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演之，字台真，吴兴武康人。高祖沈充，是晋朝车骑将军、吴国内史。曾祖沈劲，担任冠军将军陈祐的长史，戍守金墉城，城池被鲜卑慕容恪攻破，沈劲坚守气节不肯屈服，被杀害，追赠东阳太守。祖父沈赤黔，官至廷尉卿。父亲沈叔任，年少就有才干。起初担任扬州主簿，高祖太尉参军，吴县、山阴县令，治理地方都有好名声。朱龄石讨伐蜀地，沈叔任担任朱龄石建威府司马，加授建威将军。平定蜀地的功劳，仅次于主帅朱龄石，就地以原有封号担任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戍守涪城。朝廷大军东归之后，二郡豪强侯劢、罗奥聚集部众作乱，各处响应，人数达到一万多人，猛烈攻打城池。沈叔任手下东来的士兵不足五百人，他推心置腹安抚众人，部下全都愿意效死，出兵迎击，大破叛军，叛党全部平定。高祖讨伐司马休之，朱龄石派遣沈叔任率军前来会合。当时高祖兼任镇西将军，任命沈叔任为司马。大军班师之后，任命他为扬州别驾从事史。凭借平定蜀地、保全涪城的功劳，封宁新县男，食邑四百四十户。后来出任建威将军、益州刺史，因病返回京城。义熙十四年去世，时年五十岁。长子沈融之，早年去世。
沈演之十一岁的时候，尚书仆射刘柳见到他，就赏识他，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成为优秀的人才。”沈家世代为武将，但是沈演之改变志向，发奋读书，每天诵读一百遍《老子》，凭借义理学识闻名。承袭父亲的次等爵位吉阳县五等侯。郡府征召他做主簿，州府征辟为从事史、西曹主簿，被举荐为秀才，担任嘉兴县令，有能干的名声。入朝担任司徒祭酒、南谯王刘义宣左军主簿、钱塘县令，又有突出政绩，再任司徒主簿。遭遇母亲丧事，服丧期满之前，朝廷起用他为武康县令，他坚决推辞，没有获准。到任一百多天，称病辞官。服丧结束，授司徒左西掾、州治中从事史。
元嘉十二年，东部各郡发生大水灾，百姓饥荒，吴郡、义兴以及吴郡钱塘，一斗米卖到三百钱。朝廷让沈演之和尚书祠部郎江邃一同兼任散骑常侍，巡视灾区，救济灾民，准许他们根据情况自行处置。沈演之打开官仓赈济饥民；百姓有新生孩子的，每人赐米一斗；案件里有存疑、冤枉的囚犯，全部酌情释放，百姓得以依靠他渡过难关。转任别驾从事史，兼任本郡中正，深受刘义康信任，所以在州府、藩府任职前后十余年。后来刘湛、刘斌等人结成朋党，想要排挤、罢黜尚书仆射殷景仁，沈演之秉持正义，和刘湛等人立场不同，刘湛于是在刘义康面前谗毁他。有一次议事意见不合，刘义康脸色大变，说：“从今往后，我不再相信你！”沈演之素来和殷景仁交好，一心忠于朝廷，太祖十分赞许他，任命他为尚书吏部郎。
元嘉十七年，刘义康外放藩镇，朝廷诛杀刘湛等人，任命沈演之为右卫将军。不久殷景仁去世，朝廷任命后军长史范晔为左卫将军，和沈演之一同掌管禁军，共同参与机密。元嘉二十年，升任侍中，右卫将军照旧。太祖对他说：“侍中兼领卫将军，名望和实权都很显贵，这差不多就是宰相的位置，你要努力。”太祖打算讨伐林邑，朝中大臣大多不赞同，只有广州刺史陆徽和沈演之赞成太祖的想法。平定林邑之后，赏赐群臣黄金、俘虏、铜器等物品，沈演之得到的赏赐格外多。太祖对他说：“朝廷的谋划，你参与出力，平定这个远方蛮夷，还不足以给你分封土地。将来扫清中原、到泰山封禅，不愁没有封赏你的机会。”元嘉二十一年，下诏说：“总管军务，辅佐东宫，选拔称职之人，非贤才不能授任。侍中领右卫将军沈演之，操守清正审慎，才思深沉通达；右卫将军范晔，才思敏捷，持守清简。二人在内朝外廷都有美名，对公忠诚，能够努力谋划，在任上建立功绩。沈演之可以担任中领军，范晔可以担任太子詹事。”范晔心怀谋反的打算，沈演之察觉他有异心，禀报太祖，不久范晔谋反之事败露，伏法被杀。沈演之升任国子祭酒、本州大中正，再转吏部尚书，兼任太子右卫率。虽然没有正式拜相，但是受到的信任托付和宰相没有区别。
沈演之一向有心气病，患病多年，太祖允许他卧病处理公务。他喜好举荐人才，提拔被埋没、不得志的士人，为人谦逊简朴。太祖赏赐给他女乐，他不肯接受。元嘉二十六年，皇帝乘车拜谒京陵，沈演之因病不能随行。太祖回宫之后召见他，他勉强支撑着前去觐见，从宫中出来，走到尚书下省，突然去世，时年五十三岁。太祖痛惜哀悼，追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谥号贞侯。
从前和沈演之一同出使的江邃，字玄远，济阳考城人，很有文才，官至司徒记室参军，撰写《文释》，流传于世。沈演之的儿子沈睦，官至黄门郎、通直散骑常侍。世祖大明初年，因为邀约皇帝身边的俞欣之打听、评议皇宫内部事务，又和弟弟西阳王文学沈勃互相争吵不和，获罪流放始兴郡；沈勃被免官，禁锢不许出仕。
沈勃擅长写文章，善于弹琴，围棋技艺也好，但是为人轻薄，追逐财利。历任尚书殿中郎。太宗泰始年间，担任太子右卫率，加给事中。当时朝廷准备北伐，派沈勃回乡招募兵士，他大肆收受贿赂。太祖大怒，下诏说：“沈勃弹琴作文的才艺，嘴上有美名，但是轻浮浮躁、沉溺饮酒，年少就多有过失。近来奢侈荒淫过度，蓄养数十名歌妓，纵情享乐，毫无节制。依仗吴兴本地豪强、世代交好的旧人，胁迫士民，不断索取财物。又擅自安排招募来的兵士，把征役留给私人，谎称兵士生病、叛逃，多达数百人。门下依附他的人，争相收受贿赂，少的上万，多的千金，核查赃物一共二百多万。应当严明刑罚，依法惩治。已故光禄大夫沈演之从前深受朝廷厚待，在朝有忠良功绩，朕感念旧情，不忍加重惩处，可把沈勃流放到西部边境，让他反思悔罪。”于是把沈勃发配到梁州。废帝元徽初年，按照大赦条例得以返回京城。他依附阮佃夫、王道隆等人，又担任司徒左长史，后来被废帝诛杀。顺帝即位，追赠他原本的官职。
沈勃的弟弟沈统，大明年间担任著作佐郎。早先，五省官员配给的干僮，不能派去做杂役，太祖时期，因为这件事被免官的，前后有上百人。沈统随意驱使干僮，超出规定，主管官员上奏请求罢免他。世祖下诏说：“近来干僮大多不肯尽职，主管官员可以酌情允许对他们施行杖责。”允许对干僮施杖，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沈演之兄长沈融之的儿子沈畅之，承袭宁新县男爵位。大明年间，担任海陵王刘休茂北中郎咨议参军，被刘休茂杀害，追赠黄门郎。儿子沈晔继承爵位，南齐代宋之后，封国废除。
史臣评论说：元嘉初年，诛杀前朝宰相，主要依靠王华、孔宁子。这些大臣，道义上虽然从前就和高祖相交，恩义却已经疏远，他们执掌的是从前的权柄，效忠的却不是旧日的君主。处在高危的境地，承接恩宠的关键关口，败亡的根基早已埋下，不需要别的祸端；更何况是涉及废立、诛杀这样重大的事，很容易滋生嫌隙。为了夺取别人的权位而除去对方，不知道这样会给自己招来祸患；挤走别人来抢夺恩宠，不担心自己将来难以守住。如果王华、孔宁子二人长寿，也不知道后续的祸乱会到什么地步。能够以此为戒、明白其中道理，这就是我对后世贤人的期望。
列传第二十四 郑鲜之 裴松之 何承天
郑鲜之，字道子，荥阳开封人。高祖郑浑，是曹魏的将作大匠。曾祖郑袭，官至大司农。父亲郑遵，尚书郎。郑袭当初担任江乘县令，于是就在江乘定居。郑鲜之闭门读书，不与人交游应酬。起初担任桓伟辅国主簿。早先，兖州刺史滕恬被丁零翟辽击败战死，尸骨没能运回，滕恬的儿子滕羡依旧做官，当时议论的人非议他。桓玄在荆州，让僚属广泛讨论这件事，郑鲜之发表议论说：
礼教的根本，无非忠孝。至于变通、权衡，每件事情况各不相同。推究本源，都是遵从本心，不拘泥外在形迹。外在的礼法形式，遭遇各不相同。所以圣人有的依从礼法表象来教化世人，有的依据表象判定罪责，屈伸取舍，不能一概而论。举其大略，都可以说一说。上天可以逃避吗？伊尹却放逐君主；君主可以胁迫吗？鬻权却被称赞；忠诚可以愚笨吗？箕子却和微子一样被视作仁人。自此以后，实质不同、名声一样，赞誉各异、德行等同的事例，数不胜数。想要在百代之后，在经典缺失的情况下，一朝判定这件事的是非，哪里是容易的！
但是立论阐明道理，用古事印证今事，应当让道理合乎人情。像滕羡这样的情况，有人终身隐居，不问世事；有人入朝理政，没有受到前代贤人的非议。支持滕羡的人，就拿没有非议作为依据；反对滕羡的人，就把隐居当作美德。折中来看，双方的立场就清楚了。所谓不受前代贤者非议，就是合乎人情。王陵的母亲被楚国烹杀，王陵没有辞官隐居，最后成为社稷重臣，不是为了荣华；鲍勋在魏朝直言敢谏，以身殉职，看他的本心，不是贪图爵位。这两位贤人，不能拿来类比滕羡。
圣人设立教化，尚且说：“有礼法而不合时宜，君子不会施行。”礼法不能脱离时势，正是因为事情可以变通，不能死守一端。如果滕羡拿这两位贤人自比，那人人都可以自诩贤人；如果不能人人都这样，凭什么唯独允许滕羡这么比照？非议，是来自众人的评判，不只是看这件事本身。汉魏以来，相关的礼制记载残缺，能找到先例的没有几个人。到西晋和东晋之后，杨臻为父守丧七年不除服，三十多年不问世事；温峤被王命逼迫出仕；庾左丞终身不穿袷服；高世远被王右军、何骠骑劝说，才结束守丧。没有人像滕羡这样轻易就出仕的。如果认为衰麻丧服不是哀痛的根本，那就不必多说了。文皇帝因为东关之战，将士尸骨不能返乡，定下制度：这些人的子弟，不禁止婚嫁、出仕。定下这个制度，是明白孝子已经和常人不一样，有识之士也清楚其中的分寸。如果不是这样，主持教化的人，只需要遵循圣人原有的教化，何必额外再定下这条制度？永嘉大乱之后，王敦在东晋重申东关的旧制，推究本意，这是为国的长远大计，不是说人伦教化全部依靠这个制度。
为什么这么说？杀父之仇，本不共戴天，但是国家法律不允许私人复仇，这就是以国法压制私情，和东关、永嘉的例子是一个道理。主持政务的人，完全可以布衣守丧，同时处理公务。主张教化的人认为，世道没有大乱，士大夫都可以出仕，只是有人从人情角度非议，认为应当贬抑。如果大量援引先例来为滕羡开脱，那么孝子就可以顾及国法而不去复仇，文皇帝就不必在东关定下制度，王敦也不必在东晋重申旧规。每每遇到这种事，都由执政者权衡，这份用心难道不好理解吗？
况且讲道理要从大局长远来看。如果天下大乱，家国一同覆灭，士人不出仕，就会留有余力；人有余力，国家就会灭亡，家族也会覆灭。这种时候，普通女子尚且能舍身，何况大丈夫？如果不是这种乱世，天下人才就没有施展的渠道。滕羡只需要心怀《陟岵》的哀思，效仿不愿出仕之人的本心，何必援引前人旧事，为自己开脱？况且高位，对大才来说是依托，对小才来说是荣耀。荣耀和依托本就有界限，强行占据，已经有愧德行，若是一心钻营仕途，哪里还有哀痛之情？如果不是这样，钻营仕途而没有哀痛，又怎么值得后世推崇？如果允许小才安享禄位，滕羡就不该在众人的疑虑之中心安理得。正如柳下惠那样做可以，我这样做就不行。
世人尊崇的是圣人，圣人教化的核心是礼法。从本心来说，圣人的法度不能更改。但是秦朝用郡县制治理天下，后世不能废除；汉文帝废除肉刑，后世也不能恢复。圣人定下的法度，尚且会被后世君王改动，何况滕羡依靠前人案例，就一定能被认可吗？如果人人都可以出仕，不知道这件事能不能等到后世圣人来裁定？况且出仕和隐居，各有其人，主张隐居的人，常常拿三年之丧来说事。我看到议论的人通达情理，偏向折中，还说：如果准许非议滕羡，恐怕将来舍身报国的人，会因为这件事不肯尽力。这话未免过分！忠烈之心，本来就不会先算计利弊再行动。如果先算计利弊，就会畏惧法度而不肯效命。如果不肯效命，国家自有律法处置。古人在外作战兵败，家人在内受诛。忠诚发自本心，哪里会因为畏惧法度而迟疑观望？只有有功不赏、有罪不罚，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礼教抚育子弟，子弟没有不尽心侍奉君主的。如果不能尽心侍奉君主，就像王经，忠心不能救主，孝心不能顾念亲人，是家国的罪人，又有什么值得称道？恩荫延及十代，不算不优厚；功劳高、赏赐重，不是不报答。如果国法对滕恬没有亏欠，滕羡出仕与否，本就在礼教的评判范围之内，这并不是劝善惩恶的根本。
还有人说唐尧虞舜时代久远，标准难以追寻，顺着这个说法，那要否定的东西就太多了。后汉动乱而不灭亡，史书尚且说是几位贤臣的功劳；魏国将要建立，荀彧正色提出异议；董昭不能逼迫苏则，贾充被庾纯羞辱。由此推知，天下的正道，终究会传承而不会断绝，何必发出这样的感叹？如果世道不是上古盛世，道义就不值得言说，那么伯夷、叔齐对比召公、太公，张良对比商山四皓，他们的言论也就没有意义了。陈平隐忍顺从、避祸全身，是用权宜保全自身，不是为了荣华。滕羡现在没有需要保全的危难，父亲已经身死，道义又在哪里？从前陈寿在服丧期间，让婢女调制药丸，被乡里指责；阮咸守丧之时，骑驴私会婢女，却依旧在朝中做官。难道因为阮咸在当时得到宽容，后世就不能非议吗？贤圣评判人事，都是推究始末，审定德行才干。所以事情虽然惊世骇俗，道理却能说通。郗诜在后园安葬母亲，依旧做官，能够免责，是因为他本心尽孝；金日磾杀死儿子，没有人非议，是因为他忠于君主。现在难道可以凭着这两件忠孝的事例，就允许杀子、在后园葬母吗？显然不行。既然不行，就应当仔细审定滕羡的德行才干，不必再多争辩。
滕羡不是我的同乡，我和他也没有交情，不能完全了解他的才干。如果他谋略能够克敌，才干足以济世，那他可以追随古人，不是我们议论所能评判。如果只是普通士人，就应当像子夏听从曾参的劝诫那样，才称得上妥当，子夏也没有不孝的名声。我的想法全部在这里。如果不合义理，也不必反复辩驳；如果需要折中裁定，就由主持教化的人决断。
桓伟晋升安西将军，郑鲜之转任功曹，举荐陈郡谢绚代替自己，说：“听说有贤才却不举荐，就是臧文仲那样窃居官位的过错；赵宣子能够让贤，晋国因此安定。我才能浅薄，承蒙错爱，恩义深重，两次得到不该属于我的职位。我知道身居高位很难，多次请求退让，辞官的心愿一直没能实现，日夜心怀戒惧，不敢忘记惶恐。我看到行参军谢绚，聪慧正直，心怀通达美好，让他在近臣位置上，虽然还不能完全施展才华，循序渐进提拔，大致可以匹配他的才能。我请求免去我的职务，甘愿居于下位，让贤才得到任用，符合众人的期望。”郑鲜之入朝担任员外散骑侍郎、司徒左西属、大司马琅邪王录事参军，随即升任御史中丞。
郑鲜之性格刚直，不阿附权贵，严明法度，秉公纠察，很符合御史中丞的职责。他的外甥刘毅，当时权势极大，朝野之人都依附他，唯独郑鲜之尽心侍奉高祖，不肯屈从刘毅，刘毅十分怨恨他。义熙六年，郑鲜之派治书侍御史丘洹上奏弹劾刘毅：“先前有诏令，罗道盛私自拆开书信，泄露密事，依法应当斩首，奏报获准行刑之后，刘毅因为罗道盛有侯爵，擅自宽恕停刑。刘毅功勋隆重，地位相当于副相，处死犯人不是他决定的，也没有私自赦免的权力。这件事已经先行上奏，赦免却不请示，将帅在外，也没有这样的规矩。中丞郑鲜之和刘毅是舅甥，按制度不能亲自纠举，臣请求罢免刘毅官职。”皇帝下诏，不予追究。
当时新定制度：地方长官因为父母生病辞官的，禁锢三年不许出仕。山阴县令沈叔任因为父亲生病离职，郑鲜之上奏议论：“事情需要权衡，法令才有取舍，有的地方放宽，有的地方约束。没有道理讲不通、事情不合情理，却永久施行的制度。定下这条禁令，是担心有人托辞装病辞官。托辞的情况或许有，但是怎能损害天下根本教化，因小节伤害大义？立法是为了包容多数人，不能因为少数人而委屈大众，何况为了防止诈辞辞官，却堵塞孝爱本心。人情本来追逐荣华，辞官本不是需要防范的；设立禁令，是担心官员上任不久，就急于钻营升迁，所以遏制急于求成，保证考核实绩。因为探望父母疾病而加以治罪，违背道义，没有比这更过分的。我认为应当恢复旧制，才合乎情理。”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二品以上官员，父母去世、坟墓崩塌，或者族人患病而辞官的，都不再禁锢。
刘毅将要镇守江陵，高祖在江宁集会，朝中大臣全都到场。刘毅素来喜欢摴蒱博戏，于是众人一同游戏。高祖和刘毅对局，赌注各占一半，筹码堆在人前，刘毅邀高祖一起下注。刘毅先掷出雉，很是得意，高祖很不高兴，很久才掷骰。满座之人都盯着，高祖掷出，五个骰子全是黑卢。刘毅脸色大变，对高祖说：“我知道你不肯把大赢的机会让给别人！”郑鲜之大喜，光着脚绕着床大叫，喊声接连不断。刘毅十分不快，对他说：“郑君这是干什么！”全然不顾舅甥的礼节。高祖早年从军，没有读过多少书，做宰相之后，很向往风雅清谈，有时候发表议论，旁人都含糊附和，不敢反驳。唯独郑鲜之一定切中要害诘难，从不宽纵，一定要等到高祖理屈词穷才停下。高祖有时候惭愧变色，过后对人说：“我本来没有学问，谈论义理很浅。往日言谈，各位贤士大多宽容我，只有郑鲜之不一样，总能把道理辩透，我很感念他。”当时的人叫他“格佞”，意思是专门驳斥谄媚附和之人。
郑鲜之从御史中丞转任司徒左长史、太尉咨议参军，不久补授侍中，再任太尉咨议参军。义熙十二年，高祖北伐，任命他为右长史。郑鲜之曾祖的坟墓在开封，距离驻地三百里，他请求前去拜谒，高祖派骑兵护送他前往。宋国初建，转任奉常。
赫连勃勃攻陷关中，高祖又打算北伐，决心很强。郑鲜之上表劝谏：“臣思索陛下深远的谋划，愚陋的见识不足以领会。但是臣私下有想法。胡虏凶狡，情势清楚。关中两次战败，都是将帅领兵违背法度，不是国内有变乱才招致失败。胡虏听说陛下亲自统领大军，一定会认为我们要大举讨伐，重兵把守潼关，这是必然的。如果陛下亲征长驱直入，臣实在看不出容易取胜；如果御驾停在洛阳，又不值得陛下亲自劳顿。这样一来，进退的利弊，应当仔细斟酌。敌人不敢乘胜打到陕地，是畏惧朝廷的大威。如今妥善筹划用兵，能屈能伸，派遣军队征讨，江南安定，敌人害怕后续讨伐，不敢轻易进犯。如果陛下到洛阳之后就回师，敌人会重新估量实力，一定会挑起边境祸患，这是必然的。江南百姓仰望陛下，忽然听说远途征伐，不知道战事深浅，会以为陛下深入敌境、久不能归，人心惶恐，这也是可以预料的。往年西征，刘钟身陷险境；前年盗贼攻破广州，士人几乎死光。三吴腹地，各县多次出事，都是徭役繁重造成的。又听说多处大水，再加上远征使得百姓疲惫，军队溃散，是情理之中。陛下在彭城的时候，盗贼攻破各县，不是偶然，都是无赖凶徒作乱。安抚顺应民心，百姓就想安定；违背百姓心愿，一定会生乱。古人平息纷乱，道理就在这里。汉高祖被困平城，吕后蒙受匈奴羞辱；魏武帝赤壁战败，宣武帝枋头丧师，就算是神武功业，也不会因为一次失利受损。何况只是偏师失利，无损朝廷大局！说到实情，不算大败，只是朱龄石等人让人痛惜。如果陛下亲征，或许会加速祸乱。反复思量，臣认为不必陛下亲自出征对付这个小敌。西虏或许会成为河洛一带的祸患，现在应当和北虏通好，河南安定，济水、泗水一带就安宁。恳请陛下体察我的愚见。”
高祖登基称帝，郑鲜之升任太常、都官尚书。郑鲜之为人通达直率，在高祖面前说话毫无隐瞒，当时的人都很忌惮他。但是他内心敦厚实在，接济亲友。喜欢出游，有时候备好车驾，不知道去哪里，任由车夫随意前行。高祖格外亲近他。高祖曾经在内殿设宴，朝中权贵都到场，唯独不召郑鲜之。坐定之后，高祖对群臣说：“郑鲜之一定会自己来。”没多久外面禀报：尚书郑鲜之到神虎门求见奏事。高祖大笑，召他进来，他受亲近信任到这种地步。
永初二年，外放任丹阳尹，再入朝担任都官尚书，加散骑常侍。跟随高祖征伐有功，封龙阳县五等子。外放豫章太守，俸禄中二千石。元嘉三年，王弘入朝为宰相，举荐郑鲜之担任尚书右仆射。元嘉四年，郑鲜之去世，时年六十四岁。追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有文集流传于世。儿子郑愔，官至尚书郎、始兴太守。
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人。祖父裴昧，光禄大夫。父亲裴珪，正员外郎。裴松之八岁，就通晓《论语》《毛诗》。广泛阅读古籍，立身简朴。二十岁，授殿中将军。这个官职在皇帝身边护卫，晋孝武帝太元年间，精选世家子弟参与顾问，才开始任用琅邪王茂之、会稽谢輶，都是南北望族。他的舅舅庾楷在江陵，想要裴松之前往，上表举荐他为新野太守，因为时局动荡没能成行。授员外散骑侍郎。义熙初年，担任吴兴故鄣县令，在县内有政绩。入朝为尚书祠部郎。
裴松之看到世人私自立碑，内容往往和事实不符，上表进言：“碑铭的作用，是昭示后世。如果没有特殊功勋、卓越德行，不配立碑。上等的，功业德行光照后世，为世人推崇；其次，节操品行高妙，留下事迹值得记载。至于辅佐政务、功绩显著，教化所到之处，恩惠流传，值得记述歌咏，才可以刻碑。不属于这类的，立碑就是僭越亵渎。风气败坏，虚饰浮华由来已久。孔悝的碑铭，行事和碑文不符；蔡邕撰写碑文，常常内心有愧。此后这种风气越来越盛，只要是官吏，就有人为他立碑，刻石文字很少有真实凭据，虚伪造作成了常态，真假混淆，使得真正有德之人不再被看重。就算只算耗费的财力，也已经难以承受。不加禁止，弊端会越来越严重。”他建议：“所有想要立碑的，都要上奏朝廷，经过朝议准许之后，才可以立碑。这样可以杜绝虚假，彰显真实的德行功绩，让百年之后，后人知道碑文不虚，道义被后人信服。”朝廷从此禁止私自立碑。
高祖北伐，兼任司州刺史，任命裴松之为州主簿，转治中从事史。攻克洛阳之后，高祖下令：“裴松之是朝廷栋梁之才，不适合长久留在地方处理边务，现在征召他做世子洗马，和殷景仁一样，通知他。”当时朝廷商议设立五庙乐，裴松之认为臧妃的庙乐规格应当和另外四庙相同。授零陵内史，不久征召为国子博士。
太祖元嘉三年，诛杀司徒徐羡之等人，分派使者巡视天下。通直散骑常侍袁渝、司徒左司掾孔邈出使扬州；尚书三公郎陆子真、起部甄法崇出使荆州；员外散骑常侍范雍、司徒主簿庞遵出使南兖州；前尚书右丞孔默出使南豫州、北豫州；抚军参军王歆之出使徐州；冗从仆射车宗出使青州、兖州；裴松之出使湘州；尚书殿中郎阮长之出使雍州；前竟陵太守殷道鸾出使益州；员外散骑常侍李耽之出使广州；郎中殷斌出使梁州、南秦州；前员外散骑侍郎阮园客出使交州；驸马都尉、奉朝请潘思先出使宁州，全都兼任散骑常侍。
颁布诏书说：“古时帝王巡行考核功绩，诸侯朝见述职；如果不能巡狩，就有慰问、聘问的礼制。用来观察民情、设立政令，考核事务、查验政绩，上下通达，远近都受恩泽，所以功业长久流传，道义延续久远。朕德行浅薄，继承大业，在位常怀敬畏，不懂治国之道，日夜忧虑，如同临近深渊。担心风俗衰败，民心虚伪，灾疫不断，水旱毁坏农作。虽然亲自处理各项事务，想要妥善治理，但是政务繁多，多有疏漏，政令刑罚的过失，不能全部知晓。难道是我的诚心不能感化众人，使得大家不敢直言？这份愧疚，在我一人。因为连年多难，王道没能统一，帝王巡狩的礼制荒废已久，挂念百姓，不敢忘记体恤。现在派遣兼任散骑常侍的袁渝等人，向四方宣达诏令，走遍郡县，亲自会见刺史、二千石长官，陈述朕的诚心，广泛询问治国要务，考察吏治，探访民间疾苦，表彰有节操德行的人，慰问疾苦。礼俗得失，全部依照周代旧制，各自写成文书，回来逐条上奏，让朕看得清清楚楚，如同亲自巡行。各位官员，尽心办事，不要懈怠。如果有长远的谋划、中肯的意见，可以告诉使者，不要隐瞒。朕会虚心采纳良策，弥补过失。努力奉行，合乎朕的心意。”
裴松之出使归来，上奏说：“臣听说天道向下布施光明，君德以广施天下为极致。古代圣君，本心普惠万民，德行施行，天下和顺；礼教推行到江汉，教化远播。所以留下盛大的赞颂，成就周代的盛世。陛下睿智通达，德行超越时代，身居朝堂，心系天下。忧虑教化不够纯厚，担心贤才得不到举荐。慰问百姓，体恤孤寡，宏大的诏令传遍四方。深远的谋划写在雅诰之中，恩惠教化传到边远之地。所以天下百姓歌颂，远方异族欢悦，人人欢欣，铭记皇恩。有的扶老携幼，在路上欢呼，这都是陛下恩泽广布，百姓发自内心，千载难逢的盛世就在今天。臣才浅德薄，有幸被选任，身在显职，想要安抚四方，却不能很好宣达圣旨、整肃风化，官吏升降没有章法，寻访贤才收获很少，惶恐不安。奉到二十四条诏令，按照事情逐条记录。癸卯诏书说，礼俗得失，依照周典，各自写成文书上奏。臣依事写成文书附在后面。”裴松之很好地完成出使任务，当时的人都称赞他。
转任中书侍郎、司州、冀州二州大中正。太祖让他为陈寿《三国志》作注。裴松之收集各类传记，增补很多异闻，完成之后上奏。太祖十分赞赏，说：“这书可以不朽了！”外放永嘉太守，体恤百姓，官吏百姓都很安适。入朝补通直散骑常侍，依旧兼任二州大中正。不久外放南琅邪太守。元嘉十四年，辞官，授中散大夫，不久兼任国子博士，升任太中大夫，博士依旧。接续何承天撰写国史，还没有动笔，元嘉二十八年去世，时年八十岁。儿子裴骃，南中郎参军。裴松之撰写的文论、《晋纪》，裴骃注解的《史记》，都流传于世。
何承天，东海郯县人。从祖何伦，晋朝右卫将军。何承天五岁丧父，母亲徐氏，是徐广的姐姐，聪慧博学，所以何承天从小受母亲教导，儒学、史学、诸子百家，全都广泛阅览。叔父何肹担任益阳县令，何承天跟着叔父到任所。
隆安四年，南蛮校尉桓伟征召他做参军。当时殷仲堪、桓玄相继起兵进攻朝廷，何承天担心祸乱不止，辞官回到益阳。高祖起兵之初，长沙公陶延寿任命他为辅国府参军，派他向高祖表达敬意，随即授浏阳县令，不久辞官回京。抚军将军刘毅镇守姑孰，征召他为行参军。刘毅曾经出行，鄢陵县吏陈满射鸟，箭误中随行主帅，虽然没有伤人，按律法要判死刑。何承天议论说：“断案贵在体察实情，有疑点就从轻发落。从前有人惊扰汉文帝的御马，张释之判他犯跸，只处以罚金。为什么？因为知道他不是有意惊扰御马。所以不因御驾尊贵，加重处罚。现在陈满本意是射鸟，不是有意伤人。律法上说过失伤人，判三年徒刑，何况没有伤人？从轻处罚就可以。”后来外放宛陵县令。赵惔担任宁蛮校尉、寻阳太守，请他做司马，不久离职。
高祖任命他为太尉行参军。高祖讨伐刘毅，留下诸葛长民监军。诸葛长民暗中怀有异心，刘穆之屏退旁人，问何承天：“主公这次出征，能成功吗？”何承天说：“不担心西边战事不能平定，另有一桩顾虑。主公从前从左里回到石头城，防备很松懈，这次回来，应当严加戒备。”刘穆之说：“不是你，我听不到这番话。近来想要丹徒刘郎，恐怕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了。”授太学博士。义熙十一年，担任世子征虏参军，转西中郎中军参军、钱塘县令。高祖在寿阳，宋国台府建立，征召何承天为尚书祠部郎，和傅亮一同制定朝廷礼仪。永初末年，补南台治书侍御史。
谢晦镇守江陵，请他担任南蛮长史。当时有一个叫尹嘉的人，家里贫穷，母亲熊氏把自己抵押换钱，替尹嘉还债。尹嘉被以不孝罪名判处死刑。何承天议论说：“接到府里命令，共同商议尹嘉死刑一案。法吏葛滕签报：母亲告发儿子不孝，想要处死儿子，官府准许。律法条文说，违背教导、不敬父母，父母请求处死，都准许。这个条文，是依照告发人的诉求来判案。推究这件事本心：尹嘉的母亲主动抵押自己，为儿子还债。尹嘉虽然有亏礼教，但是熊氏没有请求处死儿子的话。熊氏是想要保全儿子，现在却判死刑，和条文本意不符。一开始以不孝弹劾，最后却用母亲自卖来定罪，两头拉扯，母子都获罪，葛滕引用的法条，并不适用于这件案子。尹嘉这件事情理难申，但是教化要体恤愚钝。明德慎罚，是周文王体恤下民的做法；审案宽缓死刑，是《中孚》所彰显的教化。从人情来说，母亲会为儿子隐瞒过错；从礼法来说，这件事本来不在不孝重罚之列。现在抛开母亲想保全儿子的本意，套用母亲请求杀子的法条，要求饥寒之中的人恪守恭顺，实在不符合疑罪从轻、宁可放过有罪之人的原则。我认为免去尹嘉死刑，广施春日恩泽；赦免熊氏的过错，彰显亲人互相隐瞒的大义。就算是蒲亭那样简陋的地方，也可以和盛世德行相比；细微的百姓，也不会被当今教化抛弃。”案子还没有定案，恰逢大赦，母子都免罪。
谢晦晋升卫将军，何承天转咨议参军，兼任记室。元嘉三年，朝廷将要讨伐谢晦，谢晦的弟弟黄门郎谢嚼秘密送信告知谢晦。谢晦问何承天：“如果真是这样，你认为我该怎么办？”何承天说：“以天子的威势，调集天下兵力攻打一州，强弱悬殊，顺逆不同。逃出境外保全性命，是上策。其次，派心腹领兵戍守义阳，将军亲自率军在夏口决战；如果战败，就奔赴义阳，向北逃出国境，这是次策。”谢晦沉默很久，说：“荆楚是适合作战的地方，兵力充足，姑且决战，败了再逃也不晚。”让何承天起草表章、檄文。谢晦认为湘州刺史张邵一定不会依附自己，打算派一千人袭击他；何承天认为张邵心意不明，不宜贸然进攻。当时张邵的兄长张茂度担任益州刺史，一向和谢晦交好，所以谢晦停下，没有出兵。前益州刺史萧摹之、前巴西太守刘道产卸任回江陵，谢晦打算杀掉他们，何承天尽力营救，二人得以保全。谢晦率军东下，何承天留在府中，没有随行。等到到彦之抵达马头，何承天主动前去归降请罪，到彦之认可他的诚意，赦免了他，让他代管南蛮府事务。
元嘉七年，到彦之北伐，请何承天担任右军录事。到彦之战败之后，何承天因为本不擅长军旅，免于处罚。补尚书殿中郎，兼任左丞。吴兴余杭百姓薄道举做劫盗。制度规定：同宗服期丧的亲属要补兵。薄道举的堂弟薄代公、薄道生等人属于大功亲，不在补兵的范围。官吏却以薄代公等人的母亲是期亲，认为儿子应当跟着母亲补兵。何承天议论说：“查劫盗的法令，同籍期亲补兵，大功亲不在条例之内。妇人遵从三从：出嫁跟随丈夫，丈夫去世跟随儿子。薄道举做劫盗的时候，他的叔父已经去世，薄代公、薄道生都是堂弟，大功亲属，不该补兵。现在因为叔母是期亲，让薄代公跟着母亲补兵，既违背大功亲不谪戍的制度，也违背妇人三从的道理。主管官吏只死守期亲的条文，不区分男女差异，怕担责任，生出这个疑案，恐怕不符合圣朝体恤刑狱的本意。我认为薄代公母子都应当赦免。”
从前司徒掾孔邈上奏的文书还没有批复，孔邈已经去世入殓。议论的人说不应该继续用孔邈的名字上奏，改用现任官员上奏。何承天又议论说：“认为死者名字不适合上奏，没有别的道理，只是忌讳不祥。奏本一旦驳回，常常要等很久。盛世治事，应当简易，细微的忌讳，都应当抛开。”
何承天性格刚愎，不愿屈从朝中权贵，常常凭着自己的长处轻慢同僚，尚书仆射殷景仁对他不满，外放他为衡阳内史。从前在荆州，他就和当地士人多有不和；在衡阳郡，又不公正清廉，被州府纠察，逮捕入狱，恰逢大赦获释。元嘉十六年，授著作佐郎，撰写国史。何承天年纪已经很大，其他佐郎都是名门少年，颍川荀伯子取笑他，常常叫他奶母。何承天说：“你该说凤凰养育九子，奶母是什么话！”不久转太子率更令，著作佐郎依旧。
当时丹阳丁况等人，亲人去世很久却不下葬。何承天议论说：“礼制所说的改葬、暂缓下葬，是遇上荒年歉收，允许量力而行，不必完备。丁况三家，好几年不安葬，连棺木都没有，实在是恩情浅薄，如同禽兽。我认为丁况同伍的百姓多年，没有用道义规劝、用律法约束。十六年冬天，既没有新法令，也没有重申旧制，没有严厉的告示，突然被检举。或许是邻里结怨，才告发这件事。听说东部很多地方，这种情况很多，江西、淮北尤其不少。如果只惩处这三个人，不能整肃风气。一旦开这个先例，百姓互相恐吓，里正、县吏趁机谋利，贿赂盛行，诉讼繁多，有损圣朝清静治理的局面。我认为丁况三家，可以暂且不问，同时定下制度：百姓丧葬不合礼法，同伍的人应当及时检举；服丧三年期满之后，不准再追告，这样处置合适。”
元嘉十九年，设立国子学，何承天以本官兼任国子博士。皇太子讲解《孝经》，何承天和中庶子颜延之一同执经侍讲。不久升任御史中丞。当时索虏侵犯边境，太祖向群臣询问抵御外敌的方略，何承天上表说：
臣看到北方藩镇奏报，胡虏进犯青州、兖州。陛下心怀仁慈，怜悯百姓，广泛征求计策，筹划边防军务。臣愚陋，有幸参与咨询。猃狁为祸，自古就有。周朝兴盛之时，南仲领兵出征；汉朝强盛之时，卫青、霍去病效力边疆。就算打到瀚海、在祁连山扬旗，战事繁重，天下骚动，耗费巨大。胡虏凶蛮倔强，不肯臣服，得失相抵，得不偿失。汉宣帝末年，匈奴内乱，顺势安抚，匈奴才归降。自从晋朝丢失中原，戎狄侵扰，一百多年，朝廷无暇专门对付北虏。大宋开国，两次展示军威，胡人感念恩德、畏惧兵威，前来归附。陛下登基以来，安抚笼络，十多年间，朝贡不断。去年三位亲王出镇北方，打算长远经略，胡人本性多疑，心生猜忌，背弃盟约，结下仇隙。他们贪利好杀，不肯悔改，恐怕烽火警报，从此开始。臣素来怯懦，不懂军事，凭粗浅见闻，撰写《安边论》。见识浅薄，恐怕不值得采纳。如果能交给朝臣讨论，辨析异同，或许可以汇集众人想法，充分谋划，长短利弊都摆出来，对错就能看清。论文如下：
汉代防备匈奴的策略，不外两种：武将主张征伐，儒生主张和亲。细究两种说法，各有道理。塞外荒漠，胡人行动灵活，很难一举击溃。往年冀州一带归附的百姓很多，青、兖二州临近边境，三位亲王镇守，经略铺开，宏图将要施展，百姓、夷人都向往教化。胡人贪图小利，骄矜自大，外表显示余力，内部稳固部众。现在如果继续安抚，允许他们改过，就算不能让他们到京城朝见，也可以安定边境。但是和亲事关重大，需要朝廷仔细谋划，不是我浅陋所能说清。如果效仿卫青、霍去病远征瀚海，现在时势不同，很难取得同样功绩。胡人虽然作战时间不算很久，但是占据燕、赵旧地，跨有秦、魏，山河险要，从古不变。除非在淮泗一带广屯田，充实青、徐，让百姓有储备，田野有积粮，然后选派良将，统领十万精锐，一举扫荡，否则不值得大举兴师，劳扰天下。为什么这么说？如今残存百姓久经战乱，只求苟安，不是全都耻于沦为异族、向往华夏，只是遭受残害压迫，无处求生，所以扶老携幼前来归附。胡人不能靠道义取胜，攻城劫掠，只靠轻骑突袭，掠夺人口，这就是他们招来怨恨、走向灭亡的原因。如果出兵追击报复，大肆屠戮幽冀城池，不符合陛下抚育百姓、以道治理的本心。如果只想安抚归附之人、讨伐有罪、慰问百姓，就算骏马奔驰，胡人也不会前来决战，白白耗费巨资，对敌人没有损伤。又或者派奇兵深入，杀敌破阵，祸患没有根除，困兽犹斗，报复的战事永无休止，这是秦汉末年的下策，也是汉武帝轮台罪悔的缘由。
安定边防、固守防御，才是上策。安边的办法，史书都有记载，李牧开其端，严尤阐明要点，大体已经完备。曹操、孙权争霸，双方实力相当，江淮之间，双方都留出数百里无人区。魏国舍弃合肥，退守新城；江陵百姓南迁到长江南岸；濡须的戍守，家属安置在羡溪。到了柤中屯守，汉夷混杂，司马懿认为应当把江北百姓迁到江南，曹爽不同意，后来果然丢失柤中。这都是前代的明鉴。为什么？斥候警戒的边境，不适合放牧、耕种。所以坚壁清野，等待敌人来犯，修整甲兵，趁着敌人疲惫出击。时代虽然有古今，力量有强弱，保全百姓、守住疆土，都离不开这个思路。总结起来四点：一、移民就近，充实内地；二、疏浚修缮城池，增加险阻；三、配齐牛车，准备军械；四、按照人口征发兵器。优秀的郡守划定田亩，骁勇的将帅树立威信。借狩猎申明号令，用礼教培养廉耻。设立爵位笼络人心，定下禁令树立威严。徭役赋税有定规，宽猛相济。等到十年之后，百姓懂得礼义。再挑选良将，出奇制胜，旌旗挥向云朔，席卷河冀，横扫嵩、恒，摧折燕地的弓箭、代地的战马，斩断秦地、吴地的臂膀，在燕然山刻石记功，在金微山犒赏将士。
胡人虽然有败亡的征兆，愚昧弱小容易攻取，但是天时人事未必完全契合，应当收敛锋芒等待时机，审慎谋划。如果边防兵力没有增加，百姓零散居住，教化不一，贫富悬殊，边境百姓两边观望，胡人来了就抛弃本业，很难驱使，容易溃散。胡人天性食肉衣皮，以驰骋为日常，以游猎为农耕，没有房屋安稳居住。风吹雨淋不以为苦，露宿草间习以为常；打赢了争抢财物，战败了不耻逃跑。他们来的时候迅猛，我们奔波防御就会疲惫。今年春天他们渡过济水，尝到好处，骄纵轻敌，等到秋末，或许会再来进犯。骑兵蜂拥，轻骑云集，践踏庄稼，焚烧村落。就算边将有谋略，也很难抵御。如果大量驻军，荒废农耕的人一定很多；传递军情，征发徭役迟缓；赏赐财物，耗费巨大；轮换戍卒，离别怨恨繁多。不如就地安置百姓，农战结合，不用大举征发，却有防御实效，利弊高下相差很远。
第一，移民就近，充实内地。青州、兖州旧民，冀州新近归附的百姓，在边界上一共两万户，这些人容易被胡人利用。现在全部内迁，青州百姓迁到东莱、平昌、北海各郡；泰山以南，一直到下邳，沭水、沂水之间，田地肥沃，西边有兰陵险阻，北边扼守大岘，四面险要，适合安居。百姓不愿迁徙，一开始会抱怨。如今刚刚遭受劫掠，余惧未消，如果向他们讲明安危，安置在安稳沃土，他们会欣然上路，视迁徙如同回家。
第二，疏浚修复城池，增加防御险阻。从前秋冬收获之后，百姓入城自保，防备寇贼，本是常备办法。古代城池到处都有，现在虽然毁坏，还可以修整。大致统计户数，估算城池容纳量，新迁来的人家全部安置城内，供给物资，编排乡里，收获粮食，集中堆放。妇女老弱守城，官吏统领，成年男女春夏出城耕作放牧。敌寇到来之时，一城千户，能作战的士兵不少于两千，其余老弱，也可以登城呐喊助威。兵法说十倍于敌才可以围城，两千战士，足以抵御三万胡虏。
第三，配齐牛车，修缮军械。千户人家，至少有五百对耕牛，打造五百辆车。车辆相连，用来护卫百姓。就算城池守不住，也可以集体奔赴险要之地，敌人无法阻拦。百姓聚居之后，便于管理。号令预先明确，百姓提前戒备。有紧急征召，一两天之内就能集合。
第四，按人口配发兵器，不要短缺。千户的城邑，战士两千，根据各自擅长，配备兵器，平时练习，做好标记；回城自保的时候，兵器收入库房，外出耕作请来自卫。弓箭、铁料，百姓无力置办的，官府逐步补给，几年之内，军用物资就大致齐备。
臣听说京城之内，军政制度不同；边境之上，农战一体。攻守的办法，顺应民俗，根据百姓勇怯调整。山川地势，寒暑气候，各有本性，强行改变就会生出祸患。所以从前戍守申地，远屯清济，耗费巨大，百姓怨声载道。依臣看来，不如就地征用边境百姓，更加便利。管仲治理齐国，政令依托百姓；商鞅治理秦国，推行耕战。最终树立威势，成就霸业，不是单纯依仗武力，实在是制度得当。梁国征召步兵，国家灭亡；齐国推崇技击，军队离散。汉魏以来，这套制度渐渐废弃，田猎不再是先王的礼教，练兵只是为了观赏。一旦有急难，百姓不会作战，只能重金招募，天下骚动。刺史郡守束手无策，没有谋划，只等着朝廷派军，这就是忘记备战、不加教化的害处。
如今把边民迁入内地充实防区，疏浚修缮城壕，让他们同族聚居、村落相连，督促练习骑射，调和统一风俗；地方长官定期考核，评定能力高下，把成绩优异者列为上等，甄别选用人才，彰显他们的功勋才干，把情况上报州郡。这样一来，屯戍的部伍就有固定建制，百姓不会流离失所、改换本业。对内守护老弱，对外打通仕进之路；同队伙伴预先确定，忧患喜乐一同承担，感情因为长久相处而亲近，武艺在实战之中得到磨炼。白天作战，看见容貌就能互相辨识；夜里交战，听见声音便可以互相救助。这是教民习武的一个方面，也是前代圣贤遗留下来的方略。
议论的人一定会说旧城荒废毁坏，很难修复。如今并不是说立刻动工修整，把城池修得华丽如新，只是先要安定百姓，规划里巷道路；原有城墙壕沟还留存的，就顺势利用；缺损坍塌的地方，暂且用栅栏隔断。足以抵御敌方轻装部队，拦截游动骑兵，交给地方将领掌管，慢慢完善加固。
车马牛畜的征调、兵器装备的征收，攻守所需要的物资，都是军国的根本要务。现在顺着百姓便利的条件，加以引导统率。农耕器具就是府库的珍宝，耕田养蚕的百姓同时也是守城的力量。一千户人家就能凑出一支成倍的队伍，一万户便可集齐一整支大军。兵力强盛而敌人不加防备，国家富足而百姓不受劳苦，这和优待豁免军队、坐吃官仓粮饷的办法，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如今太平时日不长，边境法令松弛放任，弓矢铁器，没有统一管控；往年遗弃的铠甲兵器，将近二十年，追查它们存放的地方，按理早就朽坏了。我认为应当重申旧日法令，严格封禁管制。所有往来商贩，队伍里私自夹带兵器的，都按军法处置。另外在边境严密设置关卡哨所，封堵偏僻小路。城堡辖区之内，所有征发的兵器，都刻上标识，另外制定规范样式。如果有丢失箭镞刀刃，或是私自偷盗兵器的，立刻就能查验，对治理很有好处。
还有钜野湖泽十分广阔，向南连通洙水、泗水，向北连接青州、齐地，有一座旧县城，就在湖泽之中。应当定下制度修复原有城墙，修筑堤坝控制水势，配备一百艘轻便战船。敌寇如果侵入境内，就出动战船迎战，左右部队相机接应，扼守敌军渡口，摧毁他们的航运粮道。这是利用水势克制敌军车马，发挥我方长处，也是扼制敌军要害的办法。
何承天一向喜爱下棋，常常因此耽误正事。太祖赐给他棋盘棋子，何承天上表谢恩，太祖回信说：“赐给你棋盘棋子，何尝不是当年赏赐张武的金帛一类的恩赏呢！”何承天又擅长弹筝，太祖又赐给他一面银饰筝。
何承天和尚书左丞谢元素来不和，二人争相打探尚书台、御史台的过失，屡次互相检举上奏。太尉江夏王刘义恭每年供给资费钱三千万、布五万匹、米七万斛。刘义恭素来奢侈，用度常常不够。元嘉二十一年，他预先向尚书支取下一年的资费。旧日制度：支出钱二十万、布五百匹以上，都必须上奏朝廷。谢元却直接提议拨钱二百万给太尉。事情败露之后，谢元就指使令史拿出仆射孟顗的命令来搪塞。谢元当时刚被授为太尉咨议参军，还没有正式就职，被何承天检举。太祖大怒，责令谢元回乡，终身禁锢不许出仕。
谢元这时也检举何承天把四百七十束茭草卖给官署，谋求高价。何承天因此以白衣身份继续任职。谢元，字有宗，陈郡阳夏人，是临川内史谢灵运的堂叔。他凭借才学被朝廷赏识，死在禁锢期间。
元嘉二十四年，何承天升任廷尉，还没有就职，太祖打算任命他为吏部尚书，何承天已经接到密旨，却把消息泄露出去，因此获罪免官。后来在家中去世，时年七十八岁。
在此之前，《礼论》共有八百卷，何承天删减合并，按类别编排，一共编成三百卷。他所著的《前传》《杂语》《纂文》以及相关论著，都流传于世。他又修订改定《元嘉历》，相关记载在《律历志》当中。
史臣评论说：治理边疆的办法，前代已经说得很详尽了。戎夷狡诈，行动飘忽难以预料，一定要修缮要塞，谨慎设置烽火斥候，让敌军来犯的道路可以设防，撤退的路径容易阻断，这样才能制止暴行奸邪，积蓄威势抵御敌寇。汉代沿用秦朝旧有的边防工事，严守关塞来隔绝外族；吴、魏交战的时候，也以长江、淮河作为战场，无一不是先依靠险要地势，再求得百姓安定，一边防守一边耕作，等候时机寻找敌方破绽。
高祖建国之初，疆土规划还不够长远，虽然依托黄河布防，但是兵力单薄、后援遥远，盛衰的征兆已经显现，由此引来了外敌进犯的野心。大概是因为王业刚刚奠基，各项制度建设多有缺失，优先安定内部、暂缓经略边疆，才落到这样的局面。从这以后，青州分置疆土，没有合适的围守防御方案，缺少耕战并举的方略，心存侥幸以为敌寇不会前来，于是不加防备。周代、汉代的边防策略，在刘宋一朝全都废弃，导致胡骑横行，没有坚固的藩篱屏障，士民惶惶不安，被掳掠俘虏，无处申诉，实在可悲啊！何承天的《安边论》，内容广博而切实，所以记载在这里。
列传第二十五 吉翰 刘道产 杜骥 申恬
吉翰，字休文，冯翊池阳人。最初担任龙骧将军刘道怜的参军，随府转任征虏左军参军、员外散骑侍郎。跟随刘道怜北征广固，被赐爵建城县五等男。转任刘道怜骠骑中兵参军、从事中郎。担任将佐十余年，清廉谨慎、刚正不阿，很受高祖赏识器重。永初三年，转任刘道怜的太尉司马。
太祖元嘉元年，出京督梁、南秦二州诸军事，任龙骧将军、西戎校尉、梁州及南秦二州刺史。元嘉三年，仇池氐人杨兴平派遣使者归顺，并且送儿子、弟弟作为人质。吉翰派遣始平太守庞咨据守武兴。仇池大帅杨玄派弟弟杨难当率领部众抵挡庞咨，又派遣将领强鹿皮进军白水。庞咨击败敌军，杨难当等人全部退走。
同年，吉翰调任督益、宁二州以及梁州的巴西、梓潼、宕渠、南汉中，秦州的安固、怀宁六郡诸军事、益州刺史，将军名号不变。他在益州政绩卓著，很有地方长官的风范，当时的人都称赞他。元嘉六年，因为年老多病被征召回京，授彭城王刘义康的司徒司马，加辅国将军。
当时太祖谋划收复河南，任命吉翰为持节、监司、雍、并三州诸军事、司州刺史，将军名号不变。恰逢前锋将领到彦之等人败退，第二年，吉翰又做司徒司马，将军名号不变。同年，又假节，监徐、兖二州、豫州梁郡诸军事、徐州刺史，将军名号不变。
当时有一名死刑囚犯，典签想要保全他性命，趁着吉翰入府的时候，把案卷呈上。吉翰看完，说：“你先回去，明天再送来。”第二天早上，典签不敢再来，吉翰传唤他进来。吉翰拿起昨天的案卷看完，对他说：“你的心意是想赦免这个囚犯。昨天在斋中看到案子，我也有心放他。但是这个囚犯罪行深重，不能完全宽免。既然你想要施恩，那你就替他承担罪责。”于是命令左右拘捕典签关进监狱处死，赦免了这名囚犯。他的刑政手段就是这样，下属畏惧服从，没有人敢触犯禁令。第二年，吉翰在任上去世，时年六十岁。追赠征虏将军，持节、监、刺史等职务照旧。
刘道产，彭城吕县人，是太尉咨议参军刘简的儿子。刘简的事迹记载在他侄子刘康祖的传记里。刘道产最初担任辅国参军、无锡县令，在县里以能干出名。高祖任命他为中军行参军，又做刘道怜的骠骑参军，承袭父亲晋安县五等侯爵位。广州群盗趁着刺史谢道欣去世起兵作乱，攻破州城。刘道怜加授刘道产振武将军，南下讨伐。恰逢始兴人谦之已经平定广州，刘道产还没到就原路返回。
元嘉元年，授宁远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郡内黄公生、任肃之、张石之等人都是谯纵残余党羽，联合姻亲侯揽、罗奥等人招引白水氐人，打算作乱。刘道产诛杀黄公生等二十一家，宽恕其余同党。回京后任彭城王刘义康骠骑中兵参军。
元嘉三年，督梁、南秦二州诸军事、宁远将军、西戎校尉、梁州、南秦二州刺史。在州内推行仁政教化，关中流民，先后从汉川前来归附的非常多。元嘉六年，刘道产上表请求设立陇西、宋康二郡来安置流民。元嘉七年，被征入朝任后军将军。第二年，升任竟陵王刘义宣左将军咨议参军，依旧持节，督雍、梁、南秦三州以及荆州南阳、竟陵、顺阳、襄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宁远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襄阳太守。
他善于治理百姓，在雍州政绩尤其突出。之前先后反叛、不肯归顺教化的蛮夷部族，全都顺服，迁居到沔水沿岸居住。百姓安居乐业，户口富足，著名的《襄阳乐歌》，就是从刘道产这里开始兴起的。
元嘉十三年，进号辅国将军。元嘉十九年去世，追赠征虏将军，谥号襄侯。刘道产的恩泽遍及西部疆土，灵柩运回的时候，各个蛮夷部落都穿上丧服，哭着送行，一直送到沔口。荆州刺史衡阳王刘义季上奏太祖说：“已故辅国将军刘道产患上背痈，医治无效而离世。刘道产镇守汉南，边境紧邻敌寇，政绩突出，恩威并施。年纪尚不算衰老，正要继续施展才干，忽然离世，让人悲痛惋惜。希望陛下心中怜悯痛惜。”
长子刘延孙，另外有传记。刘延孙的弟弟刘延熙，依靠刘延孙的荫蔽，大明年间，担任司徒右长史、黄门郎、临海太守、义兴太守。泰始初年，跟随各地叛军一同造反，被诛杀。
刘道产的弟弟刘道锡，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元嘉十八年，遭到氐寇进攻，刘道锡据城守住，击退敌军，太祖嘉奖他。下诏说：“此前敌寇攻城，边境人心动荡。广威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道锡，率领文武官吏，尽心固守，保全城池，功绩值得记载。可升为冠军将军。咨议参军、前建威将军、晋寿太守申坦，困守孤城，兵力薄弱，坚定斗志奋勇杀敌，死伤过半，壮气不减。虽然力竭城陷，但是忠心应当表彰。可授建威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
当初氐寇到来，城内兵力寡弱，刘道锡招募吏民守城，许诺免除二十年租布。等到贼兵退走，朝廷商议：“贼寇虽然攻城，一战就退，如果完全兑现当初的许诺，对国事不利。”右卫将军沈演之、丹阳尹羊玄保、后军长史范晔都说：“应当根据功劳大小酌情减免，不能全部依从原先的誓约，最多不超过十年。”朝廷采纳这个意见。
元嘉二十一年，刘道锡升任扬烈将军、广州刺史。元嘉二十七年，因为贪腐放纵过度，擅自杖责治中荀齐文，几乎将人打死，还乘车出城，和尼姑同乘一车，被主管官员弹劾。恰逢大赦，第二年被征召回京。又因为大赦之后还有贪赃余罪，被交付廷尉，后来得到宽宥，患病去世。
杜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高祖父杜预，是晋朝征南将军。曾祖父杜耽，为躲避战乱前往河西，于是在张氏政权做官。苻坚平定凉州之后，他的祖父、父亲才回到关中。哥哥杜坦，广泛阅读史书。高祖征伐长安的时候，杜坦跟随大军南下。太祖元嘉年间，杜坦很受信任优待，历任后军将军、龙骧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南平王刘铄右将军司马。
晚来南方的北方士人，朝廷常常以粗鄙荒远之人看待，就算有才干，也常常被清流阻隔，杜坦为此感慨不平。他曾经和太祖谈论史书，太祖说：“金日磾忠孝淳厚，汉朝没有人比得上，可惜如今再也没有这样的人。”杜坦说：“金日磾的德行，确实像陛下所说。假使他生在当今，恐怕连养马都来不及，哪里能被朝廷赏识。”太祖脸色一变，说：“你怎么把朝廷看得这么浅薄？”杜坦说：“拿臣举例。臣本是中原高门大族，曾祖父在晋朝动乱之时，流落到凉州，世代传承，没有丢掉家门传统。只因为南渡时间晚，就被当作荒远粗鄙之人排挤。金日磾本是胡人，出身牧奴，却能跻身近臣，和贤才并列。圣朝虽然也提拔人才，臣恐怕未必能做到那样。”太祖沉默不语。
北方旧俗，探望病人一定要派子弟前去。杜骥十三岁的时候，父亲派他去问候同郡韦华。韦华的儿子韦玄名望很高，见到杜骥十分赏识，把女儿嫁给他。桂阳公刘义真镇守长安，征召杜骥为州主簿，后来担任刘义真车骑行参军、员外散骑侍郎、江夏王刘义恭抚军刑狱参军、尚书都官郎、长沙王刘义欣后军录事参军。
元嘉七年，跟随到彦之进军河南，加授建武将军。北魏撤走河南守军，全部退回河北。到彦之派杜骥镇守洛阳。洛阳长久没有修缮，又没有粮食。等到到彦之败退，杜骥想要弃城逃跑，又害怕被太祖诛杀。当初高祖平定关洛，把钟鼎礼器运回南方，一口大钟掉进洛水。这时太祖派将领姚耸夫带领一千五百人去打捞这口钟。
当时姚耸夫正带着士兵在洛水打捞大钟，杜骥骗他说：“北魏军队已经南渡，洛阳孤城势弱。如今城池已经修缮加固，粮草充足，只是缺少人手。你带领部众前来，和我一同守城，大功告成之后，再捞钟也不迟。”姚耸夫信以为真，带兵前来。到了之后，才发现城池根本守不住，也没有粮食，于是带兵离去。杜骥也放弃城池向南奔逃，向太祖禀报说：“我本来打算拼死固守，姚耸夫一到就直接逃走，军心崩溃，无法制止。”太祖大怒，命令建威将军郑顺之在寿阳斩杀姚耸夫。姚耸夫是吴兴武康人，勇猛有力，刘宋的副将小将里没有人比得上他。当初跟随到彦之北伐，和北魏交战，姚耸夫亲手斩杀拓跋焘叔父英文特勒的首级，拓跋焘用一百匹马赎回尸体。
杜骥后来授通直郎、射声校尉、世祖征虏咨议参军。元嘉十七年，出京督青、冀二州以及徐州东莞、东安二郡诸军事、宁远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仁政教化传遍齐地。从义熙年间到刘宋末年，青州刺史里，只有羊穆之和杜骥，被官吏百姓称颂。元嘉二十四年，被征入朝任左军将军，哥哥杜坦接替他做刺史，北方士人都以此为荣。
杜坦长子杜琬任员外散骑侍郎，太祖曾经有一封密诏交给杜坦，杜琬私自拆开观看。诏书还没有送出，太祖派人追回，发现封函已经拆开，严加追查。属官回报说是几位公子拆开的。太祖派主书责问，杜骥上前说：“拆看诏书的是我的第四个儿子杜季文，甘愿领罪受罚。”太祖特地宽恕，不再追究。元嘉二十七年，杜骥去世，时年六十四岁。
长子杜长文，早年去世。第五子杜幼文品行轻薄。太宗初年，依靠军功担任骁骑将军，封邵阳县男，食邑三百户。不久因为奸巧谄媚被削去爵位。后来因为告发太尉庐江王刘祎谋反，授黄门侍郎。出京任辅国将军、梁、南秦二州刺史。废帝元徽年间，任散骑常侍。杜幼文到任之处都贪婪横暴，家中积累千金，女伎数十人，丝竹音乐日夜不停。他和沈勃、孙超之住处相近，时常往来，又都和阮佃夫交好。阮佃夫死后，废帝十分厌恶他们。废帝微服夜出，常常到杜幼文家门口，听里面奏乐，时间久了心中愤恨，于是亲自带领宿卫士兵诛杀杜幼文、沈勃、孙超之等人。杜幼文的哥哥杜叔文当时任长水校尉，所有在京城、各镇的子侄全都被杀。只有哥哥杜季文、弟弟杜希文几个人逃亡幸免。
申恬，字公休，魏郡魏县人。曾祖父申钟，在石虎手下担任司徒。高祖平定广固，申恬的父亲申宣、申宣堂兄申永得以归顺南朝，都凭借才干被朝廷赏识。申永历任青、兖二州刺史。高祖登基，授太中大夫。申宣，太祖元嘉初年，也历任兖、青二州刺史。申恬的哥哥申谟，和朱修之一起镇守滑台，被北魏俘获，后来逃回。元嘉年间，任竟陵太守。
申恬最初担任骠骑将军刘道怜长兼行参军。高祖称帝，授东宫殿中将军，调回台省。在省中值班十年，不曾请求休假。转员外散骑侍郎，出京任绥远将军、下邳太守。后来转任北海太守，加宁远将军。所到之处都有政绩。又任北谯、梁二郡太守，将军名号不变。郡境紧邻任榛，多次遭到敌寇劫掠。申恬到任之后，暗中摸清贼寇来犯时间，在要害埋伏士兵，出其不意，全部擒获歼灭。
元嘉十二年，升任督鲁、东平、济北三郡军事、泰山太守，将军名号不变。恩威并施，官吏百姓都觉得安定便利。临川王刘义庆镇守江陵，申恬任平西中兵参军、河东太守。衡阳王刘义季接替刘义庆，申恬转入安西府，加宁朔将军。被征召入朝授太子屯骑校尉，因为母亲去世离职守孝。
元嘉二十一年，冀州治所移到历下，任命申恬督冀州、青州济南、乐安、太原三郡诸军事、扬烈将军、冀州刺史。第二年，加济南太守。当时朝廷调换各地郡守，申恬上表说：“听闻朝廷恩典要让我兼任济南太守，接到诏令，惶恐不安。我本是遭逢灾祸之人，蒙受过分的恩宠，又接到这一新任命，愚钝的我不知如何报答。我刚到任，就巡查辖境，勘察地理形势。黄河、济水一带，应当设置戍守据点，其中四处急需修筑，瓮口旧城，又是要害之地，应当把太原郡治迁到那里，专门负责边防事务。沿山各处巡逻哨所，可以裁撤一部分，防御安抚，好处很多。吕绰忠心有成效，和我的想法一致，百姓听说之后，也都赞同。如果中途更改，很不合适。但是房绍之在郡任职多年，军民已经熟悉，突然改由我兼领，不利于长久治理。远迁太原郡治，会给百姓带来困苦。而瓮口的方案，又反复争议，人心不安。边境的防务，贵在开阔灵活，如果能够依照原先安排，对公对私都稳妥和顺。”太祖采纳他的意见，下诏给主管官员：“申恬陈述的都合乎实情，最近新授的郡守任命全部暂停。”
北魏入侵，申恬领兵抗击，被敌军击败，征召回京。元嘉二十七年，重新起用为通直常侍。同年，北魏向南进犯，北魏武昌王进军青州。朝廷派申恬支援东阳，他和辅国司马、齐郡太守庞秀之据城固守。萧斌派青州别驾解荣之带领垣护之回援申恬等人，沿着南山得以入城。贼寇早上来逼城，傍晚就退走。城内军队开出北门，环绕壕沟修筑营垒，想要挑战，敌军不敢逼近。敌军停留五天之后，向东劫掠清河郡以及驿道沿线数千户人家，从东安、东莞往下去往下邳。下邳太守垣阆闭城坚守，保全两千多家百姓。敌寇退走之后，任命申恬为宁朔将军、山阳太守。他善于治理百姓，在任都有政绩。世祖登基，升任青州刺史，将军名号不变。不久加督徐州东莞、东安二郡诸军事。第二年，又督冀州。齐地连年战乱，百姓凋敝，申恬专心边防，鼓励农耕蚕桑，两三年之间，地方渐渐富足。他生性清廉俭约，多次担任州郡长官，妻子儿女免不了饥寒，世人因此称赞他。进号辅国将军。
孝建二年，升任督豫州军事、宁朔将军、豫州刺史。第二年，患病被征召回京，在途中去世，时年六十九岁。去世那天，家中没有多余财物。儿子申实，曾任南谯郡太守，早年去世。
申谟的儿子申元嗣，历任海陵、广陵太守。申元嗣的弟弟申谦，泰始初年凭借军功历任军校，官至辅国将军、临川内史。申永的儿子申坦，从巴西、梓潼太守升任梁、南秦二州刺史。元嘉二十六年，任世祖镇军咨议参军，和王玄谟围攻滑台，没能攻下，被免官。青州刺史萧斌临时任命他为建威将军、济南、平原二郡太守，再次进攻确磝，战败退到历城。萧思话起兵讨伐元凶刘劭，临时授申坦辅国将军，担任前锋。世祖抵达新亭，申坦也进军攻克京城。孝建初年，任太子右卫率、宁朔将军、徐州刺史。大明元年，北魏进犯兖州，世祖派太子卫率薛安都、新任东阳太守沈法系北上讨伐，大军抵达兖州时，北魏军队已经撤走。申坦提议：“任榛的亡命之徒，屡次侵犯边民，大军出征无功而返，可以趁这次机会清剿他们。”世祖同意。亡命之徒事先得到消息，全村逃走，薛安都和沈法系因此获罪，白衣领职，申坦被判死刑。群臣为他求情，没能获准。将要行刑的时候，始兴公沈庆之进入刑场抱住申坦痛哭：“你没有罪过，被朝廷冤枉诛杀，我不久也会来这里。”刑官上报世祖，于是赦免申坦死罪，关押在尚方。不久又得到赦免，重新授骁骑将军，后来患病去世。
申坦的儿子申令孙，前废帝景和年间，任永嘉王刘子仁左军司马、广陵太守。太宗任命他为宁朔将军、徐州刺史，讨伐薛安都。走到淮阳，就和薛安都合谋反叛。他弟弟申阐当时任济阴太守，戍守睢陵城，忠于朝廷，不肯跟随薛安都，薛安都围攻不能攻克。恰逢申令孙到来，派他去睢陵劝申阐投降，申阐投降之后，薛安都杀死申阐，申令孙也被杀。
在此之前，清河人崔諲也被高祖赏识重用。永初末年，任振威将军、东莱太守。少帝初年，亡命之人司马灵期、司马顺之带领一千多人围攻东莱，崔諲出兵迎战，斩杀司马灵期等三十人。太祖元嘉年间，官至青州刺史。
史臣评论说：汉代优秀官吏，有的人在一个职位上任职直到子孙长大；孙吴、曹魏的时候，称职的官吏也能任职二三十年。他们推行仁政，求得百姓和睦，倡导礼让，维持简约长久的治理。到后世风气渐渐衰微，不是人才水准下降，而是所处时代不同。刘道产镇守汉南，十多年时间，仁政教化遍布樊沔一带，颇有前代良吏的风范，所以能够建立功绩、留下美名，实在值得赞美！
列传第二十六 王敬弘 何尚之
王敬弘，琅邪临沂人。名字和高祖刘裕同名，所以后世都称呼他的字。曾祖父王暠，晋朝骠骑将军；祖父王胡之，司州刺史；父亲王茂之，晋陵太守。王敬弘年少就有清高的志趣，起家为本国左常侍、卫军参军。性情恬静，喜爱山水，出任天门太守。王敬弘的妻子，是桓玄的姐姐。王敬弘去郡上任的时候，桓玄当时镇守荆州，送信邀请他顺路相见。王敬弘走到巴陵，对身边人说：“桓玄邀我，不过是想和他姐姐团聚，我不能做桓氏的依附女婿。”于是另派船只送妻子前往江陵。妻子留在桓玄那里，他整年都不去迎接。
天门郡地处山中小郡，政务清闲，他纵情游赏山水，常常一连数日不回官署，十分喜爱这里。转任桓伟安西长史、南平太守。辞官之后，居住在作唐县境内。桓玄辅政以及篡位的时候，多次征召他，他都不肯赴召。
高祖任命他为车骑从事中郎、徐州治中从事史、征西将军刘道规咨议参军。当时府主簿宗协也志趣高雅，刘道规把二人当作超脱俗务的知己。曾经一同饮酒大醉，王敬弘因为醉酒失礼，被外台官员弹劾，刘道规依旧把他请回来，像当初一样相待。征召入朝任中书侍郎，这才带着家眷从作唐回到京城。很久之后，转黄门侍郎，不肯就职。又授太尉从事中郎，出京任吴兴太守。他老家原本就在余杭县，对这次任命十分满意。不久被征入朝任侍中。高祖西讨司马休之，王敬弘奉命前去慰劳军队，通事令史潘尚在路上生病，王敬弘单独乘船送他回京城，生死难料，主管官员上奏请求罢免他的官职，朝廷下诏批准。还没有脱下朝服，恰逢大赦，官复原职。宋国刚刚建立，任度支尚书，升任太常。
高祖登基，补授宣训卫尉，加散骑常侍。永初三年，转吏部尚书，常侍照旧。王敬弘每次接到任命，都会恭敬接受，等到任职一段时间，觉得应当退身，很快就辞官。高祖欣赏他的志向，不强行挽留。又授庐陵王师，加散骑常侍，他自述德行浅薄，不配做藩王的老师，坚决推辞不就职。又授秘书监、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本州中正，也不赴任。太祖即位，又任命他为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兼任江夏王师。
元嘉三年，任尚书仆射。尚书台的文书案卷，他从来不仔细阅览。曾经参与审理案件，太祖拿疑难案子问他，王敬弘答不上来。太祖脸色一变，问左右：“为什么不把审讯案卷交给仆射？”王敬弘说：“我就算拿到案卷读过，也看不懂。”太祖十分不快。元嘉六年，升任尚书令，王敬弘坚决推辞，上表请求返回江东，太祖不能勉强。改授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配亲信二十人。他推辞侍中、特进，请求削减一半亲信，朝廷不答应。等到他东归，太祖亲自到冶亭为他饯行。
元嘉十二年，征召为太子少傅。王敬弘到京城上表说：“接到诏书，任命臣为太子少傅，接到诏令惶恐不安，喜惧交加。臣在东方荒远之地抱病，早已断绝追求荣华的念头，没想到圣恩再次施加恩宠。东宫职位至关重要，天下人瞩目，不是臣这样德行浅薄之人能够担当。如今朝中内外英才很多，适合人选比比皆是，乡野之间，也不乏隐逸高士，却偏偏看重老朽，玷污清明的朝廷。微臣惶恐，再也不能为朝廷效力。我之所以勉强来到京城，只是想瞻仰陛下容颜，感念圣恩。我就这样回去，就算当晚死去也没有遗憾。”太祖下诏不许。他多次上表，终究不肯就职，返回江东。当时太祖身体不适，还勉强接见他。
元嘉十六年，任命他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照旧。他又到京城上表说：“臣之前多次上书，以为诚心已经上达，上天高远，还没有得到准许，不敢安心居家，再次赶来京城。臣听说君子行道，不顾自身，反复思索，本想努力报效，但是年老昏聩，志向和能力不相匹配。礼制规定七十岁年老可以把家事交给后辈，家事尚且如此，何况国事。恳请陛下怜悯我垂暮之年，体恤我远道来朝，特降恩典，准许我返乡，那么皇恩广布，我的心愿也得以成全。”最终还是不肯就职，东归。
元嘉二十三年，朝廷再次重申之前的任命，他又上表：“我在南澧耕种，不求显达。先帝从蛮荆之地提拔我，待我如同国士。陛下继承大业，格外眷顾我，我因此感激，委身本朝。虽然心怀犬马一样的忠心，却没有丝毫微末的报效。年近九十，生命将近，再也不能瞻仰圣颜，终将埋身丘壑。冒昧上表，心中伤感良久。”
第二年，在余杭舍亭山去世，时年八十八。追赠原先官职。顺帝升明二年下诏说：“幽隐之士，芳名远扬，高尚的德行沉寂久远，礼义风范越发昭明。已故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王敬弘，神韵冲淡简素，见识高远，德行彰显于朝堂，道义芬芳于山林。屡次辞让高官，超然世外，清雅的风范，砥砺世俗淳厚风气。几代朝廷都加以礼遇，美名流传，但是没有拟定谥号，记载缺略。追念他的高风，难以忘怀。可以议定谥号，按照追赠的典章表彰。”于是定谥号为文贞公。
王敬弘身材矮小，但是举止端正，桓玄曾经称他为“弹棋八势”。他居住的舍亭山，山林溪涧环绕，非常适合游赏，当时人叫他“王东山”。太祖曾经问他为政得失，王敬弘回答：“天下有道，百姓不妄议政事。”太祖十分赞赏这句话。身边常年用两名老婢女，梳五绦五辫的发型，穿青纹短袄，用朱粉妆饰。他女儿嫁给尚书仆射何尚之的弟弟何述之。王敬弘曾经去何家看望女儿，恰逢何尚之不在，就在斋中躺卧。不久何尚之回来，王敬弘让两个婢女守着门，不让何尚之进来，说：“天气太热，不便相见，你先回去吧。”何尚之只好搬到别的房间。
儿子王恢之被征召为秘书郎，王敬弘替他请求改授奉朝请，写信给王恢之说：“秘书郎名额有限，所以会有人争夺；奉朝请没有名额限制，没有竞争。我想让你处在不争的位置。”太祖赞许，准许他的请求。王敬弘和儿孙一年之中见面不过一两次，见面就要整整一天。王恢之曾经请假回江东探望他，王敬弘定下日期相见，到了日子却不见。假期快要结束，王恢之请求告辞，王敬弘叫他上前，走到阁门，又不肯见。王恢之在阁门外跪拜辞别，流泪离去。
王恢之官至新安太守、中大夫。王恢之弟弟王瓚之，世祖大明年间，任吏部尚书、金紫光禄大夫，谥号贞子。王瓚之弟弟王升之，都官尚书。王升之的儿子王延之，升明末年，任尚书左仆射、江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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