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昌元年正月，皇帝下令尚书省核定院务机构商业税额。全国各处使司、院务机构一共一千六百一十六处，相比旧定额，减少税额九十四万一千多贯；同时撤销坊场，免除房屋租赁税。

同年十月，尚书省上奏：“如今全国使司、院务，已经下调税收定额；主管官员税收超额、亏欠，已经有升迁、降罚的法令。可以撤销提点所专门的赏罚俸禄制度，只交给提刑司监察；如果提点官侵害场务利益，按照法令治罪。”皇帝下诏批准。

明昌二年，下诏削减南京官房出租钱以及地基税钱。

明昌三年，告诫提刑司，禁止权贵豪强垄断山林湖泽资源。司竹监每年采伐破竹五十万竿，分春秋两季输送到都水监，用于黄河防汛；剩下的边角笋、笋皮等售卖可得钱财三千贯，芦苇售卖得钱二千贯，以此作为固定税额。

明昌五年，上书言事的大臣请求恢复旧有的坊场设置，皇帝没有准许，只允许增设院务。皇帝下诏尚书省斟酌订立制度，拟定辽东、北京依旧允许百姓分别承包；中都等十一路派遣官员实地考察，酌情增设二十三处院务，从当年九月初一开始执行，皇帝批准。

大定年间，中都税使司每年税收十六万四千四百四十多贯；承安元年，每年税收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九贯。

泰和六年五月，订立法令：院务税额亏欠的，由转运司派遣官员接管专卖。

金银之税

大定三年，订立法令：金银矿坑允许百姓开采，官府抽取二十分之一作为税收。

泰和四年，上书言事的大臣提出：金银交易征税百分之一，其他货物征税百分之三；如今物价比从前上涨，金银的税额已经不能匹配实际收益，金银交易也增加一个百分点的税。皇帝下诏采纳。

泰和七年三月，户部尚书高汝砺上奏：“旧制度，小商人经营普通货物收税四分；金银属于贵重物品，大多掌握在富贵人家手中，交易却只收三分税，制度不平衡，请求金银交易也统一按四分收税。”朝中大臣商议认为，这样会促使百姓隐瞒金银不申报交易，于是依旧沿用旧制度。

《金史》志第三十二 食货五续、选举一（译文）

榷场

榷场，就是和敌对国家开展互市贸易的场所。全部设置场官管理，执行严格禁令，扩建房屋，沟通两国物资；每年获取的税收，对国家财政有很大帮助。

金熙宗皇统二年五月，答应宋朝的请求，于是两国各自在边界设置榷场。九月，下令寿州、邓州、凤翔府等地全部设立榷场。

海陵王正隆四年正月，撤销凤翔府、唐州、邓州、颍州、蔡州、巩州、洮州以及胶西县已经设置的榷场，只保留泗州一处。不久金朝讨伐宋朝，泗州榷场也随之关闭。正隆五年八月，下令把榷场机构迁移到南京。

金朝建国初期，曾经在西北招讨司的燕子城、北羊城之间设置榷场，用来交换北方游牧部族的牲畜。

世宗大定三年，在西夏的榷场购买马匹。大定四年，按照尚书省上奏，重新设置泗州、寿州、蔡州、唐州、邓州、颍州、密州、凤翔府、秦州、巩州、洮州各处榷场。

大定七年，禁令秦州榷场，不允许把米面、风干的羊猪，还有可以用来制作军器的物资贩运出境。

大定十七年二月，皇帝对宰辅大臣说：“宋朝喜欢挑起事端、背弃盟约，有可能和大石势力相互勾结，担心白白伤害百姓，不能不做好防备。陕西沿边榷场只可以保留一处，其余全部撤销。命令主管部门严密稽查奸细。”在此之前，为防范奸细，已经撤销西部边界兰州、保安、绥德三处榷场。

大定二十一年正月，西夏国王李仁孝上表请求恢复榷场。朝廷认为保安、兰州本地物产少，税收微薄；只有绥德地处要冲，可以恢复互市，皇帝命令大臣商议。宰臣认为陕西和西夏接壤，边境百姓经常越境偷盗；有榷场就会给奸人往来提供机会，建议依旧保留东胜榷场，陕西境内全部撤销。皇帝说：“东胜和陕西道路阻隔，贸易不通，就在环州设置一处榷场。”不久又在绥德州恢复榷场。

同年十二月，禁令寿州榷场收取分例。分例，就是商人送给榷场官员的见面钱财礼物。

章宗明昌二年七月，尚书省认为泗州榷场之前防备管控不严，上奏请求沿用大定五年旧制：官府修缮扩建房屋，加倍设置隔离禁令，由场官、提控所管控，提刑司负责监察检举。东胜、净州、庆州、来远军的榷场照旧，其余榷场全部修缮完备。

泗州榷场，大定年间每年税收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承安元年，增加到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六百五十三文。榷场需要进贡的各类物产：泗州场每年进贡新茶一千胯、荔枝五百斤、龙眼五百斤、金橘六千斤、橄榄五百斤、芭蕉干三百个、苏木一千斤、温柑七千个、橘子八千个、砂糖三百斤、生姜六百斤、栀子九十称；犀角、象牙、丹砂这类珍宝还不算在内。宋朝从这个榷场每年也获得税收四万三千贯。

秦州西子城榷场，大定年间每年税收三万三千六百五十六贯；承安元年，达到十二万二千零九十九贯。

承安二年，重新恢复保安、兰州榷场。承安三年九月，行枢密院上奏：“斜出等人请求开设榷场，计划设置在辖里尼要。”朝廷准许从当年十一月开展贸易。不久订立法令：各地榷场，如果有人拿现钱出境，或是和境外人私下交易，判处五年徒刑；交易现钱达到三斤以上的，判处死刑。宋朝边界各处榷场，因为金朝征伐宋朝全部关闭。

泰和八年八月，金朝和宋朝议和，宋朝请求恢复旧有榷场，于是在唐州、邓州、寿州、泗州、息州以及秦州、凤翔府重新设立榷场。

金宣宗贞祐元年，秦州榷场被宋朝焚毁。贞祐二年，陕西安抚副使乌古论衮州重新开设秦州榷场，每年税收达到十几万贯。

贞祐三年七月，朝廷商议打算允许榷场互市使用白银，按交易额征收商税。皇帝说：“这么做，等于官府放任白银流到境外。”平章政事尽忠、代理参知政事德升说：“赏赐最需要白银、绢帛，但是府库储备不足以供给。互市虽然有禁令，私下交易依旧盛行。如果对白银交易征税，不用向百姓加征赋税，国库开支就能得到补足。”平章政事高琪说：“百姓敢于触犯禁令，是法令得不到执行罢了，怎么可以公开允许白银外流？如今战争还没有停止，出产白银的地区大多在境外，不加禁止，官府民间的白银短时间内就会耗尽。”皇帝说：“应当仔细谋划这件事。”

兴定元年，集贤咨议官吕鉴上奏：“我曾经监管息州榷场，每一场榷场每年可以得到布几千匹，白银几百两；战争爆发之后，这些收益全部丧失。”

金银之税（续）

世宗大定五年，允许百姓承包宝山县银矿开采。大定九年，御史台上奏：河南府采用官府议价购买金银的名义，强行摊派给百姓，还压低收购价格。皇帝说：“当初我希望货币流通，才推行和买，怎么反倒伤害百姓？”于是废除河南府和买金银的做法。

大定十二年，下诏：金银矿坑，听凭百姓开采，不征收赋税。大定二十七年，尚书省上奏：允许百姓农闲时节开采银矿，向官府缴纳课税。

明昌二年，全国现存黄金一千二百多铤，白银五十五万二千多铤。明昌三年，采纳提刑司的建议，封禁各地银矿，禁止百姓开采冶炼。

明昌五年，御史台上奏，请求允许百姓开采冶炼各地金、银、铜矿。皇帝交给尚书省商议。宰辅大臣议论认为：“国家太平时间久，人口增长。虽然下达禁令，但是贫苦百姓为谋生，聚集起来私自开矿冶炼；官府有禁令之名，却做不到真正禁止。官府得不到收益，百姓很多人触犯刑律。如果允许百姓出钱承包矿场，强壮贫民可以做工匠，老弱百姓可以做杂活，大家都能获得生计；承包矿场的人家也能获得利润。这样制度可以长久推行。对比官府雇工开采，耗费繁多，要好很多。”于是订立制度：有矿冶的地方，委派谋克、县令登记在册，招募百姓承包开采。权贵、官吏、弓兵、乡里差役一律不许参与矿场承包。仿照旧矿场制度，由州府长官一名总领管控，提刑司巡查纠察，惩处违法行为。

皇帝说：“这终究不是长久办法。”参知政事胥持国说：“暂且这么实行，以后收益丰厚，再设置官府管理就可以。就好比酒类专卖，先是民间坊场经营，之后才改为官府专营。”皇帝也认同，批准这个方案。坟山、西银山的银矿窟，一共有一百一十三处。

和籴（官府议价收购粮食）

熙宗皇统二年十月，燕、西、东京、河东、河北、山东、汴京等路秋季粮食丰收，命令官府抬高价格收购粮食。

世宗大定二年，正隆年间战乱之后，国库粮仓长期空虚。朝廷派遣太子少师完颜守道等人，在山东东路、山东西路收购军粮。除去百姓家庭口粮之外，多余粮食全部由官府收购，付给百姓粮价。

大定三年，皇帝对宰臣说：“国家财政开支巨大，之前命令山东收购粮食，只得到四十五万多石，不足以作为储备。自古遇到水旱灾害而不产生祸患，就是因为粮食储备充足。山东驻军地区，必须尽快储备够两年粮食；遇到水旱就用来赈济灾民。其余驻扎军队的州郡，也要收购粮食补足储备。京城消耗巨大，所需要的储备，命令户部尽快筹划。”

大定五年，皇帝责备宰臣：“我认为积蓄粮食是治国根本，应当修缮粮仓，扩大粮食收购。如今听说地方官员只是做做表面文书。你们不加留心，十分辜负朝廷委任。”

大定六年八月，下令官府秋收之后，在各地大量收购粮食，防备水旱灾害。

大定九年正月，告诫宰臣：“我看宋朝虚伪狡诈，恐怕很难长久遵守盟约。命令边将整饬边防，防备意外变故。去年河南丰收，应当命令当地大量收购粮食，充实粮仓。下诏各州县收购粮食，不许强行摊派百姓。”

大定十二年十二月，下诏在京城收购粮食充实粮仓，同时促进钱币流通。又下诏凡是秋季丰收的州郡，大量收购粮食，防备灾荒。

大定十六年五月，告诫左丞相纥石烈良弼：“西部边境向来没有粮食储备，命令当地官府收购粮食，应对紧急情况。”

大定十七年春季，尚书省上奏：“先前下诏赈济东京等路饥民，这三路粮食不够供给。”皇帝说：“我曾经告诫你们，丰收年景多收购粮食防备荒年。你们都说全国粮仓充盈，如今要赈济，却说粮食不足。自古帝王都把积蓄粮食作为国家长远规划。我囤积粮食不是为自己享用。现在粮食不够，可以从邻近地区调拨。今后一定要多多储备，定为常例。”

同年四月，尚书省上奏：“东京三路十二个猛安当中极度缺粮的百姓，已经完成赈济，还有部分百姓没有得到救济。”皇帝下诏派遣官员前往复州、曷苏馆路，核查富裕人家，家中存粮富余的，抬高价格收购粮食；让附近百姓前往领取救济粮。

大定十八年四月，下令泰州管辖的各个猛安、西北路招讨司管辖的奚人猛安，还有咸平府庆云县寔松河等地，遇到丰收年份，多多议价收购粮食。

章宗明昌四年七月，皇帝对户部官员说：“听说通州米价很低，如果官府按平价收购粮食，怎么样？”相关部门上奏：“中都路去年收成不好，如今米价小幅回落，是商人贩运粮食过来的缘故。如果官府立刻派人争抢收购，恐怕市场粮价暴涨，贫苦百姓更加困苦。请等到秋收之后，按照常平仓制度收购粮食。”皇帝批准。

明昌五年五月，皇帝说：“听说米价飞涨，如今官府运到京城的粮食有富余，可以降价出售。明确告知百姓，不必花高价私下买粮。”

明昌六年七月，告诫宰臣：“法令规定受灾地区官府降价卖粮，但是没钱的贫民怎么买粮食？你们商议赈济的办法。”朝中大臣认为：粮食短缺的州县，受灾第一年应当借贷粮食，受灾第二年才实施无偿赈济；如果百姓确实没有固定产业，即便按规定该借贷，也应当直接赈济。皇帝于是下令：灾情地区，百姓有钱可以购买粮食的，官府降价售卖；贫穷无依靠的百姓，直接赈济。

金宣宗贞祐三年十月，命令高汝砺在河南各郡收购粮食，让百姓把粮食运送到京城；又命令京城各个粮仓收购百姓运送之后剩下的粮食。侍御史黄掴奴申上奏：“高汝砺收购的粮食已经足够一年开支。百姓在缴纳赋税之外，长途运送粮食，已经十分劳苦；剩下那点粮食，当作回家路费，官府还要强行收购，这样合适吗？况且收购这件事已经进行很久，只得到两百多石，于事无补。”皇帝下诏停止这项收购。

同年十二月，周边郡县大量向京城贩运粮食，导致京城谷价暴涨，于是禁止粮食运出京城。

贞祐四年，河北行省侯挚上奏：“河北已经出现人吃人的惨状，观州、沧州等地，一斗米价值白银十多两。沿河渡口允许粮食向北贩运，但是官府每石强行征购八成，商人无利可图，谁还愿意贩运？河北百姓全是陛下的子民，遭受战乱，却坐视他们饿死。我担心心怀异志的人会借此起兵作乱。希望停止强行征购，放任百姓贩运粮食。”皇帝下诏采纳。同时订立法令：军民、商贩的粮食，不在官府收购点出售，私自渡河贩运的，杖责一百。沿河士兵、稽查人员、权贵豪门触犯法令，加重徒刑、杖责，货物全部没收充公。

皇帝认为河北各州府钱币很多，大量散落在民间，命令尚书省拿出处置方案。尚书省上奏：“已经命令山东、河北酒类专卖机构，还有滨州、沧州盐司，按比例收缴部分钱币。现在河北粮食匮乏，向北贩运粮食的人很多，可以临时设立办法截留钱财。计划在黄河渡口南岸，挑选精通财货的官员，先用金银丝绢交换商人的粮食，转运到北岸；再把北岸换来物资充当收购本钱，同时收取现钱。不但可以杜绝奸弊，还能让钱币回流京城。”皇帝批准。

又有人密封上书：“连年粮食歉收，一方面是朝廷征调赋税繁重，另一方面是富豪兼并之家掠夺百姓。丰收的时候压价大量买粮；百姓困窘缺粮的时候放贷，私下订立契约，名义上不收利息，实际利息翻好几倍。饥民只求得到粮食，不敢计较。庄稼刚收割完毕，官府赋税还没交完，百姓粮仓就已经空空如也。于是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国家原有法令，借贷财物每月利息不超过三分，利息累计达到本金一倍就停止计息。现在有的不到一个月，利息就翻三倍。恳请下令有关部门，严格执行旧法令；丰收年景官府加价收购粮食，对官府有利，对百姓也没有损害。”皇帝下诏命令宰臣推行。

同年，代理河东南路宣抚副使乌古论庆寿上奏关于强行征购粮食的事情，记载在《食货志·盐》篇。

兴定元年，皇帝多次听说，官府议价收购粮食负担过重，很多百姓抛弃家业，命令宰臣重视这件事。八月，任命户部郎中杨贞代理陕西行六部尚书，负责筹措潼关、陕西军队粮草。杨贞上奏，贩运粮食渡过黄河的，官府只收购一半，减轻百姓负担。皇帝批准。同年六月，订立收购粮食的奖赏条例。

常平仓

世宗大定十四年，朝廷曾经订立常平仓制度，下诏全国推行，这套制度不久就废弃。

章宗明昌元年八月，御史请求重新设置常平仓。皇帝下令尚书省详细商议上报。尚书省上奏：“大定旧制度，丰收年，官府比市价高两成收购粮食；歉收年，比市价低一成卖出粮食；收成平常的年份，不操作。丰收加价收购，是担心谷价过低损害农民；歉收减价出售，是担心粮价过高伤害百姓。加价收购、减价售卖来平抑粮价，所以叫常平。并不是让全国百姓全部依靠常平仓供给粮食。如今全国人口众多，如果打算储备够所有人一年口粮，不仅数量巨大难以筹办，还担心粮食存放时间太久腐烂变质。况且还有官府强行摊派的弊病，不是长久之计。可以让各郡县按照户口，以每人每月消耗三斗粮食为标准，只储备够三个月口粮，总数也能达到上千万石，足够平抑物价、救济灾荒。各地，除去供给官兵三年口粮的粮仓，存粮已经够三个月百姓食用的，就不再收购；存粮不足的，等到丰收年份再收购，这样制度才可以长久执行。法令刚推行重在落实，命令提刑司、各路计司兼管常平仓。郡县官吏阻挠不执行的，予以纠察；推行得力的，提拔任用。中都路收成不好的地方，可以按照常平法，降价三分之一收购粮食。”皇帝下诏批准。

明昌三年八月，皇帝下令：“常平仓丰收收购、歉收卖出，订立官吏执行勤懒的奖惩制度，通告全国各地。执行敷衍马虎的，提刑司检举上报。”又对宰臣说：“各地常平仓，大多有名无实。远郊百姓，怎么愿意长途跋涉，跑到州城买卖粮食？应当每个县设置粮仓，由州、县官兼任提控、管勾。”于是订立制度：县城距离州城六十里以内的，就使用州城粮仓；六十里以外的县城，单独修建粮仓。原先计划储备百姓三个月口粮，担心粮食太多腐坏。改为：户数两万以上的县储备三万石；一万户以上储备两万石；一万户以下、五千户以上储备一万五千石；五千户以下储备五千石。河南、陕西驻扎军队，需要储备军粮的县，不受这个数额限制。各地已有粮仓就沿用，没有粮仓就新建。

郡县官员交接职务，如果粮仓粮食完好无损，一个月之内完成交割，发放凭证。没有专职管勾官员，也可以办理交接。超过期限，由州府、提刑司派遣官员催促监督交割。本地丰收，收购粮食达不到定额一成的，官员在原有品级内降职。提刑司核查，直接上报尚书省，酌情升降官员。

同年九月，下令设置常平仓的地区，州府长官总领，县官具体主管，按照收购粮食多少，决定官吏升降，定为永久制度。又告诫尚书省：“上京路各个县还没有常平仓，如果可以设置，核算应当储备粮食数量上报。”

明昌四年十月，尚书省上奏：“上京、蒲与、速频、曷懒、胡里改等路，猛安谋克民户一共十七万六千多户，每年征收税粮二十万五千多石，支出六万六千多石；现有存粮二百四十七万六千多石。这里粮食收入多消耗少，遭遇灾荒足够赈济，不需要设置常平仓。”于是停止在上京设置。

明昌五年九月，尚书省上奏：“明昌三年开始设置常平仓，订立永久制度。全国常平仓一共五百一十九处，现存粮食三千七百八十六万三千多石，可以供给官兵五年食用；米八百一十多万石，可以供给四年。现存钱币一共三千三百四十万贯多，只够两年多开销。现钱不足，加上近年收成尚可，米价依旧昂贵；如果继续预先收购粮食，恐怕粮价飞涨，对百姓不利。”于是下诏，暂时停止全国常平仓收购粮食，等到官府钱财充足之后，再恢复。

水田

明昌五年闰十月，上书言事的大臣提出，有河流流经的郡县，可以开挖水渠引水灌溉农田。皇帝下诏下达各州郡落实。后来八路提刑司回奏，大部分有河流的地区都说不能引水灌溉；只有中都上报，安肃、定兴两个县，可以引河水灌溉四千多亩田地。皇帝下诏推行。

明昌六年十月，订立制度：县官在任期之内，能够兴办水利，开垦水田达到一百顷以上的，优先提拔任用。谋克管辖的屯田，新开垦水田三十顷以上，赏赐白银二十两、绢二十匹，水田依旧按照旱地标准缴纳租税。

承安二年，下令放开白莲潭东闸放水，供给百姓灌溉田地。承安三年，又下令不许毁坏高梁河闸，听凭百姓引水灌溉。

泰和八年七月，下诏各路按察司规划水田。相关官员上奏：“水田收益巨大，沿河都可以开挖水渠；像平阳，挖井也能浇灌田地。近年邳州、沂州沿河种植豆麦，缺水就打井灌溉，一共开垦六百多顷，收成是旱地好几倍。由此看来，别的地方也都可以兴办水田。”于是命令转运司，在核查地方财政的时候，顺便考察；各路按察司劝农的时候，可以调研开河、打井灌溉的可行方案，整理上报朝廷，等待开工。

贞祐四年八月，上书言事的程渊上奏：“砀山各县湖泊洼地，水涨的时候可以开辟成稻田；水退之后种麦子，收成是旱地的数倍。应当招募百姓租种，官府收取三分之一收成，每年可以得粮食十万石。”皇帝下诏批准。

兴定五年五月，南阳县令李国瑞新开垦水田四百多顷，皇帝下诏给他晋升两级官职，并且把他的政绩通告全国各地。

同年十一月，朝廷商议兴办水田。尚书省上奏：“汉代召信臣在南阳灌溉农田三万顷；曹魏贾逵修筑汝水堤坝，新建陂塘，开通运河两百多里，百姓叫贾侯渠；邓艾修整淮阳、百尺两条水渠，连通淮河、颍水，在颍水南岸大修陂塘，开挖水渠三百多里，灌溉两万顷田地。如今河南很多郡县，都是古代水田旧址，收成远超旱地数倍。”皇帝下令，分派户部官员巡视各个州郡，有条件开垦水田的，劝导百姓劳作；租税依旧按照旱地标准，不额外加征，用官职奖赏激励百姓。陕西，除三白渠设置专职官员之外，参照这套办法执行。

元光元年正月，派遣户部郎中杨大有等人前往京东、京西、京南三路，开垦水田。

区田之法

区田的记载最早见于嵇康《养生论》，之后历代，没有像汉代赵过一亩三甽那样，在全国普遍推行区田法。

章宗明昌三年三月，宰辅大臣在皇帝面前讨论区田法。皇帝说：“你们说的很好，就担心农民不懂这套耕作方法。如果确实可行，应当广泛告知百姓。”

明昌四年夏季四月，皇帝又和大臣谈论区田法。过了许久，参知政事胥持国说：“现在对比大定年间，人口更多，国家开支也更大。如果推行区田法，收益会很多。”皇帝说：“这个办法自古就有，如果真的好用，为什么没有普及？”胥持国说：“没有推行，是百姓没有亲眼见到收益。现在已经在京城南边田地试验，派遣官员监督。等百姓看到丰收好处，不用官府督促，自己就会效仿。”参知政事夹谷衡认为：“如果区田真有大好处，古代就会普及。区田耗费人力，可耕种土地面积小，还担心耽误普通农田耕作。”皇帝说：“暂且试验。”

同年六月，皇帝问胥持国：“区田试验情况如何？”胥持国回答：“六七月之交，才能看出收成。”皇帝又问：“河东、代州今年田地收成好不好？”回答：“比往年丰收。”当天，皇帝派遣两名近侍，乘驿马巡查京城周边庄稼。

明昌五年正月，下诏劝导农民采用区田法。在此之前，上书言事的武陟人高翌进献区田法，请求按照人丁、土地多少，规定必须耕种区田的数量。皇帝让尚书省商议完毕，下诏：百姓拥有农田百亩以上，靠近水源方便取水的土地，必须拿出三十多亩做区田，愿意多种的不限；缺水的土地听凭百姓选择。委派千户、谋克、县官劝导督促百姓。

承安元年四月，正式推行区田法：男子十五岁以上、六十岁以下，拥有土地的，每人耕种区田一亩；家中人丁多的，最多耕种五亩。

承安二年二月，九路提刑马百禄上奏：“圣上训令，百姓有地一顷，耕种区田一亩，最多五亩。但是土地有肥沃贫瘠差别，请求不限制最高亩数。”皇帝批准。

泰和四年九月，尚书省上奏：“最近奉旨研讨区田法。我们认为，这套方法本意是造福百姓，一般是遇到大旱才使用；仓促推行，未必有实效。全国各地土地肥瘠各不相同，如果区田确实有利，百姓自然愿意努力耕作；就算官府严厉督促，也只是白费功夫。”皇帝于是下令，地方长官、按察司根据实际情况劝导，区田法最终还是没能普遍推行。

入粟鬻度牒（交纳粮食换取官职、僧道度牒）

熙宗皇统三年三月，陕西旱灾饥荒，下诏允许富裕百姓交纳粮食换取官职。

世宗大定元年，因为战争爆发，粮食歉收，下令允许百姓交纳粮食换取官职；还招募能够救济饥民的人，按照救济百姓数量，订立换取官职标准。

大定五年，皇帝对宰臣说：“之前边境战事没有平息，财政匮乏，除东京、南京之外，允许百姓纳粮买官，售卖僧人、道士、女尼、女冠的度牒，紫、褐衣师号，寺观名额。如今边境安定，全部停止这些做法。庆寿寺、天长观，每年赏赐度牒，每道折合钱币二十万，发放给寺院道观。”

明昌二年，下令山东、河北粮食短缺地区，百姓交纳粮食，按等级授予官职。

承安二年，朝廷售卖度牒、师号、寺观名额，再次允许百姓交纳粮食换取官职。承安三年，西京饥荒，下诏售卖度牒，救济灾民。

金宣宗贞祐二年，采纳知大兴府事胥鼎的请求，订立临时售卖官爵条例：升官、晋级，守孝期满的人参加科考求官，官户释放为平民等事项，都需要交纳规定数量的粮食、草料。

贞祐三年，订立法令：无论官员平民，如果能够劝导众人向官府交纳物资，交纳米一百五十石，晋升官阶一阶，可以担任正式职务；七百石晋升两阶，授予各司职务；一千石晋升三阶，授予丞、簿职务。数量超过的，上报朝廷另行商议奖赏。推司、县官，如果能够劝导交纳粮食两千石，晋升一阶；三千石晋升两阶，用来补充军粮储备。又规定，府、县官能够劝导百姓交纳粮食五千石以上，减少一次考核；一万石以上，晋升一级官职，减少两次考核；两万石以上，晋升一级官职，提升官阶，直接安排实缺岗位。

贞祐四年，河东行省胥鼎上奏：“河东人口少，士兵多，粮仓空虚，连年饥荒。潞州元帅府虽然有卖官条例，但是条款太少，不能充分激励百姓。我建议：花钱买正式官班，按旧条例只能荫蔽一名子弟；如果愿意多交粮食，可以多荫蔽一人。已经得到师号的僧道，可以出钱购买本寺观的管理职务。在职官员，愿意交纳粮食，或者自愿放弃俸禄、粮券的，可以酌情晋级。参加科举，三次考完终场五十岁以上、四次考完终场四十五岁以上的读书人，允许交纳粮食换取官职；各类应当受恩封赏的大小官员、差役人员；令史、译史这类吏员，还没有进入正式官班的，都可以交纳粮食升官。有品级官员，应当分配各司职务的，可以进献物资，优先授予丞、簿；丞、簿优先授予县令，免除一次差遣。统兵武官，如果能够自备粮草，按照文职官员标准升官。”皇帝下诏批准。

同年，耀州僧人广惠上奏：“军粮不足，京城、府、节镇以上僧道官员，请命令每人交纳粮食一百石；防御州、刺史州的副纲、威仪等僧道职位，交纳七十石才能任职，三十个月任满替换；各个寺院监寺交纳十石粮食，一年一轮换，愿意继续出钱购买的听便。”皇帝下诏批准。

兴定元年，潞州行元帅府事粘割贞上奏：“最近朝廷下达卖官条例，去年普施恩典加封的官员，按照品级交纳粮食，由元帅府填写空白敕书授予官职。这样免去百姓奔波申诉，官府得到粮食。近年多次普降恩典，很多挂名军职，还没来得及正式授官。如果只允许按最新一次恩典纳粮升官，就会漏掉之前该得的恩典。请求允许把历次应当得到的恩典，合并计算，按总数交纳粮食晋升。”皇帝下诏批准。

《金史》志第三十二 选举一（译文）

进士诸科、律科、经童科、制举、武举、试学士院官、司天医学试科

上古三代乡举里选的选官制度消亡之后，秦汉各朝顺应时代需求选拔人才，能够满足治理需要就可以，所以制度互不相同，由来已经很久。汉代，虽然有贤良方正等科目选拔人才，但是很多人通过被举荐做吏员，一路做到公卿高官；公卿的子弟进入皇宫担任宿卫，得到皇帝恩宠，得以显贵。魏晋以后制度不断变革，到了唐宋，进士科兴盛起来。当时士大夫，如果不从进士出身，自己都会觉得遗憾，这是因为君主推崇，所以世人追求这个途径。

辽朝兴起于唐末，大量借鉴唐代进士制度选拔官员，但是辽朝做官的人，出身进士的，只占十分之二三。金朝继承辽朝制度，很多方面想要超越辽；科举制度参考唐宋制度加以修改。金朝进士出身的官员，地位比前代更加尊贵，制度也更加严密。设立策论进士科选拔本国人，考试使用女真文字，一方面发挥女真人长处，选拔人才，另一方面推广女真文字，让国人学习传承。整个金朝，科举选拔了大量人才。皇宫护卫、尚书省台部的译史、令史、通事，都可以进入正式官班做官，这是唐宋没有的，算得上顺应时势，借鉴汉制。金朝治理有好有坏，后世议论经常针对这一点。

金宣宗南迁之后，吏员势力越来越大，官场风气苛刻；也是时局动荡，朝廷急于求成，才演变成这样。从此以后，做官的门路繁多，侥幸钻营风气盛行；立下军功的人，大量授予俸禄官职；靠门荫得到武职的，纷纷身居朝廷要职；科举取士也泛滥，金朝国势走向衰败。回想建国之初，升迁转任的规格，考核监察的办法，条理分明井然有序，一百多年人才不断涌现，正是制度的成效。奉诏修撰《金史》，撰写《选举志》，得以详细论述。司天、太医、内侍选官制度，历代都有，附录在这里。卖官鬻爵、交纳财物求官，金朝末年弊端最严重，根源在于国家财政匮乏，相关内容记载在《食货志》。

金朝科举沿袭辽宋制度，设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海陵王天德三年，废除策试科。世宗大定十一年，创立女真进士科，最初只考策，后来增加论，也就是策论进士。明昌初年，又设立制举宏词科，选拔特殊人才。所以金朝科举一共七个科目。考中词赋、经义、策论的，称为进士；考中律科、经童的，称为举人。

官方培养读书人的机构叫国子监，天德三年设立。后来定制度：词赋生、经义生各一百人，小学生一百人。招收宗室、皇后大功以上外戚亲属、功臣以及三品以上官员的兄弟子孙，十五岁以上入国子监，不到十五岁入小学。

大定六年设立太学，最初招收一百六十人；后来规定，五品以上官员兄弟子孙一百五十人，参加过府试、终场的读书人二百五十人，合计四百人。

府学大定十六年设立，一共十七处，学生一千人。最初招收参加过殿试的读书人、皇室袒免以上亲属，以及府试得解的举人。后来增设州学，生源扩大到五品以上官员、曾经在朝廷任职六品官的兄弟子孙；其余官员的兄弟子孙，经过府试举荐的，和本地举人，录取三分之一；孔子阙里家族子弟十三岁以上不限名额；经过府试举荐、参加过终场考试免试入学的，不能超过二十人。

选拔学生，太学由礼部主持；州府学校，由主管学校官员主持。曾经府试得解、参加过终场考试的举人，全部免试入学。

学校学习经书：《周易》用王弼、韩康伯注；《尚书》用孔安国注；《诗经》用毛苌注、郑玄笺；《春秋左传》用杜预注；《礼记》用孔颖达疏；《周礼》用郑玄注、贾公彦疏；《论语》用何晏集注、邢昺疏；《孟子》用赵岐注、孙奭疏；《孝经》用唐玄宗注。史书：《史记》裴骃注，《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三国志》裴松之注；还有唐太宗编撰的《晋书》，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姚思廉《梁书》《陈书》，魏收《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征《隋书》，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诸子：《老子》唐玄宗注疏；《荀子》杨倞注；《扬子》用李轨、宋咸、柳宗元、吴秘注。全部由国子监刻印，下发各个学校。

学生课业考核：每三天写一篇策论，再每三天写一篇赋、一首诗。每三个月举行一次私试，季初先考赋，隔一天考策论，成绩前五名上报礼部。旬休、节日都放假；生病给假；探亲远行，给路程假。违反学规受处罚，不听教导的开除。守孝满一百天想要回学校，不能参加释奠祭祀。国子监学生，三年没有取得贡举资格，如果想到各机构做差役，学校考试，能够大致通晓大小经书各一部，就准许。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有人上书请求兴办学校，推行宋代三舍法，效仿周代八行举荐人才，设立制举宏词科。皇帝下发尚书省，召集百官商议。户部尚书邓俨等人议论：“三舍法起源于宋朝熙宁年间，王安石废除诗赋，专研经术。太学生最初补入外舍，没有固定人数；外舍升内舍限额二百人；内舍升上舍限额一百人。每人研习一部经书，每月考试，有的直接免解试，有的保举授官。这套制度推行之后，滋生攀附权贵、奔走钻营的弊病，苏轼就说‘三舍既兴，货赂公行’。元祐年间废除，后来虽然恢复，宣和三年最终取消。制定法令贵在长久可行，三舍法交给学官选拔考试，开启侥幸求进门路，不值得效仿。唐太宗培养太学生八千人，宋朝两学五千人。如今策论、词赋、经义三科取士，太学只养一百六十人，外地府学有的才十个人，全国一共才一千人。可以每个州设立学校，专门任命教授，每月考试；一届科举考中人数多的，奖赏学校教授。月考分三等登记，一年多次考上等的，减免徭役；不听教导、品行恶劣的开除，这才是选拔人才的办法。

周代乡举里选制度已经不可能复原，设立科举要顺应时代。八行，就是宋朝取自《周礼》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再加上中和，合成八项。品行最重要就是孝廉，如今已经有举荐孝廉的制度，地方有才能德行出众的，县令负责举荐。现行法令，犯十恶、奸盗罪的不许参加科举，也继承古代六德六行的用意。制举宏词科，是天子选拔特殊人才。设立这个科目，不限于进士出身，普通选人也可以参加；考中直接提拔到台阁任职，士人自然会努力。”皇帝采纳他们意见。

于是统计州府户口，增加学生名额。在大定旧制十七处府学一千人之外，增设节镇、防御州学六十处，增加一千名学生，每处设置教授一名，挑选参加过五次终场考试的举人或者五十岁以上的进士担任。府学一共二十四处，学生九百零五人。大兴府、开封府、平阳府、真定府、东平府各六十人；太原府、益都府各五十人；大定府、河间府、济南府、大名府、京兆府各四十人，辽阳府、彰德府各三十人，河中府、庆阳府、临洮府、河南府各二十五人，凤翔府、平凉府、延安府、咸平府、广宁府、兴中府各二十人。节镇一级的府学共三十九处，学生总计六百一十五人。绛州、定州、卫州、怀州、沧州各三十人；莱州、密州、潞州、汾州、冀州、邢州、兖州各二十五人；代州、同州、邠州各二十人；奉圣州十五人；其余二十三处节镇，每处都是十人。防御州的州学共二十一处，学生合计二百三十五人。博州、德州、洺州、棣州、亳州每处十五人，其余十六个防御州每处十人。以上官学学生总共一千八百人。

女真学

女真学。从大定四年开始，朝廷用女真大字、小字翻译儒家经书，颁布推行。之后挑选猛安谋克部族内良家子弟作为学生，各路合计达到三千人。大定九年，选取其中最为聪敏俊秀的一百人送到京城，由编修官温迪罕缔达教导他们。大定十三年，采用策论、诗赋考试选拔士人，正式设立女真国子学，各路设置女真府学，任用新考中的进士担任教授。国子学内策论生一百人，小学生一百人。

府、州的女真学一共二十二所，设置地点为：中都、上京、胡里改、恤频、合懒、蒲与、婆速、咸平、泰州、临潢、北京、冀州、开州、丰州、西京、东京、盖州、隆州、东平、益都、河南、陕西。

选取国子学生、府学生的制度，和词赋科、经义科汉地生员标准完全一样。又定下制度：每一个谋克选取二人入学；如果宗室每二十户之内没有愿意求学的人，就选取家境富足人家，年龄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子弟充作学生。课业考核制度：每三天写一篇策论；每季度的月末举行私试，规则和汉人学生相同。

大定二十九年，金世宗下令：所有京、府、镇、州的各类学校，分别由女真、汉人出身的进士中正职、副职官员掌管督察学校事务，并且把这项职责写入官员官衔。河南、陕西两地的女真学，承安二年予以裁撤，其余各处照旧运行。

凡是进士、举人，从乡试到府试，从府试到省试，再到殿廷御试，四场考试全部考中，才授予官职。有的人御试五次落榜，朝廷也赐予及第出身，称作恩例。还有皇帝特别下命令赐予及第的，叫做特恩。恩例出身，只根据文章高下排定等次，不再做淘汰黜落。

词赋进士，考试赋、诗、策论各一篇。经义进士，考试自己专攻的那一部经书的经义、策论各一篇。

科举设置，始于金太宗天会元年十一月。当时朝廷急于招揽汉族士人，安抚刚刚归附的地区，一开始录取没有固定人数，考试也没有固定时间；所以天会二年二月、八月连续举行两次科举。天会五年，河北、河东刚刚归降，官吏职位大量空缺；因为辽朝、宋朝科举制度互不相同，下诏黄河南北两地，各自按照士人原本熟习的学业来取士，称为南北选。

金熙宗天眷元年五月，下诏南北选，都设置经义、词赋两科选拔人才。海陵王天德二年，新增殿试制度，重新修订考试时间。天德三年，把南选、北选合并为一套制度，废除经义、策试两科，只凭词赋一科取士。贞元元年，制定科举考试完整的章程法令。正隆元年，规定考题必须出自《五经》、《三史》的原文，正式确立三年举行一次科举。

大定四年，金世宗告诫宰相大臣：“进士只要文章优异就录取，不要限制名额。”

大定十八年，世宗对宰臣说：“有些文人偶然考中状元，不去考察品行操守，立刻就授予翰林院的职位。比如赵承元，朕听说他士人德行有亏，后来果然劣迹败露。从今往后，状元人选，先要访查他在家乡的品行，如果品行可取，才授予应奉职务；品行不行，就按照普通官员的资历迁转。”

大定十九年，世宗对宰臣说：“过去御试的赋题，都是读书人预先模拟练习过的题目。上次朕亲自选定考题，出乎所有人意料，所以考中的大多是真正名士，庸才无法侥幸得中。由此可知考题难度高，真正饱学之士才能发挥；题目简单，平庸之辈就容易投机取胜。”

平章政事唐括安礼上奏说：“臣之前就说，现在读书人不重视策论，正是这个原因。应当几场考卷综合评判，选拔文章义理、文辞都优秀的人。”

世宗说：“同时加试时务策，观察考生的见解议论，才能高下自然显现，你们大臣商议落实这件事。”

大定二十年，世宗说：“朕曾经指示录取进士不要限制人数，但是官员回复说合格文章数量不够，所以录取人数很少，难道是考题太难造成的吗？如果确实有很多合格答卷，主管官员随意刷落考生，非常不合道理。”

又说：“古时候乡举，要选拔品行出众的人，然后授予官职。如今官员任期届满，要察访乡里之间品行超群出众的人，提拔任用。”

又说：“以前科举不看重策，如今已经把策纳入考核。但是从今以后，府试、会试两级考试不用考策；等到会试考中之后，再考试制策，参加学士院的选拔。”

大定二十二年，世宗对宰臣说：“汉人进士状元，惯例授予应奉；如果名声和品行不相匹配，又不熟悉制诰公文写作，就把他外派地方任职。”

大定二十三年，世宗说：“皇统年间那样的人才现在几乎见不到了。如今把应奉授予状元，只是依照资历惯例而已。制诰类文书，按照职务叙事铺陈，都有固定格式，写起来不难；但是撰写大赦诏书，能写好的人就很少。”

参知政事粘哥斡特剌回答：“过去考中进士的人，登第之后依旧勤学不辍；现在读书人一旦考中，就荒废学业不再读书，所以才出现这种情况。”

世宗处理政务空闲的时候，召参知政事张汝霖、翰林直学士李晏阅读新录取进士的对策试卷。读到“县令职位空缺应当通过什么途径补充”这道对策，世宗感慨：“朕日思夜想这件事，也没有找到好办法。”

李晏回答：“臣私下思考很久了。我朝科举最初分为南北两选：北选词赋进士录取一百五十人，经义五十人；南选录取一百五十人，合计三百五十人。之后场次，北选词赋七十人、经义三十人，南选一百五十人，合计二百五十人。入仕官员多，所以职位不会空缺。后来南北合并统一取士，只保留词赋一科，每科录取不过六七十人。做官的人少，因此县令岗位大量缺人。”

世宗说：“从今往后，文章有理有文采就录取，不要设置人数上限。”大定二十八年，朝廷恢复经义科。

金章宗明昌元年正月，上书议论政事的官员提出：“举人一共要经历四场考试，其中乡试近乎虚设，应当废除。府试、会试请求十个人录取一人；考题可以出自各类经书，并且在题目下面标注该典故出自哪一段传记。”

章宗认同这个意见，下诏取消乡试；府试改为五人录取一人。同时命令有关部门商议在外路增设考试院，以及从各类经书出题的制度。

主管官员上奏：“会试录取名额旧制最多五百人；后来遵照世宗的诏令，合格就录取，请继续执行这个制度。府试原来六个考点，有些地方路途遥远，请增设三处考点：上京、咸平府路的考生到辽阳参加考试；河东南路、河东北路考生到平阳考试；山东东路考生到益都考试。考题选自《六经》、《十七史》、《孝经》、《论语》、《孟子》以及《荀子》、《扬雄》、《老子》，全部要在考题下面标注出处传记。”

章宗又告诫主管官员：“考生答卷使用典故，担心考官一时记不清出处，误埋没人才。允许考生自己在答卷上注明典故出处；注解文字写错，不计入涂改扣分的范围。”

明昌二年，下诏：官职品级达到五品的官员子弟，可以直接参加御试。

明昌四年，平章政事完颜守贞上奏：“国家选拔官吏，女真、汉人进士出身占大多数。各个官署机构的供职人员，原本没有入仕资格，自大定年间才开始计算资历升迁，到现在很少有可以重用的人才。近年录取进士人数略有增加，这一科应当再多录取。如果会试限定五百人上限，就算御试想要多选，也做不到。”

章宗于是下诏给主管部门：会试不要限制人数，文章合格就予以录取。

明昌六年，上奏议事的官员说：“读书人依仗考官会完整附上典故传记提示，所以不肯刻苦读书。请求减少子书史书附带传记注解的做法。另外经义科录取的文章大多浅薄空疏，请挑选学官以及本科出身的人担任考官。”

中书省大臣议论：“如果完全不提示出处，恐怕博学之士偶然遗忘典故，造成失误。可以只提示题目大义即可。”

于是下令，选拔过去经义科进士当中被众人推崇、才识优异长者担任学官。委派考官的时候，按照考生修习的经书门类交叉选用考官。词赋进士的考题附带的传记注解，不能超过五十个字。经义进士御试的第二场，考论的同时再加考策论一道。

承安四年，章宗对宰臣说：“一场考试设置两个状元，不合适。后面御试，词赋、经义两类考生统一考时务策，只选定一名状元。其余明经、法律等科目，地位等同于普通各科。”

大臣上奏反驳：“北宋王安石做宰相，编撰新经，才开始用经义选拔士人。词赋、经义是士人平日研习的主业，策论属于兼学的内容。如今舍弃主业，只考兼学的策论，恐怕不符合陛下公平选才的本意。”

于是定下制度：御试同一天，两类考生各自考自己的主业。词赋照旧分甲、乙等次，第一名叫状元；经义科第一名位次次于词赋状元，恩遇待遇等同词赋科第二名。其余考生分两甲，经义科中下级考生名次全部排在词赋考生之后。

承安五年，下诏考试词赋的考官每人写一篇标准范文，作为举人的答题范本，考试结束送交尚书省存档。

当时宰臣上奏：“自大定二十五年之前，词赋进士录取不超过五百人。大定二十八年不限名额，录取五百八十六人。遵照圣上‘合格即取’的训令，承安二年录取九百二十五人。再加上多次参加终场考试享受恩例的人员，如果会试录取人数太多，会造成人才选拔泛滥。”

于是定下制度：策论、词赋、经义三科录取总人数，最多不超过六百人，不足的就空缺名额。

太常丞郭人杰上朝轮对进言：词赋举人，不允许改换名字同时报考经义科；府学的生员要严格考试选拔，不要随便补录。

章宗告诫宰臣：“最近已经上奏确定，御试词赋、经义同一天考试。如果府试、会试就禁止跨科报考，报考经义的人会变少，这个科目等于虚设。改换姓名跨考的弊病要严加禁止。补录府学生员本来就有旧法令，只是执行草率，应当严格防范。”

张行简轮对进言：“撰写标准范文，本意是作为考试模板。现在会试考官、御试读卷官都身居高官，考中之后长期不写文章，已经不熟悉文笔。临场写出来的范文稍有不工整，只会招来非议。”朝廷下诏取消撰写范文这件事。

泰和元年，平章政事徒单镒痛惜当时文风弊病，上奏：“读书人不深究经史，只钻研浮华末技，导致志向品行轻浮浅薄。应当命令进士考策的时候，除时务策之外，再用经书深奥疑难的旨意发问，让考生阐发圣贤的精妙思想，分析古今世事的变化。”皇帝下诏定为永久制度。

早先朝廷规定乐户不能参加进士考试；但是奴婢释放为良民的，可以参加科举。

尚书省上奏：“旧法条所说的乐工，指官府发配隶属的乐户、娼优家庭。如今少府监工匠、太常大乐署乐工，都是普通百姓，却不能参加科举。前代法令：参选的士人，如果本人、祖父、父亲曾经放免为良民，就算做官，也不能担任清贵官职、不能治理百姓。现在反而允许他们参加科举，实在玷污士论。”

于是下诏定新规：奴婢释放成良民的本人不能参加各类科举考试，但是他们的子孙可以参加。

章宗又说：“德行才干，单凭进士科不能全部搜罗到，可以推行保举制度。”

尚书省回复：“《周礼》记载，‘大司徒用乡三物教化万民，以宾客之礼举荐贤才’。所说万民，包含农民、手工业者、商贩。前代选拔贤才不拘出身，从筑墙劳作、屠宰市井之间崛起，名留史册的数不胜数。现在民间隐逸、才德兼备的人，命令谋克以及府、县官府举荐，按察司上报朝廷，表彰任用，已经有下发的诏令。”章宗下令再次宣旨重申这条政令。

金宣宗贞祐二年，御史台上奏：“明年的省试，中都、辽东、辽西、北京等道路阻隔，应当分中都、南京两处设置考点举行考试。”

贞祐三年，宣宗告诫宰臣：“建国初年设立科举，一向制度严密。如今听说会试考场考生混杂坐在一起喧哗吵闹，如何防范舞弊？”下令追究考官和监察官员罪责。

兴定二年，御史中丞把胡鲁上奏：“国家多条途径选拔官吏，唯独进士选拔最为尊贵，不求凑够人数，重在求得贤才。现在会试，策论进士不到两个人取一人；词赋、经义两人取一人。过去虽有圣训，效仿大定制度，合格就录取不计数量。但是大定年间赴考考生最多三千，录取不超过五百。泰和年间，策论进士三人取一，词赋、经义四人取一。贞祐初年，下诏取消府试，参加会试将近九千人，录取八百多人，也就是十取其一。当时也是执行大定旧制，何曾两人取一人？现在考官录取过于宽松泛滥，不是求贤的本意。会试之前，上奏拟定录取名额，让恩典出自皇帝才合适。”

宣宗下诏召集文职官员集体讨论，最终采纳泰和年间旧例。

宣宗又对宰臣说：“过去御试进士，到申时就把考生放出宫，担心文思迟缓的人不能充分发挥。现在允许考生写到天黑。”

特别赐予经义进士王彪等十三人及第。宣宗阅读他们的试卷，欣赏文辞，久久赞叹。又疑惑求学的士子越来越少，对监试官左丞高汝砺说：“官学供养生员的粮食，年成丰收就直接发放粮食实物；不然科举事业将要荒废。”

兴定五年，省试经义进士，考官在规定名额之外多录取十多人，宣宗下令全部以特恩赐及第。又下令：河北举人已经府试考中，但是战乱道路阻断无法参加更高考试的，免除下一届的府试。

策论进士（女真进士科）

策论进士，是专门选拔女真人的科目。始于大定四年，金世宗下令颁布用女真大小字翻译的儒家经书。每一个谋克选二人学习。不久兴办女真文字学校，从猛安谋克部族大量挑选良家子弟为学生，各路合计三千人。

大定九年，挑选成绩优异一百人送到京城，官府供给口粮。命令温迪罕缔达教授古书，学习作诗、写策论。之后复试，得到徒单镒以下三十多人。

大定十一年，开始商议策论选士制度。大定十三年正式规定，每场考试一篇策，字数五百字以上；免去乡试、府试，考生只参加会试、御试。下诏京城设立女真国子学，各路设立女真府学，任用新科进士当教授，教导愿意求学的官民子弟。等办学时间久、读书人多之后，就和汉人进士一样实行三年一考。

于是在悯忠寺考试徒单镒等人。考试策题：“贤才生于世间，世道依靠贤才辅佐。世间不是没有贤才，只看能不能任用。伊尹辅佐成汤，傅说辅佐商高宗，吕望遇到周文王，都出身耕种、版筑、渔钓的底层，功业显赫，后世难以企及，因为殷商、周的君主能够重用他们，充分发挥才干。本朝凭武功平定天下，陛下用文德安定海内，文武并举，细小善言必定采纳，微小利民举措不会舍弃，求贤之道已经完备。仍然担心民间埋没贤才。想要搜罗天下全部贤才，让每个人竭尽才能，要用什么方法做到？”

悯忠寺原有两座佛塔。考生入院考试的半夜，有人听见东塔传来如同音乐的声响，声音向西传入皇宫。考官侍御史完颜蒲涅等人说：“女真科举刚刚开启就出现异象，是得到贤才的吉兆。”本次考中徒单镒以下二十七人。

大定十六年定下制度：皇室两代以内亲属、宰相之子，可以直接参加御试；皇室五服以内亲属、执政官的儿子，可以直接参加会试。

大定二十年，徒单镒这批人在朝廷内外担任教授，女真文教大为兴盛。于是正式定考试三场：策用女真大字，诗用女真小字；考试时间全部参照汉人进士制度。

尚书省大臣上奏汉人进士时间：汉人进士次年三月二十日乡试，八月二十日府试，下一年正月二十日会试，三月十二日御试。

世宗下令：女真府试于次年八月二十五日，在中都、上京、咸平、东平四处举行，其余流程照旧。

世宗说：“契丹文字年代久远，看他们写的诗歌，义理精深微妙。当初为什么不设立契丹进士科？现在设立女真进士科，又担心女真文字创制时间短，义理深度比不上汉字，会被后人非议。”

丞相完颜守道回答：“汉字刚产生的时候，未必就博大精深，是历代圣贤逐步完善。陛下天资圣明，翻译经书教化天下，推行时间久之后，女真文字文章也可以和汉文比肩。”

世宗说：“按照汉人进士体例，把女真答卷翻译成汉文，让汉族官员阅览。”

大定二十二年三月，举行女真进士策试。四月癸丑日，世宗问宰臣：“女真进士考试已经过去很久，为什么还没有批阅完毕？”

参知政事粘哥斡特剌回答：“因为考卷要翻译成汉文审阅，所以耽误时间。”世宗催促尽快完成阅卷。

大定二十三年，世宗说：“女真进士科设立时间不长，等读书人熟练精通之后，才能高下自然显现。”

大定二十八年，世宗对宰臣说：“女真进士只考策，时间久了考生可以预先准备。现在可以加试经义吗？”

宰臣回答：“《五经》里面，《尚书》《周易》《春秋》已经翻译完成；等《诗经》《礼记》翻译完毕，就可以考经义。”

世宗说：“经书义理深奥，不花多年时间不能融会贯通。现在可以先从经书里面出论题，以后慢慢增设经义考试。”

章宗在大定二十九年即位，下诏允许各类人报考策论进士。

七月，尚书省上奏：“诗、策、论如果同一天考完，考生精力跟不上。诗、策放在同一天，论另一天考试。以诗、策合格作为录取标准，论的成绩用来排定名次。”

章宗说：“论是新增科目，等到第三科考试之后，才用论来决定考生取舍。”

明昌元年，规定猛安谋克部族子弟报考进士，和普通考生同样流程，不允许直接参加御试。章宗补充：“这只是针对策论进士，不是不让女真人报考汉人进士科。”

又定制度：散官品级到第五品，可以直接参加会试；官职、散官都到五品，可以直接参加御试。

承安二年，下令策论进士限制家中男丁报考。制度：内外官员、各机构供职人员、武卫军士兵、猛安谋克女真及其他部族百姓，家里只有一个男丁的，不许参加科举；两丁允许一人报考；四丁允许二人；六丁以上最多允许三人。已经参加完三次终场考试的，不受男丁数量限制。

承安三年，制度：女真人年龄四十五岁以下参加进士考试，府试前十天，委派擅长射箭的副职官员测试射箭。考试方法：六十步设置箭靶；距离射手十五步树立两根立柱，两柱间隔二十步，立柱高二丈，横拉绳索。弓力量大小不限，不看是否射中靶子；看拉弓动作熟练、射箭迅疾端正就算娴熟。射出十支箭，有两箭穿过绳索下方、射到箭靶区域即为合格。外地各路由提刑司负责检查；京城由监察御史监督。应当赴会试、御试的考生，由大兴府副职官员测试。已经参加三次终场考试的，免试射箭。

承安四年，礼部尚书贾铉上奏：“策论进士要考弓箭，那些两次考完终场、年龄十六岁还未成年的考生，如果因为射箭不合格落榜，会埋没人才。请求改为考中进士之后再测试弓箭；射箭合格另行提拔升迁，不合格就降级。”

省臣议论：“旧制三次终场才免试；现在不能放宽到两次。未成年免试，会有人虚报年龄。年纪小可以慢慢练习。至于登第之后测试升降，法令已经有现成规定。”皇帝批准沿用旧制度。

泰和年间法令，又规定策问时务，夹杂典故以及经书疑难大义出题。

宣宗南迁之后，兴定元年制度：中都、西京等路，策论进士、武举人，临时在南京、东平、婆速、上京四处举行府试。

兴定五年，宣宗赐斡勒业德等二十八人为进士及第。宣宗阅读试卷，疑惑录取人数太少，询问大臣。

大臣回答：“大定时期到处设立学校，每个谋克举荐二到三人为生员，官府供给钱粮。泰和年间，每名生员授土地六十亩。供养优厚，求学人多。如今京城虽然保留府学，每月只发给五十贯铜钱。如果各路总管府、军户聚居地区设立学校供养生员，才可以增加读书人。京城府学现有六十人，请再增加四十人。中京、亳州、京兆府，在总管府设置学官，选取谋克当中不属于军籍的子弟当学生，每人分给土地四十亩。京城汉族生员待遇同等，其余州府照旧。”宣宗采纳。

会试录取名额

大定二十五年，词赋进士录取不得超过五百人。大定二十八年取消名额限制，录取五百八十六人。章宗时期合格即取，承安二年录取九百二十五人。后来加上多次终场享受恩例的人员，录取泛滥，于是规定最多录取六百人。

泰和二年，皇帝定下会试各科录取定额。司空完颜襄上奏：“报考词赋、经义的人多，可以五人录一人；策论报考人少，可以四人录一人。恩榜原本优待常年困于考场的读书人，如果四次终场就授恩，优待太过；如果单纯按年龄限制，又会埋没奇才。可以五次终场授予恩例。”

平章政事徒单镒上奏：“自大定二十五年到明昌初年，大致三到四人录取一人。”

平章政事张汝霖说：“五人录一人，府试一百个人才取五人。”

最终定制度：策论进士，三人取一人；词赋、经义，五人取一人。参加五次终场考试年龄四十五岁以上，四次终场年龄五十岁以上，享受恩例赐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