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如果亲自射猎，改换戎服，内外从官以及虎贲全都改换服装，和校猎仪制相同。鈒戟抽出鞘，作为武卫。黄麾内官，跟随进入围场。布置部曲，张开大围，旗鼓相望，衔枚前进。左右围场合拢，督甄令史骑马传令：“春天禽鸟怀孕，春搜不射孕兽；鸟兽的肉不能进祭器，不射；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能用来做礼器，不射。”围场合拢。大司马鸣鼓收紧围场，全军鼓噪鸣角，直到宣武场。大司马屯驻北旌门；左右甄帅屯驻左右旌门；殿中郎带领获车队伍驻扎在北旌门内右侧。皇帝从南旌门进入射猎。谒者用获车装载猎物，运回陈列在获旗北面。王公以下依次射猎，猎物送到获旗之下，交给收猎主事。猎事完毕，大司马鸣鼓解围，军队重新屯驻，殿中郎带领属官收取猎物，装满获车，供给厨膳。相关官吏在道路中央摆设酒肉，犒劳校猎将士。到傍晚，值班侍中酌情奏请戒严，从官换回朱服，鈒戟入鞘。第二严，先置官先行返回。第三严之后二刻，值班侍中奏：“外间齐备。”皇帝戴黑介帻、穿单衣。正次直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军校上殿夹侍。值班侍中跪奏：“回宫。”次直侍中传诏：“可以。”值班侍中伏身起身。皇帝登辇回宫，护卫仪仗一如往常。大司马鸣鼓解散队伍，各部依次归营。车驾快要抵达宫殿，司仪唱赞：“引导留守、先置、前队从官就位。”众人再拜。车驾到殿前掉头，值班侍中跪奏：“请陛下下辇。”次直侍中传诏：“可以。”值班侍中伏身起身。皇帝下辇入宫。值班、次直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军校护送到殿阶，一如常仪。值班侍中奏：“解除戒严。”内外百官上表问安如旧仪，完毕，散场。
志第五 礼二
古代天子巡狩的礼制，记载在典籍之中。到秦汉帝王巡幸，有的是为了应验望气的祥瑞，有的是为求神仙感应，劳民烦扰，大多不合古制。只有后汉帝王，还多保有古礼。魏文帝处在三分天下初创之时，四方战事不断，车驾频繁出行，几乎没有安宁的时候，都是顺应时局的举措，不是旧典。魏明帝一共三次东巡，所到之处慰问老人，体恤百姓疾苦，有时赏赐谷米布帛，有古巡狩的风范。齐王正始元年，巡行洛阳，赏赐老人、力田之人，各有等差。
晋武帝泰始四年，下诏给刺史、二千石长吏：“古代君王，每年按时巡狩四方山岳；其次由二伯述职；再不就派遣使者巡行，掸人传达民情。所以就算偏远低微之人，心意也不会被阻隔。下情可以上达，君恩可以远布。鳏寡孤独，都能得到安置。所以留下教化，美名流传。朕在位多年，如同临深渊，早晚警惕，彻夜难眠，坐等天明。挂念四方水旱灾异，为之忧痛。朕勤俭自持，希望诸事妥当。常常担心官吏私心，诚心不能彰显；万机繁杂，思虑有不周之处；政令刑罚有失，不能全部察知。百姓有过错，责任都在朕一人。因为年成艰难，没有时间占卜巡狩。百姓没有安定，用什么抚恤？现在派遣使持节侍中，副使给事黄门侍郎，奉命出使四方，走遍天下，亲自会见刺史、二千石长吏，宣达朕恳切的心意，访求政事得失利弊，视察治理情况，询问民间疾苦。《周典》记载：把百姓利害写成一册；礼俗、政事、教化刑禁顺逆写成一册；悖逆暴乱、作恶犯法写成一册；疫病、丧亡、灾荒、贫困写成一册；安乐和睦、平安无事写成一册。每一国区分异同，返回向君王复命，用来向天下宣告缘由。”这些旧有的典章、前代的训诫，如今全都遵照施行。你们再逐条上奏，使朕能够清楚地知晓远方的情况，就如同亲自巡行一样。各位大夫君子，各自竭尽你们的忠心，谨慎对待你们的职事，好的谋略、妥善的规划，恳切的谏言、深切的劝诫，都对使者尽情道出，不要有所隐瞒。朕正虚心等候。诸位努力自勉，来契合朕的心意。”
挚虞所撰新礼仪说：“曹魏没有帝王巡狩的旧例，新礼规定天子巡狩四方山岳，举行柴祭、望祭，祭告抵达，设立壝宫，如同诸侯朝见天子的礼制。导引的摈者、执持信物的仪节，全都依照朝会的仪制，但不树立旌旗。臣挚虞查考觐礼，诸侯朝见天子，各自树立自己的旗章，用来区分爵位、昭示威仪等级。《诗经》说：‘君子来到这里，就能看见他的旌旗。’应当修订新礼，依照古礼树立旌旗。”但是直到晋代终结，巡狩之礼始终废弃不行。
宋武帝永初元年，下诏派遣大使分头巡视四方，举荐善人、表彰贤才，询问百姓疾苦。 元嘉四年二月己卯，宋太祖向东巡行。丁卯日，抵达丹徒。己巳日，拜谒先祖陵园。三月甲戌，驾临丹徒离宫，登上京城向北眺望。乙亥，在丹徒行宫宴请父老、旧有功勋之人，按等级赏赐衣裳，免除丹徒县当年一半的租布；在押囚犯、正在服刑的五年徒刑以下犯人，全部赦免释放。当年登城参与三次战事的将士，以及先前大将军、贵泥关头战败阵亡者遗留的家属，年老多病、孤苦无依之人，还有各家战亡、难以自立的家庭，都酌情抚恤救助。 元嘉二十六年二月己亥，皇上向东巡狩。辛丑日，驾临京城。辛亥日，拜谒两座先帝陵墓。丁巳，会见旧京故老一万多人，轮番设宴慰劳，孤苦患病、劳苦贫困之家，全都得到抚恤赏赐，颁布赦令，免除徭役。 当时皇太子留守监国，主管部门上奏相关仪制文书格式。
某曹关报某事，内容如下。接到命令，仪制应当如此。现将笺书列于下方，谨此关报。 以上文书末尾，众官署名，一如常仪。
尚书仆射、尚书左右丞某某，死罪死罪。某事云云。共同商议认为应当如此，此事获准，遵照执行。某年月日。某曹上呈。 以上笺书格式，写在启事年月右侧，关报下级官署和尚书各官署。涉及选官事务的，依旧例不经过其他官署。
太常主管官员由寺署押署。某署令某某呈报：某事云云。请求依照所奏予以批复。核查无误，现准许所奏事项，准予施行。望清楚领会旨意，认真奉行，不得有缺漏。符文到达即执行。年月日。由尚书某曹发出。 以上是符书的格式。
某曹关报太常甲乙启奏文书，押署。某署令某某上言：某事云云。请求台省依照所奏批复。主管官吏核查相符，请准许所奏事项，另行下发符文督促奉行。谨此关报。 年月日。 以上关报文书，写在黄案年月右侧，关报下级的写在年月下方左侧，文末附带尚书众官署名。尚书名下本该写“奏”的，这里写作“关”，其余都和黄案格式一致。
某曹关报司徒长史王甲启奏文书，押署。某州刺史丙丁转发某郡县令长李乙文书，禀报某事云云。请求台省依照所奏批复。尚书某某商议，认为所论完全符合法令，批复准许所奏，请拟定令书如下。谨此关报。 以上关报下级官署和尚书署，和前面仪制相同。
司徒长史王甲启奏文书，押署。某州刺史丙丁转发某郡县令长李乙文书，禀报某事云云。州府核查认可，上报台省请求批复。 年月日。尚书令某某上呈。 建康宫如果没有尚书令，就称尚书仆射。
令书下发司徒：准许依照某人所奏办理。司徒传令下属遵照旧例执行，文书按千里驿传的规格递送。 某月朔日甲子。尚书令某某下发。无尚书令则称仆射。司徒接收文书后，转发至尚书某曹。 以上是外地上报事务、宫内定夺批复、下发令书的仪制。
某曹关报某事云云。命令如此，请拟定令书如下。谨此关报。 以上关报署名，和前面格式相同。
令司徒：某事云云。命令如此，下发所属官吏，遵照旧例奉行，文书按千里驿传规格递送。 某月某日，由某曹下发。 以上是令书从宫中向外下达的仪制。
令书正文：任命某某为某官，依照旧例。 以上令书板文，比照昭事板文。 年月日。侍御史某某接收。
尚书下发文书云云。奏准施行，一如旧例。 以上比照尚书敕令仪制，由某曹发出。
以上全部用白纸书写。凡是内外应当关报、上笺的事务，全部以此为标准。涉及东宫臣属的，依照对太子的臣礼。
拜授刺史、二千石官员的诫敕文，开头写“制诏”云云。某某动静情况，朕屡次听闻。 以上如果是诏书拜授，沿用旧文；若是令书拜授，就用“令”代替“制诏”，其余如常仪。 辞行关板文：“某官粪土臣某某即将赴任，稽首再拜辞行。” 制曰一类文书，删掉“粪土臣”以及稽首相关辞句。 某官某某再拜辞行。用“令日”代替“制曰”。属于东宫臣属的，依旧称臣。
皇太子夜里开启各宫门，用墨写令书，银字启传，作为凭信。
太史每年进献当年历书。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之前，照例诵读五时令。皇帝所穿礼服，分别对应五时的颜色。皇帝升坐御座，尚书令以下官员入席，尚书三公郎将时令文书放在录案上捧入，入席伏身读完，赏赐一杯酒。官府存有这项记载。傅咸说：“立秋那一天，白色车驾陈列在宫庭，白色旌旗摆放在玉阶之前。”可见当日旌旗、车驾都是白色。
晋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主管部门上奏诵读秋令。兼侍中、散骑侍郎荀弈，兼黄门侍郎、散骑侍郎曹宇驳议：“尚书三公曹上奏诵读秋令的仪注。自从战乱荒离以来，旧典残缺。臣等商议，光禄大夫华恒提议：武皇帝在夏秋盛暑之时，常常暂停不读时令，春冬两季不曾废止。先王按时诵读时令，是顺应天时、尊奉时序。正服是庄重的礼器，如今礼服多有缺失。加上眼下酷热难当，臣等认为可以依从华恒的提议，依照旧例暂停诵读秋令。”成帝下诏准许。 咸和六年三月，主管部门上奏：“本月十六日立夏。查五年六月三十日门下驳议，依照武皇旧例，夏季暂停读令。如今礼服渐渐完备，四时诵读时令，是敬顺天时、调和时序的大道。我们认为今年应当诵读夏令。”奏请获准。
宋文帝元嘉六年六月辛酉朔，驸马都尉、奉朝请徐道娱上表：“谨查晋代博士曹弘之的议论，立秋御殿读令时，皇帝应当戴浅黄色头巾，后来改用白色，相沿至今。臣学识浅陋，私下心存疑惑。臣查阅《礼记·月令》，记载王者四时礼服：驾苍龙、树赤旗、穿白衣、佩黑玉；季夏对应黄色，记载到此为止，并没有白冠配某履、某端的说法。况且头巾本不是上古礼服，是后世才出现的，附属于冠，不和衣裳相连。冠的形制不变，头巾又怎能随意改换颜色。臣认为头巾应当和冠颜色一致，不应当随季节变换色彩。土令时节将近，恭谨上报。如果所言可取，请交付外官详议。” 太学博士荀万秋议论：“查头巾不是上古冠冕礼服，礼经没有记载。蔡邕《独断》说：‘帻，是古时卑贱供役、不戴冠的人所穿戴。’又董仲舒《止雨书》说：‘执事之人都戴红色头巾。’可知本是不戴冠者的服饰。汉代元始年间开始使用，百官纷纷依从。所以司马彪《舆服志》说：‘尚书的头巾名叫纳言。到五郊迎气，头巾颜色各随其方，和章服相配。’自此代代相承，直到晋代。大宋立国，礼制沿袭旧制。这已是历代既定标准，应当照旧。” 主管部门上奏：“查徐道娱上表，认为土令临近，头巾不宜变色。荀万秋虽说头巾应当照旧，却没有说明原本没有土令的记载。现将旧典记载列于下方。《魏台杂访》说：‘历来只见诵读春夏秋冬四时令，到该服黄色的季夏，唯独不读令，不知缘由。’魏明帝景初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散骑常侍、领太史令高堂隆上奏说：‘黄色在五行之中对应中央土，四季末各十八日由土主事。土生于火，所以在火德主事的末尾服黄，其余三季不这样。时令只依从春夏秋冬，不按五行划分。所以服黄之时没有对应的时令文书。’” 后来太祖常常说起土令：三公郎每一次诵读时令，皇帝临轩，百官就位，很多人紧张失态，不合仪度。刘宋一朝，只有世祖时刘勰、太宗时谢纬担任三公郎，擅长这件事，君主和公卿全都注目称赞。刘勰记载在《宗室传》。谢纬，是谢综的弟弟。
旧传说后汉有个叫郭虞的人，有三个女儿。三月上旬辰日生下两个女儿，上巳日生下一个女儿，两天之内，三个女儿全都夭折。民间把这当成大凶之日，到这个月这一天，不敢在家停留，全都到东流的水边祭祀消灾，沐浴洁身，称为禊祠；分列流水，传递酒杯，于是形成曲水之俗。 史臣案：《周礼》记载女巫掌管按时祓除、香药沐浴，就如同如今三月上巳在水边的这类活动。衅浴，就是用香薰草药沐浴。《韩诗》说：“郑国风俗，三月上巳，到溱水、洧水岸边，招魂续魄，手持兰草，拂除不祥。”可见这个习俗由来已久，不是起源于郭虞的旧事，也不是近代才有的临水祓禊。 《月令》记载，暮春时节，天子开始乘船。蔡邕章句说：“阳气和暖，鲔鱼按时上市，将要取来献祭宗庙，所以趁此时乘船，在大河之上举行禊礼。《论语》说暮春在沂水洗浴。上至天子下至百姓，自古就有这个礼仪。如今三月上巳在水边祓除，大概就出自这里。”蔡邕的说法是对的。张衡《南都赋》记载在阳滨祓禊，也是此事。也有在秋季举行的，《汉书》记载八月在霸上祓禊。刘桢《鲁都赋》：“素秋十四，天河斜指，百姓都举行祓除，贵族子弟水上嬉游。”这又是七月十四日祓禊。 从魏以后，只用三月三日，不再拘泥巳日。魏明帝在天渊池南边修建流杯石沟，宴请群臣；晋海西公在钟山后面修建流杯曲水，延请百官，都是这件事。宫中宫人沿袭这个习俗直到后世。
汉文帝最先更改三年丧制。临终下诏：“天下官吏百姓，到灵前哭吊三日，就脱去丧服。不禁止嫁娶、祭祀、饮酒吃肉。负责丧事的人，不必赤脚。丧带宽度不超过三寸。前来哭吊的，早晚各哭十五声。穿大功服十五日，小功服十四日，细麻布服七日，然后除服。” 汉文帝己亥日驾崩，乙巳日下葬，中间一共七天。从此以后，天下遵从诏令，不再行三年之丧。 案《尸子》：大禹治水，制定丧法：哀痛伤身必须拄杖，守丧本该三年，但那样就耽误治水救民。所以死在山地的就葬在山地，死在水泽的就葬在水泽；桐木棺只有三寸厚，丧期定为三日。可见圣人遇到急难大事，一定会制定权宜之制。只是汉文帝时天下太平，四海安定，废弃古礼、推行薄丧，并不合适。 汉宣帝地节四年下诏：“如今百姓有的遭遇祖父母、父母丧事，却被官吏征发徭役，不能安葬，伤孝子之心。从今以后，凡有祖父母、父母丧事的，不再征发徭役，让他们能够收殓送葬，尽人子本分。” 到汉成帝时，丞相翟方进侍奉父母恭谨孝顺，母亲去世，安葬之后，三十六天就除服理事。他自认为身为汉丞相，不敢逾越国家典章。但是原涉为父亲守丧三年，名闻天下；河间惠王为母亲守丧三年，天子下诏褒扬，作为宗室表率；薛修为母亲服丧三年，他的哥哥薛宣却说：“人很少能做到。”兄弟二人做法不同，薛宣最终因此被世人讥讽。可见三年丧礼一直被看重。 汉平帝驾崩，王莽想要迷惑天下，标榜忠孝，命令六百石以上官吏全都服丧三年。等到王莽母亲去世，他只按天子吊诸侯的规格行礼，吊唁两次而已，却让儿子新都侯王宇服丧三年。元后驾崩，王莽自己行三年丧礼。这些行为都奸伪虚妄，天下人憎恶他。 汉安帝初年，很多长吏借丧事弃官避事。于是下令：除非父母丧事，不得离职。此后官吏又坚守官位，不实行三年丧服。后来又允许长吏以下官员告假服丧；议政的人提出刺史、二千石也应当同此制度，皇帝依从。 建元元年，尚书孟布上奏，应当恢复建武、永平旧例，禁止刺史、二千石告假服父母丧，皇帝又准许。 桓帝永兴二年，再次下令刺史、二千石行三年丧；永寿二年，又下令中常侍以下行三年丧；延熹元年，又全部废止。
后汉时期，每一位皇帝生病，都通知泰山、弘农、庐江、常山、颍川、南阳、河东、东郡、广陵太守，祭祀五岳四渎，派遣司徒分头前往郊庙社稷祈祷。
魏武帝临终遗令：“天下还没有安定，不能遵从古礼。百官到殿中哭吊的，哭十五声即可。下葬完毕，就脱去丧服。领兵戍守的将领，不得离开部队。” 魏武帝正月庚子驾崩，辛丑就入殓，当月丁卯下葬，葬后即行吉礼，不超过一个月。 诸葛亮接受刘备遗诏，刘备驾崩之后，群臣发丧，满三日除服，到下葬之时再按礼行礼；郡国太守、相、尉、县令长，三日就除服。可见魏、蜀的丧制，又和汉代不同。 孙权下令，在职官员遭遇三年丧，必须等到有人接替，才可以离职，但是很多人违犯。嘉禾六年，命群臣议定制度，胡综认为应当定下死刑条款；接替之人没有到任，不得告丧，擅自告丧的治罪。顾雍等人赞同胡综，孙权采纳。后来吴县县令孟仁听到丧讯就自行离职，陆逊陈述他平素品行，才减死罪一等，自此这类事绝迹。
晋宣帝驾崩，晋文帝、景帝都依从权制。晋文帝驾崩，国内服丧三日。晋武帝也遵从汉魏旧典，下葬之后除服，但是依旧穿深衣、戴素冠，撤去宴席、减膳吃素。太宰司马孚、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领中领军司马望、司空荀顗、车骑将军贾充、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陔、都护大将军郭建、侍中郭绥、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等人上奏： “臣听说礼典法度，繁简随时代变化，虞、夏、商、周各不相同，自有缘由。大晋承接汉魏，有沿袭也有变革，只求能够教化兴盛、治理安定，不必全都返归上古质朴。陛下已经依从汉魏减丧的权制，顺应时务；却亲身恪守大孝，哀痛过甚，素冠深衣，减膳撤席。即使是殷代武丁、布衣曾参闵子骞，也难以相比。如今荆蛮尚未平定，政务繁多，万机纷杂，劳费心神，哪里能够全然顺着私情，满足哀痛。加上时序变迁，光阴流逝，先帝陵寝越来越远，攀慕永绝。臣等认为陛下应当抑止私情，安定天下。已经敕令御府更换礼服，内廷改换坐席，太官恢复膳食，一切依照旧制。” 武帝下诏：“每每感念幽冥，却不能在草土之间服完丧期，这份悲痛常在，何况吃稻米、穿锦绣，实在刺心，不能释怀。我本出身儒生之家，世代传习礼义，怎么忍心一下子就改变对亡父的哀思。诸位劝我已经很多次，可以看看孔子回答宰我的话，不必反复纷扰。说到这里，悲痛难抑，奈何奈何！”
司马孚等人再次上奏：“拜读诏书，为之悲戚。我们体会孔子劝阻宰我的用意，明白陛下哀思无尽，情分深重。但是如今战事未息，武事不止，天下万机繁重。陛下以天子之尊，行布衣孝子之礼，粗服草席，饮水食蔬，内心满怀哀痛，形容憔悴，还要亲自处理万机，坐以待旦，虚心接待臣下，无暇进食，劳苦到这种地步。臣等惶恐不安，实在担心损耗精神，耽误大事。已经敕令主管官署恢复常礼，一切遵从旧典。恳请陛下体察我们的诚心，也宽慰皇太后。” 武帝又下诏：“再读奏议，更加悲痛，不能自持，奈何奈何！三年之丧，自古通行的大礼，本是圣人顺着本心抒发哀情，推己及人。先帝神灵日渐遥远，无处倾诉；就算勉强克制，吃美食、穿华服，朕实在承受不了。不必反复劝说，加重我的伤痛，言至心碎，奈何奈何！” 武帝最终依礼守满三年。后来太后去世，也这样守丧。
泰始二年八月，诏书说：“这月初，是先帝离世的日子，转眼已满周年。我孤苦无依，何时才能尽人子之情。思念哀痛煎熬，想要前往陵寝拜谒，宣泄哀愤。主管部门准备出行事宜。” 太宰司马孚、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陔等人上奏：“陛下至孝，哀思无穷。虽然已经除去衰麻，却哀毁过礼，粗食布衣，有损元气。如今虽是秋季，暑气未消，拜谒山陵，悲恸伤身，臣下惶恐。商议认为应当以社稷为重，克制圣情，安抚天下。” 武帝下诏：“孤苦之间，转瞬周年，痛慕摧心，永无再见之日。想要拜谒陵寝，抒发哀痛。朕身体尚可，天气转凉，一定要前往，不能依从你们的奏请。主管官吏即刻准备。” 又下诏：“从前先帝驾崩三十日，便入棺安葬，随即除去衰麻，悲痛怎能言说！只是汉文帝不让天下全部服丧，也是先帝谦抑的本意，所以我自我克制，不勉强群臣。心中有三年哀思，身上却无丧服，去拜谒陵寝，于心何忍，我要穿着衰绖前往。”
司马孚等人再次上奏：“臣听说上古丧期没有定数，后世才渐渐定下年月。汉文帝顺应时势，制定短丧，传于后世。陛下身负社稷宗庙重任，为天下万民，已经依从权制除去衰麻，群臣都穿吉服。如今拜谒陵寝抒发哀思，如果再穿上衰绖，近臣本是期服，进退失据，不敢遵从诏令。” 武帝下诏：“我也知道不在于麻布丧服。只是人子的情思，想要丧服在身，贴合本心。群臣自可照旧制。一年期服的安排，不是先帝本意。”
司马孚又上奏：“圣人制礼，必定顺应时宜。五帝乐制不同，三王礼制有异，这就是古今不同、文质交替的缘由。陛下顺应时势，已经克制本心依从权制，除去衰麻，行心丧之礼。如今再穿上丧服，于礼无据。君主穿丧服而臣下不穿，就算感念先帝厚恩，臣下也不能心安。反复商议，恳请依从前议。” 武帝下诏：“我只是担心哀情不能尽到，哪里在乎衣服！诸位恳切再三，我也不强行违背。”
泰始四年，皇太后驾崩。主管部门上奏：“前代旧例，倚庐里面铺设白缣帐褥、素床，用布巾包裹干草。轺辇、板舆、细犊车都衬缣里。”武帝不准，只允许车驾用粗布覆盖。其余居丧制度，全部依照礼文。 主管部门又上奏：“大行皇太后定于四月二十五日安葬。旧例，虞祭之时穿衰服，虞祭之后除服。内外官吏，早晚到灵位哭吊。陛下除服完毕，众人各自返回居所除去衰服。” 武帝下诏：“三年之丧，天下通行的大礼。承受终身养育之恩，却不能守丧数年，下葬之后立刻行吉礼，我于心不忍。” 主管部门又上奏：“世道有平有险，礼制有兴有废，时势不同，情有可原，不是轻视礼。如今战事未息，国事繁重，需要陛下决断，办好各项政务。从前周康王刚出倚庐，就戴冕临朝。往下到汉魏，下葬之后就除服，谅暗不言的古礼，很久之前就废弃了。恳请陛下放下高宗不言的古制，顺应当下时宜。我们坚决请求。” 武帝下诏：“看奏文，更加悲痛。三年之丧，用来穷尽哀情、遵行礼义。下葬随即除服，我不能接受。我只想抒发哀怀，言至断肠，奈何奈何！” 主管部门坚持请求。武帝下诏：“不必担心我哀毁伤身。我也知道衣服是末事。只是如今一心想守草土之丧，却常常被吉礼打断，这才是重伤我心，不是体恤我。历代礼制文质不同，我为什么要被近代制度限制，让通行的丧礼残缺！” 群臣再三恳请，武帝流泪许久，才答应。
晋文帝崇阳陵提前一天开启，派遣侍臣守候梓宫，又派遣将军、校尉、当直尉、中监各一人，带领殿中将军以及先帝生前左右侍从，到陵地宿卫。文明皇后驾崩、武元杨皇后驾崩，天下将吏发哀三日而止。
泰始元年，下诏：二千石以下将吏遭遇三年丧，准许回家终丧；平民免除徭役。 太康七年，大鸿胪郑默母亲去世，安葬之后，按旧例应当复职，他坚决推辞不肯就职。于是定下制度：大臣可以守满三年丧。但是元康年间，陈准、傅咸这类人，依旧被朝廷强起，不能终丧。自此以后，这种情况常常被当成先例。 晋文帝驾崩的时候，羊祜对傅玄说：“三年之丧，从天子到百姓都该遵行；汉文帝废除它，损害礼义。当今主上有曾参、闵子骞一般的孝心，真心行丧礼。丧礼如果能够实行，为什么还要除服。如果借此恢复先王旧礼，不是很好吗？” 傅玄说：“汉文帝因为末世风俗浅薄，不能再行国君三年丧，所以废除。数百年的制度，一下子复古，恐怕难以推行。” 羊祜说：“姑且让主上能够服完丧，也是好事。” 傅玄说：“如果君主不除服，臣下却除服，那就只有父子之礼，没有君臣之礼，三纲就亏损了。” 习凿齿评论说：傅玄知道没有君臣之礼会损伤教化，却不知道父子之礼更加重要，难道不是见识蔽塞吗？汉代废除了国君的丧礼，却没有废除子女为父母的丧服，所以天下百姓都能对亲人尽哀。三纲之中，两种丧服常在私门，唯独帝王自行废弃，这怎么能叫以孝治天下？《诗经》说“谋划不够长远”，说的就是傅玄这类人。
泰始十年，武元杨皇后驾崩。博士张靖提议：“太子应当依从汉文帝的权制，克制私情，除去丧服。”博士陈逵提议：“太子应当服重丧。”尚书仆射卢钦、尚书魏舒、杜预上奏：“谅暗的制度自古就有。殷高宗没有明文丧服记载，只说不言政事。汉文帝限定三十六日，魏代以虞祭为限。太子和国本一体，理当除服。”博士段畅承接杜预的意思，引礼传佐证他的说法。卒哭礼之后，太子以及三夫人以下，都随皇帝除服。 自从汉文帝采用权宜丧礼，不再有硬性禁令，历代沿用。晋孝武帝驾崩，太傅录尚书、会稽王道子议定：山陵安葬之后，可以婚嫁，只是禁止作乐，为期一年。宋高祖驾崩，安葬完毕，官吏百姓乃至宫中，都允许奏乐，只有殿内禁乐。
宋武帝永初元年，黄门侍郎王准之提议：“郑玄丧制，二十七个月丧期结束，学者大多认为合乎礼。晋初采用王肃的说法，大祥、禫祭放在同一个月，定为制度。江东以来，只有晋朝施行；士大夫很多依旧遵从郑玄之说。应当让朝廷民间统一制度。”下诏准许。
晋惠帝永康元年，愍怀太子去世，惠帝依照礼服长子三年，群臣服齐衰一年。 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驾崩，李太后行三年丧。 宋武帝永初三年，武帝驾崩，萧太后行三年丧。
晋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孙尚去世。主管部门上奏：“皇上应当服齐衰一年。”下诏群臣商议。散骑常侍谢衡认为：诸侯的太子，是否已经与君盟誓，尊卑名分不同。《丧服》说为嫡长子按殇礼，指尚未盟誓；已经盟誓，就不算殇。 中书令卞粹说：“太子降生，本就尊贵，不需要等待盟誓。如果依从谢衡，已经盟誓就不算殇，那么行冠礼的嫡子，就要斩衰三年；没有盟誓就算殇，就算十九岁，也只服大功九月。盟誓与否差别很小，斩衰和大功轻重悬殊。礼注说诸侯不为嫡殇降等，是怕没有丧服，所以用大功作为嫡长子的丧服。既然大功是嫡殇之服，就算盟誓，也没有服三年的道理，很清楚。男子能够安定社稷，女子能够行妇道，到能够自立的年纪，才算不是殇，不是指孩童。被当作殇的后人，尊奉如同父亲，丧服也不加重，只用殇服。何况天子至尊，为本无丧服的殇者行成人丧礼？凡是应当看重的殇亡，士大夫尚且不加重服，却让天子单独服重丧，前所未闻。”博士蔡克赞同卞粹。 秘书监挚虞议论：“太子初生，就以成人之礼对待，就排除殇的说法。太孙也是国之重体，名分已定，丧服按成人，不是看年龄。天子没有为殇服丧的仪制，所以不设一年之服。”于是御史以上官员都服齐衰。
晋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年忌日。主管部门上奏：“皇上满一年应当改服吉服。”下诏：“君亲之丧，是礼教最重要的。权制只是近代才有的。”于是依旧素服，不依从汉魏旧制。 晋孝武帝太元九年，崇德太后褚氏驾崩。太后是皇帝的堂嫂，有人疑惑丧服。太学博士徐藻议论：“侍奉父亲、侍奉君主，恭敬之心相同。礼传说，丈夫属于父辈，妻子就按母辈看待。丈夫属于君道，妻子也就是后道。服太后之丧，比照母亲的规格。鲁国讥讽逆祀，就是为了尊崇尊长。如今皇上祭祀康帝、穆帝、哀帝、靖后，恭敬如同本生父母，怎么能以君礼敬奉，却废弃丧服？应当服齐衰一年。”皇帝依从，服一年齐衰。
晋安帝隆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驾崩。尚书祠部郎徐广议论：“太皇太后名分端正，地位等同至尊，礼制备足，情礼兼顾。《春秋》之义，母以子贵。既然称为夫人，丧服依从正礼。成风获得夫人名号，鲁昭公为她服三年丧。儿子对于父亲的生母，尊义深重。而且礼中祖不压孙，应当服重不降低。如果嫌没有明文记载，就该从重。应当比照为祖母之后，服齐衰一年。永安皇后无丧服，只哭吊一次。百官也服一年。”下诏准许。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壬子，元皇后驾崩。兼司徒、给事中刘温持节监护丧事。神虎门设置凶门柏历，直到西上皞。皇太子在东宫崇正殿、永福省都搭建倚庐。还没有府第的皇子，在西廊搭建倚庐。 元嘉十七年，元皇后驾崩，皇太子行心丧三年。心丧的祥禫，礼经没有明文，世间有的行禫祭，有的不行。太子心丧结束之后，下诏广泛商议。主管部门上奏：“丧礼设置禫祭，是因为祥祭之后渐变，不能立刻除服吉礼，中间穿缟素。心丧已经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祥祭，祥禫变除，礼毕之后剩下一年，不该再有禫祭。定为永久制度。”下诏准许。
孝武帝孝建三年三月，主管部门上奏：“已故散骑常侍、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义阳王师王偃去世。皇上服缌麻三个月，成服之后随即公除。三个月期满，不知道要不要除服。皇后依照朝制行心丧，三十日之后公除。到下葬祖奠之日，哭吊该穿什么衣服？另外旧例，皇后心丧期满除服那天，要换回公除之前的丧服，再正式除服。不知道如今皇后心丧结束，是照旧换回旧丧服，还是直接脱去素服就可以？命礼官议定。” 太学博士王膺之议论：“尊卑制度不同，丧服有等级。五服名目一样，但是尊亲压降不同。礼，天子只对旁亲降等；外舅本是缌麻，本来在服制之内，只是衰麻不能上朝宴飨，所以才有公除。虽然脱去衰服、穿戴冕服，缌麻的名分还在。臣认为皇上三个月服满，应当除服。” 又议：“吉凶服饰不同，和情礼相称。皇后三十日的期限已过，大功之服已经除去。哀痛最重，莫过于亲临灵柩，当面吊丧，不能无服。查周礼，为兄弟已经除服，到下葬的时候，还要再穿上丧服。轻丧虽然除服，下葬仍穿齐衰。从轻推重，道理自明。臣认为王右光禄祖奠下葬那天，皇后应当再穿齐衰。” 又议：“丧礼随时间推移，丧服渐轻，哀情随日衰减，服制随之更改。权礼施行之后，丧服已经变化，哪里能到除服那天，再重新穿上重服？查晋泰始三年，武帝在一年除服的月份，想要穿重服拜陵，屡次下诏，想要抒发哀思，当时朝臣坚持反对，最终没有成行。臣认为皇后除心丧之日，不该再穿重服，直接脱去素服即可。”
太常丞朱膺之议论：“所谓公除，不是完全除丧。如今朝臣私家丧服，也有公除，依旧守原本的丧制。王膺之说晋武帝拜陵没能复服，那只是权制，已经除去衰麻，不能再穿，和公除不是一回事。臣认为皇后心丧结束那天，应当依照旧例换回公除之前的丧服，抒发巨大伤痛。其余赞同王膺之。” 国子助教苏玮生议论：“三日成服随即除服，皇后三十日公除，礼经没有记载。如果都叫公除，可以大致参照。公除本是朝廷公务夺情。下葬、祥祭，都应当复服。没有先前服丧，之后不用除服的道理。就算是齐斩重丧，也有为功缌轻丧除服的先例。公除只是暂时夺情，怎能就此完全吉礼？臣认为皇上三个月期满，依礼除服；皇后临祖奠、周年祥祭，都应当复齐衰。”
尚书令、中军将军、建平王刘宏议论：“皇上缌麻期满，只行哭吊，不必再专门除服。其余赞同朱膺之。” 前祠部郎中周景远议论：“权变之礼，五服全部更改，缌麻轻服，不能单独例外。皇上已经公除，三个月期满，不再有除服的仪式。其余赞同朱膺之。” 反复研讨，认定刘宏的议论妥当。下诏准许。
大明二年正月，主管部门上奏：“已故右光禄大夫王偃去世，按制度皇后服一年，心丧三年，到下二月晦日满两周年。查元嘉十九年旧事，武康公主出嫁，二十五个月心丧结束，依礼吉服。从前国丧两周年，孝建二年二月末，各位公主心丧期满，应当吉服，当时还心丧禫祭、穿素衣，二十七个月才除服，两件事例不一样。” 领仪曹郎朱膺之议论：“详查礼文，心丧本没有禫祭。本朝已经考定，定为制度。元嘉末年祸难深重，圣上孝心至厚，丧礼哀痛过常，所以出嫁公主和未嫁一样，是顺着私情变通，不是更改旧章。如今皇后二月晦日，应当依从元嘉十九年制度，脱去素服行吉礼。”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皇太子妃祖父、右光禄大夫殷和去世，变除的礼仪，比照皇后。
晋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陈氏去世，她是皇太子生母。主管部门商议，母以子贵，追赠淑媛为夫人，设置家令主持丧事。太子前卫率徐邈议论：“《丧服传》说，和尊者一体，就不为私亲服丧。君父不服的，儿子也不敢服。所以王公妾子为生母，练冠麻衣，下葬之后就除服，不算正式五服丧服。”朝廷依从。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闰月，皇太子妃薨逝。用樟木做棺，称为樟宫；用龙輴运载；在龙山修建陵墓，派大匠卿清理墓地，司空祭告后土，墓葬称为山茔；祔葬于文元皇后庙的侧室，在正堂后壁之外，面朝北。皇上服大功九月，在太极殿、东宫殿堂设灵位。中监、黄门侍郎、仆射随行从服。从服的意思：皇上穿衰服的时候他们才跟着穿，其余时候不穿。宫臣服齐衰三月，在宫中值守的准予休假守丧。
大明五年闰月，主管部门上奏：“依礼皇太后为太子妃服小功五月，皇后服大功九月。”右丞徐爰参议：“宫人从服：如果皇上、皇后哭吊、该穿衰服之日，从服者全都穿衰服；其余日子如常。太子在一年丧期之内，被召见时，换回公服。皇上不在哭吊之日驾临东宫，太子见驾也穿公服。宫臣拜见皇上，都穿朱衣。”
大明五年闰月，主管部门上奏：“皇太子妃薨，皇上、皇后都服大功九月，皇太后小功五月，不清楚皇上、皇后什么时候可以用鼓吹乐？”博士司马兴之议论：“《礼》说，齐衰、大功之丧，三个月之内不处理政务。如今临轩拜官是人君大典，古今情势不同，期限不一样。臣认为太子妃祔庙之后，就可以临轩奏乐、用鼓吹。” 右丞徐爰议论：“太子妃还没有下葬，临轩拜官，旧例并不禁止。灵柩还在殡，钟悬陈列而不奏乐。祔庙之后三位尊长用乐，请学官拟定礼仪上报。” 司马兴之又议：“礼，大功丧期，撤去琴瑟，本不该自行奏乐。但是帝王身份尊贵，和普通人不同。汉文帝下葬之后，全部恢复吉礼，只是悬乐不奏，以此表达哀痛。比照轻重等级，大功旁亲之丧，不必整个丧期撤乐。金石宴飨、箫管仪仗，是人君盛典，朝堂之上不能长久废止。而且礼经没有天子为嫡妇服丧的记载，只是后世推尊嫡子的义理。既然已经成服举哀，等到下葬悬乐不奏，已经足够尊崇嫡媳，申明礼义。” 徐爰参议：太子一年丧期之内，不得奏乐、使用鼓吹。
明帝泰始年间，陈贵妃父亲陈金宝去世，贵妃服丧三十日，期满公除。 晋穆帝的时候，东海国上报：哀王去世一年多，嗣王才继位，不再追服丧，群臣已经吉服，国妃也应当一同除服。穆帝下诏：“朝廷采用权制，是因为王事夺情，不是更改礼义。妇人承担传继宗祧的重任，如果依从权制，大义依托在哪里？”于是国妃守满三年丧。 孙盛评论：废除三年丧礼，开启轻薄之风，是汉魏很大的过失。如果男子可以被王事夺情，妇人却可以服满本丧，那么吉凶礼服混杂在宫室，彩服素服内外不一，情理都违背，哀乐失当。藩国事务清闲，应当遵从圣典，没有疑问。
宋文帝元嘉四年八月，太傅长沙景王神主，随儿子南兖州刺史刘义欣迁往广陵，备加殊礼上船。到镇所之后，迁入行庙。大司马临川烈武王神主，随儿子荆州刺史刘义庆迁往江陵，也是一样。
元嘉二十三年七月，白衣领御史中丞何承天上奏：
尚书来文：海盐公主生母蒋美人去世。海盐公主先前已经离婚，现在应当成服，拟定仪注商议，下发二学礼官博士讨论公主丧服轻重。太学博士顾雅提议：如今都采用士礼，应当服齐衰、削杖、布带、疏履，服一年，礼毕之后行心丧三年。博士周野王又说：如今诸王公主都用士礼。谯王、衡阳王为生母太妃都服重丧，公主情理上，在家中服一年合适。博士庾邃之、颜测、殷明、王渊之四人赞同顾雅；何惔、王罗云二人赞同周野王。
对照台省案卷。如今诸王虽然行士礼，只是针对旁亲、自己以下亲属。若是被至尊尊亲压降，依旧依从古礼。永初三年九月，符修仪去世，广德三位公主因为被至尊压降，只服大功。海盐公主是天子之女，受至尊压降，怎能随意服重丧？台省依据经传正文，引用旧例，依礼纠责。博士顾雅、周野王等人拒不服从，还说：“大宋开国以来，皇子藩王都没有压降，同于士礼，已成旧例。缌麻大功，对远亲都不废除，唯独对生母减等，是看重轻的、夺去重的；夺去重丧，哪里叫顺乎人情？”
台省查阅本朝承继晋代，所有制度都稽考礼文，参考晋代旧例。太元年间，晋恭帝当时还是皇子，为生母陈氏服丧，练冠浅红镶边，这是前代依礼施行的旧例。广德三公主为生母符修仪服大功，就是被至尊压降。元嘉十三年，第七皇子不为曹婕妤服重，只穿麻衣，也是被至尊压降。博士既不依据古礼，也不参考本朝成例，违背现成事例，空言辩解。还扯五帝、三王时代，长子不用斩衰、不用禫杖，都是古礼，当今不必遵守。博士引这些条文，不能弥补错谬。又诘问台省：藩王能够尽私情，这条义理出自哪部经传？ 臣查南谯、衡阳太妃，都受朝廷册命，是藩国小君，所以二王可以服重，不能拿来和美人相比。藩王得以服重，是朝廷准许；皇子公主不能服重，是因为尊亲压降。台省再次责问，限定十日之内答复，他们迟迟不回应。被催促两三天，才上交服帖的文书。虽然理屈词穷，仍然以守义自耻不肯认错。 臣听说丧纪有定规，是礼的大经；丧服降等，是家国旧典。古代诸侯庶子，尚且被尊亲压降；何况王室，想要和庶民一样？这个谬误十分明显。太常主管寺署，不曾仔细核查，附和错误，同样有罪。应当裁正，弘扬国典。
谨查太学博士顾雅、国子助教周野王、博士王罗云、颜测、殷明、何惔、王渊之、前博士、员外散骑侍郎庾邃之等人，蒙受提拔，备位礼官，不谨守旧文，不参考旧例，上背经典，下违成例，随意妄造礼章。太常敬叔身为宗伯，掌管礼事，上报双方争议，不加审核，混同过错，也应当追责。请就此案免去现任官职，解除周野王国子助教。顾雅、周野王最先提议乖错，中途固执错误，虽然没有超过十日期限，一事之中兼有三错；王罗云附和坚持错误，三人禁锢五年。
下诏：敬叔以白衣领职。其余依从奏请。 元嘉二十九年，南平王刘铄生母吴淑仪薨逝。依礼无正式丧服，麻衣练冠，下葬之后除去。主管部门上奏：“古礼和尊者一体，不能为私亲服丧。但是近代诸侯都用士礼，五服之内全都成服，对生母反而不能尽哀。”自此皇子都准许为生母服丧。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己巳，主管部门上奏：“已故第十六皇弟刘休倩夭折，年纪在殇的范围，追赠谥为东平冲王。丧服没有定准，下发礼官详议。”太学博士陆澄议论：“礼，能够行成人之道，就不算殇。如今已经追封国土，赐爵授官，圭玉礼服齐备，没有比这更完备的成人礼。典籍明文，殇的名号就该除去。典籍垂范，行冠礼之后，就脱离孩童丧制，全用成人之礼。怎么能颁授爵位，却用殇礼？” 主管部门认为陆澄的议论没有明确先例，退回命他重新上奏。陆澄再议：“追赠的本意，就是追加名号器秩。追赠为公，就是公；追赠为卿，就是卿。追赠为王，难道不是王吗？有的人在世受封，有的人死后赐爵，都受天子诏命，吉凶礼制一样；礼器齐备，怎能因为生死不同而区别？如今玺策完备，是成人之礼；百官临丧，不是下殇的规格。如果丧事用成人礼，亲人却按殇服，后学疑惑，无法分辨。恳请详定。” 左丞羊希参议：“陆澄的议论没有明确先例，不能作为依据。《礼》说，子不殇父，臣不殇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能因为年幼而降等。又说‘尊同，则服其亲之服’。推这条意思，旁亲照例服殇服，只有臣子对君父不按殇。”下诏准许。
孝建元年六月，湘东国文书上报：国太妃于去年闰六月二十八日薨。不清楚周年忌日定在六月，还是七月？命礼官议定。博士丘迈之议：“吴商的说法：闰月去世，以本属正月为忌日。正闰之争各有说法，吴商之说妥当，应当以今年六月为忌。” 左仆射建平王刘宏说：“丘迈之的说法不可依从。查晋代以及本朝旧例，闰月去世，以闰之后的月份行祥祭。应当以七月为祥忌。” 大明元年二月，主管部门又上奏：“太常鄱阳哀王去年闰三月十八日薨。该在哪一个月月末祥祭除服？下发礼官议定。”博士傅休议：“查三礼，丧遇闰月：按月数算的计入闰月，按年数算的不计闰月，因为闰在一年之内。鄱阳哀王去年闰三月薨，时序节候，归属四月，应当在今年四月末祥祭。晋元帝、晋明帝都在闰二月驾崩，以闰后月祥祭，前代成例，可以比照。”
太常丞庾蔚之议：“礼，正月存念亲人，所以有忌日感伤。四季变迁，哀情渐淡，所以两次祥祭依次减等。祥忌都以同月为准；闰月去世，第二年没有对应的闰月，不能因为没有这个月就不设祥忌，所以用闰所依附的正月。闰附属于正月，《公羊传》说得明白，班固把闰九月叫后九月，月名不变，天时一样。如果用闰之后的月份，春夏颠倒，节候错乱。假设有人闰腊月去世，取闰后月为忌，忌日就到后年正月，祥祭跨三年，失去周年本意；冬天去世，春天设忌，违背感念本心。好比年末三十日去世，下一年小月，难道因为去年二十九日亲人还在，就把忌日放到后年正月？显然不行。闰月去世的道理由此可知。” 众人全都赞同庾蔚之，在三月末祥祭。
大明五年七月，主管部门上奏：“已故永阳县开国侯刘叔子夭折，年仅四岁，旁亲丧服有疑问。”太学博士虞龢、领军长史周景远、司马朱膺之、前太常丞庾蔚之等人都认为：应当服成人丧服。东平冲王用殇服，是因为只是追赠，和生前已经受封不同。博士司马兴之议：应当同东平冲王，用殇服。 左丞荀万秋等参议：“南面封国、继承家业，就算年幼，有君的名分，不能按殇。所以说‘臣不殇君，子不殇父’。由此推知，旁亲依旧按殇礼。东平冲王已有先例。如果已经在朝为官，就是成人，所以鄱阳哀王追赠太常，亲戚不降丧服。臣认为下殇以上，身在封爵，同成人；属于无服殇的，以是否授官为界限。永阳国臣，服全丧；旁亲依从殇礼。” 下诏：周景远的议论妥当。 后废帝元徽二年七月，主管部门上奏：第七皇弟的养母郑修容去世，丧服不明，下礼官议定。太学博士周山文议：“庶母抚育自己，服小功五月。郑玄说：虽奉命抚养，没有正式定为母子，也服庶母慈己之服。臣认为第七皇弟应当服小功。”参议一致赞同。
汉魏废除天子为亲服三年丧的制度，但是魏代也有为旧君服三年丧的人。晋泰始四年，尚书何桢上奏：从前被举荐的属吏，无论后来去哪里任职，都应当返回为旧君服齐衰三月。诏书下发，无论后来身份贵贱，全都依从古礼。
魏武帝正月驾崩，魏文帝当年七月就安排伎乐百戏，可见魏不因国丧废除乐舞。晋武帝以后，国有大丧未除，元正朝会就撤乐。太安元年，太子丧未除，元会废乐。穆帝永和年间，因为中原先帝陵寝没有收复，连年元会都废乐。当时太后临朝，太后父亲褚裒去世，元会又废乐。晋孝武帝太元六年，为皇后王氏丧，也废乐。刘宋大丧则废乐。
汉献帝建安末年，魏武帝作终令：“古人安葬，一定选贫瘠之地，规划西原作为寿陵。依托高地为基，不堆坟、不种树。《周礼》冢人掌管公墓，诸侯葬在靠前左右，卿大夫靠后。汉制也叫陪陵。有功公卿、大将，可以陪葬寿陵，扩大陵域，足以容纳。” 魏武帝预备四季衣服四箱，标注清楚，春秋冬夏，一旦离世，随时入殓；金珥珠玉、铜铁器物，一概不随葬。魏文帝遵奉，不加一物。受禅之后，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打开墓道，就造石室，把金玺藏在墓道入口，表示陵中没有金银宝物。汉礼明器很多，从此全部减省。
魏文帝黄初三年，又自作终制：“礼，国君即位就备棺，活着不忘死。寿陵依托山体，不封不树，不建寝殿、不筑园邑、不修神道。葬，就是藏，让人看不见。礼不在墓前祭祀，不想让生死互相亵渎。皇后、贵人以下，不随王去封国的，死后都葬在涧西，先前已经标注地点。”这份诏书藏在宗庙，副本存尚书、秘书三府，魏明帝也遵奉。明帝虽然喜好奢华，却没有立刻营建陵墓。 晋宣帝预先在首阳山造土葬墓穴，不坟不树，留下顾命终制，入殓穿当时的常服，不设明器。晋文帝、景帝都严格遵从，不加增添。景帝驾崩，丧事制度，也依从宣帝旧例。
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去世，将要合葬，开启崇阳陵。朝廷派太尉司马望主持祭祀，把皇帝的密玺绶送到便房的神座之上。魏代使用金玺，从这件事来看，也算是节俭了。
泰始二年，晋武帝下诏说：“从前舜安葬在苍梧，农夫不改变耕作的田亩；大禹安葬在会稽，市集不停止营业。上要遵从先祖简约的遗志，原先打算迁移陵墓十里之内居民的计划，全部停止。”东晋元帝、明帝崇尚节俭，加上各项制度刚刚草创，修建陵寝、办理丧事，一切从简而礼数完备。
成帝咸康七年，杜皇后去世。成帝下诏：外朝官员每五天入宫哭临一次，内廷官员只在早晨入宫哭临一次而已。下葬之后，虞祭礼完成就停止哭临。有关部门上奏：“大行皇后陵墓要设置凶门柏历，门名为显阳端门。”成帝下诏说：“门就按原有形制，凶门柏历耗费巨大，取消这项安排。”查考蔡谟的说法：用两只瓦器盛放祭奠死者的祭品，拴在木表之上，用苇席放在庭院靠南的位置，这个东西叫作重。后世所说的凶门，就是它的仿造形制。《礼经》记载，虞祭之后才设立神主。如今还没有下葬，没有神主，所以用“重”来代替神主。礼书中称这是替代神主的方式，就是这个道理。范坚又说：“凶门不是古礼，古代有悬重，外形和凶门相似。后人把它移到门外用来标识丧事，民间就沿袭成俗。薄帐，也就是古代吊丧帷幕一类的器物。”当时朝廷又下诏：“深埋地下的墓室之中，哪里适合装饰这些无用之物。陵墓里面只打扫干净就够了。”有关部门又上奏，依照旧例挑选公卿以下六品官员子弟六十人担任挽郎，成帝又下诏取消。
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王皇后去世。孝武帝下诏说：“丧事只求俭省、迅速办理。”又下诏：远近各地不得派遣山陵使前来。有司上奏挑选挽郎二十四人，孝武帝下诏停办。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去世，文帝下诏也停止挑选挽郎。汉代制度，五次祭祀完毕之后就上陵拜谒，每年都作为常例；曹魏则没有固定的礼仪。齐王曹芳在位九年，才拜谒高平陵一次，随即发生曹爽被杀之事，此后这项礼仪就废止，整个曹魏一朝都不再举行。
晋宣帝司马懿留下遗诏：宗室子弟、文武百官，一律不许拜谒陵墓。于是景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遵从遗命。到武帝司马炎，还两次拜谒崇阳陵、一次拜谒峻平陵，但是不敢拜谒高原陵。到惠帝司马衷，拜陵之事再次停止。等到东晋初年，元帝驾崩之后，公卿大臣才开始有拜陵、辞陵的举动，这只是因为君臣情同挚友，随性而为，并不是洛阳西晋时期的旧制。成帝在位时，皇后也年年拜陵，议政大臣认为不合礼制，于是停止，定为永久制度。到穆帝时，褚太后临朝听政，又恢复拜陵，是因为穆帝年幼。孝武帝驾崩之后，骠骑将军司马道子下令：“如今虽然依照权宜之制脱去丧服，但每逢初一、十五以及各个节日，仍然应当到陵前抒发哀思，以一周年为限。”于是到陵墓更换单衣夹衣，礼数繁杂没有定准，违背礼制本意。安帝元兴元年，尚书左仆射桓谦上奏：“百官拜谒陵墓，起于东晋中兴之后，并不是晋朝原有典章。长期沿袭成为惯例，变成近代的成法。查考武皇帝的诏书，连君主、诸王都不许拜陵，哪里只限于百官。应当遵从旧诏执行。”朝廷采纳施行。到义熙初年，又恢复东晋拜陵的旧俗。
宋明帝又禁止群臣初次拜谒陵墓，但是辞别陵墓的礼仪照旧。从元嘉年间以来，每年正月，皇帝车驾必定拜谒初宁陵，恢复汉代的旧制。宋世祖孝武帝、宋太宗明帝，也每年拜谒初宁陵、长宁陵。
汉代以后，天下办丧事奢靡成风，大量修建石室、石兽、碑铭一类器物。建安十年，魏武帝曹操因为天下残破凋敝，下令不许厚葬，同时禁止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太原人王伦去世，王伦的兄长王俊撰写《表德论》，记述王伦生前的美行，文中写道：“敬畏朝廷法令，不能立碑作铭，于是辑录他的事迹，刻在墓的背面。”可见当时禁碑法令十分严格，之后禁令又渐渐松弛。晋武帝咸宁四年，再次下诏：“石兽、碑碣这类东西，私自褒扬称颂，助长虚伪之风，耗费钱财、妨害民生，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一律禁止。违犯者即使遇上大赦，碑兽也必须拆毁。”元帝太兴元年，有司上奏：已故骠骑府主簿顾荣的旧部下为顾荣营葬，请求立碑。元帝下诏特例准许立碑。从这以后，禁令再度松弛。大臣、地方长吏，大多私自立碑。义熙年间，尚书祠部郎中裴松之又提议重申禁令，这项制度一直延续到当时。
宋顺帝升明三年四月壬辰日，顺帝驾临前殿，派遣使者捧着玺绶禅位给齐王萧道成，奏乐悬而不鸣。
宋明帝泰始二年九月，有司上奏：“皇太子生母陈贵妃的礼遇等级已经比照东宫，不清楚朝廷内外官员是否都应当向她行敬礼？贵妃和公主在内相见，又该用什么礼仪？”博士王庆绪议论：“内外百官对陈贵妃的礼敬标准，应当和皇太子相同。东宫属官，理当行臣下之礼。”太常丞虞愿等人赞同王庆绪的意见。尚书令建安王刘休仁议论说：“礼书上说，妾不能和夫君对等，品级次序依照儿子来定。母以子贵，经典有明文记载。内外官员向贵妃致敬，确实如王庆绪所说。但是天子的姬妾，不能和外臣互通文书，虽然道义上可以表达恭敬，不应当使用笺表。”众人商议之后，认为刘休仁的议论妥当，明帝下诏批准。
泰豫元年，后废帝即位，尊封生母陈贵妃为皇太妃。有司上奏：“皇太妃地位仅次于皇帝，不清楚皇室亲属举哀的规格，是全部和皇太后一样，还是有所降等？另外，对于她本家亲属，期服以下的丧服，是否还要穿戴？”前曹郎王燮之议论：“查《丧服传》记载：‘妾为夫君的宗族服丧，规格可以和正妻相同。’照此来说，皇太妃为皇室宗亲服丧，和皇太后没有区别。但是皇太后因为身份尊贵，对部分亲属降等而不服丧，太妃的仪制不应有差别，所以也全都不服丧。只是依照情理举哀，礼数和太后相同。另外《礼经》说，诸侯对本家期亲不再服丧。皇太妃虽然不是至尊，地位也不能轻于诸侯。所以太妃对本家期亲以下，全都不服丧。有丧事的时候，只举行举哀仪式。亲疏两类仪制，全部参照皇太后。”兼太常丞司马燮之议论：“《礼经》所说‘妾为夫君的庶子以及正妻的宗族服丧’，原本说的是大夫、士阶层。妾这个称呼虽然统称，但是品级有贵贱之分。三夫人、九嫔，地位比照公卿。大夫尚且有贵妾，更何况天子！诸侯的妾，不为其他妾室的儿子服丧，既然不为其他妾子服丧，又怎么能为夫君和正妻其余亲属服丧。何况皇太后、皇太妃尊贵仅次于帝王，地位高于所有后妃，尊崇的盛典甚至超过太子，尚且不服期丧，太妃岂能例外。如果本家有丧事，举哀的礼仪，应当效法皇太后。”朝官商议，认为司马燮之的议论妥当。皇太妃对皇室亲属不服丧，所以按照情理，诸王、公主之中，凡是对皇帝服期丧的，太妃应当回礼举哀；太妃、王妃、三夫人、九嫔各自举哀。
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八月戊子日，有司上奏：“云杜国上报，国子檀和之的生母王氏，请求授太夫人封号。查考旧例，没有国子生母授太夫人的先例，法令也没有相关条文。下发礼官议定。”太学博士孙豁之议论：“《春秋》有‘母以子贵’的说法。王氏虽然是妾，却是檀和之的生母。依照五等爵位旧例，郑伯、许男的母亲都可以称夫人，国子的体例，王氏应当比照封国国君生母。”太常丞庾蔚之议论：“‘母以子贵’，虽然是《春秋》阐明的义理，但是古今制度有变革。近代以来，生母能够得到尊荣的，只有诸王的母亲。她们本是王者妃嫔，所以能在封国之内受到尊奉。如果臣子功勋卓著，封为公侯，也有拜授太夫人的礼制。这些都是朝廷特殊恩典，不是封国主动求来。子爵、男爵的妾母，没有先例可循。”祠部郎中朱膺之议论：“儿子不能给父母封爵，但是《春秋》记载‘母以子贵’，指的是承袭封国的国君之母，原本是前代先公的媵妾，有原本的身份依托。刚受封的子爵、男爵，不能等同。如果有特殊大功，朝廷特赐封号，偶尔会有，不属于常规制度。”众人商议，采纳庾蔚之的意见，孝武帝下诏批准。
大明二年六月，有司上奏：“凡是侯、伯、子、男的世子去世，没有嫡孙，请求立次子为世子。查无先例，下发礼官议定。”博士孙武议论：“查晋代济北侯荀勖长子荀连去世，以次子荀辑拜为世子。这是前代已成的准则，可以作为现在的范例。”博士傅郁议论：“《礼记》记载微子传位给衍，是商代的礼制；仲子舍弃嫡孙另立，被周代礼制贬抑。历代遵循，不曾更改。如今封国君主尚在人世，世子去世，还没有生下嫡孙，不属于有孙的情况。我认为次子如果已经有儿子，就应当立为世孙；如果次子还没有儿子，不可以随便从旁支选取继承人。父在而立子，合乎情理与典制。”曹郎诸葛雅之议论：“查《春秋左传》记载：‘世子死，有同母弟就立同母弟，没有就立年长的庶子；年龄相当就选贤能的，贤能相当就用卜筮决定。’这是古制。现在长子早逝，没有后嗣，立次子为世子，依据《左传》，义理没有违背。孙武所举晋济北侯荀勖立次子的例子，也是近代现成成例。比照条文旧事，这个方案妥当，应当准许，定为永久制度。”朝官商议，认可这个意见，孝武帝下诏批准。
大明十二年十一月，有司上奏：“兴平国上报，国子袁愍孙的母亲王氏，应当授太夫人封号。查没有国子生母授太夫人的先例，下发礼官议定。”太学博士司马兴之议论：“依照礼制，诸侯国卿大夫的妻子，都由天子赐命。以此推求，子爵、男爵的母亲，不能单独例外。”博士程彦议论：“五等爵位虽有差别，但是承奉宗庙的道理相同。公侯的母亲，可以尊封名号，子男的母亲，尊号也应当显扬。所以《春秋》大义‘母以子贵’，可知母亲可以随儿子的尊荣，和封国地位匹配。我赞同司马兴之的意见。”于是授王氏为兴平县开国子太夫人，孝武帝下诏批准。
大明四年九月，有司上奏：“陈留王曹虔季的长兄曹虔嗣早死，曹虔季承袭封国之后，生下曹铣，用来接续曹虔嗣香火。现在依照旧例应当拜世子，不清楚是立曹铣为世子，还是立曹虔季的次子曹锴？”太学博士王温之、江长都认为应当立曹铣为正统继承人；太常陆澄主张立曹锴。右丞徐爰议论：“礼制重视大宗后继，不能断绝祭祀。诸侯爵位世代相传，是《春秋》确定的义理。曹虔嗣继承封国，身为国王，虽然去世无子，但是仍然在宗庙昭穆序列之中。当初应当立后之时，就该有人接续国统。当时没有合适继承人，曹虔季才按次序承袭。曹虔嗣已经入庙受祭，世次自然推移，不能为了祭祀不断，强行拿别人的儿子给他做后嗣。作为后嗣，也应当恭敬祭祀自己的生父。查礼文，公子不能把诸侯作为自己的祢庙。曹虔嗣不能降格，让曹铣做他的后嗣。曹铣本是曹虔季的长子，应当重新作为曹虔季的世子。”孝武帝下诏依从徐爰的议论。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七月，有司上奏：“御史中丞刘式之上议：‘中丞出行，不知道制度上和哪些官员分道而行，应当有旧有条例。法令只说中丞专道，传诏使者持符，奉诏传唤官员，受命之人通行，没有写明要和其他官员区分的条文，没有明确定则，执行多有疑惑。我认为皇太子是储君，不宜和普通官员一样，应当和中丞分道。扬州刺史、丹阳尹、建康令，都是京畿地方长官，或是纠察不法，或是救火救险，事务讲求神速，不能滞留，也应当分道。另外六门之内属于行马之内，禁卫纠察，由二卫将军和领军将军负责，不清楚京尹、建康令在门内处理公务，是否也能和中丞分道。请核查旧仪，确定哪些官员应当分道。’”朝廷准许台省所奏，六门之内不属于州郡县管辖范围，不适用门外的分道规则。尚书令、两位仆射，分道的范围和中丞相同。
孝武帝大明六年五月，下诏修建凌室用来藏冰。有司上奏：“冬季腊月，冰坚之时，凌室长带领山虞、役夫，到深山幽谷阴冷严寒之处取冰，收入凌阴冰室。务必封藏严密，不使寒气外泄。先用黑公羊、黍米，在凌室北面祭祀司寒之神。仲春二月春分当天，再用黑羔羊、黍米祭祀司寒之神。开启冰室，先把冰进献太庙、寝庙。两座宗庙夏季祭祀用鉴盛冰，每室一鉴，用来抵御暑热、驱赶蚊蝇。三座御殿以及太官膳食，都用鉴供给冰块。从春分到立秋，如果有妃嫔、臣下去世，下诏赐棺木。自立夏至立秋，不限数量，保障丧事所需。制作夷盘，随冰一同供给。凌室设在乐游苑之内，设置凌室长一人，保举吏二人。”
三公所用黄皞，前代史书没有记载它的含义。史臣案：《礼记》说“士的韠和天子相同，公侯大夫则不一样”。郑玄注：“士地位卑贱，和君主相同，没有嫌疑。”朱红大门敞开，是帝王面向正南的正色。三公和天子的礼遇等级相近，所以用黄色的皞，表示谦抑，不敢和天子等同，这大概是汉代以来的制度。张超写给陈公的书信，说“拜授黄皞的时日将近”，就是佐证。
史臣案：当今士大夫拜谒三公，尚书丞、郎拜谒尚书令、仆射、尚书，都在门外下车，穿鞋进门，跨过门槛之后再脱鞋。汉代朝臣拜见三公，都要行拜礼；尚书丞、郎拜见八座尚书，都持笏板揖拜，记载在《汉仪》《汉旧仪》，可见当时都有敬礼。陈蕃担任光禄勋，范滂为主事，依照公府礼仪拜见陈蕃，持笏板进入厅堂，到座前，陈蕃没有接过范滂手中笏板，范滂扔下笏板，拂衣离去。郭泰责备陈蕃说：“从品级来说，范滂应当致敬；从事理来说，到厅堂之内就不必再持板。”从这以后，敬礼只在门外，由来已久。
志第六 礼三
“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与征伐。”自从有文字典籍以来，都推崇这个道理。圣人的德行，没有比尊崇父祖更重大的。所以司马迁作《封禅书》，班固编撰《郊祀志》，往上记载帝王正统祭祀，往下记录郡国各类神灵。司马彪又作《祭祀志》，接续汉代史事。东汉中兴之后，旧有的典章制度完备明晰。此后，礼制又有异同变化，所以再次编纂记录。
汉献帝延康元年十一月己丑日，下诏公卿告祭高庙。派遣兼御史大夫张音捧着皇帝玺绶、策书，禅让帝位给魏。当时魏文帝曹丕已经继承王位，南巡到颍阴。有司在颍阴繁阳旧城修筑祭坛。庚午日，曹丕登坛。魏国相国华歆跪着接过玺绂，进献给魏王。受禅完毕之后，下坛观看燎祭，礼成返回，没有以先祖配祭上天的仪式。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在南郊、明堂祭祀天地。当时魏定都洛阳，祭坛、神位、明堂、灵台，全都沿用汉代旧址。黄初四年七月，文帝将要东巡，大军出动，派太常用一头特牛在南郊告祭，此后定为常例。文帝驾崩之后，太尉钟繇在南郊告谥，这些都是郊祀之事。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日，在南郊祭祀武皇帝曹操配天，在明堂祭祀文皇帝曹丕配上帝。当时两汉郊祀制度尚且完整，曹魏的增减改动由此可以知晓。
太和四年八月，明帝东巡，途经繁昌，派执金吾臧霸代理太尉事务，用特牛祭祀受禅坛。《后汉纪》记载，汉章帝下诏在高邑祭祀即位坛。这类事情前代已经施行，但是祭坛是用来祭天的，坛本身不是神灵。如今没有祭祀上帝，却专门祭祀空坛，不清楚依据何在。
景初元年十月乙卯日，开始在洛阳南郊委粟山修建圆丘。明帝下诏：“帝王承受天命，无不恭敬承奉天地，彰显神明；尊崇世系祭祀，昭明功德。所以前代典章明确，禘祭、郊祀、祖宗配祭的制度完备。当初汉朝初年，承接秦代学术断绝之后，搜集残缺典籍，设立郊祀。甘泉、后土、雍宫、五畤的神坛位置，很多没有经典依据，兴废无常，前后变动，四百多年间，荒废了禘祭大礼。古代确定的礼制，于是有所缺失。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现在圆丘祭祀，以始祖帝舜配享，圆丘所祭称为皇皇帝天；方丘所祭称为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享；南郊祭天称为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享；北郊祭地称为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享；明堂祭祀先父高祖文皇帝，配享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首次在圆丘祭祀皇皇帝天，以始祖有虞帝舜配享。从正始年间之后，直到魏亡，不再举行郊祀。
孙权最初在武昌称帝，在南郊祭天告神。祭文写道：“皇帝臣孙权，冒昧用黑色公牛，昭告皇皇后帝。汉朝享有天下二十四代，历时四百三十年，气运终结，福祚耗尽，天下分崩离析。逆臣曹丕，夺取帝位；曹丕之子曹叡继位作恶，窃据名号、扰乱制度。孙权生于东南，恰逢时运，承天命、掌兵戈，志在拯救乱世，奉天命讨伐罪人，一举一动都是为百姓。群臣将相、州郡长官，都认为天命已经离开汉朝，汉祚已经终结。帝位虚空，郊祀无主，祥瑞接连出现，天命落在我的身上，不能不接受。孙权敬畏天命，不敢不恭敬遵从。谨择吉日，登坛焚柴，即皇帝位。愿神明享用祭祀，护佑吴国，永保天下。”后来孙权自认为地处中原之外，不再常设郊祀。中期，群臣上奏，建议恢复郊祀，孙权说：“郊祀应当在中原之地，这里不是合适的地方。”群臣再次上奏：“普天之下，没有不是王土的地方。王者以天下为家。从前周文王、周武王在丰、镐郊祭，不一定非要中原腹地。”孙权说：“武王伐纣之后，在镐京即位，就在那里郊祭。文王没有做天子，在丰地郊祭，出自哪部经典？”群臣又上奏：“《汉书·郊祀志》记载匡衡上奏，把甘泉、河东的郊祀迁到长安，说文王在丰郊祭。”孙权说：“文王德行谦让，身为诸侯，本来没有郊祭。经传没有明文，只是匡衡这类俗儒的臆说，不是经典正解，不能采纳。”虞喜《志林》记载：吴主辩驳郊祀，贬斥匡衡，当时见到的人无不赞叹。何承天说：孙权称帝承天命，却缺少郊祀，本是不妥。晚年虽然举行一次南郊，但是没有北郊之礼。环氏《吴纪》说：孙权想要尊崇父祖配天之义，追尊父亲孙坚为吴始祖。照这个说法，孙权晚年南郊，是以孙坚配天。孙权死后，三位后继君主，整个吴国不再郊祀，孙坚终究没有得到配享上帝的祭祀。
刘备章武元年登皇帝位，设立祭坛。祭文：“建安二十六年夏四月丙午，皇帝臣刘备，冒昧用黑色公牛，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汉朝拥有天下，历数绵长。从前王莽篡夺，光武皇帝起兵诛灭，社稷重归安定。如今曹操拥兵凶狠，其子曹丕继承凶逆，窃取帝位。群臣将士认为社稷将要倾覆，刘备应当复兴汉室，继承高祖、光武，奉行天罚。刘备德行微薄，害怕辱没帝位，咨询百姓以及蛮夷首领，都说天命不能不回应，祖宗基业不能长久荒废，天下不能没有君主，天下的希望都在刘备身上。刘备敬畏上天威严，又怕汉家基业就此断绝。谨择吉日，和百官登坛，接受皇帝玺绶。举行燔瘗之礼，向大神祭告。愿大神享用福祭，保佑汉家，安定四海。”章武二年十月，下诏丞相诸葛亮在成都修建南北郊祭坛。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日，持节侍中、太保郑冲，兼太尉、司隶校尉李憙捧着皇帝玺绶、策书，禅位给晋。丙寅日，晋在南郊设立坛场，焚柴告祭上天，没有先祖配祭。告文写道：“皇帝臣司马炎，冒昧用黑色公牛，昭告皇皇后帝。魏帝顺应天命，将帝位传给司马炎：‘从前唐尧禅位虞舜，虞舜禅位大禹，美德流传，历经长久。等到汉德衰微，太祖武皇帝拨乱救民，扶助刘氏，又从汉接受禅让。到魏室，接连多灾多难，几乎倾覆，实在依靠晋的匡扶，才保住宗庙，渡过危难，晋对魏有大功。四方百姓无不顺服，分封诸侯，申明礼刑，平定梁岷，收服扬越，华夏推行仁政，八方归于一统，远近归义，祥瑞屡次降临，天人相应，没有不归附的。所以我效法三圣，把天命交付给你。’司马炎自知德行不足以承担，推辞而不获准。公卿百官、黎民酋豪，以及各族君长都说：上天体察下民疾苦，天命已定，不能一味谦让推辞。天序不能没有宗主，人神不能没有君主。司马炎恭敬承接天命，敬畏上天威严，不敢不接受嘉命，恭选吉日，登坛受禅，告祭上帝，回应万民期盼，护佑万国。愿明德神明享用。”
泰始二年正月，晋武帝下诏：“有司之前上奏郊祀暂且沿用魏礼。我没有考虑改制的难处，打算定为永久制度。如今众说纷纭，迟迟不能定案，不能按时供奉神明，以先祖配祭，日夜忧虑，减食难安。现在即刻举行郊祀。”当时群臣又议论：“五帝，就是上天。五气随时变化，所以名号不同。虽然有五个名号，本体是同一个神灵。明堂、南郊，应当撤去五帝神位。五郊不再用五精名号，统一称为昊天上帝，每处只设一个神位。北郊也撤除先后配祭。”武帝全部采纳。二月丁丑，南郊祭祀宣皇帝司马懿配天，明堂祭祀文皇帝司马昭配上帝。同年十一月，有司又上奏：“古代圆丘、郊祭本无分别，应当把圆丘、方泽合并到南北郊，重新修整坛位。冬至、夏至的祭祀，合并在南北二郊举行。”武帝又依从，完全采用宣帝时王肃的主张。当月庚寅冬至，武帝亲自在南郊圆丘祭天。从此以后，圆丘、方泽不再单独设立，一直到当时。太康十年十月，武帝又下诏：“《孝经》说‘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说‘祀天旅上帝’，又说‘祀地旅四望’。四望不是地，可见上帝不等于天。从前群臣提议撤去明堂五帝神位，核对经文，讲不通。《诗序》说文王、武王功业，始于后稷，所以后稷配天。宣帝以神武创业，已经配天，再让先帝配天，义理不妥。恢复明堂、南郊五帝神位。”晋武帝太康三年正月，武帝亲自郊祭。皇太子、皇弟、皇子全部陪祭，这不是前代旧典。愍帝定都长安，还没来得及修建郊庙就亡国了。
元帝在江南中兴，太兴元年，重新修建郊坛，制度全部由太常贺循依据汉、晋旧制拟定。三月辛卯，元帝亲自郊祀，配祭的礼仪，完全依照武帝初次郊祀的旧例。起初，尚书令刁协、国子祭酒杜夷主张，等回到洛阳再修建郊坛。司徒荀组依据汉献帝居许都时就设立郊祀，认为应当在江南修建。骠骑王导、仆射荀崧、太常华恒、中书侍郎庾亮都赞同荀组，于是动工。元帝中兴承继汉统，依照汉制，应当有明堂宗祀之礼，但是东晋没有修建明堂，所以这项礼仪空缺。明帝太宁三年七月，下诏修建北郊，还没有建成明帝就驾崩，所以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遵明帝遗旨，在覆舟山南边修建北郊。当月辛未，祭祀北郊，开始以宣穆张皇后配地，这是曹魏旧制，不是西晋原本的制度。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将要举行北郊祭祀，朝中产生争议。太常顾和上表：“泰始年间，把冬至、夏至的祭祀合并到南北郊。北郊的月份，古经没有明确记载，有的用夏至，有的和南郊同在正月。汉光武正月辛未，首次设立北郊，和南郊同月。东晋初年，百事从简，北郊合并在一个祭坛。典章不完备，临时采用这个礼制，是顺应时宜。咸和年间，议定单独设立北郊，同在正月。曹魏承袭东汉，正月祭天，以地配祭，还称周礼，三王郊祭都用夏历正月。”朝廷采纳顾和的意见。当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康帝都亲自祭祀。
安帝元兴三年三月，宋高祖刘裕讨伐桓玄，桓玄败逃。己卯日，在南郊告祭平乱之功。当年安帝流落在江陵，没有返回。第二年应当郊祭，朝议认为应当依照周礼，由宗伯代理，三公行事。尚书左丞王纳之独持异议：“国君灵柩还在，郊祀本是天子当阳的大典，君主尚在，应当禀承君命而行，哪里能随便代理。斋戒与否，不能和今天这种情况相比。议政大臣说现在可以郊祭，是认为可以承制命三公行事。郊祭上天最为尊贵，只有一个，所以非天子不能主持。普通人以上都有祭祀，嫡子在外，庶子主持祭祀，礼文清楚。没有不亲自受命就可以祭天的道理。另外武皇受禅，二月郊祭；元帝中兴，三月郊祭。现在郊祭的时节还没有过去，朝廷都在等候皇帝返回。不要急于行事，留下缺憾，等皇帝回来之后，不能亲自郊祀。”于是依从王纳之的意见。
晋恭帝元熙二年五月，派遣使者捧着策书，禅位给宋。永初元年六月丁卯，刘裕在南郊设坛，接受皇帝玺绂，焚柴告祭上天。策文：“皇帝臣刘裕，冒昧用黑色公牛，昭告皇皇后帝。晋朝国运已尽，天命归于我，顺应大运，传位给刘裕。设立君主治理万民，天下为公，德行合乎帝王，才会被天下推举。从唐尧虞舜，到汉魏，都是圣君承接先祖，元勋登上帝位，拯救百姓，垂训后世。晋朝南渡之后，纲纪不振，长期依靠宰辅。隆安年间祸乱四起，元兴之乱，帝王流离，宗庙几乎断绝。刘裕出身不是世家大族，起初没有一旅之兵，痛心时难，哀伤乱世，振臂起兵，光复晋室。扶危定倾，歼灭奸贼伪寇。否极泰来，兴亡自有定数。拨乱救民，对晋室有大功，借着时运，承担重任。远方异族仰慕道义，辗转来朝，正朔所及，无不归服。日月山川显现祥瑞，人神和睦，多年如此。所以公卿百姓都说上天垂鉴，晋室诚心已经终结；天命不能长久搁置，帝位不能空缺。我迫于众人推戴，恭敬举行大礼。我德行浅薄，居于万民之上，敬畏天威，常怀戒惧。谨择吉日，登坛受禅，告祭上帝，满足万国期盼。永保国运，福泽大宋。愿神明享用。”
永初元年，皇太子拜告南北郊。永初二年正月上辛日，宋武帝亲自郊祀。文帝元嘉三年，皇帝车驾西征谢晦，用币帛告祭南北二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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