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癸巳，八座上奏：“刘义宣、臧质悖逆作乱，罪恶滔天，勾结淮岱，图谋倾覆社稷。臧质起兵、戒严之初，二郊、太庙、太社都已经遍行告祭。刘义宣叛乱，当时没有单独告祭。皇帝将要出兵，叛贼迅速溃败，臧质被斩首，刘义宣被俘，两个逆贼全部平定，应当昭告神灵。查元嘉三年讨伐谢晦，出兵之时遍告二郊、太庙；平定叛贼之后，只告太庙、太社，不告二郊。”礼官广泛商议。太学博士徐宏、孙勃、陆澄议论：“礼书没有报功不告的道理。出兵之时已经遍告，如今叛贼擒获，告功不应有别。”国子助教苏玮生议论：“《王制》记载，天子巡狩，回来之后告祭祖祢。《曾子问》：诸侯朝见天子，出发告祖，奠于祢庙，命祝史告祭社稷、宗庙、山川。出发用牲币告祭，回来也是一样。诸侯互相朝见，回来一定要告祭祖祢，再命祝史向之前告祭的神灵报至。又说天子诸侯将要出行，必定用币帛玉圭告祭祖祢，回来也要告至。天子诸侯事情大小不同，礼义大体一致，出行告祭、归来告至，道理没有差别。郑玄说：出入礼仪相同，意思十分清楚。天子出征，类祭上帝，由此推求，归来也应当告郊，没有疑问。元嘉三年平乱只告庙社，不清楚缘由。有人认为《礼记》只写归来告祖祢，没有告郊的文字。如果拿这个做依据，很难说通。《礼记》本是残缺典籍，篇目文字多有缺失，应当推求义理，不能处处死守条文。天子归来告社，也没有现成记载，为什么唯独告郊要被质疑。出入必告，是孝敬之心。告至重在报平安，不是献捷的礼仪。如今皇帝根本没有出宫，不存在出行归来告至的情况；如果举行不曾出行的告礼，没有先例。我认为祝史致辞，重在表达诚信。如果义理不合礼制，可以据实省去。我们商议，认为应当告祭南北二郊、太庙、太社，照旧由公卿主持。”孝武帝下诏批准。
孝建二年正月庚寅，有司上奏：“本月十五日南郊。查旧仪，宗庙祭祀皇帝亲自主持，太尉为亚献；南郊皇帝亲自主持，太常为亚献。另外宗庙祭祀开始时，以酒灌地；送神的时候不再灌地。而南郊祭祀开始灌地，和宗庙一样，送神之时又灌地，两种仪制不一样，存有疑问。下发礼官订正。”太学博士王祀之议论：“《周礼》大宗伯‘辅佐君王安定邦国，以吉礼侍奉鬼神，禋祀昊天上帝’，也就是现在的太常。所以郊祭上天，太常做亚献。又《周礼》外宗记载：王后不能参与祭祀，就协助宗伯。郑玄注：王后不参与，宗伯代理王后的事务。又说君主执圭瓒献酒，大宗伯执璋瓒亚献。近代以来，王后不参与宗庙祭祀，应当由大宗伯代理亚献。现在宗庙却用太尉亚献。郑玄注《礼记·月令》说：三王有司马，没有太尉。太尉是秦代官职。年代久远，宗庙祭祀尊崇，代理王后的事情重大，所以用上公亚献。”又议论：“感念时序，触景生情；进入宗庙，怀想先祖。神灵所在不定，不能只在一处求祭。郑玄注《仪礼》有司篇：天子诸侯在祊地绎祭，绎祭就是再次祭祀。如今宗庙送神不再祼灌，是把后续祭祀放在祊绎，意思是留神于别处，不是减省礼数。郊庙祭祀本身不同，所以灌送的礼仪有别。”
太常丞朱膺之议论：“《周礼》大宗伯掌管典礼，以侍奉神灵为首要，总领祭祀，以昊天上帝为最尊。现在的太常就是古代宗伯。另外查袁山松《汉百官志》记载：郊祀的时候，太尉掌管亚献，光禄勋掌管三献。太常每次祭祀，先上奏礼仪流程，辅助天子行礼，不主持献酒。依照这个记载，汉代亚献由上公，不是宗伯。如今宗庙以太尉亚献、光禄勋三献，是汉代旧仪。贺循定下太尉从东南道登坛，说明太尉必须参与郊祭。古礼虽然由宗伯亚献，但是礼制有沿革，上公亚献是汉代成法。我认为郊祀礼重，应当和宗庙一致。太常负责辅助天子，不能同时兼任亚献。再论祼灌之事：《礼记》说，祭祀是求取阴阳之义。殷人先求阳，乐曲三终之后迎牲，也就是后灌。周人先求阴，用鬯酒灌地，香气直达渊泉，灌完之后迎牲，也就是先灌。这些都是庙祭，不是郊祭。查《周礼》天官：祭祀时辅助君王祼献。郑玄注：祼就是灌。只有人间宗庙才有祼灌，天地至尊大神不灌。郊祭本来没有灌礼，后世沿袭下来是错的，应当取消灌礼。”八座、丞郎、博士全部赞同朱膺之。尚书令建平王刘宏再次评议，认可朱膺之的意见，孝武帝下诏批准。
大明二年正月丙午初一，有司上奏：“本月六日南郊，皇帝亲自主持。到时候如果下雨怎么办？曹魏时候遇雨，高堂隆主张改到下一个辛日。晋代将要出行遇雨，顾和也说应当改期再告。徐禅说：晋武帝时期，郊祭有时用丙日、己日、庚日。请礼官议定。如果改期，要不要重新告庙？”博士王燮之议论：“郊祭遇雨改期，前代已有定论。礼传记载郊祭用辛日。《郊特牲》：郊祭用辛日，周人最初郊祭就在冬至。郑玄注：三王郊祭都用夏历正月，用辛日，取斋戒自新之意。《月令》：择吉日，向上帝祈谷。注：吉日就是上辛，是郊祭上天。《春秋》记载两次郊祭：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传》说：郊祭用正月上辛。哀公元年四月辛巳郊，《谷梁传》说：正月到三月，是郊祭的时节。用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吉就用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再不吉就用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由此可见，郊祭没有不用辛日的。晋代用丙、己、庚日，另有缘由。武帝十二月丙寅受禅南郊，不能用辛日；泰始二年十一月，把圆丘、方泽二至祭祀并入南北郊，三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祭天，属于圆丘大礼，不是祈谷，所以也不用辛日。现在的郊祀，沿用夏历，就算延期，仍然应当用辛日。徐禅的依据不妥。另外《郊特牲》：在祖庙受命，在祢庙占卜。郑玄注：受命，是告祭之后占卜。告祭的本意是郊祀这件事，不是告日期。如今只是改期，郊祀本身不变，不必重新告庙。”
曹郎朱膺之议论：“前代儒者对郊祭说法不一。《周礼》有冬至圆丘祭天，《月令》孟春祈谷于上帝。郑玄认为圆丘祭祀昊天上帝，以帝喾配，是禘祭；祈谷祭祀五精之帝，以后稷配，是郊祭。两次祭祀时间不同，神灵不同。别的儒者说，圆丘祭祀以后稷配，地点叫郊，形制叫圆丘，名字两个，实际是一件事。晋武帝舍弃郑玄，依从这一派，所以郊祭放在冬至。既然在冬至，就不必固定辛日。西晋中原郊祭不一定用辛日，正如徐禅所说。东晋以来，都放在正月，依据经传三王郊祭用本朝正月，晋不改历，行夏之时，放在年初，不用冬至，都用上辛，是近代定例。祭祀的原则，过时不祭。现在还在孟春，郊祭时节没有过去，遇雨改期，不违背礼制。已经占卜确定日期，因为变故不能举行，郊祀是敬神大事，应当重新告祭。高堂隆说，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可见北郊可以不用辛日。”尚书何偃议论：“郑玄注《礼记》，引用《易》说三王郊祭都用夏正。《周礼》国家大事多用正月。《左传》说启蛰而郊。郑玄这个说法有据。各家异说，说三王各用自己正朔郊天，属于牵强之说，不可取。《谷梁传》说春三月都可以郊祭，实在浅陋。但是郊祭用辛，大家意见一致。晋代郊祭用庚己，没有更早依据。我认为依从晋代旧例，遇雨改期仍然用辛日，不必重新告庙。王燮之所说受命占卜，告的是郊祀这件事，不是日期，见解精当。”右丞徐爰议论：“郊祀用辛，遇雨改期，礼官已经详细讨论。何偃认为不必重新告祭，我赞同。当初占卜郊祭日期，现在应当更改：只告祭这件事即可。下一个辛日相隔十天，足够斋戒，牲畜在涤宫饲养，不能拖到三月。一旦杀牲、进献毛血之后遇到下雨，就由有司代行，不再改期。”众人意见不一。朝议裁定：依从经义，遇雨改用下一个辛日，不重新告祭；如果已经杀牲荐血之后遇雨，就由官员代行。孝武帝下诏批准。
宋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辛酉，下诏：“我刚刚承受天命，接连遭遇多难，战事频繁，事务繁重，告祭虽然不曾空缺，但是没能亲自郊祀。现在天下安定，各类祭祀有序，应当遵从旧典，亲自郊谒上帝。”有司上奏，没有先例。黄门侍郎徐爰议论：“虞舜有类祭上天，殷商有昭告之礼。开创基业、成就大功，德行盛大，必定祭祀上帝。汉魏以来，都遵从这个典章。高祖武皇帝刘裕平定伪楚，当时晋安帝还在江陵，就在京师告祭平乱之功。泰始年间顺应天命，出兵讨伐，戒备多时，虽然有官员供奉祭祀，但是陛下没有亲祭。查晋武帝二月郊祭，晋元帝三月郊祭。有特殊的大庆，就有特殊礼制，不能被常规正月上辛限制。应当让史官挑选十一月吉日，皇帝亲自南郊，拜谒昊天上帝，以高祖武皇帝配享。其余配祭神灵，不列入本次祭祀。”尚书令建安王刘休仁等人赞同徐爰，朝议认可，明帝下诏批准。
泰始六年正月乙亥，明帝下诏：“古礼，帝王每年郊祭、明堂祭祀。晋代以来，隔一年郊祭一次，明堂和郊祭同一天。礼制有繁简疏密。从今以后，可以隔两年一次郊祀，隔一年一次明堂祭祀。外朝详细议定。”有司上奏：前兼曹郎虞愿提议：“郊祭、明堂祭祀，都主祭天神，同一天隆重献祭，显得亵渎。陛下诏书，圆丘报功，三年一祭；明堂配帝，隔年献祭。斟酌吉日，合乎大典。”众人商议都赞同。曹郎王延秀再议：“改制的安排，如圣旨所说。虞愿的说法只是转述旨意，没有明确次序。从第一次郊祭起，郊祭间隔二年，明堂间隔一年。第二次郊祭和第三次明堂，又会落在同一年。虞愿认为郊祭、明堂各自间隔两年，这样永远不会撞在同一年。”八座全部同意王延秀。后废帝元徽二年十月丁巳，有司上奏，郊祀、明堂恢复同日举行，隔年一次。
汉文帝初年，在渭阳祭祀地祇，以高帝配享；汉武帝在汾阴设立后土祠，也以高帝配享。汉代太祖高帝同时配祭天地，没有皇后配地。王莽辅政，援引《周礼》先妣配北郊，夏至祭后土，以高后配，从这时开始。光武帝建武年间，不设立北郊，所以地祇神灵，都附在天坛一同祭祀，山川诸神都在祭坛之内，一共一千五百一十四神。建武中元元年，设立北郊，派司空冯鲂告祭高庙，以薄太后替代吕后配地。东晋初年，没有北郊祭坛，地祇诸神，都放在南郊祭坛。
晋成帝设立南北二郊。南郊一共六十二神：五帝佐神、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轩辕、后土、太一、天一、太微、钩陈、北极、雨师、雷电、司空、风伯、老人，共六十二位。北郊四十四神：五岳、四望、四海、四渎、五湖、五帝佐神、沂山、岳山、白山、霍山、医无闾山、蒋山、松江、会稽山、钱塘江、先农，共四十四位。江南的小山神，是东晋增设的，如同西汉关中的小水，都有祭祀等级。二郊祭祀的神灵名录，官府有簿册记载。
宋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司空徐羡之、尚书令傅亮等人上奏：“臣听说尊崇德行、明设祭祀，是百王的善典；取法天地，自古相同。虽然时代有变革，文质有不同，但是敦本崇教的道理一致。高祖武皇帝契合神灵，受命于天，辛勤安定天下，为万民立极，圣德光照八方，太和流布远方。陛下以圣明继承基业，道义传遍万国。祭祀大礼荒废已久，应当光大先帝功业，祭祀上帝、敬奉先祖，正是时候。高祖武皇帝应当在南郊配天；地祇配祭，虽然经文没有明文，但是前代旧章可以沿袭，魏晋旧典足以参照。武敬皇后应当在北郊配地。以此追思尽孝，让圣德永久彰显，对答天地，人神安和。明年孟春，举行南北郊祭祀，请通告内外，依照旧典准备。”宋少帝下诏批准。
晋武帝太康二年冬，有司上奏：来年正月立春祭祀，天气还寒冷，请由官员代行。武帝下诏：“郊祀是礼典重中之重，之前因为军国多事，临时妨碍，才准许官员代行。如今边境无事，郊祀是头等大事，君主亲自奉祭，定为常典。”
成帝南郊祭祀，遇到下雨。侍中顾和启奏：“应当返回，另选日期。”成帝准许。汉明帝依据《月令》五郊迎气、各用对应服色的礼制，参考元始年间旧制，在洛阳设立五郊祭坛，祭祀五帝和对应神灵，车马服饰各依方位颜色。魏晋沿用。东晋以来，来不及修建。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四月庚子，下诏：“从前周代文德隆盛，明堂隆重祭祀；汉代功业赫赫，汶上明堂尊奉先祖。祭祀没有缺失，四时之气和顺，美名流传，济世扬名。先父太祖文皇帝，功业光耀天地，圣德感化世俗，对内和睦宗族，仁惠惠及万物；声威远播八方，震慑异域，平定南方劲越，降服西边强戎。制定礼制、劝农固本，振兴礼乐调和四时。整理典籍，招揽贤臣，树立大德典范。重视农桑，刑罚搁置不用。万物通达，百神降福。举动合乎天道，德行顺应地德。天象呈祥，各地瑞兆不断，诸侯遵奉，河清海晏。我仰承先帝大业，抚育万民，上天保佑，将近十二年。想要宣扬先帝美德，流传无穷。可以详考周代典章，修建明堂，宗祀先祖，配享上帝，表达诚敬，人神有序。感念先帝，悲痛不已。”
有司上奏：“明堂、辟雍，形制没有确定经文，记载参差，各家说法矛盾。名儒有的认为名异实同，有的认为名实全都不同。从汉到晋，没有定论。《周书》说清庙、明堂、路寝形制相同，郑玄礼注就出自这个说法。儒者又说明堂在国都南方丙巳方位，三里之内。至于堂室、门窗朝向，年代久远，难以详知。晋代裴頠，是洛阳博学之士，考求前代记载，也不能定形制。他认为尊祖配天的义理清楚，殿堂结构没有定论，只建造大殿，用来举行祭祀，其余繁杂形制全部省去。斟酌郑玄注大致有据，裴頠的奏议稳妥。国学南边，正是丙巳方位，地势高爽平坦，适合营建。墙体规制仿照太庙，一共十二间，对应十二月。依照汉代汶上旧图，设立五帝神位，太祖文皇帝配祭。祭祀皇天上帝，等级虽有差别，但是三年一祭，礼义不变。从南郊到明堂，可以同一天举行。《礼记》郊祭用特牲，《诗经》说明堂牛羊并用，祭祀诚敬虽然一致，牲牢不同。郊祭有焚柴，明堂没有禋燎，所以鼎彝簋俎，全部依照宗庙礼制。通告百官，征集工匠材料，临时设置起部尚书、将作大匠，估算工期，今年秋天动工。”于是依从裴頠方案，只建造大殿，加以雕绘，没有古制三十六门、七十二窗的形制。大明六年正月，南郊礼毕，孝武帝亲自到明堂祭祀五时帝，以文皇帝配享，采用郑玄的学说，官府有记录。
大明五年九月甲子，有司上奏：“南郊祭祀用三头牛；宗庙四时祭祀六室，用两头牛。明堂新建成，祭祀五帝，太祖文皇帝配享，不知道用几头牛？”太学博士司马兴之议论：“郑玄注《礼记大传》：《孝经》郊祀后稷配天，配灵威仰；明堂宗祀文王配上帝，配五帝。五帝分掌五方，职分不同，功德均等。牲牢数量不应有差别。太祖文皇帝功德如同天地，化育万物，祖、宗称号不足以形容，金石铭文难以记录功业。修建明堂，是为了昭明天道；配祭五帝，符合先儒礼义。我认为应当用六头牛。”博士虞龢议论：“五帝名号虽然五个，本体是同一个。五德帝王轮流兴盛，各主一时，所以分五室。祭祀的核心，是当时当运的帝，主祭一位，配祭一位，共用两头牛。”祠部郎颜奂议论：“祭祀名义上是五帝，牲牢数量不应当超过郊祭、宗庙，用两头牛。”
明帝泰始七年十月庚子，有司上奏：“来年正月十八日，明堂祭祀。查旧制，南郊和明堂同一天，都告祭太庙。现在单独祭祀明堂，要不要告太庙？”祠部郎王延秀议论：“郑玄说：郊是祭天的名称，上帝是天的别名。神灵没有两个主宰，明堂另设一处，用来和后稷郊祭区分。郊、明堂两种祭祀，名义不同，实质一致，告庙的礼仪不能两样。”守尚书令袁粲等人都赞同王延秀。
魏明帝时期，中护军蒋济上奏：“帝王大礼，巡狩是首要；彰显先祖，封禅为首。所以自古改朝换代承受天命的君主，没有不登梁父、泰山，刻石留名，记录天人感应的。司马相如说，有文字以来七十二位君主，或是封禅于前，留下遗迹。太史公说：君主圣明而功德不宣扬，是有司的过失。盛大功德，不刻在泰山梁父山石之上，不能彰显帝王功业，留给后世观瞻。俗话说：身为君主，赞叹尧舜的美好，就好比儿子对着自己父亲，称赞别人的父亲。如今大魏拯救乱世危局，接续千年衰微的王统。从武皇帝、文皇帝到陛下，功德契合天地，教化人神。上天降下祥瑞，比往代更加丰盛。但是历经几代，还没有举行封禅大礼。虽然志在扫平残余敌寇，无暇此事。如果这样，三苗在江海作乱，大舜就应当停止东巡；徐夷在淮泗作乱，周成王就应当停止岱岳封禅。况且往年在江汉击败吴寇，今年在陇右平定蜀贼。敌人很快溃败，就算深入敌境，也不妨碍封禅。这套礼制荒废很久，不能仓促议定。请下发公卿，广泛修订礼仪，卜选年份时日，昭告上帝，满足天下期盼。臣身在军旅，心怀这个愿望，冒死上奏。”魏明帝下诏说：“看到蒋济这份奏书，让我汗流至足。开天辟地以来，封禅的君主只有七十多位。太史公说：就算有受命君主，如果功德不能遍及天下，中间就会间隔千百年，或者数百年。礼仪残缺，无法详记。我有什么德行，敢奢望封禅？蒋济难道说世上没有管仲那样的贤臣，难道是以为我有齐桓公登泰山行封禅的志向吗？我不敢欺骗上天啊。济所说的这番话，辞藻虽然华美，却不是能辅佐我的。公卿、侍中、尚书、常侍只需看过就罢了，不要再就此议论，也不必为此拟写答诏。”魏明帝虽然驳回了蒋济的奏议，实际上却让高堂隆草拟封禅的仪制。只是因为天下尚未统一，不想立刻举行这样盛大的典礼。恰逢高堂隆去世，这件事就搁置没有施行。
晋武帝平定吴国，统一天下。太康元年九月庚寅日，尚书令卫瓘、尚书左仆射山涛、魏舒、尚书刘实、张华等人上奏说：“陛下圣德隆厚盛大，光辉遍及四海，华夏安定清平，边远荒蛮之地全都归顺。朝廷妙算神谋，席卷吴越之地，孙皓叩首归降，天下归于一家，这样巍巍的功业，可与天地齐等。应当遵循古制，到东岳泰山举行封禅大典，通知三府、太常拟定礼仪制度。”卫瓘等人又上奏：“臣听说自从有人类以来，就有帝王，帝王的数量，无法尽数记载。树立德行、拯救天下，宣扬仁风，前往泰山封禅的一共有七十四位帝王，其中谥号可以考知的，有十四位。其余湮没无闻、没有留下声名的，数不胜数。黄帝以前，古史记载简略模糊；唐尧、虞舜以来，典章诰命清晰显著。夏、商、周三王相继兴起，基业代代承袭；周王朝的礼乐制度衰微之后，秦代接续而起，一直到汉、魏，质朴与文饰兼备的古礼都没能恢复。大晋的德泽，源头可以追溯到重、黎，他们辅佐颛顼。到夏、商之时，世代掌管天地；到周代，这一脉传承不曾断绝。金德将要兴起之时，世代都出明圣之人，对外平定蜀汉，天下人心归向，赫赫武功，根源在于文德教化。等到陛下承受天命登上帝位，开创宏大基业，万民仰受恩泽。唯独长江、沅水、湘水以南，凶顽之徒凭险固守，历代都不曾臣服。陛下独运神谋，决断方略，命令将帅出兵征讨，兵威一到，几十天之内就荡平平定，擒获元凶，赦免他们的从属罪人。恩德如同云覆雨施，八方一同来朝，教化声威，直达四方极远之地。就算是黄帝的征伐、大禹的宏远谋略、周代累世的功业，又哪里比得上今日。至于黑石上天然的文字，前代典籍已有记载，以物象标示姓氏，以文字预告世事，就算是《河图》《洛书》的祥瑞，也不能超过今天。加上驺虞、麒麟等众多祥瑞一同到来。从前夏、商以宏大的祥瑞为美，周武王以白鱼、赤乌的吉兆为盛，都称颂美好；然而符瑞显现、万物呈祥的繁盛，没有像今天这样多的。应当颁布盛大典礼，祭祀中岳嵩山，登泰山封土，到梁父山禅祭，宣示德号，彰显至尊，承受上天赐下的福佑，厚待百姓，刻下流传千载的丰碑，播扬后世的美名，让百代之后，人人感奋兴起。这是帝王盛大的功业，也是上天与万民最大的期盼。”晋武帝下诏说：“如今逃亡的寇贼虽然已经消灭，但是边境要塞仍有警报，国内百姓还没有安定，这样盛德大典，还不能商议。”
卫瓘等人再次上奏：“如今教化向东抵达大海，向西覆盖流沙，大漠以北，日南、北户等远邦，没有不归附隶属的。大禹当年足迹所到的范围，今天已经超过，可见天人之道已经周全，巍巍功业已经昭著。应当前往梁父山，祭祀地神，登泰山向上帝敬献诚心，来满足人神共同的心愿。恳请依照之前的奏请施行。”武帝下诏说：“如今阴阳之气尚未调和，政令刑罚还有不当之处，百姓还没能安居乐业，怎么可以刻石记功、宣告大功告成呢！”卫瓘又上奏：“臣听说身居帝王之位，必定有天命运转的时运、上天垂示的感应；建立拯救万民大功的人，必定有盛德的仪容、告成天地的典礼。不该承受的不能强行冒充，应当承当的不能推辞，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但是陛下诏书言辞谦逊，一再推辞这套大礼。虽然盛德确实在陛下身上，却推让不肯居此。三公掌管天地，主持民政万物，国家大事都在这里商议。汉代举行封禅，主事官员不在三公之列，所以三公不参与其事。臣等前次上奏，只是陈述先祖的功业，天命又有相应符瑞，陛下的德行，使四海同心，考察古今，应当遵循这套古礼。至于选定具体日期，等五府共同商议之后，再上奏禀报。请求把诏书和奏本，像之前一样下发各府讨论。”武帝下诏说：“虽然平定了江南，这都是出征将士的功劳，哪里够得上向天地宣告大功告成。朕正盼望各位公卿，一同振兴教化，安定华夏，让百姓得到安宁，休养生息，这是朕日夜期盼的。不要再下发各府议论了，不要再为此烦扰。”卫瓘等人又上奏：“臣听说唐尧、虞舜这两代济世建功的圣君，没有不向上报答天心、向下顺应民意，登上泰山、踏临梁父山行封禅的，没有谁推辞，正是因为天命不可推让。如今陛下功勋高于历代帝王，德行举世无双，宏大的功绩、宏伟的规划，巍巍伟业，本不是臣等能够尽数论说的。但是圣意谦逊，一再自我贬抑，时机已到却不肯顺应，推让美名不肯承当，使得本朝缺失帝王大典，辜负神祇恳切的期盼，让大晋的典章，不能和三皇五帝同风。臣等实在不敢遵从这份诏书，请准许依照前次奏请施行。”武帝下诏说：“我们正应当一同弘扬治道，办好各项政务，暂且等待以后，不要再纷纭争论了。”
太康元年冬天，王公、主管官员再次上奏：“自古以来圣明帝王，拥有四海，在名山行封禅，记载在史籍之中，这样的君主共有七十四位。舜、禹拥有天下，巡狩四方山岳，亲自施行这套礼制。《周易》记载‘观察民风、巡省四方’，《礼记》记载‘升祭于上天’，《诗经》赞颂‘登上高山’，全都写在典籍之中。周文王身为西伯，服事殷商；周公以鲁国作为藩国，位列诸侯，他们有的在岐山祭祀，有的在泰山行礼。仅仅凭借圣德，尚且能够举行这样的典礼。自此以后，功德微薄却僭越这套礼制的，数不胜数，名号谥号流传，直到今天。何况高祖宣皇帝开创帝王基业，海外平定；世宗景皇帝成就大功，安定华夏；太祖文皇帝承受天命创立晋朝，平定蜀汉；陛下顺应时运龙兴，统一天下，恩泽遍及万物，威震域外。从前汉王朝纲纪崩坏，吴、蜀三足鼎立，战乱兴起以来，将近百年。吴地地势险要、风俗迥异，百姓长久隔绝，自认不在中原教化之内，时间已经很久了。宏大基业兴起，四代相继，桀骜不驯的敌寇，两代之内就被平定。如果不是聪慧神武、顺应天命，谁能成就这样巍巍的大功！臣等有幸生于千载难逢之时，遭遇这样的时运，亲身沐浴教化，亲眼见到太平，这样至高的功业，哪里能够推让！应当效法前代君王，取法古制，在泰山刻石记功，登坛封禅宣告成功，弘扬礼乐制度，端正三雍的典礼，扬名万世，彰显祖宗。因此臣等难抑心中的恳切愿望，冒死上奏。请告知太常，准备礼仪。”武帝又下诏说：“你们所商议的，确实是前代圣王的盛事；只是现在还不能施行。就此回复，作罢。”
宋太祖（宋武帝）在位时间长久，有意举行封禅。派遣使者踏勘泰山旧时道路，下诏命学士山谦之草拟封禅仪注。后来北魏南侵，六州残破荒废，这个想法就搁置了。
宋世祖孝武帝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日，太宰江夏王刘义恭上表说：“上天推崇大道，最初施行揖让禅让。直到晋代，虽然接续前代功业，但是相关仪轨荒废，典籍失载，无法一一记述。承继天道、建立尊号、流布教化、载入乐歌，自从无怀氏以来，可以流传不朽的，一共有七十四位君主。很少有仁德深厚而大道消亡，义理浅薄而德行显扬的。音律出现之前，年代久远，事迹断绝，很难听闻。《河图》《洛书》记载清晰的，还有遗留的光彩。所以《周易》说先于天时行动而不违背天道，后于天时行动而顺应时运。唐尧、虞舜、商、周的君主，没有不遵循这个道理的。因此教化广布，光辉照耀后世。西汉、东汉两位帝王，也追随旧制，顺应百姓心愿，听从世人颂赞，驾乘帝王车驾，在梁甫山刻玉，高声宣告，向神灵报告大功告成。何况大宋如同唐尧虞舜一样降下祥瑞，承接天命，山龙显现符瑞，金玉呈现吉兆，奇异光彩在王城升腾，紫色祥云笼罩邦国，赐下冠冕预示九五之尊，文豹前来，对应天命的会合。这实在是两位先帝暗中的福庆，当今圣上隐秘的吉兆。道义超过黄帝、尧帝，恩惠深及万物；但是圣上仍然坚守简约，不提封禅之事，天下之人私下都为此惭愧。臣听说只有帝王配得上上天，只有天子祭祀上天，所以能够上稽天道，照临百姓，协和上天，承受众多福佑。高祖武皇帝英明可比日月，光辉震动八方，拯救危亡的晋室，平定乱世，拨乱安民，顺应天命承受帝位，宏大的美名传到海外，威严震动沙漠之外。太祖文皇帝禀赋圣明、心怀仁厚，继承基业、振兴礼乐，订正乐歌、制定历法，通达神明，恩泽遍及上下。陛下仁孝闻名当世，睿智勇武、英气挺拔，遭遇时运艰难，天地秩序几乎倾覆，于是龙兴五洲，凤翔九江，时机早于八百诸侯伐商的期会，决断超出人鬼的界限，祥瑞烟云伴随着大旗树立，光华符瑞在登基之时显现，亲手翦除凶逆，肃清昏乱，天地重新开创，人伦再度再造，哪里能和那些继承旧业、恢复大禹疆域、车同轨、书同文的帝王放在同一层议论！如今麒麟已经到来，凤凰来朝，比目鱼成双，灵茅繁茂，五彩云气在宫榭降下，甘美的露水在禁苑呈现，嘉禾在殿檐上长出重穗，连理木在御园枝干相合，这些祥瑞都在离宫显露身姿，在御苑扎根生长。至于毛色带霜、身有玄纹，白翎红羽，山泉、山岳的吉兆，草木金石的祥瑞，近畿远方的使者前来朝贺，驿使不断奏报，光彩纷繁，数不胜数。太平的征兆，在这里已经十分丰盛。应当顺应上天与万民的诚心，遵循先王的法则，备齐天子仪仗，整顿法驾，前往泰山行封礼，在岱山脚下埋玉，邀请王子乔、赤松子一类仙真在东序，召韩终、岐伯在西厢，号令天门，开启天关，拜谒紫宫，朝见太一，演奏《钧天》乐曲，歌咏《云门》乐歌，宣扬幽深的天道，声名超越古往今来，难道不是盛大的事吗！恳请陛下即刻命令宗伯，完备这套典礼制度。”孝武帝下诏说：“太宰上表所言如此。从前盛德君王，能够永保美名，常常被后世称颂，正是因为这套封禅大典。朕遭遇家国多难，继承断绝的皇统，德行浅薄、功业微小，日夜自省，惶恐惭愧。近来麒麟凤凰显现祯祥，灵茅、嘉禾一同呈瑞，虽然符瑞明显出现，朕内心惭愧更深。但愿上承先帝遗志，平定中原，祭祀地神、拜谒神明，朕将来会考虑这件事。”
大明四年四月辛亥日，主管官员上奏说：
臣听说尊崇尊号、居君位，一定要观察风俗树立教化；端正地位、践行本分，一定要依据时势确立礼法。所以历代圣君，都遵循这个道理。上古勋业，光彩混同没有区分，声名流传，后来渐渐黯淡。那些谥号显扬、事迹流传的，才留下风采，供后人听闻。到了周代、汉代，流风余韵还在，遗留的荣光，绵延记载在典籍之中。虽然年代久远，朝代更迭，仍然可以彰显金玉般的光彩，刻下德行，光耀后世。但是四方望祭的祭礼荒废，泰山日观峰封禅的仪制松弛，难道不是因为帝王大业难以长久尊崇，功业痕迹容易湮灭吗？从此以后，直到末世，没有人不想光大尊号、稳固美名。哪里只是静默修文、深沉治理天下而已。想来封禅的简册不是凭空上奏，玉牒不是随便埋入山中，祭祀感动神灵，淳朴的教化再度兴起，才能够让紫坛肃穆，竹宫恭候，郊野燃起祭火，流星降临祭坛。大宋基业刚刚奠定，承受天命，重振崩坏的纲纪，拯救倾颓的秩序，恩泽广布，教化浸润，规划长久治理，思虑深远。
太祖文皇帝开启太平国运，声望庄重，采集乐律、调和风俗，汇集礼乐、宣明法度，和祖宗相映，功业前后辉映。圣上在藩地之时，蕴藏天命，静待腾飞；时局动荡，光华暂敛。时机到来，奋起而起，扫清海岱之间的阴霾，在中原开启光明，沉寂的神灵重新显灵，黯淡的天道重焕光彩，储君之位在光明之中安定，山岳为宗室增添光华。所以祥瑞映照昌盛基业，符瑞记载在简册之上。加上朝廷等候大典，修饰礼仪，整理荒废的旧典，搜集散佚的古制，在郊宫献上玉礼，在玄畤敬献玉圭，神光降临太庙，土地孕育祥农，节气到来，山川按时行礼，巡狩安抚京畿，史官写下颂歌，百姓沐浴风化。于是收敛锋芒、静观时变，声威远振，各地豪强，内心归服，域外藩王、贤王入朝侍奉，异族之人，改换风俗归附，飞鸟草木，都呈现祥瑞，边境不再有战事文书，烽火熄灭。泰山、黄河显现灵瑞，高山出土宝鼎，泗水之中焕发光彩，云气山岳，文采映照天河，瑞兽和鸣，栖身在宫苑，珍宝滋味，在河滨起舞，清泉如镜，源头昭明，所以波涛涌动于边关，云气蒸腾于内泽。至于白足青羽、玄纹朱彩，祥瑞遍布郊甸，灵鸟择木而鸣，甘露飞上轩廊，祥云笼罩楼阁，草木在京畿萌发，繁花移入禁苑，山车等候，瑞鸟振翅，比目鱼游于江河，江茅长出荫盖。校书的臣子，执笔撰写颂辞；济、代的藩王，献上封邑等候大礼。难道不是神灵协和、气运昌盛，万物祥瑞如云汇集，灵龟、甘泉，芬芳和美。
太宰江夏王刘义恭体悟大道、取法先贤，从古制之中发掘华美义理，博览图籍史书，详考记载，上表说陛下功业超过往昔，德行光耀炎、昊，应当登泰山刻牒上告上天，彰显尊荣名号，播扬美名。但是圣上心怀谦抑，礼让大礼，将使地神缺少观礼的盛典，祥瑞错失时机，梁甫山没有盛德的祭仪，泰山听不到颂扬之声。再加上深泉之地，献上八代的骏马，异邦之地，进献难得的楛矢，神灵一再显瑞，珍宝符瑞接连赐下。臣恭思陛下谋划深远，承接吉庆，依照神灵的征兆，润色功业，择取吉日、稽考古礼，整顿仪仗，儒臣陈列，礼官相赞，悬挂的乐器奏响乐声，大钟扬起节拍，御道整顿护卫，宫禁清肃。于是佩戴玉佩，端整冠服，凤鸟等候乐律，车驾流动文彩，礼服纹饰，鲜明有序，旌旗光耀天阵，仪仗华美，翠盖遮阴，羽旗生辉。于是诏令各司掌管祭祀，宾客辅佐礼仪，金枝乐器预先悬挂，钟石温润发声。号令五神分列，打开九关汇集神灵，警卫如云，先行洒扫道路。云霞凝结成阙，烟气聚成宫室，高台笼罩红光，祭坛浮起白雾。然后登上中坛，举行盛大祭礼，上天降下祥瑞，皇祚长久，山谷响起神音，山岳传来颂声。之后慰问老人，采集诗谣观察民风，归来献祭告神，供奉祭品于宗庙。光辉盛美，彰显万古；深远祥瑞，无穷无尽。难道不是盛大的功业吗！
臣等生在昌盛之时，沐浴圣明时代，学识浅薄，不足以谈论大道。况且古礼记载残缺，年代久远而失传，只能搜集遗留文字，辨析古训，寻访邹鲁旧邦，草拟埋简、瘗玉的礼制，完备立石、绳金的仪轨，调和芝草美玉，刻玺封山。唯恐不能匹配至高的美德，合乎帝王法度。恭谨奉上仪注，奏报陛下。
孝武帝下诏说：“上天降下神物，从前圣王尚且惭愧，何况朕德行寡薄，怎敢承受这样盛大的福赐。如今天下尚未统一，这份奏请可以搁置。”
汉献帝建安十八年五月，把河北十郡封给魏武帝，立为魏公。同年七月，开始在邺城修建宗庙，按照诸侯礼制设立五庙。后来魏武帝晋升为王，庙制也没有更改。延康元年，魏文帝继承王位。七月，追尊祖父为太王，丁夫人为太王后。黄初元年十一月，接受禅让，又追尊太王为太皇帝，父亲武王为武皇帝。魏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大长秋为高皇，夫人吴氏为高皇后，一同在邺城宗庙祭祀。魏文帝的高祖是处士，曾祖高皇、祖父太皇帝共享一庙。父亲太祖武皇帝单独一庙，百世不毁，所以当时祭祀的，只有四代亲庙。到太和三年十一月，洛阳宗庙建成，因为亲尽，把处士的神主迁出，设置园邑，由令丞供奉祭祀。派遣行太傅太常韩暨、行太常宗正曹恪持节迎接高皇以下神主，共居一庙，仍然只有四室。景初元年六月，公卿与主管官员上奏，重新议定七庙制度：“大魏三位圣君相继，成就帝王基业。武皇帝开创宏大基业，平定祸乱、扫除艰险，是魏太祖。文皇帝承接天命、改朝换代，顺应时运接受禅让，是魏高祖。当今圣上继承大命，平定华夏，兴起礼乐制度，应当定为魏烈祖。”在太祖庙北面另建两座祧庙，左边是文帝庙，号高祖，昭祧；右边预备安放明帝，号烈祖，穆祧。三祖的庙宇，万世不毁，其余四庙，亲尽之后依次迁祧，完全依照周代后稷、文王、武王的祧庙礼制。孙盛在《魏氏春秋》评论说：“谥号用来彰显行迹，宗庙用来留存形象，都是在人去世之后才确定。目的是推究本源、记录结局，传示百代。没有帝王在世的时候，预先定下庙号，还没有离世就预先尊崇显扬自己。从前华乐因为厚葬被讥讽，周人因为预先备办凶礼违背礼制，魏国的公卿，在这里失却正道了。”
魏文帝甄皇后被赐死，所以神主没有进入宗庙。魏明帝即位之后，主管官员上奏请求追谥为文昭皇后，派司空王朗持节带着策文，到陵前祭告。三公又上奏：“周代尊奉始祖后稷，又单独立庙祭祀姜嫄。如今文昭皇后对于皇室后嗣，圣德教化，功德无量。身为皇家世代的后妃，神灵逝去，却没有寝庙接受祭祀，不足以报答她的大德，彰显孝敬。稽考古制，应当依从《周礼》，为先妣单独设立寝庙。”奏请获准。太和元年二月，在邺城立庙。四月，洛阳刚开始营建宗庙，掘地得到一枚玉玺，一寸九分见方，上面文字写着：“天子羡思慈亲。”魏明帝为之动容，用太牢祭告宗庙。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日，主管官员又上奏，请把文昭皇后的庙宇改设在京城，永久接受祭祀，乐舞规格和祖庙相同，废除邺城的庙宇。
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因为洛阳宗庙还没有建成，就在建始殿祭祀魏武帝，文帝亲自陈设祭品祭奠，如同家人的私祭礼仪。何承天评论说：“依据礼典，将要营建宫室，宗庙优先。庶人没有宗庙，所以在寝室祭祀。帝王这么做，非常不合礼制。”
汉献帝延康元年七月，魏文帝前往谯县，亲自祭祀谯陵，这是汉代的礼制。汉代各个皇陵都设有园寝，承袭秦代制度。论者说古代前庙后寝，象征君主前面有朝堂、后面有寝居。宗庙用来安放神主，四季祭祀；寝殿放置衣冠、仿照生前的器物，供奉新熟祭品。秦代开始把寝殿修在陵墓旁边，汉代沿袭不改。陵上称为寝殿，摆放生前器物，就是古寝的意思。等到魏武帝安葬高陵，主管官员依照汉制，在陵上修建祭殿。到黄初三年，文帝下诏：“先帝一生奉行节俭，遗诏要求简约。儿子继承父志就是孝，臣子承奉旧命就是忠。古时候不在陵墓祭祀，祭祀都设在宗庙。高陵上的殿屋全部拆毁，车马送回马厩，衣服收藏府库，顺从先帝节俭的遗志。”后来文帝自己写下终制，又说：“寿陵不要修建寝殿，不要营建园邑。”从此以后，陵寝之制就断绝了。
孙权不设立七庙，只因为父亲孙坚曾经担任长沙太守，就在长沙临湘县修建孙坚庙。孙权也不亲自前往祭祀，只是依照后汉供奉南顿君的旧例，由长沙太守代为祭祀。孙坚庙又尊称为始祖庙，但是不在京城。又取用百姓发掘吴芮古墓的木料建造庙宇，这是前所未闻的。在建业朱爵桥南边，为兄长长沙桓王孙策立庙。孙权生病的时候，太子祈祷，就是在孙策庙。孙权去世，儿子孙亮继位。第二年正月，在宫殿东边修建孙权庙，号太祖庙，既不在宫南，也没有昭穆次序。
孙皓刚即位的时候，追尊父亲孙和为文皇帝。孙皓先前封乌程侯，于是改葬孙和在乌程西山，陵墓叫明陵，设置园邑二百户。在乌程设立陵寝，由县令、县丞四季供奉祭祀。宝鼎元年，从乌程分出地方设立吴兴郡，由郡守主持祭祀事务。不久主管官员又说应当在京城立庙。宝鼎二年，另行营建，号清庙。派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人，带领属官、中军步骑，用灵舆法驾，到明陵迎接神主，孙皓亲自在庭院送别孟仁。孟仁在路上，宫中使者手诏接连不断，询问神灵起居动静。巫觋说见到孙和衣着神态和平日一样，孙皓悲喜交加，召集公卿尚书到殿下赏赐。灵舆快要抵达，派丞相陆凯用三牲在近郊祭祀。孙皓在金城外面露宿。第二天，在东门之外遥望跪拜，又到庙中献祭。一连七天，三次祭祀，歌舞乐伎昼夜娱乐。主管官员上奏：“祭祀不宜频繁，频繁就会轻慢亵渎。应当依照礼制克制私情。”孙皓这才停止。
刘备章武元年四月，在成都登上帝位。当月，修建宗庙，合祭高祖以下先祖。刘备继承汉室而起，也没有明确以哪一位先帝为自己的父亲，没有定下祖宗庙号。刘禅反绑双手投降，北地王刘谌在昭烈庙痛哭，可见刘备的宗庙是单独设立的。
魏元帝咸熙元年，加封晋文帝，进爵为王，追封舞阳宣文侯为晋宣王，忠武侯为晋景王。同年八月，晋文帝去世，谥号文王。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日，接受禅让。丁卯日，追尊祖父宣王为宣皇帝，伯父景王为景皇帝，父亲文王为文皇帝；宣王妃张氏为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为景皇后。泰始二年正月，主管官员上奏，天子七庙，应当依照礼制修建。武帝顾虑工程浩大，下诏暂时只建一座宗庙。于是公卿上奏商议：“上古清庙只有一宫，尊远神灵；到周代，定下七庙制度，区分宗祧。圣上旨意宏大，远追上古，尊崇唐尧、虞舜，舍弃七庙繁复的形制，遵循一宫简约尊远的古意。从前舜承接尧的禅让，在文祖庙受命，登上帝位，三十年后正月初一，又到文祖庙祭祀。可见虞舜没有改建尧的宗庙，沿用旧宫。可以依照虞舜旧例，直接使用魏国旧宗庙。”奏请获准。于是一并追祭征西将军、豫章府君、颍川府君、京兆府君，加上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为三昭三穆。当时宣皇帝还没有定为太祖，太祖的位置空缺，一共祭祀六世先祖，加上景帝，凑成七庙，这套礼制依据王肃的学说。七月，武帝又下诏：“主管官员之前奏请沿用魏国旧庙，固然有依据。但是侍奉神明，内心仍然不安。应当重新营建，定下长久正统的制度。”于是改建宗庙。十一月，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为景怀皇后。
太康元年，灵寿公主修丽的神主祔入太庙，周代、汉代都没有这样的先例。魏明帝是单独为母亲立庙，晋朝又和魏不同。六月，因为宗庙塌陷，需要修缮改建。群臣又上奏商议：“古时候七庙分开建造，应当依从古礼。”武帝下诏说：“古时候虽然七庙分立，近代以来，都是一庙七室，礼制没有缺失，人情也顺，是顺应时宜的做法。照旧制就可以。”太康十年，才在宣阳门内重新修筑，极尽壮丽。但是一室一坎的格局，和当初一样。新庙建成，武帝带领百官把神主迁到新庙，从征西府君往下，车驾仪仗随从，都用帝王规格，这是采纳挚虞的建议。等到世祖武皇帝去世，就把征西府君的神主迁出祧藏；惠帝去世，再迁出豫章府君。惠帝之时，愍怀太子、太子的两个儿子哀太孙司马臧、冲太孙尚，神主都祔入宗庙。元帝时期，怀帝的殇太子神主也入庙，这就是阴室里四位殇主。怀帝初年，策谥武帝杨皇后为武悼皇后，改葬在峻阳陵旁边，单独设立弘训宫，神主不列入太庙。元帝即位之后，上承武帝，礼制上以武帝为父，如同汉光武帝上承汉元帝的旧例。当时西京洛阳的神主，都沦陷在胡人境内，江南新建宗庙，全部重新打造。不久要安放怀帝神主，又迁出颍川府君。庙室虽然是七室，实际上只有五世，这是听从刁协的意见，兄弟相继算作一世。当时各项制度初创，旧礼不完备，三位先祖迁祧的神主，暂时安置在别的房间。太兴三年，将要安放愍帝神主，于是定下新制度，把豫章、颍川两位府君的神主放回昭穆位次，和惠帝继承武帝的旧例一致；惠帝、怀帝、愍帝三帝，依从《春秋》尊尊的大义，在庙中永不迁毁。元帝去世，豫章府君再度迁出。元帝的神位，仍然排在愍帝之下，所以庙内一共有十室。明帝去世，颍川府君又迁出，依旧十室。这时太庙扩建，三次迁祧的神主，一同安置在西夹室，叫做祧庙，对应远祖之庙。
成帝咸和三年，苏峻作乱攻陷京城，温峤等人出兵讨伐，在白石设立临时行庙，祭告先帝先后：“逆臣苏峻，倾覆社稷，毁坏纲纪，辱没天下。臣庾亮等人亲手斩杀元凶，奉行上天的惩罚。祈求中宗元皇帝、肃祖明皇帝、明穆皇后的神灵，鉴察罪人，剿灭叛党，安定宗庙。臣等就算身死骨碎，也如同活着一样尽心。”咸康七年五月，才制作武悼皇后神主，祔入太庙，配享世祖。成帝去世，康帝继位，兄弟算作一世，所以不迁出京兆府君，庙室增至十一室。康帝去世，京兆府君迁入西夹祧室，和之前三位先祖迁主的礼制一样，正室仍然十一室。穆帝去世，哀帝、海西公都是兄弟相继，位次没有升降。咸安初年，简文皇帝上承元皇帝，世次递进。于是颍川、京兆两位府君的神主，重新放回昭穆位次。简文帝去世，颍川府君再度迁出。孝武皇帝太元十六年，改建太庙，正殿十六间，东西夹室各一间，一共十八间。屋栋高八丈四尺，堂基长三十九丈一尺，宽十丈一尺。堂内铺方石，庭院铺砖。备好法驾，把神主临时安放在行庙。征西到京兆四位府君的神主，还有太子、太孙，各用自己位次对应的仪仗服饰。四位府君不再用帝王仪制，这和太康年间不一样。各位神主迁入行庙，陈设脯醢祭品。新庙完工，帝后神主回到正室，再次陈设祭品。太元十九年二月，追尊简文帝母亲会稽太妃郑氏为简文皇帝宣太后，在太庙道路西侧立庙。孝武帝去世，京兆府君再次迁出，和穆帝时四祧的旧例相同。安帝隆安四年，把孝武帝母亲简文李太后、安帝母亲宣德陈太后的神主，祔入宣郑太后的庙中。
元兴三年三月，宗庙神主当时在寻阳，朝廷已经在太庙新设神主，临时祭告大事。四月，辅国将军何无忌护送旧神主返回。丙子日，百官在石头城迎接。戊寅日，神主入庙。安帝去世，还没来得及举行禘祭，晋朝国运就终结了。
宋武帝当初接受晋朝封爵，为宋王，在彭城修建宗庙，依照魏、晋旧例，只建一座庙。最先祭祀高祖开封府君、曾祖武原府君、皇祖东安府君、皇考处士府君、武敬臧后，依从诸侯五庙礼制。登上帝位之后，增加祭祀七世右北平府君、六世相国掾府君，成为七庙。永初初年，追尊皇考处士为孝穆皇帝，皇妣赵氏为穆皇后。永初三年，孝懿萧皇后去世，神主祔入太庙。高祖去世，神主升庙，依旧遵循昭穆次序，和魏、晋制度一样，太祖之位空缺。庙殿也没有改建，如同晋初沿用魏庙的做法。文帝元嘉初年，追尊生母胡婕妤为章皇太后，就在西晋宣太后庙宇原址立庙。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都祔在章太后庙。
晋元帝太兴三年正月乙卯日，下诏说：“朕虽然上承世祖武帝，但是对于怀帝、愍帝，曾经北面称臣。现在太庙祭祀，朕不亲自执爵敬酒，只让主管官员代行，从情理礼制上，内心不安。可以依照礼制重新安排。”太常华恒议论：“如今圣上继承武皇帝，应当比照汉光武帝的旧例，不亲自执爵。”又说：“圣上承接武帝，但是宗庙昭穆，只有四代。从前太常贺循、博士傅纯认为惠、怀、愍三帝应当另外立庙。臣愚以为庙室只看神主数量，不必拘泥固定的七室。商代有二祖三宗，如果拘泥七室，就只能祭祀父亲。由此推想，应当把豫章、颍川府君神主放回，保全七庙的礼制。”骠骑长史温峤议论：“所谓兄弟不能同入一庙，本不是礼经原文。况且光武帝起兵，没有在孝平帝朝为官，另立宗庙，是顺应九世的谶语；古时候不同支派不共庙，所以另立。如今元帝曾经在怀、愍朝为官，和光武帝情况不同，亲自参与祭祀，既合乎经义，也合乎人情。太常华恒想要迎回两位府君，凑齐七世，臣认为妥当。”骠骑将军王导赞同温峤的意见。温峤又说：“不是父子相继的，祭文可以直接写‘皇帝敢告某皇帝’。如果以一个帝王算作一世，那就连父亲都不祭，反而比不上普通人。”元帝采纳温峤的意见，全部照此施行。孙盛《晋春秋》评论：“《春秋传》说，臣子和嗣君道理一致。就算登上君位，也不能因为自己尊贵，废弃对先帝的恭敬。从前鲁僖公继承庄公，因为兄弟长幼次序而升僖公神主，被认为违礼。对照古义，元帝这份诏书是合乎正道的。”
穆帝永和二年七月，主管官员上奏：“十月举行殷祭，京兆府君神主应当迁出祧室。从前征西、豫章、颍川三位府君迁祧的神主，东晋初年，暂时安置在太庙门西的天府。咸康年间，太常冯怀上表，送回西夹室，称为祧庙，怀疑不合古礼。如今京兆府君迁入祧室，四位远祖，位次排在太祖之上。周代太祖年代久远，迁主有归处。晋朝太庙以宣皇帝为主，四位先祖排在他上面，等于让晚辈尊位迁就长辈。殷祭的时候先祖居上位，相当于取代太祖。”领司徒蔡谟议论：“四位府君应当另建房间安置，如果来不及新建，就安置在太庙的夹室。没有人敢轻视自己的先祖，文王、武王也不会把不窋放在后面。殷祭之日，征西府君神主面朝东，位置在宣皇帝之上。之后迁庙的神主，收藏在征西的祧室，祭祀不断。”护军将军冯怀上表议论：“《礼记》说，没有庙的先祖，筑坛祭祀。可以另建房间安放神主，到禘、袷大祭的时候，在坛上祭祀。”辅国将军谯王司马无忌等人议论：“儒者说太王、王季迁祧的神主，藏在文王、武王的祧庙。照此来说，几位府君的迁主，应当安放在宣皇帝庙中。但是现在没有单独寝室，应当变通改建。太庙殷祭的时候，征西府君面朝东。”尚书郎孙绰和司马无忌意见相同，说：“太祖虽然登上帝位，但是道义上顺从人伦，尊崇爵位，厚亲人伦，以此树立教化根本，光照百代。”尚书郎徐禅议论：“《礼记》：离祧庙远的，筑坛；离坛更远的，设墠，每年袷祭的时候祭祀。如今四位先祖迁主，可以藏在石室，有祷请的时候，在坛墠祭祀。”朝廷派徐禅到会稽寻访隐士虞喜。虞喜答复：“汉代韦玄成等人认为迁毁的神主埋在陵园。魏朝议论者说应当埋在庙堂两阶之间。神主本来在太庙，如果另室祭祀，不如永久埋藏。况且四位府君没有追尊帝号，更说明应当迁毁，不再祭祀。”于是抚军将军会稽王司马昱、尚书刘劭等人上奏：“四位先祖一同安置在西祧，神主藏于石室，禘袷之时才祭祀，依从前朝旧仪。”当时陈留范宣的侄子问这套礼制。范宣回答：“舜庙之中祭祀的，原本都是平民先祖。年代久远之后迁毁，位次不排在舜之上，不参与昭穆排序。如今四位府君名号沿用旧称，不是因为功德配享。如果依照虞主埋陵，那就是藏在子孙的地方；如果依照夏代埋主，又不是本庙台阶。应当变通，另建一室，亲未尽的时候，禘袷时排在宣帝之上；亲尽之后，就不能排在子孙前面。”后来太常刘遐等人赞同蔡谟。博士张凭议论：“有人怀疑排在太祖前面的，都是后来迁毁的神主。臣查古义，没有区分先后的文字。大禹不会把鲧放在自己后面，那么迁主居于太祖之上，没有疑问。”
安帝义熙九年四月，将要举行殷祭，下诏广泛商议迁毁礼制。大司马琅邪王司马德文议论：“泰始初年，太祖之位空缺，顺着人情往上追溯到征西府君，世次到了就应当迁毁，宣皇帝才正式定为太祖。汉光武帝把西汉十一位先帝神主迁到洛阳，迁毁的神主没有掩埋，道理可以参照。应当依从范宣的说法，另建房间安置四位府君神主，永久收藏，不再祭祀。”大司农徐广议论：“四位府君曾经居于庙室之首，享受天下祭祀。如果埋入地下，情理难安。可以迁藏西夹祧室，但是永久不再参与禘飨。”太尉谘议参军袁豹议论：“维持旧制不变，殷祭仍然祭祀四位府君，情理妥当。”祠部郎臧焘议论：“四位府君神主，祭祀废止，神灵就不再依附。应当和虞主一样埋掉。”当时刘裕辅佐晋朝，赞同大司马的意见。等待下一次殷祭的时候再改制。
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日，下诏说：“从前修建太庙，一切从简，想要和天下一同，慢慢完备礼制。太祖之位空缺，明堂也没有修建。郊祀是国家大事，稽考古制的礼仪还有缺失。可以详细商议。”祠部郎徐邈议论：“圆丘祭天、郊祀上天，经典之中没有两套，宣皇帝曾经辨析这个义理。核查经典，东晋以来仔细研讨，定下南北二郊制度，不是异说可以轻易改动的。应当照旧。武帝建庙之时，六世先祖，三昭三穆，宣皇帝是开创基业的太祖，从亲疏来说，是皇考，四位先祖在上面，还没到迁毁的时候，所以暂时空出东向太祖的位置。兄弟相继，不算两代，所以现在庙祀世数不足，如果让太祖正位，就违背七庙的道理。《礼记》说庶子登上帝位，也要禘祭始祖、建立宗庙。意思是旁支继位，亲近先祖都要列入。京兆府君到现在是第六世，应当恢复这个庙室，宣皇帝就不在六世之上，等到前面先祖迁走，太祖的位置才能正定。京兆府君迁毁之后，神主藏入石室，就算禘袷大祭也不再祭祀。为什么？经传说迁毁的神主升合于太祖，‘升’是从下往上的说法，不是让太祖屈尊居下。太子、太孙阴室四位神主，身为储嗣，祔入祖庙配享，年代久远应当迁毁，依附受祭的孙辈一同迁去。明堂的方圆制度，纲领已经明确，不能缺少配帝的祭祀。帝王以天下为家，不一定固守一处，周平王、汉光武帝，都不曾废弃东西二京。周公在明堂宗祀文王，汉明帝以世祖配享，不是新受命的先祖，不配上帝。”徐邈又说：“明堂配享的神灵，历来疑惑难明。《周易》说，殷荐上帝，以配祖考。祖考一同配享，上帝就是上天，彰显尊崇父亲的大义。《周礼》，旅祭上帝，有变故的时候，告天和郊祀常礼一样用四圭，所以一并说。如果上帝是五帝，经文为什么不说祭天、旅祭五帝，祭地、旅祭四望？人间帝王和天帝，虽然都可以叫帝，但是五方天帝不能叫上帝，诸侯不能叫大君。经文没有确凿证据，义理可以两边解释，所以泰始、太康年间，明堂配享制度反复变更。”侍中车胤和徐邈意见相同，又说：“明堂制度，很难详考。乐主和，礼主敬，质朴和文饰不同，乐器也不一样。茅舍和广厦，规制本就不同，何必死守外形，不抓住根本、顺应民心！天下安定，河朔没有战乱，之后再修建明堂、辟雍。”中书令王珉和车胤看法一致。太常孔汪议论：“泰始开国，往上祭祀四位府君，是因为世代还近，可以享受祭祀，不像殷、周远祖，是王业源头。如果京兆府君当时已经在七世之外，本来就不祭祀。由此可知，迁毁之后，禘袷就不再祭祀。”吏部郎王忱议论：“明堂取法天地，是宏伟建筑，应当等到京城收复之后再修建。”骠骑将军会稽王司马道子、尚书令谢石赞同王忱，于是维持旧制，不作改动。
晋安帝义熙二年六月，白衣领尚书左仆射孔安国上奏：“元兴三年夏天，应当举行殷祭。当年三月，圣驾返回京城。四月就该殷祭，太常博士徐乾等人议论，应当放在孟秋。台省核查，从太和四年以来，惯例都是冬夏举行殷祭。徐乾后来承认应当在孟冬，又辩解孟秋不算错。御史中丞范泰议论：“神主祔庙之后，固然可以四时烝尝，但是不能和殷祭等同。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本该殷祭，烈宗孝武帝同年九月驾崩。到隆安三年，国家丧期结束，才举行殷祭。礼制之中，有丧事就暂停吉祭，在寝室祭祀新亡神主。现在没有单独寝室，祔庙之后就在庙中祭祀。四时烝尝，寄托追思；三年一次禘祭，排定昭穆次序，本意不同。三年丧期结束，才合祭太祖，到了殷祭的时间就举行，不受三十个月的限制。大概台省旧例，才用三十个月作为期限。如果按范泰所说，有丧事也可以殷祭，隆安初年却因为国丧停办。月数长短，没有定准。至于应当在寝室祭祀却改在太庙，臣不能理解。”孔安国又上奏：“范泰说，神主祔庙之后，就在庙中祭祀，所以四时烝尝照常。按这个说法，殷祭和烝尝根本不同。祔庙之后，可以亲自参与烝尝，却不能亲自参与殷祭。太常刘瑾说：章后丧期未满一年，不该祭祀。臣查升平五年五月穆帝驾崩，七月下葬，十月举行殷祭。兴宁三年二月哀帝驾崩，太和元年五月海西公庾皇后去世，七月下葬，十月殷祭。这两次都在丧期两年之内，庾皇后下葬之后，两次殷祭的策文还保存在太庙。文皇太后隆安四年七月去世，陛下追承先帝旨意，服重丧，隆安五年十月举行殷祭。两年之内，都没有废止。现在因为太后丧事，范泰却说不能举行大典。臣查永和十年至今五十多年，都是三十月一次殷祭，都记载在档案，是依从古礼，五年两次殷祭。范泰所质疑的，不是礼制本身，而是本朝所用周期长短不合。范泰身为宪官，本该明辨是非，如果群臣奏议不妥，就应当弹劾，却拖延搁置，包庇旧错。请求罢免范泰、刘瑾官职。”丁巳日，下诏让二人以白衣身份继续任职。博士徐乾也被免官。
当初元兴三年四月，没能按时殷祭，改到十月。按常规周期，义熙三年冬天又该殷祭；如果重新起算，就应当在下一年四月。领司徒王谧、丹阳尹孟昶议论：“有盛大的喜事，就有特殊的礼制。殷祭旧的周期没错，只是用于平常之时。义熙这次平定祸乱，古往今来少有，虽然是圣驾回京，事理等同于受命开国。臣认为国运更新，从这时算起，殷祭应当放在四月。”中领军谢混、太常刘瑾议论：“殷祭没有固定日期，择时致敬，礼贵在简约。去年十月已经举行殷祭，虽然日期有偏差，情理和仪制完备，应当以此作为正期。”太学博士徐乾议论：“三年一次袷，五年一次禘，经传之中，没有补行殷祭的记载。”员外散骑侍郎领著作郎徐广议论：“考察旧事，海西公太和六年十月殷祭。孝武帝宁康二年十月殷祭。按上次之后三十个月计算，下一次本应四月。当时是有变故，推迟到冬天，详情不明。太元元年十月殷祭，按三十月周期，下次本应太元二年四月。也就是从辛未年十月算起，满六十个月再两次殷祭。何休注《公羊传》说，袷祭从先君之时算起，累积年数。从僖公八年到文公二年，以此确定袷祭。由此可见，起始节点，要承接源头，周期依据先祖旧例。从前因为变故推迟，不是常制。宁康、太元旧事可以参照。虽然间隔长短不同，但是追溯起算点的道理一样。臣认为应当恢复正常次序，回归正道。”左丞刘润之等人议论：“太元元年四月本该殷祭，礼官失职，改到十月。这本不是正期，不能把失误当作起始。应当以原本的四月为起点，在义熙三年十月举行。”尚书上奏采纳王谧的意见，以元兴三年十月作为起算点。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二月戊子日，主管官员上奏：“按旧例，今年十月是殷祭月份。领曹郎范泰参议，依从永初三年旧例，丧满两年之后才举行殷祭。从丧满两年算到第二年三月，如果四月举行殷祭，还在禫祭的期限之内。”下发礼官议定。国子助教苏玮生议论：“按《礼记》，三年丧毕，才在太祖庙合祭。又说，三年之内不举行吉祭，只有天地、社稷，可以越过丧服行礼。禫祭之前举行吉祭，《春秋》就讥讽过。古礼之中，丧服没有除去，本不举行祼享吉祭。从汉文帝之后，权变改制，宗庙、朝聘，都用吉礼。祥祭、禫祭只是名义上存在，不再穿丧服，四时烝尝，和平日一样。殷祭礼制和四时祭没有差别，怎么能单单因为心中哀痛就停止？”太学博士徐宏议论：“三年之丧，虽然依从权制，两年祥祭之后，仍然穿素服，不算完全吉庆，不适合举行殷祭。臣认为来年四月不合适，十月才妥当。”太常丞朱膺之议论：“《虞礼》说，祥祭之后一个月举行禫祭，当月可以行吉祭，但是配祭的礼还不举行。意思是二十七个月禫祭之后，到四时祭日，尚且不以亡妻配享，哀痛还没有忘却。由此推知，禫祭之前不能吉祭。《春秋》闵公二年，在庄公庙举行吉禘。郑玄注释：闵公内心恐惧祸难，急于自尊祈福，二十二月除丧，又不举行禫祭。说‘又不禫’，明确禫期之内不能禘祭。王肃等人在魏国说，暂且保留古礼，等三年丧满。旧说三年丧毕，遇上禘就禘，遇上袷就袷。郑玄说，禘在孟夏，袷在孟秋。本朝沿袭用十月。徐宏引用《公羊》的说法，还有疑问，鲁闵公是特殊情况，不能认为素服就可以吉禘。就算《公羊》有异说，朝廷以礼经为准，酌情处理。”郎中周景远参议：“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傅亮上奏议论：权变从吉，治理天下可以这样。宗庙大典，应当依从古典。这是大宋开国定下的准则。博士徐宏、太常丞朱膺之的意见，来年十月举行殷祭妥当。”孝武帝下诏准许。
宋朝殷祭，都要等到丧期结束、行吉礼之后才举行。大明七年二月辛亥日，主管官员上奏：“四月应当举行殷祭，如果有事不能按时，能不能改到孟秋？”领军长史周景远议论：“《礼记》说，天子袷禘、袷尝、袷烝。依据经文，夏、秋、冬三季都可以举行殷祭，不只是冬夏。晋义熙初年，孔安国上奏，太和四年以来，殷祭都用冬夏。孔安国又说，永和十年至今五十多年，三十个月一次殷祭。博士徐乾依据礼经反驳，徐乾还引用晋咸康六年七月殷祭的旧事，说明不限于冬夏。当时晋朝没有采纳徐乾，但是徐乾有礼经和旧例支撑，孔安国无法驳倒。这次四月不能举行，改到孟秋，于礼没有违背。参议有经籍证据，孟秋可行。”孝武帝下诏准许。
晋武帝咸宁五年十一月己酉日，弘训羊太后驾崩，宗庙暂停一季祭祀，天地、明堂祭祀撤去乐舞，不进献祭肉。升平五年十月己卯日，举行殷祭，因为穆帝刚刚驾崩，不奏乐。永嘉年间，散骑常侍江统议论：《春秋》之义，遇到丧事，撤去乐舞完成祭祀。吉祭可以停乐，升平末年就这么施行。后来太常江逌上表：“穆帝下葬之后十月殷祭，依从太常丘夷等人意见撤乐。臣仔细考究，本朝施行汉制，没有单独丧祭的区别。既然已经入庙吉禘，为什么疑虑乐舞？”
史臣评论：听到乐声心中悲戚，所以丧事期间停止乐舞。至于居丧期间脱去丧服，是担心政务荒废，所以权变处置，权衡轻重而变通。奏乐或是停乐，对政务没有损益，就算两难，也应当顺着哀情，停乐致哀。宋代国家有丧事，宗庙祭祀都悬置乐器，不奏乐。
志第七 礼四
宋文帝元嘉三年五月庚午日，因为诛杀徐羡之等人，仇耻已经洗雪，用币帛祭告太庙。元嘉三年十二月甲寅日，西征谢晦，祭告太庙、太社。谢晦平定，圣驾回京，又祭告。
元嘉六年七月，太学博士徐道娱上奏议论：“臣看到太庙烝尝的仪注，皇帝行礼完毕，退到别座，三公以上依次献祭，太祝把神送到庙门，然后皇帝回来拜祭，百官一同赞拜，才退下。臣思索太庙的意义，是用来安奉神灵。《礼记》说，庙，就是貌，是神灵依托的地方。侍奉亡者如同他还在世，仿佛神灵常在。按理不该有送神的环节，陈设祭品、车驾到来，也不迎神。不迎却送，送完才告辞，臣愚钝，不能理解。民间私祭，都有迎送，是因为没有宗庙，希望感召神灵降临。这是顺着人情设立，不是帝王的礼制。《仪礼》虽然记载太祝在庙门迎尸，那是迎接尸的仪节，哪里是敬奉神明的大典！恐怕礼制有疑。恭谨上奏。”主管官员上奏，下发礼官仔细评判。
博士江邃议论：“开始不迎，说明神灵本就在庙中；祭祀完毕送神，是节制孝思。不送而告辞，等于舍弃亲人；告辞之后再送，如同遣送神灵。孝子不忍心背离亲人，也不忍心遣送神灵。所以祝史送神，成全烝尝的大义。”博士贺道期议论：“乐声用来迎接，哀情用来送别。《祭统》说迎牲而不迎尸。《诗经》说‘钟鼓送尸’。郑玄注：尸，是神灵的象征。和现在仪注不迎而后送，正好相合。”博士荀万秋议论：“古时候侍奉尸，和今天侍奉神灵，义理一样。《周礼》，尸出门，送到庙门，拜送，尸不回头。《诗经》‘钟鼓送尸’，送神的由来很久了。《礼记》说：迎牲而不迎尸，是为了避嫌。尸在门外，容易被当成臣子；入庙之后，才是代表君主。君主在门外，容易被当成君主；入庙之后，主祭之人是臣子。所以不出去迎接，是明确君臣之义。”江邃三人认为旧仪正确，只有博士陈珉赞同徐道娱。综合评议：“江邃等人议论虽然不够周全，但是都依据经礼。徐道娱、陈珉的依据难以采信。众人意见不一，应当遵从旧制。”文帝下诏准许。
元嘉六年九月，太学博士徐道娱上奏议论说：祠部拟定十月三日举行殷祭，十月十二日举行烝祀。臣谨查禘、祫的礼制，是三年一次禘祭，五年两次祫祭，也就是《公羊传》所说的五年两次殷祭。在四时常祭之中，这就是《周礼》所说的四时之间的大祭。这类祭祀的年月本没有固定不变的安排，天子、诸侯举行的先后次序并不相同。
《礼记》记载：“天子在尝祭时行祫祭，诸侯在烝祭时行祫祭。有封地的就举行正祭，没有封地的只用献新物的礼。” 郑玄注解说：“天子先举行祫祭，再举行四时常祭；诸侯先举行四时常祭，再举行祫祭。有封地的，既行正祭，还要进献新获的祭品。四时正祭放在每季首月，献新物放在每季仲月。” 这么说来，四种大祭，所用月份各不相同。天子在孟月举行殷祭，仲月举行烝祭；诸侯在孟月举行尝祭，仲月举行祫祭。
《春秋》记载，僖公八年秋七月，举行禘祭；文公二年八月，在太庙举行祫大祭。《谷梁传》说：“这是记载祫尝之礼。” 昭公十五年二月，“在武宫举行祭祀”，《左传》评价：“这合乎礼制。” 另外《周礼》说 “仲冬举行烝祭献享”，《月令》说 “季秋举行尝祭，祭祀稻谷”。晋国在春季于曲沃行烝祭，齐国在十月祭祀太公，这些都是孟月、仲月区分开来，不在同一月份祭祀的明确记载。
凡是祭祀，必先占卜选定日期，以丁巳日为首选；如果占卜不吉，就再占卜更远的日子。占卜尚且没有得到吉兆，哪里容许接连安排两项祭祀，把日期排得这么近，其中道理显而易见。推究殷祭、烝祀属于重大祭礼，一般的祭献属于轻礼。轻礼尚且分在不同月份，重大祭礼怎反倒放在同一个月。况且礼制有言 “祭祀不可过于频繁，频繁就会轻慢不敬”。如今相隔十天就接连举行献祭，恐怕在礼制上过于繁缛。从经典古籍来看，从来没有一个月之内两次举行宗庙大献的记载，前代儒者的旧说，都认为两次祭祀应当分属不同月份。晋朝沿袭旧制这么安排，不清楚它的来由。国家大事之中，没有比祭祀更重大的。臣见识浅陋，私下对此心存疑虑，请下发百官详细评议。
这份奏议被搁置，没有答复。
元嘉七年四月乙丑日，主管官员上奏说：《礼记・丧服传》记载：“如果有人死在宫中，就要为此三个月不举行祭祀。” 现在礿祭已经准备就绪，后宫却有丧事。请交付太常依照礼制审定。太学博士江邃、袁朗、徐道娱、陈珉等人的议论，意见不一。殿中曹郎中领祠部谢元议论认为：遵照《礼记》传文，让相关官员依礼行事，在义理上妥当。我们又重新斟酌商议。宗庙祭祀庄重尊贵，享祀之事务求诚敬洁净。虽然君主孝心无穷，必定想要亲自奉祀，但如果礼制上存有疑问，私情就应当服从礼法。停止亲祭，没有不妥之处，在礼制上有据可依。请求依从谢元所奏。
皇帝下诏批准。
元嘉十年十二月癸酉日，太祝令徐闰递送文书上报：掌管宗庙、社稷祭祀，进献五牲，牛、羊、猪、鸡一律用雄性。其中有一种牲畜需要从市场购买，历来送来的都是雌性。臣听说周景王的时候，宾起见到雄鸡自己啄断尾羽，说：“鸡害怕被当作祭品，这是不祥的征兆。” 现在为什么用雌性牲畜？请求下发礼官详细审定。
朝廷下令太学依据礼制核查凭据。博士徐道娱等人议论称：查《礼记》，孟春之月，春季祭祀，牺牲不用雌性牲畜。照这个说法，只是春月不用雌牲而已，秋冬两季没有禁令。雄鸡断尾作为祭牲，本来就只用于春季。”太常丞司马操评议：“查《月令》孟春条文，‘下令祭祀山林川泽，祭牲不用雌性。’如果按照太学的说法，春季祭祀三牲之类，就应当全部改换雄牲来依从《月令》，为什么唯独对鸡有这个规定？”朝廷又下令太学拿出意见答复。博士徐道娱等人再议说：“宗庙祭祀所用牲牝并不统一，《月令》只规定春季不用雌性，本意是春季必须用雄牲，秋冬可以用雌牲，并不是说山林祭祀的规则等同于宗庙祭祀。牛、羊、豕三牲没有改动，唯独鸡的祭牲特殊，这样沿袭已久，其中道理自有来由，实在不是我们这些后学能够彻底考究明白的。请求朝廷详加议定并下达通告，依所奏的律令执行。”朝廷综合评议，认为闰称的说法大体有依据，应当依从他的上奏。从今以后祭祀改用雄鸡。
孝武帝孝建三年五月丁巳，下诏将第四皇子出继，作为江夏王太子刘睿的后嗣。有关部门上奏：皇子出继别人为后，核查旧例，没有告庙的先例，于是命令太学、国子学礼官议定，这件事该不该告庙？如果告庙，应当告哪几室？ 太学博士傅休评议：礼制没有皇子出继告庙的明文规定。晋太康四年，封北海王司马寔出继广汉殇王为后，当时到太庙告祭。汉代初年各位帝王各有独立庙宇，所以告庙不必遍告所有宗庙。自从汉明帝以后，诸帝神主同处一庙、各分一室，魏、晋沿袭这个制度。如今同在一庙，如果只告一室，其余各室不告，情理上难以心安。 太常丞庾亮之评议：查礼制，有大事就告祭祖与父庙，小事只单独告父庙。如今皇子出继为嗣，应当告祢庙。 祠部朱膺之认为：有大事告庙，是国家固定典制。皇子出继，不是寻常小事，我认为应当告庙。贺循曾经说，古礼各帝异庙，只谒告一室就够了。既然现在同庙共堂，却不遍告各位先帝，情理不安。贺循的说法适合古制，如今应当遍告各室。 兼右丞殿中郎徐爰评议：国家大事，一定要告祭祖、父。皇子出继，不能算作小事。从前第五皇子承继庐陵王的时候，遍告七庙。 朝廷综合评议，采纳徐爰的意见，下诏准许。
大明元年六月己卯初一，下诏任命前太子步兵校尉刘祗之子刘歆，出继南丰王刘朗。有关部门上奏：刘朗先前继嗣营阳王，当时有告庙、皇帝临轩行礼的仪式。核查继嗣成例，后世继承封爵，一般不举行告庙、临轩的典礼。朝廷下发礼官议定。 太学博士王燮之评议：南丰王当初另外开辟封土，用来承继营阳王，意义等同于初次受封，所以才有临轩告庙的礼仪。如今刘歆奉诏出继，属于继承已有封国，原有爵位还在，只是承袭封爵，不应当告庙、临轩。 祠部郎朱膺之评议：南丰王的封爵本已断绝，圣上怜悯，特意下诏命人接续封国，应当视同初次封土，为他举行告庙、临轩之礼。 殿中郎徐爰评议：营阳王承继皇统，身死之后封国断绝，朝廷下恩诏追封，赐给他一城封地。属于首次建立封国，所以应当临轩告庙。如今刘歆继承南丰王，南丰、营阳都是独立封国，长沙王、南丰王各自应当告祭自己的先祖，和太庙无关。这件事不属于初封，不适合临轩。我赞同博士王燮之的意见。 朝廷综合评议，认可徐爰的意见，下诏准许。
大明三年六月乙丑，有关部门上奏：即将到来的七月十五日，要在太庙、章皇太后庙举行尝祭，皇帝准备亲自奉祀。但是皇帝将要辞庙，亲赴军中，太子是否应当主持祭祀？另外本月二十四日，第八皇女夭折。查礼制：宫中遇丧事，三个月不举行祭祀。皇太子住进上宫，这件事存在疑问，请礼官议定。 太学博士司马兴之评议：我听说“国家大事，在于祭祀与战争”。皇太子有抚军的权责，却没有独自专断征伐的权限，征伐如此，祭祀也应当同理。查《祭统》：“祭祀的规矩，孙辈充当祖父的尸。”又说：“祭祀区分昭穆，用来分别父子次序。”太子监国，虽不能完全代行天子之事，但宗庙祭祀之中昭穆次序不能错乱，这件礼制不可紊乱。书中又说：“遇有变故，可以派人代祭。”依据这几条，太子不适合主持这次祭祀。另外皇女夭折，同属宫中一体的哀痛，礼制上不能例外。就算允许祭祀，太子也不该亲自奉祀。 博士郁评议：查《春秋》记载，太子供奉社稷祭祀的粢盛，长子主掌宗庙重器，君主外出，太子可以留守宗庙，作为祭祀主祭，《周易·彖传》有明确文字。监国地位重大，本就应当亲自主祭。皇女夭折，同宫有丧，三个月停祭，按礼应当停止祭祀。 两种意见不一。尚书综合评议，采纳郁的意见，下诏准许。
大明三年十一月乙丑初一，有关部门上奏：四季宗庙祭祀的吉日已经定好，遇到下雨或是有丧事举哀，旧例停止皇帝亲祀，由相关官员代行祭祀。此前下令礼官广泛商议，按礼制能不能更改祭祀日期？ 博士江长评议：《礼记·祭统》：“君主祭祀，遇有变故就派人代祭，君主并不废弃祭祀礼仪。”郑玄注：“君主虽不亲临，祭祀仪节不缺，君主的德行也不受损伤。”我认为有变故就派人代祭，说明古礼没有改期的记载。只要官员能够承办，就不宜更改日期。 太常丞陆澄评议：查《周礼》宗伯的职责，“如果君王不能参与祭祀，就由宗伯代行祭祀之位”。郑玄说：君王有变故，由他人代为完成祭祀。我认为这是说已经进入致斋阶段，祭祀各项准备齐备，神灵不可轻慢，斋戒也不能无限拖延，君王遇到别的急事，才派官员代祭。晋泰始七年四月，晋武帝准备亲自到太庙祭祀。庚戌这天，皇帝检视祭牲；辛亥，天降大雨，由官员代祭。这虽然不是人事变故，也是天时阻碍。对照古礼，并不违背周制。《礼记》记载，孔子回答曾子，如果正要祭祀的时候发生日食、太庙起火，祭牲已经备好但还没有宰杀，就取消祭祀。由此来看祭祀不是绝对不能停废，只是权衡事情轻重。日食、太庙失火，是重大灾异，即便牲已备好尚且可以停祭。以此类推，道理可以推求。如今还处在散斋阶段，没有进入致斋，遇到轻丧、大雨，祭祀日期可以延后，以表达敬诚，不违背礼义人情，不损害典章，可以另选吉日，不必疑虑。我认为散斋期间遇到举哀或是下雨，可以改换日期；只有已经进入致斋，或是时间临近当月下旬，才派官员代祭。另外前代司空顾和上奏，皇帝赴南郊郊祀，车驾已经出发遇雨，应当改日郊祭，当时这个建议被采纳施行。郊祀和庙祭，敬诚之心同等重要，郊祀临近日期尚且可以改期，何况还在散斋阶段！ 殿中郎殷淡评议：《曾子问》说日食、太庙起火，祭牲未杀就废止祭祀。就算有变故，也只是派人代祭。宗庙、郊祀都是极庄重的大典，所以庙灾、日食这种重大灾变，才允许改期；轻微丧事、小事，不应当改动祭祀时辰。所以鼷鼠咬损祭牛，临时改卜吉日，被认为不合礼制。晋武帝那次由官员代祭、顾和更改郊祀日期，看不出当时有必然的道理，不足以作为标准。我认为只有日食、太庙失火这类上天示警的灾异，才可以改期；普通丧事之类小事，不宜更改时辰。 众人意见分歧。尚书参议：各方说法都有理据，而且晋代改郊祀日期、宋初改庙祭日期，都有现成先例。孟月散斋之内，遇雨或是轻微丧事，应当另选吉日改期，没有固定次数限制；只有进入致斋，或是日期拖到次月，才由官员代祭。下诏准许。
大明五年十月甲寅，有关部门上奏：本月八日举行烝祭，祭祀两处宗庙，由公卿代行。此时皇太子正为献妃服丧。 前太常丞庾蔚之评议：礼制之所以有丧事就停祭，是因为祭祀必有乐舞。皇太子是嫡长，圣上为献妃服大功之丧，不因尊贵而减省丧服。既然身服大功，我认为不应当参与祭祀。君主有变故，三公代祭，那是本就该举行祭祀的日子，和现在情形不同。卿大夫去世，之后的绎祭都要取消，何况是太子妃之丧？ 博士司马兴之评议：服缌麻之丧就不参与祭祀，这是礼的根本；卿大夫去世，不举行绎祭，是《春秋》明确的义理。再查魏代平原公主去世，高堂隆评议不必三个月全部停祭，但也说殡葬期间暂时停祭，丧事结束之后再恢复祭祀。揣摩他的意思，也不是让官员照常代祭。这种自己不用服丧的丧事，尚且在下葬之前停祭，何况太子妃之丧，太子身服大功，还没有祔庙。上依礼文，下考前代先例，这次烝祭应当停止。 领军长史周景远评议：《礼》说服缌麻不祭，大功之丧停祭，道理不言自明。如今太子已故献妃还没有下葬，没有到丧礼变通的阶段，应当依照礼制取消烝、尝祭祀。太子身负大功丧服，按礼不能亲自主祭，这不属于“有故”的情况，也不能让公卿代为祭祀。 右丞徐爰评议：《礼》“缌麻不祭”，只是通例。大夫身份尊贵，可以降等免服某些丧服，一旦有应当服的丧服，就不能例外。《祭统》说君主有变故，可以派人代祭，意思是按礼应当举行祭祀，君主不能斋戒，祭祀不能空缺，所以派遣臣下代奉。不是说君主本不该祭祀，而让官员代办。晋咸宁四年，景献皇后去世，她是晋武帝伯母，宗庙一度暂停祭祀，虽然她身份尊崇，这件事可以参照。如今太子妃薨逝，圣上服大功，不属于一般变故。灵柩还没有下葬，这次烝祭应当取消。庾蔚之等人的意见，主旨一致，取消这次烝祭是妥当的。等到卒哭、祔庙之后，一切恢复常制。 下诏准许。
大明七年二月丙辰，有关部门上奏：皇帝到江左巡狩、讲武校猎，猎获的猎物先献祭太庙、章太后庙，同时陈设肉酱、酒，由公卿行事；另外送到献妃阴室，由室长主持祭祀。 太学博士虞龢评议：查《周礼》，四季讲武、献祭猎获之物，各有对应的用途。春季振旅、春搜，猎物用来祭社；夏季芟舍、夏苗，猎物用来举行礿祭；秋季治兵、秋狝，猎物用来祀祊；冬季大阅、冬狩，猎物用来举行烝祭。查《汉祭祀志》：只有立秋之日，郊祀完毕之后，展示军威，称为貙刘。皇帝进入苑囿，亲自持弩射猎，祭牲用小鹿。太宰令、谒者各一人，载上猎物，快马送到陵庙。由此来看，春季田猎献猎物入庙，没有古礼先例。 兼太常丞庾蔚之评议：虞龢所说，是四时田猎各循其时，这套古礼早就废弃了。如今天下安定，讲武教化士卒，又恭敬准备祭品，先献祭两座宗庙，情理礼制都合适。社是土神，司空是土官，所以祭社由司空主持。太庙祭祀应当由上公主持。我们商议：搜狩的礼制，四季说法本就不同，礼制历代有增损，时代不一样。如今不再举行四方类祭，四时田猎献祭的仪制荒废很久。猎获的禽兽，有伤皮毛、没有击杀完备的，不献祭。太宰令、谒者挑选上等猎物，先送到太庙、社庙，依旧例由太尉主持献祭。 下诏准许。
川公网安备5113210200034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