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白话文)

夏同善,字子松,浙江仁和人。咸丰六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多次升迁至右庶子,充日讲起居注官。咸丰十年,太平军攻陷江南,各路军队没有统帅,他请求将兵权交给曾国藩;又北塘一战,僧格林沁军队退守通州,桂良再次前去议和,夏同善进言敌情难测,应当专任僧格林沁备战防守。诏令全部采纳。父亲去世回乡守孝,服丧期满,官复原职。同治六年,升任少詹事。当时传言皇帝将要去惇亲王府,召集梨园演戏,夏同善听说后,与孙诒经联合上疏劝谏制止,大意说:“皇上年幼,敬天的南郊大礼尚未举行,却先去王府游幸,这是不妥之处一。修养圣学重在培养正道,耳目间稍有玩乐,恐怕心志松懈不专一,不妥之处二。如今战事未平,出游之事传遍天下,如何安抚臣民的期望?不妥之处三。英俄外国人聚居京城,一旦显露松懈,怎能让他们安分?不妥之处四。孝以礼为本,礼重在合乎时宜,不合时宜的事不能兴办,古训明明白白。恳请停止此行,彰显圣德。”外放担任江苏学政,遭遇继母丧离职。起复任詹事。同治十年,升任兵部右侍郎。当年秋天,阴雨连绵,上奏灾情,请求虔诚祈祷,切实推行崇尚节俭、广施赈济、广开言路、清理狱案等政务,言辞恳切。同治十三年,会同尚书广寿前往四川查办案件,上奏请求裁撤永川等地兵差局、绵竹等地伕马局。

光绪元年,奉命入毓庆宫为皇帝授课,坚决推辞而不获准,于是不再过问家事,退朝之后静坐读书,思索如何进献良策。先后多次上疏,主张盗案刑律恢复旧制,区分首犯从犯;京畿旱灾,请求凿井灌溉农田救灾;山西、河南饥荒,请求调拨海防关税银两赈济。光绪四年,再次出任江苏学政,辞行面见皇帝,极力陈述捐纳制度损害民生,无益国库,合乎皇帝心意。第二年,奉命巡视山东黄河,分条陈述治理下游三件事:疏浚入海口,裁直河湾,打通支流,请求调拨机器局经费治理。当年秋天,巡视沿江炮台,又逐条陈述三处炮台不可依靠,请求集合数省兵力守卫江口,已经修建的炮台不要废弃,没有修建的不再新增,皇帝赞同他的看法。他曾经拿出自己俸禄疏浚江阴城河,在君山种植松树五万多株,百姓感念他。光绪六年去世,德宗听闻死讯当即落泪,他忠心得到君主器重到这种地步。遗疏呈上,按例赐恤,谥号文敬。儿子夏庚复,主事;夏敦复,御史。

张家骧,字子腾,浙江鄞县人。同治元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出任山东学政,调任山西学政。因父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官复原职。升任侍讲,入值南书房。光绪元年,转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光绪五年,奉命入毓庆宫,升任侍讲学士。第二年,刘铭传奉召入京,上疏请求修建清江浦铁路,下发李鸿章等人商议。张家骧认为皇帝讲学刚刚起步,讲求治国大道,如果追逐财利的大臣随声附和,一旦决策失误,关系重大,于是极力陈述三项弊端加以阻止。奏疏呈上,仍然命李鸿章复核,李鸿章极力支持刘铭传的方案。但此后御史洪良品陈述五大害处,侍讲张楷陈述九项不利,都跟着张家骧上书劝谏,这件事最终搁置。多次升迁至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光绪九年,授工部右侍郎,调任吏部侍郎。

张家骧品性纯良谨慎,喜好读书,不追逐世俗名利。为官端方慎重。为皇帝授课,朝夕教诲,尽心职守。光绪十年去世,皇帝痛惜,按制度赐祭葬,谥号文庄。

张英麟,字振卿,山东历城人。同治四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同治十三年,奉命会同检讨王庆祺在弘德殿行走。张英麟刚入值,就请假回乡探亲。不久穆宗驾崩,王庆祺获罪革职。众人都称赞他的志节。先后主持福建、云南乡试,多次升迁至国子监祭酒,充经筵讲官。光绪十七年,以詹事授奉天府丞,兼任学政。奉天士民质朴,他巡视所到之处,大力奖劝士子,学风兴起。晋内阁学士,简放顺天学政,提拔吏部侍郎。光绪二十六年,通州乡试完毕回京,两宫西逃,官吏纷纷躲避,唯独张英麟留守学政印信等待交接。第二年,赶赴行宫,应诏上疏,请大力崇尚节俭。銮驾回京,朝廷商议变法,张英麟认为祖宗法制,可以整顿,不可骤然大变。光绪二十九年,担任会试副总裁,借河南考场考试,改试策论、经义。张英麟严格阅卷,多录取饱学之士。恰逢改革官制,张英麟由侍郎升任副都统,汉人担任旗官从这时开始。不久晋升都统。光绪三十四年,授都御史。当时推行宪政,允许士民上书,张英麟一定仔细审阅代为递呈。御史江春霖直接弹劾亲贵,被斥退回原衙门,张英麟带领都察院全体御史联名上疏挽留江春霖。

宣统改元,摄政王监国,恢复御前轮讲制度。张英麟撰写《资治通鉴》讲章进呈,阐发精义,结合当世情形,希望用诚意感动摄政王;讲章呈上,只是按旧例留存阅览。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内阁改制,下令都察院及所有言官停止上奏,张英麟叹息,认为是大变故。清帝退位诏书下达,于是请求辞官。德宗陵寝奉安,他还奔赴崇陵送葬。重赴琼林宴,加太子太保。乙丑年冬天去世,时年八十八岁。

张仁黼,字劭予,河南固始人。光绪二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入值上书房。外放担任湖北学政,用《朱子小学》《近思录》教导士子。多次升迁至洗马,充日讲起居注官,补侍讲。光绪二十年,中日战事爆发,军机大臣遭到弹劾。他与李文田等人请求起用恭亲王奕訢,奏疏合皇帝心意。升任鸿胪寺卿,主持四川乡试。授奉天府府丞,遭遇父丧,没有赴任。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起事,奉命在家乡办理团练。服丧期满,赶赴行宫。当时国库空虚,有人提议增加丁口税。张仁黼说:“如今国家形势危急,但民心没有背离,正是因为世祖废除明末三饷;圣祖下诏以五十年丁口数为定额,此后新增人口永不加赋。深厚恩德,百姓不能忘怀。如今提议加征丁税,违背祖制,违背民心,万万不可。”这件提议就此搁置。回京,提拔顺天府府尹。再升任兵部侍郎,主持江西乡试,先后任职学部、法部。

光绪三十三年,补大理院正卿,上奏请下令各部院大臣共同修订法律,大意说:“法律的核心在于设立立法机构,而完成立法有三件要事:确定法律宗旨,分辨法律性质,编纂法典。中国数千年,礼乐教化深入人心,人人知晓尊君亲上。这是国粹,必须保存,借鉴各国法律弥补不足。尤其需要培养法律人才,法治与治人相辅相成,才能收到实效。”又说:“立法,格局必须宏大,但推行应当循序渐进。如果不顾民心贸然推行,恐怕外国属人主义势力不断扩张,我国属地主义的司法处理越发混乱。官吏执行不当,反而让外国人找到借口,祸患极大。”奏疏呈上,多数建议被采纳施行。不久授吏部侍郎,充经筵讲官。光绪三十四年,遭遇母丧。没过多久去世。

张仁黼品行修洁,不刻意标新立异。曾经奉命治理河务,推辞惯例的馈赠节省银两,同僚害怕,担心会兴起大案。张仁黼后来忽然收下这笔银两,众人才安心,但都责怪他丧失操守。不久河南巡抚上奏,当地乡绅捐钱助学,不请求褒奖,情形和这件事类似。朝中官员更加佩服他清廉而不通事苛责。

张亨嘉,字燮钧,福建侯官人。光绪九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光绪十四年,出任湖南学政,认为学官是士子表率,不能褒善贬恶,如何砥砺学风?上疏举荐数名品行学问兼备之人,湖南士风为之一变。光绪二十三年,入值南书房。过两年,授司业,接连升迁为太常寺少卿。一年五次升迁,十分罕见。

光绪二十六年夏天,亲贵大臣相信义和团有神术,可以抵御外寇,谎报情况上奏。皇帝心存怀疑,命张亨嘉前去察看。张亨嘉知道义和团不可依靠,逐条陈述平息祸乱的方略。奏疏刚递上,动乱就爆发了。两宫回京之后,他最先得到起用,升任大理寺卿。第二年,外放担任浙江学政,多用西方政教相关内容出题考试,选拔很多通达时务的人才。尚书张百熙、荣庆担任学务大臣之后,另设大学总监督,张亨嘉受命主持大学事务,同时保留内廷职务。京师大学堂历经战乱,在校学生不足百人,于是扩建校舍,广招优秀学子。分科设学,聘请宿儒与各国学者分科授课。书籍仪器齐备。同时兼任进士馆监督,进士学习法政从这时开始。历任光禄寺卿、左副都御史、兵部侍郎。过一年,上疏辞去大学堂职务,转礼部侍郎,充经筵讲官。

张亨嘉为人敦厚朴实,喜好古物,精于鉴赏。侍奉母亲极为孝顺,母亲黄氏,寿至百岁,同僚上奏视为祥瑞。中兴之后,命妇高寿年过耄耋的,只有詹事袁葆恒的祖母郭氏两个人而已。皇上听说这件事后十分惊叹赞许,额外施加恩典予以赏赐。光绪三十四年,遭遇丧事离职,服丧期满后,仍旧入宫内值班。宣统二年去世,朝廷赐给祭葬的礼遇,谥号文厚。

论曰:同治、光绪年间在内廷值班、为皇帝讲习经籍的大臣,常常兼任皇帝的授读之职,规格礼遇比较崇高;而文学侍从之臣,也大多选用学问深厚之人,随时以备皇帝咨询,被视作莫大的荣耀。祖荫喜爱贤才、勤于职事,文田学识广博典雅,二人都以学识渊博著称。诒经看重实学,同善推崇帝王德行,家骧尽心教诲进言,英麟早年就砥砺气节操守,全都无愧于儒者帝师的身份。仁黼、亨嘉尤其一心致力于修明法度、振兴学业,前后相继,他们的风骨气度都清晰可见。

列传二百二十九

徐树铭 薛允升 宗室延煦(其子会章) 汪鸣銮 长麟 周家楣 周德润 胡燏棻 张荫桓

徐树铭,字寿蘅,湖南长沙人。道光二十七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职编修。主持四川乡试。咸丰二年,升任中允,被简放为山东学政。屡次升迁至内阁学士,授兵部右侍郎。到福建督学,巡查考试兴化、泉州。恰逢莆田、同安吕、黄两大家族发生宗族械斗,形势汹汹。徐树铭向他们申明大义,亲手撰写劝谕文书交给两族,亲自祭奠械斗中死去的人并为之哀痛,两族愧疚悔悟;又设立型仁、讲让两座私塾,教导两族子弟,两族之间越发和睦。任期已满,请求回乡奉养亲人。同治五年,起用代理礼部左侍郎。第二年,到浙江督学,因为举荐人才的名单里列入了已经罢官的编修俞樾,朝廷下严旨交付吏部审议,贬官降为太常寺少卿。

光绪初年,任鸿胪寺卿,遭遇父亲丧事,服丧完毕,起用授通政司副使。光绪十年,晋升太常寺卿。永定河决口,朝廷下诏派徐树铭前往勘察。抵达之后,上奏请求废止河工工程酌情征调民力以及折算钱粮交纳土方的章程,百姓感念他的恩德。中法越南战事紧急,他考虑到海路运输受阻,于是上奏请求漕粮改回河运,诏令直隶总督整修南运全线河道。光绪十二年,补授左副都御史。当时朝廷商议废止当十铜钱,重新铸造制钱,民心惶惶不安。徐树铭对户部尚书阎敬铭进言,请求打开官仓,允许百姓用当十钱购买粮食,粮价平稳,旧钱也不会废弃,百姓这才安定。光绪十五年,授工部右侍郎。先后担任顺天、浙江乡试正副主考官,会试总裁。光绪二十年,中日爆发战争,徐树铭多次上密奏,都没有得到批复。不久升任左都御史,充任经筵讲官。上奏请求推行蚕桑事务,命令各省督抚责成地方官兴办,以办理好坏作为官员考核升降的依据,皇上赞许采纳,将他的奏疏下发各省。光绪二十五年,拜工部尚书。不久病逝,朝廷给予优厚抚恤。

徐树铭幼年聪慧过人,向何桂珍、曾国藩、倭仁、唐鉴等人求学。一生没有私人积蓄,唯独喜爱钟鼎古器、书画,藏书几十万卷,即使年老依旧勤学不倦。

薛允升,字云阶,陕西长安人。咸丰六年考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屡次升迁做到郎中,外放担任江西饶州知府。光绪三年,授四川成绵龙茂道,调任代理建昌道。第二年,升任山西按察使。当地遭遇大饥荒,他办理赈灾事务,核查钱粮收支,百姓得以存活。又过一年,升任山东布政使,代理漕运总督。淮水一带长期有大盗没有捕获,薛允升侦查到盗贼巢穴,派遣官吏士兵前去抓捕。大年除夕,盗贼正在饮酒,毫无防备,全部被抓获。光绪六年,召回京城任刑部侍郎,先后在礼部、兵部、工部任职,在兵部任职时间最久。他认为国家养兵募勇耗费大量军饷,于是逐条陈述练兵裁撤勇营的事宜,皇上赞许采纳。光绪十九年,授刑部尚书。

当初薛允升在刑部见习政务,认为刑狱人命关天,长年钻研律例,遇到难以理解的条文就记录在册,时间久了颇有心得。有人拿律法条文请他解读,他都会开导阐释,他断案始终秉持清廉公允。凡是他审定的案件,严格依照法条判决,旁人不能增减一字。上级官员信任依靠他,遇到重大案件就托付给他办理。他审讯囚犯如同和家人谈话,务必让囚犯说出全部隐情,有冤屈就为之平反。最初凭借审理王宏罄一案扬名。当时有百姓落水身亡,团防局兵卒已经严刑拷打嫌疑人,嫌疑人被迫认罪;薛允升复审,查清了冤案。后来江宁百姓周五杀死朱彪后逃跑;参将胡金传想要邀功,抓捕僧人绍棕、曲学如判处死刑。侍读学士陈宝琛上奏弹劾此事,皇上命薛允升前往查办,查得实情,原审官员全部依法惩处。

光绪二十二年,太监李苌材、张受山纠集众人杀害捕役,皇上下严旨交给刑部议罪。薛允升打算援引惩治光棍的律例治罪,总管太监李莲英为二人求情,慈禧太后依据律文中“伤人致死,按律问拟”这句话,下令重新审议。薛允升上奏说:“李苌材这一案,既不是预谋杀人,也不是斗殴杀人,不能拿这句话来套用。况且我朝家法严格,对宦官治罪更重。这次从严惩处,如果不能体会皇上怜悯之心,我内心已经愧疚;倘若再迁就改判,不顾最初下达的谕旨,那么罪责更深。立法本是惩治恶人,法外也可以施行仁政。皇上如果想要肃清京城治安,管束宦官,就依照原先的奏请办理。如果认为处罚过重,或者只诛杀首犯、宽恕从犯,自然由皇上权衡裁定,不是臣等敢于擅自拟定的。”奏疏呈上,朝廷依旧下令刑部议定罪名。当时李莲英四处托请权贵请求从轻发落,薛允升不为所动。再次上奏请求将张受山处斩,李苌材伤人未致死,酌情减为斩监候,朝廷采纳。光绪二十三年,他的侄子薛济串通请托、收受贿赂,御史张仲炘、给事中蒋式芬先后上奏弹劾。薛允升因为没有主动避嫌,被降三级,贬为宗人府府丞。第二年,称病辞官回乡。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事变爆发,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前往西安。薛允升赶赴行在,再次起用为刑部侍郎,不久授刑部尚书。他以年老推辞,未获准许。光绪二十七年,两宫回銮,随驾走到河南,病逝,朝廷按制度抚恤。著有《汉律辑存》六卷、《汉律决事比》四卷、《唐明律合编》四十卷、《服制备考》四卷、《读例存疑》五十四卷。其子薛浚,光绪六年进士,官至礼部郎中。

宗室延煦,字树南,隶属正蓝旗,是直隶总督庆祺之子。凭借恩荫授礼部主事。咸丰六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咸丰十年,咸丰帝北狩热河,延煦因守城有功,提拔为四品京堂。第二年,授赞善。屡次升迁至内阁学士,出任盛京兵部侍郎。同治六年,调任户部,多次勘察办理边疆开垦土地事务。同治十一年,调任仓场侍郎。和汉侍郎毕道远一起上奏,请求漕粮依旧运送本色粮食供给军队粮饷,提议得以施行。光绪二年,外放担任热河都统。他认为围场空旷荒芜,容易藏匿奸盗,请求增设营汛用来防守。当地有土寇王致冈,纠集党羽骚扰平泉、赤峰、建昌各地,长期祸害百姓,官军一直抓捕不到。延煦派遣守备松恩剿平匪患。不久因病辞官。

光绪九年,授左都御史。他认为《会典事例》自从嘉庆年间续修之后,中间相隔六十多年,典章制度比从前更加繁复。现在不修订,恐怕文献无据,难免错漏。上疏请求诏令大臣集体商议开设修书馆,限定年份修订完善国家典章,得到皇上批准。光绪十年,升任理藩院尚书,调任礼部尚书。万寿圣节,大学士左宗棠没有随班跪拜祝寿,延煦上疏弹劾。大略说道:“左宗棠位居群臣之首,鸿胪寺官员导引百官排班之时,竟然走出乾清门,实在令人惊骇!国家优待大臣,左宗棠蒙受的恩典尤其厚重。就算捐躯报效,都不足以报答万分之一,却身处庄严之地,毫无恭敬诚心。如果说是生病,何不请假?却故意打乱朝班,违背礼制、辜负皇恩,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奏疏呈上,朝廷将左宗棠交付吏部议处,又认为延煦言辞过激,下诏将左宗棠革职留任。

恰逢山东民修堤坝决口,言官弹劾巡抚陈士杰贻误治水,朝廷命延煦和祁世长一同前往查办,洗清陈士杰的诬陷,同时指出他处置失当。又奉圣旨巡察海防,绘制地图、撰写图说上奏,说:“烟台、旅顺隔水对峙,海面到这里收窄,两岸合力扼守险要关口,天津、大沽才有门户屏障。防守的办法,应当勘测海水深浅,探明沙礁水道,筹备舰船火炮,设立水师;招募熟悉海战的人才,才能制定克敌制胜的方略。”皇上肯定他的主张,特意宣示。回京之后,他再次上书请求养病,未获准许。光绪十二年,两宫前往东陵拜谒,到孝贞显皇后陵寝,慈禧皇太后不想行跪拜礼,延煦坚持不可,当面反复争辩。当时太后十分恼怒,礼部官员全都大惊失色,延煦神色从容,没有丝毫动摇。太后最终无法驳倒他,不得已按礼仪跪拜行礼。延煦出身显贵世家,凭借文章才华得到君主赏识,在朝堂坚守大节,刚正不屈,士人都推崇他。第二年,延煦去世。

其子会章,光绪二年进士,历任理藩院侍郎。戊戌政变,京城汉官很多身陷法网。只有会章独自上奏,主张审案贵在公平,不应当划分满汉界限,说出别人不敢讲的话,时人评论他刚直,有其父风范。

汪鸣銮,字柳门,浙江钱塘人。年少刻苦读书。同治四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升任司业,更加深入钻研经学。他说:“圣人之道记载在六经之中,经学离开训诂就无法阐明,训诂离开文字学就不能彰显。”研读经学应当从许慎的《说文解字》入手,曾经上疏请求将许慎列入文庙从祀。先后担任陕甘、江西、山东、广东学政,主持河南、江西、山东乡试,专门推崇实学,号称善于选拔人才。光绪三年,因父亲丧事回乡,服丧期满,起复原职。屡次升迁为内阁学士,升任工部侍郎,兼管户部三库。光绪十六年,前往吉林查办案件,与尚书敬信一同前往。

光绪二十年,主持礼部会试。当时朝鲜战事爆发,朝堂议论纷杂。诏令他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充任五城团防大臣。调任吏部右侍郎,兼任刑部侍郎。过了一年,和议达成,日本人执意索要台湾,汪鸣銮极力陈述不可割让,所言符合皇上心意。当时皇上亲政已久,多次召见朝臣,汪鸣銮奏对言辞恳切直率。忌惮他的人把情况禀报太后,故意歪曲他的话语,太后信以为真,皇上内心不安。当年冬天,朝廷下谕说:“朕侍奉皇太后,蒙受慈训,大到军国要务,小到起居服饰,皇太后体恤朕,无微不至。却有不学无术之人,妄自揣测,每次召对时言语抑扬挑唆,不知轻重。侍郎汪鸣銮、长麟,去年多次被召见,随口妄言,近乎离间母子。本想立刻治罪,因为战事紧急,隐忍没有发作。如今特意晓谕各位大臣,让大家警惕。汪鸣銮、长麟一并革职,永不录用。此后内外大小臣工,胆敢巧言试探的,朕一定处以重罪。”被罢官回乡之后,汪鸣銮主讲杭州诂经精舍、敷文书院。光绪三十二年去世。

长麟,满洲镶蓝旗人。光绪六年翻译科进士,授编修。一直升迁到户部右侍郎。

周家楣,字小棠,江苏宜兴人。咸丰九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散馆之后,改授礼部主事,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当时教案事态严峻。四川总督骆秉章一向持守公正,外国人认为将军崇实容易交涉,遇到事情就找崇实决断,多次兴起大案,甚至杀死两百平民,无人过问。周家楣上书执政大臣,极力陈述其中危害,请求教案交由总督裁决,最终采纳他的建议。各国相继换约,对外交涉日益繁重,主事官员大多含糊迁就。周家楣苦心筹划,凡是觐见礼仪、派遣使臣、保护海外侨民等事务,反复磋商许久才定案。等到日本觊觎台湾,海防紧急,他筹划可以制约日本的对策。于是大学士文祥汇集建立海军、建造舰船、修筑炮台、制造枪炮、开采煤铁、招徕侨商,以及用人、筹饷各项事宜,综合各方意见,委托周家楣草拟奏议上奏。屡次升迁为郎中,提拔为五品京堂。

光绪元年,授太仆寺少卿,主持四川乡试。过两年,升任顺天府府尹,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遇丧事离职。服丧期满,代理左副都御史,依旧在总理衙门值班。光绪八年,再次授顺天府府尹。当时吏治日渐松弛,周家楣刚上任就上奏增加经费,弹劾贪官,组建捕盗营,亲自审理案件,设立通州、良乡官车局、京畿教养义塾、善堂、留养局,扩建贡院号舍,扩建金台书院,制作孔庙祭祀礼器乐器。等到再次任职,更多兴利除弊,府中各项事务都治理妥善。

光绪九年,连绵大雨河水泛滥,各州县受灾。他紧急上疏请求国库拨款,又募集白银一百多万两。恰逢关东大丰收,劝募杂粮,也得到数万石,赈济饥民。第二年春天,大规模兴办以工代赈,疏浚京南凤河、京东北运河,武清、宝坻两处减河以及宛平庞谷庄一百二十个村庄的沟渠。通州、涿州、霸州、保定堤坝溃口,分别协助直隶、山东开展数额巨大的工赈。人们都说,京畿这次救灾举措,是百年以来所没有的。

周家楣当时声望很高,多次兼任代理礼部、户部、兵部侍郎,皇上有意重用他。不久恭亲王奕訢罢职,朝局大变。中法战争爆发,朝中官员情绪激昂,大多主张作战。周家楣认为法国国力强盛,不可轻敌,独自上奏,大略说:“法国人肆意侵扰海疆,台湾急需防御,粮饷军械运输断绝。敌人十几艘兵船在海口游弋,伺机进攻,各国还暗中接济法军。台湾虽然打了胜仗,却和内地隔绝。如果在越南取胜,占领一地就要留兵驻守,恐怕分兵导致兵力衰弱。如今调停的提议出自法国,主动权在我国,不得不深远谋划,想要擒敌,不妨先做退让。等到中国真正自强,也就无需开战。这是大局的关键。”奏疏呈上,他自知言论与时论不合,说:“我终究不会附和众议而耽误国家。”给事中孔宪珏弹劾张荫桓泄露机密,言辞牵连周家楣与吴廷芬等人,于是被免去总理衙门差事,改任通政使。光绪十三年去世。顺天府百姓感念他留下的恩惠,请求在通州建立专祠,朝廷下诏准许。

周德润,字生霖,广西临桂人。同治元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升任司业,历任侍读学士,充当日讲起居注官。光绪八年,授少詹事。出现星象异变,他上书进言,提出整顿政务刑狱六件大事。再次升任内阁学士。光绪十年,大学士左宗棠称病请求辞官,周德润极力上奏:“左宗棠不应当离职,请皇上下诏斥责他请求退职的过失,阐明以身许国的大义。”奏议合乎皇上心意。当时言官可以畅所欲言,周德润先后弹劾巡抚李文敏、倪文蔚不称职,有刚直的名声。

中法越南战争爆发,他倡议援救越南,多次上书请求全力保护藩属,迅速制定作战计划,列出十项紧急事务,八项危险情形,五条不可议和的理由,七条应当用兵的依据。又认为边防防备不能旷日持久,再次请求抓紧筹谋巩固边防、储备粮食,拖垮敌军,把握胜算。先后上奏十多份奏疏,皇上多次召见,赞许他熟悉边情。命他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两次请求皇上下诏召集大臣集体商议。不久,和议之说起,法国人勒令清军退兵,额外索要赔款。参与议和的官员打算答应,周德润坚决反对,说:“如果有损国家体面,就算一丝一毫都不能给予。请坚定立场,不要退让。”不久谈判陷入僵局,周德润独自上奏,大略说:“藩属国可以放弃,尚且说不属于我国本土;边界土地可以划分,尚且说不是内地腹地。通商可以允许,军队可以撤退,尚且算是遵守条约而非背弃条约。条约五条之外凭空生出额外要求,如果一味迁就,国家何以为国?请严词拒绝。”并且详细陈述和战的策略。皇上认为他单独上奏,违背大臣同心商议的道理,免去他总理衙门差事。等到朝廷明下诏令对法国宣战,周德润遵旨再次陈述台湾、越南的作战方略,极力驳斥德璀琳、盛宣怀草拟的和约,列出援救台湾、收复越南六条计策,坚持先作战再议和。又上奏陈述安徽厘金、梧州关税长期积累的弊病,朝廷先后派大臣查实,加以整顿,每年税收增收数十万。

第二年,和议将要达成,周德润列举八件事上奏:一、官吏要习于劳苦;二、责成边疆大吏尽责;三、肃清内部奸徒;四、招募精锐士兵;五、杜绝官吏中饱私囊;六、北洋会办大臣应当分驻奉天海口,南北海防联成一体;七、云南、广西应当筹划战后善后;八、云南应当设立机器局。皇上赞许采纳。当时法国使臣浦理燮等人前往越南,朝廷命令周德润赶赴云南勘定边界。周德润率领道员叶廷眷等人出关,勘察都霙、南丹、古林箐,沿着南溪河直到河口、保胜、蛮耗。光绪十二年,和法国使臣狄隆等人谈判边界,沿线两千多里,商议分成五段,拿地方志据理力争,更正被划入越南的三十多里土地、四十里险要地段,收回大赌咒河以外苗塘子等处数百里土地。过一年回京,授刑部侍郎,督顺天学政。光绪十八年去世,朝廷予以优厚抚恤。

胡燏棻,字芸楣,安徽泗州人,原籍浙江萧山。同治十三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散馆之后,改授广西灵川知县,还没赴任,捐纳钱财得到道员身份,分派直隶。总督李鸿章让他管理北洋军粮,补授天津道。光绪十四年,李鸿章将要出巡海军,有大奸人企图制造动乱,流言四起。各国领事质问李鸿章,李鸿章把这件事交给胡燏棻处理,三个月后抓捕惩治奸人,地方才安定。海运民船按徭役从奉天运送米豆到天津,负责征调的户长每年要拿出三万两白银,常常因此破产。胡燏棻查清实情,上报李鸿章,上奏废除这项徭役。光绪十六年,发生大水,数万百姓被困在城头。胡燏棻扩建北仓、西沽粥厂,安置灾民。李鸿章采纳他的建议,募集白银三百多万两,又主持堵塞南北运河八十多处决口,百姓还来得及播种麦子。光绪十七年,升任广西按察使,赏赐头品服饰。隔一年到任,平反很多冤案。两次代理布政使,修建逊业堂教化犯人,下令临桂知县督促囚犯学习手艺。

光绪二十年,入京觐见,恰逢中日战事爆发,命他主管粮台。清军战败,李鸿章东渡日本议和。各路军队向西入关,胡燏棻上奏请求出资遣散兵勇。蒋希夷所部军队即将哗变,胡燏棻单人前往宣谕安抚,最终顺利遣散,无人敢喧哗。朝廷痛心军队战败,知道临时招募的士兵不可依靠,命胡燏棻主持练兵,编成十营,驻扎小站,号称定武军。小站练兵从此开始。胡燏棻上奏请求变法自强,分列十件大事:修建铁路,主线从汉口直通京师;支线南线从光山、固始通往六安,从应城、京山、安陆通往荆门、当阳;西线自怀庆出轵关,直达蒲州、解州,连通关陇;东线从开封、归德过宿州、泗州抵达清江浦。印制纸币、银币,不让各国垄断金融牟利。兴办机器制造,国家所需枪炮舰船器械,允许民间工厂制造,堵住白银外流的漏洞。开采矿产,修筑铁路需要煤铁,铸币需要金银铜,制造机器需要各类金属,选派贤能官员主管。裁撤南方漕运,官员俸禄、军饷全部折成白银,依旧在天津采买粮食储存通州,以备紧急之用。裁减兵额,淘汰老弱,挑选精壮,化无用之兵为可用之师。创设邮政,用邮政收入补贴国库,驿站、提塘都可以裁撤。编练陆军,将领要通晓学问,武器制式统一,士兵选自良民之家,提高将领薪饷,严令禁止克扣军饷。整顿海军,设立海军统帅,总领沿海七省海军,直属中央,不受地方督抚节制。兴办学堂,农、商、工、矿、医学都要有专门人才,水师、陆军、女子、盲哑都要有专门教法,朝廷制定制度,选拔任用人才。又上书请求废除武举,训练八旗兵,武器、营制、饷银全部仿照西式。这些建议先后被采纳。当年议定修建铁路,从卢沟桥到天津,命胡燏棻担任督办。不久授顺天府府尹,上奏请求修建京西支线,起于卢沟桥,抵达门头沟,方便煤炭运输。

之后,充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当时董福祥军队驻扎南苑,砍伤外国铁路工程师,各国公使向朝廷控诉,请求撤掉董福祥部队。胡燏棻极力争辩,这支军队才得以留在京畿附近,但胡燏棻也因此被免去总理衙门差事。胡燏棻素来以通晓洋务闻名。第二年,义和团进入京城,指认他勾结洋人,想要杀他,他脱身幸免。朝廷任命他会办关内外铁路,铁路当时被联军占领,一年多才和英国公使签约收回,交还我国。升任刑部右侍郎,光绪三十二年,转礼部侍郎,不久调任邮传部侍郎。去世,朝廷按制度抚恤,准许在天津建立专祠。

张荫桓,字樵野,广东南海人。性情豁达洒脱。捐纳钱财得知县,分派山东。巡抚阎敬铭、丁宝桢先后器重赏识他,多次举荐,升任道员。光绪二年,代理登莱青道。当时英国请求开辟烟台租界,有人提议征收码头税筹集巨款,张荫桓坚决反对。还有一处义冢被人私自盗卖,地方官已经在契约上加盖官印;张荫桓又据理力争,最终收回这块土地。光绪七年,授安徽徽宁池太广道。整顿芜湖海关长期积弊,关税收入大幅增长。恰逢长期阴雨,长江泛滥,州县受灾,他拿出俸禄赈济灾民。第二年,升任按察使。被召回京城,赏三品京堂,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光绪十年,授太常寺少卿。

张荫桓机敏干练,号称通晓外交。骤然身居高位,喜欢揽权,遭到同僚忌惮。给事中孔宪珏摘取他写给苏松太道邵友濂的私人信件,指控他泄露朝廷旨意,上奏弹劾,皇上下令调出总理衙门。弹劾文牵连同僚,一并罢黜周家楣等人,朝中官员更加记恨他。贬官为直隶大顺广道。

光绪十一年,任命为出使美、日、秘三国大臣。过一年前往美国,船抵达金山,海关税务司黑假索要国书查看。张荫桓认为海关官员无权过问,严词拒绝。发电报质问美国外交部,黑假惶恐谢罪。到伊士顿,靠近洛士丙冷,当地华人夹道迎接。从前在当地务工的华人,被美国工人焚烧杀害,多达二百多人。前任使臣郑藻如索要被毁财产的赔款,长久没有结果,华人全都等候张荫桓处置。张荫桓抵达美国首都之后,立刻和美国外交部辩论,最终拿到墨西哥银元十四万七千多两赔款。金山华人素来喜好械斗,他曾经撰文劝诫开导。不久,美国颁布苛刻条例,打算禁止华工入境。张荫桓说:“与其性命受制于他国,不如干脆停止华工前往。”于是提议自行禁止华工赴美。后来依从众人请求,这项提议没有实施。其余乌卢公司槐花园、澳路非奴、姑力、阿路美、的钦巴新蕾各案件,也大多由他斡旋解决。又和日本朝廷争论吕宋设立中国官员一事,最终按我方主张议定。同年,授太常寺卿,转通政司副使。光绪十三年,上奏设立古巴学堂,并筹建金山学堂、医院。三年后回国,依旧在总理衙门任职。屡次升迁至户部左侍郎。

光绪二十年,中日议和,命他与邵友濂担任全权大臣,东渡日本,日本人拒绝接纳。第二年,再次奉命和日本使臣林董继续商议商约,张荫桓力争最惠国待遇、关税征收两件大事,议定通商行船条约二十九款,详情记载在邦交志。光绪二十三年,奉命出使英国祝贺英皇,皇上因为他掌管财政、熟悉外事,命他在英国顺带商议增加关税,坚决拒绝免除厘金。张荫桓先后游历英、美、法、德、俄之后回国,逐条记录见闻,多次上奏陈述。大意是应当摒弃对外依附,筹划巩固边防,作为挽救时局的方略。光绪二十四年,京城设立矿务铁路总局,任命他主管。多次上书整顿内政安定民心,兴办团练充实兵力,皇上下诏全部采纳。

当初变法的议论兴起,主事康有为和他交往密切。康有为获罪之后,张荫桓被革职,流放新疆。两年后,义和团动乱,掌权之人伪造圣旨诛杀异己,张荫桓在戍所被处斩。光绪二十七年,恢复原有官衔。

论曰:光绪年间各部院大臣大多身负声望,其中兼任总理衙门差事的,当时朝廷重视对外交涉,权力近似军机处。徐树铭、薛允升通晓经史、熟习律法;周家楣、周德润参与议约、谋划战事;胡燏棻通晓时务;张荫桓熟悉外交,都各自有所建言,当时国家治乱,实在和他们息息相关。汪鸣銮因为妄言被罢官,论者怀疑并非他真正的罪过。延煦为陵寝跪拜礼仪力争,弹劾朝贺乱班之事,刚正不屈,无愧于礼官身份。

列传二百三十

孙家鼐 张百熙 唐景崇 于式枚 沈家本

孙家鼐,字燮臣,安徽寿州人。咸丰九年一甲第一名进士,授修撰。历任侍读,入上书房值班。光绪四年,命在毓庆宫行走,和尚书翁同龢一同给皇上授课。屡次升迁内阁学士,提拔工部侍郎。江西学政陈宝琛上疏请求将先儒黄宗羲、顾炎武列入文庙从祀,议论大臣大多认为不可行。孙家鼐与潘祖荫、翁同龢、孙诒经等人再次上书请求,才获准。光绪十六年,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任顺天府尹。

光绪二十年,中日战事爆发,朝堂大多主战,孙家鼐极力主张不可开启战端。光绪二十四年,以吏部尚书身份协办大学士,任命为管学大臣。当时正讨论变法,废除科举,兴办学校,设立报馆、编书,全部交付他审核裁定,孙家鼐全都以正道裁断。曾经上疏说:“国家广集大臣商议国事,听取意见固然不嫌详尽,但是持守中道,审慎抉择处置,尤其依靠圣明的君主。”他提出的建议,大多能顾全大局。等到朝中商议废立之事,唯独孙家鼐坚持不可。不久因病请求辞官。

光绪二十六年,两宫西狩西安,召孙家鼐赶赴行在,起用为礼部尚书。回京之后,拜体仁阁大学士,先后转任东阁、文渊阁大学士,晋升武英殿大学士。充任学务大臣,裁定章程,折中中外学说,严格定立宗旨,全部以敦笃品行、讲求实学为主,学风为之安定。商议改订官制,命他和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瞿鸿禨总负责核定。御史赵启霖弹劾奕劻与其子贝子载振收受贿赂、纳娶优伶,朝廷命醇亲王载沣和孙家鼐前往查办。赵启霖因污蔑亲贵被革职,载振不久也请求辞去兼职。资政院设立,命贝子溥伦与孙家鼐担任总裁,孙家鼐秉持公论,不阿附权贵。当时下诏命大臣轮流进宫讲学,孙家鼐撰写《尚书》《四书》讲义进呈。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因为乡试重逢甲子,赏太子太傅。多次获赐御笔“寿”字、各类珍宝,赏赐紫缰,准许在紫禁城内乘坐二人暖轿,恩宠优厚。宣统元年,两次上疏请求养病,皇上下温诏挽留。不久去世,八十二岁,追赠太傅,谥号文正。

孙家鼐为人简朴内敛,一生没有急躁严厉的神色。虽然身居高位,对待读书人依旧平等相待。闭门居于书斋,疏远宾客,回避权势如同胆怯。曾经督湖北学政,主持山西乡试,两次主持顺天乡试,担任会试总裁,多次充当阅卷大臣,从来没有私心。曾经选拔一卷列入二甲,同僚不同意,他就放弃这份试卷,他谦让不喜竞争大多如此。器量宽广。庚子年,外国人要求惩办祸首、诛杀大臣,编修刘廷琛认为有伤国体,责备辅臣没有力争。孙家鼐作揖,主动承担过失。后来下诏举荐御史,孙家鼐唯独举荐刘廷琛,说从前他以大义责难我,知道此人忠直,一定不会辜负国家,世人都称赞他。

张百熙,字埜秋,长沙人。同治十三年考中进士,授编修。督山东学政,主持四川乡试。命入南书房,再次升任侍读。

光绪二十年,朝鲜战事爆发,朝堂大多主战。张百熙上疏弹劾李鸿章表面整备战事,暗中主张议和;左宝贵、聂士成都是勇猛善战的将领,因为粮饷军械供应不上,最终战败,罪责在李鸿章。又弹劾礼亲王世铎掌管军机处,揽权受贿,战事兴起,一味依靠李鸿章,贻误军机;奏疏都没有回复。恰逢太后万寿,筹办庆典的官员竞相追求华丽装饰,张百熙上奏请求取消奢华项目。又和侍讲学士陆宝忠等人联名弹劾军机大臣结党误国十大罪状。不久,孙毓汶称病回乡,恭亲王奕訢再次入军机处,而张百熙也外放担任广东学政。屡次升迁内阁学士。光绪二十四年,因为举荐康有为不当,革职留任。光绪二十六年,授礼部侍郎,提拔左都御史,充任头等专使大臣。义和团之乱平定之后,下诏求直言,张百熙上密奏陈述国家大计,请求改革官制,整顿财政,变革科举,兴建学堂,设立报馆。第二年,升任工部尚书,调任刑部尚书,充任管学大臣。

京师设立大学堂,始于甲午战后。侍郎李端棻上奏请求办学,朝廷允准,但是军机处不愿谈论新政,请求暂缓实施。直到戊戌年,才下严旨,催促拟定办学章程,任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等到戊戌政变,只有大学堂因为萌芽较早,得以保留。许景澄继任管学大臣,因为反对义和团被杀。两宫西逃,张百熙赶赴行在,凭借声望担任此职,于是全国都期待兴办新学。张百熙上奏加封冀州知州吴汝纶五品卿衔,总管大学堂教务。吴汝纶推辞不肯就职,张百熙穿戴官服登门拜请,吴汝纶请求前往日本考察学制。大学堂教职员全部自行聘用,薪俸优厚,招致很多人嫉妒,流言渐渐四起。吴汝纶回国,还没到京城就去世;而张百熙倚重办学的门生沈兆祉,也遭受谗言构陷。大学堂遭到当时舆论非议,言官上奏称本朝旧制,部院官员大多满汉互相制衡,请求增设满人大臣管理学务,于是增派荣庆为管学大臣。不久另设学务处,任命张亨嘉为大学总监督,张百熙的权力被分割。最初计划分设七科大学,又选派学生前往东西洋留学。荣庆不赞同,张百熙坚持推行,亲自到车站送学生登车。各省派遣官费留学生,自此开始。恰逢张之洞入京觐见,朝廷命他改定学堂章程;张之洞返回任所之后,再次任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先后三任管学大臣,张百熙位列第三。张百熙原本打算修建分科大学,因为经费不足而停止,只创办医学馆、译学馆、实业馆,不久辞去学务差事。赏赐黄马褂,准许紫禁城骑马。后来历任礼部、户部、邮传部尚书,担任政务、学务、编纂官制大臣。去世,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文达。

唐景崇,字春卿,广西灌阳人。父亲唐懋功,举人,有学问品行。唐景崇,同治十年进士,授编修。由侍读四次升迁至内阁学士。光绪二十年,主持广东乡试。第二年,主持会试。历任兵部、礼部侍郎,代理左都御史,外放督浙江学政,因母亲丧事回乡。义和团起事,命他督办广西团练。光绪二十九年,以工部侍郎主持浙江乡试,督江苏学政。光绪三十一年,下诏停止科岁考试,学政专门掌管考核学务。唐景崇上奏陈述十项举措。第二年,裁撤学政,回京任职。上疏陈述立宪四大要点。

当时两广地方大臣提议把广西省会迁到南宁,京城官员大多反对。唐景崇上奏说:“迁移省会的提议,理由是越南靠近龙州,法国人常常暗藏图谋,桂林距离边境遥远,消息传递不畅,不如改设南宁便利。臣认为并非如此。如今我国兵力尚且不能经营邕州,扼守北部湾水陆要道,只是虚张声势,招来外人猜忌,有什么用处?而且搬迁营建的经费、桂林善后经费、练兵设防经费,都需要巨额银两。如今俄国盘踞西部边疆,英国窥伺南方边境,蒙古、西藏、四川、云南形势都岌岌可危,不单单法国值得忌惮。从大局来看,绝不能倾尽国力打理广西一隅;单看广西,也不能倾尽财力建设南宁一地,道理很清楚。所以现在的上策,应当选派重臣驻守龙州,沿着两千里边境,根据水土条件兴办农桑、屯田畜牧、开采矿山,等到地方经济兴旺、人口增多,再编组训练民兵。至于眼前应急办法,不如迅速架设龙州电线,将提督移驻南宁,增募十营士兵,暂停广西应当上缴的赔款,下令各省拖欠广西的协饷,分年摊还,用来抵偿赔款。这样调整之后,军饷充足则兵力强盛,可以缓解朝廷南方边防之忧。迁移省会一事,劳民伤财,对治理没有益处。”这件提议就此搁置。

调任吏部侍郎,充经筵讲官。唐景崇凭借深厚学识、端正品行受到君主赏识,多次掌管科举。等到科举废除,廷试海外留学毕业生,都依靠唐景崇阅卷核定。宣统元年,戴鸿慈去世,遗疏举荐唐景崇可委以重任。宣统二年,提拔学部尚书。第二年,下诏设立内阁,改任学务大臣。当时学说纷乱,唐景崇努力沟通新旧思想,审慎选定教科书。兼任弼德院顾问大臣。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任内阁总理,依旧命他掌管学务。唐景崇托病离职。三年后去世,谥号文简。

唐景崇博览群书,通晓天文算术,尤其喜爱史学。还在担任编修的时候,为《新唐书》作注,凡例有三项:订正谬误、补全缺漏、疏通解释,参考采集数百种典籍。家中素来贫寒,得到秘籍善本,常常典当物品购买。毕生专心著述,唯独地理志里面羁縻州部分和艺文志没有写完,其余全部脱稿。

于式枚,字晦若,贺县人。见闻广博,记忆力强,擅长写文章。光绪六年考中进士,任庶吉士,散馆后授兵部主事。李鸿章上奏调往北洋幕府任职,十多年,李鸿章的奏疏大多出自他手笔。他不愿担任地方官吏,又受制度限制,不能保举升任京官,长久没有升迁。光绪二十二年,李鸿章出使俄国祝贺俄皇加冕,继而出访德、法、英、美各国,于式枚充当随员。不久选授礼部主事,由员外郎升任御史,再升给事中。参与议定《辛丑和约》,赏五品京堂。充政务处帮提调、大学堂总办、译学馆监督。光绪三十一年,以鸿胪寺少卿出任广东学政,后改提学使,上疏推辞,朝廷命他督办广西铁路。光绪三十三年,提拔邮传部侍郎。

当时政局动荡,下诏预备立宪,满朝官员争相谈论西方法制,没有人敢提出异议。于是于式枚奉命出使德国,担任考察宪政大臣。临行前上疏说:“宪政必须以本国国情为根本,借鉴他国制度作为辅助,重在讲求实效,不是只仰慕虚名。我朝治国之道继承历代帝王,法令完备,行政都遵循各部章程,允许言官依据传闻上奏,刑罚奖赏,不会出于私心。重大政务、大规模改革,对内召集大臣集议,对外等待地方督抚奏章。体察民情,广泛听取公论,和立宪体制并不冲突。在上有教诲训示,没有契约誓约;在下遵守法度,没有索取要求。只是时间久了官吏失职,有的执行不善;海外通商之后,出现旧条例没有涵盖的新情况,自然可以随时增减调整,不是彻底改弦更张。只是世人好恶不同,说起尧舜周孔之道,就认为不值得效法;说起英德法美制度,以及日本效仿的体制,就心悦诚服,认为应当推行。考察日本维新之初,就宣称立宪的想法,十四年之后才发布开设国会的敕谕,二十年才颁布宪法,预备阶段周密谨慎到这种程度。如今空谈的人自称国民,聚众结社动辄称为团体,数年之内,内政外交、用人行政,都想要干预。动辄拿立宪为借口,纷纷发电上书,烦扰圣心。他们只觉得立宪新奇好听,不知道我国本就有类似的治理精神。学术层面,会招来浅薄的非议,以为立宪可以立刻实行,不了解日本过往历程;政治层面,更会危害社会安定。朝廷只要坚守既定方向,统一人心,循序渐进。先设立京师议院决定取舍,兴办地方自治巩固根基,最重要的是广办教育,储备人才。所有配合宪政推行的事务,都应当预先筹备。臣从前跟随李鸿章到柏林,粗略看到大概情况。如今蒙受委派,一定对比中西异同,回归本朝典章制度,使言论有据、举措可行。这是臣一点微薄心愿。”

第二年,调任礼部侍郎。当时新党要求立刻实行立宪,召集国会的呼声日益急迫。于式枚上书说:“臣遍查东西方历史,对比异同,大体中国法令自上而下推行,西方法律由下而上遵从。只有日本宪法,由伊藤博文主持编纂,虽然用西方名词,本质还是东洋体制,大量借鉴普鲁士,根本原则由德国君臣确立,名为钦定宪法。国家赖以存在的是政务,政务得以推行依靠权力;权力所在,就是利益所在。权力归于一处,就没有非分的妄想;权力分散众人,就会产生争权之心。推行得当,就是日本维新;推行失当,就会引发法国式革命。法国历经数代苛政,民生困苦,想要依靠立宪挽救危亡,反而加速动乱。日本处在尊王倒幕之时,依靠民间力量,所以以立宪回报民众,依旧推迟实施期限。中国名分严格,政治宽和,国体尊严,百姓安于旧俗,没有法国那样深重民怨,也不像日本需要彻底改造。皇上顺应舆情,多次下谕,分定预备年限,本应同心努力,静待推行。怎能急于求成如同讨债,谋求治道如同讨价还价?至于扬言要监督朝廷、推倒政府,传播浮言,近乎乱党。补救办法,只在于朝廷用人行政完全秉持公道,不给人指责的借口,自然没有蛊惑煽动的空间。东南各省督抚,应当慎重选用有魄力、识大体之人镇守。十年预备期限,关系大局安危。日本天皇所说‘组织权限,由朕亲自裁定’,德国首相所说‘法律由君主制定,不是民众可以擅自决定’。所以必须端正名分,然后顺利推行。臣奉命考察宪政,绝不会附和潮流,贻误国家,违背纲常名教。”奏疏下发相关部门。不久调任吏部侍郎。

上海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等人发电请求三年内开设国会,要求罢免于式枚向天下谢罪。朝廷下严旨训诫,革除陈景仁官职。于式枚再次上奏:“德皇接收国书时答复,宪政体系繁杂,担心未必适合中国,选举法尤其难以推行。另外英国学者斯宾塞也曾大谈宪法弊端,说美国宪法本主张人人平等,施行许久,政权却掌握在政党手中,平民深受其苦。欧洲人讨论宪法,尚且如此审慎。如今国内议论四起,在上指责政府揽权,在下指责国民失职,一味鼓动争斗。这正是斯宾塞所说的政党之流,和普通百姓无关。伊藤博文谈论君臣相处,先讲求道德,再设立法条。君民之间何尝不是如此?如果君臣互信,普鲁士、日本的钦定宪法可以施行至今;如果不是这样,法国本是民约宪法,为何多次革命,数十次修改法律依旧不能安定?臣愚见,中国立宪,应当参考日本模仿普鲁士的先例,以俾斯麦由君主采纳民意制定宪法、伊藤博文重道德轻法条的说法作为标准,宪法大纲就可以确立。”奏疏交付相关部门。又认为各省谘议局章程和普鲁士地方议会制度不符,大意是:改革未定之时,中央政权最需要强大统一的力量,懂得政体法理的国民极少。贸然设立权力庞大的地方议会,横在政府和百姓之间,就算当选之人不都营私专断,国家政权落入少数人手中,挟持中央与地方大臣,后患无穷。”引用普鲁士制度逐条辩驳。先后翻译上奏普鲁士宪法全文、官制等级、上下议院新旧选举法。于式枚光绪三十三年冬天出使,宣统元年六月回国,因病请假。张之洞遗疏举荐于式枚堪当重任。转吏部侍郎,改学部侍郎,总理礼学馆事务、修订法律大臣、国史馆副总裁。清朝灭亡之后,侨居青岛,不久去世,享年六十三岁,谥号文和。

于式枚天生身体残缺,精力过人,夜里靠着枕头静坐,如同枯坐僧人。内心刚直,外表温和平易。论事直言不讳,在公卿之间很有声望。

沈家本,字子惇,浙江归安人。年少读书,善于深入思考,对《周礼》多有独到见解。最初依照惯例以郎中身份分到刑部,广泛考证旧制,多有著述。光绪九年考中进士,依旧留在刑部。补官之后,担任主稿官,兼任秋审处。从此专心钻研法律,受到尚书潘祖荫赏识。光绪十九年,外放天津知府,为政宽和,奸民轻视他,聚众在街市斗殴,沈家本立刻抓捕四人处斩,再无人敢作乱。调往繁难的保定府任职。甘军毁坏法国教堂,当权者畏惧外国势力,赔款五万两白银,把道署旧址用来建新教堂,侵占到府衙东侧。沈家本依据府志据理力争,保住府衙土地。义和团之乱爆发时,沈家本已经提拔为通永道、山西按察使,还没有赴任,两宫西逃。联军进入保定,教士记恨旧怨,诬告他协助义和团,最终没有证据得以脱罪。于是赶赴行在,授光禄寺卿,提拔刑部侍郎。

自从各国通商以来,内地允许传教,中外律法量刑轻重差距巨大,百姓和教民矛盾日渐激化。官吏怕惹事端,一味压制百姓;百姓无法忍受,就奋起反抗,常常焚烧杀戮酿成大祸。沈家本认为治理当今百姓,应当让官吏通晓法律。但是本国律法不改革,想要收回领事裁判权终究不可能。恰逢变法提议兴起,袁世凯上奏设立修订法律馆,命沈家本和伍廷芳总管其事;另设立法律学堂,毕业生近千人,一时盛况空前。补授大理寺卿,不久改法部侍郎,充修订法律大臣。宣统元年,兼任资政院副总裁,依旧每日和馆员商议修订各项法律草案,先后定稿,不因事务繁重而懈怠。他的著作有《读律校勘记》《秋谳须知》《刑案汇览》《刺字集》《律例偶笺》《历代刑官考》《历代刑法考》《汉律摭遗》《明大诰竣令考》《明律目笺》,其他非刑律类著作二十多种,合计二百多卷。去世,七十四岁。

论曰:自从变法议论兴起,所有新政都特设大臣主管。张百熙管理学务,沈家本修订法律,都获得当时赞誉。唐景崇主持教育,谋求调和新旧学说;于式枚讨论宪政,主张依据时势增减。但是大势所趋,已经无法挽回。孙家鼐儒雅敦厚、清廉谨慎,常常凭借资望主持新政,参与重大决策,坚守正道不阿附。贤良啊,无愧于古代的大臣。

列传二百三十一

黄体芳(其子绍箕) 宗室宝廷 宗室盛昱 张佩纶 何如璋 邓承修 徐致祥

黄体芳,字漱兰,浙江瑞安人。同治二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日日研读旧制典故,心怀济世大志。屡次升迁侍读学士,多次上书评论时政得失。山西、河南饥荒,请求筹划紧急赈济,整顿吏治,清理积压案件,合乎皇上心意。当时提议禁止酿酒以节约粮食,户部审核驳回。黄体芳认为酿酒户都持有执照,户部每年可得三万两白银,于是上书揭发董恂奸邪,因此被降级。

光绪五年三月,惠陵工程完工,主事吴可读为确定皇位继承次序以死上谏。朝廷下谕:“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下旨,日后皇帝生下皇子,就过继继承大行皇帝为后嗣。吴可读的奏疏,前面的谕旨就是这个意思。”于是下发群臣商议。黄体芳大略说:“‘就是此意’一句话,只需要恭敬遵从,还有什么可以商议?情绪激烈的人极力争辩,胆怯畏缩的人闭口不言,无论是忠心还是谨慎,都是人臣高尚节操,可惜没有看清当下形势。好比普通人家,长子次子各有孙辈,祖父母看待他们并无差别。但是承袭爵位一定归于长房,这是嫡长和嫡次的区别。又如大宗没有子嗣,次房只有一个嫡子,小宗把嫡子过继大宗,没有听说有所吝惜,因为依旧可以继承本宗。但是帝王之家和民间略有不同。民间嫡子过继大宗,大宗为主,本宗为附带。皇室嫡子继承帝统,则帝统为主,可以兼顾本宗,亲情不能分割。如果君主的嫡子继承长支,固然以继承长支为主,也不能不兼顾本宗。帝王没有小宗,就算称谓加以区分,对本宗恩情并无损伤。这就是两宫太后打算让嗣子承继大统,疼爱穆宗,也就是疼爱当今皇上的用意。如今不是合并两个统系为一体,用不确定当作预先确定,以将来继位之人作为穆宗后嗣,似乎没有别的办法处理这件事。试想就算现在不只为穆宗考虑,既然名分定为先帝嗣子,哪里有只封为王、贝勒的道理?就算不为当今皇上考虑,古来天子的继承人,哪里能用不能执掌天下的皇子充当?就算只为穆宗考虑,当今皇上可以像民间过继的儿子一样吗?就算只为当今皇上考虑,穆宗可以像明代一样称为皇伯考吗?遵奉祖训,秉承太后懿旨,体察圣意,不算僭越;先帝和当今皇上都合乎情理,不算悖逆;只是论定统系,不是指定人选,不算专断。讨论世系、分辨宗法,正可以彰显国家万世无疆的福运,不算触犯忌讳。这件事本不需要意气相争,也无所谓功过。”奏疏呈上,皇上下令存放在毓庆宫。此后弹劾尚书贺寿慈隐瞒奏报、出使俄国大臣崇厚误国、洪钧绘制地图出现错误、出使美国大臣崔国英赴赛会失仪,都是别人不敢直言之事,刚直名声震动朝野。

光绪七年,升任内阁学士,督江苏学政。第二年,授兵部左侍郎。中法战事起,提议索还琉球、筹划越南事务。光绪十一年回京,弹劾李鸿章治军无效,请求诏令曾纪泽迅速回国练兵,触犯旨意,降职为通政使。两次代理左副都御史,上奏自强根本在于内政,又逐条陈述中外交涉得失,后来事态果然如他所说。光绪十七年,请求退休。光绪二十五年去世。其子绍箕、绍第,都能继承家学,黄绍箕学识尤其渊博文雅。

黄绍箕,字仲弢。光绪六年考中进士,以编修主持湖北乡试。升任侍讲,提拔庶子。京师设立大学堂,充任总办。深入研究东西方学制,亲手拟定章程。升任侍读学士,先后担任编书局、译书局监督。外放湖北提学使。东渡日本,和日本士人谈论孔学,对方都心悦诚服。回国不久,去世。

宗室宝廷,字竹坡,隶属满洲镶蓝旗,郑献亲王济尔哈朗八世孙。同治七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屡次升迁侍读。光绪改元,上疏请求挑选师保尊崇帝王德行,严管宦官杜绝干预朝政,核查内务府节约靡费,训练神机营以备危急,慈禧懿旨赞许采纳。大考列为三等,降为中允,不久授司业。这时朝廷正锐意征求治国良策,下诏询问吏治、民生、用人、行政诸事,宝廷极力指出其中弊病,直言数百言,言辞极为恳切刚直。山西、河南发生饥荒,宝廷响应诏书上书言事,请皇帝下罪己诏,并斥责文武百官。他分条上奏四项救荒举措:清查整顿厘金税、开设捐粮纳官的渠道、采购外国大米、增设官米平粜局。又因为受灾区域广、赈济任务繁重,请求推行分贷法。京畿一带大旱,日光赤红,民间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宝廷建议对内严加防范,对外保持镇定,以此安定民心。

宝廷多次升迁,官至侍讲学士,上奏六项建议:明确官员升降制度、明确各官专属职责、详细考察问询、严格限定办事期限、杜绝欺瞒蒙蔽、谨慎施行赦免,奏章符合皇帝心意。光绪五年,调任侍读学士。

当初,德宗(光绪帝)继承文宗(咸丰帝)的皇位,两宫皇太后的懿旨说:将来光绪帝生下皇子,就将这个皇子过继,继承穆宗(同治帝)的皇位。内阁侍读学士广安请求颁发铁券来确立此事,遭到朝廷斥责。到这时,穆宗灵柩安葬惠陵,主事吴可读坚决请求为穆宗确立后嗣,不惜以死上书进谏。此事下发给朝中大臣商议。

宝廷上奏议论:“恭敬研读皇太后懿旨的本意,是说穆宗没有皇子,就以当今皇上所生皇子继承穆宗的后嗣,并不是说皇上一生下皇子就要立刻继位;所说继承后嗣,本就包含继承帝统的含义。推衍开来,意思就是将来由当今皇上传下的皇子,接续穆宗的帝统。只因皇上刚刚登基,所以懿旨措辞含蓄,留待皇上亲政之后,再亲自颁布明确的诏书。这是皇太后不愿厚此薄彼的慈心,想要把孝悌仁让的美名归于皇上。广安不能领会这份深意,所以先前上书争辩;吴可读没能领会,所以不惜以死抗争。

臣痛惜吴可读殉死的忠心,又惋惜他遗折里的话没能把本意说透。吴可读没有读懂懿旨言外之意,但他遗疏里未尽的想法,皇太后早已洞察。所以懿旨才说‘先前下旨之时,就是这个意思’。而吴可读还担心朝中忠奸混杂,实在是多虑了。宋太宗违背杜太后遗命、明代景帝废掉太子朱见深,虽然是奸佞小人进献邪说,但根源在于两位君主存有私心。如今两宫皇太后的懿旨高悬在上,孤臣吴可读的遗疏留存在下,传布天下,载入国史。皇上本是天生圣明之人,一定能体谅皇太后的心意。恳请将前后两道懿旨恭敬呈给御览,颁布明确谕旨,昭示全国,使天下后世都知道皇太后至为慈爱,皇上至孝、至悌、至仁、至让;同时也能显明穆宗圣明,托付帝位得人。这样一来,朝廷纲纪端正,名分确定,天理顺畅,人心安定。臣参加内阁集体商议,众人意见稍有不合,特此上报。”

宝廷又上奏:“朝中大臣议论,认为穆宗后嗣这件事,已经包含在皇太后先前的懿旨之中,将来皇位归属,皇上自会妥善斟酌,这话固然没错。可是懿旨含义深远,文字简略,没有这样推阐明晰。日后皇上生下皇子,这个皇子是要继承穆宗的后嗣,还是不立刻继承?不立刻继承,似乎违背懿旨;立刻继承,又近似预先立储。就算只说继嗣,不标继统之名,臣民也会暗中把这位皇子视作储君,这就是不立储的立储。倘若这位皇子贤能,固然是社稷之福;倘若不贤,将来皇位仍然传给他吗,还是另选他人?另选的皇子,是否仍继承穆宗后嗣?就算新立皇子依旧继承穆宗,这也等同于没有行废立之名,却做了废立之事,哪里是太平盛世该有的事?等到那时再想让皇上妥善处置,岂不是太难?

廷议的看法,有的认为等到皇上亲政,皇子应当还未出生,不难预先拟定完善规制。可是国君十五岁便可生子,如果皇子降生在撤帘归政之前,又该如何处置?与其留下这个两难的难题留给皇上,不如现在就斟酌定好万全之策。况且懿旨不是皇上可以更改的,如果现在不推阐明晰,将来皇上就算想要妥善处置,又怎敢自行变通?这是第一处不妥。

还有廷臣说,继统和立储,文字含义看似不同,实质却是一回事。这话看似有理。但是列位先帝留下的训示,说的都是平常传承帝统的旧例,如今这件事属于前所未有的特殊局面。吴可读的本意,是保全穆宗一脉的帝统,和无故请求预先立储的人不一样,二者文义差别显而易见。如今廷议不分辨其中含义,轻率地说并不深知本朝家法,那么先前懿旨所说‘就是此意’又当作何解释?臣民岂不更生疑虑?这是第二处不妥。”

奏章递入宫中,皇帝下诏将奏章收藏在毓庆宫。除此之外,俄国使者前来议定条约、朝鲜请求通商,宝廷都有上奏献议。

光绪七年,授内阁学士,出京主持福建乡试。乡试办完,返回京城,他弹劾自己在途中纳妾,请求罢官。之后在西山修建屋舍,前去居住。这年冬天,皇太后万寿庆典,朝廷赏给他三品官阶。光绪十六年,宝廷去世。

其子寿富,为庶吉士。庚子年拳乱之时殉难,另有传记记载其事。

宗室盛昱,字伯熙,隶属于满洲镶白旗,肃武亲王豪格七世孙。祖父敬徵,官至协办大学士;父亲恒恩,任左副都御史。盛昱年少聪慧,十岁作诗用到“特勤”一词,依据唐代《阙特勤碑》考证出《新唐书》中突厥部分写的“纯特勒”,实为“特勤”之讹,由此闻名。光绪二年考中进士,授编修,更加刻苦治学,研讨经史、地理以及本朝旧典,都能详知沿革变迁。多次升迁,官至右庶子,充日讲起居注官。

闽浙总督何璟、巡抚刘秉璋招降台湾匪首黄金满,盛昱弹劾何璟等人纵容恶人、豢养奸徒,请求交付官吏严加审讯,把黄金满发配到黑龙江、新疆安置。尚书彭玉麟多次辞官不就职,盛昱弹劾他只顾自身安逸,开启功臣骄横无礼的风气。浙江按察使陈宝箴已经准备陛见还未动身,盛昱追论他在河南任职审理案件不慎,陈宝箴被罢免;张佩纶弹劾他滞留京城钻营求官,陈宝箴上疏辩解。盛昱说他喋喋不休争辩,失大臣体统,请再次交付官吏审议。

朝鲜发生内乱,提督吴长庆奉北洋大臣张树声檄令,率兵入朝,擒获大院君李昰应带回国内,当时世人都惊叹这是奇功。盛昱说:“这件事靠诱骗劫持得来,不足以称作功劳,只会让藩属国寒心,被各国耻笑。应当严厉给予处分,让国内外知道这不是朝廷本意。”担任讲官不到半年,多次上书议论国事,士大夫舆论推崇他为直言敢谏之人。

光绪十年,升任国子监祭酒。法国与越南爆发战争,徐延旭、唐炯因为失地获罪被逮捕审问。盛昱上奏:“逮捕惩处封疆大臣,却不公开颁布谕旨,二百年来没有这样的政体。”同时弹劾军机处大臣怠忽职守。太后震怒,罢免恭亲王奕訢等人,下诏令醇亲王奕譞进入军机处。盛昱又上奏:“醇亲王身份极为尊贵崇高,不适合让繁杂政务缠身。”同年夏天,朝廷命大臣集体商议和战大局,盛昱主张迅速开战,逐条陈述七项有利条件,说:“再次错失战机,后悔莫及。”

盛昱担任祭酒期间,和国子监司业治麟专心研究教化士子的办法,大规模修缮学舍,增加学生津贴,制定积分考核章程,惩治游荡懒惰之人,奖励笃实治学之士,读书人的风气由此大变。光绪十四年,主持山东乡试。第二年,托病辞官回乡。盛昱在家乡有清正名声,求学之人都以能和他交谈、一睹风采为幸。光绪二十五年,盛昱去世。

张佩纶,字幼樵,直隶丰润人。父亲张印塘,曾任安徽按察使,死于军中。张佩纶,同治十年考中进士,经编修大考提拔为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当时外患紧迫,他多次上疏陈述治国大政,请下令新疆、东三省、台湾严加戒备,防范俄国、日本窥伺。山西、河南饥荒,京畿大旱,他援引祖宗旧训,请朝廷君臣互相警戒,分四条上奏:诚心祈禳、集众商议、体恤百姓、减轻刑狱。恭亲王奕訢遭受谗言构陷,张佩纶又上书请责令恭亲王尽心承担重任,皇上赞许并采纳。通政使黄体芳接着陈述灾情,言辞较为激烈,遭到司法部门议处,张佩纶极力为他申辩,黄体芳才得以宽宥。不久张佩纶丁忧守孝,服丧期满,恢复原官。

当时琉球已经灭亡,法国图谋越南日益急迫。张佩纶说:“琉球一亡,朝鲜就危险;放弃越南,缅甸必然失守。”于是请求筹建南北海防,设立四大水师重镇;又举荐道员徐延旭、唐炯通晓军事,可以担当边防重任,主张招抚刘永福的黑旗军为朝廷所用。这时吴大澂、陈宝琛喜欢议论时政,与宝廷、邓承修等人被世人称为“清流党”,而张佩纶尤其以弹劾大臣名重一时。侍郎贺寿慈,尚书万青藜、董恂,都被他弹劾罢官。

光绪八年,云南报销案爆发。王文韶以军机大臣身份掌管户部,监察官员争相上奏揭发他收受贿赂。皇上原本倚重信任王文韶,张佩纶于是援引乾隆朝梁诗正回家奉养父母的旧例,请王文韶主动避嫌请求辞官侍亲,没有得到批复;他又两次上疏弹劾,王文韶最终被罢官。朝廷提拔张佩纶代理左副都御史,升任侍讲学士。第二年,法越战事再起,张佩纶上书十几道,朝廷才派兵征剿当地土寇,牵制法军。法国人不愿看到这个局面,假意议和,暗中派兵攻陷南定。张佩纶请求趁法军尚未集结完毕,下旨令两广总督派水师直捣越都。但军机大臣一心想维持和局,担心张佩纶阻挠,派他前往陕西查办案件。不久法军果然突袭顺化,胁迫越南订立盟约,越南局势越发败坏。张佩纶办完差事回京,命他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

光绪十年,法国扬言要向内进犯。张佩纶认为越南战事未止,黑旗军尚在,法军绝无分兵东来的道理,请求不要撤除边防,诱发敌寇进犯之心,皇上认同他的看法。朝廷采纳李鸿章的提议,决意开战,任命张佩纶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务。张佩纶抵达马尾船厂,调十一艘军舰环绕自卫,各舰管带进言说这不是良策,被他呵斥。法国军舰集结,送来战书,众人闻讯,紧急拜见张佩纶请求备战,仍被他斥退。等到看见法舰升起锅炉之火,张佩纶才大为恐慌,派遣学生魏瀚前去请求暂缓开战,使者还未抵达,炮声已经响起。他所辖五营溃败,其中三营全军覆没。张佩纶逃到鼓山山麓,当地乡民拒绝收容,他高喊:“我是会办大臣!”乡民依旧不肯接纳。第二天,逃到彭田乡,还向朝廷上奏,刻意粉饰败状。朝廷下旨拨国库银两犒劳军队,命他兼任船政大臣。不久得知马尾惨败,仅削去他的卿衔,交付官吏审议。福建百姓极为愤懑,编修潘炳年、给事中万培因等人先后上奏罗列他的罪状。此前他已经因为举荐唐炯、徐延旭被革职,至此再判流放戍边。

戍边期满放回,李鸿章再次聘请他入幕府,并且将女儿嫁给他。甲午战事爆发,御史端良弹劾他干预公务,朝廷命他返回原籍。庚子议和之时,李鸿章举荐他熟悉外交交涉,下诏命他以编修身份协助办理和约。和约签订之后,提拔为四五品京堂,张佩纶称病不出。光绪三十四年,去世。

何如璋,字子瓘,广东大埔人。同治七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以侍讲身份出使日本。回国后,授少詹事,外放任船政大臣。遵从李鸿章的意向,寄望和议。敌军将至,仍然严令各军舰不许擅自行动。战败之后,借口押运银两出逃,各处都不肯接纳,不得已投奔在彭田乡的张佩纶。张佩纶担心法军追踪而至,哄骗何如璋离开。士大夫舆论认为马尾之败,张佩纶是罪魁,何如璋次之。何如璋也被判流放戍边。后来在家中去世。

邓承修,字铁香,广东归善人。咸丰十一年考中乡试,捐钱得授郎官,分在刑部任职。升任御史,遭逢丁忧回乡。光绪初年,服丧期满,起复原官。和张佩纶等人主持清议,多次弹劾官员,号称“铁汉”。先后上疏论说闱姓赌捐严重败坏政体;关税遭到侵蚀,损害国库储备;针对考场积弊,陈述七项办法加以整顿;针对吏治弊病,上奏八条举措肃清。又弹劾总督李瀚章治政失当,左副都御史崇勋品行败坏,侍郎长叙等人违制,学政吴宝恕、叶大焯,布政使方大湜、龚易图,盐运使周星誉等人不称职。恰逢边境告警,邓承修弹劾满朝官员懈怠松弛,请召回左宗棠主持国政。过了一年,彗星出现,他又上奏说左宗棠上任数月,未见施行举措,进而抨击宝鋆、王文韶昏聩,请将二人罢斥,以消灾变。当时王文韶正被朝廷重用,权势日重,恰逢云南报销案爆发,邓承修又严厉弹劾王文韶,朝廷依旧没有采纳。许久之后,升任给事中。

当时朝鲜内乱平定,琉球案件尚未了结。邓承修上书,请选派懂军事的大臣驻守烟台,集结南北洋战舰轮番巡防,留吴长庆的军队驻守朝鲜,互为犄角。越南动乱爆发,法军袭击顺化,又请求下诏令百官在朝堂议定国家大计,都没有得到批复。光绪十年,越南局势愈发恶化,他率先弹劾徐延旭、唐炯失地丧师,赵沃、黄桂兰拥兵败事,应当严肃国法。同年夏天,法国请求议和,邓承修联合监察官员上书,极力说明和议不可依靠。不久和司业潘衍桐秘密上奏离间敌军五项计策,同时弹劾李鸿章主张和议的奏疏,痛惜刘永福敢于作战,言辞激愤。没过多久,法国果然撕毁盟约,进犯台湾基隆,军机处大臣对和战犹豫不决。邓承修再次献上三策:“法国所依仗的后方是西贡、东京。我国若兵分三路,迅速进攻越南,法军自顾不暇,这是上策;分兵防守,敌来则战,敌退不追,长期消耗兵力粮饷,敌我同受损耗,这是中策;如果担心粮饷不足、运输困难,不敢主战,那么祸患难以言说,这就是无策。”朝廷补授他为鸿胪寺卿,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自此之后他多次上书谈论军事,奏章共十三道,大多被采纳。后来因为中允樊恭煦获罪,邓承修上疏营救,因此被降职。第二年,前往天津协助李鸿章和法国公使巴特纳谈判和约,议定十款新约。回京之后,请求回乡探亲。

还没离京,朝廷命他前往广西,与法国使臣一同勘定中越边界。抵达之后,独自骑马出关会见法国使臣浦理燮。浦理燮想要先勘察原有旧界,邓承修依据条约要求先行修正边界,双方相持不下。法国人表面上许诺将文渊、保乐、海宁划归中国,暗中发电报给驻京公使,指责邓承修违背条约、故意争执,声称不先勘旧界,谈判就要终止。朝廷迫不得已,应允法国的要求。邓承修于是上奏电文,陈述三难二害,大意说:边界附近百姓不愿归属法国,如果先勘旧界,恐怕激起事变,这是第一难;保乐一带牧马,游勇凶悍,道路阻塞,这是第二难;原有界碑损毁,十块中不足五块,高山险峻,瘴气多雨,人马难以前行,这是第三难。况且旧界勘定之后,法国人必然就此罢手,新界更无从商议;駈驴、文渊都无法收回,边关失去险要,战守两难,这是第一害;文渊一旦丢失,北面无寸土屏障,关内通商,势必遭受胁迫。越南不保,广西凭什么守护?这是第二害。奏疏递上,朝廷没有采纳。

光绪十二年,法国另派狄隆、狄塞尔前来会商。恰逢法国官员达鲁倪思海在者兰被越南人杀死。狄隆等人恐惧,又觉得耻辱,刻意隐瞒这件事,坚持要求对照地图划定边界,朝廷下诏准许。于是首先商议将江平、黄竹、白龙尾等地划给越南。邓承修拿着地图典籍据理抗争,狄隆无法使他屈服,打算把白龙尾对半划分,左侧归中国,右侧归越南。邓承修认为此地是钦州的外门户,法国一旦占有,向内就逼近防城,向外切断东兴、思勒通道,这样钦州、廉州就没有屏障了。双方商议很久,暂时拟定三条草约,还没有定案,法国使臣竟动用武力驱赶江平、黄竹的百姓向内迁徙。朝廷担心挑起边境冲突,下令先勘定钦州以西到广西全省边界。邓承修于是和法国人订立条约,相关详情记载在邦交志中。光绪十三年,将勘界条约始末上报,恢复原官职。光绪十四年,因病辞官回乡,主讲丰湖书院,读书奉养母亲。光绪十七年,在惠州去世。

徐致祥,字季和,江苏嘉定人。咸丰十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升任中允,主持山东乡试。多次升迁至内阁学士,提督顺天学政。丁忧离职,服丧期满,起复原官。光绪十年,法越开战,德璀琳前来提出和议,朝廷难以决断。徐致祥献上三策:决战应当迅速、任用将帅应当专一、军队声势应当联成一体。福建战事危急,他上奏说何璟、张兆栋没有处理危局的才干,举荐杨岳斌、张佩纶可以担当重任,他的意见多被采纳。当时朝中商议修建铁路,徐致祥听说之后十分反感,逐条陈述八项害处,请求极力驳斥邪说,加紧治理河工。皇上斥责他狂妄不实,降三级。两年之后,修筑铁路的提议再次兴起,他又再次上书阻止。先后上密奏十几道,一心主张抑制宦官、治理河工,被当时舆论称道。先后主持福建、广东乡试。光绪十八年,授大理寺卿,接连弹劾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山西巡抚阿克达春,弹劾张之洞更是不留余地。不久命他担任浙江学政,以严厉闻名。

中日战争爆发,清军战败。徐致祥上奏奕劻、李鸿章误国的罪状,请求逮捕叶志超、卫汝贵等人依法治罪,授予冯子材、刘永福征讨的名号,希望重振国威、鼓舞士气。恰逢山东教案爆发,德国公使海靖逼迫朝廷罢免李秉衡。徐致祥说:“先前罢免刘秉璋,如今又罢免李秉衡,这等于朝廷任免官员的大权被外国人掌控。恳请顾全国家体面,不要畏惧外敌。”他暗自认为国势不振,动乱不会停止,于是援引圣祖尊崇朱子、定为世代家法的旧事,请求开设经筵,辅助培养君德,奏疏都没有批复。学政任期满,回到京城,升任兵部右侍郎。光绪二十四年,皇帝身体不适,人心惊疑,他再次上奏关于辅导君德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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