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一百三十四 邦交七
瑞典、挪威、丹麦、荷兰、日斯巴尼亚（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
瑞典又称瑞丁，地处欧洲西北，和挪威同在一个区域。雍正十年才开始来中国通商贸易。道光二十七年春二月，中国与瑞典、挪威两国订立通商条约。当时法国、美国等国通商条约，都仿照英国和约的条款。瑞典虽是小国，也请求参照英、法、美三国先例议定通商条约。当时瑞典钢铁等货物价格低廉，还请求酌情降低税率。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善后事务耆英认为各项税钞刚刚议定通行，不便因为瑞典的钢铁轻易减税，没有应允减税；但是上奏朝廷准许订立通商条约。于是和瑞典公使李利华订立条约三十三条。同治六年，清政府派遣出使大臣志刚等人出使各国，抵达瑞典递交国书。光绪三年八月，瑞典召开国际刑罚监狱大会，该国使臣爱达华达摆柏照会驻英公使郭嵩焘，请中国派遣官员参会。郭嵩焘上报朝廷，朝廷准许参会。
光绪十八年五月，瑞典传教士梅宝善、乐传道二人前往麻城县宋埠传教，被殴打致死。上海瑞典总领事柏固得知消息，赶赴湖北会见张之洞，提出四项要求：一，惩办凶手；二，发放抚恤银两；三，弹劾麻城县知县；四，在宋埠修建教堂。当时案犯已经捕获，张之洞同意惩办凶手、发放抚恤，但是拒绝弹劾麻城县令，理由是麻城县令事前尽力劝阻事端，事后很快捕获主犯，不应参劾。至于修建教堂一事，宋埠当地民愤正盛，张之洞提议改在汉口武穴选址建教堂，柏固也不同意。经过长时间谈判，最终议定：将两名主犯处以绞刑，向两名传教士家属各赔偿一万五千元，赔偿财物损失一万五千元，约定二十个月之后才准许再次前往宋埠传教。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中国与瑞典修订通商条约。此前瑞典公使倭伦白来到北京，请求觐见递交国书，并且照会外务部，称奉本国君主谕令，请求修订通商条约，还将君主颁发的议约全权文凭抄送外务部。外务部认为道光二十七年签订的瑞典挪威条约是两国联合订立，如今两国已经各自独立，旧约距今六十年，通商情形今昔差别巨大，应当重新订立条约以便遵守，于是同意谈判。瑞典公使拟出条约初稿共三十九款，内容大多借鉴各国与中国签订的条约条文。外务部认为草案条款繁多，另行草拟条约，合并为十七款。双方反复研讨很久才达成协议。外务部于是上奏朝廷，写道：“本部另行草拟约稿，合并为十七款。查历来我国与各国订立条约，大多是我国出让各项权益，而各国很少给予我国对等权益，按照互相优待的原则，实在并不公平。只有光绪七年的巴西条约、光绪二十五年的墨西哥条约，条款相对公平。这次草拟条约，重点秉持这一原则，不让各项权益单方面归于外国；同时选取各国条约里相对有利的条款，争取权益、防范损失。例如第三款规定领事官依照国际惯例发放认可文凭；第十款写明一旦各国放弃治外法权，瑞典也将同步照办；第十三款声明，如果给予其他国家的权益有专门条约约定，他国必须同样遵守，才能一体享有，这几条都是参考巴西、墨西哥两份条约拟定。第十二款写明入教之人犯法不得免于治罪，赋税不得豁免，传教士不得干预中国官员治理本国百姓的权力，参照中美商约拟定。另外瑞典公使原本草案中有数款直接照搬英、美、日各国商约，现在全部删去。商标、矿务之类内容，用第十三款内所有商业、工艺相关权益一体享有这一句话概括；加税、免厘等事项，用第十四款内中国与各国协商议定的条款遵照执行这一句概括，避免遗漏。第五款写明进出口关税全部遵照中国现在以及将来和各国议定的税则办理，也为将来提高关税、杜绝异议留下依据。其余各款，如互派使臣、设立领事，通商、航运所有事务，始终贯彻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的核心原则，抓住要点，力求公允。虽然瑞典远在欧洲北部，目前还没有华商前往该国贸易，条约赋予我国的权益暂时不能获得实际好处，但是如今中外交往日益频繁，风气逐渐开放，不能不预先做好准备。数十天以来，我们和瑞典公使反复磋商，部分字句删改，不影响核心约定的，都应允对方请求，条约主旨已经达成共识。谨抄录条约全文，恭呈御览。如果蒙陛下批准，请选派全权大臣一名，会同瑞典公使签字画押，等待条约批准之后互换。”奏折递上，朝廷批复准许。宣统元年四月，在北京完成条约互换。
丹麦即嗹马，位于欧洲西北部。丹麦商人早在雍正年间就到广东贸易，广东当地人称之为“黄旗国”。同治二年三月，丹麦派遣使臣拉斯勒福来华，抵达天津之后直接奔赴京师。署理三口通商大臣董恂得知丹麦使臣没有预先照会，擅自赴京，立刻致函总理衙门，传令城门阻拦。英国公使却说：“丹麦来人是本使馆的宾客，请不要阻拦。”总理衙门便不再过问。英国公使威妥玛又代为请求订立条约。恭亲王告知，丹麦使臣擅自越过天津赴京议约，绝不能准许订立条约。威妥玛于是说丹麦王室与英国王室有姻亲关系，还援引法国公使替普鲁士、葡萄牙代为请求换约的先例，坚持请求。王大臣于是告知威妥玛：如果丹麦想要中国应允立约，必须遵守中国的规章，返回天津，照会三口通商大臣，才可以谈判订约。威妥玛于是请求，今后外国使臣抵达天津，由天津领事按照惯例告知中国官府，又写信给三口通商大臣代为致歉。大臣将此事上报朝廷，圣旨交付总理衙门核议。不久朝廷派遣工部左侍郎恒祺会同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办理订约事宜。
五月，条约议定，大体以中英条约为蓝本。起初恒祺等人商议条约准备仿照大西洋国旧例，威妥玛说丹麦和英国有姻亲，条约应当以英文版本为准。双方辩论很久，条文各有增减，最终议定和约五十五款，通商章程九款，税则一册。第二年五月，丹麦派遣水师副提督璧勒到上海，朝廷派遣提督衔李恒嵩以及江苏布政使刘郇膏和他互换条约。到换约之时，李恒嵩等人要求璧勒出示待换的正本条约，璧勒没有携带盖印原件，只带来另行抄写的英文条约。璧勒称这份条约是严格按照英文正本誊写，以示尊重中国，没有别的用意；又说本国军务繁忙，不能长久等候。众人核对文本，内容和英文原本相符，准许互换条约。约定将原本盖印的和约内容补录入这份誊抄文本内，由丹麦副提督补盖印章并签字，随后互换保存。同治九年十月，丹麦派遣使臣来华递交国书，作为对中国派遣蒲安臣、志刚、孙家穀出使丹麦的回访。同治十年，丹麦使臣再次来华递交国书。
光绪七年十月，督办中国电报事务的盛宣怀，和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总办恒宁生签订收递电报合同。早先同治十年，丹麦大北公司的海底电报线，从香港、厦门一路延伸到上海，一条连通新加坡、槟榔屿直达欧洲，称为南线；一条连通海参崴，接入俄国亚洲陆地电报线抵达欧洲，称为北线，以上都是海底线缆。到同治十二年，大北公司又擅自架设上海到吴淞的陆上电报线。这时中国刚刚设立电报局，于是先行和该公司签订合同十四条：一，中国电报发往外国的线路；二，电报局和大北公司互相议定电报资费；三、四，中国发往国外、外国发往中国内地的电报，电报费预先收取，之后再结算，在上海设立账册，每月互相核对；六，电报资费由双方自行议定，只是发往国外的电报遵照国际电报章程，传递电报可以自行编制新电码；七，电报局与大北公司往来文书使用英文，但是合同以中文文本为准；八，大北公司原本尽力协助中国架设电报，但是不得干预中国自主管理的事务；十，大北海底电线、中国陆上电线一旦中断故障，互相通知对方；十一，中国电政事务归北洋大臣主管，如需向大北公司采购物料，必须禀报北洋大臣核准；十二，大北公司应当向中国缴纳的电报费用，每三个月结算一次。当时法、英、美、德四国认为大北公司仅有单条海线，线路只连通厦门口岸，汕头、福州、温州、宁波等口岸距离线路较远，要求增设海底电线连通各口岸。中国拒绝这个要求，依旧只和大北公司合作。谈判订立合同期间，大北公司恒宁生想要写明中国不再把陆上线路租给其他公司，并且永久租赁给大北公司，谈判于是中止。
光绪九年，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与盛宣怀，草拟中、英、丹三家电报公司合约：英国、丹麦的海底电线都以吴淞为终点，赎回丹麦自吴淞至上海的陆上电线，由我方承接传递电报业务。谈判许久，终于收回这条陆线。当初大北公司最初呈报的六条条款里，包含两条专属特权：不准其他国家以及其他公司在中国境内另设海底电线；中国打算修建海底、陆上电线，若是妨害大北公司，便不能修建。作为交换，中国也获得特权：总理衙门、南北洋大臣以及出使大臣往来电报，凡是经由大北电线发送，免收电报费。李鸿章当时已经批准行文执行。英、美、法、德各国公使听闻此事，联合照会总理衙门。威妥玛又援引同治九年准许英国人架设海线的旧案，坚持要求大东电报公司增设海线，清政府无法阻拦。于是大北公司恒宁生提出，中国官方电报照常收取电报费用。不久又发来公函，声明自十月初三起，所有经由大北电线发送的中国头等官报，必须足额缴纳电报资费才可以发报。
光绪十六年，薛福成主持谈判，和大北、大东两家电报公司订立合同。早先大北、大东两家公司担心中国和俄国连通陆上电报线，抢夺海底电线的收益，原本约定上海、福州、厦门设有海线的口岸，电报费让利中国十分之一；其余口岸的出境电报费，由中国电报局后续商议，并且承诺承担官方电报的海线费用。后来遭到各国以及俄国公使多方牵制，谈判长期搁置。到这时，薛福成重新商议，只保留官方电报费用减免，不再索要资费让利，每年白银十万圆。
荷兰，《明史》记作“和兰”，是欧洲滨海国家。清顺治十年，荷兰通过广东巡抚向朝廷上书，愿意作为外藩，前来朝贡。顺治十三年，荷兰上表请求入贡，礼部议定五年一贡，皇上下诏改为八年一贡，以示怀柔远邦。顺治十八年，郑成功攻打台湾，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朝廷下令迁徙沿海百姓，严格实行海禁。康熙二年夏六月，荷兰使者才经由广东入朝进贡：贡品有八把刀剑，都可以弯折；四匹骏马，胸颈像凤、小腿像鹤，奔跑迅疾。康熙二十二年，荷兰因为协助朝廷剿灭郑氏政权有功，率先请求开放海禁通商，朝廷准许。乾隆元年冬十月，削减荷兰税额。原先荷兰在广东通商，征税很轻，后来额外加征一成附加税。这时皇帝下谕：“朕听闻西洋红毛夹板船抵达广东，停泊在黄埔，卸下船上火炮之后再进行贸易，贸易结束，再将火炮归还。征税旧例，每艘船按照船梁征收白银大约二千两，再依照税则征收货物税。近来允许火炮留在船上，又在正税之外，对商人用来购货的现银额外征收一成附加税，名叫缴送，严重违背旧例。朕认为从前洋船到广东，有卸下火炮的旧规，应当继续遵守。额外加收缴送银两，更不是优待远邦的本意。”下令恢复旧例减税，并且晓谕各国商人。
同治二年秋八月，中国与荷兰订立条约。荷兰和中国通商时间最早，这时看到西洋各国陆续来华，也到天津援引先例请求立约。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上报朝廷，朝廷准许，随即命令崇厚在天津和荷兰使臣订立和约十六款。起初荷兰公使送来条约草稿，全部参照英、法各国，兼采后续订立的普鲁士、西班牙、丹麦等国条约章程，分款商议。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回复，现在各个口岸通商都有既定章程，不必增设过多条款。荷兰公使也同意删减，但是对于前往京师、南京通商，内地传教、减税，以及在北京互换条约等事项，坚持以荷兰文本作为正式版本。双方争论很久，荷兰方才同意删去相关条款。在税则方面，同意单列一款，写明各国税则到修订年份，荷兰也一同参与修订。另外附上照会，写明将来修订税则，应当按照货物价值公允增减。最终议定：一，互派使臣；二，海船通商；三，游历；四，传教；六、八至十二款，关税；六、七款，涉外案件；十三款，外交文书往来；十四款，往来公文各自使用本国文字；十五款，利益均沾；十六款，条约批准后一年内互换。这是中国与荷兰首次立约。同治三年五月，荷兰公使矾大何文眼看换约期限将近，派遣官员伯飞鲤前往天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请求在广东省城办理换约。崇厚认为请求符合原条约约定，上奏请求选派官员前往。朝廷任命广东巡抚郭嵩焘担任换约大臣。到约定日期，荷兰公使只带来抄写副本。郭嵩焘驳回，要求出示条约正本，重新商定换约日期。延后一年才完成互换。
同治十年四月，出使各国大臣志刚、孙家穀前往荷兰递交国书。同治十二年四月，荷兰公使费果荪来华递交国书，总理衙门准许他和各国使臣一同觐见，礼仪相同。光绪七年，荷兰公使照会中国，本国准备于光绪九年夏天在都城阿姆斯特丹等地举办万国博览会，请中国和各国一同参会，朝廷准许。同年，任命候补道三品卿衔李凤苞担任出使德、意、荷、奥四国大臣，这是中国首任驻荷兰公使。光绪八年二月，荷兰公使费果荪送来博览会章程，以及增补拟定的华商参会章程，邀请征集中国物产、精巧工艺制品运往会场。总理衙门传令各海关照办。光绪十一年，出使大臣许景澄前往荷兰递交国书。光绪十三年，许景澄出使任期届满，由内阁学士洪钧接替。
同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专门派遣副将王荣和、知府余瓗，先行前往荷兰所属南洋各岛考察，荷兰方面不允许。前任出使大臣许景澄与荷兰外交部辩论，以游历作为名义，荷方才准许出行。考察归来之后，张之洞上奏请求在当地设立领事，大略写道：“日里有华工一万多人，噶罗巴有华人七万多人，附近的波哥内埠、文丁内埠，还有三宝垄、疏罗、麦里芬、泗里末、惹加，都是荷兰属地，华人合计二十多万，应当设立总领事、副领事保护侨民。”不久朝廷商议，决定暂缓办理。
光绪二十年，出使大臣许景澄请求限制机器进口，照会荷兰外交部，大略说：“外国各类机器，除中国自行购买、委托洋商代购之外，洋商自行贩运进口的机器，如果不会妨害中国百姓生计，可以按照税则未列货物，估价值百抽五，准许进口。如果洋商贩运的机器妨害百姓生计，一律不准进口。”光绪二十一年，朝廷命许景澄递交万寿节致谢国书。光绪二十四年，任命候补四品京堂吕海寰担任出使德国大臣，同时兼任驻荷兰、奥地利公使。光绪二十五年，各国在荷兰海牙设立保和公会，荷兰公使照会中国邀请入会，朝廷准许。随即派遣前驻俄公使杨儒出席会议。又商议推广红十字会、海战条约，请求加盖御宝，由驻俄公使胡惟德转交给荷兰政府。
光绪二十七年，吕海寰鉴于荷兰南洋属地虐待华侨，于是上奏：“荷兰南洋各岛开埠最早，前往谋生的华人也最多。噶罗巴一岛华人最为集中，侨居华人不下六十万人。当地起初善待华人，后来逼迫华人入籍，多有残害虐待，根源在于中国没有设立领事保护侨民。各岛设有玛腰、甲必丹、雷珍兰，管理华人事务，由在当地出生的华人担任，作威作福。华人刚到岛上，一律到公所录口供、登记注册；前往各乡谋生，必须获批才可以前往。后来颁布禁令，不准华人在乡村居住，限二十四小时内低价变卖产业离开，超过期限罚款驱逐，产业全部没收。这是其一。华人前往荷兰属地，向来需要凭证才能登岸。后来又立新规，无论有无凭证，登岸之后都被带到官府，集中看管；若是老侨民持有出国凭证就放行，新到劳工就被关押，等候带到玛腰公馆拍照，有人担保才能释放，不然就戴上镣铐，遇到轮船就驱逐出境。这是其二。华人在本岛各地经商，必须申领路票，除手续费外还要缴纳印花税，每到一处就要登记、再次缴费。如果一天去往三五个地方，就要重复缴费三五次。漏报查出从重处罚。这是其三。华人诉讼案件，审理费用按照西洋人最高标准收取，处罚却按照土著最重标准。就算有理，追回的钱款还不足以支付律师费，很多冤屈无处申诉。这是其四。华人身故之后，家产处置权归荷兰官员。就算妻儿拿着遗嘱按规定申领，官员也多方刁难，反复拖延；没有遗嘱，财产全部没收充公。这是其五。在日里种植烟叶的华人，很多是被奸商诱骗拐卖出洋，身价从三四十元到八九十元不等。订立契约，期限三年，进入烟园之后不得自由出入，就算父子兄弟也不能相见。再加上克扣工钱、高利盘剥，华人只能忍气吞声，求助无门。各国百姓都可以购地自行种烟，唯独华人不允许。这是其六。以上种种苛待条款，惨不忍闻。正准备向荷兰政府交涉，忽然英文报纸刊载班喀锡矿华人矿工遭遇水灾，饥寒交迫，接连病死。矿主还强迫矿工高价购买劣质物资，向矿场借钱，一两银子年息五钱，最终积怨爆发冲突，矿主开枪射击，死伤众多。荷兰官员抓捕逃散华人，反复审问，才得知事端由矿主苛刻虐待引发。华人劳工一向安分守己，如果不是遭受过分苛待，绝不会激起事变。臣认为各岛华工遭受随意欺凌，残酷程度和古巴哈瓦那情形相同。设立领事，再也不能拖延。臣多次和荷兰外交大臣朴福尔反复辩论，翻译华商禀文与报纸记载的虐待情形详细陈述，备文照会，请求准许设立领事保护侨民生计。荷国外交部以属地事务归殖民部管辖为借口，推诿不决。臣再次照会荷国外交部：新加坡、小吕宋等地中国早已设立领事。就拿荷属噶罗巴来说，欧美各国全都设有领事，为何唯独对中国百般刁难？反复辩论，事情稍有转机。查荷兰属地岛屿众多，需要设立领事的地方共七处：噶罗巴、三宝垄、泗里歪、望加锡、勿里洞、日里、文岛，都十分紧要。现在很难一次性全部设立，噶罗巴一岛，设立总领事一名，万万不可再拖延。”奏折呈上，交付外务部商议。光绪二十八年，外务部商议批准在噶罗巴等地设立领事，但是没能落实。
光绪三十年，各国商议免除红十字会医疗船的税费，请中国派遣官员前往荷兰参会，朝廷准许。同年，热河都统松寿上奏：“蒙古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打算和荷兰商人白克耳，合资开办本旗右翼巴达尔胡川金矿，华洋合办，双方股本各占一半，全部遵守章程办理。”外务部认为：“喀喇沁王先前已经把右翼全旗土地划给逸信公司开采各类五金矿，已经责令划定界限，不允许包揽全旗矿产。现在如果仓促准许荷兰商人开办，难保不产生纠纷，应当暂缓批准。”朝廷批复同意。光绪三十一年，荷兰公使照会，本国南洋属地苏门答腊以北撒般港，外国兵船进港需要鸣放礼炮，请外务部通知南北洋大臣。三月，外务部上奏：《万国保和会和解公断条约》已经批准。各国打算在荷兰都城设立国际公断院，邀请中国派员担任议员参会。朝廷准许，不久任命伍廷芳作为代表。保和会也就是弭兵会。同月荷兰公使照会，本国属地茫咖、萨巴东两处，外国兵船进港不再鸣放礼炮，依旧请外务部通知南北洋大臣。八月，万国弭兵会推举荷兰男爵米何离斯担任公断院总法官。十月，朝廷任命知府陆徵祥为出使荷兰大臣，同时办理保和公会相关事务。光绪三十二年，聘任驻美使馆外籍顾问福士达担任荷兰保和会公断议员。
宣统二年，荷兰都城举办万国禁烟大会，请中国派员参会。朝廷先派遣外务部右丞刘玉麟前往。后来大会延期，刘玉麟调任驻英公使，改派出使德国大臣梁诚赴会。宣统三年四月，中国与荷兰订立设立领事条约。起初荷兰送交完整条约草案十七条，朝廷命陆徵祥主持谈判。条约之外还有一条附则，写明本条约实施时，不得将荷兰属地出生之人视作中国国民。陆徵祥提议增加一句“也不得将中国国民视作荷兰国民”，荷国外交部不同意。于是朝廷命陆徵祥回京，由外务部照会荷兰公使到衙门继续谈判。荷兰公使一开始坚持原有说法，之后同意把附则改为单独公文，不写入条约正文。又经过长时间谈判，荷方才同意出具互换照会，写明“在荷兰属地出生之人，发生国籍争端时，在属地境内依照荷兰法律裁决”等内容。另外荷兰方面另备文书存档写明：这类人员回到中国，如果愿意归入中国国籍，中国可以接纳。谈判终于敲定。外务部于是上奏：“本部查荷兰属地设领，是多年悬案，多次商议多次搁置，将近二十年。这次重启谈判，历时一年多才正式开议。后来因为附则一条产生分歧，双方反复磋商，又耗时两年。近代各国国籍法大多采用出生地原则，在属地出生者，大多归入该国国籍。而我国新定国籍法采用血统主义。根本法理完全不同，这就是荷方坚持增加附则、我方坚持删改的缘由。侨民回国继续保有外国国籍，确实带来诸多弊端。现在约定荷兰属地侨民回到中国可以加入中国国籍，以此补救。不是在荷兰属地出生的侨民，依旧认定为中国籍，和我国国籍法不相冲突。就此了结此案，尽快派遣领事，安抚侨民殷切期盼。”又上奏荷兰属地苛政修改情况，大略写道：“旅居荷属的华人最难以忍受的是各类苛规。本部多次根据华商呈文，电令驻荷公使陆徵祥向荷兰政府交涉。荷方一开始认为属地治理已有数百年，旧例很难更改，强词抗辩。经过我国公使反复磋商，荷方称警务、司法方面只能先行调查改良方案，不能立刻更改。入境、居留、旅行三项法规，同意先行修订。现在入境新章程还没有颁布，居留、旅行两项新规，已经率先在爪哇、马渡拉两岛推行，相比旧例宽松很多。”奏折呈上，朝廷任命陆徵祥为全权大臣，与荷兰公使贝拉斯签字画押。条约文本用法文写成。
日斯巴尼亚，又称西班牙，也就是大吕宋。明代嘉靖初年，西班牙占据南洋马尼拉，即小吕宋，商船航线延伸到广东。到清咸丰八年，西班牙看到英、法、俄、美订立五口通商条约，和葡萄牙一同请求和中国立约，朝廷没有准许。同治三年五月，西班牙使臣玛斯再次来华请求订约，并且呈上全权委任凭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令玛斯在天津等候圣旨。朝廷又派候补京堂薛焕赶赴天津，会同崇厚和玛斯谈判。玛斯援引丹麦、西洋各国进京议约的旧例。薛焕等人辩驳：丹麦等国虽在北京商议条款，仍然到天津填写签约日期，不能算作在北京订立条约。玛斯公使于是同意在天津谈判。许久之后，玛斯拿出草拟条款，有些条款是各国条约所没有的，对于公使驻京一项态度尤为坚决。很久之后谈判达成，共订立条约五十二款，专条一款。同治六年四月，崇厚和玛斯互换条约文凭。同治十年，穆宗亲政，各国请求觐见递交国书，西班牙公使也一同参与。自此每年都按此惯例办理。
光绪三年，西班牙因索伯拉那船遭风一案，扬言要派遣兵舰前往台湾。福建巡抚丁日昌上奏说：“西班牙属地小吕宋北部，紧邻台湾南部，海中岛屿连绵相接，比日本距离我国更近。今年五六月，西班牙出兵攻打苏禄，攻破城池，因此有觊觎挑衅之心。不尽快整顿军备，兴办矿务、垦荒、水雷、铁甲军舰、铁路、电报各项实业，就无法谋求自强。”后来西班牙兵舰最终没有前来。
同年西班牙属地古巴招募华工，请求订立专门条约。当时西班牙公使是伊巴理，朝廷任命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沈桂芬、毛昶熙、董恂、夏家镐、成林担任全权大臣，谈判订约。早先光绪元年，总理衙门上奏派遣陈兰彬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办理外交事务。西班牙和秘鲁都有华工出洋相关事务需要谈判。秘鲁相关条款已经由李鸿章议定。西班牙这边，在陈兰彬调查上报之后，总理衙门拟定保护华工条款，约各国使臣会谈。西班牙公使丁美霞与各国使臣也拟出条款，合并修订成统一文本。谈判进行期间，恰逢云南发生英国翻译官马嘉理被杀一案，英国公使威妥玛前来交涉，这件事便搁置。滇案了结之后，伊巴理已经到北京会商，依旧没有谈妥。到这时议定章程共十六款：一，维持同治三年天津条约，不得收留中国逃犯；二，废除旧约中保护华工条款不完善之处，所有赔偿事项不再讨论；三，华人出洋必须出于自愿，不得强迫、使用欺诈手段；四，准许华人前往古巴，不得阻拦；五，出洋登记，领取盖印执照；六，中国派遣领事；七，给予华人往来通行凭证，待遇与各国人等同；八，诉讼相关规定；九，核查华工人数；十，运送华工船只应当遵守的规章；十一、十二，资助遣送华工回国事项；十三，限制华人前往定居的相关约定；十四，执照、通行凭证相关事务，新到华工与期满归国华工享受同等待遇；十五，本条约没有载明的权益，如果中国给予其他国家，西班牙同样一体均沾；十六，条约换约时间与期限。这是重新修订的华工专条，双方签字盖印，第二年互换条约，互换文凭。光绪六年，小吕宋华侨请求中国设立领事，没能办成。
光绪十三年四月，张荫桓从美国前往西班牙都城马德里递交国书。到觐见之日，西班牙国王王后临朝，张荫桓双手捧国书恭敬呈上，国王王后亲自接收，转交外交大臣谟烈，起身用英语和张荫桓交谈，由翻译转述应答。礼仪结束，国王王后回宫，张荫桓起身送别，王后回头三次屈膝答礼。当时中国商议在小吕宋设立领事，西班牙外交部已经同意发放许可，但是商务总办米阿斯以条约没有写明为由阻拦。张荫桓咨询律师科士达，律师提出，条约第四十七款写明“中国商民到小吕宋贸易，应当享受最惠国待遇”，这是明文依据。西班牙官员征收的人头税、路税，从丁卯年换约起，到甲申年颁布新例为止，十八年间，向华人征收白银七百零七万八千一百六十一元二角四仙。专门向华人每人每年征收九元六仙；甲申之后，西洋人每人每年征收一元五角，华人四元五角。统计到丁亥年，四年又征收五十二万零八百三十六元。路照费用，西洋人四角五分，华人一元二角五分，还要预先预缴一年人头路税，极不合理。和西洋人对比，扣除四角五分，多向华人征收八角。丁卯至丁亥二十一年，共征收白银七十二万九千一百七十元四角，预缴的人头路税还不算在内。另外每名华人每年征收医院费二角五分，数额虽小，丁卯换约到当年，二十一年合计二十二万七千八百六十五元七角五仙。这笔费用连同甲申年之前的人头路税，都只向华商征收，严重违背平等优待条约。仅去年正月到九月统计，当地华人四万三千四百零三人，逐年统计实际人数更多。如此苛待华人，应当追讨过往税款，制止将来的苛政，才是妥当办法。不久收到西班牙外交部公文，称后续会商议新规章，为各国领事制定，但是在小吕宋设立中国领事一事依旧不能定案。之后觐见王后，以及两位公主、王后姐姐，依照礼仪问答。张荫桓不久离开西班牙前往美国，谈判长久没有成效。
光绪十五年，张荫桓卸任，朝廷任命崔国因担任出使美、日斯巴尼亚、秘鲁大臣，常驻美国，另派杨慕璿担任驻西班牙参赞。光绪十六年四月，崔国因从美国赴西班牙递交国书。觐见当日，西班牙国王没有登殿，王后身着礼服面南而坐。崔国因捧国书入殿，行三鞠躬礼，问候君主安好之后退出。光绪十九年，崔国因卸任，任命四品京堂杨儒担任出使美、日斯巴尼亚、秘鲁大臣。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联军攻入北京。八月二日，西班牙公使葛络幹致函留京办事大臣，称各国领兵官员、外交公使，定于初四清晨进入大内参观，朝廷准许。光绪二十七年，各国要求各国公使集体觐见必须在太和殿，单独觐见在乾清宫；递交国书乘坐御车从中门入宫，皇帝亲自设宴招待等事项，以西班牙公使葛络幹领衔，朝廷斟酌取舍。第二年，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举行加冕典礼，驻京西班牙公使贾思理照会总理衙门，希望中国派遣专使祝贺。出使美、西、秘大臣伍廷芳也上书提议。朝廷于是任命张德彝作为祝贺西班牙国王加冕的专使。
比利时旧名弥尔尼壬。清初，比利时商船曾经来到广东。道光末年，法国代为请求通商，但是货船没有来华。五口通商之后，比利时派遣使臣包礼士赴上海，请求参照各国订立通商条约。当时薛焕担任江苏巡抚，回复说可以和无约国家一样通商，不必单独订立条约。包礼士坚持要求赴京谈判，被阻拦，暂时留在上海。早先咸丰九年，比利时派遣使臣怡性向江苏巡抚何桂清提出三项要求：一，比利时官员商民家属、船只货物，享受中国给予最惠国同等对待；二，条约有效期十二年；三，和约议定之后，请加盖御宝。这时包礼士再次提出这三项要求。薛焕也提出三条条件：一，各通商口岸设立比利时领事；二，禁止该国商人赴内地游历、通商；三，使臣不能前往北京。比利时公使坚决不肯更改条件。辩论很久，才达成约定。起初比利时公使称呼本国君主为“大皇帝”，薛焕参照英国对君主的称呼，改为“君主”，于是订立条约四条，时间为同治元年六月。
同治四年七月，比利时派遣使臣金德来华，照会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声称包礼士与薛焕订立的条约，没有详细写明通商章程与各项事务，请求重新谈判，被拒绝。金德多次发文要求，于是朝廷派董恂、崇厚担任全权大臣，办理比利时通商事务。金德很快拟出条约五十款，大多借鉴各国条约。董恂删去三款，保留四十七款，随后签字盖印。同治五年九月，在上海和江苏巡抚郭柏荫互换条约，并且转交致比利时新君主利奥波德二世的国书。郭柏荫认为西洋通商各国从来没有进呈国书的先例，金德说新君即位，理当通报，于是准许递交。同治九年六月，比利时再次递交国书，请求公使常驻北京，朝廷准许。
同治十一年冬，出使大臣许景澄前往比利时都城布鲁塞尔递交国书，比利时国王与王后邀请许景澄入宫赴宴，参赞随员一同参加。同年刚果独立建国，推举比利时国王兼任刚果君主。比利时侍从大臣伯施葛辣照会中国，比利时国王致国书，自称“大比利时国主留波德第二谨上书大清国仁圣威武大皇帝陛下：刚果地方设立商会，开辟疆土，曾经与各国订约，成立自主之国，众人推举寡人作为该国君主。已经获得议院批准，寡人应当统辖这个国家，理当告知大皇帝陛下。这个新国家，由寡人兼领，并非比利时国土。开辟国土之初，应当传播教化，治理政务养护百姓，交好友邦巩固和睦，发展通商利益稳固邦基，尽心治理，共享太平，不辜负各国期望。恳请大皇帝多加体恤，使寡人不致有失。”同治十三年正月，比利时公使送来本国汇集的各国税则，邀请中国入会，许景澄上报朝廷。朝廷回复比利时外交部：中国现行税则，就是各国共同议定通行税则，各国条约都已写明，没有另外独立的通商税则，和西洋各国各自单独订税的情况不同，不便入会。五月，比利时派遣谢惠施担任驻京公使，递交国书并且觐见皇帝。
光绪十五年三月，任命江苏按察使陈钦明为出使英、法、意、比大臣。光绪十七年八月，比利时邀请中国派员参加第四次国际铁路大会，研讨铁路新技术，朝廷准许。光绪十八年正月，湖广总督张之洞派遣翻译俞忠沅，带领十名工匠，赴比利时工厂学习冶炼钢铁。光绪二十三年，商议举借外债修建卢汉铁路，比利时领事法兰吉拜见张之洞，称本国愿意提供借款，条件比其他国家公允。不久和比利时商定合同，共十七款：二，借款四百五十万金镑，九扣，实际交付四百零五万镑，分四期拨付；三，年息四厘；四，前十年只付利息不还本金，十年之后分二十年还清；五，以铁路资产作为抵押；六，五年完工；八，由比利时派遣工程师，职位为监察，受督办大臣一人节制；九，外籍铁路人员由监察举荐，督办大臣任命；公司所有铁路工作人员，除监察之外，都归督办委派的官员管理；中外人员产生争议，由督办判定，监察只可以旁听；十，比利时籍职员如果不称职由督办大臣勒令退回；第十一条，材料尽量采购中国本土出产的，如果采购外国材料，一半采用招标方式，剩下一半由比利时公司承办；第十二条，采购外国材料时，比利时公司应当扣除五厘作为经费；第十四条，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比利时公司无论任何事务，都不得委托其他国家商民管理，也不得将这份合同转让给其他国家或他国之人；第十五条，如果中国在合同期限未满时，打算一次性还清全部借款，利息就从还清款项当日停止计算。后来又增订合同，另订立详细合同，在原来四厘利息之外，再加收四毫利息。另外经办的银行，按照所拨付的款项，支取二毫半的酬劳；各项股票提前还本的，也给付二毫半的酬劳。
光绪二十五年，比利时公使请求增辟汉口租界，称长江沿岸日本租界旁边的土地，除去修建铁路车站占用的土地，中间还剩余一万平方尺，本国请求使用一千平方尺，朝廷没有准许。不久，驻汉口比利时总领事再次拜见张之洞，援引同治四年中比条约第十二款，仍旧请求在汉口日本租界下方划拨百丈土地作为比利时租界。张之洞告知对方：各国专管租界，都必须签订专门条约。同治四年的条约，只写明比利时人在各个通商口岸适宜居住、建造房屋的地方，可以允许他们租地建房，并没有划定租界交由比利时管辖的条文。于是和对方约定三条：比利时人如果想在汉口租地居住，北边有英、俄、法、德、日本各国租界，南边从日本租界直到铁路所属的中国土地，都可以居住，允许他们各自和土地业主商议租赁。如果在他国租界内，就要遵守该租界巡捕、缴纳捐税的各项章程；在租界以外的中国土地上，就要遵守中国巡捕、缴纳捐税的章程，不允许自行修建道路、设立巡捕，也不得抗拒捉拿人犯。这是第一条。比利时商人想要购买某处土地，可以和土地业主协商，双方自愿，公平商议地价，按照条约规定，不能强行压迫、压低租价。这是第二条。只要有一户比利时商人，就商议划定一段土地，不能预先圈占大片空地划归比利时管辖，借此暗中形成租界。这是第三条。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比利时公使到外务部，声称汉口租界的土地早已购置妥当，马上就要圈地修筑围墙。外务部命令张之洞核查上报。张之洞致信外务部，写道：“比利时人在汉口铁路总站附近、铁路两侧，购置了一大片土地，请求划为租界。我当即告知对方，铁路是中国的铁路，总站一带不能被他国占据，万万不能应允。我提出，只把沿江一带土地，往后到距离铁路三十丈、左边到距离铁路总站六十丈为止的区域，划为租界，其余铁路沿线往后三十丈、六十丈范围内的所有地段，必须全部交还中国。这已经是格外通融的办法。比利时公使来湖北的时候，我也已经当面据理力争。之后命令江汉关道备好文书照会比利时领事，比利时领事复照，收下划定的租界地界，却没有提及其余应当归还中国的土地。恳请嘱咐对方早日按照湖北议定的边界定界，把多余土地归还。如果继续拖延，就算已经准许划定的地界，也不能算作租界。请坚持立场驳斥对方。”这件事长久没能定案。同年八月，比利时商人到信阳采办货物，运送到汉口，没有申领联单，还抗拒不缴纳厘金。张之洞命令江汉关道以及海关税务司诘问查办。
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中国和比利时公司签订汴洛铁路借款合同以及行车合同，附带铁路管理材料厂章程、土木合同、购地章程。在此之前，光绪二十五年，铁路大臣盛宣怀上奏请求将开封、河南两府的支线铁路，全部交由总公司筹款接续修建，得到圣旨批准。不久因为义和团事变爆发，商议中止。到这时，比利时公司代理人卢法尔重提之前的提议，于是盛宣怀和卢法尔商议借款事宜。盛宣怀因此上奏说：“卢汉干线铁路在荥泽附近跨越黄河，向东到开封大约一百七十里，向西到河南府大约二百五十里。现由卢法尔估算，应当借入工程款项一百万英镑，大约折合法国金币二千五百万法郎。双方议定利息、期限全部参照卢汉铁路章程，合同签订之后九个月内开工修建。所有商议拟定的合同条款，由总公司法文参赞候选道柯鸿年等人和卢法尔历时数月研讨磋商，又经臣盛宣怀与河南巡抚陈夔龙逐条斟酌审阅，删改商讨，再经外务部修改增补，拟定细目二十九条，另附行车合同十条。”圣旨下达：交由外务部核议后上奏。外务部上奏说：“臣等核查，卢汉铁路的开封、河南府支线，既然已经上奏获得批准，应当准许延展修建。本年六月，盛宣怀将拟定好的合同送到本部。臣逐条复核，还本、付息、用人、购置器械等所有办法，都和卢汉铁路合同一致，条文含义更加周密。唯独合同第二十三款记载：‘倘若日后中国朝廷准许从河南府继续向西延长修至西安府，督办大臣可以应允优先由比利时公司，按照本合同章程妥善商议承办’等语句。查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盛宣怀原来的奏折，虽然已经说明从洛阳通往陕西、甘肃的路段，应当归总公司筹款接续修建，但是这段支线路途漫长，将来如果商议用中国款项自行修建，也必须预留余地。应当命令在合同内增添文字：‘倘若中国国家自行筹集款项，或者招募华商股本，延展修建此段铁路，比利时公司不能争执阻挠。’又命令在行车合同第九款内增补条文：‘中国邮政局经由这条铁路寄送各类邮件，应当专门配备邮政专车；沿途各个车站，都要提供房屋用来设立邮局，全部依照中国各条铁路通行章程办理。沿途不允许承办铁路的国家另行设立邮局。’以此保全我方权利。”朱批：依议办理。盛宣怀于是和卢法尔议定，借款二千五百万法郎，折合英金一百万英镑，年息五厘；还款期限，从发售债券第十年起，分二十年平均偿还。
光绪三十年二月，张之洞听闻比利时打算在湖南修建从湘阴经过常德到辰州的铁路，特意发电报给湖南巡抚赵尔巽，根据当地士绅商人的禀请，拒绝比利时承办。
光绪三十四年，才开始商议收回汉口比利时租界。张之洞上奏，写道：“比利时趁着铁路购地的时候，在汉口私自购买民间土地三万六千多方，借口预备给修建铁路的比利时工人租住。从光绪二十四年向总理衙门索要划定比利时铁路地界开始，臣极力抵制，从光绪二十四年开始交涉，双方僵持到光绪二十八年。比利时公使又屡次向外务部催促问询。臣考虑比利时原本购置的地段，紧靠京汉铁路南端江边码头的刘家庙火车站，包围跨过铁路，实际上扼守南北铁路的咽喉要道，对于中国管理铁路的主权，以及京汉、粤汉两条铁路交接的码头，妨害极大，坚决不予准许。只沿着长江岸边划出一万六千多方土地，打算作为比利时租界，东北两面，都和铁路相隔几十丈。比利时公使又请求加宽地界，臣以查明存在诸多阻碍为由驳斥，行文回复外务部酌情答复。从此双方又僵持数年。驻汉口比利时领事把所购置土地的地契送交江汉关道，要求盖印完税，要挟逼迫十分强硬。臣考虑这片土地横跨铁路，横据交通要冲，虽然多次驳斥要求对方缩减退让，终究会损害铁路附近的土地主权与地利。不如商议价格赎回收回，留作扩大华商贸易使用，永久保全国家利权。只是铁路修成之后，地价相比从前上涨几十倍。经过臣多年反复磋商谈判，才将全部地块议定价格白银八十一万八千多两，暂且拆借华洋商人款项先行垫付。”奏折呈上，朝廷批准。
意大利，也就是意大利亚，就是《后汉书》所称的大秦，位于欧洲南部。康熙九年夏季六月，意大利国王派遣使臣上表进贡，贡品有金刚石、镶金宝剑、金珀书箱、珊瑚树、琥珀珠、伽南香、哆啰绒、象牙、犀角、乳香、苏合香、丁香、金银花露、花幔、花毡、大玻璃镜等物品。使臣留在京城九年，才被遣送回国。皇帝在太和殿召见，赐下宴席。圣祖康熙皇帝因为对方远渡重洋，诚心仰慕天朝道义，赏赐的规格，比其他国家更加优厚。
同治五年秋季八月，意大利使臣阿尔明雍，经由驻京法国领事德微亚，拜见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请求订立通商条约，朝廷准许。随即任命户部左侍郎谭廷襄为全权大臣，会同崇厚办理通商条约事宜。九月，阿尔明雍带着法国翻译官李梅，亲自送来拟定的条约五十五款，请朝廷审核，同时递交国书。这份条约大体以丹麦和约为蓝本，同时参考法国、普鲁士等国条约，唯独禁用“夷”字这一条，取自英国条约。而中国以往称呼意大利，从来没有用过“夷”字，和英国的情况并不相同，朝廷认为这件事无关紧要，也没有驳斥。于是议定条约。条约核心条目共两项，附带税则一册，和法国、普鲁士两国相同；和英、美、丹麦、奥匈、日本各国度量衡名称略有差别。通商章程善后九款，大致和丹麦、奥匈、比利时等国相近。条约签订之后，阿尔明雍回国。不久法国公使伯洛内，送给我国订约大臣圆形金牌，上面刻有本国君主肖像，作为纪念，大臣收下了。
同治六年九月，意大利公使骆通恩抵达上海，请求互换条约。朝廷命令江苏布政使丁日昌和他办理换约。法国领事狄隆来到丁日昌的行馆，声称这次意大利换约，委派他担任翻译官，请丁日昌先去骆通恩住处拜会问候。丁日昌告诉他：意大利公使奉本国君主命令出使中国，应当先来拜见中国使臣，转达本国君主的国书，这才合乎礼节。狄隆又说，此前已经在天津发出照会，声明九月在上海换约，如今已经十月。丁日昌回复：去年比利时约定九月换约，五月就先行通知。现在意大利约定九月换约，到九月中旬才送来通知。由三口通商大臣行文呈报总理衙门王公大臣，上奏请求派遣大臣、加盖国玺，官员携带条约文本送到江苏。现在十月完成换约，已经十分迅速。延误的责任不在中国。到了约定日期，骆通恩会同法国总领事白来尼、副领事狄隆等人一起来到丁日昌行馆，身穿官服、佩带宝剑，恭敬问候皇上圣安。丁日昌会同苏松太道应宝时等人，按照礼节接待。骆通恩要求核验凭证，丁日昌恭敬捧出圣旨，当众宣读，一同展开核对条约文本。骆通恩拿出一盒条约，配有盖有意大利君主印信的银盒蜡封，装帧整齐，但只是另外书写的外文版本，并没有去年在北京议定的中文原本。丁日昌不同意互换条约。骆通恩摘下官帽苦苦恳求，承认是自己的失误，说正值新旧使臣交接，误以为只要带有本国君主盖印的条约就可以作为凭证，把原本条约遗忘没有带来。这次承蒙朝廷恩准换约，各国全都知晓。如果到期不能完成换约，实在无颜面对各国人士。白来尼等人也代为求情，愿意帮忙翻译，并且声称所携带的外文条约，如果和汉文原约文意不符，全部由法国领事承担责任，恳请通融办理。丁日昌和应宝时商议之后，先命令洋务官员，会同精通意大利文字的监生沈鼎钟，加上白来尼等人，将骆通恩带来的外文条约和朝廷颁发的条约仔细核对，确认内容无误，依旧不同意互换条约。骆通恩再三苦苦请求，丁日昌才变通处理，告诉他：贵使只带来一份盖有君主印信的外文条约，那么中国使臣也只能先把盖有我皇上国玺的汉文条约一份和你互换，附带的外文条约暂时拆下来，留在上海道衙署，限骆公使在四个月内带来去年议定的原始条约，换回这份外文条约。并且声明到时候只由苏松太道就近办理换约，不再专门派遣钦差大臣。骆通恩同意照办，只是要求把四个月的期限改为六个月。同治十年三月，意大利派遣使臣费三多来到中国，递交国书，同时考察浙江养蚕事务。
光绪十一年夏季，意大利打算举办养生会，邀请中国入会。光绪十五年，朝廷任命江苏按察使陈钦铭为出使英法意比大臣，不久由大理寺卿薛福成接任。光绪十七年春二月，薛福成向意大利国王递交国书，国王亲自接见，慰问十分周到，站立交谈很久，大意说：“意大利和中国数百年来交往最早，十分仰慕中国。我查看地图，才知道中国疆域广大，意大利国土面积还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谈话结束后薛福成告辞，行三鞠躬礼，又握手。第二天拜见王后，也行鞠躬礼，遵从西方礼仪。光绪二十二年，任命四品卿衔罗丰禄担任出使英法意比国钦差大臣。光绪二十五年，意大利索要租借三门湾，朝廷没有准许。在此之前，各国都在中国索要海军基地，这时意大利命令驻京公使玛尔七诺，向总理衙门要求租借三门湾，向总署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四天之内答复。没过多久，意大利政府下令撤回最后通牒，将玛尔七诺调回本国。
光绪二十八年，意大利请求派遣常驻北京的专职公使，朝廷应允。中国也任命许鎯担任出使意大利专使。十一月，许鎯向意大利国王递交国书，国王亲自接收。按照以往惯例，公使觐见意大利国王不能落座，这次特意赐座。过了一个月，又拜见王后以及太后。意大利国王在宫中设宴，宴请各国公使，国王与王后一同入席。宴会结束，王后详细询问中国文字与书籍。光绪二十九年三月，意大利开办农学会，邀请中国入会，许鎯派遣官员前往参会。四月，许鎯翻译《意大利财政考》送交外务部，文中写道，意大利国土面积不到中国十分之一，但是每年财政收入比中国多出五倍，每年财政支出也比中国多出四倍有余。十月，又翻译送交意大利关卡税则给外务部，写道征税章程共二十条，应税货物分为十七大类，总计三百六十八种，另外还有包皮税以及去除包皮的章程十六条、注册费章程十一条，核算周密，分类精细，和中国通商税则相比，疏密差距很大，希望中国参考借鉴。同月，许鎯奏请商部派遣官员前往意大利考察商务，写道：“意大利在华贸易规模不大，偶尔有他国商人把中国货物运到意大利，除蚕茧、茶叶两类，其余货物极少。华商从来没有到意大利及其属地经商，应当立刻派员考察。”光绪二十九年，日俄开战。十二月，意大利会同英、美、德、法共同照会俄国、日本，声明：“除满洲之外，不得在北洋水陆境内交战。”光绪三十年，许鎯又翻译意大利烟草税志以及银行章程。光绪三十一年，许鎯翻译送交意大利国债法令章程汇编以及官售烟价表。
光绪三十二年夏季，驻上海意大利领事，当面把十一条条约草案交给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吕海寰等人就把此前多次和外务部电报商议的加税、传教、吗啡鸦片、国币、治外法权五项条款交给对方，同时行文告知外务部、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写道：“核查意大利条约前四款是新增条款：一，想要推动丝绸出口兴盛，请求开放绍兴、无锡两处口岸；二，愿意协助中国仔细筹办养蚕学堂，设立机构，代为管理运营；三，在加税之前，修订苏杭铁路货运厘金，延长意大利商人茧税单的有效期限。后面七条，是英、美等国条约中已有的内容，只是略微修改文字：一，内地内河行轮；二，治外法权；三，华洋合股；四，矿务；五，国币；六，最惠国待遇；七，条约期限，以及以意大利文本作为条约正本等。”外务部收到电报，逐条驳斥。吕海寰等人转告意大利领事，领事反复争辩。于是商议口岸参照日本条约中长沙的案例办理，养蚕学堂条款采用“同时聘请中外教员”的表述。大体快要谈妥，对方忽然反悔，想要终止条约谈判。吕海寰等人担心这件事影响加税谈判，打算按照对方草案应允，让海关税务司从中斡旋。
同年，意大利米兰举办赛会，送来文书邀请中国派员参会，一并送来章程册籍与会场总图。许鎯收到文书，把总章程完整翻译，九大门类的分章只翻译子目，呈报外务部，写道：“这场赛会举办的缘由，是为庆祝意大利、瑞士边境新开凿的辛普朗隧道铁路竣工。欧洲隧道铁路，历来以法意边境的蒙塞尼隧道工程规模最大，全长一万二千二百三十三米。这次新开凿的辛普朗隧道，全长一万八千七百四十三米，确实是欧洲最长的穿山铁路。从前轮船商货运往北欧，必须在法国马赛上岸陆路转运。这条铁路修成之后，今后可以改从意大利的热那亚起运，陆路转运。这是意大利新获取的巨大商业利益，所以赛会章程将陆运、海运、河运三项放在首位。中国各省现在商议修建铁路，如果派员前来考察，对于研习铁路建设事务有所裨益。”朝廷收到电报，准许派员参加。意大利另外举办农业大会，目的是联络世界各国，推崇农业、劝课农桑，邀请中国入会。这次参会共有四十个国家，会员合计一百一十人，大会一共召开十次全体会议、五次分组会议。许鎯只在开幕和签约之日到场一次。
志一百三十五
邦交八
奥匈帝国、秘鲁、巴西、葡萄牙、墨西哥、刚果
奥匈帝国，也就是奥地利，很早就和广东通商，广东人凭借它的国旗识别，称之为双鹰国。同治八年，派遣使臣毕慈来华，经由英国公使阿礼国请求订立条约，并且递交本国君主敕令，想要在北京谈判签约。总理衙门认为在北京议约不符合各国历来旧例，应当先行照会三口通商大臣，由三口通商大臣上奏请示。奥匈公使将照会递交给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上报朝廷。朝廷商议后准许，任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兵部尚书董恂会同崇厚办理。奥匈公使呈上拟定的四十九款条约，内容大多摘抄自各国旧约。董恂等人逐条修改应当删改、增补的条文；奥匈公使不愿意把“商人不得兼任领事官”这一条写入条约，对于董恂打算删去的传教条款，坚持要保留。多次商议不能定案。很久之后，奥匈公使才同意删去传教条款，但是对于“商人不准充领事官”这一条，想要另外准备一份照会，在签约画押当天一并递交，朝廷应允。于是订立和约四十五款，通商章程九款，税则一册。同年，一艘奥匈夹板船名叫伊来撤各利亚，悬挂英国旗帜，私自运载外国食盐一百多包，共计二万多斤，驶入中国口岸。天津海关税务司写信呈报总理衙门。总理衙门认为奥匈船只运盐进口，明显违反条约，应当查拿，并且通知英国领事前往查验起获。同治十年九月，到了奥匈条约换约期限，使臣嘉理治照会总理衙门请求换约，朝廷专门下旨派江苏布政使恩锡前往上海互换条约。之后发现条约文本汉文版本里善后章程第五、第八两款，都引用条约“第八条”，奥匈文本全部误写为“第一条”；另外税则进口项目中的呀阑治木，汉文写明长度不超过“三十五幅地”，奥匈文本误写为“五十五幅地”；还有羽绫、羽纱、羽绸、小呢等货物，汉文写明按“每丈”计税，奥匈文本误写为“每匹”计税，必须修改。到同治十一年六月才完成换约。同治十一年，奥匈公使照会总理衙门，称收到本国公文，说本国去年颁布政令，自同治十年七月十七日起，所有丈量奥匈各类海船吨位的办法，全部和英国丈量吨位的方法相同，请发文命令总税务司转告各个口岸海关遵照执行。同治十二年，穆宗同治皇帝亲政，奥匈公使随同各国公使觐见皇帝。
光绪六年，使臣李凤苞写信给李鸿章，写道：“奥匈皇长子明年正月十六日举行婚礼，中国虽然没有派驻公使，应当命令驻邻近国家的中国使臣前往祝贺，以维系邦交友谊。”总理衙门立刻发电指示李凤苞到时候前去道贺。光绪十年夏季四月，任命翰林院侍讲许景澄担任出使德美荷奥大臣，驻德国。光绪十三年，由内阁学士洪钧接任。光绪十四年四月，洪钧前往奥匈递交国书，在马加行宫觐见奥匈君主，按礼仪诵读颂词，对方答谢。冬季十月，奥匈奥尔而伯纳亲王来到京城，想要瞻仰天坛，朝廷准许。光绪十六年秋季七月，再次任命许景澄担任出使俄德奥荷大臣。光绪十七年夏季四月，许景澄赴奥匈访问，觐见奥匈君主。君主说起前年本国军舰到访中国，承蒙中国官员以礼相待，请代为转达谢意。九月，奥匈公使毕格哩本在承光殿觐见皇上。光绪十八年，奥匈君主以西历1867年登基继承匈牙利王位，到这一年满二十五年，按照西方习俗视为庆典。奥匈外交部预先通知各国公使前往匈牙利都城祝贺。许景澄写文书致贺，不久亲自前往布达佩斯匈牙利都城，觐见奥匈君主表达祝贺，奥匈方面也发电报到中国答谢。
光绪二十年四月，许景澄照会奥匈、俄国、德国、荷兰等国外交部门，申明总理衙门现行章程，议定洋机器进口税条文。十月，皇太后六十大寿，奥匈公使随同各国公使递交国书祝贺，皇上在文华殿接见。光绪二十一年，奥匈君主叔父去世，许景澄上奏请求朝廷致送吊唁文书，获准。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任命都察院左都御史杨儒担任出使俄奥荷大臣。十一月，驻德国的奥匈公使送来节略，称奥匈朝廷打算委派瓦耳布伦担任驻京专职公使，请中国朝廷承认；中国派遣公使驻奥匈，也照此办理。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奥匈公使齐幹在文华殿觐见皇上。光绪二十六年春季三月，任命内阁学士桂春出使俄国，同时兼任驻奥公使。七月，义和团事变，奥匈军队随同德、美、法、英、意、日、俄联军攻入京师。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三品卿吴德章担任出使奥国大臣。光绪二十九年，由山东道员杨晟接替。光绪三十年十月，奥匈公使齐幹在皇极殿觐见皇上。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任命三品京堂李经迈担任出使驻奥大臣。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奥匈公使顾新斯基在乾清宫觐见皇上。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任命外务部参议雷补同担任出使驻奥大臣。
秘鲁在南美洲。同治十一年，秘鲁船只玛也西号私自在澳门拐骗华人二百多人，航行到日本横滨，被日本截留审讯查办，通知中国派员前往。当时通商大臣何璟委派补用同知知县陈福勋，会同英、美两国领事派出人员前往，随后将华人分别送回，同时向日本致谢。
同治十二年，秘鲁派遣使臣来华商议立约。不久秘鲁使臣葛尔西耶到天津拜见李鸿章，李鸿章诘问对方虐待华工等事情，不同意开始谈判。秘鲁使臣随即送来文书，称本国新订立雇工章程，实际上没有欺凌虐待华工的事情。李鸿章回复文书说：“贵国新订立的雇工章程虽说还算公平，但是查阅同治八年、十年间华人联名呈递的禀帖所说：‘苛刻索求、打骂、上枷锁、忍饥受寒，虽然订立合同，章程形同虚设；虽说承诺送回，合同到期却无法归国’等内容，这就是没能保护华工的证据。另外来文所载1855年8月14日订立的载客船规，规定不允许大批量运送人员。但是同治十一年，日本扣留秘鲁玛也西船，船上拐骗华人二百三十多人，经过各国领事共同审讯，船主严酷对待华工，食物供给不足，还有割去辫子、鞭打囚禁等暴行。另外粤海关税务司上报：‘同治九年，一艘秘鲁船在澳门贩运华工三百一十三人；同治十年，十三艘秘鲁船在澳门贩运华工五千九百八十七人；同治十一年，十九艘秘鲁船在澳门贩运华工九千三百八十一人。’这些都是大批量贩运，秘鲁并没有查禁。近期粤海关税务司又上报：‘本年七月，广东省城黄埔江面有七艘秘鲁船前来招募华工，因为违反通行章程，已经下令驱逐出境。’以上种种，又是没有遵守禁止大船大批量运载华人规定的证据。查阅去年中国发给各国的照会写明，凡是没有和中国订约的国家，一律不允许设立招工局，船只不得搭载华工出洋。就算是已经订约的国家，也不允许在澳门招工。这些都已经通知各国在案。秘鲁原本属于无约之国，按照章程不允许运载华人出境。可是根据贵大臣当面所说，现在已经运往秘鲁的华人已经超过十万人，明显违背国际公法。况且华人在秘鲁遭受重重虐待，曾经两次联名禀请美国钦差转达总理衙门。所以此前英、美、法各国大臣转达贵大臣打算来华议约的想法，总理衙门王公大臣已经回复各国：‘秘鲁向来专门从事拐贩华工，华工受尽苦难，对待中国民众的情况和别的国家不一样，必须和对方讲明，先把已经招募的华工全部送回中国，并且声明不再招工，才能商议订立条约，否则实在无法办理。’想来贵大臣一定听说，不必再多赘述。”
不久对方来函，声称遵从总理衙门原来提议，先将招募的华工全部送回中国，就可以妥善商议条约。李鸿章约定会谈日期，对方却没有到场，李鸿章对其加以责备。对方再次请求约定时间，李鸿章重新定下会面日期。到了约定之日，秘鲁使臣会同爱勒谟尔、秘妥士前来。恰逢同知容闳从美国回到天津，李鸿章命令容闳参与谈判。秘鲁使臣拿出李鸿章之前的信函逐条辩解，声称没有苛待华工的情况；又说既然中国规定无约之国不准招工，所以本国紧急派遣使臣前来议约，以后一定依照条约互相稽查保护。并且说华工遣返事宜，可以在条约内写明：华人自愿在秘鲁开店定居不愿回国的，不必遣返；其余工人合同到期，就由原雇主送回，分情况处理。容闳于是说道，美国惯例，不存在签订固定年限雇佣劳工的制度。华人在旧金山等地做工，去留由本人自主，美国官员不能强迫扣押。就算预先订立合同，如果不愿意继续做工，可以随时销毁合同，合同即作废。秘鲁也应当照此办理。秘鲁使臣答应商议。李鸿章依旧拿被拐骗的华工一事争辩。秘鲁使臣恼怒，说准备回国。多次谈判都没能达成一致。
同治十三年三月，再次和秘鲁使臣谈判。秘鲁使臣递交自行拟定的条约，李鸿章不肯接受。很久之后，双方才议定查办华工专条，条文写道：“现在因为秘鲁境内有大量华人，并且有华人申诉遭受委屈。现共同商议，先订立通商条款，两国和好往来，希望同心相待。由中国派员前往秘鲁，彻查华工处境，并且向华工宣读告示，使所有人知晓全部规定，秘鲁方面全力协助，以礼接待。如果查到确实遭受苦难的华工，合同年限还没有到期，无论人数多少，都由调查委员通知当地官员。雇主如果拒不承认，就由当地官员开庭审判。如果华工仍然不服，允许直接向秘鲁高级官员上诉，再次复查。所有侨居秘鲁的各国民众，凡是能享受最优诉状制度的，华工应当同等享有这项权益。自从秘鲁核定本章程之日起，所有华工合同到期，如果合同写明雇主承担回国船费，工人愿意回国的，应当严令雇主出资送回。另外，华工合同内没有写明送回条款，合同期满，工人无力自筹船费、愿意回国的，秘鲁应当安排这些华人搭乘中国船只送回，船费不用工人承担，由秘鲁方面负责安排。”
之后修订通商条约十九款以及已经议定的查办华工专条。李鸿章致信总理衙门，写道：“秘鲁使臣以及各国舆论都认为，既然对方同意订立查办、资助遣返华工专条，秘鲁已经对中国做出让步，我国也应当参照各国和约，给予同等待遇。现在议定的通商十九款，大体文字含义和西方各国条约相近。但是都经臣逐条修改。例如各国条约开篇都写‘互相校阅，俱属妥当’或者‘妥善’这类文字，并不合适，所以删掉‘俱属妥协’四字。各国条约都写明对方钦差常驻北京往来，只写对方，不写中国使臣。现在先行写明中国可派驻钦差。各国条约没有明文禁止商人兼任领事官，现在增加‘不得委托商人代理领事事务’。各国游历通商护照，秘鲁使臣不肯删去通商货物字样，特意增补‘货物按照报关单章程办理’。多数条约以英、法文本为正本，现在修改为‘双方各使用本国文字，也可同时参照英文’。其余通商、纳税、兵船商船、诉讼控告各项内容，都写入中国一方的权责。最为关键的是，招工制度流弊无穷。澳门贩运华工由来已久，华工在秘鲁受尽苦难。就算现在答应查办，如果今后依旧允许招工，祸害没有止境。于是共同议定第六款，上半段参照美国续约，写明‘其他各类招募手段，一律不准’；下半段增补条文：‘不准在澳门以及各个口岸诱骗中国人装运出洋，违者涉案人员从重惩处，船只罚没查办。’今后中国只要依照条约严格禁止，不但秘鲁不敢违反，其他各国招工行为，也可以引用本条辩驳约束。另外之前议定的查办华工专条，约定派员前往秘鲁核查，秘鲁使臣承诺遵照执行。”
随即朝廷派遣容闳前往秘鲁查办。容闳核查完毕，上报情况：华工到秘鲁之后，被转卖去开山、种植甘蔗，在糖厂、鸟粪岛等地劳作，遭受虐待。合同期限之内，被打死、自尽、投入火炉糖锅而死的人非常多，情形凄惨可怜。恰逢条约换约期限，秘鲁派遣使臣爱勒谟尔来华请求互换条约。光绪元年，朝廷任命巡抚丁日昌为换约大臣。丁日昌说：“去年中国和秘鲁订立条约，是因为秘鲁葛使臣照会内声称本国设立新规章，保护华人，革除全部弊端。可是签约之后，派员前往秘鲁实地核查，才得知华工遭受迫害，明显违背条约内保护优待华人的约定。条约刚刚订立，秘鲁就多方违约，不能不发出照会，声明换约之后必须严格遵守条约，不能继续像从前那样虐待华工。”秘鲁使臣听完，不等话说完就愤然离去。丁日昌认为秘鲁使臣无礼，于是呈报总理衙门，请求暂缓换约。
光绪四年，因为澳门停止招工，香港英国总督也重申禁令，秘鲁于是到广东省城，和美商同孚洋行私下签订运载华工合同，期限五年，每年船费十六万银元，设立机构引诱招工。两广总督得知之后，立刻查禁。秘鲁使臣到天津拜见李鸿章，李鸿章拒绝对方诉求。当时出使大臣是陈兰彬，虽然兼任驻美、日、秘公使，但是没有前往秘鲁。光绪七年，任命津海关道郑藻如担任出使美日秘大臣。光绪十年五月，郑藻如才从美国前往秘鲁，拜见秘鲁总统递交国书，在首都利马开设使馆，上奏朝廷派遣参赞一名代办使馆事务。又在卡亚俄港口设立领事一员，管理华人事务，依旧严禁招工，并行文请求查拿广州城外私设的招工行栈。光绪十二年，郑藻如回国，先后由傅云龙、张荫桓、崔国因、杨儒担任公使。又增设十名代理领事，选用秘鲁境内品行端正的华人担任，遇到事情上报使馆，由参赞处置，公使并不常驻秘鲁。光绪二十一年，秘鲁新总统即位，各国都致送国书祝贺，经由美国公使，请总理衙门代为转达。光绪二十二年，才正式递送国书。光绪二十三年六月，驻秘鲁代办李经叙抵达卡亚俄，当地因为瘟疫流行，阻止他上岸，这是遵照秘鲁本国规定。很久之后才允许入境。当时公使杨儒前往秘鲁递交国书，秘鲁外交部预先派遣护卫大臣一名在卡亚俄等候迎接，随后派火车接到利马，外交部副长官在车站迎接。递交国书当天，用皇家马车迎接。他国公使递交国书，大多身穿军装佩剑。中国考虑秘鲁是共和民主国家，沿用惯例穿便装，行鞠躬礼，宣读颂词，秘鲁总统依礼答谢。
光绪二十四年，利马华人在香港采办货物，秘鲁驻香港领事查验加盖印章。以往惯例，盖章费用按货值百分之一收取，这时领事提高收费，并且改用英镑结算，费用比从前增加一倍多。华商认为秘鲁违反旧规，请秘鲁外交部下令香港领事按旧标准收取，又禀报驻秘鲁代办谢希傅。于是向秘鲁外交部发出照会，写道：“货单查验盖章费用向来有固定章程，按货值百分之一收取，也是国际通用惯例。货物本金有金有银，各国各不相同，但是抽税都以此标准核算。就拿利马来说，智利运来的面粉，按智利银元计税；英国运来的各类洋货，按金币计税，都记载在秘鲁税则之内，众人皆知。同样的税费标准，对于智利、英国货物都就地按原货币征收，唯独香港一处区别对待，情理上说不通。有人说香港是英国属地口岸，应当改用英镑，那么广东商人货物本金也应当折算为金币，才能和通商各国标准一致，请予以批示。”秘鲁外交部不肯批示答复。不久对方声称香港白银成色太低，兑换英镑亏损过多。谢希傅告知对方，如果全部统一改用英镑计价收费，华商也愿意接受。秘鲁外交部才同意收费全部依照货本，统一改用英镑结算。
宣统元年五月，秘鲁工党仇视利马华人，发动暴动。秘鲁政府特意颁布严苛法令，要求入境华人每人必须出示五百英镑，才能准许入境。当时出使美日秘大臣伍廷芳前往秘鲁交涉，先拜见总统递交国书，随即照会秘鲁外交部，指出秘鲁颁布的苛令，违反两国订立的条约。不久再次拜见秘鲁总统辩论，请求废除这项法令。总统没有应允。之后收到秘鲁外交部复文。秘鲁外交大臣玻立士对伍廷芳说，请先妥善商议限制中国劳工前往秘鲁的办法，写入条约。伍廷芳答复，这类管理章程不应当写入条约。玻立士又想要让秘鲁领事有权查验中国官员颁发的护照是否合规，华人抵达秘鲁之后，还需要地方官查验，才准许上岸。伍廷芳驳斥这个要求，坚决不答应。伍廷芳审阅条约草案，又请求增加条文：“居住在智利、厄瓜多尔、巴拿马等地的华商想要前往秘鲁，可以由中国代理领事等官员签发护照，作为入境凭证。”玻立士表示同意。当时居留秘鲁的华人很多吸食鸦片，伍廷芳请求秘鲁协助设法管控，秘鲁总统应允。随后双方达成协定，伍廷芳和秘鲁外交部订立废除苛例证明书九条：一，中国承诺自行限制劳工前往秘鲁；二至六，规定非务工华人赴秘鲁的护照办理办法；七，非务工人员一概不加限制；八，规定免办护照人员的资格；九，护照发放核验仅收费五银元。同时废止秘鲁五月十四日颁布法令的效力。时间为宣统元年七月十三日，也就是西历1909年8月20日。双方签字盖印。
巴西，是南美洲新成立的共和民主国家。光绪六年，首次派遣使臣喀拉多到天津，请求商议订立和约。总理衙门下令南北洋大臣就近协商办理。随即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和巴西使臣议约。六月一日，喀拉多抵达天津，照会李鸿章请求立约，打算先送来条约草稿审阅。于是约定时间谈判，反复研讨才定下条约。李鸿章上奏朝廷，写道：“这次和巴西谈判条约，文稿多次修改。后来以秘鲁条约作为底本，删去招工相关条款，同时参考其他国家条约，定为十六款。凡是关系中国主权利益的内容，都据理力争，变通斟酌敲定。比如第一款‘两国人民可以互相前往侨居’一句下面，增加‘必须出于本人自愿’一句，以此杜绝设计引诱招工的弊病。第三款，设立领事官，必须拿到驻扎国批准的文书，才能履职；如果办事不合规矩，可以收回批准文书。这是西方通行惯例。这项规定好处有两点：一是领事本人如果品行不端，或是和我国关系不和，我国可以不予批准；二是新设通商口岸，局势不稳，不想领事立刻到任，我国同样可以拒绝。如果履职失当，收回批准文书，任免的权力由我国掌握。第四款游历执照这一条，外国洋人游历各地，大多由领事自行填写执照，送交海关道盖印，几乎内地通行都由领事做主。现在改为‘领事照会海关道，申领盖印执照’，稍稍增强地方官权力。第五款遵守专章，和德国新约第一款含义相同。查‘利益均沾’这四个字，利于外国，损害中国，设法防范弊端十分关键。特意写明，今后如果给予其他国家优待权益，双方必须把互相酬报的专门条款、单独订立的章程一体遵守，才可以一同享有优待他国的利益，这样更加周密稳妥。第六款原本打算参照德国新约，增加漏报、谎报货物的处罚条款。但是巴西条约仿照秘鲁条约，没有附带详细通商章程。如果只添加漏报谎报一条，恐怕挂一漏万。现在定为‘两国商人和商船，在对方通商口岸，都应当遵守该国与各国原先议定、后续续定的通行商务章程办理’。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各款，都是关于诉讼案件。查西方各国案件，都由地方官审理判决，领事不得干预。但是中西法律差异巨大，各国不肯交由中国地方官审理，于是领事拥有治外法权。这次约定‘由被告所属国家的官员专门审讯裁断，各自依照本国法律定罪’。被告大多是华人，从前会审制度处处掣肘，中方蒙受很多损失。现在由被告所属国官员审判，力求公平处理。另外第十一款写明‘将来另行商议中西交涉公法，巴西也遵照执行’。虽然国际公法短时间内难以议定，但终究是外交要务，率先提出这个构想，作为开端。以上全部条款，参照各国条约斟酌变通，力求妥当。至于鸦片，虽然不是巴西出产，但是对中国危害深重。现在商议让巴西使臣转告本国外交部核查管控，禁止巴西商人贩卖鸦片，先由巴西使臣另备照会存档，臣也给予照会回复。”条约拟定之后，双方在八月初一日共同签字盖印。第二年三月，喀拉多忽然拜见李鸿章，说收到本国电报，请求再次商议修改条约。于是增删修订巴西原条约，共十七款，从前的条约正本副本全部作废。光绪八年四月，在上海互换条约。八月，巴西赠送李鸿章宝星勋章，中国也予以回赠。
宣统元年，巴西使臣贝雷拉请求和中国订立公断专约。在此之前，巴西使臣到外务部，援引海牙保和会公约，请求和中国商议订立公断条约，并且递交外文条约草稿。朝廷于是任命外务部左侍郎联芳为全权大臣，和贝雷拉商议条约四款：一，两国外交官不能和平了结的案件，可以向海牙常设公断法庭提起诉讼请求裁决，但是不能损害两国利益、国家主权与荣誉，也不能干涉第三国利益；二，公断员的权限以及细则，临时由中国皇帝和巴西总统商议确定合适方案；三，本条约有效期五年，到期六个月之内如果没有声明废止，自动续期五年，之后期限照此办理；四，条约批准之后，在巴西首都互换，使用汉文、葡萄牙文、法文三种文本，遇到解释分歧难以判定之处，以法文为准。条约签字之后，因为事务耽搁拖延，没有来得及互换。宣统三年十月，驻法国代办戴陈霖和巴西驻法代办达旒格芬，才在巴黎完成条约互换。
葡萄牙位于欧洲最西端。明代正德初年，葡萄牙人最先抵达中国舟山、宁波、泉州。隆庆初年，到广东香山县濠镜，请求划出空地建房，每年缴纳租银五百两，这实际上是欧洲在广东通商的开端。
清雍正五年夏季四月，葡萄牙派遣使臣麦德乐上表进贡土特产。抵达广东，巡抚杨文乾派遣官员护送进京。皇帝召见，赐下宴席。除赏赐物品之外，额外赏赐人参、绸缎、瓷器漆器、纸墨、字画、绢灯、扇子、香囊等珍宝，加赏使臣，命令御史常保住护送使臣返回澳门，遣送回国。麦德乐在澳门天主堂，带领外商诵经行礼，恭祝皇上万寿。乾隆十八年夏季四月，葡萄牙派遣使臣巴哲格、伯里多玛诺入朝进贡、上表，写道：“先父从前侍奉圣祖、世宗皇帝，极为恭敬诚心。先父去世之后，臣继承王位，接续先父志向，恭敬恪守虔诚之心。臣听说在中国居住的西洋人，承蒙圣主多年优待眷顾，臣不胜欣喜感激，特地派遣一名使臣表达诚意，派遣巴哲格等人代臣恭请圣主万安，并行庆贺。祈求圣主降下福祉，惠及小国。至于居住在中国的西洋人，更祈求圣上宽厚优待。另外所派遣使臣品行端正，可以处理各项事务。臣派他进京，一定能使圣主满意。所有上奏事项，恳请圣上采纳。”
道光二十九年，澳门葡人头目哑吗勒被澳门民众杀死，葡萄牙借机寻衅滋事，封锁关口、驱逐差役，拒绝缴纳地租，又屯兵修建炮台，编立户籍、强征赋税。于是澳门关闸以内的土地，全部被葡萄牙侵占，广东高级官员置之不理。
咸丰八年冬季十月，葡萄牙派人到上海请求订立条约。当时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驻扎上海，一开始拒绝，随即上奏朝廷，没有获准。光绪七年，葡萄牙打算在澳门设立领事，两广总督张树声不予准许，打算让驻香港领事兼任澳门领事。出使大臣曾纪泽说：“葡萄牙对于澳门，俨然当成自己属地，仅仅保留租赁的名义。如果突然让香港领事兼管澳门事务，对方会借香港领事之名，当作澳门设立领事的依据。澳门原本设有县丞等官员，应当仿照上海租界先例，设立品级较高的专员，会同县丞处理交涉事务，或许可以补救。”
光绪十二年，朝廷推行洋药税厘并征新制度，总理衙门上奏，请朝廷下令邵友濂会同总税务司赫德前往香港商议办法。经查，鸦片从印度运往中国，香港是货物总汇，必须英国、葡萄牙两国协同办理，才能收到成效。于是和澳门总督商议缉私办法。又担心葡萄牙是无约之国，一旦商议合作，会提出很多额外要求。于是派遣赫德和对方电商，打算设立税务司，澳门总督也同意。于是草拟草约四条：一，两国在北京互换通商条约；二，中国准许葡萄牙永久驻扎管理澳门；三，葡萄牙承诺如果没有中国许可，不会把澳门土地转让他国；四，香港鸦片如何征税，澳门同步参照办理。当时委派税务司金登干在葡萄牙签约画押，并且准许葡萄牙派遣使臣来华商议详细条约。
两广总督张之洞上奏疏，写道：“澳门归香山县管辖，距离省城二百多里，陆路可以通行，确实是广东沿海门户，不像琼州孤悬海外，也不像香港孤立海中。葡萄牙现在借机提出要求，如果曲意顺从、迁就订约，隐患很多。挽回补救的办法，大约有五条：第一，仔细拟定详细条约。草约虽然已经由金登干画押，但是详细条约该删该增，还需要等葡萄牙使臣来华，会同总理衙门审核商议，请旨办理。其中永久管理澳门一条，只是为配合鸦片征税，格外减免地租，不能等同于割地归葡萄牙。并且条约写明‘不得转让他国’，由此可见澳门是中国领土，只是准许葡萄牙居住，应当写明葡萄牙居住免交地租，不能看作葡萄牙属地。不得转让他国这一条，应当写明澳门属于中国领土，葡萄牙不得转让他国。这样，我们只有准许对方居住的名义，主权没有损失，和原约本意并不冲突。第二，划定清楚边界。分为陆地边界、水域边界。什么是陆界？东北靠山，西南临海，就是澳门。旧时三巴门、水坑门、新开门旧址，方志都有记载，葡萄牙修建的炮台、马路、营房，全部属于额外侵占。订立条约时坚持以原有围墙为界，不允许有一寸一尺越界。什么是水界？国际公法记载土地所有者拥有管辖水域的权力，以火炮射程为限。两国陆地相邻，中间隔小河，则以河道中线为界。这一条是针对各国自有土地、征伐得来土地而言。澳门本是中国土地，只是准许永久居住，葡萄牙只能管理居住范围内的土地。应当明确写入条款，所有水道，允许船只通行，不得援引公法，一并管辖水域。第三，边界由中方勘定。准许葡萄牙居住澳门，免除地租，水域主权仍然属于中国，不存在水域分界；陆地边界以旧围墙为止。葡萄牙在同治初年拆毁围墙，企图销毁界址证据。围墙虽可拆除，旧址终究无法磨灭。将来条约议定，应当由广东督抚就近派员会同葡萄牙使臣实地勘验，详查旧址，共同划定边界，避免对方影射越界。第四，核对汉文外文文本。赫德上报草拟的草约四条，和澳门外文报纸记载相比，文字轻重差别很大。第一条派遣使臣来华商议通商条约，外文版本增加‘享有利益均沾’字样。第二条葡萄牙永驻澳门管理一切，外文版本增加‘完全等同于葡萄牙其他属地’字样。草约内三次出现澳门二字，外文全部写作‘澳门及澳门附属地’。‘附属地’含义模糊，不仅暗中包含围墙外到望厦村一带，附近小岛、相邻村落，都可以被视作附属地。至于‘和葡萄牙其他属地无异’一句，措辞错误。虽然外文报纸记载未必完全可信，传言必有缘由。这份内容既和总理衙门奏案不符，也不是奉旨准许永驻的本意。请下令总理衙门，先仔细核对草约汉文、外文版本，防范对方侵夺国土。第五，暂缓批准条约。条约就算商议定稿，批准权力在朝廷，这是各国通例。美国烟台条约，光绪二年订立，有三条没有批准，直到前一年才议定，有旧案可以参照。应当明确约定，条约签订之后，必须等到鸦片税厘收入大幅增加，拐骗人口、逃犯随拿随解等事项见到明显成效，两国才能批准互换条约，对方才不能实现欺诈图谋。”奏疏呈上，朝廷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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