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昌四年，章宗对宰臣说：“各地有闲置官物，要妥善处置，比如铁钱。”有人提出铁钱大多破损，官府应当用铜钱兑换回收。参知政事胥持国不赞同。皇帝说：“现在出钱兑换尚且大量损坏，不兑换会全部废掉。既然没有用处，要想别的办法。”胥持国说：“江南用铜钱，江北淮南用铁钱，当初就是为了阻止铜钱流出边界。陕西市场交易也会用银、布匹、麻。现存铁钱，暂且收存国库，防备突发情况。”于是官府登记铁钱以及各类闲置物资，入库封存。
八月，提刑司上奏：“陕西下发的交钞数量，远远超过当地现钱，交钞很难流通。”宰臣上报朝廷。于是规定陕西地区各类税收，可以接纳交钞；官员俸禄，铜钱、绢帛、白银、交钞各占一半；铜钱白银不足的时候，可以全部发放交钞。
明昌五年三月，宰臣上奏：“民间铜钱稀缺，根源在于豪强大户大量囤积。唐朝元和年间，曾经规定富家存铜钱超过五千贯处死，王公贵族重罚抄家，抄没钱财十分之一奖励告发的人。”
章宗下令参考唐代制度订立新规：官员民户，按照品级、家庭物力，限定家中留存铜钱上限，最多不得超过两万贯；猛安谋克按照牛具数量划分，最多不超过一万贯。超出限额的铜钱，必须全部换成货物储藏。告发家中铜钱超限额的，奴婢可以解除奴籍，雇工可以自由离开；抄没钱财十分之一奖励告发人，其余没收官府。又下令：出使高丽回国的人员，他们得到的铜器，官府全部出钱收购。
承安二年十月，宰臣上奏：“旧交钞制度，旧钞换新钞，每贯收十五文工墨钱。大定二十三年，不看面额，每张只收八文，既不给官府带来收入，又损害钞法，恢复旧标准更合适。用交钞购买盐引的时候，每贯交钞折算一贯五十文铜钱，这样可以多卖出盐引。”
章宗说：“工墨钱每贯收十二文。拿交钞买盐引，每贯交钞折算一贯一百文。”当时印制交钞数量太多，大额交钞民间不好流转。皇帝下诏，西京、北京、辽东路多投放小面额交钞，允许到官库兑换铜钱，和其他地区通行。
十二月，尚书省商议：朝廷给官员俸禄、边防军费，白银交钞搭配发放。旧例白银一铤五十两，价值一百贯铜钱。民间有人切割银铤零碎使用，白银市价随之起伏。于是朝廷重新铸造银币，叫“承安宝货”，分为一两到十两共五个等级，每一两宝货折算两贯铜钱。官府民间和现钱同等使用。同时制定私自熔化、故意拒收宝货的赏罚法令。
承安三年正月，尚书省上奏：“边境榷场，如果允许现钱流出境外，就算不是销毁铸器，效果和销毁铜钱一样。”于是立法：把铜钱交给外国使者，或者交易的时候流出境外，判处五年徒刑；流出铜钱三斤以上判处死刑。中介经纪人同罪。官府预先拿出五百贯钱作为告发赏金。接引、馆伴、排办、通引、书表等相关办事人员，依次治罪，并且共同赔偿损失。
当时交钞流通阻滞。朝廷下令西京、北京、临潢、辽东各路，一贯以上交易，全部用白银、交钞、承安宝货，不允许使用铜钱；一贯以下交易听凭百姓使用铜钱。
限钱法令颁布之后，很多人不遵守。章宗说：“制定的惩罚条例已经很重，命令御史台、提刑司严查。”九月，民间交钞依旧滞销，一贯以下交易全部换回铜钱。再次修改民间留存铜钱限额。按三等划分：亲王、公主、品官允许留存规定额度的三分之一；其余人家只允许一半。超出限额的铜钱，五十天之内必须全部换成货物。违反按违制治罪，抄出的铜钱奖励给告发人。
在两行部设立回易务，用丝绢布匹兑换白银交钞；百姓也可以拿白银交钞交给回易务，换取盐引。山东、河北、河东各路，百姓可以缴纳交钞，就近兑换铜钱。朝廷下发可以补官的空告文书三百份、度牒一千份，交给两行部，在指定地点，四个月之内交钱交钞换取。另外新印制一百文面额小钞，官库允许兑换铜钱。一贯、二贯的支取，全部给小钞；三贯，支付白银一两加小钞一贯；五贯、十贯，四成给小钞，六成给白银；百姓想要承安宝货，也可以支取，对阻滞钞法流通、擅自压低钞价的人治罪。金章宗承安四年三月，又因为银钞流通阻滞，于是暂时废止山东各路用银钞交换绵绢、盐引来换取现钱的制度。命令院务各类赋税钱款，除京师、河南、陕西可以随意交纳银或钞之外，其余各路都准许银、钞各交一半，同时上交的钞之中，四分之一允许交纳本路发行的交钞。各路所收上来的交钞，属于本路发行的不再发放出去，其余通行各地的交钞循环流转使用。榷货务售卖盐引，收取宝货与交钞各一半，白银每两只折合交钞两贯。朝廷准许百姓照旧到官府库府交纳交钞；各路漕运部门所征收的赋税，除去定额之外的盈余部分，也照此执行。官府支出的官钱，也白银、交钞搭配使用；已经剪碎的白银，命令交钞库不再向外支给；如果宝货数量不足，可以逐步增加铸造。银钞一旦通行顺畅，物价自然会平稳，即便有禁令法条，也没有地方可以施用，于是废除了对阻滞银钞流通者治罪的法令。
承安四年，采纳户部的奏请，规定京城官钱、榷货务盐引交易，都允许收取宝货；邻近盐司需要补贴的钱款数额，也准许顺带收纳宝货。民间的宝货有地方可以投入使用，自然能够流通，就不会被销毁熔铸。在此之前，朝廷设立四座官府库房印制小钞，用来充当钞本，让百姓携带小钞前往库房兑换现钱，效果就如同直接支取现钱。这时不再继续印制小钞，等到民间手中旧小钞全部兑换完毕，就裁撤这四座库房，只用大钞核对数额，支取兑换现钱。
当时私自铸造“承安宝货”的人，大多在里面掺杂铜、锡，宝货渐渐不能流通，京城店铺纷纷关门停业。承安五年十二月，宰辅大臣上奏：“近来因为军事储备需要调拨物资，大量支出交钞，于是铸造承安宝货，和铜钱一同使用，用来替代钞本，这只是权宜之计，并不是长久可行的制度。”于是废止使用“承安宝货”。
泰和元年六月，通州刺史卢构上奏说：“民间交钞已经流通开来，唯独白银价格没有平稳。官府规定白银每铤价值十万文，但是市场上只值八万文，根源就在于官府白银支出多、收回来的少。如果下令各类赋税按照铜钱、白银、交钞三份均等征收，应当可以革除这个弊端。”奏章下发尚书省商议。宰臣认为：“战争兴起以来，国家财政完全依靠交钞支撑；因为发行投放过多，交钞才出现阻滞。前不久下令院务收税七分收取交钞，交钞已经渐渐恢复流通。倘若赋税让白银和交钞均等交纳，就会一方增收一方减收，势必出现某一种货币占绝对优势，反而妨害钞法。如果一定要平抑银价，应当下令铺马钱、军须钱这类赋税，允许一半交纳白银，没有白银的可以随意交纳其他财物。”
此前朝廷曾经推行三合同交钞，到泰和二年，三合同交钞只在民间流转，官府却不接收收纳。朝廷担心这件事祸害百姓，就下令各类赋税每一份税额顺带征收一分三合同交钞，就算是仅限本路使用的钞券，也准许跨地域交纳。户部正在征收历年积欠的铺马钱，也允许一半收取三合同交钞。
闰十二月，金章宗因为交钞的事务，在内殿召见户部尚书孙铎、侍郎张复亨商议对策。张复亨认为三合同交钞还可以继续使用；孙铎请求废除不用。最终张复亨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从此以后，国库空虚、百姓贫困，国家财政开支不足，朝廷一味依靠交钞盘剥百姓，法令又反复变更，金世宗时代的基业就此衰败。
到泰和三年，钞法的弊端愈发严重。章宗对宰臣说：“大定年间，铜钱储备十分充足；如今民间铜钱稀少，又没有掌握在官府手里，这是什么缘故？召集百官问询，一定有人能说清缘由。”
泰和四年七月，采纳户部尚书上官瑜的请求，废除限钱法。同年，朝廷想要增加铜钱铸造，命百官商议扩充铜料的办法。御史中丞孟铸提出：“销毁铜钱熔作铜料，以及私自携带铜钱出境的现象屡禁不止，应当对失职官员以及周边邻里治罪。”太府监梁絪等人说：“铸铜钱耗费巨大，大致耗费十枚铜钱的成本，才能铸出一枚新钱。有识之士认为即便耗费巨大，好歹能增加钱币数量。请求开采铜矿，收缴民间铜器来铸钱。”
宰臣议论认为：铸钱不能仓促上马。铜矿冶炼听任百姓开采熔炼，官府负责收购铜料；凡是僧寺道观僧人道士不足十人的，不许存放铜制法器；民间黄铜、铜制器物，限定两个月内送交官府，官府按价收购；隐匿不交的，依照私铸法条治罪；超过期限之后，有人告发的，对知情却不纠察的官员追责；寺庙道观允许本处童行告发，给予告发者奖赏。等铜料储备充足，再另行上奏。
八月，朝廷制定自由兑换现钱的法令：允许百姓到京城交纳交钞，然后可以在山东、河北、大名、河东等路按照数额支取现钱。后来铸造大钱，一枚大钱折合十枚普通铜钱，钱上篆字铭文是“泰和重宝”，和交钞搭配流通。
泰和五年，章宗打算取消交钞的工墨钱（印制工本费），又考虑印制确实有成本，于是规定每贯交钞只收取六文工墨钱。
泰和六年四月，陕西交钞流通受阻，朝廷拿出十万贯现钱作为钞本，用来和交钞互相兑换，又搭配十万贯小钞一起使用。同年十一月，又准许各路自行发行小钞：中都路在中都、保州设置兑换点；南京路在南京、归德、河南府；山东东路在益都、济南府；山东西路在东平、大名府；河北东路在河间府、冀州；河北西路在真定、彰德府；河东南路在平阳；河东北路在太原、汾州；辽东在上京、咸平；西京在西京、抚州；北京在临潢府，由各地官库负责兑换铜钱。命令户部印制五等面额的小钞，下发各路和现钱一同流通。
泰和七年正月，朝廷下令官府库房不许向外支出大钞；百姓手中的大钞，命令百姓前往官库，按照数额兑换小钞或者现钱。院务商税以及各类赋税钱款，必须有三分之一交纳大钞，只有辽东可以变通处理。
当时百姓苦于货币制度屡次变更，时常心怀怨愤，聚集在街市议论。章宗得知之后，下旨给御史台：“从今往后，街市之上胆敢聚众非议钞法难以施行的，准许人捉拿告发，奖赏三百贯钱。”
五月，采纳户部尚书高汝砺的建议，订立《钞法条约》，增印大小面额交钞；因为钞库事务繁急，增设一名钞库副使。高汝砺又和中都路转运使孙铎讨论钱币问题。章宗命令御史中丞孟铸、礼部侍郎乔宇、国子司业刘昂等十人共同商议，过了一个多月没有得出结论。七月，章宗在泰和殿召集大臣讨论，告诫高汝砺：“今后不要看见交钞发行数量多，不设法提高钞值就直接更换新钞；要提高钞币价值，可以从铜钱方面着手调整。”
第二天，朝廷下达敕令：民间交易、典当，交易额一贯以上，必须使用交钞，不允许直接用铜钱；需要订立契约的交易，三分之一可以用实物抵偿；六盘山西、辽河东地区交易，五分之一可以用铜钱；东部屯田户交易，六分之一可用铜钱；不需要订立契约的小额买卖，只有辽东听凭百姓铜钱、交钞随意使用。违反法令的，判处两年徒刑；告发的人按情况给予奖赏；负有监管职责的官员犯法，处以杖刑并且罢免官职；州县官能够做到让交钞流通的，予以升迁；办不好的就降职处罚；聚众诋毁破坏钞法的，按违抗诏令论处。交钞每张只收二钱工墨钱。商人出行携带现钱，不得超过十贯。官府专门登记鉴别钞券的人员，防范伪造假冒。官员与百姓家中留存现钱的数额，比照旧法缩减；家中原有大量现钱的，允许送交官府兑换交钞；十贯以上铜钱不许带出京城。
又订立制度：按察司官员考核，以钞法是否通畅作为是否称职的标准。河北按察使斜不出，巡查应得俸禄钞券一贯，因为钞券不好使用，就要求领取现钱。御史以破坏钞法的罪名弹劾他。章宗说：“监察纠察的官员，自己率先破坏法令，情节不能宽恕。”于是对斜不出杖责七十，官阶削减一级，解除职务。
户部尚书高汝砺上奏：“钞法务必推行落实。府、州、县、各镇，应当登记专门辨别真伪钞券的人员，发给印章，让他们帮百姓鉴别交钞；每贯收取二钱工钱，最多一张钞不超过六钱。凡是朝廷官员出使地方，要考察钞法流通还是阻滞，回朝上报。民间留存的宋朝会子，也准许和现钱一样流通，但是十贯以上不许随身携带。食盐专卖交易可以使用白银、绢帛；其余市场贸易、官吏俸禄，全部使用交钞，零头部分用小钞补足；应当发放白银绢帛而物资不足的，也用交钞发放。”
章宗派近侍传旨尚书省：“现在已经把钞法通行顺畅作为按察司称职标准，不通畅即为不称职；州府、司、县官员的档案文书，要写明钞法相关功过；就算监察御史举荐某人有才干，如果此人有破坏钞法的过失，也不得提拔任用。”
十月，杨序上奏：“交钞编号模糊，年月印记磨损，虽然允许百姓到官府换新钞，但是外地没有专门兑换机构，想要换钞没有去处，远地方的百姓只能跑到京城。”章宗询问高汝砺。高汝砺回答：“各州府库房本来就有鉴别钞券的库子，钞券就算破旧，只要不是伪造，就可以收纳。距离京城遥远的城邑，已经设置合同兑换点，往来商人可以就地兑换。担心部分没有兑换点的地区百姓无法换钞，就命令各地官库，收到破旧钞券只收不往外支出，在钞券背面盖上官吏姓名印章，积攒半年，统一送往京城兑换新钞。这样破旧钞券就有去处，不会阻滞市场。”
十一月，章宗告诫户部官员：“钞法虽然已经推行，你们也要仔细监察，一旦稍有阻滞，立刻上奏，不要因为法令已经颁布，就害怕改动。”
高汝砺回奏：“如今很多兑换库房设在官署之内，普通百姓进出很不方便；虽然有商人私下兑换，但是钞本储备不足。近日河北西路转运司上报，有一户富民，除了法令允许留存的铜钱之外，家中还有现钱十四万贯。别的路大概也有类似情况。我们建议，命令州县委派官员和库吏，在集市热闹地段设立兑换库房；把百姓主动上交的铜钱作为钞本。十万户以上的州府，拨付钞本三万贯，其余州县按等级递减。百姓兑换交钞，每人一次不得超过两贯。兑换收取的工墨钱，用来支付库吏的口粮薪资；由州府副长官以及转运司一名官员总领管控。”章宗认为这个办法可行，于是下令把钞库迁移到集市要道，方便百姓拿钞券兑换现钱。
同月，朝廷颁布敕令：捕获伪造交钞的人，奖赏全部用交钞发放。
当时朝廷又讨论改革钞法。章宗听从高汝砺意见：官府库房不再向外支出大钞；百姓手中五贯、十贯面额的大钞，可以到官库兑换小钞；想要换现钱的，五贯以内可以换一贯铜钱，十贯以内换两贯铜钱，唯独辽东不受这个限制。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其余推行交钞的各路，院务各类赋税，全部按照三份来征收：一份收十贯面额大钞，两份收五贯钞，剩下部分征收现钱。
泰和八年正月，因为京城交钞流通滞涩，朝廷订立主管官吏的赏罚制度。新规：按察司、州县官员，考核升降都要看钞法流通情况；监察御史赏罚标准比照外地按察司；大兴府警巡院官员比照外地州县官。
当月，官府回收销毁大钞，推行小钞。
八月，采纳辽东按察司杨云翼的建议。咸平、东京两路商旅云集，于是参照京城以南制度：交易额一贯以上必须使用交钞，禁止用铜钱。
十月，孙铎上奏：“民间交钞数量太多，正需要官府回收。院务各类赋税可以全部征收交钞；夏秋赋税，除了交纳粮食实物，也允许征收交钞，不限钞券面额。农民看到官府收纳交钞，就会看重交钞，钞就可以流通。近来州县强迫商铺摊派购买交钞，只会骚扰百姓。可以撤销各地新设钞局，百姓换钞只许到省府官库。如今小钞限定只能在本路使用，十分不便，应当允许全国通行。”章宗下令立刻执行。
十二月，宰臣上奏：“旧制，朝廷内外官吏士兵俸禄都发放交钞，如果需要铜钱补足零头，按十分计算：士兵俸禄三分给铜钱；官员、差役人员俸禄二分给铜钱，铜钱部分最多不超过十贯。之前回收的大钞，等钞法通畅之后再计划印制，新钞一定要做工精细，谋求长久使用。民间老旧模糊的钞券，允许在当地官库兑换新钞。如果官吏、权贵之家低价收购交钞，再到院务兑换现钱牟利经商，按违抗诏令治罪。派遣官员分路巡察各地。限钱法规定之外多余铜钱，允许奴婢告发；如果家中下属隐瞒不报，纵容主人藏匿铜钱，交由按察司查办。旧的期限已满，再宽限五十天，允许百姓把多余铜钱换成钞券、盐引等财物。”
这套制度推行之后不久，章宗驾崩，卫绍王即位。大安三年会河之战，朝廷甚至动用八十四车交钞充当军赏；军队战败，国家残破，没有余力补救钞法，交钞贬值到几乎不能用来交易。
到金宣宗贞祐二年二月，朝廷想要抬高钞币价值，改印二十贯至一百贯面额交钞，又印制二百贯到一千贯的大额交钞。但是自从泰和年间以来，每次改制交钞，刚开始币值尚可，没过几年就贬值失效。这次改钞之后，越是更改，钞券越是阻滞难行。金廷南迁汴京之后，国土狭小，百姓困苦，战争不断，财政开支没有节制，交钞贬值更加严重。
贞祐三年四月，河东宣抚使胥鼎上奏：“如今物价飞涨，弊病根源在于交钞阻滞，官府只向外发行，却不回收。虽然院务赋税成倍增收，但是收上来的全都是十贯面额大钞，于事无补。民间十贯大钞数量极多，没有渠道回收，市场交易大多使用现钱；交钞每贯实际价值只抵一钱，还抵不上印制工本费。我的想法是，暂时禁止民间流通铜钱；让财政部门以筹措军费名义，估量百姓财力征收赋税，这样纸币就能够流通，物价得以平稳。”
自此之后，铜钱被限制流通。富豪之家一方面受家中存钱限额约束，另一方面饱受钞法频繁变动祸害，纷纷陷入困顿破产，当时人称这种处境叫“坐化”。商人大量乘船南下，到江淮地区贸易，大量铜钱流入南宋。南宋对此十分高兴，金人却不加禁止。有识之士为之惋惜：朝廷既不能让纸币发挥作用，又抛弃了自古以来通行的铜钱。
五月，代理西安军节度使乌林达与上奏：“关陕驻军众多，物资供给不足；所依赖的交钞要从京城运送过来，徒增耗费。请求下发印钞模板，就地印制交钞。”又说：“怀州原有数万铁钱，现在已经没有用处，可以把铁钱熔化锻造铠甲，供给士兵。”
当时官府审理轻罪，大多允许用铁钱赎罪，量刑轻重很不公平。于是朝廷规定：赎罪征铜、计算赃物价值，全部以白银价格作为标准。
六月，宣宗下令大臣讨论交钞利弊。七月，把交钞改名为“贞祐宝券”，重新订立阻碍钞法的罪名。
九月，御史台上奏：“战乱以来，国家财政完全依靠交钞供应军需。但是赋税收入赶不上钞券发行支出，钞券价值逐步下跌，终究没有办法遏制，这是必然的道理。最近改用贞祐宝券革除旧弊，又担心印制过多百姓轻视，重蹈旧钞覆辙，于是下令民间交易全部遵从官府核定的物价，严格订立奖赏刑罚，强制推行宝券。结果造成商人不再往来，各地货物不敢运进京城。京城上百万人口，每日耗费巨大，物价怎能不一天天上涨？官府的估价每个月调整两次，可是市场物价朝夕之间就有变动；官府强行压制市价，市面店铺纷纷关门。朝廷又打算搜查民间隐匿物资，强制百姓按官价售卖，用不了多久京城物资就会耗尽，百姓会更加困苦。我们认为：只有官府收购物资、定罪核算赃款的时候，可以用官方估价；其余民间交易应当听凭市场自行定价。”宣宗批准这个意见。
十二月，宣宗听说京城周边州县，大量到京城买粮，粮食价格暴涨。命令尚书省召集户部、讲议所、开封府、转运司官员商议对策。户部、讲议所提出：出城运粮五斗的，拦截征收一半粮食。转运司主张全部禁止粮食运出京城。宣宗采纳开封府的意见：“贞祐宝券刚发行的时候，百姓很看重它；后来河北、陕西大量支用宝券，百姓才看轻宝券。商人争相运粮食进京城，换取金银，白银涨价，粮价跟着上涨。如果让宝券分路限制使用，不许流入河南，那么河南金银价格下跌，粮价自然回落。如果直接禁止京城粮食外流，外地州县就会囤积粮食，不再运粮食入京，粮价反而会更高。应当告诫地方百姓，不许随意哄抬粮价，官府订立合理制度，方便百姓生活。”
贞祐四年正月，监察御史田迥秀上奏：“国家财政调度，全都依靠贞祐宝券，才推行几个月，又发生流通阻滞。这不是法令不严、官吏执行不力的问题。钱币想要流通，必须币值轻重平衡，投放、回收有合理策略。如今的祸患，就在于发行太多，回收太少。如果随时缩减官府支出，同时增加赋税回收宝券，或许可以解决问题。”于是他分条陈述五件事：一、裁撤多余官吏；二、裁减酒使司机构；三、削减军队俸禄开支；四、废除寄治官；五、酒税、捐粮买官都必须收纳宝券。宣宗下诏：酒税沿用大定年间旧制，其余建议不予采纳。不久重新订立捕获伪造宝券人员的奖赏条例。
三月，翰林侍讲学士赵秉文上奏：“最近宝券阻滞，是朝廷传出将要改制的风声，民间谣传说宝券即将作废，于是大家排斥宝券，渐渐近乎废弃。纸币的决定权反而落到小民手中。自从迁都汴京，回易务机构被撤销。我请求重新设置回易务，由熟悉市场贸易的在职官员掌管，拨付白银、宝券、粮食、绢帛物资，根据物价高低开展收放交易；挑选能干的监当官负责运营。半年之内没有过失，宝券流通顺畅，就允许主管官员自由选择岗位。”宣宗下诏商议施行。
四月，河东行省胥鼎上奏：“交钞贵在流通。如今各路印制宝券赶不上支出，如果没有办法回收，财政就会短缺。应当估量百姓财力征收赋税，补充军用。河中宣抚司也上奏宝券印发过多，百姓轻视宝券，请求按照百姓贫富征收宝券。但是陕西如果也同样征收，当地的宝券就会全部流到河东，征收就失去意义。另外河北宝券不允许在河南流通，导致河北宝券越发滞涩。”
宰臣议论：“之前因为商人大量携带河北宝券渡河南下，造成河南物价飞涨，才权宜实行分路限制。现在胥鼎因为河东开支浩大，请求征收军须钱，准许采纳他的请求；陕西要不要同步征收，命令当地行省商议之后上报。”五月，宣宗因为河北州府官钱大多散落在民间，命令尚书省筹划处置办法。
八月，平章政事高琪上奏：“战争爆发以来，国家耗费巨大，只能依靠宝券。但是赋税收入抵不上支出，宝券不断贬值；如今面值一千的宝券实际只值几文钱，印制出来很快就贬值，纸张物料成本一天天增加。再不补救，弊端会越来越严重。应当印制新钞券，新旧钞券按比价搭配流通，节省物料成本，保证财政供给。”
濮王守纯以下大臣都不赞同改制，上奏：“自古以来军费都取自百姓。之前朝廷因为小钞贬值，改印宝券，同时禁用铜钱。普通百姓见识浅薄，觉得纸币容易损坏，不如铜钱耐久；于是得到铜钱就珍藏起来，拿到纸币就赶紧花掉，唯恐破损作废。如今朝廷只知道向外发放纸币，不知道回收；所以铜钱越来越贵重，纸币越来越贬值。纸币贬值不是百姓刻意轻视，是国家政策造成的。不如控制纸币发放数量，再向民间征收回收，投放和回收循环往复，百姓知道纸币必须使用，才会爱惜。现在只看到纸币贬值就印制新钞，不仅朝廷政令失去信用，恐怕新钞也会很快重蹈旧钞覆辙。”
之后，陇州防御使完颜宇、陕西行省令史惠吉，相继上书陈述钞法弊病。完颜宇请求暂时停止印制新钞，盘活现有的宝券；如果流通阻滞，就按照户口、百姓家产来征收回收纸币。惠吉说：“纸币只能救一时之急，不能指望和铜钱一样永久通行。想要纸币流通，无非多回收、少发行。但是征收过重就伤害百姓，支出太少又不够国家用度，两条路都行不通。现在的对策，不如印制新钞，命名为‘贞祐通宝’，面额从一百到三千，分为十等，交由各路转运司印制；各路印制总额不能超过五千贯，和旧宝券搭配使用，或许可以奏效。”
宣宗召集百官集体讨论。户部侍郎奥屯阿虎、礼部侍郎杨云翼、郎中兰芝、刑部侍郎冯鹗，支持印制新钞；户部侍郎高夔、员外郎张师鲁、兵部侍郎徒单欧里白，主张靠征收赋税回收旧钞；只有户部尚书萧贡主张维持旧制；工部尚书李元辅认为两种方案可以并行。太子少保张行信认为不该印制新钞，只需要严格惩治抵制钞法的人就足够。侍御史赵伯成说：“印制新钞，变相掠夺百姓财富，危害比征收赋税还要严重；如果要征收回收，不应该盘剥农民，可以向商人征收，也算重农抑商。”刑部主事王寿宁反驳：“现在看重铜钱轻视纸币的恰恰是农民，征收应当先从百姓着手。”转运使王扩说：“讨论问题要找根源。如今每年要供给士兵家属口粮四万多石，如果让士兵就地屯田，减轻百姓负担，再推行征收纸币的政策，才容易落实。”榷货司杨贞，请求裁减不必要开支，裁汰闲散官员。还有人提议铸造面值百文的大钱，印制小钞节约成本；还有人提出要选任得力官员治理。
唯独吏部尚书温迪罕思敬上书：“国家法令条文十分完备，问题在于官吏不能执行。如果让我有权灵活处置，外地四品以下官员我可以直接杖责，三品以上官员上报朝廷；派两名监察御史乘驿马往来巡查。不需要更改法令，不需要向百姓加征赋税，只要统一号令，全国官吏百姓都会遵行。如果做不到，甘愿接受重刑。”
宣宗把奏章拿给宰臣看，说：“他自己立下这样的承诺，可以委任给他试试吗？”宰臣拿不定主意。监察御史陈规、完颜素兰纷纷上书争辩：“有些事情本来就难以推行，圣贤都觉得棘手，温迪罕思敬这么做只会祸害百姓。”大臣们意见纷乱，一个多月没有定论，宣宗感到厌烦，下诏维持原有制度，推迟加征回收纸币的期限。没过多久，朝廷最终采纳惠吉的建议，印制“贞祐通宝”。兴定元年二月，正式下诏推行，一贯贞祐通宝折合旧宝券一千贯；加重伪造、阻碍钞法的刑罚，提高捕获犯人的奖赏。
五月，因为钞法屡次变更，钞券一经发行很快贬值。印制钞券的桑皮、废纸原料都向民间索取，此时原料愈发难以获取。于是朝廷改变办法，折算钱财，只向百姓征收宝券、通宝，取名叫“桑皮故纸钱”，声称这样免除百姓运送实物的劳役，节约造纸物料耗费。
高汝砺上奏：“河南徭役调发已经十分繁重，赋税是从前的三倍，才勉强供应开支，负担已经极重。今年五月省部，因为每年征收的通宝不够开支，又向民间征收七千万贯桑皮故纸钱用来填补缺口，负担过重。最近又因为通宝流通阻滞，征收数额再加两倍。河南居民，三分之二是农民，今年赋税还没有收齐，又要征收这笔钱。百姓要么卖掉本该上交官府的粮食，要么卖掉自家口粮，除此之外没有钱财缴纳。如今最紧缺难得的是粮草，粮草产自民间，数量有限；可以变通处理的是交钞，由官府印制，可以灵活调整。把官府可以自主更改的纸币，强行摊派给百姓，后果不堪设想。从前大钞不行就改小钞，小钞败坏改宝券，宝券行不通再改成通宝，制度更改权掌握在朝廷手里，何必压榨百姓。百姓竭尽财力供应军费尚且不够，还要按人口、赋税、资产、产业层层加征。百姓无力承受，只能逃亡。百姓逃亡，土地荒芜，军粮供应断绝，军费储备和钞法两样全部毁掉。我不是不重视钞法，也不是故意和省部作对。钞券阻滞、物价上涨危害尚轻；百姓逃亡、军队挨饿，才是大祸。”朝廷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兴定三年十月，宰臣上奏：“从前物价贵铜钱贱，如果判贪赃罪按铜钱折算量刑，刑罚过重，于是就以白银作为量刑标准，白银一两折合铜钱两贯。如果贪赃是贞祐通宝，就直接按通宝数额定罪；战时收受通宝三十贯就判处死刑，但是按照金银比价折算，只相当于四百多文铜钱，本该只判杖刑。量刑轻重差距如此悬殊。”于是朝廷规定：贪赃案件，按照案发当时白银市价定罪量刑。
兴定四年三月，参知政事李复亨上奏：“新规，收受通宝赃物，全部折算白银定罪，白银一两折合铜钱两贯。按法律应当赎罪纳铜的犯人，现在只交纳通宝现钞。请求这类案件也让犯人交纳白银，既可以惩治罪犯，又能补贴国库。”宣宗交给尚书省商议，最后规定：因公过失犯罪，只交纳通宝赎罪；贪赃故意犯罪，必须交纳白银。
十二月，镇南军节度使温迪罕思敬上书：“钱币贵在流通不能堵塞。积压在官府不投放，会坑害百姓；大量散在民间不回收，官府财政就匮乏。钱币数量多少、币值高低，必须和物资相匹配。大定年间，民间铜钱多、交钞少，所以钱币贵重好用。战争兴起之后，官府铜钱储备极少，民间铜钱也不多；军队开支全部依靠交钞，每日印制投放数以万计，充斥市场，纸币怎能不贬值。不如解除限钱禁令，允许百姓自行开采铜矿铸造铜钱；官府统一铸造模具，粗劣不合规格的钱币禁止流通。铜钱数量自然增多，交钞就可以少发行；发行少，币值就抬高，便于流通。如今交钞越印越多，百姓越来越轻视。官吏想要抬高钞值却找不到办法，就按照官吏俸禄、百姓家产强行征收回收纸币，终究不能提高钞值，他们不知道根源在于铜钱短缺。我建议允许百姓铸钱；官府征收赋税，也允许百姓交纳白银。百姓可以用白银铸造几种面值钱币，铭文为‘兴定元宝’，规定币值，用来充当军赏，这也是补救弊政的办法。”朝廷没有采纳。
兴定五年闰十二月，宰臣上奏：“先前宝券败坏，印制贞祐通宝补救，到现在五年，通宝又落到当初宝券末期的处境。刚开始四贯通宝兑换白银一两，如今要八百多贯通宝才换一两白银。应当再次印制‘兴定宝泉’，新旧钞按比价搭配流通；每一贯兴定宝泉折合四百贯贞祐通宝；两贯宝泉兑换白银一两。各地设立官库，允许百姓拿旧通宝兑换新宝泉。县官能够让钞券流通的，官阶晋升一级，官职升一等；姑息纵容导致钞券阻滞的，降职、责罚。州府长官，根据下属州县的表现定赏罚。命令监察御史、各路行部官监察考核；订立纠察失职的处罚条例，监察御史失察要受责罚，行部官员要降职；聚众非议钞法难以推行的，判处两年徒刑；告发抓捕的人奖赏三百贯钱。”
元光元年二月，正式下诏推行兴定宝泉。元光二年五月，再改印制新钞，每一贯新钞折合旧通宝五十贯；又用绫绢印制“元光珍货”，和白银、各类旧钞一同流通。推行没多久，银价持续上涨，宝泉不断贬值，民间交易只以白银计价。元光二年，宝泉几乎没人使用。朝廷强行定法令：白银一两不能超过宝泉三百贯；价值白银三两以下的商品，不许用白银交易；三两以上的买卖，三份之中一份用白银，两份用宝泉、元光珍货、重宝。京城和各州设立平准务，负责宝泉和白银互相兑换；私下违规交易的，告发者、犯罪者分别赏罚。
这条命令下达之后，市面店铺白天关门，商人不再往来。朝廷感到忧患，于是废除市场禁用白银、禁止银钞私下兑换的法令。朝廷名义上有限制法令，民间却没人遵从；官吏虽然知情，却没有办法管控。金哀宗正大年间，民间交易全部只用白银。天兴二年十月，在蔡州印制“天兴宝会”，面额从一钱到四钱，一共四等，和现银等价流通；没过几个月，金国灭亡。
食货四·盐（白话译文）
金国制度，官府专卖的货物一共有十类：酒、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其中食盐居于首位。贞元初年，蔡松年担任户部尚书，重新恢复钞引制度，设置官员、建造库房印制盐钞、盐引。盐钞，用来核对盐司的登记账簿；盐引，用来核验州县批销缴回的数量。每七年整体整顿一次钞引制度。
当初辽、金旧领地沿海多产盐。上京、东北二路百姓食用肇州盐；速频路食用海盐；临潢府北面有大盐泺；乌古里石垒部有盐池，产出的盐足够供应境内百姓，官府只征收盐税。等到金国占领中原，盐场数量成倍增加，设置官吏、订立法令更加详备。但是机构增减不定，废置变动无常，只是根据现实情况补救弊端。
益都、滨州原先设置两处盐司。大定十三年四月，两处合并为山东盐司。大定二十一年，沧州、山东两处盐司都追求增加税收盈余，官吏违反禁令私自售卖食盐。朝廷议论担心长此以往破坏盐法，于是两处合并为海丰盐使司。十一月，又合并辽东各路盐场，设立两处盐司。大定二十五年，把狗泺盐场改设为西京盐司。这之后全国只设置山东、沧州、宝坻、莒、解、北京、西京共七处盐司。
山东、沧州、宝坻盐司计量标准：三百斤盐为一袋；二十五袋为一大套；盐钞、盐引、官方凭证三样齐全，才准许商人贩盐。小套，十袋、五袋或者一袋为一套，每套一张盐钞，盐引数量和袋数相等。宝坻零散食盐，按斤数折算，分成三分之六、六分之一的规格，发放小额钞引，方便售卖。
解盐计量：二百五十斤为一席；五席为一套；盐钞盐引和陕西转运司一同发售。向陕西军营输送粮食的人，可以凭官方文书换取盐钞盐引。
西京盐场按石计量：大套五石盐，小套三石盐；北京盐场大套四石盐，小套一石盐；辽东盐场大套十石盐。都是一套配一张盐钞，一石配一张盐引。零散食盐积攒满十石，同样一张盐钞搭配十张盐引。
食盐销售地界，因地制宜划分。山东、沧州共有九处盐场，食盐行销山东、河北、大名、河南、南京、归德各府路，以及许州、亳州、陈州、蔡州、颍州、宿州、泗州、曹州、睢州、钧州、单州、寿州。
莒州十二处盐场：涛洛场盐供给莒州；临洪场供给赣榆县；独木场供给海州司候司、朐山县、东海县；板浦场供给涟水、沭阳县；信阳场供给密州。这五处盐场，食盐还可以流通到沂州、邳州、徐州、宿州、泗州、滕州六地。
西由场供给莱州录事司、招远县；衡村场供给即墨、莱阳县；这两处的钞引以及半袋规格小钞引，准许在本州县售卖。宁海州五处盐场，只售卖零散食盐，不用盐引。黄县场供给黄县；巨风场供给登州司候司、蓬莱县；福山场供给福山县；这三处还可以销往邻县栖霞。宁海州场供给司候司、牟平县；文登场供给文登县。
宝坻盐供给中都路。平州副使在马城县设立库房存放钱款。解盐行销河东南路、河东北路、陕西东路，以及南京河南府、陕州、郑州、唐州、邓州、嵩州、汝州。西京、辽东盐只在本地销售。北京宗州、锦州出产的末盐，行销本路以及临潢府、肇州、泰州，接壤地区也可以售卖。
金世宗大定三年二月，订立军户私自煮盐、偷盗官盐的治罪法令，命令猛安谋克负责巡查抓捕。大定三年十一月，朝廷赐予益都、滨州、沧州盐使司银牌。
大定十一年正月，采纳西京盐判宋俣的提议，把狗泺盐场升格为六品盐使司，任命宋俣为盐使，顺圣县令白仲通为副使，把当年盐税收入定为固定税额。四月，乌古里石垒部百姓遭遇饥荒，免除当地盐池赋税。
大定十二年十月，诏令西北路招讨司，猛安管辖下的贫苦百姓，还有富人家里的奴婢，都配给食盐。宰臣上奏：“距离盐泺遥远的地方，领盐耗费路费，得不偿失。”于是改为按人口发放盐钱；富户家奴婢领钱，最多按二十口人计算。
大定十三年二月，把榷永盐场合并归入宝坻盐使司，取消平州、滦州盐税。沧州原先废弃海阜盐场；三月，当地百姓李格请求重新开设。朝廷派遣使者实地勘察。主管部门上奏：“重新开设海阜盐场，会减少沧州盐税收入；吃盐人口没有增加，盐产量上升，只会造成食盐积压卖不出去。”于是搁置这个提议。同月，大盐泺设置盐税官，再次免除乌古里石垒部盐池赋税。
大定二十一年八月，参知政事梁肃上奏：“宝坻以及周边县份粮食短缺，可以降低盐价，抬高粮食价格，用食盐交换粮食。”世宗交给宰臣商议。大臣们认为：食盐不是大量消耗的物资，如果降价换粮食，怕食盐积压，造成税收亏损。今年已经有七十多万石粮食运到通州，又有恩州、献州等六州一百多万石粮食陆续运到，足够赈济饥荒，不需要用盐换粮。于是作罢。十二月，取消平州摊派的盐税。
大定二十三年七月，博兴县百姓李孜，晒制日晒盐。大理寺把私煮盐、刮取碱土制盐两类案件处理办法上报。宰臣认为日晒盐和私煮官盐不一样。唯独张仲愈说：“私盐刑罚很重，仍然不断有人犯法，不能纵容。”世宗说：“刮碱土没有熬煮官盐，怎么能和私盐同等判罪？”张仲愈坚持：“如果这样放任，渤海一带百姓都会刮碱土制盐，官府盐税就会受损。”再三争辩，世宗于是把李孜比照刮碱土制盐定罪。之后再有同类案件，全部按私盐法令处置。
十一月，张邦基上奏：“宝坻盐税，如果每石盐征收一百五十斤正税，要考虑风干损耗。”于是规定每石盐加征二十二斤半耗盐；并且提前一年预支钱款给灶户，优待盐户。
大定二十四年七月，世宗巡幸上京，对丞相乌古论元忠等人说：“会宁尹蒲察通上奏，当地猛安谋克户生计艰难。速频路以东食用海盐；蒲与、胡里改各路食用肇州盐，最初税额一万贯，现在增加到二万七千贯。可以取消盐引，增加盐户，食盐就能充足。”乌古论元忠回答：“朝廷已经派人到咸平府以东规划。”世宗说：“不必等待使者回来，立刻办理。”蒲察通又请求撤销上京酒务，允许百姓自行酿酒交税。世宗说：“从前滦州一带曾经允许百姓煮盐，后来因为不便废止，怎么能允许百姓私自酿酒？”
大定二十五年十月，世宗从上京返回，对宰臣说：“我听说辽东百姓，普通百姓买盐食用，只要没有盐引，就按私盐治罪。普通小民零散买盐吃，哪里拿得到盐引。可以改为按户摊派盐税，或者询问百姓意愿，遵从百姓选择。”于是撤销北京、辽东盐使司。
大定二十八年，尚书省讨论盐务。世宗说：“盐使司虽然完成税收，但是向来骚扰百姓。盐官外出巡查，手下巡捕人员常常私带官盐，到地方索取贿赂酒食；稍有不顺，就拿私带的官盐诬陷百姓贩卖私盐。盐司一心追求超额税收，明明知道是诬陷，仍然施加刑罚。应当另外设置巡捕官，不受盐使司管辖，革除这些弊病。”
五月，新设巡捕使：山东、沧州、宝坻各两名；解州、西京各一名。山东巡捕使驻潍州、招远县；沧州驻深州、宁津县；宝坻驻易州、永济县；解州驻澄城县；西京驻兜答馆。官阶从六品，直接归省部管辖，每人授予银牌。从盐使司弓手抽调人手充当巡捕差役；禁止擅自闯入百姓家中搜查；百姓家中食盐数量一斗以下，不予追究；只抓捕私自熬煮、贩运私盐的人。三百里以内案件归转运司处理，超出三百里交由地方府衙提点所处置；偷盗官盐的案件同样照此办理。
金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月，章宗到隆庆宫，告诫官吏：“我打猎的时候看到很多百姓因为触犯盐法获罪，百姓怎么承受得了。我打算仿照平州、滦州、太原摊派盐税旧例，允许百姓自行煮盐。召集百官商议这件事。”
十二月，户部尚书郑俨等人上奏：“如果按人口摊派盐税，百姓既要交纳摊派钱，还要另外买盐吃，双重耗费百姓钱财，只会让煮盐贩盐的人获利。如今盐价，是过去钱币充足的时候定下来的，现在情况已经不同。天下太平日久，户口增长，食盐税收本该盈余，实际却没有增长。原因在于官定盐价太高，百姓贪图私盐便宜，造成官税亏损。最近已经把宝坻、山东、沧州盐价降到每斤三十八文，请求再减八文。每年税收不过减少一百二十多万贯。官盐价格降低，销量上涨，自然会有盈余，不会完全损失降价的部分。何况府库金银折算钱币，超过一万万贯。就算盐税不足，也足够一百多年财政开销。只要量入为出，不会出现财政缺口。请求平州、滦州摊派盐税也降价；各路巡盐弓手，不许擅自巡查抓人，杜绝诬陷。”
礼部尚书李晏等人说：“所谓摊派干办盐钱，名目不好，也不是好制度。想要杜绝私煮私贩，最好盐价降到每斤二十五文，官盐私盐价格持平，私盐自然绝迹。巡盐官吏常常拿私盐诬陷百姓，巡捕必须和当地州县官员会合之后，才可以巡查；违规的由按察司治罪。”
刑部尚书郭邦杰认为：平州、滦州沿海，太原盐碱地，可以维持摊派旧制，其余采纳郑俨建议。
御史中丞移剌仲方说：“私自煮盐贩盐的人，明明知道犯法还要做。可以选派能干官吏做巡捕使，但是不许闯入民宅搜查。”
同知大兴府事王翛请求盐价降到每斤二十文，裁撤巡盐官。
左谏议大夫徒单镒，认为摊派盐税更合适。
宰臣上奏：“食盐成本每斤十文，二十五文定价比较适中。巡盐弓手裁减三分之一；盐官外出巡查，必须会同当地州县官员一同前往，没有会同就抓到人，不算定罪。从明年五月初一开始施行。”
章宗下令，宝坻、山东、沧州食盐每斤定价三十文；已经下发还没兑换的盐钞引，按照新价补足差额；其余建议全部采纳。
十二月，撤销西京、解州巡捕使。朝廷已经下诏废除摊派干办盐钱。同月，派遣大理司直移剌九胜奴、广宁推官宋扆，考察北京、辽东盐司利弊。之后重新恢复北京、辽东盐使司；北京路每年税额十万余贯；辽东路十三万贯。撤销西京、解州巡捕使。
明昌元年七月，有人上书：河东北路摊派盐税每年十万贯，负担太重，百姓大量逃亡，请求放缓催征。章宗下令农闲时节派遣使者实地调查。十二月，订立禁令，州县不许擅自额外摊派盐税。
明昌二年五月，尚书省上奏：山东盐税收不足，是盐司官员外出巡查，不能直接抓捕犯人，必须会同地方官，犯人无所畏惧。于是下诏：从今往后，遇到私盐贩运，盐司官员可以直接抓捕；百姓私自煮盐、藏匿私盐，会同地方官入户搜查。巡尉弓手，不跟盐司相约，不许擅自进入百姓家中。
明昌三年六月，孙即康会同盐司官员议定：军民触犯私盐法令，三百里以内案件，盐司审理定罪；超出三百里，交由提点所；抓捕奖赏，全部由罪犯承担。猛安谋克部下军民煮盐贩私盐，主管官员可以纳资赎罪；三次犯罪处以杖刑；如果能够抓捕犯人，可以免罪。滨州渤海县永和州距离州城遥远，容易藏匿私盐盗匪，改为永丰镇、曹子山村，两处增设巡检。山东、宝坻、沧州盐司判官，官阶升为从七品，任用进士出身的人。章宗对猛安谋克杖刑的方案令大臣再商议，其余全部批准。
尚书省上奏：山东滨州、益都九处盐场，食盐行销山东等六路；涛洛等五处盐场，只行销沂、邳、徐、宿、滕、泗六州。两处税额差距很大。如果五处小盐场和九大盐场统一考核盈亏，小盐场官员依仗大盐场的高税额标准，不会尽心办事，滋生舞弊。于是规定五处小盐场单独考核。原先小盐场和盐使、盐副一同考核，到这时更改制度。
明昌五年正月，八处小型盐场官员左荜等人，因为完不成税额，上交告身请求罢官。朝廷派遣使者巡视十三处盐场，重新核定税额。涛洛等五场设置管勾官，可以恢复足额税收；左荜管辖的八处盐场，依照大定二十六年旧制，以现在实际税收，按照新制度永久考核。
户部郎中李敬义上奏：八处小盐场新定税额减半，如果全部按新税额执行，往年已经上交国库的税收，新旧差额巨大，官吏容易借机舞弊，实际征收的钱粮不会全部登记上交国库。于是参照明昌元年酒税院务制度，命令盐场立刻按新规征收。
十一月，旧制度：猛安谋克触犯私盐、私酒曲法令，由转运司审理。现在更改法令：军民私盐案件归盐司审理；私酒曲案件归转运司；三百里以外案件交付提点所。应当传讯犯人，地方官府故意不肯送交的，判处两年徒刑。
十二月，尚书省议定：山东、沧州盐原先每斤四十一文，宝坻四十三文；大定二十九年降为三十文，每年税收减少一百八十五万四千余贯。后来国家财政不足，盐价每斤增加三文，定为三十三文。
承安三年十二月，尚书省上奏：“食盐带来的税收十分丰厚。如今户口繁衍，吃盐百姓比从前成倍增加；军队领用盐引数量巨大。食盐是日用必需品，销量不会因为价格高低而大幅变化。不趁机获取财政收入，会白白损失利益。”于是重新定价：山东、宝坻、沧州三盐司食盐，每斤四十二文；解州盐，每席从五贯增加到六贯四百文；辽东、北京盐，每石从九百文增加到一贯五百文；西京煮盐，每石二贯八百文；捞盐，每石二贯文。盐价上调，销售额度也增加。
七处盐司原先每年税收六百二十二万六千六百三十六贯五百六十六文；涨价之后，每年税收一千零七十七万四千五百一十二贯一百三十七文二分。其中：山东旧税二百五十四万七千三百三十六贯，增至四百三十三万四千一百八十四贯四百文；沧州旧税一百五十三万一千二百贯，增至二百七十六万六千六百三十六贯；宝坻旧税八十八万七千五百五十八贯六百文，增至一百三十四万八千八百三十九贯；解州旧税八十一万四千六百五十七贯五百文，增至一百三十二万一千五百二十贯二百五十六文；辽东旧税十三万一千五百七十二贯八百七十文，增至三十七万六千九百七十贯二百五十六文；北京旧税二十一万三千八百九十二贯五百文，增至三十四万六千一百五十一贯六百一十七文二分；西京旧税十万四百一十九贯六百九十六文，增至二十八万二百六十四贯六百八文。
承安四年四月，宰臣上奏：法令规定，猛安谋克发现私盐却不抓捕，处以杖刑；部下有人犯私盐罪，上级长官根据人数多少治罪。现在有世袭权贵家族，自己参与私盐、私酒曲、杀牛违禁事情，必须严加禁止。于是订立徒刑、杖刑条例，不许纳钱赎罪；罪行不够徒刑的，杖责五十。
八月，命令山东、宝坻、沧州三处盐司，每年春秋两季派遣官员，督促按察司、州县巡查私盐。
泰和元年九月，尚书省大臣上奏：沧州、滨州盐司，每年采购席子一百二十万套，全部向民间摊派。清州以北靖海县新设立沧州盐场，原本是狩猎场地，低洼多芦苇。应当解除禁令，允许百姓随时收割编织席。
十一月，陕西路转运使高汝砺上奏：“旧制度，告发抓捕私盐、私酒曲，按照斤两发放赏金，全部向犯人征收。盐司官员抓获私盐，私盐直接充公，没有赏金；巡捕军兵赏金是普通人一半；免役弓手再减半。同样犯罪，奖赏却不一样。请求把盐司官员没有发放的赏金份额、弓手扣减的赏金，全部收缴国库，做到罪罚奖赏公平。”章宗批准。
泰和三年二月，解盐司盐使驻守本州，副使驻守安邑。十一月，订立进士出任盐使司官职的办法，按照科举名次、入仕先后安排职务。
泰和四年六月，七处盐使司税额，订立每七年重新核定一次的制度；食盐每斤涨价到四十四文。桓州刺史张炜上奏请求用食盐交换粮食。章宗交给尚书省商议。
同月，诏书指出：山东、沧州盐司增加税额之后，每年税收持续亏欠。官府没有妥善规划，管勾、监同和办事人员互相勾结舞弊。朝廷挑选能干人员替换两地盐使、盐副；盐场管勾，选用进士、各部令史、译人、书史、译史、律科、经童、各局出身，清廉谨慎的人担任，罢免旧有官吏。
十月，西北路有人违反熬制土碱禁令。大臣讨论，不能比照私盐重判。于是订立法令：私自熬碱，杖责八十；每十斤加一等，最高徒刑一年；告发奖赏比照私矾案例。
泰和五年六月，山东、沧州盐司税收亏空，朝廷派遣户部员外郎石铉调查。石铉回奏，建议两处盐司划分区域分别管理。朝廷下令：河北东西路、大名府、恩州、南京、睢州、陈州、蔡州、许州、颍州，划归沧州盐司；山东东西路、开州、濮州、归德府、曹州、单州、亳州、寿州、泗州，划归山东盐司。按照辖区人口承担盐税。
十月，签河北东西大名路按察司事张德辉上奏：海边百姓很容易得到私盐，所以犯法的人很多，可以按照人口摊派食盐。尚书省交由山东按察司讨论利弊。山东按察司回奏：莱州、密州连年歉收，按人口摊派盐钱，数额不大，百姓仍然觉得负担沉重，会造成百姓流亡。私煮盐的都是无籍游民，摊派盐税也制止不了私盐。于是下令沧州、山东盐司派遣驿马，巡查各自辖区。
泰和六年三月，右丞相宗浩、参知政事贾铉上奏：“国家财政主要依靠盐税。如今山东盐税亏欠五十多万贯。私盐团伙横行，盐司抓捕不了，统军司、按察司也不加管束。如果只按照私盐案件数量罚俸禄降官职，官吏会隐瞒案件，私盐更难管控。应当订立制度，官员任职期间盐税实际盈亏，由盐司上报省部，作为官吏升降依据。”于是下诏：统军司、招讨司，府、州官员，辖区出现私盐案件，两次发生扣半个月俸禄；一年五次，上报朝廷处置。巡捕官触犯失职，直接杖责处罚；由按察司、御史监察。
四月，采纳涿州刺史夹谷蒲乃建议，莱州百姓交纳盐钱，可以交纳丝绵、白银、交钞。
泰和七年九月，订立西京、北京、辽东盐使判官，各盐场管勾的考核升降制度。文官，资历晋升考核：税收增额不足一分，排在本等级首位；增一分，削减一资履历；增二分，削减两资履历，升一级官；增四分，削减两资履历，升两级官。税收亏欠，对应降罚。任满考核：增额不足一分，本等级首位；增一分，减一资；增二分，减一资，升一阶；增四分，减两资，升两阶。亏欠税收也按这个标准降职。
十二月，尚书省采纳卢附翼建议，订立灶户私自贩卖官盐的法令：盐户完成额定盐课之后，剩余食盐必须全部上报官府；私自留存，比偷盗官盐减一等治罪。刮碱土熬盐、烧黄穗草淋卤水、用发酵粥糜酿酒，全部杖责八十。
泰和八年七月，宋克俊上奏：盐场管勾改用进士各科出身之后，监官失去升迁县令的途径，做事懈怠，造成税收亏欠，请求恢复旧制。主管部门回复：泰和四年改任制度，是选用当时到吏部的人员替换旧官；以后就用每年秋季到吏部报到的人员接替盐场管勾。同年七月，诏令沿边境各个榷场，官府百姓都可以用食盐交易。
金宣宗贞祐二年十月，户部上奏：阳武、延津、原武、荥泽、河阴各县，遍地盐碱，百姓私自熬盐，无法禁止。于是设置盐场，设置判官、管勾各一员，隶属于户部。不久，御史台上奏：各个县盐场利益，全部被豪强势力霸占，却说商贩不能这么做。于是下令御史分头前往各地，申明颁布禁令约束。
金宣宗贞祐三年十二月，河东南路代理宣抚副使乌古论庆寿上奏说：“绛州、解州百姓大多以贩盐为业，他们从大阳关出发，用盐交换陕州、虢州的粮食；等到渡河返乡的时候，官府强行收购他们十分之八的粮食。除去旅途开销，剩下的利润能有多少？而河南行部又亲自运盐到陕州换粮食，把百姓的利益全部夺走。连年河东遭遇旱灾蝗灾，再加上官府强行征购粮食，物价飞涨，百姓流离逃亡，实在值得怜悯。请求废除这种强行征购粮食的做法，来缓解百姓的灾患。”
贞祐四年七月，乌古论庆寿又上奏：“河中府粮食匮乏，官府既不能救济，又通过强行征购抢夺当地粮食。盐本属于官府物资，有关部门先陆路运到黄河边，再用船只运送到京兆府、凤翔府，用来和商人交易，得来的过程艰难，耗费巨大。可是陕西行部每石盐又强行征购二斗，这等于官府自己的物资，官府还要再向自己征购。转运食盐交换物资，本意是接济河中府，陕西却又强行索取，这不是抢夺又是什么？请求两地全部听凭百姓便利行事，那么官府和民间都能得到好处。”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兴定二年六月，采纳延安行六部员外郎卢进的建议：“绥德的嗣武城、义合寨、克戎寨临近黄河，当地土地多出产盐，请设置盐场管勾一名，每年可以收获盐十三万多斤，能够上缴钱币二万贯，补贴军用开支。”兴定三年，皇帝下诏采纳这条建议，设置官员卖盐，供给边防开支。
兴定四年，李复享上奏：“调拨黄河西岸解盐往年用来交换粟麦的一万七千石粮食，供给关东使用。”不久朝廷下令，解盐不允许流通到陕西，因为北方出现军情警报，黄河沿岸的禁防正执行得十分严格。
元光二年，皇族讹可上奏，百姓运输解盐有助于军粮供给，皇帝下诏修筑石墙来加固盐场设施。
酒
金朝酒类专卖沿袭辽、宋旧有的制度。天会三年，才规定专卖官员以任职满一周年作为任期结束。
金世宗大定三年，下诏：宗室私自酿酒的，交由转运司审讯查办。同年，尚书省上奏，中都的酒户大量逃亡，因此税收额度越发亏空。皇帝说：“这是官府不严令禁止私自酿酒造成的。”下令调拨一百名士兵，隶属于兵马司，会同酒使、酒副使，合计一千人巡查缉捕，就算权贵豪门之家，也允许入户搜查。奴婢违反禁酒法令的，杖责主人一百下。同时命令大兴少尹招回流亡的酒户。
大定八年，重新订立制度：酒使司税收达到五万贯以上、盐场税收不足五万贯的，按照旧例同时任用文官武将；其余岗位全部选拔有才干、多次任职都没有造成税收亏空的武职官员担任。
大定九年，大兴县官员因为广阳镇税务亏欠税额，害怕被扣俸禄，就把酒强行分派给当地百姓，逼迫百姓缴纳酒税。大理寺认为这些官员没有把钱财纳入私囊，请求准许他们缴纳赎金抵罪。皇帝说：“虽然不算贪赃私吞，可平民百姓蒙受了祸害，如果只允许交钱赎罪，拿什么惩戒后来的人？”特意下令将涉事官员革除职务。
大定二十六年，尚书省上奏，盐、铁、酒、酒曲确定税收定额之后，各类税收都有不同幅度增长。皇帝说：“我当初在上京，当地酒的味道不好。我打算效仿中都曲院的方式收取酒曲税，希望百姓能够喝到品质好的酒。我自己日常膳食也厉行节俭，曾经有公主前来，竟然没有多余膳食招待。我如果想要每天消耗五十只羊，哪里会做不到？只是考虑所有耗费全都取自百姓，不忍心这么做。主管官吏只知道为自己谋利，不知道财富从何而来。对于开拓业务、税收超额完成的官员，予以奖赏升迁；税收亏空的予以惩罚降级。还要重新订立合并盈余、合并亏空的计税规则，不能低于原本的税收定额。就算是普通武官造成税额亏空，也要和其他岗位官员一样降职处罚，希望起到激励劝诫的作用。比如按功劳酬赏，应当完成两万贯税收，实际只收得一万七八千贯，不够两次酬赏标准的，官员就只上缴一万贯，剩下的钱财就私自侵占。从今往后，允许官员在本次任职内没有兑现酬赏的结余钱款，和下一次任职增收的钱款合并计算酬赏，这样钱财就能归入官府。另外主管官吏的俸禄津贴，如果不预先发放，凭什么要求他们廉洁奉公？今后达到考核标准、完成期限的官吏，就执行这套办法。”又上奏裁撤杓栏人。
大定二十七年，朝廷商议：全国各处酒务机构，仿照中都的制度，改为征收酒曲税，允许民间自行酿酒售卖。户部派遣官员前往辽东来远军、南京路新息县、虞城县，西京路西京酒使司、白登县、迭剌部族、天成县这七处调查，除正式税收之外，当地百姓愿意承包税额自行卖酒。皇帝说：“历来主管官吏很多会侵占官府钱财，如果让百姓承包经营，大概可以革除这个弊端，可以试行。”
金章宗明昌元年正月，重新订立新的税收制度，下令立刻执行征收。中都曲使司，大定年间每年收入钱币三十六万一千五百贯；承安一年，每年收入四十万五千一百三十三贯。西京酒使司，大定年间每年收入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五百八十八文；承安元年每年收入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
同年七月，规定中都曲使司，以大定二十一年到明昌六年的税收数据为区间，综合平均，取一年的平均数作为税收定额。
明昌五年四月，尚书省上奏：“过去各地酒税务设置杓栏人，选用曾经在朝廷服役的射粮军士兵充任。大定二十六年裁撤杓栏人之后，那些在朝廷服役的士兵，发放额外钱粮作为酬劳。现在打算把原先征收的杓栏钱，用来替代这笔额外补贴；命令各个酒务机构，按照实际税收数额，抽取百分之三，随同正式税收一并上缴，不纳入考核比较。每年大约可得钱币三十多万贯，补贴国家财政。”
泰和四年九月，尚书省上奏：“京城曲使司，自从确定税额以来，连续八年税收都在增长。应当沿用旧法，汇总八年全部税收，折算平均为一年的定额，再加上新增各类物资的一成税款，合并作为正式税额。以后的酒税，每五年重新制定一次制度。”又下令各地酒务，在原有税额基础上，统一抽取三成作为糟酵钱。
泰和六年，订立法令，各酒务卖酒的数量各有限额，如果超额售卖，或是携带酒品超出限额的，依法治罪。
金宣宗贞祐三年十二月，御史田迥秀上奏：“大定年间，酒税每年达到十万贯，才设置酒使司；后来税收两万贯也设置酒使司。现在河南一地酒使司官员就有五十多人，白白耗费朝廷俸禄，应当恢复大定年间的制度。”元光元年，朝廷重新设置曲使司。
醋税
从大定初年开始，因为国家财政不足，设置官府专营醋，补充国库开支。到大定二十三年，府库财物充足，于是废除醋的官营。
章宗明昌五年，官府收入不足以应付开支，上书言事的大臣请求征收醋税获取利润，于是朝廷下令官府专营醋，具体税额，等待派遣官员核定，之后又废除。
承安三年三月，朝中大臣认为国家开支浩大，再次恢复醋的官营。年税额五百贯以上的醋务设置都监，一千贯以上增设同监一名。
茶
金朝的茶叶，除宋朝每年进贡的部分之外，其余全部在宋朝边界的榷场交易。
世宗大定十六年，因为民间私贩茶叶现象很多，重新制定有关私贩香茶的定罪和奖赏条例。
章宗承安三年八月，朝廷认为购买茶叶耗费本国财力，还资助敌国，于是下令官府自行制茶。派遣尚书省令史、承德郎刘成前往河南视察官营制茶事务。刘成没有亲口品尝茶叶，只采纳百姓说法，说这种官制茶叫温桑，实际上并不是真正茶叶，回来之后禀报皇帝。皇帝认为他办事不负责任，杖责七十，罢免官职。
承安四年三月，在淄州、密州、宁海州、蔡州分别设置制茶作坊，制造新式官茶，仿照南方茶叶样式，每斤装成一袋，定价六百文。因为商人们都不愿意贩运官茶，朝廷命令山东、河北四路转运司，按照各地户口分摊茶叶袋数，下发各个州县强制售卖。想要购买茶引的百姓，可以缴纳钱币，也可以用物资折算，各随自己方便。
同年五月，因为山东百姓私自制造售卖茶叶，侵占官营茶叶的收益，朝廷订立法令，比照私自炼制矾的法条，犯者判处两年徒刑。
泰和四年，皇帝对宰辅大臣说：“我曾经品尝过官造新茶，味道虽然不好，但也不是不能饮用。最近我派身边侍从调查，才知道山东、河北四路，全部把官茶强行摊派给百姓。既然是强迫百姓，就应当治相关人员的罪。不知道这件事是转运司官员做的，还是州县县官做的，当地按察司官员也要连带治罪。核查清楚之后上报。从今往后，每袋官茶降价三百文；到第二年四月还卖不掉，就算茶叶腐烂损坏，也不再追究责任。”
泰和五年春季，朝廷撤销制茶作坊。三月，皇帝告诫尚书省大臣：“现在虽然不再制造官茶，但是不要砍掉茶树，茶园土地任凭百姓耕种、砍柴。”
泰和六年，河南地区枯死的茶树，官府下令补种。十一月，尚书省上奏：“茶叶属于消遣饮品，不是生活必需品。近些年上上下下争相饮茶，农民尤其爱喝，街市上茶铺一家挨着一家。商人大多拿丝绢交换茶叶，每年耗费钱财不少于一百万，这是拿本国有用财物去换取没用的东西。如果不加以限制，恐怕钱财消耗会越来越严重。”于是规定，只有七品以上官员的家庭才允许饮茶，并且不许转卖，也不许馈赠别人。家中不该留存的茶叶，按照斤两订立处罚、检举奖赏标准。
泰和七年，再次修订饮茶的禁令制度。
泰和八年七月，上书言事的官员提出：茶叶是宋朝出产的草木芽叶，用来换取我国丝锦绢帛这类有用物资，十分不划算。国家出产的食盐取自卤水，每年源源不断产出，可以拿食盐交换茶叶。朝中大臣认为食盐换茶贸易规模不大，于是上奏允许同时搭配各类杂物进行交换。
金宣宗元光二年三月，朝中大臣因为国家窘迫、财政枯竭，上奏：“黄金、钱币、粮食，是国家一天都不能缺少的。茶叶产自宋朝，并不是急需的饮食物资。过去商人拿金银布帛换取茶叶，白白消耗本国财富。泰和年间，曾经禁止饮茶，后来因为宋朝求和，禁令才解除。战乱兴起之后，又重新推行禁令，但是触犯法令的人依旧很多。边境百姓贪图利益，越过国境私下交易茶叶，还担心会泄露军情，引来盗贼入境。如今河南、陕西五十多个郡，每个郡每天大概消耗茶叶二十袋，每袋折合白银二两，一年之内白白耗费民间白银三十多万两。为什么要用我国有用物资去资助敌国？”于是订立制度：亲王、公主以及现任五品以上官员，家中已经存有的茶叶可以保留，禁止售卖、馈赠。其余所有人一律不许持有茶叶。违反法令的判处五年徒刑；检举告发的，奖赏宝泉钞一万贯。
诸征商（各类商业税收）
海陵王贞元元年五月，把京城闲置空地赏赐给在朝大小官员以及护驾士兵；七月，按照等级向他们征收钱财。
大定二年，订立院务机构税收亏欠、超额完成以及功劳酬赏的制度。同年八月，废除各路关卡商业税，只保留稽查盘查职能。
大定三年，尚书省上奏：“山东西路转运司上报，坊场、河渡的税款很多拖欠收不上来。”皇帝下诏按照地方主管官的考核制度，根据拖欠时间远近，分级减免拖欠税额。又采纳尚书工部令史刘行义的建议，订立城市房屋租赁收税的制度。
大定五年，过去河泺地区撤销官府管理，现在重新招募百姓承包经营；等到两届承包期满之后，依旧恢复官府管理。
大定二十年正月，订立商业税法：金银交易征收百分之一的税，其他各类货物征收百分之三的税。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户部上奏：全国河湖水面已经允许百姓共享收益，原先设置官员管理的七处河湖，可以撤销，交给地方官府，严禁豪强独占河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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