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新制沿革
新式学校制度的沿革，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同治初年到光绪辛丑年之前，是没有系统学制的时期；辛丑年之后到宣统末年，是建立系统学制的时期。
自从五口通商、英法联军攻入京城，朝廷受外交失败的刺激，明白不兴办新式学校就不能强国。之前办理外交，大多依靠不懂大局、一心牟利的翻译，常常因为细小矛盾酿成重大祸端，这时才认识到旧翻译不可依靠。又被列强坚船利炮震撼，急需培养翻译人才，以及制造舰船器械、陆海军队的人才。所以这一时期最先设立的学校：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建船政学堂，还有南北洋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等。
京师同文馆，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设立于同治元年。一开始只教授各国语言文字。同治六年，提议在同文馆增设算学馆。当时京城官员不了解时务，非议诽谤很多。总理衙门的原奏驳斥各种议论，言辞恳切：“西方人制造器械的方法，全部来源于数学。中国想要研究制造轮船、机器，如果不依靠西方学者做先导，闭门造车，没有实际用处。封疆大吏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深知这个道理，坚持兴办算学馆，奏章之中说得十分详尽。况且西方的科学技术，康熙皇帝十分欣赏，当时就任用西洋人在天文台任职，制定历法，这是本朝旧有掌故，不应当数典忘祖。把学习西方当作耻辱，这个说法尤其荒谬。中国因循守旧，不求振作，这才是最大的耻辱。不以实力不如别人为耻，反倒以学习别人长处为耻，安于落后而不肯学习，难道就能洗刷耻辱吗？办学讲求实用，处理事务要顺应时代；外界非议虽多，应当权衡决断。原本计划招收满汉举人，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以及这些出身的正途人员；还打算扩大招生，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以及五品以下进士出身的京城和地方官员，年龄三十岁以内，都可以报考。学习三年考高等的，优先提拔，以示鼓励。”皇帝下诏批准这个提议。
上海广方言馆，设立于同治二年。江苏巡抚李鸿章上奏：“京师同文馆是很好的制度。但是洋人聚集最多的，是上海、广州两处口岸。打算仿照同文馆，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挑选附近郡县十四岁以下，天资聪慧、品行端正的文童，聘请西洋人教习，同时聘请国内品学兼优的举人、贡生，教授经史文章。学成之后，由本省总督巡抚考核，算作该县附学生。候补佐杂小官，如果年轻聪慧，也准许入馆学习，学成酌情提拔。三五年之后，就会有一批读书明理、精通外语的人才。通商衙门、督抚衙门、海关监督，需要翻译办理洋务，就从馆内挑选任用。关税、军需核算可以更加真实可靠，无赖的旧式翻译也会有所收敛。还可以阅读还没有翻译的西方书籍，钻研学问，轮船火器等技术，逐步通晓，对自强事业大有帮助。”皇帝下谕广州将军参照上海模式办理。
福建船政局，同治五年左宗棠在福建任职时奏请设立，同时开办附属学堂，分为前学堂、后学堂。前学堂学习法文，学习造船技术；后学堂学习英文，学习驾驶技术。课程除造船、驾驶专业内容之外，同时学习策论，诵读《圣谕广训》《孝经》，讲明伦理道义。
船政第一任主管是沈葆桢，规划宏大，格外重视学堂。同治十二年，上奏船政善后事宜：“请选派前、后学堂学生分别前往英国、法国，学习制造、驾驶技术，以及技术革新、练兵制胜的道理。学生当中天资出众，可以学习矿学、化学、外交国际法的，也可以就地学习。”不久沈葆桢调任南洋大臣。光绪二年，奏请派遣中方、外方监督，订立章程。船政学堂培养的人才，是中国近代海军人才的开端。学堂设在马尾，所以晚清海军将领当中福建人最多。
天津水师学堂，光绪八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设立。第二年招收学生入学，分驾驶、管轮两个专业。授课使用英文，同时学习操练、读经、国文。成绩优秀的选派出国深造。后来很多海军将帅出自这所学堂。
李鸿章又在光绪十一年奏设天津武备学堂，制度大体模仿西方陆军学堂。挑选军队当中健壮聪明、粗通文墨的基层军官入学；文官愿意学习军事的，也一并录取。课程一方面研究西方新式军事，后膛枪炮、土木堡垒、布阵攻防战术；另一方面到军营实地演习枪炮、修筑堡垒。学生是军中选拔的武官，虽然聘请德国教员，不能直接听讲，必须依靠翻译转述授课，和水师学堂重视外语不一样。最初制度，学习一年考试合格，回原来军营，由长官量才任用；之后延长学制，招收良家少年子弟入学。庚子事变的时候，学堂正处在战区，校舍全部被毁。
除此之外，广东水陆师学堂，是两广总督张之洞光绪十三年奏请设立。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光绪二十一年又设立湖北武备学堂。办学、课程，水师分管轮、驾驶；陆军分骑兵、步兵、枪炮、营造等科目，大体参照北洋的模式。等到近代海军、新军建立，南洋和各省大量增设这类学堂，不再一一叙述。
湖北自强学堂，也是张之洞创办。最初分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只有方言斋住校读书，其余三门按月考试。后来算学交给两湖书院授课，格致、商务停止开课，学堂专门教授外语，作为学习西学的阶梯。外语分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四门，性质类似同文馆。
光绪丙申、丁酉年间，各省新式学堂没能普遍设立，朝中地方大臣纷纷请求改造整顿旧书院。皇帝下诏命令裁改书院，礼部批准章程，书院也要教授天文算学、格致等西学。陕西等地创办格致实学书院，弥补新式学堂的不足。
大体这一时期办学宗旨，完全讲求实用。办学动因来自对外危机，所以外国语、海陆军事教育是这一阶段教育的重点，没有完整统一的学制。只有南洋公学虽然也是实用导向，但是学制分为三等，已经具备普通学校、预备教育的思想。
早在光绪二十一年，津海关道盛宣怀在天津创办头等、二等学堂。头等学堂学制四年，读完第一年，如果想要专攻一门，可以根据学生资质确定。共五个专业：工程、电学、矿务、机器、律例。二等学堂学制四年，逐级升班，读完升入头等学堂。设想二等学堂相当于外国小学，头等学堂相当于外国大学。因为刚刚创办，采取变通速成的办法；教员人才不足，学生也很难精挑细选，成效有限。
光绪二十三年，盛宣怀又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参考天津学堂制度加以调整，经费来自招商局、电报局捐助，上奏朝廷批准，所以叫公学。分为四院：师范院、外院、中院、上院。外院就是附属小学，供师范生实习教学。中院、上院相当于二等、头等学堂，对应中学堂、高等学堂。课程分为中文、英文两大块，重点学习法政、经济。上院优秀毕业生，保送出国留学，进入外国大学。考虑国内一下子建不成大学，把南洋公学当作预备学校，把国外大学当作最高学府。后世评论，中国有系统的近代教育组织，就从这里开端。后来公学划归邮传部管辖，改名高等实业学堂，课程已经不再符合创办之初的本意。这就是第一阶段无系统新式教育的概况。
甲午战败，军队溃败，国家蒙受屈辱，列强纷纷抢夺利权，国势岌岌可危。朝野读书人醒悟，之前变法没有抓住根本。侍郎李端棻、主事康有为等人，纷纷上奏建议广设学堂。光绪二十四年，光绪皇帝下谕：“近来多次下诏书，开设特科，改革武科制度，设立大小学堂。但是社会风气还没有完全打开，大家意见分歧。国家大政方向不能确定，政令就无法推行。特此向朝野宣告：从王公贵族到普通百姓，都要发奋努力，以圣贤义理学问作为根本，切实学习对时务有用的西学，来挽救空洞迂腐的弊病。京师大学堂作为全国表率，应当率先开办。翰林院编修、检讨，各部院官员，宫廷侍卫，候补候选道员，府州县各级官员，高官子弟，八旗世袭官员，各省武官后代，都准许入学读书，希望人才辈出，共渡时局难关。”交给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亲王大臣妥善商议上报。
不久商议筹办京师大学堂，拟定章程，要点有四条：第一，充足筹措经费；第二，大规模修建校舍；第三，慎重选任管学大臣；第四，聘请总教习。皇帝批准方案，任命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经费由户部筹措。
五月，又下谕各省总督巡抚，把各省府厅州县大小书院，全部改成兼学中学西学的新式学校。等级划分：省会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城书院改为中学堂，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下发京师大学堂章程，让各省仿照办理。书院原有经费全部拨作学堂经费。士绅百姓捐钱建学堂，或者广泛募捐，可以上奏请求朝廷嘉奖；个人捐巨款办学，给予破格赏赐。民间不在官方祀典的祠堂庙宇，一律改成学堂，节约经费，兴办教育。
当时管学大臣的职权，不只是管理京师大学堂，还要节制全国各省学堂，相当于大学校长兼任全国教育主管。
朝廷又认为同文馆、北洋学堂多用外国人做总教习，中学容易被忽视；而且外语不止一国，学科门类繁多，不是一个外国人可以全部胜任。必须挑选贯通中西、见识宏大的中国学者担任总教习，可以破格任用，拥有选聘分教习的权力。管学大臣一般由大学士、尚书担任；总教习不拘泥原有品级，可以提拔新进人才。
学生分为两班：已经完成普通教育的是头班；正在学习普通课程的是二班，沿袭南洋公学的做法。课程分为普通学、专门学。普通学科学生必须全部学习；专门学每人选修一到两门。
普通学科目：经学、理学、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学、语言文字学。
专门学科目：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含法律）、高等地理学（含测绘）、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含医学）。
考核学生用积分制度，每月按照等级发放津贴。上海设立编译局，除外国语言课程之外，全部使用编译课本。筹办京师大学堂的章程要点大致如上。
没过多久八月戊戌政变，守旧派掌控朝政，最终酿成庚子国难。光绪二十七年，朝廷重新讨论兴办学校。最早倡议的是山东巡抚袁世凯。袁世凯上奏山东省开办大学堂的章程，皇帝下令各省仿照办理，命令政务处会同礼部拟定学堂奖励出身的章程。
政务处上奏：“欧美日本各国学堂，都是小学、中学、大学依次升学，毕业之后才授予功名。我们打算照这个模式办理。小学毕业考试合格升入中学堂；中学毕业考试合格升入大学堂；大学毕业考试合格，发给毕业凭证。总督、巡抚、学政严密监考，成绩优秀分等级，报送京师大学堂复试，授予举人、贡生。贡生可以等下一科参加考试，也可以自愿参加乡试。举人积累一定人数，京师大学堂严格考试，分出等级报送礼部；朝廷派遣大臣考试，皇帝钦定，授予进士，参加殿试，酌情提拔，授予官阶。袁世凯的办法，考虑全省学堂一时不能全部建成，先在省城办学堂，分备斋、正斋，暗含小学、中学的规制。既然已经下令各省仿照，就参照未来学堂选举章程来鼓励。”皇帝批准。
这份方案把科举功名和新式学堂结合在一起，叫《学堂选举鼓励章程》，大多省份还没来得及实行就搁置。
辛丑年两宫回銮，国家遭受巨大创伤，力求改革。十二月皇帝下谕：“兴办教育培育人才，是当今最紧要的事务。京城作为全国表率，更要着力培养人才，树立榜样。之前开办的京师大学堂，要切实办好。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办理，务必端正学风，培养通达时务的人才。裁定学堂章程，上奏朝廷。”随即下令把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不再隶属于外务部。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张百熙上奏筹办大学堂的设想：“各国学制，孩童蒙学读完进小学，三年毕业升中学，再三年升高等学堂，再三年升大学。对照中国，小学就是县学堂，中学就是府学堂，高等学堂就是省学堂。现在国内还没有可以直接进入大学正科的学生，变通办法，暂时不开设专门学科，先办高等学堂，作为大学预科。分政科、艺科。经史、政治、法律、通商、理财归政科；声、光、电、化、农、工、医、算归艺科。
国内办得有成效的学堂，湖北自强学堂、上海南洋公学最好；另外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东时敏学堂、浙江求是学堂，办学多年，已经有合格学生。再由各省总督、巡抚、学政选拔府州县优秀生员，送到京城，复试合格入学。三年毕业，及格升入大学正科；不及格的留级或者退学。大学预科和各省高等学堂毕业程度相当，管学大臣考核合格，请皇帝赏赐举人；大学正科毕业考核合格，请皇帝赏赐进士。
国家急需人才，想要快速见效，不浪费人才，可以设立速成教员。预科之外增设速成科，分仕学馆、师范馆。京城五品以下八品以上官员，地方道员以下教职以上官员，可以报考仕学馆；举人、贡生、生员、监生，可以报考师范馆。仕学馆三年毕业，择优保举奖励；师范馆三年毕业，优异的引见皇帝。生员准作贡生，贡生准作举人，举人准作进士，分别颁发小学、中学教员文凭。预科学生，需要年纪合适、学识较好，再加以打磨，培养真正合格人才；速成科招收阅历较多、立志奋进的人，追求快速培养人才。
扩建校舍、设立翻译局、广购图书仪器，根本在于充足经费。经费分两项：华俄道胜银行存款利息，全部拨给大学堂；另外命令各省协助经费，大省每年二万两，中省一万两，小省五千两，常年解送到京城。”皇帝批准。
七月，张百熙拟定学堂章程上奏：“古往今来中外学术不一样，但是学以致用的目标是一样的。欧美日本现行制度，很多和中国古代优良法度相合。《礼记》记载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对比外国制度，国学就是大学，家塾、党庠、州序就是蒙学、小学、中学，等级分明。周代以前，选拔人才和学校合二为一；汉代以后偏重选举；隋朝设立进士科之后，读书人全部耗费精力在诗赋策论，学校只剩下空名。今天振兴教育，首要任务是真正恢复古代学校的本意。中外政教风俗本源虽有差别，但是制度条理不能混乱，不必完全照搬旧形式，但是要吸收长处。我上溯古代制度，参考各国，拟定京师大学堂，以及各省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蒙学堂章程，请皇帝审定颁布全国，切实兴办。有名无实的学堂，庸碌不合格的教习，全部严格整顿。”皇帝下令各省督抚切实推行。这就是《钦定学堂章程》，中国教育从此有完整系统。
京师大学堂分为大学院、大学专门分科、大学预科。附属仕学馆、师范馆。大学院专门从事研究，不开设课堂讲授，不设课程。专门分科共七科：政治科、文学科、格致科、农业科、工艺科、商务科、医术科。
政治科下设：政治学、法律学。 文学科下设：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 格致科下设：天文学、地质学、高等算学、化学、物理学、动植物学。 农业科下设：农艺学、农业化学、林学、兽医学。 工艺科下设：土木工学、机器学、造船学、兵器制造学、电气学、建筑学、应用化学、采矿冶金学。 商务科下设：簿记学、产业制造学、商业语言学、商法学、商业史学、商业地理学。 医术科下设：医学、药学。
预科分为政科、艺科。 政科课程：伦理、经学、诸子、词章、算学、中外历史、中外地理、外国文、物理、名学、法学、理财、体操。 艺科课程：伦理、中外历史、外国文、算学、物理、化学、动植物、地质矿产、图画、体操。为了便于将来进入不同分科，可以增减科目，各科学习三年毕业。
仕学馆课程：算学、博物、物理、外国文、舆地、史学、掌故、理财、交涉、法律、政治。 师范馆课程：伦理、经学、教育学、习字、作文、算学、中外史、中外舆地、博物、物理、化学、外国文、图画、体操。
各省高等学堂，是中学毕业生升学去处，也是进入分科大学的预备学堂，分政、艺两科，课程和大学预科大体相同。学生三年毕业。除高等学堂之外，可以附设农、工、商、医各类高等实业学堂，同样招收中学堂的毕业生入学。授课采用专科教员制度，一名教员专门负责一门课程。
中学堂，是高等小学堂毕业生的升学去处，也是升入高等学堂的预备阶段。开设课程：修身、读经、算学、词章、中外历史、中外地理、外国语、图画、博物、物理、化学、体操。学制四年毕业。中学堂之外，可以设立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招收高等小学毕业、不愿意学习普通学业的学生入学。还可以附设师范学堂，课程参照中学堂，只是酌情减少外国语科目，增加教育学、教授法。可以把两到三个班级合并，由两三名教员分别负责若干科目，分头授课。
小学堂分为高等、初等两个等级。儿童从六岁开始，接受蒙学教育四年；十岁进入初等小学，学习三年。这七年划定为义务教育。十三岁进入高等小学，学习三年毕业。可以附设简易农、工、商实业学堂，招收初等小学堂的毕业生入学。
初等小学课程：修身、读经、作文、习字、史学、地理、算术、体操。 高等小学的课程，增加读古文辞、理科、图画，其余科目和初等小学相同。教学采用级任制，除正教习之外，可以设置副教习。
蒙学堂属于义务教育，府、厅、州、县、城、镇、乡、集市都应当设立。所有义塾或是家塾，都要依照蒙学的课程，核查整改办学。课程和初等小学大体一致，只是把作文换成识字写字课程。蒙学设立的宗旨，是改良旧式私塾，所以章程条文，十分注重教学方法的改进，对于儿童的身心体察，反复加以强调。
至于学生毕业之后的出身奖励制度：小学毕业，奖赏附生功名；中学毕业，奖赏贡生功名；高等学堂毕业，奖赏举人的功名；大学分科毕业，奖赏进士功名。各省师范学堂的毕业生，参照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成例给予奖赏。这就是当时制度的大致情况。
《钦定学堂章程》虽然还不够完备，但已经形成了系统的教育组织。章程颁布还不到两年，很快就遭到废止。
早先，张百熙招揽国内知名学者，担任京师大学堂的各项职务，任命吴汝纶为总教习，赴日本考察参观各类学校。恰逢留日学生接连掀起学潮，流言四起，朝堂党争日益激烈。光绪二十九年正月，朝廷命令荣庆会同张百熙一同管理京师大学堂的事务。二人学术思想本就不一样，用人、行政方方面面，意见分歧很多。
这时湖广总督张之洞进京觐见皇帝。张之洞在国内声望极高，曾经在四川、山西、广东、湖北创办书院和新式学堂，撰写的《劝学篇》在当时广为流传；他素来抱有整顿全国教育事务的志向。闰五月，荣庆邀约张百熙一同上奏，请求增派张之洞一同会商教育事务。皇帝下诏，命令张之洞会同管学大臣，厘定全部学堂章程，力求推行起来没有弊病。
十一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联合上奏，进呈重新修订的学堂章程，奏疏写道： “各省刚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很难找到精通教育原理与教学方法的人才。学堂学生大多取自原先参加科举的读书人，没有经过小学阶段的熏陶培育，言行举止难免会超出规范约束。这次奉旨一同商议修订章程，我们反复推敲，格外谨慎。广泛参考外国各类学堂的课程科目，斟酌国情加以变通，选取适合我国国情的内容采纳，对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内容予以舍弃；难以理解的科目名称加以修改，过于繁重的内容予以删减。
无论哪一类学堂，都要以忠孝作为根本，以中国经史学问为根基，使学生的心术思想完全归于端正纯粹。在此基础之上，再用西方学术开启学生的智慧见识，训练他们的技艺才能，务求将来培养出的人才，都能够切合实际使用。现已拟定完成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高等学堂的各项章程，大学附带通儒院的章程。
原先的章程设有蒙学的名目，里面记述的内容实际就是外国初等小学的事务。外国的蒙养院，又叫幼稚园，我们参考它的用意，制定《蒙养院章程》以及《家庭教育法》。这是原有章程已经有雏形，我们补充完善其缺漏内容的部分。
兴办学堂，首要重视师范教育。原先拟定的师范馆章程，只是针对京城情况试办，内容还很简略。另外拟定初级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章程，以及教员任用章程，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改按优级师范学堂标准办理。
除此之外，仕学馆属于临时设置，不在常规学堂体系之内，原有章程暂且维持不变。译学馆就是方言学堂；进士馆是遵照特别谕旨，命令新考取的进士全部入学学习，课程和其他学堂不一样，也酌情制定了课程章程。
国民生计，最重要的就是农、工、商实业。兴办实业学堂，百利而无一害，另外拟定初等、中等、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附带实业补习普通学堂、艺徒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的各项章程。这些都是旧章程没有涉及，我们另外新增编撰的内容。
另外，中国礼教风俗和各个国家并不相同。少年初学阶段，内心没有稳定的认知，思想庞杂、浮躁狂妄，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学堂纪律不能不严肃，监督考察不能不严格。特地订立相关条规，申明禁令，编成《学堂管理通则》。并且把办学宗旨、立法的核心要义汇总阐发，写成《学务纲要》。
如果能够严格依照现在订立的章程认真兴办，就可以开启民智，让国家富足，培育人才，不会滋生别的弊端。至于学生毕业考试、升级、入学考试，还有奖励任用的办法，也都已经详细订立专门规章，等候陛下裁定。”
他们又上奏说： “奉旨兴办学堂已经两年多，到现在各省不能够大量开设学堂，根源在于经费难以筹措。经费难以募捐筹集，又是因为科举还没有废除，天下读书人认为朝廷并没有真正看重新式学堂。
科举不做变通、不逐步裁减，世人难免持观望态度，乡绅富户谁愿意出钱捐资助学？经费肯定筹措不到，学堂也就不可能大量兴办。进入学堂读书的学生，把科举当作自己的退路，不肯专心钻研学堂学业，也不愿意遵守学堂规章。况且科举考试文章大多靠抄袭剽窃，学堂功课讲求务实修习；科举只凭一场考试的好坏定高下，学堂需要长年累月的钻研；科举只看重辞章文采，学堂同时看重品行操守。两相比较，难易程度相差极大。人之常情都是避开困难、趋向容易。当下时局危急，除兴办教育之外，没有别的培养人才挽救时局的办法。
有人担心废除科举之后，读书人争相研习西学，传统中学就没人研习。现在拟定的章程，格外重视中学。中国固有的经学、史学、文学、理学，全部包罗在内，没有遗漏。科举所研习的内容，学堂全都重点讲授；学堂要求学生兼通的学识，科举反而并没有全部涵盖。由此可见，从科举选拔人才，远不如从学堂选拔人才，道理十分清楚。
又有人担心学堂虽然实行积分记分制度，分数由教员评定，难保不会凭借个人好恶随意增减分数。殊不知功课优劣，可以当堂考核检验。就算教员想要徇私偏袒，还有公众舆论作为评判依据，很难掩饰。臣等还担心偶尔出现这类弊病，所以中学的毕业考试，交由学政主持，督同道员、知府办理；高等学堂毕业考试，朝廷派遣主考官，会同总督、巡抚、学政一同考试；大学分科毕业考试，朝廷派遣总裁，会同学务大臣共同考试，不完全依靠学堂内部给出的分数。
科举选拔人才的整套办法，已经全部纳入学堂毕业奖励制度当中，实际上就是把科举和学堂合二为一。就事理来说，必须立刻停止科举，学堂的办学才能有所起色，办学经费才能够筹措。但是目前各省学堂还没能普遍设立，已经开办的学堂办学也不完全合规，我们不打算马上彻底废除科举。可是如果完全没有动作，天下看不到朝廷明文宣布逐步递减直至废除科举，就不足以感召天下读书人，达不到振兴学堂的效果。
请求参照张之洞会同袁世凯先前上奏的分科递减科举名额的办法，颁布谕旨，从下一届丙午科开始，每一届科举，减少录取名额的三分之一。同时按照现在制定的学堂各项章程，从师范教育入手，责成各省切实推行。等到第三届壬子科，科举名额减尽的时候，还有十年时间。算下来京城与地方兴办学堂，已经超过十年，人才应当能够大批涌现。天下读书人一心投入学堂，筹措办学经费也一定会变得踊跃。人人自我磨砺，相继进入学堂学习实用学问，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人才奋发成才，国家转弱为强的根基，就建立于此。”
皇帝下诏书全部批准他们的请求。这就是《奏定学堂章程》颁布的时间，此时科举还没有完全废止。等到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上奏： “科举一天不停止，读书人就存有侥幸考中的心思，分散他们踏实钻研实学的志向。民间全都持观望心态，私人开办的学堂寥寥无几。如果再推迟十年才废除科举，学堂兴办就会拖延，人才不能快速得到，要二十多年之后，才能收获大批读书人。恳请陛下独断，立刻废除科举。命令各省总督、巡抚、学政，还没有办学堂的尽快倡导兴办，已经开办的尽力扩充。认真考察学生品质优劣、办学官员的功过得失，不得推卸责任。”
于是朝廷下诏书，从丙午科起，停止全国乡试、会试以及岁试、科试。不久又谕令各省学政专门负责考核监督学堂事务。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就此被彻底铲除。此后国内新式学堂逐步推广，学术思想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是近代教育史上重大的转折点。
这一时期教育管理机构还有一项重要变革，就是专门设立总理学务大臣。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上奏说： “管学大臣既要管理京师大学堂，又要统管全国各省学堂事务。教育事业刚刚开创，头绪繁多，专人专职尚且担心处理不完，一身兼任多项事务更怕顾及不周。请求在京城专门设置总理学务大臣，统辖全国教育事务；另外设置总监督一人，专门管理京师大学堂，接受总理学务大臣的节制考核，做到职责分明。”
皇帝下诏批准，把管学大臣改为学务大臣，加派孙家鼐担任学务大臣，任命大理寺少卿张亨嘉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奏定学堂章程》所规定的学校体系，补足了《钦定学堂章程》的缺失。
学堂分科和课程，相比旧章程也有很多改动。大学设置通儒院与大学本科。通儒院不开设课堂讲授，没有固定课程。大学本科分为八个学科： 第一为经学科，下设十一门：《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春秋三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附带理学。 第二为政法科，下设两门：政治学、法律学。 第三为文学科，下设九门：中国史学、世界史学、中外地理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德国文学、日本文学。 第四为医科，下设两门：医学、药学。 第五为格致科，下设六门：算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地质学。 第六为农科，下设四门：农学、农艺化学、林学、兽医学。 第七为工科，下设九门：土木工程学、机器学、造船学、兵器制造学、电气学、建筑学、应用化学、火药制造学、采矿冶金学。 第八为商科，下设三门：银行保险学、贸易贩运学、关税学。
学生专攻其中一门；经学门类，允许学生同时研习一两部经书。各个学科分为主课、辅助课，学制三年毕业；只有政治学、医学，学制四年毕业。
高等学堂性质等同于大学预科。学科分为三类： 第一类，供准备升入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商科大学的学生学习； 第二类，供准备升入格致科、农科、工科大学的学生学习； 第三类，供准备升入医科大学的学生学习。
除人伦道德、经学大义、中国文学、外国语、体操为三类共同修习课程之外；第一类加学历史、地理、逻辑学、法学、理财学；第二类加学算学、物理、化学、地质学、矿物学、图画；第三类加学拉丁语、算学、物理、化学、动物学、植物学。有志于攻读某一科某一门的学生，可以删减部分科目，或者增加别的课程，课程分为通习课、主课，三年毕业。
中学堂课程：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五年毕业。
高等小学课程：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可以增设手工、农业、商业课程，四年毕业。
初等小学课程：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这是完全科。依据地方情况，可以增设图画、手工当中一到两门。对于乡村贫瘠、师资匮乏的地区，可以酌情精简课程：修身与读经合并一科；中国文学单独一科；历史、地理、格致合并一科；再加上算术、体操，称为简易科，五年毕业。
中小学开设的课程，都属于普通教育范畴。其中比较特殊的，就是读经讲经这一门科目。《学务纲要》当中记载“中小学应当重视读经，保存圣教”一节，里面写道： “外国学堂设有宗教课程，中国的经书就是中国的宗教。学堂不读经书，那么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的道义，也就是三纲五常，就会全部废弃，中国就不能够立国。不管学生将来从事什么职业，就算小学之后就不再读书的人，也必须诵读经书重要文句，大略懂得圣贤教化的核心要义，以此安定心性，端正做人的根本。
但是学堂科目繁多，课时有限，如果要求学生完整通读十三经，学生的精力时间绝对无法承受。现在挑选关键的经书，分配到中小学各个学段。篇幅浩大的《礼记》《周礼》，只选读通儒的节选版本；《仪礼》只选读最重要的一篇。
从初等小学第一年，每日读经大约四十字，到中学阶段每日读经大约二百字。大体上小学每天拿出一个课时读经，一个课时背诵讲解浅显含义；中学每星期六个课时读经，三个课时背诵讲解经文；温习经书每日半小时，放在自习时间督促学习。学生不会过度劳累，也不会挤占研习西学的时间。
等到中学毕业，学生已经读完《孝经》《四书》《易经》《尚书》《诗经》《左传》，还有《礼记》《周礼》《仪礼》的选本，共十部经典，并且通晓经书大义。相比过去私塾、书院的学习内容，已经有所增加。不仅圣贤典籍不至于荒废，经学也能够从此发扬光大。”
这番立论十分端正，可以从中窥见当时社会的风气。
蒙养院的设立，目的是把幼儿保育和家庭教育结合起来，辅助家庭教育，同时兼顾女子教育。
除了普通的直系学堂体系之外，朝廷还详细制定师范学堂、实业学堂的专门章程。和旧章程差别很大的是优级师范学堂。它的学业分为三段：
第一叫公共科，弥补中学学业的不足，作为本科的预备教育。课程：人伦道德、群经源流、中国文学、日语、英语、逻辑学、算学、体操，一年毕业。
第二叫分类科，一共四类：第一类以中国文学、外国语为主；第二类以历史、地理为主；第三类以算学、物理、化学为主；第四类以动物、植物、矿物、生理学为主。
除人伦道德、经学大义、中国文学、教育心理学、体操是共同课程之外；第一类加学周秦诸子著作、英语、德语或法语、逻辑学、生物学、生理学；第二类加学地理、历史、法制、理财学、英语、生物学；第三类加学算学、物理、化学、英语、图画、手工；第四类加学植物、动物、生理、矿物、地学、农学、英语、图画。课程分通习、主课，都是三年毕业。
第三叫加习科，学生分类科毕业之后，挑选教育学当中几门重要科目，再进修一年，加深造诣。科目：人伦道德、教育学、教育制度、教育行政机构、美学、实验心理学、学校卫生、专科教育、儿童研究、教育演习，还要加上实际授课练习。优级师范学堂附属中学堂、小学堂。
初级师范学堂学业程度和中学堂大致相当。完全科的课程，在中学科目之外，增加教育学、习字。根据地方情况，可以增设外国语、手工、农业或者工业当中一门或者数门科目，五年毕业。初级师范学堂附属小学堂。
实业学堂分为：实业教员讲习所、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还有高等、中等、初等商船学堂，实业补习普通学堂，艺徒学堂。
实业教员讲习所，用来培养各类实业学堂的教师，分为农业、商业、工业三类。农业教员讲习所、商业教员讲习所，除人伦道德、英语、教育学、教授法、体操是共同课程之外；农业方向开设算学及测量气象、农业概论、农业化学、农具学、土壤学、肥料学、耕种学、畜产学、园艺学、昆虫学、兽医学、水产学、森林学、农产制造、农业理财与实习；商业方向开设应用化学、应用物理、商业作文、商业算术、商业地理、商业历史、簿记学、商品学、商业理财、商业实践，都是两年毕业。
工业教员讲习所，分为完全科和简易科。完全科分为六科：金工科、木工科、染织科、窑业科、应用化学科、工业图样科。除人伦道德、算学、物理、化学、图画、工业理财、工业卫生、机器制图实习、英语、教育学、教授法、体操作为共同科目；金工科开设无机化学、应用力学、工场工具与制造工艺、电气工业概要、发动机；木工科开设无机化学、应用力学、工场工具与制造工艺、建筑用材、家具建筑流派、房屋构造、卫生学、建筑制图与设计；染织科开设应用化学全套、应用机器、定性分析、工业分析、染色配色、机织与纹样设计；窑业科开设全套应用化学、应用机器、定性分析、工业分析、陶瓷器物制造；应用化学科开设全套应用化学、机器、电铸与电矿技术；工业图样科开设图样、材料学，全部三年毕业。简易科分为金工、木工、染色、机织、陶器、漆工六科，课程比较简略，一年毕业。
高等实业学堂学业程度等同于高等学堂，分为预科、本科。预科教授各个专业的普通基础课程，一年毕业。高等农业本科分三科：农学科、林学科、兽医学科。高等工业一共十三科：应用化学科、染色科、机织科、建筑科、窑业科、机器科、电器科、电气化学科、土木科、矿业科、造船科、漆工科、图稿绘画科。分别讲授本专业的原理、准则、应用方法以及辅助科目，最多达到三十多门，可以根据地方实际，挑选合适的若干科开设，全部三年毕业。
中等实业学堂程度等同于中学堂，同样分为预科、本科，课程比高等实业学堂简略。初等实业学堂程度等同于高等小学堂，分为普通科目、实习科目，全部三年毕业。商船学堂也分三等，教授航海机械理论，以及商船驾驶运营的知识技术，学制五年或者三年毕业。
实业补习普通学堂，用简易的教学方法讲授实业必需的知识技能，同时补习小学课程。艺徒学堂，传授同等水平的土木工艺技术，培养优秀工匠，二者都可以附设在中小学堂内。
不在常规学堂体系之内的，是译学馆、进士馆。早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设立英、法、俄、德、日本五国语言专科；后来从大学当中分出，命名译学馆，依旧开设英、法、俄、德、日本文各科。无论学习哪一门外语，都必须修习普通学科与专门学科。普通科目：人伦道德、中国文学、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图画、体操。专门科目：交涉学、理财学、教育学，五年毕业。
进士馆，让新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部属、中书职位的人入馆学习，研习实用学问。课程：史学、地理、教育学、法学、理财学、交涉学、兵政学、农政学、工政学、商政学、格致学，可以选学农、工、商、兵当中一科或者两科。西文、日文、算学、体操属于选修科目，三年毕业。
《各学堂管理通则》的规定，和旧章程大体相同。每月初一，监督、教员召集全体学生到大礼堂，宣读一条《圣谕广训》。皇太后、皇帝万寿节，至圣先师孔子诞辰，春秋两季丁日祭祀孔子，定为庆祝节日。学堂全体官员带领学生到万岁牌位，或者孔子神位前行三跪九叩大礼。礼毕，学堂官员向西站立，学生向官员行三揖礼，之后退下。开学、散学、毕业典礼，带领学生到万岁牌、孔子神位前行同样礼仪；学生向监督、教员行一跪三叩礼，监督等人训话之后解散。每月初一，带领学生向孔子神位行礼。
每天课堂授课，最多不能超过六小时。房、虚、星、昴日作为例假休息日；庆祝节日、端午节、中秋节各放假一天。每年正月二十日开学，到小暑节气放假，作为第一学期；立秋之后第六天开学，十二月十五日放假，作为第二学期。
学生的奖惩，由教员、监学整理记录，监督最终核定。奖励分三类：口头表彰、荣誉奖励、实物奖励。惩罚分三类：记过、禁止休假、开除学堂。学生把端正品行作为第一要务，监督、监学、教员随时考察，详细评定品行分数，和学科考试分数合并计算。
学堂考试一共五种：临时考试、学期考试、年终考试、毕业考试、升学考试。临时考试没有固定时间；学期、年终、毕业考试的分数，和平时成绩合并平均核算。年终考试及格的升一级；不及格的留在原班补习，下一届再参加考试，仍然不及格就勒令退学。评定分数，满分为一百分；八十分以上为最优等，六十分以上为优等，四十分以上为中等，二十分以上为下等，算作及格；二十分以下为最下等，应当开除学籍。
毕业考试最为重要，按照学堂等级，由当地长官会同学堂监督、教员亲临考场，仿照乡试会试的体例。高等学堂毕业，朝廷派遣主考官，会同总督、巡抚、学政主持考试；大学分科毕业，派遣总裁，会同学务大臣主持考试。考试分内场、外场两场：外场考试就在学堂举行，挑选各科讲义当中一两条核心内容提问，让学生作答。内场考试另外选择场所封闭考试，分为两场：第一场考中学，经义、史学各一道；经义用议论文体裁，史学用策问体裁。第二场考西学，西方政务、西方技艺各一题；西方政务用问答题，西方技艺用解说题。
通儒院毕业，不派遣考官考试，以学生平日研究写成的各类著作评定等级，呈递朝廷，等候皇帝裁定。
毕业奖励章程，参照赏赐留日归国留学生的先例：通儒院毕业，给予翰林院品级提升，或者分配到京城、地方担任较好官职。大学分科毕业，最优等授予进士出身，任用为翰林院编修、检讨；优等、中等全部授予进士出身，分别任用为翰林院庶吉士、各部主事。大学选科毕业，比照分科大学降低等级给予奖励。
大学预科以及各省高等学堂毕业，最优等授予举人出身，任用为内阁中书、知州；优等、中等都授予举人出身，任用为中书科中书、部司务、知县、通判。中学堂毕业，分别奖赏拔贡、优贡、岁贡功名。高等小学堂毕业，分别奖赏廪生、增生、附生功名。初等小学属于义务教育，不给予功名奖励。
优级师范学堂毕业，最优等、优等、中等都授予举人出身，分别任用为国子监博士、助教、学正。初级师范学堂毕业，分别奖赏拔贡、优贡、岁贡，任用为教授、教谕、训导。高等实业学堂毕业，最优等、优等、中等都授予举人出身，分别任用知州、知县、州同。中等实业学堂毕业，奖励标准参照中学堂。以上就是《奏定学堂章程》的大致内容。
光绪三十一年，朝廷下诏，各省学堂陆续兴办，必须设立一个汇总统筹的机构，用来督导管理、明确责任。特地设立学部，任命荣庆为尚书，熙瑛、严修为侍郎，裁撤国子监，事务并入学部。
第二年，学部上奏请求公布教育宗旨，奏疏大略写道：“如今中国振兴教育，应当重视普通教育，力求全国百姓人人都接受教育。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明确教育宗旨，向天下宣告。中国政教传统中本就固有的，应当大力弘扬、抵御异端学说的有两项：忠君、尊孔。国民品性当中最为欠缺，需要针砭激励加以振作的有三项：尚公、尚武、尚实。”皇帝下发谕旨，要求全国遵照执行。
不久学部奏定学部官制：除本部各司、科分管教育行政事务之外，设立编译图书局、调查学制局、京师督学局。又计划设立高等教育会议所，由学部长官监督。议员由部内官员、直辖学堂与各省中等以上学堂的监督，还有京城、地方学识渊博、富有教育经验的士绅担任。又筹备设立教育研究所，聘请精通教育的学者定期讲学，培训本部官吏。
早先直隶总督袁世凯上奏陈述教育未尽事宜，提议裁撤学政；云南学政吴鲁也上奏请求裁撤学政。到这时学部会同政务处重新审议，上奏说： “各省教育行政、筹措办学经费、考核办学成效，处处都和地方行政相关。学政地位尊贵，权责不归督抚统属，和总督巡抚属于平级，很多事务不方便请示汇报；作为外来官员，和地方各部门协调也不顺畅。而且地域辽阔，官办、公立、私立学堂越来越多，已经不能沿用过去岁科考试分棚调考生的旧例。按照旧制巡视各地，时间上也应付不过来，耗费人力物力，对实际办学没有帮助。
请求裁撤学政，各省改设提学使司，设置提学使一名，统管一省教育，归总督、巡抚节制。省城设立学务公所，分设各个部门处理公务。挑选有学识德行的官绅办事，另外设置四名学务议绅，请本省名望很高的士绅担任；议长一名，由学部审慎挑选上奏任命。”朝廷批准这一建议。从此各省教育才有了确定的执行机构。
劝学所，最早创设于直隶学务处。当时严修担任学务处督办，大力提倡小学教育，设立劝学所，作为厅、州、县的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借鉴警察分区管理的办法，参考日本地方教育行政与学校管理制度，拟定章程，成效显著。光绪三十二年，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通行全国，这份章程就是严修当初拟定的版本。
劝学所受地方行政长官监督，设置总董一名，由县视学兼任，统筹各个学区事务；每一个学区设置劝学员一人，负责本学区劝学办学的事务，以劝招来学生数量多少评判劝学员工作优劣。章程当中推广教育部分，一共规定五项办法：劝学、兴学、筹款、开启社会风气、破除办学阻力。
又奏定各省教育会章程，省城设立的叫总会，府、州、县设立的叫分会，用来辅助教育行政，和学务公所、劝学所互相配合，都是普及教育十分关键的举措。
学部设立之后，对各类学堂章程多有修订。重要的改动有：修改考试制度，详细制定师范毕业生奖励与服务义务，变通中小学课程，中学分为文科、实科等等。不过大体上只是调整科目、明确限制，整体框架都没有跳出《奏定学堂章程》的范围。新增订立的，是女子学堂章程。
早先学部官制，已经把女子教育划入职责范围。光绪三十三年，奏定女子师范学堂、女子小学堂章程，办学宗旨为有益于家庭生计、辅助家庭教育。女子师范课程：修身、教育、国文、历史、地理、算学、格致、图画、家事、裁缝、手艺、音乐、体操，四年毕业，音乐可以选修。
女子小学分为两等：高等小学课程：修身、国文、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女红、体操，可以酌情增设音乐作为选修课；初等小学课程：修身、国文、算术、女红、体操，可以酌情增设音乐、图画两门选修课，全部四年毕业。授课课时比男子小学要少，男女学堂分开设立，不能混合。
宣统三年，上奏设立中央教育会议，用来研讨教育改革方案以及推行办法，这是依据学部早先奏请设立高等教育会议所的规定来实施的。以上就是清代第二期系统化教育制度的概况。
至于归国游学毕业生的考核：光绪二十九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获准《鼓励游学章程》。光绪三十一年，学务大臣考核北洋学堂学生金邦平等人，仿照乡、会试复试的旧例，上奏请求在保和殿举行考试，授予功名，分别任用。
到光绪三十二年，学部上奏确定，从这一年开始，每年八月举行一次考核。为了核查真才实学，拟定完备的考核章程，把学业考试和做官考试分开。参照分科大学、高等学堂毕业的章程，会同皇帝特派大臣，按照所学专业分科出题考试，拟定等次，等候皇帝裁定，赏赐进士、举人的出身，还要在进士、举人头衔前标注所学学科，加以区分。考试分两场：第一场针对所学专业出题；第二场考中文、外文，取消原先的廷试。
第二年，学部、宪政编查馆一同上奏《游学毕业廷试录用章程》，暂时沿用光绪三十一年的旧例。在钦派大臣会同学部考试、授予出身之后，再举行一次廷试，分别授予官职。廷试考题包含经义、科学、议论文、解说各一道；医科、工科、格致科、农科大学，还有各类高等实业学堂毕业生，可以免考经义。当时从日本、欧美学成回国的人络绎不绝，每年都例行举办这项考核，整个清朝一直没有废止。
第二部分 选举三·文科武科
清代通过科举选拔人才，承袭明朝制度，使用八股文。从《四书》以及《易经》《尚书》《诗经》《春秋》《礼记》这五部经书当中出题，这就叫制义。
每三年举行一次大规模考试，在各省考核读书人，叫作乡试，考中的人称为举人。第二年，把举人召集到京城考试，叫作会试，考中的叫作贡士。天子在朝堂之上亲自策问考生，叫作殿试，名次分为一、二、三甲。一甲一共三名：状元、榜眼、探花，赐予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予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予同进士出身。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二甲第一名叫传胪。全部沿用明朝旧有的称呼。
清世祖统一全国之后，顺治元年，规定子午、卯、酉年举行乡试；辰、戌、丑、未年举行会试。乡试在八月举行，会试在二月举行，都是初九日第一场，十二日第二场，十五日第三场。殿试在三月举行。
顺治二年，颁布科场条例。礼部审议回复，给事中龚鼎孳上奏疏说：“明朝旧制度，第一场考七篇时文，第二场一篇论、一篇表、五条判词，第三场五道策问。应当听从各位大臣的建议，减少两篇时文，在论、表、判之外增加诗，去掉策问改为奏疏。”皇帝没有准许，下令沿用旧例。
第一场，《四书》三道题目，五经各四道题目，考生各自专攻其中一经。《四书》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易经》以程颐《易传》、朱熹《周易本义》为准；《尚书》以蔡沉《书集传》为准；《诗经》以朱熹《诗集传》为准；《春秋》以胡安国《春秋传》为准；《礼记》以陈澔《礼记集说》为准。后来《春秋》不再用胡安国传，改用《左传》史实行文，同时参考《公羊传》《谷梁传》。
第二场写一篇论，五条判词，诏、诰、表当中选考一道；第三场五道经史时务策。乡试、会试体例相同。乾隆年间，将会试改到三月，殿试改到四月，之后成为固定制度。
乡试之前，提学先考核熟读三场考试内容的生员，选送参加乡试，禁止滥竽充数。国子监在读的贡生、监生，由国子监官员考核选送。乐户、皂隶这类卑贱人家子弟，还有父母去世守孝的人，不允许参加考试。
试卷卷首写明考生姓名、籍贯、年龄相貌、出身、三代长辈、所学经书。试卷字迹错乱、楷书草书混杂、超出卷面格幅、通篇空白、涂抹污染严重；第一场七篇八股的开头结尾虚字雷同；第二场表文写错年号；第三场策问题目抄写错误；行文不避讳帝王庙号、皇帝名讳、孔子名讳，全部按违规处理，试卷贴出不予录取。
考生考试书写用墨笔，这份卷子叫墨卷；誊录人员抄写用朱笔，抄录后的卷子叫朱卷。主考官使用墨笔，同考官用蓝笔。乾隆时期，同考官改用紫笔，没过多久，又恢复蓝笔。
举行考试的场所叫贡院，考生考试的隔间叫号房，派遣士兵看守叫号军。考官进入考场之后封锁大门，考场内外用帘子隔绝。在外负责调度、监察的官员叫外帘官；在内阅卷的主考、同考叫内帘官。也设置内监试官，负责纠察，不参与阅卷评判。
高级官员总领整场考试事务：乡试叫作监临，顺天府乡试由府尹担任；各省最初由巡按御史担任，巡按裁撤之后，由巡抚担任。会试叫知贡举，由礼部侍郎担任。顺天府乡试提调官由府丞担任，监试官由御史担任。各省最初提调由布政使担任，监试由按察使担任，各配备道员作为副手。雍正年间，认为布政、按察两司是一省财政、司法的总负责人，入闱一个多月，恐怕耽误本省公务，于是提调、监试专门委派两名道员。会试监试由御史担任。
殿试由皇帝亲临出题策问，选用进士出身的朝中大臣担任读卷官，拟定名次进呈皇帝，皇帝可以依照拟定，也可以加以改动。一甲状元授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予翰林院编修；二甲、三甲的进士，分别授予庶吉士、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推官、知州、知县等等不同官职。
清朝把科举作为选拔人才的重大制度。虽然初期制度大多沿袭明朝，但是格外看重科举功名，严密防范考场舞弊，制度设计的周密，选拔人才之多，远远超过前代。其间条例的增减、社会风气的变化，关系到人才的兴盛衰落，朝政得失。记述其中重大事件，不可以有所缺漏。
乡试、会试第一场考八股文。康熙二年，废除八股制义，把原来第三场的五道策问挪到第一场，第二场增加一篇论，表、判维持原样。这个制度只实行两科就废止。康熙四年，礼部侍郎黄机上奏： “科举向来分三场，先用经书，让考生阐发圣贤深奥的旨意，借此观察考生的心术品行；再用策论，考察考生通晓古今事变的能力，以此看考生的才干谋略。现在只考策论，减少一场考试，似乎太过简单。而且不用经书出题作文，读书人将会放弃圣贤学问不去研习，请恢复三场旧制度。”朝廷批准。康熙七年，恢复最初的制度，依旧使用八股文。
康熙二十四年，采纳给事中杨尔淑的提议，礼部会试和顺天府乡试的《四书》题目，全部由皇帝亲自拟定。当时诏、诰题目考生照例不作答；论、表、判、策大多抄袭雷同，名义上三场都考，实际看重第一场，第一场当中又以《四书》文章最重要。康熙二十六年，取消诏、诰考题；不久又命令五经的卷子也要一并作答。
论的题目原先出自《孝经》。康熙二十九年，论题同时采用《性理》《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康熙五十七年，论题只用《性理》。雍正元年，下诏说《孝经》和五经同等重要，是教化百姓、养成风俗的根本。宋儒著作虽然可以辅助经书，却比不上圣人言辞博大，所以论题依旧用《孝经》。
乾隆三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奏说： “科举制度，凭文章录取人，按照制度授予官职，已经算不上完善的办法。况且弊病越积越深，心存侥幸投机的人越来越多。古代询问政务、考察言论，考生写出来的，就是做官应当办理的实务。现在的八股文只是空洞言辞，不能切合实用；考场墨卷辗转抄录，辞藻空洞诡谲，文字冗长散漫，只求能够考中就作罢。考生各自专攻一经，每部经书可以拟出的考题，多的上百道，少的几十道。古人穷尽一生钻研经书尚且不足，如今读书人几个月就可以应付。表、判可以预先写好背诵；策问只是随便敷衍，没有自己的见解，实在不足以选拔真正人才。应当修改考试规章，另外思考选拔真才实学的途径。”
这份奏折下发到礼部。礼部回复： “选拔人才的办法，三代以上从学校选拔；汉朝以后从郡县官吏当中选拔；魏晋以后依靠九品中正制；隋唐到今天，依靠科举。科举考试的形式各有不同，从明朝到现在，以八股时文为主。科举的弊病，诗赋只追求辞藻华丽，完全没有实际用处；明经只死记硬背，不通晓文义，唐代赵匡所说‘所学不是所要用的，所用不是所学的’，就是这个问题。八股时文的弊病，正如舒赫德侍郎所说。
圣人也不能做到制度毫无弊病，关键在于顺应时代加以补救。苏轼说过：获取人才的关键，在于识别人才；识别人才的关键，在于讲求实效。如果务求实效，就算沿用现有制度，加以振作鼓励，人才自然可以涌现。如果只追求表面虚名，就算高谈复古，新制度建立弊病也会随之产生，对于培育人才终究没有益处。
如今说时文、经义、表判策论都是空洞抄袭没有用处，这正是不追求实效造成的。凡是口头说出、笔下写出来的，都属于文字言论，为什么唯独现在的八股就是空话？八股文章阐发的，都是孔子孟子流传下来的思想、精深的道理；要博览经史子集，才能够写出文采；又要遵守文章法度。虽然算是小技艺，但是文武济世、卓越出众的人才，很多都出自科举。不去努力纠正后世的流弊，反而指责当初订立制度，未免过分。
经义、表、判、论、策，如果要求实实在在的水准，哪里是轻易就能写好的？经义虽然和四书同等重要，沿袭旧习，读书人不肯用心钻研，如果明确写入法令，写得差就不予录取。表、判、论、策也都加以复核。必须精通文辞、通晓律令，才能写好表、判；要有论史的见识、决断的才干，博古通今，熟悉时务，才能写好论、策。哪一样不能落实到实际做事当中？
一定要废除现有制度，恢复上古的办法，那就要修建学堂建筑，供养游学读书人，百里之内设置官员老师，诉讼在学堂处理，军政大事在学堂商议；还要惩处不服教化的人，流放远方，终身不许出仕。只会带来纷乱，无法推行。况且世风已经变化，朝廷讲求务实，下面就会有人伪装虚名应付。提倡孝道，就会有人割股、守墓来博取名声；提倡清廉，就会有人穿破旧衣服、坐破车来伪装节操。大家争相作假，靠着虚名谋求仕途；等到做官之后，所作所为完全相反，品行还不如普通人。这从近来举荐孝廉方正的事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又能有什么好处？
主持考试选拔士子的官员，如果能够领会陛下旨意，重实际不重虚名，革除积弊，杜绝投机取巧，文风自然兴盛，真正的人才自然出现，不需要改动现有制度。”于是搁置舒赫德的提议。当时大学士鄂尔泰主持朝政，极力驳斥这份改革意见，八股科举制度才得以保留。
乾隆二十二年，皇帝下诏革除旧习气，讲求实际效果，把经文挪到第二场考试，取消论、表、判，增加五言八韵的诗。第二年第一场又增加性理论。御史杨方立上奏，请求乡试会试增加《周礼》《仪礼》出题。皇帝认为两部礼经的要义已经收录在《礼记》当中，没有采纳。
乾隆四十七年，把律诗挪到第一场八股文章之后，性理论放在第二场经文之后。乾隆五十二年，高宗认为分经阅卷，容易滋生舞弊；而且考生只钻研一部经书，不去广泛研读其他经书，不是推崇实学的做法。下令从第二年戊申乡试开始，乡试、会试连续五科，轮流考试一部经书。五轮结束之后，再取消第二场的论题，直接用五经合并出题，永久定为法令。
考场拟定考题十分重要。康熙五十二年，因为考官出题大多选用四书五经当中堂皇吉利的词句，导致考生预先写好文章投机考中。下诏之后出题不用避讳。旧例禁止考官出自己当年考中科举时遇到过的题目，到这时解除这条禁令。历代不少考官因为出题错误受到处分。
早先康熙五十六年，采纳詹事王奕清的建议，考场七篇八股，破题、承题、起讲的虚字，誊录的时候全部不抄写，用来防范关节舞弊。乾隆四十七年，命令考官预先拟定破、承、起讲的虚字，随试卷考题发给考生遵照使用。嘉庆四年，认为这和舞弊无关，废除这个规定。
八股文章末尾的大结，明代中叶，经常被用来传递考场关节。康熙末年下令禁止。乾隆十二年，编修杨述曾请求重新使用大结，大学士张廷玉等人认为没有好处，只会更多滋生舞弊，上奏驳回。
第一场八股每篇原先限定五百五十字，康熙二十年增加一百字。康熙五十四年，会元尚居易第一篇文章字数超过一千二百字，被革除功名。乾隆四十三年，规定乡试会试每篇文章以七百字为上限，超过不予录取，之后一直遵照执行。
第三场策问题目，原本规定不能超过三百字。乾隆元年，禁止考生空泛罗列名目潦草应付。后来考官拟定的策题，每一问多达五六百字；学问浅薄的考生，就改动题目原文拼凑成文。乾隆三十六年，左都御史张若溎就此上奏，皇帝下诏重申旧条例。乾隆五十一年，规定考生策问答卷不足三百字，按照文章谬误论处，罚停止参加科举。但是考官考生看重第一场，轻视第三场，积习很难改变。
八股文章体裁，崇尚文辞通达义理纯正。顺治九年壬辰科，会试第一名程可则，文章违背经书旨意，被除名，考官学士胡统虞等人一并治罪。
雍正皇帝多次告诫考官，文章要清真雅正。乾隆元年，高宗下诏：“国家用经义选拔人才，要借此看出考生学识深浅、器识厚薄。文风的趋向，关系国运气运。读书人心态风气细微的苗头，带来的影响却十分巨大。应当明确标准，让读书人清楚分辨取舍。”于是学士方苞奉皇帝命令，选编明清名家时文四十一卷，名叫《钦定四书文》，颁布天下作为范文。
实行时间久了，写八股的读书人，有的抄袭浮华辞藻，不重视学问根基。杨述曾甚至请求废除八股来挽救弊病。乾隆四十五年，会试第三名邓朝缙第一篇八股文文意粗杂，江南解元顾问的四书文通篇堆砌对偶，相关考官都受到处罚。
嘉庆年间，读书人搜寻冷僻古书字句写文章，竞相炫耀新奇。御史辛从益上奏批评这种风气。皇帝下诏：“近来读书人拾取怪异冷僻的辞藻，用艰深文字掩盖自己学识浅薄，严重违背文章体制。考官一定要分辨摒弃伪体，支离荒诞的文章，不得录取。”历朝都把纠正文风交给考官，但是始终没有明显效果。评论的人认为文风和国运相关。清代很多名臣出身科举，全都擅长八股。
开国之初，熊伯龙、刘子壮、张玉书，文章雄浑博大，扭转衰败文风；康熙之后文风更加端正，李光地、韩菼是代表人物；桐城方苞把古文笔法融入八股，可以说达到顶峰。雍正乾隆时期，写八股的人才辈出，格律技巧越来越完备。到嘉庆道光之后，国运逐渐衰败，读书人风气日益浮薄，八股文章水准也越来越差。到清末，抄袭泛滥粗劣不堪，八股因此饱受诟病。
光绪二十四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提议变通科举。光绪二十七年，乡试会试第一场改考五篇中国政治史事论；第二场五道各国政治艺学策；第三场两篇四书义、一篇五经义，其他各类考试参照这个办法。这采用的是张之洞的建议，一直实行到科举废除为止。
乡试、会试考官，最初制度：顺天府、江南的正副主考，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的正主考，派遣八名翰林；其余省份使用给事中、光禄寺少卿、六部司官、行人、中书、评事。什么官员派往哪个省份，都有固定安排。康熙三年废除这套定例。
顺天府乡试一开始和各省一样，简派正、副两名主考；乾隆中叶增加到三名，从协办大学士、尚书以下，副都御史以上官员当中选用，翰林院编修、检讨不再出任顺天主考。道光年间简派三四人；同治之后固定四名。
最初考官不一定要求进士出身。康熙初年，主事蔡驺、曹首望，都是拔贡出身主持乡试。康熙十年，听从御史何元英的提议，考官优先选用进士出身的官员，不过举人出身的官员偶尔也会担任。雍正三年，颁布考官考试制度，限定只能由翰林和进士出身的部院官员担任，同时依旧实行保举的办法。
乾隆九年，御史李清芳上奏：“大臣保举可以担任主考的四十九人，满洲四人，其他各省十六人，剩下全部是江苏、浙江人。被保举的大多是平日互相交好，家境富足有权势的人；刚正不阿的人，不肯奔走权贵门下；边远省份的读书人，没有人脉交际，就得不到举荐。请求所有符合资格的官员全部参加考试选拔。”皇帝怀疑李清芳自己没有被保举，才说这番话，没有采纳，考试选拔和保举两种方式并行。乾隆三十六年之后，考试成为固定制度。
最初御试录取名单对外公布，后来拟定名次保密，不再公开。嘉庆之后，另外考试侍郎、内阁学士、三品京堂等高官，叫作大考差。
会试总裁，最初派遣内阁、部院大员四人或者六人，最多七人；后来简派二三人或者四五人；咸丰之后，固定派遣四人。
同考官，最初顺天府乡试使用京城官员，推官、知县都可以任用；各省用科举出身的部属官员，以及邻省进士、举人出身的推官、知县，或者府县教官；房考官的人数没有固定。会试最初二十人，翰林十二人，六科给事中四人，吏、礼、兵部各一人，户、刑、工部每科轮流派出一人。后来固定十八人，顺天府乡试同考官也是十八人。
康熙五十四年，下令不同省份的两名房考官共同阅卷，互相监督，一共三十六人，这个制度很快废止。康熙雍正时期，顺天府房考官不再用京城官员，只用直隶科举出身的知县；各省不再使用本省现任知县，专门调用邻省在家等待补缺的进士、举人。大省十八名房考官，中省十四名，小省十二名到十名，分经阅卷。后来人数时有增减，小省最少减到八人。
乾隆时期，会试和顺天府乡试的同考官，才开始由皇帝钦点京城官员；各省又重新使用本省科举出身的部属官员。乾隆四十二年，废除按照五经分房阅卷的旧例。顺天府房考官，南方、北方籍贯官员要回避南皿卷、北皿卷；边远省份官员回避中皿卷。会试房考官，本省籍贯官员要回避本省考生试卷。
主考官承担权衡取舍的职责，房考官负责分卷批阅，历朝对考官人选都十分看重。康熙年间，顺天府同考官庶吉士郑江，阅卷公允得当，晋升为翰林院检讨。雍正元年，会试总裁朱轼、张廷玉选拔人才公平，皇帝嘉奖，分别加封太傅、太保。阅卷不公、草率办事的考官，一定会受到惩处；串通考场、收受贿赂的，罪责尤其重大。顺治十四年丁酉顺天府乡试同考官李振鄴、张我朴，接受监察官员陆贻吉、国子监博士蔡元禧、进士项绍芳的贿赂，录取田耜、邬作霖为举人。给事中任克溥上奏弹劾，审讯核实罪状。朝廷下旨，将七人当众处死，家产全部抄没，他们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都发配边疆。考官庶子曹本荣、中允宋之绳，因失察被降职。
江南乡试主考官侍讲方犹、检讨钱开宗，收受贿赂、打通舞弊关节；江宁的书坊刻印《万金传奇》一书，对二人加以抨击。谏官纷纷上奏弹劾，刑部审讯查证属实。顺治帝勃然大怒，方犹、钱开宗以及同考官叶楚槐等十七人全部处斩，妻子儿女、家产抄没入官。一时间朝野大为震动，科场的种种弊病，由此数十年得到肃清。
康熙五十年辛卯科江南乡试，江南士子吴泌、程光奎贿赂副考官编修赵晋，得以中举。这两个人素来不会写文章，舆论哗然。事情上报朝廷，皇帝命令尚书张鹏翮会同江南总督、巡抚严加审讯。江苏巡抚张伯行弹劾两江总督噶礼收受贿赂、徇私包庇，噶礼也反过来弹劾张伯行别的罪名。皇帝下旨，将二人一并解除职务，令张鹏翮会同漕运总督赫寿彻底查究。二人回奏，请求将噶礼降级，罢免张伯行官职。皇帝恼怒办案官员掩饰矛盾、私下和解，又派遣尚书穆和伦、张廷枢前往复审，上奏结论大体和张鹏翮等人意见一致。刑部商议：二人互相攻讦，有失大臣体统，应当全部革职。皇帝最终剥夺噶礼官职；因为张伯行素来有清廉名望，革去官职但仍旧留任原职。赵晋以及同考官王曰俞、方名判处死刑；正考官左必蕃，因失察被罢官。
同年，福建乡试同考官吴肇中，也因收受贿赂伏法；考官检讨介孝瑹、主事刘俨，因失察被削去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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