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门鼓吹、钉官仆射、黄门鼓吹史主事、诸官鼓吹、尚书廊下都坐门下守皞、殿中威仪驺、虎贲常直殿黄云龙门者、门下左右部虎贲羽林驺、导引传事的导驺、门下中书守皞，配绛蠙，武冠。南书门下虎贲羽林驺、兰台五曹节藏射廊下守皞、威仪、发符驺、都水使者黄沙廊下守皞、谒者、录事、威仪驺、河堤谒者驺、诸官谒者驺，绛蠙，武冠。衣服供给依照旧例。大谁士，皂色科单衣，樊哙冠。卫士墨布皞，却敌冠。以上这些职务，东晋大多不设，朝服也多有缺失。应当供给朝服、佩玉，但不在京城任职的，给朝服；除护乌丸羌夷戎蛮校尉以上、刺史、西域戊己校尉之外，其余外官不给佩玉。来京城朝会，临时借给，朝会结束收回。应当配朝服而官府不发的，允许自备。准许假印绶、官府不给鞶囊的，可以自己制作。只假印、不假绶的，不能佩绶。
鞶，是古制。汉代鞶囊佩在腰侧，又叫傍囊、绶囊，用来盛放绶带。有的时候盛放在囊中，有的时候垂放，各有规制。
朝服一套，冠、帻各一件；绛绯袍、皂缘中单衣领袖各一件；革带、袷裤各一件；舄、袜各一双；簪导自备。四时朝服，再加绛绢、黄绯、青绯、皂绯袍单衣各一件；五时朝服，再加白绢袍单衣一件。
领取朝服用料：单衣用料七丈二尺；科单衣、皞五丈二尺；中衣绢五丈；皂色镶边一丈八尺；领袖练布一匹一尺；绢七尺五寸。裤用练布一丈四尺，缣二丈。袜布三尺。单衣、皞、袷带，缣各一段，长七尺。东晋只按等级给绢。宋文帝元嘉末年，不再发放衣料，一直到当时。山鹿、豽、柱豽白豽、狐白领、黄豹、斑白鼲子、渠搜裘，步摇、八钅奠、蔽结、多服蝉、明中、欋白，以及各类织成衣帽、锦帐、纯金银器、一寸以上云母器物，都属于禁物。
官品二品以上，非禁物，都可以穿戴使用。三品以下，再加限制：不能佩戴三钅奠以上、蔽结、珠钗、仿制珍珠翡翠装饰的缨络佩饰、彩色衣裳、有花纹的绮帛、五彩刺绣的礼服、鋐离、袿袍。六品以下官员，一律不许穿戴金鋐、绫、锦、锦绣、七缘绮、貂与貉子裘衣，金钗、金环、耳珰，也不能用金器装饰器物、张挂绛色帐幔。八品以下官员，不许穿戴罗、纨、绮、縠，以及带有天然彩色纹样的丝织品。骑士、士卒、各类工匠，不许穿大红色、紫色镶边的短衣，不许戴假髻、珍珠耳饰，犀角、玳瑁饰物，越地细布，不许用银装饰器物、设置帐幕、乘坐牛车；鞋子颜色只能是绿色、青色、白色。奴婢、依附食客，不许戴白色头巾，茜红、绛红、金黄颜色的钗、环、铃、鋐、耳珰；鞋子只能用纯青色。凡是已经卸任的官员，或是去世、禄位断绝的人，他们家属的服饰，都可以依照死者生前官阶的规制。诸王都不得私自制作朝廷禁限的器物，以及罽毛、碧色装饰的马鞍，珠玉金银错镂雕刻的各类华而无用的饰物。
天子坐漆床，居于朱红屋宇。史臣考证《左传》，记载桓公把太庙的柱子漆成红色。何休注解《公羊传》，也提到有朱红屋室供君主居住。这种做法由来已久。漆床也应当是汉代旧有的礼制，只是《汉仪》没有记载。推究之所以一定要用朱红、髹漆的缘由，道理是可以说明的。名贵木材品类繁多，扎根深山，获取十分不易。就算凭借广阔国土、众多人力，营造起来劳苦耗费巨大，弊端很重。所以上古圣王，采伐原木做屋椽而不加雕琢；一旦雕琢，就会发展成雕梁画栋，没有止境。有远见的君王洞察细微，防微杜渐，知道素木椽条不能满足后世的心意，不加雕琢又难以长久流传，所以施以朱红、涂以漆料，传给后人。普通木料，也都可以拿来使用。揣测古人深藏的用意，大概就在这里吧。
殿宇屋顶做成渊池、方井样式，并且绘有荷花，是用来压制火灾灾异的。
古时候无论贵贱，都手持笏板，有事的时候就把笏板插在腰带里。所谓“搢绅之士”，就是把笏板插在腰间、垂着绅带的士人。绅带下垂三尺。笏板用来随时记录事情，所以常常插着笔，后世的白笔，就是这种古制的遗存。三台、五省的二品文官，簪戴白笔；王公、侯伯子男、卿尹以及武官，不簪。加有内侍头衔的官员，才可以簪戴。手板，就是古代的笏。尚书令、仆射、尚书的手板顶端也装有白笔，用紫皮包裹，依旧称作笏。朝服肩上有紫色生绢夹囊，缀在朝服外面，民间叫做紫荷。有人说汉代用它盛放奏章，背负着随行，详情已经无法考证。
魏文帝黄初三年，下诏赐给汉朝太尉杨彪几案与手杖，以宾客之礼相待。召见那天，准许他拄着手杖入朝。又令他佩戴鹿皮冠。杨彪一再推辞，文帝不许。于是让他穿着布单衣、戴皮弁进见。《傅玄子》记载：汉末王公名士，大多舍弃官服，以幅巾为清雅。所以袁绍、崔钧这类人，虽然身为将帅，全都佩戴缣巾。
魏武帝因为天下饥荒，物资匮乏，仿照古代皮弁，裁剪缣帛做成帢，取简约合于时宜的用意，用颜色区分贵贱。它原本是军中服饰，并不是朝廷正式礼服。徐爰说：民间传说帢原本没有分叉，荀彧戴这种巾，走路时碰到树枝，压出分叉，大家觉得好看，于是就保留了这个样式。帢通用作吉庆、吊丧的服饰。葛巾用葛布制成，形状像帢，横向佩戴，古代尊卑之人都可以穿戴。所以汉末起事的贼人用黄色葛巾，当时被称作“黄巾贼”。如今国子、太学生戴它，搭配单衣作为朝服，手持一卷经书代替手板。隐士、平民，也都佩戴葛巾。
徐爰说：帽的含义和冠相近，本意是蒙覆头部。它的原型是纚。古代只有冠，没有帻，冠下面衬纚，用缯帛制成。后世在冠下面加帻，又裁制纚做成帽子。从帝王闲居，到没有爵位的平民，都可以戴。史臣考证：晋成帝咸和九年定下制度，准许尚书八座、丞郎、门下三省侍郎，乘车、戴白帢、低帻出入皇宫侧门。另外两宫值班的官吏戴乌纱帢。可见士人闲居的时候，都戴帢。江东时期，平民已经戴帽子，士人也常常佩戴，只是帽顶是圆形；后来才加高帽顶。古时候君主有朝服、祭服、闲居礼服、吊丧之服。吊丧服是皮弁、疑衰；如今用单衣、黑帻作为宴会礼服，拜谒陵墓也穿这套。用单衣、白帢作为吊丧服，致敬尊长、参加典礼也穿戴。单衣，就是古代的深衣。现在单衣的裁制和深衣相同，只是绢带不一样。深衣配绢帽用于服丧，单衣配素帢用于吉事。
晋武帝泰始三年，下诏让太宰安平王司马孚穿着侍中的官服，赐给大司马义阳王司马望衮冕礼服。泰始四年，又下诏令赵王、乐安王、燕王穿戴散骑常侍的礼服。泰始十年，赐给彭城王衮冕礼服。伪楚桓玄将要篡夺帝位的时候，也给安帝的同母弟、太宰琅邪王加上衮冕礼服。刘宋建立以来，王公贵臣，只有加授侍中、散骑常侍头衔，才可以佩戴貂珰。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丞相南郡王刘义宣；孝建二年，雍州刺史武昌王刘浑，先后图谋叛乱。世祖忌惮诸侯王势力强盛，打算削减他们的礼遇规格。这年十月己未日，大司马江夏王刘义恭、骠骑大将军竟陵王刘诞上表，请求改革诸王车服制度，一共九条，奏表收录在《刘义恭传》里。皇帝顺势示意相关部门增扩条款。官员上奏说：“车服用来酬报功绩，是《虞书》载明的大典；名号礼器不可轻易授予，是《春秋》明确的告诫。所以尚方制作的禁器，在汉律里管束极严，诸侯私自使用，就算是至亲也要治罪。近年以来，下层僭越礼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器物服饰的装饰、乐舞的规制，从王公一直蔓延到普通百姓。尊卑没有分别，人心不能统一。这次上表陈述的内容，合乎礼法。九条规定尚有疏漏，我们一并增补，一共二十四条。诸王处理政事的厅堂不许南向设座，不许设置帐幔、踏床。藩国属官在正月初一，不许赤脚登上王殿，也不许在旁侍立、传宣王命、陈列油戟。公主、王妃传令的侍从，不许穿朱红衣服。舆车不能用双层杠。障扇不能用雉尾；佩剑不能做成鹿卢样式；槊上的羽饰不能用孔雀、白鹇羽毛；随从夹毂的卫队不能穿绛红色袄服；备用的诞马不能超过两匹；胡人乐伎不能穿彩色衣裳。正月朝会，舞伎穿袿衣，不能浓妆、遮蔽花饰；正旦大会，不能表演铎舞、杯柈舞。长褵伎、褷舒、丸剑、博山伎、爬大竿伎、升五案伎，除非正旦大会奏乐，不许演出。各位王妃、公主，不许佩戴衮带。信幡，不是台省官员，一律用绛色。郡县内史、相以及封国内的长官，对于封君，不属于三师一类，离任之后就不再需要致敬，不应当称臣，只需要行上下级常规礼仪即可。各镇长官出行，车驾前后卫队不能超过六队，随身白直夹毂卫士不计在内。佩刀装饰只能用银、铜，不能用金。诸王的女儿封为县主、诸王的子孙继承王位的王妃、封侯者的夫人出行，都不许配备卤簿仪仗。诸王之子继承王位的，婚丧吉凶诸事，全部依照国公、侯的礼制，不能比照皇帝的弟弟、皇子。车舆不能装设油幢，轺车不在限制之内。平乘舫船两头都做成平直露天样式，不能模仿龙舟，一律不许髹朱红油。帐钩不能做成五花、笋尖造型。如果家中已经有这类违禁器物，全部送到朝廷府库。文书下达之后二十天为期限，私自把玩、触犯禁令的，以及主管官员不检举纠察的，临时议定罪名。”皇帝下诏批准。
车前的“五百”，源于卿大夫出行，有旅卒随从，五百人为一旅。汉朝统一天下之后，裁撤了这支士卒，只保留了“五百”这个名号。
宋孝武帝孝建二年十一月乙巳日，主管部门上奏：“侍中祭酒何偃提议：从今往后，皇帝临轩听政，穿戴法服，张华盖，登殿的时候，应当依照太庙斋戒的旧例，由侍中、常侍在两侧扶侍上殿；遇到需要为王公起身行礼的时候，也由他们扶侍，行礼完毕，回到原位。请求集体商议。”曹郎中徐爰评议：“应当依照省中提议，定为永久制度。”皇帝下诏准许。
孝建三年五月壬戌日，主管部门上奏：“考证汉代胡广、蔡邕的说法：古时候诸侯副车九乘，秦国吞并六国，承袭各国车服，所以帝王大驾的属车一共八十一乘，由尚书、御史乘坐。最后一辆车悬挂豹尾。法驾属车三十六乘。从东晋渡江到现在，帝王出行，副车沿袭为五乘。”尚书令建平王刘宏评议：“八十一乘，取义囊括九国；三十六乘没有典籍依据，二者都不见于经书。蔡邕、胡广所说，只是随从官员乘坐的车，不是帝王副车的定数。江东五乘的规制，过于俭省，不合礼制。《周官》记载：上公九命，副车九乘；侯伯七命，副车七乘；子男五命，副车五乘。以此推之，帝王应当是十二乘。”下诏准许。
大明元年九月丁未初一，主管部门上奏：“皇太后出行副车没有定数，交付礼官议定。”博士王燮之评议：“《周礼》，王后的六服、五路的数量，全都和天子相同，那么副车制度，也不该两样。另外《礼记》记载：‘古者王后设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处理天下内廷事务。’‘天子设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处理天下外朝事务。’郑玄注释说：王后效仿天子设立六宫居住，也是正寝一间、燕寝五间。可见王后的规制处处和天子对等，礼制上没有降等是很清楚的。皇太后地位至高，更不应当有差别。副车应当定为十二乘。”众人评议一致认同，下诏准许。
大明四年正月戊辰日，尚书左丞荀万秋上奏：“《籍田仪注》记载：‘皇帝戴通天冠，佩朱珣，青介帻，穿青纱袍。侍中陪乘，奉车郎执缰绳。’《汉书·舆服志》说：通天冠，是天子日常的冠服。怎么可以用常服去行千亩籍田大礼？《礼记》说：‘从前天子亲耕千亩籍田，头戴冕、佩朱珣，亲自手持耒耜。’郑玄注解《周官·司服》说：六类礼服都配冕，因为冕最为尊贵。日常服饰虽然有变化，冕的制度不变。另外潘岳《籍田赋》写道：‘常伯陪乘，太仆秉辔。’据此推断，皇帝行籍田礼，应当戴冕，玉藻十二旒，佩朱珣，黑介帻，穿青纱袍。常伯陪乘，太仆执辔。应当修改仪注，完全遵从《礼记》《周官》，定为永久礼制。”下诏准许。
大明四年正月己卯日，主管部门上奏：“南郊亲自祭祀的仪注：皇帝一开始戴平天冠，穿绘有火龙、黼黻的礼服。礼毕返回，换通天冠、绛纱袍。太庙祭祀，旧的仪制，皇帝初服和郊祀一样，回来之后换成黑介帻、单衣处理后续事务，不合礼制。应当和郊祀一样，回来之后也换成通天冠、绛纱袍。另外旧仪乘坐金根车，如今五路已经齐备，依照古礼，玉路用于祭祀，也应当把金根车改为玉路。”下诏准许。
大明六年八月壬戌日，主管部门上奏：“《汉仪注》记载：大驾卤簿，公卿在前导引，大将军陪乘，太仆卿驾车。法驾，侍中陪乘，奉车郎驾车。东晋以来，没有设立大驾，所以郊祀用法驾，宗庙用小驾。仪服方面，两种驾次没有区别。拜谒陵墓，皇帝穿单衣帻，百官随从，只穿朱衣，也称作小驾，名实不符。查阅旧籍，大驾用于上陵、北郊祭祀。周礼之中，宗庙祭祀规格低于昊天上帝，应当以大驾行郊祀，法驾祭宗庙，小驾拜陵，次序合理。现在修改，宗庙祭祀用法驾卤簿，旌旗卫队数量，临时调配。皇帝乘坐玉路，以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小辇、轮御轺、衣书等车作为副车。其余一切照旧。”下诏准许。大明七年二月甲寅日，皇帝巡行南豫州、兖州，穿戴冕服，乘坐玉路，辞别二庙。之后换通天冠，乘木路，竖起大麾，完备春搜的典制。
明帝泰始四年五月甲戌日，尚书令建安王刘休仁评议：“天子之子，和士大夫序齿礼让，在辟雍求学，没有生来就尊贵的道理。接受册封之后才尊荣，礼遇等同于上公。周代五等爵位，车服依次递减，公爵只比天子低一等。天子用金路赐给同姓诸侯，象路、革路、木路赐给异姓侯伯，朝廷卿士也参照这个礼制。按这个制度，东宫太子应当乘坐金路。自从晋武帝渡江，礼仪多有疏漏错讹，王公以下车服卑下杂乱；只有东宫，礼遇规格极高，仅次于帝王，高于诸侯王。但是皇太子乘坐石山安车，不见于经典，没有礼制依据。《礼》所说的玉路、金路，只是用金玉装饰车辂的端头，前后左右其余部分都是髹漆彩绘。秦国改造周代辂车，制成金根车，全车贴金箔，四面都是。汉、魏、两晋，沿袭不改。到大明年间，才备齐五路。玉路、金路形制都仿照金根车，一眼看去几乎没有差别。如果赐给太子，礼制上过重，不利于区分尊卑等级，彰显威仪。而且《春秋》大义，臣子要降两等，太子应当谦抑。东宫车服，应当比天子低二等，四马骖驾，乘坐象辂，旗帜绘降龙、九旒碧旗。上不冒犯帝王尊威，下不压制诸王，斟酌古制与时宜，最为合礼。”下诏准许。
泰始四年八月甲寅日，皇帝下诏：“车服的装饰，都要依照礼数。前代圣王留下规范，列祖立下制度。我近来改定五路，参酌古今，修成六套礼服，顺应时势变革礼制。各项用途，各有条目，交付外朝，载入典章。我以大冕、纯玉缫，玄衣黄裳，乘坐玉辂，祭祀上天、明堂。用法冕、五彩缫，玄衣绛裳，乘坐金路，祭祀太庙、正月大会诸侯。用饰冠冕、四彩缫，紫衣红裳，乘坐象辂，小型朝会、宴飨、饯送诸侯、临轩接见王公。用绣冕、三彩缫，朱衣朱裳，乘坐革路，征伐不臣服的方国、讲习武事、校猎。用宏冕、二彩缫，青衣青裳，乘坐木辂，行籍田、宴请国子学生。通天冠、朱纱袍，作为日常听政的礼服。”
泰始六年正月戊辰日，主管部门上奏：“接到敕令：皇太子正月初一朝贺，是否穿戴衮冕九章礼服？”仪曹郎丘仲起评议：“《周礼》记载，公爵可以穿戴衮冕以下礼服。郑玄注：衮冕一直到卿大夫的玄冕，都是他们朝见天子的礼服。古代上公尚且可以穿衮冕朝见。皇太子是储君，天下瞻仰。我认为应当遵从盛典，穿戴衮冕九旒朝贺。”兼左丞陆澄评议：“穿戴冕服朝见，经典明确记载。秦朝废除六冕制度，到汉明帝才和儒生一起恢复古制。魏、晋以来，除了宗庙行礼，不让臣下穿戴衮冕，所以地位到公的大臣，常常加侍中这类内侍官号。如今皇太子是储贰，地位高于所有藩王，应当遵从圣王旧典，革除近代陋制。我们共同商议，依照礼制，皇太子元正朝贺，应当穿戴衮冕九章礼服。丘仲起的提议妥当，写入仪注。”下诏准许。
后废帝即位，尊生母陈贵妃为皇太妃，车服仪仗全部依照晋孝武帝皇太妃旧例，只是省去五牛旗、赤旗。
志第九 乐一
《周易》说：“前代圣王制作乐舞，推崇德行，隆重献祭给上天，配享先祖。”从黄帝到三代，乐名各不相同。周王室衰微，礼乐残缺，又被郑卫淫乐扰乱。魏文侯虽然喜好古学，听古乐的时候依旧昏昏欲睡。于是淫靡之声兴盛，雅正之音荒废。到秦朝焚烧典籍，《乐经》就此亡佚。汉朝兴起，乐官制氏，只能记住乐曲的节奏舞蹈，不能讲清乐的义理。周代留存六代乐舞，到秦代只剩下《韶》《武》。秦始皇把周代的《武》舞改名为《五行》；汉高祖把《韶舞》改名为《文始》，表示不沿袭旧制。又创制《武德舞》，舞者全都手持盾斧，象征天下人喜悦自己凭武力平定祸乱。所以高祖庙演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周代还有《房中之乐》，秦改名《寿人》，曲调是楚地乐调，汉高祖喜爱；汉惠帝改名为《安世》。高祖又创制《昭容乐》《礼容乐》。《昭容》出自《武德》，《礼容》出自《文始》《五行》。汉初还有《嘉至乐》，叔孙通任用秦代乐人，制作宗庙迎神乐曲。汉文帝自己创作《四时舞》，象征天下安宁和顺。喜爱先王古乐，是表明有所师法；喜爱自己新作的乐舞，是表明本朝有制度。汉景帝截取《武德舞》编成《昭德舞》，供奉在太宗庙。汉宣帝截取《昭德舞》编成《盛德舞》，供奉在世宗庙。汉代各帝庙，都演奏《文始》《四时》《五行》舞。
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和毛生等人采集《周官》以及诸子书中谈论乐的内容，写成《乐记》，进献八佾舞，和制氏所传差别不大。内史中丞王定传承这套学问，传给常山王禹。王禹在成帝时担任谒者，多次阐发乐义，进献《乐记》二十四卷。刘向校书，得到二十三篇，但最终没有推行。汉明帝初年，东平宪王刘苍汇总公卿意见，上奏说：“各个宗庙应当演奏各自的乐舞，不能互相沿用，以此彰显功德。接续《文始》《五行》《武德》，定为《大武》舞。”又创作舞歌一章，供奉在光武帝庙。
汉末大乱，各类乐舞散佚残缺。魏武帝平定荆州，得到杜夔。杜夔通晓八音，曾经是汉朝雅乐郎，精通乐事，于是任命他为军谋祭酒，让他整理订正雅乐。当时还有邓静、尹商，熟悉雅乐；歌师尹胡能演唱宗庙郊祀的曲子；舞师冯肃、服养通晓前代各种舞。杜夔总管所有人。远考经籍，近采旧例，魏国恢复前代古乐，从杜夔开始。而左延年等人擅长郑卫俗乐，只有杜夔喜好古乐，坚守雅正。
魏文帝黄初二年，改汉代《巴渝舞》为《昭武舞》，宗庙《安世乐》为《正世乐》，《嘉至乐》为《迎灵乐》，《武德乐》为《武颂乐》，《昭容乐》为《昭业乐》，《云翘舞》为《凤翔舞》，《育命舞》为《灵应舞》，《武德舞》为《武颂舞》，《文始武舞》为《大韶舞》，《五行舞》为《大武舞》。其余歌辞，大多沿用前代旧作；魏国刚建立的时候，只让王粲改写登歌以及《安世》《巴渝》的歌辞。
魏明帝太和初年，下诏说：“制作礼乐，用来对应万物、表彰功绩，使人不忘根本。乐舞以舞为主，从黄帝《云门》，到周代《大武》，都是太庙舞名。掌管乐舞的官员，都叫太乐，总管各类乐舞，不能用单一舞名来称呼官署。武皇帝的庙乐还没有定名，议定庙乐、舞名、舞者所持器物、行列位置、歌辞，务必详尽完备。乐官依旧称太乐。”太乐，是汉代旧名，后汉依据谶纬改叫太予乐官，这时恢复旧称。公卿于是上奏：“德行盛大、教化昌明的君主，乐舞足以描摹他的功业，音声足以抒发赞颂。献祭郊庙，鬼神享用和顺之气；用于朝廷，君臣安守法度。让四海之内，都知道盛德光辉，日日更新，靠的就是礼乐。所以先王隆重献祭上天，配享先祖，都是顺应时势创制。周代末年，距离唐尧、虞舜将近两千年，《韶箾》《南》《籥》《武》《象》这些乐舞，流风余韵，尚且可以谈论。由此可见，礼乐不可废弃。如今太祖武皇帝的庙乐，应当定名《武始之乐》。武，是神武；武，也是王业的开端。意思是神武基业肇始，帝王功业由此兴起。高祖文皇帝庙乐，定名《咸熙之舞》。咸，是全部；熙，是兴盛。意思是顺应天命，天下由此兴盛。至于群臣称颂功德，定下烈祖庙号，却没有配套乐舞，不足以彰显功绩。歌用来咏颂德行，舞用来模拟功业。文字上，文、武相合为斌，文武兼备，圣德才得以彰明。我们拟定乐舞名字叫《章斌之舞》。从前《箫韶》九奏，在虞帝殿堂演奏；《武》《象》《大武》，也在文王、武王的阶前奏响。目的就是彰显教化、记录功业，天下蒙受光辉，传诵美名。汉高祖、汉文帝各自在当时创制《武德》《四时》舞，比照前代制作的道理，宣扬本朝伟业，没有比《章斌》更合适的。《乐志》说：钟磬、盾斧，用于先王宗庙祭祀，也用于宴饮酬酢。宗庙之中，君臣无不恭敬；宗族聚会，长幼无不和顺。所以仲尼回答宾牟贾说：周王道通行四方，礼乐贯通天下。《传》说：鲁国有禘祭之乐，大宴、祭祀都使用。这都是祭祀大典通用盛乐的明文。如今祭祀天地、宗庙，这三支舞应当一同献祭；朝中大宴，也应当表演。这样才符合古制侍奉神灵、教化百姓的道理，流传万世，义理更加显明。另外我们商议，三舞可以有总名，叫《大钧之乐》。钧，是平和。意思是大魏三代帝王功业相同，带来太平。名字优美，含义妥当。”尚书上奏：“依从所奏。”明帝起初不允许创制《章斌之乐》，群臣再三请求，才准许。
尚书又上奏：“祭祀圜丘等场合，《武始舞》舞者戴平冕、黑介帻，玄衣素裳，白色领袖，绛色领袖中衣，绛色合幅袴，绛色鞋袜，黑色皮靴。《咸熙舞》戴委貌冠，其余服饰同上。《章斌舞》，服饰和《武始》《咸熙》舞者一样。在朝廷演奏的时候，《武始舞》戴武冠、赤介帻，绛色生绢袍单衣，绛领绛袖，皂色领袖中衣，绘虎纹合幅袴，白布鞋袜，黑皮靴。《咸熙舞》戴进贤冠、黑介帻，生绢黄袍单衣，白色合幅袴，其余同上。”奏书获准。史臣考证：《武始》《咸熙》冠制不同，却说《章斌》和二者服饰相同，不清楚到底戴哪一种冠。
侍中缪袭又上奏：“《安世歌》本是汉代曲名。如今歌辞已经不是旧日原文，应当改名。《周礼》注说：《安世乐》，相当于周代《房中之乐》。从前议论的人认为《房中》歌咏后妃德行，教化天下、端正夫妇之道，应当改《安世》为《正始之乐》。魏国初建，侍中王粲所作登歌《安世诗》，专门歌咏神灵、神灵歆享祭品。我后来比照乐府旧本研读汉代《安世歌》，也是写‘四面张悬乐器，神灵前来宴享，献上美好的祭品，永久降下福佑’，没有《二南》后妃教化天下的内容。从前认为《房中》是后妃之歌，恐怕理解错了本意。祭祀是取悦神灵，登堂歌唱先祖功德，下堂歌唱宴享，不需要歌咏后妃风化。应当依照用途定名，改《安世歌》为《享神歌》。”奏书获准。按：文帝已经改《安世》为《正始》，缪袭这时又改成《享神》，缘由不详。王粲所作《安世诗》，如今已经散佚。缪袭又上奏：“文昭皇后庙，设置四面悬挂的乐悬，应当刻铭标明演奏次序，依照太祖庙的体例，称作昭庙具乐。”尚书上奏：“礼制，妇人依托丈夫爵位，合庙配享的，乐制没有区别。文昭皇后虽然另立庙，乐器乐调，应当依从缪袭的提议。”获准。
散骑常侍王肃评议：“帝王各自依据本朝礼制侍奉天地。现在论者只拿《周官》只言片语当作治国根本，未免狭隘。汉武帝东巡封禅归来，在甘泉祭祀太一，汾阴祭祀后土，全都全套使用乐悬。所谓全套，就是全部宫悬之乐。天地崇尚质朴，说的是器物不加雕饰，不是说礼乐乐舞要削减。礼制：天子用宫悬，舞八佾。如今祭祀圜丘、方泽，应当用天子规制，设置宫悬、八佾舞。”卫臻、缪袭、左延年都赞同王肃。上奏获准。
王肃又评议：“有人说周代祭天只用《云门》，祭地只用《咸池》，宗庙只用《大武》，这不符合原意。《周礼》接待宾客也要全套乐舞。《左传》记载：王子颓宴请五大夫，乐舞六代全部上演。一次宴会，六代乐舞齐备。天地宗庙，是最重要的祭祀；宾客宴饮，属于小事。《王制》说：宴席菜肴不能超过祭祀牲牢，闲居礼服不能超过祭服。怎么能宴乐的规格超过天地宗庙？《周官》：用六律、六吕、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用来迎请鬼神、协和邦国、调和万民、安定宾客、安抚远人。六律、六吕、五声、八音，同时演奏，唯独六舞分开使用，不能使人尽兴。另外《周官》：韎师掌管东夷乐，祭祀时带领部属舞蹈，大享也是如此。鞮鞻氏掌管四方夷乐和歌辞，祭祀时吹奏歌唱，宴饮也是。四方夷乐尚且进入宗庙，前代古乐反而不能使用。大享、宴饮都演奏，说明古今华夏、四夷乐舞，都以宗庙为重，之后才用于别的场合。演奏先王古乐，贵在兼容取用；接纳四夷乐舞，彰显恩德广布。高皇帝、太皇帝、太祖、高祖、文昭皇后庙，都应当兼用前代乐舞和《武始》《大钧》舞。”主管部门上奏依从，获准。王肃私自创作宗庙颂诗十二篇，没有配上乐曲。晋武帝泰始二年，重新修订郊庙歌辞，乐舞依旧沿用旧制。
汉光武帝平定陇、蜀，扩充郊祀，以高皇帝配享，演奏《青阳》《朱明》《西皓》《玄冥》，舞《云翘》《育命》。北郊、明堂祭祀，乐制和南郊相同。迎五方节气的五郊：春季歌唱《青阳》，夏季歌唱《朱明》，舞《云翘》；秋季歌唱《西皓》，冬季歌唱《玄冥》，舞《育命》；季夏歌唱《朱明》，两支舞交替表演。章帝元和二年，宗庙乐，旧例，食举乐有《鹿鸣》《承元气》二曲。元和三年，章帝自作诗四篇：一《思齐皇姚》，二《六骐驎》，三《竭肃雍》，四《陟叱根》。加上前面两首，一共六曲，作为宗庙食举。再加《重来》《上陵》二曲，一共八曲，作为上陵食举。宗庙食举减去《承元气》，增加《惟天之命》《天之历数》，一共七曲，作为殿中御食饭举。汉代太乐食举一共十三曲：一《鹿鸣》，二《重来》，三《初造》，四《侠安》，五《归来》，六《远期》，七《有所思》，八《明星》，九《清凉》，十《涉大海》，十一《大置酒》，十二《承元气》，十三《海淡淡》。魏朝、晋代荀勖、傅玄都为这些曲子写歌辞。魏时因为《远期》《承元气》《海淡淡》曲调不畅，予以删去。魏雅乐四曲：一《鹿鸣》，后改名《于赫》，歌颂武帝；二《驺虞》，后改名《巍巍》，歌颂文帝；三《伐檀》，后来废除；四《文王》，后改名《洋洋》，歌颂明帝。《驺虞》《伐檀》《文王》，都由左延年改调。正月元旦大会，太尉捧璧，群臣行礼，东厢雅乐郎演奏的就是这些，现在叫行礼曲，姑洗厢演奏。按《鹿鸣》本来是宴饮乐曲，不适合朝会献祭，这是前代的疏漏。
晋武帝泰始五年，尚书上奏，让太仆傅玄、中书监荀勖、黄门侍郎张华各自创作元旦行礼、王公上寿、食举乐歌辞。又下诏让中书郎成公绥一同创作。张华上表说：“魏代上寿、食举歌辞以及汉代所用，句子长短不一，不完全合乎古体。这些曲调依附弦管，代代相传，懂乐的人才能制曲，不是常人能够改动。汉、魏、西晋三都，沿袭不变，虽然歌辞随时更替，但是曲调转折，都承袭旧谱，有其缘由。所以全部沿用，不敢改动。”荀勖则认为：魏代歌辞，二言、三言、四言、五言混杂，和古诗体例不同。询问司律中郎将陈颀，陈颀说：配上金石乐器，未必合适。所以荀勖所作晋代歌辞，全部是四言，只有王公上寿一篇夹杂三言、五言。这就是张华、荀勖二人主张的差别。泰始九年，荀勖主管乐事，让郭琼、宋识等人创作《正德》《大豫》舞，荀勖、傅玄、张华各自为舞写歌辞。荀勖制作新律笛十二支。散骑常侍阮咸批评新律音调过高，高亢近于哀声，不合中和。荀勖因为阮咸反对自己，把他外放为始平相。晋又改魏《昭武舞》为《宣武舞》，《羽籥舞》为《宣文舞》。咸宁元年，下诏确定祖宗庙号，宗庙乐舞统一使用《正德》《大豫》。
江东初年建立宗庙，尚书下发太常，询问祭祀乐名。太常贺循答复：“魏增减汉乐，作为一代礼制，不清楚晋朝乐名要怎么区别。遭遇战乱，旧典散失，但是这些乐舞，都以钟律调和，五声成文，歌辞咏唱，舞队排列，乐悬在堂下，琴瑟在堂上，八音轮番演奏，雅乐齐鸣，登歌、下管，各有固定歌辞，和周代旧制一脉相承。汉代以来，都是仿照这套礼制，只新作歌辞。旧都沦陷，乐谱散佚，曲调转折没有人通晓，现在不能凭空臆造。”当时缺少雅乐乐器、乐工，裁撤太乐，并入鼓吹令。之后慢慢找回登歌，食举乐依旧不完备。晋明帝太宁末年，下诏让阮孚等人增补。成帝咸和年间，重新设置太乐官，收集散失乐人，但是金石乐器还没有配齐。
当初荀勖用新律制作两支舞，又修订钟磬，事情没有完成就去世了。惠帝元康三年，下诏让他的儿子黄门侍郎荀藩继续完成金石乐，用于郊庙。不久遭遇战乱，旧乐制度无人记录。庾亮镇守荆州，和谢尚一起为朝廷整理雅乐，庾亮很快去世。庾翼、桓温一心征战，乐器存放在府库，朽坏废弃。晋朝大乱，乐工大多落入胡人手中。胡人政权败亡之后，邺城不少乐工南归。谢尚当时担任尚书仆射，依靠他们补齐钟磬。太元年间，击败苻坚，俘获乐工杨蜀等人，熟习古乐，四厢金石乐才完备。宋文帝元嘉九年，太乐令钟宗之重新调定金石。元嘉十四年，治书令史奚纵再次调整。相关记载在《律历志》。晋代曹毗、王珣等人也增补宗庙歌辞，但是郊祀不再设乐。何承天说：世人都说东吴没有雅乐。考证孙皓迎接父亲灵柩到明陵，记载只说倡伎昼夜不停，可见没有金石登歌。何承天又说：有人说现在的《神弦》，就是孙吴宗庙登歌。史臣考证陆机《孙权诔》：“《肆夏》在庙，《云翘》承筵。”陆机不会凭空写这句话。另外韦昭在孙休时进《鼓吹铙歌》十二曲表，说：交给善歌乐官练习。东吴不是没有乐官，乐工可以把歌辞配上丝竹，哪里会只用《神弦》作为宗庙乐？
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主管部门上奏：“皇朝新建，宗庙祭祀应当设置雅乐。太常郑鲜之等八十八人各自撰写新歌辞。黄门侍郎王韶之所作七首歌辞，全部可以使用。”下诏准许。十二月，主管部门上奏：“依照旧例元旦设乐，商议之后，令三省修改太乐歌辞舞诗。黄门侍郎王韶之写成三十二章，教习排练，需要提前诵读练习，即刻施行。”下诏准许。又改《正德舞》为《前舞》，《大豫舞》为《后舞》。元嘉十八年九月，主管部门上奏：“南北二郊应当演奏登歌。”又商议宗庙舞事，录尚书江夏王刘义恭等十二人意见一致，还没来得及上奏，恰逢战事兴起，事情搁置。元嘉二十二年，南郊祭祀，才开始设置登歌，诏令御史中丞颜延之创作歌诗，宗庙舞依旧空缺。
孝建二年九月甲午日，主管部门上奏：“前殿中曹郎荀万秋提议：依礼，祭祀天地用乐，目的是迎降神灵。所以《周易》说：‘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周官》说：‘在圜丘奏乐，天神降临；在方泽奏乐，地祇现身。’又说：‘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祭祀天神；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祭祀地祇。’由此可见，祭祀天地用乐，由来已久。如今郊祀没有乐舞，我心存疑虑。《祭统》说：祭祀有三件最重要的：献奠之中最重祼礼，声乐之中最重登歌，舞乐之中最重《武宿夜》，这是周代礼制。秦代演奏《五行》，魏代舞《咸熙》，都是献祭用乐。到晋代，泰始初年，傅玄创作郊庙歌辞三十二篇。元康年间，荀藩奉诏完成父亲荀勖的事业，四厢金石，用于郊庙。这都是郊庙有乐的证据。如今宗庙虽然有登歌，但是没有舞乐，恐怕礼制不全。圣王治国，历代道理相通，礼乐虽有增减，但是都以古制为本。如今天下太平，典章完备，散佚的礼仪都一一恢复，迎神降祇的郊祀，却废止乐舞；彰明功德的宗庙，缺少舞乐。我认为郊庙都应当备齐全套乐舞。”
于是朝廷内外广泛讨论。骠骑大将军竟陵王刘诞等五十一人赞同荀万秋。尚书左仆射建平王刘宏评议：“圣王德行虽然相同，创制礼乐却各有不同，乐舞不相沿袭，礼制不必照搬。本朝开国，国运隆盛，功业超过前代，典章礼仪大多承袭前朝。东晋南渡之后，事务繁多，大典虽然粗略具备，缺漏很多。乐舞名号、宗庙礼制，没有完全订正。如今帝王德运复兴，大行孝道，应当考订礼制本源，昭示后世。舜的乐叫《韶》，汉改为《文始》；周《大武》，秦改为《五行》。先祖有功、宗祖有德，所以汉高祖庙乐叫《武德》，太宗庙乐叫《昭德》。魏为武皇作《武始》舞，为文皇作《咸熙》舞。可见各代宗庙，单独有乐舞名称。晋代《正德》《大豫》，刘宋没有改名，只叫《前》《后》二舞，比照古制，义理不通。现在应当更正名称，以《凯容》作为韶舞，《宣烈》作为武舞。祖宗庙乐，统一以德行命名。如果宗庙不迁毁，就不再另起舞名，如同汉代高祖、文帝、武帝各有乐名，惠帝、景帝没有专属舞名。章皇太后庙，依照儒者意见，只用文舞。何休、杜预、范宁注解‘初献六羽’，没有提到佾，因为佾之中已经包含干戚，说明妇人不用武舞。郊祀乐舞，不再另立名号，和宗庙相同。查阅《汉志》，《永至》这类乐，各有含义，照旧不改。东晋以来，太祝只送神，不迎神。有人说庙是神灵常居之处，不需要迎送，这个看法都不对。立庙安放神灵，四时献祭，表达孝思。神灵升降不定，哪里会永远停留一处？《祭义》说：‘乐以迎来，哀以送往。’郑玄注：迎来奏乐，喜悦先祖降临；送神致哀，不知神灵是否歆享。《尚书》说：祖考来格。《诗经》说：神保遹归。注：回归天地。都说明神灵有来有去，必有迎送。周代《肆夏》，就是迎送神乐曲。古代用尸代表神灵，所以《仪礼》有迎尸、送尸；近代不用尸，怎么能省去迎送之礼？另外傅玄有迎神、送神歌辞，说明东晋不迎神，不是古制。”
散骑常侍、丹阳尹、建城县开国侯颜竣评议：“功业德行不同，文舞、武舞就有区别；时代变革，礼乐随之损益。礼制荒废之后，习俗积重难返，本朝中兴，应当改正前代错误。郊祀用乐，出自《周易》《周官》，历代议论都以此为依据。但是‘扫地而祭，器用陶匏’，贵在质朴诚心，彰显天德，并不代表一定要齐备乐舞。《周官》说：国家有变故，旅祭上帝、四望。又说：四圭有邸，用来祀天、旅祭上帝；两圭有邸，用来祀地、旅祭四望。四望不是地，可见上帝不等于天。《孝经》：郊祀后稷配天，明堂祭祀文王配上帝。那么《豫》乐，不是用来祭天的。大司乐：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祭祀天神。郑注：天神，是五帝、日月星辰。帝王在夏正月南郊祭祀受命之帝，那么冬至、夏至祭祀，也不是天地。遍考经书，郊祀祭天用乐，没有明确证据。宗庙礼乐，典籍记载清楚。从汉元帝到晋代，虽然时有改动，大体沿袭，只是更改名号。如今古乐散佚，懂乐的人稀少，重新创作，难度很大。《正德》《大豫》的礼仪程式还在，改换美名，修饰使用。《正德》改为《宣化》舞，《大豫》改为《兴和》舞，足以彰显功业，垂教后人。前汉各帝分庙，庙号不同，舞名也不同。如今七庙合祭，殿堂一处，舞乐不能每庙一套。后汉东平王刘苍已经论述过这点。王肃、韩祗认为帝王恩德无远弗届，六代、四夷乐舞金石丝竹，都应当在宗庙演奏。我认为刘苍、王肃、韩祗的意见，合乎典制，适合当下。”
左仆射建平王刘宏又评议：“颜竣依据《周礼》《孝经》，把天、上帝分开，认为上帝不是天，所以《周易》作乐不是祭天。《周易》‘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尚书》‘肆类于上帝’，《左传》‘告昊天上帝’，凡是上帝，都是天。上天尊贵，名号不一，或称昊天，或称上帝，或称昊天上帝，不能因为名称不同，就说上帝不是天。徐邈阐释《周礼》‘国有故，则旅上帝’，常规祭祀叫礼天，有急难的祭祀叫旅上帝，都是祭天。《孝经》‘严父莫大于配天’，所以郊祀后稷配天，明堂文王配上帝。既然是配天，上帝自然就是天。只是行文避免重复，换用称谓。《周礼》两处写祀天，郑玄才区分前一处天神是五帝，后一处冬至所祭是昊天。颜竣又说二至祭祀不是天地。那天地应当什么时候祭祀？《礼记》‘扫地而祭，器用陶匏’，主旨是质朴，不妨碍用乐迎神。荀万秋说郊祀应当有乐，有典据。颜竣又说刘苍认为前汉分庙，所以各有舞乐；袷祭始祖庙，只用始祖之舞。后汉诸帝同庙，不宜各舞。这只是一家之言，不懂变通。后汉崇尚俭约，诸帝同庙，但是分室，依旧保留分庙的礼制。晋代以来，登歌赞颂，各室依次演唱。舞乐为什么不能轮番演奏？歌咏的对象不同，同在一殿也没有妨碍。魏三祖各有舞乐，难道也是分庙吗？”众人都赞同刘宏：“南郊迎神，奏《肆夏》；皇帝登坛，奏登歌；初献，舞《凯容》《宣烈》；送神，奏《肆夏》。宗庙迎神，奏《肆夏》；皇帝入庙门，奏《永至》；皇帝到东壁，奏登歌；初献，舞《凯容》《宣烈》；终献，奏《永安》；送神，奏《肆夏》。”下诏准许。
孝建二年十月辛未日，主管部门上奏：“郊庙舞乐，皇帝亲自献祭，登坛、入庙到东壁，都奏登歌；公卿行礼的时候，不奏。”左仆射建平王刘宏再评议：“公卿行礼，也应当奏登歌。”主管部门又上奏：“元旦大会、二庙斋戒祭祀，登歌照旧在殿庭表演。宗庙新仪注，登歌者上殿，弦管乐器在殿下；元旦大会，登歌者也上殿，弦管在殿下。”一并准许。文帝章太后庙没有乐章，孝武帝大明年间，派尚书左丞殷淡创作新歌；明帝又为昭太后、宣太后自作歌诗。
后汉正月初一，天子在德阳殿接受朝贺。有西域幻术，舍利从西方来，殿前表演，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喷水，雾气遮蔽日光；之后又化成黄龙，长八九丈，出水游走，光彩夺目。两根长丝绳系在柱头，相距数丈，两名女伎相对歌舞，在绳上行走，擦肩而过而不倾倒。
从魏、晋到江东，还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龟抃舞》《北负灵岳》《桂树白雪》《画地成川》这类乐伎。
晋成帝咸康七年，散骑侍郎顾臻上表：“圣王制乐，宣扬治道，涵养仁义，防范淫邪。上供宗庙，下教百姓，取法五声正音，调和八方风气。宫声方正尚义，角声整齐守礼，弦歌钟鼓金石齐备。所以可以感通神灵、教化万民，移风易俗，达到和乐。后世杂伎，在礼制之外，翻跌倒立、头身钻进筐笼之类，表演者皮肉受损，内心痛苦。连路边苇草，尚且不忍践踏，何况是人，怎能不怜悯？四方藩君入朝，瞻仰朝廷，本来要听雅颂之声，看庄重威仪，现在却看见人颠倒身体，违背天地秩序，破坏人伦。如今强敌隔江，边防吃紧，士卒口粮只有七升，舍身赴难；这些过分的戏乐，乐工每日供给五斗粮。正要平定中原，经略故土，这类表演，不能展示给远方来人。请下令太常，整理雅乐，让《箫韶》九成，在本朝重新兴盛；功德颂歌，永久流传。这就是《诗经》所说‘燕及皇天，克昌厥后’。凡是伤害人身的杂伎，全部废除，削减乐工廪食。后来又恢复了《高絙》《紫鹿》。”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司徒彭城王刘义康在东府元旦大会，照例赐乐伎。总章乐工冯大呈报：相沿赐给诸王伎乐十四种，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傅隆认为：不知道这个人数的来由。杜预注解《左传》佾舞，说诸侯六六三十六人，我一向认为不对。舞是配合八音的，八音和谐，才叫乐。所以都是八人为一列，从天子到士，每降一等减两列，也就是减去十六人。杜预认为一列再减两人，到士只剩四人，怎么还能成乐？服虔注《左传》：天子八八，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这个说法很妥当。现在诸王不再行佾舞，总章舞伎，就是古代女乐。殿庭天子八八，诸王就应当六八，道理明白。《春秋》，郑国送给晋悼公女乐二八，晋悼公赐给魏绛一八，这就是舞以八人为一列的证据。如果按杜预的说法，只有天子八人一列，那郑国该送二六，晋赐魏绛一六。从天子到士，所有礼器仪仗，尊卑递减，都是以两为差，没有诸侯减两列，每列又减二人，近乎减半的道理，八音不全，也违背“以两递减”的本意，杜预的错误很明显。国家典章事关重大，应当仔细订正。这件事没有施行。
人类诞生，已经不知道起始。禀受灵性智慧，生于天地之间。喜怒哀乐、趋利避害，不学而能，自然而然。发怒就争斗，喜悦就歌咏。歌咏，就是乐的开端。歌咏不足以抒发，就手舞足蹈，舞蹈又在歌咏之后。歌舞用来宣泄喜悦，喜悦没有节制，就会放纵无度。所以圣人用五声调和性情，用八音约束放逸，这就是乐，能够移风易俗，端正人心仪态。古时候有娀氏两个女儿，住在九成高台。天帝派燕子夜里前来，二女用玉筐盖住燕子，打开之后，燕子留下两枚五色鸟卵，向北飞走不再回来。二女作歌，这就是北音的开端。大禹巡视南方，涂山氏的女子让侍女在涂山南面等候大禹，女子作歌，这就是南音的开端。夏后孔甲在东阳萯山打猎，大风昏暗，误入百姓家中。主人正在生孩子，有人说：君主到来，是吉日，孩子必定大吉。有人说：承受不住福气，孩子必有灾殃。孔甲把孩子带回，说：把他当作我的儿子，谁敢加害？后来孩子劈柴，斧头砍断脚。孔甲叹息：唉，这是命啊！于是作《破斧》之歌，这是东音的开端。周昭王南征，死在汉水。昭王身边的辛余靡身高力大，把昭王遗体渡回北方。周公封他到西翟，迁居西河，思念故土，作歌，这就是西音的开端。以上就是四方之歌的起源。
黄帝、尧的时候，教化遍及天下，百姓安乐无事，所以有击壤欢歌、庆云祥瑞，百姓作歌。后来《风》《雅》衰微，淫靡的乐曲兴起。
周代末年，有个叫秦青的，擅长歌唱，薛谈向秦青学歌，还没有学完技艺就告辞回家。秦青在郊外送行，抚节悲歌，歌声震动林木，回响挡住流云。薛谈于是留下，学成之后才离开。还有韩娥，往东去齐国，到雍门，粮食断绝，卖歌换食物。离开之后，余音绕梁，三天不绝，旁人以为她还没有走。住旅店，旅店主人羞辱她，韩娥拉长声哀哭，整条街巷老少，悲伤落泪，三天吃不下饭。人们急忙追赶挽留，韩娥回来，又放声长歌，街巷老少欢喜起舞，忘记之前的悲痛。众人厚赠财物送她离开。所以雍门一带的人擅长悲歌哭唱，效法韩娥遗声。卫国人王豹住在淇水之畔，擅长清唱，河西一带的百姓都受他的熏陶。齐国人绵驹住在高唐，擅长歌唱，齐国东部地区，也传承了他的歌艺。西汉时有位虞公，善于歌唱，歌声能震动屋梁上的尘土。像这一类，全都是无伴奏的清唱。《尔雅》说：“无伴奏的清唱，叫作谣。”
古时留存下来的乐章古辞，如今还能见到的，都是汉代民间街头巷尾的歌谣，《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这类作品便是。吴地杂曲，全都出自江东，从晋、宋以来，曲目渐渐增多扩充。
《子夜歌》，相传有一位名叫子夜的女子，创制了这支曲调。晋孝武帝太元年间，琅邪人王轲家中，有鬼魂吟唱《子夜歌》。殷允担任豫章太守的时候，豫章侨居的士人庾僧虔家中，也有鬼魂吟唱《子夜歌》。殷允出任豫章太守，也是在太元年间，由此可知子夜是在这之前的人。《凤将雏歌》，是一支古老的曲子。应琚《百一诗》写道：“为作《陌上桑》，反言《凤将雏》。”既然如此，《凤将雏》的由来已经很久了，莫非是曲调辗转讹变，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前溪歌》，是晋朝车骑将军沈玩所创制。
《阿子歌》与《欢闻歌》：晋穆帝升平初年，人们歌唱完毕，就呼喊“阿子！你听见没有？”相关记载见于《五行志》。后人推演这个声调，做成两支曲子。《团扇歌》：晋朝中书令王珉和嫂嫂的婢女互生情意，二人十分恩爱。嫂嫂拷打婢女，责罚过重。这个婢女素来擅长歌唱，而王珉喜爱手持白团扇，于是她创作了这支歌。《督护歌》：彭城内史徐逵之被鲁轨杀害，宋高祖刘裕派府内直督护丁旿收殓安葬他。徐逵之的妻子，是高祖的长女。她把丁旿叫到厅堂之下，亲自询问收殓丧葬的事宜，每问一事，就叹息着喊：“丁督护！”声音哀痛凄切。后人依照这个声调，扩充成完整的曲子。《懊憹歌》：晋隆安初年，民间流传的谣曲，记载见于《五行志》。宋少帝又重新创作新辞，宋太祖常常把它叫作《中朝曲》。《六变》等各支曲子，都是依据具体事件创制的歌辞。《长史变歌》，是司徒左长史王廞败亡前夕所作。《读曲歌》，是民间为彭城王刘义康所作，歌辞里所说“死罪刘领军，误杀刘第四”，就是指这件事。
以上这些曲子，最初全都是无伴奏清唱，后来才配上弦乐管乐。还有一类，先有管弦金石乐曲，再填写歌辞来配合乐曲，魏代三调歌辞这一类，就是这样。
上古之时天子处理政务，让公卿大夫献上诗篇，由年长有德之人修整润色，之后天子斟酌取舍。秦、汉废除了采诗的官员，歌咏乐曲大多沿用前代旧作，既和当下时事不相契合，也没有办法垂示后人。汉武帝虽然也创作了不少新歌，却不把弘扬先祖功德、称颂正道作为首要目的，大多只是歌咏祭祀、眼前诸事以及祥瑞征兆而已，商周《雅》《颂》那样的体制就此缺失了。
《鞞舞》，起源已经无从详考，但是汉代已经用于宴饮祭祀。傅毅、张衡所作的赋里，都记载了这件乐舞。曹植《鞞舞歌序》说：“汉灵帝西园旧事里，有一个叫李坚的人，擅长《鞞舞》。遭遇战乱，他向西跟随段煨。先帝听说他身怀旧技艺，便征召他。李坚技艺已经荒废，加之古曲多处错讹，不同时代的文辞，本不必一味承袭，所以他依照旧曲改写新歌五篇，不敢送入宫廷黄门乐署，只当作藩国简陋的乐舞使用。”
晋代《鞞舞歌》也是五篇，另有《铎舞歌》一篇、《幡舞歌》一篇、《鼓舞伎》六曲，全都在元旦朝会时表演。如今《幡舞》《鼓舞》的歌辞还留存，舞蹈已经失传。《鞞舞》，就是今天的《鞞扇舞》。另外记载说晋初有《杯盘舞》《公莫舞》。史臣考证：杯盘舞，就是现在的《齐世宁》。张衡《舞赋》说：“历七盘而纵蹑。”王粲《七释》说：“七盘陈于广庭。”近代文人颜延之说：“递间关于盘扇。”鲍照说：“七盘起长袖。”全都以七盘作为舞具。《搜神记》记载：“晋太康年间，天下流行《晋世宁舞》，舞者抬手承接杯盘，反复翻转。”由此可见，汉代只有盘舞，晋代加上杯，增加了翻转的动作。
《公莫舞》，就是今天的巾舞。相传典故是项庄舞剑，项伯用衣袖隔开他，不让他加害汉高祖，并且对项庄说：“公莫。”古人互相称呼叫“公”，意思是不要伤害汉王。如今舞时用巾，大概是模仿项伯衣袖的样式。但考证《琴操》里有《公莫渡河曲》，可见这支曲调由来已久，说是源自项伯之事，并不正确。
东晋初年，又有《拂舞》。旧说《拂舞》是吴地舞蹈。核查它的歌辞，却并不是吴地文辞，这类乐舞都在殿庭表演。扬泓《拂舞序》说：“我到江南之后，见到《白符舞》，也叫《白凫鸠舞》，据说已经流传几十年。体察它歌辞的主旨，是吴人痛恨孙皓的暴政，盼望归附晋朝。”
又有《白纻舞》，查舞辞之中提到巾袍；纻本是吴地出产，应当属于吴舞。晋代《俳歌》又说：“皎皎白绪，节节为双。”吴地方言把“绪”读作“纻”，怀疑白纻就是白绪。
《鞞舞》原本是十六人（二八）。桓玄将要篡夺帝位的时候，太乐署调集乐伎，尚书殿中郎袁明子上奏，请求扩充为八佾六十四人，此后沿袭这个制度，不再更改。宋明帝亲自改写舞曲歌辞，还下诏让近臣虞龢一同创作。另外还有西、伧、羌、胡等各类杂舞。随王刘诞镇守襄阳，创制《襄阳乐》；南平穆王担任豫州刺史，创制《寿阳乐》；荆州刺史沈攸之又创制《西乌飞歌曲》，这些曲目全都归入乐官掌管。歌辞大多轻靡淫艳，不合典则。
前代宴饮作乐，酒酣之时，必定起身自舞。《诗经》所说“屡舞仙仙”，就是这个情形。宴饮奏乐，本就应当起舞，只是不宜频繁起舞。典籍讥讽的是频繁起舞，不是讥讽起舞这件事。汉武帝宴饮，长沙定王起舞，也是同样的例子。魏、晋以来，尤其看重以舞相属：被邀请的人起身接续舞蹈，就如同饮酒时传杯劝酒。谢安起舞，把舞传给桓嗣，就是此事。近代以来，这种风气就断绝了。
宋孝武帝大明年间，把《鞞舞》《拂舞》以及各类杂舞配合钟磬雅乐，在殿庭演奏。宋顺帝升明二年，尚书令王僧虔上奏表论说这件事，同时评议三调歌：
臣听说《风》《雅》的创作，由来久远。宏大的篇章关联国运兴衰，次一等的篇章体现万民和乐。情思发自内心，金石乐器都能感应；铿锵乐声奏响，一地风俗随之转变。所以郑国宰相出郊，听乐声而知百姓悲喜；延陵季子出使聘问，观赏乐舞而知各国风化。可见乐声不会凭空而起，乐曲也不会无故演奏。歌乐一设，吉凶休戚的征兆已经显现；清浊音律调和，山中之琴自然相应。这是天地间的和气，世道升降的显明节度。
如今王道遍及四方，礼乐通行，本不是臣浅陋之人能够裁断斟酌的。只是三古旧事湮没，六代古乐沉寂，舞咏随同日月一同消逝，乐舞精神伴着风云消散。追思残存的曲调，心怀怅惘；抚看遗留的乐器，唯有叹息，实情正是如此。
钟磬这类悬挂乐器，作用在于雅乐；礼乐仪制，以八佾舞为规范。所以羽籥、敲击之器，彼此配合相应，季氏越礼用八佾，因此受到孔子讥刺，道理就在这里。如今太乐署旧有的十六人舞队，服饰既已不同，曲调音律也有差异，拿今天的乐舞对照古制，差别十分清楚。另外歌钟一组，用来配合女乐，名称叫歌钟，本不是雅乐重器。大明年间，就把宫廷雅乐的悬钟和《鞞》《拂》杂舞配合，节拍虽然相合，恐怕违背雅乐体制。后世懂音律的人，或许会讥刺本朝。
如果认为钟乐和舞乐已经配合妥当，不愿废除，可以另外设置歌钟，专门调配羽舞舞队，只用于私宴，不用于朝会祭祀。四面悬挂的正统雅乐，严格依照古雅准则。这样古乐旧典，不至于断绝。臣从前已经制作歌磬，还存放在乐官那里，可以配套钟器，合成一套，顺着义理安排，或许稳妥可行。
另外现在的《清商乐》，源头来自曹魏铜雀台，魏氏三祖的风流文采值得怀想，京洛一带格外推崇，东晋江南更加看重。这类俗乐，和钟鼓干戚的雅乐本来不是一类。人情变迁，喜好转移，清商古乐渐渐零落，十几年之间，失传的将近一半。近来民间争相追捧新奇俗曲，人人崇尚谣歌，追求急促尖峭的声调，不顾音律法度，流荡无度，不知尽头，排斥雅正典乐，助长繁靡淫声。士人有等级次序，无故不能废弃礼法；乐声有尊卑次序，有些曲调不适合长幼一同听闻。所以喧闹鄙俗的乐曲，在市井之中日渐兴盛；典雅蕴藉的乐韵，只在士大夫之间留存。
地震、社庙崩坏这类灾异，虽是不同灾象，警示却是一样；哀婉散漫的乐曲，不同时代却能让人同样欢悦。吉凶征兆没有区别，世人却一边欢喜一边畏惧，臣实在难以理解。如今京畿安定，四海安宁，《雅》《颂》正乐得以复兴，正在此时。臣认为应当下令主管乐署，加紧教习整理，修复古旧曲调，互相传授通晓，凡是散佚遗漏的，全部补全。能完整通晓古曲的给予厚禄，技艺娴熟的授予优位。用利禄激励，人们就会主动勤学；用风化引导，不必训诫也能自我矫正。回归乐教本源，大概就有希望实现。
皇帝下诏回复：王僧虔上表所言如此。钟鼓陈设，《雅》《颂》才能分辨，以此感化人神，连飞鸟游鱼都能受教化。近来雅乐弛废，舞制未定，端正风俗、移风易俗，确实就在当下。从前阮咸识乐精微，王度通晓音律，重修乐统，相隔时代，功业相同。可以交付外朝，仔细商议施行。
乐器一共分为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
八音第一类叫金。金类乐器，有钟、镈、錞、镯、铙、铎。钟，《世本》记载是黄帝的工匠垂所造。《尔雅》说：大钟叫作镛。《尚书》所说“笙镛以间”，就是指它。中等的叫剽，剽读音瓢。小钟叫栈，栈读音盏，东晋初年得到的栈钟，就是这类。悬挂钟磬的架子叫笋虡，横木叫笋，竖木叫虡。蔡邕说：“架子雕刻鸟兽形状，声音洪亮厚重的，用来做钟虡；声音清细轻柔的，用来做磬虡。敲击悬挂的钟磬，声响依托虡架传出。”
镈外形像钟，体量更大。史臣考证：前代有大钟，比如周代的无射钟，不止一件，都称作钟；镈这个名称，近代很少听闻。
錞，就是錞于。外形圆如舂米的碓头，上大下小，现在民间偶尔还能见到这件器物。《周礼》记载：“用金錞调和鼓声。”
镯，就是钲。形状像小钟，军队行军时敲击它，用来节制鼓声。《周礼》：“以金镯节鼓。”
铙，像铃但是没有铃舌，带有手柄，手持敲击发声。《周礼》：“以金铙止鼓。”汉代《鼓吹曲》里的铙歌，就是依托它。
铎，是大铃。《周礼》：“以金铎通鼓。”
八音第二类叫石。石类，就是磬。《世本》说是叔所造，不知道叔是哪个时代的人。《尔雅》说：“外形像犁上的辕，用玉制作。”大磬叫磬，读音嚣。
八音第三类叫土。土类，就是埙。《世本》说是暴新公所造，也不知道是什么时代的人。周王畿之内有暴国，莫非他就是那时的人？埙用泥土烧制而成，大小如同鹅蛋，上端尖、底部平，形状像秤锤，有六个孔。《尔雅》说：大的叫祇，祇读音叫；小的像鸡蛋。
八音第四类叫革。革类，有鼓、鞉、节。大的叫鼓，小的叫朄，又叫应。应劭《风俗通》说：不知道是谁创制。用鼓槌敲击的叫鼓，用手摇动的叫鞉。八面的鼓、鞉，叫雷鼓、雷鞉；六面的叫灵鼓、灵鞉；四面的叫路鼓、路鞉。《周礼》：“用雷鼓祭祀天神，用灵鼓祭祀社神，用路鼓享祭鬼魂。”
长八尺的鼓叫鼖鼓，用于战事。长一丈二尺的叫鼛鼓，守备、劳役之时敲击，后世叫作鼜。鼜，《周礼》注音戚，后世读音切豉反。长六尺六寸的叫晋鼓，金石奏乐之时配合击鼓。应鼓放在大鼓旁边，《诗经》“应朄悬鼓”，就是这个。带手柄的小鼓叫鞀，大鞀叫作鞞。《月令》“仲夏修鞀、鞞”，就是此物。鞀、鞞都属于鞉一类。另外还有鼍鼓。
节，不知何人创制。傅玄《节赋》说：“黄钟起唱，《九韶》起舞。歌唱没有节就不能咏叹，拍手没有节就不能应和。”可见它的起源也很久远。
八音第五类叫丝。丝类乐器，有琴、瑟、筑、筝、琵琶、箜篌。
琴，马融《笛赋》说：伏羲创制琴。《世本》说是神农所造。《尔雅》：大琴叫离，二十弦，如今已经没有这种乐器。齐桓公的琴叫号钟，楚庄王的叫绕梁，司马相如的叫燋尾，蔡邕的叫绿绮，记载出自傅玄《琴赋》。世人都说燋尾是蔡邕的琴，蔡邕传记也这样写。但依照傅玄的说法，燋尾并不是蔡邕所制。
瑟，马融《笛赋》说神农造瑟；《世本》记载伏羲造瑟。《尔雅》说：二十七弦的瑟叫洒，如今没有这种乐器。筑，不知何人创制，史籍只记载高渐离擅长击筑。
筝，是秦地乐声。傅玄《筝赋序》说：世人以为是蒙恬所造。看它形制合乎法度，曲调能表达哀乐，本是体现仁智的乐器，哪里会是亡国之臣所能构思出来的？《风俗通》说：形制像筑，配上瑟的弦。不知道是谁改定创制。
琵琶，傅玄《琵琶赋》说：汉朝派遣乌孙公主远嫁昆弥，担心她路途思念故土，所以让工匠参照筝、筑，做成马上弹奏的乐器。依从当地俗语，取名琵琶，方便传到域外。《风俗通》说：以手推拨，所以叫琵琶。杜挚说：修筑长城之时，改造弦鞉做成它。几种说法，不能确定哪一种属实。这件乐器不在宫廷四面雅乐之列。
箜篌，最初名叫坎侯。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后，祭祀太一、后土使用乐舞，命令乐工侯晖参照琴制作坎侯，意思是坎坎作响，契合节奏。侯，取自工匠的姓氏。后来写作“空侯”，是读音讹变。古时常用于郊庙雅乐，近代专门用于楚地俗乐。宋孝武帝大明年间，吴兴沈怀远被流放广州，创制绕梁琴，形制和箜篌相近。沈怀远死后，这件乐器也就失传了。
八音第六类叫木。木类，有柷、敔，都不知道是谁创制。《乐记》说：圣人制作柷、敔、埙、篪。起源已经很久远。柷像漆筒，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里面有椎柄，连通底部，左右敲击发声。敔形状像伏卧的老虎，背上有二十七块锯齿状突起。拿一根一尺长的竹条叫止，横向刮擦，用来标记乐曲终结。
八音第七类叫匏。匏类，有笙、竽。笙，相传随所造，不知哪个时代。多根竹管插在匏瓜之中，管端装簧片。宫音管在正中，三十六簧的叫竽；宫音管在左侧，十九簧到十三簧的叫笙。其余构造都相近。竽如今已经失传。“大笙叫作巢，小笙叫作和。”笙里的簧片，传说是女娲所造。《诗经》传注说：“吹笙则簧鼓矣。”指的就是笙中的簧。《尔雅》说：十九簧的笙叫巢。汉章帝时，零陵文学掾奚景在舜祠得到古笙，是白玉管。后世改用竹管。
八音第八类叫竹。竹类，有律、吕、箫、管、篪、籥、笛。律吕相关记载在《律历志》。
箫，《世本》说是舜所造。《尔雅》说：编排二十三根竹管，长一尺四寸的叫言；十六根管，长一尺二寸的叫筊。筊读音爻。箫还有一个名字叫籁。前代有洞箫，这种乐器如今失传。蔡邕说：箫，编排竹管，底部封闭。可见蔡邕时代已经没有洞箫。
管，《尔雅》说：长一尺，周长一寸，全部上漆，底部封闭。大的叫簥，簥读音骄；中等叫篞；小的叫篎，篎读音妙。上古有用玉做的管，舜时西王母进献白玉琯，就是这类。《月令》：调和琴、瑟、管、箫。蔡邕章句说：管长一尺，周长一寸，有孔、无底。这件乐器如今失传。
篪，《世本》说是暴新公所造。旧志说，又叫管。史臣考证：不是。虽然不知道暴新公是哪个时代，但他肯定在舜之后。舜时西王母已经献管，乐器早就存在，暴新公怎么会创制篪？《尔雅》说：篪，大的一尺四寸，围三寸，名叫沂，沂读音银，又叫翘；小的一尺二寸。如今有胡篪，出自胡人吹奏，不是雅乐乐器。
籥，不知何人创制。《周礼》有籥师，专门教导贵族子弟秋冬时节吹籥。如今《凯容》《宣烈》舞里舞者手持的羽籥，就是它。也就是《诗经》所说“左手执籥，右手秉翟”。《尔雅》说：籥像笛，三孔，短小。《广雅》说七孔。大籥叫产，中等叫仲，小籥叫箹，箹读音握。
笛，根据马融《长笛赋》，这件乐器是近代出现，源自羌地，京房完善了它的五音体系。赋中又说丘仲擅长吹笛，没有说是丘仲创制。《风俗通》却说：丘仲造笛，汉武帝时人。之后又有羌笛。三种说法不一，不能确定真伪。
笳，杜挚《笳赋》说：老子李伯阳进入西戎之地创制。汉代旧注说：笳，又叫吹鞭。《晋先蚕注》记载：车驾停下，吹奏小笳；车驾出发，吹奏大笳。另外还有胡笳。汉代旧《筝笛录》记载有它的曲调，没有记录起源本末。
鼓吹乐，大体就是短箫铙歌。蔡邕说：这是军乐，黄帝时岐伯所作，用来宣扬德行、彰显武功，激励将士、警示敌人。《周礼》说：军队得胜，就演奏恺乐。《左传》记载，晋文公战胜楚国，“振旅，凯而入”。《司马法》说：战事得胜，就奏恺乐、唱恺歌。雍门周游说孟尝君，提到“鼓吹于不测之渊”。解说的人说：鼓是单独一种乐器，吹乐是竽、籁之类，不是箫鼓合奏之后，才有“鼓吹”这个名称。也就是说，短箫铙歌，在那时还不叫鼓吹。
应劭《汉卤簿图》，只记载骑士手持笳。笳就是吹鞭，没有鼓吹之名，但是汉代已经有黄门鼓吹。汉代宴饮进食的乐曲十三首，和魏代鼓吹长箫曲目相同。长箫、短箫，《伎录》都记载：丝竹一同演奏，持节的人歌唱。另外《建初录》说：《务成》《黄爵》《玄云》《远期》，都是骑吹曲，不是鼓吹曲。由此区分：在殿庭陈设演奏的叫鼓吹，跟随车驾出行的叫骑吹，二者曲目不同。孙权观看曹操军队，回来之后演奏鼓吹，这就是后世所说的鼓吹。
魏、晋两代，常常把鼓吹赏赐给将帅、牙门，这时才叫作鼓吹。魏、晋之时，赏赐鼓吹十分轻易，牙门督将、五校，全都可以配有鼓吹。东晋初年，临川太守谢摛每次睡觉，就梦见听到鼓吹。有人为他占卜说：你活着得不到鼓吹，死后会得到鼓吹。谢摛征讨杜韬战死，追赠长水校尉，下葬之时赐给鼓吹。谢尚担任江夏太守，到武昌拜见安西将军庾翼商议事务，庾翼和谢尚射箭，说：你如果射中靶心，就把鼓吹赏赐给你。谢尚一箭中的，庾翼就把自己备用的鼓吹给他。到了宋代，鼓吹的礼遇就十分贵重了。
角，典籍没有记载。有人说出自羌胡，用来惊吓敌方战马；有人说出自吴越。旧志说：古乐有籁、缶。如今全都失传。史臣考证：《尔雅》之中，籁本就是箫的别名。《诗经》：“坎其击缶。”毛传解释：瓦盆叫作缶。
筑城打夯时的夯歌，源自梁孝王。梁孝王修筑睢阳城，方圆十二里，创制夯歌，用小鼓打节拍，筑城的人落下夯杵，跟着歌声应和。后世把这支曲调叫作《睢阳曲》，一直流传到今天。
魏、晋之时，有孙氏擅长传承古曲，宋识擅长击节领唱，陈左擅长清唱，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弹筝，朱生善弹琵琶，尤其擅长创作新曲。傅玄著书说：人们如果只仰慕传闻中的古贤，忽视眼前的能人，难道不是糊涂吗！假使这六个人生在上古，古今之间无人可比，哪里只是和夔、伯牙齐名而已！根据这段话来看，后世乐人，都承袭孙、朱等人的技法。
志第十 乐二
蔡邕论述梳理汉代乐制说：第一类是郊庙祭祀神灵之乐，第二类是天子宴享宾客之乐，第三类是大射、辟雍行礼之乐，第四类是短箫铙歌。
晋代郊祀歌五篇，傅玄创作： 天命有晋，肃穆光明。我们朝夕恭谨，侍奉上天神灵。时常得到神灵眷顾，终得功成。献上黑色公牛，进奉夕祭牲品。推崇德行，奏起乐舞，神祇前来聆听。 （以上是祠天地五郊夕牲歌一篇）
宣文二帝，功德盛大，安定四方。长久保有天下，日夜不敢安闲。承奉天命，上帝眷顾。盛乐隆重献祭，神灵赐福吉祥。神灵降临享用，福泽永无止境。 （以上是祠天地五郊迎送神歌一篇）
上天赐福大晋，天命更新。受禅于魏，拥有万民。福泽延及上天，怀柔百神。彰显先祖伟业，德行纯粹。献上黑牲，开始禋祀。神灵降临，福禄齐聚。
顺承天道，昊天庇佑。护佑大晋，万民拥戴。敬畏上天威灵，恭敬授民农时。弘扬大德，接续前绪。建立王道准则，各项事业兴盛。但愿朝夕勤勉，永保晋室福祺。
宣文二帝，能够配享上天。安抚四海，保有太平。光明盛大，安定百姓。设立制度，修明礼纪。作为万民准则，一切由此开端。使后代昌盛，长久守护基业。 （以上是飨天地五郊歌三篇）
先前创作的天地郊明堂歌五篇，傅玄所作： 伟大的大晋，德行广布。受天命而兴，救济万国。万国安定，神灵降下祥瑞。虔诚举行郊祀，敬奉上天。敬奉上天，百福汇聚。巍巍先祖，配享上天。丰盛祭品不是神灵所贪，馨香德行才是歆享之本。承受上天福祚，和气遍布四方。 （以上是天地郊明堂夕牲歌）
赫赫大晋，承受上天祥瑞。宣、文二帝发扬德行，重现光明。我朝君主承受天命，统御万方。郊祀配享，礼乐完备。神灵欣然享用，先祖尊荣。后代昌盛，福祚无穷。 （以上是天地郊明堂降神歌）
修整泰坛，祭祀天神。精气相感，众神来会。燃起柴火，焚烧香薪。紫烟升腾，直上青云。神灵本体，没有固定形貌。广阔无边，幽远清澄。神灵降临，光辉普照。听不见声响，看不见形迹。神灵到来，欣然歆享。灵意相合，触动我心。神灵安坐，同享欢娱。恩泽如云，教化如风。奏响嘉乐，乐声和谐。八音齐奏，神灵聆听。众人斋戒洁净，香气芬芳。烹煮纯色祭牲，奉上玉杯。神灵喜悦，享用禋祀。护佑大晋，降下厚福。福泽遍及京城，流布四海。保佑国运长久，直至地老天荒。 （以上是天郊飨神歌）
修整泰坛，等候地祇。众神感应，灵仪显现。阴祀礼设，吉礼施行。夜色将尽，时辰未改。地祇本体，没有形象。潜藏幽冥，辽阔荒远。地祇出现，似有若无。神灵不远，是天下之母。地祇降临，留下光影。光亮仿佛可见，终究归于幽冥。地祇到来，满心欢欣。舞蹈象征德行，歌辞彰显文治。地祇安坐，同享喜乐。恩泽如雨，教化如云。乐舞八变，声教广布。万物各得其所，地祇欢悦。斋戒洁净，侍者庄重。进献玉觞，仪态恭谨。享用嘉礼，歆享德馨。赐福大晋，惠及众生。福泽漫遍九州，上达天庭。保佑万寿，绵延亿年。 （以上是地郊飨神歌）
始建明堂，祭祀从不懈怠。显赫先祖，配享上帝。威严上帝，崇高盛大。圣考配享，明德昭显。天下臣民恪尽职守，万国前来助祭。常蒙神灵眷顾，永保福祚。 （以上是明堂飨神歌）
刘宋南郊雅乐登歌三篇，颜延之创作： 恭敬承奉天命，庄严敬奉帝祖。功德光照海岱，远承唐、楚血脉。神灵鉴察文治，百姓归仰神武。广受天赐福泽，定都开拓疆土。普天之下，尊奉帝王。远方部族，归附纳土。改元正朔，礼乐并举。六官各司其职，九卿次序井然。祭牲养在涤宫，祭品洁净陈列。献上君王诚心，答谢神灵赐福。 （以上是天地郊夕牲歌）
唯有圣君可以祭祀上天，唯有孝子可以祭祀先祖。帝王功德完备，初春举行祭祀。宗庙行礼，郊禋致敬。神树立于中庭，盛大乐舞四面陈设。先祖配享上天，恩德下施万民。星辰流光，篝火晨燃。阴阳辉映，诚心深挚。告成上天，求取福佑。月御缓行，星车扶轮。神灵远来，仪仗辉耀。 （以上是天地郊迎送神歌）
修筑泰畤，安定天心。圣思睿智，卜筮顺从。设立表位，修建郊宫。田间烛火，烽火相通。选定吉日，律合良辰。修整紫坛，挖掘坎室。中星昭示，六宗有序。天下安宁，大地平静。大孝彰显，祭礼完备。祭牲陈列，祭品亲备。陈设礼器，仪容庄重。舞队就位，歌钟齐鸣。遥望天门，等候神驾。神灵降临，星光充盈。洁净粢食酒浆，娱悦太一。光明照彻长夜，光华映耀白日。祼礼已始，献礼告终。香酒烟气，答谢苍天。歆享宋室德行，赐福帝王功业。天命长久，福禄充盈。 （以上是天地飨神歌）
刘宋明堂歌，谢庄创作： 地轴安宁，天枢运转。华盖移动，紫微开启。旌旗遮蔽日光，车驾如云。驾驭六气，乘御氤氲。光辉照耀京城，光彩辉映帝都。圣祖降临，五灵齐聚。修筑瑶阶，高挂珠帘。天河拂过帷帐，明月栖于檐角。舞队舒展，钟石和鸣。留住流光，风行满堂。丰盛粢盛，洁净牲牢。百礼肃穆，百官虔敬。皇德悠远，大孝昌明。贯通九幽，光照三光。神灵安坐，解下玉銮。大福降临，天下欢悦。 （以上是迎神歌诗。依照汉代郊祀迎神体例，三言，四句一转韵）
雍台核定朔日，泽宫选定良辰。洁火映照夜色，明水清晨陈设。六瑚礼器生辉，八羽舞列华堂。昭敬先圣，感念上灵。《肆夏》之乐表达敬意，升歌颂扬德行。永固宏大基业，安抚万国。 （以上是登歌词。旧为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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