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修，字思永，山东章丘人。康熙五十一年考中进士，授官内阁中书。升任主事，外调担任浙江杭州知府。雍正五年，入朝任刑部郎中，在任十多年，审理案件，很多冤狱都得以平反。有一桩侵占国库银两的案子，最初议定以挪移公款之罪从轻判处，李慎修坚持认为不可；有人拿皇帝的意思劝他，他也不为所动。乾隆初年，外放任河南南汝光道，后调任湖北武汉黄德道，因守孝离职。服丧期满，授官江南驿盐道。被皇帝召见，高宗说：“李慎修老成耿直爽快，适合做谏官。”特地任命他为江西道监察御史。他上奏疏议论户部扰乱钱法，政令严苛急迫、琐碎繁杂。一一列举前代铸钱制度的利弊，并预言铜钱价格将要暴涨，详尽陈述其中种种弊端。上元节夜晚，皇帝赏赐诸王和大臣观赏烟火，李慎修上奏疏劝谏，认为这类游乐会使人沉溺享乐、消磨心志。皇上喜爱作诗，曾经召他问话，问他会不会作诗，李慎修趁机进言：“皇上日理万机，恐怕会因为诗文之事耽误政务，恳请不要在这上面耗费圣上的精力。”皇上认为他说得对，把这段话写进自己的诗里。皇上曾经对李慎修说：“这么个矮小的汉子，竟然能如此直言进谏？”李慎修回答：“臣相貌丑陋，但心地良善。”皇上为此放声大笑。后来再次外调，出任湖南衡郴永道。乾隆十二年，因病请求辞官回乡，不久去世。
高密人李元直，担任御史在李慎修之前，以刚强正直闻名。李元直与李慎修齐名，世人并称“山东二李”。京城人称李元直为“戆李”，称李慎修为“短李”。
李元直，字象山。康熙五十二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庶吉士散馆后授官编修。雍正七年，经考选授为四川道监察御史，八个月之内，上奏章几十篇。他曾经逐一抨击当权的各位大臣，说：“朝廷上附和顺从的言论多，直言规劝的声音少，只有尧、舜一样的君主，却没有皋陶、夔那样的贤臣。”皇上很不高兴，召集被他弹劾的各位大臣，包括大学士朱轼、张廷玉等人，连同李元直一同召见，责问他说：“有这样的君主，才会有这样的臣子。如果真像你所说，朝中没有皋陶、夔那样的贤臣，那朕又怎么能称得上尧、舜呢？”李元直直言争辩，毫不屈服。皇上对众大臣说：“他的话虽然粗野，但内心没有别的私心。”第二天，再次召他入宫，嘉奖他敢于直言。恰逢广东进贡的荔枝送到，皇上拿几枚荔枝赏赐给他。没过多久，朝廷命他巡视台湾。李元直上疏请求增加官员养廉银、杜绝馈赠贿赂，并且逐条上奏当地原住民民生利弊几十件事。台湾地处海外，以往巡视御史到任，常常把自己当作过客，一切事务全都交给道、府官员处置。李元直一反过去的做法，时常到下属地方询问百姓疾苦。正要推行新政，总督、巡抚弹劾他越权管事，于是被降职罢官。在家居住二十多年后去世。世宗曾经说：“李元直可以保证不贪钱财，只是担心他办事过于急躁。”又曾经对众大臣说：“人才实在难得！李元直难道不是真正能担当事务的人吗？只是刚强之气逼人太甚。”李元直晚年谈及当年皇帝的知遇之恩，每每落泪。当初在翰林院时，他与孙嘉淦、谢济世、陈法相交，互相以古人道义勉励，当时人称他们四人为四君子。等到孙嘉淦担任湖广总督，审理谢济世一案，曲从巡抚许容的心意断案，被当时舆论非议，李元直便和他断绝交情。
陈法，字定斋，贵州安平人。康熙五十二年考中进士，从检讨一直做官做到直隶大名道。讲学尊奉朱熹，著有《明辨录》，辨析陆九渊、王阳明学说的谬误。处理政务以教化、养育百姓为先，亲手草拟公文告示，文辞情意恳切真挚。时隔多年，百姓仍然传诵这些文告。
胡定，字登贤，广东保昌人。雍正十一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官检讨。乾隆五年，经考选授为陕西道监察御史。乾隆七年，湖南巡抚许容弹劾粮道谢济世，案子下交给湖广总督孙嘉淦查办，准备定谢济世的罪。乾隆八年二月，胡定上奏疏陈述许容陷害谢济世、孙嘉淦偏袒许容的实情，抄录湖南百姓的揭帖，称布政使张璨、按察使王玠、长沙知府张琳、衡州通判方国宝、善化知县樊德贻遵从许容的授意，结伙密谋构陷谢济世；还转述京城民间谚语，把许容比作老妇人，说她嫉恨贤才，阴毒如同妇人。奏疏递上，皇上命令户部侍郎阿里衮前往湖南会同孙嘉淦复审，并命胡定一同前往。恰逢湖南岳常道仓德秘密向都察院检举，揭发张璨托人说情、私自改动文书案卷的事情。阿里衮抵达湖南，洗清谢济世的冤屈。皇上罢免孙嘉淦、许容等人官职，下谕说：“胡定身为谏官，上奏事情如果不实，自有应受的责罚。如今所奏查证属实，如果仅仅是为谢济世洗清冤屈，这件事还算小事；借这件事查出总督巡抚等人挟私诬陷、徇私隐瞒、相互包庇，使百官人人懂得警戒，这件事对国家政务大有裨益，好处很多。各省总督、巡抚举荐、弹劾官员，必须全部秉持公心，才算不辜负朝廷委任。如果凭着个人好恶来举荐、弹劾，像孙嘉淦、许容这样存心行事，难道不会在朝堂之上内心惭愧，日夜愧疚？各位督抚应当深刻自省，以孙嘉淦、许容为戒。”胡定从此以敢于直言闻名。
后来调任兵科给事中，巡视西城。寻访城中品行善恶闻名的居民，把姓名都张贴在街道上。百姓有诉讼案件，当即传讯审断结案。西山卧佛寺发生盗窃案，同僚错误上奏说是僧人自盗，胡定查访捕获真正的盗贼，僧人得以洗清罪名。不久，因母亲年老请求回乡奉养。服丧期满，再次授为福建道御史。上奏疏弹劾内务府某郎中盘剥百姓谋取私利，后来核查案情不实，胡定被革职送交刑部，很久之后审判定案，罢官回乡。乾隆二十二年，皇上南巡，胡定在杭州迎驾，恢复原有官衔。去世，享年七十九岁，著有《双柏庐文集》。
仲永檀，字襄西，山东济宁人。乾隆元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官检讨。乾隆五年，经考选授陕西道监察御史。上奏疏请求酌情削减上元节灯火与乐舞，大略说：“君主日理万机，一旦萌生安逸享乐之心，就会渐渐走向懈怠荒废。每年上元节前后，灯火乐舞，每日进献御前。恳请酌情裁减，预先保全清明沉稳的心志。”皇上下旨说：“《尚书》说‘不要被声色耳目所役使’，《诗经》讲‘喜爱游乐而不荒废政事’，古代圣贤留下的训诫，是朕日夜警惕不敢忽视的。只是岁时宴饮赏乐，这类庆典自古就有，何况正月新年，外藩蒙古前来朝觐，有不可缺少的典礼。朕沿袭旧制举办，并没有额外增加。至于国家政务，朕照常处理，丝毫没有拖延。仲永檀心中有所见解，直言无隐，这值得嘉奖，朕心中知晓。”
京城有个叫俞君弼的百姓，是工部凿石工匠，富有但没有儿子。俞君弼死后，他的亲戚许秉义图谋争夺遗产。内阁学士许王猷与许秉义同族，嘱咐邀约九卿参加俞君弼的丧礼，借此张扬声势，还告发俞君弼藏有大量白银。步军统领鄂善将这件事上报，皇上下诏严加审讯，许秉义依法定罪，同时罢免许王猷官职，下旨告诫九卿。乾隆六年，仲永檀上奏：“传闻鄂善收受俞家白银万两，礼部侍郎吴家驹前去吊丧，得到馈赠财物；又听说前去吊丧的不止九卿，大学士张廷玉送去书信，徐本、赵国麟都亲自到场吊唁，詹事陈浩在其中奔走联络，臣据实秘密上奏，供朝廷查访。”又说：“秘密上奏留在宫中不发的奏章，外面很快就能得到消息，这一定有人私下勾结宫内近侍，暗中泄露。权贵大臣安插耳目，那么朝廷就不再有监察的耳目了。”奏疏呈上，皇上怀疑仲永檀妄自传言，命令怡亲王、和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查办，质问仲永檀，追问泄露密奏究竟是哪一件事；又说所谓权贵勾结近侍，当下既没有可供勾结的近侍，也没有这样勾结近侍的权贵，质问他依据什么见闻，命他据实陈述。鄂善的仆人以及居间行贿的人，都供认鄂善收受俞家贿赂，和亲王等人把审讯结果上报。皇上召和亲王、鄂尔泰、讷亲、来保连同鄂善一同觐见，皇上温和开导，令他坦白，鄂善才承认收受白银一千两。皇上对鄂善说：“按律法你的罪应当绞死。你曾经身为大臣，朕不忍心把你当众处决。但你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你应当自行了断。”之后又命和亲王会同大学士张廷玉、福敏、徐本，尚书海望，侍郎舒赫德详细议定，遵照皇上谕旨办理。于是命讷亲、来保把王公大臣议定的奏章拿给鄂善看，鄂善却改口说没有收受贿赂。皇上震怒，斥责鄂善欺君罔上，革职交付刑部，又命福敏、海望、舒赫德共同审讯，拟定绞刑，皇上依旧下令赐他自尽。吴家驹、陈浩都被革职。皇上询问仲永檀密奏泄露一事，仲永檀举出吴士功秘密弹劾史贻直一事作答。和亲王等人核查，大学士赵国麟等人前去俞家吊丧一事虽不是事实，但相关传言自有来由。皇上于是嘉奖仲永檀揭发奸邪、披露隐情，直言不讳，提拔他为佥都御史。
赵国麟单独上奏申辩，说：“仲永檀凭传闻上奏，使蒙受皇恩、坐而论道的朝廷高官，被诬陷做出跪拜吊唁这类小人物的鄙俗行为。事情一旦形成弊端，应当防范苗头；案件多次反复，应当保全臣子善始善终。明末谏官群体与内阁权臣各自树立门户，互相倾轧排挤，朝廷纲纪渐渐败坏。如今朝中权力没有旁落，听取谏言不会偏听偏信，宁可预先防备尚未发生的隐患，也不放松将要到来的危机。恳请特地下谕，明示天下，提拔仲永檀，是嘉奖他果敢，宽恕他冒昧。今后凡是弹劾大臣经查证不实的，另行处分。这样功过互不掩盖，赏罚没有偏颇。如果认为臣的话过于耿直愚钝，请准许罢免斥退臣，或者允许臣辞官，保全初心。”皇上亲手写诏书答复：“提拔仲永檀，也是褒善抑恶的本意，大学士所说，老成有长远考虑，朕十分赞许采纳。你继续入内阁处理政务，不要违背朕的心意。”赵国麟请求辞官的心意更加坚决。给事中卢秉纯弹劾赵国麟，说：“皇上询问赵国麟是否参加俞家丧礼，赵国麟出宫后告诉亲戚、已经辞官的光禄寺卿刘藩长，言辞无礼。”皇上召见刘藩长，令鄂尔泰、张廷玉、徐本、讷亲、来保审问这件事。皇上认为刘藩长只是市井小人，赵国麟与他结为姻亲，还曾经举荐他，行为不当。派鄂尔泰等人传谕旨意，令赵国麟主动请求退职。过了几天，赵国麟没有上奏请辞，皇上特意下旨将他降职，留在京城等候补缺。卢秉纯言辞失当，刘藩长刺探获罪缘由，行事不谨慎，二人全都被革职。
之后又提拔仲永檀为左副都御史。贵州甕安百姓罗尚珍到都察院控诉已经辞官的原四川巡抚王士俊侵占他家墓地，朝廷命仲永檀前往贵州会同总督张广泗查办，王士俊依法定罪。河南巡抚雅尔图弹劾仲永檀从贵州返回京城，途经南阳时，纵容仆人殴打村民，交由相关部门商议罚扣俸禄。乾隆七年十二月，命仲永檀前往江南会同巡抚周学健办理赈灾事务，还没有动身，仲永檀就把留在宫中的密奏之事告诉大学士鄂尔泰之子鄂容安。皇上下令革去仲永檀官职，交付内务府慎刑司审讯，命庄亲王、履亲王、和亲王、平郡王，大学士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哈达哈审理此案。鄂容安、仲永檀自己承认，上奏之前一同商议谋划，上奏之后互相知会。王公大臣援引泄露机密事务律条拟定罪名，皇上斥责二人结党营私，认为所引律法不合适，命会同三法司复审。王公大臣于是请求刑讯，并且请求革除大学士鄂尔泰官职逮捕审问。皇上认为鄂尔泰是受先帝遗命的大臣，不忍心深究，交由吏部议处，以示轻微处罚。仲永檀、鄂容安不必刑讯。仲永檀蒙受破格提拔的皇恩，却依附师门，所有弹劾奏章，无不预先商议，暗中结交同党，排挤异己，罪行重大；鄂容安的罪责也无法宽免，但相比仲永檀可以从轻处置。命拟定罪名上奏，奏疏还没有呈上，仲永檀死在狱中。鄂容安拟定流放之刑，皇上予以宽宥，相关记载见于鄂容安传记。
柴潮生，字禹门，浙江仁和人。雍正二年考中举人，授官内阁中书，担任军机处章京。多次升迁，任工部主事。乾隆七年，经考选授山西道监察御史。这一年大旱，皇上下诏征求直言。柴潮生上奏疏说：“君主征询臣子的劝诫，是太平盛世的美好风气；自满会招致亏损，谦抑能够受益，这是修身最重要的道理。臣恭读皇上谕旨写道：‘你们九卿之中，有谁能对君主直言规劝？做过哪些宣扬善举、阻止奸邪的事情？’这确实是我皇上虚怀若谷、乐于纳谏的至诚之心。今年入春以来，京城附近雨水不足，皇上日夜忧心操劳，一刻不曾放下。只是天时的晴雨，难以预测；但人事上自省修身，不妨多加责求。外在事务上的自省，一言一行，善恶容易看清；细微隐微之处的自省，在看不见听不着的地方，征兆难以察觉。君主的心是天下教化的本源，普天之下、百官百姓，命运都依托于此。皇上在日理万机之余，岂能没有陶冶性情、舒展心意的时候？只是担心一念偶尔萌生，开端十分细微，而自我宽纵、自我原谅的念头，趁人不觉悄悄滋生蔓延，无法遏止。那么片刻心念的偏差，就关系到帝王功业的疏密。恳请皇上，在众臣看不到、近侍窥探不到之处，朝夕更加谨慎自持，这不仅仅是随时自省，招来祥瑞感应而已。”
乾隆八年，天津、河间两府大旱。乾隆九年，柴潮生再次上疏说：“河间、天津两府，有三条干流大河：卫河、滹沱河、漳河。其余河间分水的支流十一条，蓄水湖泊十七处，蓄水沟渠三条；天津分水支流十三条，蓄水湖泊十四处，接纳河水的河沽六处：水道极多。从前如果河渠深阔，蓄水泄洪方法得当，即使旱年不能完全依靠灌溉收成，也能收获一半。就算做不到，平日储存的水，也能支撑数月，等待大雨降临。何至于田地抛荒、房舍舍弃，百姓拖家带口，流离在路上？水利荒废，由此可见。一场大雨不够，赈灾的费用就无法停止。臣私下认为，白白耗费钱财用于赈灾，不如拨出国库巨款，选派大臣管理京畿一带水利工程，既救济饥民、消除旱涝灾害，还能把贫瘠之地变为富饶之乡。挽救当下的急难，筹划国家长远大计，没有比这件事更紧要的。臣考证，汉代张堪任渔阳太守，在狐奴开垦稻田八千顷，狐奴就是如今的昌平。北齐裴延俊任幽州刺史，修复古督亢陂，灌溉农田一万多亩，督亢就是如今涿州。宋代何承矩任河北制置使，在雄州、鄚州、霸州修筑六百里堤堰灌溉农田。明代汪应蛟任天津巡抚，拿出俸禄开垦水田二千亩，每亩收成四五石。如今东西二淀，就是何承矩当年修筑的塘泺；天津十字围，就是汪应蛟水田遗址。本朝李光地任巡抚，请求兴修河间水田，说涿州被水淹没的土地，每亩售价二百文，开垦成水田，一亩可值白银十两。去年总督高斌请求开挖永定河灌溉农田，也说勘察到的地方，百姓十分拥护。臣听说石景山有庄头姓修，自行引浑河水灌溉田地，收成比普通农田高出数倍。蠡县也有富户自己打井，旱年能够获得收成。霸州知州朱一蜚劝百姓开凿二十多口水井，百姓很是依赖。近代事例都确凿有据，兴修水利完全可行。如今请求专门派遣大臣携带数十万两库银，前往河间、天津两府，督率道、府、州、县官员，分派佐贰杂职官吏办理；除漕运河道不能改动，以及滹沱河干流水流湍急，不可轻易动工之外，其余河渠湖泊，凡是有旧迹可寻的，全部重新疏浚。又在河渠湖泊旁边，各自开挖小河；小河旁边开挖大沟，全部务求深广，水流达不到的地方就停止。依次修建水闸，互相引水灌注。干旱时引水入沟灌溉农田，涝时开闸放水归入河道泄洪。距离水源遥远之处，每顷田地挖一口井，十顷田地修一座大塘，也足够供水。工程中占用民田，以及古代陂塘旧堤早已成为百姓私产的，全部丈量土地，如数归还百姓。将正在领赈的饥民以及外来流民，停止发放赈粮，按照地段划分，以工代赈，酌情发放口粮，宁可优厚，不要克扣。一人参与做工，停发他家两口人的赈粮；两人做工，停发他家四口人的赈粮。其余家口，或是全家都不能劳作的，依旧按例发放赈济。疏浚完工、可以耕种的土地，借给百姓工本，分年偿还。另外选派大臣携带库银，分别巡视直隶各府，参照河间、天津的办法依次推行。有人会说：北方土地高燥，不适宜种稻，土壤多沙碱，水一浇灌就下渗，挖掘百姓土地，容易招来怨恨。前朝徐贞明推行水田而很快失败，怡贤亲王和大学士朱轼办理水利工程，接近成功却半途废止，可以作为前车之鉴。臣考证：各地土壤适宜种植的作物本就不同，从没听说冀州不能种稻，玉田、丰润的水稻长势茂盛。况且如今只是兴修水利，本来不必强行改成水田。疏浚河道用国库经费，百姓想种稻、种旱粮，听凭自愿。这是不必疑虑的第一点。土壤沙碱确实存在，但只是少数地方，哪里遍地都是沙碱地？就算是沙碱地，多一条排水通道，难道不比任由洪水漫溢更好吗？这是不必疑虑的第二点。至于开挖沟渠占用土地，更是不懂农事的说法。务农之人，重在尽力耕作，不在于垦地多少。现在十亩田地，拿出一亩蓄水，剩下九亩收成翻倍，对比十亩土地全都收成微薄，哪个更有利？何况占用的土地还会拨还补偿。这是不必疑虑的第三点。前人多次兴办多次废止，也有缘由。徐贞明所说的是惠及百世的大利，当时御史王之栋弹劾，背后是宦官勋贵的意图。他的奏疏也只说滹沱河不可开挖，并没有说水田不能推行。只是他招募南方百姓开垦，直接把土地给他们，还允许入籍定居。左光斗兴办屯学也是如此。等于抢夺北方百姓田地，又堵塞北方读书人仕进之路，招来非议理所当然。至于营田四局，原有成效记录还在。当年办事官员，确实有处置不当之处，所以怡贤亲王去世之后，工程就遭到废弃，这不是有长远眼光的人该做的事。大工程刚开始，百姓容易畏惧，贵在持之以恒，才能成功。秦国修建郑国渠、白渠，造福百世，可当时百姓甚至想要杀掉水工郑国。汉代河东太守番氏引汾水灌田，河道多次改道，耕种的收成抵不上投入种子。到唐代长孙恕重新开凿，每亩收粮十石。凡是开创之事艰难，坚持下去就容易。持续推进才能成功，中途放弃便是失误。这是不必疑虑的第四点。至于水利修成之后，招募农师、制作水利器具，逐年如何管理，防止淤塞，交由主事大臣详细筹划。皇上爱民如子，赈灾抚恤，哪怕花费千万库银也不吝惜。就像疏通京城沟渠，预估费用二十多万两，对比兴办一省水利，轻重一目了然。况且这项工程是增加财富，不是耗费钱财。天灾历朝都有，荒政没有万全之策，不如投入百万资金治理水利，立刻收到国富民安的效果。就算遇到尧时洪水、商汤大旱，也可以调剂接济，这可以称作没有弊端的赈济。连年米价让皇上忧心，完全停止采买粮食，不能长久施行；捐纳监生、粮食入仓，也不是上策。如果百姓收成充足，自然粮食储备充足。臣访问直隶官民，都说：有水灌溉的田地收成，比无水旱地高出不止一倍。这可以称作永不枯竭的常平仓。京畿一带多八旗庄田，直隶是京城腹地，都应当变得富饶，才能做到居重驭轻。汉武帝迁徙豪强到关中，明成祖迁移富户到京畿，虽算不上最完美的王道，也不失深远谋划。水利一旦修成，军民都能获利，这就是无形的国库。雨水本是水土之气蒸腾降下，土气过盛，水气就受压制。直隶近年来，多次苦于少雨。只要水土调和，自然风调雨顺，这是能够应验的调和阴阳之道。而且水，分流就有利，汇聚泛滥就成灾；加以利用就有利，弃置不管就成祸患。所以周用曾说：人人懂得种田，就是人人懂得治水。张伯行也主张这个观点。陆陇其任灵寿县令，督促百姓疏浚卫河。刚开始百姓颇有怨言，说是开挖无水的河道拖累百姓；后来大水到来，唯独灵寿有排水通道，当年获得丰收。经商的人，旱年也要准备船只；治理国家，要预先防备祸患，这其中暗含河防的功用。如今人口日益增多，粮食渐渐不足。臣愚以为全力开发西北水田，开垦东南荒地，米价自然平稳下降。只是工程规模极大，请先以直隶作为试点，试行有效之后，再逐步推广。造福万年，希望就在这件事！”
乾隆十年，上疏陈述三项理财策略，说：“治理天下最重要的事务，只有用人、理财两件。太平日子久了，各项开支浩大，减少国库收入、增益百姓，是皇上日夜挂念的；但量入为出，似乎还没有筹划长久办法。《礼记》说：财用充足，各项事业才能办成。一旦财力稍有匮乏，减免赋税、抚恤灾荒这类惠民大政就无法施行。拖延日久，各种苟且应付的办法就会兴起。这不是小事。最近见到御史请求制定国家预算的奏疏，说每年收入三千六百万，支出也是三千六百万。就当下而言，收入仅够支出；长远来看，收入将要不足以供给支出。凭皇上的仁明，国家安定无事，却不筹划开源节流的办法，制定长久无弊的方略，就是错失时机。臣蒙受皇恩，身在谏台，不能贡献微薄力量，辅佐长远谋划，是辜负国家。臣的计策：一是开垦边外屯田，安置闲散旗人；二是发放数年俸饷，遣散汉军旗人；三是调整捐监款项，用作地方公费。三件事推行之后，良好的制度与仁政才可以施行。满洲、蒙古、汉军各有八旗，人口繁衍，相比顺治年间增长十倍，生计艰难，相比康熙年间不到五分之一，还要不断依靠官府供给。局限在京城五百里之内，不允许外出，将来对上就会如同北宋养兵的弊病，对下如同明代宗室拖累朝廷，不能不筹划变通办法。臣听说奉天沿边土地水源充足、土地肥沃，请派遣干练大臣分路经营。挑选适合屯田的地方，动用库银修建堡垒墩台，建造房屋，置办耕牛农具，让各旗满洲人，除正身披甲在京城服役的，其余壮丁、余丁，有能力耕种的前往定居。开垦的田地，直接作为永久产业，分年扣还工本，不再征收赋税。只令他们农闲操练，数年之后都能成为精锐士兵。逐年发往军台效力的人，令他们分地、捐资效力，此后愿意前往的，让他们陆续前往。这是安顿满洲闲散人员的办法。汉军八旗已经奉旨允许出旗为民，只因定例过于严苛，所以自愿迁出的人很少。如今请求无论是否做官，全部允许出旗。家中有人现任官职的，发给三年俸饷；没有做官的，发给六年俸饷。家产允许自行带走，听凭处置。贫富都能各得其所，五年之后国库节省的开支无穷。就算不能一次性全部发放，可以分几年依次遣散。都统以下、章京以上八旗官员，改任绿营的提督、总兵、将领。这是安顿汉军旗人的办法。臣又考察耗羡归公这件事，是天下大利，也是天下大弊。康熙年间，法令宽简，州县在田赋之外私自征收火耗，各种陋规、隐匿赋税没有全部清理。自从耗羡归公，各类弊端全部清除，这是大利。但过去火耗本是私自征收，不属于国家正项经费，清廉的官吏不肯乱收，上司也不敢强索，贤能的官员能用地方的财力办理地方事务，所以康熙年间循吏多有实绩，财货流通顺畅。自从耗羡归公，征收如同正税，钱粮收支由中央户部掌控，田赋公费，除去官吏养廉银，没有剩余；官吏的养廉银，除去支付幕客、仆役薪金，以及应酬交际、车马柴米各类开销，也没有结余。地方有应当兴办的工程事务，一丝一毫都要动用国库银两，地方官对上害怕户部、工部驳回诘问，对下害怕家产赔补，只挑选外观好看却没有实效的事务，天天奔走当作勤勉。所以说是天下大弊。百姓的财力有限，所以圣人的法度也必须变通。如今耗羡归公的制度无法更改，只能另外设立地方公费款项，让办事官员没有经费匮乏的困扰，之后才能考核治理成效。臣请求常平仓储备照旧管理，捐监的款项留存，作为各省公用经费。官俸、兵饷动用国家正项钱粮；其余灾荒赈济、孤老赡养、河渠水利兴修、借给贫民开垦工本、坛庙祠宇桥梁官署修缮、采买仓谷价款不足，全都从这笔经费支取，用地方的财力办地方的事务。遇到大型工程巨额开支，由总督巡抚调集全省财力统筹；经费不足，再调邻省协济。稽查由司道负责，核减经费由督抚负责，中央户部不必反复严加审核，这样经费充足，制度宽松，地方实事都可以兴办。设置官吏，治理百姓，只能立法惩治贪腐，不能因噎废食。唐代削减刘晏漕运经费，漕运难以为继；明代把周忱征收的耗米归入正税，导致欠税层出不穷，路上多有饥殍。大国不能用细碎办法治理，善于理财的人，本不该这样。这就是捐监银应当充作地方公费的缘由。三项办法推行，国家财政才有定数，经费才有保障，当今要务，没有比这件事更急迫的。恳请皇上深思，下令公忠有见识的大臣详细商议施行。”
不久升任兵科给事中，巡视北城。请求回乡侍奉母亲，奉养极为尽心。家境清贫，靠行医维持生计。很久之后去世。
储麟趾，字履醇，江南荆溪人。乾隆四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官编修。进呈诸经讲义，引述前代儒者学说，直言规劝、陈述善政，文辞意蕴醇厚雅正。乾隆十四年，经考选授贵州道监察御史。编修朱荃和大学士张廷玉有姻亲关系，担任四川学政，母亲去世却延迟发丧。储麟趾上奏弹劾，言辞不回避张廷玉，高宗由此知道他刚直不屈。
曾经遇到大旱，储麟趾应皇上下诏上疏，大略说：“臣听说天道如同持秤。所以雨水、晴天、寒冷、暑热，没有一刻不保持平衡；而阴阳之气偶尔失衡，一定会以久旱、久阴显现征兆。但是阴阳循环运行，久了必然恢复常态，这是天道无私。君主效法天道，也如同持秤。所以喜怒、刑罚、奖赏，每件事都务求公平；个人意见一旦偏颇，一定会在用人施政上显露迹象。经过斟酌调整，最终必定归于中正，这是君主德行的至高境界。汉代大臣董仲舒说：善于谈论天道的人，一定能从人事得到验证，天人之间相互感应，比鼓槌击鼓还要迅速。《春秋》详细记载灾异，就是这个道理。皇上圣明至极，哪里还有细微小事招致灾异？只是臣见识浅陋，认为自古以来君主的祸患在于不明察，唯独皇上的隐患在于明察太过；自古君主的祸患在于优柔寡断，唯独皇上隐患在于决断太快。就像提拔一名官员、指派一项差使，常常出乎所有人预料，不在众人预想之内。这就是皇上意见稍有偏颇，臣所说圣明决断太过。史书称赞尧：既圣又神。宋代大儒朱子说：圣人，是神明不可测度的称号。所谓不可测，是交错权衡，顺应时势，不是说所作所为让人无法理解。这件事虽然丝毫不损圣德，但臣盼望皇上开诚布公，使天下和气融洽，让天下佩服皇上用人得当，不只是惊叹皇上用人出人意料。如果说防微杜渐不得不如此，那么国法完备，试问众臣行事正邪，谁能蒙蔽皇上的洞察？臣又听说唐代韩愈说：只有阳没有阴就是旱灾，只有阴没有阳就是水灾。君主属阳，臣子属阴，只有君主而没有臣子辅佐，就会久旱。如今皇上夙兴夜寐，在宫中辛劳，王公大臣只是拱手占位，听不到他们献谋献策，辅佐君主、宣扬教化。君主在上辛劳，臣子在下安逸，天道向下滋养万物，地道却不能向上呼应。从道理上讲，这大概就是招致旱灾的缘由。臣微薄的心愿，恳请皇上内心虚静，不存私念，一切用人行政，保持公正持平。对几位忠诚忧国的大臣，时常召见对谈，在闲暇之时，借助他们辅佐补益。一定能风调雨顺，消除旱灾。”
储麟趾多次升迁，官至太仆寺卿，调任宗人府府丞。称病辞官，在家居住十多年，去世，享年八十二岁。
论曰：谏臣对国家的益处，最高是匡正君主德行，其次筹划军国大事，洞察百年利害。至于抨击奸邪、防备祸患，刚正不阿、不畏惧权贵，本来也有难言的难处。高宗登基之后，虚心接纳谏言。一士、李慎修、柴潮生、储麟趾，他们进献的谏言，都合乎劝善规过的大义。柴潮生所陈述的三项理财策略尤为宏远，可惜没能采纳。胡定弹劾许容，仲永檀弹劾鄂善，都能履行谏官职责。仲永檀却因为泄露言语败亡，实在令人感叹！
列传九十四
尹继善 刘於义 陈大受 张允随 陈宏谋
尹继善，字元长，章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尹泰之子。雍正元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官编修。雍正五年，升任侍讲，不久代理户部郎中。皇上派遣通政使留保等人前往广东查办布政使官达、按察使方原瑛收受贿赂一案，派尹继善一同前往。审讯查实之后，当即任命尹继善代理按察使。雍正六年，授内阁侍读学士，协助办理江南河务。这年秋天，代理江苏巡抚，雍正七年，正式实授巡抚。上奏疏禁止漕运征收额外规费，规定一石米的运费六分银子，一半发给旗丁，一半留给州县，保证开支充足，再依法裁撤滥收的费用。平价卖粮所得盈余，不属于官府收益，应当存放在县库；常平仓捐纳粮食，听凭百姓自愿捐献，不得随同漕粮强制征收。皇上下令按他的提议施行。又上奏请求在崇明增设巡道，同时管辖太仓、通州，并且核定永兴、牛羊、大安各个沙洲的驻防将吏。福山增配沙船，和京口、狼山各汛地联合巡哨。又请求把按察使官署迁到苏州，苏松道官署迁到上海。全部得到批准。不久代理河道总督。雍正九年，代理两江总督。雍正十年，协办江宁将军事务，同时管理两淮盐政。上疏说：“镇江水兵驻扎高资港，江宁水兵驻守省城，各自增设将吏。狼山重新设置赶缯大船，和镇江、江宁水兵每月出巡侦查，这样长江数千里声势相互连通。”皇上赞许他。尹继善请求清查江苏历年拖欠田赋，皇上派遣侍郎彭维新等人协助办理，又命浙江总督李卫参与此事。查出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累计亏空一千零一十一万两，皇上下令区分官吏侵蚀、百姓拖欠，分年陆续征收。尹继善等人都得到记录功绩的嘉奖。又请求把三江营同知改为盐务道，增设缉拿私盐的将吏。
雍正十一年，调任云贵广西总督。思茅土司刁兴国作乱，总督高其倬发兵征讨，擒获刁兴国，但残余党羽没有平定。尹继善到任，向高其倬咨询，掌握关键情况，传檄总兵杨国华、董芳率兵深入，斩杀三名首领以及胁从作乱者一百多人。元江、临安全部平定。分兵进攻攸乐、思茅，东路招抚平定攸乐三十六寨，西路攻打六囤，攻破十五寨，降服八十多寨。奏疏上报，皇上谕旨说：“剿匪与安抚名义上是两件事，恩威运用哪里是两码事？应当安抚的不妨明确优待宽容，应当征剿的也要公开斩杀，让他们知道归顺有利、反叛招祸。如今这场攻心之战，也包含后续善后安排，这是仁术。记住！”雍正十二年，上奏议定新开辟苗疆各项事务，请求把清江镇总兵移驻台拱，并且迁移设置同知以下官员，增兵设立汛防，皇上依从。又上奏云南疏浚土黄河，从土黄到百色，绵延七百四十多里。得到圣旨嘉奖。不久下诏广西依旧划归广东总督管辖。雍正十三年，上奏议定贵州安笼等地营制。贵州苗人再次叛乱，尹继善调发云南军队，同时征调湖广、广西军队策应。派遣副将纪龙征讨清平，参将哈尚德收复新旧黄平两座城，合兵攻取重安。副将周仪等人收复余庆，擒获苗酋罗万象等人。总兵王无党、韩勋征讨八寨，总兵谭行义征讨镇远。又令王无党会合广西、湖南军队，和谭行义会师，攻破苗寨，斩杀一千多人，擒获苗酋阿九清等人，苗乱才平定。乾隆元年，贵州单独设置总督，命尹继善专门管理云南。乾隆二年，上奏免除云南军丁银一万二千二百多两。入朝觐见，因为父亲尹泰年老，请求留在京城侍奉。授刑部尚书，兼管兵部。乾隆三年，父亲去世，丁忧守孝。乾隆四年，加太子少保衔。乾隆五年，授川陕总督。郭罗克部番人再次作乱，尹继善传檄晓谕番人头领，令他们交出作乱之人，叛乱很快平定。乾隆六年，上奏陈述郭罗克善后各项事务，请求设置土目，给狩猎百姓发放凭证，宽免积压旧案，撤回戍守士兵，皇上全部准许。乾隆七年，母亲去世，丁忧。
乾隆八年，代理两江总督，协理河务。上疏说：“毛城铺天然坝、高邮三坝，都应当维持旧制。”皇上谕令斟酌情况，因地制宜。乾隆九年，尹继善入朝觐见，返程时，皇上命传旨开启天然坝，并且说：卫奏报河水水量小，堤坝应当打开。尹继善回奏，大略说：卫只问河水大小，不问河身深浅，并不懂河务。河道浅就开坝，水流宣泄过度。湖水力量弱小，抵挡不住黄河大水，会造成严重灾害。皇上最终采纳尹继善的意见。乾隆十年，正式授两江总督。乾隆十二年，上疏说：阜宁、高邮、宝应等地圩堤逐年修缮，务必在圩外取土，挖土形成沟渠，酌情预留涵洞，旱涝都有防备。凤阳、颍州、泗州三府多次遭受水灾，河渠依次疏浚，田间圩埂和河道互为表里，也要陆续修缮。等取得成效，再推广到远近各地。皇上谕旨说：这确实是固本的谋划，尽力去做。
乾隆十三年，入朝觐见，调任两广总督，还没动身，授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处行走，兼任正蓝旗满洲都统。没过多久，再次出京代理川陕总督。之后四川单独设立总督，命他专门管理陕西、甘肃。大学士傅恒经略金川，军队途经陕西，皇上嘉奖尹继善办理驿站、马匹各项事务调度得当。乾隆十四年，命他参赞军务，加封太子太保。乾隆十五年，西藏局势不稳，四川总督策楞领兵入藏，命尹继善兼管川陕总督。
乾隆十六年，再次调任两江总督。乾隆十七年，尹继善因为上江频繁遭水灾，上疏请求疏浚宿州睢河、彭家沟，泗州谢家沟，虹县汴河上游；修筑宿州符离桥，灵璧新马桥，砂礓河尾的黄甿桥、翟家桥，皇上下诏批准。罗田百姓马朝柱作乱，传令总兵牧光宗抓捕查办，并且亲自前往天堂寨，抓获马朝柱家属、党徒，得到圣旨嘉奖，召往京师。乾隆十八年，再次调任代理陕甘总督。雍正年间，开垦哈密蔡伯什湖屯田，乾隆初年，这片土地交给回民耕种。贝子玉素富因为连年歉收请求废除屯田。尹继善上奏说：从前开渠引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回民不熟悉耕作，连年歉收。万亩屯田，废弃十分可惜。请挑选西安兵丁子弟，或是招募各卫所百姓承种。皇上赞同他的主张。
调任江南河道总督。乾隆十九年，上疏说：河水裹挟泥沙流动，泥沙停滞形成滩涂。有滩涂，水流就冲击对岸，形成险工。铜山、沛县、邳州、睢宁、宿州、虹县一带河道滩涂很多，应当遵照圣祖谕旨，在河道弯曲处裁弯取直，开挖引河，引导水流归向河道中央，借水力冲刷泥沙。河堤每年加高，务必稳固，青黄不接之时，以工代赈。皇上下诏依从他的建议。命代理两江总督，兼任江苏巡抚。乾隆二十一年，上疏请求疏浚洪泽湖入江水道，开挖石羊沟，引导东西湾两坝泄出的洪水；疏浚芒稻闸通往董家沟的引河，引金湾闸坝泄水；拓宽廖家沟河口，引导壁虎、凤凰两桥泄下的洪水；同时疏浚各河道上游，修缮天妃、青龙、白驹各处水闸，皇上准许。正式授两江总督。乾隆二十二年，上疏说：沛县地势最低，昭阳、微山等湖泊环绕，济水、泗水、汶水、滕地诸水一同汇入。请求在荆山桥外增建闸坝，使湖水顺畅流入运河。沂水从山东向南流入骆马湖，从卢口流入运河，阻碍荆山桥排水。需要实地勘察封堵修缮。皇上认为他所言切中形势，予以嘉奖。不久和侍郎梦麟等人一同督修淮、扬、徐、海干支各河以及高邮、宝应各项工程，这年冬天工程完工，论功行赏。乾隆二十五年，皇上下令增设布政使，尹继善请求分设江宁、苏州两名布政使，将安徽布政使衙署移驻安庆。乾隆二十七年，皇上南巡，任命他为御前大臣。乾隆二十九年，授文华殿大学士，依旧留在总督任上。乾隆三十年，皇上南巡，尹继善七十岁，皇上亲笔书写匾额赏赐。召入内阁，兼管兵部事务，担任上书房总师傅。乾隆三十四年，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乾隆三十六年，皇上东巡，命尹继善留京处理政务。四月，去世。追赠太保，国库拨五千两白银办理丧事。令皇八子永璇前往祭奠，永璇是尹继善的女婿。赐祭葬，谥号文端。
尹继善考中进士五年，就担任封疆大吏，年纪才三十多岁。处理政务明达机敏，遇到复杂纠缠的事务，从容筹划处置，无不妥帖。一次总督云贵，三次总督川陕，四次总督两江。在江南前后三十年，任职最久，百姓感念他也最深。世宗最赏识李卫、鄂尔泰、田文镜，曾经对尹继善说，应当学习这三人。尹继善回奏说：李卫，臣学他的果敢，不学他的粗疏。田文镜，臣学他勤勉，不学他苛刻。鄂尔泰值得学习之处很多，但臣不学他固执。世宗没有认为他冒犯。高宗曾经说：我朝一百多年来，满洲科举出身的人里，只有鄂尔泰和尹继善称得上真正懂学问的人。御制《怀旧诗》也提到他。其子庆桂，单独有传记。
刘於义，字喻旃，江苏武进人。康熙五十一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官编修。在翰林院文名显著，凡是草拟文稿，总能符合皇帝心意。雍正元年，命入值南书房，升任中允。再次升迁为侍讲，担任山西学政。雍正三年，升任庶子，皇上谕令他留心民间事务。当年饥荒，地方没有储备粮食，他上奏请求每年动用四万两耗羡银，在太原、平阳、潞安、大同购米存仓，春天卖出、秋天补入。皇上命巡抚伊都立酌情推行。雍正四年，一年之内四次升迁，提拔为仓场侍郎。粮仓官吏积习，卖出正粮，再用筛选出来的碎米补足数额。刘於义严格管控粮食出入，核查余米定数，多年积弊一扫而清。雍正七年，命核查西宁军需。雍正八年，升任吏部侍郎。奉命和侍郎牧可登前往山东核查赈灾，同时审理按察使唐绥祖弹劾济南知府金允彝包庇邹平知县袁舜裔亏空一案，依法判罪。
雍正九年，授直隶河道总督。上奏天津截留漕粮，省去各类津贴费用，只给地方官百分之一耗米。又上奏青龙湾一带，侍郎何国宗提议修建十四座鸡心闸阻挡水流，应当停止。并请求加宽坝面，不阻碍水道。全部获准施行。提拔刑部尚书，依旧管理河务。不久代理直隶总督。直隶盗犯，依照律法不分首犯从犯全部处斩。大名十多起劫盗案件，每案几十人。刘於义认为凶器只是农具，赃物只有米谷，是饥民抢夺粮食，不是强盗，上奏请求从轻处罚。直隶审理盗案区分首从，从这时开始。
雍正十年，代理陕西总督。雍正十一年，授吏部尚书，依旧代理总督。多次上疏说甘肃凉州、甘州是军需汇集之地，粮草价格高昂，兵饷不足以维持生计。请求酌情借给种子、农具，在瓜州一带开垦屯田，用马代替牛耕地，招募两百名农夫，教回民农耕。又在赤金、靖逆以北湃带湖以及塔儿湾修筑台堡作为屏障，在安家窝铺口另外开挖渠道灌溉。又上疏请求在甘、凉设立马厂，牧长、牧副参照太仆寺条例，每年十一月核查马匹繁殖数量，作为武官升降赏罚依据。全部按请求施行。雍正十三年，命大学士查郎阿接替刘於义担任陕西总督，授予刘於义钦差大臣印信，留在肃州专门管理军粮储备。乾隆元年，上奏说：兰州浮桥始建于明代，用二十四艘船，两岸铁缆长一百二十丈。后来官吏减少四艘船，铁缆只剩七十丈，于是岸边基座修入河心，水流更加湍急，多次冲垮浮桥。请求动用公款恢复原有形制。河面宽阔，水流平缓，方便行人。圣旨准许。
查郎阿入朝觐见，刘於义依旧代理陕西总督。乾隆二年，召回京城。乾隆三年，查郎阿弹劾承办军需的道员沈青崖等人私运物资、侵占公款，供词牵连刘於义。皇上派遣侍郎马尔泰会同查郎阿查办，刘於义被革职，责令偿还麦稞价款白银三万多两。甘肃从康熙末年到雍正初年，国库亏空一百六十多万两，文书残缺。刘於义奉命核查，担任总督之后，安排西征军队往来，一共四年，屯田筑堡，安置流民，运送军粮战马，功劳最多。只因文书事务繁杂，也因此获罪。
乾隆五年，重新起用，代理直隶布政使。乾隆七年，授福建巡抚，上疏请求裁减福建盐税之外的额外摊派。漳州百姓陈作谋、台湾百姓王永兴等人图谋叛乱，派遣官吏抓捕平定。乾隆八年，调任山西，不久召入京城补授户部尚书。乾隆九年，调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御史柴潮生请求兴修直隶水利，皇上命刘於义会同直隶总督高斌勘察。商议疏浚檿牛河；开挖白沟河支流，西淀开挖支河，东淀河道裁弯取直，子牙河疏浚河口，修筑堤岸，分隔清水浊水；疏通凤河；疏浚塌河淀；引唐河汇入保定河；疏浚正定各处泉水，引水灌溉农田；修复旧有的营田渠闸。这是第一批工程。乾隆十年，代理直隶总督，加封太子太保。这年冬天，上报第一批工程完工。又商议还乡河裁弯取直，修筑蓟运河西岸堤防；疏浚张青口支河、新安新河；拓宽广利渠，在望都到安肃开挖沟渠；裁去永定河弯道。这是第二批工程。引塌河淀洪水流入蓟运河；疏浚天津贾家口、静海芦北口各河；以及庆云马颊河、盐山宣惠河。这是第三批工程。又令他代理直隶河道总督，上疏请求减免庆云田赋。皇上下令减免十分之三地丁银，定为常例。乾隆十二年夏天，上报第二、三批工程完工，召回京城。
乾隆十三年二月，在养心殿奏事，跪的时间太久倒地，随即去世。赐祭葬，谥号文恪。
陈大受，字占咸，湖南祁阳人。幼年沉稳聪敏，刚学习《内则》，退下就能练习其中礼仪。长大之后，家境贫寒，亲自在山脚耕田。同住的渔民夜里捕鱼，他为人家看门，读书不停。雍正十一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乾隆元年，授编修。乾隆二年，对翰林院、詹事府官员举行大考，正午皇上坐在宝座等候。陈大受的卷子最先呈上，名列第一，破格提拔为侍读。五次升迁，官至吏部侍郎。乾隆四年，授安徽巡抚。刚上任，审理疑难案件，老练官吏惊叹他的精明敏捷。庐州、凤阳、颍州各府盗贼很多，地方官大多隐瞒不报，陈大受设定期限严令缉捕，一个月捕获盗贼五十人，得到圣旨褒奖。淮南、淮北连年饥荒，打开官仓放粮赈灾。粮食将要耗尽，接着发放麦子。又向江南、广东购粮，一边发放一边储备。当时连年饥民抢夺米麦活命，官吏按盗案论处。陈大受怜悯他们处境，上奏宽恕六十多人。麦子成熟之后，禁止酿酒以及大商人囤积粮食。又考虑高地坡地不适宜种植稻麦。福建安溪有一种旱稻叫畬粟，不需要灌溉，前任总督郝玉麟得到种子，教百姓试种有收成。于是下令官员大量采购，分发各州县，让百姓因地制宜种植。事情上报，皇上谕旨说：凡事如此用心，很慰朕心。
同年，调任江苏巡抚。上疏命令粮道核定各州县漕斛标准，并且在入冬前令百姓搜寻蝗蝻虫卵。多次得到谕旨嘉奖，并且把搜捕蝗蝻的法令令直隶总督高斌仿照推行。常州、镇江、太仓三府州遭遇水灾，开仓赈灾。江南原有很多堰坝圩塘，有的长期废弃，水灾之后大多溃决，工程浩大费用繁重，百姓无力承担。陈大受调出官粮借给百姓，召集百姓修筑，按时完工。在江浦修缮三合、永丰、北城各处圩堤，在句容修复郭西塘黄堰，苏州、太仓疏浚刘家河，兼顾灌溉蓄水泄洪，各项工程全部兴办。乾隆七年秋天，黄河在古沟、石林决口，高邮、宝应、兴化、泰州、徐州各州县受灾。陈大受疾驰视察上报。皇上下令截留漕米接济，陈大受准备大量船只，洪水一到，分船运送救灾物资四散分发，船只绵延数百里，一日之内送到各处。丹阳运河口依靠湖水补给，淤积泥沙需要疏浚，陈大受上奏定下六年大修、每年小修的制度。后来高宗南巡，御制诗歌效仿李白《丁都护歌》写道：岂无疏浚方，天工在人补。轮年大小修，往来通商贾。就是嘉奖他制定岁修制度，有益于漕运。
乾隆十年，皇上下旨免除第二年全国钱粮，陈大受上疏请求核定漕项赋税条例，通告百姓知晓；汇总核查地丁耗羡，和漕项一同征收；酌情确定地主减租比例，通令遵照执行。得到圣旨嘉奖。户部提议禁止商人储存粮食，陈大受说：商人存粮，稍有利润就会卖出，储存不超过一年，对百姓有利。请求解除禁令。又说：核查削减城工经费，本意节约开支。经费削减而工程质量低劣，再次修缮花费会翻倍。皇上都认可他的看法。常州民间崇尚佛教，家家户户设立静堂，自立教派。江宁、松江、太仓渐渐染上这种风气。陈大受上疏命令官吏防范禁止，把佛像移入寺庙；堂内人口、田产房屋，酌情处置。皇上谕旨说：这类事必须踏实办理，不可急于求成。不然，好事还不如不做。
乾隆十一年，加太子少保，调任福建巡抚。乾隆十二年，上疏说：近海商人，按惯例允许前往暹罗造船买米。返航时如果船上有船无米，应当加倍征税以示惩罚。户部商议批准。又上疏说：巡台御史巡查南北二路，台湾、凤山、诸罗、彰化四县都要供应食宿犒赏，往往随意受理诉讼。还在额定差役之外，让奸民入册，依仗官符生事。皇上下令，自乾隆五年起，历任巡台御史全部交由吏部严加议处。又上疏说：台湾原住民生计艰难，向来向汉人借高利贷，子女田地，常常被盘剥抵债。请求调拨台湾仓粮二万石，分储诸罗、彰化、淡水各县，参照凤山的标准借贷接济。不愿意借贷的听其自便。奏疏获准。台湾汉人和原住民杂居，土话不靠翻译无法沟通。有奸民杀人，贿赂翻译，把罪名嫁祸原住民。陈大受心生怀疑，再次审讯，最终洗清冤屈。有人说海上有十四座岛屿，有田地一万多亩，可以开垦，前任官员上报朝廷。陈大受认为海岛长久属于禁地，一旦开禁，聚集人口众多，容易滋生奸乱。派兵镇压，耗费巨大，弊大于利，当即上奏停止开垦。召入京城授兵部尚书。乾隆十三年，调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处行走。乾隆十四年，金川平定，晋升太子太傅。秋天，代理直隶总督。乾隆十五年，授两广总督。辞行请训，皇上说：你在军机处两年，万机事务都亲眼所见，这就是朕对你的训示，何须多说？只要朝廷内外同心就足够。不久命协理粤海关。两广距离京师遥远，官吏怠惰、百姓风俗繁杂，陈大受以严厉手段治理，检举弹劾不法官吏，政令通行。乾隆十六年，因病请求解职，皇上下温诏挽留。不久，去世。赐祭葬，谥号文肃，入祀贤良祠。
陈大受眉毛上扬，长须威严，清廉节操闻名天下。年少极为贫困，做官之后双亲已经离世，俸禄没能奉养亲人，日常起居如同平民。儿子陈辉祖，单独有传记。
张允随，字觐臣，汉军镶黄旗人。祖父张一魁，曾任福建邵武知府，有政绩，入祀名宦祠。张允随捐官授光禄寺典簿，升任江南宁国同知，提拔为云南楚雄知府。雍正元年，调任广南。母亲去世，总督鄂尔泰等人请求留任管理铜厂。雍正二年，授曲靖知府，提拔为粮储道。鄂尔泰再次举荐，认为他可担大任，皇上召他觐见。雍正五年，提拔为按察使。没过多久，升任布政使。云南产铜供给铸钱，宝源、宝泉二局急需铜料，朝廷派官员领取库银采购海外洋铜，洋铜不能按时运到。张允随总管铜厂事务，查明旧铜厂储量尚且丰富，提高收购价格。百姓乐于开采，旧厂重新兴盛。又开设大龙、汤丹等新矿厂，每年产铜八九百万斤供给使用。于是停止采购洋铜，节省国库经费，也解除官员采铜的负担。雍正八年，调任贵州。不久，被任命为云南巡抚。张允随在云南任职很久，熟知各地利弊、山川险要以及苗、夷各族的民情。雍正十一年，思茅土司首领刁兴国纠集境外苦葱蛮等部族作乱，战火蔓延好几个州县。张允随与总督高其倬派兵征讨，解除思茅之围。叛乱的苗人逃到攸乐，知县章纶因公务前往省城，走到蟃蜯村，遭遇贼寇遇害。张允随催促军队进军，擒获刁兴国。残余叛军逃往临安，又被官军击溃。张允随上奏，镇沅、思乐府县都是新近改土归流的地方，请求设立学校，设置教官，核定生员名额。他又上疏：云南各府州，有的地方兵少粮多，请准许规定征收的秋粮每石折白银一两；有的地方兵多米少，请准许规定征收的条银，每两折合收米一石。雍正十二年，上疏请求在广西府开设熔炉铸钱。这些奏请全都下发各部商议后批准施行。雍正十三年，上疏奏报蒙化开垦田地二十六顷有余。
乾隆二年，张允随代理云南总督。他上疏说：“云南的水利和别的省份不一样，水源从山中流出，水势如同从高坡倾倒而下。大多是水位高于田地，水自上而下流淌，应当疏浚沟渠，让水道盘旋曲折，用木枧、石槽承接水流，引水灌溉农田。偶尔遇到田地高于水源的地方，就该用水车汲水。又或者雨后水流湍急，就该修筑水塘蓄水。低处的小河港汊，水流受阻容易漫溢，就应当疏通水口使水流畅通。山地多沙土，山洪爆发时水流迅猛激荡，就该修筑堤堰，保护农田。臣下令地方官勘察修缮水利工程；小型工程，令百姓在农闲时节，按田亩出劳力，监督动工；规模稍大的工程，除征调民夫外，所需工料，召集士绅百姓共同商议费用多少。有田地、享用水利的人家，按田亩分摊银两，借用国库银两动工。工程完工后，分年归还库款。若是工程浩大，民力无法承担，就详细上报复查，变卖官庄田产，所得银两留作工程经费。”奏疏上报，朝廷予以知晓。
乾隆三年，张允随请求停止铸钱运往京城。这年冬天，入京朝见皇帝。乾隆四年正月，皇帝宴请朝中大臣，举行柏梁体联诗，张允随也参与其中。乾隆五年，上疏说：“云南食盐不够百姓食用，安宁找到洪源盐井，试煎制，每年产盐二十一万余斤。丽江找到老姆盐井，试煎制，每年产盐十八万余斤。划分区域销售，定为每年固定产额。”皇帝称赞这是有利民生的举措。随即代理贵州总督。乾隆六年，广东邪教头目黄顺等人逃入贵州境内，地方官捕获后上报朝廷。皇帝下谕：“你不把自己当作短期任职的官员，尽心处理政务，值得嘉奖。”
再次代理云南总督。兵部商议，各省凡是新增的兵额，酌情裁减。张允随上奏：“云南昭通、普洱二镇的新增兵额，地处边疆要地，不可裁减。只能通盘核算全省的督标、各镇、各营、各协兵马，按总额均匀裁减，分开计算裁兵数量不多，合计起来节省的军饷已经不少。督标、镇、营、协应当裁撤士兵一千一百六十名，先裁多余壮丁四百四十八名。剩下的名额，等到原有士兵出缺后不再补员。”朝廷采纳他的建议。张允随请求疏浚金沙江，皇帝命令都统新柱、四川总督尹继善一同实地勘察。二人联名上疏说：“金沙江发源于西域，流入云南，经过丽江、鹤庆、永北、姚安、武定、东川、昭通七府，流到叙州汇入川江。东川府以下，江南岸属云南，江北岸属四川。沿江分布营汛，田地民居相连。到大井坝以上，南岸还有农田房舍，北岸全是高山。山后是沙马、阿都两个土司的领地，从前船只无法通行。自从乌蒙改土归流、设立军镇之后，云南军粮每年都要从四川采购，全部从叙州新开滩到永嘉黄草坪，共五百八十里，逆流向上运输。再往上，从黄草坪到金沙厂六十里，商船可以通行。臣等实地勘测，其中大汉漕、凹崖、三腔、锣锅耳等险滩，需要整治修缮。再往上，从金沙厂到滥田坝二百二十七里，共有十二处险滩，滥田坝最为险峻，其次是小溜筒。臣等计划开凿子河。继续上行，从双佛滩到蜈蚣岭，十五处险滩相连，巨石林立，工程艰难。臣等下令改修陆路，避开这一段险滩。云南地处极远边疆，百姓没有储备，一旦遭遇水旱灾害，米价就会暴涨。如今打通四川水运通道，就可以有备无患。”皇帝下谕：“既然可以开通，妥善办理，完成这件利国利民的工程。”张允随主持这项工程，全程一千三百余里，耗费国库银两十多万，历时一年完工。
乾隆八年，张允随上疏：“大理洱海源头在鹤庆沵沮河，流到大理，汇合苍山十八条溪水，汇聚成洱海。下游从波罗甸流出天生桥，汇入澜沧江。洱海长一百二十里，宽二十多里；而天生桥出水口宽度不到一丈，常常造成河水倒灌，淹没湖边民田。臣下令拓宽加深出水口，从波罗甸直到天生桥分段疏浚，垒石筑堤，堤外栽种茨柳，为滨湖州县消除洪水漫溢的祸患。出水口疏浚后，涸出良田一万多亩，交给附近百姓开垦耕种，责令垦荒农户每五年大修一次水利，按田出夫合力疏浚。”朝廷正式授任张允随为云南总督，同时兼任云南巡抚。乾隆九年，上疏奏报东川阿坝租发现铜矿，试炼，每月产铜四万余斤。乾隆十年，加太子少保衔。
乾隆十二年，授云贵总督。上疏说：“苗、倮各族虽然种类不同，但同样有人心。如果安抚治理得当，自然不会激起事变。臣严令苗疆文武官员，不许私自摊派勒索，禁止差役骚扰百姓。苗民作乱，往往都是内地奸人勾结挑唆。臣下令地方官稽查抓捕惩治。”又上疏：“贵州思州等府和湖南接壤，如今有辰州、沅州饥民一百多人进入贵州境内采摘蕨根充饥。臣已经命令贵州布政使、粮驿道动用公费银两赈济。如果后续还有饥民前来，统一发放救济、安置。”几份奏疏呈上，全都得到皇帝嘉奖。乾隆十五年，入京朝见，授东阁大学士，兼任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乾隆十六年，张允随去世，朝廷赐给祭葬，谥号文和。
陈宏谋，字汝咨，广西临桂人。还是生员的时候，就关心时政，只要有邸报送来，一定借来阅读。自己在座位旁题写座右铭：“一定要做世上不可缺少的人，做别人做不成的事。”雍正元年恩科，也就是俗称的春乡试、秋会试。陈宏谋考中乡试第一名，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雍正四年，授吏部郎中。雍正七年，经考选任浙江道御史，依旧兼任郎中。国子监监生原有考授官职的制度，很多人找人代考。雍正帝知道这个弊端，命令当事人自首，但州县官吏借着核查的名义骚扰百姓。陈宏谋上疏请求禁止今后再有代考，宽恕既往犯错之人。皇帝召见他，反复追问质询，陈宏谋论证条理清晰，皇帝才批准他的奏疏，也由此赏识他的才干。授扬州知府，仍然带御史官衔，可以直接上奏议事。遭遇父亲丧事，上司挽留他，他推辞，没有获准。升任江南驿盐道，依旧带御史衔，代理安徽布政使。又遭遇母亲丧事，朝廷命他留任，于是请求请假回乡安葬母亲。
雍正十一年，提拔为云南布政使。当初，广西巡抚金鉷上奏，命令革职官员开垦荒地上报户部，用应缴赋税折算银两，以此换取复官资格，上报开垦田地三十多万亩。陈宏谋上奏说：“这些人急于复官，只是在各州县寻找现成多余的熟田，稍加拨付工本，就谎称是新开垦荒地。田地没有增加，赋税却越来越重，百姓深受其害，请废除前面这项制度。”皇帝命令云南广西总督尹继善核查实情，尹继善奏请把虚报开垦的田亩、冒领的工本银两核实追缴。乾隆元年，户部议定，再次命令两广总督鄂弥达会同金鉷详细勘察。陈宏谋弹劾金鉷欺骗朝廷、祸害百姓，这项捐纳报垦所申报田地不下二十多万亩，实际上一亩荒地都没有开垦，请全部免除新增赋税。当时金鉷已经内调担任刑部侍郎，上疏辩解。皇帝命鄂弥达会同巡抚杨超曾实地核查。乾隆二年，陈宏谋又秘密上疏极力陈述这件事。高宗责备：“陈宏谋不等核查覆奏，又多次上奏这件事。广西籍官员屡次陈述广西事务，恐怕会开启乡绅挟持朝廷决议的风气。”交给吏部商议，将他降职调用。不久鄂弥达等人联名上奏，上报的垦田数目大多不实，请求分别减免赋税、剔除虚额。金鉷等人依程度不同遭到降职罢官。
乾隆三年，授陈宏谋直隶天津道。乾隆五年，升任江苏按察使。乾隆六年，升任江宁布政使，刚到任，又提拔为甘肃巡抚，还没动身，改调江西。乾隆九年，调往陕西。乾隆十一年，又调回江西。不久又调往湖北。乾隆十二年，川陕总督庆复弹劾陈宏谋在陕西任职时凭个人好恶办事，喜好自作聪明，不遵守施政大体。吏部商议将他革职，皇帝下令仍留原任。没过多久，再次调往陕西。皇帝下谕：“这是你熟习的地方，应当秉公持重，不要标新立异，不要沽名钓誉。如能改掉这些积习，还是可以造就的。”代理陕甘总督。乾隆十五年，加兵部侍郎衔。这年冬天，阳武黄河决口。调任河南巡抚。乾隆十七年，调福建。乾隆十九年，再调陕西。乾隆二十年，调甘肃。又调任湖南，上疏弹劾布政使杨灝克扣粮价。皇帝嘉奖他不徇私情，按律判处杨灝罪行。乾隆二十一年，又调陕西。
乾隆二十二年，调江苏。入京朝见，皇帝询问各省水灾情况，陈宏谋上奏，水灾根源大多是上游汇集众多水流，下游没有宣泄出口，应当通盘规划治理。皇帝认为他所说切中要害，命他从河南前往江苏沿路勘察水情。十二月，升任两广总督，谕旨说：“陈宏谋籍贯广西，但长期担任封疆大吏，朕十分信任。况且总督统辖两省，治所设在广东，不必回避籍贯。”乾隆二十三年，命他以总督衔继续管理江苏巡抚事务，加太子少傅。乾隆二十四年，因为在两广总督任上请求增加拨给盐商官本银两，皇帝斥责“陈宏谋收买人心、博取虚名，旧习不改”。交吏部议处革职，皇帝下令依旧留任。又因为督率下属捕蝗不力，削去总督衔，仍然留任江苏巡抚。乾隆二十六年，又因为没有察觉浒墅关官吏侵吞舞弊，议定罢官，皇帝下旨宽恕，谕旨斥责：“陈宏谋遇事模棱两可的毛病，始终不改。”调任湖南巡抚。乾隆二十八年，升任兵部尚书，代理湖广总督，依旧兼任巡抚。后召入京城，授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
陈宏谋在外任职三十多年，历任十二个行省，先后担任二十一个职务。无论任职时间长短，一定考察民心风俗好坏，研究民间利弊，凡是应当兴办、革除的事务，逐条考究，依次推行。各州县村庄、河道，都绘成地图挂在厅堂，反复审阅，兴办工程都规划合理。督查官吏十分严格，但是弹劾只挑选一两个特别恶劣的官员，足以警戒众人就停止。治学以不自欺为本，和人谈论政务，总能联系到学问，他说：“做官就是治学，只是尽我的本心而已。”所以他施行的各项举措都恰当，百姓都能安定。
在扬州任上遭遇水灾，上奏请求遣送饥民返回原籍，官府供给口粮，归入赈济名册，朝廷批准。盐政旧例要求两淮盐商在正税之外每年交纳银两补贴国库，从雍正元年开始，累计数千万两，大多只报虚数给户部。等到户部发文调取，才开始追征，实际上暗中亏空正税，陈宏谋上奏废除这项摊派。
在云南时，朝廷正对倮夷用兵，运粮苦于路途遥远，他改设分段转运，百姓感到便利。提高铜厂工本，允许百姓出售多余铜料，百姓争相开采。进一步发掘新矿，铜产量日渐充足，于是停止采购洋铜。设立义学七百多所，让苗民入学读书，教他们识字。刊刻《孝经》《小学》以及他编纂的《纲鉴》《大学衍义》，分发下属各地。后来边疆百姓和苗民很多能够读书考取功名，都是陈宏谋教化的成果。
在天津，多次乘坐小船实地考察水利，掌握放淤造田的办法：洪水挟带泥沙，引导水流从堤的一侧流入、另一侧流出。反复多次，泥沙沉积，土地抬高，沧州、景州等地全都变成肥沃良田。担任江苏按察使时，制定防盗法令，加重诬告良民的处罚，严令禁止久不安葬亲人棺柩以及火葬。
在江西，遇上荒年，向湖广买粮。动用国库银两修缮城墙，修筑堰坝圩堤、闸坝，以工代赈。南昌城南罗丝港是赣江水流直冲之处，容易溃堤，修建石堤防护。左蠡朱矶地处众水交汇要道，也修筑百丈长堤，水患平息。又因为钱币短缺昂贵，上奏请求等云南解送京城的铜料经过九江时，截留五十五万五千斤，开设熔炉铸钱；原有六座铸炉，请求增加四座，皇帝全部批准。又因为官仓储备大量亏空，奏请允许百姓捐纳监生，在本省收纳粮食，以一年为期限。期限到后，皇帝下令再延续一年。当地民风好斗、喜欢打官司，奏请令各道巡查所属州县，督查地方官亲自审理案件，不许拖延积压拖累百姓。皇帝命他切实督办，不要只做一纸空文。
在陕西，招募江浙擅长养蚕的百姓教导当地人养蚕，时间久了蚕桑之利渐渐显现。高原常年苦于干旱，劝百姓种植山薯与各类树木，开凿水井两万八千多口，制造水车，教百姓用来灌溉。陕西原本没有水运通道，只有商州龙驹寨连通汉江，滩多水险，只能通行小船。陈宏谋下令疏浚河道，行旅之人得到便利。又因为陕西各地常平仓大多仓廪空虚，也推行捐监纳粮。并且请求开设熔炉铸钱，仿照江西先例。户部调拨运来洋铜，铜料用完之后，采买云南铜料使用，钱币价格得以平稳。奏请修缮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以及周公、姜太公陵墓，用陵墓外围多余土地招租收取租金，每年用来维修。这些奏请全都下各部商议施行。
在河南，请求修缮太行堤。归德地势低洼，商议疏浚商丘丰乐河、古宋河，夏邑响河，永城巴沟河。民力难以承担，请求拨国库银两疏浚治理。
到福建任职后，收成不足、米价昂贵，内地粮食依靠台湾供给，但商船运米有定额，陈宏谋上奏放宽限制便利百姓。又上疏说福建百姓好争斗、诉讼繁多，设立按月核查制度，以结案、未结案件多少，考核州县官吏的勤惰。又说福建地少人多，很多人出海经商，按旧例长期在外者不许回原籍。请求查实内地良民，或是人已经去世，但妻子儿女愿意回乡的，不论在外年限，准许返回原籍，朝廷采纳。
在湖南，禁止洞庭湖沿岸百姓围湖造田、与水争地，拓宽湖道，使湖水不再泛滥，当年获得大丰收。江南遭遇灾荒，上奏调拨仓粮二十万石救济，之后再收购民间粮食补还仓库。
再次到陕西任职，听闻甘肃军需缺钱，调拨铸钱局二百万贯钱供给军饷，皇帝称赞他有大臣担当。上疏请求兴办关外水利，疏浚赤金、靖逆、柳沟、安西、沙州各处泉源，皇帝命后续督抚商议施行。又因为准噶尔已经归附，请求划定互市地点，用茶叶交换马匹供给军队使用，皇帝批准。
治理南河，大体依托原有河道，疏通淤浅河段，使河水顺畅入海。督促百姓开挖田间沟渠，引水从支流汇入干流，适时蓄水泄洪。徐州、海州一带很多荒地，下雨就积水泛滥，督促百姓开挖沟渠，挖出的泥土修筑圩堤，多修涵洞防备旱涝；低洼土地令百姓种植芦苇，减轻赋税。在江苏，尤其专心兴修水利，疏浚丁家沟，扩建金湾坝，疏浚徐六泾、白茆口，排泄太湖水，修筑崇明土堤抵御海潮，开挖各府县城护城河。又上疏：“苏州原有普济堂、育婴堂、广仁堂、锡类堂等善堂，收养孤苦老弱和弃婴。请求将通州、崇明沿海淤积滩地，除已经是百姓私产、正常纳税的之外，其余土地全部划归善堂。另外通州、崇明交界处新涨出玉心洲，两地百姓为此争夺，请一并拨给善堂，平息争端。”皇帝谕旨：“此举一举多善，你也因此获得美名。”
到总督湖广任上，上疏说：“洞庭湖沿岸居民大量修筑围垸开垦田地，与湖水争夺土地，请多开挖泄水口，把私筑围垸全部废掉，百姓就不敢再私自围湖。”皇帝谕旨：“陈宏谋这件举措，不是行小仁小惠，符合封疆大臣的格局。”
等到入京掌管吏部，上疏说：“文武官员都有抓捕盗贼的职责。可是州县捕役平日包庇盗贼，营兵抓获嫌犯之后，审讯时任由嫌犯狡辩抵赖，甚至为嫌犯开脱。今后应当令抓获嫌犯的营官一同会审。”皇帝称赞他的看法切中要害。又上疏：“河工采购物料，应当令管河各道亲自查验、出具保结。工程出事故，按旧例文武官员分开赔偿，但参将、游击不在追责之列，应当酌情修改，统一制度。”下发河道总督商议施行。又说：“匿名诉状，按律应当反坐诬告之罪；诉状所告事项无论虚实，依旧要按事实查办。这样坏人不能得逞，地方官吏也知道警戒。”皇帝也认同。
乾隆二十九年，任命为协办大学士。乾隆三十二年，授东阁大学士，兼任工部尚书。乾隆三十四年，因病请求辞官，皇帝多次下谕安慰挽留。乾隆三十六年春天，病情加重，准许退休，加太子太傅，照旧领取俸禄。赏赐御用冠服，命他的孙子、刑部主事陈兰森护送回乡。下诏沿途地方官，在二十里之内照料护送队伍。皇帝东巡，陈宏谋到天津行宫觐见，皇帝赐诗以示恩宠。六月，走到兖州韩庄，在船上去世，终年七十六岁。下令入祀京师贤良祠，赐祭葬，谥号文恭。
陈宏谋早年刻苦自勉，研习宋代理学五子学说，尊崇薛瑄、高攀龙，自身品行端正。等到出仕为官，把所学用到政务当中。处理政务一定考虑长远，规划宏大，举措审慎周密。曾经说：“是非由自己内心判断，毁誉听凭别人评价，得失坦然归于命数。”编纂古今善言善行，编成《五种遗规》，推崇礼教，敦厚风俗，内容亲切详备。他的奏疏、公文，很多被后世传诵。曾孙陈继昌，字莲史。嘉庆二十四年考中乡试，嘉庆二十五年会试、殿试都是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历任官职，官至江西布政使。
论曰：乾隆朝论贤良的封疆大吏，尹继善和陈宏谋最为杰出。尹继善宽厚通达、机敏干练，处理事务常常显得游刃有余；陈宏谋殚精竭虑，日夜操劳，但百姓感念他们的恩德却是一样。陈宏谋学问尤其醇厚，每到一处都心系民生风俗，正是古人所说大儒治世的功效。尹允随筹措军粮、规划水利，都条理井然。尹继善为人刚正，下属官吏敬畏他如同神明，但处理政务注重大体，不是苛刻细察的人可比。尹允随镇守南疆很久，造福百姓最重大的功绩，是开通金沙江航道、治理洱海，离任之后百姓怀念他，江南百姓怀念尹继善、陈宏谋，大致相当，真是美事！
列传九十五
那苏图、杨超曾、徐士林（邵基、王师）、尹会一、王恕 方显（子方桂）、冯光裕、杨锡绂、潘思榘、胡宝瑔
那苏图，戴佳氏，字羲文，满洲镶黄旗人。康熙五十年，承袭拖沙喇哈番世职，授蓝翎侍卫。雍正初年，四次升迁，官至兵部侍郎。雍正四年，外任黑龙江将军。雍正八年，调任奉天将军。乾隆元年，提拔为兵部尚书。乾隆二年，改调刑部尚书，授两江总督。协办吏部尚书顾琮提议江浙沿海修筑塘堡，恢复卫所，皇帝下发督抚详细商议。乾隆三年，那苏图上奏：“明代沿海卫所军备废弛，本朝裁撤卫所、改设营伍，江南设有金山、柘林、青村、南汇、川沙、吴淞、刘河各营，提督驻扎松江统管。崇明、狼山两镇对峙海口，塘汛防务相互联络，不必重新恢复卫所。沿海炮台，应当改建一处：华亭漴缺墩；应当增建两处：柘林南门，福山挑山嘴；应当迁移一处：吴淞王家嘴；应当修缮一处：刘河北七丫口。”同时请求修改旧制，拆去土墙、修筑垛口，搭建木顶，留出储存火药房屋；还请求修筑茜泾城，在崇明西南二条监河、顾四房沟、堂沙头港等地派兵驻守。奏疏下各部商议施行。江南遭遇旱灾，皇帝下令调拨福建粮仓粮食三十万石赈济。那苏图上奏：“江西、广东各省采购的粮食，陆续运到；没有受灾州县，本年漕粮全部截留，两江不愁缺粮。福建是海防重地，本身不产粮食，请留下十万石分拨灾区，剩下二十万石运回福建。”皇帝称赞他有封疆大臣的气度。乾隆四年，下诏免除两江地丁钱粮。那苏图上奏：“以往蠲免赋税不分贫富。富户遇到歉收，元气不受损伤；贫苦百姓向来没有储备，多免一分，就能得到一分实惠。请依据各州县实际征收簿册，田赋定额在五钱以下的全部免除；五钱以上酌情减免；五两以上不予减免。”皇帝谕旨：“你能这样斟酌商议，敢于担当，实在值得嘉奖。古人说‘有善于治理的人，没有一成不变的法令’，应当访查差役，不要借着这件事骚扰百姓，才算尽善。”不久因母丧离职。
乾隆五年，授刑部尚书。很快出京代理湖广总督。乾隆六年，再调两江总督。乾隆七年，调任闽浙总督。上疏裁撤全省盐场多余摊派规费，盐场官员收受年节礼金，按不枉法贪赃定罪。乾隆八年，上疏：“温州、台州外海，渔船、汛兵一向有陋规。总督李卫上奏改为征收涂税，稽曾筠又请求减半征收。渔船出海，海关已经征收梁头税，地方官征收渔课，不应当再加征涂税。”皇帝下令永久废除这项税收。乾隆九年，上疏：“台湾孤悬海外，漳州、泉州、潮州、惠州流民聚居，巡台御史熊学鹏提议开垦荒地。臣考虑这片旷土长期封禁，如果仓促招民开垦，恐怕匪徒借机生事，已经下令停止。”奏疏上报，朝廷知晓。
不久调任两广总督。乾隆十年，分条上奏：“两广盐政，请把盐商拖欠盐价的盈余银两分年附带征收。盐商已经更替的，责令接替的商人偿还；官吏有侵吞的，责令侵吞官吏赔偿。盐埠商人霸占引地、拖欠成本，就革除另行招募。盐税之外加收的二五加一，都属于私派，全部革除。”又调任直隶总督。乾隆十一年，分条上奏八旗屯田章程。乾隆十二年，皇帝东巡，那苏图随从到通州，赏赐白银一万两。分条上奏稽查山海关各项事务，全部按他的奏请议定施行。加太子少傅。乾隆十三年，加太子太保，授领侍卫内大臣，依旧留任总督。那苏图请求前往金川军营协助班第处理军务，皇帝不许。乾隆十四年，命他临时代理河道总督。去世，朝廷赐祭葬，谥号恪勤。
杨超曾，字孟班，湖南武陵人。康熙五十四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雍正四年，入值南书房。当时湖南、湖北刚刚分开举行乡试，命他担任湖北乡试考官。不久督办陕西学政。两次升迁为左庶子。雍正六年，上疏陈述：“镇安、山阳、商南、平利、紫阳、石泉、白河各县学风衰败，西安、汉中下属各地考生冒籍应试，称为寄籍，弊病丛生。请只从本籍定额录取，宁可缺额不要滥取。寄籍考生一律改回本籍，廪生、增生降为附生。”建议获准施行。调任顺天学政。升任侍读学士。雍正九年，提拔为奉天府尹。上疏：“奉天下属州县摊派多于正税，造册有费用，考试有费用，修缮官署、办理保甲都有费用。长官向州县索取，州县向民间摊派，衙役、里胥，征一索十，祸害尤其严重。臣已经严令下属刻石永久禁止。”皇帝赞同，把这份奏疏定为永久法令。雍正十年，上疏：“秋收略微歉收，明年春天米价必定暴涨，请暂停商人外运粮食。”下发各部议行。雍正十一年，上疏：“州县征收的加一耗羡银，除锦州、宁远之外，全部留给州县作为养廉银。府尹以下官员的养廉，从中江等税关盈余支付。”户部议定从当年开始定为制度。内务府批准御史的八十条奏议，增加锦州庄头一百户，划拨百姓耕种的退圈土地。杨超曾上奏：“土地交给百姓耕种，百姓赖以安家已久。如今新增庄头一百户，每户给地六百五十晌，每晌六亩，合计三十九万亩。上万百姓将无地可耕，短时间根本无法安置。况且正值春耕，丈量土地耗费时日，原有农户、新庄头都不能播种，本年赋税两边都会落空。请求暂缓，等到秋收之后再丈量清查。”这件事于是搁置。升任仓场侍郎。雍正十二年，提拔为刑部额外侍郎，依旧管理仓场。不久授刑部侍郎。
乾隆元年，代理广西巡抚，乾隆二年，正式实授。上疏请求免除桂林等府县各墟场以及贺县花麻地租杂税。当初巡抚金鉷上奏，令革职官员、官生开垦荒地上报捐纳，地方官借机牟利，搜取民间现成熟田，稍加拨付工本，就谎称新开荒地。云南布政使陈宏谋上疏陈述弊端，皇帝下总督鄂弥达与杨超曾复核。二人联合上疏，陈述捐垦田亩多有不实，应当减免剔除虚额，以及官生克扣工本等事，皇帝下令免除数万亩虚增田地的赋税，金鉷与布政使张钺都被革职。乾隆三年，召入京城授兵部尚书。
乾隆五年夏天，代理两江总督。秋天，授吏部尚书，依旧代理两江总督。上疏弹劾江西巡抚岳濬以及知府董文伟、刘永锡徇私受贿，皇帝派遣侍郎阿里衮会同江南河道总督高斌查办，岳濬等人获罪惩处。乾隆六年，上疏请求裁撤太通道、扬州盐务道，通州划归常镇道管辖，其余照旧，奏请获准。同时代理安徽巡抚。秋天，大风雨，沿江、沿海各州县遭受水灾。杨超曾下令先用各州县现存银米抚恤，又调拨藩库白银八万两、未受灾州县仓粮十万石，赈济上江各州县；再调拨藩库白银十万两、各县粮食一百多万石，赈济下江各州县。奏疏递上，皇帝谕旨：“办理赈济抚恤，处置得当。应当怀着至诚恻隐之心办理，或许可以稍稍救助灾民。”通州盐河工程也因为洪水停工，督办水利的大理寺卿汪漋、副都御史德尔敏下令开启唐家闸泄洪。百姓担心淹没麦田，聚集起来打算罢市。侍郎杨嗣璟上疏弹劾，皇帝命杨超曾查办此事。杨超曾上奏：“百姓没有胁迫阻挠官府的情形，不必深究。”皇帝依从。又上疏举荐江苏巡抚徐士林自身节俭，安徽巡抚陈大受心胸开阔处事通达，江西巡抚包括性情平和，只是官吏怠惰、百姓好讼，整顿不足。皇帝谕旨：“这个评价公允恰当，和朕看法相同。”不久召入京城管理部务，因父亲去世回乡，在丧次守孝，染病。乾隆七年，去世，赐祭葬，谥号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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