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公卿以下广泛商议。侍中高堂隆议论说：“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帝王兴起，无论是受禅还是起兵得天下，都要更改正朔，用来显明天道，安定民心。《周易》说：‘革卦，大通而利于守正。’‘有诚信而改天命，吉祥。’‘商汤、周武王变革天命，顺应上天，顺从人心。’意思是水火交替主事，就好比君王一定要更改正朔、变换服色。《易通卦验》说：‘君王一定要更改正朔，变换服色，来对应天地三气三色。’《尚书》说：‘稽考古帝舜，名叫重华，登上帝位，改定历法。’从前高阳氏以十一月为正月，进献玉帛用赤色缯帛；高辛氏以十三月为正月，进献玉帛用白色缯帛。《尚书传》说：‘舜审定钟律，调和人声，连鸟兽的鸣叫声，都和从前不同。所以改换四时，更改尧的正朔。’《诗经》说：‘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传》解释：‘一之日，是周历正月；二之日，是殷历正月；三之日，是夏历正月。’《诗推度灾》说：‘如果有继周朝而称王的，就算百世之后也可以推知。用前代核验后世，文质互相承袭，法度不断更改。三正循环，是正色更替；文质交替，两轮一换。’用前代核验后世：轩辕、高辛、夏后氏、汉代，都以十三月为正月；少昊、唐尧、殷商，都以十二月为正月；高阳、虞舜、周朝，都以十一月为正月。后世就算百世，都依照前三代循环。《礼记·大传》说：‘圣人坐北朝南治理天下，一定要校正度量，考定礼乐文章，更改正朔，变换服色，区别徽号。’《乐稽曜嘉》说：‘禹将要即位，天象大变，狂风雷雨，用来表明将要离开虞舜、开启夏代。所以舜、禹虽然是和平受禅，仍然制定礼乐，更改正朔，顺应上天、顺从百姓。夏以十三月为正月，取万物初生之意，尚黑色；殷以十二月为正月，取万物抽芽之意，尚白色；周以十一月为正月，取万物萌动之意，尚赤色。能够察辨类别、端正根本，那么山川就会兴云布雨，四时调和，五谷成熟，麒麟凤凰飞来。’《春秋》记载‘十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食。’《传》说：‘这是夏历四月，也就是孟夏。’《春秋元命苞》说：‘君王承受天命，明白天地的道理，所以一定要改换居所，更改称号，更改正朔，变换服色，显明天命，这是圣人的要务。文质两轮一变，走到尽头就相互承接，循环往复，正朔一改，天命就彰显。’典籍记载的内容，不止这些，粗略举出纲要，也足以说明道理。”太尉司马懿、尚书仆射卫臻、尚书薛悌、中书监刘放、中书侍郎刁干、博士秦静、赵怡、中候中诏季岐认为应当改；侍中缪袭、散骑常侍王肃、尚书郎魏衡、太子舍人黄史嗣认为不该改。
青龙五年，山茌县上报出现黄龙。魏明帝下诏给三公：
从前庖牺氏承接天命为王，起始属木德，是历代开端。从此以后，凡是建立国号、开启统绪的帝王，承受天命历数，执掌帝王兴衰的气运，承接天命改定制度，梳理纲纪。就算炎帝、黄帝、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夏后，世代相承，同出一源，仍然要显明所承受的气运，彰明天人去就的符兆，无不变革制度，重新制定礼乐，会见诸侯，颁赐瑞玉，让功业光彩，能够被后世记述。至于正朔这件事，应当明确宣告变革，彰显朝代不同，怎么能怀疑这个道理！
文皇帝即位之初，诸事初创，于是沿用汉的正朔，没有更改统绪。我做太子的时候，到登基之后，常常阅览典籍，汇总公卿的议论。说三统循环变化的，有明确文字记载；说虞、夏承袭不改的，没有典籍依据。《历志》说：“天统以子月为正月，万物初生，色赤；地统以丑月为正月，万物化育，色白；人统以寅月为正月，万物长成，色黑。”万物承载生气，从细微发展到显著。所以太极在天上运转日月五星，元气在地下运转三统五行，升降循环，终而复始，这就是天地和人相通的道理。孔子以大圣之才，效法尧、舜，取法文王、武王，修作《春秋》，探究人事，作为百王的准则。所以在三个微月，每月都称“王”，表明三正轮流为首。效法尧、舜而论三正，它的含义哪里只是局限在殷、周两代！我以微末之身，继承宏大基业，既不能继承前代圣人的遗风，发扬先帝的美德，又让废弛的王教不能振兴，残缺的帝王典制不能补全，勤勉的德业不能彰显，怎么能罢休！
现在推求三统次序，魏属于地统，应当以建丑之月为正月。考阅各类典籍，道理十分清楚。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崇尚黄色，祭祀牲畜用白色，战事乘坐白头白马，竖立赤色大旗；朝会竖立白色大旗。春夏秋冬孟、仲、季月，虽然和旧岁首不同，但是郊祀迎气、礿、祀、烝、尝四时祭祀、巡狩田猎、分至启闭、颁布时令、节气早晚、敬授民时这类事情，全都按照旧岁首斗建来确定时节。这套历数次序，和前代圣人相合，法度一脉相承。现在遵从这个大义，希望显明先祖开创的基业，光大魏朝新受的天命。啊，王公诸侯、百官卿士，安心恪守职责，尽心不懈，永保上天赐予的福佑。司徒发布檄文，让天下全都知晓，称合我的心意。
按：服色尚黄，是依据土行。牺牲、旗帜，全都采用殷礼，是施行殷代的时制。《周礼》巾车一职记载：“竖立大赤旗用于朝会，竖立大白旗用于战事。”也就是周用正色旗朝会，用前代旗帜行军。魏采用殷礼，改变周的制度，所以朝会用大白旗，战事用大赤旗。魏明帝又下诏：“以建寅月为正月的，牺牲用黑色；以建丑月为正月的，牺牲用白色；以建子月为正月的，牺牲用赤色。牺牲颜色各自依从本统，不随祭祀对象的阴阳变化。祭天尚且可以用黑色，祭地为什么就不能用白色？天地祭祀的牺牲，是不是应当有所区别？再商议。”于是参与议论的人各引依据，没有统一结论。明帝又下诏：“各家议论的依据互相参差错乱。有的说阳祀用赤色，阴祀用黑色，又说祭天用玄色，祭地用黄色，这样，牺牲的道理说不通。天地最为尊贵，牺牲应当统一使用本朝崇尚的颜色，不能只按阴阳区分。现在祭祀皇皇帝天、皇皇后地、天地郊祀、明堂、宗庙，牺牲颜色应当一致。另外五郊分祭，各随方位颜色；祭祀日月星辰一类用赤色；社稷山川一类用黑色。这样尊卑、方色、阴阳各方面的义理就都通顺了。”
景初三年正月，魏明帝驾崩，齐王即位。当年十二月，尚书卢毓上奏：“烈祖明皇帝在今年正日离开天下。《礼》说忌日不举乐，就是指甲日、乙日这类忌日。烈祖明皇帝在建丑之月驾崩，臣下的心情，在这个正日，悲痛更甚于甲乙忌日。现在如果在建丑的正月朝见四方、会见群臣，陈设盛大乐舞，不合礼制。”博士乐祥议论：“正日清晨接受朝贡，群臣奉上礼玉；五天之后，再举行大宴奏乐。”太尉属官朱诞议论：“趁着现在可以更改的时机，恢复旧制，以建寅月为岁首，在制度上更妥当。”大将军属官刘肇议论：“应当在正日的第二天举行朝贺大会，明确告知天下，驾崩当天不举行朝贺。”诏书答复：“阅览奏书，内心悲痛欲绝，无可奈何！烈祖明皇帝在正日驾崩，我每次和皇太后想到这天到来，心如刀割。不能在这天接见诸侯，接受朝贺。初二集会，又不是旧制。准许恢复夏历正月。虽然违背先帝贯通三统的用意，这也是子孙哀痛长存的心意。而且夏历正朔合乎天道，就以建寅之月为岁首。”
晋武帝泰始二年九月，众公卿上奏：“唐尧、舜、禹改朝却不改礼制；商汤、周武王，各自推行本朝德运。孔子回答治国的问题，说要奉行夏代的历法，车马冠冕的制度，成为百代通用的说法。核心在于为政安定，不在于五行气运。如今大晋继承三皇的轨迹，追随舜、禹的做法，顺应上天民心，从魏接受禅让，应当完全沿用前代的正朔服色，如同虞舜遵从唐尧的旧例，大义更为弘厚。”奏议获准。孙盛评论：“沿用旧制，并不妥当。而且晋为金行，服色应当尚白，却崇尚赤色，对照天道，错得很明显。”等到刘宋接受禅让，也依照魏、晋的旧例。
魏明帝初年，司空王朗议论：“古代只有年份，没有年号，汉初也是这样。有的帝王中途改元，有中元、后元。改元次数多了，中、后这类名号不够用，才另外取美好的名号，并不是古制。记述《春秋》史事，写隐公元年，简单清楚；记载汉代史事，写建元元年，后世反而不容易明白。应当像古人一样只称元年就够了。”魏明帝没有采纳。下诏说：“先帝即位之初，有延康的年号，受禅之初，有黄初的称号。现在可以用年号纪年。”于是尚书上奏：“《周易》说：‘乾道变化，万物各得其性命。保全太和，才利于守正。首出万物，天下安宁。’应当定为太和元年。”诏书原文缺七字。
周代五礼，第五种是嘉礼。《春秋左氏传》记载：晋侯问襄公的年龄，季武子回答：“在沙随会盟那一年，寡君出生。”晋侯说：“十二岁了，这叫一终，是一星运行一周。国君十五岁生子，行冠礼之后生子，合乎礼。国君可以行冠礼了。大夫何不准备冠礼器物？”季武子回答：“国君行冠礼，一定要举行祼享礼，用钟磬乐舞节制，在先君的祧庙举行。现在国君在外出征，不能备齐礼器。请求向兄弟之国借用器物。”晋侯答应。返回卫国的时候，在卫成公的宗庙行冠礼，借用钟磬，这是合乎礼制的。贾逵、服虔的注解，都认为人君十二岁行冠礼。《古尚书》说武王驾崩的时候，成王十三岁。推算武王在庚辰年驾崩，周公在壬午年出居东都，癸未年返回。《礼》记载周公为成王行冠礼，命祝史宣读祝辞。祝辞，就是祷告；这是除丧之后行冠礼。周公还没有从东都回来，成王已经戴冠开启《金縢》，当时十六岁。也就是说成王十五岁服丧期满，周公为他行冠礼之后，成王才临政。考察《礼》、《传》文字，天子诸侯，早则十二岁，晚则十五岁，一定要行冠礼。《周礼》虽然有冠冕服饰的记载，却没有天子冠礼的条文。《仪礼》说：“公侯有冠礼，是夏代末年才出现的。”王肃、郑玄都认为夏末上下秩序混乱，篡弑频发，所以制定公侯冠礼，这也明确说明本来没有天子冠礼。大夫也没有冠礼。古代五十岁才授爵位，哪里有大夫冠礼？周人五十岁有贤才，才试做大夫的事务，仍然行士的冠礼。所以占筮吉日、选定宾相，在阼阶行冠礼，表明继承宗统，在客位行醮礼，三次加冠，越加越尊贵，都是士礼。但是汉代以来，天子诸侯，大多采用这套仪节。《志》说“仪节依从《冠礼》”，就是这个意思。汉顺帝行冠礼，同时采用曹褒新定的礼制；曹褒的新礼现在已经失传。《礼仪志》又说：“天子初次加缁布进贤冠，再加爵弁、武弁，最后加通天冠，全都在高庙举行。王公以下，初次只加进贤冠。”按这段文字，初加缁布冠，遵从古制，在宗庙行冠礼也是古制。魏代天子冠礼只加一次冠。议论的人说：士礼三加，是表示逐步有成。天子诸侯，没有加冠次数的记载，因为登基治理万民，地位至尊，德业完备，哪里能和士一样？这个说法并不正确。就算圣人，也要三十而立，何况十二岁，还没到立志向学的年纪，就说德业已成，不需要劝勉，不合情理。魏的太子冠礼加两次，皇子、王公世子才加三次。孙毓认为一加、再加都不合古礼。冠礼祝辞说“良月吉日”，又说“岁之正，月之令”。鲁襄公在冬天行冠礼，汉惠帝在三月行冠礼，说明没有固定月份。后汉以来，帝王行冠礼，大多在正月。晋咸宁二年秋闰九月，派遣使者为汝南王司马柬行冠礼，可见晋礼也不一定在岁首。古礼冠礼在宗庙，魏以后不再在宗庙行礼。但是晋武帝、晋惠帝为太子行冠礼，行礼之后都去庙中拜见，也是模拟在庙行礼的仪轨。晋穆帝、晋孝武帝将要行冠礼，先用币帛告庙，行礼结束再拜庙。
晋惠帝做太子将要行冠礼的时候，晋武帝亲临前殿，派兼司徒高阳王司马珪加冠，兼光禄勋、屯骑校尉华暠赞礼。江东东晋各位帝王将要行冠礼，钟磬乐器提前陈设，百官陪侍。又预先在殿上铺大床。御府令捧着冕、帻、簪导、衮服，交给侍中、常侍。太尉为帝王戴上帻，太保加冠。将要加冠的时候，太尉跪着宣读祝辞：“良月吉日，初加元服。皇帝端庄恭谨，想要光大帝王职责。恭敬顺从上天，为天下表率。遵循先祖，福泽无穷。长寿吉祥，承受大福。”加冠完毕，侍中系上玄色丝绳。侍中脱下绛纱服，换上衮服。冠礼结束，太保带领群臣捧觞祝寿，王公以下三次高呼万岁，然后退下。按照仪注，只加一次帻冕。刘宋为皇太子和藩王行冠礼，也是一加，官府有相关仪注记载。晋武帝泰始十年，南宫王司马承十五岁，按旧例应当行冠礼。有司上奏：“礼，十五岁成童。国君十五岁生子，说明适合行冠礼。另外汉、魏派遣使者为诸王行冠礼，并不是古制。”于是定下制度，诸王十五岁行冠礼，不再另外下诏策命。元嘉十一年，营道侯将要行冠礼。诏书说：“营道侯刘义綦择日行冠礼。外府详查旧例施行。”何桢《冠仪约制》以及王堪私撰的《冠仪》，都是民间可以遵行的规范。魏齐王正始四年，册立皇后甄氏，相关仪制已经失传。
晋武帝咸宁二年，武帝亲临前殿，派遣太尉贾充持策册立杨氏皇后，也就是悼后。于是大赦天下，赏赐王公以下各有等差。百官奉上贺礼。太康八年，有司上奏：“婚礼纳征，天子大婚用玄纁束帛，加上玉圭，马八匹；王侯用玄纁束帛，加上玉璧，马四匹；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古代用兽皮、马匹作为庭中礼物，天子再加谷珪，诸侯加大璋。可以依照《周礼》，把玉璧换成玉璋，羊、雁、酒、米、玄纁照旧。诸侯婚礼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各用帛五匹，纳征用马四匹，都由夫家自备，只有玉璋由官府准备。”尚书朱整议论：“考察魏代旧例，王娶王妃、公主出嫁的礼制，天子诸侯用兽皮、马匹为庭实，天子加谷珪，诸侯加大璋。汉高后定下制度，聘皇后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马四匹。魏聘皇后、王娶妃、公主出嫁，用绢一百九十匹。晋朝建立，旧例用绢三百匹。”诏书答复：“公主出嫁，由夫家置办礼物，不宜全部由朝廷准备，赐钱让他们自行备办即可。只供给玉璋，其余依照旧例。”
晋成帝咸康二年，成帝亲临前殿，派遣兼太保领军将军诸葛恢、兼太尉护军将军孔愉备齐六礼器物，拜杜氏为皇后，皇后当天入宫。成帝登上太极殿，群臣全都朝贺，这是不合礼制的。帝王婚礼，古礼没有这套仪制。《春秋》记载祭公到纪国迎接王后。《谷梁传》、《左传》的说法和《公羊传》又不相同，汉、魏遗留的旧事残缺很多。晋武帝、晋惠帝纳后，江东东晋又没有留存仪注，所以成帝将要纳杜后的时候，太常华恒才和博士一起参定礼仪。依据杜预对《左传》的注解，主婚，只是供给婚礼的币帛而已。又周灵王向齐国求婚，齐侯问晏桓子，晏桓子回答：“夫妇所生子女若干，姑姊妹就称先守某公的遗女若干。”也就是说天子的旨意可以直接下达，臣下的答复直接上达。前代儒者认为左丘明详细记录这件事，就是帝王婚娶的礼制。所以成帝亲临前殿，派遣使者称制拜后。但是仪注，没有完整留存。
晋康帝建元元年，纳褚氏皇后。仪注里殿阶侍卫不设旄头。殿中御史上奏：“现在迎接皇后，依照从前成恭皇后入宫的御用法物，但是仪注记载皇帝穿衮冕升殿，却不设旄头，请酌情处置。另外从前迎接恭皇后，只用青龙旗，其余都是御用器物。现在要亲临前殿遣使，设立五牛旗，旄头、毕罕仪仗全部出动。如果沿用旧制，现在有所缺失。”诏书答复：“之所以穿法服升太极殿，是敬重婚礼开端，所以礼器要完备。为什么要省去重要仪仗、撤去法物？另外恭皇后神主入庙的时候，先帝下诏皇后礼仪应当有所降等，不宜设立五牛旗，现在难道还要设置吗？既然不设五牛旗，旄头、毕罕这类仪仗就容易备齐。”又下诏：“旧制很难完全依从，现在全部备齐，也不合适。府库储备，应当优先供给军国开支。礼服仪仗大体齐备就可以，其余备用杂器，全部停办。”等到晋穆帝升平元年，将要纳何氏皇后，太常王彪之广泛引述经传和旧事，订正礼制，很不认同《公羊传》所说婚礼不称主人的说法。他又说：“帝王对天下四海，所有人都是臣妾。就算是父兄至亲、师友贤士，也都是纯粹的臣下。尊崇三纲开端，定下乾坤大婚的礼仪，哪里有身为天父之尊，却借臣下的名义来迎娶后妃；哪里有卑下的臣下，用天父的名号主持大礼。追溯古礼，没有帝王这样的制度；翻查史籍，没有这样的先例。情理不安，义理不通。考察咸宁二年，纳悼皇后的时候，弘训太后临朝，也没有命令外戚大臣以武帝父兄身份主婚的记载。再查晋朝已经施行的旧例，咸宁年间的制度，不称父兄师友，那么咸康年间华恒所上奏的，符合旧制。臣认为这次纳后仪制，全部依照咸康旧例。”于是采纳这个意见。
华恒定下的六礼，说应当依照汉代旧制和晋朝已经施行的制度，华恒熟悉前代旧事，所以王彪之大多依从咸康旧制，原因就在这里。只是娶亲之家，三日不举乐，咸康时群臣朝贺属于失礼；所以只依照咸宁旧例送上礼币，不再朝贺。告庙、六礼的版文等仪节，都是王彪之制定的。详细的典制，纳采的版文玺书写道：“皇帝问前太尉参军何琦，混沌初始，建立人伦，夫妇之道，用来奉事天地宗庙社稷，和公卿商议，都认为应当遵从旧典。现在派遣使持节太常王彪之、宗正综依礼行纳采。”主人答辞：“皇帝降下美意，寻访我卑微的宗族，择取女子。臣从祖弟、已故散骑侍郎何准的遗女，缺少教养，粗陋凡常。恭敬遵从旧章，肃奉典制。前太尉参军都乡侯粪土臣何琦稽首再拜，承奉诏命。”接下来问名版文：“皇帝说，问某官某姓，阴阳相配，承天统理，内宫正位，必须良善宗族，重申旧典。现在派遣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依礼问名。”主人答辞：“皇帝美意，使者到来，宣读诏命，问臣宗族女子名讳。臣族中女子，是已故光禄大夫雩娄侯何桢的玄孙女，已故豫州刺史关中侯何恽的曾孙女，已故安丰太守关中侯何睿的孙女，已故散骑侍郎何准的遗女。母系是已故尚书左丞何胄的外曾孙，已故侍中关内侯何夷的外孙女，十七岁。恭敬遵从旧章，肃奉典制。”纳吉版文：“皇帝说，问某官某姓，人谋和卜龟都显示贞吉，恭敬依从典礼。现在派遣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依礼纳吉。”主人答辞：“皇帝美意，使者重申诏命，太卜占卜大吉。臣宗族卑微鄙陋，惶恐难当。恭敬遵从旧章，肃奉典制。”纳征版文：“皇帝说，某官某姓之女，有母仪之德，容貌娴雅，如山河庄重，适合供奉宗庙，长久承续天命。以玄纁、皮帛、马、羊、钱、玉璧，彰显典礼。现在派遣使持节司徒某、太常某，依礼纳征。”主人答辞：“皇帝美意，下婚于卑微之家，以三公之礼尊崇，赐以典礼、册书礼器。恭敬遵从旧章，肃奉典制。”请期版文：“皇帝说，问某官某姓，和公卿商议，卜问大龟，没有不吉，遵从典礼。现在派遣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依礼请期。”主人答辞：“皇帝美意，使者重申诏命，吉日定于某日，可以迎娶。臣恭敬遵从旧章，肃奉典制。”亲迎版文：“皇帝说，问某官某姓，岁时吉祥，吉日定于某日，依礼迎娶。现在派遣使持节太保某、太尉某前往迎娶。”主人答辞：“皇帝美意，使者重申诏命。良月吉辰，备礼来迎。上公宗卿、副使近臣，车马众多。臣微末宗族，承受大礼，惶恐战栗。恭敬遵从旧章，肃奉典制。”答辞里稽首承诏的格式，都和第一次一样。
晋孝武帝纳王皇后，礼仪也和上面相同。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都用白雁、白羊各一只，酒米各十二斛。只有纳征用羊一只，玄纁帛三匹、绛色帛二匹、绢二百匹、虎皮两张、钱二百万、玉璧一枚、马六匹，酒米各十二斛，就是郑玄所说的五雁六礼。玉圭、马匹的规制，礼物数量，对比太康八年上奏的制度，又有差别，官府有仪注记载。古代婚礼、冠礼都有醮礼，郑玄所作三篇醮辞，完整留存。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纳妃，六礼的文书和纳皇后没有差别。百官送上贺礼。当月壬戌，在太极殿西堂设宴，二宫队主、队副，司徒、征北、镇南三府僚佐，扬、兖、江三州纲纪，彭城、江夏、南谯、始兴、武陵、庐陵、南丰七国侍郎以上，都城内二千石官员，全都赴会。又下诏，这次小宴可以撤去乐伎，当时正值临川曹太妃丧期。
宋明帝泰始五年十一月，有司上奏：“考察东晋以来，太子婚礼纳征，礼制用玉一件、虎皮两张，不知道依据是什么。或许虎取威猛、文采鲜明之意，玉象征温润有德。珪璋都是美玉，豹皮文采斑斓，熊罴也是婚礼吉兆，依照物象取义，也应当一同使用，不知道古礼为什么没有记载。东晋的时候，礼器大多残缺，后代沿袭，没有来得及考究。如今礼乐仪制正要完备，应当取法经籍，稽考古典。现在皇太子大婚，纳征，礼制该不该用珪璋、豹皮、熊罴皮？请礼官依照经记订正。如果应当使用，是各用一件，还是两件？”博士裴昭明议论：“《周礼》纳征，玄纁束帛，成对兽皮。郑玄注说，束帛，仪注里用虎皮两张。太元年间，公主纳征，用虎皮、豹皮各一套。难道是婚礼不区分王公等级，特意用虎豹皮来尊崇其事？虎豹虽然有文采，但是纳征古礼不用。熊罴象征吉祥，婚典也没有记载。珪璋虽然美好，用途各有不同。如今帝王教化昌明，典章光大，储君聘娶，应当以经诰为准。一切偏邪错谬的说法，都要详加裁断。虽然礼制随时代变化，文质有别，但是郑玄是儒宗，已经有明确注解，守持经文的浅见，只有疑惑。”兼太常丞孙诜议论：“聘币的典制，增减都依从义理，历代施行，取法士人的婚礼。珪璋的功用，和玉璧相当；豹皮的文采，和虎皮相同；熊罴象征祥瑞，寓意繁衍子孙。现在储君大婚，礼制重在垂训后世，美玉兽皮，应当全部备齐。《礼》说束帛俪皮，那么珪璋数量和玉璧一致，熊罴、豹皮各用两张。”长兼国子博士虞龢议论：“考察《仪礼》纳征，只说玄纁束帛、杂兽皮而已。《礼记·郊特牲》提到虎豹皮和玉璧，不是虚说。那么虎豹皮，照例用两张，玉璧、珪璋照旧各一件。”综合孙诜、虞龢二人意见，没有冲突，现在增加珪璋各一件，豹皮、熊罴皮各两张，虞龢的说法最为妥当。”诏书批准。
晋武帝泰始十年，将要册封三夫人、九嫔。有司上奏：“礼制，聘皇后用谷珪，没有妾媵聘礼的信物制度。”诏书答复：“册封可以依照魏代旧例。”于是武帝亲临前殿，派遣使持节兼太常册封夫人，兼御史中丞册封九嫔。汉、魏旧礼，公主住在自己府第，驸马到公主府成婚。司空王朗认为不妥，后来就改了。
凡是派遣大使册封皇后、三公，为皇太子行冠礼，册封藩王，皇帝都亲临前殿。仪制：太乐令提前在殿前四面廊下陈设金石乐器。漏刻二刻，侍中、侍臣、冗从仆射、中谒者、节骑郎、虎贲卫士，旄头仪仗排列，五牛旗全部入内。虎贲中郎将、羽林监分守端门之内。侍御史、谒者各一人监察端门。廷尉监、廷尉平分守东西中华门。漏刻三刻，殿中侍御史奏请打开殿门、南止车门、宣阳城门。军校、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散骑侍郎登殿，在御座两侧侍立。尚书令以下应当上殿的官员依次入内。治礼引导大鸿胪入内，陈设九宾礼。漏刻四刻，侍中上奏：“外面准备完毕。”皇帝身穿衮冕礼服，登上太极殿，临轩面朝南。谒者上前，北面拜一次，跪奏：“大鸿胪臣某启奏，群臣就位已定。谨奏。”侍中传皇帝旨意：“可以。”谒者赞唱行礼，在位官员再拜。大鸿胪行一拜礼，仰身上奏：“请开始行礼。”侍中传旨：“可以。”大鸿胪举手说：“可以行礼。”谒者引导受册封、加冠的人进入拜位。四面乐声响起。将要拜的时候，乐声停下。礼毕退出。官府有仪注记载。从前岁首，常设苇茭、桃梗，在宫门和各官署门前杀鸡禳除恶气。《汉仪》，是仲夏设置桃卯，没有磔鸡。考察魏明帝大修禳祭，何晏禳祭的奏议提到用鸡作为禳衅祭品，磔鸡禳灾应当始于魏。桃卯本是汉代禳灾之物，卯金对应汉，本是魏所要革除的，不知道为什么改到岁首施行。刘宋全都省去这套礼仪，但是各郡县还常常保留。
上古聘问享献的礼制，虽然在经传里零星见到，首尾不全。《叔孙通传》记载叔孙通制定的汉代元会仪，大纲粗备，放到今天，又不够周全。魏国初建，礼制多有缺漏，所以黄初三年，才开始举行奉璧朝贺。何承天说，魏的元会仪制已经失传。何桢《许都赋》写道：元正大飨，设坛在西南。旗幕高耸，殿宇幽深。王沈《正会赋》又说：华幄映衬飞云，红色帷幕张设在前庭。青色帷幔牵在两阶，如同紫微宫巍峨。接引百官到和门，区分尊卑，奉玉朝贺。这是说大飨在城外，不在宫内。我查魏司空王朗的奏文：旧例，正月初一朝贺。殿下设两排华灯，对着两阶之间。端门设置庭燎火炬，端门外设置五尺、三尺灯。月光星光之下，夜里亮如白昼。这么看，朝会不在城外。何桢、王沈两篇赋，写的都不是洛阳。何桢的《许都赋》，写的是许昌；王沈赋里说“在东巡时接见四方诸侯”，也是写许昌的元会。
晋武帝时期，重新制定元会仪注，就是现在的《咸宁注》。傅玄《元会赋》说：考求夏代遗留的训典，汇总殷、周的典章，采集秦、汉旧仪，定下正月元会的嘉礼。由此可知，这套制度兼采各代。《咸宁注》：元日前一天，守宫官提前在端门外为公卿校官设置坐席，大乐鼓吹也提前在殿前四面陈设乐舞、牛马帷帐。夜漏还差十刻，群臣集合，庭燎点燃。先向皇帝贺，再向皇后贺。回来从云龙东中华门入内谒见，在东帐下就坐。漏刻还差七刻，各府官吏、百官、收纳礼玉的郎官直到计吏，全都进入，在阶下站立。阶下侍卫，和临轩的仪制一样。漏刻还差五刻，谒者仆射、大鸿胪分别上奏：“群臣就位已定。”漏刻尽，侍中上奏：“外面准备完毕。”皇帝出来，钟鼓齐鸣，百官拜伏。太常引导皇帝登上御座，钟鼓停下，百官起身。大鸿胪跪奏：“请朝贺。”治礼郎赞唱：“皇帝延请藩王上殿。”大鸿胪跪赞：“藩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枚，再拜朝贺。”太常传报：“诸王都上殿。”谒者引导藩王上殿，到御座前。皇帝起身，藩王再拜。皇帝坐下，藩王再拜，跪着把玉璧放在御座前，再拜。礼毕，谒者引导下殿，回到原位。治礼郎引导公、特进、匈奴南单于之子、金紫将军站在大鸿胪西侧，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站在大行令西侧，全都朝北伏拜。大鸿胪跪赞：“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玉璧、皮帛、羔、雁、雉，再拜朝贺。”太常赞唱：“皇帝延请诸位上殿。”治礼郎引导公到金紫将军上殿，到御座前。皇帝起身，众人再拜。皇帝坐下，众人再拜，跪着把璧帛放在御座前，再拜。礼毕，赞礼官引导下殿，回到原位。王公放玉璧行礼的时候，大行令一同赞唱，殿下中二千石以下官员同步行礼。礼毕，礼玉交给受贽郎，郎官把璧帛交给谒者，羔雁雉交给太官。太乐令跪请演奏雅乐，依次奏乐。乘黄令于是驾车，皇帝入内休息，百官坐下。白天漏刻六刻，各部蛮夷胡人宾客依次入内，全都再拜之后落座。皇帝入内三刻之后，再次出来，钟鼓响起。谒者仆射跪奏：“请群臣上殿。”谒者引导王公到二千石官员上殿，千石、六百石留在原位。谒者引导藩王到酒尊处斟寿酒，跪着交给侍中。侍中跪着放到御座前。藩王回到自己位置斟酒，放在位前。谒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觞再拜，敬祝皇上千万岁寿。”侍中说：“酒已经献上。”百官伏身高呼万岁，四面乐声响起，百官再拜。饮酒完毕，再拜。谒者引导诸王回到原位。阶上传令众人入席，群臣跪声称诺。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依次在殿上献寿酒，登歌乐奏起，太官令再给皇帝上酒。御酒送到台阶，太官令跪着交给侍郎，侍郎捧着进至御座前。然后给百官上酒。太乐令跪奏：“奏登歌。”三遍乐曲结束，乐工退下。太官令跪请把御饭送到阶前，群臣起身。太官令捧着羹汤交给司徒；捧着饭交给大司农；尚食捧着食案交给侍郎，侍郎进献御座前。群臣入席，太乐令跪奏：“进饭，奏乐。”太官给百官遍送食案。饭毕，太乐令跪奏：“请进舞乐。”舞乐依次演出。鼓吹令上前跪奏：“请依次进献各类伎乐。”于是召各郡计吏上前，在阶下接受敕诫。宴乐结束，一名谒者上奏：“请退朝。”钟鼓响起，群臣朝北再拜退出。东晋随事调整位次，大体没有差别。刘宋建国，大多沿用旧仪，增减之处可以推知。
东晋的元会仪注，皇太子出席元会，位次在三恪之下、王公之上。宋文帝元嘉十一年，提升到三恪之上。魏的制度，藩王不能入朝朝见。魏明帝时有藩王入朝，都是特旨恩准，不是常例。晋泰始年间，有司上奏：“诸侯封国，王公以下入朝的，四方分为两班，三年一轮，一轮结束重新开始。如果临时免朝，就顺延到下一年。入朝之后，满三年才再入朝，不能提前。朝见的时候执玉璧，和旧朝制度一样。不该入朝的年份，各自派遣卿大夫行聘问之礼。”奏议获准。东晋王侯不去封国，有在外任职的，礼仪和方伯刺史、二千石长官相同，没有朝聘制度，这套礼制于是废弃。
正月元会，殿庭设置白虎樽。樽盖上雕刻白虎，如果有人想要直言进谏，就打开这个樽饮酒。考察《礼记》，知悼子去世，还没有下葬，晋平公饮酒，师旷、李调陪侍，敲钟奏乐。杜蒉从外面回来，听见钟声，说：“国君在哪里？”回答：“在寝宫。”杜蒉进入寝宫，登阶上前，斟酒说：“师旷，喝这杯。”又斟酒说：“李调，喝这杯。”又斟一杯，在堂上朝北坐下自饮一杯，走下台阶快步退出。晋平公叫住他：“杜蒉，刚才你是不是想开导我，所以我没和你说话？你罚师旷，为什么？”杜蒉说：“子日、卯日不举乐，知悼子的灵柩还在堂上，这件事比子卯忌日更严重。师旷是太师，不提醒国君，所以罚他。”“你罚李调，为什么？”杜蒉说：“李调是国君亲近的近臣，为了吃喝，忘记国君的过失，所以罚他。”“你自己喝，为什么？”杜蒉说：“我只是宰夫，只管刀勺，也敢干预劝谏，所以罚自己。”晋平公说：“寡人也有过失，斟酒罚我一杯。”杜蒉洗好酒杯，举觞。平公对侍从说：“我死之后，不要废弃这个酒杯。”直到后世，献酒完毕，举觞，叫做“杜举”。白虎樽，是杜举制度留存下来的形制。樽上绘有虎形纹饰，应当是后世添加的，用意是让进言的人如同猛虎一般果敢，没有顾忌畏惧。
汉朝因为汉高祖在十月平定秦朝，便把十月作为一年的开端。到汉武帝时虽然改用夏历正月为岁首，但十月初一依旧举行宴饮聚会，礼仪和正月元旦相同。魏、晋两代，则在冬至这天接受各国使者与百官朝贺，接着举行小型宴会，这套礼仪的规格仅次于元旦，晋代留有相关仪注记载。刘宋永初元年八月，朝廷下诏说：“各地庆贺冬至的使者，有的派遣、有的不派遣，劳费人力应当裁减，如今可以全部停止。只有元旦大典，不能废止。各郡县派遣冬至使者前往州府以及都督府的，也一并停止。”
孙权最初定都武昌、建业，没有修建郊祀祭坛。到他统治末年，也就是太元元年十一月，才举行南郊祭天，祭祀地点就是如今秣陵县向南十余里的郊中一带。晋朝王室南迁之后，在巳地设立南郊祭坛，这并不符合礼经所说的“阳位”的本义。刘宋孝武帝大明三年九月，尚书右丞徐爰上奏提议：“郊祀的方位，远古时期的详情已经无从查考。《礼记》记载：‘在泰坛上焚烧柴薪，是祭祀上天。’‘在南郊划定祭坛界域，是就近阳位。’西汉初年，甘泉、河东的祭天、祭地场所方位颠倒，后来也迁移到长安南北。光武帝继承帝位，在洛阳南北分别定下南北二郊的位置。晋朝王室渡过长江之后，南郊祭坛全都设在北方。当时关于郊祀界域的议论，众说纷纭，无法统一。再加上向南的道路狭窄，没有商议拓宽开辟，于是就在东南方的巳地修建祭天丘坛。我大宋承受天命建国，沿袭旧制没有改动。而且祭坛设在民居之间，并不符合郊祭应当在城外的古制。如今王朝基业重新振兴，各项典章制度都要更新，向南的驿道已经开通，通往阳位的道路通畅长远。我认为应当把南郊祭坛迁移到正午方位，以此确定上天对应的正位。”博士司马兴之、傅郁、太常丞陆澄都赞同徐爰的提议。于是将南郊祭坛迁到秣陵牛头山的西侧，正好处在宫城的午位。孝武帝驾崩之后，前废帝即位，认为南郊原来的旧址吉利，又把祭坛迁回原处。北郊祭坛，是晋成帝时期才开始修建的，原本在覆舟山南面。刘宋太祖把这片地方改建成乐游苑，就将北郊祭坛迁到覆舟山的西北侧。后来这片地方又被开辟成北湖，祭坛又迁到湖塘西北。那处地势低洼潮湿，再次迁到白石村东面。后来此地又被修成湖泊，祭坛便迁到钟山北面官道西侧，和南郊遥遥相对。之后白石东湖废止，北郊祭坛又迁回原来的地方。
南郊祭天的时候，皇帝先行散斋七天，再行致斋三天。负责掌管洁净祭祀事务的官员，斋戒时长也是一样。致斋当天的清晨，皇帝在太极殿的帷幄中坐定，身穿绛纱袍，头戴黑介帻、通天金博山冠。郊祭前一天，申时前五刻，举行夕牲仪式。公卿、京兆尹以及众官员都到祭坛东侧就位，太祝史牵来祭祀用的牲畜。牲畜牵到标识牌前，禀牺令跪奏：“请检视牲畜。”抬手示意，说：“完好。”太祝令绕牲畜一周，抬手示意，说：“肥充。”随后太祝令把牲畜牵到庖厨宰杀。用两只陶豆盛放牲毛与牲血，一份供奉在皇天神座之前，一份供奉在太祖神座之前。郊祭当日，天亮前八刻，太祝令进献祭品，郎官陈设祭品。祭祀正神用两头角如茧栗的小牛，其余众神共用一头牛。香酒使用秬鬯，祭品下垫白茅。玄酒一尊，盛酒器具用葫芦与陶器，以瓦樽盛酒，瓦圩舀酒。祭玉用苍色玉璧。蒯草席各两张，不铺设软垫。上古用禾秆草席，晋朝江东地区改用蒯草席。皇帝车驾出发时，应当斋戒以及随驾、预先布置的百官，各自遵照安排执行事务。上水一刻，皇帝穿上龙衮礼服，头戴平天冠，登上金根车，抵达祭坛东门之外。博士、太常引导皇帝进入黑攒。太祝令跪着捧持陶匏，把酒浇洒在地。皇帝两次下拜，起身。群臣全都再次拜伏在地。治礼官高声说：“起身。”博士、太常引导皇帝走到南阶，脱去鞋子登上祭坛，走到罍尊处洗手。黄门侍郎洗好酒爵，跪着捧给皇帝。执樽郎奉上酒爵，斟上秬鬯酒交给皇帝。皇帝跪着把酒爵敬献在皇天神座之前，再拜，起身。接着走到太祖配天神座之前，手持酒爵跪奠，礼仪和祭祀皇天一样。皇帝面向南方，对着北方神位拜伏一次。太祝令分别斟上福酒，合盛在同一支爵中，跪着进献给皇帝，皇帝再拜伏下。饮完福酒之后，博士、太常引导皇帝从东阶走下，回到南阶。谒者引导太常登上祭坛，行亚献之礼。谒者又引导光禄勋登上祭坛，行终献之礼。献祭完毕，各人走下台阶回到原位。太祝行送神之礼，跪着拿起匏陶酒器，将酒浇洒在地。起身。径直向南走出坛门，治礼官举手示意，群臣全都再拜伏下。皇帝稍作停留，治礼官说：“起身。”博士跪奏：“祭祀之事完毕，前往燎位。”博士、太常引导皇帝前往燎位，在祭坛东阶的位置，皇帝面向南方站立。太祝令用案盘捧着玉璧、牲体、酒爵、黍饭等各类祭品，登上柴坛摆放妥当。治礼官举手说：“可以举火燎祭。”三名侍从手持火炬登上柴坛。火被点燃。太祝令等人走下祭坛。祭坛东西两侧各有二十人，把火炬投到柴坛之上，柴火烧过半，柴堆倾倒。博士仰面向皇帝禀报：“礼事完毕。”皇帝退到便坐休息。解除戒严。如果天子因故不能亲临，就由三公代行祭祀，太尉主持初献，亚献、终献依旧由太常、光禄勋承担。北郊祭祀的斋戒、夕牲、进熟，以及皇帝、百官到坛三献的流程，全都和南郊礼制相同；只是祭祀结束之后，太祝令把牲、玉、祭品送到坎穴之中，放置在牲体之上，再用一头牲盖在上面。治礼官举手说：“可以埋瘗。”二十人一同向下填土。填到坎穴一半的时候，博士仰禀：“礼事完毕。”皇帝退出。从曹魏以来，大多委派三公代行祭祀，皇帝很少亲自到场。曹魏到西晋初年，礼仪注本虽然没有完整留存，但和汉代制度相比增减改动的地方，还可以推知。东晋之后，官府存有完整的仪注。
魏文帝下诏说：“汉代不在东郊祭拜太阳，却早晚常在大殿下面向东朝拜太阳，繁琐轻慢，如同私家小事，不是侍奉上天、郊祀神灵的正道。”黄初二年正月乙亥，在东门之外举行朝日礼。按照《礼经》记载，天子在春分于东郊朝日，秋分于西郊夕月，这次选在正月，并不是合适的时节。《汉郊祀志》记载，皇帝在泰畤郊祀，清晨走出竹宫向东揖拜太阳，当晚向西揖拜月亮。这是借着郊祀当天顺带行礼，不等待二分之日。魏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朔，在东郊朝日，八月己丑，在西郊夕月，这是遵从古礼。《白虎通》说：“君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日为兄、以月为姊”，就是这个礼制的含义。《尚书大传》记载迎日祝辞：“维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维予一人。某敬拜迎日于郊。”孙吴时郎官陈融献上《东郊颂》，说明孙吴也施行这套礼仪。晋武帝太康二年，有关部门上奏：“春分依旧由皇帝车驾亲行朝日，冷暖不定，可以不必亲自出宫。”武帝下诏说：“礼制应当有常制；如果依从你们的奏请，就和已故太尉所撰定的仪注不一致，又变成没有固定制度。先前战乱未平，所以每每依从这类奏请。如今战事平息，这件事是头等大事。”由这份诏书可见，武帝打算亲自朝日。这之后这项礼仪又被废止。
殷祭的时候，皇帝散斋七日，致斋三日。百官当中需要斋戒的官员也照此执行。致斋当日，皇帝在太极殿幄中坐定，身穿绛纱袍，戴黑介帻、通天金博山冠。祭祀当天，车驾出发，百官之中应当斋戒随驾、留守清道、预先布置的人员，各自按照宣令安排行事。上水一刻，皇帝穿戴平冕龙衮礼服，登上金根车，抵达太庙北门。治礼、谒者分别引导太乐、太常、光禄勋、三公等人入内就位。皇帝下车进入太庙，脱鞋洗手，洗好酒爵，完毕之后登上大殿。初献，敬献酒爵，乐声响起。太祝令跪着宣读祝文，读完，把祝文进献安置在神座之前，皇帝回到原位。博士引导太尉行亚献，礼毕，谒者再引导光禄勋行终献。凡是禘、祫这类大祭，所有神主全都请出庙堂，按照昭穆次序安放坐好，不再留在神室之内。晋代又有阴室四殇的神位，治礼官引导至阴室，依次在祭品前面奠爵。功臣配享的，在庭中设置坐席，谒者在祭品之前奠爵。皇帝不亲自参与祭祀，就由三公代行，太尉初献，太常亚献，光禄勋终献。四时祭祀，也都在祭祀前一天夕牲，仪节和郊祀相同。
晋武帝泰始七年四月，皇帝将要亲自祭祀，车驾前去夕牲，而仪注规定不需要拜礼。武帝下诏询问缘由。博士上奏：“历代相沿，都是这样。”武帝说：“这不符合宗庙致敬的礼仪。”于是亲自行拜礼之后返回，并定为制度。太康年间，有关部门上奏商议，十一月初一日合朔奠、冬烝、夕牲三件事同在一天，可以委派官员代行。武帝下诏说：“夕牲这件事让官员代行，不合适。改选上旬别的日子。”由此可知，武帝夕牲必定亲自到场行拜；东晋之后，又不再这样做了。晋元帝建武元年十月辛卯，即晋王位，行天子殷祭之礼，属于特殊情况。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去世，又恰逢烝祭。中书侍郎范宁上奏：“依据《丧服传》，宫中有人去世，三个月之内不举行祭祀，不分长幼贵贱。皇女虽然还是婴孩，臣私下认为应当暂停祭祀。”于是尚书奏请由三公代行祭祀。从前汉灵帝的时候，立春尚且斋戒，到东郊迎气；尚书左丞在南书寺打死驿使，当时诏书征询：“议郎蔡邕、博士任敏，问能不能照常斋戒祭祀？有没有不妥之处？”蔡邕等人回复：“祭祀上天，不会因为这件事废止。宫室宏大，驿使身份低微，时间也宽裕，可以斋戒，没有疑问。”范宁不是不知道这则旧议，但是没有采纳。曹魏到西晋初年，祭祀仪注虽然不全留存，东晋的礼制就完备了，官府存有仪注。
祭祀太社、帝社、太稷，通常在每年二月、八月的两个社日举行。太祝令夕牲、进熟，仪节和郊祀、宗庙相同。由司空、太常、大司农分别行三献。官府存有仪注。《周礼》记载天子亲自祭祀，汉代以来，一般由相关官员代行。汉安帝元初六年，在都城西北戌城之地修建六宗祠，祭祀仪制比照太社。日月将要交会的时候，太史预先上奏合朔。尚书在事前三天，通告内外，戒严戒备。挚虞《决疑》记载：“凡是救日食的时候，全都戴上赤色头巾，用来扶助阳气。日食将要发生，天子换上素服，离开正殿，内外严加警戒。太史登上灵台，等候日象变化。在宫门击鼓，听到鼓声，侍从官员全都戴上赤帻、佩剑入内侍卫。三台令史以上官吏，各自持剑站在自己官署门前。卫尉卿骑马巡绕宫城，巡查守备，循环往复。太阳恢复常态，才全部撤去戒备。”鲁昭公十七年六月初一，发生日食。祝史请示该用什么礼，叔孙昭子说：“发生日食，天子撤去乐舞，在社庙击鼓；诸侯用玉帛在社庙献祭，在朝堂击鼓，这是古礼。”又用红色丝绳系住社神，祝史宣读祝辞责问社神。社，是勾龙之神，相当于天子的上公，所以要责问。合朔救日的仪制，官府存有注文。
从前汉代建安年间，将要举行元日朝会，太史上奏正月初一将会日食，朝中大臣疑惑要不要取消朝会。众人一同去拜见尚书令荀彧咨询，当时广平郡计吏刘劭在座，说：“梓慎、裨灶，都是古代优秀的史官，尚且占卜水火，错过天时。《礼经》说诸侯一同朝见天子，入门之后不能完成典礼的情况有四种，日食就是其中之一。既然如此，圣人定下制度，不会因为灾异预先废除朝礼，是因为灾异或许会消弭、异象不会显现，或是推算术数出现差错。”荀彧和在座众人都觉得有理，依从他的说法，照常举行朝会，日食最终也没有发生。刘劭由此出名，魏史称赞并记载这件事。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三月初一，太史上奏会发生日食，结果并没有日食。当时晋文王担任大将军，严厉追究史官推算失验的罪责。史官回复：“日月合朔之时，有时是太阳掩蔽月亮，有时是月亮掩蔽太阳。月亮掩蔽太阳，就遮蔽太阳本体，日光缺损，所以叫做日食；太阳掩蔽月亮，就是太阳从月亮上方经过，属于阴不侵阳，虽然日月交会，却没有异象。日月互相掩蔽必定形成日食的道理，没有办法预先确知，所以禘祭、郊祀、社祭之时，如果遇到日食，祭祀照常进行，这也说明前代史官无法准确判定日食。按照汉代旧例，认为日食必定发生在日月交会之时。每到交会之日，就告诫百官，防备日食变故。所以《甲寅诏》里有防备日食的制度，却没有推算失验就要追责的条文。自古以来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家历法，都没有推算日食的办法，只有考核推算疏密的标准而已。追责定罪的条文，是因为本来就没有可靠术数可以核验，不是主事官吏的过错。”追责之事就此作罢。
晋武帝咸宁三年、四年，都因为正月初一合朔，取消元日朝会，改了曹魏旧例。晋元帝太兴元年四月合朔，中书侍郎孔愉上奏：“《春秋》记载日食之时，天子在社庙击鼓，是攻伐阴邪；诸侯在朝堂击鼓，是臣下自行消灾。看尚书符令，如果日食有变，就在各个宫门击鼓，违背旧典。”元帝下诏：“你所陈述合乎礼义，即刻下令外署改正。”
到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奏元日合朔，朝中大臣又争论要不要取消朝会。庾冰辅政，把刘劭的议论拿给八座大臣传阅。当时有人认为刘劭没能领会礼的本意，荀彧依从他，是聪明人一时的失误。于是蔡谟写下奏议反驳：“刘劭说灾异可能消弭，又说梓慎、裨灶也会出错，太史上奏未必准确，这个道理诚然不错。但是说圣人定下制度，不会因为灾异预先废除朝礼，这就错了。灾祥出现，是上天用来告诫君主，是君王必须警惕的。所以天子素服、停乐、离开正殿，百官减损仪饰，陈设玉帛、击鼓救日，亲自应对灾变。对待上天警戒之事，与其心存疑虑而直接取消，不如谨慎依礼行事。从前孔子、老聃在巷党帮人送葬，因为丧葬路上不能见到星象才赶路，遇到日食就停下灵柩，说怎么知道不会见到星象呢。如今史官说将要日食，又怎么知道一定不发生？孔子、老聃预先防备星象异象，刘劭却主张不做防备，这是抛弃圣贤既定的规矩。鲁桓公壬申发生灾异，乙亥仍然举行尝祭，《春秋》加以讥刺。灾异已经过去，尚且心怀戒惧，废止宗庙祭祀；何况听闻上天灾眚将要到来，还要举行庆贺宴乐的朝会，于礼不合。《礼记》所说诸侯入门之后不能完成典礼的四种情况，是说史官没有提前预报，诸侯已经入朝，才发现日食；不是预先知道会日食，却坚持不取消朝会。误解这一层，就是偏离经文本意。刘劭依据的是《礼记》；孔子、老聃巷党停柩一事，同样出自《礼记》，刘劭却违背这一条，说法前后矛盾，没有依据。荀彧赞许、汉代依从，使得这个说法一直被人称道，没有人察觉谬误。后世君子，还会把它当成准则，所以我要辨正它。”于是庾冰采纳众人意见，取消朝会。到永和年间，殷浩辅政，又想依从刘劭的说法不取消朝会。王彪之援引咸宁、建元的旧例，又说：“《礼经》说诸侯一同朝见天子，遇到四种突发情况不能完成典礼，指的是猝然发生的变故，不是预先知道有可能灾异，心存侥幸，指望史官推算出错，所以不预先取消朝会。”于是又依从王彪之，这套做法一直延续到当时。
籍田之礼由来已久，汉文帝曾经施行。昭帝年幼即位，在钩盾弄田行耕籍礼。明帝永平十五年二月，向东巡狩，在下邳耕籍。章帝元和三年正月北巡，在怀县耕籍。曹魏三位先帝都亲自耕籍。晋武帝泰始四年，有关部门上奏，首次耕籍、祭祀先农，可以委派官员代行。武帝下诏：“百姓最重要的事，在于祭祀与农耕。所以古代圣王，亲自耕籍田，用来供给郊庙的谷物祭品，同时教化天下。近代以来，耕籍只是象征性推几步，空有慕古之名，没有供祭、劝农的实效，还要耗费百官车马随从的开销。如今恢复千亩籍田制度，朕要和公卿大臣一同亲身体会稼穑艰难，给天下做表率。主管官员详细拟定制度，通知河南郡，在东郊以南、洛水以北，挑选平坦肥沃、排水适宜的田地。如果没有官田，可以酌情调换，不能侵占百姓田地。”自此之后，这项礼仪又荒废，史书记载多有缺漏。只有元、哀二帝打算重修耕籍，贺循等人呈上仪注，以及裴宪在北方所定仪制，都不够周密妥当。
元嘉二十年，宋太祖将要亲自耕籍，因为礼制荒废已久，让何承天撰定仪注。史学生山谦之已经私下搜集整理相关资料，趁机上奏朝廷。太祖于是下诏：“国家以百姓为本，百姓以粮食为天。一个农夫停止耕作，饥饿的人就会增多。粮仓充实，礼义才能兴起。近来各地民生凋敝，百姓家中没有隔夜积蓄；阴阳稍有失调，百姓就愁苦困顿；年成一旦歉收，家家户户饱受饥困。这固然是政教德泽未能普及，造成这样的弊害，也因为农耕蚕桑推广不足，土地资源大量闲置。地方长官缺少教化引导的办法，百姓忘掉勤勉本分的道义。朕一心想要救助百姓，从早到晚思虑这件事。虽然屡次下达政令，终究不能劝勉百姓，坐等物产丰饶，怎么可能做到！主管官员颁布旧有条令，务必督促劝农。游手好闲之人，全都责令务农。考核勤惰，施行赏罚；考察官吏政绩，严格进行黜陟。古人顺应时节、观测土地，劝勉农事，天子亲耕籍田，恭敬供给祭祀谷物。仰瞻前代君王，想要遵从古制，就择定千亩籍田，占卜吉日。朕会亲自率领百官，在郊甸行耕籍礼。但愿一片诚心，能够激励百姓。”于是斟酌各类旧制，绘制、拟定仪注。立春前九天，尚书通告内外，各官署各司其职。司空、大司农、京尹、令、尉，丈量宫城辰位之外八里之地，规整千亩籍田，开辟田间阡陌。在先农坛设在中阡西侧、南陌以南，御耕坛设在中阡东侧、北陌以北。将要耕籍的时候，提前在耕坛搭设青色帷幕。皇后率领六宫人员拿出穜、稑种子，交给籍田令。耕籍当日，太祝用一太牢祭祀先农，仪节和祭祀帝社相同。孟春月份，挑选上辛之后的吉利亥日，皇帝乘坐耕根三盖车，驾四匹青色骏马，树立青色旗帜，头戴通天冠、青帻，身穿青色朝服衮衣，佩戴苍玉。藩王以下至六百石官员都穿青色礼服。只有三台、武卫不参与耕作，不改服饰。车驾出行，所有仪制和郊祀、宗庙祭祀一样。车驾抵达籍田，侍中跪奏：“请陛下下车。”走到坛前，大司农跪奏：“先农已经享祭完毕，请皇帝亲耕。”太史令赞礼：“皇帝亲耕。”皇帝推耒三次，往返三次。之后群臣依次耕作，王公、五等开国诸侯推耒五次，往返五次；孤、卿、大夫推耒七次，往返七次；士推耒九次，往返九次。籍田令带领属官耕完整块田地，播撒种子，随即覆土，礼毕。曹魏虽然天子行耕籍礼，藩镇诸侯，却没有百亩籍田的礼制。晋武帝末年，有司上奏：“古代诸侯耕籍百亩，亲自手持耒耜，供奉社稷宗庙，劝勉农耕。如今诸王治理封国，应当恢复耕籍的礼制。”但是最终没有施行。宋太祖东郊耕籍之后，把这套礼制下发各州郡县，全都完备施行。
按照《周礼》，王后率领内外命妇，在北郊行蚕礼。汉代改在东郊，不合古制。曹魏设在北郊，依从《周礼》。晋代设在西郊，应该是和籍田东西相对。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命令中宫在北郊行蚕礼。依据韦诞《后蚕颂》，当时汉代旧注已经散佚，重新考证拟定仪制。到晋代，先蚕礼大多沿用曹魏制度。晋武帝太康六年，散骑常侍华峤上奏：“先王制度，天子诸侯亲耕千亩，王后夫人亲自采桑养蚕。如今陛下圣明仁厚，接续先王的制度；皇后怀有生养之德，与天子相配，但是教化先行的蚕礼尚且缺失。臣认为应当依照古制，完备这项盛典。”武帝下诏：“古时天子亲耕籍田供给祭谷，王后夫人亲蚕制作祭服。以此奉行孝敬，宣示教化。如今籍田已有制度，蚕礼却荒废。之前事务繁多，来不及筹办。现在天下安定，应当重修礼制昭示四海。详细依据古典和近代旧事，斟酌当今适宜的做法，明年施行。”于是派侍中袁粲草拟仪注。皇后采桑坛设在蚕室西边，宫门外帷帐之内，桑林在采桑坛东面，先蚕坛在宫外门东南侧。挑选六名民间妇女担任蚕母。蚕将要孵化，选择吉日，皇后头戴十二笄，依从汉魏旧制，身穿青衣，乘坐云母油盖安车，六马牵引。女尚书佩戴貂蝉、携玺陪乘，车上安放采桑筐、钩。公主、三夫人、九嫔、世妇、太妃、公太夫人、公夫人，以及县乡君、郡公侯特进夫人、外世妇、命妇，全都佩戴步摇、身穿青衣，各自携带筐、钩随行。采桑前一天，蚕官把蚕放到蚕箔之上。采桑当日，太祝令用一太牢祭祀先蚕。皇后抵达西郊，登上祭坛，公主以下命妇在坛东侧列位。皇后面向东方亲手采桑，采摘三条桑枝；各位妃嫔、公主各采五条；县乡君以下各采九条。全都把桑枝交给蚕母。返回蚕室。礼毕，皇后回到便坐，公主以下依次就位，设宴席赏赐绢帛，各有等差。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再次重修这项礼仪。
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魏国在邺城南修建泮宫。魏文帝黄初五年，在洛阳设立太学。齐王正始年间，刘馥上疏：“黄初以来，设立太学二十多年，学有所成的人很少。原因是博士选拔标准太低，诸生借入学逃避徭役，高门子弟耻于和这类人为伍，所以没有人真心求学。虽然有太学之名，没有实质教化；虽设教学，没有成效。应当高标准选拔博士，挑选品行堪为表率、精通经义可以为人师表的人，教导国子。依从古法，二千石以上官员子弟，年满十五岁，全部入太学。明确黜陟制度，指明荣辱出路。”奏疏没有被采纳。晋武帝泰始八年，有司上奏：“太学生七千多人，才学可以胜任四品官的，准许留下。”武帝下诏：“已经通过经义考试的留下，其余遣返回本郡封国。大臣子弟适合求学的，令他们入学。”咸宁二年，设立国子学，就是《周礼》所说贵族子弟国子，由师氏教导。太康五年，修缮明堂、辟雍、灵台。孙休永安元年，下诏：“古代建国，教学放在首位。用来引导风俗、陶冶性情，为时代培养人才。自从兴兵以来，变故不断，官吏百姓大多追逐眼前利益，舍弃根本、追求末业，不遵从古道。崇尚的风气不纯，就会败坏教化风俗。依照旧制设置学官，设立《五经》博士，考核选拔合适人选，提高俸禄礼遇。在现有吏员以及将吏子弟中，挑选有志好学的，令他们入学。每年考核，划分等级，授予官职赏赐。让见到的人羡慕荣耀，听闻的人向往美名。淳厚王化，振兴风俗。”于是设立学校。
元帝做晋王，建武初年，骠骑将军王导上疏：
教化的根本，在于端正人伦。端正人伦，在于设立学校。学校设立，五教彰明，德化就能遍及天下，伦常有序，百姓知耻归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的次序理顺，君臣之义才能稳固。这就是《周易》所说端正家道而后天下安定。所以圣王从小培育正道，幼年施教，让教化浸润骨髓，习以为常，自然而然，每日向善远离过错，自己都察觉不到。品行养成、德行确立之后，再授予官位；就算是君王嫡子，也要和国子一同受学，懂得道义之后才获得尊贵。选拔人才任用官吏，全都以经学为本。所以《周礼》记载，乡大夫把贤能之人的名册进献给君王，君王恭敬拜受。这是尊崇道、敬重士人。士人知道尊贵来自道义，就会回头修身，修身进而齐家，齐家进而教化乡党，在乡学习而后入朝为官。返归根本，反求诸己，敦厚朴素之风兴起，浮华虚伪之道止息，这都是教化带来的结果。这样的人侍奉君主就忠诚，治理百姓就仁厚，正是孟子所说：没有心存仁厚却遗弃亲人，心存道义却怠慢君主的人。
近来纲纪崩坏，礼教衰微，颂声沉寂，已经二十年。传书上说：三年不施行礼，礼必定崩坏；三年不演奏乐，乐必定废弛。更何况荒废这么久！前辈士人渐渐忘掉揖让的仪节，后生只听见战鼓金戈之声。战事接连不断，礼乐不再举行，先王之道越来越远，浮华伪饰之风滋长，这不是安定百姓、端正根本、抑制末流的办法。殿下身负旷世才德，处在危亡之际，以礼乐征伐，扶持中兴，想要涤除污秽，拨乱反正。实在应当稽考古制，修建学校；阐扬六艺，教导后生，让文武之道，在衰微之后重新复兴。如今《小雅》的教化荒废，胡虏猖獗，节义衰颓，国耻未雪。忠臣义士，为此扼腕痛心；礼乐、政刑，应当一同施行相辅相成。如果礼义根基牢固，淳朴之风遍及四方，教化浸润的范围就广，德泽覆盖的地方就大，道义凝聚人心，威望远播四方。顺着这条路走，就可以身着礼服渡过黄河，补全残缺的帝王典制，重整松弛的朝纲；凶顽之人改变心性，蛮夷之人受礼感化，拱手礼让就能降服远邦，从容安坐而天下归服，只要掌握正道，哪里会困难！从前有虞氏持干戚舞蹈，三苗归服；鲁僖公修建泮宫，淮夷平定；齐桓公、晋文公称霸，都是先教化而后征战。如今如果遵从旧典，复兴教化，朝中子弟全都入学，立德求仕之人都先修习道义。德行上进之路打开，伪饰投机的门路堵塞，教化不用严厉推行就能有成，不必严刑就能安定。挑选博学守礼之士担任老师，尊崇教化、看重道义，风俗化成，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
散骑常侍戴邈也上表：
臣听说天道运行，最重要的是阴阳；帝王要务，最重要的是礼学。所以古代建国，教学放在最先。国都有明堂、辟雍，乡野有庠序学堂，都是用来开导滞塞、启发才智。《周易》有《困》《蒙》二卦，君子看重养正的功用。从前孔子只是列国大夫，在洙水、泗水之间兴礼办学，四方英才纷纷慕名求学，亲身受业、通晓大道的七十多人。从那以后，千年沉寂。难道天下比鲁国狭小，贤才比古时稀少？只是勉励教化与否的差别罢了。
近来遭遇大变，社稷危如悬丝；寇虏饮马长江，凶徒横行万里，中原萧条，遍地荒草；四海之内，音讯隔绝。霸主为国事废寝忘食，百姓承受深重苦难，敌寇在中原混战，哪里顾得上礼乐之事！但是“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何况荒废几十年！如今后生晚辈，没有见过揖让升降的礼仪，听不到钟鼓管弦之声；典籍在战火之中散亡，图谶几乎绝迹。这是圣明之人痛惜、有识之士叹息的事。太平之世崇尚文治，乱世崇尚武功，文武交替使用，才是长久之道，好比天地有明有暗，自古以来没有例外。有人说天下尚未平定，不是兴礼办学的时候，这话看似有理，实则不对。儒学义理深奥，不能仓促学成，古代贤才，也要三年才能精通一经。等到寇乱平定、天下太平，再兴办学校，那时功业已定，谁来制礼作乐？而且贵族子弟，未必有冲锋陷阵的才干，也没有戍边征战的任务，如果不在盛年研习道义，如同明珠不加打磨，荆山、随侯美玉不雕琢，实在可惜。
臣认为世道废弃大道已久，百姓习惯当下风气，淳朴风气日渐消散，浮华竞逐之风越来越盛，如同灯火慢慢耗尽油脂，没人察觉。如今天下新定，万物开端，圣朝凭借神武德行，处在革故鼎新之时，革除近代流弊，接续断绝千年的道统，笃信儒学，兴建大业。圣主在上倡导，宰辅在下推行；上位喜好什么，下层就会更加推崇。所以崇尚节义，就会形成清峻风气；喜好雅乐，就会有应和之声。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关键在于如何感化。臣浅陋，不能通晓高深格言，认为可以利用农闲三时，逐步开始兴办。
太兴初年，朝廷商议修建学校，只设置《周易》王氏注、《尚书》郑氏注、《古文尚书》孔氏注、《毛诗》、《周官》、《礼记》、《论语》、《孝经》郑氏注、《春秋左传》杜氏注、服氏注，各博士一人。《仪礼》、《公羊传》、《谷梁传》以及郑玄《周易》，全都裁撤，不设博士。太常荀崧上疏：
臣听闻孔子说，人才难得，确实如此。自从战乱以来，精通经学的人尤其稀少。儒者要有如同席上珍宝的才学，才能弘扬大道。如今学校之中缺少朝廷英才，朝堂之上儒学凋零。从前咸宁、太康、元康、永嘉年间，侍中、常侍、黄门当中学问精深、博通古今、品行可为世人表率的，兼任国子博士。一来可以在殿堂应对，承接顾问；二来教导贵族子弟，弘扬儒学；三来祠部、仪曹和太常府，有疑难可以咨询。如今皇朝中兴，盛况超过从前，应当效法旧轨，遵循前代典制。世祖武皇帝圣明，顺应天命代魏，尊崇儒学兴办学校，天下太平。修建明堂、辟雍，举行告朔、班政、乡饮、大射之礼，西阁东序收藏典籍秘本，台省保存宗庙、太府、金墉旧制，太学藏有《石经》、古文典籍。前代儒者训释，贾逵、马融、郑玄、杜预、服虔、孔安国、王肃、何晏、颜氏、尹氏等人，各家章句传注，一共设置十九名博士。九州之内，师徒相传，学士众多，还特意选拔张华、刘寔担任太常，推重儒教。
传书上说：孔子逝世，精微之言断绝；七十弟子离世，大义乖离。近来中原遭难，讲诵停止，斯文大道，将要坠地。陛下圣明登基，光大先帝功业，振兴儒术，尊崇教化，雅颂之乐得以复兴。江、扬二州最先蒙受教化，学士遗存典籍，到今天还算兴盛；但是对比从前，不及百分之一。臣不通章句，才不足以弘道，蒙受恩宠，身居不该胜任的职位。对比张华、刘寔，儒风相差很远；只想竭尽微薄之力，希望大道能够兴盛百代，为后世士人所称颂。
听说现在精简制度，十九名博士只保留三分之二，五经合计九人。比照古制，连一半都不到。九人之外，应当再加四名。希望陛下万机之余，抽空阅览。《周易》郑玄注，源流深厚，实在值得珍视，应当设置郑《易》博士一人。《仪礼》，也就是曲礼，郑玄对礼经最为精通，注释都有依据，应当设置郑《仪礼》博士一人。《春秋公羊传》义理精微，擅长断狱，应当设置博士一人。《谷梁传》文辞简约要义深隐，应当留存，设置博士一人。从前周室衰微，上下失序，臣弑君、子弑父；上没有天子，下没有方伯；善无人赏，恶无人罚，纲纪大乱。孔子忧虑，作《春秋》。诸侯忌讳史书直书，害怕触犯时忌，所以文辞隐晦，义理不直白，所以说：理解我的，大概是这部《春秋》；怪罪我的，大概也是这部《春秋》。当时左丘明、子夏当面亲受，无不精研。孔子去世，微言将要断绝，左丘明退而记述见闻，写成《左传》。这本书善于说礼，文辞华美；追溯起因、接续终末，阐发经义，多有奇思，学者喜爱它。儒者说公羊高亲受子夏，学说在汉代立为官学，文辞清俊，论断明晰，很多地方可以取用，董仲舒十分推崇。谷梁赤师徒相传，汉代曾经立学，刘向、刘歆父子，一代名儒，各自坚守一家，不肯苟同别家。《谷梁传》文字简约，很多阐发的义理，是《左传》、《公羊传》没有记载的，也可以订正二传，所以三传在前代并行，博学之士不能单独废去其一。如今距离圣人久远，经典将要衰微，与其轻易废除，不如保留。臣认为三传同解《春秋》，立论旨趣不同。三家异同之说，义理如同战场，文辞如同锋刃，不能合并由一名博士掌管。应当各设博士一人，传承其学。
元帝下诏：“荀崧上表所说，都是治国要务，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即使战事停息，也可以讲习经艺。如今虽然事务繁忙，怎么能忘掉根本大道！可以交群臣广泛商议。”有司上奏，同意荀崧的提议。元帝下诏：“《谷梁传》义理浅近，不值得设立博士。其余依从奏议。”恰逢王敦之乱，这件事没能施行。
成帝咸康三年，国子祭酒袁环、太常冯怀再次上疏：
臣听说先王教化，尊崇典训，彰明礼学，教导后生，疏导万物本性，使人向善。宗周兴盛，文史焕明，身着礼服教化南蛮，颂声传遍四海。所以季札出使鲁国，听闻雅乐而赞叹；韩起到鲁国，观看《易》象而感慨。为什么？立身之道，以此为首。孔子温和恳切，在洙泗教化；孟子奔走四方，诲人不倦。所以仁义之声，至今尚存；礼让之风，千年没有泯灭。
后来世道衰微，战乱接连，儒学教化一度颓败，学校礼仪缺失。国学空寂，典籍无人讲习，有心求学之人，怀抱志向无处施展。从前魏武帝身在军旅，一心武功，尚且放下鞍马读书，停戈吟咏，认为治国根本必须尊崇。何况陛下圣明临朝，百官恭谨办事，朝野安定，江外平静。怎么能让盛大的儒风沉寂，美好的教化在圣世断绝？古人说，《诗》《书》是道义的府库，礼乐是德行的准则。实在应当留心典籍，阐明经义，让诵诗之声充满京城；喜好大道的贤士，吟咏典谟，难道不是盛事！
奏疏呈上，成帝深有感触。于是商议设立国学，招集生徒，但是当时朝野崇尚庄、老之学，没有人用心研习儒学。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西征，因为战事，遣散学生，国学就此荒废。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开设学官，下达教令：
人情看重交往，轻视财物；喜好安逸，厌恶劳苦。读书治学十分辛苦，禄俸回报不厚，很多人选择捷径，不肯用心。洙泗的时代遥远，风雅教化日渐衰微，后生放任，不再以典谟为准则；掌权官吏，只看重眼前政务，没有闲暇研读典籍诰文。于是《诗》《书》蒙尘，颂声沉寂。抬头远望，低头思索，怎能不感慨！自从胡虏交相入侵，将近三十年。胡人没有改心归化，难道是武力用尽？也是文教没有普及，不足以安抚他们。从前鲁国恪守周礼，齐国不敢欺凌；范会推崇典制，晋国安定。楚、魏君主，山河险固，城池坚固，国富兵强，却不能长久保有强大，吴起、屈完都为此叹息。由此说来，礼义凝聚人心，哪里比得上金城汤池？子路说，处在大国之间，加上军队、饥荒，治理三年，还能推行礼义教化。何况如今江南安定，王道兴盛，却不能弘扬礼乐、兴办学校，拿什么整顿伦常、招徕远方之人？魏武帝在征战不休之时，以军旅为家，建安末年战乱不息，尚且留心长远，兴办太学，这就是颠沛之中不忘教化，真是通达之士。
现在农忙时节已经结束，五教一同推行；军队整肃，礼乐不废，难道不是两全其美！即刻安排校址，筹划修建讲堂。参佐大将子弟，全部入学；我自家子弟，也要受学。四府之中博学、通晓经义的士人，任命为儒林祭酒，品秩和三署相同，供给优厚；精心挑选贤才，胜任这件事。临川、临贺二郡，都请求修复学校，可以准许。如果不是真心求学、意在借入学逃避徭役的人，不能录取为学生。明确条令，让法度清楚，求学受人敬重。
同时修缮礼器俎豆，准备举行大射礼。庾亮不久去世，这件事再次废止。
孝武帝太元九年，尚书谢石上奏：
立身之道，在于仁与义。辅助善性，培育本心，只有礼与学。道理虽然本于自然，必须引导教化。所以洙泗阐扬大道之风，《诗》《书》留下教化典章。尊崇《诗》、喜爱《礼》，王化由此兴盛；教化九流，百姓和睦。世道不会一直太平，大道也会时断时续。光武帝放下兵器读书，魏武帝停马治学，害怕斯文断绝，用心到这种地步。大晋承受天命，世道多艰。虽然圣化日渐普及，王道仍不完备。学校之事，时兴时废。教化缺少日常熏陶，百姓天性得不到良善引导，精微大道被遮蔽，这是臣日夜思虑、长久叹息的原因。如今皇威远扬，战事平息，将要把玄风播撒四方，引导百姓归于至德。怎么能不弘扬礼乐，让教化焕发光彩！请求复兴国学，教导贵族子弟；下文书到各州郡，普遍修建乡校。雕琢人才，贤才自然汇聚；开启蒙昧，成就德行。不懈治学，人才由此通达，人人勤勉，儒学兴盛完备。
烈宗采纳他的建议。当年，选拔公卿、二千石官员子弟为学生，增建校舍一百五十五间。但是考核制度没有章法，士大夫耻于和这些学生同列。国子祭酒殷茂上奏：
臣听说弘扬教化、端正风俗，依靠礼教；涵养本性、成就德行，必须依靠学习。先王用来教化天下、疏导万物，防邪向善，潜移默化融入日常。所以能够疏通玄理，穷尽幽微，贯通古今，辅佐治理教化。孔子称赞颜回，以好学为本；七十弟子仰慕圣人，以善教为宗。雅颂之声，流传千载。圣贤的风范，是明君共同遵循的。
自从大晋中兴，立足江东，提倡学校，修建庠序，公卿子弟，全都进入国学。不久遭遇战乱，教化中断。陛下圣德纯粹，想要振兴旧美，顺和万物，复兴儒学，教导后生。国学建成一年多，没有成效。学生畏惧学业、借入学避役，留下的人不多；有的假托亲人患病，真假难辨，名实混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臣听说旧制，国子生都是高门贵胄，身份堪比储君。如今良莠混杂，士人以此为耻。子贡为了朔祭的饩羊尚且惋惜，孔子尚且爱惜礼的形式；何况名实俱失，一辈子不学无术？如果当下要务紧急，来不及兴办，可以暂时停办，另当别论。如果不是这样，应当恢复旧标准。臣认为内外清官子弟，都应当入学，制定课业考核。现在在校学生，有的年纪已经很大，志趣不合，准许他们自行去留。我的看法未必妥当，请交付外朝商议。
烈宗下诏褒扬采纳，但是没有施行。朝廷和民间有志求学之人，无不愤懑叹息。清河人李辽又上表：
臣听说教化，是治化根本，人伦开端，用来引导各方，兴仁进德，好比土石，雕琢成器。百王礼制不同，文质有别，但是教化的功用，没有差别。自从中原沦陷，孔庙荒废，先王恩泽断绝，圣贤之风停息。到现在将近百年。天道有常，否极泰来，河济安定，海岱清平，百姓得以复苏，盼望教化。但是典训不能宣扬，雅颂沉寂，衰败已久的风俗，弊病没有革除。如果不弘扬经典，光大大道，怎么能辅佐太平，振兴教化！这件事看似迟缓，实则急迫。亡父李回，安抚地方，归顺本朝。太元十年，派臣上表。途经阙里，拜谒孔庙，庭院倾颓，礼制崩坏，万世宗师，庙宇荒废；瞻望感慨，不觉落泪。抵达京城之后，上表请求复兴圣祀，修建讲学之所。到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接到诏书，采纳臣的建议，下令兖州鲁郡依照旧貌修缮。已故尚书令谢石让臣列出所需物料，拿出私布资助修建。已故镇北将军谯王司马恬任命臣代理北鲁县令，供给人力物资。两位大臣去世，规划没能完成。陛下有唐尧好文的美德，感念孔子善诱的苦心，怜悯荒远之地教化凋敝，痛惜声教不能普及。臣请求再次下符兖州刺史，完成孔庙修缮，免除数户人家赋税，专门负责洒扫。供给《六经》，设立学堂，延请宿儒，广招后生，让学子潜移默化，雕琢成才。用仁义征伐，用道德怀柔远人，什么样的人不归附？这件事投入不多，弘扬的大道极广。臣来到京城，已经八年，远离故土，日夜不安。振武将军何澹之如今镇守三齐，臣打算随他北返。徘徊京城，眷恋朝廷。恳请把这份表章交付外朝商议。
这份表章也没有得到答复。
宋高祖登基，下诏令有关部门办学，还没有办成就驾崩。太祖元嘉二十年，再次设立国子学，二十七年废除。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皇帝亲自率领百官在太学行养老礼。当时王祥担任三老，郑小同担任五更。如今仪注散佚，但是汉代礼制留存。
晋武帝泰始六年十二月，皇帝亲临辟雍，举行乡饮酒礼。下诏说：“礼制荒废很久，今天重新讲习旧典。赏赐太常绢百匹，丞、博士以及学生牛酒。”咸宁三年，惠帝元康九年，再次举行这项礼仪。魏齐王正始年间，齐王每次讲经，都让太常到辟雍祭奠先圣先师，不亲自到场。晋惠帝、明帝做太子，以及愍怀太子讲经完毕，都亲自在太学释奠。太子向先师进爵，中庶子向颜渊进爵。元帝下诏：“我记得太子行这个礼，祭祀完毕宴请王公以下，从前在洛阳的时候，我曾经参与。”成帝、穆帝、孝武帝，也都亲自释奠。孝武帝的时候，因为太学在水南，路途遥远，有司提议依照升平元年先例，在中堂临时设立行太学。当时已经没有国子生，有司上奏：“需要太学生、国子生一共一百二十人。太学生从现有人员选取六十人，国子生临时选拔大臣子弟六十人，典礼结束之后解散。”奏请获准。释奠礼完毕，宴请六品以上百官。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释奠，采用晋代旧例，官府存有仪注。祭祀结束，太祖亲临学中宴会，太子以下全都参加。
军队，是守护国家的防备。孔子说：用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作战，就是抛弃他们。战争是凶事，不能凭空设置，借着四季田猎演习。凡是军队出征，叫做治兵；军队回营，叫做振旅，都是演练战阵。分辨鼓、铎、镯、铙的用法，训练坐、起、前进、后退、快慢、疏密的节度，接着进行春搜。猎获禽兽献祭社庙。仲夏时节，野外宿营演习，阵法如同振旅，接着举行夏苗田猎，规矩和春搜一样。猎获禽兽，举行礿祭。仲秋治兵，阵法同振旅，接着秋狝田猎，规矩同春搜，猎获禽兽祭祀四方之神。仲冬举行大阅，接着冬狩田猎，猎获禽兽举行烝祭。搜，是搜寻，猎取没有怀孕的野兽；苗，是为禾苗除去害兽；狝，是杀，顺应秋气杀伐；狩，冬天万物成熟，见到就取，不加挑选。
汉代礼制，立秋之日，郊礼结束，开始宣扬威武，在郊地斩杀牲畜，献祭陵庙，名叫貙刘。仪式上，皇帝乘坐戎路车，白马红鬃，亲自持弩射牲。太宰令用获车把猎物送往陵庙。皇帝回宫之后，派遣使者用束帛赏赐武官，讲习孙武、吴起兵法和战阵，成为常例。到献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国有关部门上奏：“古代四季讲武，都在农闲。西汉承袭秦制，三季不练兵，只在十月举行都试。如今战事没有停息，士卒常年习战，可以不必四季讲武。只在立秋挑选吉日大规模检阅车骑，称为治兵。名称合古礼，制度承接汉代。”奏请获准。当年冬天，举行治兵。魏王亲自执掌金鼓，指挥进退。
延康元年，魏文帝为魏王，当年六月立秋，在东郊治兵，公卿陪同观礼。魏王坐华盖车，亲自指挥金鼓号令。明帝太和元年十月，在东郊治兵。晋武帝泰始四年、九年、咸宁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天，都亲临宣武观，大规模检阅军队，但是不再亲自指挥进退。惠帝之后，这项礼仪废止。元帝太兴四年，下诏左右卫以及各营操练，依照大阅的仪制布置雁羽仪仗。成帝咸和年间，下诏内外诸军在南郊场地演习，所以此地名叫斗场。之后桓、庾等地方藩镇，时常阅兵，朝廷不再举行。
太祖在位，依照旧例操练军队，兼用汉魏礼制。之后按时在宣武堂讲武。元嘉二十五年闰二月，在宣武场大搜，主胄奉诏安排部署，确定日期校猎，百官准备。在幕府山南冈搭设行殿、便坐武帐，王公百官的幔帐坐席一如常仪，设置南北左右四道旌门；树立获旗标记放获车的地方。殿中郎一人掌管获车，主事二人收取猎物，吏员二十四人配属获车。准备获车十二辆。校猎官吏身穿袴褶。戴武冠的，脱冠之后冠缨放在上面。二品以上佩刀，配备槊、麾幡；三品以下佩刀。全都骑马。将领所部在校猎前一天，前去布设围场。领军将军一人督右甄；护军一人督左甄；大司马一人居中，总领全军，所有人听从调度。殿中郎带领获车队伍，跟在大司马后面。尚书仆射、都官尚书、五兵尚书、左右丞、都官诸曹郎、都令史、都官诸曹令史干、兰台治书侍御史令史、诸曹令史干，负责监察纠劾，查处校猎中的违制行为。到校猎当日，在宣武场集合，布成大围。在云龙门外内官道北侧、外官道南侧设置留守清道官员位置，以西为上。从官位置设在云龙门内大官台阶北侧、小官台阶南侧，以西为上。先置官位置在行止车门外内官道西侧、外官道东侧，以北为上。先置官返回位置在广莫门外道路东西两侧，以南为上。校猎当日清晨，值班侍中奏请戒严。上水一刻，奏：“擂一鼓。”为第一严。上水二刻，奏：“擂二鼓。”为第二严。殿中侍御史奏请打开东中华门、云龙门，仪仗作为小驾卤簿。不参与校猎的百官，穿朱服，在广莫门外集合。应当回官署的返回。留守清道、后队从官就位；前队从官依照卤簿次序；先置官先行。上水三刻，奏：“擂三鼓。”为第三严。上水四刻，奏：“外间准备完毕。”正次直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军校佩剑穿鞋上殿，夹侍御座。值班侍郎背负玉玺，通事令史携带龟印、中书印。上水五刻，皇帝出宫，戴黑介帻、穿单衣，乘坐辇车。值班侍中负玺陪乘，不带剑。殿中侍御史督管黄麾以内仪仗。次直侍中、次直黄门侍郎在前护驾。又一名次直侍中佩带信玺、行玺，和值班黄门侍郎在后护驾。不鸣鼓角，不许喧哗，依次出行，警戒清道一如常仪。车驾出宫，驺人唱赞，陛卫人员再拜。皇太子入宫留守。车驾将要抵达，司仪高声：“引导先置、前队从官就位。”众人再拜。车驾抵达行殿前，辇车掉头，值班侍中跪奏：“请陛下下辇。”次直侍中传诏：“可以。”值班侍中伏身起身。皇帝下辇登上御坐，侍臣登殿。直卫鈒戟虎贲、旄头文衣、鹖尾武士，依次排列阶下。值班侍中奏：“解除戒严。”先置、随驾百官回到幔帐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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