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云元年，多次转任官至左御史中丞，不久升任大理少卿。景云二年，皇帝下制书依照汉代制度设置刺史监察郡县，在天下险要大州设置二十位都督，精心挑选威望厚重的大臣担任，于是任命王志愔为齐州都督，这个任命最终没有施行。又授齐州刺史，充任河南道按察使。没过多久，升任汴州刺史，依旧兼任河南道按察使。太极元年，又让他以原有官职兼任御史中丞、内供奉，特地赏赐实封一百户。不久加银青光禄大夫，授户部侍郎。出京做魏州刺史，转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都兼任本道按察使。他所到之处令行禁止，奸猾之人销声匿迹，境内秩序整肃。过了很久，征召入朝授刑部尚书。
开元九年，皇帝前往东都洛阳，命令王志愔担任京城留守。开元十年，京兆人权梁山谎称自己是襄王的儿子，自号光帝，联合党羽以及左右屯营押官发动叛乱。半夜，胁迫左屯营士兵一百多人，从景风门、长乐门攻破城门闯入宫城，打算杀掉王志愔。王志愔翻墙躲避叛贼。不久屯营士兵溃散，反过来杀死权梁山等五人，把首级传送到东都。王志愔因为受到这场惊吓而去世。
卢从愿，相州临漳人，是后魏度支尚书卢昶的六代孙。家族从范阳迁徙到此，世代是山东名门望族。二十岁考中明经科，授绛州夏县县尉，又参加制举，授右拾遗。不久升任右肃政监察御史，充任山南道黜陟巡抚使。奉命出使符合皇帝旨意，被授为殿中侍御史。屡次升迁做到中书舍人。
唐睿宗即位，卢从愿被任命为吏部侍郎。唐中宗之后，选官部门法度多有崩坏，卢从愿用心整顿条理，处理事务十分公平得当。对于那些冒名参选、伪造功绩履历的人，他都能够揭发检举。他掌管选官事务六年，前后任职的官员没有能比得上他的。皇帝嘉奖他，特地授予他一个儿子太子通事舍人的官职。卢从愿上奏疏请求把这份恩宠转赠给自己的父亲，朝廷于是追赠他的父亲吉阳县丞卢敬一为郑州长史。当初，唐高宗时期，裴行俭、马载任职吏部，最为称职。到这时，卢从愿和李朝隐同时掌管选官，也拥有很好的声誉。当时的人评价说：吏部先前有马载、裴行俭，后来有卢从愿、李朝隐。
开元四年，玄宗将新近授官的县令全部召来，在大殿之上当场策问考试，考核成绩列为下等的，全部放回家继续读书进修。卢从愿因为拟授的县令人才不当，被贬为豫州刺史。他处理政务严明简约，按察使上奏考核成绩，他被评为天下第一等。皇帝下玺书慰问犒劳，赏赐绢一百匹。没过多久，入朝担任工部侍郎，改任尚书左丞。又和杨滔以及吏部侍郎裴漼、礼部侍郎王丘、中书舍人刘令植删改修订《开元后格》，升任中书侍郎。开元十一年，授工部尚书，加授银青光禄大夫，并且命他担任东都留守。开元十三年，跟随皇帝登泰山封禅，又加授金紫光禄大夫，接替韦抗担任刑部尚书。连年充任考核京城内外官员的考使，前后办事都被评价公允妥当。
御史中丞宇文融蒙受皇帝恩宠掌权，因为核查搜出逃亡田地户口的功劳，本部门考核把他定为上等，卢从愿压制，不肯给予这个考评。宇文融心中十分怨恨，秘密上奏说卢从愿大量占有肥沃良田，多达一百多顷。后来，皇帝曾经挑选能够担任宰相的人，有人举荐卢从愿，皇帝说：“卢从愿广占田园，这是不廉洁。”于是搁置不再任用他。卢从愿一次早朝，路上遭到人射击，射中了他的随从，官府抓捕凶手最终没能抓获。当时舆论认为，卢从愿长期掌管选官，遭到被他压制贬抑之人的仇怨。
开元十六年，卢从愿任东都留守。当时因他的儿子起居郎，在官府售卖粮食时谋取剩余私利，被监察部门弹劾，卢从愿外调出任绛州刺史，又升迁为太子宾客。开元二十年，河北粮食价格高昂，朝廷下敕任命卢从愿为宣抚处置使，打开官仓赈济饥民。出使归来，卢从愿因为年纪大上表坚决请求退休，于是朝廷授他吏部尚书，准许他退休，给予全部俸禄。开元二十五年去世，享年七十多岁，追赠益州大都督，谥号为文。
李朝隐，是京兆三原人。年少时通过明法科考试出仕，授临汾县尉，多次升迁做到大理丞。神龙年间，功臣敬晖、桓彦范遭到武三思构陷，武三思暗示侍御史郑愔上奏请求诛杀二人，皇帝下敕命大理寺定罪处置。李朝隐认为敬晖等人的罪名，没有经过审讯核查，不能马上处以死刑。当时裴谈担任大理卿，另行拟判将二人处斩，还要抄没他们的家产，李朝隐因此违背皇帝旨意。唐中宗下令，要把他贬到岭南险恶的地方。侍中韦巨源、中书令李峤上奏说：“李朝隐素来清正耿直，断案处理事务都很得当，如果一下子把他远贬岭南，恐怕天下人会疑惑他究竟犯了什么罪。”中宗怒意消解，将他外放为闻喜县令。
不久升任侍御史，三次升迁后做长安县令。有宦官闾兴贵来到县衙托人情走关系，李朝隐下令把他拖拽出去。唐睿宗听说这件事后十分赞叹，在朝堂召见李朝隐，慰劳他说：“你做京城的县令能够做到这样，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于是下制书说：“不向强权低头谄媚上位者，不欺侮弱小凌辱下层百姓，是君子的本分；遇到权贵也必定绳之以法，身居官位不肯屈节，是正直之人的职责。长安县令李朝隐，坚守道义不肯屈从，清廉刚强坚持本心，多次传出优良政绩，屡有能干的名声。近日有宫中品官来到县衙，违背礼法制度，李朝隐能够用礼法责求他，用律法惩处他的过失。只是宦官这类人，大多有所依仗，在为政宽和的时代，一定会作威作福。翻阅历代典籍，常常为之感慨。我借鉴前代旧事，勤勉追求法度纲纪，能合乎我的心意的，正是这样的人。从前虞延惩治皇后的门客，梅陶鞭打太子的师傅，古代所称的直臣，如今又重新见到。想要表彰他美好的品行，提拔到重要职位，只是当下正值核查户口，政务重在休养百姓，应当加官一级，来彰显他刚烈的节操。可授太中大夫，特地考核定为中上，同时赏赐绢一百匹。”七次升迁后任绛州刺史，并且兼管吏部选官事务。
开元二年，升任吏部侍郎，选拔官吏公平允当，很受当时人称赞，皇帝降下玺书褒奖赞美，授予他一个儿子太子通事舍人的官职。开元四年春天，因为所任命的县令人选不当，外放做滑州刺史，改任同州刺史。皇帝前往东都，途经同州，李朝隐得到旨意被召见慰劳赏赐，赐衣服一套、绢一百匹。不久升任河南尹，为政清正严明，豪门大族收敛行迹。当时太子的舅舅赵常奴仗势欺压普通百姓，李朝隐说：“这种人如果不加以惩治，还怎么处理政务？”把他抓起来施以杖刑。皇帝听说之后，又下敕书慰勉他。
开元十年，升任大理卿。当时武强县令裴景仙索取赃物，累计价值五千匹，事情败露之后逃跑。皇帝勃然大怒，下令集合众人将他当众处死。李朝隐坚持上奏说：“裴景仙属于索取贿赂，按罪行不该处死。另外裴景仙的曾祖父，已故司空裴寂，当初参与开创国家，是开国首要功臣。载初年间，家族蒙受冤祸，兄弟全都遭到诛杀，只有裴景仙活了下来，如今继承宗祀。依据赃物数额不该判死刑，按照所犯情节也可以适用宽宥的律条。十代之内宽宥功臣后裔，他的功劳确实应当记念；如果让功臣一门断绝祭祀，情分上也值得哀悯。希望免去当众处决的刑罚，改判流放荒远之地，这样才符合优待旧功臣的道义。”皇帝亲笔写下诏书没有准许。李朝隐又上奏说：
生杀大权固然由君主独掌；但是量刑定罪有既定法条，臣子应当恪守。贪赃枉法，利用职权索取财物，达到十五匹就判处死刑；向人索取财物，没有利用职权枉法，就算数千匹，也只应当判处流放。现在如果索取财物就处以斩刑，往后遇到贪赃枉法的案件，又该施加什么刑罚？我是为国家爱惜法律，希望恪守律文，不敢随意变通法律来怜悯裴景仙的性命。从前有人在魏苑射兔、有人惊犯汉帝御桥，起初天子震怒，最后都听从朝臣的议论。哪里是天子威势不能管束，而是贵在维持法律恒定不变。再者裴景仙的曾祖裴寂，建国之初忠心守节，是开国元勋，身居三公高位，受到的恩宠远超常人。载初年间，家族蒙受冤枉遭到迫害，诸子无辜被害，只有裴景仙如今接续香火。如果完全抹杀裴寂的功劳，特意加重裴景仙的刑罚，那么古代称赞叔向贤德的事例还有什么值得称道，若敖氏的鬼魂就要断绝祭祀无人供奉了。宽恕他的罪过，顾念先人的功勋，恳请陛下听取我的意见。近来朝廷下达德音，广施恩泽，该判杖刑的允许减少杖数，该流放的放宽行程期限。天下百姓都满心期盼，无不感恩。四海之内都蒙受厚恩，怎么唯独对这一个人，要施行超出常规的重法？恳请陛下采纳我的建议，依法处置裴景仙。
皇帝于是下达制书说：“罪行不在大小，关键要看情理；刑罚贵在执行，不在于严酷。我树立准则教化天下，希望万物各得其所，哪里是想用严刑杀戮，让百姓手足无措呢。裴景仙仰仗祖上余荫，越级当上县令，藐视国家法度，败坏社会风气，不懂得不贪为宝的道理，家中堆满赃财，事发之后就逃跑。要知道天降灾殃尚可躲避，自己犯下罪责难以逃脱。我之所以不依照常规律法，要处以极刑，是希望惩戒贪腐暴虐之徒，堵塞侵夺百姓的门路。但是考虑到他的祖父曾经参与缔造王朝，辅佐皇室立下大功，感念褒奖功臣后代的道义，为了宽和施政，应当免去死刑，把他流放到荒远边地。仍旧杖责一百，流放岭南险恶之地。”
李朝隐不久改任岐州刺史，因母亲去世离职守孝。丧期未满朝廷起用他做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他上书坚决推辞，皇帝下诏准许。李朝隐本性孝顺友爱，当时年纪已经衰老，守孝期间哀伤过度，身体格外消瘦。第二年，朝廷又下制书起用他为扬州长史，迫不得已才赴任。后来再次入朝任大理卿，多次受封做到金城伯，接替崔隐甫担任御史大夫。李朝隐素来有公正耿直的名声，每逢御史大夫职位空缺，当时舆论都看好他。等到身居这个职位，却没有弹劾检举什么权贵，只处理细碎的事务，声望因此有所下降。不久改任太常卿。开元二十一年，兼管广州事务，同时代理御史大夫，充任岭南采访处置使。第二年，死在岭南任上，享年七十岁。追赠吏部尚书，官府供给灵车，家属由驿站护送返回故乡，谥号贞。
裴漼，是绛州闻喜人。世代为当地望族。父亲裴琰之，永徽年间，任同州司户参军。当时裴琰之年少，容貌俊美，刺史李崇义一开始很轻视他。在此之前，州府有积压多年的旧案卷几百件，李崇义催促裴琰之尽快断完。裴琰之叫来几名文书小吏，递上纸笔，片刻之间全部审理判决完毕，文书辞藻优美，而且判罚合情合理。李崇义大为吃惊，向他道歉说：“您怎么能隐藏才干，让我犯下过错！”从此裴琰之名声大起，被人称为“霹雳手”。后来担任永年县令，施行仁政，官吏百姓刻石碑歌颂他。历任仓部郎中，因为年老有病辞官居家。
裴漼尽心奉养父亲，十几年不谋求官职。父亲去世之后，参加大礼科考试，授陈留县主簿，多次升迁做监察御史。当时吏部侍郎崔湜、郑愔因贪赃被御史李尚隐弹劾，裴漼一同审理这个案子。安乐公主和上官昭容袒护崔湜等人，裴漼始终坚持公正，上奏他们的罪状，很受当时人称赞。三次升迁为中书舍人。
太极元年，唐睿宗为金仙公主、玉真公主修建道观寺院，当时正值春季干旱，工程依旧不停。裴漼上疏劝谏说：
“我查阅《礼记》月令记载：不要聚集大量民力，不要兴办大型工程，不能大兴土木，唯恐妨害农作。如果政令失度，征调劳役不合时节，就会招来瘟疫，国家有水旱灾害，这是五行感应的必然结果。如今从春天到夏天，雨水迟迟不至，百姓忧心忡忡，束手无策。陛下虽然下达体恤百姓的诏令，东西两都却还在修建寺观，干旱的灾异，实在是由此引发。况且春季农时已到，农耕刚刚开始，正是壮年百姓下地劳作的时候，却大兴土木。我担心妨害农事太多，得到的益处太少，农夫蚕妇，将会陷入饥寒。所以《春秋》记载庄公三十一年冬天不下雨，《五行传》认为是因为这年三次修筑高台；僖公二十一年夏天大旱，《五行传》归因于当时修筑南门，劳役百姓。陛下常常挂念天下万民，心意恳切，安定国家救助百姓，防微杜渐。希望颁下明确诏令，停止两京官府民间各类营造工程，以及采买木料石料的事务。那么百姓就十分幸运了。如果耽误农桑，百姓流离，就算寺观建成，又怎么能解救百姓饥寒的苦难！”
奏疏递上去没有得到回复。不久改任兵部侍郎，因为选拔人才公平得当，朝廷特地授予他一个儿子太子通事舍人的官职。
开元五年，升任吏部侍郎，掌管选官多年，提拔了很多人才。两次升迁做黄门侍郎，接替韦抗任御史大夫。裴漼早年和张说交情很深，当时张说身居宰相之位，多次举荐他。裴漼又擅长上奏陈述，皇帝也器重赏识他。因此提拔为吏部尚书，不久改任太子宾客。裴漼家中一向节俭，身居清贵要职时间久了，开始置办歌姬侍妾，后宅服饰华丽，因此被当时舆论讥讽。开元二十四年去世，七十多岁，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懿。
裴漼的堂弟裴宽。裴宽的父亲裴无晦，曾任袁州刺史。裴宽见识通达有谋略，凭借文才出仕，骑马射箭、弹棋、投壶这些技艺尤其精妙。景云年间，任润州参军。刺史韦铣出任按察使，征召他做判官，裴宽办事清廉干练，善于断事，韦铣看重他的才干，把女儿嫁给他。后来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授河南县丞。两次改官任长安县尉。当时宇文融担任侍御史，核查全国逃亡田地户口，上表举荐裴宽担任江南东道勾当租庸地税兼覆田判官。转任太常博士。礼部拟定，国忌之日太庙祭祀要用音乐，下发太常寺商议。裴宽通晓礼仪制度，提出新见解：如果太庙的地位尊贵，而忌辰对应的人地位卑下，就演唱登歌；如果太庙地位卑下，忌辰对应的人地位尊贵，就撤掉管乐。中书令张说十分赞赏裴宽的见解，采纳推行。两次升迁为刑部员外郎。万骑将军马崇光大白天杀人，当时开府、霍国公王毛仲深受宠信掌权，想要徇私枉法摆平这件案子，裴宽坚持依法办案不肯退让。兵部尚书萧嵩担任河西节度使，上奏让裴宽和郭虚己做判官，多年对他十分信任重用。萧嵩升任中书令，裴宽历任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开元二十一年冬天，裴耀卿以黄门侍郎身份主持政务，跟随皇帝出关，主持江淮漕运，在河阴设立粮仓，上奏任命裴宽为户部侍郎，做他的副手。
裴宽为人友爱，兄弟大多做官显贵，子侄也有名声。他在东京修建宅院，全家同住，八座院落相对，外甥侄子都有休憩的居所，击鼓之后全家一同吃饭，当时世人都认为这是荣耀。朝廷任命他为吏部侍郎。等到玄宗返回京城，又改任蒲州刺史。蒲州境内长久干旱，裴宽一入境，就降下大雨。升任河南尹，不依附权贵，体恤底层百姓，地方治理安定太平。改任左金吾卫大将军。过了一年，授太原尹，赐紫金鱼袋。唐玄宗作诗为他饯行，写道：“德比岱云布，心如晋水清。”
天宝初年，授陈留太守，兼任采访使。不久范阳节度使李适之入朝做御史大夫，朝廷任命裴宽为范阳节度使兼河北采访使，接替李适之。这一年，又加授御史大夫。当时北平军使乌承恩，身为蕃族酋长，又和宫中权贵往来，肆意索取财物贿赂，裴宽依法查办他。檀州刺史何僧进献几十个俘虏，裴宽全部下令释放送回，所以蕃汉百姓都感念悦服。
天宝三载，任命安禄山做范阳节度使，裴宽改任户部尚书，兼任御史大夫。玄宗一向看重裴宽，对他恩宠日渐深厚。刑部尚书裴敦复讨伐海盗归来，夸大贼寇势力，又大肆叙录功劳，打开请托求官的门路。裴宽曾经委婉向皇帝揭发这件事。过了几天，河北的将士入朝奏事，极力称赞裴宽在范阳治理有方，边塞军民思念他，玄宗久久赞叹赏识。李林甫忌惮裴宽入朝做宰相，又厌恶裴宽和李适之交好，于是叫来裴敦复，把裴宽曾经上奏的事情告诉了他。裴敦复意气用事，性格粗疏，向来和裴宽互不服气，以为李林甫真心对待自己，愿意和他结交，并且诉说自己的冤屈。早先，裴宽曾经因为亲戚的缘故嘱托裴敦复，求取军功。这时裴敦复愤激之下，就把这件事揭发出来。李林甫说：“你要赶紧上奏，不要落在别人后面。”不久裴敦复跟随皇帝前往温泉宫，裴宽留在京城还没有出发。裴敦复手下的军将程藏曜、郎将曹鉴，曹鉴是郴州富豪，程藏曜是岭南部族首领的儿子，二人都有别的案件，有人到御史台告发。裴宽受理状词，逮捕曹鉴等人审讯。裴敦复的判官太常博士王悦听说这件事，以为裴宽要搜集自己这边的罪证，连夜赶往温泉宫报告裴敦复。裴敦复十分恐惧，收拾行装等待治罪，又让自己的女婿拿五百金贿赂杨贵妃的姐姐杨三娘。杨氏立刻在皇帝面前替他说话，第二天，裴宽就被贬为睢阳太守。
裴宽为政清廉简约，所到之处百姓都爱戴他。当时舆论都看好他出任宰相。等到韦坚祸事爆发，裴宽又因为亲戚牵连，被贬为安陆别驾员外置。李林甫派罗希奭南下诛杀李适之，特意绕道经过安陆，想要恐吓逼死裴宽。裴宽叩头哀求，罗希奭没有停留就离开了。裴宽害怕被杀，上表请求出家做和尚，皇帝下诏不许。但他信奉佛教，常常和僧人往来，焚香忏悔，年纪越大越是虔诚。多次升迁做东海太守、襄州采访使，授银青光禄大夫，改任冯翊太守，入朝拜礼部尚书。天宝十四载去世，七十五岁。皇帝下诏追赠太子少傅，赐丧葬用帛一百五十段、粟一百五十石。裴宽兄弟八人，全都考中明经科，其中五人在台省任职或者掌管州郡。
裴宽去世之后，弟弟裴珣担任河内郡太守。安禄山叛乱，裴珣正在为父亲守丧，本打算奔赴朝廷，又担心连累母亲，于是前往河东节度使那里表明忠心，之后退居。后来为母亲守孝，又落入史思明手中，史思明授予他伪官加以任用。裴珣派弟弟裴朗秘密向长安递送奏表。唐代宗时期，裴珣官至左司郎中、兼侍御史、河东道租庸判官。
王丘，是光禄卿王同皎堂兄的儿子。父亲王同晊，官至左庶子。王丘十一岁参加童子科考试及第。当时童子科考生都以背诵经书为课业，唯独王丘凭借写文章考中，由此出名。二十岁，又参加制举考试，授奉礼郎。王丘气质清雅古朴，品行高洁，尤其擅长辞赋。同族长辈左庶子王方庆以及御史大夫魏元忠都举荐称赞他。长安年间，从偃师主簿考中制举，授监察御史。
开元初年，多次升迁做考功员外郎。在此之前，考功选拔人才，托人情走关系风气盛行，录取士人十分泛滥，每年多达几百人。王丘全部核实考生真实才干，登科的人仅仅满一百人。评论的人认为，从武则天之后几十年，没有人比得上王丘，之后席豫、严挺之也算不错。三次升迁为紫微舍人，因为起草诏令勤勉，加授朝散大夫，再改任吏部侍郎。掌管选官多年，办事公平允当。提拔任用山阴县尉孙逖、桃林县尉张镜微、湖城县尉张晋明、进士王泠然，都是当时杰出的人才。不久改任尚书左丞。
开元十一年，授黄门侍郎。这一年，山东发生旱灾饥荒，朝廷商议选派朝中大臣出任刺史安抚贫苦百姓。皇帝下达制书说：“从前咎繇对大禹说：‘关键在于识别人才，在于安定百姓。’这些都是以国家根本为重，成就帝王功业，日夜谨慎，一刻不敢忘记。可是部分地方长官不称职，百姓不得安宁，我思求贤良官吏，来矫正弊病，所以重视州郡长官人选，要从朝廷大臣当中选派。”于是任命王丘为怀州刺史，又任命中书侍郎崔沔等多人出任山东各州刺史。这些人到任之后，政绩没有值得称道的，只有王丘任职清廉严明，官吏百姓敬畏仰慕他。不久又分管吏部选官事务，入朝任尚书左丞。因父亲去世离职守孝，服丧期满，授右散骑常侍，依旧负责起草诏令。
开元二十一年，侍中裴光庭去世，中书令萧嵩和王丘有旧交，打算举荐王丘主持宰相事务。王丘知道之后坚决推辞，大力举荐尚书右丞韩休。萧嵩于是上奏举荐韩休。等到韩休做了宰相，便举荐王丘接替崔琳担任御史大夫。王丘不善言辞，上奏陈述大多不合皇帝心意。不久改任太子宾客，承袭父亲宿预男的爵位。很快因为生病，授礼部尚书，准许退休。
王丘虽然历任显要官职，始终坚守清廉俭朴，从不接受别人馈赠。住宅车马，都破旧简陋。退休之后，连买药的钱几乎都供给不上。皇帝听说之后十分感慨，下制书说：“王丘一向具备优秀才干，多次身居高位，近来因为疾病，得以安闲休养。听说他家境贫寒，医药都无力供给。长久做官，没有积攒私财。操守如此，和古代贤臣相差无几。优待贤才，是典籍首要推崇的，救济困乏，关系劝勉世人。王丘的俸禄全部照常发放，以此彰显特殊恩典，表彰清白的官吏。”天宝二年去世，追赠荆州大都督。
史臣评论说：唐朝建立以来，历经岁月，刚正清廉、心怀忠义的大臣，在台省官署之中比比皆是。只是时局有平安危乱，道义有兴盛衰微，不过是被任用或者不被任用罢了。睿宗、玄宗时代，李杰、毕构、苏珦、郑惟忠、王志愔、卢从愿、裴漼、王丘，都身居台省高官，德行名望兼备。像尹思贞、李朝隐，敢于顶撞李承嘉、窦怀贞，折辱闾兴贵、赵常奴，就是《诗经》所说不畏惧强权的人。解琬在北方统兵，料敌如神，功成身退，懂得知止知足，也值得称赞。
赞语说：尚书、台宪高官，京尹与州郡长官。我朝这些重要职位，谁能够称职？李杰、毕构、苏珦、郑惟忠，能够竭尽心力。王志愔、卢从愿、裴漼、王丘，修养德行。李朝隐蔑视权贵，韦凑纠绳皇亲。解琬美名远扬，威震燕地蜀地之北。
列传第五十一
李乂，薛登，韦凑（侄子韦虚心、韦虚舟），韩思复（曾孙韩佽），张廷珪，王求礼，辛替否。
李乂，本名李尚真，赵州房子人。年少时和兄长李尚一、李尚贞都以文章闻名，考中进士。景龙年间，多次升迁做中书舍人。当时唐中宗派遣使者到江南分道赎买生灵放生，动用当地官府财物支付赎金。李乂上疏说：“江南水乡，百姓以捕捞为生，渔获的收益，是百姓赖以生存的物资，当地的生计历来如此。陛下心怀仁爱，恩德遍及万物，把宏大的德泽施加到鱼鳖这类微小生灵。可是这份恩惠惠及禽兽，却没有润泽普通百姓。为什么？江湖物产丰富，生灵繁衍无穷；国库财物，供给耗费很容易耗尽。花费太少，解救生灵起不到作用；花费太多，国家正常开支就会短缺。与其拯救动物生灵，不如体恤百姓。况且做赎买放生生意的人，只看重利益，钱财源源不断流入他们手中，捕捞的渔网反而一年比一年多。朝廷一时施舍恩德，商人可以赚取百倍利润。不如把用来赎买生灵的财物，减免贫苦百姓的徭役赋税，安定国家爱护百姓，这样带来的福泽胜过放生。”
李乂负责起草诏令好几年。景云元年，升任吏部侍郎，和宋璟、卢从愿同时掌管选官，选拔人才公平得当，很受当时人称道。不久改任黄门侍郎。当时睿宗下令修建金仙、玉真两座道观，李乂多次上疏劝谏，皇帝总是宽容对待他。开元初年，特地命令李乂和中书侍郎苏颋整理起居注，摘录那些可以治国传世的善言良策，另外编录上奏。李乂在门下省任职，很多政令都加以驳正。开元初年，姚崇担任紫微令，举荐李乂做紫微侍郎，表面上举荐贤才，实际是把他调到自己手下，剥夺他封还驳正诏令的权力。很快授刑部尚书。李乂为人端方雅正，学识渊博，朝廷都认为他有做宰相的才干，恰逢生病去世。兄长李尚一，任清源尉，早年去世；李尚贞，官至博州刺史。兄弟三人的诗文合编为一集，名叫《李氏花萼集》，一共二十卷。
薛登，本名薛谦光，常州义兴人。父亲薛士通，大业年间担任鹰扬郎将。江都发生叛乱，薛士通和同乡闻人嗣安等人占据本郡，抵御贼寇。武德二年，派遣使者归附朝廷，唐高祖嘉奖他，降下玺书慰劳勉励，授东武州刺史。不久辅公祏在江都造反，派遣部将西门君仪等人进犯常州，薛士通率兵抵御，大败敌军，西门君仪仅仅只身逃脱。等到辅公祏平定，薛士通累积功劳封临汾侯。贞观初年，多次升迁做泉州刺史，去世。
薛谦光广泛研读文史，每次和人谈论前代旧事，一定多方引证实据，就像亲眼所见。年少和徐坚、刘子玄齐名交好。文明年间，初任阆中主簿。天授年间，任左补阙。当时选拔官吏十分泛滥，薛谦光上疏说：
“我听说国家以得到贤才为珍宝，臣子以举荐贤士为忠诚。所以子皮让位给子产，鲍叔牙举荐管仲，燕昭王把兵权交给乐毅，苻坚把国政托付王猛。子产遭受国人诽谤，管仲早年和人经商分财，燕昭王赏赐车马来止息谗言，苻坚处死樊世消除毁谤。身处猜忌之中却更加信任，面对谗言诽谤毫不怀疑，这是因为君主能够识别人才，考察足够深入。至于宰我被孔子批评，逢萌得到光武帝赏识，韩信在项羽那里不受重用，毛遂不被平原君看重，这就是错失人才的事例。所以君主任用不贤的人，政事就会混乱；得到贤良辅佐，时局就会安定。尧依靠八位贤才各项政务得以治理，周朝依靠十位贤臣天下太平。由此来说，士人不能不仔细考察，官职不可以随意授予。
近来举荐人才，大多不依据才干，互相吹捧博取虚名，谋求个人私利，忘却臣子为国的大义，这不是报效国家求取贤才，不契合陛下殷切求贤的愿望。
我私下考察古代选拔人才，确实和现在不一样。首先看重名声品行，考察乡里的评价，推崇礼让修养节操，看重节义树立信用，把敦厚质朴放在首位，把雕琢文辞放在次要位置。所以世人崇尚谦让风气，士人戒除轻浮习气。想要做官的人，必定修养坚贞的操守，懂得进取不易、退身要知机的准则。众人的舆论评判高下，州郡长官难以歪曲是非。所以地方贡举人才好坏，就是州郡长官的荣辱；士人丑行暴露，也是同乡人的羞耻。因此李陵投降匈奴，整个陇西士人都感到羞愧；段干木隐居，西河风俗变得美好。所以名声重于利益，小人贪求的风气就会消亡；利益压过名声，贪暴的风气就会盛行。教化风俗的根本，就要摒弃轻浮。从前冀缺因为懂礼让被提拔，晋国人就懂得礼义；文翁兴办儒学教化蜀地，蜀地读书人众多。燕昭王喜爱千里马，骏马就来到王宫；叶公喜好龙，真龙就现身。由此可知，上位者喜好什么，下面的人就会追随这种风气。
战国末年，虽然纵横学说盛行，汉代求取人才，依旧考察多方面品行。懂得礼节的士人，修养德行，乡里推崇，之后才会被官府征召。曹魏选拔士人，特别推崇放达不羁；晋宋之后，只看重门第家世。助长为求官奔走的风气，违背授官重在贤才的本意。南朝梁举荐士人，偏爱文章辞藻；陈朝选拔人才，特别看重诗赋。所以当时风俗看重诗酒，不把修身当作要务。到隋朝，这种风气还留存。开皇年间李谔向隋文帝上书说：‘曹魏的三位帝王，喜好文辞，忽略治国大道，追求雕琢文字的小技艺。文章一篇接一篇，写的无非风月云雾；案卷堆满书箱，描述的都是风云景物。社会以此互相夸耀，朝廷凭这个提拔士人，所以文辞越来越繁杂，政务越来越混乱。’文帝采纳李谔的建议，下制书禁止浮华的文章。同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为奏表浮华不实被治罪。于是风俗得到矫正，教化大行。隋炀帝即位，又改变旧法，设立进士科。于是年轻后生，又互相效仿，浅薄粗陋，追求速成，拼凑短篇文章，称作策学，不把务实当作根本，看重虚浮华丽。
大唐建立，虽然渐渐革除旧日弊端；陛下君临天下，希望选拔人才共同治理国家。树立根本推行教化，关键在于表彰贤才。如今举荐人才，和实际情况背离。乡闾评价掌握在小吏笔下，品行修养得不到长者评议。州府考场争相喧哗竞争，求人报恩拜谒权贵。诏令刚下达，就四处奔走于权贵府邸，上书献诗，只求得到权贵一点恩惠，竭尽心力，盼望得到提携。所以民间把参加科举求官叫作‘觅举’，觅就是自己求取，不是被别人赏识。观察他们的行为才干，人品高下就显现出来。谋求私利的心急切，公正的原则就被违背；贪图官位的心思显露，廉洁的风气就淡薄。就算不能谦让推举贤才，也不肯等待朝廷征召。哪里比得上那些品行高洁，不沾染世俗，受人礼聘才出世的士人！因此刚正之士，羞于自我举荐；平庸之人，舍弃疏远贤才，去依附权贵。选官部门，考场喧闹；州府向朝廷贡举人才，在宫门前争讼。诽谤非议四起，渐渐形成风气。追逐荣华的人，一定有追逐利益的心；懂得谦逊的人，没有贪财受贿的拖累。普通人，很容易被风俗改变。如果看重敦厚谨慎的人，想要做官的就会修养德行博取名声；如果开启奔走竞争的门路，求仕的人就会四处攀附勾结。攀附权贵，百姓就遭受祸害；洁身自爱，万民就蒙受福泽。风俗教化的演变，无不是由此而起。如今了解乡里的评价，只听里正的一面之词。有的人违背礼法，身犯刑律，冒占户籍窃取功勋，靠贿赂就可以在乡里不受指责。这怎么能和郭泰品评人物、裴逸人赏识后辈的公正相提并论。
至于有治国才干的人，只考试策论；有作战本领的人，只测试射箭。文章写得清奇，就列为甲等；文采稍差，就落第回家。用这种方式选拔人才，恐怕不符合实际。为什么？乐广要依靠潘岳代写文章，谢灵运文才胜过穆之；公孙弘文章不如司马相如，曹植文笔胜过荀彧。如果只凭策问取人，那么潘岳、谢灵运、曹植、司马相如一定排在孙弘、乐广前面；如果要辅佐处理国家大事，潘岳、谢灵运也没有什么补益。由此可见，不能只用一种标准选拔人才。说到武艺，赵云虽然勇猛，还要依靠诸葛亮调度；周勃虽然勇武，缺少陈平的谋略。如果让樊哙担任萧何的职位，没有处理政务的本领；让萧何进入军营，也没有保护君主的本事。战将擅长冲锋陷阵，谋将擅长谋划局势。所以马援堆米沙盘，就知道隗嚣可以攻取；陈汤屈指盘算，就判断乌孙局势。郦食其的八条谋略，汉高祖事后惭愧；公输盘九设攻城机变，被墨子折服。谋将不擅长拉弓射箭，良相哪里要看策论写得好坏。怎么能和那些卖弄辞藻、堆砌华丽文辞的人相比较。
希望陛下颁布明确诏令，订立严格的制度。千里之内出一位贤才，已经不算少；对于侥幸钻营求官的人，必须设立防范。摒弃虚浮华丽的文辞，采纳切合实用的良策，不要采信没有根据的言论，一定要听取忠直的谏言。文人，让他先做官处理政务来考核；武将，让他负责守备边防。开始听他的言论观察他的品行，之后按照名声考核实绩。这样心存侥幸、滥竽充数的人，就无处藏身。晏婴说：‘举荐一个人，要听他的言论，用做事来考核他；少听他说的话，多考察他的行动，文章写得朴拙，办事干练。’这就是选拔贤才的办法。那些武艺超群、文笔出众，有一技之长，却没有治国大才的人，可以做军队的爪牙，可以做文坛的表率。可以让他们写华丽的策论，练习射箭武艺，奉命写辞赋，听从军令上阵杀敌，量才任用，就不会有任用不当的祸患。吴起临战，手下献上宝剑，吴起说：‘擂鼓指挥，临难决断，这是将领的职责。单独挥剑格斗，不是将领要做的。’诸葛亮领兵，不披铠甲，驻军渭南，司马懿手持利剑，始终不敢出战，这哪里是靠弓箭刀剑的本事。杨得意诵读司马相如的文章，汉武帝说：‘恨不得和这个人同处一世。’等到司马相如来到朝廷，最终只做到文园令，没有授予公卿高位，就是因为他不适合担当政务。
汉代制度，举荐人才的人，要终身为被举荐人担保。杨雄因为举荐田仪不当，受到追责；魏相因为举荐贤才，得到奖赏。赏罚制度落实，托人情请托的风气就断绝；谦让道义彰显，追逐官位的门路就消除。朝廷就没有争夺俸禄的人，选官部门就有谦逊克制的官吏。还要放宽时间，让官员寻访筛选人才，有才干的就让他试任官职，观察能力；考察实际行事，分辨是非。举荐不实，就罢免举荐人的官职；举荐得到贤才，就给予举荐人赏赐。这样，发现贤才就不会隐瞒，享受俸禄不会独占好处。荀彧举荐钟繇、郭嘉，刘隐举荐李膺、朱穆，距离现在也不算遥远。举荐称职的人就受赏赐，胡乱举荐的人就治欺罔的罪，自然能够选拔到品行才干兼备的人才，君子之道就会兴盛。”
不久薛谦光转任水部员外郎，多次升迁做到给事中、检校常州刺史。恰逢宣州狂徒朱大目作乱，百姓四处逃亡，薛谦光严加守备安抚百姓，全州安定。改任刑部侍郎，加授银青光禄大夫，又升任尚书左丞。景云年间，提拔为御史大夫。当时僧人惠范依仗太平公主权势，强夺百姓店铺，州县官府不敢处理。薛谦光准备上奏弹劾，有人劝他搁置。薛谦光说：“御史台处理冤屈案件，有什么要回避的，就算早上弹劾晚上就被贬斥，也心甘情愿。”于是和殿中慕容玽上奏弹劾惠范，反而遭到太平公主构陷，外放为岐州刺史。惠范被杀之后，薛谦光升任太子宾客，改任刑部尚书，加授金紫光禄大夫、昭文馆学士。开元初年，担任东都留守，又改回太子宾客。因为和太子名字相同，上表请求使用字来称呼，皇帝特地下诏赐名登。不久，他庶子薛悦担任千牛，被监察部门弹劾，薛登被放归家乡。朝廷考虑他家境贫寒，特地依旧发放退休俸禄。开元七年去世，七十三岁，追赠晋州刺史。撰写《四时记》二十卷。
韦凑，京兆万年人。曾祖父韦瓚，隋朝尚书右丞。祖父韦叔谐，蒲州刺史。父亲韦玄，桂州都督府长史。韦凑永淳二年出仕，授婺州参军，多次改官做扬府法曹参军。州内前任仁寿县令孟神爽骄横放肆，多次犯法，勾结权贵外戚，前后任职的官吏没人敢制裁他。韦凑禀告长史张潜，请求借机处置他。恰逢孟神爽因事被审讯，韦凑毫不宽纵。孟神爽谎称手里有皇帝密旨，韦凑追问核实，确认是假话，于是将他杖杀，远近百姓都敬服。
韦凑景龙年间历任将作少匠、司农少卿。曾经因公事触犯宗楚客，被外放为贝州刺史。
唐睿宗即位，授鸿胪少卿，加银青光禄大夫。景云二年，改任太府少卿，同时兼任通事舍人。当时改葬节愍太子，皇帝下优待的诏书追加谥号；又为李多祚等人平反，归还官爵，还商议再加赠官。韦凑上书说：
“帝王发布政令，必须效法天道，使得三纲有序，等级制度各得其所，表彰善行，贬斥恶行。表彰善行，就赏赐爵位来劝勉；贬斥恶行，就设置刑罚来惩戒。赏赐刑罚覆盖不到的，就考察行为拟定谥号，褒贬人物，用来告诫后世。这都是最为公正的治国原则，不能徇私情。所以箕子、微子得到重用，管叔、蔡叔遭到诛杀。谥号，是臣子评议君主，晚辈评议长辈，定下‘灵’‘厉’这类恶谥，不敢用私情扰乱公理，其余的事情又怎么能失当呢。
我看到节愍太子和李多祚等人率领禁军，进犯皇宫，破门闯关，冲入宫禁，兵器直指天子，战马驰骋于内廷。孝和皇帝移驾玄武门，亲自晓谕逆顺祸福，太子依旧安坐马上，指挥军队不肯停止。不久他的党羽悔悟，调转矛头讨伐叛贼，有的主动投案。李多祚等人被杀，太子才逃亡。如果当时叛党同心作恶，没有人心回戈，侍卫的卫士不肯拼死护卫，那造成的祸患，哪里能够想象！当时我担任将作少匠，兼任通事舍人内供奉。第二天，孝和皇帝接见供奉官，流着眼泪对我们说：‘差一点就不能和各位相见了！’当时局势危险到这种地步。如今朝廷为他平反，以厚礼安葬，谥号节愍，以我的愚见，心中十分不解。
做臣子儿子的礼仪，重在恭敬。路过君主的座位必须快步，踩踏御马草料就要治罪。从前汉成帝做太子，行路不敢横穿御道。周朝衰落，秦国军队经过周都北门，将士摘下头盔，王孙满尚且批评他们不够整肃，预知他们必定失败。由此来看，太子在宫中举兵，骑马逼近御前，悖逆礼法已经十分严重，还要加以褒奖谥号，我实在不能理解。难道是赞许他诛杀武三思父子吗？动用军队讨伐奸贼安定君父，值得赞许；可他是想要夺取皇位，这就是叛逆，哪里值得褒奖赐谥？这又是我不能理解的。难道是赞许他想要废掉韦氏？韦氏后来大逆不道，诛杀她固然可以。可在当时，韦氏叛逆还没有显露，她对于太子来说是母亲，哪里有儿子废掉母亲的道理？况且不是中宗的命令，而是胁迫父亲废掉母亲，也是悖逆，怎么可以褒奖赐谥？这又是我不能理解的。君主就算有过失，臣子不能不守臣子本分；父亲就算有过错，儿子不能丢掉儿子本分。就算君父行事如同桀纣，臣子也没有废黜杀害的道理。何况先帝功勋覆盖天下，恩德遍及百姓，庙号中宗，谥号孝和皇帝，对这样违抗君命的儿子，怎么可以褒奖赐谥？这又是我不能理解的。
从前晋献公被骊姬谗言迷惑，打算杀掉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劝申生：‘为什么不向君主说明你的心意？’申生说：‘不行，君主宠爱骊姬，我揭发她，会伤君主的心。’重耳又劝：‘那为什么不逃走？’申生说：‘不行，君主会认为我弑君，天下哪里有没有父亲的国家！我能逃到哪里。’派人辞别狐突说：‘申生不敢爱惜自己的性命。但是君主年纪大，儿子年幼，国家多灾多难。您如果出来辅佐君主，申生死而无憾。’再拜之后自缢。行为如此，谥号仅仅是恭。如今节愍太子所作所为恰恰相反，怎么能谥为节愍？这又是我不能理解的。
汉武帝末年，江充和太子结怨，害怕武帝去世之后被太子诛杀。恰逢巫蛊祸起，江充主管这件案子，趁机作恶，到太子宫挖掘巫蛊，拿出桐木人偶诬陷太子。当时武帝在甘泉宫避暑，只有皇后、太子留在京城。太子无法自证清白，听从少傅石德的计策，假传圣旨斩杀江充，之后兵败逃亡。太子没有发兵攻打皇宫，没有谋害父亲的谋划，但是身死湖县，没有安葬，没有谥号。到汉昭帝时期，有男子来到北阙自称卫太子，公卿大臣没人敢说话。京兆尹隽不疑后到，呵斥手下把他抓捕。旁人说：‘真假还不知道，暂且宽容。’隽不疑说：‘卫太子得罪先帝，逃亡不自杀，如今自己前来，就是罪人。’把他送入监狱。天子听说之后称赞说：‘公卿大臣，应当通晓经义懂得大义。’等到卫太子的孙子即位，就是汉宣帝，卫太子才得以按礼安葬，谥号戾。拿节愍太子的所作所为和卫太子相比，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节愍太子对于陛下，是侄子，却谥号节愍，这又是我不能理解的。
项羽手下的丁公，曾经险些困住汉高祖，高祖对他说：‘两位贤人何必互相为难。’丁公就退走。等到项羽灭亡，高祖诛杀丁公示众，说：‘让项羽失去天下的，就是丁公。’诛杀他，是秉持天下大义，不记私人恩惠，用来告诫后世臣子。节愍太子发动叛乱，并不是为了保护陛下，怎么可以褒奖赐谥？这又是我不能理解的。
陛下天资圣明，任用贤才。以我的愚钝，哪里敢妄议。但是尧舜是圣明君主，还有八位贤才、五位良臣辅佐，尚且听取普通人的意见，因为智者千虑，或许会有疏漏，愚者千虑，或许也有一点可取之处。所以说：‘狂妄之人的话，圣人也要加以选择。’我依照这个道理，斗胆陈述，希望可以和议定谥号的大臣在御前辩论。如果我说的不对，甘愿承受诽谤朝政的罪名，接受重刑。还要向天下申明道理，让像我这样迷惑不解的人都豁然开朗。如果谥号定得不妥，施行于本朝，记载在史书，后世叛逆之人就会拿来作为借口，开启悖乱的先例，怎么能作为后世的法度。希望改定谥号，务必合乎礼经。李多祚等人的罪过，可以宽宥赦免，不能说是平反昭雪，以此顺应天下人心，就尽善尽美了。”
奏疏呈上，睿宗召见韦凑说：“确实像你说的。可是诏令已经下达，怎么能够改动？”韦凑说：“太子确实悖逆，不能褒美，请依据实际行为，改一个字的谥号。李多祚等人带兵进犯君主，并非无罪，只可以说宽宥，不能叫平反。”皇帝认同他的说法。当时执政大臣认为制书已经颁布，难以更改，只停止追赠李多祚等人的官爵而已。
第二年春天，朝廷动工修建金仙、玉真两座道观，耗费人力财物数以亿计。韦凑进谏说：“陛下去年因为妨害农时，停止两观工程。如今正值农忙月份，又要大兴土木。虽说使用公主的钱财，不动国库，但是土木动工，高价雇佣民夫，京郊的百姓贪图眼前酬劳，放弃农耕去做工，舍弃本业追逐末利。我听说一个农夫不耕种，天下就有人挨饿，我私下认为不可以。春日阳气生发，万物生长，工地之间，伤害无数虫类生灵，这恐怕也不是仁圣君主的本意。”睿宗准备采纳他的意见，下令在外详细商议。中书令崔湜、侍中岑羲对韦凑说：“你敢说这些话，实在是件难事。”韦凑说：“我享受优厚俸禄，就算死都不怕，何况圣明时代，必定不会获死罪。”不久韦凑被外放为陕州刺史，没过多久改任汝州刺史。开元二年夏天，皇帝下敕为靖陵立碑，征调物料民夫工匠。韦凑认为自古以来帝王陵园没有立碑的礼制，又正值旱灾饥荒，不可以兴办工程，飞快上奏极力劝谏，工程才停止。不久升任岐州刺史。
开元四年，入朝做将作大匠。当时皇帝下敕恢复孝敬皇帝的庙号义宗。韦凑上书说：
“帝王制定礼制，建立制度，制度的建立，必须效法古制。效法古制，最重要的是端正名号，名号要和实际相符。宗庙，是礼制当中最重要的，怎么可以出现差错。礼制规定：祖，是有功的君主；宗，是有德的君主。祖宗的宗庙，百代不撤除。所以商代太甲称太宗，太戊称中宗，武丁称高宗；周朝尊文王、武王；汉代文帝称太宗，武帝称世宗。后世凡是称宗的帝王，都是统治天下，恩德值得后人尊崇，列入宗庙世系，永久不撤除。‘宗’这个庙号，意义重大。孝敬皇帝，只做过太子，从来没有登上皇位，德行虽然在储君之中出众，恩德没有遍及天下，另外建立宗庙，不列入帝王世系，查考祭祀典籍，凭什么称宗？庙号定为义宗，流传万代，依我的浅见，不应当这样。陛下遵循典礼，开创大业，相关官员的提议，造成这个过失，十分可惜。希望重新仔细商议，务必合乎礼法。”
于是皇帝下令太常寺商议，撤销义宗的庙号。
韦凑前后上书议论朝政得失，大多被采纳。两次升迁做河南尹，多次受封彭城郡公。因公事降职为杭州刺史，改任汾州刺史。开元十年，授太原尹，兼任节度支度营田大使。这一年死在任上，六十五岁。追赠幽州都督，谥号文。儿子韦见素，另外有传记。韦凑的侄子韦虚心。
韦虚心的父亲韦维，从小研习儒学，博览文史，考中进士。从大理丞多次升迁做到户部郎中，善于断案。当时员外郎宋之问擅长作诗，时人评价户部有两位能人。韦维去世时任左庶子。韦虚心考中孝廉，为官严肃整肃，多次升迁做大理丞、侍御史。神龙年间，审理重大案件，当时仆射窦怀贞、侍中刘幽求想要宽大案犯，韦虚心坚持法令，意志不可动摇。景龙年间，西域羌胡叛乱，全部被擒获，皇帝下敕打算全部处死。韦虚心上奏，只惩治为首的，保全一千多人的性命。韦虚心有孝顺的品行，父亲去世守孝，哀伤过度，须发全都变白，朝廷十分赞叹敬重。后来升任御史中丞、左右丞、兵部侍郎，荆、扬、潞三州长史兼采访使。所到之处官吏敬畏，政令严明，朝廷内外把他当作榜样。历任户部尚书、东京留守，去世，六十七岁。
弟弟韦虚舟，也考中孝廉，从御史多次升迁做到户部、司勋、左司郎中，历任荆州长史，洪州、魏州刺史兼采访使，政绩卓著。入朝任刑部侍郎，官至大理卿。家中讲求礼法，父子兄弟接连在尚书各部任职，当时被称为“郎官家”。
韩思复，京兆长安人。祖父韩伦，贞观年间任左卫率，赐爵长山县男。韩思复年少承袭祖父爵位。起初任汴州司户参军，为政宽厚，不动用杖刑。在任遭遇父丧，家中贫穷，靠砍柴完成守孝。当时姚崇任夏官侍郎，主持政务，十分赞赏他，提拔授司礼博士。
景龙年间，多次升迁做给事中。当时左散骑常侍严善思因为谯王李重福的案子被投入诏狱。主管官员上奏：“严善思从前做汝州刺史，一向和李重福交往，被召到京城，不揭发李重福谋反，只上奏说‘东都有兵气’。根据案情，属于包庇谋反，应当处以绞刑。”韩思复反驳上奏说：“审理案件力求宽缓死刑，是历代圣明的规矩；案情有疑点就从轻处置，是国家固有的法典。严善思先前，韦后把持宫廷，图谋颠覆社稷。严善思当时就已经有所察觉，到宰相府有所陈述，预言陛下一定会登上皇位。他和李重福交往，目的是要揭发韦氏。等到被朝廷召见，没有揭发谋逆，如果就此判处死刑。况且朝廷征召，接到诏书立刻动身，如果心怀叛逆，怎么会奉命前来。案情尚有疑点，理应保全性命。希望交付刑部召集百官商议，再上奏裁决，符合审慎断狱的原则。”当时多数官员都主张宽宥严善思，主管部门依旧坚持要处死他。韩思复又反驳上奏：“在闹市处决犯人，在朝堂封赏爵位，必须众人意见大体一致，施行才没有疑惑。依据各部门的议论，支持重判的人只占十分之一，大多认为应当从轻。天子身居九重深宫，相隔千里。所以要借助天下人的耳朵来听闻，借助天下人的眼睛来观察。如今众人的意见已经上报，应当审慎取舍。如果舍弃多数意见，听从少数，我十分担心。民间舆论得不到采纳，下情不能上达，就算之后想要顺从众人，也来不及。朝廷各个部门，人才有亲有贤。皇室宗亲，是陛下的爱子；贤臣功臣，是陛下的名臣。见到不合道义的事情，怎么会全都附和。如今多数意见，都主张依法从轻。”皇帝采纳他的意见，严善思得以免死，流放静州。韩思复不久改任中书舍人，多次上疏陈述朝政得失，大多被采纳。
开元初年，任谏议大夫。当时山东蝗虫大规模爆发。姚崇担任中书令，上奏派遣使者分别前往河南、河北各道捕杀蝗虫，就地掩埋。韩思复认为蝗虫是天灾，应当修养德行来消除灾异，恐怕不是人力能够除尽。上疏说：“河南、河北蝗虫，一天天更加猖獗，经过的地方庄稼全部被毁。如今渐渐飞到河西，蚕食作物直到洛阳。奉命出使的官员，不敢如实上报，山东几个州百姓十分惶恐。天灾流行，掩埋蝗虫无法根除。希望陛下反省自身过错，派遣使者安抚百姓，停止不急的工程，任用公正的大臣，君臣同心，用诚心来回应灾变。所有驱蝗的使者，希望全部撤回。《尚书》说：‘上天没有偏私，只辅助有德之人；百姓没有亲疏，只感念仁惠。’不能不收拢人心。”皇帝很认同他的意见，把韩思复的奏疏交给姚崇。姚崇于是请求派韩思复前往山东核查蝗虫造成的损失。韩思复回来，如实上奏灾情。姚崇又派监察御史刘沼重新复查。刘沼迎合姚崇的心意，鞭打百姓，篡改原先上报的情况。因此河南数州，救灾措施没有落实。韩思复于是被姚崇排挤，外放做德州刺史，改任绛州刺史。入朝任黄门侍郎，加授银青光禄大夫，接替裴漼担任御史大夫。韩思复性情淡泊，喜好道家玄理，为人仁厚，不适合掌管监察弹劾的职务。没过多久，改任太子宾客。开元十三年去世，七十多岁。
儿子韩朝宗，天宝初年担任京兆尹。
曾孙韩佽，字相之，年少有文才，性情简淡。考中进士，多次被藩镇幕府征召。从襄州从事被征召入朝，授殿中侍御史，升任刑部员外郎。请求出任澧州刺史。任期结束，宰相牛僧孺镇守鄂州，征召他做幕僚。后来征召入朝授刑部郎中，转任京兆少尹，又升任给事中。后来出京担任桂州观察使。桂管管辖二十多个州，州佐僚属一直到县令共有三百名官员，由吏部直接补授的只有十分之一，其余全都由廉访长官根据才干来补授。佽到桂州之后，下属官吏把往常被举荐授官的几百人带来拜见，有一名官吏拿着名册上前说：“这些备选人员，请补授各个空缺职位。”佽告诫众人说：“现任官员处理政务得当的，不剥夺他们的职权；有过失的，一定依法惩治。职位空缺，应当核查旧有名册，选出合适的人选，之后再进行补授。”恰逢春衣使宦官来到此地，向驿站官吏索取贿赂，当地三户豪富人家借机拿出丰厚财物，求取县令的职位，佽全都假意答应他们。等宦官离开之后，佽以扰乱法度的罪名判罪，把这几个人全都处以背杖。从此强横不法之徒收敛行迹，当地全部任用清廉官吏，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没过多久，朝廷下诏设置五管都监，这项职务的耗费，要把一整道的赋税全部用上，也不能满足他们的贪欲，佽特意采用节俭的方式处置这件事，就此成为固定制度，有识之士都认为这是很难做到的。开成二年，佽在任上去世，朝廷追赠他为工部侍郎。
张廷珪，是河南济源人，他的先辈从常州迁徙到这里。张廷珪年少就凭借文学闻名，为人意气激昂，有高尚的志向。二十岁参加制举考试。长安年间，多次升迁做到监察御史。武则天向天下僧尼征收钱财，打算在白司马坂修建大型佛像。张廷珪上奏疏劝谏说：
佛，取觉知的含义，依靠内心修行而成，不能凭借外在形相去求取。佛经说：“如果依靠色相来见我，依靠声音来求我，这个人走的是邪道，不能真正见到如来。”这就是说真如佛果，不可以向外求取。陛下诚心信奉皈依佛门，立下宏大誓愿，扩建佛塔寺庙，广造佛像，这样的景象已经遍布天下很久了。执着于外在形相而行布施，并不是最高无上的佛法。为什么这么说？佛经讲：“如果有人用装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来布施，又有人用如同恒河里沙子数量一般多的自身性命来布施，他们获得的福报非常大。但如果有人受持这部经书，并且为他人讲解其中四句偈语，他得到的福报要超过前面二者。”按照佛的说法，那么陛下倾尽天下的财物，耗费千万百姓的劳力，伐尽山中木材修建佛塔，用尽冶炼的金属铸造佛像，虽然劳苦程度极深，耗费钱财极多，可得到的福报，还比不上一个居于禅房的普通僧人。
菩萨修积福德，不应当贪恋执着于外物，有为造作的事物不值得推崇。更何况这项营建工程，要大兴土木，有的开山凿石，高高修筑台基阶陛；有的填塞洞穴，辗转采伐木料，碾压伤害虫蚁，动辄数以亿计。这哪里符合佛所提倡的夏季安居，怜悯万物生灵而不忍伤害生命的本意呢！再者，这件事不能驱使鬼神，只能役使百姓，统计工匠，大多都是贫苦之人，早晚驱使劳作，筋骨劳苦，粗茶淡饭，凌晨劳作、入夜才吃饭，饱受饥渴，疾病接连缠身。这又哪里符合佛徒步修行，怜悯牲畜而不愿残害它们体力的本意呢！修建工程的经费，来自向僧尼征收的赋税，虽说出自募化求取，可百姓本就穷困匮乏。州县催征赋税，急迫如同星火，有的百姓无计可施，只能变卖家产来凑齐赋税，道路上到处都是怨恨之声，社会祥和之气不能调和。这又哪里符合佛随喜行善，怜悯愚昧百姓而不愿剥夺他们产业的本意呢！况且北方边境还不安宁，军队需要每日供给，天下财力空虚，百姓疲惫困苦。恳请陛下慎重对待这件事，思考菩萨行事是为利益世间一切众生，应当这样去布施，那所得的福德就会像东南西北四方、上下四维的虚空，广阔无法估量。何必执着于外在形相，损耗百姓生计，兴办这并非急需的事务呢！从国家时政来讲，应当优先安定边境，充实国库，休养民力；从佛教教义来讲，应当解救世间苦难，破除种种外在形相，崇尚无为清净。希望陛下体察我的愚见，遵从佛的本意，务必把事理放在首位，不要因为进言人的身份而废弃良言，那就是莫大的幸事。
武则天采纳了他的意见，当即停止这项工程，还在长生殿召见张廷珪，对他大加赞赏慰劳。景龙末年，张廷珪担任中书舍人，又改任洪州都督，同时兼任江南西道按察使。
开元初年，入朝担任礼部侍郎。当时天下长久干旱，关中地区饥荒歉收，皇帝下诏书，征求直言进谏、能够有益于治理国家的意见。张廷珪上疏说：
我听说古代有许多遭遇危难而振兴的君王，在深重忧患中开启圣明功业的人，都是处境危难就意志坚定，情势紧迫就思虑深远，所以能够由卑下走向尊贵，把灾祸转化为福运。回想景龙末年，中宗遭遇祸乱；先天年间，奸凶党羽图谋作乱，国家局势危险得就像旌旗快要坠落，王朝命脉几乎断绝。陛下神武超越当代，精诚感动上天，两次扫除祸乱，天下重归清明。之后对上遵从太上皇旨意，对下顾念百姓，执掌国政，荣登帝位。凡是日月照耀到的地方，以及中原教化还没有通达的地域，无不蒙受优厚恩泽，感受淳厚教化，就算是十位尧、九位舜，也不足以称颂陛下的功绩。英明的上天，俯察人间大地，本该降下大福，来回报盛大的功业。
但是近几年以来，阴阳气候失调，五谷不能成熟，百姓遭受饥荒，关中辅京一带灾情格外严重。以至于百姓没有柴草生火，没有粮食果腹，难以维持生存，担忧流离死亡。恰逢国运昌隆之时，却遭遇这样的困厄。我私下思索，上天的用意，恐怕是陛下正值壮年，天赋圣明，短时间就建立伟大功业，从藩王登上天子之位，或许会疏忽体恤下民的道理，一心只实现宏大的志向，轻视虞舜而不去效法，想要超越汉武帝。所以显现灾异征兆，多多加以劝诫，想要让陛下一天比一天谨慎，就算时局安好也不松懈，永远保全太平，稳固国家根基。这是上天对陛下深切眷顾，陛下怎么能不恭敬遵从上天美意，心怀敬畏呢！我恳切希望陛下收敛欲望心志，静心励精图治，研习伏羲、神农的典籍，推崇朴素的治国之道。任用正直贤良的臣子，贬斥奸佞小人；精简后宫妃嫔，减少皇家厩苑马匹；宫中废除蹴鞠一类玩乐，野外停止狩猎赏赐。放弃边远没有收益的土地，撤回屯驻的铠甲军队；怜悯抚恤孤寡之人，减轻徭役赋税。摒弃奇巧奢靡的技艺，舍弃名贵珍宝，不看见足以勾起欲望的事物，让内心不被扰乱。这样四海自然安定，天下祸乱平息，农夫安心耕作，田地有余粮。那么祥和之气上达上天，就算五星连珠、日月合璧这样的祥瑞，也不值得称道；吉祥的征兆降临大地，就算凤凰筑巢楼阁、麒麟现身郊野，也不足为奇。如果有人说上天的警戒不值得畏惧，那么上天就会动怒，风雨错乱，饥荒越发严重，没有办法救济万民。如果有人说百姓穷困不值得体恤，那么百姓就会意志消沉，亿万民众离心离德，愁苦到极点，就不会再拥戴朝廷。这些正是国家安危的关键，祸福的根源，朝廷怎么能够不体察！况且陛下刚刚即位，推行新政，文武百官，中原与四方各族，全都洗耳恭听，刮目相看，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看到善政，满心期待。怎么能够懈怠荒废法度，辜负天下人的期望呢！
张廷珪又升任黄门侍郎。当时监察御史蒋挺监督执行杖刑，量刑稍轻，皇帝下命令，要在朝堂之上对蒋挺处以杖刑。张廷珪上奏说：“御史属于宪台官署，是声望清高、负责监察的官员，如果犯了罪，该处死就处死，该流放就流放，不可以施加杖刑。士大夫可以被杀，不能受侮辱。”当时皇帝的诏令已经下达，但是议论的人都认为张廷珪说得对。不久张廷珪因为泄露宫中言语获罪，出京担任沔州刺史，又历任苏、宋、魏三州刺史。之后入朝担任少府监，加封金紫光禄大夫，封范阳男。四次升迁做到太子詹事，因为年老多病辞官退休。开元二十二年去世，享年七十多岁，朝廷追赠工部尚书，谥号贞穆。张廷珪向来和陈州刺史李邕关系亲密，多次上表举荐他；李邕撰写的碑刻文章，必定请张廷珪用八分书书写。张廷珪擅长楷书、隶书，很被当时的人看重。
王求礼，是许州长社人。武则天时期担任左拾遗，升任监察御史。为人忠诚耿直敢于进言，常常上奏弹劾，无所畏惧回避。当时契丹李尽忠反叛，他的部将孙万荣攻陷劫掠河北数州。河内王武懿宗率领军队讨伐，怯懦不敢进军。后来贼寇大肆劫掠之后退走，武懿宗上奏，说沧、瀛两州有几百户百姓被贼寇胁迫牵连，请求诛杀这些人。王求礼当庭弹劾他说：“这些被胁迫牵连的百姓，没有贤良官吏教化安抚，城池又不坚固，被贼寇逼迫，苟且保全性命，哪里本来就有反叛的心思！武懿宗手握几十万强兵，听说贼寇将要到来，就逃跑退守城池，按罪应当处死。如今却把灾祸转嫁到受胁迫的百姓身上，这难道是臣子该做的事吗？请求斩杀武懿宗，向河北百姓谢罪。”武懿宗十分恐惧，武则天最终下达诏令赦免了这些百姓。
契丹攻陷幽州，军队粮草运输供给不上，左相豆卢钦望请求扣减京官两个月的俸禄，来资助军用。王求礼对豆卢钦望说：“您俸禄丰厚，扣减您的俸禄是可以的。国家拥有天下，足够供给军国开销，何必依靠低级官员微薄的俸禄。您这个做法，难道符合宰相的行事准则吗？”豆卢钦望脸色一变，拒绝他的意见，还上奏说：“秦朝、汉朝都征收赋税来供给军队，王求礼不识大体，胡乱发表议论。”王求礼反驳说：“秦始皇、汉武帝向天下征敛赋税，掏空中原财力来对付边疆，为什么要让圣明的本朝去效仿？不知道豆卢钦望这番话，算什么识大体！”这件事最终没有施行。
当时三月降下大雪，凤阁侍郎苏味道等人认为这是祥瑞，草拟表章准备庆贺。王求礼制止他们说：“宰相的职责是调和阴阳，却造成暮春降雪，这是灾异，怎么能说是祥瑞？如果三月下雪算是瑞雪，那么腊月打雷也该算是瑞雷了。”满朝官员都讥笑他，拿这件事当作谈资。王求礼最终因为为人刚正，官位始终不显达就去世了。
辛替否，是京兆人。景龙年间担任左拾遗。当时唐中宗设置公主府的属官，安乐公主府补授的官员尤其多，杂乱泛滥。另外驸马武崇训死后，安乐公主舍弃旧宅另外修建宅邸，奢侈华丽超出限度。当时又大肆兴建佛寺，百姓劳苦疲惫，国库因此耗费一空。辛替否上疏劝谏说：
我听说古代设置官职，不一定全部满员，九卿以下的职位，都有官位却不一定补齐人选。要封赏一个人，要和三公大臣商议；任用一个官员，要向各部门征求意见。依仗宠信的人会忌惮权势归于朝廷，看重名节的人会避开权贵之门不肯依附。所以赏赐不会僭越，官职不会滥授，士人都品行端正，家庭保有廉洁节操，朝廷俸禄有余，百姓衣食富足。下级忠于朝廷，朝廷以礼对待臣下，就算君主无为而治，也不会发生仓促的祸乱，垂衣拱手理政，也没有颠覆的忧患。现在确实有扰乱视听、扰乱思虑，不效法古制却在当下推行的事情。希望陛下成倍施行赏赐，十倍增加官员，金银不够铸造官印，布帛不够用来赏赐，这样对待没有才干的臣子，对待没有能力的士子，怎么能无愧于心！至于公主府授官，很少有选拔斟酌，于是富商大贾，全都跻身官宦行列；乐伎巫师，全都得到丰厚的俸禄职位。
我听古人说：“福运的产生有根基，灾祸的产生有萌芽。”公主是陛下疼爱的女儿，挑选贤良之人做她的丈夫，设置属官辅佐她，倾尽国库赏赐她，修建宏大的府第供她居住，扩建池苑供她游乐，可以说是待遇极重，可以说是十分怜爱。但是行事不符合古代道义，不能顺应人心，恐怕会使疼爱变成憎恶，福运转为灾祸。为什么？耗尽百姓的财力，百姓就会怨恨；耗费百姓的钱财，百姓就会怨恨；强夺百姓的家宅，百姓就会怨恨。疼爱几个女儿，却招来天下三重怨恨，会让戍守边疆的将士不肯尽力，朝廷的臣子不肯尽忠，人心离散，只守护自己疼爱的子女，又能依靠什么呢！从前鲁王赏赐和各位女婿同等，礼遇和朝中大臣一样，就拥有当下的福分，没有过去的灾祸。人们只看见灾祸，不知道灾祸从何而来。灾祸的由来，就是宠爱超过臣子应得的限度。去年七月初五日，已经显现出征兆。如今事情没有改正，依旧沿袭旧弊，舍弃旧宅另造新宅，忘记从前的祸患，忽视后来的灾殃。我私下认为，陛下这是在害她，并不是疼爱她。
我听说君主以百姓为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国家安宁，陛下夫妇、母子才能长久保全。希望陛下对外和宰辅大臣谋划，做长久安定的打算保全公主，不要让奸邪小人窥伺可乘之机。我听说微小的隐患不能不防备，长远的祸患不能不考虑。如今边疆局势危急，国库粮仓空虚，冲锋守御的将士得不到赏赐，拼死作战的士兵物资供给不足。却大肆修建佛寺，广造宅第，山林砍伐一空，还不够做房梁屋柱；运送土石堵塞道路，还不够修筑墙壁。夸耀古今，逾越制度，百官闭口不敢进言，天下百姓内心悲痛。佛教以清净为根基，以慈悲为根本，应当体悟大道救济万物，不做利己损人的事；常常舍弃私欲保全本心，不为显耀自身损害教义。农忙三季开山挖池，伤害生灵；耗尽国库钱财，损害百姓；修建宽广殿宇长廊，只为显耀自身。伤害生灵就谈不上慈悲，损害百姓就谈不上救济万物，追求自身荣耀就谈不上清净，这哪里是大圣佛陀的本心！我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真正的教义，违背佛的本意，违背时势，违背百姓心愿。自从佛像自西方传来，佛教向东传入中原，周朝之前没有佛法，白马驮经才始于汉代。千百年以来，无数帝王，佛事修饰越兴盛，国家就越发空虚；劳役越繁重，灾祸就越发巨大。前车之覆接连不断，却不肯改弦更张。晋代大臣因为佞佛遭到讥讽，梁武帝因为舍身佛寺引发祸乱。如果认为修建佛寺就可以治理国家，休养百姓不足以安定天下，那么殷周以前的时代就都是昏乱，汉魏之后就都是圣明；殷周国运就该短暂，汉魏国运就该长久。夏朝做天子二十多代，之后商朝接替；商朝做天子二十多代，周朝接替；周朝三十多代，秦朝接替；汉代之后历代兴衰也可以由此推知。为什么？有道就国运长久，无道就国运短促，哪里是因为用尽金玉、修建佛塔寺庙，才能得到长久的国祚！
我听佛经上说：“菩萨内心执着于法度而行布施，就如同人走入黑暗，什么都看不见。”又说：“世间一切有为造作的事物，都如同梦幻泡影，如同露水闪电。”我认为削减雕琢修建的费用救济贫苦百姓，就是如来的德行；停止开山掘土的苦役保全生灵，就是如来的仁爱；停止营建的开销供给边疆，就是商汤、周武王的功业；收回非急需的俸禄任用清廉官吏，就是唐尧、虞舜的治世。陛下把该急迫处理的事放缓，把该放缓的事当作急务，看重虚幻的来世，忽略现实民生；舍弃实在功业，寄希望于虚无佛事；看重世俗人的营建，轻视帝王治国的大业，我私下为此痛心。如今有钱有势的人全都剃度做僧人，逃避徭役的奸猾之人全都剃度做僧人；没有出家的，只有贫苦百姓和善良之人。拿什么树立社会规范？拿什么征调民力？我认为出家之人，应当舍弃世俗，不结党营私，没有私人情爱。如今僧人囤积财物经营生计，不是舍弃世俗；提拔亲旧结交知己，不是不结党羽；娶妻养家，不是没有私人情爱。这是让人毁坏佛法，不是弘扬佛法度化世人。如今京城、洛阳的宫观台榭，就算不再加以修饰，尚且已经过于奢华。陛下本该填平池沼，捐出苑囿，救济没有产业的穷人。现在天下寺庙数不胜数，一座寺庙就比得上陛下一座宫殿，壮丽到极点，耗费超过皇宫。天下十分的财富，佛家就占去七八分，陛下还能拥有什么？百姓又靠什么吃饭！就算把阴阳当作炭火，把万物当作铜料，驱使不用吃饭穿衣的人劳作，尚且供给不上，更何况财物都来自天地孕育，风雨滋养！我听说国家没有九年的储备，就不能算作完整的国家。核算粮仓国库，百官供给，各项开支，我担心到年终就会不足，更何况九年的储备！一旦战乱再起，霜雹灾祸接连降临，僧人不能披甲作战，寺庙佛塔不能抵御饥荒，我私下为此痛心。
奏疏递上去，皇帝没有采纳。过了一年多，安乐公主被杀。
唐睿宗即位之后，又为金仙、玉真两位公主大规模修建两座道观。在此之前，中宗时期靠斜封官得到职位的人全部被罢免，共有几百上千人，又有敕令让他们重新复职。辛替否当时担任左补阙，又上疏陈述时政说：
我曾经认为，古代挥霍无度、封赏爵位不合法度，导致家破国亡的事例，听别人说不如亲身经历，耳闻不如亲眼看见。请允许我用大唐建国以来治国的得失，也就是陛下亲眼所见的史实来进言。希望陛下审慎听取，择善而从，那么万年基业自然可以成就，何必担忧百姓不能安康，福运不能长久！
太宗文武圣皇帝，是陛下的祖父，平定祸乱，奠定王朝基业，掌握治国的根本，设立简约的制度。精简官员，肃清吏治，天下官职没有凭空授予，天下财物没有白白耗费。赏赐必定等待立下功劳，授官必定选用才俊，做事没有不成功的，征伐没有不归服的。不多修建寺观，福德自然到来；不多剃度僧尼，灾殃自然消除。德行契合天地，通达神明。所以天地怜惜，神明护佑，阴阳调和，风雨适时。士农工商各安其业，五谷丰收，粮食布帛堆积街巷。四面八方都来京城进贡，四方各族都前来归附。自有帝王以来，没有像他这样神圣的，所以国运长久，历经很多年。陛下为什么不效法他！
中宗孝和皇帝，是陛下的兄长，继承先帝基业，荒废先帝教化，不采纳贤良的意见，放纵子女的私欲。授官不加以选择，白白领取俸禄的有几千人；没有功劳却受封，白白享有封地的有上百户。不停修建寺庙，白白耗费钱财数百亿；不停剃度僧人，免除赋税徭役的有几十万人。使得国家支出成倍增加，收入成倍减少。粮仓没有终年的储备，府库没有一时的积蓄。驱逐厌恶的人，大多是忠良之臣；赏赐宠爱的人，大多是奸邪小人。奸佞之徒互相争斗倾轧，朝臣立足朝堂不靠才干，保全官位全靠结党依附。掠夺百姓口粮，供养凶徒；盘剥百姓衣食，用来修饰土木建筑。于是百姓怨恨，上天发怒，亲人愤懑，众人离心，水旱灾害频发，瘟疫不断。朝野议论纷纷，官府民间财物耗尽。五六年之间，多次发生祸变，在位时间不长，最终被妇人弑杀。寺庙不能保全他自身，僧尼不能庇护他的妻儿，被万代讥讽，被四方夷狄耻笑。这些都是陛下亲眼看见的，为什么不革除改正！
效法太宗治理国家，百官就会治理有序，百姓没有忧患，泰山一般安稳的局面立刻就能实现；效法中宗治理国家，百姓就会满心怨恨，万事不得安宁，累卵一般的危局立刻就会到来。自从夏天以来，阴雨连绵不停，地里谷物荒芜，麦子烂在打谷场上。入秋之后，大旱成灾，禾苗抽穗却不能结实，寒霜损伤庄稼，虫灾肆虐，草木枯黄。百姓哀叹，朝廷还没有赈济；可修建寺观的工程，一天天不停。检校、试官这类多余官员，塞满各个官署。陛下疼爱两位公主，为她们修建两座道观，烧瓦运木，搬土填坑，民间传言，总共耗费钱财一百多万贯。陛下是圣人，无所不知；陛下是明君，无所不见。既然知晓看见，可知道粮仓还有几年储备，府库还有几年布帛？可知道百姓能不能活下去？边疆能不能转运物资？如今征调士兵戍守边疆，将士大多缺少衣食，忍饥受寒。赏赐没有钱财可以拿出，军队屡屡战败，没有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却拿百万贯钱财修建没有用处的道观，招来天下人的怨恨！违背千万百姓的心意！希望陛下不要延续韦氏的劣迹，不要沿袭中宗的乱政。忍心舍弃太宗长治久安的治国方略，却不忍心舍弃中宗短促败亡的弊政。陛下又凭什么继承祖宗基业，君临天下万国。
从前陛下做太子的时候，身处韦后乱政之时，时刻担忧危亡，对这群凶人切齿痛恨。如今贵为天子，拥有四海，却重蹈这群凶人的所作所为，我担心又会有人对陛下切齿痛恨，陛下又凭什么去斥责诛杀那些凶人。我从前看见明确的诏令，从今往后一切效法贞观旧例。贞观年间，哪里有如今修建寺观、增加僧尼道士、增设无用官员、兴办不急之务扰乱朝政的事情！我认为背弃诏令不去践行，向往善政却不能革除恶弊，陛下又拿什么做天下的表率。从前中宗溺爱悖逆的安乐公主，被奸人误导，宗晋卿劝她修建宅第，赵履温劝她营建园亭，侵占几百户百姓的住宅土地。工匠砍伐建造还没有停止，义兵就四处起兵，最终园亭不能游玩，宅第不能居住。听信奸邪小人的话，酿成骨肉相残的悲剧，这也是陛下亲眼所见。如今修建道观，我知道一定不是陛下、公主本心，该不会是赵履温一类小人从中怂恿，想要误导公主，不能不仔细明察。
我听说出家修道的人，不干预世俗事务，一心清净身心，以淡泊虚静为高，以无为玄妙为本。依照两卷《老子》，尊奉天尊，没有欲望，不营求私利，不伤害万物。何必修建华美台榭，铸造珍宝神像，让百姓穷困，才算修道！况且旧有的道观足够用来修行，不要再大兴土木，耗尽天下财力。如果实行这样的政策三年，国家不富足，百姓不安生，朝廷不清明，陛下不称心，我愿意在朝堂赴死，以此告诫天下进言的人。恳请陛下降下特殊恩典，暂且停止两座道观的修建，等到丰收之年。把修建道观的钱财，拿来救济贫苦百姓，充实国库，那么公主的福德无穷无尽。如若不然，我担心百姓的怨恨，不会比前朝时候少。前朝之时，贤愚都知道国家将要败亡，百姓有口却不敢说话，话还没出口，灾祸就降临。韦月将在南方被诛杀，燕钦融在皇宫被杀害，这些人不惜性命向君主尽忠，身死之后，朝廷也危殆了。所以前朝杀害他们，如今陛下奖赏他们，这说明陛下知道直言进谏的臣子对国家有益。我今天直言，也是效仿前代直臣，希望陛下体察。
奏疏呈上之后，唐睿宗赞许他公正耿直。辛替否渐渐升任右台殿中侍御史。开元年间，多次转任颍王府长史。天宝初年去世，享年八十多岁。
史臣评论说：喜欢听好话，厌恶听批评，是君主常有的性情；宁愿谄媚讨好求得容身，不愿逆耳进言招来灾祸，是臣子常有的性情。能够反过来做到的，不也是很好吗！李、薛等六位大臣，吐露忠直的言论，弥补朝廷的过失，敢于冒犯君主，无所隐讳，无愧于古人，是大唐的良臣。
赞语说：臣子侍奉君主，有奸邪也有正直。君主任用臣子，能够听取谏言就是圣明。李、薛献出忠心，拯救百姓性命。韦、韩正直的言论，医治国家的弊病。辛、王的奏疏，冒犯威严震动朝廷。张廷珪的正直言论，确实补益当时的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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