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军的制度
禁军制度起源于合扎谋克。“合扎”就是亲军，由皇室近亲统领，因此以此为名号。贞元迁都，把太祖、辽王宗幹、秦王宗翰的军队改编为合扎猛安，称作侍卫亲军，设立侍卫亲军司统辖。
过去经常从各军挑选武艺高强的充当护驾军；海陵王又把上京龙翔军改名为神勇军。正隆二年准备南征，把这支军队遣散回乡，听候征调。又在侍卫亲军四个猛安之内，挑选一千六百名三十岁以下士兵，骑兵称为龙翔，步兵称为虎步，负责宫廷宿卫。
正隆五年，撤销亲军司，亲军事务移交大兴府。设置左右骁骑，也就是随驾护卫军，设都指挥使、副指挥使隶属于点检司；步军都指挥使、副指挥使隶属于宣徽院。
大定初年，亲军定额四千人；大定二十二年裁减到三千五百人。上京也设置守卫军。这一年尚书省上奏：“上京既然设置皇城提举官，也应当配置军队守卫。”世宗说：“可以设置四百五十名士兵，战马一百二十匹，分三批轮换。将来我到上京，就改为两批巡逻警戒，半年轮换一次。士兵每日发放五十文钱，一升半米；战马供给草料粮食。猛安谋克官员挑选四十岁上下的人充任，士兵全部选取三十岁以上。”
章宗承安四年，亲军扩充到五千人，之后又增至六千人。另外还有威捷军。承安年间增选一千名弩手。
选拔弩手的制度：用营造用的尺子制作六尺长木杖作为身高标准。选取身高和木杖相等，可以踏开三石拉力弩，装弦、卸索、踏弩动作熟练；射出六箭全部命中靶垛，其中两箭射中靶心的人。
选拔亲军，选取身高五尺五寸，擅长骑射之人；猛安谋克把名单上报兵部，转交点检司、宣徽院考试录用。另外设置护卫二百人，是皇帝身边手持兵器仪仗的侍从，选取五品到七品官员子弟、宗室、亲军、各官府差役人员，身高五尺六寸，考试选拔补用。又设置控鹤二百人，全部负责皇帝出入的护卫。
大将官署名号
收国元年十二月，首次设立咸州军帅司，谋划经略辽朝土地，讨伐高永昌；设立南路都统司，用来征讨张觉。天辅五年袭击辽朝皇帝，才有内外诸军都统的名号。当时奚人还没有平定，设置奚路都统司，后来改名为六部路都统司，把遥辇九营编成九个猛安归它管辖。连同上京、泰州一共六处都统司，每一处统辖五六万人；渤海军编为八个猛安。
猛安之上设置军帅，军帅之上设置万户，万户之上设置都统。但当时军帅有时候也称作猛安，而猛安又叫亲管猛安。攻下燕山之后，沿袭辽朝制度，在广宁府设立枢密院，总领汉军。
金太宗天会元年，把原本袭击辽帝设立的西南都统府，拆分为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府。天会三年，因为讨伐宋朝，改为元帅府，设置都元帅，左、右副元帅，左、右监军，左、右都监。金朝制度，都元帅必须由谙版孛极烈担任，一般留守京城，不亲自出征。天会六年，下诏派遣两位元帅回到地方镇守。各路设置兵马都总管府，州镇设置节度使，边境州郡设置防御使。
各个州府招募的射粮军、牢城军，每五百人设一个指挥使司，设指挥使；分为四都，每都设置左右什将以及承局押官。军队人数如果有多有少，就和附近单位合并；不能合并的，三百人或者两百人也设置指挥使；一百人只设军使；百人以上设立都；不足百人，只设置什将和承局管押官各一名。
天会十年，南京路都统司改为东南路都统司，治所设在东京，镇抚高丽。后来又在大名府设置统军司。海陵王天德二年八月，把各个京的兵马都部署司改成本路都总管府。九月，撤销大名统军司，在山西、河南、陕西三路设立统军司，任用元帅府都监、监军担任统军使，分管全国军队。又把乌古迪烈路统军司改为招讨司；婆速路统军司改为总管府。
天德三年，元帅府改为枢密院，废除万户官职。皇帝下诏说：“太祖开创基业，顺应时势设立官职，有统帅才能的授予万户，次一等的授予千户、谋克。当时官爵赏赐制度尚未完备，城池还没有全部攻取，设置这些官职允许世袭，只是权宜之计，并不是长久制度。如今他们的子孙承袭职位，独揽大权，管辖民户多达数万户，地位和留守、总管差不多，世袭权力却超过他们。可以废除万户官职。原先没有千户的地方，后续斟酌增设。建国初年赐给国姓的人，他们的后代全部恢复原本姓氏。”
正隆末年，又把陕西统军司升格为都统府。大定五年，撤销都统府，重新降为统军司。不久又增设两处招讨司，加上原有一共三处，镇守边疆。东北路招讨司最初设在乌古迪烈部，后来迁到泰州。泰和年间，因为距离边境还有三百里，宗浩下令把分司设立在金山。西北路招讨司设在应州，西南路招讨司设在桓州。任用懂军事的重臣担任招讨使，修筑城堡壕沟，永久戍守。
枢密院一旦出兵作战，就改为元帅府，战事结束，重新变回枢密院。金宣宗贞祐三年，准备征调代州五千戍兵，听从胥鼎的建议，把军队留在代州，屏障平阳。兴定二年，挑选招募河南、陕西两千弩手，编成一军，赐名号威勇。
南迁之后，河北册封九公，允许他们根据情况自行处置军务；沿黄河各个城池设置行枢密院、元帅府。权力大的带“便宜”头衔，权力小的带“从宜”头衔。元光年间，招募义军：三十人为一个谋克，五个谋克为一千户，四千户为一万户，四万户为一副统，两副统为一都统，重新沿用建国初期名号。另外还设置总领提控，所以当时都把元帅称作总领。
马政
金朝初年沿袭辽朝各个“抹”的建制，设立群牧。抹，指没有蚊虫、水草丰美的地方。天德年间，设立迪河斡朵、斡里保（保也写作本）、蒲速里、燕恩、兀者五处群牧所，沿用辽朝旧名，各自设置官员管理。又从各类人户当中，挑选家境富足、成年男子多的人家，以及官员子弟、猛安谋克蒲辇军、官府小吏家多余男丁与家奴，负责放牧，叫作群子。分别放养马、驼、牛、羊，订立牲畜繁殖增加、损耗减少的奖惩法令。后来群牧所增加到九处。契丹叛乱之后，五处群牧所被毁，剩余四处，仅仅剩下马一千多匹、牛二百八十多头、羊八百六十只、骆驼九十头。
金世宗设立七处群牧所：特满、忒满（在抚州）、斡睹只、蒲速碗（蒲速碗原本属于斡睹只辖地，大定七年分出，承安三年改名为板底因乌鲁古）、瓯里本（承安三年改名为乌鲜乌鲁古。乌鲁古，意思就是繁殖滋长）、合鲁碗、耶卢碗，分布在武平县、临潢、泰州境内。
大定二十年三月，重新制定群牧官、详稳脱朵、知把、放牧人员，关于牲畜增殖损耗的赏罚制度。大定二十一年，敕令各个群牧所：三岁的马匹交给女真人放牧；牛有的借给百姓耕种；有的让民间放养羊只；有的用来赈济贫苦民户。朝廷时常派遣使者核查牲畜数目，牲畜缺少就杖罚主管官员，责令放牧人员赔偿；隐瞒实情的，由监察官员检举揭发。
大定二十八年，经过长久繁育，马匹达到四十七万，牛十三万，羊八十七万，骆驼四千。明昌五年，把公马分散，命令中都、西京、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按照百姓家产多少分摊饲养。又下令其余各路养马百姓，如果马匹死去，可以从前述四路官养马匹当中补给；朝廷需要战马的时候，全部征收入官府。这就是金朝的马政。但是每逢大规模战事，依旧要向民间搜刮马匹，征用官员私人坐骑，供给军队使用。
金宣宗兴定元年，订立民间收留溃散军队遗失马匹的法令，以及马匹上缴官府折算银两的标准：上等马一匹折算五十两白银，中等、下等依次递减十两。不愿意领银两的，上交两匹上等马可以补授杂班小官；中等马三匹，下等马四匹，同样可以得官。命令下达十天之内主动上报；期限过后隐瞒或者私自杀马，一律判处绞刑。又派遣官员搜刮民间马匹，设立奖赏：收缴五百匹以上赏一千贯钞；一千匹以上授予一级官职；两千匹以上授予两级官职。
养兵的制度
熙宗天眷三年正月，下诏每年按照等级，赏赐辽东戍守士兵绸绢。正隆四年，命令河南、陕西统军司和虞候司顺德军，官兵全部增加俸禄口粮。正隆六年，准备南征，在京城用一万匹绢换取一万套战袍、护膝，发给士兵。
世宗大定三年，向南征伐，军士每年军费需要一千万贯，官府库中只有二百万贯，不足部分要向官民百姓征收，军须钱就是由此产生。当时上书言事的人说，山东、河南、陕西各路沿用宋、齐旧例，州县小吏、弓手，按照百姓家产摊派雇役钱，叫作免役钱，请求拿这笔钱供养军队。尚书省统计数目上报朝廷，皇帝下诏废除弓手钱，司吏钱依旧保留。
大定四年六月，尚书省上奏，元帅府请求拨付军须钱。世宗说：“帅府开支没有节制，照例向百姓摊派，这完全违背我的本意。核算军资用度剩余部分，以及各路转运司现存钱粮，如果确实物资不足，再另行上奏。”
大定十年四月，命令德顺州修建营房安置屯田士兵。大定十七年七月，每年调拨三万张羊皮赏赐西北路戍边士兵。承安三年，军费开支巨大，朝臣请求依据全国百姓家产统一征收赋税。打算参照黄河夫钱的先例，征收军须钱，依据各路新版户籍家产，每一贯家产征收四贯军须钱；西京、北京、辽东路每一贯征收两贯；临潢、全州免征。原定一年分三批缴纳，担心时间太久，改为半年之内分三批上交。
河南、陕西、山东，退伍的千户、谋克、蒲辇、正军、阿里喜赏赐标准：旧军千户任职十年以上，赏银五十两、绢三十匹；不足十年，参照任职十年以上谋克标准发放。谋克任职十年以上，银四十两、绢二十五匹；不足十年，银三十两、绢二十匹。蒲辇任职十年以上，银三十两、绢二十匹；不足十年，银二十两、绢十五匹。马步正军、阿里喜，不看任职年限，退伍正军赏银十五两、绢十匹；阿里喜、旗鼓手、吹笛人、炊事人员，赏银八两、绢五匹。
三虞候千户，任职十年以上银四十两、绢二十五匹；不足十年银三十两、绢二十匹。谋克任职二十年以上银五十两、绢三十匹；十年以上银三十两、绢二十匹；不足十年银十两、绢十五匹。蒲辇任职十年以上银二十两、绢十五匹；不足十年银十五两、绢十匹。正军、阿里喜，不看年限，退伍正军银十两、绢七匹；阿里喜、旗鼓、吹笛、炊事人员，银五两、绢四匹。
北方边境万户、千户、谋克，立下军功年老罢职赏赐标准，升官按照吏部制度执行：正千户代管万户，任职十五年，升两级官，授从五品；不到十五年年老退休，升一级，授正六品；十年以下，升一级，赏赐银绢合计六十两匹。正谋克代管万户，任职十五年升两级官，授正六品；不足十五年年老罢职，升一级授正七品；十年以下，升一级，赏银绢五十两匹。正千户担任千户职务，任职二十年，升一级授正六品；不足二十年年老罢职，升一级授正七品；十年以下，升一级，赏银绢四十两匹。正谋克统领千户及以下，参照河南、陕西的标准。
镇防军每年举行射箭考核，技艺出众的上等，赏银四两；特别超群的，赏赐十两银制马盂。被选为武卫军，携带家属前往京城，每人每日供给六人的口粮，四匹马的草料。
各类招募士兵每月供给物资：边铺军钱五十贯、绢十匹。军匠上等、中等，钱五十贯、绢五匹；下等，钱四十贯、绢四匹。黄河埽兵，钱三十贯、绢五匹。射粮军以及河道埽兵、水手，钱二十贯、绢两匹。土兵，钱十贯、绢一匹。
射粮军指挥使，黄、沁河埽兵指挥使：钱粟七贯石、绢六匹。军使：钱粟六贯石，绢六匹。什将：钱两贯，粟三石；春装钱五贯，秋装钱十贯。承局押官：钱一贯五百文，粟两石；春装钱五贯，秋装钱七贯。牢城军、土兵：钱八百文，粟两石；春装钱四贯，秋装钱六贯。边铺军供给标准和射粮军相同。
河南、陕西、山东路统军司镇防甲兵、骑兵：猛安，钱八贯，米五石二斗，绢八匹，六匹马草料粮食；谋克，钱六贯，米二石八斗，绢六匹，五匹马草料粮食；蒲辇，钱四贯，米一石七斗，绢五匹，四匹马草料粮食；正军，钱两贯，米一石五斗，绢四匹，丝绵十五两，两匹马草料粮食；阿里喜，钱一贯五百文，米七斗，绢三匹，丝绵十两。
步兵当中，猛安供给两匹马草料，谋克供给一匹马草料。每匹马给一捆草料，五升粟米；到春夏野外长出青草，可以放牧的时候停止发放。但是每个猛安应当服役的七十二匹马，一年四季都供给粮草。另外规定河南、山东、河东每年发放五个月草料，陕西发放六个月。
镇防军补贴买马钱：河南路正军五百文，阿里喜三百文；陕西、山东路正军三百文，阿里喜两百文。
屯田、边境巡逻捕盗军队：猛安每月钱六贯，米一石八斗，五匹马粮草；谋克，钱四贯，米一石二斗，三匹马粮草；蒲辇，钱两贯，米六斗，两匹马粮草；正军，钱一贯五百文，米四斗，一匹马粮草；阿里喜，钱一贯，米四斗，一匹马粮草。
德顺军指挥使：钱六贯，米二石八斗，绢六匹，三匹马粮草；军使、什将：钱四贯，米一石七斗，绢五匹，两匹马粮草；普通士兵：钱两贯，米一石五斗，绢四匹，丝绵十五两，一匹马粮草。
奚军谋克：钱一贯五百文，米一石五斗，春秋绸绢各一匹，三匹马粮草；蒲辇：钱一贯，米二石七斗，春秋绸绢各一匹，两匹马粮草；普通士兵：钱一贯，米一石八斗，春秋绸绢各一匹，一匹马粮草。
临潢等北方边境永久驻防军：千户，钱八贯，米五石二斗，绢八匹，六匹马草料；步兵给两匹马草料，授土地五顷。谋克，钱六贯，米二石八斗，绢六匹，五匹马草料，土地四顷。蒲辇，钱四贯，米一石七斗，绢五匹，四匹马草料，土地三顷。正军，钱两贯，米一石四斗五升，绢四匹，丝绵十五两，两匹马草料，土地两顷。阿里喜，钱一贯五百文，米七斗，绢三匹，丝绵十两，土地一顷。旗鼓人员待遇同阿里喜。轮换戍守士兵，钱两贯，米四斗；阿里喜，钱一贯五百文，米四斗。
上番汉军：千户每月钱三贯，粮四石，绢八匹，四匹马草料；谋克，钱两贯五百文，粮一石，绢六匹，两匹马草料；正军，钱两贯，米九斗五升，绢四匹。
上京路永久驻防军官士兵俸禄：千户每月钱粟十五贯石，绢十匹，丝绵二十两，三匹马草料；谋克，钱六贯，米二石八斗，绢六匹，两匹马草料；正军，钱两贯五百文，米一石二斗，绢四匹，丝绵十五两，一匹马草料；阿里喜，钱两贯，米一石二斗，绢四匹，丝绵十五两。
北方永久驻军，每月发放买马补贴四百文；阿里喜三百文。
贞祐三年，军中委派的差官、管军将官，贪图粮草供给，虚占名额。现任、遥授官职的人，已经领取俸禄，还和无职人员一样领取口粮。当时朝廷商议裁汰冗员，削减供给，等到出征作战再全额发放。
兴定二年，彰化军节度使张行信上奏：“一名士兵服役，全家由官府供给口粮，本意是感动士兵，让他们为国效命。可是没有士兵的家庭，家中没有男丁，妇女还照样领取供给，这是什么道理？”
兴定五年，京南行三司官石抹斡鲁上奏：“京南、京东、京西三路现在的军户，老幼一共四十万口，每年消耗粮食一百四十多万石，坐吃百姓缴纳的租税，这绝非长久之计。”相关内容记载在《田制》当中。
屯田军人，如果被派遣护送押送任务，每日发放一百五十文钱。看管孝宁宫的差役，每人每月米五斗，柴一车；春秋粗布各一段，秋绢两匹，丝绵十五两。各个黄院子差役年满之后，从原本俸禄钱粮当中，支取一贯石作为养老。
刑志
古时候圣王，利用人心中畏惧的本性制定刑罚，利用人心中懂得羞耻的本性订立礼法。畏惧、羞耻，是人天生的良知，约束七情的重要界限。所以刑罚处理已经犯下的罪恶，礼法防范尚未发生的过错；用威慑对待小人，用礼义教化君子。君子懂得羞耻，小人懂得畏惧，天下就能太平。
所以古代君王树立威严而审慎使用，让人心中畏惧，由此培育仁爱；谨慎推行法令，使人懂得羞耻，由此树立廉洁。仁爱兴起就会促成仁道，廉洁树立就会成就道义；仁义盛行，刑罚几乎可以搁置不用。
金朝初年，法律制度简单粗略，不分贵贱轻重，刑罚、赎罪并行。这套制度适合刚刚建立的国家，却不是治理长久王朝的完备法度。天会之后，渐渐采纳中原官吏的意见；皇统年间颁布法典，参用古代律令。之后海陵王正隆年间又有《续降制书》；世宗大定年间有《军前权宜条理》《重修制条》；章宗明昌时期，编修《律义》《敕条》，法律条文逐渐完备。等到《泰和律义》成书，本应当没有缺憾。可是国家国运有盛有衰，风俗有淳厚有浇薄，世道有升降。后世士人考察一个朝代的刑法，往往从中预知国运走向。
金朝法律用杖刑替代徒刑，杖刑可以加到两百下。州县官吏树立威严，有的甚至在刑杖上加装刀刃，比古代肉刑还要残酷。金朝末年，君臣依旧习惯旧时贿赂请托风气，官吏把罗织罪名当作能干，把行事残酷当作才干。百官贪赃属实固然应当判罚，可轻微过失也施以重刑；监察官员没有纠察检举，也要责打。官吏任期考核，甚至把受责打的次数多少作为政绩优劣标准。
当初立法本意，想要不分亲疏、不分大小，让所有人全部受律令约束，一同听命朝廷，这是秦朝强化君主权威的思路。所以金朝法律对待宗室缺少恩义，对待士大夫缺少礼遇。整个金朝一代，士人为了功名忍辱受罚，就算知名之士也难以避免；能够为了远离屈辱辞官隐退的，十分罕见。却不知道君子没有羞耻就会违背道义，小人无所畏惧就会触犯刑律。所以后世评论，常常对金朝缺少教化廉耻感到叹息。
即便如此，金世宗在位的时候，司法官员上报案件，有的抛开成文法律援引儒家经义，有的权衡道义创制法令。近代帝王审断案件，能近乎道义准则的，很少能比得上世宗。章宗、宣宗也曾亲自处理司法事务，当庭决断，宽严偶尔有失分寸，但很多时候心怀怜悯宽恕，还保留祖先遗风。档案文书留存下来，可以作为后世借鉴的，在《本纪》《刑志》当中互有详略记载。
金国旧风俗：轻罪用柳条鞭打；杀人以及抢劫偷盗的，击碎脑袋处死，抄没家产，十分之四归入官府，十分之六赔偿受害人；罪犯家属罚作奴婢。罪犯亲属愿意用马牛财物赎罪的，可以准许。重罪也允许赎罪，但是为了和普通百姓区分，要施以割鼻子、割耳朵的刑罚。监狱就是在地上挖掘数丈深的土坑。
金太宗虽然遵从太祖不要改变旧风俗的训令，但也逐步采用辽、宋法律。天会七年下诏：凡是盗窃，只要取得财物，判处徒刑三年；赃款十贯以上，徒刑五年，脸上刺字发配充当下军；三十贯以上，终身服役；赃款满五十贯，判处死刑，追缴赃物赔偿受害人，和旧风俗规定一样。
熙宗天眷元年十月，禁止亲王以下官员佩戴刀具进入皇宫，宫廷禁卫法令从这时开始。天眷三年，再次收复河南，下诏当地百姓，审判全部依照律文，废除狱卒残酷刑具，实行宽大。皇统年间，命令大臣结合本国旧制度，参考隋唐律法，借鉴辽宋法令，汇编成书，叫作《皇统制》，颁布全国。当时制度，杖刑达到一百下，臀部、背部分开受刑。
海陵王认为脊背靠近心脉要害，禁止鞭打脊背，就算责打奴婢，违令的官员也要治罪。海陵王又大量修改旧法，正隆年间编成《续降制书》，和《皇统制》一同使用。但是海陵王凭个人喜怒用法，很多行为已经超出法条文本。
金世宗即位，经历正隆战乱，盗贼横行，战火不息，临时诏令大多顺应时局，汇编为《军前权宜条理》。
大定四年，尚书省上奏：大兴府百姓男子李十、妇人杨仙哥，因为妄议朝政按律应当处斩。世宗说：“愚昧百姓不懂法律，官府也没有告诫训导，怎么可以直接判处死刑。”于是减免死罪。
大定五年，命令官员删改修订《军前权宜条理》，和之前的制书并行使用。
大定七年，左藏库夜里发生盗窃，盗贼杀死都监郭良臣，偷走金银珠宝，抓不到真凶。命令点检司审理，抓捕八个嫌疑人，刑讯之下打死三人，其余五人被迫屈招。世宗心生怀疑，命令同知大兴府事移剌道会同复审。不久亲军百夫长阿思钵拿盗窃的黄金到市场变卖，事情败露，伏法处死。世宗听闻此事说：“严刑拷打之下，什么口供得不到，审案怎么不靠情理查真相？”赏赐被打死人家属每人两百贯，被冤枉却没死的每人五十贯。于是规定护卫百夫长、五十夫长，不当值的时候不许带刀入宫。这一年，全国判处死刑囚犯一共二十人。
大定八年，订立官员赌博治罪法令：赃款不满五十贯，杖责，可以纳钱赎罪；再犯，直接杖责。世宗说：“杖刑是惩罚小人的。身为官吏，应当懂得廉耻；连廉耻都没有，才用惩罚小人的刑罚处置。”
大定九年，御史台上报案件，世宗说：“近来听说司法官员，有的固执己见，有的看宰相脸色办案。从今往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全部以律文为准。”又恢复旧制，杖刑一百，分打臀部、背部。过后世宗又对宰臣说：“我担心犯人不分部位受杖容易重伤，才恢复旧法。听说民间有不乐意的，那就废除这条。”
大定十年，尚书省上奏：河中府张锦，自称是为父亲报仇杀人，依法当处死。世宗说：“他为父报仇，又主动自首，是义士。减免死罪。”
大定十一年，下诏官府：监狱官吏办公房舍要靠近监牢，监禁案件要亲自监管；狱卒必须挑选资历深、忠厚老实的人轮流值班。
大定十二年，尚书省上奏：内丘县令蒲察台补，私自向本县百姓摊派钱财给自己立德政碑，还剩余两百多贯，依法应当罢官除名。如今遇到大赦，应当恢复官职，赃款免于追缴。世宗认为此人贪婪虚伪，不许复官，说：“勒索得来的赃物，如果大赦就免于归还，被勒索的百姓何其冤枉。从今以后赃款一律追还给受害人；只有应当上缴官府的赃款才停止追缴。”
尚书省上奏，有盗掘坟墓的案件。世宗说：“功臣坟墓也有被挖掘的，就是因为告发抓获没有奖赏，所以人无所畏惧。从今往后，告发查实的，酌情给予赏赐。”
前咸平尹石抹阿没剌贪赃，死在狱中。世宗说：“没有把他暴尸街市，已经算是宽大。贫穷去做盗贼，是迫不得已。三品高官贪赃至死，实在愚蠢！他的儿子全部罢官。”在此之前就下诏：被罢官除名的官员，如果子孙还在做官，必须上奏皇帝裁决。
大定十三年，下诏：立春之后到立秋之前，大型祭祀，每月初一、十五，月相弦日，二十四节气，下雨没有放晴，天没有破晓，休假日以及禁止屠宰的日子，一律不准执行死刑；只有强盗不受秋后行刑的限制。
大定十五年，对官员说：“人命最为贵重，旧法盗窃赃款满五十贯就处死，从今改为赃款满八十贯再判死刑。”
大定十七年，有人上书请求设立提刑司，纠察各地司法冤案。尚书省商议，担心时间久了滋生弊端。世宗于是下令：距离京城几千里远、含冤无处申诉的案件，集中案卷，选派官员前去当地审问。
当时济南尹梁肃上书，请求犯徒刑的免除杖责。朝廷认为现行法律已经比古代轻，害怕助长奸邪作恶，没有采纳。
世宗对宰臣说：“朝廷每年两次派遣审录官，本意是为百姓昭雪冤狱。可是派出的官员大多不尽心，只是走形式。审录官不只是审理重刑，所有诉讼文书，都要核查是非；不该关押的囚徒就要释放；官吏有罪，如实上报；监察失职的严加惩处，不许纳钱赎罪。”
监察御史到东北路巡察官吏，却私自接百姓诉状，被认定不称职，鞭打五十。
世宗又问宰臣：“听说大理寺审案，就算没有疑点，也要拖延几十天，为什么？”参知政事移剌道回答：“法律规定，死刑审理不超过七天，徒刑五天，杖罪三天。”
世宗说：“法条明确规定期限，却屡屡违背，这是懈怠。”退朝之后，亲笔批示尚书省：“大理寺审理轻重案件都有期限。法官触犯时限就要处罚，他们不敢故意拖延。问题在于你们大臣意见不一，文书反复驳回；议定上报的奏章又耽搁十几天，案件因此积压。以后不许这样。”
又说：“前广宁尹高桢为政严苛，就算小过错，也有人被杖打致死。罪该处死，如果情有可原尚且要宽恕，何况小过失！人的性命怎么能轻视。”
世宗认为海陵王的《续降制书》凭君主个人意愿制定，苛刻繁琐；又和《皇统制》同时使用，是非混乱，官吏百姓无所适从，奸吏借此上下其手。于是设立专门机构，任命大理卿移剌綎，集合全国通晓法律的官员校正法令。以《皇统制》《续降制书》《军前权宜条理》以及后续的法令为基础，权衡轻重，删繁改错；法条有缺漏就用律文补齐；制书、律文都没有依据，案情疑难，就请示皇帝裁定。《军前权宜条理》当中可以长期实行的，定为正式法令；不适合长久执行的，另外成册保存。同时参考新近定立的徒杖减半法令，一共校订一千一百九十条，分为十二卷，定名《大定重修制条》，下诏颁布天下。
大定二十年，世宗看见有人踩踏庄稼，对宰相说：“以后践踏百姓田地，杖六十；偷盗粮食，杖八十，并且照价赔偿。”
大定二十一年，尚书省上奏：巩州百姓马俊的妻子安姐，和管卓通奸；马俊用斧头杀死二人，依法当判死刑。世宗说：“减免一等死罪，以此警戒败坏风俗的行为。”
大定二十二年，世宗对宰臣说：“尚书省送到大理寺的案件，一次审理就应当上奏。看乌古论公那件案子，先送法司依法裁断，再送司直复核，又全寺集体审议，来回三次，凭空生出不同意见，案件不能了结。国事不能积压，我就算身体有病，也天天上朝，希望你们勤勉政务。今后案件只送交大理寺一次，全寺集体审阅；有不同意见直接上报，不许拖延。”
大定二十三年，尚书省上奏：益都百姓范德，七十六岁，被刘祐殴打致死。刘祐依法当处死。刘祐父母都已经七十多岁，家中没有侍养的男丁，请求从轻处理。世宗说：“范德年纪和刘祐父母相仿，本该当作长辈敬重，却被殴打致死，不能减刑，依法处置。”
尚书省上奏招讨司官员以及秃里，向本部百姓索取财物的定罪条文。世宗说：“边远部族应当体恤；进贡没有短缺，还派兵要挟、强取财物，和盗贼有什么两样，怎么可以不惩处。”
又说：“现在施行的制条，都是大臣上奏推行。天下事务繁多，人力有限，不可能全部覆盖。遇到案件上奏，才发现法条有漏洞，随即修改。如今既有圣旨、条理，又有制条，就给奸吏留下随意轻重判案的空间。”
大兴府百姓赵无事醉酒口出狂言，父亲赵千告发捉拿，按律当处死。世宗说：“做父亲的不顾儿子直接告发，这种正直世间少有，特地减死罪一等。”
武器署丞奕、直长骨赧，收受草畔子贿赂。奕杖八十，骨赧笞二十。监察御史梁襄等人，因为没有纠察，罚俸禄一个月。世宗说：“监察御史是皇帝耳目。这件案子是我发现的，那要监察官员有什么用。”
司法部门审案，女真文法条翻译成汉文，审判官员各自写个人见解，穿凿附会，耽误时间。于是下诏废除官员书写个人意见的制度。
大定二十五年二月，世宗认为妇女坐牢还要服劳役很不方便；杖刑不分部位责打，和杀人差不多。于是规定：免于死刑罚做苦役的犯人，杖责两百，免除劳役，臀部、背部分开受刑。
外戚有犯罪，尚书省援引八议制度请求减免。世宗说：“法律是天下公平的标尺。皇亲犯法就减刑，会让他们依仗特权横行。过去汉文帝处死薄昭，值得效仿。二十年前，外戚济州节度使乌林达钞兀犯死罪，我没有宽恕。今天如果宽恕此人，就开启后世司法徇私的口子。”
宰臣说：“古代议亲制度，是尊崇天子，区分普通百姓。”
世宗说：“外戚和宗室不一样。汉朝外戚权力过大，甚至篡夺国运，所以我不让诸王、公主手握大权。对国家有功，可以议勋；所谓议贤，如果真的贤良，怎么会犯法。如果是连坐受罚，自然可以请求减免。”
大定二十六年，正式定下制度：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属，和皇家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贤能之人犯私罪，都不适用八议减刑。世宗对宰臣说：“法条当中有不合情理的地方，加以修改。”
监察御史陶钧，带着歌妓游览北苑，在池岛饮酒作乐，靠近皇宫禁地。提控官石玠告发。陶钧托朋友阎恕向石玠说情，想要压下案件。事情败露，司法部门上奏，应当判处两年半徒刑。皇帝下诏：陶钧身为监察耳目之官，带妓女进入禁苑，无视尊卑名分，杖责六十；石玠、阎恕一并治罪。
大定二十八年，世宗觉得制条沿用旧律，文字晦涩难懂，下令删改润色，让百姓看得明白。
过去禁止民间收藏官方制书，害怕滋生互相告发诬告的风气。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有人上书请求允许百姓收藏。平章政事张汝霖说：“当年子产铸造刑书，叔向讥讽，就是不想让百姓预先揣摩法律轻重。如今颁布不可更改的法典，让百姓清楚知道法律边界，就像江河，知道哪里危险就不去触犯，有助于治理，不必禁止。”多数大臣不同意，皇帝下诏照旧禁止民间收藏制书。
明昌元年，章宗问宰臣：“为什么不直接只用律文判案？”平章政事张汝霖回答：“前代律、令分工明确，触犯令的，依据律来定罪。如今本朝制书和律互相混杂，应当区分开。”于是设立详定所，审定律、令。
承安二年，订立军中收受贿赂法令：一贯以下，徒刑两年；一贯以上，徒刑三年；十贯，处死。符宝典书北京奴，偷盗符宝局金牌，处死，开除宗室属籍。按虎、阿虎带监察失职，各杖七十。
泰和二年，御史台上奏：“监察御史史肃说，依据《大定条理》：大定二十年十一月四日之前，奴仆娶良家女子为妻的，全部承认婚姻有效。倘若丈夫死亡，（奴婢）拘禁或者释放，都听从主人决定。丈夫死后，（官府）将（奴婢）强行带走变卖的，令原主人出钱赎回，依旧和丈夫团聚。奴婢放免为良人的，准许赎身改换身份；还没有完成赎身改换身份期间，和丈夫所生的子女，全部准许成为良民。可是《泰和新格》又规定：丈夫亡故服丧期满，就按照良人对待；被强行从丈夫身边夺走变卖、或是丈夫被放免为良人的，全部算作良人。如果还没有离异，又改嫁为奴，或是通奸生下的子女，也全部准许作为良人。前后规定互相矛盾，这都是编修格令的官员擅自增删改动造成的，导致各地诉讼纷乱纠缠，属于违法枉断。”金章宗下令把这件事交付主管部门纠正。
当初，皇帝下诏：凡是编入制书条格的条文，另外编成分卷。又下诏：制书和律文轻重标准不一样，以及律文没有记载的内容，全部校对整理完毕上报。像禁止屠宰这类规定，应当写进法令，务必谨慎不可疏忽，律令一旦确定，就不可以随意更改。
明昌三年七月，右司郎中孙铎先把详定所校订完成的《名例篇》进呈朝廷，之后其余各篇也全部修成。朝廷又命令中都路转运使王寂、大理卿董师中等人重新校勘。
明昌四年七月，皇帝看到各路使用枷、杖刑具大多不符合法定规格。平章政事完颜守贞说：“枷、杖的尺寸有明文制度，让提刑官每两个月巡察一次，官吏就不敢违法行事。”
明昌五年正月，朝廷又下令校核制书、律文，交由详定所办理。当时详定所官员上奏：“如果按照重修制书的体例，条文的增减、罪名的轻重，就会和旧律不一样。修订完成之后又和旧律一同颁布，会让百姓迷惑，容易滋生奸邪。臣等建议，采用现在的制条，参考现实情况，依照律文体例修订，广泛采摘前代刑书中适合当代施行的内容，用来弥补缺漏，引用《刑统》的疏文来解释法条，定为永久法度，命名为《明昌律义》。另外把专卖贸易、边疆部族、临时变通处置的事项汇编，编成《敕条》。”
宰臣说：“先前修订的令文还有没有完成的部分，等全部定稿之后，再颁布施行。至于参加律科考试的读书人，依旧只学习旧律。”
于是任命知大兴府事尼厖古鉴、御史中丞董师中、翰林待制奥屯忠孝（小字牙哥）、提点司天台张嗣、翰林修撰完颜撒剌、刑部员外郎李庭义、大理丞麻安上担任校定官；大理卿阎公贞、户部侍郎李敬义、工部郎中贾铉担任覆定官，重新修订新律。
当时，上奏审理案件，有的法官会提出自己个人的裁断意见。皇帝说：“有人说法官不应当加入个人主观裁断，所以议论纷纷。朕认为个人裁断，不能超出法律范围，只是权衡情理来依从法律罢了。”平章政事完颜守贞说：“这种允许法官酌情裁断的制度，自大定二十三年就废除了。但是律文中有‘起请’各条，说明古时候也是允许法官酌情裁量。”皇帝说：“法律条文有限，世间人情无穷，怎么可以没有酌情裁量的空间。”
明昌五年，尚书省上奏：“按照旧制，《名例》篇里徒刑的律条，如果没有写附加杖刑，就不用行杖。之前认为流刑不适合本朝，凡是替代流刑、服役四年以上的犯人，全部施加杖刑；但是徒刑三年以下的，很难不加杖责。妇女和男子相比量刑虽应当稍轻，也应当按例减等。”于是规定：徒刑二年以下，杖六十；徒刑二年以上，杖七十；妇女犯罪全部杖五十，写进《敕条》。
承安三年，皇帝敕令尚书省：“从今往后，皇帝特批的事务，只有符合律令格式规定的，才下发到各部执行。其余开创先例的新政，只召集各部官员到尚书省商议。”
承安四年四月，尚书省请求再次复核修订令文。皇帝于是告诫宰臣：“事理清晰明白的，可以直接转奏。文书太多的，恐怕不能全部阅览，可以选取三件疑难案件，把案情上报。”
五月，皇帝认为法律量刑不够公允，平时用的杖具样式大多不合用。于是规定杖具尺寸，铸造铜质的杖样，颁布到全国。并且说：“如果觉得笞杖刑罚太轻，有些案情情理上难以宽恕，审讯用的刑杖可以再商议修订。”
承安五年五月，刑部员外郎马复上奏：“地方官吏有很多崇尚严苛，不遵守铜杖的标准，擅自使用大杖，经常把犯人打死。”皇帝下诏，命令按察司检举弹劾，罢免这类官员。
早先朝廷曾经规定：凡是死刑犯、除名重罪的案件，如果委派的审理官员距离案发地二百里以外；以及徒刑以下案件逮捕涉案人员二十人以上的，就命令该官员前往当地审讯。刑部员外郎完颜纲上奏：“自从这条制度实行，像上京最近的地方，往返也要两三千余里；北京留守司处理案件，动不动就要耗费几个月时间，反而造成案件积压滞留，很不方便。”皇帝下诏恢复旧制，委派官吏提审犯人。
十二月，翰林修撰杨庭秀上奏：“州县官员常常依仗权势，凭自己喜怒处理事务，审理案件的时候，很少仔细核查。只依靠翻译人员传话，罪名轻重，全由翻译一张嘴决定。贿赂公然盛行，蒙冤的人有的历经二三十年不能昭雪。”皇帝于是下令订立相关条约，违反的由按察司纠察。又对宰臣说：“长官、佐官把案件交给幕僚、吏人审讯，必须申报御史台上报朝廷的旧制度，应当重新推行。”又下令汇编前后颁布的法令条文，装订成册，供以后核查参考。
泰和元年正月，尚书省上奏：现在通行的铜杖样式太细轻，作恶的人不怕刑罚。于是命令主管部门根据罪行轻重使用大杖，但杖的厚度不得超过五分。
十二月，新修的律书完成，一共十二篇：第一篇《名例》，第二篇《卫禁》，第三篇《职制》，第四篇《户婚》，第五篇《厩库》，第六篇《擅兴》，第七篇《贼盗》，第八篇《斗讼》，第九篇《诈伪》，第十篇《杂律》，第十一篇《捕亡》，第十二篇《断狱》。这部律书以《唐律》为蓝本，只是赎罪缴纳铜料的数量全部加倍；徒刑增加四年、五年两等，徒刑一共七等；删除不适合当代的条文四十七条，增加当代适用法令一百四十九条；对原有条文稍加修改调整二百八十二条；剩下一百二十六条完全沿用旧律。另外，把原有条文一条拆成两条、一条拆成四条，一共六条。总计五百六十三条，编为三十卷，附加注释说明案情，加上疏义解释疑难，命名为《泰和律义》。
除《官品令》《职员令》之外，还有：《祠令》四十八条，《户令》六十六条，《学令》十一条，《选举令》八十三条，《封爵令》九条，《封赠令》十条，《宫卫令》十条，《军防令》二十五条，《仪制令》二十三条，《衣服令》十条，《公式令》五十八条，《禄令》十七条，《仓库令》七条，《厩牧令》十二条，《田令》十七条，《赋役令》二十三条，《关市令》十三条，《捕亡令》二十条，《赏令》二十五条，《医疾令》五条，《假宁令》十四条，《狱官令》一百零六条，《杂令》四十九条，《释道令》十条，《营缮令》十三条，《河防令》十一条，《服制令》十一条，再附加上年月时限相关制度，合为《律令》二十卷。又修订《制敕》九十五条，《榷货》八十五条，《蕃部》三十九条，编成《新定敕条》三卷，《六部格式》三十卷。
司空完颜襄把全部典籍进呈皇帝，皇帝下诏，第二年五月颁布天下施行。
贞祐三年，皇帝对宰臣说：“从今往后，监察官犯罪，如果事情关系军国利弊，一律处以笞刑。”
贞祐四年，下诏：“凡是监察官员没有履行纠察弹劾职责的，按照法律处置。外地使者入境，私自泄露本国情报；宿卫、近侍官、承应人随意出入亲王、公主、宰执家中；遇到灾荒，主管官员核查灾情不实，造成百姓死亡；转运军粮物资，私自夹带私货；科举考试防范不严，以上这些过错全部要施以杖笞。在京城之内，犯两次以上，御史台官员比照监察官减一等治罪，可以纳财赎罪；其余人直接判罪，等任职期满再议定处分。如果任期内因为监察疏漏已经受过刑罚，就算考核定为称职，也只算作普通等级；普通等级的就加以贬谪处罚。”
兴定元年八月，皇帝对宰臣说：“律法中有八议制度，现在有人说，符合八议的官员贵族就应当直接减罪，你怎么看？”宰臣回答：“实行八议，先要写明所犯罪行以及应当议处的理由上报，议定之后再奏请皇帝裁决。”皇帝表示认同，说：“如果不论罪行轻重就随意减刑，那么皇亲贵戚都将依仗这个欺压百姓，百姓怎么承受得了。”
志第二十七 食货一
国家有财政经济，就好比人要有饮食。人没有饮食不能生存，国家没有财政不能立足。可是燧人氏、伏羲氏能够创立饮食的方法教导百姓，却不能让人完全没有饮食带来的病痛。夏商周三代君王制定财政制度留给后世，却不能让后世没有财政上的弊病。善于保养身体的人，并不刻意追求大吃大喝，但饮食不会匮乏，所以能够调节饥饱，少生病而长寿。善于治理国家增加财富的人，并不一心经营货利，但是国家财用不会短缺，所以能够把握财政开支的尺度，减少弊病实现长治久安。
金朝处理财政经济，制度设置周密，向百姓征收赋税也审慎。金太祖开创基业，减轻辽国原来的租税，格局远大。熙宗、海陵王时期，文教逐步发展，同时致力于开拓疆土，君臣研讨财政制度，把这件事当作头等大事。就算是贤明的金世宗，也没有一天忘记积蓄储备。章宗时期文教兴盛，但是边防军费开支巨大，财政问题不得不加紧处理。金宣宗向南迁都之后，国土一天天缩小，征收赋税如同把池水捞干捕鱼，大多都是竭泽而渔。考察金朝立国以来财政制度，最重要的就是租税、铜钱、交钞三项。这三项制度多次变更，多次陷入困局。
官府所有的田地征收叫租，私人田地征收叫税。租税之外，还要统计百姓田园、房屋、车马、牛羊、林木种植，以及现钱多少，征收钱币，叫做物力钱。物力钱的征收，上到公卿大臣，下到普通百姓，没有人能够免除。亲近大臣出使外国，回来之后就要增加物力钱，因为他们收受了外国馈赠。猛安谋克人户还有牛头税。宰臣上朝还会讨论牛头税增减，可想而知州县向普通百姓搜刮多么繁重。所以除物力钱之外，还有铺马钱、军须钱、输庸钱、司吏钱、河夫钱、桑皮故纸钱等等，名目细碎繁多，数都数不完。
金朝的民户分为好几种：课役户、不课役户、本户、杂户、正户、监户、官户、奴婢户、二税户。官府最初三年登记一次户籍，后来改成通检，再改成推排。隶属于州县的民户，和隶属于猛安谋克的民户，赋税缴纳标准又各不相同。制度刚推行的时候，唯恐不够严密；一旦有人上书说侵扰百姓，朝廷就下令废除。废除没多久，掌管财政的官员报告经费不足，又重新推行。废除制度本意是方便百姓，百姓却感受不到恩惠；推行制度本意是补足国库，国库也没有变得充裕。当时君臣不断告诫要节约开支。朝廷核算国库收入，数额巨大，好像足够支撑很多年；可是州县一旦遇上灾年，国库立刻又不够用，终究找不到其中的缘由。
至于铜钱、交钞的弊端，就更加严重。金朝初年沿用辽、宋的旧钱币，就算是伪齐刘豫铸造的钱币，刘豫政权灭亡之后也继续流通。正隆年间之后，才开始筹划铸钱。民间铜器禁令十分严苛，铜料不够使用，于是大力开采铜矿。凡是出产铜矿的地方，派遣官吏在境内四处寻访，甚至查访境外。百姓必需的铜器，全部由官府铸造售卖。后来官府不堪负担，百姓苦不堪言，于是允许百姓冶炼铜料打造器物，官府规定价格出售，这就是铜料管理制度的变化。
钱币制度的变化：铸钱规模不大，钱币的投放回收没有章法，钱币流通就阻滞。一开始担心官府库房钱币堆积，民间缺少钱币，立法大量投放。后来害怕百姓私自藏匿钱币，于是设置钱币留存限额，鼓励告发，违反的人重罚，终究不能禁止。州县钱币短缺，民间私自铸钱，私铸钱币粗劣不堪。官府就用五百枚官钱兑换一千枚私钱，这个办法更加拙劣。后来铸造大钱，提高钱币面值，想尽办法推广，终究没有成效。又发行铁钱，铁钱无法通行；依靠交钞，钱币贵重、交钞贬值，差距巨大，物价飞涨，交钞到最后没人愿意使用。又用白银来调剂，白银又滋生很多弊端，朝廷没有补救办法，于是停止使用铜钱，只通行交钞和白银。可是交钞白银的弊病比铜钱还要严重。官府喜欢发行大额交钞，大额交钞发行过多，百姓越发轻视；民间希望得到小额交钞，大量小额交钞回流官府，对国家财政毫无帮助。于是朝廷禁止官府使用大钞；不久担心百姓只用白银不用交钞，又强制百姓缴纳赋税必须使用交钞。先是发行二十贯到一百贯面值交钞，后来发行二百贯到一千贯，新旧币值混乱，百姓更加迷惑。迫不得已的时候，就限制使用年限、限定地区，公私收付款项强制规定交钞比例，百姓疑虑越来越深。期间，把交钞改为宝券；宝券没用多久改为通宝，可以和白银并用；通宝没多久改成宝泉；宝泉之后，甚至用绫罗印制钞票，名叫珍货；珍货又改成宝会，始终没有稳定制度，金朝国运也就走到尽头。
纵观自古以来，财富聚集官府、百姓穷困流离，最终亡国，像商纣王鹿台、钜桥的旧事不必多说。国家灭亡财用枯竭的朝代比比皆是，但是国库匮乏，没有比金朝末年更严重的。金朝为政，常常有心体恤百姓，却不能停止苛重的赋税；空有搜刮财赋的名声，却不能实现国家富足。等到亡国前夕，搜刮粮食、强制收购粮食，各种横征暴敛全部用上。赋税增加数倍，预先征收好几年赋税；想要得到钞票，就预先出卖下一年的徭役差科。高琪做宰相，甚至提议对油实行专卖。卖官鬻爵，直接发放空白委任文书；甚至直接授予五品正式官职。僧道捐献粮食，从售卖度牒，发展到售卖僧道名号、寺院职位。更有甚者，居丧守孝的人可以花钱买官；监户花钱赎身为良民；花钱买到进士及第身份。更进一步，叛臣大盗归顺朝廷，国库拿不出金银绸缎赏赐，动辄封王爵笼络人心；王爵不够，就赐给金国国姓。名实颠倒，礼法败坏，朝廷都顾不上整顿，国家怎么可能不乱。后来宋朝停止缴纳岁币，金朝求和不成，贪图淮南的物资储备，打算武力夺取，导致枢密院精锐骑兵全部葬送在南征战争之中。讹可、时全出兵，原本目标是夺取粮草，最后寸土无得，全军溃败。敌军兵临国境，军队和财用双双困竭，没有力量抵抗。所以记述金朝财政，不能不掩卷感慨。
古书上说：“制定法令的时候就刻薄，施行尚且会滋生贪腐；制定法令本身就贪苛，后果会怎么样呢。”金朝兴起于东北，民风淳朴，可以回归简朴古风。刚进入中原的时候，战乱导致百姓流亡，大量土地荒芜，残存百姓惶恐不安，本来很容易治理。假使在那个时候，就算不能恢复古代井田沟渠制度，如果效仿唐代永业田、口分田制度安排百姓产业，仿照租庸调制充实国库，何至于立国百年之内，财政法令反复改动，和国家一同走向灭亡。
金朝弊病就在于贪图眼前利益，沿袭已经败坏的旧制度。到中期，嫌弃辽国简朴，承袭宋朝繁冗的制度；忌惮宋朝政策宽和，又加上辽国严苛的治理。等于舍弃辽宋两国长处，同时继承两国的短处。繁冗过头就耗费钱财，严苛过头就伤害百姓。整个金朝，国库容易空虚，民心容易离散，难道不就是这个原因吗？立法之初不够谨慎，之后不断变法补救弊病，只会让问题越来越严重。其他盐法、酒曲专卖、常平仓、和籴、茶税、商税、榷场贸易等等制度，大多是宋朝旧臣创立，盈亏不定，反复更改，和钱币交钞的乱象没有两样。田制、水利、区田这类措施，有的刚推行就废止，有的多次尝试没有成效，有的充分讨论却没有实行，全部记录在本篇，用来保存一代制度。
户口
金朝制度：男女两岁以下称为黄，十五岁以下称为小，十六岁称为中，十七岁称为丁，六十岁称为老。没有丈夫的妇女叫寡妻妾；各类残疾重病的人不算丁男。户主推选家中长辈担任。家中有物力财产的民户叫课役户，没有的叫不课役户。
朝廷命令百姓五家组成一保。泰和六年，皇帝认为旧的保伍制度，地方官吏敷衍不执行，下令百姓结成保，窝藏奸细、盗贼的，同保连坐。宰臣认为五家一保，人员太少容易串通，难以监察，于是采用唐代制度：五家为邻，五邻为保，互相监督检举。京城府城之内设置坊正；乡村按照户数多少设置乡，设立里正，负责核对户口，督促赋税徭役，鼓励农业生产。村庄三百户以上设置主首四人；二百户以上三人；五十户以上二人；五十户以下一人，辅佐里正，纠察不法行为。征派壮丁，协助主首巡逻防盗贼。猛安谋克村寨，五十户以上设置寨使一人，职责和主首相同。寺院道观设置纲首。
坊正、里正，从当地民户中选取三分之一，富裕人家出钱，雇佣干练有担保的人充任，雇金不得超过一百贯，任职不超过一年。大定二十九年，章宗曾经打算废除坊正、里正；又考虑到主首进城交接公务，耽误农事，于是选取家中有物力、品行老实谨慎的人，两年轮换一次。
户口统计账册，三年登记一次。每年正月开始，州县依靠里正、主首；猛安谋克依靠寨使，到各家收取手实文书，登记男女老少姓名年龄，新生人口加上，死亡人口剔除。正月二十日把实数上报县；二月二十日上报州；十天之内报送上级，无论远近，四月二十日之前必须送达尚书省。
汉人、渤海人不可以充当猛安谋克户。猛安谋克的奴婢被放免为良民，只能隶属于本猛安谋克，称作正户。没入官府的普通百姓，隶属宫籍监，叫监户；没入官府的奴婢，隶属太府监，叫官户。
收国二年，金朝制度还没有完备，战乱不停。贫苦百姓很多依附权贵苟活，很多人沦落为奴婢。金太祖下诏：“之前因为年成不好百姓饥荒，很多百姓投靠豪强，沦为奴婢；还有人犯法，无力缴纳赔偿，卖身做奴隶；还有私下订立期限，约定用人来赎，过期就扣为奴婢。全部允许两个人赎一个人为良民；原先契约约定一人赎身的，遵从原约定。”
天辅五年，国土已经开拓，旧有领地很多土地贫瘠盐碱，打算把百姓迁移到泰州。于是派遣皇弟完颜昱和族子完颜宗雄实地勘察土地。完颜昱等人取来土壤样本进奏，说土地可以耕种。于是挑选各猛安谋克民户一万多户，由宗室婆卢火统领，迁徙到泰州屯垦。婆卢火原先居住在按出虎水，这时迁居泰州。居住在宁江州的，派遣拾得、查端、阿里徒欢、奚挞罕四个谋克，带领家属农具迁到泰州，赏赐婆卢火耕牛五十头。
天辅六年，平定山西各州，把上京当作内地，迁徙百姓充实上京。又命令耶律佛顶带兵护送归降百姓到浑河路，由皇弟完颜昂监管，允许百姓随便选择居住地。
天辅七年，因为山西各部族靠近西北边境，辽主还没有俘获，担心暗中勾结。又派皇弟完颜昂和孛堇稍喝等率兵四千护送，安置在岭东；只有西京百姓安居不动。命令完颜昂镇守上京路。不久，皇帝听说完颜昂已经过了上京，归降百姓遭受侵扰，大量叛逃。于是派孛堇出里底前去告诫，等他到达，部族已经叛逃。又命令猛安详稳留住所统领的归降百姓返回东京，命令官府时常安抚救济，借给一年口粮；被掳走的亲属，允许团聚。
天辅七年攻取燕京路，二月，把燕京六州世家大族、富裕百姓、手工业匠人全部迁徙到内地。
金太宗天会元年，之前迁徙润州、隰州等四州百姓到沈州，新迁来的百姓困苦无法生存。皇帝下诏：“听说百姓缺粮，甚至卖儿女，允许用身体条件相当的人赎回。”又下诏给孛堇阿实赉：“先帝以前规定，宗室有卖身、典当自身的，官府代为赎出。现在听说还有没有恢复身份的，全部核查赎回来。”又调拨官仓粮食，赎回上京路迁移到宁江州、卖身度日的贫苦百姓六百多人。
天会二年，有百姓卖身做奴婢，下诏用体力相当的人换回。
天会三年，禁止朝廷内外官员、宗室私自役使百姓；权贵之家不允许购买贫苦百姓做奴婢。胁迫强买的，买一个人赔偿十五人；欺骗购买的，买一人赔偿两人，全部杖责一百。
天会七年，下诏：战乱以来，良民被掳掠沦为奴隶的，允许父母妻儿赎回。
熙宗皇统四年，下诏：陕西、蒲、解、汝、蔡等州饥荒，百姓流落，被典当雇佣为奴婢的，官府用绢赎回为良民；成年男子三匹绢，妇女小孩两匹绢。
金世宗大定二年，下诏免除二税户，恢复平民身份。当初辽朝十分崇信佛教，常常把普通百姓赏赐给寺院。这些百姓赋税一半交给官府，一半交给寺院，所以叫二税户。辽国灭亡之后，僧人大多隐瞒实情，把二税户压低为奴婢。有人拿着证据上告，主管部门各自上报。世宗向来了解这件事，所以特地下诏解放。
大定十七年五月，尚书省上奏：“咸平府路一千六百多户，自己陈述原本是长白山星显、禅春河的女真人，辽朝时被征调做猎户，迁居此地，称为移典部，户籍归入契丹。大金起兵，他们最先归顺，依旧居住本地，现在请求更正户籍。”皇帝批准。
大定二十年，上京路女真民户，为了逃避物力钱，卖掉自家奴婢，耕田人手变少，渐渐贫困。皇帝下诏订立制度禁止这种行为。又对宰臣说：“猛安谋克人户，兄弟亲属，如果各自分得土地，和汉人杂居，每四五十户结成互助团体，农忙互相帮助，这也是劝农的办法。”
大定二十一年六月，把银山附近百姓迁到临潢。又规定：为逃避徭役全家逃亡的百姓，原籍和寄居地的县官一同治罪，定为法令。
大定二十三年订立制度：女真奴婢，如果干活得力，主人允许婚配的，必须征求本家亲属和乡里老人出具证明文书，才可以和良民通婚。
这年八月，上报猛安谋克户口、垦田、牛具数目：猛安二百零二个，谋克一千八百七十八个；户数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人口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其中自由民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垦田一百六十九万零三百八十顷有余；牛具三十八万四千七百七十一。
在都宗室将军司：一百七十户，人口二万八千七百九十，其中自由民九百八十二，奴婢二万七千八百零八；垦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顷七十五亩，牛具三百零四。
迭剌、唐古二部五个飐：五千五百八十五户，人口十三万七千五百四十四，自由民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一万八千零八十一；垦田一万六千零二十四顷一十七亩，牛具五千零六十六。
大定二十五年，命令宰臣禁止有俸禄官员的儿子，以及普通农民为逃避赋税徭役去做和尚道士。
大定初年，全国才三百多万户；到大定二十七年，全国户数六百七十八万九千四百四十九，人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五千零八十六。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一月，有人上奏，请求把二税户全部放免为良民。尚书省大臣打算只凭官方有效凭证来甄别。参知政事移剌履说：“凭证真假很难分辨。凡是契丹奴婢，以后生的子女全部为良民；现有的奴婢不允许典当买卖。这样三十年后奴婢全部变成良民，百姓也不会受困扰。”皇帝认为移剌履的建议不妥，下令重新商议。
尚书省上奏，如果不核查登记，诉讼永远不能平息。于是派遣大兴府治中乌古孙仲和、侍御史范楫分别核查北京路、中都路二税户。没有凭证，主人自己承认，或是通检时查出来的，赋税一半交官府一半交主人；有确凿凭证的，全部恢复良民身份。
明昌元年正月，有人上书：“自古以来农桑为本。现在除商人之外，还有僧道以及其他不事生产的人，虚耗钱财百倍。农业歉收，流民饿死随处可见，这就是末业损害农业。”皇帝下令，禁止百姓私自剃度出家做僧道。
这一年统计，全国六百九十三万九千户，人口四千五百四十四万七千九百；官仓粮食五千二百二十六万一千余石。除去军队两年口粮，剩余粮食按人口计算，每人每月吃五斗，只够全国吃四十四天。皇帝说：“储备不足，是务农的人太少。召集百官，讨论鼓励百姓务农、增加储备的办法上报。”
六月，上奏北京等路解放的二税户，一共一千七百多户，一万三千九百多口。这些人身份是良民还是奴婢，全部以这次判决为准。
明昌六年二月，皇帝对宰臣说：“说到女真进士，不需要特意加上女真字样。你们错误地回避女真、契丹这类说法，不对。区分民户的时候，女真人叫本户；汉人、契丹以及其他部族叫杂户。”
明昌六年十二月，上报全国女真、契丹、汉人户口：七百二十二万三千四百户，人口四千八百四十九万零四百；物力钱二百六十万四千七百四十二贯。
泰和七年六月，皇帝下敕：中等物力的民户，遇到徭役大多逃亡，官府就命令下一户顶替，徭役结束再恢复原户，严重损害没有逃亡的民户利益。命令尚书省详细商议。宰臣上奏，旧法处罚太轻。于是规定：课役户全家逃亡的，处徒刑二年；告发逃亡户赏钱五万贯。已经逃亡的，一百天之内自首免罪。如果确实家道衰败无力承担，京城由御史台，地方由按察司核实，可以免除徭役。
十二月，上报全国户口：七百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八户，人口四千五百八十一万六千零七十九。户数比大定二十七年增加一百六十二万三千七百一十五户，人口增加八百八十二万七千零六十五。这是金朝户籍户口的鼎盛时期。
到卫绍王时期，战争不断。金宣宗即位，向南迁都。战乱流离死亡之后，很多地方人烟荒芜。户口不断减少，军费日益紧迫，赋税全部依靠河南，百姓不堪承受，纷纷抛弃田地房屋逃亡。朝廷多次下诏招抚流民回乡，免除当年租税；但是国库匮乏，逃亡百姓的赋税，命令留在本地百姓代为缴纳，所以很多人不敢回来。
兴定元年十二月，宣宗打算悬赏抓捕逃亡民户，又担心激起动乱。于是依照已经下达的诏书，免除百姓旧欠债务，再给一个月期限；到期还不回乡，就抓捕治罪，他们丢下的土地赏赐给别人。
兴定四年，尚书省上奏：河南饥荒，赋税徭役不停。逃亡民户，官府尽力招抚，到第二年三月还不返乡，就依法论罪。当时黄河沿岸就是边境，战火不断。集庆军节度使温迪罕达上奏：“亳州原来六万户，自从南迁，承受不住征调，百姓接连逃亡，剩下不到十分之一；砀山下属县城，野外都看不到居民。”
通检推排
通检，就是《周礼》中大司徒“三年一大比”制度：登记乡里人口多少、牲畜车辆，核查资产，据此征收赋税。
金朝建国初年登记户籍之后，到大定四年，经历正隆年间战争，百姓贫富发生巨大变化，赋役很不公平。金世宗下诏：“自从开国，官府曾经实行大比户籍，到现在已经四十年。正隆时期，兵役徭役同时兴起，征调没有节制。以前富裕的人家现在穷困潦倒，原本户籍没有登记的人，现在成为富豪却逃避赋税。因此派遣重臣泰宁军节度使张弘信等十三人，分路通检全国物力，评定等级，革除旧弊，让百姓没有赋税不均的怨叹，实现朕的心愿。具体办法，由尚书省统一规划执行。”又下令：监户的产业，除官府赏赐的之外，凡是自己购置的、百姓纳税的田产住宅，全部纳入通检统计范围。
当时奉命出使的官员，很多把严苛多核定物力当作功劳。张弘信核查山东州县尤其残暴。棣州防御使完颜永元当面斥责他：“朝廷因为正隆之后赋税征调不均，派使者平衡负担。你却残暴行事，凭空把百姓家产翻好几倍。百姓来申诉，就拷打得血肉模糊，甚至打死杖下，这是什么道理。”张弘信无言以对，只有棣州核定相对公平。
大定五年，主管部门上奏各路通检结果依旧不均。皇帝下诏，再依据户口多少、贫富轻重，适中重新定等。之后又制定通检土地等级和税法。
大定十五年九月，皇帝认为，自从上次通检已经十多年，百姓贫富又发生变动，赋税轻重不公。派遣济南尹梁肃等二十六人，分路做推排。
大定二十年四月，皇帝对宰臣说：“猛安谋克户贫富不均，赋税徭役在谋克内部摊派。糊涂的谋克只听小吏一面之词，轻重混乱。窝斡叛乱之后，贫富再次变化。现在应当登记夹户，核算家产，如果有军役，就可以公平摊派。”
皇帝召集百官商议。右丞相徒单克宁、平章政事完颜安礼、枢密副使完颜宗尹说：“女真人除猛安谋克仆从差役，没有别的徭役。现在不必核查奴婢、牲畜、土地，只依据家产摊派差役比较简便。”
左丞相完颜守道等人说：“只核查财产，分成四等，登记造册，摊派徭役，可以做到公平。”
左丞完颜通、右丞张汝道、都点检完颜襄说：“统计奴婢数量，贫富自然分明。有战事摊派，和一概平均摊派不一样。请求等到农闲，核查土地牛具数目，把实际情况上报。”
皇帝说：“一个谋克内部各家贫富，谋克难道不清楚。一个猛安统领八个谋克，却全部同等摊派。有的谋克户家里奴婢二三百口，有的只有一两个，负担却一样，怎么能公平。正隆年间起兵，朕家中奴婢上万，牲畜几千，却没有摊派一个人、一匹马，这哪里公平。朕处理事务从不独断，和你们商议。以前安置契丹降户，完颜安礼极力担心扰动百姓，朕坚持推行，百姓最后安居乐业。完颜安礼虽然忠心，却看不到长远策略。采纳完颜通等人意见，核查推排家产。”
十二月，皇帝对宰臣说：“猛安谋克很多家庭新的富裕，旧的衰败，差役不公平。推排先从中都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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