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祐三年七月，朝廷筹备秋季防御的兵器铠甲，下令朝廷内外官员，无论是否守孝、是否退休，都要上交弓箭。张行简上书说：“弓箭不是人人都有的物品。清贫官员、中下等监当小官，或是守孝、退休的人，哪里能拿出合乎规格的兵器。如今用军令逼迫，大家只能修补破旧兵器来应付命令，和仓促临时制造没有区别。不如向各个州郡以及猛安谋克民户征集，挑选精良的官府出钱购买；数量不够，就命令官员缴纳买兵器的钱款。这样不骚扰百姓，事情也可以办成。”左丞相仆散端、平章政事高琪、尽忠、右丞贾益谦都说：“守孝以及退休的官员可以免除这项义务。”代理参知政事乌古论德升说：“官员长期享受朝廷俸禄，战乱以来没有为国出力。况且命令已经下达，又再修改，天下人怎么信服朝廷。”经过这场讨论，守孝、退休官员最终得以免除交纳弓箭。这一年，张行简去世。追赠银青荣禄大夫，谥号文正。
张行简为人端庄忠厚、谨慎细密，深受皇帝信任。从初入翰林院，到任职太常、礼部，一辈子主持科举考试，士大夫都以此为荣。和弟弟张行信同住几十年，家人之间没有隔阂矛盾。著有文章十五卷，《礼例纂》一百二十卷，朝会、朝献、禘祭、佩礼、丧葬各类礼仪，全都有记录，还有《清台》《皇华》《戒严》《为善》《自公》等记，收藏在家中。
赞语说：张暐、张行简父子两代担任礼官，世代研习礼学。他们的礼法，施行于家庭，讲论于朝廷，对待邻国使用，全部合乎法度。古时候官职有世代承袭，学问有专门家学。金朝的文臣当中，只有张氏父子差不多无愧于古代的先贤。
贾益谦，字彦亨，沃州人。原本名叫守谦，为了避哀宗的名讳才改名。大定十年考中词赋进士，在各地州郡任职，以才干出名。明昌年间入朝担任尚书省令史，多次升迁做到左司郎中。章宗告诫他：“你从授官到担任这个职位，左司的事务应当十分熟悉。百官的履历资历，务必仔细核查，不能出现差错。比如武库署直长移剌郝，从平定州军事判官征召为典舆副辖，任职才五个月，就降职为门山县簿尉。我翻看档案，履历上却写任职十三个月。履历尚且这样失实，选拔官吏的制度又怎么能不受损害。这是你办事不用心造成。暂且责罚负责文书的属吏，你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明昌五年，担任右谏议大夫，上书说：“不需要派遣监察御史巡察考核提刑司官员，应当依据他们在任期间的实际工作，考核能力优劣，进行升降。”皇帝说：“你这么说，有什么依据？”贾守谦回答：“提刑司官员如果不称职，众人都看得见。他们的职责和监察御史相当，所以我才这么建议。”皇帝赞许采纳。
这年夏天，皇帝准备前往景明宫避暑，贾守谦接连上疏极力劝阻。皇帝来到后阁，召贾守谦入宫对答，他的奏对符合皇帝心意，升任兼任吏部侍郎。当时镐王因为受到猜忌被关进监狱，皇帝十分愤怒，朝中大臣没有人敢说话。贾守谦上奏章劝谏，言辞十分恳切。皇帝对他说：“你说各位亲王都有觊觎皇位的心思，奔走于王府的人多有非议。这是什么话，本该治你的罪。但考虑到你之前上书也有可取之处，所以赦免你。”不久，因为议论镐王一事违背皇帝心意，被解除职务，削去两级官阶。
承安元年七月，降职为宁化州刺史。承安五年八月，改任山东路按察使，转任河北西路转运使。泰和三年四月，召回朝廷做御史中丞。泰和四年三月，外放担任定武军节度使。
泰和八年六月，再次担任御史中丞。八月改任吏部尚书。九月，皇帝下诏贾守谦等十三人，分别前往各路，和当地按察司一名官员一同核定百姓家产物力。皇帝在香阁召见众人，告诫说：“我选派你们到各路核定民户物力，除了正常增减赋税之外，那些家境变富裕、家境衰败的民户，虽然要当众核算公布。但是衰败的民户，不要减得不够：比如一户原本核定物力三百贯，如今减免二百五十贯，百姓依旧无力承担赋税。家境变富裕的，也不要加到顶，要留有余地：比如一户应当增加三百贯，实际只增加二百贯。你们务必用心。百姓承担赋税徭役，关系十年间的利害。如果不能完成委派的任务，处罚不会轻。”
不久出京担任济南府知府，又改任河中府。大安末年，授参知政事。贞祐二年二月，改任河东南路安抚使，很快又任彰德府知府。
贞祐三年，召回朝廷担任尚书省右丞。恰逢宣宗迁都汴梁。贾益谦提议：“汴梁的地理形势，依靠黄河作为屏障。如今黄河以北遭受战火，各处盗贼四起，应当严格黄河渡口的管控，防备意外。凡是从北方过来，没有官府凭证的人，不许渡河。”
当时河北大量百姓逃难来到河南。侍御史刘无规上书：“外来逃难的侨民，应当和本地百姓一样承担徭役。”皇帝把奏章留在宫中，私下询问宰辅意见。丞相仆散端、平章政事尽忠都认为这个办法可行。贾益谦说：“让侨民一同承担徭役，实在不是妥当的办法。河北百姓是躲避战乱才过来，战乱稍稍平息，他们就要返回故土。如今流离逃难，生存都没有着落，如果再和本地百姓一样负担赋税徭役，一定会骚动不安，无法安居。这哪里是圣上怜悯流亡百姓的本意？”皇帝十分赞赏，说：“这不是我的本意。”拿出原先拟定的规章给大臣看。贞祐三年八月，升任尚书左丞。贞祐四年正月，退休，居住在郑州。
兴定五年正月，尚书省上奏：“《章宗实录》已经进呈。卫绍王的事迹，也应当仿照《海陵庶人实录》编纂成书，留给后世。”皇帝批准。当初胡沙虎弑杀卫绍王，拥立宣宗。当时朝中大臣都宣称卫绍王无道，天命抛弃他；胡沙虎没有罪过，还有拥戴新君的功劳。唯独张行信上奏反驳，朝廷没有答复，满朝大臣就把这件事当作忌讳。
到修史的时候，史官认为贾益谦曾经侍奉卫绍王，熟悉当时情况，派遣一名编修官到郑州寻访他。贾益谦明白史官的用意，对来人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卫绍王。但是我听说海陵王被杀之后，世宗即位。大定三十年，宫廷近臣只要能够揭发海陵王过去的恶行，就能得到优厚官职。所以当时史官修实录，很多内容牵强附会。卫绍王为人勤俭，珍惜官爵名位。看他一生行事，很多地方连中等才能的君主都比不上。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些。如果打算篡改我的话，用来坐实卫绍王的罪名，我这把年纪，也没有什么可惜。”朝中朝野都敬重他的气节。正大三年，八十岁去世。三个儿子：贾贤卿、贾颐卿、贾翔卿，都依靠父辈恩荫做官。
赞语说：贾益谦对于卫绍王，可以说是尽到臣子的道义。海陵王的旧事，君子心中也有遗憾。正隆年间海陵王的罪恶，把大的过错揭露出来就足够。那些宫闱丑闻，史书反复记载。如果真的像贾益谦所说，修史也可以变成求取富贵的手段吗？唉，实在太过分。《左传》说：“如果没有被废黜的旧君，新君又凭什么兴起！”
刘炳，葛城人。每当读书读到古代忠臣烈士为国家谋划，谋求万世安定，就感慨仰慕他们。贞祐三年考中进士，当天就上书，分条陈述十件利于时政的建议：
第一，任用宗室诸王镇守国家。我看往年朝廷军队屡次作战屡次战败，大多是自己内部造成的失败。太平日子太久，人们不懂打仗。将帅没有才干，既没有平定危难的谋略，又没有为国战死的气节。对外摆出稳重持重的姿态，内心只为保全自己。挑选精锐士兵跟随自己，把老弱士兵派上战场。阵势稍有变动，将帅望见烟尘率先逃跑，士兵跟着大规模溃散。朝廷不追究罪责，反而不断增派军队。因此法度一天天败坏，国库一天天空虚，民间一天天凋敝，国土一天天缩小。自从陛下南迁，远近百姓观望局势，更加没有坚守的决心。在河北任职的官吏把那里当成灾祸，退缩回避，不敢前去赴任。
当年唐朝天宝末年，洛阳、潼关接连失守，皇帝连夜出逃。如果不是太子奔赴灵武，统领各路将领，那么跟随向西逃亡的大臣，就要终老在剑南蜀地。希望陛下挑选英明的宗室亲王，总领全国军队，向北驻扎军事重镇，向远近各地发布檄文，整顿军政。天下百姓听闻，就会奋发争先，不惧死亡。抵御祸患，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人的士气可以用大义激励，不能靠武力强迫。一名士兵奋勇冲锋，万千士兵就会一同奋进。这就是古人先以身作则，之后再推行军令的道理。
第二，收拢民心巩固国家根基。天子恩惠百姓，不在于赏赐财物，而在于消除百姓共同的苦难，顺着百姓的愿望给予便利。如今国家危难之后，很容易施行仁政。安抚想要安定生活的百姓，那么百姓效忠朝廷的心，会比从前更加坚定。希望放宽赋税徭役，朝廷号令讲求信用，所有对百姓不利的政令全部废除。时常派遣重臣巡视各郡县，接见老人，询问民间疾苦。提拔清廉正直的官吏，罢免贪婪残暴的官员，救济贫苦，抚恤孤苦之人，安抚流离百姓，百姓就会一心效忠朝廷。古人说：安居乐业的百姓，可以让他们行道义；走投无路的百姓，容易作乱。希望陛下留意。
第三，广泛搜罗人才，供给国家使用。要抵御严寒，一定要找貂狐皮毛；要走长途，一定要蓄养良马。河南、陕西，是陛下落脚之地，应当安抚士大夫百姓。那些品行出众、被百姓敬重的人，要逐步提拔任用。太平时期可以改良风俗，危难的时候可以供朝廷驱使。颁布新的恩典，改变世人观感，暗中收拢天下人心。
第四，选拔郡守县令安定百姓。郡守、县令，是天子治理天下依靠的人，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依靠。如今百姓困苦，官吏昏庸无能，没有安民理政的才干。贪婪残暴，和奸人勾结。官府正常征收赋税之外，私下勒索钱财。远近百姓怨声载道，无处申诉。从今往后，不是才干过人、政绩突出的人，不能担任地方长官。皇亲勋贵旧臣，就算名望高资历老，也不能出任州县长官。这样贤能的人会因为破格任用而尽心办事，无能的人也会心生惭愧努力上进。
第五，褒奖忠义之人，激励臣子的节操。忠义之士奋不顾身为国效命，城破力竭也不肯屈服。事变平定之后，官府不予抚恤；弃职逃跑的人反而得到宽赦，为国牺牲的人得不到表彰。天下臣子看到这种情况，谁还会向往忠义，只会想方设法保全自己。如果臣子都明白舍身报国没有好处，危难之时就会苟且求生，这对国家十分不利。
第六，重视农业生产，增加粮食储备。这是强兵富民最重要的办法，也是当下最急迫的事务。
第七，崇尚节俭，节省财政开支。如今国家财力消耗，田地荒芜。舍弃奢侈，厉行节俭，解救百姓困苦，没有比这更优先的。
第八，裁汰多余吃官粮的人，补充军费。战乱之后，人口死亡损耗十分之四五，但是郡县官吏的名额和从前一样，这不是变通补救弊端的办法。
第九，整顿军政，训练士兵攻守本领。自古以来名将能够克敌制胜，靠的是训练士兵，士兵才可以赴汤蹈火，百战不败。孔子说：“用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打仗，等于抛弃他们的性命。”兵法说：“兵器装备不好，等于把士兵送给敌人；士兵没有训练，等于把将领送给敌人；将领不懂军事，等于把君主送给敌人；君主不会选将，等于把国家送给敌人。怎么能不谨慎。”
第十，修缮城池，做好防御。能够保障国家的，只有都城和附近几个郡。北方国土失守，就失去黄河以北。仅仅依靠黄河，是远远不够的。
奏章递上，宣宗十分看重他。又当面考试刘炳：“河北城池，用什么办法保全？军队百姓混杂居住，怎么让二者和睦相处？纸币法令怎样才能通行？物价如何才能平稳？”刘炳大致回答：审慎选择守将，城池就稳固；军队不侵扰百姓，军民就能和睦；钱币收放调剂得当，钞法就能流通；鼓励农耕、减轻赋税，物价就会平稳。宣宗虽然欣赏他的言论，但是没有采纳实施，只任命他做了御史台令史。
评论说：刘炳算得上善于建言的士人。宣宗召见策问，他的回答切中时弊，却只授予一台令史的小官，这样能够鼓舞天下士人的报国志气吗？
术虎高琪，也写作高乞，西北路猛安人。大定二十七年担任护卫，升任十人长，出朝任职河间都总管判官，召回做武卫军钤辖，升迁宿直将军，授建州刺史，改任同知临洮府事。
泰和六年，攻打宋朝，和彰化军节度副使把回海守卫巩州各处军镇。一万多宋军从巩州辘轳岭进犯，高琪奋力作战击败宋军，皇帝赏赐白银一百两，彩色丝帛十匹。青宜可归附金朝，皇帝下诏知府石抹仲温和术虎高琪一同出境，和青宜可合兵进攻。皇帝告诫高琪：“你年纪还轻，最近听说和宋军作战奋勇杀敌，我十分赞许。现在和仲温一同出境作战，如果建立功勋，高官厚禄，我不会吝惜。”
朝廷册封吴曦为蜀国王，高琪担任封册使。皇帝告诫他：“你读书明事理，蜀地人也听闻你的威名。不要被财物贿赂打动，损害大国的体面。如果随行官员有失礼惹出事端，你和乔宇要据实上奏。”出使回来，升任都统，封号平南虎威将军。
宋朝安丙派遣李孝义率领三万步兵骑兵攻打秦州，先派一万人包围皁角堡。高琪率军前去救援。宋军在山谷列阵，用战车作为左右两翼，战车下面埋伏弓弩手迎战。两军交战，宋军假装败退。高琪军队发现宋军埋伏，不能前进，退兵重整阵型，宋军又再次进攻。一共五次交战，宋军阵势越来越稳固，金军无法取胜。高琪把骑兵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作战，另一部分休整待命；作战的轮换休息，休息的再出战。相持很久之后，派遣蒲察桃思剌悄悄领兵上山，从山上冲杀下来两面夹击，大败宋军，斩杀四千人，俘获几百人，李孝义解除包围撤退。三千宋军占据马连寨窥伺湫池，高琪派遣夹谷福寿击退他们，斩杀七百多人。
大安三年，多次升迁官至泰州刺史，率领飐军三千驻扎在通玄门外。不久，把缙山县升格为镇州，任命高琪做防御使，代理元帅右都监，对他麾下的飐军将士各有赏赐。至宁元年八月，尚书左丞完颜纲率领十万大军，在缙山设立行尚书省，作战大败。贞祐初年，升任元帅右监军。闰月，皇帝下诏高琪：“听说军中事务全都要上报朝廷批复，会不会错失战机？从今以后可以相机行事，我只要求取得成功。”
当月，接到诏令从镇州移兵防守中都以南，行军到良乡不能前进，只好退回中都。高琪每次出战都战败。纥石烈执中警告他：“你接连战败，如果再不能取胜，就按军法处置。”等到再次出战，果然又打了败仗，高琪害怕被处死。十月辛亥，高琪带兵从军营进入京城，率兵包围纥石烈执中的府宅，杀死纥石烈执中，拿着他的首级到宫中等候治罪。宣宗赦免他，任命他为左副元帅，手下将士各有升官赏赐。
丙寅，皇帝下诏：“胡沙虎心怀犯上作乱的心思，种种行迹显露，难以尽数。武卫副使提点近侍局庆山奴、近侍局使斜烈、直长撒合辇，多次上奏揭发，朝廷正打算审慎处置。斜烈把这件事泄露给按察判官胡鲁，胡鲁告诉翰林待制讹出，讹出转告高琪。本月十五日已经诛杀胡沙虎。担心百官百姓心中疑惑，特此颁布诏书，不隐瞒事情始末。”议论的人认为是高琪擅自诛杀大臣，所以朝廷才下这份诏书来掩饰。没过多久，高琪官拜平章政事。
宣宗谈论马匹政务，转头问高琪：“往年向西夏买马，如今西夏还肯卖给我们吗？”高琪回答：“木波部族马匹很多，可以向他们购买；同时征集边境各个部落的马匹，也能得到不少。”宣宗说：“把边境马匹全部征集，遇到紧急战事怎么办？”过了三天，高琪又上奏：“河南二十多处镇守军队，可以挑选出精锐骑兵两万人，危急时刻足够调用。”宣宗说：“马匹就算数量多，饲养训练也要讲究方法，详细告知主管部门用心办理。”
贞祐二年十一月，宣宗问高琪：“打造出来的兵器很多不能使用，是谁的罪责？”高琪答道：“兵器质量好坏由兵部负责，材料物资归户部，工匠归工部。”宣宗说：“严加查办！这样会败坏战事。”宣宗询问杨安儿叛乱的情况，高琪回答：“贼军占据险要山地，我命令主将修筑石墙围困，叛军无法出逃，很快就可以擒获。”宣宗说：“可以加紧进攻。如果叛军拼死突围，我方士兵一定会有伤亡。”
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从中都商议军务回到南京，上书请求召见，要求屏退左右侍从。按照旧例，上奏机密大事就要遣退旁人。在此之前，太府监丞游茂因为高琪权势太大，朝廷内外人人畏惧，十分忧虑。入宫觐见，屏退所有人秘密上奏，请求压制高琪的权力。宣宗说：“既然委任他处理大事，权势怎么能不重。”游茂退下之后内心不安，又想要结交高琪，亲自到高琪府中上书：“宰相自有分寸，怎么可以让君主对您产生疑心，招来天下人的非议。”怕高琪不信，又写道：“我曾经私下拜见皇上，确实厌恶您权力过重。相公如果能重用我，我可以做到让君主不猜忌您，朝臣也没有非议。”
高琪听说游茂曾经屏退旁人密奏，心中怀疑，把整件事上报皇帝。游茂被判死罪，皇帝免去死刑，杖责一百，除去官籍。从此以后，凡是屏退旁人上奏密事，必须留一名近侍大臣在旁边侍立。等到完颜素兰请求密奏，宣宗把他召到近侍局，给他纸笔写下要说的话。片刻之后，宣宗到便殿接见他，只留下近侍局直长赵和和站在一旁。
完颜素兰上奏：“之前元帅府打算剥夺伯德文哥的兵权，朝廷却下诏让他统领义军。改调他的命令拒不服从。元帅府准备讨伐抓捕，朝廷又赦免他，不让他归元帅府管辖。不知道是谁给陛下出的这个主意。我从外面听说，都是平章高琪的意思。”宣宗说：“你凭什么知道出自高琪？”完颜素兰说：“我看到伯德文哥给永清副提控刘温的文书写道：‘派人张希韩从南京过来，传达副枢平章的安排，已经上奏让我归大名行省管辖，不必听从中都元帅府的命令。’刘温把这件事报告元帅府。伯德文哥和高琪勾结，十分清楚。”皇帝点头。
完颜素兰继续上奏：“高琪本来没有功勋声望，当初只是怕死，擅自杀掉胡沙虎，不过是走投无路才这么做。他嫉妒贤能，培植党羽，玩弄权术，作威作福。去年京城书生樊知一拜访高琪，说飐军不可信任，恐怕会作乱。高琪就用棍棒把他打死。从此再也没有人敢谈论军国利弊。他把自己的党羽移剌塔不也任命为武宁军节度使，招抚飐军，办事毫无成效，又把他调做武卫军使。依我看，这个奸臣扰乱国家法度，残害忠良，心里根本不希望国家安定。希望陛下果断处置，是国家的福气。”宣宗说：“我慢慢考虑这件事。”完颜素兰退下，宣宗告诫他：“千万不要泄露出去。”
贞祐四年十月，蒙古大军攻取潼关，进驻嵩州、汝州一带。等待补缺的台院令史高嶷上书：“从前黄河以北战败，朝廷没有及时出兵，这是错失第一个机会。敌军深入我国境内，京城精兵几十万，如果拼死一战，就不会有今天的祸患，这是错失第二个机会。敌人退兵之后，不去追击袭扰，这是错失第三个机会。如今敌军已经越过潼关，不赶紧调兵抵御，祸患会越来越深。请求任命平章政事高琪做大元帅，满足众人的期望。”这份上书没有得到回复。
御史台上奏：“敌军越过潼关、崤山、渑池，深入内地，已经逼近京城西郊。敌人知道京城驻扎重兵，不直接攻打城池，只用骑兵截断道路，分兵攻打各个州县。这是围困京城的开端。如果只固守城池，中都陷落的悲剧又要重演。况且如今官府民间储备物资，比不上当初中都的百分之一，这是臣等为之寒心的原因。敌军不攻打京城，转而攻打州县，好比火焰不在心口，烧到手脚，身体还是一体，希望陛下明察。请求调陕西军队扼守潼关，和右副元帅蒲察阿里不孙形成夹击之势。挑选京城十几名勇猛将领，每人配备几千精兵，伺机作战防守。同时下令河北也照这个办法布防。”奏章交付尚书省。高琪上奏说：“御史台官员向来不懂军事，防御的方略不是他们能懂得的。”于是这份提议被搁置。高琪只想把重兵屯守南京保全自己，残破的州郡不再顾念。宣宗被他迷惑，听从他的谋划，最终酿成大祸。
没过多久，高琪升任尚书右丞相。上奏说：“监察御史如果没有检举弹劾应当揭发的事情，按照原有法令治罪。如果外国使者入境，私下和人交谈泄露本国情报；宿卫、近侍、宫中办事人员随意出入亲王、公主、宰辅家中；核查灾荒缺粮情况不实，造成百姓死亡；转运军粮物资，夹带私货；科举考试监考不严。以上这些情况，一律杖责。京城官员犯两次，御史台官员比照监察御史减一等，纳钱赎罪；其余只处罚负责办事的人。官员任期结束，评定升降。如果任职期间有应当检举却漏过的事情，就算考核定为称职，也只能算作普通；定为普通的，就要降职处罚。”皇帝批准。高琪请求修筑南京内城。宣宗说：“这项工程一开，百姓困苦不堪。城墙就算坚固，难道就能独自保全吗？”
当初，上书言事的王世安献上攻取盱眙、楚州的计策。枢密院上奏请求任命王世安做招抚使，挑选两三个有谋略勇气的人一同前往淮南，招抚红袄军以及宋国地方官员。宣宗批准，下诏泗州元帅府派人一同前往。
兴定元年正月癸未，宋国贺新年的使者入朝辞行。宣宗说：“听说息州有宋人偷渡过来，那只是宋国饥民沿着淮河作乱，宋国怎么敢进犯我国。”高琪请求讨伐宋国，开拓疆土。宣宗说：“我能守住祖宗留给我的国土就足够，哪里还要向外征讨。”高琪谢罪说：“如今雨雪按时降下，都是圣上德行感召。能够包容小国，是天下的幸运，我说的话过分了。”四月，派遣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经略南方边境。不久又下诏停战，但是从此金朝和宋国断绝邦交。
兴定元年十月，右司谏许古劝宣宗和宋国议和。宣宗命令许古草拟议和文书，拿给宰辅大臣看。高琪说：“文书言辞有哀求乞怜的意味，向对方示弱，不可采用。”这件事就此搁置。集贤院谘议官吕鉴上奏：“南方边境驻扎几十万军队，从唐州、邓州到寿州、泗州，沿边百姓逃亡殆尽，士兵也大量逃跑，就是因为人烟断绝。我之前监管息州榷场，每年榷场能得到布帛几千匹，白银几百两，合计各处布帛数万匹，白银数千两。开战之后这些收益全部丧失。军民不断逃亡，国家又损失日常财税，这不是长久之计。如今隆冬严寒，我方骑兵便于作战，应当把重兵屯扎边境，送信给宋国，实在是大好时机。如果等到春天回暖，就会对宋国有利，议和就难了。古时候燕国人捉住赵王，赵国派辩士游说，燕国不肯放还；一个放牧的奴仆请求出使，赵王才得以回来。孔子的马走失，驾车的仆役把马要回来。人不分高低，如果谋划切合时机，都可以办成大事。我虽然没有才干，愿意效仿牧人、车夫，希望陛下决断。”
皇帝把奏章交给尚书省。高琪说：“吕鉴狂妄没有依据，但是意气尚可，把他派到陕西行省听候差遣。”皇帝批准。十二月，胥鼎上书劝阻伐宋，相关记载在胥鼎的传记。高琪说：“大军已经进发，没有再商议的余地。”提议被压下。
兴定二年，胥鼎上书劝谏：“钱粮繁杂事务，不需要君主亲自处理。天子只把握大方向，责成大臣办成事情就够了。”高琪说：“陛下效法上天自强不息，为各类政务操劳，日夜不得空闲，这是太平的根基。胥鼎的话不对。”
宣宗因为南北两面开战十分忧虑。右司谏吕造上奏：“请求下诏朝廷内外百官，全都密封上书，直言劝谏，不加避讳。时常召见大臣，当面询问意见。陛下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了解臣子的想法，就是天下的幸事。”宣宗赞许采纳，下诏召集百官商议河北、陕西防御策略。高琪心中妒忌，百官的意见一概不予采用。
当时正在修筑汴京城内城。宣宗问高琪：“人们说这项工程恐怕不能完工，怎么办？”高琪说：“终究可以完工，只是护城河还没有开挖。”宣宗说：“没有护城河可以吗？”高琪说：“只要守城方法得当，就算敌军到来，我们臣子正好可以效力。”宣宗说：“与其等到敌人兵临城下，不如不让敌人打到这里。”高琪无言回答。
高琪做宰相之后，巩固自己的权位恩宠，作威作福，和高汝砺互相呼应。高琪掌管军政要务，高汝砺掌管财政大权。依附自己的就提拔任用，不依附自己的就排挤斥退。凡是上书违背他心意，或是有才干不肯屈从他的人，他当着宣宗的面称赞对方才干，派往河北处理事务，暗地里置人于死地。自从不再兼任枢密、元帅职务之后，常常想要拿回兵权，极力劝说宣宗攻打宋国。把河北置之不顾，全部精锐军队布置在河南，苟且度日，不肯派出一支部队救援各处危急的州县。
平章政事英王守纯想要揭发他的罪行，秘密召见右司员外郎王阿里、知案蒲鲜石鲁剌、令史蒲察胡鲁谋划。石鲁剌、胡鲁把这件事告诉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仆散奴失不又转告高琪。英王畏惧高琪党羽众多，不敢再动手。不久，高琪指使家奴赛不杀死自己的妻子，然后归罪赛不，把赛不交开封府处死灭口。开封府畏惧高琪，不敢揭发真相，赛不被判处死刑。这件事情败露，宣宗早就听闻高琪奸恶，借着这件事诛杀高琪，时间是兴定三年十二月。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因为把英王的谋划告诉高琪，判处死刑。蒲鲜石鲁剌、蒲察胡鲁各杖责七十，罢官除名。
当初，宣宗准备南迁，打算把飐军安置在平州，高琪百般阻挠。等到迁都汴梁，告诫彖多好好安抚这支军队，彖多却擅自杀死几名飐军士兵，酿成兵变祸乱。宣宗晚年曾经说：“毁掉大金国的，就是高琪和彖多。”终身为此悔恨。
移剌塔不也，东北路猛安人。明昌元年，多次升迁官至西上阁门使。明昌二年，承袭父亲的谋克。泰和年间攻打宋朝立下战功，遥授同知庆州事，代理迪列飐详稳。遭遇父亲丧事，守丧期未满就被起用为西北路招讨判官，改任尚辇局使、曹王傅。
贞祐二年，升任武宁军节度使，招抚中都的飐军，没有成效。平章高琪庇护他，召回朝廷做武卫军都指挥使。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曾经当面上奏揭发高琪结党营私，相关内容记载在《术虎高琪传》。不久任河南府知府，兼任副统军，改任彰化军节度使。上书说：“把山东、河间、大名的猛安人全部登记编入军队，老弱守城，青壮年上前线作战。”又说：“河东地势险要，百姓勇武，步兵天下第一，可以全部调遣驻守各处关隘。”皇帝采纳他的建议。从此河东各郡县驻守兵力单薄，难以防守。
改任临洮府知府，兼任陕西副统军。贞祐三年十一月，在熟羊寨击败西夏军队。平章高琪带领宰辅大臣入朝庆贺说：“塔不也以少胜多，都是陛下威德带来的结果。”宣宗说：“自古以来国家兴盛，依靠忠臣贤才。这次立功，全是各位将领的功劳。”于是任命塔不也做劝农使，兼任平凉府知府，晋升银青荣禄大夫。贞祐四年，讨伐西夏，攻打威州、灵州、安州、会州等地。兴定元年，任庆阳府知府。兴定三年，升任元帅左都监，去世。
评论说：术虎高琪擅自杀害纥石烈执中，宣宗不能明正他的罪责，还编造说辞颁布诏书欺骗群臣。就这件事来看，君主想要诛杀大臣，却和近侍在宫中密谋，已经不合正道。密谋又泄露出去，被在外臣子得知，败军将领借机杀人，拿这件事做借口，这样能够欺骗后世吗？金朝南渡之后，好比重病瘦弱的人，元气已经所剩无几。高琪偏好酷吏厌恶儒生，喜好战争厌恶休养生息。阻挠安置飐军的提议，破坏和宋国议和的谋划。就像庸医，给重病之人服用烈性毒药，只会加速国家灭亡。如果宣宗在高琪擅杀大臣的时候，就伸张国法处死他，何至于让国家遭受这么大的祸害。
列传第四十五
高汝砺 张行信
高汝砺，字岩夫，应州金城人。大定十九年考中进士，做官之后有能干的名声。明昌五年九月，章宗下诏宰辅大臣，举荐朝廷内外可以担任刺史的人才，皇帝亲自审阅空缺职位来任命，优先选用两名大臣共同举荐的人。于是高汝砺从同知绛阳军节度事，提拔为石州刺史。
承安元年七月，入朝担任左司郎中。有一天在紫宸殿上奏，当时侍从官员全部退下。皇帝手中的凉扇忽然掉落在案几下面。高汝砺认为不是自己职责，不敢拾取进献。奏事结束，皇帝对宰辅大臣说：“高汝砺不肯拾取御扇，可以说懂得臣子的分寸。”
没过多久，提拔为左谏议大夫。因为征调军需赋税的时候，部分州县官吏不称职，差役小吏借着征调机会勒索财物，残害百姓。高汝砺提议：“从今往后，如果因为战事征调物资，有官吏受贿，请求暂时按照核查家产受贿的法令治罪，让这些小人有所畏惧。”承安二年六月，朝廷定下法令：因为军前差遣而收受贿赂，一贯以下判两年徒刑；一贯以上判三年徒刑；受贿十贯处死。采纳高汝砺的建议。
当时大臣上奏政事，谏官也要被命令回避。高汝砺上书说：“国家设置谏官作为侍从，目的是让他们全面了解朝政，评判得失，不只是让他们站班充数。所以唐代制度，中书、门下以及三品以上大臣入殿奏事，一定派谏官跟随，让他们听闻政务，希望能够提出劝谏。如今尚书省、御史台大臣奏事，谏官全部回避，和普通侍卫一同进退。朝堂议论国事完全听不到，等到政令已经推行，又不清楚事情始末。事情结束之后再去劝谏，就很难补救。谏官的职责难道就是这样？如果是人选不够，可以挑选人才，怎么能设立谏官职位，却把谏官疏远隔绝。请求从今往后，大臣奏事，谏官可以参与旁听，希望对朝政有所补益。修起居注的官员，负责记录君主言行，也应当同等对待。”皇帝采纳。
又上书说：“去年十月曾经推行推排核定民户物力的法令，不久因为时间过久停止。确实能看出圣上爱护百姓。周代制度，每年统计百姓人口，核实物产多少，登记上报小司徒，用来推行政教、征收赋税；每三年全国做一次大规模核查，定为制度。自从大定四年全国通检之后，到现在三十多年。中间虽然两次推排物力，百姓的财产物力，只凭百姓口头陈述增减。官吏只求快速办完，不去核查真实情况。于是豪强权贵串通作弊，逃避赋税；贫苦无依靠的百姓被欺压，无处申诉。况且近年边境多次征调，贫穷民户越来越多。如果只按照旧例推排，去年的规章已经公开，富裕奸猾的人家会提前串通，到时候统一口径蒙混过关。有的人故意谎称贫穷，低价典当产业，把财物转移别处，暂时停止经营。奸邪手段五花八门，想要做到赋税公平，很难实现。想要革除这些弊病，不如实地全面核查。命令官吏参照大定四年的旧制度，严格设立赏罚，定下期限，做好防范约束。其中可以灵活调整的酌情处理，删去繁琐条文，务求简便，禁止骚扰百姓，维持安定。富人不能侥幸逃避赋税，穷苦百姓可以得到喘息，赋税容易征收，百姓免受赋税不均的苦难。”皇帝下诏尚书省，等边境战事平息之后实行。
这一年十月，皇帝告知尚书省，派遣官员到各路核查百姓家产物力。命令户部尚书贾执刚和高汝砺先核查京城两个警巡院，各路派去的官员以此作为范本。不久高汝砺担任同知大兴府事。承安四年十二月，任陕西东路转运使。泰和元年七月，改任西京路转运使。泰和二年正月，任北京临潢府路按察使。泰和四年二月，升任河北西路转运使。十一月，晋升中都路都转运使。
六年六月，高汝砺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当时纸币制度流通不畅，高汝砺依据实际情况上书进言，很多制度得到修订更正，百姓感到十分便利，相关记载写在《食货志》当中。皇帝赞许他的建议，下达敕令给尚书省说：“朝廷内外百官分管的事务各不相同，近来响应诏令上书言事的人不下千人，全都不能通晓各个官署的利弊，泛泛空谈，没办法讲得详尽透彻。最近只有户部尚书高汝砺，论述本部的几件事务，全都切合实际情况，都已经予以施行。告知朝廷内外各个官署，各自研究本职事务的利弊并如实上报，如果本该上报却不及时呈报，等到上级查出来，酌情给予处罚。”
贞祐二年六月，金宣宗向南迁都，驻扎在邯郸，任命高汝砺为参知政事。行至汤阴，皇帝听说汴京粮食价格暴涨，担心随行护驾的人员抵达之后粮价会更加昂贵，询问宰辅大臣该如何处置。大臣们都请求命令留守官署加以管束限制，唯独高汝砺说：“物价的高低，早晚就可能发生变化，但是买进粮食的人多、卖出粮食的人少，粮价就会上涨。各路的百姓汇聚到河南，买粮的人变多，粮价怎么能不贵？如果强行禁止涨价，家中存有粮食的人家就会全都闭仓不肯出售，商贩也不再贩运粮食入城，那么买粮的人需求更加迫切，粮价就会涨得更厉害。处理事情要分清难易，不能不清楚这一点。如今稀少又难以获取的是粮食，数量多又容易印制的是纸币。应当优先解决难处，再处理容易的事，多方开导劝诱，务必让百姓拿出粮食兑换纸币，粮价自然就会平稳。”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贞祐三年五月，朝廷商议把河北军户的家属迁徙到河南，留下士兵守卫各郡县。高汝砺说：“这件事如果真的推行，只会对豪强之家有利，贫苦人家怎么能够迁徙？况且安于故土、不愿轻易迁移，是人之常情。如今让他们全部迁往河南，他们一下子离开自己的田园，扶老携幼，奔波在道路之上，流离失所，难道不可怜吗？而且沿途的百姓看到军户全部迁徙，一定会惊疑不安，认为国家刻意区分对待，民心怎么能不动摇。更何况士兵已经和家人分离，却命令他们保护别的百姓，按照情理推断，他们必定不会尽心尽责。百姓看似愚钝，心中却十分明察，就算告诉他们守卫地方的用意，百姓也不会相信，只会造成相互扰乱，两方都不得安宁，这件事利害关系极其重大。请求先下令各道元帅府、宣抚司、总管府仔细讨论这件事可行与否，如果确定没有疑问，再付诸实施。”奏疏没有得到批复。
军户迁徙完成之后，朝廷准备搜刮土地分给他们，还没有定下方案。皇帝敕令尚书省：“北方敌军即将逼近河南，因此调集各路军户，共同谋划防守自保。如今军户已经来到河南，粮食必须供给，但是还没有妥善安置他们的办法。可以分派官员召集当地年高有德的老人询问，要么增加赋税，要么分给土地，这两种办法哪一种更便利。”又把这件事告知高汝砺。不久之后，派出的官员回奏：“农民们都说，连年以来租税负担已经很重，如果再增加赋税，实在无力承担，不敢再承租官田，希望把官田分给军户。”于是高汝砺上奏：“迁徙军户，是一时的权宜举措。百姓承租官田，是长久的安排。河南民间私田和官府公田，数量大致各占一半。还有很多百姓全家承租官田，祖坟、宅院都在官田之内。这些人大都是贫苦百姓，一旦夺走他们的土地，他们靠什么活下去？普通百姓容易扰动，很难安定，只是一时害怕加重赋税，才说出愿意交出土地的话。等到土地分给军户，从前的土地主人，如今变成无地的过客，怎么能不懊悔？心生懊悔就会生出怨愤。比如从前山东分配土地的时候，肥沃良田全都落到权贵豪强手里，贫瘠恶劣的土地才分给贫苦百姓。对军队没有好处，百姓却遭受损害，以至于互相仇视怨恨，到现在还没有平息，往事距今不远，完全可以作为警戒。应当加倍提高官田的租税，用来供给一半军粮，再把官府名下的荒地、牧马草场，按一定数量分给军户，让他们自己耕种。这样百姓免于失去产业的苦难，官府也不用做残害百姓的事。而且河南的土地最适合种麦子，如今雨水充足，正是播种的时节，实在担心百姓心生疑虑耽误一年农事，应当尽早做出决断。”皇帝采纳了他的请求。
不久高汝砺升任尚书右丞。当时皇帝认为应当拨付土地给军户，让他们能够及时耕种，高汝砺又上奏说：“官府名下的荒地以及牧马草场，很多已经被百姓私自耕种。现在正是播种麦子的时候，百姓知道土地将要分给军户，一定会弃田离开。军户就算得到土地，也已经错过了农时，只会白白土地荒芜。如果等到百姓耕种收获完毕之后再划拨土地，征收一部分收成，补充军粮储备，对公家私人都有利。请求等到九月结束之后，再派遣官员办理分地事宜。”十月，高汝砺上奏：“如今迁徙到河南的河北军户有几百万人，每人每天供给一升米，一年总共需要三百六十万石，就算只支付一半粮食，也要支出三百万石粮食。河南纳税田地一共二十四万顷，每年征收粮食才一百五十六万石多一点。请求在常规赋税之外加倍征收，用来供给军户，再把官府闲置田地和可以耕种的牧马草场分给他们。”奏疏得到批准。于是派遣右司谏冯开等人分别前往各个郡县就地分配土地，每人三十亩，由高汝砺总管这件事。不久，负责清查土地的官员回来，都说：“可分配的土地数量很少，而且土地贫瘠不能耕种。就算把能耕种的土地平均分配，每个人分到的土地没有多少，还有地处偏僻的土地，军户不得不搬迁过去居住，军人都觉得很不方便。”高汝砺于是向皇帝禀报，皇帝下诏有关部门停止分地，只供给一半军粮，另一半折算成现钱发放。
贞祐四年正月，高汝砺被任命为尚书左丞，接连上表请求辞官退休，皇帝都下优待的诏书没有准许。恰逢朝廷商议出兵河北，保护百姓收割麦子，民间却流传谣言，说官府要把麦子全部夺走。皇帝听说这件事，询问宰辅大臣：“这件事该怎么处理？”术虎高琪等人上奏：“如果命令枢密院派兵占据交通要道，镇压地方盗寇，同时准许官府接收逃亡人家的田地，那么军队百姓两方都得到便利。一旦出现紧急战事，士兵也一定会尽心作战。”高汝砺说：“这实在不是好计策。河朔地区百姓赖以活命的，就只有这一季麦子。如今已经有谣言流传，再派军队前往，只会加重百姓的疑惧。不如听任百姓自行处置，命令宣抚司约束无赖之徒，不让他们侵扰百姓就足够了。逃亡人家的田地，命令官府收归公有，用来补充军粮储备就可以。”于是下诏派遣户部员外郎裴满蒲剌都实地核查田地数量，并且询问百姓是否希望朝廷出兵。裴满蒲剌都回奏：“我西边从怀州、孟州出发，东边抵达曹州、单州，麦苗长势并不好。询问当地农民，很多人自己组建了义军。我宣读朝廷打算出兵的想法，百姓都心怀感激，并不希望朝廷派兵。”于是停止出兵河北的计划。
高汝砺多次请求辞官都不被准许，于是上书说：“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必须依靠非同寻常的人才。如今敌军已经退走，正是修缮关隘、精简操练士兵的时候，需要通达机敏、善于谋划的人才提前筹划，促成国家中兴大业。我看尚书左丞兼行枢密副使胥鼎，才学出众，身兼多种才干，请求把他召回朝廷。”皇帝没有采纳。当时术虎高琪打算采纳上书言事之人的建议，每年核查民间田地来征收租税，朝廷准备听从。高汝砺说：“我听说治理大国，就像烹煮小鱼，这是处理政务最好的比喻。我朝自大定年间开展通检推排之后，每十年核查一次百姓家产，就是看重政令简约清静，不愿劳扰百姓。如今上书的人请求效仿河北，每年核查实际耕种的田地，按照田地数量征收赋税，这就等于年年开展通检推排，难道不会惊扰百姓，让百姓不得安宁吗？况且河南、河北情况不一样。河北屡次遭到劫掠，人口逃亡隐匿，田地荒芜，赋税徭役很难按照原来的定额征收，所以才实行这种临时办法，军粮储备并没有增加多少，而且田地数量少，容易核查。自从皇帝南迁以来，河南百姓汇聚，凡是闲置田地和逃亡百姓遗弃的土地，几乎全都开垦耕种，百姓按照原来户籍缴纳租税，征收赋税都依照通检推排确定的数额。就算军队数量增多，赋税也从来没有短缺，怎么能一概扰动。如果担心豪强隐瞒田地逃避赋税，官府核查也未必能够全部查实。只需要严格制定赏罚制度，准许百姓主动自首，也允许旁人告发检举，触犯法令的按照盗取军粮治罪，田地赏给告发的人，就足以让人畏惧，赋税全部归入官府，何必大动干戈反复折腾。还有三点绝对不能推行的理由：如果每年核查田地，那么夏天的田地要春天丈量，秋天的田地要夏天丈量，中间播种的各类作物也要随时丈量，一年当中百姓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百姓会厌恶逃避，耽误耕种时节，有的只耕种肥沃田地，舍弃其余土地，官府收成和从前一样，征收得到的赋税反而更少，这是第一点不可行。核查田地的时候，官吏不可能挨家挨户到场，乡里差役就可以暗中收受贿赂，徇私舞弊，核查只是徒具文书形式，反而得不到真实情况，这是第二点不可行。民田和军田交错混杂，有的人暗中勾结军人弄虚作假，朝廷只依靠官府登记的簿册，如果核查出来田地少于原有数额，军粮储备就一定会出现缺口，这是第三点不可行。朝廷推行政策，务求贯彻到底，如果推行之后又中途废止，哪里算得上好计策。”这项提议于是作罢。
兴定元年十月，高汝砺上疏说：“有人上书请求暂且和宋国议和，让边境百姓休养生息，我认为这个计策不对。宋国人狡诈不讲信义，就算文书往来交涉，我方也不敢立刻撤除边防。边防不能撤除，那么议和与否，结果没有区别。宋国或许还会说些虚浮不实的言辞，在礼制惯例之外提出额外要求，言辞傲慢无礼，到时候该怎么办？有人说：‘大定年间我方也曾率先派遣使者，现在为什么不能这么做？’我认为时代形势已经改变，不能拿旧例类比。从前海陵王出兵没有正当理由，理亏的是我方，所以金世宗即位之后，首先派遣高忠建等人告知宋国君主，归还侵占的淮河地区土地，重修旧日友好。宋国随即派遣使者前来，国书言辞轻慢，不再上表称臣，希望收回原有疆土，两国结为兄弟之国。虽然宋国枢密院和我方帅府时常书信往来，但是侵扰进犯从来没有停止。之后征西元帅合喜在德顺、原州击败宋将吴璘、姚良辅，右丞相仆散忠义、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在宿州击败李世辅，斩杀五万人，军威大振。金世宗对宰臣说：‘过去宋国说派遣使者请求议和，却趁我方没有防备攻打宿州，如今被我军大败，死伤惨重，所以不敢再来通使。我怜悯南北百姓长久遭受战乱，本意是让百姓休养生息，何必计较细小过节，命令帅府写信给宋国，商议和好。’宋国果然派遣使者求和，凭借当时强盛的国力，边境没有祸患，最终免去宋国上表称臣的礼节。如今宋国背弃盟约，侵犯我国边境，理亏的是宋国。如果宋国主动请求议和，才合乎情理，怎么能我方率先提出议和，主动示弱呢？恐怕不只是没有益处，反而招来宋国的轻慢羞辱。”
十一月，高汝砺上奏：“我听说国家以百姓为根基，百姓以财货为根本，所以帝王一定要爱护养护根基。国家征调赋税，河南负担最重，征收的租税通常达到从前的三倍。如今尚书省统计每年收到的通宝纸币不够支出，于是向民间征收桑皮故纸钱七千万贯来弥补缺口。近来因为通宝纸币流通阻滞，又把税额增加两倍。河南民户当中，农民占三分之二，如今原定租税尚且还有很多没有交齐，又下达这个新的征税命令，百姓要么卖掉本该缴纳的粮食，要么缩减口粮来应付征税。事情有难有易，形势有缓有急。如今急需又难以获取的，是粮草，粮草出自百姓劳作，产出有限，可以慢慢筹划。容易调整改变的，是纸币制度，由朝廷掌控，可以有无数变通办法。从前大额纸币滞涩，就改用小额纸币；小额纸币出问题，就改用宝券；宝券行不通，就换成通宝，灵活变通，全都由朝廷决定，为什么还要烦扰百姓？百姓竭尽全力供给军粮尚且不够，又要加征通宝纸币，如果不能完成赋税，就会出现百姓逃亡。百姓逃亡农业就会荒废，军队粮草又从哪里得来？官府不做长远谋划，只贪图眼前成效，不稳固根本，却计较细枝末节，我担心军粮储备、纸币制度两方都会受到损害。我并不是不在意纸币制度，也不是故意和尚书省作对，只是纸币流通阻滞、物价小幅上涨危害较轻，百姓流离不安、军粮供给断绝的危害很重。希望陛下估量当下形势，体察我的意见，特地命令相关部门减免这项赋税，百姓就会心悦诚服，拖欠的租税也有希望补齐。”
当时朝廷因为贾仝、苗道润等人互相攻伐不和，打算划分州县土地，另外授予名号来安置他们。高汝砺上书说：“这实在不是好计策。河北各路将帅大多是本地义军，只是临时担任首领，其中还有曾经叛乱逃亡的人，并不像一直在朝廷做官，懂得礼义名分的人。他们贪婪残暴不守法度，也不足为怪。朝廷因为时局多灾多难，姑且笼络任用他们，希望流离百姓能够稍微得到安宁。他们互相攻伐争斗，势力就会逐渐削弱，势力变弱之后朝廷就容易管控。如今如果划分土地交给他们，州县官吏任由他们自行任命，百姓赋税任由他们擅自征收，那么土地广阔的势力会越来越强大，土地狭小的会越来越衰弱。时间久了，弱小的就会被强大的吞并，强者占有的土地再也无法收回，朝廷就更加难以管控。从前唐朝把河朔地区土地分给叛将，史官评价说这是纵容祸根酿成大乱，这件事可以作为现在重大的警戒。不如暂且命令行省安抚拉拢，多方牵制，让他们不能肆意妄为。等到日后边境战事稍微平息，国家力量逐步恢复，这些人又有什么值得忧虑。”这项提议于是作罢。
皇帝曾经对高汝砺说：“我每次看见你上朝侍立，担心你承受不了辛劳，准许你在大殿之下坐着，你却始终不肯听从，为什么？君臣相遇，贵在真心实意，这些细小的礼节，我本来不会计较。”高汝砺认为君臣之间尊卑名分十分严格，不敢接受诏令。
贞祐三年，河南粮食大丰收，民间储存很多粮食。高汝砺于是上奏：“国家政务，没有比粮食更重要的。如今各处屯驻士兵越来越多，修筑新城耗费也很大，如果不趁着丰年多方筹措物资，秋天防备敌军的时候，军粮或许会匮乏。请求在河南各州府，根据物价高低，临时订立制度：凡是朝廷内外四品以下各类正班、散官以及受恩荫的人，可以免除差役监官的功劳酬赏；还有僧道的官衔、师德称号、度牒，寺观院额等等，全都允许出钱购买。地方官员能够劝导百姓缴纳粮食达到三千石的，将来选拔授官时列为上等；缴纳五千石以上，官阶晋升一级；缴纳一万石以上，品级提升一等，并且安排现有空缺职位任职。希望借此鼓励百姓，多收集粮食。”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同提举榷货司王三锡提议对食用油实行官府专卖，术虎高琪因为国家开支紧张，劝说皇帝推行。高汝砺上书说：“古代没有官府专卖制度，从汉代开始才设置盐铁酒专卖、均输的官员，用来补贴国家经费。后来发展到征收车船税、房屋税，敛财的手段已经用尽，但是也没有听说过食用油专卖。油是世人普遍使用的物品，如果把利益收归官府，就会伤害百姓，所以从古到今都不把它列为专卖，是厌恶政令繁琐，害怕骚扰百姓。自从战乱兴起，河南一路每年征收的租税已经加倍，还有各类定额赋税、繁杂徭役，全部出自百姓，现在又商议食用油专卖，每年可以收纳几十万两白银。国家以百姓为根本，处在现在这种时局，怎么可以让百姓承受沉重困苦？如果采纳王三锡的提议，就是把天下通用的货物变成专卖商品，百姓日常家用的物品变成禁管之物，把自古没有实行过的法令当成良策，我认为圣明的朝廷不应当这么做。如果真的推行，会有五大害处，请允许我陈述：河南州县要设立专卖机构九百多处，设置官吏一千八百多人，差役、工匠还不算在内。耗费钱财不计其数，还要修建房屋，强买生产器具，官府民间都受到骚扰，危害说不完。主管考核的官员有升降处罚的规定，一旦专卖收入达不到定额，就一定会出现摊派强制购买的弊端，普通百姓深受其苦，难以承受，这是第一害。各地油的价格高低不一样，依靠商贩贩运互通有无，物价才能保持平稳，百姓容易买到。如今设立官府机构，划分各自管辖区域，互相越界就要治罪，就会导致油价贵的地方一直贵，油价低的地方一直低，这是第二害。百姓居家日用，不能亲自去官府机构购买，中间商转手售卖还要额外收取利润，油价必然上涨，百姓用油就会变得困难，这是第三害。盐、铁、酒、醋，官府民间制造的样式不一样，容易区分。油却不一样，没有办法分辨标记。私自榨油就要治罪，告发检举就有赏赐，无赖之徒就会借此诬陷良民，无辜获罪，这是第四害。榨油的人家置办房屋器具，已经花费大量钱财，官府按照家产核定赋税徭役。如今夺走他们的器具，废除他们的生计，赋税徭役却和从前一样，他们靠什么活下去，这是第五害。希望废除这个提议。”皇帝认同他的意见，但是又不愿违背术虎高琪的想法，于是下诏召集百官在尚书省集会商议。户部尚书高夔、工部侍郎粘割荆山、知开封府事温迪罕二十等二十六个人赞同术虎高琪；礼部尚书杨云翼、翰林侍读学士赵秉文、南京路转运使赵瑄、吏部侍郎赵伯成、刑部郎中姬世英、右司谏郭著、提举仓场使时戬都认为不可实行。皇帝说：“古代没有实行的制度现在推行，这是凭空多出一桩麻烦事，停止这件事。”
十月，皇帝赏赐高汝砺一尊金鼎，三份贵重丝织品。贞祐四年三月，任命高汝砺为平章政事，不久升任尚书右丞相，监修国史，封为寿国公。贞祐五年二月，高汝砺上表请求辞官，皇帝没有准许。九月，皇帝对高汝砺说：“昨天上朝，到正午才结束。你年纪大了，不能长久站立，奏报完事情，加盖玉玺的时候，可以先退下就坐，担心你劳累生病，反而耽误处理政务。”当月，高汝砺再次请求辞官。皇帝告诉他：“丞相该有的礼遇已经给到你，但是如今朝中大臣，有谁能比得上丞相，你一定要离开吗？暂且留下来辅佐我吧。”十月，破格晋升高汝砺为荣禄大夫，同时告知他：“丞相多次请求离职，我因为国家社稷事关重大，所以坚决挽留。丞相年事已高，官职还没有到二品，特地为你晋升两级官阶。”十二月，皇帝又说：“之前我考虑你年老，上朝侍立太过辛劳，准许你加盖玉玺的时候退到廊下就坐，你却不遵从，依旧站完整场朝会，难道是官吏没有为你设置坐榻？希望你听从我的安排。”元光元年四月，高汝砺跪着上奏国事，皇帝叫他起身，说：“你是朝廷重臣，所说的都是关乎国家社稷的谋划。我对你的要求，只在于竭尽诚心，何必拘泥这些细小礼节，从今往后不要这样。”
七月，皇帝对宰辅大臣说：“过去有人说金世宗过于节俭，有人说不节俭就不能积累丰厚物资。章宗时期开支巨大，却没有物资匮乏，是因为前朝留下积蓄。”高汝砺顺势进言：“节俭是帝王崇高的德行，陛下说到这件事，是天下的福气。”九月，皇帝又对宰臣说：“有功的人就算有小过失，也应当宽恕；没有功劳的人怎么能够宽恕。但是有功之人，容易遭到旁人诽谤。凡是有人向我谈论他人功过是非，我一定会深究实情，就算身边近侍进言，我也不会轻易相信，也不会凭个人喜好憎恶做决断。”高汝砺回答说：“公正就会明察，偏私就会昏昧。大凡人大多顺从自己的爱憎，不符合公众的评判。陛下圣明，才能够做到这样。”
元光二年正月，高汝砺再次请求辞官，皇帝当面告诉他：“现在如果依从你的请求，君臣之间善始善终，对你十分安稳，对我也是美事。但是当下时局多灾多难，我德行不足，正需要老臣辅佐，所以不能成全你归隐的心愿。”高汝砺坚决推辞，终究没有得到准许。皇帝于是对他说：“我每次听到别人诋毁或者赞誉某人，一定要核实真相。”高汝砺回答：“从前齐威王封赏即墨大夫，烹杀阿大夫以及身边歪曲事实毁誉他人的近臣，从此群臣心怀畏惧，不敢掩饰过错，齐国大治。陛下能够说到这点，国家安定太平就可以期待。”二月，皇帝因为高汝砺年纪很大，免除他朝拜的礼节，侍立时间久了可以在大殿之下休息，并且下令官吏设置坐榻。三月，高汝砺又请求辞官，皇帝再一次下优待诏书不准许。皇帝对群臣说：“有的人有才干可以处理事务，但是心思不正，终究不值得看重。”高汝砺回答：“心思不正，再加上才干，就是所说的给老虎添上翅膀，就算古代圣人，也不容易分辨。”皇帝认为说得对。后来皇帝又对宰臣说：“做人内心善良，行事忠厚踏实，这十分难得。如果言辞巧伪，内心虚假，又有什么用处。但是心地善良的人，又常常被人看作平庸普通。”高汝砺回答：“人才很少有十全十美的，应当根据每个人的长处任用。”皇帝表示认同。五月，皇帝询问宰辅大臣修缮京城城楼的事宜。高汝砺上奏：“建造城楼需要巨大的木料，如今很难获取，正在让人筹划置办。”皇帝说：“我皇宫里面别的殿宇有可用木料，就拿来使用。”高汝砺说不应当拆毁宫殿取木料。皇帝说：“除了我居住的宫殿之外，拆毁别的殿宇又有什么妨害，这不比劳烦百姓远赴远方采买木料要好吗！”
金哀宗刚刚即位，谏官上奏说高汝砺欺骗君主、贪恋权位不肯退位，被天下人共同嫉恨，应当罢免他，用来警诫百官。哀宗说：“从前汉惠帝说，我比不上汉高祖，应当恪守先帝定下的法度。高汝砺是先帝任命的丞相，怎么可以罢免！”又有人投匿名书信，说高汝砺再不退位就要杀掉他。高汝砺于是请求告老还乡，皇帝下优待诏书不允许。正大元年三月，高汝砺去世，享年七十一岁，牌位供奉在宣宗庙，享受配享祭祀。
高汝砺为人谨慎缜密、清正廉洁，能够得到君主的赏识信任。但是他恪守旧法规矩，遇事沉默回避矛盾，做丞相十多年，从来没有遭到君主斥责。贪恋官位不肯辞官，当时的士大夫舆论多以此讥讽他。
张行信，字信甫，原先名叫张行忠，为了避讳庄献太子的名讳才改名。他是张行简的弟弟。大定二十八年考中进士，多次升迁做到铜山县令。明昌元年，因为为官廉洁，被提拔为监察御史。泰和三年，担任同知山东西路转运使，不久兼任河东路按察司事。泰和四年四月，皇帝在泰和殿召见他，张行信借机上奏两件事：一是依照旧制调动基层官吏，消除对百姓的祸害；二是徐州、邳州土地低洼适合种麦子，征收赋税粮食允许百姓缴纳麦子，方便百姓。皇帝肯定他的提议，命令尚书省商议推行。崇庆二年，担任左谏议大夫。当时胡沙虎已经被罢官贬为平民，他贿赂权贵，打算重新得到任用。满朝大臣没有人敢进言，张行信于是上奏章：“胡沙虎凶狠残暴、狂妄悖逆，骄横跋扈，巴结亲近皇帝的宠臣，谋求得到好评。自从他被罢黜，士大夫百姓没有不欢欣喜悦的。现在如果重新起用他，只怕造成的祸害比从前更加严重，更何况其中的利害关系，比这件事还要重大。”奏章两次呈上，都没有得到回复。等到胡沙虎发动弑君叛乱，旁人都替张行信处境担忧，张行信却坦然无惧。
这一年九月，金宣宗即位，改年号为贞祐。张行信认为皇位继承人还没有确立，不能维系天下人心，于是上疏：“自古以来君主即位，必定册立太子作为储君，必定下诏通告全国。我看见皇长子每次上朝，使用东宫太子的仪仗侍卫，等到走上殿前台阶，又站回诸王的行列。况且已经为他配置侍从官员，但是礼仪名分还没有确定，可以说是名分不正，言语不顺。从前汉文帝元年，首先册立儿子刘启做太子，目的是尊崇宗庙，重视国家社稷。希望陛下和大臣仔细商议，参考前代旧例，尽早颁布明确诏书，确定太子地位，慎重挑选东宫属官，辅佐太子养成美好的德行，那么就是天下的大幸。”皇帝赞许并采纳他的意见。
胡沙虎被诛杀之后，张行信上书谈论端正赏罚，相关文字记载在《胡沙虎传》当中。他又说：“自从战乱爆发以来，很难找到合适的将帅。希望陛下命令重臣各自举荐自己了解的人才，如果才干确实可以任用，就予以召见，褒奖赏赐，让他们为国效力，一定会有人奋不顾身报效国家。从前李牧担任赵国大将，军功赏赐爵位都可以自己决断，出兵防守，不需要朝廷反复批复，于是向北击败强敌，向西压制强秦。如今任命将帅，如果不用法令条文束缚，不用宫中诏令多方牵制，把事务委托给他们，责成他们完成任务，让他们充分施展才智，那么收复失地的功业就可以期待。”皇帝很认可他的话。当时朝廷正要提拔王守信、贾耐儿担任将领，两个人都鄙俗浅薄没有才干，不懂军事法度。张行信担心他们祸害国家，上疏说：“《周易》说‘开创邦国、继承家业，不要任用小人’。圣人留给后世的告诫，如此严格。如今敌人大军四处进犯，人心惶惶，抵御敌寇治理国家，只有贤明智慧的人才能够胜任。狂妄平庸之辈，侥幸得到提拔，参与机要政务，实在没有意义。”于是皇帝罢免这两个人。代理元帅右都监宗室完颜讹可率领五千士兵在通州护送粮草，遇到敌军就溃败。张行信上奏章：“统御军队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赏罚分明。让将士面对敌军的时候，心中向往奖赏乐于向前，心中畏惧惩罚不敢后退，这样将士才肯拼死效力，功业才能够成就。完颜讹可战败，应当公开治他的罪。朝廷宽容，一概不予追究，我担心统御军队的法度没有贯彻到位。”皇帝下诏回复：“你的想法我全部知晓，完颜讹可等人已经关进监狱。”
当时中都遭到敌军围攻，朝廷正派遣使者求和，手握兵权的将领畏惧退缩不敢作战，说：“害怕破坏议和的事情。”张行信上书：“议和和作战两件事本来互不干涉。出使的人专门负责谈判议和，带兵的将领只应当专心作战，怎么能拿议和作为借口。自从崇庆年间以来，国家屡次因为议和贻误大事。如果我军能够时常主动作战，稍微挫败敌军锋芒，议和早就能够成功。前不久北方使者已经来到我国，敌军依旧攻破东京，劫掠河东。如今我方使者刚刚出发，将帅就按兵不动，最终对议和没有一点帮助。局势越来越危急，粮草供给越来越艰难，议和能不能成功还无法预料，怎么能闭门坐守等待国力耗尽。应当趁着兵马尚且强壮，挑选精锐猛将士兵，保护粮草转运，往来和敌军交战，挫伤敌军气焰，附近储存的粮食物资就可以运进京城，议和不久也就能达成。”皇帝心里明白这个建议很好，但是没有办法推行。
贞祐二年三月，朝廷要搜刮民间粮食，张行信上书担心失去民心：“最近朝廷命令知大兴府胥鼎根据实际情况筹划军粮，胥鼎上奏准许百姓缴纳粮食换取官职。之后又派遣参知政事奥屯忠孝搜刮官府和百姓的粮食，每户只允许留存两个月口粮，其余全部上交官府，用爵位、白银、纸币作为报酬。当时有些百姓已经向胥鼎上报粮食数目，粮食还没有上交官府。奥屯忠孝想要多搜刮粮食彰显自己功劳，胥鼎登记过的粮食数额也不予以减除，百姓深受困苦。如今米价飞涨，无处买粮，百姓只留两个月口粮还要被夺走，百姓不只会怨恨官府，也会埋怨朝廷不明察。敌军就在近处，人心惶恐不安，如果百姓再无生计，或许会生出变乱，得到的粮食补偿不了造成的损失。”皇帝十分赞同他的意见，立刻命令张行信和近臣前去核查处理。同时告诫奥屯忠孝：“我深知你一心为公，但是朝廷本意是获取粮食，既然已经得到，姑且顺应百姓的实际情况。”四月，张行信升任山东东路按察使，兼任转运使，同时代理本路宣抚副使。将要赴任，请求觐见皇帝，皇帝在便殿接见他。张行信上奏：“我看奥屯忠孝虚伪狡诈、心怀不忠，处理政事残酷刻薄，和胡沙虎结为同党。”逐条列举他的罪状，并且说：“太平时期尚且不能容忍不称职的宰相，何况现在时局动荡，怎么能让这种人参与朝政？希望立刻罢免他。”皇帝说：“我刚刚即位，任免大臣应当合乎礼法。你告诉他的亲友，委婉劝他主动辞官就可以。”张行信转告右司郎中把胡鲁，让他转告奥屯忠孝，奥屯忠孝并不理会。
贞祐三年二月，张行信改任安武军节度使，兼任冀州管内观察使。刚到任，就上书陈述四件事：第一，杨安儿贼寇党羽很快就会被擒获，不值得忧虑。如今最要紧的，是收拢民心。之前官军讨伐贼寇，不分好坏，一概杀戮，抢夺百姓财物，掳掠妇女，更加让百姓恐惧，逃亡聚集山林。应当明确敕令官府，严格约束军队，不许劫掠平民百姓。这样百姓就能够安心，奸人蛊惑胁迫百姓的计谋无法得逞，贼寇势力就会慢慢消亡。第二，战乱之后，各郡县地方豪强，很多能够召集义兵，攻打地方盗寇，朝廷虽然授予他们本地官职，没过多久就派人替换。旧任官员是百姓一向信服的，新任官员未必都有才干，遇到紧急情况，容易制造矛盾败坏大事。从今往后郡县出现职位空缺，请求命令尚书省挑选官员拟定任命。原先任职、百姓觉得安定的官员，就就地任用；如果资历品级不够，就让他们暂代职务，立下功劳之后再正式授予官职。希望人尽其才，政务容易办成。第三，统兵的将领敢于主动出战的十个里面没有一两个，如果有这样的人，就应当责成他们建立战功，不应当改派别的职务。第四，山东的军粮，都是靠出卖爵位得来。有的人拿着朝廷授官文书求取官职，吏部选官部门常常以爵位等级不该出卖为由驳回。卖官出现不合制度的情况，是官府的过错，和百姓有什么关系。况且山东沿海是战略要地，贼寇还没有平定，田地没有收成，粮仓没有积蓄，一旦军粮供应不上，再想要卖官筹粮，谁还会相信朝廷？”朝廷大多采纳他的建议。八月，征召张行信入朝担任吏部尚书。九月，改任户部尚书。十二月，调任礼部尚书，同时兼任同修国史。
贞祐四年二月，担任太子少保，依旧兼任原有官职。当时尚书省上奏：“辽东宣抚副使完颜海奴禀报，参议官王浍曾经说，本朝继承高辛氏，是黄帝的后代。从前汉高祖尊奉陶唐氏为祖先，唐朝尊奉老子为祖先，都为他们修建庙宇。我朝立国到现在一百年，不为黄帝修建庙宇，难道比不上汉朝、唐朝吗！”又说：“我朝刚刚兴起的时候，旗帜崇尚红色，显然属于火德。帝王德运的祭祀，荒废没有讲求，也不符合礼经重视祭祀的本意。这些都是听王浍所说，请求朝廷商议这件事。”皇帝下诏询问相关部门。张行信上奏：“查阅《始祖实录》，只说先祖从高丽迁徙而来，没有听说出自高辛氏。如今依据这个说法要修建黄帝庙，黄帝是高辛氏的祖先。就算说继承高辛，也应当属于木德，现在却说火德，这又是什么道理。况且太祖皇帝当初立下训示，因为完颜部族崇尚白色，又取金子恒久不变的含义，定国号为大金，从来没有讨论五德运转。直到章宗时期，才召集百官商议，认为接续灭亡的宋朝火德终结，定为土德，祭告宗庙并且昭告天下。王浍所说的，只是狂妄荒诞的言论。”皇帝认同他的说法。
八月，皇帝要把先帝牌位合祭进入太庙，下诏依照金世宗十六次跪拜的礼仪。张行信和礼官一起参酌制定仪式制度，上奏应当采用四十四拜的礼仪，皇帝赞许采纳，相关记载写在《礼志》。祭祀完毕，赏赐张行信宝券二万贯、贵重丝织品若干，告诉他：“太庙跪拜礼仪，我一开始打算沿用世宗的旧制，你上奏奏章，详细说明每到一个神位宣读祝文的道理，十分合乎情理。如果不是你的进言，我几乎出现失误，特地赏赐表彰你。今后处理各类事务，更要尽心尽责。”这一年十二月，张行信因为父亲张暐去世，辞去官职。
兴定元年三月，丧期未满被重新起用，担任原来的官职，代理参知政事。六月，正式任命为参知政事。当时术虎高琪做宰相，独揽大权，厌恶不依附自己的人，朝中士大夫，动不动就遭到他羞辱刁难，唯独张行信多次援引旧制度，极力驳斥他的错误。恰逢宋国军队侵犯边境，朝廷商议派遣使者前去责问。术虎高琪等人认为有损国体，唯独张行信上疏：“现在认为派遣使者不合适，我十分不解。议论的人不过是说：派遣使者就等于我方先示弱；如果宋国不回复，回复又言辞傲慢，就更加有损国家体面。我却不这么认为。宋国趁着我国内乱，多次肆意侵扰劫掠，边境将领出兵击退，敌军又再来进犯。我堂堂大国，不去用文书责问，只靠武力对抗，这难道不是示弱？至于我方遣使，对方不回复，回复言辞无礼，理亏的是宋国，对我国又有什么损害。从前大定初年，宋国违背盟约，金世宗虽然派遣丞相乌者到汴梁行省，实际上命令元帅撒合辇先写信责问宋国，宋国于是认罪。后来宋国君主夺取国书，朝廷想要出兵讨伐，丞相娄室独自认为不可，等到刑部尚书梁肃奉命出使，宋国很快就屈服。章宗时期，宋国最为猖狂，朝廷依旧先派人质问，之后才动用军队。那么派遣使者前去质问，正是国家旧有的制度，哪里有损国体。况且国家处境艰难，戍边士兵长期征战，不考虑让军民休养生息，百姓财力怎么承受得住。我是读书人，没有高明见解，但是事逢关键时机，不敢不把愚见全部说出，希望陛下明察。”皇帝又命令尚书省讨论，术虎高琪等人上奏：“张行信所说固然遵从旧制，但是如今的局势和过去不一样。”皇帝下诏暂且搁置这件事。不久高汝砺也上书说率先派遣使者不合适，提议就此作罢，相关记载写在高汝砺的传记中。
当时监察御史很多人遭受杖责。张行信于是上书：“大定年间，监察御史获罪，大多缴纳财物赎罪，有的只是扣减俸禄，罪责重的就外放降职而已。偶尔有当庭杖责的，都是有特殊缘由。当时执政大臣程辉已经当面指出这种做法不妥当，也有皇帝敕令：监察的职责是检举弹劾，就算徇私包庇，也不是所有失察情况都要杖责。近来不问事情大小，情节轻重，一概施加杖责，还说是大定年间旧例、先朝明确训诫，这是错误的。”于是皇帝下诏尚书省重新修订监察御史定罪的制度。
史馆编撰《章宗实录》，尚书省上奏：“按照旧制度，凡是修撰国史，宰相、执政大臣都要参与，女真、汉族官员各设一名。崇庆年间，已经让参知政事梁絪兼任修史，又任命翰林承旨张行简一同参与，因为张行简有家学传承，擅长考据。如今修《章宗实录》，尚书左丞高汝砺已经兼任修史，应当参照张行简的先例，让参知政事张行信一同参与修撰。”皇帝批准。
兴定二年二月，张行信被调出京城，担任彰化军节度使，兼任泾州管内观察使。皇帝告诫他：“当初，朝中大臣大多称赞你的才干，于是让你参与处理机要政务。但是朝堂议事的时候，你常常不依据正道，随意提出不同意见，完全不符合辅政大臣的本分。又听说你近来对待政务十分懈怠，难道是想要得到清闲的职位？现在授予你这个职务，你应当明白其中缘故。”当初，宗室完颜合周躲避敌军不敢出战，还谎称秘密接到朝廷圣旨，被关进监狱，判处死刑。很多皇族纷纷上表请求从轻处置。术虎高琪认为自古以来犯法，没有可以求情免罪的。唯独张行信说：“事情不分古今，完颜合周平日向来忠孝，或许可以免除死罪。”另外，张行信的族弟张行贞身在山东，接受红袄贼寇伪授官职；枢密院截获宋国书信，里面有牵扯张行信的内容，所以朝廷把他外放出京。他的儿子张莒，当时担任尚书省令史，也下令另行安排官职。
之前张行信就曾经上书：“现在法令，官员判罪很多直接施加杖责。我看大定年间世宗的敕令，官员故意违抗皇帝圣旨，才判处徒刑、杖刑并且当庭执行。但是之后三十多年，官府判案，从来没有引用这条法令，说明这不是长久通行的制度。请求详细审定法令。”张行信已经外放，皇帝把他的奏章交给尚书省。到这时宰臣上奏：“从今往后，违抗奏章批示、各类法令条规，按违逆圣旨治罪的，徒刑、杖刑允许缴纳财物赎罪。只有特意违抗皇帝直接下达的诏令，才依照大定旧例执行杖刑。”皇帝批准。张行信离开京城没多久，皇帝曾经对宰臣说：“自从张行信被贬斥，你们就全都闭口不言，这很不对。张行信的事情，你们都清楚，难道是因为进言就会遭到贬斥吗！从今往后，各位都要畅所欲言，不要心存顾忌。”
张行信刚到泾州，就上书：“马匹是兵器军队的根本，如今战事没有停息，马政不能松懈。我到泾州之后，听说陕西一带富豪百姓大多去河州买马，贩运到内地，可以获得百倍利润。又看见朝廷派遣买马官平凉府判官乌古论桓端在洮州买马，用一百铤白银，几乎买到一千匹马。他说羌人木波等蕃族部落百姓畜牧产业规模很大。从前朝廷派出的官员，有的压低马价，有的仗势强夺，破坏和蕃族的关系，还常常苦于白银不足，所以不能够买到很多马匹。又听说蕃地今年秋天收成不好，蕃人卖掉马匹得到白银，就用来换粮食。冬春之交粮食必然匮乏，马价会很低。请求命令官府运送白银、粮食到洮州、河州等地方，挑选熟悉蕃族情况、懂得时势变通，像乌古论桓端这样的官员前去交易。如果花费一万两白银，可以得到一千匹良马，机会不能错过，希望朝廷尽快筹划。”
又上奏：“近来边境立下战功的士兵，朝廷派遣使者宣读圣旨，赏赐官职财物，将士没有不感激皇恩，愿意拼死作战，这确实是激励将士的好办法。但是馈赠使者礼物，送马或者送金银，已经成为习惯，我不能理解。大定年间，曾经定下送宣的礼品规矩，五品以上官员各有固定数额，后来最终废止。何况现在时局和从前不一样，六品以下官员，还有只升迁散官的人，也免不了要馈赠礼物。有的人拿不出礼物，就向部下摊派来应付，甚至有人因此获罪。将士拼死立下战功，刚刚得到朝廷赏赐，反而被馈赠使者这件事拖累，这哪里是朝廷的本意。请求命令相关部门参考大定旧例，结合当下时局，明确定下礼品等级，收取馈赠要有限度，不破坏大体，朝廷和将士两方都得益。”
又说：“最近听说朝廷为了鼓励举荐县令，特意增加县令俸禄，这是朝廷体恤百姓的善意。但是潼关以西，新增俸禄的县令还没有到任，远方百姓不免失望。难道举荐的人才太少，不够填补空缺？请求下诏朝廷内外在职官员，多多举荐人才，补足职位空缺，让天下都能享受到好处。而且县丞、主簿、县尉也都是直接治理百姓的官员，唯独不给他们增加俸禄。他们连自身生活都难以维持，怎么能禁止他们侵占百姓财物。有人说国家经费紧张，不应当白白耗费钱财，这完全不对。提高官吏俸禄，本意就是让官吏不去侵扰百姓。百姓安定，国家才能稳固，怎么能说是白白耗费。如果能够裁减多余吃官饭的人员，不供养无用之人，哪里会担心经费不足。现在一名士兵服兵役，全家都由官府供给粮食。士兵战死之后，还供给他们的子弟，这是为了感动士兵，让他们为国尽力。但是家中没有成年男子，妻子女儿依旧领取官府供给，这算什么道理？自从皇帝南迁，这样供养的人口已经好几年，坐等着官府供给粮食，拖累农民。国家粮食储备，常常担心不够，却长期供养几千万这样的老幼人口，白白消耗粮食，问题就在这里。如果立刻停止供给，又担心他们流离失所。应当设定期限，让他们自己另谋生计，期限到了之后停止供给，他们又有什么可抱怨。”皇帝大多采纳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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