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命他会同办理京城团防保甲，提拔为户部侍郎，兼管钱法堂。户部上奏铸造当十、当五十大钱，王公大臣又请求增铸当百、当千大钱，称为四项大钱。当千大钱，以二两铜为标准，其余依次递减。王茂荫上疏争辩：“铸造大钱，本意在于节省铜料，从汉到明，多次推行，不久就废止，没有能够长久实行的。如今推行大钱，看似便利，本是人之常情喜新厌旧。可不用多久，就会像丢弃破鞋一样废弃。考察历代旧事，全都是这样。币制过于繁杂，市面必定动荡，面值折算过重，废止一定很快，这是人事与事理的必然。有人认为国家制度，钱币当十就是十，当千就是千，谁敢违背？不知道官府能规定钱币面值，却不能规定物价。钱币法定面值一千，百姓不敢当成一百；物品价值一百，百姓很容易把它抬到一千。历来大钱废止，大多因为私铸盛行，物价飞涨。宋代沈畸曾说：‘铸造当十钱，招致祸乱、引诱奸邪，游手之徒争相私铸。凭空获得数倍利润，就算每日诛杀私铸之人，势头也无法遏制。’张方平议论说：“奸人私自铸造，大钱价值一天天变轻。连年以来，虚抬物价，向下抬高市价，向上寻求补偿，只有虚高面值的名义，蒙受实际亏损的祸害。’大观钱由蔡京铸造，他的儿子蔡绦在《国史补》记述：起初获得利润、通行市面，接着私铸弊端丛生，最后更改面值、贬值亏损。这些都是亲眼所见，记载尤为详尽。古代尚且不能推行，怎能认为如今可以通行？信用是国家的至宝。大钱、钞票，都属于权宜之计，全靠坚守信用，才有望获得数年之利。如今大钱的重量规格刚刚颁布，不到数月，突然全部更改。商人百姓惶恐，纷纷疑心朝廷不讲信用，这不是小事。有人担心铜料短缺停止铸钱，所以需要及时变通。但变通的前提是能够施行，如果行不通，就和不铸造一样。叛贼平定之后，不愁没有铜料；如果叛贼不能平定，铜料无法运输，就算把现有铜料全部铸成当千大钱，恐怕也于事无补，值得忧虑的不只是停铸这一件事。”皇上命王公大臣与户部秉公商议，王公大臣最终坚持原来的提议。
咸丰四年，户部会同上奏推广大钱的办法，王茂荫再次上疏争辩：“臣上疏陈述大钱利弊，没有接到谕旨。臣掌管钱法，日夜思索，实在觉得难以推行。当百以上大钱，和原来通行的当五十大钱差别不大，凭什么一个贵重一个低贱，这是难处一；用来交易货物，折算困难，兑换制钱，无人愿意收兑，这是难处二；大钱虽然准许缴纳官项，但是原本宝钞官票已经准许缴纳五成赋税，大钱又要一同搭收，这是难处三。这些还只是小问题，最大祸患莫过于私铸。奸人用四两铜铸造两枚大钱，就可以抵上交官府白银一两，损害国家。铸造制钱，每一千文重一百二十两，熔化可得铜六十两，用来铸造当十钱，可以得到三十千文。假如奸人销毁制钱铸造大钱，民间就没有制钱可用，损害百姓。宝钞官票，节省成本远远超过大钱，如果能够顺利推行，益处不小，大钱的铸造，似乎可以停止。”奏疏呈上，依旧没有批复。后来大钱终究废止，和王茂荫预料的一样。
他又上疏论述钞法利弊，大意说：“去年初次发行银钞，虽然没有顺利通行，也没有造成大的拖累。到腊月发行钱钞，至今已经发放一百数十万，带来很多麻烦。以往钞法，唐代的飞钱，宋代的交子、会子，都有实物作为支撑流通。元朝废止白银制钱，只用钞币，上下通行，能够以虚币调动实物。明代只向百姓征收实物，钞币归朝廷，所以行不通。臣咸丰元年上奏的办法，都是以实物支撑钞币流通。如今时局逼迫，从前的办法难以施行。议事之人虽然只想在回收钞币上想办法，但是京城放出钞多回收少，军营只发放不回收，各省州县只回收不发放。没有商人在中间周转，就无法推行；不给商人周转的办法、周转的利润，依旧不能推行。”于是拟定四条办法，重在体恤商情，便利转运。奏疏呈上，皇上斥责他被商人指使，不关心国事，命恭亲王奕訢、定郡王载铨核查商议。商议结果上报，说王茂荫的主张阻碍难行，皇上下严旨斥责。不久调任兵部。
粤匪占据池州、太平，皖南道路隔绝。王茂荫上奏请求，徽州暂时划归浙江统辖，皇上命浙江巡抚黄宗汉体察情况酌情施行。起初，王茂荫上疏说：“贼寇胁迫良民，驱使他们充当先锋。请专门降下谕旨，主动来归降的，一律宽大赦免；斩杀贼寇前来献功的，都予以封赏。”京城长久不下雨，皇上命清理各类案件，减免情有可原的囚犯刑罚。王茂荫又上疏说：“最值得怜悯的，莫过于从贼营逃出的难民。各地抓捕难民，指认他们形迹可疑，严刑拷问。这些人依照律法不算无罪，从情理上实在值得怜悯，请敕令暂缓定罪。皇上即位以来，多次下诏求言，进言的建议如果不当，就下旨明确斥责；斥责建议不妥，并不是禁止进言，但是进言之人因此变少。像各路战败失地的将帅，在战败之前，处置失当，众人议论纷纷，却没有人敢向皇上禀报。有的担心没有实据；有的虽有实据，却担心查办之时证据化为乌有；有的担心建议不被采纳，白白招来仇怨；有的认为皇上自有权衡，所以都不敢进言。至于官员任免升降，臣子往往不敢尽言。见识浅的害怕触怒皇上遭到斥责，见识深的担心激起皇上情绪难以挽回。皇上批阅奏章，大小事务都亲自批示，已经十分勤勉。臣认为心力贵在不被琐事分散，应当致力于远大重大的事务，放下细碎小事。贤明君主辛苦访求贤才，在用人之时可以省心。当今天下人才不足，确实值得忧虑，但并非没有人才。像罗泽南，人人都知道是将才，起初不过是一名贡生。湖南一省，既有江忠源兄弟，又有罗泽南等人，其他省份可想而知。只有贤人才能够识别贤人，爱惜人才，全在于皇上诚心访求。如今武昌没有收复，江西又陷入危急。两省百姓从前仇视贼寇，如今竟然有人依附贼寇。其中人心转变的缘由，应当深思。历代先帝恩泽教化深入人心，民心终究不会忘记。但是现在不赶紧维系民心，让贼寇慢慢用假仁假义收买人心，恐怕民心被动摇，难以挽回。”奏疏呈上，皇上赞许采纳。
咸丰八年，因病免官。咸丰十一年，穆宗即位，认为王茂荫忠诚正直，命他病愈之后等候任用。同治元年，上疏陈述时政：“天象示警，应当反省修身。议政王责任重大，应当专心处理机要政务，其余事务只抓大纲。言官应当多加包容优待。顺天府事务繁重，府尹石赞清不应当兼任部里职务。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司员任职才一年，就得到优厚保举，恐怕各衙门官员都把谋求保送举荐当成门路，应当防范这个苗头。”代理左副都御史，奉命会同兵部尚书爱仁前往山西查办案件。授工部侍郎。同治二年，调任吏部。因继母去世回乡守孝。同治四年，在家中去世。
宋晋，字锡蕃，江苏溧阳人。道光二十四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道光二十七年，大考列为二等，提拔为中允。道光二十九年，主持河南乡试，因为命题出错被议处，谕令不再派他担任考试差事。咸丰二年，大考列为二等，提拔为侍读学士，升任光禄寺卿。咸丰三年，命他会同办理京城团防保甲，代理礼部侍郎。咸丰四年正月，上疏说：“去年冬天圜丘大祭，恰逢圣体不适。礼官认为登坛跪拜仪式繁琐，对于皇上亲自到坛位、献帛之后的各项仪节，加以修改拟定，上奏请求准许施行，后来因为派亲王代为祭祀，这件事中止。详细考究典礼，祭天大典，最为慎重。偶尔遇到服饰不合、起居不适，可以派遣大臣代祭，从来没有商议删减仪节的先例。现在将要举行祈年殿大祀，恳请皇上下令停止新拟定的仪节，依旧遵循旧制度。”咸丰五年，升任宗人府丞。
咸丰六年，上疏说：“自从江宁失陷，上至九江，下到镇江、瓜洲，贼寇水陆互相支援。如今听说向荣兵力支撑不住，形势危急，就算分路前去支援，恐怕来不及。请敕令两江总督、浙江巡抚，雇用轮船载兵，从圌山关驶入长江，焚毁攻打金山、焦山贼船。再从仪征逆流到浦口，和六合各路军队互为犄角，那么江宁、镇江对岸的贼寇，处处防备我军，一定不敢离开巢穴向东窜扰。这样不仅解除江南危急，江北也会更加安宁。又听说广东新到红单船二十多艘，请敕令德兴阿、向荣把红单船集中一处，全力扼守芜湖江面。如果能够收复芜湖，就可以直击贼寇后方，宁国不攻自破。”举荐道员缪梓、杨裕深、金安清通达政体，熟悉外情，请把雇船、筹措经费之事交由他们办理。奏疏呈上，谕令两江总督怡良会同向荣、德兴阿斟酌施行。
《宣宗实录》修撰完成，论功叙奖，提拔为内阁学士，多次代理户部、工部侍郎。咸丰八年，授工部侍郎。文宗连年患病，不能亲自参加祭祀大典。咸丰十年，宋晋上疏：“近年郊坛重大祭祀，皇上因为行走不便，偶尔不能亲自前往，除派遣亲王代祭之外，仍然提前亲自到皇乾殿拈香，可以看出皇上敬畏上天的诚心。只是每次大祭，皇上在前一天辰巳时分亲自拈香，就在斋宫留宿。如今提前行礼如同正式祭祀，请改为在前一日寅卯时分先行到殿拈香，之后回宫处理政务。臣特别希望皇上慎重保养身体，养护元气，节制厚味饮食，恢复健步如常，在下一次郊祀大典能够亲自行礼。”皇上赞许采纳。
咸丰十一年，上疏说：“江宁沦陷将近十年，总督曾国藩筹划剿防，会同官文、胡林翼合力收复安庆，但是他所统领军队不足两万人。如果集合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五省每年赋税收入，供养兵勇十三万人，用七万兵力分驻各地剿守，六万大军大举东征，粮饷充足，兵力增加，有望一举平定战事。”又说：“江西首当其冲遭受贼寇冲击，巡抚毓科、布政使庆善都不得人心，请任命太常寺卿左宗棠代理巡抚，在督粮道李桓、前任广饶道沈葆桢、浙江道员史致谔三人之中挑选提拔布政使。”又请求以曾国藩总管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五省军务，督办东征。皇上认为他的筹划并非没有见地，下发官文、曾国藩等人商议上奏。又上疏说：“慕陵规制俭朴朴实，可以作为万世典范。定陵工程请仿照慕陵，不要更改。”被部议阻拦，没有施行。
同治元年，调任仓场侍郎。南方漕运刚刚改为海运，每年定额三百万石，从天津运到京城粮仓，偷盗、虚耗，每年损失粮食极多。等到战事兴起，江苏、浙江府县沦陷，南方漕运起运才二十多万石，偷盗虚耗依旧如故。十年之间，仓场侍郎与监督官员多次更换。宋晋接任，深知其中弊病，因循旧习没有上奏检举。同治六年，事情败露，降为内阁学士，需要补缴粮食二万石。同治十二年，升任户部侍郎。同治十三年去世。
袁希祖，字荀陔，湖北汉阳人，原籍浙江上虞。道光二十七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咸丰二年，大考列为二等，提拔为侍讲。三次升迁至侍讲学士。咸丰八年，破格提拔为内阁学士，多次代理礼部、工部、刑部侍郎。咸丰九年，上疏说：“咸丰初年，因为道路阻隔、铜料不足，改铸大钱，不久，当百、当五都无法通行，只有当十钱还在使用。起初一枚大钱抵制钱三五文，近来十枚大钱才抵制钱一文。银价上涨，百物涨价，百姓十分困苦。旗人军饷每月三两白银，折算成钱十五千文，导致无法维持生计。从前制钱每枚重一钱二分，大钱重四钱八分，定为当十，有五钱四分的盈余。如今十枚大钱才抵制钱一文，等于用四钱八分的铜，充当一钱二分的制钱使用。民间私自熔化重铸，弊端丛生。如今天下都用制钱，唯独京城使用大钱，制度不统一。请求全部恢复旧制，使小民容易维持生计，盗铸的源头也可以稍稍平息。”
咸丰十年，上疏论军事，大意说：“数年以来，地方战事所谓的失守，根本没有真正的防守，只是任由城池陷落。就算定罪，也仅仅革职留营。所谓收复，并没有实际收复，是贼寇自行撤离。等贼寇主动退走，就虚报大捷，上奏保举官员，培植私人势力。这样用兵，哪有成功之日？臣愚以为如今虽然局势破败，转机仍然存在。贼寇觊觎苏州、常州很久，一旦占领，抢夺女子财物，欲望已经满足。不仅金陵主力贼寇争相奔赴，天长、六合贼寇也贪图这里的财物。应当趁贼寇势力分散懈怠，请专门选派重臣驻守清江、淮河要地，统筹全局。刚刚下谕令曾国藩赴两江总督任，谋划收复苏、常，从宁国进兵，前后受敌，不是万全之计。不如令胡林翼从江北进攻，牵制安庆；令杨载福率领水师顺长江直下，互相策应；令李若珠猛攻天长、六合，打通江浦，遥作声援。秘密令曾国藩悄悄带领精锐部队，倍道奔袭攻取金陵，才是上策。如今耗费军队粮饷，没有尽头；加上各路统帅散漫无纪律，贤能之人往往孤军深入、没有援兵，血战牺牲；不肖之人手握重兵，遇敌就躲避。必须有重臣领兵统御，积弊清除，士气才能振奋，这就是扭转时局的机会。”不久代理户部侍郎。
当时各省推行团练，朝廷分别派遣大臣督办。袁希祖上疏说：“团勇短时间可以召集，训练成劲旅不能短期完成。就算兴办团练，至少需要五六千人。按人供给口粮，耗费巨大。就算练成，这五六千人抵御贼寇不足，骚扰百姓有余，坐吃粮饷，终究担心哗变溃散。而且派去督办的大臣，万一和地方官员产生矛盾，必定互相水火，反而拖累大局。请颁下明确谕旨，说明团练只是保卫乡里，不借此向百姓征敛，也不必每日发放口粮，坐守消耗钱粮。否则开支巨大，国库收入不够，只能向百姓索取。轻的聚众闹事，重的调转矛头，十分值得忧虑。”
英、法、俄、美四国联军入侵，天津失守。袁希祖请求暂时接受和议，拖延十几天，使我方部署周全。僧格林沁抓获英国官员巴夏礼，袁希祖上疏请求处死巴夏礼。不久敌军深入，皇上前往热河。袁希祖多次上疏劝谏，没有得到回复，屡次向北遥望痛哭，就此得病。不久和议达成，兼任代理兵部侍郎。不久去世。
文瑞，字叔安，乌苏氏，满洲镶红旗人。道光二十一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提拔为侍讲，五次升迁至左副都御史。文宗即位求言，文瑞上疏陈述四件事：选拔贤才、严明赏罚、广纳意见、谨慎调养，并且抄录乾隆元年左都御史孙家淦《三习一弊疏》进呈，皇上赞许。咸丰三年，粤匪攻陷武昌向东进发，文瑞上疏请求在上海、镇江雇用广东红单船，选派官员统领，防守江面；同时秘密查探京城流言，消除叛乱苗头，安定京畿。皇上命各位大臣集会商议增兵筹饷。文瑞上疏说：“军饷是国家大政，奉旨集会商议，可是大学士等人完全不讨论公务，谈笑自若，不知道内阁是何地，不问商议何事。臣逐条陈述应对办法，尚书孙瑞珍却用闲话搪塞，述说自家家产，如同市井小民。大臣如此，实在令人痛心叹息。”又说：“二月初一是发放俸禄的固定日期，户部钱粮不足，早就应当筹划。却在这天清晨才请旨，打算以停发俸禄推给朝廷。又商议推行钞法，征收商铺税，商人百姓恐慌。请拨国库银两三十万两发放春季俸禄，暂时维持流通，安定商民。钞法、铺税，暂且暂缓商议。”朝廷采纳。又上疏说：“钞法的弊端，发放多回收少，一半成为废纸；发放少回收多，百姓手中没有钞币。如果发放回收均等，等于一边发一边收，只是徒增烦扰，没有益处，不如把银钞改为钱票。打算使用道光年间设立的五处官号钱铺，分别存放户部、工部铸钱局的钱币。京城俸禄饷银，仿照公费发票旧例，按数目支给钱币，以钱代替白银。”并且列出六条细则。奏疏呈上，准予施行。
不久兼任代理大理寺卿，借天象异常上奏请求反省修身，皇上赞许采纳。刑部囚犯刘秋贵在狱中死亡，文瑞上奏：“刘秋贵没有生病，一夜死去。刑部四天之后才上奏，更改日期，掩盖实情，请严令彻查。”山西崞县民妇王刘氏抗拒奸污被杀，罪犯从轻拟罪，刑部驳回原判。文瑞再次上奏：“原案知州重罪轻判，请敕令山西巡抚严加弹劾。”皇上全部听从。
粤匪进入山西境内，攻陷平阳等地。文瑞上奏请敕令领兵大臣严防进入直隶的要道。不久贼寇从临洺关窜扰逼近天津，命文瑞率兵驻守通州。文瑞上奏：“通州城墙城楼损坏，请筹集款项修复。”谕旨回复：“这是地方守官的职责，统兵大臣不必兼管。”提拔为刑部右侍郎。咸丰四年，因病请求辞官。
此前文瑞会同克勤郡王庆惠，请求捐献铜料铸造四项大钱补贴军饷，皇上采纳。等到回京，病愈，命他依旧会同庆惠主管这件事，设立铸钱局开炉。皇上命尚书阿灵阿、御史范承典前往铜厂查验。文瑞上疏弹劾阿灵阿等人私自开设炉房，担心存在偷漏铜料。皇上斥责他意气用事，降二级调用。同治元年去世。
毓禄，字晓山，舒穆鲁氏，满洲正白旗人。道光二十一年考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屡次升任郎中，迁御史。战事兴起，安徽、江苏、山东各省暂停秋审。毓禄上奏说：“贼寇所到之处，往往先释放囚犯，免除他们死罪，这些人自然愿意为贼寇效力。虽然有自首减罪条例，但是愚昧顽劣之人大多不懂大义。听说直隶近来因为贼寇骚扰，将秋审囚犯酌情核查案情，属于谋反、故杀、凶盗、拒捕杀人的重犯，立刻正法；情有可原以及依例应当暂缓处决的囚犯，就减等发配，确实是权宜变通的办法。现在遭受战乱的省份，应当令全部照此办理。”
京城流通大钱，当百、当五十大钱阻滞无法通行。毓禄上疏建议：商民应当缴纳的旗租、地丁、关税，在规定收钞五成之内，专门收取二成当百、当五十大钱；户部收纳捐项应交钱票，也一律交纳大钱。咸丰七年，提拔为工科给事中，历任内阁侍读学士、太仆寺少卿、通政司副使、内阁学士。同治三年，提拔为工部侍郎，兼管钱法堂。同治五年，上奏说：“宝源局铸造当十钱，向来由云南运送铜料，铜七铅三配比铸造。近来云南长期没有解送铜料，市面采购铜料低劣混杂，导致钱币轻薄细小。制度规定每枚钱币应当重三钱二分。请每次验收钱币，以三钱为标准，重量不足的责令重铸。”皇上斥责宝泉、宝源二局两名失职侍郎监督，交付吏部议处。
徐继畬，字松龛，山西五台人。道光六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升任御史。多次上疏弹劾忻州知州史梦蛟、保德知州林树云钻营谋求升迁；登州知府英文隐瞒灾情、催促征税；荣河知县武履中借事勒索。又上疏请求革除大臣互相回护、从中调停的积习。
又上疏陈述政体应当崇尚简约，大意说：“皇上广开言路，各位大臣条陈奏章，只要有可取之处，无不颁下谕旨推行。只是长期积习懈怠，煌煌圣谕，被人漠视轻慢。臣认为大臣奏章，如果无关大体、不是当前紧要事务，不必全部明文颁布。如果事关紧要，皇上斟酌裁定，一定要推行的，降下谕旨之后，应当重视考核成效。估量事情难易，限定年限推行改革。如果依旧玩忽懈怠，除本案之外，再加治违抗谕旨的罪名。这就是诏令应当精简。六部条例越来越多，律条不够就参考条例，条例不够就参考旧案，层层堆积，纷乱如丝。有人说六部权力，全都落到书吏手中。不是书吏有权，而是条例繁多造成。臣认为应当对现行条例仔细审定，选取切合事理的，删减十分之五的事项，十分之七的文字，定名为简明事例，让在职官员了解梗概，不至于听命于书吏。这就是条例应当精简。考功司、职方司，评议功过，使百官得到劝诫。现行条文过于繁密，抓不住大体。曾经看到各省州县官员，到任不到一年，被罚俸数年甚至十几年，处处掣肘，动辄获罪。而且处分条例越增越细密，规避的手段也越来越巧妙，上下互相遮掩，不是清明治理之道。臣认为对官员的处分，凡是关系国家生计、百姓民生、官员操守品行，可以从严从重；事情细微，无关政体，或者苛求过重、情势难以做到的，应当酌情大量删改。这就是处分条例应当精简。”奏疏呈上，皇上赞许采纳。不久召入宫中问话，谈论时事，以至于落泪。
道光十六年，外放担任广西浔州知府，提拔为福建延邵道，调任代理汀漳龙道。海疆战事爆发，敌舰聚集厦门，和漳州一水相隔，百姓每日惊恐。徐继畬镇定处置，百姓得以安定。道光二十二年，升任两广盐运使，十天之后提拔为广东按察使。道光二十三年，升任福建布政使。道光二十六年，授广西巡抚，还没有赴任，改调福建。闽浙总督刘韵珂因病请假，徐继畬暂时代理总督。福州刚刚通商，英国人租住省城乌石山神光寺，士民大为喧哗，言官上报朝廷。皇上命刘韵珂、徐继畬令英国人搬迁，很久之后才迁到道山观。士民认为徐继畬当初没有强力抵制，始终不满，言官多次弹劾他。徐继畬当初觐见宣宗，宣宗询问各国风土形势，他奏答详尽。退朝之后编排成书，名叫《瀛寰志略》，还没有进呈，宣宗就驾崩了，言官就连这本书一起抨击。
咸丰元年，文宗召徐继畬回京，召见对答，称赞他朴实，不久授太仆寺少卿。皇上下诏求言，徐继畬上疏，大意说：“国家崇尚节俭，皇宫宫殿，全部沿用明代旧制。只有圆明园是春、夏、秋三季处理政务之地，避暑山庄是秋季狩猎驻跸之处，两处规模到乾隆年间完备。宣宗皇帝停止秋狝，热河所有工程全部停工，只是正月到十月常年住在圆明园。三十年之中，不曾增建一堵墙、一根椽木，游玩不去众多亭台。遇到需要修缮，就下令拆除不再修建，所以内库银两拨往外库多达千数百万。数年以来，园亭长久闲置，有人认为先帝修建，不该任由残破。如今军务没有平定，河工没有完工，料想没有时间顾及此事。将来两件大事完成，内库银两稍充足，难保不会有人提议修缮。恳请皇上坚持，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的工程，全部停止。至于装修陈设，珍奇玩物，能省就省，不要铺张。这是要防范大兴土木的苗头。孔子删定《诗经》，以《关雎》为首，要义在于感情真挚而守礼有别。匡衡曾说：‘情欲的感受，不显露在仪容之上；安逸享乐的私心，不表现在举止动静之间。’所说的有别，十分深切明白。只是事情涉及后宫，不是臣子能够听闻议论。就算有折槛牵裾那样忠直的大臣，也只能在朝堂论说得失，怎能在后宫争辩是非？所以圣明帝王，把这当作自省最重要之处。皇上刚强无欲，不久前服丧礼毕，将要完备后宫制度，祈求子孙兴旺。臣以为圣德日新，根基就在这里，这是要防范安逸享乐的苗头。自古以来蒙蔽祸患，在于言路不通，但是也有言路通畅，蒙蔽却在不知不觉中滋生。皇上即位之初，就致力于广开言路。自从倭仁上疏，皇上亲笔下诏褒奖，上书言事之人纷纷出现。不久因为天旱求言，又恳切鼓励，告诫三种弊病：空言敷衍、受人指使、故作刚直博取美名。臣子大多是中等才能。臣认为空言敷衍，出于庸碌之人，阅览之后搁置，无关紧要；故作刚直博取名声，是器量狭小，皇上加以包容，正可以彰显圣度。至于受人指使，牵涉营私，如果确有证据，一定要明正其罪。总而言之，众人言论纷乱，需要圣人来权衡，全靠皇上斟酌权衡。臣私下估算京城上书言事之人，大致分为三等：凭奏章上奏的，是九卿、科道；既能上奏章又可以当面陈述的，是部院大臣；不上奏章而时常可以面见皇上的，是内廷王公。这三类人各有长处，也各有局限。九卿、科道，爵位不高，少有瞻顾回旋，见闻较广，采访渠道多，以气节互相砥砺，以弹劾为职责，这是长处；局限就是前面所说三种弊病。部院大臣久在朝堂，蒙受皇恩尽心效忠，熟悉时事，这是长处；但是地位尊崇，时常面见皇上，心存顾忌谨慎，心中所想，不能说出十分之一，这就是局限。内廷王公，是国家至亲，在外没有私交结党的忧患，在内没有谋求爵位赏赐的心思，这是长处；但是法制严格，照例不和外人交往，朝堂舆论，不能全部知晓，这就是局限。皇上耳聪目明，隐微之事全都明察，臣仍然多虑，实在担心言事之人见识有限，不能符合皇上深远心意，使得皇上虚心察纳的初心，怅然止步，这是要防范被蒙蔽的苗头。从前唐代魏征上《十渐疏》，太宗赞许采纳，千古传为美谈。渐，指已经出现的弊端。在弊端出现之后纠正，不如在萌芽之时预防。臣恭谨地领会其中用意，推衍写成‘三防’的论述。臣深知此文浅陋，对宏大的国事难有补益，只盼望陛下在处理政务之余予以采纳。”咸丰帝颁下褒奖的诏书答复了他。
咸丰二年，吏部追论徐继畬在山西巡抚任上，押送罪犯迟缓贻误公事，请求议定处分，于是徐继畬被罢官回乡。不久，遭遇母亲丧事。太平军向北进犯，攻打怀庆府。山西巡抚哈芬传令太原总兵乌勒欣泰领兵防守泽州，乌勒欣泰拖延，没有立刻赶赴防地。贼军渡过黄河，攻陷垣曲县；哈芬领兵外出，驻扎阳城。布政使郭梦龄上奏请求援兵，徐继畬也准备奏疏，借用布政使的官印急速上奏朝廷。咸丰帝因此罢免哈芬的山西巡抚一职，由王庆云接任。徐继畬逐条陈述防守各项事务上报朝廷，不久，朝廷下奏，命徐继畬督办防堵事务。战事平定之后，又过了数年，回民起义、捻军叛乱接连兴起，朝廷再次命令徐继畬督率官吏士绅总管各府、州团练防务。徐继畬驻扎潞安一年多，亲自巡行辽州、上党、阳城各处险要关隘，筹划布置周全完备，署理山西巡抚沈桂芬十分器重他。同治二年，朝廷召徐继畬进京，任命他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不久授太仆寺卿，加二品顶戴。同治五年，以年老多病请求辞官还乡。
徐继畬的父亲徐润第，研习陆九渊、王阳明的学说。徐继畬承袭家学，广泛博览典籍，通晓当世时务。他长期在福建、广东任职，熟悉海外情形，处事稳重，依靠恩义与信义约束各方，为官清廉谨慎。罢官归乡之后，主持平遥书院讲学，依靠束脩维持生计。不久去世。
王发桂，字笑山，直隶清苑人。道光十六年考中进士，授礼部主事，充任军机章京，多次升迁，官至郎中。咸丰三年，上书议论军事，奏疏得到皇帝赞许采纳。不久升任监察御史。
洪秀全占据江宁之后，分兵向北进犯。王发桂上奏说：“顺德、正定地处要冲，请在此驻军扼守险要。”同时分条列举六件要务：严密侦察情报、严格催征调度、审慎核查勘验、清晰颁布告示、广泛抚恤百姓、筹划互相接济。又上奏举荐贵州道员胡林翼通晓军事，能够担当重任，请求破格提拔，让他掌管军务。咸丰帝下令命胡林翼留在湖北协助办理军务。王发桂接连上疏，请求下令各省裁汰老旧兵卒，训练新兵，兴办乡团；一旦战事爆发，新军上前作战，乡团负责防守。并建议依照明代戚继光所著《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来训练将士。贼军渡过黄河，逼近京畿一带，他上疏请求整顿军备，挑选精锐作为后备部队；同时免除贫民房税，安抚流亡百姓，安定民心。朝廷下发相关部门商议施行。
他又上疏说：“战事兴起以来，获罪的大臣，大多借从军效力以求自赎。这类人身居高位，性情骄纵，难以任用，白白消耗军粮，对军政毫无裨益。而且主将曲意包庇，动辄奏请起用，有罪之人几乎和无罪一般；想要建立功绩，实则只是冒领功劳。前不久副都统达洪阿作战退缩、调度失当，致使知县谢子澄、副都统佟鉴同时殉难于贼寇之手。钦差大臣胜保被赐予神雀刀，原本准许他遇事相机决断，可自从进入直隶境内，不曾斩杀一人；反倒对获罪的大臣多有举荐，因私废公，挫伤军队士气。请求查办达洪阿及其下属，依军法处置。军纪一旦严明，军威自然振作。”这些建议都被朝廷采纳。王发桂屡次升迁，历任给事中、鸿胪寺卿。
咸丰八年，他再次上疏评论时政，写道：“应当推崇廉耻之风，重视军队训练，以此选拔将帅人才。李续宾、唐训方出身底层僚属，能够独自统领一军，转战千里。质朴廉洁、奋勇担当事务的人才，各地都有，请下令各省总督、巡抚寻访举荐，上奏朝廷。天下财力匮乏，没有比湖南更严重的；军费耗费巨大，没有超过江苏的。自从湖南有左宗棠、江苏有王有龄主持事务，两地军饷来源才日渐充裕。兴办财利，不如清除积弊。如今主管财政的官员天天谈论捐输筹饷，而盐务、漕运、田赋这些国家固有的财源，全都听任荒废松弛。请交付相关部门商议整顿。两广总督黄宗汉前往广东赴任，拖延六个月迟迟不就任。广州城沦陷于敌军，巡抚柏贵束手无策。城东居民击杀数百敌寇，柏贵却悬赏搜捕杀敌之人。贵州巡抚蒋霨远面对叛乱苗民与教匪长期猖獗作乱，没有见到采取任何应对举措。这些都是才干能力不足以胜任，致使一方百姓遭受涂炭。圣主恩威并施，这正是天下所殷切期盼的。”
历任太仆寺卿、通政使、左副都御史。同治二年，署工部侍郎。上疏举荐户部郎中王正谊品行高洁、才干出众，此人因触怒肃顺获罪，请求恢复他的官职，朝廷准许。授礼部侍郎，调任刑部侍郎，再调任工部侍郎。同治五年，因病请求免职。同治九年去世。
廉兆纶，原名师敏，字葆醇，顺天府宁河人。道光二十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道光帝知晓他贤能，准备提拔重用，因父亲去世回乡守孝。道光帝遗命群臣中可重用之人，廉兆纶名列其中。咸丰元年，守孝期满。咸丰二年，翰林院大考列为二等。咸丰三年，入值南书房。咸丰四年，授右赞善，破格提拔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出任江西学政，转侍读学士，再次擢升内阁学士。咸丰五年，授工部侍郎。
当时太平军石达开部袭扰江西，侍郎曾国藩率军抵御。贼寇声势浩大，攻陷五十余座州县，逼近江西省城。咸丰帝命廉兆纶协助办理广信、饶州一带防剿事务。廉兆纶上奏说：“江西全省招募乡勇共计一万五六千人，各部互不统属。地方一旦有警报，取胜就互相攻讦争功，战败就争相溃逃互不救援。甚至骚扰百姓、冒领军饷，借机谋取私利，弊病数不胜数。如今贼寇声势日渐扩张，瑞州、临江接连失守。倘若遭遇突发战事，依靠这些散乱无纪律的乡勇御敌，凭什么不感到忧惧？只有裁撤所募乡勇繁杂名号，合并为三四支军队，每支军队四五千人，由素有威望的监司、地方大员统带，才有希望成就大功。”
咸丰六年三月，廉兆纶在广信主持岁试，贼军攻陷吉安、抚州，进而占据安仁县。廉兆纶上疏请求援兵，同时调拨一千乡勇守卫贵溪。贼军窜入德兴，攻陷建昌府，广信形势更加孤立。廉兆纶督领生员组建乡团，和广信知府沈葆桢、上饶知县杨升筹划防御。派遣上饶生员郭守谦率领三百乡勇夜袭金溪。生员曾守诚奋勇率先冲入城内，贼寇没料到官军突至，从西南门突围逃走，官军收复金溪县城。乘胜联合攻打建昌，然而饶州又被贼军攻陷，官军战败，广信愈发危急。廉兆纶与曾国藩等人联合上疏，请求截留福建援兵一千六百人专攻建昌，分别传檄令郭守谦与在籍道员石景芬负责防剿。六月，曾国藩派遣都司毕金科收复饶州。廉兆纶传令石景芬、郭守谦等人急速攻打抚州。恰逢贼军接连攻陷广昌、南丰、新城、泸溪四县。八月，郭守谦驻军抚州张家桥，三次交战全都取胜，深入追击时遭遇埋伏，力战阵亡。当时廉兆纶正要前往铅山，道路被贼阻断，写信向衢州镇总兵饶廷选求援。饶廷选率领两千一百士兵赶到。廉兆纶冒雨穿越敌营壁垒，重返广信城，一同谋划守御。贼寇多次攻城都无法攻破。前后共七次作战，擒斩贼首六名，斩杀贼众六千余人。饶廷选与游击穆隆阿、都司赖高翔等人又屡次击败贼军。贼军逃往玉山，广信才解除危机。廉兆纶困守危城，拿出全部俸禄供给军饷，清贫到难以自给，不久因病请求回乡。
咸丰七年，病愈，仍然入值南书房，署工部侍郎。咸丰八年，授户部侍郎，调任仓场侍郎。当时战事正紧急，廉兆纶上疏请求责成总督、巡抚平贼，大略写道：“如今在总督、巡抚之外另设统兵大员。本省督抚虽有会同剿贼的名义，实际上专门负责筹措军饷。领兵将帅常常因为各方呼应不灵、粮饷供给不足，渐渐迁延贻误；而督抚又往往因为事权不统一，军需耗费巨大，互相产生矛盾。等到城池失守，领兵大员没有地方治理的责任，有时还能得到宽大赦免；而并未直接带兵的督抚，反倒遭受罪责。名实不相符合，事务处处受牵制，贼寇之所以猖獗，根源就在这里。臣认为总督、巡抚这类封疆大吏，都是朝廷选拔任用的人。如果其人不通军事，不妨挑选统兵大臣，授予督抚职权，让他们各自治理本省，责成他们平定叛乱。当下四川、贵州、福建、两广，没有另外委派统兵大员，当地叛乱却渐渐肃清。湖南、湖北由督抚专门负责讨贼，反倒有余力援助邻省。至于江苏一省，领兵大员众多，战事却溃败糜烂到如今地步。平心而论，统兵大臣之中，难道缺少忠心为国之人？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所处位置不同，行事考量不一样，这个缘由不能不深思。清江、淮河一带，实为南北要冲，漕运总督不兼管地方民政。应当临时设立江北巡抚，或者将漕运总督临时改为这一职位，江北各路军务全部归其统辖，才可以控扼江淮，声援汝州、颍州一带。不但江南贼寇断绝觊觎之心，就连豫东捻军、会匪出没之地，也能斩断贼寇一翼。”奏疏递上，没有得到批复。
咸丰九年，英军北上进犯，廉兆纶上疏主张以作战作为议和的后盾。咸丰十年，英军劫掠丰益仓，廉兆纶上疏自我弹劾，皇帝宽恕了他。他又上疏说：“战事兴起以来，各省正规兵力不足，因此招募乡勇。近来正规士兵日益减少，乡勇数量不断增加，不能不预先筹划对策。此后乡勇之中，如有技艺娴熟、作战得力之人，请命令统兵的督抚大臣，直接在军营缺额之中挑选，补入正规军。等战事平定，愿意回乡务农的遣散，愿意继续效力的分入各绿营，依次递补额设兵丁。”咸丰帝认为这个建议可行。廉兆纶因为交河粮商囤积粮食秕谷，派遣乡勇头目抓捕查办。粮商控告勇目敲诈勒索，供词牵连廉兆纶。事情上报朝廷，朝廷下令刑部逮捕审问。同治元年，京察之后准予休致。同治二年，朝廷下谕斥责廉兆纶在任用人不当，削去官衔。
廉兆纶感念皇帝知遇之恩，遇事敢于直言，因此多遭抵触。罢官回乡后，把家产让给各位弟弟，主持问津书院，依靠讲学束脩度日。同治六年去世。
雷以諴，字鹤皋，湖北咸宁人。道光三年考中进士，授刑部主事，逐级升任郎中。升任御史、给事中，提拔为内阁侍读学士，三次升迁，官至奉天府府丞。咸丰元年，响应诏令上书言事，请求任用贤能，考核名实是否相符。咸丰二年，再次授太常寺少卿，屡次上疏陈述军事方略。咸丰三年，升任左副都御史，奉命会同河道总督杨以增巡视黄河口岸。接连上疏请求抚恤茌平、东平、东阿、汶上饥民，裁撤山东防河兵，裁省各个渡口多余的开支，全部获准施行。
太平军攻陷扬州，雷以諴主动请求领兵讨贼，招募乡勇屯驻万福桥，扼守扬州东南。贼寇图谋进犯里下河，雷以諴多次率军击退贼军，通州、泰州十余座城池依靠他得以保全。授刑部侍郎，帮办军务。与琦善、陈金绶合兵攻打扬州。雷以諴分兵扼守险要关隘，焚毁浦口贼船。屡次会同各军击贼，但是扬州长久攻打不能攻克。众将之中总兵瞿腾龙最为勇猛，可以依靠，朝廷下诏命瞿腾龙援救安徽。雷以諴上疏说：“临阵更换主将，是兵家大忌。”琦善也持同样意见，于是留下瞿腾龙不遣调。这年冬天，贼军攻陷仪征，逼近运河西岸，官军屡次将其击退。雷以諴与浙闽总督慧成合军驻扎湾头六徬。不久贼援军赶到，乡勇溃散。琦善上奏弹劾雷以諴，雷以諴被革去官职，留在军中戴罪效力。后来琦善请求迁移湾头大营，雷以諴与慧成极力争辩反对。琦善再次弹劾雷以諴隐瞒实情、文过饰非。咸丰帝责备琦善推卸过错，下令雷以諴依旧驻守湾头、万福桥各处隘口。贼军从扬州退至瓜洲之后，时常前来进攻。雷以諴与陈金绶合兵击败贼寇，加三品顶戴。不久授江苏布政使，多次督率炮船渡江协同剿贼，攻打北固山，攻破贼军土城，乘胜追击到金山，大败贼寇。
咸丰六年，托明阿部队在瓜洲溃败，扬州再次陷落。朝廷下诏斥责雷以諴等人拥兵不救援。雷以諴上疏辩解，被德兴阿弹劾虚报战功，革职流放新疆。雷以諴在流放地，请将军扎拉芬代为上奏，陈述江北军务。不久获赦回京，赐四品顶戴，授陕西按察使。升任布政使，调入京城任光禄寺卿。同治元年，京察之后休致。光绪五年，因重赴鹿鸣宴，恢复原来官衔。光绪八年，又因重赴恩荣宴，加头品顶戴。光绪十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
雷以諴在江北的时候，采纳幕僚钱江的计策，首创征收厘捐。钱江，浙江长兴县生员，曾经向扬威将军奕经进献策略，没有被采纳。林则徐流放伊犁，钱江跟随出关，因此闻名。钱江到邵伯拜见雷以諴，留在幕府辅佐。当时军饷匮乏，钱江献策：派遣官吏分别驻守水陆要道，设立关卡局所。过往行商，根据货物价值高低定税率，每千钱抽取一文，取名“厘捐”，同时向坐地经商的店铺征税。每年可收入数千万缗钱。钱江和幕府中另外五人前往下河一带督办劝征，不服从的就用兵胁迫，民间把他们称作“五虎”。钱江自恃有功，多次被保举，官至道员，愈发骄矜。雷以諴难以忍受。一次宴饮，钱江借着酒意在座中谩骂。雷以諴将他拘捕处死，上奏朝廷，以钱江跋扈狂妄、图谋不轨上报。后来各省都效仿这套办法补贴军需，厘捐从此成为国家每年重要的财政收入。
陶樑，字凫芗，江苏长洲人。嘉庆十三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参与编纂《皇清文颖》。嘉庆十九年，林清起事，叛党闯入紫禁城。陶樑当时正在馆阁修书，仆人骆升听到警报，把陶樑藏进书橱，自己站在门前抵挡。贼寇用刀砍伤骆升。等到事变平定之后，陶樑出来，救活了骆升。嘉庆帝回京听闻此事，召见陶樑询问经过，说：“这是义仆！”赏赐银两。
嘉庆二十一年，以知府身份分发直隶，补永平知府，调任正定知府。道光四年，擢升清河道，署按察使。新城县境内过境饷银被劫，归罪于外委白勤。白勤被捕审讯，死于刑讯。道光帝派遣尚书松筠、侍郎白镬查办此案，查明白勤冤枉。陶樑获罪，降四级，捐资恢复知府品级，留直隶任职。道光十二年，补大名知府。道光十八年，升任湖北荆宜施道。万城堤溃决，陶樑再次获罪降调，捐资复官。道光二十二年，补湖南粮储道，调任湖北汉黄德道。道光二十八年，升任甘肃按察使，调山西按察使。道光二十九年，升任江西布政使。入京觐见皇帝，授太常寺卿。
咸丰帝即位，陶樑上疏说：“宣宗成皇帝天赋智勇。嘉庆十九年八月的事变，当时只传闻用火枪击杀贼徒。首逆林清的姓名住址，也是从宫中审讯获知，即刻派人抓捕，所以贼首没能远逃，残余党羽没有蔓延。请求下令载入实录，彰显先帝武功。”咸丰帝采纳。咸丰二年，擢内阁学士。咸丰四年，升任礼部侍郎。咸丰六年，因病请求罢官。咸丰七年去世，享年八十六岁。
陶樑早年就有文名，曾经跟随侍郎王昶协助编纂著述。所到任上，提倡文教风雅，接待有才之士，编纂《畿辅诗传》刊行于世。晚年身居朝廷高位，正值战乱兴起，前朝耆老凋零，亲眼见过乾隆、嘉庆年间文物繁盛景象的，只有大学士祁寯藻和陶樑二人，为读书人所敬仰。
吴存义，字和甫，江苏泰兴人。道光十八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道光二十二年，出任云南学政。边疆士子风气质朴，吴存义大力提倡文教，当地文风得以改观。回民发动动乱，吴存义在永昌主持岁试完毕，出城数里，城内就燃起大火，贼寇等学使离开才发动叛乱。道光二十八年，母亲去世回乡守孝。恰逢江北连年大水饥荒，吴存义筹划赈济，亲自到富户家中劝捐，很多人被他的诚意打动，出钱购买粮食。吴存义驾小船，直接把粮食分发给饥民，保全救活很多百姓。守孝期满，入值南书房，提拔为侍讲。咸丰五年，主持云南乡试，之后留任云南学政，士子更加亲近他。回民动乱愈演愈烈，包围省城，城中士兵哗变，劫掠官署民居，唯独没有侵扰学政官署。民间妇女孩童躲在贡院避难的有上千人。吴存义久在云南，熟悉民情。回京复命奏对时，详细陈述动乱始末。多次升迁至侍读学士，署顺天府丞。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入京师，咸丰帝前往热河。京中官员大多携带家眷出逃。吴存义当时患病，嘱咐家人不要跟着众人慌乱出走。战事平定之后，评定守城功劳，打算把吴存义列入受赏名单。吴存义听说后，强撑病体起身，在公文上签署意见：“顺天府丞吴存义抱病在家，城防、稽查奸贼诸事均未参与。如今病还未痊愈，不敢冒领赏赐。”
不久，擢升太仆寺卿，升任通政使，署礼部侍郎。吴存义认为文庙从祀先贤的位次多有错乱，上奏请求审定，绘制图册颁布天下。又认为后世增加配享的儒者过多，渐渐违背了世人研读其著作、教导宗室子弟的本意，上奏命令内外官员不得随意奏请增祀。又署刑部侍郎。
同治二年，署工部侍郎，多次署理礼部、户部侍郎。外放担任浙江学政。战事刚刚平定，士人离散，刚刚返乡。吴存义以宽厚政策安抚体恤。岁考完毕之后，优秀学子开始发奋读书，他教导大家研习经、史、文字训诂之学，文风再度兴盛。同治三年，调任吏部，仍然留任学政一职。同治六年，任期已满，因病请求回乡。同治七年去世。
殷兆镛，字谱经，江苏吴江人。道光二十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咸丰四年，升任侍讲，入值上书房，教授惠亲王之子奕详等人读书。提拔为侍讲学士，奉命教授孚郡王奕譓读书，多次升迁官至大理寺少卿。咸丰八年，英军进犯天津，殷兆镛极力主张作战，上疏请求摒弃主和的错误谋划，坚决定下对策，激烈抨击主张议和的大臣，升任詹事。咸丰九年，署兵部侍郎。朝廷下诏令江苏各省兴办团练，殷兆镛上疏陈述团练的弊病，列举四大害处，言辞恳切。上海打算借助英、法军队助战，殷兆镛也认为不可行。
咸丰十一年，遭遇本生母丧事。同治元年，守孝期满，依旧入值上书房。上疏说：“江苏、安徽军队声威大振，大局渐渐出现转机。臣来自遭受战乱的地区，冒昧就亲眼所见、事关重大之事向皇上陈述：第一，应当整顿军队。上海兵勇号称四万，全都不堪一战，为什么今年交由英、法人统带，就变成精锐部队？华尔的亲兵六百人，全都是中国人，战无不胜。没有别的原因，只因挑选严格、约束严明、兵器精良、赏罚守信。请下令将帅讲求军备，逐步安定内乱、抵御外患。提督、总兵之中，像曾秉忠所部水师勾结贼寇、焚烧劫掠；马德昭在苏州、上海劫掠；李定泰劫掠湖州、嘉兴；向奎每次作战必败，战败就劫掠百姓；冯日坤部下掳掠妇女。李恒嵩的军队不劫掠百姓，已经被公认为良将。臣认为行军首要禁止烧杀掳掠，攻克城池先要筹划驻守防御；否则城池得而复失，百姓没有幸存者。第二，应当澄清吏治。上海一众官吏，只有刘郇膏深得民心，已经蒙皇上特旨提拔。薛焕没有统御之才；吴煦擅长算计，在上海开设银号，缴纳捐税之人只收他所出银票；新任粮储道杨坊，原本是洋行挑水夫，后来暴富，被洋人轻视；浙江布政使林福祥，杭州城破之后投降贼寇，后来护送王有龄、张锡庚灵柩到上海。臣认为这类悖逆官员，应当分别惩处，伸张国法。第三，应当清理核查饷银款项。上海附近官卡、贼卡、枪船关卡林立。正税之外，厘捐、月捐、船捐、亩捐、房捐不断增加。臣听闻官吏、士绅、商人都说每日可收银两万两，月入六十万两。兵勇四万人，每日饷银三钱，每月只需三十六万两，主管官员依旧入不敷出。请下令曾国藩、李鸿章严密清查。苏州、松江、嘉兴、湖州赋税额度天下第一。近三十年，年年减免缓征，官府、百姓互相拖欠，赋税变成虚额。如今历经大乱，田地荒芜、人户消亡。可否等战事大体平定，下令督抚核算，酌情保留商税，核减田赋，用盈余补足缺口，不突破法定税额。第四，应当抚恤遗民。江苏、浙江交界地方的刁民设立枪船，所到之处烧杀劫掠。这类人根据官军强弱选择依附对象，官军收复地方时必定充当贼寇内应。请下令督抚因地制宜处置，或令回乡务农，或编入军队，不要留下后患。至于沦陷郡县中被迫依附贼寇的士民商贾，如果不是心甘情愿从贼，只是苟且求生畏惧死亡，可以援引胁从不治罪的旧例，请求皇恩赦免。第五，应当防范外人。上海孤城能够保全，不能说没有外人出力。自从外人协助剿贼之后，所向无敌。有人说是出于义举，有人说是想要通商牟利，还有人说日后会恃功索要巨额报偿，臣不敢预先揣测。各处通商口岸，对外人过于尊崇。所幸我国新政清明，还没有萌生觊觎之心。长久相处下去，财利大权全部落入外人之手，百姓越发依附外人。要说这些外人一定没有狼子野心，实在难以深信。妥善驾驭外人，关键在于广泛了解外国情形。请下令各通商口岸衙门，翻译各国与时局相关的新闻，大事就上奏朝廷，借此预先防备。”奏疏呈上，皇帝认为所言颇有见地，下发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筹划办理，同时核查弹劾林福祥等人，依法处置。不久授詹事，升任内阁学士，多次署理兵部、礼部侍郎。
同治四年，编修蔡寿祺上疏弹劾恭亲王。朝廷命大学士倭仁等人核查上奏。殷兆镛和左都御史潘祖荫上疏说：“恭亲王辅政以来，功过早已被圣上洞察。重臣的任免，关系国家安危。恳请秉持公允中正，深思审慎处置；观察他是否悔过，给他改过自新的余地。才不会扰乱官员升降的根本法度，让后世天下人心生疑惑。”皇帝采纳他们的意见。同治六年，出任安徽学政。同治七年，授礼部侍郎，学政任满之后，仍然入值上书房，多次署理兵部、工部侍郎。不久授吏部侍郎，调任户部侍郎，再调礼部侍郎。光绪七年，因病请求辞官。光绪九年去世。
论曰：咸丰年间四方多战乱，文宗郁郁不舒，常年抱病。国库钱粮不足，铸造大钱、发行钞票，制度设立而弊端丛生。王茂荫多次进呈正直奏疏，都切中要害，清正耿直为当时第一，宋晋次之。袁希祖、文瑞都有所论奏。而徐继畬直接规劝君德，所上三防之论，立意尤为高远。王发桂谈论军事也颇有见识。廉兆纶协助守卫江西，雷以諴在江北分兵防御，都建有功绩。陶樑是文坛宿儒，吴存义、殷兆镛都是素有清望的近臣。吴存义主持云南、浙江学政，深得士子之心；殷兆镛慷慨议论国事，对家乡民生疾苦谋求补救，言论何等深切！
列传二百十
宗稷辰 尹耕云 王拯 穆缉香阿 游百川（沈淮）
宗稷辰，字涤甫，浙江会稽人。道光元年考中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升任起居注主事，再迁户部员外郎。咸丰元年，升任御史。上疏请求下令各省认真推行保甲制度，大略写道：“州、县官应当长久任职，给予充足时间；填写门牌要仔细核对，经办的差役不得摊派费用拖累百姓。酌情启用县丞、主簿协助办理，先整编大宗宗族，相互联属。同时可以宣讲法令，兼具团练、社仓的益处。”皇帝下诏令各省督抚，结合本地情形斟酌施行。又上疏提议统筹财政收支，崇尚务实、去除虚浮，提出清查、报效、生息三项要务；又上疏请求酌情调整赋税征收办法，令亏欠赋税的州县官员戴罪严催：都下发户部审议。咸丰五年，听闻皇帝将要谒陵，还没有下旨确定行程。宗稷辰上疏说：“京南州县遭受水灾，连年战乱，百姓刚刚得以休养生息，恳请推迟一年谒陵。”咸丰帝下谕：“每年谒陵，本是国家典礼。如果京畿民生财力难以承担，也一定会权衡时局暂缓。如今并没有下诏确定谒陵日期，宗稷辰凭空揣测上奏，只为博取敢谏的虚名，并无实际意义。这种风气不能助长！”交由吏部议定处分。
不久又上奏说：“自从太平军占据长江流域，数年以来，文武官员能征善战的很少。像乌兰泰、塔齐布、江忠源都是难得的良将，大多没能充分施展才干，以身殉国。胜保、张亮基、袁甲三勇于任事，也没能尽其才，获罪罢官。近期支撑湖南湖北，依靠几位读书人，像胡林翼、罗泽南，能身先士卒训练部卒。这两个人，实际上是曾国藩发掘举荐。此时如果开设文武兼备一科，确实可以解救当下危难。但是大臣大多不敢举荐人才，一是担心举荐之人才疏，自己连带获罪；二是担心时运困顿，举荐之人无法建功。国家危难之际，依旧固守旧规。一旦战事失利，动辄以军饷不足作为借口。军饷固然要筹措，但试想，用兵缺少人才，就算搜刮百万金银，也如同丢弃尘土，终究无用。臣见闻浅陋，不能遍识天下人才。所知湖南的左宗棠，懂得权变，被封疆大吏倚重。如果让他独当一面，才干不下于胡林翼、罗泽南。多次被举荐，仕途进退淡然，有胆识有学问，可以任用的，还有湖州的姚承舆。策论谋划深沉、见识过人的，常州周腾虎、管晏，桂林唐启华，都关心时务，如今埋没民间。如果能够破格招揽贤才，接连举荐任用，得到一人就可以平定数州，得到数人就可以肃清一片区域。长江虽被贼阻断，不难分路建功，限期平定。恳请皇上下令内外大臣举荐所知人才，无论是否出仕，只要文武兼备，都可以征召起用，一定可以网罗天下英才。”奏疏送入，下发各督抚，命令对左宗棠等人加以考察，送京城引见。左宗棠从此得到朝廷提拔，当时论者称赞宗稷辰善于识人。
升任给事中。当时京城流通大钱，商人百姓深受其苦。宗稷辰上疏请求恢复使用制钱，称作“祖钱”；大钱改为纯铁铸造，大小钱并行流通。下发户部商议，方案被搁置，没有施行。又因为京畿水灾，上疏请求紧急赈济，朝廷采纳。不久授山东运河道。捻军入境，宗稷辰在济宁牛头河沿岸修筑防御战墙，北岸六千三百丈，南岸八千六百丈，依靠工事抵御贼寇。因功加盐运使衔。同治六年，因病辞官，不久去世。
宗稷辰的父亲宗霈正，曾任湖南零陵知县，为官清廉，家中没有余财。宗稷辰侍奉母亲极为孝顺。治学尊崇王守仁、刘宗周。罢官之后，主持余姚龙山书院、山阴蕺山书院。在京城做官时，上奏请求在葛云飞原籍立祠祭祀；任职山东时，奏请重修方孝孺祠堂，刻印《正学集》。他振兴教化的举措大多如此。
尹耕云，字杏农，江苏桃源人。道光三十年考中进士，授礼部主事，再迁郎中。咸丰五年，太平军进犯京畿，惠亲王绵愉任大将军，僧格林沁为参赞军务，征召尹耕云入幕府辅佐。尹耕云上书论述防务，被咸丰帝知晓。咸丰八年，授湖广道监察御史，署户科给事中。当时国事多艰，每月数次上奏。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因贻误疆务被罢官，又被重新起用。尹耕云上疏说：“讷尔经额的罪状，天下共闻共见，不明白为何再次起用。如今江淮、楚豫战事没有平定，领兵大臣遍布各地。他们之所以奋不顾身，立志灭贼，固然出于忠义，也因为朝廷赏罚有信，足以使人心畏服。如果人人效仿讷尔经额，人心涣散，祸患难以估量。从前宣宗起用琦善，因为陈庆镛进言而罢免。恳请继承先帝之心，收回成命。”
当时太平军再次图谋进攻武汉。尹耕云上疏说：“武汉地处长江上游，向北可窥伺关陕，向南胁迫湖湘，向东撼动吴越，向西控制巴蜀。自古以来南北交战，都会拼死争夺此地。如今贼寇窥伺湖北，分兵袭扰广济、黄冈，逼近省城。巡抚胡林翼仅有数千兵勇，敌我兵力悬殊。长江水道绵长，首尾难以兼顾。侍郎曾国藩忠勇质朴，恳请授为钦差大臣，率领所部援救湖北，相比其他大臣，可以事半功倍。”
太平军攻陷定远，尹耕云上疏说：“定远失守，太平军、捻军新近合流，必定谋划北窜，把山东当作屏障。巡抚崇庆庆幸贼寇没有杀害官员、占据城池，贼寇退走之后虚报胜仗；对内巧妙遮掩，蒙蔽朝廷耳目；对外肆意盘剥，榨干百姓膏血。恳请朝廷念及这是边防重地，立刻将其罢斥，选派大员替代。在洪湖多招募水师，同时传令傅振邦全军移驻固镇、灵璧，希望收复皖北，稳固山东屏障。”等到庐州失守，他又上疏：“前人把省会设在安庆，和九江、江宁形成犄角之势，控扼长江。上年将省会迁到庐州，已经丧失地利，如今连庐州也守不住。胡林翼等人从武汉进逼九江，而安徽的贼寇，有的从英山、霍山窜入湖北，牵制上游官军；有的从徽州、歙县袭扰浙西，窥伺腹地。我军分路救援，疲于奔命。贼寇四通八达，我军无法三面合围。就算每日收复一城，又有何用？巡抚福济屡次战败，威望受损。候补京堂袁甲三素来深得民心，如果任命为安徽巡抚，必定舍身报国。”
等到曾国藩出兵，尹耕云上疏说：“战事兴起以来，征调天下兵力，耗费数千万军饷，最终不能捣毁贼巢擒获贼首，就是因为多次错失战机。如今曾国藩训练精锐，所向克捷。陈玉成、张洛行率领数十万强悍贼寇，合力奔赴潜山、太湖抵抗。敌军兵力十倍于我，一旦出现疏漏，关系重大。此时庐州、凤阳、六合的贼军兵力单薄，请下令袁甲三、张国梁限期直捣贼巢，逼迫贼寇回援；或者从小路作为湖北军队的声援，也足以摧毁贼寇嚣张气焰。”另外上疏弹劾河道总督庚长，请求由袁甲三兼任；又论云南回乱不宜一味主抚；又陈述京师根本要务，平粜粮食、采购储备、抚恤灾民、积蓄粮草诸事应当一并办理；还陈述钱币制度积弊。多篇奏疏大多被采纳。
英法联军合兵进犯天津，尹耕云单独上七道奏疏，联合他人合奏两道奏疏，极力主张决战。咸丰帝命王公大臣集会商议。尹耕云和郑亲王端华等人意见不合，激烈争辩，痛哭而退。尹耕云早年在礼部任职，肃顺很看重他，经此事后遭到肃顺憎恶。咸丰九年，发生科场大案，科道官员因没有纠察被交付吏部议处，尹耕云因为担任内场监试，处分最重，降二级调用。咸丰十年，京师戒严，皇帝打算前往热河。尹耕云替团练大臣草拟奏疏劝阻，又亲自写信给肃顺，最终没有被采纳。侍郎文祥提督九门，在东城遇见尹耕云，两人相对痛哭，一同规划留守京师各项事务。
胡林翼上疏举荐尹耕云富有谋略，请求起用。恰逢副都御史毛昶熙办理河南团练，上疏调尹耕云随军。同治元年，尹耕云率领五千部众，跟随僧格林沁平定金楼寨教匪；又会同提督张曜攻克张冈捻军巢穴，以道员记名，赏赐花翎。同治三年，署河陕汝道。西征军队在陕州采购粮食，当地市斛容量偏小，责令属县补足差额，多达数百万斤。尹耕云奏请全部免除。外地过境军队有违法作乱的，尹耕云斩首示众。境内多刀匪，尹耕云请求能够调度河、陕地方军队，按时发放粮饷，士兵全都听命效力。
同治四年，张总愚进犯京畿，尹耕云跟随巡抚李鹤年进军磁州，献策修筑长围截断贼寇退路。两次署理粮储盐法道，协助办理战后善后事务，疏浚惠济河，堵塞黄河决口，叙功加布政使衔。同治十三年，正式补授河陕汝道。河陕地区徭役繁重，仅次于正赋。尹耕云订立固定制度，严格核查，百姓困苦稍稍缓解。光绪三年大旱，分条上奏七项救荒举措，还没来得及推行，就卒于任上。
尹耕云担任谏官时以正直敢言闻名；出任地方监司之后，巡抚张之万、李鹤年都倚重他，很多军务都由他谋划。去世之后，巡抚李庆翱因灾荒遭弹劾，牵扯冒领军饷一案，供词牵连尹耕云，最后尹耕云的冤屈得以洗清。
王拯，原名锡振，字定甫，广西马平人。道光二十一年考中进士，授户部主事，充军机章京。大学士赛尚阿到广西督师，王拯随同前往。王拯感慨时局多难，慷慨想要有所建言。咸丰年间，从郎中多次升迁，官至大理寺少卿。同治二年，降捻宋景诗从陕西折返，袭扰直隶、山东。王拯上奏：“宋景诗在冈屯修筑砖堡，地势坚固。从陕西逃回，同党不过数百人。崇厚等人一再姑息养奸，裹挟百姓达到上万。近来又在昌邑、莘县、聊城、临清四州县，命令各村将收获麦子和佃户平分，运送至冈屯。他名义归降，本心愈发悖逆。请密令直隶总督刘长佑设计调他到军营，公布罪状诛杀。如果抗拒不来，直隶官军也可以越境进剿。除掉宋景诗之后，杨蓬岭、程顺书等首恶，都可以一并诛杀，除去巨患，安定京畿。”奏疏呈上，没有实施。后来宋景诗最终因叛乱被杀。
战事尚未平定，曾国藩提议在广东筹措军饷，劳崇光创办厘金，弊端丛生。王拯上疏说：“两广是战乱起源之地，岑溪、容县数年都被贼寇占据。信宜陈金缸是最大贼首，各路贼寇互相勾结，蔓延难除。劳崇光办理厘金，大多命令士绅商人包缴垫支，如同剜肉补疮，怎么能够长久？等到劳崇光离任，征收数额减少。近来甚至出现厘金局委员被民众殴伤，或是被百姓戴枷示众之事。固然民风强悍，官吏恶劣也由此可见。长期战乱之地，贼寇负隅顽抗，官府多方搜刮财源。臣担心好处没有一成，祸害已有百倍。万一两广再度糜烂，更不知如何处置，岂只是厘金无法办理而已？”顺势举荐广东道员唐启荫、两淮盐运使郭嵩焘、浙江盐运使成孙诒。不久朝廷任用郭嵩焘督办广东厘金，就是由王拯这篇奏疏发起。
同治三年，升任太常寺卿，署左副都御史。上疏评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侍郎崇纶、恒祺、董恂、薛焕猥琐庸碌，举国皆知。臣担心外邦轻视我朝，认为朝中二品大臣，大抵都是这类人，成为朝廷的耻辱。就算人才难得，或者适合在总理衙门任职，圣上也应当稍加贬抑，或授予闲散职务，或给虚衔，才能让外邦敬佩我朝甄别官员的严格。天下臣民听闻，也能明白朝廷包容人才、羁縻外邦的用意。”
不久升任通政使，依旧署左副都御史。上疏说：“近日苏州、杭州接连攻克，直隶、山东肃清。臣观察自古以来将要成就大业、功败垂成之时，无不是凭借谨慎，才能够平定祸乱。金陵贼巢预计三四月间可以攻克，而丹阳、常州互为犄角，李秀成等身经百战的悍贼，聚集死守。杭州、嘉兴攻克之后，残余贼寇并入湖州。从皖南窜入江西的贼寇，蔓延玉山、铅山、金溪、建昌二三百里，号称八九万人，还有闯入福建境内的。又听闻李世贤亲自率领大股贼寇，从淳安、遂安接踵而来。曾国藩、左宗棠长期用兵，此前多次上奏不急于求一时之功，都是深谋远虑。唯独皖、浙交界预先布防一事，曾国藩打算命令徽州、宁国各部分兵防守；左宗棠认为不如合力攻取广德，扼守贼寇逃窜道路。两份方案还没有议定，贼寇已经从安徽窜入江西。贼寇劫掠已久，人数太多，很难全部歼灭而不使一人逃脱。臣认为这股贼军人多势大，一心奔逃流窜，前一股还没有重创，后一股又接踵而至。一旦深入江西腹地，残余贼寇再度壮大，又会形成燎原之势。而且从江西越过福建，可以直扑汀州、潮州，是历年流贼熟悉的路线。黄文金由此而来，石达开由此离去，往事足以深以为戒。朝廷多次下谕，谆谆告诫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以及闽粤各督抚严加戒备。大功将要告成之时，唯有同心协力，互相筹划攻守，务必截击追剿四散流窜的贼寇，使贼到处遭受重创，日渐衰败零落，不能喘息，杜绝巨大后患。臣还有一事恳请：皖、浙各军与贼相持已久，所需军饷，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各自在江西、湖南等省筹措。曾国藩奏请在江西设立总台，用一省厘捐收入供养十万皖军。浙江军队自然无法分饷，就连曾国藩部下每月饷银，听说也只能发放数成。不得已打算从广东筹措厘捐，又不能立刻办成。百姓目光短浅，各怀私心，本是人之常情。广东如此，江西难道不是？此前沈葆桢上奏请求将江西茶税、牙厘收入归本省征收，不久经部议准许留存一半。想来曾国藩等人不会心生怨怼。但是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盼望大功告成之时，忽然听闻军饷来源将要削减，军心可能生出疑虑。如何激励士兵奋勇作战？恳请下令江西、安徽、湖南、广东封疆大臣，在此紧要关头，无论变通多么艰难，务必竭尽诚心，同心共济。甘肃回乱尚未平息，中原残余捻匪仍在；汝南陈大喜窜入湖北，从随县、枣阳逼近襄阳、樊城；张总愚从南台山窜入内乡、淅川，时时担心两股贼寇会合。汉中贼寇全部逃往宁陕、商州一带，听说将要会合襄樊贼寇回援金陵，实在不可轻视。当下陕西军务，政令多头。李云麟追击贼寇到商於，忽然率军西返；在兴安，没能阻挡贼寇外逃；在汉阴遇到贼寇就躲避，纵容部卒劫掠，应当酌情裁抑。刘蓉素有学问，自视极高，汉中贼寇本由他专门负责，贼寇却四处流窜，更应当立誓扫荡，才不负朝廷重托。多隆阿声望最高，众人推崇为第一名将，近来声望受损，应当下谕训诫。雷正绾所向克敌，足以独当一面，但是整个甘肃官吏之中，缺少正直大臣支撑。如今听闻兰州和庆阳音讯隔绝，恩麟临时代理总督印信，只是善于逢迎的平庸之人，见识浅陋；熙麟坐守庆阳、宁夏，又被庆昀的种种失误拖累。臣愚以为应当尽快选拔公正能干大臣前往镇抚整顿。当今天下，岂能轻易说全境安定。南北战事渐渐平定，如果西北军务也能处置妥当，就算大体清宁。朝廷是天下根本，宫廷官府清明严整，和疆场将士奋发振作之气相互感应，自然相通。天下大局日渐好转，却依旧有很多艰难大事。有人就以为时局清明，万事顺遂，如同天下已经安定。人大都喜好新变化、安于旧习，畏惧困难、贪图收获。只有洞察时局、心怀至诚的君子，能够深刻体察，引以为戒。昔日诸葛亮，三代之后第一人，史书唯独称赞他谨慎。朱熹告诫宋孝宗：“如果沉溺安乐如同饮毒的危害一天天滋长；卧薪尝胆的志向一天天淡忘。”臣怀着过分的忧虑，冒昧上疏直言。”奏疏送入，朝廷知晓。不久王拯辞官归乡，去世。
穆缉香阿，字居南，满洲镶红旗人。由工部主事多次升迁至郎中。同治四年，授山东道监察御史。上疏请求审慎挑选宦官，大略写道：“皇上年幼登基，圣学日渐长进，见识一天天开阔。身边侍从之人，应当预先谨慎挑选，不要让日后蛊惑圣听。追溯从汉末到前明，朝政败坏，大半源于宦官。宦官初入宫，常用小忠小信、机敏逢迎，目的就是博取恩宠巩固地位。等到结成党羽，就骄横专断，挟持君主。就算英明君主，也费尽心力不能清除。当时臣民切齿痛恨，终究无可奈何。我朝列位先帝，远胜前朝，不但不准宦官干预政事，就算日常应答往来，也不给予过多辞色，使他们没有机会谗言谄媚，潜移默化蛊惑君上。因此二百多年，不曾造成祸患。即便防范如此严密，依旧有防不胜防的隐患。嘉庆癸酉年事变，还有宦官勾结贼寇，宦官反复无常已有明证。如今皇太后垂帘听政，深知其中弊病，防微杜渐，吸取前朝教训，不使小人蒙蔽。知人善任，朝政清明。数年之后皇上亲政，一定不会宠信宦官贻误国事，哪里需要臣下多余忧虑？但臣区区愚诚，不能不说。如今正是扩充圣学的时候，虽然大臣都尽心辅佐，宦官侍从更要仔细甄选。臣认为设置宦官，只是供奔走使唤，万万不可挑选年轻机敏之人长期侍奉左右。恳请皇太后挑选忠厚老成之人，早晚侍奉皇上。那么将来皇上亲政，一定不会遭受宦官欺骗蛊惑，帝王盛德，由此奠基。”
同治五年，上疏论大学士曾国藩督军剿捻，长久没有大功，请求酌情予以责备。皇帝认为曾国藩多次上疏请罪，特地命他回任专门筹措军饷，虽然没有完全平定叛乱，不能等同于贻误军情，斥责这份奏疏言过其实，搁置不议。外放为山西蒲州知府，不久去世。
穆缉香阿熟习本朝掌故，家中收藏邸报，从开国初年以来几乎完备。
游百川，字汇东，山东滨州人。同治元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同治六年，升任御史，巡视西城。宗室宽和等人多行不法之事，游百川上奏弹劾惩治，一时间权贵近臣收敛行迹。同治七年，捻军从山东窜入直隶。游百川奏请下令领兵大臣迅速剿贼；又上疏请求严禁各省种植罂粟，都被采纳。上疏论述内外官署差役积弊，朝廷下诏通令全国严加禁止。又说：“清除吏弊重在整肃官场风气，更要提振官吏士气。请下令各部堂官，在各司之中选拔数名贤才，授予事权，明确责任。查出差役舞弊，据实上奏，依旧依据勤勉怠惰评定功过。赏罚分明，人才自然奋发。外省地方官本就有权惩治差役，严令各督抚依据地方挑选官吏，不要随便用人试任地方。举荐贤才，弹劾劣员，再选派清廉正直大员按时巡察，遇到贪官恶吏，列状上奏。”
黄河改道北流，山东州县多次遭受水灾。游百川上疏请求赈济。河道总督文彬、山东巡抚丁宝桢请求将黄河引回淮徐旧道，朝廷命大臣集会商议。游百川上疏说：“黄河水向南还是向北，必须议定一个定论。如果提议恢复旧道，从工程、经费，引黄济运来看，有三件事不能仓促决定：如果直接以大清河作为黄河水道，旧河道无法容纳，河面必须拓宽。百姓田地房舍如何迁移安置，必须仔细勘测土地；就算拓宽河面，恐怕依旧难以容纳，必须另开支河。徒骇河、马颊河、钩盘河、鬲津河虽有名可考，能否开挖、有无后患，需要权衡分水方案；黄河北流是前所未有的情况，一旦处置不当，人心动荡，舆论哗然，必须审慎把握时机。恳请特派大臣巡视上下游详细勘察，再确定对策。”
同治十二年，皇帝亲政，下令修葺圆明园，奉皇太后居住。御史沈淮上疏请求暂缓修缮。皇帝特意下谕，宣告奉养两宫太后的心意，只修缮安佑宫供奉先帝画像，以及皇太后居所、理政之处，一切力求节俭，不追求华丽，其余地方不必兴修。游百川接着上疏继续劝谏。皇帝召他入宫责问。游百川从容直言，毫不退缩，皇帝为之动容。一时间，敢于直谏的名声震动朝野。不久，游百川因丁忧回乡。守孝期满复职，升任给事中。
光绪五年，外放湖南衡永郴桂道，升任四川按察使，提拔为顺天府尹，再迁仓场侍郎。光绪九年，山东黄河决口，数十州县受灾。朝廷命游百川会同巡抚陈士杰办理河工与赈济。游百川轻骑遍历黄河北岸上下游，先行发放紧急赈粮。会同上奏，请求修筑两岸遥堤，堤内再修缕堤，防止黄水泛滥；又奏请疏浚小清河，分引黄河水入海，建议获准施行。回京之后，因为仓廪失火，罢官回乡。数年后去世。
沈淮，字东川，浙江鄞县人。道光二十九年考中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咸丰十年，文宗去往热河，沈淮来不及随行，痛哭想要投井，家人看守才没有自尽。升任刑部主事，晋员外郎，授陕西道监察御史。上疏弹劾户部主事杨鸿典揽权受贿，交付刑部审问，仅以小过降级。等到阎敬铭任尚书，才上奏弹劾，将杨鸿典罢黜。圆明园工程兴起，沈淮率先上疏劝谏，当时和游百川齐名。光绪元年，担任顺天府乡试监试，带病办理考务，考完出场不久就去世。家中本是中产，在京城做官，家产变卖殆尽，世人佩服他清廉的节操。
论曰：战争时期局势瞬息万变，朝中官员依据传闻上奏议论，往往难以切中要害。宗稷辰重在举荐人才，尹耕云评议将帅罪责，王拯主张协调封疆大吏合力平贼，能着眼大局。王拯的奏疏尤其详尽完备，因为身在中枢，能看到军报，和仅凭传闻上奏的人不同。穆缉香阿请求慎重选用宦官，游百川、沈淮劝阻修建圆明园，忠直敢谏的名声，确实不假。
列传二百十一
吴振棫 张亮基 毛鸿宾 张凯嵩
吴振棫，字仲云，浙江钱塘人。嘉庆十九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道光二年，外放云南大理知府，历任山东登州、沂州、济南知府，安徽凤阳知府；山东登莱青道；贵州粮储道；贵州按察使；山西、四川布政使。咸丰二年，擢云南巡抚。寻甸、东川回民起事，太平军从广西闯入开化、广南境内。吴振棫会同总督吴文镕先后派兵平定。咸丰四年，调任陕西巡抚，尚未动身，署云贵总督。贵州兴义、普安匪乱爆发，传令安义镇总兵金刚保等人剿贼。遵义也被贼围困。会合云南、贵州兵力，接连作战取胜，在石阡葛庄司擒获匪首杨凤先。咸丰五年秋天，才抵达陕西巡抚任上。匪首陈通明受太平军指使，在潼关纠集党羽准备响应，吴振棫设计擒获，抓捕同党张顺、罗吉祥等人依法处置，受到皇帝下诏嘉奖。盐税摊入田赋，税额数倍于从前。吴振棫上奏改为招商贩盐，先征税后放盐，百姓感到便利。不久，擢升四川总督。
咸丰七年，调任云贵总督。云南汉民、回民积怨已久。中原战事紧急，协济军饷断绝，回民叛乱愈发猖獗。地方团练强横，动辄互相仇杀劫掠，省城戒严。前任总督恒春无力控制，夫妻一同自缢；巡抚舒兴阿也因病请求离任。只有布政使桑春荣困守危城。文宗知晓吴振棫熟悉云南情形，因此任命他接任。命令挑选三千川兵，携带五万两饷银急速赶赴云南，调前任山东巡抚张亮基帮办军务，作为副手。吴振棫抵达之后，先驻扎宣威，进驻曲靖。上疏说：“先剿后抚，顺势而为，道理浅显易懂。兵力强盛、粮饷充足，本当如此。前任总督林则徐征讨永昌回匪，兵勇一万余人，本省可以筹措粮饷；弥渡一战取胜之后，贼寇随即受抚，事发之地只是滇西一隅中的一小块地方。这次贼寇遍布云南三迤，情形完全不同，这件事不是几千士兵、十几万粮饷就能办妥的。如果轻率贸然行动，只会有损国家威严，对事情毫无帮助。臣刚到云南时，对汉人、回民两方都没有私怨，只打算凭借军队威势，再用恩德信义笼络，但凡有来申诉的，都公平处置。省城是根本重地，省城的回民安抚解散之后，其余地方再依次办理；那些凭险抗拒的，仍然应当全力进剿。叛匪势力渐渐孤立，就容易对付。倘若不自量力而急于动手，就再也没有回旋余地，祸患会更加深重。如今没有可调的兵力，没有可筹措的粮饷，皇上日夜操劳忧虑，要处理的不只是云南一省的事务。臣既要为云南一省谋划，更要为天下全局考虑，怎么能再出现失误，导致征调兵马永无休止？所以没有先说进剿，而先讲招抚，实在是万不得已的苦衷。虽然成败得失难以预料，但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好办法。”
吴振棫又上奏说：“在籍侍郎黄琮、御史窦墉、总兵周凤岐奉命办理团练，在省城设立团练总局。周凤岐意见不合，为避嫌不愿参与事务。黄琮、窦墉联合署名张贴告示，一味主张全力剿杀，民间纷纷组建团练，回民的猜忌怨恨一天天加深。地方官员苦心劝导解散团练，汉人百姓却常常聚众冲击公堂、堵塞官署，逼迫官吏屠杀回民。所以团练在别的省份是紧要事务，在云南反倒成了巨大祸患。黄琮等人常说省城团练可以集结六十万人，不必担心匪寇进犯。回民叛匪当初来到城外时，人数不到一千，团练乡丁征召不来，就算征召来了，一交战就溃散。近来省城团练一万多人，每月需要粮饷数万，经费供给不足。团练头目自行统领队伍，不完全听从官府调派。回民本有请求招抚的意向，坚持主战的人忽然派遣团练前去进剿，妄自杀戮来邀取功劳，致使本可以招抚的回民最终不能安抚。黄琮、窦墉是朝廷特派人员，不是臣能够管制的，请皇上下旨裁定。臣已经行文通知桑春荣严格核查守城团练，裁汰冗杂多余人员，节省无谓耗费。团练全部归官府统辖，如果不接受调派、擅自出兵，就按军法处置，这样才能统一事权，避免多方掣肘。”
奏疏递入宫中，皇帝下诏罢免黄琮、窦墉的官职，准许回民悔过自新；那些顽固不肯归降的，则全力剿办。汉人百姓借团练名义肆意屠杀劫掠的，一律按军法处置。于是吴振棫派遣汉、回两族委员前往省城晓谕汉、回民众，化解猜忌嫌怨，划分各自居住的街道，拨还抵偿难民损失的产业，议定章程，遣散民众回归本业。先后剿平霑益回民叛匪，斩杀咸宁土匪李广沅。咸丰八年四月，招抚大局初步安定，吴振棫进驻省城，会同张亮基筹划办理迤西地区的剿抚事务。临安回民叛匪攻打府城，吴振棫派兵击退，又在阿迷州击败叛匪，解除河西县的围困。
这年冬天，吴振棫因病请求辞官，因为儿子吴春杰担任雁平道，便前往山西依靠儿子奉养。同治元年，朝廷命令他会同巡抚英翰防守黄河，不久又命他赶赴陕西协同办理军务。同治十年，吴振棫去世，皇上下诏按制度赐予抚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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