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吴、楚反叛的消息传来，朝廷军队还没有出发，窦婴举荐原来的吴国丞相爰盎。景帝召见爰盎入宫，向他询问对付吴楚的对策。爰盎回答说：“吴、楚互相传递书信，声称贼臣晁错擅自责罚诸侯，削夺诸侯封地，因此起兵造反，名义是向西共同诛杀晁错，恢复原有封地就罢兵。如今的对策，只有斩杀晁错，派遣使者赦免七国罪过，归还他们原来的封地，那么军队可以不用兵刃染血，战乱就全部平息。”
景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处死晁错，相关详情记载在《爰盎传》。景帝任命爰盎为太常，代表朝廷宗庙出使吴国；吴王的侄子德侯刘通担任宗正，凭借宗室亲戚的身份，辅助爰盎传达旨意，出使吴国。此时吴、楚军队已经攻打梁国，修筑营垒。宗正刘通因为亲戚关系，先进入吴军大营，晓谕吴王跪拜接受皇帝诏书。吴王听说爰盎前来，也知道他要来游说，笑着答复：“我已经做了东方的皇帝，还要跪拜谁！”不肯接见爰盎，把他扣留在军中，想要胁迫他做吴军将领。爰盎不肯，吴王派人包围看守，准备杀掉他。爰盎趁着夜色逃奔梁国，之后回到京城向朝廷汇报情况。
条侯周亚夫乘坐六匹马拉的驿车，在荥阳集结各路大军。到达雒阳，见到剧孟，高兴地说：“七国造反，我坐着驿车来到这里，本来没料到能够平安抵达雒阳。我原本以为诸侯已经收服剧孟，如今剧孟没有依附叛乱诸侯。我占据荥阳，荥阳以东就没有值得担忧的祸患了。”
周亚夫抵达淮阳，向绛侯周勃过去的门客邓都尉询问计策。邓都尉说：“吴、楚军队锐气正盛，很难和他们正面争锋。楚军兵力轻捷，不能长久作战。现在为将军谋划，不如带领军队向东北退守昌邑，把梁国丢给吴国。吴军一定会出动全部精锐攻打梁国。将军深挖壕沟、高筑营垒，派出轻装部队截断淮泗河口，切断吴国的粮道。让吴国和梁国互相消耗，等到吴军粮食耗尽，再出动全部精锐制服疲惫的敌军，打败吴国是必然的。”周亚夫说：“好。”就采纳这个计策，坚守营垒于昌邑以南，派遣轻骑断绝吴国的运粮通道。
吴王刚起兵的时候，吴国大臣田禄伯担任大将军。田禄伯说：“大军聚集向西进攻，没有其他奇袭路线，很难建立功业。我希望率领五万人，另外沿着长江、淮河向上进军，收服淮南、长沙，攻入武关，和大王会师，这也是一条奇计。”吴王的太子劝谏：“大王以造反为名，这支军队不能交给外人。外人也会反过来背叛大王，能怎么办？况且别人独自领兵外出，会产生许多不可预料的利害变故，只会白白损耗我们的力量。”吴王就没有准许田禄伯的请求。
吴国年轻的桓将军劝吴王：“吴国步兵多，步兵适合险要地形；汉朝战车骑兵多，战车骑兵适合平原地带。希望大王对于路过的城池，如果不能立刻攻下，就直接舍弃，火速向西占据雒阳的武器库，取用敖仓的粮食，凭借山河险要号令诸侯。就算没有攻入函谷关，天下大局就已经平定。如果大王行军迟缓，停下来攻打一座座城池，汉朝的战车骑兵赶到，驰骋在梁、楚的旷野，大事就失败了。”
吴王询问军中老将，老将说：“这个年轻人，冲锋陷阵还可以，哪里懂得宏观谋略。”吴王于是没有采用桓将军的计策。吴王独自统管全部吴军。军队还没有渡过淮河，吴王的各位宾客全都被任命为将军、校尉、行军司马、侦察官，唯独周丘没有得到任用。
周丘是下邳人，逃亡到吴国，酗酒放荡品行不好，吴王看不起他，不给他官职。周丘拜见吴王，劝说道：“我没有才能，不能在军中供职。我不敢请求统领军队，只求向大王求取一枚汉朝的符节，一定有可以报效大王的功劳。”吴王就把符节给了他。
周丘拿到符节，连夜快马奔回下邳。下邳此时听说吴国反叛，全城布防固守。周丘到驿站，传唤下邳县令进门，命令随从罗织罪名斩杀县令。接着召集自己的同族兄弟以及交好的豪强官吏，告诉他们：“吴国反叛的大军马上就到，屠灭下邳用不了一顿饭的功夫。现在主动归降，家室可以保全，能干的人还能够封侯！”众人出来互相转告，下邳全城归降周丘。周丘一夜之间得到三万人，派人向吴王汇报，随即率领这支军队向北攻占城邑。等到抵达城阳，军队已经有十多万人，打败城阳中尉的军队。后来听说吴王战败逃走，周丘估量自己没有可以一同成就大事的盟友，就带兵返回下邳，还没到达，背上毒疮发作死去。
二月，吴王的军队彻底溃败，吴王出逃。于是天子下达诏令给将军：“朕听说行善的人，上天会降下福运；作恶的人，上天会降下灾殃。高皇帝亲身建立功德，分封诸侯。幽王、悼惠王封国断绝没有后代，孝文皇帝怜悯，施加恩惠，封幽王的儿子刘遂、悼惠王的儿子刘卬等人，让他们供奉祖先宗庙，做汉朝的藩属诸侯国。恩德匹配天地，光辉等同日月。
可是吴王刘濞背弃恩德，违背道义，招纳收容天下逃亡的罪犯，搅乱天下钱币，谎称生病不来朝见二十多年。主管官吏多次弹劾刘濞的罪过，孝文皇帝宽容他，希望他改过向善。如今他却和楚王刘戊、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卬、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联合谋反，大逆不道，起兵危害宗庙，杀害朝廷大臣与汉朝使者，胁迫百姓，攻杀无罪之人，烧毁百姓房屋，挖掘坟墓，暴虐至极。而刘卬等人更是罪上加罪，烧毁宗庙，抢夺宗庙御用器物，朕十分痛心。
朕穿上素色衣服，避开正殿。将军要勉励将士攻打叛贼。攻打叛军，深入敌阵、多多斩杀算作功劳。凡是俘获三百石以上的叛贼官员，全部处死，不得释放。胆敢非议这份诏书、或者不遵从诏令的，一律腰斩。”
当初吴王渡过淮河，和楚王刘戊向西进军，在棘壁打败汉军，乘胜向前，兵锋十分锐利。梁孝王十分恐惧，派出将军迎击，又被吴军打败，两支梁军全部溃散逃回。梁孝王多次派遣使者向条侯周亚夫求救，周亚夫不答应。梁王又派人向景帝控诉周亚夫。景帝派人下诏命令周亚夫救援梁国，周亚夫依旧坚持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不执行诏令。
梁王任命韩安国，还有战死的楚国丞相张尚的弟弟张羽担任将军，才屡次挫败吴军。吴军想要向西进兵，梁国各城严密防守，吴军无法西进，就转向进攻周亚夫的军队，两军在下邑相遇，吴军求战。周亚夫坚守营垒不肯出战。吴军粮食断绝，士兵饥饿，屡次挑战。吴军趁夜突袭周亚夫营垒，假意攻打东南方向。周亚夫下令严密防备西北，吴军果然从西北发动进攻，没能攻破营垒。吴军大败，大量士兵饿死，逃离散伙。
吴王就和麾下一千多名精锐壮士连夜逃走，渡过淮河逃往丹徒，依附东越。东越大约有一万多士兵，吴王派人收拢溃散的士兵。汉朝派人用厚利收买东越，东越就欺骗吴王。吴王出来慰劳军队，东越人用矛刺杀吴王，把吴王的首级装起来，通过驿车飞速送到京城报捷。吴王的太子刘驹逃亡闽越。吴王丢下军队逃走之后，吴军彻底崩溃，士兵纷纷投降太尉周亚夫和梁国军队。楚王刘戊军队战败，自杀。
胶西、胶东、淄川三位诸侯王围攻齐国临淄，三个月不能攻克。汉朝大军赶到，胶西、胶东、淄川王各自带领军队退回本国。胶西王刘卬光着脚，睡在草席上，捧着饮水，向自己的太后请罪。胶西王太子刘德说：“汉军长途征战，已经疲惫，可以偷袭。希望收拢大王剩余军队攻打汉军，如果打不赢，再逃到大海，也不算晚。”刘卬说：“我的士兵已经溃散，不能再作战。”不肯听从。
汉朝将领弓高侯韩颓当送给胶西王书信：“我奉皇帝诏书讨伐不义之人。投降的赦免罪过，恢复原来的地位；不肯投降的，就诛灭封国。大王打算怎么抉择，等待你的答复，我再采取行动。”
胶西王赤裸上身，到汉军营帐叩头请罪，说：“臣刘卬没有谨慎遵守法令，惊扰百姓，劳烦将军远道来到我们这个穷国，甘愿接受剁成肉酱的惩罚。”弓高侯手持军中的鼓、礼器接见他，说：“大王遭受战乱之苦，我想听听大王起兵反叛的经过。”胶西王跪在地上向前挪动，回答：“当初晁错是朝廷掌权大臣，更改高皇帝的法令，侵夺诸侯封地。我们认为这不合道义，担心天下大乱，七国发兵，目的是诛杀晁错。如今听说晁错已经被杀，我们就收兵回国。”
韩颓当说：“大王如果认为晁错不对，为什么不上奏天子？没有天子诏书、调兵虎符，擅自发兵攻打坚守道义的诸侯国。从这点来看，你们本意不只是要杀晁错。”接着拿出皇帝诏书，向胶西王宣读，说：“大王自己好好打算吧。”胶西王说：“像我刘卬这样，就算死一万次也抵不了罪责。”于是自杀。胶西王太后、太子全部处死。胶东王、淄川王、济南王全部伏法被杀。
郦寄攻打赵国，十个月攻破邯郸，赵王自杀。济北王因为当初是被胁迫参与谋反，没有被诛杀。
当初吴王率先造反，统领楚国军队，联合齐、赵各国。正月起兵，到三月就全部覆灭。
赞语：荆王刘贾得以封王，是因为汉朝刚刚建立，天下还没有安定，虽然是皇室远亲，依旧封王，镇守长江淮河一带。刘泽依靠田生的谋划，用权术撬动吕氏集团，最终能够称王，王位传了三代。但是他称王这件事根基靠计谋运作，实在很危险。
吴王占有山海出产的财利，能够减轻赋税来驱使百姓，叛乱的苗头，起源于他儿子被打死的仇怨。古时候诸侯封地不超过百里，山海资源不分封给诸侯，就是为了防备这类祸乱。晁错为国家做长远谋划，灾祸反而落到自己身上。古语说：“不要做挑起权变的领头人，否则会承受祸殃。”说的大概就是晁错吧。
卷三十六（楚元王传）
楚元王刘交，字游，是汉高祖同父的小弟弟。喜爱读书，多才多艺。年轻的时候，曾经和鲁国的穆生、白生、申公一起跟随浮丘伯学习《诗经》。浮丘伯，是荀卿的弟子。等到秦朝焚书，师徒各自离散。
汉高祖兄弟一共四人：大哥刘伯，二哥刘仲。刘伯很早就去世。高祖做沛公的时候，景驹自立为楚王。高祖派刘仲和审食其留下来侍奉太上皇；刘交和萧何、曹参等人跟随高祖，拜见景驹，遇上项梁，共同拥立楚怀王。之后向西攻打南阳，攻入武关，和秦军在蓝田作战，抵达霸上。刘交被封为文信君，跟随高祖进入汉中，回师平定三秦，讨伐项羽。
高祖登上皇位之后，刘交和卢绾经常侍奉皇帝，出入内室，传递朝廷的机密谋划。而高祖的堂兄刘贾，屡次单独领兵。汉六年，废掉楚王韩信，把楚国土地分成两份：封刘贾做荆王；封刘交做楚王，管辖薛郡、东海、彭城，一共三十六个县，因为之前立下功劳。之后封二哥刘仲为代王，长子刘肥为齐王。
早年高祖落魄的时候，经常躲避祸事，时常带着宾客，到大嫂家吃饭。大嫂讨厌小叔子带客人上门，假装羹汤已经喝完，用勺子刮锅发出声响，宾客因此全部离开。之后高祖看见锅里还有羹汤，从此怨恨大嫂。等到封齐王、代王的时候，唯独大哥刘伯的儿子没有得到封赏。太上皇为他求情。高祖说：“我不是忘记封赏他，只是他的母亲做事不像长者。”七年十月，封刘伯的儿子刘信为羹颉侯。
楚元王到楚国之后，任用穆生、白生、申公做中大夫。高后时期，浮丘伯身在长安。楚元王派自己的儿子刘郢客和申公一起完成学业。文帝的时候，听说申公精通《诗经》，任命他为博士。楚元王喜爱《诗经》，他的儿子们全都研读《诗经》。申公开始为《诗经》作解说，称为《鲁诗》；楚元王也汇编解说《诗经》，称为《元王诗》，世间还能见到这部书。
高后时期，楚元王之子刘郢客担任宗正，封为上邳侯。楚元王在位二十三年去世，太子刘辟非，在元王在世时就已经去世。文帝就让宗正、上邳侯刘郢客继承王位，就是楚夷王。申公辞去博士官职，跟随刘郢客回到楚国，再次担任中大夫。夷王在位四年去世，儿子刘戊继承王位。文帝优待楚元王的子孙，他们的爵位俸禄待遇等同皇子。
景帝即位，出于骨肉亲情，封楚元王五个受宠的儿子为侯：刘礼为平陆侯，刘富为休侯，刘岁为沈犹侯，刘艺为宛朐侯，刘调为棘乐侯。
当初，楚元王敬重礼遇申公等人。穆生不喜欢喝酒，元王每次摆设酒宴，专门为穆生准备甜酒。等到刘戊即位，还经常准备甜酒，后来就忘记设置。穆生退席，说：“可以离开了。甜酒不再摆设，说明大王心意已经懈怠。不离开，楚国人就要把我套上铁钳在集市上受辱。”于是称病卧床。申公、白生强行劝他出来做官：“难道不念先王的恩德吗？大王只不过偶然疏忽一点小礼节，哪里至于这样！”
穆生说：“《周易》说：‘察觉到细微征兆，就是神妙。’所谓征兆，是事态细微的萌芽，吉凶预先显现。君子看见征兆就要行动，不要等到事情结束。先王礼遇我们三个人，是因为尊崇道义；如今忽视道义，就是遗忘道义。忘记道义的人，怎么可以长久相处，哪里只是为一杯甜酒这点小事。”于是托病辞官离开。申公、白生留下来继续侍奉楚王。
楚王刘戊渐渐荒淫暴虐。在位二十年，为薄太后服丧期间私下奸淫，朝廷削去楚国的东海郡、薛郡。刘戊就和吴国暗中勾结谋反。申公、白生劝谏，刘戊不听，把他们处以胥靡刑罚：让两个人穿上红色囚服，在集市上手持木杵舂米劳作。
休侯刘富派人劝谏楚王。楚王说：“叔父不站在我这边，我起兵之后，就先除掉叔父。”休侯十分恐惧，就带着自己的母亲太夫人逃奔京城。景帝三年春天，削减封地的诏书送到楚国，刘戊就响应吴王造反。楚国丞相张尚、太傅赵夷吾劝谏，刘戊不听，杀害张尚、赵夷吾，起兵会合吴军向西攻打梁国，攻破棘壁，进军到昌邑南边，和汉朝周亚夫军队交战。汉军断绝吴楚粮道，士兵饥饿，吴王逃走，刘戊自杀，楚军投降汉朝。
吴楚叛乱平定之后，景帝封宗正平陆侯刘礼做楚王，接续楚元王的宗庙，这就是楚文王。文王在位四年去世，儿子安王刘道继位，在位二十五年去世；儿子襄王刘注继位，十四年去世；儿子节王刘纯继位，十六年去世；儿子刘延寿继位。
宣帝即位，刘延寿认为广陵王刘胥是武帝的儿子，天下一旦发生变故，一定可以登上皇位，心里想要依附辅佐他。于是让自己后母的弟弟赵何齐娶广陵王的女儿为妻。刘延寿和赵何齐谋划：“我和广陵王结交，如果天下动荡，我们发兵辅助，让广陵王做天子。赵何齐娶到公主，就能得到列侯爵位。”于是派赵何齐送信给广陵王刘胥：“希望你多多打探消息，不要落在别人后面夺取天下。”
赵何齐的父亲赵长年上书告发这件事。案件交给主管官吏审讯，供词全部查实。刘延寿自杀，在位三十二年，封国被废除。
当初休侯刘富逃到京城，楚王刘戊谋反之后，刘富等人被剥夺侯爵，从宗室名册除名。后来朝廷得知他屡次劝谏过刘戊，重新封为红侯。红侯的太夫人和窦太后有亲戚关系，担心山东诸侯战乱，请求留居长安，皇帝下诏准许。刘富的儿子刘辟彊兄弟四人，全部在朝廷任职侍奉祖母。太夫人去世，朝廷赏赐墓地，安葬在灵户。红侯爵位传到曾孙，没有后代，封国断绝。
刘辟彊，字少卿，也喜好研读《诗经》，擅长写文章。武帝时期，凭借宗室子弟的身份，跟随二千石官员参加朝会议论，见解在宗室子弟之中最为突出。为人清静寡欲，经常读书自娱，不肯出来做官。
昭帝即位，有人劝大将军霍光：“大将军没有看到诸吕的结局吗？身处伊尹、周公一样辅政的位置，独揽大权，却疏远宗室，不和宗室共同处理政务，因此天下人不信任，最终走向灭亡。如今大将军地位尊贵，皇帝年纪还小，应当接纳宗室子弟入朝，多多和宗室大臣一同议事，反着诸吕的老路行事，这样才可以免除祸患。”
霍光认为说得对，就挑选可以任用的宗室。刘辟彊的儿子刘德正在丞相府等待诏命，三十多岁，霍光想要任用他。有人说：“他的父亲还健在，也是先帝看重的人。”于是任命刘辟彊为光禄大夫，代理长乐卫尉，当时他已经八十岁。后来调任宗正，几个月之后去世。
刘德，字路叔，年少修习黄老学说，有智谋。年轻的时候多次上书议论国事，在甘泉宫被武帝召见。武帝称他是千里驹。昭帝初年，担任宗正丞，会同其他官员审理刘泽谋反的案件。父亲刘辟彊做宗正，刘德改任大鸿胪丞，升为太中大夫，后来又做宗正，参与查办盖长公主的案件。刘德常常奉行老子知足常乐的主张。
妻子去世，大将军霍光想要把女儿嫁给他。刘德不敢迎娶，畏惧权势过盛招来灾祸。盖长公主的孙子谭，为公主受冤申诉，刘德多次斥责盖长公主品行不端。侍御史揣测霍光因为刘德拒婚心存不满，迎合霍光心意，弹劾刘德在诏狱案件中诽谤，刘德被罢官贬为平民，隐居山野田园。霍光听说之后，埋怨御史曲解自己的本意，又上奏朝廷重新起用刘德，代理青州刺史。一年多，再次担任宗正，参与拥立汉宣帝。因为定策拥立皇帝的功劳，赐关内侯爵位。地节年间，因为是皇室宗亲，品行敦厚谨慎，封为阳城侯。儿子刘安民做郎中右曹，宗室中依靠刘德得以在宫中宿卫做官的有二十多人。
刘德为人宽厚，乐于保全别人性命。每当代理京兆尹职务的时候，很多冤案得以平反。家里财产超过百万，就拿来接济同族兄弟，供给宾客吃喝。他说：“财富，是百姓怨恨的来源。”
受封第十一年，儿子刘向因为伪造黄金被判死罪。刘德上书为儿子申辩，不久刘德去世。大鸿胪上奏：“刘德为犯罪的儿子申诉，有损大臣体面，不应当赐予谥号、确立继承人。”皇帝下诏，赐谥号缪侯，允许确立继承人。爵位传到孙子刘庆忌，再次出任宗正、太常。刘庆忌去世，儿子刘岑继承爵位，历任诸曹中郎将、校尉，官至太常。爵位一直传承，王莽败亡之后才断绝。
刘向，字子政，原名刘更生。十二岁，凭借父亲刘德的保举，担任辇郎。成年之后，因为品行端正，提拔为谏大夫。
当时宣帝效仿武帝旧例，选拔名儒才俊安置在身边。刘更生学识通达，擅长写文章，和王褒、张子侨一同进见皇帝应答诏问，献上几十篇赋颂。宣帝又热衷于神仙方术之事。淮南王有秘藏在枕中的《鸿宝苑秘书》，书里记载神仙驱使鬼怪炼制黄金的方术，还有邹衍修养长生的方子，世间很少有人见过。刘更生的父亲刘德当年查办淮南王的案子，得到这部书。刘更生熟读，觉得十分神奇，献给皇帝，说黄金可以炼出来。
宣帝命令尚方署主持炼金，耗费巨大，方术完全没有应验。宣帝就把刘更生交给官吏审问。官吏弹劾刘更生宣扬伪造的炼金方术，按律应当处死。刘更生的哥哥阳城侯刘安民上书，愿意交出自己封国一半的户口，赎免刘更生的罪过。宣帝爱惜刘更生的才华，刘更生得以熬过冬天，减刑免死。
恰逢朝廷刚刚推崇《谷梁春秋》，征召刘更生学习《谷梁传》，在石渠阁讲论五经。之后重新任命为郎中、给事黄门，升任散骑、谏大夫、给事中。
元帝刚刚即位，太傅萧望之做前将军，少傅周堪做诸吏光禄大夫，二人都主管尚书台，深受皇帝信任。刘向年纪比萧望之、周堪小，但是二人器重他，举荐刘向：宗室出身，忠心正直，通晓经书品行优良。提拔为散骑宗正给事中，和侍中金敞一同在皇帝身边拾遗补阙。四个人同心辅佐朝政，痛恨外戚许氏、史氏放纵专权，又痛恨宦官弘恭、石显把持大权。
萧望之、周堪、刘向商议，准备禀告皇帝罢免这些人。还没有上奏，消息泄露，就遭到许史两家以及弘恭、石显的诬陷。周堪、刘向被投入监狱，萧望之一同被免官，详细记载在《萧望之传》。
这年春天发生地震，夏天有客星出现在昴宿、卷舌星之间。元帝醒悟，下诏赐萧望之关内侯爵位，允许他定期朝见。秋天征召周堪、刘向，打算任命他们做谏大夫。弘恭、石显从中作梗，两个人只做了中郎。冬天再次地震。
当时弘恭、石显，许、史两家子弟，侍中和各部门官吏，全都仇视萧望之一伙。刘向十分担心，就让自己的外亲呈上紧急事变的奏疏，说：
“臣私下听说，前将军萧望之等人，全都忠心正直一心为公，想要实现天下大治，触犯贵戚、尚书近臣。如今路上传闻，萧望之等人将要重新起用，一定会有人造谣，说曾经犯过错的大臣不可以再任用。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臣听说《春秋》记载地震，是因为掌权大臣权势过盛，不是因为萧望之、周堪、刘向这几个普通人，这点已经很清楚。
以前高皇帝时期，季布犯下重罪，几乎被诛杀，后来赦免任用做将军，在高后、文帝时代成为一代名臣。武帝时期，儿宽犯下重罪被关押，按道侯韩说劝谏：‘之前吾丘寿王被杀，陛下到现在还后悔。现在杀掉儿宽，之后又会深深懊悔。’武帝被打动，赦免儿宽，后来官做到御史大夫，后世的御史大夫很少能比得上他。
董仲舒因为私自撰写灾异议论，被主父偃偷取上奏，交给官吏审讯，判大逆不道，侥幸没有被杀，重新做太中大夫、胶西相，年老辞官。汉朝有国家大事，经常下诏向他询问。董仲舒是一代儒学宗师，他的议论对天下很有帮助。
孝宣帝时期，夏侯胜因为诽谤罪坐牢三年，赦免之后贬为平民，宣帝再次起用他，官做到长信少府、太子太傅，敢于直言，天下人都称赞他。
像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有过失的大臣，如果没有辜负国家，对天下有益，上面这四位大臣就足以证明。
之前弘恭上奏审理萧望之等人的案子结案，三月发生大地震。弘恭上书称病辞官，之后又恢复任职，天上阴沉下起雨雪。由此推断，地震大概就是因为弘恭这类人。
臣愚钝，应当斥退弘恭、石显，彰显压制贤才的惩罚；提拔萧望之等人，打通贤人的晋升道路。这样太平的大门打开，灾异的根源就会消除。”
奏疏递上，弘恭、石显怀疑是刘向写的，请求追查幕后的奸人。审问之后果然是刘向所为，于是逮捕刘向下狱。皇帝命令太傅韦玄成、谏大夫贡禹，会同廷尉一同审讯。弹劾刘向：“从前身为九卿，勾结萧望之、周堪，图谋排挤车骑将军许氏、史氏的侍中，离间皇室亲戚，想要独揽大权。身为臣子不忠，侥幸没有处死，蒙受恩典重新任用，不知悔改，教唆别人上书编造紧急事变，欺君罔上，大逆不道。”刘向被罢官贬为平民。
萧望之也因为让儿子上书申诉冤屈，弘恭石显劝皇帝，下令萧望之到官府接受审问对质。萧望之自杀。元帝十分悲痛惋惜，于是提拔周堪做光禄勋，周堪的弟子张猛做光禄大夫给事中，很受信任。弘恭、石显忌惮他们，多次诋毁。
刘向看见周堪、张猛身居高位，自己也有希望再次被朝廷任用，害怕他们遭遇陷害，就呈上密封的奏疏劝谏：
“臣过去有幸凭借宗室身份位列九卿，奉行法度不够谨慎，蒙受恩典再次起用。我看见灾异接连出现，天地失去常态，征兆都是针对朝政。想要闭口不言，但就算身处田野，忠臣也不会忘记君主，怀着拳拳报国之心。更何况我既是皇室骨肉，又蒙受旧恩没有报答。想要竭尽我的愚忠，又担心逾越职权。只是感念两层恩情，抒发心中想法，就算辞官回乡，死了也没有遗憾。
臣听说舜任命九位大臣，大臣们互相谦让，是极致的和睦。朝堂贤臣和睦，世间万物就和顺。所以演奏《箫韶》九遍，凤凰飞来；敲击石磬，百兽随之起舞，四海全部安宁。
到周文王开创周王朝基业，众多贤臣齐聚，全都恭敬和睦，推崇谦让风气，消除纷争诉讼。文王去世之后，周公思念文王，歌颂文王德行。《周颂·清庙》说：‘多么庄严清净的宗庙，恭敬和谐的助祭公卿，众多贤士，奉行文王的德行。’
在这个时代，武王、周公接续执政，朝廷内部君臣和睦，万国欢欣归附，全部心甘情愿侍奉祖先。《周颂·雝》写道：‘前来助祭的宾客和悦，到场之后庄重恭敬，诸侯公卿助祭，天子仪态肃穆。’说的是四方诸侯怀着和睦前来朝会。诸侯在下和睦，上天降下祥瑞作为回报。所以《周颂》说：‘降下福禄丰厚繁多。’又说：‘赐给我们大麦小麦。’大麦小麦，是上天降下的谷物。这些都是人和，感应上天，得到上天护佑。
到周幽王、周厉王的时候，朝堂君臣不和，互相指责怨恨。诗人痛心担忧，写道：‘人们没有善良之心，互相怨恨对立。’众多小人身居官位，推行邪恶主张，小人互相吹捧，背弃君子。所以《小雅·小旻》说：‘小人附和结党，实在令人悲哀。好的谋划，全部违背；不善的计策，全部依从。’
君子坚守正道，不屈服众人的邪曲，努力为国做事，反而遭受憎恨、谗言陷害。所以《小雅·十月之交》：‘努力勤恳办事，不敢诉说劳苦。没有罪过，谗言喧嚣四起。’
那个时代，日月发生日食，失去光辉。诗篇写道：‘十月初一辛卯，出现日食，实在是大凶兆。’又写：‘月亮亏缺，太阳也亏缺，如今天下百姓，多么悲哀。’又写：‘日月降下凶兆，偏离运行轨道。四方国家没有善政，不能任用贤良。’
天上灾异显现，大地震动，泉水沸腾，高山河谷移位。诗篇写道：‘百川沸腾，山顶崩塌，高地变成深谷，深谷变成丘陵。可叹如今世人，怎么不知道警醒惩戒！’霜降失去时节。《小雅·正月》：‘四月降下繁霜，我的内心忧伤。民间谣言四起，声势浩大。’说世人颠倒是非，流言猖獗。这些都是朝堂不和，贤人和小人地位颠倒造成。
从此以后天下大乱，弑君、篡夺、灾祸一同爆发：厉王逃奔彘地，幽王被杀害。到平王末年，鲁隐公刚刚即位。周大夫祭伯，君臣离心，逃奔鲁国，《春秋》为周天子避讳，不写他出逃，哀伤祸乱从此开端。
此后尹氏世代做卿，专横放肆；诸侯背叛，不来朝见，周王室衰落。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发生三十六次日食，五次地震，两次山陵崩塌，三次彗星出现，一次夜空星星消失、流星如雨，十四次火灾；长狄侵扰三个国家；五次陨石坠落，六只鹢鸟倒退飞翔；麋大量出现，蜮、蜚、鸜鹆出现各一次；白天昏暗；雨冰；李树梅树冬天结果；七月降霜草木不死；八月霜打豆子；冰雹、雷电雨雪时序颠倒；水灾、旱灾、饥荒、虫灾接连不断。
在这样的时候，灾祸就会应验：三十六位君主被臣子杀害，五十二个诸侯国灭亡。诸侯出逃，不能保住封国的数不胜数。周王室多难：晋国打败周王室军队，进犯周的郊畿；郑人射伤桓王；戎人抓捕天子使者；卫侯朔天子征召不来，齐国违抗王命帮助卫朔；五位大臣争夺权力，三次更换天子，没人能够匡正秩序，周王室就此一蹶不振，再也不能复兴。
由此可见，和睦就招来祥瑞，乖戾就招来灾异。祥瑞多，国家安宁；灾异多，国家危亡。这是天地永恒的法则，古往今来不变的道理。
如今陛下开创夏商周三代一样的功业，招揽文学之士，宽厚包容，人才得以一同进用。可是贤才和庸才混杂，黑白不分，正邪糅合，忠臣和奸佞一同立于朝廷。上书的奏章堆满公车署，获罪的人挤满北军监狱。朝廷大臣意见冲突，互相诋毁，搬弄是非，辗转传播，文书纷乱错杂，毁誉颠倒。用来迷惑陛下耳目、动摇陛下心意的事情，数不胜数。官员结党成群，同心排挤正直大臣。正直大臣被任用，是天下安定的标志；正直大臣被排挤，是祸乱的开端。处在治乱交替的关口，不知道谁能担当重任，可是灾异屡次出现，这就是臣感到心寒的原因。
手握权势的奸佞之人，子弟像鱼鳞一样布满朝廷，暗中依附的党羽众多，像车辐聚集车毂一样围在皇帝身前。褒扬诋毁都出自他们之手，终究酿成君臣背离的灾祸，日月因此就亏蚀失光，霜雪在夏季降落，海水沸腾翻涌，高山深谷改换位置，众星偏离正常运行轨道，这些，全都是怨气所招致的。沿袭衰败周朝的旧路，遵从《诗经》诗人讥刺时世的讽喻，却想要实现天下太平，造就《雅》《颂》那样的盛世，就如同向后倒退，却想要追上前面的人。
初元以来已经六年了。查考《春秋》记载，六年之中，灾异从没有像如今这般繁多。就算出现《春秋》所记载的灾异，却没有孔子那样的人出来补救，尚且不能解开纷乱，更何况现在的灾异比《春秋》时代还要严重！推究造成这种局面的缘由，是奸邪小人与贤臣同时被任用。奸邪小人能够一同进用，是因为皇上心中多有猜忌疑心。已经任用贤能之人，推行善政，如果有人进谗诋毁，那么贤人就会被斥退，善政就会被收回废止。
心中抱着猜疑不定的想法，就会招来谗言害人的口舌；持有不能决断的意志，就会打开一众邪曲小人的门路。奸邪小人得到进用，众多贤人就会遭到斥退；邪曲之人大行其道，正直之士就会销声匿迹。所以《易经》有否、泰二卦。小人势力滋长，君子之道消退；君子之道消退，政局就一天天混乱，这就叫“否”，否，就是闭塞动乱。君子势力滋长，小人之道消退；小人之道消退，政局就一天天安定，这就叫“泰”，泰，就是通达太平。
《诗经》又说：“大雪纷纷扬扬，太阳一出，积雪就消融。”和《易经》的道理相同。古时候，鲧、共工、驩兜，和舜、禹一同在尧的朝堂为官；周公和管叔、蔡叔一同在周朝廷身居高位。在那个时候，轮番互相诋毁，流言彼此诽谤，哪里说得完！帝尧、成王能够看重舜、禹、周公的才干，斥退共工、管叔、蔡叔，所以实现大治，美名流传至今。
孔子和季孙氏、孟孙氏一同在鲁国做官；李斯和叔孙通一同在秦国做官。鲁定公、秦始皇看重季孙、李斯，排斥孔子、叔孙通，所以造成大乱，耻辱流传后世。
所以，安定动乱、荣耀屈辱的根源，就在于所信任的是什么样的人；信任贤才，关键就在于坚定不移。《诗经》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够随意转动。”说的就是坚守善道，意志笃实。
《易经》说：“君王大发号令，如同汗水流出。”意思是君王的号令就好比汗水，汗水一旦流出，就不能收回。如今颁布好的政令，没过多久就收回，这就是“反汗”；任用贤才，不到三十天就罢免，这就好比转动石头一样轻易改变。
《论语》说：“见到不善的人和事，就如同把手伸进沸水，要立刻避开。”现在丞相、御史二府上奏，说奸佞谄媚之臣不应当身居官位，过了好几年，这些人仍旧没有被罢黜。所以颁布政令如同收回汗水，任用贤才如同转动顽石，斥退奸佞却如同搬动高山。像这样，还期望阴阳调和，不也太难了吗！
于是一众小人窥伺可乘之机，修饰文字，用花言巧语诋毁侮辱贤臣，流言匿名文书，在民间喧嚣四起。所以《诗经》说：“我心中满是忧愁，愤恨那群小人。”小人成群结党，实在令人愤恨。
从前孔子和颜渊、子贡互相称许赞美，却不算结成朋党；禹、后稷和皋陶互相举荐引荐，却不算勾结营私。为什么？因为一心为国，没有私心邪念。
所以贤人处在上位，就会引荐同类人才聚集到朝堂。《易经》说：“飞龙在天，大德之人齐聚。”贤人处在下位，就想着和同类一同进取。《易经》说：“拔起茅草，根系牵连同类，前进就会吉祥。”身居上位就举荐同类，身处下位就推引同道。所以商汤任用伊尹，不仁的人远远避开，众多贤才纷纷前来，这就是同类互相感召。
如今奸邪小人和贤臣一同在宫廷宿卫之内，结成同党共同谋划，违背善道，依附恶势力，互相附和非议，屡次编造危险的言论，想要动摇君主。如果君主忽然听信他们，这就是天地之所以预先降下警戒，灾异频频到来的缘故。
从古以来圣明的君主，没有不施行诛罚就能治理好天下的。所以舜有四次流放的处罚，孔子在两观之下诛杀少正卯，之后圣贤的教化才得以推行。
如今凭借陛下的明智通达，实在该深思天地的本心，体察孔子两观诛戮的往事，研读否、泰的卦象，体味雨雪消融那篇《诗经》的深意，观摩唐尧、周朝提拔任用人才的做法作为效法的榜样，推究秦国、鲁国斥退贤才的往事作为警诫。考察祥瑞应验带来的福分，审视灾异带来的祸患，以此揣度当下世事的变化。放逐疏远奸邪的朋党，拆散险恶邪僻的团伙，堵塞一众奸邪小人的门路，广泛开辟正直之士的进身道路。斩断心中的狐疑，分辨犹豫不决，让是非清清楚楚。那么各类灾异就会消弭，众多祥瑞一同降临，这就是太平的根基，造福万代的大计。
臣有幸身为皇室亲族，确实见到阴阳失调，不敢不把听闻的事情上报。我私下推究《春秋》记载的灾异，来补救当下的弊病，列举一两件缘由。这份奏章不应当向外泄露，我郑重密封，冒死上奏。
弘恭、石显见到这份奏书，越发和许氏、史氏外戚勾结，怨恨刘向等人。周堪为人公正刚直，自知处境孤立，于是坚守正直之道，不肯曲从。
这一年夏天天气寒冷，太阳呈现青色，黯淡无光。弘恭、石显以及许、史两家都说，这是周堪、张猛当权带来的灾祸。皇上内心看重周堪，又惧怕众人不断谗言诋毁，没有办法采信。当时长安令杨兴因为有才干得到宠幸，常常称赞周堪。皇上想要借他作为助力，就召见杨兴，问道：“朝中大臣纷纷抵触光禄勋周堪，是什么缘故？”
杨兴是个投机取巧的人，以为皇上已经怀疑周堪，就顺着皇上的心意说：“周堪不光在朝廷不能任用，就算在乡里也不能被包容。臣看见众人听说周堪先前和刘向等人图谋诋毁皇室骨肉，认为应当诛杀。所以臣从前才说不能诛杀伤害周堪，是为国家顾全恩德。”
皇上说：“既然这样，那他犯了什么罪要诛杀？如今应当怎么办？”
杨兴说：“臣愚钝，认为可以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封邑三百户，不让他掌管政务。圣明君主不失对待师傅的恩情，这是最妥当的办法。”
皇上于是开始怀疑周堪。恰逢城门校尉诸葛丰也上书说周堪、张猛的短处。皇上因此发怒，罢免诸葛丰，相关记载写在他的传记里。皇上又下诏说：“诸葛丰说周堪、张猛没有忠贞信义，朕怜悯，不予治罪，又爱惜他们的才干还没有施展。把周堪降职做河东太守，张猛做槐里令。”
石显等人专权一天比一天厉害。过了三年多，孝宣皇帝的宗庙发生阙门的灾变，月末又发生日食。皇上于是召见从前那些说日食灾变过错在于周堪、张猛的大臣，责问他们，这些人都叩头谢罪。
皇上于是下达诏书说：“河东太守周堪，先帝赏识他，命令他做朕的老师。他品性善良美好，学识通明，议论正直，心志恒常，满腔至诚，确实心怀忧国之心。因为不能阿谀权贵，孤单缺少助力，遭到压抑贬退，终究没能施展抱负。
从前众位大臣见到灾异，不努力自我反省，深思灾祸的来由，反而昏暗糊涂，归罪到周堪身上。朕迫不得已，把他外放做官，来彰显他的才干。周堪外放之后，重大灾变仍旧接连到来，众人也哑口无言。周堪治理河东不满一年，乡里三老、下属官吏以及有见识的士人，都歌颂赞美他。朝廷使者经过河东郡，没有谁不称赞他。这足以证明先帝知人善任，也让朕得以辨明是非。
世俗之人却凭空捏造事端，非议欺辱他，有的牵扯隐秘旧事，不该公开谈论，胡乱类比，想要罗织罪名加害，朕并不采信。朕被世俗议论裹挟，不能够专心一意。近来上天降下重大灾异，朕十分恐惧。如今周堪年纪衰老，恐怕不能够再申诉伸展志向，被奸邪之人排挤，还怎么能够明辨他的忠心！征召周堪前往皇帝驻跸之处，任命为光禄大夫，俸禄中二千石，主管尚书事务；张猛再次担任太中大夫、给事中。”
石显掌管尚书事务。尚书一共五个人，全都是他的党羽。周堪很少能够见到皇上，国事常常经由石显禀报，事情决断全出自石显口中。恰逢周堪得病失声，不能说话而去世。石显又诬陷张猛，迫使张猛在公车府自杀。刘向悲痛这件事，于是撰写《疾谗》《擿要》《救危》以及《世颂》，一共八篇，借古事抒发比喻，哀悼自己以及一同受害的同僚。之后刘向被废弃十多年，得不到任用。
汉成帝即位，石显等人伏法获罪，刘向才重新得到任用，改名为向。刘向凭借从前九卿的身份，被征召任命为中郎，让他主管三辅都水，负责水利河渠。屡次上奏密封的奏章，升迁为光禄大夫。
这个时候，皇上的大舅阳平侯王凤担任大将军执掌国政，倚仗太后，把持朝廷大权。王氏兄弟七个人，全都被封为列侯。当时屡次发生重大灾异，刘向认为是外戚地位太过显贵，王凤兄弟当权造成的。而皇上正热衷于研读《诗经》《尚书》，阅览古代典籍，下诏让刘向主持校勘宫中的五经秘藏典籍。
刘向看到《尚书·洪范》当中，箕子向周武王陈述五行、阴阳祸福吉凶的感应。刘向于是搜集上古以来，历经春秋、六国直到秦、汉，有关祥瑞灾异的记载，推究事迹发展，串联祸福应验，记录占卜征验，按类别编排，各有条目，一共十一篇，命名为《洪范五行传论》，进献给天子。
天子心里明白刘向一片忠心，这本书就是针对王凤兄弟而写，但是终究不能够剥夺王氏的权力。
过了很久，朝廷修建昌陵，历时多年不能完工，又回头改建延陵，规制奢侈过度。刘向上疏劝谏说：
“臣听说《易经》讲：安定时不忘危难，生存时不忘灭亡，这样自身平安，国家才能够保全。所以圣明贤德的君主，广泛察看历史的始终，深究事理，明辨是非。帝王必须通晓三统，明白上天授予天命，并不专属于某一姓氏。
孔子读《诗经》，读到‘殷商的贤臣，才思敏捷，前来周京助祭行祼礼’，感慨叹息说：‘天命多么宏大啊！善德不能够不传给子孙。所以富贵不会恒久不变。如果不是这样，王公拿什么警戒谨慎，百姓拿什么劝勉向善？’大概是感伤微子侍奉周朝，痛惜殷商的灭亡。
就算有尧、舜那样的圣德，也不能教化好丹朱、商均；就算有禹、汤那样的德行，也不能训导末世的夏桀、商纣。从古到今，没有不会灭亡的国家。
当初高皇帝灭掉秦朝，打算定都洛阳，感悟刘敬的劝谏，自认为德行比不上周朝，却比秦朝贤明，于是迁都关中。依托周朝的德泽，凭借秦朝的险要地势。国运长短，以德行作为验证，所以常常心怀戒惧，不避讳灭亡的话题。孔子所说富贵无常，说的就是这类道理。
孝文皇帝登上霸陵，靠近水边高地，内心凄怆感伤，回头对群臣说：‘唉！拿北山的石头做外椁，把苎麻、棉絮切碎填充缝隙，再用漆涂抹，哪里还能被人扰动！’
张释之上前说：‘如果墓中放有让人贪图的宝物，就算把南山封铸严实，还是会有缝隙；如果墓中没有让人贪图的东西，就算没有石头外椁，又有什么值得忧虑！’
死去的人没有尽头，而国家有兴盛衰亡，所以张释之的话，是为千秋万代谋划。孝文帝醒悟过来，于是实行薄葬，不起高大坟冢。
《易经》说：上古安葬死者，用柴草厚厚包裹尸体，埋葬在旷野之中，不堆土做坟，不栽种树木标记。后世圣人改用棺椁。棺椁的制作，从黄帝开始。黄帝安葬在桥山；尧安葬在济阴，坟冢都很小，随葬器物十分简陋；舜安葬在苍梧，两位妃子没有陪葬；禹安葬在会稽，不改动当地草木地貌；商汤，没有确切可考的墓葬地点；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安葬在毕；秦穆公安葬在雍城橐泉宫祈年馆之下；樗里子安葬在武库，全都没有高大坟丘。
这些圣帝明王、贤君智者，眼光长远，为后世做长久打算。他们的贤臣孝子，也遵从君主长辈的心意实行薄葬。这确实是安奉君父，忠孝的最高境界。
周公是武王的弟弟，安葬兄长武王，规格十分简朴。孔子把母亲安葬在防邑，说古时候墓葬不堆坟丘。后来说：‘我是周游四方的人，坟墓不能没有标记。’修筑四尺高的坟，遇上大雨坟土崩塌。弟子修好坟墓，告知孔子。孔子流着泪说：‘我听说古时候不修整坟墓。’内心并不赞同弟子的做法。
延陵季子出使齐国，返程途中，儿子死去，安葬在嬴、博两地之间。墓穴深度不到泉水，用四季平常的衣物入殓，堆起坟堆填平墓坑，坟的高度刚好可以让人遮掩手肘。季子哭着说：‘骨肉回归泥土，这是天命；魂魄精气，无处不能去往。’嬴、博距离吴国有一千多里，季子不运回吴国安葬。孔子前去观看，说：‘延陵季子的做法合乎礼法。’
所以孔子身为孝子，延陵季子身为慈父，舜、禹是忠臣，周公是恪守悌道的弟弟，他们安葬君主、亲人骨肉，全都十分简朴。并不是刻意节俭，实在是合乎事理。
宋国桓司马制作石头外椁，孔子说：‘不如早点腐朽。’秦国丞相吕不韦汇集有才智的人编撰《吕氏春秋》，也论述薄葬的道理，全都通晓世事。
等到吴王阖闾违背礼法厚葬，十多年之后，就被越国人发掘。还有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庄襄王五位君王，全都大修坟丘，大量埋藏珍宝，坟墓全都被发掘，尸骨暴露，实在令人悲痛。
秦始皇安葬在骊山山弯之处，向下穿透三重泉水，向上堆起高大坟冢，高度五十多丈，周长五里有余。用石头做椁，修建地下游观宫室；用人鱼膏做灯烛；用水银模拟江海；用黄金制作凫雁；珍宝藏纳无数，机关巧变，棺椁华丽，地下宫馆盛大，数都数不完。又大量杀害宫人，活埋工匠，数以万计。天下百姓苦于徭役，纷纷反叛。骊山陵墓工程还没有完工，周章的百万大军已经来到骊山脚下。
项羽焚烧地宫建筑，后来前往墓地的人都来发掘财宝。之后有牧童丢失羊群，羊钻进墓穴，牧童举火把找羊，失火烧毁棺椁。从古到今，丧葬的盛大，没有比得上秦始皇的。短短数年之内，在外遭受项羽破坏，在内遭遇牧童火灾，难道不令人哀痛！
所以德行越厚重，丧葬越简朴；智慧越高深，墓葬越微薄。没有德行缺少见识的人，丧葬越是奢华，坟丘越高，庙寝越华丽，被发掘也一定越快。由此看来，明暗祸福，丧葬带来的吉凶，看得清清楚楚。
周朝德行衰微之后，风气奢侈。周宣王贤明，中兴周室，改建缩小宫室宗庙，诗人赞美他，就是《诗经·斯干》那篇。上一章讲宫室合乎制度，下一章讲子孙众多。
到鲁庄公，雕饰宗庙，大肆修筑台榭园囿，后代两次断绝君位，《春秋》加以讥刺。周宣王那样节俭而昌盛，鲁国、秦朝那样奢侈而灭亡，这就是奢侈和节俭的得失。
陛下即位，亲自奉行节俭，最初修建初陵，规制狭小，天下没有不称赞陛下贤明。等到改迁昌陵，把低洼之处堆成高地，积土成山，挖掘百姓坟墓数以万计，修建城邑住宅，工期紧迫，耗费钱财一百多万万。死去的人地下含恨，活着的人愁苦于世上，怨气扰动阴阳，随之发生饥荒，百姓死去流离失散，数以十万计，臣十分痛心。
如果死者有知觉，挖掘别人坟墓，害处很多；如果死者没有知觉，又何必把坟墓修得宏大。就算询问贤智之人，他们不会喜悦；拿来向普通百姓展示，百姓只会受苦。如果只是取悦愚昧奢靡的人，又有什么意义！
陛下仁慈敦厚，聪慧通达，冠绝当世，应当弘扬汉朝的德行，光大刘氏的美名，追踵五帝三王。反而和暴虐的秦朝昏乱君主攀比奢侈，比赛坟冢的高大，取悦愚昧人的眼睛，追求一时的壮观，违背贤智者的心意，丢掉万代的安稳，臣私下替陛下感到羞耻。
希望陛下向上观看黄帝、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的制度；向下参考秦穆公、延陵季子、樗里子、张释之的想法。孝文皇帝不起高坟，实行薄葬，凭借节俭安奉神灵，可以作为榜样；秦昭襄王、秦始皇增高坟山，厚埋财宝，因为奢侈招来祸害，足以作为警戒。初陵的规划，应当听从公卿大臣的建议，停止昌陵的工程，安定万民。”
奏疏递上，皇上深深被刘向的话触动，却不能采纳他的建议。
刘向看到世俗越来越奢侈放纵，赵皇后、卫婕妤出身微贱，却逾越礼制。刘向认为君王教化由内向外，从身边近人开始。于是采集《诗经》《尚书》记载的贤良后妃贞节妇女，能够振兴家国可以效法的事例，以及宠姬庶妾导致祸乱亡国的事例，编排次序写成《列女传》，一共八篇，用来劝诫天子。又采集传记旧事，撰写《新序》《说苑》一共五十篇，进献朝廷。多次上疏谈论政事得失，陈述法度鉴戒，上书几十次，帮助皇上阅览参考，弥补朝政疏漏。皇上不能够全部采用，但是内心赞许他的言论，常常为之感慨叹息。
当时皇上没有子嗣，朝政由王氏把持，灾异格外繁多。刘向一向看重陈汤的智谋，和他交好。刘向独自对陈汤说：“灾异如此频发，外戚势力一天天强盛，照这个趋势，一定会危害刘氏。我有幸身为皇室远亲，几代蒙受汉朝厚恩，身为宗室老臣，侍奉过三位君主。先帝旧臣的身份，每次进见都得到优待礼遇。我如果不说，还有谁应当进言！”
刘向于是呈上密封奏书极力劝谏：
“臣听说君主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定的，却常常遭遇危亡；没有不想长久存续的，却常常走向灭亡，原因就在于没有驾驭臣子的方法。大臣手握权柄，把持国政，没有不造成祸害的。
从前晋国有六卿，齐国有田氏、崔氏，卫国有孙氏、宁氏，鲁国有季孙氏，常常掌管国事，世代把持朝廷权柄。最后田氏夺取齐国，六卿瓜分晋国；崔杼弑杀齐国君主光；孙林父、宁殖驱逐卫国君主衎，弑杀卫国君主剽；季氏使用天子八佾的乐舞，三家大夫祭祀完毕唱《雍》诗撤去祭品，全都专断国政，最终驱逐鲁昭公。
周朝大夫尹氏把持朝政，搅乱王室，子朝、子猛交替立为王，连年动乱才安定。所以《春秋经》写‘王室大乱’，又写‘尹氏杀害王子克’，极度谴责他。《春秋》记录成败，记载祸福，这类事例非常多，全都是阴气强盛阳气微弱，臣子丧失为臣本分所造成的。
所以《尚书》说：‘臣子如果作威作福，就会祸害你的家族，凶险你的邦国。’孔子说：‘爵禄政令离开公室，权力落到大夫手中，这就是危亡的征兆。’
秦昭王的舅舅穰侯，还有泾阳君、叶阳君专擅国政，假借太后的威势。三个人权势比秦昭王还重，家产比秦国国库还富足，国家十分危险。幸亏秦昭王醒悟，听从范雎的建议，秦国才得以保全。秦二世委任赵高，赵高独揽大权，蒙蔽大臣，最终发生阎乐在望夷宫弑杀二世的灾祸，秦国就此灭亡。近代的教训不远，这就是汉朝取代秦朝的缘由。
汉朝建立，吕氏家族不守臣道，擅自尊封为王。吕产、吕禄依仗太后的宠信，身居将相高位，统领南北军，坐拥梁王、赵王的尊贵，骄横贪婪，想要颠覆刘氏江山。仰仗忠诚正直的大臣绛侯、朱虚侯等人竭尽忠诚气节，诛灭吕氏，刘氏才重新安定。
如今王氏一族，乘坐彩绘华贵大车的有二十三人，高官权贵挤满宫廷，像鱼鳞一样排布在皇帝左右。大将军把持政务，五侯骄横奢侈，超越本分，一同作威作福，独断专行。私下做污秽不法的事，表面假托为公。依仗太后居住的东宫的尊威，借着外甥和舅父的亲戚关系，作威作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全都出自王氏门下，把持朝廷关键职位，结成朋党互相勾结。被他们称赞的人就得到提拔，触犯怨恨他们的人就遭到伤害。游说的人为他们鼓吹，掌权的人为他们说话。排挤宗室，削弱皇室公族，宗室当中有才干智谋的人，更是遭到诋毁，得不到任用。刻意隔绝宗室，不让他们在朝廷省内任职，害怕宗室和自己分割权力。屡次拿燕王、盖主谋反旧事来使皇上猜忌宗室，却避讳不提吕氏、霍氏家族越权被诛的往事。
内部已经有管叔、蔡叔谋反的苗头，对外却假借周公辅佐成王的名义。兄弟身居要职，宗族盘根错节。从上古直到秦汉，外戚越分显贵，没有比得上王氏的。就算周朝的皇甫、秦国穰侯、汉朝武安侯、吕氏、霍氏、上官氏之流，都比不上他们。
事物兴盛到极点，一定会先出现非同寻常的变故，作为人事变化的征兆。孝昭帝的时候，泰山有冠石自己竖立起来，上林苑倒地的柳树重新抽芽生长，之后孝宣帝即位。
如今王氏祖先在济南的坟墓，梓木柱子长出枝叶，繁茂伸出屋顶，树根插进地里。就算泰山自立的冠石、上林复生的柳树，也比不上这个征兆分明。
事理上不能两方同时强大，王氏和刘氏也不能并存。如果王氏拥有泰山一般的安稳，那么刘氏皇室就有垒起鸡蛋那样的危险。陛下身为刘氏子孙，守护宗庙，却让国家天命转移到外戚手里，自己降到卑贱仆隶的地位。就算不为自身考虑，又拿宗庙怎么办？
妇人亲近夫家，疏远自己的娘家。现在的情况，这也不是皇太后的福气。孝宣皇帝不给舅舅平昌侯、乐昌侯大权，所以保全他们。
明智的人，在无形之中造就福运，在祸患还没萌生的时候消除灾难。应当颁布明确诏书，宣扬美善诏令，提拔亲近宗室，信任重用他们；贬斥疏远外戚，不把政务交给他们，全部罢免，让他们回到府第。效法先帝的所作所为，厚待安抚外戚，保全他们的宗族。这实在是皇太后的本心，也是外戚的福分。王氏可以永久存续，保住爵位俸禄；刘氏皇室长治久安，不丢掉社稷。褒扬和睦内外亲族，子子孙孙永享太平的大计。
如果不实行这个办法，田氏篡齐的事情就会重现今日，晋国六卿擅权的祸乱一定会在汉朝兴起，留给后代忧患，清清楚楚十分明白，不能不深深谋划，不能不早早考虑。
《易经》说：‘君主行事不缜密，就会失掉臣子；臣子行事不缜密，就会丢掉性命；关键大事不缜密，就会败坏成事。’希望陛下深深思考，审慎对待机要密事，借鉴往事的教训，折中公允，取信天下，身处万分安稳的局面，守护宗庙，长久侍奉皇太后。天下就万分幸运。”
奏书呈上，天子召见刘向，为他的心意叹息悲伤，对刘向说：“你暂且回去休息，我会思考这件事。”任命刘向做中垒校尉。
刘向为人平易质朴，没有威严的仪表，清廉淡泊喜好道义，不和世俗权贵交往，专心钻研经术。白天诵读典籍，夜里观测星象，有时通宵不睡。
元延年间，彗星出现在东井星宿，蜀郡岷山崩塌，堵塞长江。刘向厌恶这个灾异，相关记载写在《五行志》。心中忧闷不能自已，再次上奏疏，疏文说：
“臣听说帝舜告诫大禹，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周公告诫周成王，不要像商纣王那样暴虐。《诗经》说‘殷商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说的就是商汤拿夏桀作为警诫。圣明的帝王，常常拿败亡动乱警戒自己，不避讳王朝兴废，所以臣斗胆尽数陈述愚见，希望陛下留意体察。
查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次，襄公时代尤其频繁，大致每三年五个多月就出现一次日食。汉朝建立直到孝景帝，日食也很频繁，大致每三个月就一次日食。臣从前多次上书说会发生日食，如今连续三年接连出现日食。
自建始以来，二十年之间八次日食，大致每两年六个月发生一次，古往今来十分少见。灾异有大小、稀少繁多之分，占卜对应政事有缓急，圣人依靠它决断疑惑。《易经》说：‘观测天象，来体察时局的变化。’
从前孔子回答鲁哀公，一并讲夏桀、商纣暴虐天下，历法错乱，摄提星方位失准，孟春正月失去纪序，这些都是改朝换代的征兆。
秦末到秦二世的时候，日月薄蚀，山陵崩塌，辰星出现在四季首月，太白金星横贯天空运行，没有云彩却响起雷声，枉矢流星、夜光异象出现，荧惑火星冲犯月亮，火灾焚烧宫室，野鸟飞到朝堂，国都城门向内崩塌，巨人出现在临洮，陨石落在东郡，彗星扫过大角星，大角星就此隐没不见。
考察孔子的言论，看暴秦的灾异，天命确实令人敬畏。等到项籍败亡，也有彗星扫过大角星。汉军攻入秦国，五星汇聚东井，这是得到天下的吉兆。
孝惠帝时代，出现血雨、日月相冲日食、星辰异象。孝昭帝时代，泰山倒地的石头自行立起，上林苑枯柳复生，大星像月亮向西运行，众多星星跟随，这是特异灾异，是孝宣帝兴起的征兆。天狗流星向西，连续二十多天阴天不下雨，这是昌邑王不得善终的征兆。全都记载在汉朝史书当中。
观察秦、汉的改朝换代，看孝惠、孝昭没有后嗣，审视昌邑王的短命，看孝宣帝的兴起，上天的取舍，难道不是明明白白！
殷高宗、周成王，也出现野鸡鸣叫、大树拔起的灾变，能够反思灾异的缘由，所以殷高宗获得百年福运，周成王得到狂风回转的福报。神明的感应，如同影子回响，世人全都听说。
臣有幸身为皇室远亲，实在看见陛下宽厚圣明，期盼消除巨大灾异，造就殷高宗、周成王那样的功业，尊崇刘氏。所以满怀诚恳，屡次冒着死罪进言。
如今日食尤其频繁，彗星扫过东井，星光波及紫宫，有见识的老臣没有不震动的，这是重大的灾变。事情不能一一记录，所以《易经》说：‘文字写不尽言语，言语说不尽心意。’因此设立卦象爻辞，再加以解说义理。《尚书》说：‘派人带着图籍前来。’天文很难口头讲清楚，臣就算献上画图，还需要当面解说，才能够明白。希望赐给清闲召见的机会，对着图画陈述详情。”
皇上就召见刘向入宫，但终究不能采纳他的意见。
刘向每次被召见，屡次说：“宗室，是国家的枝叶；枝叶凋零，树干树根就没有遮蔽依靠。如今同姓宗室疏远，外戚把持大权，政令爵禄离开皇室，权力落在外家手里，这不是强固刘氏宗族、削弱私门、守护社稷、安定后代的办法。”
刘向自知得到皇上一定信任，所以常常公开替宗室申诉，讥刺王氏以及在位大臣，言辞大多痛切，发自赤诚。皇上好几次想要任用刘向做九卿，总是被王氏掌权大臣以及丞相、御史压制，所以刘向始终没有升迁。在大夫官位上前后三十多年，七十二岁去世。
刘向去世之后十三年，王氏篡夺汉朝天下。
刘向三个儿子都好学。长子刘伋，讲授《易经》，官做到郡守；次子刘赐，做九卿的属丞，早早去世；小儿子刘歆最为知名。
刘歆，字子骏。年少就通晓《诗经》《尚书》，擅长写文章。成帝召见他，在宦者署待诏，担任黄门郎。河平年间，接受诏令，和父亲刘向一同主持校勘宫中藏书，讲习六经传记，诸子、诗赋、术数方技，没有不深入研究的。
刘向死后，刘歆又担任中垒校尉。哀帝刚即位，大司马王莽举荐刘歆，说他身为宗室富有才干，提拔为侍中、太中大夫，升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得到宠幸。再次主管五经，完成父亲没有做完的事业。刘歆汇总六艺各类典籍，区分门类，写成《七略》，相关记载写在《艺文志》。
刘向、刘歆最初都研习《易经》。宣帝的时候，下诏让刘向学习《谷梁春秋》，十多年，精通熟习这部经书。等到刘歆校勘秘府藏书，见到古文《春秋左氏传》，十分喜爱。当时丞相史尹咸因为研习《左传》，和刘歆一同校勘经传。刘歆大致向尹咸以及丞相翟方进学习，质询书中要义。
最初，《左传》有很多古字古言，前代学者只传授字词训诂释义。等到刘歆研究《左传》，引用传文解释经文，互相阐发发明，从此《左传》的章句义理变得完备。
刘歆性格沉静有谋略。父子二人都喜好古学，见闻广博，记忆力超群，超过常人。刘歆认为左丘明的好恶和孔子相同，亲眼见到孔子；而《公羊》《谷梁》写成于孔子七十弟子之后。听闻转述和亲眼所见，详略程度不一样。
刘歆好几次拿《左传》的义理诘难刘向，刘向不能驳斥否定，却仍然坚持自己信奉的《谷梁》学说。
等到刘歆得到哀帝亲近，想要把《左氏春秋》以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全都设立官学。哀帝让刘歆和五经博士讨论这些典籍的义理，众博士有的不肯应答辩论。
刘歆于是写信责备太常博士，信中说：
“从前唐尧、虞舜衰落之后，夏商周三代交替兴起，圣明帝王接连相承，治国大道十分显著。周王室衰微之后，礼乐制度崩坏，大道难以保全。所以孔子忧虑王道不能推行，周游列国求仕。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校正音乐，《雅》《颂》各归位次。修订《易经》，编排《尚书》，创作《春秋》，来记录帝王的治道。
等到孔子去世，精微的言论断绝；七十弟子离世之后，经典大义乖谬。又遭遇战国乱世，抛弃礼乐礼器，讲求行军打仗，孔子的大道被压抑，孙武、吴起的兵法盛行。衰败到暴秦时代，焚烧经书，杀害儒生，设立禁止私藏书籍的法令，惩治推崇古制的人，先王的学问就此断绝。
汉朝兴起，距离圣明帝王已经久远，孔子的学问又断绝，法度没有可以承袭的依据。当时只有一部《易经》用于占卜，没有其他典籍。到孝惠帝时期，废除藏书禁令，但是公卿大臣像绛侯、灌婴都是武人，没有人留意典籍。
到孝文皇帝，才派遣掌故晁错，向伏生学习《尚书》。《尚书》最初出自墙壁之中，竹简朽坏残缺，如今原书还在，当时的师傅只是口头诵读传授。《诗经》才开始萌芽。天下的书籍渐渐出现，全都是诸子传述，也广泛设立博士官。汉朝的儒者当中，只有贾谊罢了。
到孝武皇帝，邹、鲁、梁、赵一带，才有研习《诗》《礼》《春秋》的前代经师，全都兴起在建元年间。那时候，一个人不能够通晓整部经书，有的研习《雅》，有的研习《颂》，互相拼合才完整。《泰誓》是后来得到的，博士们汇集研读。所以武帝诏书说：‘礼乐崩坏，典籍残缺，朕十分痛惜。’
当时汉朝建立七八十年，距离完整的经书已经很远。等到鲁恭王拆毁孔子旧宅，想要修建宫室，从墙壁夹层得到古文经书：《逸礼》三十九篇，《尚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把这些书进献朝廷，遇上巫蛊之祸，事态仓促，没有来得及推行。还有《春秋左氏传》，左丘明所撰写，都是古文旧本，多的有二十多篇，收藏在皇家秘府，搁置没有发掘。
孝成皇帝痛惜典籍残缺，渐渐偏离本来面貌，于是打开秘府藏书，校勘旧有文献，得到这三部典籍，拿它们来比对官学所传本子，经书有的竹简脱落，有的编次错乱。探访民间，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遗留的学说，和秘府古文相合，却被压制不能施行。这就是有识之士痛惜感慨，士大夫为之叹息的事情。
从前治学的人，不去思考典籍散佚的缺憾，苟且安于浅薄残缺，拆分文字，分析字句，繁琐细碎地解说，读书人耗尽年岁，也不能精通一门技艺。相信口耳传说，背弃典籍传记，推崇后世经师，否定古代旧说。等到国家要举行大事，比如设立辟雍、封禅、巡狩的典礼，就懵懵懂懂不知道源流。
还想要抱守残缺，怀着害怕被戳破的私心，没有从善服理的公心。有的心怀嫉妒，不考察事实，随声附和，是非盲从，压制这三部学问，认为《尚书》篇目不全，说《左传》不是解释《春秋》的，难道不令人悲哀！
如今圣上德行通达神明，继承大业，也痛惜学术错乱，学者这样固陋。虽然明晓实情，仍旧谦让，愿意和士大夫一同探讨。所以下达明确诏令，试验讨论《左传》可不可以立为官学，派遣近臣传达旨意，打算扶持微弱的学问，和诸位君子同心协力，希望复兴被废弃的典籍。
现在却不是这样，坚决闭门抗拒，不肯尝试，只因不曾诵读，就要断绝这门学问。想要堵死其他治学路径，灭绝微弱的古学。可以和普通人共享成功，很难和他们谋划开创，这是普通百姓的心态，不是对士君子的期待。
况且这几家典籍，都是先帝亲自论及，当今皇上审阅考察。古文旧书全都有证据，内外互相印证，哪里是凭空捏造！礼义失传，就要到民间去寻访，古文难道不比民间传闻更好吗？
从前博士，《尚书》有欧阳氏，《春秋》有公羊氏，《易经》有施氏、孟氏。孝宣皇帝还增设《谷梁春秋》、梁丘氏《易经》、大夏侯、小夏侯《尚书》。义理虽然彼此相反，还是一并设立。为什么？宁可设立的时候有失误，也不要因为失误就废弃。
川公网安备5113210200034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