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太宁三年七月，下诏修建北郊，还没建成，明帝就驾崩。成帝咸和八年正月，秉承先帝旨意，在覆舟山南边修建北郊。南郊祭祀的神灵：五帝辅佐之神、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轩辕、后土、太一、天一、太微、句陈、北极、雨师、雷电、司空、风伯、老人，一共六十二位神。北郊祭祀：五岳、四望、四海、四渎、五湖、五帝辅佐之神、沂山、岳山、白山、霍山、医无闾山、蒋山、松江、会稽山、钱塘江、先农，一共四十四位神。江南的小山，是东晋新增的祭祀，就好比西汉关中的小河流，也有对应的祭祀等级。当月辛未，祭祀北郊，开始用宣穆张皇后配享，这是曹魏旧例，不是晋朝本来的制度。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将要举行北郊祭祀，朝廷出现争议。太常顾和上表：“泰始年间，把冬至夏至的祭祀合并到南北郊。北郊的月份，古代没有明确记载，有的用夏至，有的和南郊同在正月。汉光武帝正月辛未设立北郊，就是南郊北郊同一个月份。东晋刚刚建立，诸事从简，多种郊祭合并在一座祭坛，制度不完备，权宜行事。咸和年间，另行修建北郊，也用正月。曹魏承袭东汉，正月祭天，以皇后配地。当时高堂隆等人认为，祭天不用地神配祭，又说周代三王郊祭都用夏历正月。”于是采纳顾和的建议。当月辛未举行南郊，辛巳举行北郊，皇帝都亲自参加。
安帝元兴三年，刘裕讨伐桓玄，桓玄败逃。己卯，在南郊宣告平叛功绩。这一年皇帝流亡江陵，没有返回。第二年本该举行郊祀，朝臣议论，应当依照《周礼》，由宗伯代理，三公主持祭祀。尚书左丞王纳之独持异议：“天子尚且在世，只是不在京城，臣子秉承天子命令行事，有什么不可以争辩。郊祀举行与否，不能按照现在这种情况来变通。”议论的人又说：“现在应当郊祀，可以由朝廷下命令，让三公主持。”又说：“祭天是最高等级祭祀，只有天子可以主持，普通人以上祭祖，嫡子不在家，庶子可以代为操办，但不能代替天子祭天。”王纳之又说：“武帝受禅，二月郊祀；元帝中兴，三月郊祀。郊祀时节还没有过去，我们盼望皇帝返回，不要急于行事，不然天子回来之后，反而不能亲自参加郊祀。”朝廷听从王纳之的意见。
郊庙祭祀牲畜、玉帛、璧玉的颜色，古书上虽然有记载，秦朝多用红马驹，汉朝只说用小牛，没有说明毛色。东晋南北郊，都用黑色牺牲；明堂、宗庙、社稷，用红色牺牲。
古礼，有出征之前向祖先、社神祷告的记载，没有向郊天祷告的制度。汉代制度，天子去世，太尉到南郊告谥，其余没有相关记载。魏文帝黄初四年七月，皇帝将要向东巡行，大军出征，派太常用一头公牛到南郊祷告。等到魏文帝驾崩，太尉钟繇到南郊告谥，这都是郊祀告事。东晋废除这套做法。
古礼，春分在东郊祭祀太阳，秋分在西郊祭祀月亮。汉武帝郊祀泰畤，清晨走出竹宫，向东礼拜太阳；傍晚向西礼拜月亮。但这是郊祀附带的仪式，并不是专门的东西郊日月祭祀。后来就形成早晚都拜日月的习惯。所以魏文帝下诏：“汉朝不在东郊专门祭日，却早晚在大殿台阶拜日月，琐碎如同民间家事，不是侍奉天神的方式。”黄初二年正月乙亥，在东门之外祭祀太阳，违背二分节气的礼制。魏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在东郊祭祀太阳；八月己丑，西郊祭祀月亮，才恢复古礼。晋武帝太康二年，主管官员上奏，春分依旧请皇帝亲自主持朝日祭祀，寒暑变化大，可以不必亲自到场。皇帝下诏：“礼仪要有固定制度，如果照你们的奏请，就和过去太尉所定的制度不一样，再次变成没有定规。过去战乱未平，才时常简化；现在战事平息，这件事是大事。”从这份诏书看，皇帝依旧亲自祭祀朝日。后来这项礼仪废弃。
礼书记载：“郊祀以后稷配享上天，明堂以文王配享上帝。”魏文帝即位，沿用汉朝明堂，没有配享先祖。魏明帝太和元年，才在明堂以文帝配享。齐王也实行这套礼仪。
晋初用文帝配享明堂，后来改用宣帝，不久又换回文帝配享，其余没有改动。可见郊祀、明堂，配享的祖先时而相同、时而不同，参差不一。挚虞议论说：“汉魏旧制，明堂祭祀五帝神灵。新礼认为五帝就是上帝，也就是天帝，明堂撤除五帝神位，只祭祀上帝。查孔子说‘郊祀以后稷配天，明堂以文王配上帝’。《周礼》祭天旅祭上帝，祭地旅祭山川。山川不等于地，那上帝就不等于天，这点可以确定。郊丘祭祀，清扫地面来献祭，用幼小的牲畜，陶器瓦器，回归质朴，所以用远祖配享。明堂祭祀，器物完备，玉器牲畜齐备，笾豆礼器陈列，礼仪接近人鬼祭祀，所以用近世先皇配享。郊、明堂的祭坛，形制完全不同，牺牲礼器，质朴华美各不相同。另外多位先祖一同配享，并不是尊崇的做法；连续两日举行祭祀，也不符合不亵渎神灵的原则。足以证明，上帝和上天，不是同一个神。上古时代，贤明君主去世，配五行：太昊配木，神农配火，少昊配金，颛顼配水，黄帝配土。这五帝，是辅佐上天的神灵，在四郊设立祭坛，明堂回报他们功德。祭天穿大裘冕服，祭祀五帝也穿同样礼服。有人认为五精之帝，辅佐上天化生万物。前代沿袭，没有废除。晋初听从不同意见，庚午诏书，明堂南郊撤除五帝神位，只祭天神，新礼就执行这个规定。前太医令韩杨上书，请求恢复祭祀五帝。太康十年，下诏恢复。应当修订礼书，明堂郊祀照旧祭祀五帝。”皇帝下诏采纳。东晋之后，没有来得及修建相关祭坛。
汉代制度，太史每年进献当年历法。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之前，宣读五时月令。皇帝服饰，对应五时颜色。皇帝登上御座，尚书令以下官员就位，尚书三公郎把月令放到案上捧入殿内，跪下宣读完毕，赏赐一杯酒。曹魏经常举行这套礼仪。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官上奏：“历来只读到春夏秋冬四时月令，对应土德的大暑月令，唯独缺失，不知道缘由。”散骑常侍领太史令高堂隆认为：“黄色对应五行中央土，土主宰四季末尾各十八天。土生于火，所以在夏季末尾穿黄色礼服，其余三季不用。月令只分四时，不按五行另立月令，所以穿黄衣，没有对应的月令。”所以曹魏不宣读大暑月令。
晋朝立国，也沿用这套制度。傅咸说：“立秋那天，白色的帝王车驾陈列宫廷，白色旗帜摆在玉阶。”说明那一天旌旗车马都是白色。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主管官员上奏请求宣读秋令。兼侍中散骑常侍荀奕、兼黄门侍郎散骑侍郎曹宇反驳：“尚书三公曹请求宣读秋令，礼仪制度并不完备。我们参考光禄大夫华恒的意见：武帝因为夏秋酷热，常常停止宣读月令，春冬两季不废除。先王顺天时宣读月令，是为了遵从天道，端正服饰礼仪。现在礼服器物多有缺失，加上天气酷热，可以依照旧例，暂停宣读。”皇帝下诏准许。咸和六年三月，主管上奏：“本月十六日立夏。现在礼服逐步完备，四时宣读月令，是顺承天地寒暑变化，应当宣读夏令。”奏请得到批准。
《礼记》记载，孟春正月：“选择吉日，天子亲自装载耒耜，放在参乘卫士旁边，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自耕种天子的籍田。”秦朝焚书，这套礼仪长久废弃。汉文帝之后，才重新举行。曹魏三代帝王，都亲自耕种籍田。
晋武帝泰始四年，主管官员上奏耕种籍田、祭祀先农，请求交由官员办理。皇帝下诏：“国家大事，在于祭祀与农业。古代圣王，亲自耕种籍田，供给宗庙祭祀的谷物，同时教化天下百姓务农。近代以来，所谓亲耕籍田，只走几步形式，空有仰慕古制的名声，没有供给祭祀、劝农的实效，还要耗费百官车马人力。现在恢复千亩籍田制度，我要和公卿大臣体会耕种的艰难，给天下百姓做出表率。主管官员详定制度，交给河南郡，在东郊以南、洛水以北划出田地。没有官田就调剂交换，不许侵占百姓田地。”于是皇帝乘坐木辂车，举行亲耕，用太牢祭祀先农。惠帝之后，这套礼仪就废弃。
东晋元帝打算恢复籍田，尚书发文询问贺循：“天子亲耕籍田，要不要亲自祭祀先农？”贺循回复：“汉代仪制，没有明文，但是有天子亲祭的记载。《周礼》君王祭祀四方望祭山川，穿毳冕；祭祀社稷五祀，穿絺冕，可见天子应当亲自祭祀。应当拟定两套仪注。”贺循拟定的仪注不够详备，事情最终没有实行。后来哀帝也想要恢复，也没能办成。
汉代制度，各县常在乙未日祭祀先农，在乙地耕种；丙戌日，戌地祭祀风伯；己丑日，丑地祭祀雨师，祭品用羊、猪。立春那天，举青色幡帻，到东郊野外迎春。迎春从野外回来，行拜礼返回，不举行祭祀。其余三季不举行迎春。
曹魏天子亲耕籍田，但是藩王没有诸侯百亩籍田的礼仪。晋武帝末年，主管上奏：“古代诸侯耕种百亩籍田，亲自执耒耜，供给社稷宗庙祭祀，劝勉农事。现在诸王前往封国，应当恢复诸侯籍田礼仪。”最终也没有施行。
《周礼》王后率领宫内宫外命妇，在北郊祭祀先蚕。汉代制度，皇后在东郊苑中亲自采桑养蚕，蚕室祭祀蚕神苑窳妇人、寓氏公主，用少牢祭祀。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皇后在北郊养蚕，遵从周代典制。
晋武帝太康六年，散骑常侍华峤上奏：“先王制度，天子诸侯亲耕千亩籍田，王后夫人亲自采桑养蚕。现在陛下圣明仁厚，恢复先王旧制；皇后具备化生万物的德行，与帝王相配，可是养蚕的礼仪还缺失。应当依照古制，完备这项盛典。”皇帝下诏：“古代天子亲耕籍田，供给祭祀谷物；王后采桑养蚕，制作祭祀礼服，用来奉行孝敬，教化百姓。现在籍田礼仪已经确立，蚕礼荒废，是因为诸事繁多，来不及完备。现在天下太平，应当修明这套礼仪昭示天下。详细参考古代典籍和近代旧例，结合当下情况，明年施行。”于是在西郊举行蚕礼，和东郊籍田东西相对。派侍中成粲草拟仪制。先蚕祭坛高一丈，方圆二丈，四面台阶，台阶宽五尺；建在皇后采桑坛东南帷宫门外，距离帷宫十丈，蚕室西南，桑树林在祭坛东边。选取六位列侯妻子担任蚕母。蚕快要孵化，挑选吉日，皇后头戴十二笄步摇，依照汉魏旧例，身穿青衣，乘坐油画云母安车，六匹浅黑色马驾车。女尚书佩戴貂蝉官饰、携带印玺陪乘，车上装载采桑的筐与钩。公主、三夫人、九嫔、世妇、太妃、太夫人、县乡君、郡公侯特进夫人、内外命妇，全部头戴步摇，身穿青衣，各自携带桑筐桑钩随从养蚕。采桑前两天，蚕室把蚕放到薄席上。采桑当天，皇后还没到场，太祝天亮用太牢祭祀先蚕，谒者一人监察祭祀。祭祀完毕撤掉祭品，把祭肉分给随从养蚕、参与祭祀的人员。皇后到西郊登上祭坛，公主以下命妇站在祭坛东侧。皇后面朝东方采桑，采三条桑叶；各位妃嫔、公主各采五条；县乡君以下命妇各采九条。全部交给蚕母，送入蚕室。仪式结束，皇后回到休息处所，公主等人就位，摆设宴席，赏赐绢帛各有等级。
西汉只设立官社，没有官稷；王莽设立官稷，后来又裁撤。所以从汉到魏，只有太社配有稷神，普通官社没有稷神。通常是二社一稷。
晋朝初年沿袭曹魏的制度，没有增减改动。到太康九年，改建宗庙，社稷坛与宗庙一并迁移。皇帝于是下诏说：“社本是同一个神灵，应当合并两处社的祭祀。”这时车骑司马傅咸上表说：
《祭法》记载王社、太社，各有各自的含义。天子恭敬地侍奉郊庙祭祀，所以头戴冕冠亲自耕种藉田。亲自耕种藉田，是为了重视祭祀宗庙所用的谷物。天子亲自耕种，所以要报谢神灵，为自己设立社，是为藉田而举行报祭。国家以百姓为本，百姓以粮食为性命，所以又为百姓设立社，用来祈祷、报谢土神。所做的事不同，报谢的对象也有区别，这就是社分为两处的原因。
王景侯论述王社，也说春天为藉田祈祷，秋天举行报祭。他论述太社，则说帝王在疆域之内，为百姓设立社，叫做太社，不在京都为自己设立。王景侯这个说法依据的是《祭法》。《祭法》说：“大夫以下，民众聚集设立社，叫做置社。”王景侯注解讲：“就是如今的里社。”王景侯注解《祭法》，把置社当作民间的社。可是另外的论述又把太社当作民间的社，不明白其中的义理。太社，是天子为百姓祭祀的，所以称作天子社。《郊特牲》说：“天子的太社，一定要承受霜露风雨。”因为天下百姓众多，帝王统一为他们设立社，所以叫太社。至于置社，数量并不固定，大都是按照里的名称来命名，《左传》记载在清丘之社会盟，就是这类。百姓的社，既然已经不称作太社，如果又不设在京都，那该设置到什么地方呢！
《祭法》又说，天子为天下百姓设立七祀，天子又为自己设立七祀。说“为自己”，就是为自身祭祀；说“为天下百姓”，就是为百姓祭祀。太社和七祀，经文的体例完全一致。解说典籍的人无法讲通这一点，就说典籍只有五祀，没有七祀。查考祭祀制度，五祀是国家的大祭祀，七祀是小祭祀。《周礼》所说举行小祭祀，就要佩戴墨冕之类礼器。王景侯注解大厉说：“就像周代的杜伯，鬼魂有归处，就不会作祟为厉鬼。”如今主张只有一个社的人引用王景侯的说法，《祭法》经文并没有说没有二社，他们就说“只是口头流传，没有文字记载”。凭着王景侯那样的才识，斟酌权衡之后才写下注解，却想要凭口头说法废除明确的经文。这样，不光二社的问题需要仔细考量，王景侯后来的注解也不能轻易否定。
先前接到陛下诏令，拿《尚书·召诰》“在新都建造社，只用一头太牢”，作为只有一个社的明确依据。查《郊特牲》说社稷祭祀用太牢，如果援引只用一头牲畜的文字来证明社只有一处，那稷就没有祭祀用的牲畜了。持这种说法的人讲，提到社就已经包含稷。如果提到社就可以代表稷，为什么不能拿“一”来证明实际有“二”？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与军事。如果实际有二社却要废除其中一个，不如宁过勿缺，保留二者。况且保留二社有理有据，废除二社却没有依据。
《周礼》封人掌管设置社的坛壝，文字里没有提到稷。如今的帝社没有稷的祭祀，大概就出自这里。但是国家并称社稷，所以经书传文常常连称社稷。《周礼》天子祭祀社稷穿戴絺冕，这就是王社有稷的证据。封人所掌管社坛的记载没有稷字，解说的人认为是文字省略，由此就可以推知。我认为应当依旧设立二社，再增设帝社对应的稷神祭祀。
当时成粲发表议论，认为王景侯主张太社不设在京都，想要以此驳斥郑玄的学说。傅咸又上表认为：“如果依从成粲的说法，王景侯的注解文字就会被推翻。《大雅》说‘乃立冢土’，毛公注解：‘冢土，就是大社。’王景侯注解《诗经》，就采用这个说法。《禹贡》说‘惟土五色’，王景侯注解：‘帝王取用五色土修建太社，分封四方诸侯，各自割取对应方位的土，封赐给四方诸侯。’照这样说，太社就是设立在京都。不知道成粲这种说法从何而来，和王景侯自己的注解互相矛盾，对上违背经书典籍的明文，对下毁坏王景侯的注解。臣虽然愚钝浅陋，出身儒学世家，不能沉默不语，恭敬再次呈上这份奏表。”刘寔和傅咸的意见相同。皇帝下诏说：“社本来是同一神灵，却沿袭分为两处神位，众人议论各不相同，何必改动！就照旧，完全依照曹魏旧制。”
之后挚虞上奏，认为：“臣查《祭法》‘天子为天下百姓设立社，叫太社；天子为自己设立社，叫王社。’《周礼》大司徒‘设置社稷的坛壝’，又说‘用血祭祭祀社稷’，这讲的就是太社。又说‘封人掌管设置天子的社坛’，又有军队出征要在社祭祀，这讲的就是王社。太社为百姓祈祷报谢，祈祷报谢有固定时节，神主不能废弃。所以凡是在社举行除灾祭祀、杀牲祭鼓，都要奉迎神主随行。这些都是二社的明确记载，前代所尊奉。有人拿《尚书·召诰》在新都立社各用三牲的记载，《诗经》说‘乃立冢土’，没有两处社的记载，就废除帝社，只设立太社。《尚书》《诗经》的记载，各自针对一件事，又都在周公制定礼制之前，不能用来更改《周礼》明确的典章、《祭法》的正统义理。先前改建宗庙社稷，规划只设一处社，朝中议论纷纷，都引古制匡正当世。世祖武皇帝颁下明确诏书，确立二社的制度，作为永久的规制。应当修订新的礼制，遵从设立二社。”皇帝下诏采纳他的意见。
到元帝建武元年，又依照洛阳旧都制度设立二社一稷。太社的祝辞说：“大地广布恩德，惠泽无穷无尽。修建太社，保佑天下万邦。四海辽阔，全都仰仗吉祥福佑。”帝社的祝辞说：“大地厚德承载万物，护佑京师王畿。修建帝社，尊奉大地之神。选定良辰举行祭祀，大福源源降临。”
汉代的制度，每月初一，太史进呈当月历书，有关官员、侍郎、尚书入内宣读月令，遵照执行。每月初一前后两天，牵牛携酒到社下祭祀日神。发生日食，就宰杀羊祭祀社神，用来挽救日食灾变。主持祭祀的人戴长冠，穿绛色领、袖镶边的中衣，衣服镶绛色边，依照旧例行礼。晋朝建立之后，将要发生日月交会，太史就上报合朔日期，尚书提前三天，传令宫廷内外严加戒备。挚虞《决疑》说：“凡是救护日食，官员戴上红色头巾，用来扶助阳气。将要发生日食，天子穿素色衣服，离开正殿，宫廷内外严密警戒。太史登上灵台，等候日食出现，立刻在宫门击鼓。听到鼓声，侍从臣子全都戴上红色头巾，佩带宝剑入内侍卫。三台令史以上官员，各自手持宝剑，站在自己官署门前。卫尉卿骑马巡行宫城，巡查守备，循环往复。同时在社庙击鼓，这是遵从《周礼》。又用红色丝线编成绳索捆缚社神，祝史宣读祝辞责难社神。社神，就是勾龙，是天子的上公，所以宣读言辞责问它。太阳恢复正常，祭祀才停止。”
汉代建安年间，将要举行元旦朝会，太史上奏，元旦将会发生日食。朝中大臣疑惑要不要举行朝会，一同咨询尚书令荀彧。当时广平郡计吏刘邵在座，说：“梓慎、裨灶，是古代优秀的史官，尚且推算水火灾变，也会错失天时。《礼记》记载，诸侯集体朝见天子，进门之后不能完成礼仪的情况有四种，日食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圣人定下制度，不会因为灾异就预先废止朝会，原因或是灾异自行消弭，或是历法推算出现错误。”荀彧和众人都认为说得有理，听从他的意见，依旧举行朝会，日食最终也没有发生，刘邵由此声名显扬。
到武帝咸宁三年、四年，都因为元旦恰逢日月合朔，取消元旦朝会，更改曹魏旧例。元帝太兴元年四月，发生日月合朔，中书侍郎孔愉上奏说：“《春秋》记载，发生日食，天子在社庙击鼓，攻击阴邪之气；诸侯在朝堂击鼓，是臣子自行消灾。查尚书下达的文书，如果发生日食，就在各个宫门击鼓，违背古代典制。”皇帝下诏说：“你的陈述合乎古义，即刻下令宫外更改做法。”
到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报元旦将会日月合朔，朝臣又疑惑是否应当取消朝会。庾冰主持朝政，把刘邵的议论抄送给八座大臣。当时有人认为刘邵没有领会礼的本意，荀彧听从他，是贤人的一处过失。于是蔡谟写下议论驳斥刘邵，说：“刘邵说灾异或许会自行消弭，又拿梓慎、裨灶尚且会推算失误，太史的上奏也未必准确，这个道理确实没错。但是说圣人订立制度，不会因为灾变预先废止朝会，这就错了。灾异祥瑞出现，是上天用来告诫君主，帝王应当郑重警戒。所以天子穿素服、撤除舞乐，退离正殿，百官降低服饰规格，陈设玉帛、击鼓，亲自举行救日食的仪式。对待上天的告诫，与其心存疑虑而废止礼仪，不如谨慎奉行。所以孔子、老聃在巷党协助下葬，因为下葬时不见星光才出行，遇到日食就停下灵柩，说怎么知道会不会出现星光。而刘邵废弃这种做法，是抛弃圣贤固有的规矩。鲁桓公壬申发生灾异，到乙亥仍然举行尝祭，《春秋》就讥讽这件事。灾异已经过去，尚且心怀畏惧，废除宗庙祭祀，更何况听闻上天灾变将要到来，却举行庆贺宴乐的朝会，违背礼制。《礼记》所说诸侯入朝不能完成礼仪的四种情况，是说掌管天文的官员没有预先上报，诸侯已经入朝，才见到日食，并不是预先知道将要日食，还不取消朝会。引用这条经文，可以说是曲解本意。刘邵所依据的是《礼记》，孔子、老聃巷党停柩的事，也出自《礼记》，他却违背它，立论前后没有依据。但是荀彧赞赏，汉朝予以施行，致使这番说法到现在还被人称道，没人知道它的谬误。后世君子还会把它当作准则，所以要纠正这个错误。”于是庾冰听从众人意见，取消元旦朝会。
永和年间，殷浩主持朝政，又想要采用刘邵的主张，不取消朝会。王彪之援引咸宁、建元年间的旧例，又说：“《礼记》说诸侯集体朝见天子，不能完成礼仪需要废止的四种情况，指的是突发出现的灾异，不是预先知道灾变，寄希望于史官推算出错，所以不预先取消朝会。”于是又采纳王彪之的意见。
《尚书》记载“禋于六宗”，各位儒生说法各不相同。王莽依据《周易》六子之说，设立六宗祠。魏明帝对这件事心存疑惑，询问王肃，王肃也认为是《周易》六子，所以没有废除。晋朝建立，司马彪等人上表，认为六宗祭祀不应当另外订立新礼制，于是废除这项祭祀。后来挚虞上奏，认为：“查舜接受帝位，‘祭祀上帝，禋祭六宗，遥望祭祀山川’，那么六宗不是上帝神灵，也不是山川神灵。《周礼》肆师的职掌说：‘在社、宗使用牲畜祭祀。’党正职掌说：‘春秋举行禜祭也是如此。’肆师所说的宗，和社并列，地位和社相当。党正所说的禜，文字不和社相连，说明神灵和社不同。周代正式祭祀，没有比郊祀、社祭更重要的，宗和社并列，说明神灵尊贵。另外，《月令》孟冬月份向天宗祈祷，那么《周礼》的禜祭、《月令》的天宗，就是六宗之神。汉光武帝在高邑即位，依照《虞书》禋祭六宗。汉安帝元初年间，在乾位设立祭祀，礼仪和太社等同。曹魏沿袭旧制，到景初二年，朝廷广泛讨论六宗是何种神灵，朝臣众说纷纭，各持己见。只有散骑常侍刘邵认为万物背负阴气、怀抱阳气，阴阳交合产生中和之气。六宗，是太极冲和之气，为六气的宗主。《虞书》称作六宗，《周书》称作天宗。当时辨析各家异同，采纳刘邵的说法。汉魏代代沿袭，定为重要祭祀。凡是尊崇百神，礼有所及，已经设立的祭祀，不敢随意废弃。应当修订新礼，照旧祭祀六宗。”皇帝下诏听从。
依照礼制，天子为天下百姓设立七祀：司命、中霤、国门、国行、大厉、户、灶。仲春燕子飞来的日子，用太牢祭祀高禖。《毛诗·丝衣篇》，高子说灵星有尸主。汉朝建立，汉高祖设立灵星祠。到汉武帝，因为李少君的缘故，开始祭祀灶神；生下戾太子之后，开始设立高禖祭祀。《汉仪》记载，国家也举行五祀，由相关官员主持，礼仪比社稷轻，但是保留典制。又记载，常在仲春月份，在城南设立高禖祠，用特牲祭祀。同月，在国都南郊老人星庙祭祀老人星。立夏祭祀灶神，季秋在城南坛心星庙祭祀心星。元康年间，洛阳还有高禖坛，百姓在旁边祭祀，有人把它叫做落星。这之后这些祭祀不见记载。东晋建立之后，不再设立七祀，灵星配享南郊，不再单独设置祠庙。
《左传》“龙星出现就举行雩祭求雨”，这是由来已久的经典记载。汉代制度，从立春到立夏，直到立秋，郡国遇上大旱，各郡县清扫社稷坛。发生旱灾，公卿长官依次举行雩礼求雨，封闭各类属阳的事物，身穿黑色衣服，制作土龙、土人，舞童二佾舞蹈，每七天变换一次仪制，依照旧例。武帝咸宁二年，春天长久干旱。四月丁巳，下诏说：“所有干旱地区，广泛举行祈祷祭祀。”五月庚午，才到社稷、山川祈祷求雨。六月戊子，降下充足大雨。这就是雩祭的旧典。太康三年四月、太康十年二月，也这样施行。雨水过多就举行禜祭，祭祀人员戴红色头巾、穿朱红衣服，封闭各类属阴的事物，用红色绳索缠绕社坛，敲击红色大鼓。
《周礼》，帝王祭祀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伯雨师、社稷、五土、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设立四类、四望祭坛，也是这样。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庚子，初次祭祀五岳四渎，排定各类祭祀的次序，埋藏、沉下珪璧玉器。六年七月，皇帝率水军进入淮河。九月壬戌，派遣使者把玉璧沉入淮河。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皇帝向东巡视，派遣使者用特牛祭祀中岳。魏元帝咸熙元年，出行到长安，派遣使者用玉璧币帛祭祀华山。
穆帝升平年间，何琦论述修缮五岳祠庙说：“唐尧虞舜时代的制度，天子五年一次巡狩，顺着四时方位，燔柴祭祀五岳，遥望祭祀山川，遍祭众神。所以说，凭借名山向上天禀报功绩，用来昭告神灵，报谢功德。因此灾疫不发生，风雨寒暑顺应时节。到夏商周三代，巡狩年数虽有差别，礼仪没有更改。五岳比照三公的规格，四渎比照诸侯的规格，记载在典籍，正所谓‘已经兴办的祭祀，不敢废除’。等到秦汉定都西京，泾水、渭水、长水，虽然不在祭祀典册，因为靠近咸阳，祭祀规格等同于大河，正统的五岳祭祀又怎么能够空缺！自从永嘉之乱，中原沦陷，这项礼制荒废。只有灊地的天柱山，还在王朝疆域之内，从前朝廷挑选一百户吏卒，供奉祭祀。东晋中兴，没有专职官员，庐江郡常常派遣官吏临时主持四季祷祝祭祀，春天解除寒灾，冬天祈求冰雪。咸和年间到现在，又再次荒废。如今不合礼制的祭祀，数量很多。考究名义，都是虚妄的鬼神；计算耗费，成为百姓的祸害。可是山川大神的祭祀反而残缺，礼俗败坏混乱，人神混杂，官府民间疲于奔走，这类事情渐渐繁多。实在是因为国家接连遭遇祸难，没有空闲顾及，兴办荒废的礼制，还来不及办理。如今大奸已经铲除，应当修复旧的典章。五岳四渎所管辖的地域，教化广布，百姓盼望休养生息，都蒙受恩泽。但是神灵祭祀，还没有甄别整理，巡狩燔柴的礼仪，荒废已经很久。要尊崇恢复前代典制，要等到皇帝车驾北还，稽考古代典章，大规模厘定制度。祭祀用的俎豆牲畜、祝告文辞，旧的规章已经散失，可以命令礼官订立范式，务求诚恳简约，来传布明德馨香，仅此而已。各类妖邪祭祀，可以大致依照法令，先废除其中危害大的，让正邪互不混淆。”当时这份奏疏没有被采纳。
从前周武王攻灭殷商，还没下车就分封前代君王的后裔，是追念他们的德行。孔子是大圣人，终身只是大夫，没有封爵。到汉元帝，孔霸身为帝师，被赐爵位，号褒成君，承奉孔子的祭祀。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下诏任命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食邑一百户，主持孔子祭祀，命令鲁郡修缮旧庙，设置一百户吏卒守卫庙宇。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封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又下诏，太学和鲁国，四季备齐三牲祭祀孔子。明帝太宁三年，下诏拨给奉圣亭侯孔亭四季祭祀孔子的经费，依照泰始年间旧例。
礼制，刚建立学校，一定要先释奠祭祀先圣先师，举行仪式一定要使用币帛。汉代虽然设立学校，却没有这项礼仪的记载。魏齐王正始二年二月，皇帝讲完《论语》；五年五月，讲完《尚书》；七年十二月，讲完《礼记》，都命令太常举行释奠，在辟雍用太牢祭祀孔子，以颜回配享。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讲完《孝经》；咸宁三年，讲完《诗经》；太康三年，讲完《礼记》。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讲完《论语》。元帝太兴二年，皇太子讲完《论语》。皇太子都亲自举行释奠，用太牢祭祀孔子，颜回配享。成帝咸康元年，皇帝讲完《诗经》。穆帝升平元年三月，皇帝讲完《孝经》。孝武帝宁康三年七月，皇帝讲完《孝经》，全都依照旧例举行释奠。穆帝、孝武帝都暂且把中堂当作太学。
旧例，在廷尉官署祭祀皋陶，新的礼制把祭祀改到律署，如同在太学祭祀先圣。旧例，在社日举行祭祀，新礼改在孟秋月份，来对应刑杀的政务。挚虞认为：“查《虞书》，皋陶担任士师，断狱明允，国家看重他的功绩，百姓感念他判案公允，所以掌管刑狱的官员祭祀他的神灵，被关押的人也进行祭祀。功绩在于断案成事，不在于律令的创制。太学的设置，归太常掌管，所以在太学祭祀先圣，是尊崇圣贤，依从重要的场所。律署的地位，比廷尉低下，把祭祀迁到律署，是舍弃重要场所，去往卑下之处。律署不是正式官署，兴废无常，应当照旧在廷尉祭祀。另外，祭祀在仲春，取万物重生的含义；改到孟秋，对应刑杀，道理不足以替换旧制。应当修订新礼，全部遵从旧制。”皇帝批复：“准许。”
每年正月初一，常设苇草、桃梗，在皇宫和各官署大门宰杀鸡，祛除恶气。查汉代制度，是仲夏设置这类驱邪器物，有桃印，没有杀鸡的仪式。魏明帝大力修订驱邪祭祀，所以何晏的禳祭议论提到用鸡、特牲来禳衅。宰杀鸡驱邪应当起源于曹魏；桃印本是汉代制度，用来扶助刘汉，曹魏时应当已经废除。但是不清楚把仲夏的仪式改到岁首起于何时。魏明帝青龙元年，下诏各郡国，不在祀典的山川神灵，不许祭祀。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下诏说：“从前圣明帝王祭祀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各有固定制度，用来报答阴阳化生万物的功绩。但是以道治理天下的时代，鬼神不会妄作威福，神灵也不会伤害世人，祝史进献祝辞没有虚夸，百姓敬畏幽冥，淫祀不会兴起。后世信道不笃实，僭越礼制亵渎神灵，放纵私欲祈求福佑，不敬畏远离鬼神，只苟且祈求侥幸，妖妄互相煽动，舍弃正统，趋向邪祟，曹魏就憎恶这类现象。应当查考旧礼订立制度，对有功于人间的神灵一定予以报祭，不让妖邪虚妄的鬼神扰乱祭祀。”二年正月，相关官员上奏春分祭祀厉殃以及各类禳除祭祀，皇帝下诏：“这些不在祀典，全部废除。”
《王制》记载，天子七庙，诸侯往下各有等级，礼制条文十分详尽。汉献帝建安十八年五月，把河北十郡封魏武帝为魏公。同年七月，在邺城开始修建宗庙，依照诸侯的礼制设立五庙。后来虽然进爵为王，没有改动。延康元年，魏文帝继承王位，七月，追尊祖父为大王，丁夫人为大王后。黄初元年十一月接受禅让，又追尊大王为大皇帝，亡父武王为武皇帝。二年六月，洛阳宗庙还没有修成，就在建始殿祭祀魏武帝，皇帝亲自捧进祭品，用家人的礼仪。查礼制，将要营建宫室，宗庙优先修建，平民没有宗庙，就在寝室祭祀。帝王这么做，非常不合礼制。
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大长秋为高皇，夫人吴氏为高皇后，神主都安置在邺城宗庙。邺庙所祭祀的，文帝的高祖处士、曾祖高皇、祖父大皇帝共处一庙；亡父太祖武皇帝单独一庙，百世不迁。这样祭祀的亲庙只有四室。同年十一月，洛阳宗庙建成，就把亲尽当迁的处士神主迁到园邑，派遣行太傅太常韩暨、行太常宗正曹恪持节，迎接高皇以下各位神主，共供奉一庙，依旧只有四室。到景初元年六月，公卿百官上奏重新订立七庙制度，说：“大魏三位圣主相继，成就帝王基业。武皇帝开创宏大基业，平定祸乱，是魏太祖。文皇帝承受天命改朝换代，顺应时运接受禅让，是魏高祖。当今圣上承接天命，平定中原，兴起礼乐制度，应当为魏烈祖。在太祖庙北面修建二祧庙，左边是文帝庙，号高祖昭祧；右边预备供奉明帝，号烈祖穆祧。三祖的庙宇，万世不迁移。其余四座宗庙，亲尽就依次迁毁，完全仿照周代后稷、周文王、周武王的祧庙礼制。”
文帝甄皇后被赐死，所以没有列入宗庙。明帝即位，相关官员上奏请求追谥她为文昭皇后，派司空王朗持节，带着策书到陵寝告祭。三公又上奏：“周代尊奉始祖后稷，又专门立庙祭祀姜嫄。如今文昭皇后，对皇室后嗣，圣德教化，不可估量。身为皇家后妃，神灵逝去，却没有宗庙接受祭祀，无法报答显赫德行，彰显孝道。稽考古制，应当依照《周礼》，另外修建寝庙。”奏疏得到批准。太和元年二月，在邺城立庙。四月，洛阳开始营建宗庙，挖土得到玉玺，一寸九分见方，上面刻字：“天子羡思慈亲。”明帝为之动容，用太牢告祭宗庙。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相关官员又上奏，把文昭皇后的庙建在京师，永久接受祭祀，乐舞规格和祖庙相同，废除邺城的庙。
魏元帝咸熙元年，提升文帝爵位为王，追尊舞阳宣文侯为宣王，忠武侯为景王。同年八月，文帝去世，谥号文王。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接受禅让。丁卯，追尊祖父宣王为宣皇帝，伯父景王为景皇帝，父亲文王为文皇帝；宣王妃张氏为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为景皇后。二年正月，相关官员上奏设立七庙。皇帝看重这项工程，下诏暂且只建一座宗庙。于是群臣上奏：“上古清庙只有一座宫室，尊崇远世神灵。到周代，订立七庙制度，区分宗祧。陛下心意宏大，效法上古，追慕唐虞，舍弃七庙繁复的规制，遵从一庙的古意。从前舜承接尧的禅让，在文祖庙接受天命，登上帝位，前后三十年，正月元日，又到文祖庙，登上帝位。虞氏没有更改唐的宗庙，沿用旧的宫室。可以依照有虞氏旧例，直接沿用曹魏的宗庙。”奏疏获准。于是追祭征西将军、豫章府君、颍川府君、京兆府君，加上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三昭三穆。这时宣皇帝还没有定为太祖，太祖的位置空着，一共祭祀六世，加上景帝，凑成七庙，这套礼制依据王肃的学说。七月，又下诏：“主事官员先前上奏沿用曹魏旧庙，确实有依据。但是供奉神明，内心还是不安，应当重新营建宗庙。”于是改建宗庙。十一月，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为景怀皇后。任茂议论，认为夏侯氏嫁给景帝的时候，司马氏还没有帝王基业，皇帝没有采纳。太康元年，灵寿公主修丽的神主祔入太庙，周汉都没有这样的先例。魏明帝另外为平原公主设立庙，晋朝又和曹魏不一样。六年，因为宗庙损毁，需要重新修建，群臣又上奏：“古代七庙各有处所，应当遵从古礼。”皇帝下诏：“古代虽然七庙分立，但是近代以来，都是一座宗庙内设七室，礼制没有亏缺，人情也顺，是顺应时宜。就照旧。”到太康十年，才在宣阳门内重新修筑，极尽壮丽，但是神主龛位的制度和当初一样。宗庙建成，皇帝采纳挚虞的意见，率领百官把神主迁移到新庙。从征西将军往下，车驾仪仗随从都采用帝王的规格。武帝去世，就迁走征西将军的神主；惠帝去世，又迁走豫章府君的神主。惠帝时期，愍怀太子、太子的两个儿子哀太孙司马臧、冲太孙司马尚，神主都祔入太庙。元帝时期，怀帝的殇太子神主也祔入太庙，称作阴室四殇。怀帝初年，策谥武帝杨皇后为武悼皇后，改葬在峻阳陵旁边，另外在弘训宫祭祀，不列入太庙。
元帝登上皇位，上承武帝，把武帝当作自己的亡父，效仿汉光武帝继承汉元帝的旧例。这时，西晋洛阳宗庙的神主，沦陷在胡人手中。东晋在江南修建宗庙，全部重新制作神主。不久把怀帝神主送入宗庙，又迁走颍川府君。虽然庙内七室，实际只有五世，这是依从刁协的主张，把兄弟算作一世。当时百废待兴，旧的礼制不完备，迁毁的神主暂时安置在别的房间。太兴三年正月乙卯，下诏说：“我虽然上承世祖武帝，但是对怀帝、愍帝都要行臣子之礼。如今太庙祭祀，我不亲自举杯，只让官员行事，情理礼制上都不安。应当依照礼制重新安排。”太常贺恒议论：“如今圣上继承武皇帝，应当效仿汉光武帝的旧例，不亲自执爵献祭。”又说：“当今圣上继承武帝，宗庙昭穆只有四世。先前太常贺循、博士傅纯，都认为惠帝、怀帝、愍帝，应当另外立庙。臣愚以为，庙室以容纳神主为限度，不必拘泥固定数目。殷商有二祖三宗，如果拘守七室，就只能祭祀自己的父亲。以此推论，应当恢复豫章府君、颍川府君的神主，完备七庙的礼制。”骠骑长史温峤议论：“所谓兄弟不能同入一庙，并不是经文的本意。汉光武帝起兵，没有做过孝平帝的臣子，为了应验九世的谶语，而且古代不同庙，所以另外立庙。如今陛下身为臣子之后继承皇位，和光武帝情况不同，亲自参与宗庙祭祀，既合乎经义，也顺人情。太常贺恒想要恢复两位府君的神主，完备七世，我认为妥当。”骠骑将军王导赞同温峤。温峤又说：“不是父子相承的帝王，祭祀祝辞可以直接说皇帝敢告某皇帝。如果以一位帝王算作一世，就会不祭祀自己的亡父，反而比不上普通百姓。”元帝采纳温峤的意见，全部施行。于是重新定制度，把豫章府君、颍川府君放回昭穆序列，和惠帝继承武帝的旧例一样，惠帝、怀帝、愍帝三帝，依照《春秋》尊尊的道义，在庙中祭祀不废。
元帝去世，豫章府君神主再次迁毁。但是元帝的神位还在愍帝之下，所以庙内龛室一共有十处。明帝去世，颍川府君神主又迁毁，依旧十室。这时扩建太庙，三次迁毁的神主，都安置在西边夹室，称为祧，用来比照远祖之庙。成帝咸康七年五月，制作武悼皇后的神主，祔入太庙，配享世祖武帝。成帝去世，康帝继位，兄弟算作一世，所以不迁京兆府君，庙室变成十一处。
康帝去世，穆帝即位。永和二年七月，相关官员上奏：“十月举行殷祭，京兆府君的神主应当迁入祧室。从前征西、豫章、颍川三位府君迁毁的神主，东晋初年暂时安置在太庙天府，庙门西边。咸康年间，太常冯怀上表，把神主奉回西边夹室，称作祧，这不合礼制。如今京兆府君神主迁入，四位远祖的神主，位置在太祖之上。周代太祖年代久远，迁毁的神主有归处。晋朝太庙以宣皇帝为太祖，四位先祖放在宣皇帝之上，就是让先祖凌驾于太祖；殷祫合祭的时候，四位先祖居上位，就代替太祖的地位。”领司徒蔡谟议论：“四位府君应当另外修筑房间。如果来不及修建，就安置在太庙的房间。没有人敢卑视自己的祖先，周文王、周武王也不会把不窋放在后面。殷祭的时候，征西府君神主面朝东，放在宣皇帝之上。之后迁庙的神主，收藏在征西府君的祧室，祭祀不断。”护军将军冯怀议论：“礼制，没有庙的祖先，筑坛祭祀。可以另建房间收藏神主，禘祫大祭就在坛上祭祀。”辅国将军谯王司马无忌等人议论：“儒生说太王、王季迁毁的神主，收藏在周文王、周武王的祧庙。照此，四位府君迁毁的神主应当放在宣帝庙中。可是现在没有对应的寝室，应当变通，另外修建。太庙殷祫的时候，征西府君面朝东。”尚书郎孙绰和司马无忌意见一致，说：“太祖虽然登上帝位，但是要顺从人伦。放下帝王的尊贵，笃守人伦亲情，成就教化的根本，光耀百代。”尚书郎徐禅议论：“《礼》记载：‘超过祧庙就筑坛，超过坛就筑墠。’每年祫祭就举行祭祀。如今四位先祖迁毁的神主，可以收藏在石室，有祈祷就到坛墠祭祀。”朝廷又派徐禅到会稽，寻访隐士虞喜。虞喜答复：“汉代韦玄成等人，把迁毁的神主埋在陵园。曹魏朝臣议论，应当埋在庙堂两阶之间。神主本来在太庙，如果另外设室祭祀，不如永久埋藏。四位府君没有追加帝王尊号，更证明应当迁毁，不再祭祀。”当时简文帝担任抚军将军，和尚书郎刘邵等人上奏：“四位先祖共同安置在西边祧室，神主藏入石室，禘祫大祭就祭祀，沿用前朝旧仪。”陈留范宣兄长的儿子询问这项礼制，范宣回答：“舜庙所祭祀的先祖，都是平民，年代久远神主迁毁，不会放在舜的上位，不排昭穆次序。如今四位府君名号还是原本的封号，不是因为功德得到帝王祭祀。如果依照虞舜神主埋藏的做法，就藏在子孙的宗庙；如果依照夏朝埋神主的做法，又不是本庙的台阶。应当变通，修建一室。亲缘未尽，禘祫的时候放在宣帝之上；亲缘耗尽，就不能再位列子孙之前。”后来太常刘遐等人赞同蔡谟。博士张凭议论：“有人怀疑摆在太祖之上的，都是后世迁毁的神主。查古代礼义，没有区分先后的文字。大禹也不会把鲧放在后面，迁毁神主放在太祖之上，又有什么疑惑。”于是京兆府君神主迁入西边夹室，和之前三位先祖迁毁的神主一样，太庙正室依旧十一间。穆帝去世，哀帝、海西公都是兄弟相继，没有新增也没有迁毁神主。咸安初年，简文皇帝继承元帝，世次往上推，颍川府君、京兆府君的神主，重新放回昭穆序列。简文帝去世，颍川府君神主再次迁毁。
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下诏说：“从前修建太庙，凡事务求俭约，太祖的位置空置，明堂也没有修建。郊祀是国家大事，却缺少稽考古制的仪轨，可以详细商议。”祠部郎中徐邈议论：“圆丘祭天，郊祀上天，经典没有两样。宣皇帝曾经辨析这个义理，考证圣典。东晋中兴，深入研讨，订立南北二郊的制度，不能被异说轻易改动。应当照旧。武帝建庙，供奉六世先祖，三昭三穆。宣皇帝是开创基业的君主，本是太祖，论亲疏是皇帝的祖父。四位先祖在上面，还没到迁毁的时候，所以太祖向东的神位暂且空置。兄弟相继继位，不算两代。所以现在宗庙世数不足，如果要把太祖摆正位置，就违背七庙的制度。另外《礼》说庶子继位为王，也要禘祭始祖，设立宗庙。意思是旁支继承帝位，要恢复亲近先祖的庙室。京兆府君距离现在六代，应当恢复这一室。宣皇帝还不能居于六世之上，等到前面的先祖迁毁，太祖的位置才能摆正。京兆府君迁毁之后，神主收藏到石室，就算禘祫大祭也不再祭祀。为什么？经传说迁毁的神主升合于太祖，‘升’是从下往上的说法，不是说太祖可以降尊屈就。太子、太孙阴室的四个神主，储君身份尊贵，祔入祖庙，等到年代久远应当迁毁，配享的孙辈也一同迁毁。明堂的方圆制度，大体已经确定，不应当缺少配祭天帝的礼仪。帝王以天下为家，不一定固守一处都城，所以周平王、汉光武帝东西两京都不废弃祭祀。明堂配祭的神灵，历来疑点很多。查《周易》‘进献祭品于上帝，以祖考配享’，祖考一同配祭，上帝就是上天，彰显尊崇父亲的大义。《周礼》旅祭上帝，是有变故的时候告祭上天，和郊祀常礼一样使用四圭，所以放在一起说。如果上帝是五帝，经文为什么不说祭天、旅祭五帝，祭地、旅祭四望？”侍中车胤意见和徐邈相同，又说：“明堂的制度，很难考究清楚。乐贵在调和，礼贵在恭敬，质朴和文饰各有时代不同，乐器礼器也不一样。茅草屋顶和高大宫室，规格各不相同，何必死守形制，不如重视根本顺应时俗。等到天下安定，收复中原，再修建明堂辟雍。”当时朝臣大多赞同，于是照旧施行，没有改动。太元十六年，重新修建太庙大殿，正室十四间，东西夹室各一间，一共十六间，屋柱高八丈四尺。备齐法驾，把神主迁移到临时行庙。征西到京兆四位府君，还有太子太孙的神主，各自使用对应等级的仪仗服饰。四位府君的神主不再用帝王的仪制，和太康年间不一样。全部神主送入临时宗庙，陈设脯醢祭品。新庙完工，神主送回庙室，又陈设脯醢。十九年二月，追尊简文帝的母亲会稽太妃郑氏为简文皇帝宣太后，在太庙大道西边设立庙。孝武帝去世，京兆府君神主再次迁毁，沿用穆帝时期四祧的旧例。
义熙九年四月，将要举行殷祭，下诏广泛讨论迁毁神主的礼制。大司马琅邪王司马德文议论：“泰始初年，太祖位置空置，顺着人情往上追溯到征西府君，世数到了就应当迁毁，宣皇帝摆正太祖的位置。汉光武帝把十一位帝王神主迁到洛阳，不设置迁毁神主的祭祀，道理可以参照。应当另外修筑房间，安置四位府君的神主，永久收藏，不再祭祀。”大司农徐广议论：“四位府君曾经处在宗庙之首，接受天下的祭祀。如果埋入土中，情理上难以周全。可以迁藏到西边夹室，作为远祧，永久停止禘祫祭祀。”太尉谘议参军袁豹议论：“照旧不变，殷祭仍然祭祀四位府君，情理妥当。”当时刘裕辅政，想法和大司马司马德文一致，准备等到之后殷祭的时候改制。恰逢安帝去世，还没举行禘祭，晋朝国运终结。
武帝咸宁五年十一月己酉，弘训羊太后去世，宗庙暂停一季的祭祀，天地、明堂祭祀撤去乐舞，也不进献祭肉。穆帝升平五年十月己卯，举行殷祀，因为皇帝刚刚去世，不演奏乐舞。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去世，遇上应当举行烝祭，中书侍郎范上奏：“查《丧服传》，宫中有人去世，三个月不举行祭祀，不分长幼贵贱。皇女虽然是婴孩，臣对此心存疑惑。”于是尚书上奏，派三公主持祭祀。
武帝泰始七年四月，皇帝将要亲自祭祀，车驾傍晚视察牺牲，但是仪式完成之后不拜。皇帝下诏询问缘由，博士上奏历代沿袭如此。皇帝说：“这不是对宗庙表达恭敬的礼仪。”于是祭祀完毕行拜礼，定为制度，傍晚视察牺牲一定要亲自跪拜。东晋之后，这套制度又废止。
曹魏旧制，天子在宗庙大殿东北设置休息别殿，天子从北门进入。新的礼制，别殿设在南门中门外的右侧，天子从南门进入。挚虞认为：“别殿是休息的地方。拜见尊长，以不显露为恭敬，走隐蔽的通路才合乎礼。把别殿设在上位，天子从南门进入，不符合谦抑的道理。应当修订新礼，全部遵从旧制。”朝廷听从。
礼制，有大事就向祖先、亡父告祭，小事只向亡父告祭。秦汉这项礼制久已荒废。魏文帝黄初四年七月，将要向东巡行，大军将要出征，派太常用特牛到南郊告祭。文帝去世，又派太尉带着谥策到南郊告祭。从此直到晋代沿袭，告祭南郊之后，还要告祭宗庙。东晋，这项礼仪废弃。成帝咸和三年，苏峻作乱攻破京城，温峤等人在白石设立临时宗庙，恢复这项礼制。告祭先代君主说：“逆臣苏峻，颠覆社稷，毁坏纲纪，侮辱天下。臣陶侃、臣温峤、臣王亮等人，亲手诛杀叛贼，奉行上天的惩罚。祈求中宗元皇帝、肃祖明皇帝、明穆皇后的神灵，明察罪人，剿灭叛党，安定宗庙。臣等就算粉身碎骨，也如同活着报效。”
魏明帝太和三年，下诏说：“礼制，王后没有子嗣，挑选旁支之子继承大宗，就应当继承正统，奉行公义，不能顾念私人亲情。汉宣帝继承昭帝，给自己的亡父追加皇号。汉哀帝以外藩继位，董宏等人援引已经灭亡的秦朝的例子，惑乱朝廷议论，尊崇自己的生父恭皇，在京师立庙。又厚待藩妾，待遇比照长信宫，僭越无礼，人神都不保佑。如果不是师丹忠心劝谏，就酿成丁氏、傅氏那样的灾祸。从这以后，后世纷纷效仿。命令公卿百官，深深吸取前代教训。后代如果有诸侯入朝继承帝位，要明白作为后嗣的大义。如果有奸佞之人蛊惑君主，妄自订立不合礼制的尊号，把生父称作皇，生母称作后，朝中重臣要诛杀，绝不宽恕。把这条刻在金策上，收藏在宗庙。”后来高贵乡公、常道乡公继位，都没有追尊自己的亲生父母。愍帝建兴四年，司徒梁芬议论追尊的礼制，愍帝没有听从，左仆射索綝等人也援引曹魏制度，认为不可，所以只追赠吴王为太保。元帝太兴二年，相关官员上奏，琅邪恭王应当称作皇考。贺循议论：“依据礼典，儿子不能把自己的爵位加给父亲。”元帝听从。
志第十 礼中
五礼的分类，第二种是凶礼。从天子到平民，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道理相同，情感也一样。父母在世就奉养，去世就哀痛，所以三年之丧，是天下通行的礼制。汉代制度，天子驾崩，从生病到去世、下葬，丧礼的规制，和三代相比有所变化。魏晋时期，大体和汉代相同。但是汉文帝更改丧礼制度，后世遵从，不再实行三年之丧。魏武帝临终，留下遗令：“天下还没有安定，不能遵从古制。百官来哭吊，哭十五声就停止，下葬之后就脱去丧服。带兵驻守的将领，不能离开驻地。”魏武帝正月庚子去世，辛丑就入殓，当月丁卯下葬，下葬不超过一个月。
宣帝、景帝去世，都采用权宜的制度。文帝去世，国内服丧三天。武帝也遵从汉魏旧典，下葬之后脱去丧服，但是仍然穿深衣、戴素冠，撤去宴席，减少膳食。太宰司马孚、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领中领军司马望、司空荀顗、车骑将军贾充、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陔、都护大将军郭建、侍中郭绥、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等人上奏说：“臣听说礼典制度，繁简随时代变化，虞夏商周，互不沿袭，自有缘由。大晋继承汉魏，有沿袭有变革，只求教化大行，不能全部恢复上古质朴的制度。陛下已经遵从汉魏简化丧礼的制度，顺应时务，却亲身践行大孝，哀痛超过常人，素冠深衣，减撤饮食。就算殷代武丁，布衣曾参、闵子骞，也比不上。如今荆蛮还没有平定，政务繁多，耗费心神，怎能成全陛下的孝心。臣等恳请陛下割舍哀情，安定天下，命令御府更换服饰，内廷改换坐席，太官恢复膳食，一切依照旧制。”皇帝下诏说：“每每感念逝去的先帝，不能完成草土守丧的礼节，内心悲痛。吃美食穿锦绣，实在内心刺痛，不能宽慰自己。我出身儒学世家，世代传习礼学，怎么能一下子就丢掉对先父的哀痛！你们已经劝过很多次，可以看看孔子回答宰我的言论，不要再反复劝谏。说起这些，悲痛万分，无可奈何！无可奈何！”司马孚等人再次上奏：“拜读诏书，满心悲怆。回想孔子驳斥宰我的话，陛下孝心深重。但是如今战事没有平息，军务繁重，天下事务繁多。陛下身为帝王，行平民的丧礼，穿粗布丧服，睡草席，粗食饮水，内心满怀哀痛，形容憔悴，还要处理万机，通宵理事，体恤臣下，顾不上吃饭，劳苦至此。臣惶恐不安，担心损耗陛下精神，耽误国家大事。请求下令官员恢复日常起居，遵从旧典。恳请陛下体察臣的心意，宽慰皇太后。”皇帝又下诏：“再次看你们的奏议，更加悲痛，不能自持，无可奈何！无可奈何！三年之丧，自古通行，是圣人依人情订立。先帝越来越远，没有地方倾诉。就算感情淡薄，吃美味穿华服，我也不能承受。不要反复劝谏，加重我的伤痛，心中悲痛难言，无可奈何！无可奈何！”武帝就这样在宫内完成三年丧期。后来太后去世，也这样守丧。
泰始二年八月，下诏说：“这个上旬，就是先帝离世的日子，转眼已经一周年。我孤苦无依，什么时候才能尽人子的哀思！思念悲痛，想要前往陵寝拜谒，宣泄哀痛。主管官员准备出行。”太宰安平王司马孚、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陔等人上奏：“陛下孝心深厚，哀思无尽。虽然脱去丧服，仍然哀痛少食，损伤精神。现在虽是秋天，暑气还没有消散，拜谒山陵，会悲痛伤身。臣等惶恐，希望陛下克制哀情，顾念天下。”皇帝下诏：“光阴飞逝，转眼周年。悲痛无尽，想要拜谒陵寝抒发哀痛，我的身体尚可。天气已经转凉，就要出行，不能听从你们的劝谏。主管官员准备出行。”又下诏：“汉文帝不让天下人全都服丧，是帝王的谦德。前去拜谒先帝陵寝，内心怎么能不穿丧服，就穿衰绖前去。”司马孚等人再次上奏：“上古丧期没有固定时间，后世才有年月限制。汉文帝顺应时势，订立短丧，流传后世。陛下身为社稷宗庙之重，亿万百姓的君主，已经依从权宜，脱去衰麻丧服，群臣百姓都穿吉服。现在拜谒陵寝抒发哀思，如果穿上衰绖，进退都不合礼制。不敢遵从诏令。”皇帝下诏：“我也知道不在于麻布丧服。但是人子的情思，希望丧服在身，顺随内心。群臣依旧依照旧制。”司马孚等人又上奏：“圣人制礼，顺应时宜。五帝的乐舞各不相同，三王礼制有别，古今变化，质朴和文饰交替。陛下顺应时代，已经脱去丧服，实行心丧，现在又穿丧服，没有礼的依据。君主穿丧服，臣子不穿，臣内心不安。请求依旧采纳之前的意见。”皇帝下诏：“我只怕哀思不能尽到，衣服又算什么。你们恳切劝谏，我不再违背。”
泰始四年，皇太后去世。相关官员上奏：“前代旧例，守丧倚庐之中设置白缣帐、草垫、素床，用布包裹草块。轺辇、版舆、细犊车，车内都衬缣里。”皇帝下诏不采纳，只用布装饰车辆，其余居丧的制度，不改动礼文。相关官员又上奏：“皇太后将在四月二十五日安葬。旧例，虞祭的时候穿衰服，虞祭之后脱去丧服。内外官员早晚哭吊，皇帝除丧之后，众人各自回到住处脱去衰服。”皇帝下诏：“三年之丧，天下通行。承受母亲终身的慈爱，却没有几年的报答，下葬就换成吉服，我内心不能忍受。”相关官员又上奏：“世道有太平有动乱，礼制有兴盛有衰落，时势不同，不是轻视礼。如今战事未息，政务繁多，需要陛下处理政务，治理天下。从前周康王登上新宫，还戴冕临朝。汉魏之后，下葬就除丧，谅闇守丧的古礼，很久就废弃。希望陛下克制，顺应时宜。”皇帝下诏：“三年之丧，用来尽情尽礼。下葬就除丧，我不能承受。抒发我的哀痛，心中断绝，无可奈何！无可奈何！”官员再三请求。皇帝下诏：“不要担心我哀痛伤身。我知道衣服是细枝末节，但是心中想要守丧，吉服强行夺去，更加伤我的内心。每一代礼制文质各不相同，为什么要被近代制度束缚，废弃通行的丧礼！”群臣再三恳请，皇帝流泪很久才答应。文明皇后、武元杨皇后去世，天下将士官吏哭吊三日就停止。
穆帝去世，哀帝即位。哀帝是穆帝的堂兄弟。穆帝的舅舅褚歆上表，中书回复朝廷没有对应的礼制，皇帝下诏交朝臣讨论。尚书仆射江虨等四人都说，闵公、僖公是兄弟，史书当作父子看待，哀帝应当继承穆帝。卫军王述等二十五人说：“成帝不徇私情，把帝位传给康帝，社稷大权已经转移，继位次序，应当继承康帝。”尚书谢奉等六人说：“继承正统，应当依据血缘亲情，依照人情，应当继承成帝。”皇帝采纳王述等人的议论，继承显宗成帝。
宁康二年七月，简文帝去世两周年，遇上闰月。博士谢攸、孔粲议论：“鲁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去世，实际是闰月，却记作十二月，把闰月附在前一个月。丧礼重视时间远，应当采用吴商的说法，闰月举行祥祭。”尚书仆射谢安、中领军王劭、散骑常侍郑袭、右卫将军殷康、骁骑将军袁宏、散骑侍郎殷茂、中书郎车胤、左丞刘遵、吏部郎刘耽都赞同。殷康说：“过了七月还没到八月，怎么算超期。如果有疑惑，就依从重的礼制。”袁宏说：“如果遇到闰十二月不取用，岁还没有结束，自然不能。《汉书》把闰叫做后九月，说明闰和本体月份一体。”郑袭说：“中宗、肃祖都在闰月去世，祥祭除丧都用闰月之后的月份。前朝尚且用闰后月，现在闰附在七月，用闰月有什么疑问，合乎时间推远抒发哀思的说法。闰是后七月，不是八月，没有超月的问题。”尚书令王彪之、侍中王混、中丞谯王恬、右丞戴谧等人意见不同。王彪之说：“吴商只是中等才能的小官，不是名儒重臣，不能作为准则。闰月举行祥祭没有明文依据，只是拿推远日期的说法，越过祥忌，不合占卜远日的道理。丞相桓温曾经说，礼制二十五个月大祥。为什么越过期限取用闰月，变成二十六个月。”于是上奏：“有人认为闰附七月，应当闰月除丧；有人认为闰虽然附七月，却是另外三十天的月份，应当七月除丧。臣和中军将军桓冲商议，国家大礼，应当依据经典。三年之丧，十三个月练祭，二十五个月结束，是《礼》明文。《春秋》的义理，闰在一年之内，就不计闰。闰在年外，不能拿来越过丧忌，祥除一定要按正月份。”己酉月末，皇帝脱去缟服，换成吉服。徐广评论说：“辨析义理，没有明确经文可以决断，就属于疑礼。礼遇到疑问就依从重的，丧礼宁可哀戚，不要轻易简化，古来就有这个说法。王彪之不能引经据理折服众人，只用地位压制别人，君子虚心，不能这样。执政采纳他的意见，大概是过失。”
魏武帝正月去世，魏文帝同年七月就陈设歌舞百戏，曹魏不因为丧事废除乐舞。武帝之后，国有大丧，就三年不演奏乐舞。惠帝太安元年，太子丧还没有除服，元旦朝会取消乐舞。穆帝永和年间，中原先帝陵寝没有修复，连年元旦朝会撤去乐舞。太后临朝，太后父亲褚裒去世，元旦又取消乐舞。孝武帝太元六年，王皇后去世，也取消乐舞。孝武帝去世，太傅录尚书会稽王司马道子议论：“安葬之后，允许婚嫁，但是不许奏乐，满一年为止。”
汉代制度，太皇太后、皇太后去世，长乐太仆、少府大长秋主持丧事，三公订立制度，其余全部依照天子丧礼。魏晋和天子规格一样。
泰始十年，武元杨皇后去世，将要迁葬峻阳陵。依照旧制，下葬之后，皇帝和群臣脱去丧服换上吉服。在此之前，尚书祠部上奏，主张依从博士张靖的意见，皇太子也依照制度一同除去丧服。博士陈逵提出意见，认为：“如今制度所依据的，不过是汉代帝王的权宜制度，是在发生特殊变故时设立的，并不是礼法的正统。皇太子没有执掌国家政务，理应守满完整的丧期。”皇帝下诏，命群臣再详细讨论。
尚书杜预认为：“上古时代，天子、诸侯的三年丧制，一开始和齐衰、斩衰的规格相同；下葬之后就脱去丧服，居于谅闇（居丧静处），以内心守丧完成三年丧期，不和士人、普通百姓使用一样的礼仪。汉代承袭秦朝制度，要求天下臣民都为天子服三年丧。汉文帝看到臣民很难长久执行这套制度，却不了解上古的礼制，便凭自己的想法制定祥、禫的丧礼节次，丧期未满就除去丧服，改用吉礼。曹魏直接把下葬作为丧礼节点，继位君主都不再行谅闇、守完内心的三年丧制。学者们早已对此提出批评，却始终不去钻研经传，考证古代行事，一味认为帝王的三年丧，应当身穿衰麻丧服满二十五个月。如果继位君主这么做，那么天子、文武群臣就都不能脱去丧服。就算本心想要笃厚守丧，也会被现实情势逼迫而无法实行。直到现在，君主都沿用汉文帝简化的丧礼，就是因为制定制度的人没有把握古礼的本义。如今皇太子和君主同为一体，应当恢复古代典制，卒哭祭礼之后就脱去衰麻丧服，用谅闇的方式完成三年心丧。从礼义上来说，既不应当一直不除丧服，也不必照搬汉文帝的制度，这才是用来恪谨丧礼的做法。”
于是尚书仆射卢钦、尚书魏舒询问杜预，这套说法的典籍依据。杜预说：“经传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这句话是说天子可以免除旁系亲属的丧服，唯独要为父母守三年丧，并不是说要身穿丧服整整三年，和士人百姓完全相同。所以王后、嫡子遭遇丧事，叔向才说有两件三年的丧事。周公不说殷高宗身穿丧服三年，而是说‘谅闇三年’，这就是脱去丧服、仅内心守丧的记载。叔向没有指责周景王脱去丧服，而是批评他过早宴饮作乐，足以说明下葬之后应当脱去衰麻，但不能违背谅闇静居的操守。《春秋》记载，晋侯宴请诸侯，子产辅佐郑简公，当时郑简公还没有下葬，子产请求脱去丧服来接受命令，有德的君子评价他合乎礼法。宰咺前来鲁国，送鲁惠公、仲子的助丧财物，传文说‘吊唁生者，不能赶上哀痛的丧期’。这些全都是下葬之后除去丧服、行谅闇心丧的佐证，前代儒者原本就有这类说法，只是后世读书人没有仔细思考罢了。《丧服》记载，诸侯也要为天子服斩衰，难道就能说诸侯要身穿斩衰丧服满三年吗！向上考察七代古史，找不到哪一位帝王、君臣上下全都身穿衰麻丧服三年；再推演后世，百代君主的道理也是一样。不是做不到，而是现实情势行不通，由此可知圣人不会凭空订立无法施行的制度。孔子说‘礼制的增减变革，就算历经百代也可以推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卢钦、魏舒采纳了杜预的观点，就命杜预草拟奏议，奏疏写道：
侍中尚书令司空鲁公贾充、侍中尚书仆射奉车都尉大梁侯卢钦、尚书新沓伯山涛、尚书奉车都尉平春侯胡威、尚书剧阳子魏舒、尚书堂阳子石鉴、尚书丰乐亭侯杜预叩头上奏：礼官会同商议博士张靖等人的意见，认为：“汉文帝定下权宜的三十六日丧服制度，用天数代替月份；世道有兴衰起落，礼制不能够完全完备，皇太子也应当割舍亲情，除去丧服。”博士陈逵等人的意见认为：“三年的丧服，是人子竭尽孝心的方式，所以圣人制定礼法，由上位者向下推行。因此现行制度，将吏遭遇父母丧事，都准许休假二十五个月守孝。推崇孝道，用来教化天下。皇太子内心极为孝顺，外在却脱去衰麻丧服，不符合礼法所说的哀痛与礼节相称。应当不除去丧服。”
臣卢钦、臣魏舒、臣杜预审慎考察张靖、陈逵等人的议论，二人都只看到自己所学的一个片面，并不懂得帝王居丧，古往今来通行的礼制。从上到下，尊卑贵贱，万事万物都要合于适宜的分寸。所以礼制之中，有的以仪节繁多为尊贵，有的以仪节简约为尊贵，有的以地位高为尊贵，有的以谦下为尊贵，只求与身份情理相称。做不到这点，就会本末错乱，制度无法长久推行。天子和群臣，哀痛喜乐的情感虽然一样，但所处的地位职责确实不同，所以礼仪不能等同。《周易》说：“上古时期，丧服期限没有固定的规定。”《虞书》记载：“舜居丧三年，天下停止一切音乐。”这之后就没有更多文字记载。到周公旦，才说“殷高宗谅闇，三年不处理政务”。传注解释：“谅，就是诚信；闇，就是静默。”又过五百多年，子张对此产生疑惑，向孔子发问。孔子回答说：“哪里只是殷高宗，古代的君主全都是这样。君主去世，百官各自管好本职，听命于冢宰三年。”周景王王后、嫡子去世，下葬之后除去丧服，就演奏音乐。晋国叔向讥讽他说：“三年的丧礼，就算身份尊贵，也应当完成丧期，这是礼法。周王虽然没有服满丧服，但过早宴饮享乐，也是不合礼法。”这些都是古文当中记载的天子丧礼。讲到殷高宗，不说服丧三年，而说谅闇三年，正是脱去丧服、内心守丧的文字。批评周景王，不是批评他除去丧服，而是批评他宴乐太早，明确说明下葬之后理应除服，但不能废弃谅闇的操守。尧去世之后，舜谅闇静处三年，所以才有天下断绝音乐的记载。由此来看，天子遭遇丧事，斩衰、齐衰的丧制，丧杖、麻绖腰带，在未下葬的时候都要穿戴；下葬之后就脱去，以谅闇完成三年丧期，三年之内不更改先君的政令，百官全部把政务交给冢宰处理。丧服已经脱去，所以才赞美君主不问政事，明确不再睡草垫、枕土块，荒废国家大政。
《礼记》说：“三年的丧礼，从天子通行到庶人。”又说：“父母的丧事，无论贵贱，礼制一致。”又说：“丧礼所用端衰、丧车，没有等级差别。”这些说的都是天子居丧，服饰的仪节和普通人相同，内心的丧礼要坚持满三年，并没有要求身穿丧服整整三年的文字。但是继位的君主，仍然多有荒废、贪图安逸的情况。自从谅闇的制度被废弃，才让殷高宗独自在古代享有美名，子张在当时产生疑惑。这是圣贤所批评的现象，并不是批评天子不穿丧服守满三年。
秦朝焚毁典籍，随心所欲制定制度，抬高君权、压抑臣下。汉高祖建国初创制度，沿袭秦朝没有变革。以至于要求天下所有人都要服最重的丧服，早晚哭吊，历经寒冬酷暑；禁止婚嫁、饮酒吃肉，制度与人情现实不相匹配。所以汉文帝留下遗诏，入殓之后立刻安葬，安葬完毕就行红禫之礼除去丧服。虽然不完全契合殷高宗谅闇的大义，但接近上古礼制，所以传给后世君主。当时提前修造陵庙，所以入殓安葬能够在十几天之内完成，并据此定为制度。到汉明帝的时候，没有预先建好陵寝，五十天才下葬，哪里还谈得上三十六日的丧期。这是当时经学研究粗疏，不能效法前代圣贤的弊病。曹魏改朝换代，把下葬作为丧礼分界，合乎古制，但是不注重实行谅闇，和前代一样遭到非议。自从泰始年间开国，陛下复兴谅闇的礼仪，慎重地办理丧事，笃厚居丧，真正践行古制，超过殷高宗，天下百姓感念恩德，这确实是张靖等人不能够推究本源的。
天子、诸侯的礼制，大致已经清楚。诸侯因为这套制度对自己不利，就删改典籍，现在留存下来的只有《士丧》这一篇，戴圣所作的《礼记》又夹杂错乱，很难拿来作为判定标准。天子地位最为尊贵，国家政务极为繁重，文武臣僚人数众多，不能和普通人等同。所以先帝安葬完毕，在宗庙举行祔祭之后，就顺势简化礼仪脱去丧服。君主自己不除服，群臣就没有人敢脱去丧服，所以要委屈自己率先除服，同时以谅闇完成三年心丧。天下百姓都会称颂君王的仁爱；委屈自己顺应时宜，都会称颂君王的孝心。脱去丧服之后依旧内心守丧，百姓会感叹君王孝心如此笃厚。身为臣子，又怎能不自我勉励、尊崇礼法。这就是圣明制度移风易俗的根本，也是殷高宗实现天下太平的缘由，哪里只在于身穿丧服而已！
如果依照反对者的说法，把这套当成临时权宜制度，纠结于礼节的屈抑升降，拿官职事务作为判断依据。那么父亲在世，为母亲服一年丧；父亲去世，就要为母亲服三年丧，这就是至亲的恩情要为尊亲礼法屈抑的道理。被休弃的生母去世，是至亲关系，但嫡长子不能为她服丧，是因为自身继承宗庙的身份尊贵，礼节升降都要遵从大义，不能依照个人私情。《周礼》记载诸子的职责，掌管国子的副职。国家有战事，就率领国子交给太子，听凭太子调遣。经传说：“君主出行，太子就留守国都；有留守的人，君主才外出随行。随行叫抚军，留守叫监国。”可见太子并不是没有国事。《丧服》当中，母亲为嫡长子、妻子为丈夫、妾为家主，都服三年丧。东宫作为内廷之主，怎么能说没有事务。再考量汉代制度，汉文帝丧事，红禫礼结束之后，汉景帝就在未央宫恢复吉礼；薄皇后、窦皇后一定不会还在别的宫殿穿着齐衰丧服，由此可以推知。何况太子是储君，和国家同为一体，理应远遵古礼，近守本朝制度，委屈私情脱去丧服，来宽待下属，确立一代完备的典章。
君子对待礼法，有的直接遵行，有的委屈减省；有的统一标准，有的顺应现实舍弃条文，核心在于内心的真情。礼法难道只指玉帛礼物，丧礼难道只指衰麻丧服吗？以上是臣等所说的礼制根本大义，再结合现实情况来说，也有行不通的地方。如今太子孝心淳厚，发自本心，痛哭思念，在灵堂匍匐哀吊。先帝的祭奠结束，逝者再也不能返回，太子必定会怀念往日，在殿宇之间徘徊。如果不改为实行谅闇，那么东宫的属官仆从，按道义就不能脱去丧服。这样东宫的官吏，就要一直身穿衰麻处理公务，出入宫殿省阁，现实上很难坚持。如今将吏虽然准许二十五个月的守孝假期，但朝廷大臣，依旧会因为王事被剥夺守孝的权利。从前翟方进身为汉朝丞相，居丧三十六日，不敢逾越国家法度，更何况太子。臣等认为太子应当依照之前上奏的意见，脱去衰麻丧服，以谅闇完成三年心丧。
于是太子依据这套屈抑身份的议论，遵从国家制度脱去衰麻丧服，行谅闇心丧直至三年期满。
当时朝廷内外骤然听闻杜预的异议，大多感到诧异。有的人甚至说他违背古礼去迎合时势。杜预也不亲自辩解，退朝之后就让博士段畅广泛搜集典籍，寻找证据，让大义清楚明白，可以流传给后世。段畅遵从杜预的旨意，搜集古书旧传，罗列史实与前人定论，作为确凿依据，阐发这套主张的宗旨。凡是传记当中和这次议论相合的文字，全部逐条列出，广举正反两方面材料，点明要义归宿，用来佐证这件事。相关文字篇幅繁多，这里不再全部记载。
晋武帝杨悼皇后曾经像母亲一样抚养怀帝，皇后遇难的时候，怀帝年纪还很小。等到怀帝即位，下宫中诏书述说皇后的养育恩情。到皇后下葬之时，百官议论皇帝要不要为她追行丧服。有人认为，对于抚育自己的庶母，依照礼制服小功丧五个月；有人认为，对于抚育自己的慈母，应当如同生母一样服齐衰丧，众人意见各不相同。闾丘冲发表议论说：“杨皇后抚育圣上，本是私人恩情。如今以恩礼追崇她，但她不配享世祖的宗庙。帝王没有专门为抚育自己的慈母所定的丧服，我认为下葬那一天，皇帝只需连续三天穿素服举行哀吊就足够了。”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月底，成恭杜皇后一周年忌日，主管官员上奏，皇帝满一年应当改换吉服。皇帝下诏说：“君主与父母，是名教当中最重要的，权宜的丧制是近代才出现的。”于是依旧穿素服，这本来并不是汉魏旧有的典制。
兴宁元年，哀帝的章皇太妃去世，哀帝想要服重丧。江虨上奏：“先王制定礼法，这种情况应当服缌麻丧。”皇帝下诏想要降一等服一年丧，江虨又上奏：“压抑个人私情，是为了尊崇祖宗。”于是定下制度，服缌麻三个月。
孝武帝宁康年间，崇德太后褚氏去世。太后对于孝武帝来说，是堂兄的妻子，有人疑惑应当行什么丧服。博士徐藻议论说：“侍奉父亲和侍奉君主，恭敬之心是相同的。另外礼制规定，丈夫辈分等同于父辈，妻子就按母辈对待；丈夫等同于君主，妻子就等同于皇后。那么侍奉太后就应当按照对待母亲的道义。鲁国讥讽颠倒祭祀次序，用来彰显尊崇尊长的大义。如今陛下亲自供奉康帝、穆帝、哀帝以及靖后的祭祀，恭敬程度如同对待亲生父母。怎么可以用君主的礼仪敬奉她，却废弃亲属之间的丧服。我认为应当服齐衰一年。”于是皇帝实行一年的丧服。
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去世，朝廷疑惑应当行何种丧服。尚书左仆射何澄、右仆射王雅、尚书车胤、孔安国、祠部郎徐广上奏议论：太皇太后名分地位端正，身份等同帝王，礼法仪制应当完备，人情与礼制都要充分体现。《春秋》的义理，母亲凭借儿子获得尊贵身份；既然尊称为夫人，丧服就要依从正礼。所以成风获得夫人的名号，鲁文公为她服三年丧。儿子对于父亲的生母，身份尊贵，情义深重。而且礼制当中，祖父不会压制孙子的情义，理应服丧不做减降，依据人情订立制度。如果嫌没有明确的成文记载，礼制存疑就取重礼，应当和继承祖母身份的人一样服齐衰一年。永安皇后没有丧服，只举行一次哀吊，文武百官也服一年丧。”皇帝下诏批准。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陈氏去世，她是皇太子的生母。主管官员参考“母凭子贵”的原则，追赠淑媛为夫人，设置家令掌管丧事。太子前卫率徐邈议论：“《丧服传》说，和尊贵的君主、父祖同为一体，就不能为自己的私亲服丧。另外，君父所不服丧的人，儿子也不敢服丧。所以王公的妾生的儿子，为生母戴练冠、穿麻衣，下葬之后就脱去，不属于五服之内常制，就叫做无正式丧服。”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
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驾崩，孝武太后实行三年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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