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定二十二年八月，才下诏召集乡里老人，评定贫富，核查土地、牛具、奴婢，分成上中下三等。任命同知大兴府事完颜乌里也，先推排中都路；接着派遣户部主事按带等十四人和地方官员分路推排。

九月下诏：“不许富裕人家隐瞒牲畜；贫苦百姓不敢养马的也要改变。海陵王时期，搜刮马匹牲畜，不分等级，富人躲过，穷人牲畜全部充公，极度不公。现在核实贫富登记造册，一旦有战事，直接按照簿册征调，消除不均弊病。”

张汝弼、梁肃上奏：“全国民户已经通检完毕，如果家产发生买卖流转，赋税应当跟随产业转移。至于浮动财物，有增有减，贫富自然变化，不需要频繁推排。”

皇帝说：“高官显贵家中很多新近发财，所以都不愿意推排。”梁肃回答：“像臣，也可以主持中都物力推排。臣以前出使外国，主动给自己增加物力钱六十余贯，比其他出使官员都高。但是普通百姓见识浅，法令一出就会滋生奸弊，频繁改动制度会惊扰百姓。唐、宋、辽，二三十年才做一次户籍核查。年年推排，百姓很难承受。”

大定二十六年，再派遣李晏等人分路推排。

大定二十七年，上报李晏等人核定的物力数目。皇帝说：“原先全国物力钱三百零五万余贯。朕下令除三百万贯之外，减少五万余贯。现在减少数额不够，又增收二万余贯，名义叫续收，实际就是多收二万贯，这是什么原因？”官员回答：“这是以前隐瞒，现在主动上报的；还有土地以前无力耕种，现在开垦耕种的。”

皇帝说：“通检旧制，只看经营盈亏、房地多少，来增减物力。土地从甲卖给乙，还是原来的税额。经营产业，这家盈利那家亏损，盈利的增加，亏损的减少而已。物力簿册是用来定徭役，总数不在于多少。朕担心本该富裕商户承担的赋税，反而转嫁到穷人头上。”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担任国信副使的官员，不再增加物力钱。又规定百姓家中储存粮食，不计入物力钱；钱币紧缺的州郡，缴纳物力钱，可以折算粮食布帛。

九月，曹州黄河泛滥，派遣马百禄等人推排受灾州县，核定贫民等级。

明昌元年四月，刑部郎中路伯达等人上奏：“百姓土地已经交田税，又再计入物力，和浮财一起承担徭役，属于重复征税。”于是仔细斟酌，民田计入物力的时候，减征十分之二。户部上奏，中都等路水灾，委派官员推排，比原来减少物力钱五千六百余贯。

明昌三年八月，敕令尚书省：“丰收的时候百姓不知道储备，遇到灾荒就挨饿，用什么办法让百姓重视粮食，多多储备？”宰臣回答：“大定二十九年，已经下诏储存粮食的百姓不计物力。明昌初年，土地物力通算的时候，减十分之二，这就是办法。”

承安元年，尚书省上奏：本年九月应当推排，因故不能进行。皇帝下诏，冬天已经深，推排结束会耽误农时，暂时停止。

承安二年冬十月，下令商议通检。宰臣上奏：“大定二十七年通检，到现在十年，旧户很多衰败贫困，如果迟迟不重新核定，百姓会流亡。”于是订立制度：已经典当买卖的产业，赋税跟随产业转移；分家另立门户允许单独造册；户绝、家境衰败的予以减免；新致富的仔细审核增加；只求符合实际，不必凑齐原来总额。遭受敌寇侵扰的边境州县，不进行推排。

于是任命吏部尚书贾执刚、吏部侍郎高汝砺，先推排京城两警巡院，作为各路样板。每路派遣一名朝廷官员，提刑司官员一人辅助。

承安三年九月，上报十三路推排物力钱二百五十八万六千七百零二贯四百九十文。旧定额三百零二万二千七百一十八贯九百二十二文。因为百姓贫困，免除六十三万八千一百一十一贯。上京、北京、西京路没有新增富裕人户；其余各路合计增收二十万二千零九十五贯。

泰和二年闰十二月，皇帝认为推排的时候，既要统计百姓浮动财产物力，又要排定等级，时间紧事务繁多，很难得到真实情况。敕令尚书省，订立物力随产业即时推收制度。从今往后，产业典当买卖，赋税跟着产业转移，另外设立登记簿。推排的时候，只根据浮动财产增减。

泰和四年十二月，皇帝认为官员在外地做官，家中物力该减免却没有减免。规定：产业买卖随时推收。没有经营浮财，应当减免物力的，由本家申报，召集邻里当众核实，属实就免除。户籍造好之后没人申报，一个月之内凭官府文书当众核查，记录在簿册。

泰和五年，西京、北京边境常常遭战乱，派遣使者推排。大定二十六年核定三十五万三千余贯，减到二十八万七千余贯。

泰和五年六月，签南京按察司事李革上奏：“新制度，民户产业变动，登记在专门簿册；到大通检推排的时候，只新增富户，注销贫困户，以求真实。现在官吏办事敷衍，到时候事务堆积，来不及仔细核查。可以定期限，设立处罚督促执行。”于是规定，每年十一月初一日，民户申报家产变动登记；第二年二月初一日截止。逾期不报治罪。各地税务机关，每半个月上报已经完税的房地产业。怠慢不报的治罪。物力既然跟随土地产业，大通检推排的时候，只核查浮动财产。

泰和八年九月，任命吏部尚书贾守谦、知济南府事蒲察张家奴、莒州刺史完颜百嘉、南京路转运使宋元吉等十三人，分路和本路按察司官员一同推排各路。皇帝把他们召到香阁，亲自告诫：“朕选派你们分路推排。除产业随买卖推收之外，对于新致富、家道衰败的民户，就算邻里当众核验，衰败的不要一次性全部免除。比如一户原本物力三百贯，可以减免二百五十贯，也要酌情保留一部分。新富裕的也不要加满，比如可以加到三百贯，只加到二百贯。你们务必尽心，一次推排，关系之后十年民生。如果办不好，罪责不轻。”

志第二十八 食货二

田制

金朝丈量土地用营造尺，五尺为一步；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顷。百姓田地产业买卖、典当官府不加禁止，只要求土地随产业缴纳租税。

桑、枣树木，普通民户务必多种，种植面积不得少于田地十分之三；猛安谋克户，不得少于十分之一。枯死的要补种，保证林木不缺。

官府的土地，猛安谋克和贫民申请耕种：地广人稀地区一个成年男子授田一百亩；地少人多狭乡授田十亩；中男减半。申请开垦荒地，按照第五等土地减半收租，耕种八年之后才开始征税；把荒地当作自己私产的，按第七等土地减半征税，七年开始征税。主动自首、侵占邻人土地耕种的，缴纳官租三分之二。开垦黄河退滩土地的，第二年缴纳租税。

金太宗天会九年五月，开始分批派遣使者到各地鼓励农业。

熙宗天眷十四年，撤销来流河、混同江之间的护逻地，交给百姓耕种放牧。

海陵王正隆元年二月，派遣刑部尚书纥石烈娄室等十一人，分巡大兴府、山东、真定府。核查官府荒地、牧场，百姓占种逃亡绝户土地，戍兵侵占佃种宫籍监土地，外地官员额外购置田产，大兴府、平州路僧尼道士所占土地。这些土地用来分给迁徙过来的猛安谋克户，也允许普通百姓申请耕种，官府收取租税。

金世宗大定五年十二月，皇帝看到京城附近两猛安的民户，自己不耕种，还砍伐桑树枣树当柴薪售卖。命令大兴少尹完颜让巡察。

大定十年四月，禁止百姓侵占耕种皇家围场土地。

大定十一年，皇帝对侍臣说：“往年夏天在山西避暑，道路两旁全是庄稼，几乎没有放牧的地方。曾经下令百姓必须距离道路五里之外才可以开垦。现在听说百姓为这个被迫迁走，很可怜。恢复旧例，允许就近耕种，不要让百姓失业。凡是坑害百姓的事情，怕就怕君主不知道；知道了朕一定不会做。以后有这类事，你们尽管上报，不要隐瞒。”

大定十三年，敕令主管部门：“每年派官员督促猛安谋克农业，容易造成骚扰。今后就由本管官员督促，懈怠的就检举上报。”

大定十七年六月，邢州百姓赵迪简上书：“各地没有登记入册的官田、河滩地，全部被豪强霸占；贫民土地贫瘠赋税沉重。请求派遣官员核查被冒占的土地，订立租税，同时适当减少百姓赋税，做到负担平均。”皇帝把奏章交给官府，准备实行，后来又停止。

另外，分给中都附近猛安谋克的官地大多贫瘠；豪强长期租种官田，慢慢冒认成自己私产。皇帝下令核查登记。又对尚书省大臣说：“官田不给百姓耕种给谁耕种。但是女真民户从故乡三四千里迁移过来，分到的全是薄地。如果不把良田划拨给他们，时间久了必然贫困。派遣官员实地查看。”

又对参知政事张汝弼说：“以前派人问女真户土地情况，都说土地肥沃。朕外出打猎，询问才知道，他们迁过来之后，不会种地，割芦苇做席子，割草料糊口。你们商议对策。”

尚书省上奏：“官田被隐瞒盗耕，是因为处罚太轻。”于是修订法令，限定时间让百姓主动自首；过了期限，告发的人有赏赐。派遣同知中都路转运使张九思前去核查登记。

大定十九年二月，皇帝春天出游，看见百姓桑树被牲畜啃咬毁坏。下诏亲王公主以及权贵人家，如果牲畜啃食百姓桑树，当地县官可以直接惩处。

十二月，皇帝对宰臣说：“辽国时候赏赐的土地，还有本朝元帅府掌管的土地，已经核查登记过。百姓把这些土地当作无主地，租佃或者开荒占为私产，可以收回。但是已经耕种很多年，如果直接剥夺，百姓会流离失所。”于是告诫括地官员张九思。

又说：“朕听说括地很多做法很不合理。比如叫皇后庄、太子务这类地名，就直接认定是官地，百姓手里契约凭据一概不理。真正侵占官田的豪强，反而有逃脱的。既要让屯田军户得到土地，又不能让百姓失业，才是朕的本意。”

大定二十年四月，皇帝出行道路狭窄，随从人员不方便。下诏户部，道路旁边的官地，不要租给百姓耕种。又下诏，已故太保阿里原先在山东路拨给土地一百四十顷，大定初年又在中都路赐田一百顷。命令把山东那部分土地收回官府。

五月，告诫主管官员：“白石门到野狐岭，湖泊滩地很多被百姓开垦，官家和各家牲畜没有放牧地方。派遣官员收回原来荒地以及百姓冒占的土地。”

大定二十一年正月，皇帝对宰臣说：“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很多骄横放纵，自己不务农，也不命令家人种地，全部租给汉人，只收取地租。富家穿绫罗绸缎，吃喝玩乐；穷人纷纷效仿。想要家家富足，不可能。最近已经禁止买卖奴婢，规范婚丧礼仪。还要派遣官员核查户口，按人口授田，必须自己耕种；力量实在不够，才允许租给别人。同时禁止农忙时节饮酒。”

又说：“奚人六个猛安，已经迁到咸平、临潢、泰州，土地肥沃，百姓勤劳耕种，安居乐业。迁移到奚人土地上的女真人，粮食收成怎么样？”左丞相完颜守道回答：“听说都是自己耕种，粮食够吃。”皇帝说：“那里土地肥沃，和别处不一样。京城附近遭水灾庄稼受损的百姓，要赈济。”

三月，上书言事的大臣说：豪强大量抢夺霸占土地。皇帝说：“前参政纳合椿年占地八百顷；听说山西土地很多被权贵占有，有的人一口人占三十顷，导致贫苦百姓没有地种，只能迁到阴山贫瘠之地，怎么活下去。凡是霸占官田超过十顷的，全部收回官府，平均分给贫民。”

尚书省大臣上奏：“纳合椿年的儿子猛安参谋合，已故太师耨碗温敦思忠的孙子长寿等，亲属七十多家，一共占地三千多顷。”皇帝说：“等到秋天，除去牛头地，每家最多给十顷，其余全部收回官府。山后招讨司核查土地，照这个标准执行。”

又对宰臣说：“山东路收回的民田，分给女真屯田户；还有剩余官地，还给百姓，免除当年租税。”

六月，对尚书省说：“大兴府的平、滦、蓟、通、顺各州，遭受水灾的土地，免除今年租税。没有受灾的地方，暂停征收夏税，等到丰收年再收。”当时中都发生大水，滨、棣各州以及山后大丰收。皇帝下令修整怀来以南道路，方便外地运粮食过来；京城官府减价卖粮。

又说：“最近派官员视察秋收，猛安谋克人户只知道喝酒，很多人把土地租出去，提前预收两三年地租；有的种下去却不除草，任由田地荒芜。从今以后核查每户劳动力，能耕种多少顷，务必亲自耕作；实在无力耕种，才允许出租。如果懒惰荒废农事、饮酒作乐，负责劝农的谋克、猛安谋克长官，按等级处罚；收成多的，按等级提拔奖赏。”

七月，皇帝对宰臣说：“以前把宗室迁到河间，划拨土地，却不收回他们原来旧地，哪能两边都占土地。以后只赏赐一处土地。山东收回的民田分给女真屯田户之后，如果还有剩余，还给百姓，免除当年租税。”

八月，尚书省上奏山东收回土地数目。皇帝对梁肃说：“朕问过你这件事，你却不说。这些土地虽然叫民地，可是没有确凿契约凭据，收归官地有什么不可以。”

又说：“黄河改道，梁山泺湖水退去，大片土地。已经派遣官员安置屯田。百姓以前随便开垦，现在官府登记土地，百姓害怕交税，大量逃亡。向他们征税，按冒占土地治罪，按理说是应该。但是直接剥夺，百姓无家可归。可以免除租税，赦免罪责，另外拨官地安置他们。”

御史台上奏：大名、济州在收回梁山泺官地的时候，有些真正民地也被强行收走。皇帝再对宰臣说：“就算经过通检、交过赋税，如果没有明确凭据，也要重新核查；有官方凭据的还给本人，也要再调查核实。”十月，又和张仲愈讨论豪强冒占土地的问题。

大定二十二年，京城附近猛安户，自己不种地，全部租给百姓。有的一家上百口，田里没有一棵庄稼。皇帝说：“劝农官，怎么劝导百姓的？应当治罪。”宰臣上奏：“自己不耕种就出租土地，应当按违例判罪。”皇帝说：“处罚太重，普通百姓哪里懂法令。”于是采纳大兴少尹王修的建议：不亲自耕种的户主杖六十；谋克杖四十；租地的百姓不予处罚。又招回流亡梁山泺的百姓，官府分给土地。当时百姓拿着地契、祖坟作为凭证的土地，也被官府没收。先派恩州刺史奚晦招抚百姓，又派安肃州刺史张国基核实，把土地还给百姓；如果土地已经拨给猛安谋克，就用别的官田补偿。皇帝说：“工部尚书张九思固执不通，先前朝廷派人清查官田，只要是沿用秦、汉以来旧名称的土地，比如长城、燕子城这类地方，全都被划定为官田。这些土地百姓已经当作自家产业耕种了不知几百年，却遭到这样对待，实在是太不通情理了。”八月，因为赵王王永中等四个王府非法侵占官田，朝廷惩处各王府的长史、府掾，以及安次、新城、宛平、昌平、永清、怀柔六县的官员，所有人分别处以罚钱赎罪不等的处罚。

九月，朝廷派遣刑部尚书移剌慥，从山东路猛安管辖之下挑选八个谋克的百姓，迁徙到河北东路酬斡、青狗儿两个猛安原先居住的地方；没有耕牛的百姓，由官府供给耕牛。河间地区还没有迁徙的宗室人员，命令全部迁到平州；没有财力搬迁的，官府资助路费；分到土地贫瘠的，就调换肥沃良田。早先朝廷曾经下令，等到丰收之年就清查登记官地，这一年，中书省大臣又把这件事上奏。金世宗说：“本意是为刚迁徙过来的四个猛安的贫苦军民，需要清查官田分给他们。但是张仲愈等人拟定的条款太过严苛。只清查这一类土地：百姓当初本来没有获取这块土地的合法依据，自从朝廷平定此地之后，从来没有缴纳赋税，却擅自把官田冒充自己私产的。只清理这类土地。即便这样做，恐怕百姓依旧受苦，被征用的土地要给百姓补偿地价。另外先让猛安谋克人户，因地制宜安置，统计人丁壮口、耕牛农具，算出他们应当分得田地的实际数量，按数授予土地。田地不够分配，就拿之前清查出来的两万多顷官田来补足。要是还不够，再另行商议办法。”当时，落兀和婆萨等人争夺懿州六万顷土地，因为双方都拿不出地契凭证，于是这片土地被官府没收。

大定二十七年，各地官绅豪强大量申请占有官地，再转租给别人耕种，从中谋取地租收益。朝廷命令有关部门统计现有官地数目，分配给贫苦无地的百姓，每名成年男子授田五十亩，让贫苦百姓不至于流离失所；官地租不完的部分，才允许豪强按照人丁数目承租。

金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五月，朝廷打算再设立期限，让贫苦百姓申请承租官地。考虑到现在已经过了期限，可供分配的官地名额已经足额；豪强手里占有的官地如果还有富余，要是鼓励百姓告发，恐怕会滋生奸诈舞弊的事端。况且过去已经下诏书废除继续告发隐瞒土地的做法，如今超过期限再来告发的，应当驳回，土地依旧交给原先的承租人耕种。另外平阳一路地少人多，当地官田应当全部清查登记，按照人丁分给贫苦百姓。

金章宗说：“超过期限告发别人多承租官地的，予以驳回，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只有遇到土地无人认领、没人愿意承租的时候，才允许其他人申请承租。平阳路应当按照人丁限定占田数量：比如一户人家三个成年男子，自家私田只有三十亩，那么允许再保留承租官地一顷二十亩，多余的土地全部官府收回，分给贫苦百姓。”

七月，金章宗给尚书省下谕旨：“唐、邓、颍、蔡、宿、泗这些地方，水土肥沃的良田，按照土地等级制定每年地租，放宽交税的期限，招募百姓来租种，对公家私人都有好处。如今河南沿边大片土地被豪强非法霸占。如果有流民迁徙到这里，就地招募他们耕种，不只是贫苦百姓得以糊口，官府还能增加地租收入。给壮丁分配田地、发放农具，并且免除他们的租税。”

八月，尚书省上奏：“河东土地稀少，稍微遇到灾荒，百姓就接连流亡。我们认为河南地广人稀，如果招募其他路的流民过来，酌情分给闲置荒地，河东挨饿逃难的百姓就会减少，河南的荒地也不会再闲置。”章宗批准这个提议。

九月戊寅日，尚书省又上奏：“按照旧制度，百姓申请承租官府闲置荒地，可以免除五年租税。现在请求改成免除八年租税，这样百姓会更愿意开垦荒地。”朝廷一并批准。

十一月，尚书省上奏：“百姓按照人丁承租河南荒废官地，如果愿意土地归官府所有，就免除八年租税；如果申请把土地变成自己私产，就免除三年赋税。这两种情况都不允许买卖、典当土地。如果豪强、官吏非法冒领承租官地，限定两个月内主动自首，可免于治罪，土地仍旧归他们耕种；地租参照周边田地标准，按十分之三的比例减免一分。过了期限不自首，允许其他人告发，查实之后土地判给告发人。”章宗下诏许可。

明昌元年二月，朝廷下谕给主管部门：“靠近河湖的百姓私田，已经播种却被洪水淹没的，可以拿附近的官田和百姓互换补偿。”

三月，朝廷下达敕令：“分给军人的田地，只允许军人自己耕种；人力不够的，才允许别人承租，地租按照当地物产缴纳；军人想要折算成钱币缴纳地租的，听凭本人意愿。不愿意转租的，不得强迫。”

六月，尚书省上奏：“前不久制度规定，猛安谋克民户不重视栽种桑树果树，已经下令每十亩田地必须拿出一亩种植桑果。现在请求再次下令各路提刑司以及下属州县，劝导百姓栽种。如果有不栽种，或是栽种面积达不到十分之三的，按照怠慢公务情节轻重判罪。”皇帝下诏批准。

八月，下达敕令：“各地官府闲置荒地，百姓已经申请承租的，维持现状不变；还没有被承租的，分配给屯田的猛安谋克军民。”

明昌三年六月，尚书省上奏：“南京、陕西路提刑司上奏：旧时牧马场地长期没有划分归属，导致军民不断为此打官司。朝廷已经派遣官员到各路勘定地界。凡是百姓手里有凭证的私田，还有住宅、水井、坟地，都已经核实归还百姓；其中夹杂官地的，也核对数量互换土地补偿。两路牧马地，南京路有六万三千五百二十多顷，陕西路有三万五千六百八十多顷。”

明昌五年，章宗谕旨尚书省：“辽东等路女真、汉族百姓，都要根据自身条件种植桑蚕。”

二月，有上书议事的官员请求把地方长官劝导农业生产作为考核优劣的标准。于是定下制度：能够劝导百姓开垦农田的，每年谋克赏赐白银十两、绢十匹；猛安赏赐加倍；县官在原有品级基础上晋升五等。连续三年勤勉履职，猛安、谋克升迁一级官职，县官晋升一等。田地荒芜达到十分之一，处以笞刑三十；荒芜比例增加，最高判处徒刑一年。连续三年田地大量荒芜，猛安谋克削去一级官阶，县官按照晋升的标准予以降职。定为永久执行的法令。

明昌六年二月，下诏停止清查陕西土地。陕西提刑司上奏：“本路百姓安装水磨、油坊，如果建在私田之上要交税，建在官田之上要交地租，如果再征收水利钱银，就属于重复征税，请求免除这笔赋税。”尚书省大臣上奏：“水利钱银用来供给本路官府开支，不能废除。应当按照实际占用土地面积，免除对应的田税或地租。”朝廷下令其他各路参照这个办法执行。

承安二年，派遣户部郎中上官瑜前往西京以及边境地区，督促军民耕作。又派遣户部郎中李敬义前往临潢等路规划农业事务。旧法令规定：军人分到的田地，不允许租赁给别人耕种，违反者田里收成归土地原主。

泰和四年九月重新制定制度：拨给军人的土地，十里范围之内需要自己耕种的份额，每名壮丁四十亩，家中新增人丁同样按这个标准；多余的土地允许灵活出租，或者和佃户对半分收成。违反法令的，租金和田地归还官府。

金章宗听闻六路清查土地的时候，屯田军户很多人虚报家中人口，借此申领官田，甚至侵占百姓私田；普通百姓出现田地已经失去，却依旧要缴纳赋税、承担物力钱的情况。很多上书言事的人都揭发这件事。

泰和五年二月，尚书省上奏：“如果再派遣官员分头下去核查档案凭据，诉讼纠纷会接连不断，什么时候才能了结？”于是规定：百姓已经被迫缴纳的虚算赋税，允许以后每年从应交赋税里面逐步抵扣。

泰和七年，招募百姓耕种清河一带官地，收取地租供给各处春水行宫，用来饲养鹅鸭。

泰和八年八月，户部尚书高汝砺上奏：“旧制度：百姓申请开垦荒地，按照各路最低第五等田地标准减半收租，并且免除八年赋税；如果申请把荒地变成私田，依照第七等田税减半，免除三年赋税。非法侵占邻居田地主动自首的，地租按十分之三缴纳二分。申请承租黄河退滩淤地的，第二年就要交租。过去百姓缺少长远打算，等到该交租的时候想方设法逃避，或者申请退租。根源在于当初申请租地的时候没有担保人，时间期限定得太长。现在修改制度：开垦荒地官府保留产权，免除三年租；申请转为私田，免除一年赋税。非法占田自首、承租黄河退滩地的，当年就要交租，并且要有邻里做担保人。定为永久法令。”

金宣宗贞祐三年七月，河北军户已经迁徙到河南，朝廷商议安置办法。宰臣说：“应当划拨官田和牧马地分给他们；已经被百姓租种的官田，等秋收之后再收回。同时军户每人每日供给米一升，可以折算成纸币发放。”太常丞石抹世绩说：“荒地、牧马地开垦劳作耗费巨大。抢夺百姓已经耕种成熟的田地，百姓就会失去生计。况且军户大多没有耕牛。不如安排一部分军户返回原地守护家业，春天再回到河南，做长久固守的打算。”宣宗最终采纳宰臣的意见，准备大规模清查土地分给军户。

侍御史刘元规上书说：“听闻朝廷打算清查土地分给军户，听说这件事的人无不惊骇。从前河北、山东已经推行过这类举措，百姓的坟墓、水井、住宅都被划给军队，百姓怨恨，官司至今不断。如果再这么做，会极大丧失民心。荒地很难开垦，只有得到土地的虚名，得不到实际收益。就算分到熟田，军户又不能亲自耕种，还要再租给百姓，官府收益微薄，却让军民双方都深受其害！”宣宗恍然大悟，废止这项计划。

八月，因为清查土地一事没有定论，北方敌军已经逼近河南，于是各路军户全部南迁，谋划防守。但是朝廷没有筹措军粮的办法。大臣们商议，可以派遣官员召集当地老人问询，是增加赋税，还是分配土地给军户，哪一个更合适。

参知政事高汝砺说：“河南官田私田各占一半，很多百姓全家依靠租种官地维生。一旦夺走他们的土地，百姓靠什么活下去？普通百姓容易骚动，很难安抚。就算百姓一时迫于压力说愿意放弃土地，等到土地交出之后，难道不会后悔？心生怨恨就会生出祸乱。从前山东分配土地的时候，肥沃田地全都落入豪强手里，贫瘠土地分给穷人，对军队没有好处，百姓却深受伤害。只应当适度提高官田的地租，来供给军粮；再拿出官府的荒地、牧马地，酌情分给军户，让他们自己耕种。这样百姓不会失业，官府也不用压榨百姓。”宣宗采纳建议。

贞祐三年十月，高汝砺上奏：“迁徙到河南的河北军户有几百万人口，每人每天供给一升米，一年消耗三百六十万石；就算一半折算成钱币，依旧要支出粮食三百万石。河南官租田地一共二十四万顷，每年租税只有一百五十六万石。请求在正常经费之外加倍征收赋税来供养军户。”于是朝廷派遣右司谏冯开等五人，分别到各个州县，把可以耕种的官荒田、牧马地分给军户，每人三十亩。

十一月，朝廷又商议清查荒地、牧马地分给军队。任命尚书右丞高汝砺总管这件事。高汝砺回朝上奏：“如今实际丈量出来的田地面积，和旧档案记载相比少很多，而且大多土地贫瘠，不能耕种。就算把能耕种的土地全部拿出来分配，每个人分到的田地寥寥无几。很多土地地处偏僻遥远，军户必须搬家过去；他们本身又不会耕种，一定会转租出去，官府要在几百里之外收租。何况现在民间已有的农田尚且不能全部开垦，哪里还有人力去开垦杂草丛生、树根盘结的荒地？依靠这些土地供养军队，肯定行不通。我询问军户，他们都说：‘发放一半口粮还可以养活自己；分到田地也种不了，如果再停发口粮，我们靠什么生存？’我认为当初登记土地的时候，就没有实地核查，所以档案记载的数量、位置全都不实。现在如果再命令州县核查，地方官一定会揣摩上级心意，抓人拷问来凑数目。田地数目凑不够，就强行指认百姓私田充当官地，各地就会动荡不安。现在百姓的赋税徭役已经是平时三倍，物资转运疲于奔命，再推行这个政策，百姓怎么承受得了。况且军户只是临时南迁，将来有机会还要北归，为什么要用损害百姓的方式办事？就算损害百姓，军队能得到好处尚且不能做，何况军队根本得不到实际好处。希望陛下明察。”于是皇帝下诏停止分田，改为军户一半供给粮食，一半发放钱币。

贞祐四年，朝廷又派遣官员清查河南牧马地，登记完土地数量，宣宗命令尚书省、枢密院商议分配给军户的方案。宰臣说：“现在需要供给口粮的军户四十四万八千多人，算下来每个人需要六亩多土地，之后新来的军户不算在内。可是土地远隔几百里，军户怎么可能为了六亩田地长途迁移？而且每月口粮不能立刻停发。我们建议，愿意租种土地的军户，按照人口分给田地；其余地处偏远、不愿意耕种的，按照现有法令，官府荒地允许军民开垦耕种，军民可以自行占有耕种。”

枢密院官员说：“牧马地数量不多，长久荒废很难开垦，军户又缺少农具。但是不分给他们土地，除了官发口粮没有其他收入，不利于积蓄力量抵御外敌。分给他们，又不能立刻削减口粮。只能慢慢等待几年，等到耕作初具规模，再逐步减少官府粮食供给。如果把豪强手中土地夺走，交给没有耕种能力的军户，土地依旧会撂荒。希望命令州县官员劝导百姓，出借耕牛开垦荒地，等到明年春天再把土地分给军户。州县官员能够劝导百姓协助开垦，又没有骚扰民间的，给予奖赏，以此激励。”

宰臣又反驳：“如果照这个方案，州县官员贪图赏赐，一定会强行摊派，骚扰百姓。百姓家中耕牛数量，是配合自家田地准备的。加上连年战乱，农活刚结束就要全力转运军需，尚且忙不过来，哪里有空闲帮别人开垦荒地。还是按照我们之前的提议更好。”皇帝下诏，让大臣再次商议。最终拟定：百姓能够开垦牧马地、官荒地成为熟田的，一半土地归开垦者作为永久私产，另一半分给军户。奏章得到批准。

贞祐四年，尚书省上奏：“自古以来打仗，军队一边耕作一边作战，军粮兵员都得到保障。如今各路统帅麾下军队不下百万，士兵全部仰仗官府供养，家属在家坐吃官粮，完全不考虑屯田这个长久之计。希望陛下下诏书，命令各个帅府组织军队屯田耕作，这是以逸待劳的策略。”宣宗下诏批准。

兴定三年正月，尚书右丞、兼管三司事务侯挚上奏：“河南官田私田合计一百九十七万多顷，现在实际耕种的有九十六万多顷。上等田地亩产一石二斗，中等一石，下等八斗。征收十分之一赋税，一年可以得粮九百六十万石，足够官府各项开支，还能让贫富均衡，各得其所。我在东平曾经试行两三年，百姓不受重压，军用物资充足。”皇帝下诏交给有关部门商议推行。

兴定四年十月，移剌不言上奏：“军户南迁到河南，好几年都没有分到田地；加上不断迁徙，没有安定居所，很多人陷入贫困。请求清查各个屯驻地点的官田，每人分给三十亩，军户不再随意调防。这样军户得以安身，官府粮食开支可以慢慢缩减。”

宰臣上奏：“之前也有人提议分配土地，枢密院认为等局势缓和再实施。如今河南遭遇水灾，大量百姓流亡，播种麦子不到五万顷，比往年减少大半，官府粮食收入很难维持。如果把土地拨给军户作为永久私产，等到土地有收成，就停止发放军户口粮，也可以节省国库开销。”宣宗予以批准。

同时河南水灾，大半百姓逃亡，田地荒芜，担心赋税减少国家用度不足。于是下令唐、邓、裕、察、息、寿、颍、亳各州以及归德府被水淹的田地，水已经退去的，播种旱地作物；积水没有排干的，种植水稻。回乡复业的百姓，免除当年全部租税和徭役；能够帮助别人耕种荒地的，享受同样优待。官员擅自摊派赋税的，按违反制度治罪。缺少耕牛、口粮的百姓，官府劝导富裕人家借贷接济。

兴定五年正月，京南行三司石抹斡鲁上奏：“京南、京东、京西三路，屯驻军户老幼四十万人口，每年消耗粮食一百四十多万石，白白消耗民间赋税，不是长久办法。应当清查逃亡百姓原先的耕地。单单南京路旧有开垦田地三十九万八千五百多顷，其中官田被百姓耕种的有九万九千多顷。现在大半百姓流离逃亡，京东、京西、京南三路情况也是如此。朝廷虽然招抚百姓回乡，但是百姓担心刚回乡，生计没有着落，赋税徭役立刻就过来，所以躲藏不肯回来。把这些田地分给军户，每人三十亩，让他们自己耕种，或者招佃收租。几年之后军户渐渐富足，官府就可以不再发放口粮。”皇帝交给尚书省大臣讨论，最终这个办法没能实行。

租赋

金朝制度：官府所有的田地缴纳地租，私人所有田地缴纳田税。地租的具体法令没有流传下来，大致把田地分成九等，按等级征收。夏税每亩征收三合粮食；秋税每亩征收五升粮食，另外缴纳秸秆一束，一束十五斤。

夏税征收时间从六月到八月；秋税十月到十二月，分为初、中、末三个期限。距离州府三百里以外的地区，缴纳期限放宽一个月。屯田户租种官地的，官府行文通知猛安谋克监督征收。

泰和五年，章宗对宰臣说：“十月百姓庄稼还没有收割完毕，就立刻催缴赋税合适吗？”于是修改秋税，把初始期限改为十一月。中都、西京、北京、上京、辽东、临潢、陕西气候寒冷，庄稼成熟晚，夏税开始征收时间定为七月。

凡是运送粮食，距离三百里以外，每石粮食减免五升；每再多三百里，再减五升。粮食折算秸秆，一百捆为一个单位，一百里以内减免三捆，二百里减免五捆，不足三百里减免八捆；三百里以上以及直接缴纳秸秆草料的，减免十捆。

统计百姓的田地宅院、车马牲畜、种植产业、现钱储蓄，分等级征收钱币，叫做物力钱。征发徭役，要按照户籍簿册，先向富户摊派；财力相当的，按照家中人丁多少划分甲乙等级。遇到临时加派赋税徭役，按照物力钱从高到低平均摊派；遇到赋税数额无法拆分的，就让下一等民户补足。

计算物力钱的时候，百姓自家居住住宅不纳入统计。猛安谋克户、监户、官户，除去官府分配的住宅，如果自己另外购置民间田宅，这部分要计入物力。坟地、学校田地，租税、物力钱全部免除。

百姓申诉遭受水旱灾害，请求减免赋税：河南、山东、河东、大名、京兆、凤翔、彰德下属各州，夏田受灾要在四月上报，秋田七月上报；其余各路夏灾五月、秋灾八月上报；水田统一限定八月。遇到闰月，期限延长半个月。超过期限申诉，官府不予受理。突发无定时的灾害，不受时间限制。

庄稼损失十分之八，赋税全部免除；损失十分之七，只免除受灾部分；损失十分之六，赋税照常全额征收。桑树受灾，不能养蚕，免除丝绵绢的赋税。各路雨雪情况、庄稼收成，每月通过驿站快速上报户部。

凡是有品级、享有叙官待遇的官员家庭，全部免除各类杂役；按照物力应当缴纳的部分，只出钱雇人代役。花钱买官还没有得到子孙荫庇的人，各类有出身的人（指官府吏员、翻译人员等）；卸任之后享有官阶待遇的人；杂班五品以下官员；正式在编、有散官头衔还没有卸任的人；他们的子孙、同居兄弟；一直到落第举人、官办学校学生、医学生，本人免除徭役。三代人共同居住，已经得到朝廷旌表门闾的家庭，免除差役；满三年之后，免除杂役。

金太宗天会元年，下令主管部门减轻徭役赋税，鼓励农业生产。天会十年，因为辽朝遗留的士族平民赋税徭役标准混乱，下诏官府统一平衡。

金熙宗天眷五年十二月，下诏免除百姓拖欠未交的租税。皇统三年，免除百姓没有缴清的赋税。

金世宗大定二年五月，对宰臣说：“征发徭役，要摊派给富裕人户，不能压到贫苦百姓头上。”有人上奏说国库经费不足，请求提前预收河北东西路、中都的租税。世宗认为国家财政虽然紧张，百姓生计更加艰难，没有批准。

大定三年，因为收成不好，下诏免除大定二年租税。又下诏：“之前元帅府可以因地制宜处置地方事务。现在听说河南、陕西、山东、北京以东，还有北部边境州县，已经被元帅府大量征调物资，但是中央省部依旧和普通州县一样征收赋税徭役，这是双重骚扰。参照元帅府已经征调的情况，减免当地赋税。”

大定五年，命令官府：凡是遭受蝗灾、旱灾、洪水的地区，免除赋税。大定六年，河北、山东发生水灾，免除当地田租。

大定八年十月，彰德军节度使高昌福上书，说租税负担太重。世宗对翰林学士张景仁说：“现在租税制度比起前代已经很轻，为什么还有人觉得沉重？”张景仁回答：“如今赋税征收确实不重，如果不征收赋税，国家经费从哪里来？”

大定二年二月，尚书省上奏：全国粮仓存粮二千零七十九万多石。世宗说：“我听说国家没有九年储备，就不能稳固。所以清查全国土地，均衡赋税，每年收粮九百万石。除去正常经费七百万石，两百万石要用来水旱灾害减免和赈灾，剩下只有一百万石。我大量积蓄粮食，是防备饥荒。普通百姓觉得赋税重，部分大臣博取民间虚名，也纷纷议论，他们没有考虑国家危急时候的储备。”

大定十二年正月，因为水旱灾害，免除中都、西京、南京、河北、河东、山东、陕西上一年租税。

大定十三年，世宗对宰臣说：“民间应当减免的差役赋税，已经减免过半。担心普通百姓并不知晓，官吏借机舞弊，照旧征收。命令各地张贴告示告知百姓。”十月，下令州县官员不尽心催缴赋税，造成赋税拖欠的，停发俸禄，直到赋税追缴完毕，再恢复俸禄。

大定十六年正月，下诏免除上一年遭受水旱各路的租税。

大定十七年，世宗询问宰臣：“辽东赋税从前六万多石，经过通检推排之后接近二十万石。六万石的时候官府如何维持开支？收二十万石之后，国库积攒多少？”户部核查上报：从前官吏数量少，所以够用；如今官吏、士兵、孤老人口众多，开销巨大。世宗说：“要核查实际开销，不许无端浪费。”

大定十七年三月，下诏免除河北、山东、陕西、河东、西京、辽东十路去年遭受旱灾蝗灾地区的租税。

大定十八年正月，免除中都、河北、河东、山东、河南、陕西各路前年受灾地区租税。

大定十九年秋天，中都、西京、河北、山东、河东、陕西因为水旱灾害，受损田地十三万七千七百多顷，下诏免除田租。

大定二十年三月，免除中都、西京、河北、山东、河东、陕西各路前一年受灾田地租税。采纳户部尚书曹望之的建议，下诏削减鄜延以及河东南路赋税五十二万多石，增加河北西路赋税八万八千石。又下令，不处于边防要地的粮食，除去必须储备的份额，允许百姓灵活折算其他物品缴纳。

大定二十一年九月，中都发生水灾，免除当地田租。从前靠近官道的百姓，出牛、人力承担转运徭役；官府又向没有服役的人家征收钱财补偿服役民户。

大定二十三年，宗州百姓王仲规告状，请求官府追回这笔补偿牛夫徭役的钱。尚书省把事情上报。世宗说：“百姓已经亲身服徭役，又向另外一批百姓收钱补偿。虽然过去这么执行，但补偿的钱财未必能真正给到服役人家，两边都没有好处。不如统计服役人家，直接减免他们的租税、铺马钱。统计实际需要的数额上报。官府雇佣劳力的工钱标准，也要重新制定。”

主管部门核算，每年大约需要支出六万四千多贯，折合粮食八万六千多石。世宗又规定：今后承担牛夫转运徭役的民户，只征用居住地距离官道三十里以内的百姓。

大定二十六年，军民田地遭受水旱灾害的共二十一万顷，免除赋税四十九万多石。

大定二十七年六月，免除中都、河北等地黄河决口受灾军民的租税。十一月，下诏洪水淹没农田，受灾百姓免除一年赋税徭役。怀、卫、孟、郑四州百姓承担堵塞黄河的劳役，免除当年赋税徭役。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大赦天下，减免民间租税十分之一；河东南路、河东北路酌情再多减免。尚书省上奏：这两路很多田地在山坡上，土地贫瘠，经常两年才耕种一次。如果不按照土地等级减免，会造成负担不均。于是下令，除大赦减免的十分之一，中等田地再减十分之一，下等田地再减十分之二。

旧制度夏税、秋税缴纳麦子、粟米、草料三类物资。因为各地官府需求物资不一样，户部又允许折算其他物品上交。上书言事官员反对这个做法。户部认为，如果不允许折算，官府需要物资就只能官府出钱采购，反而骚扰百姓。于是命令太府监：只有供给皇宫的物资、治理黄河需要柴草，可以加价折算缴纳；黄河沿岸需要的木料石料，本地不出产，由官府专门筹措，其余全部取消折算缴纳的做法。

明昌元年四月，有人上书请求减轻赋税，担心粮仓粮食堆积久了腐烂。尚书省大臣上奏：“大定十八年户部尚书曹望之上奏，河东、鄜延两路赋税过重，于是减免五十二万石。去年大赦减税十分之一，河东贫瘠土地又额外减免。如今国库每年收支结余不多，万一遇到水旱灾害，既要减免税收，又要开仓赈灾，没有储备就应付不了。如果再减税，拿什么应对灾荒？担心粮食腐烂，可以命令各路定期晾晒保管，粮食损坏的官员依法惩处。”皇帝批准。

十一月，尚书省上奏：河南官府闲置荒地，允许百姓按照人丁申请承租；土地依旧归官府所有，免除八年租税；愿意转为私人产业，免除三年赋税。朝廷批准。

明昌二年二月，敕令：今后百姓申诉遭受水旱灾害，官府立刻派遣官员实地查验，上报州府，再通报提刑司；提刑司复核完毕，百姓才可以翻耕受灾土地。

明昌三年六月，主管部门上奏河州遭灾，缺粮百姓还有没有交租的，下诏全部免除。九月，山东、河北三路受灾，暂缓征收的租税、官府借贷的粮食，等到丰收之后再征收。章宗前往秋山打猎，免除沿途百姓当年夏秋租税的一半。

明昌四年十月，皇帝出行，谕旨尚书省：“海壖、石城等县土地贫瘠，百姓穷困，只能种黍子稗子。向官府交税，必须把粮食换成粟米上交。要么允许直接缴纳本地出产作物，要么参照河东路标准减税。等回京之后商议定案上报。”

明昌五年，下诏免除黄河决口受灾百姓秋税。

泰和四年四月，长久干旱，皇帝下罪己诏书，免除受旱灾州县当年夏税。九月，上书言事官员说：“河间、沧州逃亡民户，名下物力钱高达几千贯，这些徭役赋税，官府全部摊派给现存百姓，百姓难以承受。”下令按察司：土地对应的物力钱跟随土地归属；属于浮财的物力钱，对逃亡民户暂时停止征收。

泰和五年正月，下诏：泰和三年皇帝曾经三次巡幸经过的地区，当地百姓免除半年租税。

泰和八年五月，宋金议和，下诏全国：河南、山东、陕西六路免除当年夏税；河东、河北、大名等五路夏税减半。八月，下诏百姓开垦荒地，官府保留产权的，免除三年租税；转为私产的免除一年赋税。非法占田自首、承租黄河退滩地，不享受减免。

金宣宗贞祐三年十月，御史田迥秀上奏：“如今国家军政开支，全部压在河南百姓身上。官府不爱惜民力，征收赋税十分急迫，限期逼迫，动辄拷打百姓。百姓把全部家当拿出来依旧不够，只能逃往别处求生。民力耗尽，百姓接连逃亡，禁令也阻止不住。请求今后征收赋税徭役，要提前告知百姓；不急用的项目全部停止。百姓负担减轻，逃亡百姓才会回乡。”宣宗下诏推行。十二月，下诏免除逃亡百姓名下租税。

贞祐四年三月，免除陕西逃亡百姓租税。五月，山东行省仆散安贞上奏：“泗州遭遇灾荒，路边到处饿死的百姓，百姓只能啃草根树皮。邳州驻扎数万士兵，沉重赋税徭役全部由下辖三县承担。官吏残暴，擅自搜刮民间积蓄，应付上级紧急命令。百姓纷纷逃亡。朝廷又任用花钱买官的人前来催逼。这些人仗势谋私，真正交到官府的钱财只有十分之一，朝廷白白落下横征暴敛的名声。希望派遣正直大臣革除弊端，安抚百姓。”朝廷采纳。

兴定元年二月，免除中京、嵩州、汝州等地拖欠租税十六万石。

兴定四年，御史中丞完颜伯嘉上奏：“亳州大水，按理应当免除租税三十万石，三司官员隐瞒实情，只申报免除十万石。”下诏追究三司官员谎报的罪责。七月，河南大水，下诏减免赋税，劝导百姓耕种；任命参知政事李复亨做宣慰使，御史中丞完颜伯嘉做副宣慰使。十月，长期下雨，下令放宽百姓交税期限。十一月，宣宗说：“听闻很多百姓逃亡，他们欠下的赋税全部摊派给还在本地的百姓，百姓怎么承受？军粮储备已经充足，应当全部免除逃亡者欠税。新增军需赋税太多，逃亡百姓怎么愿意回乡复业？”于是派遣行部官员实地核查予以免除；已经被代交赋税的百姓，给予优待，或者抵扣其他徭役；同时桑皮故纸钱削减四分之一。

兴定三年，规定逃亡百姓回乡复业，只交原本田租，其余徭役全部免除；帮助别人耕种荒地的，享受同样待遇。官员不守信用擅自征税，按违反制度治罪。

兴定四年十二月，镇南军节度使温迪罕思敬上书：“现在百姓交税制度大致分三等：上等户运送粮食到远的粮仓，中等户稍近，下等户最近。就算下户，运粮路程也不下一百里，远的几百里。路上耗费的成本，比运送粮食本身还要多；遇到雨雪延误期限要受处罚，路上遭遇盗匪会有死伤。不如粮食全部缴纳到本州郡粮仓。官府清点粮仓存粮，根据驻军数量，让军队就地取粮。粮仓粮食不够，再向百姓征收。百姓额外缴纳的数额，比不上长途运输的花费，百姓会乐意接受。”

兴定五年十月，宣宗对宰臣说：“之前想要百姓多种麦子，命令官府借贷麦种。现在听说官府根本没有发放种子，只是做虚假档案，反而把借贷的数额当作赋税来征收。派遣使者彻查治罪。”

元光元年，皇帝听闻官府催逼赋税太紧，庄稼还没成熟百姓就强行收割，只为赶交税期限。麦子即将成熟，通知各州县，有这种行为的官员，以耽误军储治罪。九月，临时制定法令：在职官员名下田地不缴纳地租，要追究罪责。

京南司农卿李蹊上奏：“按照《齐民要术》记载，麦子播种太晚，麦粒瘦小不饱满，必须八月下种。现在南路秋税要上交粮食一百四十多万石、草料四百五十多万束，全部限定八月底交完。粮食要运到远方粮仓，遇上泥泞道路，往返就要二十多天，百姓顾不上农时，耽误来年收成。请求放宽征税期限，让百姓优先抓紧时间种麦。”朝廷没有采纳。

元光二年，宰臣上奏：“去年正月京师存粮才六十多万石，如今已经是三倍。国家储备比较充足，但是民间赋税依旧不停催缴，担心贫苦百姓交不起，大量逃亡。”于是以皇帝手谕通告各地，暂缓征税。

牛头税

也叫牛具税，是猛安谋克女真民户缴纳的赋税。制度规定：三头耕牛算作一具牛具；限定二十五口人，分配田地四顷四亩多。每年缴纳粮食大致不超过一石。无论官户民户，占田不能超过四十具牛具对应的土地。

天会三年，金太宗因为当年丰收，官府却没有粮食储备防备饥荒。下令每一具牛具，征收粮食一石；每个谋克单独修建粮仓储存。天会四年，下诏内地各路，每一具牛具征收粮食五斗，定为固定制度。

金世宗大定元年，下诏没有迁徙的猛安，征收牛头税粮食，由谋克监管粮仓；粮仓粮食亏损，惩处谋克。

大定十二年，尚书省上奏：“唐古部百姓，过去按照猛安谋克标准征收牛头税；后来改成和州县百姓一样，按亩收税，赋税负担很重。”于是恢复旧的牛头税制度。

大定二十年，规定因军功得到世袭谋克的人，允许亲族跟随；应当分配土地的，九具牛具以内的土地全部足额给与；十具到四十具牛具之间的土地，从豪强手中酌情拨六具牛具的土地。

大定二十一年，世宗对宰臣说：“往年一年收获的粮食，可以支撑官府三年开支。听说今年山西丰收，收成够支用三年。中都这里一年产出粮食，还不够半年开销。而且牛头税，每一头牛只收三斗，还大量拖欠。这都是互相隐瞒逃税造成，必须足额征收。”

大定二十三年，主管部门处理这件事。世宗对左丞完颜襄说：“你们家族原先只有七具牛具，现在登记为四十具。当初我让你们商议制度，你们都不愿意限制，都是顾及自家私利。从今以后，二十五口人，核算为一具牛具。”

七月，尚书省再次上奏这件事。世宗担心户籍册时间久远，各家贫富发生巨大变化；猛安谋克长官大多年纪轻，不通实务。一旦爆发战争，按照旧户籍征派赋役，一定出现不公平。于是下令实地核查推排，统计户口、牲畜土地数目，上京等二十二路把统计结果上报朝廷。

八月，尚书省上奏推排统计完的猛安谋克户口、田地、牛具数据：猛安共二百零二个，谋克一千八百七十八个；户数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人口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其中自由民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田地一百六十九万零三百八十多顷；牛具三十八万四千七百七十一。

在都宗室将军司：户数一百七十，人口二万八千七百九十；自由民九百八十二，奴婢二万七千八百零八；田地三千六百八十三顷七十五亩有余；牛具三百零四。

迭剌、唐古二部五飐：户数五千五百八十五，人口十三万七千五百四十四；自由民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一万八千零八十一；田地四万六千零二十四顷一十七亩；牛具五千零六十六。

大定二十六年，尚书省上奏，要一并征收历年拖欠牛头税。世宗说：“积压五年赋税，一次性征收，百姓怎么承受。命令百姓按年度缴纳；遭遇灾荒予以减免；官府借贷给百姓的粮食，等到丰收之年再收回。”

钱币部分白话译文

金朝初年，沿用辽、宋的旧钱币。天会末年，刘豫铸造的阜昌元宝、阜昌重宝，同样流通使用。

海陵王贞元二年迁都燕京之后，户部尚书蔡松年恢复钞引制度，印制交钞，钱币和交钞同时流通。

正隆二年，立国四十多年之后，朝廷才开始筹划铸造铜钱。十月，初次下达禁令，禁止铜料流出国境，颁布奖赏和治罪标准。搜集民间铜器黄铜器物，陕西、南京地区收缴的铜器运到京兆，其余各路全部运送到中都。

正隆三年二月，中都设立两处钱监，东边叫宝源监，西边叫宝丰监。京兆设立一处钱监，名叫利用监。三处钱监铸造钱币，钱文是“正隆通宝”，钱币重量规格和宋朝小平钱一致，钱币的外郭内孔、文字轮廓比宋钱更加工整，和旧钱币一起流通。

金世宗大定元年，采纳吏部尚书张中彦建议，命令陕西路可以同时使用宋朝遗留的铁钱。大定四年，铁钱流通越来越困难。朝廷命令陕西行户部、两路通检官调查情况。官员回奏：“名义上铜钱铁钱一同使用，实际市场不把铁钱当等价货币，官府民间都不方便。”于是停止铁钱流通。

大定八年，有人触犯铜料禁令。世宗说：“销毁铜钱铸造铜器，早就有禁令。但是民间依旧铸造铜镜，不是销毁铜钱又是什么？”于是一并禁止民间私铸铜镜。

大定十年，世宗告诫户部官员：“官府钱币积压，不在民间流通，就会出现钱贵物贱，商品贸易受阻。官府应当拿钱币收购金银和各类货物。各路专卖的物资，也允许百姓用实物折算上交。”十月，世宗斥责户部官员：“之前官府存钱多，担心钱币不能流通，下令各地收购金银丝帛，促进钱币流转。现在听说官员强行摊派收购，反而坑害百姓。过去允许官府税务机构接纳贵重实物代替赋税，是我深思之后推行的政策，本意出自朝廷，你们怎么执行成这个样子。另外各地赈灾，经常本地没有粮食，要从远方调运，路途遥远救灾困难。为什么不在各地设立粮仓，丰收年大量收购粮食储备，遇到突发事件救灾就容易。现在钱币堆满国库，又有什么用处。天下这么大，我不可能事事都了解。上面几件事，你们为什么处置成这样。户部和别的部门不一样，应当灵活处理事务；如果只会墨守成规，谁都可以当户部官。”

大定十一年二月，禁止民间私自铸造铜镜。民间原有铜器全部交给官府，官府支付一半价钱。神像佛像、钟、磬、钹、钴、腰带、鱼袋这类器物，可以自家保留。

大定十二年正月，因为铜料短缺，朝廷派遣官员到各路筹划开采铜资源。能够举报发现铜矿矿点属实的，给予奖赏。世宗和宰臣讨论铸钱。宰臣说：“有人说各地金银矿可以开采铸钱，但是开采冶炼的工本，是产出价值好几倍，恐怕不可行。”世宗说：“山林矿产的利益，应当和百姓共享，唯独钱币不能由民间私自铸造。如今国库充足，钱币流通到民间，和存放在国库没有区别。就算耗费大，钱币留在民间，市面上新铸钱币就会增多。派遣能干官员经营矿冶。”左丞石琚说：“天子的财富藏于天下，钱币就像泉水，贵在流通。”世宗又问石琚：“古代允许百姓自己铸钱吗？”石琚回答：“百姓私自铸钱，小人追逐利益，钱币会越铸轻薄粗劣，所以古代禁止私铸。”

大定十三年，命令没有驻扎军队的州府，拿国库铜钱采购金银绢帛，运送到京师，促进钱币流通，方便民间。

大定十五年十一月，世宗对宰臣说：“有人说铸钱得不偿失，花费超过钱币价值。我不这么认为。天下如同一家，不用分官府民间。官府付出工本，财富流转到百姓手中，新钱币不断增加，官府百姓都得利。”

大定十六年三月，派遣官员分路寻访勘探铜矿矿脉。

大定十八年，代州设立钱监铸钱。朝廷派震武军节度使李天吉、知保德军事高季孙前去监管。铸造出来的钱币斑驳发黑，质量低劣不能使用。皇帝下诏，李天吉、高季孙官阶削两级，解除职务；高季孙另外杖责八十。改派工部郎中张大节、吏部员外郎麻珪监管铸钱。新钱钱文为“大定通宝”，钱币做工、文字、内外轮廓又优于正隆通宝。民间传说铸造钱币的原料里面少量掺有白银。

大定十九年，铸钱产量达到一万六千多贯。大定二十年，命令先铸造五千贯进呈御览，之后允许和旧钱币一同流通。

当初大定新钱还没有铸造通行的时候，宋朝大观钱当作五枚小钱使用。二月，世宗听闻上京修内所，向民间采购物资不及时付钱，还使用短钱，责备宰臣：“这类小事，我不可能全部察觉，你们为什么不监察。”

当时民间交易，八十文算作一百文，叫做短钱；官府结算，一百文足额算作一百，叫做长钱。大名府百姓斡鲁补上书，官府民间交易全部统一八十文为一百文，朝廷定为制度。

大定二十年十一月，代州钱监命名阜通监。设置钱监一员，正五品，由代州节度使兼任；副监一员，正六品，由州同知兼任；监丞一员，正七品，由观察判官兼任。勾当官两名，从八品。发给银牌，副监、监丞轮流乘坐驿马处理矿冶事务。

大定二十二年十月，任命参知政事粘割斡特剌总领代州阜通监。

大定二十三年，世宗认为阜通监铸钱多年，钱币产量却没有提升。因为钱监长官由州府官员兼任，被州府行政事务干扰，不能专心管理。于是副监、监丞改为专职官员，节度使只保留钱监最高头衔。

大定二十六年，世宗说：“朝廷内外都说铜钱紧缺。我曾经盘算，京师积攒五百万贯铜钱不算多；外地存放大量铜钱，却发挥不了作用。没有驻军地区官府铜钱，可以全部运到京师。”太尉丞相徒单克宁说：“民间铜钱本来就稀缺，如果全部运到京城，地方民间铜钱会更加匮乏。不如运送一半到京城，剩下一半换成贵重绢帛，京城地方都便利。”十一月，世宗告诫宰臣：“国家实行铜禁很久，还听说民间私自铸造腰带、铜镜，谎称是古旧器物，公然买卖。应当严格查禁。”

大定二十七年二月，曲阳县另外设立钱监，名叫利通监，设置副监、监丞，官员轮流驿巡处理铜务。

大定二十八年，世宗对宰臣说：“外地官库铜钱数量很多，听说有六千多万贯，堆积在偏僻地方。钱币不流通，官府民间都得不到好处，和没有铜钱一样。中都每年开销三百万贯，经费经常不足。把外地铜钱运到京城，不过耗费一点运费。就算运费高，钱财终究散入民间。”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二月，雁门、五台百姓刘完等人申诉：“设立钱监铸钱之后，开采铜矿虽说官府出钱雇工，工钱不够，就摊派百姓出钱补齐。请求不要把这笔负担摊派给州县百姓。”朝廷派遣甄官署丞丁用楫实地调查利弊。丁用楫回奏：“开采运输铜矿，按照百姓物力摊派，百姓并非自愿。雇工工钱低廉，官吏还有克扣剥削。勘探矿脉的工匠，胡乱指认百姓房屋、寺庙道观说这里可以开采铜矿，借机收受贿赂。冶炼工匠，规定每天炼出净铜四斤，完不成产量，就销毁民间铜器、旧铜钱来凑数。阜通、利通两座钱监，每年铸钱十四万多贯，每年开销却达到八十多万贯。劳民伤财，看不到好处。”宰臣把情况上报，于是废除代州阜通监、曲阳利通监。

早先贞元年间推行钞引制度，朝廷设立印造钞引库、交钞库。两个机构分别设置使、副使、判官各一名，都监两名。交钞库副使专门负责签字、加盖合同印章。

印制交钞分为大钞、小钞：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这五种是大钞；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七百文，五种是小钞。交钞和铜钱并行流通。旧制度以七年为期限，旧钞上缴官府换取新钞。这个办法沿袭宋朝张咏四川交子的制度，只是把兑换期限放宽。核心原因是国内铜料不足，不得已采用的变通办法。当时有人提议废除交钞。

两座钱监停铸之后，主管部门上奏：“交钞等同于现钱，商人长途贩运，愿意拿铜钱兑换交钞，公私都便利，怎么可以废除。只是有七年到期更换的规定，百姓心中不安。请求废除七年更换的制度，交钞永久流通。如果纸币文字磨损模糊，允许到当地官库拿旧钞换新钞，也可以直接兑换铜钱。”于是取消七年定期更换的规定，交钞只有纸面文字损坏才需要更换。从这时开始，官府回收交钞没有好的办法，印制发放多，回收销毁少，民间慢慢看轻交钞价值。之后钞法多次修改，弊病根源就在这里。

交钞形制：纸币外围边框印制花纹；上方标注面额；左边印“某字料”，右边印“某字号”。料号外面篆书文字：“伪造交钞者斩，告发抓捕伪造者赏钱三百贯。”料号边框下方文字：“中都交钞库，遵照尚书户部公文，秉承都堂指令，户部复核勘验，令史签名画押。”又写明：“圣旨印制各路交钞，可以在指定官库交钱换钞，也可以在指定官库交钞换铜钱，官府民间和现钱同等流通。”交钞不限定使用年月，如果文字磨损、纸张破损，可以到所属官库拿旧换新；如果到官府兑换铜钱、换新钞，每贯收取若干文工墨手续费。交钞库库掐、攒司、副监、副使、使，一一签字，写明年月日。印造钞引库库子、库司、副使签字，最高到尚书户部官员也要签字。需要异地支取钱币的，加盖合同印章；其余印章按照常规格式。

大定年间制度：民间可以保留的黄铜铜器，如果自愿卖给官府，每斤给两百文。私自收藏违禁铜器，主动上交官府，每斤给一百文；不是器物的铜料，每斤一百五十文；不足一斤按比例给钱。

京城官作坊和地方制作售卖铜器，转运司副职官员负责核查定价：铜镜每斤三百一十四文；镀金御仙花腰带十七贯六百七十一文；五子荔枝腰带十七贯九百七十一文；抬鈒罗纹束带八贯五百六十文；鱼袋二贯三百九文；钹、钴、铙、磬每斤一贯九百零二文；铜铃、铜杵，纯铜制作的二贯七百六十九文，黄铜制作的三贯六百四十六文。

明昌二年十月，下令降低铜镜官定收购价格，防止百姓销毁铜钱铸造铜镜牟利。

从前官府派遣工匠翻越天山到境外开采铜矿。明昌三年，监察御史李炳上奏：“之前主管部门上奏，官府存铜够用十年。如果每年派遣工匠远赴境外采矿，不仅耗费巨大，还可能引发边境冲突。等到存铜快要耗尽，只可以在本国境内开采冶炼。”章宗认同，禁止出境采矿。

明昌三年五月，给尚书省下敕令：“民间流通交钞的数量，要加以限制，不能超过市面现钱的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