。王昌的前母，可以比照叔隗的例子。如果前母死在王昌出生之前，王昌就不该服丧；如果王昌出生的时候前母还活着，就依照礼法服三年丧。写成正式条文，下达太常转告司马楙遵照执行。”
皇帝批示：“事情遇到特殊情况，要参考旧典做出决断。这次讨论，引用赵姬、叔隗的例子大体近似。但是当时狄人和晋国和好，赵姬才可以迎接叔隗、退让正位。吴国阻隔，王毖和前妻，从头到尾彻底断绝。道义上不能有两个嫡妻，赵衰才可以处置叔隗。王昌作为儿子，怎么能擅自更改母亲名分。况且王毖两位妻子都已经亡故，儿子都是后妻所生，王昌本就不该为前母服丧。”
太兴初年，著作郎干宝评论这件事说：“礼法有常规、有变例、有权宜，王毖这件事，就是特殊情况。不能拿始终不变的道义来苛责，不能拿平常条文来硬套，所以众说纷纭。同母兄弟没有嫡庶区别，出生早的就是兄长；诸侯爵位相同不分高下，先受封的为长。两位妻子进门，没有贵贱，就该以先后排次序，这是事理。活着同住一室的少，死后一同入庙的多，神位自然要有上下。所以《春秋》赞美赵姬遭遇礼的变故，却合乎礼的本心。吉凶哀乐，发自人的情感；五礼制度，用来疏导情感、处理事务。这两位母亲，本来是外人，凭借婚配成为亲属，活着没有恩情，死后没有敬爱，哪里有追行丧服的道理。张恽、刘卞懂得先后次序，齐王司马攸、卫恒通晓情义断绝的制度，可以拿来决断这件事。朝廷应当用赵姬的故事引导，用诏书裁定，让先妻怀有包容之德，后妻秉持谦卑退让，家人分清长幼次序，百姓看到礼法应对变故的分寸。这样活着的时候可以相处，何况死后。上古君王用师友之礼对待臣子，臣子不敢自居尊贵。让先妻保有一体名分，后妻不抗争；子孙互相为对方的母亲服丧，是礼法美事。王昌兄弟和睦相处的时候，应当合祭两位母亲，祭品同等，排位分先后，分列左右。兄弟恭敬和睦，互相献祭，对上告慰亡父的心意，中间彰显两位母亲德行，对下促成兄弟友爱，弘扬教化，推广慈让，这不就抓住礼的根本了吗！”
同一时期，沛国刘仲武最初娶毌丘氏，生下刘正舒、刘正则。毌丘俭谋反失败，刘仲武休掉毌丘氏，再娶王氏，生下刘陶。刘仲武给毌丘氏安排别的住处，却没有正式断绝名分。等到毌丘氏去世，刘正舒请求让母亲祔葬祖坟，刘陶不允许。刘正舒不肯脱去丧服，到处申诉，哀哭泣血，丧服破旧，几十年不能如愿，直到死去。
吴国朱某，娶妻陈氏，生下朱东伯。归晋之后，朝廷赐婚给他另一位女子，生下朱绥伯。太康年间朱某去世，朱绥伯带着自己的母亲回到本族。兄弟互相敬爱，两位母亲分清先后次序，家庭和睦没有嫌隙。两位母亲去世之后，兄弟互相为对方的母亲服丧，有德君子都称赞他们。
安丰太守程谅，先已有妻子，后来又再娶，于是两位妻子都作为嫡妻。前妻去世，后妻的儿子程勋，疑惑该如何服丧。中书令张华写下甲乙问答的命题：“甲娶乙为妻，后来又娶丙，隐瞒自己已有妻子，家中对待两人没有贵贱差别。乙去世，丙的儿子该怎么服丧。本来两人地位并列，嫡庶不分；两位正妻不合礼法，过错在父亲，做儿子的怎么能擅自割裂亲情。如果当做庶母服丧，她又不是庶母。进退没有依据。”太傅郑冲议论：“甲在家失礼，两位妻子并存，不是儿子可以纠正的。乙、丙的儿子都应当服三年丧，礼制存疑取重礼。”车骑将军贾充、侍中少傅任恺意见大致和郑冲相同。太尉荀顗议论：“《春秋》批判并立两位正妻，是古代明确的准则。现在不能明知违礼不分尊卑，还顺着前人的错误。应当依礼决断，先娶的为嫡，后娶的为庶。丙的儿子要以嫡母之礼对待乙，乙的儿子要以庶母对待丙。从前屈建舍弃菱的祭祀，古人说看似违背条文却合乎礼义。丙的儿子不是压抑自己的生母，只是遵从礼法先后贵贱的次序。”中书监荀勖议论：“从前乡里郑子群，娶陈司空的堂妹，遭遇吕布战乱，彼此不知存亡，又娶蔡氏女。徐州平定，陈氏归来，于是两位夫人并存。蔡氏的儿子郑元衅，为陈氏服嫡母丧，把陈司空当做舅父侍奉。同族兄长郑宗伯责备郑元衅压抑亲生母亲，乡里前辈却认为郑元衅做得合乎道理。不知道这件事，是不是大体与此相似。”
建武元年，朝廷任命温峤为散骑侍郎。温峤因为母亲去世的时候遇上战乱，不能亲临殡殓安葬，想要另行改葬，坚决推辞不接受官职。元帝下诏：“温峤不肯就职，因为没能改葬母亲，朝廷议论也多有不同。确实是这个原因吗？天下有祸乱阻隔，制定礼法处理事务，要让道理能够通行。古人定下三年丧，不只是宣泄情感，也是对生死做出界限，不能为了死者妨害生者。身披丧绖还要从事征战，难道是乐于做官，只是顺从王事的缓急。如今叛贼还没有平定，通往平阳的道路断绝，出征军队尚且不能径直前进，温峤孤身一人，怎么能办成私人的丧葬，因为事理阻碍自我怀疑，拒绝朝廷任命。命令三司八座、门下三省，朝廷内外群臣，广泛讨论温峤这类情况，朕亲自做出裁定。”于是太宰西阳王司马羕，司徒临颍公司马组，骠骑将军即丘子王导，侍中纪瞻，尚书周顗，散骑常侍荀邃等人议论：“从前伍子胥逃离楚国，做吴国使者谋划伐楚，本心在于报仇，不会随便舍弃性命。温峤当年在河朔，日日作战，立志洗刷国仇家恨，万里投奔朝廷，想要趁着时机竭尽力量，依靠朝廷威势抒发孝心，这是温峤的本心。不可能道路不通、军队尚未进发，就中途推辞王事，一心只处理家事。应当依从陛下诏书。”主管官吏上奏：“依照众人的议论，建武元年九月辛未令书写明：依据礼文，父亲去世还没有下葬，只有丧主不除丧。因为别的缘故没能下葬，为人子的感情，不能灵柩还停放就除服，目标是完成安葬，不论路途远近。如果亲人死于贼寇，尸骨没有着落，搜寻确实毫无希望，满三年就应当除去丧服，不能套用没有下葬的旧例。如果家人被贼寇杀害，尸骨流落在中原，叛贼还没有消灭，死者无法收殓安葬，活着的人又不能奔丧。为人子哀痛没有尽头，如果顺着这份私情，就会让人无限期服丧，不符合礼制丧期有定的原则。所有这类情况，依照东关旧例，三年丧期结束就除服。只有双亲离散，生死无法确定，服丧没有死亡的确证，行吉礼又担心亲人尚在；心怀忧戚，穿素服度日，出于人情，官府制度不做硬性规定。如今温峤因为不能奔丧改葬，多次借口推辞。根据辛未令，已经有现成决断，不能放任个人私情，拒绝朝廷任命，破坏法度。参议结果，应当准许温峤接受任命，告知中丞司徒，温峤一类人，全部遵照东关旧例与辛未令。”温峤不得已，才接受官职。
当时中原大乱，家庭骨肉离散。朝廷讨论，父母陷落在贼寇当中，应当不应当服丧。太常贺循说：“父母离散，生死不明；服丧没有死亡的凭据，行吉礼又担心亲人还活着。心怀忧戚，素服度日，合乎人情。”元帝认同贺循的意见。太兴二年，司徒荀组上奏：“父母陷落在贼寇手中，完全没有生还希望的，应当遵照王法，按制度行丧。”庾蔚之说：“父母被敌寇掳掠，生死未知的，应当尽力寻找。寻找确实无望，三年之后，就可以婚嫁做官，不能断绝后代，不能荒废朝政。仍然应当心怀哀痛，不参加吉庆活动，等到寿数终结再按亡故服丧。如果战乱平定，到处搜寻没有踪迹，就正式行丧服。”
咸康二年，零陵人李繁的姐姐，早先嫁给南平郡陈诜，生下四个孩子，遭遇贼乱。李姐冲到贼寇面前，请求保全婆母性命，贼寇把李姐掳走。陈诜就再娶严氏，生下三个儿子。后来李繁得到姐姐的消息，把姐姐接回陈诜家中，陈诜户籍登记两个妻子。等到李氏去世，陈诜疑惑丧服制度，上报征西大将军庾亮幕府评议，当时意见各不相同。司马王愆期评议：“礼制不允许两位嫡妻，所以惠公元妃孟子去世，就立声子为继室。诸侯尚且如此，何况普通百姓。《士丧礼》当中的继母，本就是继室，所以叫继母，侍奉如同嫡母，所以说如同生母。陈诜不能预防战乱失去妻子，不是妻子犯七出被休弃。当初没有断绝，后来被接回，奉养婆母，儿子是嫡长，户籍登记在册，就是陈诜的妻子。是陈诜的妻子，就是陈晖的母亲，陈晖为她服丧没有疑问。礼制有为继母服丧，没有为前母服丧的条文，是因为前母早已去世，后母才进门，后娶的儿子没有见过前母，所以没有明文。但是四时祭祀，没有不把前母当做母亲；活着尚且当做母亲，何况死后。陈诜家中有老母亲，不能无人奉养；妻子归期渺茫，可以纳妾。李氏虽然被掳，还有活着的希望，陈诜没有尽力寻找就娶妻，确实是陈诜的过失。但是乡间百姓，不通晓礼义，拿经典传记严格要求，做不到。施孝叔的妻子被郤犨掳走，没有被丈夫休弃，因为不是妻子的过错。陈诜有两位妻子，不是故意触犯礼法。李氏出身民间，危难之中舍身保全婆母，身处险境不忘孝道，可以说是孝妇。议论的人要求被掳掠的女子必须守节至死，要求普通人都像宋伯姬，太过苛求。陈诜本不该另行娶妻，但已经把严氏娶为妻子，严氏只能做继室，不是嫡妻。虽然不是嫡妻，情义有始有终，不能因为陈诜犯下过错，就让家庭承受两位正妻的局面。如果严氏能够退让，就效仿赵姬的义举；如果不能，官府就要定制度。先娶为嫡，后娶为继，由来已久。很多议论贬责太过严苛，所以写下不同看法。”庾亮采纳王愆期的评议，定下处理结果。
《五经通义》认为，有德行就给予美谥，没有德行就给予恶谥，就算君臣之间谥号也可以相同。曹魏初年，追谥宣帝为文侯，景王为武侯；文王上表，认为谥号不应当和两位先祖重复，于是改谥宣文、忠武。等到文王接受晋王封号，魏帝又追加谥号，宣王谥号为文，忠武谥号为景王。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奏，请求为已故太常平陵男郭奕定谥号为景侯。主管官员上奏说：“晋朝建立以来，祖宗的谥号，臣下没有与之重复的。郭奕谥号定为景，和景皇帝的谥号相同，不能批准，应当定谥号为穆。” 王济、羊璞等人都说：“王朝国祚绵延无穷，名号谥号不可能完全不重复。如果全部都要避讳，制度很难周全；倘若完全不避讳，又不符合尊崇尊长的礼法。应当依照避讳名讳的原则，只避讳七庙之内的祖宗，那些已经迁庙、不再享受祭祀的先祖就不必避讳。” 成粲、武茂、刘讷等人却说：“谥号相同不算嫌忌。谥号是国家重大典制，用来砥砺时世、教化民众，承载贯通天人的深远意旨。就算面对君主、父辈，道义上也不必处处拔高；对于臣子，有的凭借德行彰显名声。这样才能让朝野上下勉力修德，不敢懈怠荒废。希望我朝能效法尧舜，施行周代允许谥号重复的礼制，舍弃汉魏近代避讳同谥的主张。”他们还援引周公父子同样谥号为“文”作为例证。 晋武帝下诏说：“并不是说君臣之间谥号不能相同，只是郭奕用‘景’作谥号并不匹配他的行迹，应当定谥号为简。” 到了太元四年，侍中王欣之上表，提出君臣之间应当避谥号相同的嫌疑，尚书上奏，认为王欣之的意见正确，皇帝下诏准许。）
骠骑将军温峤的前妻李氏，在温峤地位低微的时候就去世了。温峤后来又娶王氏、何氏，二人也都死在温峤之前。等到温峤去世，朝廷询问陈舒：“这三位女子都可以追封为夫人吗？” 陈舒说：“《礼记》记载：‘妻子以夫人身份去世，之后丈夫不再做大夫，那么祔葬妻子的时候，祭祀牲畜不必更改；妻子去世之后，丈夫当上大夫，祔葬妻子，就用大夫等级的祭祀牲畜。’由此可见，丈夫在朝堂获得荣宠，妻子在家中就随之尊贵，就算妻子死在丈夫之前，荣辱也始终跟随丈夫。 《礼记》又说：‘妻子祔葬于婆婆，如果婆婆有三位，就祔葬于自己的亲婆婆。’依据礼法，这三个人都应当为夫人。自从秦汉以后，一娶九女的制度被废弃，近代也没有继室的礼制，前妻去世就重新娶妻。如果活着的时候可以加封礼遇，去世之后就不应当贬抑待遇。” 庾蔚之评论说：“男子贫贱时所娶的妻子，不能一并封为夫人，如果朝廷专门下达追赠的诏令，则另当别论。” 《温峤传》记载，朝廷追赐王氏、何氏夫人的印绶，并没有追封李氏。
永和十一年，彭城国为李太妃请求赐予谥号。博士曹耽之评议：“夫妇的品行不一定相同，不能拿丈夫的谥号来给妻子定谥。《春秋》里面妇人有谥号的很多，经文也没有讥讽的文字，由此可知礼法允许妇人拥有谥号。” 胡讷说：“礼法规定，妇人活着的时候依托丈夫的爵位，去世之后依托丈夫的谥号。《春秋》里面夫人有谥号，已经违背古礼了。安平献王的李妃、琅邪武王的诸葛妃、太傅东海王的裴妃，全都没有谥号，如今应当遵循旧有的典章。” 王彪之说：“妇人拥有谥号，是礼法崩坏之后才出现的现象。声子得到谥号这件事，服虔等儒者都认为不合礼法。杜预也说：‘古礼，妇人没有谥号。’《春秋》没有讥讽的文字，是有些事理不需要贬斥记录就已经很清楚。近代只有皇后才有谥号。”
太尉荀顗上奏关于赐谥的制度：“如果赐谥的时候，受赐者路途遥远，来不及赶上葬礼，就把册封的策书封好交给下属，派遣当地主管官吏捧着策书，到墓前举行祭祀、赐予谥号。”
太元十三年，朝廷征召孔安国担任侍中。孔安国上表，因为黄门郎王愉的名字触犯自己的家讳，不能一同签署公文，请求解除职务。 主管官员评议说：“名字死后要避讳，内心有所忌讳，听到名字就内心惶恐，前代的诰令已经写明。但是《礼记》又说：‘君主面前不讲私人的家讳，大夫的府中只讲公家的避讳，不讲私讳。’还说‘《诗经》《尚书》不避讳，书写文书的时候不避讳’。这不就是公家大义压倒私人私情，王朝制度约束家族礼法吗！ 此前尚书安众男曾经上表，中兵曹郎王祐的名字触犯他父亲的名讳，请求解除职务，天子特意下诏，准许调换官署，那是恩典超出制度之外。可是近来官员纷纷效仿，先例一开，就没有止境。朝廷礼制宏大，百官各司其职，各个官署公务往来，常常互相牵涉。如果人人都因为私人避讳满足自己的心意，那么调动官职、改换部门就没完没了，既违背典章法度，也损害朝廷体制。请求统一禁止这类请求。”皇帝批准这个提议。
志第十一 礼下
五礼的分类，第三种叫作宾礼，就是朝见天子、诸侯觐见、诸侯会盟的制度。从周代以后，宾礼的仪式越来越繁琐。秦朝废弃学术，古代典制残缺。汉朝建立，才让叔孙通制定礼仪，参考前代的仪轨，但也多有改动。 汉代有元旦朝会的礼仪：正月初一，计时的漏壶还剩七刻不到的时候，鸣钟，天子接受朝贺。公侯以下手持礼品，分列庭院两侧；俸禄二千石以上的官员登上大殿，高呼万岁，之后奏乐、举行宴会。 魏武帝定都邺城，在文昌殿举行元旦朝会，沿用汉代礼仪，又增设各式各样的花灯。
晋朝建立，晋武帝重新修订元旦朝会仪制，就是《咸宁注》。傅玄的《元会赋》写道：“考求夏代遗留的训典，汇总殷周的典章制度，汲取秦汉旧的仪轨，制定正月初一盛大朝会的礼制。”由此可以知道这套制度博采各个朝代之长。
《咸宁注》记载：“元旦前一天，各部门官员提前布置好场地。漏壶计时还差十刻到天亮，群臣陆续到场，庭院中点燃火炬。群臣向皇帝祝贺，礼毕起身，通报禀报，又向皇后祝贺。朝贺完毕，众人从云龙东中华门进入，来到东阁之下就座。 漏壶还差七刻天亮，百官、接受礼品的郎官以及郡国计吏全部入内，站到各自位次，殿阶侍卫人员，依照天子临轩的仪式布置。漏壶还差五刻天亮，谒者、仆射、大鸿胪分别奏报群臣已经就位完毕。漏壶水尽天亮，侍中奏报宫外准备妥当。皇帝出场，钟鼓齐鸣，百官全部跪拜伏身。太常引导皇帝登上御座，钟鼓停止，百官起身。 大鸿胪跪下上奏：‘请举行朝贺。’掌礼郎高声宣唱：‘皇帝请藩王上前。’大鸿胪跪下宣读：‘藩王臣某某等人，各自奉上白璧一块，行再拜礼祝贺。’太常传报：‘各位藩王全部上殿。’谒者引导藩王走上大殿，走到御座跟前。皇帝起身，藩王行再拜礼；皇帝落座，藩王又行再拜礼。跪下把玉璧放在御座之前，再行再拜礼。行礼完毕，谒者引导藩王走下大殿，回到原来的位置。 掌礼郎宣唱：‘皇帝请太尉等人上前。’于是三公、特进、匈奴南单于、金紫将军站在大鸿胪西侧；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官员站在大行令西侧，全部面朝北伏身。 大鸿胪跪下宣唱：‘太尉、中二千石等官员，奉上玉璧、兽皮、丝帛、羔羊、大雁、野鸡，行再拜礼祝贺。’太常宣唱：‘皇帝请三公等人上殿。’掌礼郎引导三公到金紫将军的位置登上大殿。皇帝起身，众人全部再拜；皇帝落座，众人又再拜。跪下把玉璧、兽皮丝帛放到御座之前，再行再拜礼。礼毕，谒者带领众人下殿，回到原位。 三公摆放玉璧行礼的时候，大行令同时在大殿之下宣唱礼仪，中二千石以下官员一同行礼。礼仪结束，把礼品交给接受贽礼的郎官；郎官把玉璧丝帛交给谒者，羔羊、大雁、野鸡交付太官。 太乐令跪下请求演奏雅乐，乐曲依次演奏。乘黄令备好皇帝车驾，皇帝退入内殿，百官全部落座。 白天漏壶上水六刻，四方蛮夷胡人宾客依次入殿，全部行再拜礼之后落座。皇帝退入三刻之后再次出来，钟鼓响起。谒者、仆射跪奏：‘请群臣上殿。’谒者引导王公、二千石官员登上大殿，千石、六百石官员留在原位。谒者引领藩王走到酒樽旁斟祝寿酒，跪着递给侍中，侍中跪放在御座之前。藩王退回原位，给自己斟酒，放在自己席位前面。 谒者跪奏：‘藩王臣某某等人举杯，再拜，恭祝陛下万寿无疆。’四面殿堂奏起乐曲，百官行再拜礼。皇帝饮酒完毕，百官又行再拜礼。谒者引领藩王等人回到原本位次。殿阶侍从传呼众人入席，群臣全部跪下应答。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依次在大殿之上敬献寿酒。登歌乐工登上殿堂，太官再向皇帝进酒。御酒送到台阶，太官令跪着交给侍郎，侍郎跪着送到御座前面。之后给百官依次斟酒。 太乐令跪奏：‘演奏登歌。’歌唱三遍，乐工退下。太官令跪奏，请进奉御膳。膳食送到台阶，群臣全部起身。太官令端着羹汤跪着交给司徒，端着饭食跪着交给大司农；尚食捧着食案，一并交给持节官员，持节跪着进献到御座之前。群臣回到席位。太乐令跪奏：‘演奏进食的乐曲。’太官把百官的食案全部送到位。用餐完毕，太乐令跪奏：‘请继续奏乐。’乐曲依次演奏。鼓吹令上前跪奏：‘请依次召歌舞艺人表演。’ 之后传唤各郡计吏来到台阶之下，接受皇帝训诫。宴会礼乐结束，一名谒者跪奏：‘请群臣退下。’钟鼓奏响，群臣面朝北再拜，退出大殿。”
由此可知：漏壶未尽七刻进行的朝贺，叫作晨贺；白天漏壶上水三刻，皇帝再次出场，百官敬献寿酒，叫作昼会。另外在黄色帐幕之外安置三十名女乐，演奏房中之乐。
东晋局势多有危难，不再举行晨贺。漏壶还差十刻天亮，打开宣阳门，等到天亮才开启殿门；白天漏壶上水五刻，皇帝才出来接受朝贺。皇太子参与朝会，位次排在三恪之后、王公之前。 正月初一元会，大殿庭院设置白兽樽，樽盖上雕刻白兽。如果有人敢于直言进谏，就开启这个酒樽饮酒。考证古礼，白兽樽是古代“杜举”的遗留形式，加盖白兽造型，是后世增加的，用来表示对谏言的敬畏。
曹魏制度，藩王不能入朝觐见。魏明帝时期，有藩王入朝，都是依靠特殊恩典，不能当作常例。 到泰始年间，主管官员上奏：“各封国的王公入朝，四方藩王分两批轮次，三年循环一轮，循环完毕重新开始。如果临时有事耽搁，就改到下一年。入朝之后，再满三年才可以再次入朝，不能打乱周期。朝见的时候，藩王都要亲手捧着玉璧，沿用古代朝见天子的礼制。不该入朝的年份，各自派遣封国的卿大夫前来行聘问之礼。”奏疏得到批准。 东晋的王侯不去自己的封国，如果有在外担任官职的，待遇等同于方伯、刺史、二千石长官，也没有朝见聘问的制度，这套礼仪就此废弃。
汉代因为汉高祖十月攻破秦国，把十月当作一年开端。到汉武帝改用夏历正月为岁首，但每个月初一都举行朝会；十月初一依旧常常举办宴会朝贺。 礼仪流程：漏壶未尽七刻，天子接受朝贺与贡品。公侯献上玉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献上羔羊；千石、六百石献上大雁；四百石以下献上野鸡。三公捧着玉璧走上大殿，来到御座之前，面朝北。太常高声赞礼：“皇帝为诸位起身。”三公伏身跪拜；皇帝落座，三公再上前献上玉璧。百官全部朝贺，二千石以上登上大殿高呼万岁，举杯饮酒，进奉御膳；司徒进羹汤，大司农进饭食，演奏进食的乐曲。百官接受赏赐，举行宴会，大规模演奏乐曲，仪式和正月元会相近。 魏晋时期，冬至接受藩国与百官朝贺，举办小型宴会，规格比正月元旦朝会低一等。
古代帝王大多有巡狩四方的制度。魏文帝身处天下三分的时代，四方战事不断，天子车马频繁出动，徭役没有停歇，这是应对时局的举措，并不是古代旧制。魏明帝一共三次向东巡狩，所到之处慰问年长者，抚恤困苦百姓，有时赏赐谷物布帛，有古代帝王巡行天下的风范。齐王正始元年，巡视洛阳县，分别赏赐高龄老人、勤于耕作的百姓。
晋武帝泰始四年，下诏给刺史、二千石级别官吏： “古代的帝王，按时节巡狩四方山岳；次一等的，由方伯述职；再不然派遣使者巡视考察。所以就算偏远底层的百姓，民情不会被阻隔，下情可以上达，天子的旨意可以传到远方。就连鳏夫寡妇，都能得到妥善安置，留下美好的教化与功业，美名流传至今。 朕在位多年，如同站在深渊之旁，早起晚睡，彻夜思虑，坐等天明。每每想到各地水旱灾害，内心忧伤。朕约束自身，希望各项事务处置妥当。常常担心官吏各怀私心，本心不能彰显；政务繁多，思虑有所疏漏，政令刑罚出现过失，而不能全部察知。百姓有过错，责任都在朕身上。 只是年成艰难，来不及占卜吉日巡行天下。天下还没有安定，用什么来体恤万民？现在派遣使持节侍中、副给事黄门侍郎，奉命出使四方，走遍天下，亲自会见刺史、二千石地方长官，宣达朕的心意，访求政令得失利弊，考察地方教化政务，询问民间疾苦。 周代典籍记载：‘把百姓的利害写成一册；各地礼俗、政事、刑罚禁令的顺逆写成一册；暴乱作恶、触犯法令的写成一册；瘟疫、丧事、灾荒、贫穷困厄写成一册；百姓安乐和睦安定写成一册。每个诸侯国分别记录区分，回来向天子复命。’古代的典训，现在遵照实行。使者回来逐条上奏，让朕清楚了解远方的情况，就如同亲自巡行。各位大臣，务必尽心尽责，做好本职，好的谋略、恳切的劝诫，全部对使者讲明，不要有所隐瞒。朕虚心等待报告，诸位要勤勉努力，合乎朕的心意。”
新修订的礼书规定：帝王巡狩四方大山，燔柴祭天、遥望祭祀山川，修筑临时的宫墙，全部依照古礼。前来朝见的诸侯，接待礼仪、手持贡品，都沿用朝会的仪制，只是不竖立旌旗。 挚虞认为：“觐礼当中，诸侯朝见天子，各自竖立本国旌旗。旌旗标识爵位等级，显示威仪。《诗经》说‘君子到来，就看见他的旌旗’。应当修订新礼，恢复竖立旌旗的古制。”皇帝批准他的意见。但是整个晋朝，这套巡狩礼仪始终没有施行。
封禅的说法，儒家经典原本没有记载。古礼有依据天来祭祀天，依据地来祭祀地；登上高山向天帝报告功业，凤凰降临、龟龙感应祥瑞。天子巡狩来到大山，燔柴祭天，向上天宣告大功告成，事情看着相似，其实并不是封禅。 谶纬书籍都说：王者改朝换代，就要在泰山行封礼，在梁父山行禅礼，记录王朝年号。秦汉实行这套典礼，前代史书都记载了相关制度。
魏文帝黄初年间，护军蒋济上奏说：“帝王重大礼仪，巡狩排在首位；彰显祖先功绩，封禅最为重要。所以自古以来改朝换代承受天命的君主，没有不登上梁父、泰山，刻石记载功绩，记录天人际遇的。 司马相如说，自从有文教以来，七十二位帝王举行封禅，有的把经验留给后世，把训诫传给后人。太史公说：君主拥有圣明德行，却不能宣扬，是主管官员的过失。伟大的功业德行，不在梁山刻石，就无法彰显帝王功绩，给天下留下不朽的见证。 俗语说：‘当着君主赞叹尧舜的美好，就好比儿子对着自己的生父，夸赞别人的父亲。’ 大魏承接历代战乱，拯救流离困苦的百姓，接续千年来衰败的王统，复兴废弃百代的大业。从武皇帝、文皇帝，到当今陛下，成就天地化育万物的功业，整顿人神秩序。上天降下祥瑞吉兆，和古代盛世相比也毫不逊色。 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举行封禅大礼。虽说一心扫平残余敌寇，顾不上这件事。可如果这样，三苗作乱于江海，大舜就应当废止东巡；徐夷在淮泗作乱，周成王就应当不去泰山。 况且去年在江汉击败吴国，如今在陇右剿灭蜀国，敌人崩溃覆灭，为时不远，不会妨碍封禅大典。这套礼仪荒废已久，不能仓促制定。应当交给公卿，广泛编撰礼仪，占卜年月时日，向上天昭告，满足天下人的期盼。臣身在军旅，怀着强烈心愿，冒死上奏。”
皇帝下诏回复：“读到蒋济这番话，让我汗流至脚。开天辟地以来，举行封禅的君主七十多位。太史公说，就算承受天命的君主，如果功业不能遍及天下，封禅之间，有的相隔上千年，有的数百年，礼仪残缺无从记录。我有什么德行，敢奢望这样的大典！蒋济难道以为世上没有管仲，觉得我怀有齐桓公登泰山的心思吗！我不敢欺骗上天。蒋济所说，虽然文辞华美，却不是有益于我的建议。公卿、侍中、尚书、常侍浏览这份奏表就够了，不要再讨论这件事，也不必写诏书答复。” 天子虽然驳回蒋济的提议，但实际上让高堂隆草拟封禅的仪轨。因为天下尚未统一，不想立刻举行大礼，恰逢高堂隆去世，这件事就此搁置。
等到晋武帝平定吴国，统一天下，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书令卫瓘、尚书左仆射山涛、右仆射魏舒、尚书刘寔、司空张华等人上奏： “自从有人类，就有帝王，年代久远，无法尽数。建立德行救济天下，到泰山举行封禅的君主有七十四家，谥号可以考证的十四位。很多帝王湮没无闻，没有留下名声，数不胜数。 大晋的德业，起源自重黎，辅佐颛顼；历经夏商，世代掌管天地；到周代，传承没有断绝。金德晋朝兴起，世代圣明，对外平定蜀汉，天下人心归向。赫赫武功，根源在于文德。 到陛下即位，开创宏大基业，万民仰赖。唯独江南地区，凶顽割据，历代不肯臣服。陛下独运神谋，命令将领出征，大军一出，几十天就平定江南。擒获元凶，赦免胁从，恩泽遍布八方，教化远达四海。就算黄帝远征、大禹经略四方、周王朝历代盛世，也比不上今日。 石上显现文字，前代史书多有记载，天象用历数显示，世事用符兆昭示，就算古代河图洛书的祥瑞，也不过如此。应当举行盛大典礼，祭祀中岳，封泰山，禅梁父，宣扬德号，彰显至尊，承受上天福佑，厚待百姓，刻下千年碑铭，流传美名，让后世世代奋发。这是帝王盛大功业，天人共同的愿望。”
皇帝下诏：“叛贼虽然已经消灭，边境还有警报，国内百姓尚未安宁，这样盛大的典礼，还不值得讨论。”
卫瓘等人再次上奏：“如今疆域向东抵达大海，向西覆盖沙漠，大漠南北，全部归附。大禹当年的疆域，现在已经超过。天人的条件全部具备，巍巍功业已经彰显，应当祭祀地神，登泰山封禅，向上天表达诚心，满足人神的愿望。请求依照之前的奏请。” 皇帝下诏：“如今阴阳不和，刑罚政令尚有不当，百姓还没有安居乐业，怎么能够刻石宣告功业告成！”依旧不许。
卫瓘等人又上奏：“身居帝王之位，必然有天命运数的征兆；拯救万民的功绩，必然要有宣告成功的大典。该担当的不能推辞，该接受的不能推让，自古就是这个道理。陛下诏书谦逊，屡次推辞封禅，德行虽然盛大，却不肯居功。 三公掌管天地人事，国家大事，都要由他们商议。汉代封禅，三公没有参与。臣之前上奏，是陈述祖先功业，天命应验，陛下德行统一四海，参照古今，应当举行这套礼仪。至于选定具体时间，交付五府共同商议，之后再上奏。” 皇帝下诏：“平定江南，都是前线将士的功劳，哪里算得上功业告成。只盼望各位大臣推行教化，安定天下，百姓休养生息，这才是朕日夜的心愿。不要再下发各府讨论这件事。”
卫瓘等人继续上奏：“唐尧虞舜夏商周，建立盖世功勋的君主，全都承受上天福佑，顺应民心，登上泰山，亲临梁父，没有人推辞，因为功业本就不能推让。如今陛下功业超越历代帝王，德行举世无双，丰功伟绩，难以尽数。圣旨谦虚，一再自我贬抑，时机到来却不肯响应，推让美名，缺失本朝至高礼仪，辜负神灵的期盼，怎么能让大晋的典制，媲美三皇五帝？臣不敢遵从诏书，请准许执行之前的奏请。” 皇帝下诏：“我们应当共同思考弘扬大道，办好各项政务，暂且等待以后，不要再反复上书。”
王公百官再次上奏：“自古以来圣明帝王，拥有天下，到名山封禅，史书多有记载，一共七十四位君主。舜、禹拥有天下，巡狩四方山岳，亲身实行。《周易》记载视察风俗、巡行四方；《礼记》记载登高山向天帝报告功业；《诗经》歌颂登上高山，全部写在典籍当中。 周文王身为西伯臣服殷商，周公以鲁国诸侯的身份，有的在岐山祭祀，有的在泰山行礼，仅仅凭借圣德，尚且可以做这些事。后世功业浅薄却僭越举行封禅的，数不胜数，名号流传至今。 何况高祖宣皇帝开创王业，海外平定；世宗景皇帝成就大功，安定中原；太祖文皇帝承受天命建立晋朝，扫平蜀汉；陛下顺应天命兴起，统一天下，恩泽万民，威震四海。 汉代王室衰微，吴蜀鼎立，战乱将近百年，地域风俗隔绝。如今两代就平定割据的敌寇，如果不是陛下神武过人，顺应天命，怎么能成就如此伟大功业！ 臣有幸生在千载难逢的时代，亲身沐浴教化，亲眼见到太平盛世，这样的大公至美，不能推让。应当效法前代，遵循古制，在泰山刻石，封禅告天，弘扬礼乐制度，完备三雍的典仪，美名流传万世，彰显祖宗功绩。臣怀着恳切心愿，冒死上奏。请求交付太常，完备礼仪再上报。” 皇帝下诏：“你们所说确实是历代盛大的事情，但是现在还不能施行。”就此驳回奏议。
哀帝即位，想要尊崇章皇太妃。桓温提议，应当尊称为太夫人。尚书仆射江虨评议说： “虞舜天性仁孝，恪尽侍奉亲人的礼法。身为天子，拥有天下，可父亲瞽叟没有一尺封地，没有一级爵位。孝顺之心，如同苍天无穷，哪里忍心让父亲卑贱，不给尊号？并不是儿子可以给父亲加封爵位，而是道理道义上行不通，没有办法。 《春秋经》记载‘纪季姜归于京师’，传文说‘父母对待女儿，就算女儿做了天子王后，依旧叫她季姜’，意思就是儿子地位尊贵，不能把尊号加给自己父母。 有人会问：儿子不能给父母加尊号，周武王为什么追尊太王、王季、文王？周代三位先王德行配得上天地，王业从他们开始兴起。所以周武王追念先祖，秉承天命，追尊祖先，恰恰证明不是凭借儿子的显贵加封父辈。 依据《礼记》：‘晚辈不能为长辈作诔文，卑贱的人不能为尊贵的人作诔文。’地位低下的晚辈尚且不能表彰地位尊贵的长辈，何况赐予荣耀封号！ 汉高祖听从家令的话尊崇太公，荀悦认为孝顺最重要的是敬重父亲，依靠儿子显贵给父亲加封，家令的说法是错误的。汉孝章皇帝，不给贾贵人尊号，只是多多赏赐金银布帛，不是孝道不够，而是不能逾越圣贤的典制。 春秋时代，庶子继承君位，他的母亲可以做夫人。不知道是儿子直接册封母亲，还是必须禀告宗庙，借先君的名义册封。 臣看到诏书，准备在殿前授予贵人皇太妃的尊号。现在由皇帝下策书册封贵人，这就是儿子册封母亲；贵人面朝北跪拜接受，就是母亲向臣子行礼。天尊地卑，名位已经确定；母亲却向儿子称臣，人伦秩序颠倒。想要尊崇贵人，实际上反而贬低她；想要彰显国家典制，实际上破坏礼法。 帝王一举一动，史书必定记录。如果写进史书留给后世，难道不是很不顺当吗？ 臣认为应当禀告显宗的宗庙，称颂贵人仁淑，应当给予特殊礼遇，报答养育恩情。借用先代神灵的名义，而不是由皇帝自己来册封。 妃、后本是匹配君主的名号，皇后之下有夫人、九嫔，没有‘妃’的称号。桓温提议尊号叫太夫人，并不是不妥。如果觉得‘夫人’等级不够，可以叫皇太夫人。‘皇’就是君主，皇太夫人，名号礼法就通顺了。”
皇帝专门下诏书册封皇太妃。三月丙辰，派遣兼太保王恬授予玺绶礼服，待遇全部比照太后。皇帝又下诏：“朝廷大臣不对太妃行敬拜大礼，是否合乎礼法？”太常江逌评议：“名号地位没有到太后，不应当行全套敬拜之礼。”
孝武帝追尊会稽郑太妃为简文太后，下诏询问：“要不要打开坟墓？”王珣答复：“参考三位先帝追尊妃嫔、中宗敬后的旧例，都不打开墓穴，只重新修建陵园规制。”
褚太后临朝听政的时候，朝廷讨论褚裒觐见太后的礼仪。蔡谟、王彪之都认为：“虞舜、汉高祖尚且对父亲行儿子的礼节，何况太后！帝王的父亲不用向君主行跪拜之礼。” 尚书八座商议认为：“如果完全只讲父子，帝王的威严就受损；如果完全只讲君臣，孝道就有亏欠。朝堂公庭之上，褚裒行臣子之礼；私下见面，以父亲的身份相待，这样最为妥当。”
汉魏旧例，皇太子对皇帝称臣。新修订的礼书认为：太子身份是儿子，又要称臣，儿子、臣子两种身份叠加，义理不通，废除太子称臣的制度。 挚虞认为：“《孝经》说‘用侍奉父亲的心来侍奉君主’，本身就兼具儿子与臣子两层含义，称臣没有不妥。应当照旧，皇太子依旧称臣。”皇帝采纳他的意见。
太宁三年三月戊辰，晋明帝册立皇子司马衍为皇太子。癸巳，下诏：“礼法上，没有生来就尊贵的人，所以天子的嫡长子，地位比照士人。可是汉魏以来，过分尊崇储君，让东宫属官向太子称臣，朝廷百官全部向太子下拜，这非常没有道理。朕过去做太子的时候，没来得及改革。如今司马衍年纪幼小，就让老成大臣向他称臣跪拜，会让他习以为常，认为本该如此，怎么能用来教导他？主管官员把这件事交给公卿内外百官广泛讨论，一定要合乎礼法的中正之道。”
尚书令卞壸评议：“《周礼》记载王后、太子不参与某些朝会，说明太子礼仪等同君主，是为了看重储君，区分嫡正统系。既然把太子当作君主对待，百官就不得不跪拜。太子如果想要谦抑，理应回拜。册立皇太子，要郊祭天地，正式入主东宫，怎么能和普通皇子一样只是拱手作揖？应当遵循汉魏旧制，满朝百官都要向太子拜敬。”朝廷采纳。
太元年间，尚书下发文书，询问王公以下官员拜见皇太子的礼仪以及服饰。侍中兼国子博士车胤评议：“朝廷官员应当身穿红色朝服、头戴褠帻，行跪拜礼，太子要回拜。经传没有明文记载，但是太傅羊祜上书庆贺太子，自称叩头死罪，这就是跪拜的证据。另外太宁三年下诏讨论这套制度，尚书卞壸主张沿用汉魏，百官全部跪拜。大红色礼服礼冠，只用于朝见天子，拜见太子只用褠帻就可以。”朝中议论大多赞同。
太元十二年，讨论二王后代和皇太子朝会位次先后。博士庾弘之和尚书共同参议：“陈留王，是国家最高的宾礼对象。皇太子虽然是储君，身份依旧属于臣子，陈留王坐次要排在太子前面。” 陈留王司马劢上表，说自己常年患病，请求辞去王位。皇帝下诏，让礼官博士讨论。博士曹耽说：“司马劢作为宗庙主祭之人，却不能主持祭祀，情况和穆子、孟挚的事例相同。” 王彪之说：“二王的后裔，不可以轻易废黜。典籍传记当中，没有身为诸侯君主因为生病主动退位的记载，可见古代没有这个礼制。孟絷、穆子是将要继位还没有继位的人，不能拿来类比陈留王。”
咸康四年，成帝驾临殿前，派遣使者册封太傅、太尉、司空。仪注规定，太乐提前把乐器陈列在殿庭。门下省上奏：“不是祭祀、宴会，没有陈设乐器的制度。” 太常蔡谟评议：“敬重一件事，就要完备对应的礼仪；礼仪完备，就应当配备音乐。音乐，是用来表达敬重、宣明道义，不是为了耳目享乐。所以冠礼也要用乐，不只是宴会。宴会奏乐，也是用来敬重宾客。 当初郤至出使楚国，楚王设宴招待，郤至推辞说：‘不忘先代国君的友好，赐给盛大礼仪，又配上完备的乐舞。’从这句话，就能明白宴会奏乐的用意。 公侯大臣，是君主所看重的。君主见到他们要起身，乘车路上见到要下车，称呼要用伯舅。传文说：‘国之卿相，是君主的副手。’所以册封辅臣的时候，天子亲临殿前，百官陪列，这就是敬重大事。 古代天子宴请外国使者，任命将帅、派遣使臣，都要奏乐。《诗经序》说：‘《皇皇者华》，是天子派遣使臣。’又说：‘《采薇》用来派遣将士，《出车》犒劳归来军队，《杕杜》慰问征人回乡。’全都配乐歌唱。 如今册封重臣，任命辅相，分量远比接待外国使臣重。轻的场合尚且奏乐，重要场合更应当如此。所以认为天子临轩派遣使者，应当陈设金石乐器演奏乐曲。”奏议上报，得到批准。
汉魏旧例：王公的侍妾拜见夫人，夫人不用回拜。新修订的礼书认为礼法没有只拜不答的道理，改定公侯夫人要向侍妾回拜。 挚虞认为：“礼法当中，侍妾侍奉正妻，就好比儿媳侍奉婆婆。侍妾为正妻服一年丧服，正妻不用回拜侍妾。侍妾的敬重和儿媳一样，身份却更低。名位尊卑不同，本来就不需要互相答拜。‘礼无不答’这句话，说的不是这种情况。前代圣人区分嫡庶，就是为了杜绝僭越乱序。就算严加防范，尚且有人违礼。新礼应当沿用旧制度。”皇帝批准他的意见。
五礼的第四类叫作军礼，作用是安定内外，建立功业。战争是凶险的事，所以借四季狩猎来演习军事。
汉代制度：立秋郊祭结束之后，就要宣扬武功，在东门宰杀牲畜，进献给祖庙陵园。仪式：天子乘坐兵车，白马红鬃，亲手用弩射杀猎物，猎物用小鹿幼鹿。太宰令、谒者各一人，把猎物装上猎车，快速送到陵园祭祀。回宫之后，派遣使者携带丝帛赏赐武官。武官操练军队，演练作战阵法。宰杀牲畜的仪式，叫作貙刘。武官全部演练孙武、吴起的六十四种阵法。回宫之后，公卿百官排列在阳前街，天子车驾到来，百官跪拜；天子下车，公卿近距离拜见，之后才回宫。古语所说“在车下车”，只在这个仪式实行。汉代经常举行这套典礼。 到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国主管官员上奏：“古代四季讲习武事，都在农闲时节。西汉沿用秦制，三季不练兵，只在十月大规模阅兵。如今战乱没有平息，士兵平时就有训练，可以不必四季讲武。只在立秋挑选吉日大规模检阅车马军队，称为阅兵，既符合古礼名称，又继承汉代制度。”奏疏批准。当年冬天阅兵，魏王亲自手持金鼓指挥军队进退。 延康元年，魏文帝做魏王。这年六月立秋，在东郊阅兵，公卿行礼，魏王坐华盖，亲自指挥金鼓号令。魏明帝太和元年十月，再次阅兵。
晋武帝泰始四年九月、咸宁元年、太康四年、太康六年冬天，天子都亲临宣武观检阅大军，但是不亲自指挥进退。惠帝之后，这套礼仪就废弃。元帝太兴四年，下诏左右卫以及各营操练士兵，依照大阅兵的仪制布置雁羽仪仗。成帝咸和年间，诏令内外军队在南郊场地演习，所以这个地方得名斗场。之后藩镇桓氏、庾氏等长官时常练兵，朝廷本身不再举行阅兵。
汉魏旧制：派遣大将出征，符节郎在朝堂授予符节斧钺。后来荀顗等人修订新礼：派遣将领的时候，天子亲临殿前，尚书接受符节斧钺，依照古代兵书“跪着推送战车”的古义。
五礼的第五类叫嘉礼，宴会、冠礼、婚礼的制度都包含在内。周代末年礼崩乐坏，宾射宴饮的仪式很少实行，冠婚饮食的礼法也多有变化。
《周礼》虽然记载礼服礼冠的等级，但是没有天子冠礼的文字。《仪礼》说：公侯举行冠礼，是夏代末年才出现。王肃、郑玄都认为夏末世道混乱，篡夺弑杀频发，所以制定公侯冠礼，由此明确古制本来没有天子冠礼。大夫也没有冠礼。古代五十岁之后才授予爵位，哪里有大夫的冠礼。周人五十岁有才干，才委任大夫职务，依旧行士的冠礼。所以占卜日期、占卜来宾，在东阶行冠礼，代表继承家业；在客位行醮礼，三次加冠，越来越尊贵，这些都是士的礼仪。
但是汉代以后，天子诸侯大量采用冠礼仪式。正月甲子或者丙子吉日，可以举行加元服冠礼，沿用士的冠礼。汉顺帝行冠礼，还采用曹褒修订的新礼。天子初次戴缁布进贤冠，其次爵弁、武弁，最后通天冠，全部在高庙行礼，之后拜谒世祖庙。王公以下，初次只加进贤冠。据此记载，一开始戴缁布冠，遵从古制；在宗庙举行冠礼，也是古制。
魏代天子冠礼只加一次冠。说法是：士三加冠，代表成长有成。天子诸侯没有加冠次数的记载，因为登基君临天下，地位德行已经完备，不能和士人等同。魏太子两次加冠，皇子、王公世子三次加冠。孙毓认为一加、再加，都不合古礼。
冠礼的醮辞说：“美好的月份吉利日子，岁首月吉。”鲁襄公在冬天行冠礼，汉惠帝三月行冠礼，说明冠礼没有固定月份。后汉以来，皇帝加元服大多选正月。咸宁二年闰九月，派遣使者为汝南王司马柬行冠礼，可见不一定非要岁首。
古礼冠礼在宗庙举行。晋武帝、惠帝给太子行冠礼，太子行礼之后拜谒宗庙，模拟庙中行礼的仪式。穆帝、孝武帝将要行冠礼，先用玉帛告祭宗庙，完成之后再拜谒宗庙。
惠帝做太子，将要行冠礼。武帝亲临殿前，派遣兼司徒高阳王司马珪加冠，兼光禄大夫屯骑校尉华暠主持赞礼。
东晋各位皇帝行冠礼，提前陈设金石乐器，百官陪位。另外在大殿铺设大床，御府令捧着冕、帻、簪导、衮服交给侍中、常侍。太尉为皇帝戴上帻，太保戴上冕。将要加冕的时候，太尉跪着宣读祝文：“美好月份吉利日子，初次加元服。天子庄重肃穆，要弘扬帝王职责。恭敬顺应上天，天下作为楷模。遵从祖先，国运无穷。长寿吉祥，蒙受大福。”加冕完毕，侍中系好冠上黑色丝绳，侍中脱下皇帝绛纱衣服，换上衮服冕冠。仪式结束，太保带领百官举杯祝寿，王公以下三呼万岁之后退下。依据仪注，东晋皇帝冠礼，只加帻、冕一次。
泰始十年，南宫王司马承十五岁，依照旧例应当行冠礼。主管官员上奏：“礼法十五岁为成童，国君十五岁可以生子，说明十五岁适合冠礼。另外汉魏派遣使者给诸王行冠礼，并不是古代制度。”于是定下制度，诸王十五岁行冠礼，不再派遣朝廷使者。
王彪之说：“《礼》《传》记载冠礼都在宗庙。成帝举行冠礼之后，车驾出宫拜谒太庙，向祖先报告礼成，也是模拟在庙行礼的做法。”
魏齐王正始四年，册立皇后甄氏，仪式没有流传下来。
晋武帝咸宁二年，天子亲临殿前，派遣太尉贾充持策书册立皇后杨氏，迎娶悼后。举行大赦，分别赏赐王公以下，百官进献贺礼。
太康八年，主管官员上奏：“婚礼纳徵，天子大婚用黑色浅红色束帛，加上玉珪，骏马八匹。王侯用黑红束帛，加上玉璧，骏马四匹。大夫用黑红束帛，加上羊。古代用兽皮马匹作为庭中贡品，天子再加谷珪，诸侯加大璋。可以依照周礼，把璧换成璋，羊、雁、酒、米、黑红丝帛照旧。诸侯婚礼，纳采、告期、亲迎，各用丝帛五匹；纳徵马匹四匹，全部由男方自备。只有璋，由官府准备交付。”
尚书朱整评议：“考查魏国旧例，亲王娶妃、公主出嫁，天子诸侯用兽皮马匹做庭中贡品，天子加谷珪，诸侯加大璋。汉代高后定下聘皇后标准：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马四匹。魏亲王娶妃、公主出嫁，用绢一百九十匹。晋朝立国，旧例用绢三百匹。” 皇帝下诏：“公主出嫁由夫家主持，不应当全部由朝廷备齐物品，赐给钱财让夫家备办即可。只由官府供给璋，其余按照旧例。”
成帝咸康二年，天子亲临殿前，派遣持节、兼太保、领军将军诸葛恢，兼太尉、护军将军孔愉，备齐六礼的器物，册立杜氏为皇后。皇后当天入宫，成帝驾临太极殿，百官全部朝贺。朝贺这件事，不符合古礼。 帝王婚礼，古代没有现成仪制。《春秋》记载“祭公到纪国迎接王后”，谷梁传、左传、公羊传说法各不相同。汉魏旧的记载，大多残缺。武帝、惠帝纳后，东晋又没有留存仪注。所以成帝要迎娶杜皇后，太常华恒才和博士共同制定礼仪。 依据杜预《左传》注解，主婚人只是供应婚礼的财币。周灵王向齐国求亲，齐侯询问晏桓子。晏桓子回答：“夫妇所生子女，如同常人；姑、姊妹，就称先守某公的遗女某某。”这就是天子的旨意可以下达，臣子的答复可以上报。前代儒者认为左丘明详细记录这件事，就是帝王婚礼的范式。 所以成帝殿前派遣使者，以天子名义册封皇后，但是完整的仪注没有保存。
康帝建元元年，迎娶褚皇后。仪注当中，陛阶仪仗没有设置旄头。殿中御史上奏：“如今迎娶皇后，依照成恭皇后入宫的旧物，但是仪注写天子穿衮冕升殿，却不设旄头，请裁定。另外从前迎娶恭皇后，只用青龙旗，其余都用天子御用品。现在殿前派遣使者，设置五牛旗，旄头、罼罕仪仗本来应当取用，所以现在出现缺失。” 皇帝下诏：“之所以穿戴法服，登上太极殿，是敬重婚礼开端，应当完备礼仪。为什么缺少重要的仪仗器物？另外恭皇后神主入太庙，先帝下诏皇后礼仪应当有所降等，不该设立五牛旗，现在为什么又设置？既然不设五牛旗，旄头、罼罕这类仪仗就很容易备办。” 又下诏：“旧制度很难完全照搬，现在全部置办完备，也并不合适。国库储备，应当优先供给军国开销。礼服仪仗大体齐备即可，其余备用杂器全部停止置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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