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白话文)

东晋：《顾荣集》，共二卷 《荀组集》，共二卷 《周顗集》，共二卷 《周嵩集》，共三卷 《王导集》，共十卷 《荀邃集》，共二卷 《王敦集》，共五卷 《谢鲲集》，共二卷 《张抗集》，共二卷 《贾霖集》，共三卷 《刘隗集》，共三卷 《应詹集》，共三卷 《陶侃集》，共二卷 《王洽集》，共三卷 《傅毅集》，共五卷 《张闿集》，共三卷 《卞壸集》，共二卷 《刘超集》，共二卷 《杨方集》，共二卷 《傅纯集》，共二卷 《郄鉴集》，共十卷 《温峤集》，共十卷 《孔坦集》，共五卷 《王涛集》，共五卷 《王篾集》，共五卷 《甄述集》，共五卷 《戴邈集》，共五卷 《贺循集》，共二十卷 《张俊集》，共二卷 《曾瑰集》，共五卷 《熊远集》，共五卷 《郭璞集》，共十卷 《王鉴集》，共五卷 《庾亮集》，共二十卷 《虞预集》，共十卷 《顾和集》，共五卷 《范宣集》，共十卷 《张虞集》，共五卷 《庾冰集》，共二十卷 《庾翼集》，共二十卷 《何充集》，共五卷 《诸葛恢集》，共五卷 《祖台之集》，共十五卷 《李充集》，共十四卷 《蔡谟集》，共十卷 《谢艾集》，共八卷 《范汪集》，共八卷 《范宁集》，共十五卷 《阮放集》，共五卷 《王暠集》，共十卷 《王彪之集》，共二十卷 《谢安集》，共五卷 《谢万集》，共十卷 《王羲之集》，共五卷 《干宝集》，共四卷 《殷融集》，共十卷 《刘遐集》，共五卷 《殷浩集》，共五卷 《刘惔集》，共二卷 《王濛集》，共五卷 《谢尚集》，共五卷 《张凭集》，共五卷 《张望集》，共三卷 《韩康伯集》，共五卷 《王胡之集》，共五卷 《江逌集》，共五卷 《范宣集》，共五卷 《江淳集》，共五卷 《王述集》，共五卷 《郝默集》，共五卷 《黄整集》，共十卷 《王浃集》，共二卷 《王度集》，共五卷 《刘系之集》，共五卷 《刘恢集》，共五卷 《范起集》，共五卷 《殷康集》，共五卷 《孙嗣集》，共三卷 《王坦之集》，共五卷 《桓温集》，共二十卷 《郄超集》，共十五卷 《谢朗集》，共五卷 《谢玄集》，共十卷 《王珣集》，共十卷 《许询集》，共三卷 《孙统集》，共五卷 《孙绰集》，共十五卷 《孔严集》，共五卷 《江逌集》，共五卷 《车灌集》，共五卷 《丁纂集》，共二卷 《曹毗集》，共十五卷 《蔡系集》，共二卷 《李颙集》，共十卷 《顾夷集》，共五卷 《袁乔集》，共五卷 《谢沉集》，共五卷 《庾阐集》，共十卷 《王隐集》，共十卷 《殷允集》，共十卷 《徐邈集》，共八卷 《殷仲堪集》，共十卷 《殷叔献集》，共三卷 《伏滔集》，共五卷 《桓嗣集》，共五卷 《习凿齿集》，共五卷 《钮滔集》，共五卷 《邵毅集》，共五卷 《孙盛集》，共十卷 《袁质集》，共二卷 《袁宏集》，共二十卷 《袁邵集》，共三卷 《罗含集》，共三卷 《孙放集》，共十五卷 《辛昞集》，共四卷 《庾统集》，共二卷 《郭愔集》，共五卷 《滕辅集》，共五卷 《庾和集》，共二卷 《庾轨集》，共二卷 《庾茜集》，共二卷 《庾肃之集》，共十卷

《王修集》，二卷 《戴逵集》，十卷 《桓玄集》，二十卷 《殷仲文集》，七卷 《卞湛集》，五卷 《苏彦集》，十卷 《袁豹集》，十卷 《王谧集》，十卷 《周祗集》，十卷 《梅陶集》，十卷 《湛方生集》，十卷 《刘瑾集》，八卷 《羊徽集》，一卷 《卞裕集》，十四卷 《王愆期集》，十卷 《孔璠之集》，二卷 《王茂略集》，四卷 《薄肃之集》，十卷 《滕演集》，一卷

南朝宋《刘义宗集》，十五卷 《谢瞻集》，二卷 《孔琳之集》，十卷 《王叔之集》，十卷 《徐广集》，十五卷 《孔宁子集》，十五卷 《蔡廓集》，十卷 《傅亮集》，十卷 《孙康集》，十卷 《郑鲜之集》，二十卷 《陶渊明集》，五卷 《范泰集》，二十卷 《王弘集》，二十卷 《谢灵运集》，十五卷 《荀昶集》，十四卷 《孔欣集》，八卷 《卞伯玉集》，五卷 《王昙首集》，二卷 《谢弘微集》，二卷 《王韶之集》，二十四卷 《沈林子集》，七卷 《姚涛之集》，二十卷 《贺道养集》，十卷 《卫令元集》，八卷 《褚诠之集》，八卷 《荀钦明集》，六卷 《殷淳集》，三卷 《刘瑀集》，七卷 《刘绲集》，五卷 《雷次宗集》，三十卷 《宗炳集》，十五卷 《伍缉之集》，十一卷 《荀雍集》，十卷 《袁淑集》，十卷 《颜延之集》，三十卷 《王微集》，十卷 《王僧达集》，十卷 《张暢集》，十四卷 《何偃集》，八卷 《沈怀文集》，十三卷 《江智泉集》，十卷 《谢庄集》，十五卷 《殷琰集》，八卷 《颜竣集》，十三卷 《何承天集》，三十卷 《裴松之集》，三十卷 《卞瑾集》，十卷 《丘泉之集》，六卷 《颜测集》，十一卷 《汤惠休集》，三卷 《沈勃集》，十五卷 《徐爰集》，十卷 《鲍照集》，十卷 《庾蔚之集》，十一卷 《虞通之集》，五卷 《刘愔集》，十卷 《孙缅集》，十卷 《袁伯文集》，十卷 《袁粲集》，十卷

南朝齐《褚彦回集》，五十卷 《王俭集》，六十卷 《周颙集》，二十卷 《徐孝嗣集》，十二卷 《王融集》，十卷 《谢朓集》，十卷 《孔稚珪集》，十卷 《陆厥集》，十卷 《虞羲集》，十一卷 《宗躬集》，十二卷 《江奂集》，十二卷 张融撰《玉海集》，六十卷

南朝梁《范云集》，十二卷 《江淹前集》，十卷 《江淹后集》，十卷 《任昉集》，三十四卷 《宗史集》，十卷 《王瑓集》，二十卷 《魏道微集》，三卷 《司马蒨集》，九卷 《沈约集》，一百卷 《沈约集略》，三十卷 《傅昭集》，十卷 《袁昂集》，二十卷 《徐勉前集》，二十五卷 《徐勉后集》，十六卷 《陶弘景集》，三十卷 《周舍集》，二十卷 《何逊集》，八卷 《谢琛集》，五卷 《谢郁集》，五卷 《王僧孺集》，三十卷 《张率集》，三十卷 《杨眺集》，十卷 《鲍畿集》，八卷 《周兴嗣集》，十卷 《萧洽集》，二卷 《裴子野集》，十四卷 《庾景兴集》，十卷 《陆倕集》，二十卷 《刘之遴前集》，十卷 《刘之遴后集》，三十卷 《虞爵集》，六卷 《王冏集》，三卷 《刘孝绰集》，十一卷 《刘孝仪集》，二十卷 《刘孝威前集》，十卷 《刘孝威后集》，十卷 《丘迟集》，十卷 《王锡集》，七卷 《萧子范集》，三卷 《萧子云集》，二十卷 《萧子晖集》，十一卷 《江革集》，十卷 《吴均集》，二十卷 《庾肩吾集》，十卷 王筠《洗马集》，十卷 王筠《中庶子集》，十卷 王筠《左右集》，十卷 王筠《临海集》，十卷 王筠《中书集》，十卷 王筠《尚书集》，十一卷 《鲍泉集》，一卷 《谢瑱集》，十卷 《任孝恭集》，十卷 《张缵集》，十卷 《陆云公集》，四卷 《张绾集》，十卷 《甄玄成集》，十卷 《萧欣集》，十卷 《沈君攸集》，十二卷

后魏《高允集》，二十卷 《宗钦集》，二卷 《李谐集》，十卷 《韩宗集》，五卷 《袁跃集》，九卷 《薛孝通集》，六卷 《温子升集》，二十五卷 《卢元明集》，六卷 《阳固集》，三卷 《魏孝景集》，一卷

北齐《杨休之集》，二十卷 《邢子才集》，三十卷 《魏收集》，七十卷 《刘逖集》，四十卷

后周《宗懔集》，三十卷 《王褒集》，三十卷 《萧捴集》，十卷 《庾信集》，二十卷 《王衡集》，三卷

南朝陈《沈炯前集》，六卷 《沈炯后集》，十三卷 《周弘正集》，二十卷 《徐陵集》，三十卷 《张正见集》，四卷 《陆珍集》，五卷 《陆瑜集》，十卷 《沈不害集》，十卷 《张式集》，十三卷 《褚介集》，十卷 《顾越集》，二卷 《顾览集》，五卷 《姚察集》，二十卷

隋代《卢思道集》，二十卷 《李元操集》，二十二卷 《辛德源集》，三十卷 《李德林集》，十卷 《牛弘集》，十二卷 《薛道衡集》，三十卷 《何妥集》，十卷 《柳顾言集》，十卷 《江总集》，二十卷 《殷英童集》，三十卷 《萧悫集》，九卷 《魏澹集》，四卷 《尹式集》，五卷 《诸葛颖集》，十四卷 《王胄集》，十卷 《虞茂代集》，五卷 《刘兴宗集》，三卷 《李播集》，三卷

唐代《陈叔达集》，五卷 《褚亮集》，二十卷 《虞世南集》，三十卷 《萧瑀集》，一卷 《沈齐家集》，十卷 《薛收集》，十卷 《杨师道集》，十卷 《庾抱集》，六卷 《孔颖达集》，五卷 《王绩集》，五卷 《郎楚之集》，十卷 《魏徵集》，二十卷 《许敬宗集》，六十卷 《于志宁集》，四十卷 《上官仪集》，三十卷 《李义府集》，三十九卷 《颜师古集》，四十卷 《岑文本集》，六十卷 《刘子翼集》，十卷 《殷闻礼集》，十卷 《陆士季集》，十卷 《刘孝孙集》，三十卷 《郑代翼集》，八卷 《崔君实集》，三十卷 《李百药集》，三卷 《孔绍安集》，三卷 《高季辅集》，三卷 《温彦博集》，二十卷 《李玄道集》，十卷 《谢偃集》，十卷 《沈叔安集》，二十卷 《陆楷集》，十卷 《曹宪集》，三十卷 《萧德言集》，三十卷 《潘求仁集》，三卷 《殷芊集》，三卷 《萧钧集》，三十卷 《袁朗集》，四卷 《杨续集》，十卷 《王约集》，一卷 《任希古集》，五卷 《凌敬集》，十四卷 《王德俭集》，十卷 《徐孝德集》，十卷 《杜之松集》，十卷 《宋令文集》，十卷 《陈子良集》，十卷 《颜顗集》，十卷 《刘颍集》，十卷 《司马佥集》，十卷 《郑秀集》，十二卷 《耿义褒集》，七卷 《杨元亨集》，五卷 《刘纲集》，三卷 《王归一集》，十卷 《马周集》，十卷 《薛元超集》，三十卷 《高智周集》，五卷 《褚遂良集》，二十卷 《刘祎之集》，五十卷 《郝处俊集》，十卷 《崔知悌集》，五卷 《李安期集》，二十卷 《唐觐集》，五卷 《张大素集》，十卷 《邓玄挺集》，十卷 《刘允济集》，二十卷 《骆宾王集》，十卷 《卢照邻集》，二十卷 《杨炯集》，三十卷 《王勃集》，三十卷 《狄仁杰集》，十卷 《李怀远集》，八卷 《卢受采集》，十卷 《王适集》，二十卷 《乔知之集》，二十卷 《苏味道集》，十五卷 《薛曜集》，二十卷 《郎余庆集》，十卷 《卢光容集》，五卷 《崔融集》，四十卷 《阎镜机集》，十卷 《李峤集》，三十卷 《乔备集》，六卷 《陈子昂集》，十卷 《元希声集》，十卷 《李适集》，二十卷 《沈佺期集》，十卷 《徐彦伯前集》，十卷 《徐彦伯后集》，十卷 《宋之问集》，十卷 《杜审言集》，十卷 《谷倚集》，十卷 《富嘉谟集》，十卷 《吴少微集》，十卷 《刘希夷集》，三卷 《张柬之集》，十卷 《桓彦范集》，三卷 《韦承庆集》，六十卷 《闾丘均集》，三十卷 《郭元振集》，二十卷 《魏知古集》，二十卷 《阎朝隐集》，五卷 《苏瑰集》，十卷 《员半千集》，十卷 《李乂集》，五卷 《姚崇集》，十卷 《丘悦集》，十卷 《刘子玄集》，十卷 《卢藏用集》，二十卷

道士《江旻集》，三十卷 僧人《昙谛集》，六卷 僧人《惠远集》，十五卷 僧人《惠琳集》，五卷 僧人《昙瑗集》，六卷 僧人《亡名集》，十卷 僧人《灵裕集》，二卷 僧人《支遁集》，十卷

《曹大家集》，二卷 《钟夫人集》，二卷 刘臻之妻《陈氏集》，五卷 《左九嫔集》，一卷 《临安公主集》，三卷 范靖之妻《沈满愿集》，五卷 徐悱之妻《刘氏集》，六卷

《文章流别集》，三十卷，挚虞编撰。 《善文》，四十九卷，杜预编撰。 《名文集》，四十卷，谢沈编撰。 《文苑》，一百卷，孔逭编撰。 《文选》，三十卷，南朝梁昭明太子编撰。 《文选》，六十卷，李善作注。 又有六十卷，公孙罗作注。 《文选音》，十卷，萧该编撰。 又一部十卷，公孙罗编撰。 《文选音义》，十卷，释道淹编撰。 《小词林》，五十三卷。 《集古今帝王正位文章》，九十卷。 《文海集》，三十六卷，萧圆编撰。 《词苑丽则》，二十卷，康明贞编撰。 《芳林要览》，三百卷，许敬宗编撰。 《类文》，三百七十七卷，庾自直编撰。 《文馆词林》，一千卷，许敬宗编撰。

《赋集》，四十卷，宋明帝编撰。 《皇帝瑞应颂集》，十卷。 《五都赋》，五卷。 《献赋集》，十卷，卞铄编撰。 《上林赋》，一卷，司马相如撰写。 《幽通赋》，一卷，班固撰写，曹大家作注。 另有一卷，项岱作注。 《二京赋》，二卷，张衡撰写。 《二京赋音》，二卷，薛综编撰。 《三都赋》，三卷。 《齐都赋》，一卷，左太冲撰写。

《齐都赋音》一卷，李轨撰写。

《百赋音》一卷，褚令之撰写。

《赋音》二卷，郭微之撰写。

《三京赋音》一卷，綦毋邃撰写。

《木连理颂》二卷。

《靖恭堂颂》一卷，李暠撰写。

《诸郡碑》一百六十六卷。

《杂碑文集》二十卷。

《翰林论》二卷，李充撰写。

《杂论》九十五卷，殷仲堪撰写。

《设论集》三卷，刘楷撰写。

又有五卷，谢灵运撰写。

《连珠集》五卷，谢灵运撰写。

《制旨连珠》四卷，梁武帝撰写。

又有十一卷，陆缅撰写。

《赞集》五卷，谢庄撰写。

《七国叙赞》十卷。

《吴国先贤赞论》三卷。

《会稽先贤赞》四卷，贺氏撰写。

《会稽太守像赞》二卷，贺氏撰写。

《列女传叙赞》一卷，孙夫人撰写。

《古今箴铭集》十三卷，张湛撰写。

《众贤诫集》十五卷。

《杂诫箴》十四卷。

《诏集区别》二十七卷，宋干撰写。

《霸朝杂集》五卷，李德林撰写。

《古今诏集》三十卷，温彦博撰写。

又有一百卷，李义府撰写。

《圣朝诏集》三十卷，薛尧撰写。

《书集》八十卷，王履撰写。

《书林》六卷，夏赤松撰写。

《山涛启事》三卷。

《范宁启事》十卷。

《梁中书表集》二百五十卷。

《荐文集》七卷。

《宋元嘉策》五卷。

《策集》六卷，谢灵运撰写。

《七林集》十二卷，卞氏撰写。

《七悟集》一卷，颜延之撰写。

《俳谐文》十五卷，袁淑撰写。

《弘明集》十四卷，释僧祐撰写。

《广弘明集》三十卷，释道宣撰写。

《陶神论》五卷，释灵祐撰写。

《妇人训诫集》十卷，徐湛之撰写。

《妇人诗集》二卷，颜竣撰写。

《女训集》六卷。

《文释》十卷，江邃撰写。

《文心雕龙》十卷，刘勰撰写。

《百志诗集》五卷，干宝撰写。

《百国诗集》二十九卷，崔光撰写。

《百一诗》八卷，应璩撰写。

《百一诗集》二卷，李夔撰写。

《清溪集》三十卷，齐武帝下令命人编撰。

《晋元氏宴会游集》四卷，伏滔、袁豹、谢灵运等人编撰。

《元嘉宴会游山诗集》五卷。

《元嘉西池宴会诗集》三卷，颜延之撰写。

《齐释奠会诗集》二十卷。

《文会诗集》四卷，徐伯阳撰写。

《文林诗府》六卷，北齐后主所作。

《西府新文》十卷，萧淑撰写。

《诗集新撰》三十卷，宋明帝撰写。

《诗集》二十卷，宋明帝撰写。

《诗集抄》十卷，谢灵运撰写。

《诗集》五十卷，谢灵运撰写。

《诗集》二十卷，刘和撰写。

又有一百卷，颜竣撰写。

《诗例录》二卷，颜竣撰写。

《诗英》十卷，谢灵运撰写。

《古今诗苑英华集》二十卷，梁昭明太子编撰。

《续古今诗苑英华》二十卷，释惠静编撰。

《诗林英选》十一卷。

《类集》一百一十三卷，虞绰等人编撰。

《诗缵》十二卷。

又有《词英》八卷。

《六代诗集钞》四卷，徐陵编撰。

《古今类序诗苑》三十卷，刘孝孙编撰。

《丽正文苑》二十卷，许敬宗编撰。

《古今诗类聚》七十九卷，郭瑜编撰。

《歌录集》八卷。

《汉魏吴晋鼓吹曲》四卷。

《乐府歌诗》十卷。

《太乐杂歌词》三卷，荀勖撰写。

《太乐歌词》二卷。

《乐府歌词》十卷。

《乐府歌诗》十卷。

《三调相和歌词》三卷。

《新撰录乐府集》十一卷，谢灵运撰写。

《玉台新咏》十卷，徐陵编撰。

《回文诗集》一卷，谢灵运撰写。

《金门待诏集》十卷，刘允济撰写。

《集苑》六十卷，谢琨撰写。

《集林》二百卷，刘义庆编撰。

《集钞》四十卷。

以上集部著录，楚辞类共七家；帝王作品二十七家；太子、诸王二十一家；七国中赵国、楚国各一家；西汉二十家；东汉五十家；曹魏四十六家；蜀汉二家；东吴十四家；西晋一百一十九家；东晋一百四十四家；刘宋六十家；南齐十二家；梁五十九家；陈十四家；北魏十家；北齐四家；北周五家；隋十八家；唐一百一十二家；僧人七家；妇女七家；总集类一百二十四家。总计八百九十二部，一万二千零二十八卷。

夏、商、周三代的典籍，经过秦朝焚烧，几乎全部被毁。汉武帝、河间王刘德开始推崇儒学，在残存的灰烬之中，搜集整理散佚的典籍，篇章书卷才得以重新保存下来。刘向在石渠阁主持校勘的书籍，卷帙数量并不多。等到刘歆编撰《七略》，载入《汉书·艺文志》的，也才三万三千九百卷。东汉兰台、石室、东观、南宫的各位儒臣编撰整理，书籍部类卷数渐渐增多。董卓挟持朝廷迁都，把典籍装船向西运输，途中遭遇盗寇劫掠，许多典籍沉入黄河，最后保存下来的只剩几船而已。到曹操父子，搜集散亡的旧书；晋朝汇总天下各类典籍，也仅有二万七千九百四十五卷。等到永嘉之乱，洛阳都城沦陷，官府藏书几乎荡然无存。江南保存的官府藏书，一共三千一十四卷。刘宋时期谢灵运修撰《四部书目录》，总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之后王俭又编撰书目，共五千七十四卷。南齐的王亮、谢朓编撰《四部书目》，共计一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年战火焚烧秘阁，藏书尽数化为灰烬。梁元帝平定侯景之乱，收集官府与私人的典籍运到江陵，一共七万多卷，佛、道两家的典籍也计算在这七万卷之内。等到北周军队攻入江陵，这些典籍全部被焚毁。北周武帝保定年间，官府藏书才刚满一万卷；平定北齐之后，得到的藏书也只有五千卷。隋朝平定陈朝，南北完成统一，秘书监牛弘上奏请求搜求寻访散佚的典籍，整理确定的书目，一共三万多卷。隋炀帝下令抄写五十套副本，分成三个等级。我大唐平定王世充，接收他的藏书，顺着黄河向西运送，途中大量书籍沉没水中，保存下来并且有重复的一共八万卷。武德年间之后，文人不断修撰编纂，书籍篇卷数量越来越多。开元时期，经、史、子、集四部书各存放在一处书库，设置八名知书官分别掌管。四部库的藏书，长安、洛阳两京各存一套，合计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全部使用益州出产的麻纸抄写。集贤院御库藏书：经库全部用镶嵌白色象牙的书轴，浅黄色的书带，红色的牙签；史库用镶嵌青色象牙的书轴，浅青色书带，绿色牙签；子库全部雕刻紫檀木书轴，紫色书带，青碧色牙签；集库用绿色象牙书轴，朱红色书带，白色牙签，以此区分四类藏书。

志第二十八 食货上

前代帝王订立制度，丈量土地安置百姓，根据土地肥沃贫瘠的差异，制定不同的贡赋标准，征收赋税一定合乎道义。根据收入确定支出，节约用度爱护百姓，估量财用节省耗费，使用财物必须有节制。所以百姓人口繁盛而且生活富足，教化才能够推行。周代实行井田制度，秦朝废除井田开辟阡陌。秦二世征调闾左百姓戍边，天下分崩离析；汉武帝对车船征收赋税，国家财用枯竭。自古以来，但凡拥有国家政权的，兴盛衰败，没有不与财赋制度息息相关的。隋文帝在北周平定北齐之后，府库物资充足，各类事务厉行节俭，从不无故耗费财物。开皇初年，议论的人把当时的盛世比作汉代文景时期，粮仓粮食堆积，钱库铜钱朽坏。隋炀帝即位之后，大肆奢靡放纵，加上不停向东、西巡行，车马络绎不绝，四处征讨外族，战事频繁。向西在边境战败，向东征伐辽东惨败。短短数年，官府与民间财力全部耗尽，国力枯竭，国家就此灭亡。

唐高祖在太原起兵，取用晋阳宫留守府库的物资供给军队。平定京城之后，首先封存府库，赏赐、开支都有所节制，征收赋税徭役务求宽松简约。没过一年，就成就帝王大业。此后掌管国家财赋的，代代都有人才。开元以前，财政事务归尚书省掌管；开元以后，财权转移到其他官员手中。于是设置转运使、租庸使、盐铁使、度支盐铁转运使、常平铸钱盐铁使、租庸青苗使、水陆运盐铁租庸使、两税使，根据实际事务设立名号，制度沿革各有不同。设立官职划分职责，选拔贤能人才，如果用人得当，就对国家有益；任用无才之人，就会给百姓带来祸患，这一点不能不明白。像裴耀卿、刘晏、李巽几位贤臣，顺应时势兴办利民事业，使国家富足百姓安定，完全可以作为后世效法的榜样。

开元年间，御史宇文融献上计策，清查户籍之外隐匿的剩余田地；整治各色徭役弄虚作假泛滥的问题；允许逃亡的百姓自首回乡，免除五年赋税徭役，每丁征收一千五百钱。朝廷设置摄御史，分赴各道核查清算隐匿户口和田地。这次清查得到八十多万户，田地的数量也与之相当，收缴钱财数百万贯。唐玄宗认为宇文融很有才干，几年之内就提拔他做御史中丞、户部侍郎。宇文融又谋划开凿河北王莽河，灌溉几千顷田地，用来种植稻田，这件事还没有办成，宇文融就垮台了。当时杨崇礼担任太府卿，为人清廉严苛，善于核查财务，一丝一毫都亲自核查，从不倦怠。转运物资产生亏欠、损耗，一定责令追缴输送。天下各州县征收财物布帛，一年四季不停。等到他年老辞官，任命他的儿子杨慎矜为御史，专门掌管太府出纳；他的弟弟杨慎名掌管京城粮仓。二人都靠严苛盘剥百姓，依仗皇帝恩宠催征财物。又有韦坚，效仿宇文融、杨慎矜的做法，请求转运江淮的租米，调取各州县义仓的粮食，转手购买轻便贵重的货物，派遣富户押运船只，如果发生延误或者货物损坏，就向船户征收赔偿。在关中漕渠开凿广运潭，运送崤山以东的粮食，每年运四百万石。玄宗认为韦坚能干，韦坚也得到显贵的地位。还有王鉷献策，主动出任户口色役使，盘剥搜刮财物，每年进献钱财上亿，珍宝货物数量与之相当，声称这些不属于正式租庸赋税，送入百宝大盈库，供皇帝宴饮玩乐、赏赐臣下使用。玄宗越来越宠信他，短短几年，官做到御史大夫、京兆尹，同时兼任二十多个使职。杨国忠凭借贵妃的亲属身份得到宠幸，兼任四十多个使职，宣称经过他处理，国家财利会成倍增长，同样受到宠信重用。天下太平已久，社会安定，百姓不愿动乱。但是这一批人，设计各种诡计侵扰百姓，一共二十五人，一同盘剥残害百姓，却没有人敢揭发他们。等到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反叛，长安、洛阳两京仓库财物充盈数不清。杨国忠出主意，说不能动用国库正规储备，于是派御史崔众到河东，收纳钱财授予僧人、尼姑、道士度牒，十天之内收钱百万。玄宗逃往巴蜀，郑昉出使剑南，请求在江陵对盐、麻征税补充国库，设置官吏监督收税。肃宗在灵武称帝，后来任用郑叔清做御史，在江淮向豪门富商借贷，又出卖官爵，补充国家开支。德宗时期讨伐河朔藩镇以及李希烈，国家财力消耗殆尽。赵赞主管国家财政，行事细碎苛刻，认为国库不足，应当向百姓征收赋税补充军用。他和谏官陈京等人接连献上计策，赵赞请求征收京城百姓房屋税，按照房屋间架等级收税；陈京又提议核查商人店铺资产，按比例向商人借贷。宰相一同欺瞒朝廷，于是推行这些政策。朝廷内外民怨沸腾，人人心怀不满。当时又下令王公以下，曾经做过节度方镇官员的家庭，交出家奴和马匹支援战事，官府民间骚动不安。后来张滂、裴延龄、王涯等人，压榨百姓讨好君主，这些都足以作为后世的警戒。

当初兴元年间收复京城之后，国库全部空虚，各道开始向朝廷进献财物，补贴国家经费，皇帝也时常下诏索取财物。等到叛乱平定，天下安定，正式赋税之外，各地进献财物从未停止。韦皋在剑南，每日都有进奉；李兼在江西，每月都有进奉。杜亚镇守扬州、刘赞镇守宣州、王纬、李锜镇守浙西，争相进献财物，以此稳固皇帝的恩宠。上奏进贡的时候，都说这些是正规赋税之外的盈余，也叫“羡余”。有的节度使假托皇帝密令，借此倒卖官府物资。各道还有把贬谪官吏的财物上缴，克扣官吏俸禄，对往来要道征税，种菜种果征税，人死也要征税。节度使、观察使交接职务的时候，有的提前征收赋税拿来作为进奉。献给朝廷的，只不过搜刮来的二三分，剩下的全部被官员私吞，数不胜数，这就是节度使的进奉。之后裴肃担任常州刺史，变卖柴炭、官府文书案卷，在各类商贩身上盘剥牟利，过了一年多也向朝廷进奉财物，没过多久就升任浙东观察使。天下刺史向朝廷进奉，从裴肃开始。刘赞死在宣州，严绶当时是判官，倾尽军府物资用来进奉，很快就被授予刑部员外郎。天下判官向朝廷进奉，从严绶开始。这种风气习以为常，泛滥无法制止。

大体上唐朝治理天下，有两税、盐铁专卖、漕运、仓储、各类杂税。现在考证这些制度的起源流变，记述制度的好坏得失，写成《食货志》。

武德七年，朝廷初次颁布法令。规定丈量土地的制度：五尺为一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顷。成年男子、中男每人授田一顷；身患重病、残疾之人授田四十亩；寡妇、妻妾授田三十亩；如果是独立一户，再加授二十亩。所授的田地，十分之二作为世业田，十分之八作为口分田。世业田，户主去世，继承者就可以继续耕种；口分田，死后归还官府，再分配给其他人。

赋役制度：每丁每年缴纳租粟二石。调税根据当地出产，缴纳绫、绢、絁每种二丈；缴纳布的，增加五分之一。缴纳绫、绢、絁的，同时缴纳绵三两；缴纳布的，缴纳麻三斤。每个丁男每年服役二十天。如果不服徭役，就收取庸绢，每天三尺。遇到战事增加徭役，满十五天，免除调税；满三十天，租税、调税全部免除。正役、加役合计，一年不能超过五十天。

岭南各州征收米税，上等户一石二斗，次等户八斗，下等户六斗。当地少数民族民户，全部减半征收。归附朝廷的蕃胡，上等户丁男税钱十文，次等户五文，下等户免征；归附满两年之后，上等户丁男缴纳两头羊，次等户一头羊，下等户三户共同缴纳一头羊。

如果遇到水灾、旱灾、虫灾、霜灾，庄稼损失四成以上，免除租税；损失六成以上，免除调税；损失七成以上，租税徭役全部免除。

全国百姓民户，按照资产多少，定为九等。每三年，县衙核定户等，州府复核。一百户为一里，五里为一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城镇居住的住户划为坊，乡村居住的划为村。村、坊、邻、保之间，互相监督检举。士、农、工、商四种职业，各安本业。享受俸禄的官员家庭，不允许和普通百姓争夺财利；工匠商人各类杂户，不允许进入士人的行列。

刚出生的男女称为黄，四岁称为小，十六岁称为中，二十一岁称为丁，六十岁称为老。每年造计账，每三年造户籍。州县留存五套户籍档案，尚书省留存三套。神龙元年，韦皇后想要讨好百姓，上表请求把成丁年龄改为二十二岁，老年的标准改为五十八岁，皇帝下诏采纳。等到韦氏被杀，恢复旧制。天宝三年，又颁布优待诏令，十八岁定为中男，二十二岁定为丁。全国户籍造四份副本，京师、东京的尚书省、户部各保存一份，方便皇帝出行，省去搬运档案的麻烦。

度量衡制度：长度，选取中等大小黑黍，一粒黍的宽度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容量，以中等黑黍，一千二百粒为一龠，两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三升为大升，三斗为大斗，十大斗为一斛。权衡重量：一百粒中等黑黍的重量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一斤。调音律、测日影、配汤药、制作冠冕，使用小升、小两；其余官府民间全部使用大升、大两。山东各州，民间通行一尺二寸的大尺。民间计量，不再用龠，合以下微小单位，使用抄、撮。

天宝九年二月，皇帝下敕：“车轴长度七尺二寸，每面重三斤四两；盐斗，交易扣除陌钱每贯二十文。”

开元八年正月，敕令：“之前因为庸调缴纳物资没有标准，品质好坏需要规范，于是颁布样本到各州，要求贡品不能过于精细，也不能粗劣，按照本土物产进贡，从源头规范。但是各州上缴的贡物，投机取巧，为了满足重量，刻意增加丈尺，有的一匹布达到五丈，很不合理。规定布匹宽一尺八寸，长四丈，统一标准，施行很久，当初定样本就写明这个规格。为凑重量而增加布匹长度，如同朝三暮四的把戏。命令主管部门核查，如果超过常年规格，丈尺超额，就上奏朝廷。”

开元二十二年五月，敕令：“核定户等资产的时候，百姓不是商户，城外住宅，还有每户一头耕牛，不计入资产。各类杂匠、幕士以及同类应当免除征行徭役的民户，一户之内，四个丁男以上，承担这类徭役不能超过两人；三个丁男以下，不能超过一人。”

同年七月十八日，敕令：“从今以后，京兆府关内各州，征收庸调和资课，全部限定十月三十日完成。”

天宝三载二月二十五日大赦文：“每年八月征收庸调，此时农事还没有结束，百姓难以完成。从今往后，征收期限延后到九月三十日。”

开元二十五年三月，敕令：“关内地区庸调赋税数额不小，本地不盛产蚕桑，百姓依靠粮食，常常低价卖出粮食，高价购买丝织品，损耗很大。江淮百姓苦于赋税物资转换，水路运输负担沉重，运费成倍增加。今年天下太平，粮食丰收价格低廉，田地收成丰厚，京城物资充足。调剂物资，减少运输耗费，顺应民情，不伤害农耕。从今以后，关内各州的庸调、资课，按照市价折算粟米，送到京城按需支用。路途遥远不便运输的，就地储存，就近充当军粮。河南、河北不通水运的地方，租税折算成绢，代替关中的调税。主管部门明确订立细则，符合朕的心意。”

天宝元年正月一日大赦文：“听说百姓之中，有家庭人丁众多，为逃避赋税徭役，父母尚且在世，就分家另立户籍。命令州县核查整治。一户之内，十个丁男以上，免除两人的赋税徭役；五个丁男以上，免除一人。命令合家共居，敦厚风俗教化。侍奉老人的侍丁，免除差役。”

广德元年七月，下诏：“一户人家，三个丁男，免除一人的庸调。地税依旧每亩征收二升。天下男子，二十三岁成丁，五十八岁归入老免行列。”

永泰元年五月，京兆府麦子大丰收，京兆尹第五琦上奏请求，每十亩田地，官府征收一亩的赋税，效仿古代什一税，皇帝准许。永泰二年五月，各道税地钱使、殿中侍御史韦光裔等人出使各道返回，征得税钱四百九十万贯。乾元以来，天下战乱，京城百官俸禄削减。皇帝即位，优待百官，公卿商议，认为按田亩征收青苗税，可以兼顾官府民间。于是派遣御史，向天下田地征收青苗钱，供给百官俸禄。从此常设御史大夫为税地钱物使，每年以此为制度，分配供给百官俸禄。

大历四年正月十八日，敕令主管部门：“核定天下百姓以及王公贵族每年应交税钱，分为九等：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文，上下户三千文；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户一千五百文；下上户一千文，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在职官员，一品比照上上户，九品比照下下户，其余品级按这个标准缴税。一户多人在多处做官，每一处都要按品级缴税。内外正式在编官员按照规定缴税；试官、同正员文武官，不在征税范围。百姓有商铺、作坊、冶炼作坊，按照法令应当在本户等基础上提高两等征税，依照本次户等税额核查征收。寄庄户按照旧例本为八等户，寄住户本为九等户，考虑到和普通百姓不公平，两类户各提高一等征税。各地外来寄居人户，无论有无官职，分两等征税，家境宽裕的比照八等户，其余比照九等户。如果在多地拥有田庄，每一处田庄都要缴税。各道将士的田庄，因为戍守防御劳苦，不和普通百姓同等对待，全部按九等户缴税。”

同年十二月，敕令：“关中开垦田地越来越多，江淮漕运粮食源源不断，一年储备大半依靠漕运，田税可以从轻。京兆府明年秋税，分为两等，上下各一半；上等田地每亩征税一斗，下等每亩六升。荒地有人租种开垦，按照今年十月二十九日敕令，全部每亩征税二升。责成京兆尹、各县县令安抚百姓，传布朕的旨意。”

大历五年三月，下优待诏书规定京兆百姓赋税：夏税，上等田每亩六升，下等田每亩四升；秋税，上等田每亩五升，下等田每亩三升。开垦荒地，每亩收税二升。

大历八年正月二十五日，敕令：“青苗地头钱，天下每亩征收十五文。京城事务繁杂，之前加到三十文。从今以后，和各州统一标准，每亩十五文。”

建中元年二月，朝廷派遣黜陟使分别巡行天下，诏书大致说：“户籍不分原住户与外来客居户，以现在实际居住地登记户籍；人不分丁男、中男，按照贫富差距定赋税。行商在经商的郡县缴纳三十分之一的税。本地居民赋税分夏秋两次征收。有不便当地情况的，可以分三次征收。其余各类赋税全部废除，但丁男户籍名额保留。田亩赋税，以大历十四年实际开垦田地数目作为标准。夏税征收不超过六月，秋税征收不超过十一月。违反规定，贬黜地方长官。命令黜陟使各自根据当地风土条件、户口多少，均衡赋税，确定税额，由尚书度支总管。”

建中三年五月，淮南节度使陈少游请求本道两税钱每贯增加二百文，朝廷下诏其他各州全部照办。建中八年四月，剑南西川观察使韦皋上奏请求赋税增加十分之二，用来增加官吏俸禄，朝廷准许。

元和十五年八月，中书门下上奏：“遵照今年闰正月十七日敕令，命令百官讨论钱币物价轻重问题。综合杨于陵等官员的意见：请求天下两税、盐铁专卖、酒税等赋税，全部征收当地出产的布帛丝绵实物，不再征收现钱。这样实物价格抬高，钱币贬值，农民就不用低价变卖布匹缴纳赋税。各位大臣的建议都十分妥当，对公家私人都有利。请求交付度支，按照各州府两税上交朝廷、留州、留使原有税额，从元和十六年起，全部改为布帛丝绵等实物作为税额，效仿大历以前租庸调制度，不再折算钱币，令百姓缴纳实物。参照元和十五年布帛的估价；过去缴纳虚估物价的，按虚估折算；过去缴纳实估物价、现钱的，在实物数量上参照估价折算。改革目的是抬高实物价格，物价上涨，公私长久受益。初期虽然会略微优待百姓，制度推行之后回归实际，对比旧制，有利无害。拟定实施细则，编入朝廷法令文书。盐利、酒税原本按钱币计算税额，和两税不一样，不能去掉钱币定额。其中要求缴纳现钱的，也允许按照当时市价折算布匹缴纳。朝廷不再专门征收钱币赋税，百姓可以拿本土物产交税，钱币实物的轻重就会均衡，百姓也会更多从事蚕桑纺织。顺应时势惠及百姓，处置得当。当地缺少丝麻，或者靠近边疆，风俗特殊，赋税缴纳有差异，交由主管部门酌情处理。”皇帝下诏批准。

大和四年五月，剑南西川宣抚使、谏议大夫崔戎上奏：“遵照诏令处理西川各项事务。我和郭钊商议，两税税额之中，三分二分收现钱，一分折算布匹，每两贯优待百姓五百文，合计优待一十三万四千二百四十三贯文，已经告知百姓。遭受战乱的州县，按照诏令减免三分之一赋税，合计减免六万七千六百二十贯文。没有遭受战乱的州县，原先全部征收现钱，现在三分之中一分折算杂物，优待百姓一十三万贯。过去有对姜、芋征税，每亩税额高达七八百钱，征收没有固定时节。现在全部废除这些税目，统一按照全国四等户等收税，事先发给百姓户帖，其余各类苛捐杂税全部停止。”

唐高祖即位，沿用隋朝五铢钱。武德四年七月，废除五铢钱，发行开元通宝钱。钱币直径八分，重二铢四絫，十枚重一两，一千枚重六斤四两。在洛州、并州、幽州、益州设置钱监。秦王、齐王各赏赐三座铸钱炉，右仆射裴寂赏赐一座铸钱炉。胆敢私自铸钱的判处死刑，家属流放籍没。武德五年五月，又在桂州设置钱监。当时议论的人认为新钱轻重大小恰到好处，各地使用都很便利。后来私铸钱币渐渐兴起，市面上钱币粗劣轻薄。

显庆五年九月，敕令恶钱越来越多，官府出面收购，五枚恶钱兑换一枚好钱。百姓知道恶钱价值低，私自收藏，等待禁令松弛。高宗又下令一枚好钱换两枚恶钱，弊端依旧不能消除。乾封元年封禅泰山之后，改铸新钱，钱币文字“乾封泉宝”，直径一寸，重二铢六分，和旧钱同时流通。新钱一枚抵旧钱十枚，满一年之后，旧钱全部废除。

当初开元通宝的钱文，由给事中欧阳询撰文书写，时人称赞书法精妙。字体融合八分书与隶书，文字顺序先上、后下，再左、再右；如果从上向左环形阅读，文字语义也通顺，民间俗称开通元宝钱。改铸乾封新钱的时候，就依从民间读法，“乾”字在上，“封”字在左。不久察觉到钱文书写的错误，又因为改铸新钱，商贸受阻，米帛物价上涨，于是商议恢复旧钱。

乾封二年正月，下诏：“钱币流通由来已久，是古今重要物资，官府民间都要使用。岁月久远，伪滥钱币大量出现，所以借用乾封年号改铸新钱。仔细思考，这样做并不妥当。高祖平定乱世，创立钱币制度；太宗继承帝位，没有改动。现在废弃旧钱铸造新钱，违背先帝本意。开元通宝依旧通行，作为万代的法度。乾封新铸钱币，官府封存，不再铸造。天下有铸钱炉的地方，全部铸造开元通宝。”

之后私铸钱币更多，钱币又变得粗劣。高宗曾经朝堂对侍臣说：“钱币使用很久，官府民间都离不开。近年州县监管不严，私铸钱币太多。听说荆、潭、宣、衡各州，私铸尤其猖獗，有人把船停泊江中盗铸，地方官吏不能察觉。从今严格禁止，收缴恶钱，争取一两年之内清除干净。”虽然屡次下达敕令，私铸作伪不能停止。

仪凤四年四月，东都拿出陈年糙米、粟米，在市场售卖，每斗收取一百文恶钱，收缴的恶钱交给少府、司农销毁重铸。厚重合乎规格的钱币允许继续流通。当时粮食价格上涨，有人认为铸钱太多，钱币贬值物价上涨，于是暂时停止少府监铸钱，不久又恢复铸造。武则天长安年间，把标准钱币样本悬挂街市，要求百姓依照标准用钱。但是甄别钱币十分麻烦，交易停滞。又下达敕令，除铁锡、铜质残破、穿孔的钱币，其余都允许流通。熟铜、薄小、沙质、厚重不合规格的，不再甄别。从此盗铸钱币大量出现，钱币更加粗劣。江淮以南，盗铸之人躲在湖泊、大海、深山险地，人迹罕至，州县无法禁止。到神龙、先天年间，长安洛阳钱币质量尤其差。郴州、衡州私铸小钱，只有粗略轮廓，还有铁锡仿制的五铢，都在市面流通。甚至熔化锡块，用模具片刻就铸出千百枚钱币，拿到市面使用。

开元五年，皇帝前往东都，宋璟主持政务，上奏请求全面禁止恶钱。开元六年正月，下令全国销毁恶钱，通行重二铢四絫的标准钱币，不能使用的全部销毁重铸。二月又下敕：“古代汇集天下货物，设立财货管理制度，流通天下，便利百姓。钱币轻重适度，才能利于民生；真伪混杂，官府就失去管控。近年用钱不遵循法度，担心贫苦百姓日渐困顿，奸恶豪强越来越多。重申旧法令，悬挂钱币样本，希望百姓安定风俗淳厚，法令施行。”当时江淮钱币最为粗劣，分为官炉、偏炉、棱钱、时钱多种。宋璟派遣监察御史萧隐之为江淮使。萧隐之命令百姓按户出钱，严厉督责。百姓把质量尚可的铜钱充当恶钱上交，粗劣小钱直接丢进江河，躲避治罪。市场交易中断，物价飞涨，消息传到京城。萧隐之被贬官，宋璟也因此被罢免宰相，任用张嘉贞主持政务。张嘉贞放宽钱币禁令，百姓才安定下来。

开元二十二年，中书侍郎张九龄刚担任宰相，上奏请求放开民间铸钱的禁令。唐玄宗命令百官详细讨论。黄门侍郎裴耀卿、李林甫，河南少尹萧炅等人都说：“钱币是流通货物的工具，是国家掌控的权柄，所以历代禁止私人铸钱，杜绝作伪粗劣。如果放开禁令，恐怕百姓放弃农耕追逐铸钱的利益，粗劣钱币会更多，对国家不利。”

左监门录事参军刘秩上奏议论：

“遵照本月二十一日敕令，想要放开民间铸钱，让百官讨论可否。钱币的起源很早，用来调节物价轻重，权衡农业和商业。齐桓公掌握这个办法成就霸业；周景王违背这个制度民生困苦。查阅典籍，国家兴衰，确实和钱币制度息息相关。陛下想要变革旧制解决当下问题，不直接决断，征询众人意见。臣虽然愚钝，也愿意陈述见闻。

上古以珠玉为上等货币，黄金为中等货币，刀布铜币为下等货币。管仲说：‘三种货币，握在手里不能取暖，丢掉也不会挨饿。先王依靠它掌控财物，治理百姓，平定天下。这就叫权衡。权衡，就是让物价有高有低，不能一成不变。给予百姓财富在于君主，剥夺百姓财富也在于君主；使人贫穷、使人富足，都由君主掌控。所以百姓像敬仰日月一样爱戴君主，像亲近父母一样亲近君主，就是依靠这个权术。这是君主的权力。

如今的铜钱，就是古代的下等货币。陛下如果把铸钱交给民间，在上无法管控百姓，在下百姓无从尊奉朝廷，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物价过低就伤害农民，钱币贬值就伤害商人。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观察物价高低、钱币轻重。货物贵重就钱币轻，钱币轻是因为货物过多，国家就要收购货物减少市场供给；货物少物价就贵，物价贵官府就要投放物资降低物价。调节轻重的根本，掌握在朝廷手中，怎么能交给民间？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

铸钱不掺杂铅铁就没有利润，掺杂铅铁钱币就粗劣。不严刑禁止，不能遏制私铸。如今堵塞私铸的门路，还有人冒着死罪犯法，何况放开禁令，指望百姓遵守法令？如同设置陷阱引诱百姓落入，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

允许民间铸钱，无利百姓就不会铸造；有利可图，大量百姓就会放弃农耕。放弃农耕的人多，田地就荒芜，百姓就会挨饿受冻。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

百姓过于富足，赏赐就起不到劝勉作用；百姓穷困，刑罚就无法约束。法令不能推行，社会治理混乱，根源在于贫富差距。如果允许私人铸钱，穷人无力铸造。我担心穷人更加贫困，依附富户做工；富人借机更加骄横。汉文帝时期，吴王刘濞身为诸侯，财富和天子相当；邓通身为大夫，财富堪比王侯，都是铸钱造成的。允许私人铸钱，就是把国家财利大权交给百姓，丢掉朝廷的权柄，这是不可行的第五点。

陛下如果认为钱币太重，铸钱工本高收益少。我愿意分析弊病，献上计策。钱币贵重，是因为人口不断增加，铸钱炉数量没有增加。官铸钱币重量大，和铜料价格接近，所以盗铸之人销毁官钱铸造轻薄恶钱。恶钱流通，禁令宽松就通行，禁令严厉就废弃，钱币就更加短缺。铸钱不足，根源在于铜价昂贵，铜贵是因为民间使用铜器太多。铜做兵器不如铁，做器物不如漆器，禁止民间使用铜没有害处。陛下何不禁止民间私用铜器？民间得不到铜，铜的价格就会下降，铸钱原料充足。铜不流入民间，盗铸就没有原料，官钱不会被销毁，百姓不用犯死罪，钱币数量增加，工商业也获利。一件政策同时收获四项好处，希望陛下仔细考量。”

当时文武百官，都认为放开私铸不可行。这件事没有实行，朝廷只是下令州县严厉收缴恶钱。

天宝初年，长安洛阳钱币质量稍有好转，粮食丰收价格低廉。几年之后，钱币又渐渐粗劣。官府不允许好钱加价兑换，好坏钱币一同流通。富商奸人，悄悄收好钱，运往江淮，一枚好钱兑换五枚私铸恶钱，冒充官钱运回京城使用。京城钱币越来越轻薄劣质，鹅眼钱、铁锡钱、残破古钱、綖环小钱，每贯重量不过三四斤。

天宝十一载二月，下敕：“钱币用来互通有无；调节物价轻重，用来防止百姓逾越法度。周代设立九府管理钱币，汉代设置三官铸钱。处理事务要顺应时宜。听说京城流通的钱币很多粗劣，需要整治革除弊端。但是安定百姓重在养护，教化风俗贵在变通，法令适当宽松，才可以长久施行。命令官府拿出几十万贯官钱，分到两市，百姓手里不能长久流通的恶钱，官府出面兑换，限定一个月之内完成。让贫苦百姓不受损害，商旅正常通行。超过期限还违规使用恶钱，一律按法令处置。”

当时京城百姓长期使用恶钱，诏令下达之后，百姓十分惊扰。朝廷又在龙兴观南街开设市场，拿出左藏库标准排斗钱，允许百姓兑换。贫苦百姓又很难轮到兑换。很快又下达敕令，除铁锡、铜沙、穿孔残破古钱之外，其余钱币照旧流通，很久之后社会才安定。

乾元元年七月，下诏：“钱币流通由来已久，历代都有变革，调节物价轻重。周代设立九府，开启钱币流通；汉代铸造五铢，完善铸钱制度。钱币大小要适宜，大小钱币互相权衡，对官府百姓有利，治理应当懂得变通。现在战乱没有平息，国库空虚。卜式捐献财物支援军队，桑弘羊谋划富国之策。制定法令，要便利百姓。御史中丞第五琦上奏请求改铸新钱，一枚抵旧钱十枚，另外铸造，不废除旧钱，希望充实国库，获得十倍收益，不骚扰百姓，古已有先例。命令各钱监另外铸造当十钱，钱文为‘乾元重宝’。开元通宝照旧流通。铸钱查禁私铸的细则，上奏朝廷。”

乾元二年三月，第五琦升任宰相，又请求铸造重轮乾元钱，一枚抵五十文，二十斤为一贯。皇帝准许。于是新的重轮钱、乾元重宝、开元通宝三种钱币同时流通。不久粮价飞涨，一斗米价值七千文，饿死的人遍地都是。于是抬高旧开元钱，一枚抵十文；乾元重宝钱降为一枚抵三十文。百姓苦于钱币价值变动不定，民间私自抬高钱币比价，出现虚钱。长安城内，盗铸钱币盛行，寺庙道观的铜钟、铜像，很多被销毁铸钱。豪强犯法的人接连不断。京兆尹郑叔清抓捕惩治，毫不宽纵，几个月之中打死八百多人，百姓更加困苦。

上元元年六月，下诏：“顺应时势订立制度，之前铸造新钱，只是权宜之计，知道不能长久。听说官炉之外私铸钱币很多，销毁小钱铸造大钱，泛滥成灾。治罪的人很多，不能杜绝奸私。物价越来越高，人心不安，需要变通，寻求折中方案。重棱五十文的大钱，改为三十文流通；开元旧钱，一枚抵十文；乾元当十钱照旧使用。京城以及京畿之内执行，各州等候进一步指令。”

七月敕令：“重棱五十文大钱，之前命令京畿减为三十文使用，天下各州全部照此执行。”

宝应元年四月，调整乾元钱，一枚抵二文；乾元重棱小钱，一枚抵二文；重棱大钱，一枚抵三文。不久又下令乾元大小钱币，全部一枚抵一文。私铸的重棱大钱，禁止流通。

大历四年正月，关内道铸钱等使、户部侍郎第五琦上奏，请求在绛州汾阳、铜原两处钱监，增设五座铸钱炉，朝廷准许。

建中元年九月，户部侍郎韩洄上奏：“江淮的钱监，每年一共铸钱四万五千贯，运送到京城，核算人工转运的耗费，每贯成本二千钱，成本超过收益。商州红崖冶铜矿产量很高，还有洛源监，长久废弃。请求增加工匠开采铜矿，恢复洛源钱监，设置十座铸钱炉，每年铸钱七万二千贯，核算人工运输，每贯耗费九百钱，收益超过成本。江淮七处钱监，请全部撤销。”朝廷准许。

贞元九年正月，张滂上奏：“各州官府民间铸造铜器杂物。国家钱币不足，损耗途径很多。商贩偷偷销毁铜钱，一千文铜钱熔成六斤铜，做成器物，每斤价值六百多钱。利润丰厚，销毁铜钱的事情越来越多，江淮地区钱币不断减少。请求依照旧敕令，除铸造铜镜之外，民间禁止铸造一切铜器。”

元和三年五月，盐铁使李巽上奏：“接到湖南院申报，郴州平阳、高亭两县地界，平阳冶以及马迹、曲木等古代铜矿坑，大约二百八十多口矿坑，派人核查，确实出产铜锡。请求在郴州旧桂阳监设置两座铸钱炉，开采铜矿铸钱，每天大约铸二十贯，一年铸成七千贯，对国家有利。”朝廷准许。

同年六月，下诏：“钱币的作用，在于流通。钱币积压，货物就会贬值。囤积钱币的人可以趁百姓危难牟利，囤积货物的会损害自身利益。想要颁布法令放出囤积的钱币，增加铸钱促进流通，让商人知道禁令，农耕桑织得到安定。目的是挽救时弊，不是为了牟利。改革不能操之过急，避免百姓惊扰。天下商人囤积现钱的，命令地方长官督促商人购置货物，官府不能定指标逼迫商人，任由商人自由交易，方便民生。一年之后政策全面推行，朕再颁布新法令，制定囤积钱币的禁令。先进行告示，灵活处置，之后严格执法。天下出产银矿的山林，大多伴生铜矿。铜可以铸钱，白银对民生没有用处。权衡利弊，专力开采铜矿。五岭以北所有开采银矿的坑冶，全部禁止。担心矿户失业，命令各州长官劝导矿户转而开采铜矿，供给官府铸钱。责成盐铁使拟定细则上奏。”

元和四年闰三月，京城市面上钱币每贯扣除二十文，钱币陌数不足，还有铅锡劣质钱。遵照贞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敕令：“陌数不足的钱币，依法应当禁止。担心追查过程滋生奸弊，法令要便于百姓，不要扰民。从今以后，交易中使用缺陌钱币，由本行行头、店铺主人、中介人监察送交官府。如果包庇纵容，允许买卖交易的人告发，行头、店主、中介从重治罪。府县差役，不得随意骚扰百姓。如果不是买卖交易，允许百姓自己携带钱币在街市通行，官府一律不予追究。”同年六月，朝廷下达敕令：“五岭以北地区，所有银矿坑，照旧准许百姓开采，禁止现钱流出五岭。”

元和六年二月，朝廷颁布制书：“官府与民间进行交易，交易额达到十贯钱以上的，就必须同时使用绢帛等实物。委托度支盐铁使以及京兆尹立刻拟定钱币、绢帛搭配使用的比例，分条上奏朝廷。茶商等官民之间汇兑现钱的便换业务，全部予以禁止。”同年三月，河东节度使王锷上奏，请求在所管辖的蔚州境内增设铸钱炉，废除辖区内的锡钱。朝廷准许，并且下令把铸钱炉增加到五座。

元和七年五月，户部王绍、度支卢坦、盐铁王播等人上奏说：“京城日常流通大量使用现钱，官府各项开支，近来现钱十分短缺。这是因为之前禁止商人开展便换汇兑业务，于是各家把钱币囤积起来，造成物价上涨，钱币滞留在民间不流通。我们几人商议，请求允许商人到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随意办理现钱汇兑，其余旧有禁令照旧执行。以往各官署、各使臣，有的和商人做汇兑，大量钱币留在城中，不断被私人贮藏，不再流通。请求从今往后，对此严加管束禁止。”朝廷批准了这份奏请。

元和八年四月，朝廷下达敕令：“因为钱币贵重、货物轻贱，调出内库钱币五十万贯，命令长安两市收购布帛，每一匹布帛的收购价格提高十分之一。”

元和十二年正月，敕令说：“钱币的使用，本来就有固定制度，要让物价、钱币轻重均衡，依靠官府收放钱币调节，必须顺应变化，造福百姓。如今绢帛价格持续走低，官府民间都蒙受损失。应当拿出现钱五十万贯，命令京兆府挑选交通便利的地方开设交易市场，按照市场价格买卖货物。选派清廉干练的官吏，认真主持办理。同时交由相关官署，先拟定具体处置办法上奏。务必让措施可以长久施行，法令能够通行。”

又下达敕令：“近来布帛价值下跌，现钱日渐稀少，都是因为各地钱币被囤积阻塞，不能流通。京城之内，文武官员，不论品级高低，公主、郡主、县主、宫中宦官，下到平民百姓、商旅、寺院道观、街市坊市，所有人私人贮藏现钱，一律不得超过五千贯。如果超过这个数额，准许在敕令颁布之后，限一个月之内，随意购买其他财物来替换贮藏的钱币。如果钱币数量太多，一个月处理不完，允许在限期内向所在州县递交文书，申请延长期限。即便申请延期，总共也不能超过两个月。如果一户人家另外还有住宅、店铺，家中贮藏的钱币全部合并计算，归入五千贯的限额。兄弟原本分家、已经分割家产的，不受这条限制。

限期满之后还有违犯的，没有官身的百姓，送交主管部门，施以重杖之后处死。文武官员以及公主等人，交由相关部门上奏朝廷，从重贬官处罚。皇亲国戚、宦官，也要把姓名官衔上报。多余贮藏的钱币，无论多少，全部收缴官府。收缴的钱财当中，五分抽取一分作为告发人的赏赐，赏赐上限五千贯。官府查获或者有人告发，都要从重判罪，酌情赏赐告发人。”

当时京城街巷商铺囤积的钱币，大多是各地藩镇的钱财，王锷、韩弘、李惟简，家里贮藏的钱币少的也不少于五十万贯。接到敕令之后，这些人争相购买宅院房屋来把现钱变换成不动产，钱多的甚至租赁大量街巷房屋消耗钱财。而富商大贾，大多假借左右神策军官钱的名义藏匿钱财，府县官吏无法彻底核查，这条法令最终没能推行。

元和十四年六月，敕令：“凡是隶属于各军、各使的人员，如果再有交易用钱每贯克扣二十文、不足足额贯数，以及使用铅锡铸造的劣钱的，命令京兆府给犯人戴上枷锁关押，行文通知所属军、使衙门，由军府派人带回军营责打二十杖。如果情节恶劣、拒不服从，就由京兆府上报朝廷。”

元和十五年八月，中书门下上奏：“根据百官讨论铸钱的意见，有的人提议收购民间的铜器，命令各州郡铸造铜钱。开元以前，还没有设置盐铁使的时候，也曾让州郡负责铸钱。如今两税如果全部征收绢帛实物，恐怕交易还是需要使用现钱。希望下令各道，把官府民间的铜器，全部上交当地节度使、团练使、防御使、经略使，按照原有敕令付给价钱，也可以折算抵交两税。再由当地军人把这些铜熔化铸钱。铸钱的本钱，使用各州留存本地、留归节度使使用的经费中没有花销的物资充当，铸造出来的钱币供给军府、州县公用。当地军人本来就有朝廷供给的粮饷，还能节省铸钱成本，汇集各地人力、收集各地铜料，全国一同开工，可以快速解决钱币短缺的问题。等到一年之后民间铜器全部收缴完毕，就停止这项举措。

州府境内出产铜、铅，可以开设铸钱炉的，上报主管部门，按照官办矿冶旧例，每年拨给本钱铸造钱币。收购民间铜器的期限，以及禁止私自铸造、买卖铜器等规定，商议妥当之后，命令相关部门分条上奏。长安的铸钱以及铜器收购事宜，后续再另行安排。准备颁布施行之前，还需要周全考量，请命令中书、门下两省，御史台以及各部门长官共同商议，重新研讨之后上奏。”朝廷予以批准。

长庆元年九月，敕令：“钱币贵在流通。听说近来各地用钱，每贯扣除的陌钱数额各不相同。与其颁布禁令却屡屡有人触犯，不如顺应民间习惯，公私交易，订立可以遵守的统一规则。朝廷内外官府民间支付使用钱币，从今以后，每贯钱统一扣除八十文，以九百二十文算作一贯，不许再额外克扣，也不许贯数之内缺额。”

大和三年六月，中书门下上奏：“依据元和四年闰三月的敕令，凡是铅锡铸造的劣钱，都应当收缴官府，如果有人告发查到一文劣钱，奖赏告发人一百文。当时这条敕令，意在严刑峻法，但是实际执行根本行不通。譬如告发查获一百贯锡钱，就要赏赐一万贯铜钱，照这样执行，赏赐没有上限。如今我们提议：交易使用铅锡劣钱，一贯以下，由州府按常例判处脊杖二十；十贯以下，杖责六十，判处徒刑三年；超过十贯以上，当众处决。收受铅锡劣钱参与交易的人，按照同样的法条判罪。涉案的铅锡劣钱，全部收缴官府。告发者，每查获一贯劣钱赏赐五千文，不足一贯的按比例折算，赏赐累计最多三千贯，赏赐的钱从当地官府库钱支取。犯罪之人没有判处死刑的，抄没他家财产，用来补足告发人的赏钱。”朝廷批准。

大和四年十一月，敕令：“家中私自贮藏现钱的人家，除去规定允许贮藏的数额之外，钱币一万贯到十万贯的，限一周年之内处置完毕；十万贯到二十万贯以下的，限两周年处置完毕。如果不遵守期限，继续囤积钱币，超过限期之后，允许他人告发，也准许地方差役察觉举报。犯事人家的钱币，全部依照元和十二年敕令收缴官府，收缴钱财五分抽取一分作为赏赐，告发人的赏赐上限五千贯。涉案人员的判罪、贬官处分，全部参照元和十二年敕令执行。地方差役查获的，赏赐减半。”这条政令最终没有推行。

大和五年二月，盐铁使上奏：“湖南管辖各州百姓私自铸造钱币。衡州、道州等数州，和岭南相连，山洞幽深，百姓仿照官钱样式，竞相铸造质地脆薄的劣质假钱，低价拿来交易，和完好的官钱混杂流通。江西、鄂岳、桂管地区铸造滥恶钱币的情况，请求一并委托本道观察使制定办法，加以禁绝。”敕令批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