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九年，东乡君去世，留下资财数以万计，园宅十多处，还有会稽、吴兴、琅邪等地，当年太傅谢安、司空谢琰置办的产业，奴仆还有几百人。朝廷内外都认为，家中财物应当归谢混的两个女儿，田宅奴仆，应当归谢弘微。谢弘微一点都没有取用，用自己的俸禄办理丧事。谢混的女婿殷睿素来喜好赌博，听说谢弘微不拿财物，就强行夺取妻子、妹妹以及伯母、两位姑母的份内财产，用来偿还赌债。谢氏家中女眷都受谢弘微谦让的感化，没有一个人去争执。
谢弘微的舅子领军将军刘湛，实在看不下去这种恶行，对谢弘微说：“天下之事应当有个是非标准。你这种事都不整治，又怎么治理官府事务。”谢弘微只是微笑，并不答话。有人讥讽他：“谢氏几代积累的财产，全都填进殷睿一朝的赌债，没有比这更不合情理的事。你身为至亲却不加制止，就像是把财物丢进江海，只为博取名声。就算换来了清廉的名声，却让家人物资匮乏，这也是我不能认同的。”
谢弘微说：“亲戚之间争夺财产，是最鄙陋的事。如今家里女眷尚且能够不争，我又怎么能引导她们去争斗。现在大家分多拿少，不至于匮乏，等我身死之后，这些财物又哪里还和我有关。”东乡君下葬，要打开谢混的墓穴，谢弘微带病前去赴丧，病情就此加重。元嘉十年，谢弘微去世，时年四十二岁。
当时传说有一个长鬼寄居在司马文宣家里，说受派遣来取谢弘微性命。谢弘微病情加重的时候，鬼就提前告诉司马文宣。谢弘微死后，鬼才和司马文宣辞别离去。谢弘微临终时，对身边人说：“有两封书信，等刘领军（刘湛）来了，就在他面前烧掉，千万不要打开。”书信全都是宋太祖亲手写的敕令。皇帝十分痛惜他，派两卫兵士一千人办理丧葬诸事。追赠太常。他的儿子谢庄，另外有传记。
王球，字倩玉，琅邪临沂人，是太常王惠的堂弟。父亲王谧，官至司徒。王球年少时和王惠齐名，容貌举止优美。被授著作佐郎，不肯就职。不久授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转主簿，豫章公世子中军功曹。宋国建立，最初授世子中舍人。宋高祖刘裕登基，王球依旧担任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转咨议参军，因为生病离职。元嘉四年，起用为义兴太守。堂兄王弘担任扬州刺史，按照礼法，有服亲关系的人不能在同一州任职，于是加授宣威将军，他在郡中有宽厚仁惠的美名，后来调任太子右卫率。入朝担任侍中，兼任冠军将军，又兼任本州大中正，改任中书令，侍中照旧。升任吏部尚书。
王球出身世家，性情简约高贵，向来不热衷交游，家中宴席冷清，没有闲杂宾客。尚书仆射殷景仁、领军刘湛都手握大权，权势震动朝野，王球虽然和他们是世代姻亲，也从不往来。他十分喜爱文章义理，只和琅邪颜延之交好。身居吏部选官之职，很少接待宾客，不看求官的书信，但是选拔官吏条理有序，朝野上下都称赞他。他本就体弱多病，多次上书请求解职。升任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兼任庐陵王师。
他兄长的儿子王履一心追逐名利，和刘湛深相交结，诚心依附彭城王刘义康，和刘斌、孔胤秀等人都有谋逆的心思。王球常常训诫责备他，王履不肯听从。王履从大将军从事中郎，转任太子中庶子，流着眼泪向刘义康诉说，不愿意离开，因此又回任大将军从事中郎。宋太祖心里十分厌恶他。等到刘湛被诛杀的当晚，王履赤脚跑来告诉王球。王球让人给他取来鞋子，先温酒给他，对他说：“我往日对你说的话，现在怎么样？”王履恐惧得答不上话。王球缓缓说：“有叔父在，你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吩咐身边人：“扶郎君回书房。”皇帝因为王球的缘故，王履得以免死，被罢官禁锢在家。
元嘉十七年，王球再次担任太子詹事，光禄大夫、庐陵王师照旧。还没有正式拜官，恰逢殷景仁去世，于是授尚书仆射，庐陵王师照旧。他向来有脚疾。录尚书江夏王刘义恭对尚书何尚之说：“如今朝中缺少人才，群臣应当同心尽力，而王球这样放任懈怠，恐怕应当依法纠劾。”何尚之说：“王球一向有淡泊退隐的志向，加上常年多病，应当用恬淡退让的标准看待他，不能用公文法度来苛责。”王球最终还是以白衣身份领尚书仆射职务。
当时群臣接到诏令召见，大多不会立刻前去，地位低微疏远的人，有的几十天才能觐见，大臣也有十多天见不到皇帝的。唯独王球接到召见，如果不合适就直接离去，不肯停留。元嘉十八年，王球去世，时年四十九岁。追赠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没有儿子，过继侄孙王奂为后嗣。大明末年，王奂担任吴兴太守。
有人问史臣：“王惠怎么样？”史臣回答：“令明（王惠）简约。”又问：“王球怎么样？”回答：“倩玉（王球）淡泊。”又问：“谢弘微怎么样？”史臣说：“简约而不失分寸，淡泊而不随波逐流，古人所说的名臣，谢弘微当之无愧。”
列传第十九 殷淳 子殷孚 弟殷冲 殷淡 张暢 何偃 江智渊
殷淳，字粹远，陈郡长平人。曾祖殷融、祖父殷允，都在晋朝担任太常。父亲殷穆，以温和谨慎著称，历任显要官职，从五兵尚书升任高祖相国左长史。等到刘裕受禅建宋，殷穆转任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再回任五兵尚书、吴郡太守。太祖即位，殷穆担任金紫光禄大夫，兼任竟陵王师，升任护军，又升任特进、右光禄大夫，兼任始兴王师。元嘉十五年在任上去世，时年六十，谥号元子。
殷淳年少好学，有很好的名声。少帝景平初年，担任秘书郎、衡阳王文学、秘书丞、中书黄门侍郎。黄门侍郎是清贵近要的职位，按规矩下班之后应当留在官署，因为父亲年老，朝廷特地准许他回家。殷淳清高简约，欲望很少，很早就有清雅的志趣，喜爱文章典籍，从来不曾放下。在秘书阁编撰《四部书目》一共四十卷，流传于世。元嘉十一年去世，时年三十二，朝廷十分痛惜。
儿子殷孚，有父亲的风范。世祖大明末年，担任始兴相。官至尚书吏部郎、顺帝抚军长史。
殷淳的弟弟殷冲，字希远，历任中书黄门郎，因为议论政事不当被免官。后来再次担任太子中庶子、尚书吏部郎、御史中丞，有正直敢言的名声。外放为吴兴太守，入朝任度支尚书。元凶刘劭的妃子就是殷淳的女儿，殷冲在东宫时被刘劭信任厚待；刘劭弑君自立之后，任命殷冲为侍中、护军，升任司隶校尉。殷冲有学识、善文辞，刘劭让他起草尚书符檄，罗列世祖的罪状，殷冲也尽力为刘劭办事。世祖攻克京城之后，殷冲被赐死。
殷冲的弟弟殷淡，字夷远，也历任黄门郎、吏部郎、太子中庶子，兼任步兵校尉。大明年间，凭借文章被赏识，是当时有名的才士。
张暢，字少微，吴郡吴县人，是吴兴太守张邵兄长的儿子。父亲张祎，年少就有孝行，在州府任职，担任琅邪王国郎中令。跟随琅邪王前往洛阳。返回京城之后，宋高祖刘裕交给张祎一罐药酒，让他暗中毒杀琅邪王。张祎接受命令，在返回途中自己喝下药酒而死。
张暢年少时和堂兄张敷、张演、张敬齐名，是后辈当中的杰出人物。最初出仕做太守徐佩之的主簿，徐佩之被诛杀，张暢飞驰前去吊唁，穿上丧服极尽哀痛，被当时的论者称赞。他的弟弟张牧曾经被疯狗咬伤，医生说应当吃蛤蟆肉，张牧十分为难，张暢笑着先尝，张牧于是才吃下，伤口很快痊愈。州府征召他为从事，历任衡阳王刘义季征虏行参军、彭城王刘义康平北主簿、司徒祭酒、尚书主客郎。还没有赴任，又授度支左民郎、江夏王刘义恭征北记室参军、晋安太守。又担任刘义季安西记室参军、南义阳太守，临川王刘义庆卫军从事中郎、扬州治中别驾从事史、太子中庶子。
世祖镇守彭城，张暢担任安北长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北魏拓跋焘向南入侵，太尉江夏王刘义恭总领各路军队，出镇彭城、泗水一带。当时拓跋焘亲自率领大军，已经抵达萧城，距离彭城只有十几里。彭城守军虽然不少，但是军粮不足，刘义恭打算放弃彭城向南撤退，商议了一整天没能定下来。当时历城兵力少但是粮食充足，安北中兵参军沈庆之提议，用车营结成函箱阵，精锐士兵在外翼护卫，护送两位王爷和王妃直奔历城；分出一部分兵力交给护军萧思话留守彭城。太尉长史何勖不同意这个方案，想要全军奔赴郁洲，从海路返回京城。刘义恭撤退的心意已经打定，只是在这两个方案之间犹豫，又召集众僚属商议。众人全都惶恐不安，没有人提出异议。
张暢说：“如果前往历城、郁洲真的可行，下官怎会不赞同。如今城内缺粮，百姓都有逃跑的心思，只是城门紧闭，想走也走不了。一旦大军动身撤退，众人就会各自逃散，想要抵达目的地，哪里能够做到。现在军粮虽然不多，短时间内还不至于耗尽，等到粮食快要吃完，再另行谋划对策，怎么能舍弃万全的办法，走上危亡的道路。如果这个计策一定要施行，下官愿意用鲜血染红您的马蹄！”世祖听到张暢的意见，对刘义恭说：“叔父您是总领全军的主帅，去留的大事我不敢干预。我身为城主，如果损折军威、放任敌寇，心中已经十分惭愧。丢下城池奔逃，实在没有脸面再面对朝廷，我决心和这座城池共存亡，张长史的话不能反对。”张暢的态度十分坚定，世祖又赞成他的主张，刘义恭这才打消了撤退的念头。
当时太祖派遣员外散骑侍郎徐爰乘驿车到彭城统计粮食数目，徐爰出发之后，城内派出骑兵护送他。拓跋焘听说这件事，立刻派出几百骑兵急速追赶，徐爰已经渡过淮河，才得以脱险。当初徐爰离开的时候，城内听说魏军派兵追赶，担心徐爰被擒，粮食账册落入敌手，让敌人知道城中粮食短缺，刘义恭忧惧无计，还是想要逃走。徐爰脱险当天，北魏大军也抵达彭城城下。
拓跋焘刚到，就登上城南的亚父冢，在戏马台搭建毡帐。在拓跋焘到来之前，世祖派遣将领马文恭进军萧城，被魏军击败，马文恭只身逃脱，队主蒯应被俘虏。蒯应来到小市城门下说：“魏主致意安北将军，远道而来十分疲惫，如果有甘蔗和酒，可以分一些。”当时守城队主梁法念回答：“我会上报。”蒯应于是说起萧城战败的经过。守军又问蒯应：“魏主亲自来了吗？”蒯应说：“来了。”问：“现在在哪里？”蒯应抬手指向西南。又问：“兵马有多少？”回答：“四十多万。”梁法念把拓跋焘的话禀报世祖，世祖派人答复：“知道你们路途辛劳，现在送上酒两壶、甘蔗一百根。听说你们那边有骆驼，也请送一些过来。”
第二天一早，拓跋焘又登上戏马台，再派使者到小市门说：“魏主致意安北将军，安北将军可以暂时出城，魏主想和安北将军相见。我们也不攻打这座城池，安北将军何必辛苦将士守在城上。另外骡、驴、骆驼都是北方出产，现在派人送来，还有一些杂物。”又对小市门的队主说：“既然有馈赠的东西，你们可以到南门接收。”拓跋焘送来骆驼、骡马、貂裘以及各类吃食，送到南门，城门原本紧闭，开门的钥匙还没有取出。张暢站在城上观望，北魏使者问：“您是张长史吗？”张暢说：“您怎么认得我？”使者回答：“您名声远扬，我们早就听说。”张暢顺势问使者姓氏，使者说：“我们是鲜卑人，没有姓氏。而且说了也不方便。”张暢又问：“您担任什么官职？”使者说：“鲜卑官职和南方不一样，不能随便说，但地位也足够和长史对等。”
北魏使者又问：“为什么匆忙关闭城门、拆掉桥梁？”张暢回答：“两位王爷认为魏主的营垒还没有扎好，将士疲惫，我们城中十万精锐，人人都愿意拼死作战，担心轻易出城互相惊扰，所以暂且闭门。等你们兵马休整完毕，再约定战场，择日交战。”使者说：“治理部众靠法令就够了，何必拆桥，又何必拿十万兵力夸耀。我们也有良马骏马，如果骑兵四面冲杀，一样可以抵挡。”张暢说：“王侯设防固守，哪里只靠法令。我如果刻意夸耀，就会说百万。说十万，只是两位王爷身边平日蓄养的兵士而已。这座城里还有数州的士民，另外两支军队，还没有算进去。我们本来比拼智谋，不是比拼马匹。况且冀州以北，本就是产马之地，您又何必拿骏马向我们炫耀！”
使者说：“不是这样。守城是你们的长处，野外作战是我们的长处。我们依靠战马，就像你们依靠城池。”城内有个叫具思的人，曾经在北方待过，刘义恭派他前去辨认，具思认出使者是北魏尚书李孝伯。具思于是说：“李尚书，一路辛苦。”李孝伯说：“这件事你我都该知晓。”具思答：“正因为知晓，所以才辛苦。”李孝伯说：“感谢你的好意。”
城门打开之后，张暢屏退随从卫士，出城和李孝伯相见，同时接收送来的礼物。北魏使者说：“貂裘送给太尉，骆驼、骡马送给安北将军，葡萄酒和各类吃食，叔侄二人一同享用。”拓跋焘又索要酒和柑橘。张暢转达世祖的话：“致意魏主，知道想要相见，我也一直盼望当面叙谈。但是我受朝廷任命，镇守边地，作为臣子不能和境外君主私下交往，遗憾不能相见。况且城池守备，本是边镇常态，善待士卒，所以将士辛劳却没有怨言。太尉、镇军将军收到馈赠，魏主想要柑橘，现在一并送上。太尉考虑北方寒冷，皮袄裤褶是必需品，现在回赠魏主。螺杯、各式粽子，是南方珍品，镇军将军以此相送。”
这一批使者还没有回去，拓跋焘又派李孝伯传话说：“魏主有诏告知太尉、安北将军，骑兵刚刚抵达，车辆辎重还在后面，现在闲坐无事，能不能借一副博弈器具？”张暢说：“博弈器具我会上报。只是刚才您的言辞已经不够谦逊，而且‘诏’这个字眼，只能用在你们本国，怎么能在这里使用。”李孝伯说：“诏和告语、朕和我，又有什么区别？”张暢说：“如果只是互通言语，可以像您所说；既然说‘诏’，就有尊卑等级。您方才称诏，我们不敢接受。”
李孝伯说：“太尉、安北将军是人臣吗？”张暢说：“是。”李孝伯说：“邻国的君主，为什么不能对邻国的臣子称诏？”张暢说：“您这个称呼，中原尚且不能接受，更何况面对尊贵的王爷，怎么能称作邻国君主？”李孝伯说：“魏主说太尉、镇军将军年纪都轻，很久没有南方消息，想必十分挂念。如果想要送信，我们可以护送；如果需要马匹，也可以送给你们。”张暢说：“南方道路很多，使者早晚往来，不必劳烦魏主。”李孝伯说：“我们也知道有水路，但是好像被白贼截断了。”张暢说：“您穿着白衣，所以叫白贼吗？”李孝伯大笑：“如今的白贼，和当年黄巾、赤眉没有两样。”张暢说：“黄巾、赤眉，不在江南。”李孝伯说：“就算不在江南，也不在青州、徐州。”张暢说：“如今青州、徐州确实有贼寇，但不是白贼。”
北魏使者又问：“刚才借博弈器具，为什么没有拿出来？”张暢说：“两位王爷身份尊贵，上报请示不容易。”李孝伯说：“周公握发吐哺接待贤士，两位王爷为什么偏偏尊贵疏远？”张暢说：“握发吐哺，本来是对待中原人士的。”李孝伯说：“宾客有礼，主人才会接纳。”张暢说：“昨天大批宾客来到城下，算不上有礼。”不多时博弈器具送出，交给对方。
拓跋焘又派人说：“魏主致意安北将军，程天祚只是一个普通人，固然算不上宋朝的杰出人才，前不久在汝阳身受九处创伤，落在阵外，是我亲手把他救出来。但凡骨肉分离，都盼望团聚，我已经劝过他，但是他弟弟坚决不肯相见。现在让使者带他和弟弟见面。”程天祚的弟弟程天福对使者说：“兄长在汝阳接受使命，不能守节殉国，你我各在一国，何必相见。”拓跋焘又送来毡毯各一领、九种盐，还有胡豉：“这些盐各有用处。白盐是魏主自己吃的。黑盐可以治腹胀胸闷，刮取六铢，用酒送服。胡盐治眼痛。柔盐不能吃，用来医治马背上的伤口。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四种，都不能食用。胡豉可以吃。黄柑你们那边盛产，能不能再送一些。”
又说：“魏主致意太尉、安北将军，为什么不派人到我们这边来。彼此的情况，虽然不能说尽，至少可以看看我们的强弱、老少，了解我们的为人。如果属官不方便派遣，派僮仆小吏也可以。”张暢又传达世祖的答复：“魏主的形貌才干，来往使者早就传述。李尚书亲自前来传命，不用担心双方情况不能互通，所以不必再另外派遣使者。”
对方又说：“魏主嫌弃之前送来的马，不合心意。安北将军如果需要大马，可以再送；如果想要蜀地的良马，我们也有好的。”张暢说：“安北将军不缺良马，送马是你们的心意，并不是我们所求。”刘义恭送给拓跋焘十支蜡烛，世祖也送上一匹锦缎，说：“知道你们想要黄柑，本来不会吝惜。只是送去的数量不够供给全军，之前送给魏主的，应当不至于很快吃完，所以不再另外赠送。”拓跋焘又索要甘蔗、石榴，张暢说：“石榴产自邺下，想来你们也不会缺少。”
李孝伯又说：“长史，你们是南方富贵人家，为什么穿草鞋？您都穿这个，将士们怎么办？”张暢说：“富贵之说，实在惭愧。我没有勇武之才，受命统军，在军营之中，不能穿宽松的礼服。”李孝伯说：“长史，我本是中原人，久居北方，和华夏风气隔绝，你我近在咫尺，却不能尽情交谈，边上都是北人听我说话，长史应当明白我的心意。”李孝伯又说：“永昌王是魏主的堂弟，常年镇守长安，如今率领八万精锐骑兵，直扑淮南，寿春紧闭城门固守，不敢抵挡。之前送来的刘康祖首级，你们已经看见了。王玄谟我们十分了解，只是一个平庸之才。南方为什么任用这样的人，以至于战败。魏军进入你们境内七百多里，你们竟然没有一次像样的抵抗。邹山的险要，是你们依仗的地方，前锋刚刚接战，崔邪利就躲进山洞，我们的士兵把他拖出来，魏主饶他性命，现在就在军中。又为什么轻易派马文恭到萧县，让他望风败退？你们百姓十分怨恨，说太平的时候，向我们征收租帛，到危难的时候，却不能保护我们。”
张暢说：“知道永昌王已经渡过淮南，刘康祖战败，我们刚刚收到信使，此前还不知道这件事。王玄谟只是南方一名偏将，算不上人才，只是派他作为先锋引导大军。大军还没有抵达，黄河快要结冰，王玄谟权衡形势回师，不算失策，只是连夜撤军，造成兵马小小的混乱而已。我们的小城，陈宪这样的小将，魏主动用全国兵力，几十天都攻不下来。胡盛之只是偏裨小将，兵力不足一支，刚刚渡过融水，北魏君臣奔逃，仅仅脱身。滑台一战，我们没有什么可惭愧的。邹山小小的戍堡，虽然有一点险要，河畔百姓大多是新近归附，刚刚接受教化，盗贼还没有平息，只是让崔邪利安抚而已，如今落入敌手，对国家没有什么损害。魏主动用十万大军对付一个崔邪利，这也值得夸耀吗？听说萧县、相县的百姓，都依托山险，马文恭只是带十队士兵前去巡视而已。马文恭只带三队人马出击，撤退回来之后，大营嵇玄敬率领一百骑兵抵达留城，魏军战败退走。马文恭因为轻敌失利，算不上大败。境内百姓住在河边，两国交战，本该互相体恤，但是魏军入境之后，肆意残害，变故都是你们无道造成的。官府没有亏欠百姓，百姓又怎么会怨恨朝廷。你们入境之后，我们没有出兵阻拦，这是太尉的妙算，其次是镇军将军的谋略。治国的机要，我不能预先知晓，但是用兵的机变，也不方便细说。”
李孝伯说：“魏主不打算围攻这座城池，会亲自率领大军直奔瓜步。南方战事如果成功，彭城不用围攻；如果不能取胜，彭城也没有必要攻打。我们这次南下，要到长江边上饮水解渴。”张暢说：“去留，随你们心意。如果北虏兵马真的能饮马长江，那就算是天道不复存在。我们各自回去复命，期待以后再相见。”张暢转身回城，李孝伯追上来喊：“长史好好保重，你我近在眼前，遗憾不能握手。”张暢回头说：“您也好好保重，但愿天下平定之日不远，我们相见的日子不会太久。如果您将来回到宋朝，今天就是我们相识的开端。”李孝伯说：“这一天遥遥无期。”
拓跋焘又派人向两位王爷借箜篌、琵琶、筝、笛等乐器和棋子。刘义恭答复：“受命出征，没有携带乐器。军中宴会，只是府里的乐伎，有上百弦乐器，是江南的好物，现在送给你们。”世祖说：“我镇守一方，本来没有准备这些，之前诸王赠别的时候，有这一把琵琶，现在送给你们。棋子也一并送上。”李孝伯言辞雄辩广博，也是北方难得的人才。张暢随机应答，谈吐流畅，声韵文雅，风度温润，李孝伯和身边随从都互相看着，为之赞叹。
不久魏军攻打彭城南门，放火攻城，张暢亲自上前督战，身先士卒。等到拓跋焘从瓜步向北撤退，经过彭城城下，派人告诉城内：“粮食吃完我们就走，等到麦子成熟再来。”刘义恭十分恐惧，紧闭城门不敢追击。魏军扬言还要再来，朝廷商议打算割掉麦苗、把百姓迁移到堡垒聚居，众人意见不一，再次集会商议。镇军录事参军王孝孙独自说：“敌军如果不会再来，自然平安；如果他们再来，这个办法也行不通。百姓困在城内，已经挨饿很久，春天的时候，靠野外采摘果腹，一旦迁入堡垒，很快就会饿死。百姓知道必死，又怎么能够控制？敌军真要来，到时再割麦子也不晚。”满座的人沉默，没有人敢答话。张暢说：“王孝孙的提议，确实值得深思。”镇军府典签董元侍立在世祖身边，上前说：“王录事的意见不能推翻，确实如他所说。”别驾王子夏跟着说：“这个说法很对。”张暢拿着笏板对世祖说：“下官打算让王孝孙弹劾王子夏。”世祖问：“王别驾有什么过错？”张暢说：“割麦移民，是重大国策，一方安危都系于此。王子夏身为州里高级僚属，一开始不发表意见，听见董元嗣的话之后，就附和欢笑，迎合旁人，这样怎么侍奉君主。”王子夏十分惭愧，董元嗣也面露愧色。刘义恭割麦移民的提议就此搁置。太祖听说张暢多次提出正论，十分赞许。世祖还留在彭城，征召张暢先返回，并且让他巡视盱眙城，打算在那里设立重镇。当时魏军放出风声要攻打襄阳，于是任命张暢为南谯王刘义宣司空长史、南郡太守。又打算让张暢接替刘兴祖担任青州、彭城都督，最终都没有成行。
元嘉三十年，元凶刘劭弑君作乱，刘义宣举哀的当天，立刻起兵讨伐，张暢是主要辅佐，位居僚属之首，哀伤的仪态风度，折服当时众人。哭吊完毕，改换戎装，穿上黄皮裤褶，到射堂挑选兵士，声音容貌举止，所有人都注目，看见他的人都愿意为他效死。叛乱平定之后，征召入朝担任吏部尚书，封夷道县侯，食邑一千户。刘义宣后来萌生反心，蔡超等人因为张暢在民间声望很高，劝刘义宣把他留下，于是解除南蛮校尉，授给张暢，加冠军将军，兼任丞相长史。张暢派遣门生荀僧宝前往京城，通过颜竣禀报刘义宣谋反的情状。荀僧宝带着私货在巴陵耽搁，没有及时出发，恰逢刘义宣起兵，水路断绝，荀僧宝没能抵达京城。刘义宣将要反叛，派亲信翟灵宝对张暢说：“朝廷整顿水军，打算向西讨伐我们，我们想要发兵自卫。”张暢说：“一定没有这件事，请以性命担保。”翟灵宝知道张暢不肯顺从，劝刘义宣杀掉他来警示众人。刘义宣立刻派人召张暢，把他安置在东斋，一整天不和他相见，依靠司马竺超民保护，才得以保全性命。不久刘义宣给张暢升号抚军，另外设立军部，以此收拢人心。张暢虽然在文书檄文上署名，但是常常醉酒，不理会公文。跟随刘义宣向东进军，梁山战败，刘义宣逃走，张暢在乱军之中独自逃回，被士兵劫掠，衣服全都被抢光。正好右将军王玄谟乘车出营，张暢抢着登上王玄谟的车，王玄谟心里很不高兴，众将领想要杀掉张暢，队主张世营救，才得以幸免。把他押送京城，交付廷尉，削去爵位封地，发配左右尚方劳作。不久被赦免。再次起用为都官尚书，转侍中，代替儿子张淹兼任太子右卫率。
孝建二年，外放会稽太守。大明元年，在任上去世，时年五十。颜竣上奏世祖：“张暢终究没能治好疾病。他是东南的英才，很早就树立风范，听闻死讯，心中凄怆，久久不能释怀。”谥号宣子。张暢疼爱弟弟的儿子张辑，临终留下遗命，和张辑合葬。
儿子张浩，官至义阳王刘昶征北谘议参军。张浩的弟弟张淹，世祖南中郎主簿。世祖即位之后，担任黄门郎，封广晋县子，食邑五百户，历任太子右卫率、东阳太守。他逼迫郡吏烧臂礼佛，百姓有罪就命令拜佛，动辄跪拜几千次，因此被免官禁锢。后来再起用为光禄勋、临川内史。太宗泰始初年，和晋安王刘子勋一同反叛，率军到鄱阳，军队战败被杀。
张暢的弟弟张悦，也有很好的名声。历任中书吏部郎、侍中、临海王刘子顼前军长史、南郡太守。晋安王刘子勋在寻阳僭称帝号，征召张悦为吏部尚书，和邓琬一同辅佐伪朝廷。叛乱失败之后，张悦杀掉邓琬归降，详情记载在《邓琬传》。之后再任太子庶子，随即授巴陵王刘休若卫军长史、襄阳太守。泰始四年，接替刘休若担任雍州刺史、宁远将军。又做刘休若征西长史、南郡太守。泰始六年，太宗在巴郡设置三巴校尉，任命张悦担任，加持节、辅师将军，兼任巴郡太守。还没有正式拜官，就去世了。
何偃，字仲弘，庐江灊县人，司空何尚之的次子。州府征召他为议曹从事，举荐秀才，授中军参军、临川王刘义庆平西府主簿。征召为太子洗马，不肯就职。元嘉十九年，担任丹阳丞，授庐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中书郎、太子中庶子。当时义阳王刘昶在东宫，朝廷让何偃代管义阳王封国事务。
元嘉二十九年，太祖打算再次北伐，向群臣征询意见。何偃上奏说：“内侍胡法宗传下诏令，询问北伐之事。我料想北虏内部本就有祸乱，他们本就容易溃散，歼灭他们不算困难，确实和陛下的想法一致。如今虽然朝廷谋划周密，但是士兵还没有精熟操练。边境各镇，兵力充实的很少，边地百姓流离失散，大多没有恢复生产。军需物资，都要依靠内地供给。损耗根本去应对边患，就算取胜，也未必长久。不必在意去年的挫败，加上他们内部有矛盾，趁他们危乱攻取，固然十分有利。但是淮水、泗水一带的几个州，已经凋敝损耗，流民没有回来，创伤还没有平复。况且进攻和防守形势不同，客军和主军处境不一样，逼近攻坚则形势艰难，长期围困则旷日持久，进退之间，变故隐患层出不穷。我私下认为，现在我方容易受挫，而北方寇患的威胁并不算深重，应当隐忍等待时机，顺应天道。”后来升任始兴王刘浚征北长史、南东海太守。
元凶刘劭弑君自立，任命何偃为侍中，掌管诏诰文书。当时何尚之担任司空、尚书令，何偃在门下省，父子一同身居权要，当时的人都替他们担心；但是何尚之和何偃善于审时度势，巧妙获得世人称誉。等到世祖即位，对他们的任用待遇没有改变，授何偃大司马长史，升任侍中，兼任太子中庶子。当时朝廷要求百官直言进谏，何偃认为：“应当重视农业、体恤根本，合并官职、精简事务，通过考核了解官吏能力，增加俸禄杜绝官吏贪腐。慎重选派良吏，让地方长官长久任职。都督和刺史，职权应当分开。”
后来改兼骁骑将军，皇帝对他亲近优待，超过旧臣。转任吏部尚书。何尚之离开吏部还不到五年，何偃又接任这个职位，当时人都觉得荣耀。侍中颜竣在这时才显贵，和何偃同在门下省，因为文章赏鉴相交，相处十分融洽。颜竣自以为受到皇帝厚待，应当位居更高职位，但是品级和何偃相差无几，心中渐渐不满。等到何偃接替颜竣掌管吏部选官，颜竣更加愤懑，和何偃产生嫌隙。颜竣当时权势震动朝野，何偃内心不安，于是患上心悸病，精神恍惚，上表请求解职，养病不再处理政务。世祖对何偃情谊深厚，全力医治，名医良药，随他取用，才渐渐痊愈。当时皇帝长女山阴公主宠爱冠绝一时，嫁给何偃的儿子何戢。何偃一向喜好谈论玄学，注解《庄子·逍遥游》，流传于世。
大明二年，何偃在任上去世，时年四十六。世祖给颜竣的诏书说：“何偃骤然离世，美好的志向再也无法施展。我和他相交多年，又有姻亲，亲临哭吊，伤痛难以抑制。逝者已矣！追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原有官职照旧。”谥号靖子。儿子何戢，升明末年，担任相国左长史。
江智渊，济阳考城人，湘州刺史江夷弟弟的儿子。父亲江僧安，官至太子中庶子。江智渊最初担任著作郎、江夏王刘义恭太尉行参军、太子太傅主簿、随王刘诞后军参军。伯父江夷名望很高，江夷的儿子江湛也有清誉，父子都显贵通达，江智渊的父亲早年名声不显，江湛对他礼遇简慢，江智渊常常为此遗憾，除非年节，不去江湛家中。等到做随王刘诞的属官，在襄阳，刘诞待他十分优厚。当时谘议参军谢庄、府主簿沈怀文都和江智渊交好。沈怀文常常称赞他：“别人该有的，他全都具备；别人不该有的，他一点不沾，大概就是江智渊这样的人！”元嘉末年，授尚书库部郎。当时高门名士，不愿意做台省郎官，江智渊家门单薄、缺少靠山，唯独得到这个任命，心里很不高兴，坚决推辞不肯就职。竟陵王刘诞又征召他为骠骑参军，转主簿，跟随府主改任司空主簿、记室参军，兼任南濮阳太守，升任从事中郎。刘诞将要谋反，江智渊察觉到苗头，请假先回到京城。刘诞叛乱事发之后，立刻授江智渊中书侍郎。
江智渊喜爱文雅，文辞清丽丰赡，世祖十分赏识他，恩宠礼遇在朝中首屈一指。皇帝经常私下宴饮，常常只召三五名大臣一同游赏聚会，江智渊常常是其中之首。同伴还没有上前，他就单独被召见，江智渊常常因为越过众人而惭愧，脸上从没有得意之色。每次跟随皇帝出游，和群臣同行，看见传诏的使者飞驰而来，知道是传唤自己，惶恐羞愧的神情表露在脸上，当时的人因此称赞他。
升任骁骑将军、尚书吏部郎。皇帝每次酣饮，就羞辱群臣，还让群臣互相嘲讽，以此取乐。江智渊一向端方退让，渐渐不合皇帝心意。皇帝曾经让他拿王僧朗取笑他的儿子王景文，江智渊严肃地说：“恐怕不适合开这种玩笑。”皇帝发怒说：“江僧安是个痴人，痴人才会怜惜痴人。”江智渊伏在坐席上流泪，从此恩宠大大衰减，外放为新安王刘子鸾北中郎长史、南东海太守，加宁朔将军，代管南徐州事务。当初，皇帝宠爱的殷贵妃去世，让群臣商议谥号，江智渊提议用“怀”字。皇帝觉得这个谥号不足以彰显赞美，心里十分记恨。后来皇帝前往南山，骑马到殷贵妃墓前，群臣都骑马跟随，皇帝用马鞭指着墓前石柱对江智渊说：“这上面容不下‘怀’字！”江智渊更加惶恐。大明七年，因为忧惧而死，时年四十六。
儿子江季筠，担任太子洗马，很早就去世。后废帝即位，因为江季筠是皇后的父亲，追赠金紫光禄大夫。江季筠的妻子王氏，封平望乡君。
江智渊兄长的儿子江概，幼年丧父，江智渊把他当作儿子抚养。江概历任黄门吏部郎、侍中、武陵王北中郎长史、南东海太守，代管南徐州事务。后废帝元徽年间去世。
史臣说：将帅，是统领部众的名号；士卒，只是单人的力量。坐在帐中谋划军机，决胜千里之外，哪里一定要身披盾牌冲在前面，踏着尸骸、蹚过鲜血才算呢！山涛评价羊祜说：“大将不一定需要身强力壮，但是军中主帅最好强健。”从这句话来看，羊祜的体魄不算强健。杜预本是文弱儒生，连铠甲都穿不透，骑马射箭都不擅长，却能统领二十多万大军，担任平吴都督。王戎喜好山林隐逸，也接受出征的重任。何必一定要山西猛士、六郡良家子弟，才能在朝堂接受斧钺，承担领兵重任？等到北虏大军深入，徐州一带人心震动，如果不是张暢直言力争，彭城、汴水一带就危在旦夕。难道一定要他亲自抵挡飞箭、亲手摧毁攻城器械，才能让孤城保全、危城安定吗？仁者拥有勇毅，确实不是虚妄之言。
列传第二十 范泰 王淮之 王韶之 荀伯子
范泰，字伯伦，顺阳山阴人。祖父范汪，晋朝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父亲范宁，豫章太守。范泰最初担任太学博士，卫将军谢安、骠骑将军会稽王司马道子两府的参军。荆州刺史王忱，是范泰的表弟，请他做天门太守。王忱喜好喝酒，常常一醉几十天，等到酒醒，就庄重严肃。范泰对王忱说：“酒虽然能够舒展性情，也会损伤性命。和你相处以来，常常想要劝诫你，但是你沉湎酒中，没有机会开口，今天见到你清醒，也不必多说。”王忱感慨很久，说：“劝诫我的人很多，没有人像你这样。”有人问王忱：“范泰和谢邈相比怎么样？”王忱说：“谢邈散漫。”又问：“和殷觊相比呢？”王忱说：“殷觊轻率。”王忱一直想要建功立业，对范泰说：“如今城池已经修好，兵器铠甲充足，我打算收复中原，实现长久以来的志向。殷觊意气锐利，打算让他率军做先锋；你稳重持重，打算把后方事务托付给你，怎么样？”范泰说：“百年以来的寇敌，前代贤才多次受挫。功名固然尊贵，但是我不敢图谋。”恰逢王忱病逝。朝廷征召范泰为骠骑谘议参军，升任中书侍郎。当时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专权，内外百官请假，不再上表奏报，只需要在司马元显那里登记。范泰上书认为这样不妥，司马元显没有采纳。范泰因为父亲去世离职，承袭阳遂乡侯爵位。桓玄辅佐晋朝，指使御史中丞祖台之上奏，弹劾范泰和前司徒左长史王准之、辅国将军司马珣之居丧不守礼法，范泰因此被罢官，流放丹徒。
刘裕起兵举义之后，范泰被授国子博士。司马休之担任冠军将军、荆州刺史，任命范泰为长史、南郡太守。又授长沙相、散骑常侍，都不肯就职。入朝担任黄门郎、御史中丞。因为议论殷祠祭祀之事出错，以白衣身份兼任职务。外放东阳太守。卢循作乱的时候，范泰主动征召一千士兵，打开粮仓供给粮食，高祖刘裕加封范泰振武将军。第二年，升任侍中，不久转度支尚书。当时仆射陈郡谢混，是后进名士，高祖曾经随口问谢混：“范泰这一辈，可以和谁相比？”谢混回答：“和王元太是一类人。”改任太常。
当初，司徒刘道规没有儿子，收养太祖刘义隆，刘道规去世之后，把兄长刘道怜的次子刘义庆立为后嗣。高祖因为刘道规一向喜爱太祖，又让太祖承担重丧。刘道规追封南郡公，应当把原先华容县公的爵位赐给太祖。范泰议论说：“公的友爱之心，确实深厚。礼法上不能有两个后嗣，太祖应当回归本宗。”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转任大司马左长史、右卫将军，加散骑常侍。再任尚书，常侍照旧。兼任司空，和右仆射袁湛一同授予宋公九锡，随军前往洛阳。
高祖返回彭城，和范泰一同登城，范泰脚有毛病，高祖特地准许他乘车。范泰喜好饮酒，不拘小节，通达随性，就算在公开的朝堂之上，也和在家一样自在，高祖十分欣赏喜爱他。但是他不擅长治理地方，所以不能主管政务要职。升任护军将军，因为公事被免官。高祖登基，授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第二年，朝廷商议设立国学，任命范泰兼任国子祭酒。范泰上表说：
臣听说教化兴起于圣明的君主，训导彰显于太平盛世。最根本的教化莫过于讲习，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和同门求学。古人童年入学，互相交换子弟教导，寻访老师不怕路途遥远，背着粮食不畏艰难，安顿亲人、光耀家国，全都由此而来。如果闭门不出，教化之道就无从推行。所以明诏已经颁布，恩泽广布，学制下达之后，远近都遵照执行。臣心中，还有一点疑惑。
如今新朝刚刚建立，大业奠基，天下人心向往教化。但是招收生员的制度，限制严苛，很多人不能入学，让求学之路受阻，原因不止一条。从家庭推及国家，就知道入学的人不会很多，恐怕不足以宣扬大宋的风化，造就众多贤才。臣认为，符合遴选条件的家庭，就算制度还没有放宽，父兄愿意让子弟入学，情理上应当准许；虽然暂时不能早晚侍奉父母，却可以弘扬孝道。不读懂《春秋》，很容易犯下大错，所以赵盾忠心却被记载为弑君，许子孝顺却获罪，以此为戒，怎能不畏惧！十五岁立志求学，古书上确实有记载，但是如果年纪相差不大，志向高远的人，何必用统一标准限制，不让他们求学？扬雄的儿子扬乌参与《太玄》的撰写，年纪很小；五十岁学习《周易》，才可以少犯大错。
从前晋朝的助教，也任用二品士族。颍川陈载已经被征召为太保掾，国子学还是聘他做助教，他就是太尉陈淮的弟弟。看重的是人才，不是品级。教学制度不明，奖励激励不足，现在有职位清闲、学问优秀的官员，可以用本官兼任教职；二品门第的士子，可以用朝请兼任助教，既可以彰显门第品阶，也是鼓励求学的办法。二品当中才干合适的，照旧按照旧制任用。如今招生期限已到，学校还没有建成。积土成山，贵在迅速；拖延不决，为时已晚。有些事情看似可以缓办，其实急需，大概就是这件事。古人看重一寸光阴，轻视一尺美玉，道理就在这里。
当时国学最终没有建成。当时上书言事的人大多认为钱币减少，国家经费不足，打算收购民间所有铜器，重新铸造五铢钱。范泰又劝谏说：
传闻朝廷打算禁止私藏铜器，收归官用。百姓虽然失去铜器，终究能得到价钱，国家经费不足，这样做收益很多。臣的想法不一样，不敢沉默。臣听说治理国家如同烹小鱼，挽救凋敝最好的办法是固本。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能富足。从来没有百姓贫穷而国家富足，根本空虚而末节有余的道理。就像袋子破了，东西还在仓里，明白人不会吝惜；反穿皮衣背柴，想要保住毛就很难。帝王不谈论财物多少，诸侯不谈论盈亏，享受俸禄的人家，不和百姓争利。所以拔葵去织，是彰显公义；织蒲卖席，被视作不仁。因此贵贱有秩序，职责分明。
如今值得忧虑的，是务农的人还少，粮仓不充实，转运不停，吃公粮的人很多，百姓没有积蓄，难以应对灾荒。货币的作用是流通贸易，不在于数量多少，从前物价贵，现在物价低，彼此循环，道理一致。只要官府和民间流通顺畅，就不用担心钱不够。如果一定要靠增加钱币来充实国库，龟贝之类，自古就可以充当货币。铜做成器物，用途十分广泛：钟律用来调和音律，浑仪用来观测天象。夏代的宝鼎承载河图，是祥瑞之首；晋代铜铎显现征兆，开启吉兆。器物有重要功用，贵贱都要依靠；物品合用，家国都急需。现在毁掉必不可少的器物，铸造用处有限的钱币，铸造钱币耗费的功夫，抵不上收益，公私都会困乏，核算实际得失，损害多而益处少。陛下终日勤勉，处理各项事务，以身作则，朴素成风，但是颂声不显，贤才不至，根源在于根基没有稳固，急于谋求长远功业。希望陛下思考长久之道，放缓急于求成的心思，广纳各方意见，听取草野之言，这样好的谋略会不断呈上，圣虑更加开阔。常怀危亡的警惕，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臣一片赤诚，为此废寝忘食。
景平初年，加位特进。第二年，辞官，解除国子祭酒。少帝在位，过失很多，范泰密封奏章极力劝谏：
臣听说陛下时常在后园操练武备，战鼓在宫中响起，声音传到外面；在宫禁之内轻易动武，喧闹在省闼之间，没有将帅大臣主持，这样不仅不能威慑四方外族，只会让远近之人感到怪异。近来东边寇乱不断，都在伺机窥伺朝廷，如今吴会之地，难道比得上两汉的关河？根基一旦动摇，什么变故都可能发生。加上水旱成灾，徭役不停，没有外敌却不断戒备，耗费越来越多。河南已经不在我国版图，北方虏寇难以预料，这就是臣废寝忘食，越位进言的原因。
陛下登基，把政务托付给辅政大臣，本有高宗居丧默而成治的美名。但是亲近小人，宠幸近侍，恐怕不是社稷长久之计，治理天下的正道。君王的言语，一开始细微，传出之后影响巨大，下面的人效仿，比影子回声还要迅速。希望陛下弘扬古道，遵从先帝遗训，遵循道理，任用贤才不要迟疑，这样天下归心，宗庙社稷长久。《尚书》说：“天子有善政，亿万百姓都依靠他。”上天高远，却能体察下情，幽暗之处都能看清，兴衰在于人事，成败很容易明白，没有上面政治清明而下面百姓作乱的。
臣蒙受前朝破格的恩遇、陛下特殊的厚爱，本心实在想要竭尽心力、献上忠诚，稍稍报答万分之一的恩情；可是我已经到了昏老衰迈之年，多种疾病一同发作，眼看就要永远辞别陛下，再也没有为国效力的机会，趁着尚且一息尚存，冒昧陈述我粗浅愚妄的见解。陛下如果能够怜悯我的请求，用心审阅体察，那么臣就算当晚死去，在九泉之下也没有遗憾。
少帝虽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却也没有加以责罚。徐羡之、傅亮等人向来和蔡泰不和，等到庐陵王刘义真、少帝被害之后，蔡泰对亲近的人说：“我阅览古今史事太多了，从来没有接受先帝遗命受托辅政，却把继位君主杀害、贤明藩王也遭屠戮的事情。” 元嘉二年，蔡泰上表恭贺新年，同时陈述旱灾的情况，表文写道：
新年改元，万物更新。陛下依托日日更新的德行不断修养自身，承奉上天之道而登上帝位，吉祥汇聚于宫室，万般福运降临朝廷。近来旱神肆虐，烈日长久不下雨，时序失常，大河干涸断流，各处水井一同枯竭。老人弱者无力到远处取水，贫苦孤寡之人只能独自背水谋生。田租赋税本来就繁重，又没有减免，百姓怨声载道。臣年过七十，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严重的旱灾。阴阳之气相互隔绝，和顺之气不能流通，这不只是会造成饥荒，还一定会滋生疫病，其中潜藏的忧患，难以一一说完。
祭祀求雨的仪典，本是以诚心来感召上天，巫祝常年祈祷，却很少能有所感应，上天降下的惩戒，不能不仔细体察。汉代东海郡冤杀孝妇，当地大旱三年；等到前去祭奠孝妇的坟墓，大雨立刻降下，当年得以丰收。所以卫国出兵讨伐邢国，军队刚出发就降下雨水。希望陛下遵循长远的治国方略，思虑巩固皇家基业，推展忠恕仁爱的本心，怜悯蒙受冤屈的案件，留心体察底层百姓的疾苦，用心理顺幽冥之间的事理。让进谏的谤木竖立在宫阙之前，鸣谏之鼓在朝堂之上随时可击，倾听乡野百姓的言论，总揽治国驭下的纲要。能做到这样，国家根基就会稳固，危亡的征兆便不会出现。如果做到这些，灾害还不能消除，那是从来没有的事。从前夏禹主动承担百姓的过错，商汤甘愿包揽天下的过失，太戊借着桑谷共生的异象增进德行，宋景公借着荧惑守心的灾异修持善政，这些都是借着灾败转而促成治世，是清清楚楚的往事。追随末流俗习的人很难树立良善风气，走上正道的人容易养成雅正教化。臣的病痛一天天加重，朝不保夕，恰逢新年庆典，得以把心意上达陛下，微薄的诚心能够稍稍显露，就算身死地下也没有遗憾。此番上书之后，便要永远辞别陛下，拜上奏表时悲怆哽咽。
之后蔡泰便乘着小船游历东阳，随心来去，不向朝廷报备。有关官员上奏弹劾他，宋太祖不予追究。当时宋太祖虽然已经临朝亲理政务，但是徐羡之等人依旧把持大权，蔡泰又上表说：“臣听闻庐陵王已经恢复封爵，只是还没有追加赠谥。陛下天生孝慈，兄弟之情格外深厚，臣揣测圣意，心中自有安排。但是执掌国政贵在不轻易率先表态，帝王重在依托辅臣来推行政令。臣的言论本不值得采纳，诚心也难以被当世理解，只是臣有幸蒙受前朝不计鄙陋的眷顾，也曾得到庐陵王的体恤关照，我的儿子蔡晏投身王室，情谊超出寻常，我自己也曾在军旅之中劳苦奔波，历经颠沛危难，蒙受厚重恩遇不能回报，诏令下达却无路施行，这是老臣我控制不住自己、不得不上书的缘由。我年老衰朽，越职言事，罪责无可逃避。”范泰的几个儿子拦住他，这份奏表最终没能呈送上去。
景平三年，徐羡之等人被诛杀。范泰升任侍中、左光禄大夫、国子祭酒，兼任江夏王师，特进的身份照旧。皇上因为范泰是前朝旧臣，对他恩待礼遇十分厚重；范泰患有脚病，行动起居困难，皇上特许他在宴饮觐见的时候，可以乘车直到坐席跟前。范泰多次陈述时政得失，皇上常常宽容接纳他的意见。这一年秋天，发生旱灾、蝗灾，范泰又上表说：
陛下天不亮就勤勉理政，体察百姓疾苦，明断各类案件，处理政事从不懈怠。处置合乎众人的心愿，恩泽流传在百姓口中，天下百姓都心悦诚服，都觉得自己遇上了圣明的时代。灾异虽然不算重大，但一定有招致它的缘由。地方郡守县令的过失，我无法一一深究；上天降下的谴告，我不敢妄加曲解。有蝗灾的地方，官府大多督促百姓捕杀蝗虫，这样做对枯败的禾苗没有益处，还徒增杀戮伤害。我听说桑谷这类灾异之木，到时候自然枯死，不需要刀斧砍伐；楚昭王心怀仁爱，灾异不经除治就自行痊愈；卓茂任上，把无知害人的虫类驱走；宋均治理郡内，让猛虎自行离开。蝗虫滋生自有缘由，不该一味捕杀。石头不会说话，星辰不会自行坠落，《春秋》里面蕴含的深意，陛下应当仔细体察。
按照礼的规定，女子有三从的道义，没有独自专断的道理；《周书》记载，父子兄弟之间，罪责不互相牵连，女子得到宽宥，由来已久。谢晦的妻女，如今还关押在尚方。从前尊贵，一朝沦为卑贱，是人情难以承受的；普通女子，也能够被情理打动。我对谢氏，本没有私人私情，蒙受国家厚恩，日夜想着报答。我私下揣测陛下心中，本已有处置的打算。
礼制规定，春夏时节讲习《诗》，一样都不能缺。我近日陪侍陛下，听说打算来年兴办学校。陛下天下的规划刚刚初步建立，一心先保障百姓粮食。来年春耕开启农事，农事兴起，田地才能开垦；到秋天兴办学校，冬天召集远方学子，农事与文教两件事并行推进，互不妨害。处理政事最忌讳拖延停滞，祸患往往来自目光短浅。我担任学官，最终没有一点功绩，白白辜负朝廷的恩遇，内心实在不安。我这点微薄心意，并不奢望亲眼见到教化大行的盛景，只是私下仰慕子囊誓死修筑郢城的忠心，希望避免荀偃死不瞑目的遗憾。我接连陈述浅陋见解，如果全都不值得采纳，白白烦扰陛下听闻，我惭愧不安、辗转难眠。
奏表呈上之后，皇上于是赦免了谢晦的妻女。
当时司徒王弘辅理朝政，范泰对王弘说：“天下事务繁多，身居权要之位很难长久；你们兄弟权势满盛，应当深深懂得谦抑退让。彭城王，是皇上的二弟，应当征召他回朝，一同参与朝政。”王弘采纳了他的建议。
旱灾还没有平息，又加上疫病流行，范泰再次上表说：“近来长久大旱，疫病接连不断，和寻常灾荒相比，实在过分严重。古人认为这是君王恩泽不能流布的征兆。陛下天不亮就上朝理政，治国从不懈怠，自身俭约，为百姓劳心费神。按道理来说，不该招致这样的灾祸。我认为上天对于贤明君主，恰恰是殷切督促。陛下效仿夏禹、商汤，把过失归到自己身上，这份诚心发自内心，道义自然远播。桑谷在朝堂生出而自行凋零，荧惑星侵犯心宿而后退去，这不只是消弭灾患，更是用来开启圣君的明察；及时甘霖降下，百姓观感一新，感应的到来，如同影子跟随形体、回声紧随声响。陛下应当上推天意，下察人事，太平的教化，都记载在旧有的典章之中，只在于愿不愿意思索、能不能推行罢了。大宋虽然是禅让得到天下，还没有积累虞舜那样深厚的德政；先帝驾崩的时候，就是王道衰微的开端。以至于继位的少帝被杀，贤明藩王遭遇祸难，天下人心惶惶，有志之士灰心丧气。受托辅佐先帝、承担托孤重任的大臣，转眼变成祸乱之首。天下广阔，王道却已经沦丧，如果不是神明英武之人拨乱反正，江山社稷就不再属于大宋。革除旧弊、顺应时变，这个道理至关重大。所以古今治理方法不一样，固守旧规一定会行不通；大道往往毁于小小的成就，急于求成未必能够抵达目标。稳固国本的办法，我心中还没有完全想通透，所以才冒昧上书，不能闭口不言。我既愚钝又浅陋，不懂得治国的机宜，再加上重病缠身、年老昏聩，所说的话或许不当，却又不能不说。陛下如果体察我一丝一毫的诚心，我就不知道该如何安放自身了。”
范泰博览典籍，喜好写文章，乐于奖掖后辈，孜孜不倦。撰写《古今善言》二十四篇以及文集，流传于世。晚年潜心奉佛，在住宅西边修建祗洹精舍。元嘉五年去世，时年七十四岁。朝廷追赠车骑将军，侍中、特进、王师的头衔照旧，谥号宣侯。
范泰长子范昂，早年去世；次子范暠，任宜都太守；三子范晏，官至侍中、光禄大夫；四子范晔，官太子詹事，因谋反被处死，单独有传记；小儿子范广渊，擅长写文章，是世祖抚军谘议参军，兼任记室参军，受范晔谋反一案牵连被杀。
王淮之，字元曾，琅邪临沂人。高祖王彬，官尚书仆射；曾祖王彪之，官尚书令；祖父王临之，父亲王纳之，都担任御史中丞。王彪之见闻广博，熟悉朝廷礼仪，从此这一家世代相传，全都通晓江东旧事，把相关记载收藏在青箱之中，当时世人称之为“王氏青箱学”。
王淮之同时通晓《礼》《传》，文辞丰赡。初仕为本国右常侍，桓玄大将军府行参军。桓玄篡夺帝位之后，任命他为尚书祠部郎。义熙初年，又做尚书中兵郎，升任高祖车骑、中军参军，丹阳丞，中军太尉主簿，外放为山阴县令，有能干的名声。参与讨伐卢循有功，封都亭侯。又历任高祖镇西参军、平北参军、太尉参军，尚书左丞，本郡大中正。宋台建立之后，授御史中丞，同僚都畏惧他。王淮之的父亲王纳之、祖父王临之、曾祖王彪之，一直到王淮之，四代人都担任这个官职。王淮之曾经写五言诗，范泰取笑他说：“你只懂得弹劾纠察罢了。”王淮之严肃地回答：“总比你家世代出奸邪之人要好。”后来因为世子右卫率谢灵运杀人，他没有检举揭发，获罪免官。
高祖登基称帝，拜王淮之为黄门侍郎。永初二年，王淮之上奏说：“郑玄注解《礼记》，认为三年之丧，二十七个月之后除丧服，古今学者大多认为这个说法合乎礼制。晋初采用王肃的意见，祥祭、禫祭放在同一个月，所以二十五个月就除去丧服，定为制度。江东以来，只有晋朝施行这一套；士大夫之中，大多遵从郑玄的说法。先王制定礼制，是为了顺应人心。丧礼贵在内心哀戚，前代典籍已经写明。如今大宋开国，万物顺理。我认为应当顺应人情，以郑玄之说作为制度，朝廷民间统一礼制，各家就不会有不一样的风俗。”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
王淮之升任司徒左长史，外放为始兴太守。元嘉二年，担任江夏王刘义恭抚军长史、历阳太守，代理州府事务，安抚治理得当，军民都觉得便利。不久入朝担任侍中。第二年，调任都官尚书，接着兼管吏部。他性情严厉急躁，很让士大夫失望。又外放做丹阳尹。王淮之熟知旧礼仪，别人询问没有答不上来的。当时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录尚书事，常常感叹说：“哪里需要空谈玄理，只要有王淮之这样两三个人，天下就能治理好了。”但是他缺少风雅涵养，不被当时名士看重。他撰写《仪注》，朝廷一直沿用。元嘉十年去世，时年五十六岁。追赠太常。其子王兴之，任征虏主簿。
王韶之，字休泰，琅邪临沂人。曾祖王暠，晋骠骑将军；祖父王羡之，镇军掾属；父亲王伟之，本国郎中令。王韶之家境贫寒，父亲做乌程县令，于是定居在乌程县境内。他喜爱史书，涉猎广泛、见闻多。最初担任卫将军谢琰行参军。王伟之从小就有志向，当时朝廷的诏命、奏表，他都亲手抄写。太元、隆安年间大大小小的事件，全都记录下来，王韶之借此私自撰写《晋安帝阳秋》。书写成之后，当时人说他适合担任史官，随即授著作佐郎，让他续写后续史事，写到义熙九年。他擅长叙事，文辞议论可观，是后世称道的良史。升任尚书祠部郎。晋代自从孝武帝之后，皇帝常常住在内殿，武官主书在宫内传递文书，由一名省官掌管诏诰，在西省任职，所以叫西省郎。傅亮、羊徽先后接替，掌管西省事务。王韶之后转中书侍郎。安帝驾崩的时候，高祖让王韶之和安帝身边侍从暗中下毒弑君。恭帝即位，升任黄门侍郎，兼任著作郎，依旧掌管西省。所有诏命奏文，都是他起草的。
高祖接受禅让称帝，加授骁骑将军、本郡中正，黄门侍郎照旧，解除西省职务，又负责撰写宋国史书。有关部门上奏，东冶囚徒朱道民擒获三名叛贼，依照旧例应当释放。王韶之上启说：“尚书金部所奏这件事，只是一时权宜处置，恐怕不是治理国家、稳固根本的良法。我查考旧制，因罪补为囚徒，一共十几条，条目虽然各有区别，轻重却相差很大。至于谎称父母去世、诬陷父母淫乱、背弃道义、谋反叛逆这四条，实在是穷凶极恶、悖逆人伦，就算处以重刑超出常规，也不足以抵偿大罪。他们能够保全性命，已经是莫大恩典，怎么能再把他们从囚徒之中释放，和平民一样生活？我担心这个制度长久施行，对国家损害很大。如今圣朝教化更新，推崇根本、摒弃浮末，这类临时法令，应当仔细修改。我认为这四条罪名，不应当给予赎罪宽免的恩典。”侍中褚淡之同意王韶之其中三条，剩下一条依旧照旧。皇上下诏准许。他又驳斥员外散骑侍郎王实之请假一事：“我查旧制，群臣家中有事，允许一并请急假六十日。太元年间改制，每年赐假一百天；家在千里之外的，允许把下一年假期合并，合计二百天。这都是临时政令，不是长久准则。会稽虽然路途超过千里，并不算艰难，一百天休假足够处理家事。如果私人事务特殊，应当自己上表请求辞官，怎么能身在朝班，长久滞留私宅？我们商议，认为不能准许。如果家在河洛、岭南、沔水汉水一带，道路遥远险阻，应当另外定条例，请尚书详细拟定制度。”皇上听从。后来因为玺封文书出错，被免去黄门侍郎，这件事记载在《谢晦传》。
王韶之撰写晋史的时候，记载王珣经商牟利、王廞起兵作乱。王珣之子王弘、王廞之子王华都身居高位，王韶之害怕被他们陷害，主动深交徐羡之、傅亮等人。少帝即位，升任侍中，骁骑将军照旧。景平元年，外放吴兴太守。徐羡之被杀之后，王弘入朝做宰相，兼任扬州刺史。王弘虽然没有和王韶之断绝往来，但是他那些不相识的弟弟，不再和王韶之来往。王韶之在郡中，常常担心被王弘纠查，日夜勤勉，政绩很好，王弘也放下私人嫌怨。太祖对两个人都加以嘉奖。他在吴兴多年，被称为良太守，俸禄升为中二千石。元嘉十年，征召为祠部尚书，加给事中。因为离开郡治的时候超额收取送故钱，被免官。元嘉十二年，再次出任吴兴太守，同年去世，时年五十六岁。太庙七庙的祭祀歌辞，是王韶之撰写的。文集流传于世。其子王晔，官尚书驾部外兵郎、临贺太守。
荀伯子，颍川颍阴人。祖父荀羡，骠骑将军；父亲荀猗，秘书郎。荀伯子年少好学，博览经传，但是性情通达放达，喜欢各类杂戏，在乡里游玩，也因此失去清流仕途。初仕为驸马都尉、奉朝请、员外散骑侍郎。著作郎徐广看重他的才学，举荐荀伯子和王韶之一起做著作佐郎，协助撰写晋史，编写桓玄等人传记。升任尚书祠部郎。
义熙九年，荀伯子上表说：“我听说咎繇的后代断绝，臧文仲为此深深叹息；伯氏被收回封邑，管仲因此被称为仁。功劳高的人，美名百世不灭；滥施封赏，不该片刻容忍。已故太傅钜平侯羊祜，明德贤达，是朝中独一无二的宗室重臣，有辅佐开国、平定吴国的大功，但是后代断绝，无人祭祀。汉朝因为萧何是首功，他的封国一旦绝嗣，就马上续封。我认为钜平侯的封国，应当效仿酂侯萧何的例子续封。已故太尉广陵公陈淮，依附孙秀，给淮南带来灾祸，窃取大国封爵，借祸乱谋取私利。当时西晋朝政失于裁断，东晋中兴之后延续旧封，没有削除。如今王道更新，怎能不明确褒贬？我认为广陵的封国应当削除。已故太保卫瓘，原本爵位是萧阳县公，遭遇横祸之后，朝廷才提升封爵，先赠兰陵郡公，后来改江夏郡公。西晋朝中公卿，很多不得善终，卫瓘功德并不特殊，不该单独得到特殊封赏，应当恢复原本的萧阳封爵，端正国家法度。”皇上下诏，把奏表交付门下省。
前散骑常侍江夏公卫玙上表自辩：“臣的先祖已故太保卫瓘，在魏咸熙年间，太祖文皇帝担任辅政大臣的时候，封萧阳侯；晋朝受禅，升为公爵，历任太保，总领朝政。当时贾后和诸王掌权，忌惮卫瓘忠心正直，楚王司马玮假传诏书加害卫瓘。前朝因为卫瓘忠心正直，又有伐蜀的功勋，追封兰陵郡公。永嘉年间，东海王司马越享用兰陵封地，于是改封江夏，食邑户数不变。我的高祖散骑侍郎卫璪，是卫瓘嫡孙，继承爵位；中宗元皇帝让曾祖右卫将军卫崇承袭，一直传到我。听说祠部郎荀伯子上表，想要贬降我的封爵，恢复萧阳。赵氏的忠勋，恩宠绵延几代；汉高祖分封功臣，立下山河为誓的盟约。恳请陛下念及往日功勋，降下无尽恩泽，把我的奏表下发外朝评议。”颍川人陈茂先也上表：“祠部郎荀伯子上表，说我的七世祖太尉陈淮给淮南带来灾祸，不该滥受封赏。查先祖当初剪除贾谧，封海陵公，这件事发生在淮南祸乱之前。后来得到广陵封国，是在动乱之时，先祖蒙受特殊恩遇，位列公卿。后来被外放远地，改封平州，也没有削除封国，正是因为旧日功勋深重，百世不能磨灭。圣明君主在位，贤臣接连辅政，从来没有人质疑这份封赏是滥赏。我出身卑微，勉强存活，承袭封爵。恳请陛下远念旧勋，体恤明察。”两份奏表都交付门下省，最终都没有施行。
荀伯子后来做世子征虏功曹、国子博士。妻弟谢晦举荐他，入朝任尚书左丞，外放临川内史。车骑将军王弘称赞他：“稳重质朴，没有浮华习气，有平阳侯的风范。”荀伯子常常夸耀门第高贵，对王弘说：“天下高门士族，只有使君您和我而已，谢宣明这类人，不值一提。”升任散骑常侍、本邑大中正。又上表：“我看到百官位次，陈留王排在零陵王前面，我私下感到疑惑。从前武王灭商，封神农后人于焦，黄帝后人于祝，尧后人于蓟，舜后人于陈，夏后氏后人于杞，殷商后人于宋。杞、陈都是大国，蓟、祝、焦却默默无闻。这说明褒扬正统后裔，比远代后裔更优先，这是明证。所以《春秋》排列诸侯次序，宋国排在杞、陈之上。考察近代，也有依据。晋泰始元年，下诏赐山阳公刘康子弟一人关内侯，卫公姬署、宋侯孔绍之子一人驸马都尉。泰始三年，太常上奏博士刘跂等人的议论，认为卫公姬署属于晋朝三恪，应当降称侯。我认为零陵王位次应当高于陈留王。”皇上采纳。
升任太子仆、御史中丞。任职勤勉恪谨，有一心为公的名声；在朝堂神色庄重，内外官员都畏惧他。凡是他弹劾上奏的人，言辞极尽诋毁，有的牵连到对方先祖，用来显示自己的刚直；文中又夹杂戏谑嘲讽，当时人因此非议他。外放司徒左长史、东阳太守。元嘉十五年，在任上去世，时年六十一岁。文集流传于世。
其子荀赤松，官尚书左丞，因为是徐湛之同党，被元凶刘劭杀害。荀伯子族弟荀昶，字茂祖，和荀伯子已经隔了五服。元嘉初年，凭借文才官至中书郎。荀昶之子荀万秋，字元宝，也依靠才学出名。世祖初年，任晋陵太守，因为在郡内修建华林阁，设置主书、主衣，下狱免官。前废帝末年，担任御史中丞，在任去世。
史臣说：美好的名声，是诗人歌咏的缘由；有礼有法，前代典籍留下美名。荀伯子、范泰、王淮之、王韶之四人，虽然凭借经学义理显名，但是在朝堂上的声誉并不盛大，大概是才华有余，而智谋不足，实在可惜啊！
列传第二十一 武三王
武帝有七个儿子：张夫人生少帝，孙修华生庐陵孝献王刘义真，胡婕妤生文皇帝，王修容生彭城王刘义康，袁美人生江夏文献王刘义恭，孙美人生南郡王刘义宣，吕美人生衡阳文王刘义季。刘义康、刘义宣单独有传记。
庐陵孝献王刘义真，容貌俊美，神采清朗。最初封桂阳县公，食邑一千户。十二岁的时候，跟随北伐大军进入长安，留守栢谷坞，授员外散骑常侍，没有赴任。关中平定之后，高祖打算东归，众将领出征已久，都有回乡的心愿；只留下偏将，不足以安定人心，于是任命刘义真代理都督雍、凉、秦三州以及河东、平阳、河北三郡诸军事、安西将军，兼任护西戎校尉、雍州刺史。太尉谘议参军、京兆人王修做长史，把关中的事务托付给他。高祖将要返回，三秦父老到门前流泪哭诉：“我们这些百姓，得不到中原王朝教化，已经一百年了。刚刚见到朝廷衣冠，正要仰承圣恩。长安的汉代十陵，是您家先祖坟墓；咸阳几千间宫殿，是您家宅第，舍弃这里，要去哪里？”高祖心生怜悯，安慰他们说：“我受朝廷命令，不能擅自久留。感念诸位眷恋故土，现在留下我的二儿子，让文武贤才一同镇守这里。”临走之前，亲手拉着刘义真的手，交给王修，又叫王修拉着自己儿子王孝孙的手交给高祖。刘义真不久正式授官，加持节，又进督并、东秦二州，司州东安定、新平二郡诸军事，兼任东秦州刺史。当时陇右流民很多在关中，希望借着大军威势，回到故土。等到设立东秦州，父老知道朝廷不再打算经略陇右、稳固关中，全都叹息。佛佛虏寇盗接连前来侵扰。
沈田子杀死王镇恶之后，王修又诛杀沈田子。刘义真年纪轻，赏赐身边侍从没有节制，王修常常裁减他的赏赐，左右侍从都怨恨王修。于是向刘义真进谗言：“王镇恶想要谋反，所以沈田子杀他；现在王修杀掉沈田子，这是王修也要谋反。”刘义真就派侍从刘乞等人杀死王修。王修，字叔治，京兆灞城人。当初南渡见桓玄，桓玄了解他，说：“你在太平时代，是吏部郎的人才。”王修死后，人心离散惊骇，没有人统一调度。
高祖派将军朱龄石接替刘义真镇守关中，命令刘义真轻装快速返回。众将领争相搜刮财物，装载很多女子，车辆并排缓慢前行，敌军追兵马上就要赶到。建威将军傅弘之说：“主公吩咐快速赶路，就是怕敌军追击。现在携带这么多辎重，一天走不到十里；敌军骑兵追到，怎么抵挡？应当丢弃车辆，轻装赶路，才能够脱险。”众人不听。敌军追兵果然赶到，有数万骑兵。辅国将军蒯恩断后，抵挡不住；到青泥，后军大败，众将领和府功曹王赐全都被俘。刘义真在前面，得以和几百人分散逃走。天色已晚，敌军不再全力追击。刘义真和随从失散，独自躲在草丛里。中兵参军段宏单人骑马寻找，沿路呼喊，刘义真听出他的声音，出来见他，说：“你不是段中兵吗？我在这里。”段宏大喜，背着他逃走。刘义真对段宏说：“今天这件事，确实是失算。但是大丈夫不经历这种危难，怎么知道世事艰难。”
当初高祖听说青泥战败，没有得到刘义真确切消息，有逃回的人被询问，都说黑夜溃败，不知道生死。高祖大怒，定下日期再次北伐，谢晦劝谏，高祖不听。等到收到段宏的奏报，知道刘义真脱险，才作罢。
刘义真不久授都督司、雍、秦、并、凉五州诸军事、建威将军、司州刺史，持节照旧。任命段宏为刘义真谘议参军，不久升任宋台黄门郎，兼任太子右卫率。段宏是鲜卑人，曾经是慕容超的尚书左仆射、徐州刺史，高祖攻打广固的时候归降。太祖元嘉年间，官征虏将军、青冀二州刺史，死后追赠左将军。当时刘义真将要镇守洛阳，但是河南残破萧条，来不及修缮，改授扬州刺史，镇守石头城。
永初元年，封庐陵王，食邑三千户，移镇东城。高祖刚刚登基，刘义真神色不悦，侍读博士蔡茂之问缘由，刘义真说：“安不忘危，安逸怎么能够依靠。”第二年，升任司徒。高祖生病，授他使持节、侍中、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镇历阳。还没有到任，高祖驾崩。
刘义真聪慧，喜爱文辞义理，但是举止轻浮，没有德行根基。和陈郡谢灵运、琅邪颜延之、慧琳道人交往十分亲密，曾经说如果自己得志，就任用谢灵运、颜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徐羡之等人嫌恶刘义真和谢灵运、颜延之交好过密，于是派范晏委婉劝诫。刘义真说：“谢灵运空疏放诞，颜延之狭隘浅薄，魏文帝说这类人很少能守住名节自立。只是性情相投，心意相通，所以和他们交游而已。”将要前往镇所的时候，在东府前面列阵，正值国丧，刘义真乘坐的船素朴简陋，比不上母亲孙修仪的船。刘义真和谢灵运、颜延之、慧琳等人一同检阅队伍，接着在船上宴饮，命令侍从拆掉母亲船上的通道，移到自己船上，取用更好的船具。到历阳之后，多方索取物资；徐羡之等人常常加以限制，不能全部满足他。刘义真深深怨恨执政大臣，上表请求回京。少帝失德，徐羡之等人密谋废立，按次序接下来就轮到刘义真；他们认为刘义真轻浮急躁，不能承担社稷重任，又借着他和少帝不和，上奏废黜刘义真：
臣听说管叔、蔡叔不和，给周朝带来祸难；淮南王骄纵，给汉朝招来灾患，都是大义斩断私恩，私情服从国法。这两代的旧事，前车之鉴不远，仁厚的君主，施行起来毫不犹豫。所以不及时除掉共叔段，郑国几乎倾覆；纵容刘英，祸乱越来越深。不忘前世教训，是后世君王的借鉴。
查车骑将军刘义真，凶狠残忍的本性，从小就显露；在咸阳败乱之时，丑恶名声远播。先帝还因为他年纪尚幼，希望他能够改过自新，出于骨肉亲情，盼望他洗心革面。自从先帝生病，直到驾崩，百官惶恐不安，内外屏息。他却博弈饮酒，日夜不停，随口狂言，多有无礼举动。先帝留下谋划，思虑长远稳固，当面嘱咐陛下，又对我们下诏：如果他始终不改，一定要放逐罢黜；恳切严厉的训诫，文字还在。可是从那时到现在，过错一天比一天严重，甚至抛弃藩镇，一心想要回京，暗中怀有异图，觊觎非分的地位，聚集士卒，征召车马。先帝陵墓新土未干，遗训犹在眼前，他却背弃先帝遗旨，公然违背法度，整理船只，表明要回京的志向，随心所欲，遇事不再请示。圣心一再忍让，多加包容，多次派遣宦官反复开导劝诫。他却当着散骑侍郎邢安泰、广武将军茅仲思的面，肆意谩骂，诋毁君主、诽谤朝廷，这件事远近皆知，昭然在众人耳目。
臣听说野火不扑灭，蔓草难以铲除；小草不早砍，最后就要动用斧头。何况祸患深重，关系社稷安危。请求完全依照晋朝处置武陵王的旧例，让顾念亲情的心意，不辜负武庙；保全宽宥的恩德，施行在至亲身上。仰望此事，内心悲痛，写奏表之时悲泣哽咽。
于是废刘义真为庶人，流放到新安郡。前吉阳县令、堂邑人张约之上疏劝谏：
我听说仁义遍布天下，就像中原大地有菽粟；道义感化万物，不分贵贱。所以颍考叔在黄泉之下成全誓约，壶关为冤魂昭雪。那个时候，难道没有尊贵贤良的辅臣？有的是形势逼迫、心意难伸，有的是道义阻塞、谋略不能施行，谁不希望听到底层百姓的善言，接纳逆耳忠言呢！我虽然如同草芥，只是一介平民，年少不自量力，十分推崇舍身守义的风气，认为能在朝堂践行善道，胜过苟活到老。所以敢于冒犯禁令，不惧死罪，坦诚我的忠心。
高祖武皇帝天赋神武，顺应天命兴起，上匡王室，德行媲美虞舜；下平定九州，功勋堪比大夏。天人归心，拥有天下。虽然国运绵长，但是圣体早逝。陛下继承皇位，远近同心；藩王贤明，四方安宁，百姓期盼太平盛世。
我私下想到庐陵王从小蒙受先帝慈恩，长大之后得到陛下友爱。心中所想就直接说出，不加掩饰，所以会触犯臣子本分，招来骄纵的过失。但是他天资早慧，确实有出众的优点。应当包容教养，记住他的长处，宽恕他的过失，用道义教导，循序渐进引导。如今骤然加以贬辱，流放远郡，对上伤害陛下兄弟情深，对下让远近人心惶恐，士大夫闭口不言，人人只为自身打算。我想到大宋刚刚建立，虽然顺应符命，但是开国仓促，宗室根基还不深厚。应当广泛培植宗室藩王，以道义和睦相待，让兄弟之间的美事，可以和鲁、卫媲美；国运长久，如同周朝七百载，难道不好吗？
陛下年纪尚轻，思虑还不够周全，忽略安危长远大计，一时不忍心而做出处置。恳请陛下静心深思，多方征询意见。往上考察前代兴亡缘由，中间顾念武皇开创基业的艰难，向下体察百姓殷切盼望，酌情宽宥，让庐陵王返回京城。挑选年老有德的师傅，选拔俊才做友伴，疏导他的心性，启发他的才智。人处在困苦之中，大多能够自我勉励，何况庐陵王天资聪敏，容易教导。中等资质的人，不可能没有过错；可贵的是知错能改，希望给他自新机会。他是武皇爱子、陛下亲弟，怎么能因为一次过失，永久抛弃？我冒死上书，伏在地上禀报。只愿我的一点诚心，能够传到陛下耳中，就算回去受刑，到地下也没有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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