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泰豫元年七月庚申，有关部门上奏：七月尝祭，圣上正在居丧期间，要不要亲自奉祀？下发礼官广泛商议。 臣等查三年丧制，从天子到平民都要遵守。汉文帝怜悯秦代遗留的苛政，才定下变通的制度。魏、晋以来，卒哭祔庙之后就逐渐从吉。查《礼记·王制》：“三年之中不举行宗庙吉祭，只祭祀天地、社稷，可以越过丧绋行事。”郑玄注：不敢因为自己的丧事，废弃对天地社稷这种至尊神灵的祭祀。范宣反驳杜预、段畅，说停止宗庙祭祀，合乎人情哀戚，生者的悲痛是一样的。谯周《祭志》说：礼制，自身有丧，不举行吉祭；缌麻之丧，只要是为祖考服丧的，也不参与祭祀，因为神灵不会享用。宫中遇丧事，就算本人不用服丧，也要停祭三个月；自身有丧，不参与祭祀。如果不是三年丧期之内本就必须亲祭，禘祭要排昭穆次序。如今要等到除丧之后，才举行禘袷，由此可知停祭的用意值得深思。《起居注》记载，晋武帝遇到两次丧事，两年之内，都没有亲自祭祀，也是近代先例。圣上孝心超过姬文，哀思深切，虽然已经脱去公服，内心哀痛不已。考典故旧例，不宜亲自奉祀。由官员承办，祭祀不算荒废。出于敬顺礼制，这个安排妥当。臣等共同商议，证据明确，应当依从上奏。 下诏准许。
后废帝元徽二年十月丙寅，有关部门上奏：圣上亲自祭祀太庙文皇帝、文太后神主的那天，孝武皇帝、昭皇太后，虽然不是正统宗统，但曾经是臣下尊奉的长辈，不清楚圣上要不要亲自执爵献酒？下发礼官议定。 太学博士周山文评议：按礼制，尊者尊奉上位宗统，卑者尊奉亲近的支系。孝武皇帝对于圣上，虽然不是正统直系，但已经列入七庙，有祖宗名号。我认为祭祀当天，圣上应当亲自举觞献爵。昭皇太后不是正统嫡母，应当由三公代行。 博士颜燮等四人，赞同周山文的意见。 兼太常丞韩贲评议：晋景帝对于晋世祖、肃祖对于晋孝武帝，都是旁尊，晋帝祭祀时都亲自执觞。孝武皇帝是圣上的伯父，功业列入祖宗，祭祀的时候，圣上应当亲执爵。昭皇太后对于圣上，没有正式名分，关系疏远；庶母在世，尚且是子祭止于孙辈，何况是伯父的庶母。昭皇太后的献祭，交给官员承办。 前左丞孙缅评议：晋代祭祀显宗、烈宗、肃祖，都是晋帝的伯父，本朝以此为标准，从来没有让官员代祭的先例。圣上亲自向孝武皇帝献爵，合乎敬诚。昭皇太后虽有君母尊号，一时受尊崇，和章太后、宣太后一同在别庙受祭，不仅圣上不必亲祭，甚至应当讨论毁庙迁出。请求暂且照旧，由三公代祭。 下诏采纳孙缅的意见。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月戊辰，有关部门上奏章皇太后庙保留还是毁撤的礼制。二品官员参与议论的一共六百六十三人。 太傅江夏王刘义恭认为：经籍残缺，各家解说分歧，说法不一，很难深究。所以关于六宗的辩论，儒生各执一词；宗庙迭毁的议论，众说纷乱。章皇太后诞育圣君，中兴之时礼典完备，福泽延及后代，德行高远。应当永久受祭，世代垂范，不能降格等同于普通旁支，依从常例。持异议的人拘泥于传注，知其一不知其二，没有读懂经文本意。查《礼记》，不是代代都要祭祀慈母，经文本身就有适用范围。《谷梁传》说孙辈之后就停止祭祀，另立神主祭祀。所以亲自奉祀这件事，和旧说不一样。帝王身份尊贵，职责更重，天子的礼制自有特殊标准。汉代有皇后附庙同祭，晋代也延续这类祭祀。远考史书，近观本朝旧事，不宜毁庙，这个道理更妥当。所依据的《公羊传》，可以用来支撑这个主张。怎么能身份等同帝王，祭祀标准却等同于士庶？顺着人情去改礼制，颠倒失序太过严重。我主张章皇太后庙同七庙一样，传六代之后再毁。 六百三十六人赞同刘义恭，主张不毁；散骑侍郎王法施等二十七人主张毁庙。领曹郎中周景远再综合评议，刘义恭等人不毁庙的意见妥当。下诏准许。
大明二年二月庚寅，有关部门上奏：本朝的殷祭，原本不涉及章皇太后庙。高堂隆评议魏文思后，参照周代姜嫄庙的例子参与禘袷；还有徐邈答复晋宣太后殷祭的旧例，下令礼官议定。 博士孙武评议：查《礼记·祭法》，“设立都邑，设置庙、祧、坛、墠来祭祀，以此区分亲疏远近、祭祀多少。所以天子立七庙，远庙称为祧”。郑玄注：天子迁庙的神主，按昭穆藏在两座祧庙之中，袷祭的时候才一并祭祀。《王制》：“袷、禘都是大祭。”郑玄注：袷，就是合。把先君神主集中到祖庙一同祭祀，叫袷。三年夏禘，五年秋袷，五年之内两次殷祭。禘，是大祭。《春秋》文公二年，“在太庙举行大事”。传注：毁庙的神主，陈列在太祖庙；未毁庙的神主，都升堂，和太祖一同合食。传注：合族共享祭品，按昭穆排序。《祭统》：太庙有祭祀，所有昭、穆的先祖都在，次序不乱。如今殷祭，就是神主在太祖庙合食，排昭穆。章皇太后地位低于正统先帝，不在正庙序列。如果把她的神主迎入太庙，既不能排在正统昭穆序列，古礼也没有在昭穆之外另设位置的记载。如果依从徐邈的说法，殷祭的时候单独到别庙献祭，就违背禘袷合食、序昭穆的本意。徐邈说，阴室四位殇子，不参与袷祭，单独祭祀，就是这个道理。《丧服小记》：殇亡、无后之人，附从祖庙受祭。《祭法》：天子向下祭祀殇子。郑玄注：在宗庙深处祭祀嫡子殇亡者，叫阴厌。既然附在祖庙角落受祭，就是殇子有庙内的位置，不是另去别的宫室祭祀。章皇太后庙四时献祭，虽然孙辈之后也不停祭，但太庙禘袷的时候，单独在别庙祭祀，和普通烝尝没有区别，算不上禘这种大祭，也不符合袷祭合食的含义。我认为章皇太后庙不随同太庙举行殷祭。高堂隆说魏文思后比照姜嫄庙参与禘袷，也没有辨明袷的本义，只是把袷说成盛大飨礼，是有特定缘由才这么说。我固守经文，担心理解偏离礼义。 博士王燮之评议：禘小、袷大，礼经没有明文，但是有先例可以参照。袷的含义虽然是合祭，但袷是最重的祭典。用孝思奉祀亲人，尊爱没有穷尽，既然在太祖庙举行殷祭，也应当在小庙举行盛大献祭。好比敬奉尊者，恩义可以延及旁亲。所以高堂隆才说，借着袷祭的机会一并祭祀。魏文思后、晋宣太后，虽然不在太庙昭穆序列，也同姜嫄一样参与禘袷，用意就在这里。徐邈引用四殇不参与袷祭、单独祭祀，就是别庙献祭的证据。我认为章皇太后庙也应当举行殷祭。 太常丞孙缅评议：袷的本意就是合食，从经文古制来说，孙武说得详尽。但是小庙的制度，起源于魏，晋代实行，可以作为先例。高堂隆主张借袷祭之时祭祀，是为了表达人情敬慕。徐邈举四殇单独祭祀，证明别庙献祭。孙武依据殇子附祖，认为殇子在祖庙有位置。事情虽然同在一庙，却不是合祭。而且七庙同堂，始于东汉，古礼祭祀殇子，各附自己的先祖。既然参与袷祭，就应当在别的庙祭祀。由此推知章皇太后庙可以单独举行殷祭。 祠部朱膺之评议：别庙祭祀，高堂隆、赵怡都说周代每年袷祭的时候一并祭祀。魏、晋两代，都遵从这个办法，名儒礼家没有非议，不违旧典。我赞同王燮之、孙缅的意见。 下诏：章皇太后追尊尊号，礼制等同七庙，怎么能唯独缺少殷祭，错失这样盛大的祭祀。别庙遥行袷祭，周代已经实行，魏、晋沿袭，作为典范不曾废止。应当遵从旧典，表达敬诚。
明帝泰始二年正月，孝武昭太后驾崩。五月甲寅，有关部门上奏：晋太元年间，才确立太后尊号，徐邈议定庙制，从那时起成为通行典制。如今昭皇太后对于圣上没有血缘亲谊，圣上特意为她制定义服，祔庙的礼制，请礼官详细商议。 博士王略、太常丞虞愿评议：端正名分、守持礼义，是国家大典；臣子的标准统一，史书传注写得明白。昭皇太后有母仪尊号，名分已定，祔庙的礼制应当完备。母以子贵，经典记载清楚。孝武皇帝的宗庙百代不毁，昭太后祔庙的礼制也不能缺失。我认为神主应当送入章太后庙。另外参照晋元帝对愍帝、安帝对永安后的先例，祭祀的时候，圣上不亲自执爵，由官员代行。 当时太宗宣太后已经祔入章太后庙，长兼仪曹郎虞龢评议：《春秋》之义，庶母即便尊号相同，终究和嫡后不一样。所以单独在别庙，由公子主持祭祀。昭皇太后不是圣上生母，圣上更没有亲祭的道理。《周礼》宗伯：君王不能参与祭祀，就由宗伯代位。所以应当由官员承办。另外妇人没有固定昭穆次序，以夫家为准，丈夫去世之后，依从儿子次序。昭皇太后先确立尊号，宣太后是后来追尊，按次序来说，新的祢主应当排在上位。 朝廷综合评议，采纳虞龢的意见，下诏准许。
泰始二年六月丁丑，有关部门上奏：即将到来的七月尝祭，两座宗庙依旧由圣上亲自奉祀。孝武皇帝一室，圣上要亲自进献酒爵、行拜礼；昭皇太后一室要不要拜，祝文之中要不要直书圣上名讳。另外皇后本月二十五日要到祢庙参拜，拜谒孝武皇帝、昭皇太后，这些都没有明文规定，请礼官议定。 太学博士刘绲评议：查晋元帝对愍帝称臣，烝尝祭祀，也让官员代行。另外兄弟不能互为后嗣，鲁史明确记载。由此推知，孝武皇帝一室，圣上不该亲自进爵跪拜。当天圣上到章皇太后庙，经过昭皇太后室，之前议定由官员代祭，不必进去拜谒。昭皇太后尊号早已确定，列入庙祀，仔细推敲祝文，应当写皇帝名讳。查礼制，媳妇没有拜见夫兄的仪节；昭太后是旁尊，皇后参拜的礼仪，本就不该设置。孝武、昭太后两室，不必进献祭品告祭。 太常丞虞愿评议：烝尝祭祀，本意是承继宗嗣，旁尊就算亲近，弟侄不主持祭祀。君主地位虽高，以臣的身份不能祭祀君长。晋景帝是晋武帝伯父，武帝祭祀的时候，仍然亲自献爵。如今圣上承继文皇的宗庙，对孝武一室，只需要行拜礼，酒爵由官员代献。《礼》：经过墓道就扶轼致敬，经过祠庙就下车。凡是神祇，尚且要致敬；何况昭太后曾经母临天下，圣上从前以臣礼侍奉她，对于兄长之母，应当行拜礼，祝文书写皇帝名讳。皇后庙见，本意是表达虔敬。对于孝武皇帝，按嫂叔的名分，本没有互通拜谒的礼仪；论尊卑，也没有相见的道理。而且皇后刚立的时候，昭太后尚在宫中，该有的敬谒早就完成。我认为孝武、昭太后两室，都不再献祭告祭。 朝廷综合评议，采纳虞愿的意见，下诏准许。
后废帝元徽二年十月壬寅，有关部门上奏昭太后庙毁撤的事宜，下发礼官详议。 太常丞韩贲评议：君母的尊义，出自《春秋》，庶母的祭祀不断。周代七庙承继宗统，亲尽之后就毁庙。何况是伯父的生母，本没有代代祭祀的服制，查前代，没有这个先例。 都令史殷匪子评议：昭皇太后不直接接续祖宗统系，按道理应当毁庙。有人说“妾祔于妾祖姑”，祔庙的时候必须告祭，毁庙也一样。应当只告章皇太后一室。查《礼记》：妾祔于妾祖姑；没有妾祖姑，就改换祭牲，祔于嫡夫人。章太后对于昭太后，论昭穆，既不是妾祖姑，也不是嫡夫人，这条礼义不适用。昭太后名分尊显，当初祔庙的时候，是向上祔于赵后，安放在西庙，当时用币遍告各室。古礼大事必告，凡事都要告庙。祭祀有的用牲、有的用币。魏、晋以来做法不一。元嘉十六年，曾经下令礼官辨正。太学博士殷灵祚说：吉事用牲，凶事用币。从那以后，以吉凶区分，成为本朝定例。毁庙这件事不算完全凶事，也不属于吉事，应当照旧用币遍告两座宗庙。另外昭太后迁出的神主，不能陈列在太祖庙，博士打算参照虞主，埋在庙两阶之间。台阶之间本来是埋告币、虞主的地方。虞喜说，依据五经各家议论，毁庙神主和虞主一同埋在宗庙北墙，这个说法最可靠。昭太后神主埋入北墙之后，原来的室位就空了，宣太后的神主就要往上升。升位的时候，还要陈设脯醢安神。礼官之前的议论，疏漏不周。迁毁宗庙是大事，请广泛征询意见。 左仆射刘秉等七人赞同殷匪子。左丞王谌再评议：用币遍告二庙，把昭太后毁主埋在北墙；宣太后神主升至上室，陈设脯醢安神，殷匪子的意见妥当。下诏准许。
魏明帝太和三年，下诏说：礼制，王后没有子嗣，挑选支子继承大宗，就应当承继正统，奉公义，不能顾念亲生父母。汉宣帝继承昭帝，后来给自己生父追加皇号；汉哀帝以外藩入继，董宏等人援引亡秦旧例，误导朝廷议论，尊奉恭皇，在京师立庙，又厚待藩妾，比照长信宫，僭越无礼，人神不佑。如果不是师丹直言劝谏，几乎酿成丁、傅家族焚身的大祸。从此以后，很多人效仿。命令公卿、各部门，深深以前代为戒。将来万一有诸侯入继大统，必须明白为人后嗣的大义。如果有奸邪佞臣，诱导君主，妄立不合正统的尊号，把生父称作皇、生母称作后，那么辅政大臣一律诛杀，绝不宽赦。把这条诏令写在金策之上，藏入宗庙，载入法令。后来高贵乡公、常道乡公入继，都没有追尊本生父母。
晋愍帝建兴四年，司徒梁芬商议追尊本生父的礼仪。愍帝没有准许，左仆射索綝等人也援引魏代制度，认为不可，所以只追赠吴王为太保而已。元帝太兴二年，有关部门上奏，琅邪恭王应当称皇考。贺循评议：礼制，儿子不能把自己的爵位名号加给父亲。元帝听从。两汉的这条旧典，至此废弃。
魏明帝有个爱女叫淑涉，三个月夭折，明帝十分悲痛，追封谥号为平原懿公主，葬在南陵，在京师立庙。没有先例，不合礼制。宋孝武帝孝建元年七月辛酉，有关部门上奏：东平冲王年纪幼小，没有后嗣，丧服只到五月。虽然不用按殇君对待，应当有主祭之人，但是封国是追赠设立，没有属官。不清楚灵位是该撤毁，还是附到别的宗庙？下令礼官详议。 太学博士徐宏评议：东平冲王没有后嗣，追赠封国，没有属官；殇服期满之后，灵主应当撤毁。《礼记》：殇亡、无后之人，附从祖庙受祭。又说：士大夫不能附祭诸侯，附祭当过士大夫的先祖。诸侯不能附祭天子，东平冲王应当附到先祖中封王的庙中，也就是长沙景王庙。 下诏准许。
大明四年丁巳，有关部门上奏：安陆国封土虽然设立，祭祀的庙室还没有修建，四时献祭，暂时附在江夏庙。宣王生母夫人该不该接受祭祀？ 太学博士傅郁评议：应当停止祭祀。 右丞徐爰评议：《礼》说，慈母、妾母，不代代祭祀。郑玄注：因为不是嫡母，所以传注说儿子可以祭，孙辈就停止。又说：为慈母立后，也可以为庶祖母立后。揣摩这个意思，父妾的祭祀，不一定只限于亲生儿子。江夏宣王太子，出身贵胄，身遭不幸，圣上怜悯，把皇子出继给他，光大藩国，这个封国以他为始祖。宣王夫人是他的生母，是一国之母，没有礼制压制，哀敬之情可以伸展。她既不能祔入江夏庙，又不能在安陆国受祭，情理上说不过去。我认为参照可以为祖母立后的义理，应当允许她在庙中受祭。 两种意见不同。朝廷综合评议，采纳徐爰的意见，下诏准许。
大明六年十月丙寅，有关部门上奏：已故晋陵孝王子云没有后嗣，安庙之后三天，封国臣僚按丧礼权制除服。初一、十五以及忌日，臣子要不要回来哭临？祭祀的时候，由谁主祭？ 太常丞庾蔚之评议：下葬三天之后，封国臣僚按权制除服，但是灵筵还在。朔望、忌日，臣下应当回来哭临，改换夹服，由上卿主祭。孝王没有后嗣，也没有要服三年丧的人；期亲服除之后，封国还在，应当立庙，作为封国始祖。服除当天，神主暂时附在祖庙受祭。诸王不能以天子为始祖，应当附在自己这一支的祖庙，之后迁入新庙。没有立后之前，四时献祭，一直由上卿主持。 左丞徐爰参议，认可庾蔚之的意见，下诏准许。
大明七年正月庚子，有关部门上奏：已故宣贵妃受到特殊礼遇，不清楚要不要单独立庙？ 太学博士虞龢评议：《曲礼》：天子有后，有夫人。《檀弓》：舜葬苍梧，三位妃妾没有同葬。《昏义》：皇后设立六宫，有三夫人。三妃就是三夫人。皇后之下设三妃，如同天子之下设三公。《周礼》，三公八命，诸侯七命。三公地位高于列国诸侯，三妃也高于诸侯国夫人。查《春秋传》，仲子不是鲁惠公嫡妻，尚且单独立庙。宣贵妃的品级尊崇，应当另立新庙。 左丞徐爰评议：宣贵妃蒙受特殊恩命，礼遇高于后宫，考古典，有明确依据。应当修建庙宇，选派将作大匠主持工程。 朝廷综合评议，采纳虞龢、徐爰的意见，下诏准许。
大明七年三月戊戌，有关部门上奏：新安王为宣贵妃服齐衰一年，十一月练祭，十三月缟祭，十五月禫祭，内心守丧三年。不清楚宣贵妃祔庙在什么时候？入庙的时候，是先祔入别的庙，还是直接进新庙？如果在大祥、禫祭期间入庙，遇到四时祭祀能不能献祭？新安王还在心丧之中，能不能亲自奉祭？ 太学博士虞龢评议：《春秋传》：祔祭之后，制作神主，然后在庙中举行烝尝禘祭。尝属于吉祭，大祥、禫祭之前，不能入庙，应当等到禫祭除服之后。新安王心丧期间，如果到了祭祀时节，庙中举行吉祭，他亲自献祭没有妨碍。祔的意思，是后去世的人附到先人的庙中。《丧服小记》：诸侯不能祔于天子。贵妃品级比照诸侯，自然不能祔于先皇后。而且已经另立新庙，没有可以祔的对象。卒哭之后，更没有祔庙的道理。 左丞徐爰评议：礼制有增损，古今仪节不一样。虽说卒哭而祔、祔而后作主，近代诸侯，都是禫祭结束才入庙。元嘉年间就已经改易麻衣的规制，本朝也变通丧礼。何况宣贵妃生育藩王，葬礼特殊，灵筵、庐次都由新安王主持，庙祀由朝廷安排。禫除之后，新安王可以亲自执爵献祭；如果有变故，由三卿代行。贵妃对上不能和皇姑同列，对下不能附入藩王庙，没有可以祔的地方。 朝廷参议，虞龢意见大体和徐爰一致，采用徐爰的说法，下诏准许。
大明七年十一月癸未，有关部门上奏：晋陵国上奏，孝王庙依照庐陵等藩王旧例，一年五祭。这两个封国都是三卿主祭。晋陵国要不要参照有服丧关系的例子，停祭？ 博士颜僧道评议：《礼记》：所祭对象和自己没有服丧关系，就不祭。晋陵王和衡阳王是小功亲，应当和二国一样停祭。 太常丞庾蔚之评议：“缌麻不祭”，是针对主祭人来说。晋陵王虽然没有后嗣，应当视同有后，按丧服规定来定停祭时限。衡阳王属于族伯，缌麻亲，应当停祭三个月。 兼左丞徐爰评议：嗣王还没有确立，将来继承的人亲疏远近未知，怎么能凭空按现在的服属，减损祭祀敬诚？ 朝廷综合评议，采纳徐爰意见，下诏准许。
大明八年正月壬辰，有关部门上奏：已故齐敬王子羽将来要立后，不清楚现在要不要先做神主、立庙？还是等到立后之后再办？没有立庙之前，在哪里祭祀？ 游击将军徐爰评议：封国没有后嗣，按制度应当废除。始封之君，应当保留祭祀，等待后继。皇子是追赠封王，就是封国始祖。臣不为君行殇礼，前代有先例，不能空缺烝尝祭祀，坐等后人。应当立庙、制作神主，依旧由三卿主祭。 朝廷广泛商议，都认可徐爰的意见。下令立刻立庙，庙成之后造神主；参照晋陵王的先例，神主先暂时附在庐陵孝献王庙。祭祀完毕，神主送回新庙。没有立后之前，常年由封国上卿主持祭祀。
《礼》记载：共工氏称霸九州，他的儿子句龙，又叫后土，能平定九州水土，所以后世把他当作社神祭祀。周代用甲日祭社，甲是天干起始之日。社，是尊崇土地的神。大地承载万物，上天垂示天象。人类从土地获取物资，从上天取法，所以尊天而亲地，教人报答土地恩德。家以中溜为内土之神，国家以社为土神，都是不忘根本。这就是报本返始。烈山氏拥有天下，他的儿子叫农，能够种植百谷。他的后裔叫柱，辅佐颛顼担任稷官，主管农事。周的始祖弃继承这个职责，功德惠及万民，所以被当作稷神祭祀。
《礼》：天子为天下百姓设立的社，叫太社；天子为自己设立的社，叫王社。所以天子有两个社，稷神也有两个。汉、魏只有官社，没有对应的稷，通常是二社一稷。晋初沿袭魏制，没有改动。太康九年，改建宗庙，社稷坛也一同迁移。晋武帝下诏说：社本是同一个神灵，合并二社的礼仪。 车骑司马傅咸上表说：《祭法》里二社各有含义。天子隆重祭祀郊庙，还要亲耕籍田，是为了重视祭祀的谷物，献祭上天。《谷梁传》：天子亲耕，用来供给祭祀粢盛。亲耕，是为自己报功，为王社而耕。国家以百姓为本，百姓以谷物为命，所以又为百姓立太社，祈求、报答土神。两件事用意不同，所以才有两个社。王景侯论王社，也说春天为籍田祈谷，秋天报功。他论太社，说君王在疆土之内，为百姓设立，叫太社，不是天子在京师为自己设立。景侯这个说法依据《祭法》：大夫以下，民众聚居设立的社，叫置社。景侯注解：就是后世的里社。景侯注解《祭法》，把置社解释成民间里社；但另外的议论又说太社是民间之社，这个意思我理解不了。太社，是天子为万民祭祀，所以叫天子太社。《郊特牲》：天子太社，必须承受霜露风雨。天下百姓众多，君王统一为他们立社，所以叫太社。置社数量不一，以里巷为名。《左传》“在清丘之社结盟”就是这类民间社。民间社不叫太社。如果太社不在京师设立，该设在哪里？ 《祭法》又说：王为群姓立七祀，也为自己立七祀。为自己立，就是为自身祭祀；为百姓立，就是为百姓祭祀。太社和七祀，经文体例完全一致。有人辩难，说典籍只有五祀，没有七祀。五祀是国家大祀，七祀是小祀。《周礼》记载小祀，君王穿墨冕行礼。景侯注解大厉，说如同周代杜伯，鬼魂有归处，就不再作祟害人。如今有人说只有一个社，拿景侯的说法，却说经文没有二社文字，只是口头相传。景侯学识精深，斟酌之后才作注解，不能仅凭口头说法废除明文记载。这样一来，不止二社，景侯很多注解都可以废除。之前接到敕令，拿《尚书·召诰》“在新邑立社，只用一头太牢”，证明没有二社。查《郊特牲》：社稷祭祀用太牢。如果单凭一句“一牢”证明社只有一个，那稷就没有祭牲了。论者说，举社就包含稷。为什么不能理解为举一牢，对应二社？国家大事，在于祭祀与战争。有疑问而保留，好过有错而废除。况且保留二社有理据，废除没有依据。《周礼》封人，掌管设置社的界域，文字没有写稷。有人说帝社没有稷，就是出自这里。但是国家合称社稷，经传常连用。《周礼》君王祭稷穿絺冕，这是王社有稷的证据。封人那段不提稷，只是文字省略。我主张依旧设立二社，再加帝社对应的稷坛。
当时成粲议论：景侯说太社不设在京师，是要推翻郑玄学说。 傅咸再次上表：如果按成粲的说法，景侯的注解就自相矛盾。《大雅》：“乃立冢土。”毛公注：冢土，就是太社。景侯注解《诗经》，就采用这个说法。《禹贡》“五色土”，景侯注解：君王取五色土筑太社，分封诸侯，割取对应方位的土赐给四方。这样看来，景侯也认为太社设在京师。不知道成粲的说法从哪里来，和景侯注解冲突，违背经文，毁坏旧说。我虽然愚钝，自幼研习学问，不能沉默，再次上奏。 刘寔赞同傅咸的意见。武帝下诏：社本是一神，后世分成两处祭坛，众人意见不一，何必改动，一切照旧，遵从魏制。 元帝建武元年，又依照洛阳旧制设立二社一稷。太社祝辞：大地德泽广布，恩惠无穷。设立太社，保佑万邦。四海苍生，都承受福祥。帝社祝辞：坤道厚德承载，护佑王畿。设立帝社，尊奉地道神灵。吉日献祭，大福降临。 礼制，左边宗庙、右边社稷，历代遵从。洛阳社稷在宗庙右侧，江左也是如此。东吴时宫东门雩门一带，推测东吴的社也在宫东，和宗庙同处。刘宋沿用旧制，没有改动。
魏氏三祖都亲自耕籍田，说明先农祭祀不曾废止。相关礼仪没有别的记载，依从汉代仪制。执事官员用太牢告祭。晋武帝、晋哀帝都打算行籍田礼，没能成行，仪注残缺。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春天，皇帝亲耕，在籍田中阡西陌南设立先农坛，坛高四尺，方二丈，四面台阶，台阶宽五尺，外围矮墙。距离田间道路各二十丈。皇帝到来之前，司空、大司农率领太祝令和执事，黎明用一头太牢告祭。祭器用社稷祭祀的器具。祭祀完毕，把祭肉分给参与祭祀的人。旧典里先农也常列入郊祀序列。
汉制，皇后在东郊苑中亲桑养蚕。蚕室祭祀蚕神：苑窳妇人、寓氏公主，用少牢。晋武帝太康九年，杨皇后在西郊亲桑，祭祀先蚕。坛高一丈，方二丈，四面台阶，台阶宽五尺，在采桑坛东南帷宫之外，距离帷宫十丈。皇后到达之前，太祝令黎明用太牢告祭，谒者一人监祭。祭祀结束，撤去祭品，祭肉分给随从采桑、参与祭祀的人。
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庚子，初次祭祀五岳四渎，整理各类祭祀，埋玉、沉玉。黄初六年七月，文帝率水军进入淮河。九月壬戌，派使者把玉璧沉进淮河，是古礼。 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明帝东巡，派使者用特牛祭祀中岳，合礼。魏元帝咸熙元年，元帝到长安，派使者用玉璧、币帛祭祀华山，合礼。 晋穆帝升平年间，何琦上书论修复五岳祭祀：唐尧虞舜制度，天子五年一次巡狩，视察四方，柴燎祭祀五岳，望祭山川，遍祭群神。所以说，依托名山向上天禀告功德。用来昭告神灵，报答功德。灾疫不生，风雨寒暑合时。三代以后，巡狩周期长短不同，这套礼制不变。五岳比照三公，四渎比照诸侯，写在经籍，应当延续，不能废弃。秦、汉定都西京，泾水、渭水、长水，原本不在祀典，因为靠近咸阳，比照大川祭祀。正统的岳渎祭祀，怎么能空缺？永嘉之乱，中原沦陷，这套祭祀荒废。只有天柱山，还在版图之内，从前朝廷选派百石吏卒奉祀。东晋初年，没有常设官吏，庐江郡经常派临时官员，四季祷祭，春天祈求回暖，冬天祈求冰雪。咸和年间之后，祭祀又荒废。如今不合礼制的祭祀数不胜数，细究神名，很多是邪鬼；耗费人力物力，损害百姓。岳渎正神反而祭祀疏简，礼俗败坏，人神混杂，官府民间疲于应付，乱象越来越多。根源是国家多难，无暇顾及，荒废的典礼来不及修复。如今元凶已经平定，应当修复旧典。岳渎教化覆盖的地方，百姓盼望安定，神灵祭祀却没有整理，巡狩柴燎，长久废弃。想要光大旧典，要等皇帝北返，稽考古制，整顿制度。五岳四渎应当恢复祭祀，但是祭品、祝辞，旧章缺失。可以命令礼官制定仪范，务求诚敬简约，表达馨香明德就够了。各类邪祀，依照法令，先取缔最过分的，正邪分开，不使亵渎。奏疏没有被采纳。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六月丙辰，有关部门上奏：下诏祭祀霍山，不清楚派什么官员持节、用什么祭品、用什么礼器。 殿中郎丘景先评议：历代都祭祀山川，玉帛等级记载在典籍。但是中期荒废，仪制散佚。周代由宗伯主持，汉代派使者持节侍祠，血祭、埋玉沉玉，经文有范本，酒肉谷物祭品，都有成例。名山用玉币，大的山陵有新谷献祭。山海祭祀霍山，用太牢、玉璧，参考传注可以这样安排。如今皇化远播，祭祀岳山，我认为派太常持节，祭品用太牢，搭配玉璋、纁色币帛；鬯人职责，祭祀四方山川用蜃壳盛酒，也就是蠡杯；其余器具没有记载。郊祀望祭山川，崇尚质朴，器具用陶土、匏瓜，铺垫茅草席，这个可以参照。祭祀山川，要设立坛域。 朝廷参议，采纳丘景先的意见。派兼太常持节出使，祭品太牢，配璋币，礼器用陶匏；当时不再用蜃壳，和郊祀一样用爵献酒。祭品种类数量，全部依照社祭标准。下诏准许。
晋武帝咸宁二年春天，长期干旱。四月丁巳，下诏：干旱地区广泛祈雨。五月庚午，才到社稷、山川祈雨。六月戊子，天降大雨。这是雩禜求雨的旧典。太康三年四月、太康十年二月，也是这样。此后这个制度一直延续。
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下诏：从前孔子身负大圣之才，有帝王的器量，生在衰周，没有受命为君的运数，退而考订五代礼制，修素王事业，依托鲁国史书作《春秋》，向乐师订正《雅》《颂》，千载之后，学者都依托他的文字著述，仰仗他的圣智谋划。他是一代大圣，万世师表。天下大乱，祭祀荒废，旧居庙宇毁坏不修，褒成侯的后代断绝，阙里没有诵读之声，四时没有烝尝祭祀，这哪里是尊崇教化、报答功德，大德百世必祭的道理！任命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食邑百户，奉孔子祭祀。命令鲁郡修缮旧庙，设置百户吏卒守卫。 晋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封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又下诏太学、鲁国，四季备好三牲祭祀孔子。明帝太宁三年，下诏让奉圣亭侯孔亭四时祭孔子，仪制和泰始旧例一样。孔亭五世孙孔继之，沉迷博弈，经常挪用祭祀经费，怠慢不祭。宋文帝元嘉八年，有司上奏削夺爵位。元嘉十九年，授孔隐之。孔隐之侄子孔熙先谋反，又失去爵位。元嘉二十八年，改封孔惠云为奉圣侯。后来孔惠云重病失爵。孝武帝大明二年，再封孔迈为奉圣侯。孔迈去世，儿子孔莽继承，孔莽犯罪，失去爵位。
魏齐王正始二年三月，皇帝讲完《论语》；五年五月，讲完《尚书》；七年十二月，讲完《礼记》；都命太常行释奠礼，在辟雍用太牢祭祀孔子，以颜渊配享。 晋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讲完《孝经》；咸宁三年，讲完《诗经》；太康三年，讲完《论语》。元帝太兴三年，皇太子讲完《论语》。太子都亲自行释奠礼，太牢祭孔子，颜渊配享。成帝咸康元年，皇帝讲完《诗经》；穆帝升平元年三月，皇帝讲完《孝经》；孝武宁康三年七月，皇帝讲完《孝经》；都按旧例释奠。 穆帝、孝武帝都临时把中堂当作太学。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四月，皇太子讲完《孝经》，在国子学释奠，依照晋代旧例。
汉代东海恭王去世，汉明帝到津门亭发哀。魏代遇到丧事、使者吊祭，依从博士杜希的意见，去掉玄冠，戴布巾。魏武帝年轻时，汉太尉桥玄唯独厚待他。建安年间，派使者以太牢祭祀桥玄。文帝黄初六年十二月，路过梁郡，又以太牢祭祀桥玄。黄初二年正月，文帝校猎到原陵，派使者以太牢祭祀汉光武帝。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四月丙辰，皇帝到江宁，路过司徒刘穆之墓，派使者致祭。孝武帝大明三年二月戊申，皇帝行籍田礼，路过左光禄大夫袁湛墓，遣使致祭。大明五年九月庚午，皇帝出行，路过司空殷景仁墓，遣使致祭。大明七年十一月，南巡。乙酉，派使者祭祀晋大司马桓温、征西将军毛璩之墓。
刘禅景耀六年，下诏在沔阳为丞相诸葛亮立庙。在此之前，各地百姓请求立庙，朝廷不许，百姓私下祭祀。有人提议在京师立庙，顺从民意，刘禅没有采纳。步兵校尉习隆、中书侍郎向允等人对刘禅说：从前周人感念召伯的恩德，甘棠树都不忍砍伐；越王感念范蠡功劳，铸铜像纪念。汉代以来，小德小善，都有画像立庙的，何况诸葛亮德泽遍及远近，功勋冠绝末世，维持汉室不亡，全靠他。如今只有私门祭祀，没有官庙，百姓在街巷祭祀，夷人在野外祭祀，不能保存功德、追念先贤。如果全部顺从民间，祭祀就会轻慢无度；在京师立庙，又逼近宗庙，这是圣上迟疑的原因。我们建议就近在他墓旁沔阳立庙，由朝廷按时赐祭。从前的属官想要祭祀，都限定到这座庙中，禁止私祭，尊崇正礼。刘禅听从。何承天评论：《周礼》有功之臣，在大烝祭里配享先王。后代遵循这个制度，元勋配庙。向允等人不依据这个礼制，刘禅还采纳，都不合礼。
汉代城阳国百姓因为刘章对汉朝有功，给他立祠。青州各郡纷纷效仿，济南尤其兴盛。魏武帝担任济南相的时候，全部拆毁。后来执掌朝政，普遍取缔，这类不合礼制的淫祀断绝。文帝黄初五年十一月，下诏：先王制定祭祀，用来昭明孝道、侍奉先祖。大的是郊、社，其次宗庙，日月星辰、五行、名山大川，不在这一类的，不在祀典。末世衰乱，迷信巫祝，甚至宫殿之内，门户之间到处献祭，十分昏惑。从今以后，敢设立非礼祭祀、传播巫祝妖言的，一律按旁门邪道论处，写入法令。 明帝青龙元年，再下诏：郡国山川，不在官方祀典的，不许祭祀。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下诏：古代圣明帝王，整理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各有固定祭祀制度，报答阴阳造化之功，沟通人神。以道治理天下的，妖鬼不能作祟，神灵也不伤人。祝史献祭没有虚辞，百姓敬畏幽冥，淫祀不兴。后世信道不诚，僭越礼制、亵渎神灵，放纵欲望祈求福佑，不敬畏远神，侥幸求福，妖妄互相煽动，舍正从邪，魏朝深恶这种风气。现在依照旧礼，订立制度，有功于百姓的，必有祭祀报答；妖邪野鬼，不混杂其中。 泰始二年正月，有关部门上奏：春分祭祀厉殃、禳除灾祟的祠庙。下诏：不在祀典，撤除。
宋武帝永初二年，全面禁绝淫祀。蒋子文祠以下，全部拆毁。孝武帝孝建初年，重新修建蒋山祠，各地山川祠庙陆续恢复。明帝在鸡笼山设立九州庙，汇集各路神灵。蒋侯在宋代不断加封，官至相国、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殊礼，封钟山王。苏侯封骠骑大将军。四方诸神，都加封爵位。
汉安帝元初四年，下诏：《月令》说，仲秋，赡养老人，授几杖，供给糜粥。如今八月正是核查户籍的时候，郡县大多不执行。就算供给糜粥，里面掺糠、泥土，没法下咽。由这份诏书可见，汉代还依照《月令》推行政事。
志第八 礼五
秦朝废弃礼学，行事大多违背古制。汉初崇尚简约，没有改定礼制，车驾服饰的仪制，很多沿袭秦朝旧规。到汉明帝时，才开始修复前代典章，司马彪《舆服志》对此记载得十分详尽。曹魏只造出指南车，其余制度即便屡次改动，也算不上根本性变革。晋朝制定服制法令，辨析厘定各类仪轨，徐广《车服注》大略记载各项条目，这些制度有一部分一直沿用至当时。所以这里再加以叙录，贯通数代的典章故事。
上古圣人看见蓬草随风转动，于是创制车轮；轮子可以承载物件，进而造出车厢。车辆能够承载重物、远行千里，运转不息。后世圣人观察北斗，斗魁方直、斗柄弯曲，连带龙角之形，仿照它造出帝王的乘舆，把车辕做成弯曲样式，方便驾马行驶。《系本》说：“奚仲最早造出车子。”考察史实，伏羲画八卦，制造大车，驯服牛马供人驱使，为天下带来便利。奚仲只是夏朝掌管车服的车正，怎么会是造车的始祖？《系本》的这个说法并不正确。“依据车服赏赐有功之人”，记载在唐尧的典诰之中。夏朝设置旌旗，用来区分贵贱等级。周代设有六类职事，百工是其中之一。一件器物，要众多工匠施展技艺才能制成，造车所需工匠最多。《明堂记》记载：“鸾车，是有虞氏的路车。大路，是殷代的路车。乘路，是周代的路车。”殷代出现山车祥瑞，也就是桑根车，殷人把它定为大路。《礼纬》说：“山车垂句。”句，就是弯曲。意思是车子木料不用人工揉制，天然弯曲。周代五种路车，分为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五种车的装饰规制，详细记载在《考工记》。车厢方形，取法大地；车盖圆形，取法苍天；车辐象征日月，二十八根弓木象征二十八星宿。玉路、金路、象路，是依据车端装饰的材质命名。革路以漆皮为饰，木路以髹漆木料为主体。玉路，竖立大常旗，用于祭祀；金路，竖立大旗，用于接待宾客；象路，竖立大赤旗，用于朝会；革路，竖立大白旗，用于战事；木路，竖立大麾，用于田猎。黑色，是夏代崇尚的颜色。
秦朝检阅夏、商、周三代的车制，唯独取用殷代制度。古时叫桑根车，秦朝称之为金根车。汉朝沿袭秦代旧制，也作为天子乘舆，这就是所谓沿用殷代路车。《礼论·舆驾议》说：“周代玉辂最为尊贵，汉代金根车，就相当于周代的玉路。”汉代制度，天子乘舆金根车，车轮都涂朱红斑纹，双层毂、双重车辖，配有飞軨。毂的外侧再加一层毂，装上辖，外层再设一辖，用铜件贯穿固定。《东京赋》写道：“重轮二辖，疏毂飞軨。”飞軨用赤色油布制作，宽八寸，长度垂到地面，系在轴头，叫作飞軨。用金箔镂刻龙纹，作为车厢两侧倚较。较设在车厢上方，车藩上绘有花纹。藩，就是车厢。车前横轼上雕刻伏虎，轭头做成龙首，鸾雀立于车衡，车辕绘有花纹；翠羽车盖，内里黄绢，这就是所说的黄屋。金华装饰在车盖弓末端，竖立太常旗，十二旒，绘日月、升龙图案，驾六匹黑马，安置十二鸾铃，用金属制成叉髦，插上翟尾。另外加装斗大的牦牛尾，放在左侧骖马的轭上，这就是左纛。这辆车形制仿照周代玉路。应劭《汉官卤簿图》记载，天子大驾出行，乘坐凤凰车，金根车作为副车。又有五色安车、五色立车各五辆，竖立龙旗，驾四马，安置八鸾铃，其余装饰和金根车相同，相当于周代金路。每辆车依照对应方色配色，这就是五时副车，民间俗称“五帝车”。东晋以后这套制度就废止了。白马，把鬃毛染成朱红色；安车，是可以坐着乘坐的车。又有九重建华盖。甘泉卤簿之中，有五辆道车、九辆游车，排在天子乘舆前面。还有象车，走在最前面，用来查验桥梁道路。东晋天子出行卤簿里，依旧保留象车。凡是妇人乘坐的车，都是坐乘，所以《周礼》王后有安车，而君王没有。汉代天子乘舆反而配有安车。天子御驾用六马，其余副车都是四马。查《尚书》记载，用朽坏的绳索驾驭六马。佚失的古礼《王度记》说：“天子驾六马，诸侯驾五马，卿驾四马，大夫驾三马，士驾二马，庶人驾一马。”楚平王乘坐白马。梁惠王用三马安车送淳于髡，是大夫的仪制。《周礼》，四马为一乘。《毛诗》注说，天子直到大夫都驾四马，士驾二马。袁盎劝谏汉文帝不要驾六马疾驰。魏代天子也驾六马。晋代《先蚕仪》规定，皇后安车驾六马，两辆辕安车驾五马为副车。东晋以来，不再有驾六的制度，一律驾四马。
宋孝武帝大明三年，命令尚书左丞荀万秋制造五路。按《礼图》记载，金路配赤色通旗，没有车盖。这次改造仿照金根车，红漆彩绘，车端用玉装饰，竖立青旗，十二旒，驾四匹黑马，加羽葆盖，用于祭祀。原有的金根车定为金路，竖立大青旗，十二旒，驾四匹黑马，配羽葆盖，用于接待宾客。象路、革路、木路，《周官》《舆服志》《礼图》都没有记载形制，全都仿照玉路，髹漆彩绘，配羽葆盖，车端用象牙装饰，竖立赤旗，十二旒，用于朝会。革路，竖立赤旗，十二旒，用于战事。木路，竖立赤麾，用于田猎。象路、革路驾黑马，木路驾赤马，都是四马。旧制，有重大典礼、法驾出行时，五路各有专用，不会一同出动。大明年间，才定下五路一同陈设的制度。天子亲耕籍田，乘坐三盖车，又叫芝车，也叫耕根车，车前横轼上安放耒耜。战车是立乘，夏代叫钩车，殷代叫寅车，周代叫元戎。竖立牙麾，斜向安放，载金鼓、羽幢，轼上放置甲胄、弓弩。猎车，车轮有彩绘，轮上缠绕镂刻龙纹，又叫蹋猪车。魏文帝改名为蹋虎车。
指南车，相传是周公创制，用来护送远方外族使者。原野辽阔，容易迷失方向，于是造出此车，使人始终分清南北。《鬼谷子》说：“郑国人进山采玉，必定带上司南，防止迷路。”到秦、汉之时，指南车的制作方法已经失传。后汉张衡重新造出指南车。汉末战乱，器物损毁。曹魏的高堂隆、秦朗都是博学之士，在朝堂争辩，认为世上没有指南车，古书记载是虚妄之说。魏明帝青龙年间，诏令博士马钧重新制造，指南车方才制成。晋朝动乱，指南车再度失传。石虎命令解飞、姚兴命令令狐生，又分别造过指南车。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宋武帝平定长安，才得到这件器物。它形制类似鼓车，车上设置木人，伸手指向南方，车子无论怎么回转，木人指向不变。天子大驾卤簿，指南车走在最前面开路。这种由胡人制作的指南车，机巧并不精密，虽说名叫指南，指向常常不准，转弯行进的时候，还需要人手动校正。范阳人祖冲之心思精巧，一直认为应当重新制作。宋顺帝升明末年，齐王担任宰相，命祖冲之制造指南车。车造好之后，派抚军丹阳尹王僧虔、御史中丞刘休试验。这辆车机关精密，无论怎么转弯回旋，指向始终不变。晋代还有指南舟。北魏拓跋焘令工匠郭善明造指南车，历时一年没能完成。扶风人马岳接着制作，快要完工时，郭善明下毒害死了他。
记里车，起源不详，也是宋高祖平定三秦的时候缴获的。形制和指南车相近，车上设有鼓，车子每走一里，木人就敲鼓一次。大驾卤簿之中，排在指南车后面。
辇车，在《周礼》王后五路里等级最低，是后宫闲居时乘坐，不是君王用车。汉代天子也使用辇车，有的用人牵引，有的驾果下马。汉成帝想要和班婕妤同乘辇，就是这种车。后汉外戚阴就骄横显贵，也乘坐辇。井丹讥讽他：“从前夏桀乘坐人拉的车，难道就是这个吗？”这么说来，辇是夏代末年创制的。井丹讥讽阴就用人拉辇，却没有说他僭越天子，莫非贵臣也可以乘坐？不知道从哪一代开始，辇去掉了车轮。《傅玄子》说：“夏代叫余车，殷代叫胡奴，周代叫辎车。”辎车，就是辇。魏、晋帝王小规模出行，常骑马，也常乘坐舆车，舆车就是后世的小舆。
犊车，属于軿车一类。汉代只有贫穷的诸侯才乘坐，后来渐渐变得尊贵。孙权所说“车中八牛”，指的就是犊车。东晋帝王出行，也用犊车装载物资。汉代轻视轺车，看重辎軿；魏、晋轻视辎軿，看重轺车。还有追锋车，去掉小平盖，加装通幔，形制类似轺车，驾马。又有用云母装饰的犊车，叫云母车，臣子不能乘坐，帝王时常赏赐王公。晋代还有四望车，当时的制度依旧保留。汉代规定，只有商人不能乘坐马车，其余人都可以。官吏授官，车盖杠是赤色，其余人用青色车盖杠。
《周礼》记载，王后也有五路：重翟、厌翟、安车、翟车、辇车，一共五种。汉代制度，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法驾，乘坐重翟羽盖金根车，驾青络马，青帷裳，车辕绘云纹，五金构件涂黄金，盖爪装饰金华，驾三马，左右配骖马。次一等的法驾，乘坐紫罽軿车。查《字林》，軿车有帷幔遮蔽，没有后辕；有后辕的叫辎。应劭《汉官》记载，汉明帝永平七年，光烈阴皇后下葬，魂车是鸾路青羽盖，驾四马，龙旗九旒，前面有方相。凤凰车，由大将军妻子陪乘，太仆妻子、御女骑马夹护车毂，这是前汉旧制。
晋代《先蚕仪注》记载，皇后乘坐油画云母安车，驾六匹浅黑色騩马。騩，就是浅黑色。两辕油画安车，驾五匹騩马，作为副车。公主油画安车，驾三马。三夫人青交路安车，驾三马。都配紫绛罽軿车，驾三马为副。九嫔、世妇乘坐軿车，驾二马。宫人乘坐辎车，驾一马。王妃、公侯特进夫人、封君皁交路安车，驾三马。
汉代制度，贵人、公主、王妃、封君的油軿车都驾二马，只有右侧骖马。汉代，太子、皇子都乘安车，朱斑轮，倚较绘虎，轼上伏鹿，车厢绘黑纹，青盖，金华装饰盖弓末端，车辕绘黑纹，五金构件鎏金。皇子封王，赏赐这种车，所以叫王青盖车。都配有左右骖马，树立五旗，旗上九纹，画降龙。皇孙乘坐绿车，驾三马。魏、晋制度，太子和诸王的车都驾四马。
晋元帝太兴三年，太子举行释奠礼。元帝下诏说：“没有高车，可以乘坐安车。”高车，就是立乘的车。公和列侯的安车，朱斑轮、倚鹿较、伏熊轼、黑车厢，这种叫作轩，黑缯车盖，驾二马，只有右骖。王公的旗八旒，侯七旒，卿五旒，旗上都是降龙。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官员，郊祀、谒陵法驾出行，都乘大车立乘，驾四马。后面导引随从的大车，驾二马，右骖。其余时候出行乘坐安车。辞官退休的大臣，都赏赐四马安车。中二千石官员，黑盖、朱车厢，铜质五末，驾二马，右骖。《晋令》规定，王公世子代掌国政，安车驾三马，旗七旒；侯世子，旗五旒。
傅畅《故事》记载，三公安车驾三马；特进驾二马；卿驾一马。汉代制度，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的夫人，参与宗庙祭祀、先蚕礼，各自乘坐丈夫的安车，右骖，加装黑色交络、帷裳。不是公家典礼，就乘坐漆布辎軿车，铜质五末。晋武帝太康四年，下诏依照汉旧例，赐给九卿朝车、安车各一辆。傅畅《故事》记载，尚书令轺车，黑色耳板，后开门；仆射轺车只有后门，没有耳板；中书监、中书令的车制和仆射相同。
汉代，天子大驾出行，公卿在前导引，太仆、大将军陪乘，千乘万骑随行，属车八十一辆。古时候诸侯副车九辆，秦吞并六国，承袭各国车服，所以定为八十一辆。汉代沿用不改。汉定都长安时，在甘泉祭天使用这套卤簿；定都洛阳，拜谒原陵、国丧的时候，也使用大驾。法驾，由河南尹、洛阳令导引，奉车郎御车，侍中陪乘，属车三十六辆。所有属车都是黑盖红里。后汉郊祀上天用法驾，祭祀宗庙用小驾。小驾，就是减少副车数量。前驱有九游、云罕，皮轩、鸾旗，都由大夫乘车执掌。鸾旗，是把羽毛编缀，排列在车旁。还有金钲、黄钺，黄门鼓车。天子乘舆之后是属车，尚书、御史坐在属车上。最后一辆车悬挂豹尾。豹尾以内，等同于宫禁之中。每次出行都清道戒严，竖立五旗。太仆备好卤簿条目上奏，尚书郎、侍御史、令史手持簿册，督察车马队伍，这叫作护驾。春秋时节拜谒皇陵，规模比小驾还要精简，只有一名当班尚书随行，其余令史以下人员跟随，这叫先置。薛综注释《东京赋》，把云罕、九游当作旌旗别名，没有分辨形制。查曹魏册封晋王，准许使用天子旌旗，配备旄头、云罕，可见云罕不是旌旗。徐广《车服注》认为九游就是九辆游车。云罕，疑似璟罕。《诗序》说：“齐侯田猎璟弋，百姓苦之。”璟罕本用于田猎，后来变成出行仪仗。潘岳《籍田赋》先叙五路、九旗，再写琼璟、云罕。如果云罕是旗帜，潘岳不会紧接在九旗之后另行书写；它和璟戟并列，应当就是后世的毕网，这个说法比较妥当。皮轩，是用虎皮包裹车厢。徐广又引《淮南子》“军正手持豹皮，整肃部众”，《礼记》说“前行的士师，车上载虎皮”。天子仪仗用豹尾，应当是同类用意。五旗，五色旗各一面，下面用木牛承托。徐广说木牛，取负重安稳之意。五旗的旗竿缠束，对应《礼记》德车结旌，不全部舒展；战事之时才散开。武车的旌旗是垂舒展开的。史臣按：如今结旌、绥旌形制一样，但德车、武车都不再陈设。木牛的含义，也不能完全明白。再查《周礼》记载各类礼器，十分详尽，却没有相风、璟网、旄头之类，显然不是古制。何承天认为战国纷争，军队频繁出征，悬乌这类测风器物，应当是秦代开始设置。晋武帝曾经问侍臣：“旄头是什么意思？”彭推回答：“秦国有一种怪物，能摧山断水，所向披靡，唯独惧怕旄头，所以武士佩戴，是秦代制度。”张华说：“有这种说法，但不见于正经典籍。我认为是取壮士发怒，头发冲冠的意思。”挚虞《决疑》没有评判对错。徐爰说：“彭推、张华的解释，都是附会含义，没有依据。查天文，毕、昴之间叫天街，所以车驾用璟罕在前导引；毕星方、昴星圆，仿照星象。《星经》记载，昴星又叫旄头，所以执旄头的人戴皮毛冠。”
轻车，是古代战车。车轮车厢通体朱红，不设帷幔、车盖，竖立矛戟幢麾，轼上安放弓弩，驾二马。由射声校尉麾下吏士乘坐，排在属车序列之中。
《汉仪》记载：“天子出行称警，返回称跸。”解说的人说，车驾外出叫警，入宫叫跸，而当时出行返回都呼喊警跸。史臣认为，警，是警戒防备；跸，是禁止通行。跟随天子出行，一同警戒，防备意外；外人靠近天子车驾道路，就喝止清道。董巴、司马彪说：诸侯王出入也要设遮拦，称警设跸。武刚车，有帷有盖，在前作为先驱，也在轻车之后作为殿后，驾一马。《史记》记载，卫青征伐匈奴，用武刚车结成营阵，就是此物。
汉代制度，帝王灵柩放在辒辌车上，四轮。装饰类似金根车，再加丝绳连璧，交错缠绕，四角金龙衔璧，垂五彩羽毛流苏，前后帷裳绘云气，曲藩绘花纹，长度和车厢相等。太仆驾车，驾六匹白骆马，用黑药在马身上灼出虎纹，叫作布施马。下葬完毕，马匹变卖，辒辌车藏在城北秘宫。到当时，马匹不再灼虎纹，也不再变卖，灵车用完就销毁。从汉代霍光、晋安平王、齐王、贾充、王导、谢安，到宋代江夏王，以殊礼安葬的，都用大辂黄屋，载灵柩于辒辌车。
《晋令》说：使者乘驿出使，如果遇到丧亲以上丧事，立刻上表奏报，可以穿白服乘骡车，由副使代理事务。徐广《车服注》：传闻骡车，是犊车的车身，配上马车的辕。没有车盖的车叫科车。晋武帝时，护军将军羊琇乘坐羊车，司隶校尉刘毅上奏弹劾。武帝下诏：“羊车虽然没有禁令，但也不是士人可以乘坐的。”东晋之后，不再禁止。
古时有充庭的制度，帝王临轩大会，在殿庭陈列天子车辇、旌旗鼓乐。张衡《东京赋》写道：“龙路充庭，鸾旗拂霓。”东晋废止了这项制度，宋孝武帝大明年间重新恢复。
上古之人，寝卧都用兽皮，没有服饰制度。后世圣人观察鸟兽羽毛纹样、草木花色，于是染丝织布做成衣裳，玄黄配色，取法天地尊卑；观察鸟兽冠角的形态，创制冠冕、缨蕤这类饰物。虞舜制作彩绘，纹饰繁复；夏代崇尚简约，依旧重视黻冕。皋陶在《谟》中陈述五服五章，这些都是后世君王不能更改的准则。周代借鉴夏商两代，典制周密，弁师掌管六冕，司服掌管六服，等级明确，次序井然。《礼记·冠义》说：“冠，是礼的开端，是大事。”太古用布冠，斋戒时染成黑色。夏代的冠叫毋追，殷代叫章甫，周代叫委貌，这是三代日常所用冠。周代祭祀的冕，缫旒彩饰完备，所以孔子说“服周之冕”，极尽赞美。
到秦朝，凭借战国基业登上天子之位，废除古礼，郊祭礼服，都穿纯黑袀玄。汉明帝才采纳《周官》《礼记》《尚书》以及诸儒说法，重新完备衮冕礼服。魏明帝认为公卿衮衣上的黼黻纹样，和天子相近，于是减省纹饰。晋代之后没有改动。天子郊庙行礼，戴黑介帻、平冕，也就是后世所说平顶冠。表黑里朱红，宽七寸，长一尺二寸，垂珠十二旒。用丝组做缨带，上衣黑色、下裳绛色，前三幅，后四幅；上衣手绘，下裳刺绣，绘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一共十二章。素带宽四寸，里衬朱红，侧边用朱红镶边。中衣绛色镶领袖，赤皮蔽膝，蔽膝就是古时的韨。绛色裤、绛色袜、赤舄。尚未行冠礼的皇子，戴空顶介帻。释奠祭祀先圣，穿皂纱裙，绛缘中衣，绛裤袜，黑舄。临轩大典，也穿衮冕。朝服，戴通天冠，高九寸，金博山颜，黑介帻，绛纱裙，皂缘中衣。拜谒皇陵，黑介帻，素色单衣。杂服，有青赤黄白缃黑各色介帻、五色纱裙，还有五梁进贤冠、远游冠、平上帻、武冠。素服，白纱单衣。《汉仪》记载，立秋日田猎，戴缃色帻。晋哀帝初年，博士曹弘之等人奏议：立秋御读诏令，不该戴缃帻，请求改用素帻。皇帝下诏依从。宋文帝元嘉六年，奉朝请徐道娱上表，认为不该用素帻。诏令门下省详议，文帝坚持照旧，于是没有更改。
进贤冠，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梁数多少区分贵贱，是古之缁布冠，文人儒士佩戴。上公、公卿到郊庙助祭，都戴平冕；王公八旒，卿七旒，丝组做缨，颜色和绶带一致。王公礼服，从山龙往下，共九章；卿礼服，从华虫往下，共七章。举行乡射礼，公卿戴委貌冠，黑绢制作，形状像倒扣的杯子，形制和皮弁一样，长七寸，高四寸。上衣黑色，下裳素色；中衣用黑绢镶领袖。执事人员戴皮弁，用鹿皮制成。
武冠，从前叫惠文冠，本是赵国冠服，又叫大冠。侍臣佩戴，上面加貂蝉。应劭《汉官》说：有人解释金象征坚刚，百炼不损；蝉居高处、饮食洁净，口在腹下；貂外表温润、内里刚劲。这都是借物附会，不是实情。真实来历是赵武灵王推行胡服，秦灭赵国之后，把赵王的这冠赐给侍臣，所以秦、汉以来，侍臣冠上加貂蝉。徐广《车服注》推测本意：北方寒冷，原本用貂皮暖额，附在冠上，后来演变成冠饰。侍中冠左貂，常侍冠右貂。
法冠，本是楚冠，又叫柱后、獬豸冠。传说獬豸这种神兽能分辨是非，用角去顶邪恶之人。秦灭楚，把楚王的这款冠赐给法官。
谒者佩戴高山冠，本是齐冠，又叫侧注冠。秦灭齐，把齐王此冠赐给谒者。魏明帝因为它外形近似通天冠、远游冠，于是修改形制。
樊哙冠，宽九寸，形制类似平冕，殿门卫士佩戴。汉代樊哙曾经手持铁盾。鸿门宴上，项羽打算加害汉王，樊哙撕开衣裳包裹盾牌，戴在头上闯入见项羽。汉代承袭秦制，冠有十三种，魏、晋之后，不是全部使用，这里只记载当时通行的。
帻，古时是地位低下、不戴冠的人所用。汉元帝额头有浓密硬发，才开始戴帻。王莽头顶光秃，又在帻上加了隆起的屋。《汉注》说：戴进贤冠，适合搭配长耳帻，也就是介帻；戴惠文冠适合搭配短耳帻，也就是平上帻。后来就根据冠的不同区分帻。介帻给文吏，平上帻给武官。童子的帻没有隆起的屋，代表尚未成年。还有纳言帻，后部收拢，再加一重方三寸的布。赤帻，骑吏、武吏、天子鼓吹乐手佩戴。发生日食，文武百官摘冠，戴赤帻，搭配朝服，以示威武。宋代天子鼓吹，黑帻、武冠。
汉代制度，五郊祭祀，天子和执事官员服饰，对应各方颜色；不执事的百官，穿常服随从。常服，就是绛衣。魏秘书监秦静说：汉代承袭秦制，改动六冕制度，只用玄冠绛衣。晋代叫五时朝服，又分四时朝服、普通朝服。
凡是战事相关，统称戎。《尚书》说：“一戎衣而天下定。”《周礼》：革路用于战事。又说：兵事穿韦弁服，用赤色熟皮做弁，也做衣裳。《春秋左传》记载穿戎服处理军务，又写晋郤至穿赤色皮制跗履。古注说，韎，是绛色，就是后世伍伯的衣服。有人说，五霸时期作战，依旧佩绶、冠缨，没有袴褶，袴褶起源不详。近代帝王亲征、内外戒严的戎服，没有固定颜色，戴黑帽，缀紫色褾。褾用缯布制成，长四寸，宽一寸。腰间络带，替代革鞶。内官紫褾，外官绛褾。还有戒严戎服不加褾，文武官员样式一样。帝王田猎巡幸，只有随从官穿戎服、系革鞶；文官不摘缨，武官脱冠。宋文帝元嘉年间，巡幸田猎都遵照这个规矩；扑救宫庙火灾，也穿这套戎服。
汉代制度，太后入庙祭祀，上衣绀色、下裳黑色；亲蚕礼，上衣青色、下裳浅青色，都是深衣。深衣就是单衣。首饰是剪牦帼。汉代皇后谒庙礼服，绀上皂下；亲蚕礼服，青上缥下。首饰有假髻、步摇、八雀、九华，再加翡翠。晋代《先蚕仪注》，皇后十二钅奠、步摇、大手髻，纯青色礼服，佩戴绶佩。当时皇后谒庙穿袿襡大衣，叫作袆衣。公主、三夫人大手髻，七钅奠蔽髻。九嫔、公夫人五钅奠。世妇三钅奠。公主朝会，大手髻；长公主可以用步摇。公主、封君以上都带绶，彩丝织成绲带，颜色和绶带相同。公、特进、列侯夫人，卿校世妇、二千石命妇中年长者，戴绀缯帼。助祭穿皂绢上下衣裳；助蚕穿青绢上下衣裳。从皇后到二千石命妇，都以蚕衣作为朝服。
刘向说：古时从天子到士，王后到命妇，必定佩玉，尊卑各有规制。《礼记》：天子佩白玉，玄色丝绶；公侯佩山玄玉，朱红丝绶；卿大夫佩水苍玉，黑色丝绶；士佩瓀玟，赤黄色丝绶。缊，就是赤黄色。绶，用来串联佩玉。上下都有韨，类似蔽膝，贵贱形制不同。五霸之后，战事不断，佩玉不是兵器，韨也不是战具，于是去掉佩玉、韨，只保留系挂的丝绦。秦代用彩丝绦相连，互相承接，叫作绶。汉代沿用。汉明帝才重新恢复佩玉制度，汉末又失传。魏侍中王粲认得佩玉形制，重新制作。当时的佩玉，就是王粲创制的。皇后到命妇的佩玉，古制失传，当时和外臣制度相同，沿用秦代丝绶。
汉代制度，从天子到百官，都佩刀。司马彪《舆服志》记载详细。汉高祖做泗水亭长，拔剑斩白蛇。隽不疑说：剑，是君子的武备。张衡《东京赋》写“纡黄组，腰干将”。可见君王到士人，都佩剑。晋代之后，才用木剑替代真剑。
天子六玺，是秦代制度。《汉旧仪》记载：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汉代沿袭秦制。当初高祖入关中，得到秦始皇蓝田玉玺，螭虎印纽，文字是“受天之命，皇帝寿昌”。高祖随身佩戴，后世叫传国玺，和斩白蛇剑同为天子至宝。传国玺，魏、晋一直传承；斩白蛇剑，晋惠帝时武库失火焚毁，不复存在。晋怀帝被胡人俘获，传国玺落到刘聪手里，后来归石勒。石勒弟弟石虎死后，北方大乱，晋穆帝时期，传国玺才送回朝廷府库。虞喜《志林》说：传国玺不在六玺之内，天子一共七玺。《汉注》：玺，就是印。秦以前，臣子也可以用金玉做印，龙虎纽，随喜好制作。秦以后，只有帝王的印叫玺，并且专用玉，臣子不能使用。汉代，皇帝黄赤绶，四色：黄、赤、缥、绀。皇后金玺，绶带颜色相同。按古礼，士的绶才是这个配色，后世改动古制。吴地没有刻玉工匠，用金做玺，孙皓造六枚金玺就是例子。还有麟凤龟龙玺、驼马鸭头等杂印，当时已经没有。
皇太子，金玺，龟纽，纁朱绶，四色：赤、黄、缥、绀。配五时朝服，远游冠，也有三梁进贤冠，佩瑜玉。
诸王，金玺，龟纽，纁朱绶，四色：赤、黄、缥、绀。配五时朝服，远游冠，也有三梁进贤冠，佩山玄玉。
郡公，金章，玄朱绶。配五时朝服，三梁进贤冠，佩山玄玉。太宰、太傅、太保、丞相、司徒、司空，金章，紫绶，配五时朝服，三梁进贤冠，佩山玄玉。相国用绿綟绶，三色：绿、紫、绀。綟，是草名，颜色青绿。大司马、大将军、太尉，所有位同三公的将军，金章，紫绶，配五时朝服，武冠，佩山玄玉。郡侯，金章，青朱绶，配五时朝服，三梁进贤冠，佩水苍玉。骠骑、车骑将军，以及所有加号大将军、征、镇、安、平、中军、镇军、抚军、前、左、右、后将军、征虏、冠军、辅国、龙骧将军，金章，紫绶。配五时朝服，武冠，佩水苍玉。
贵嫔、夫人、贵人，金章，印文是贵嫔、夫人、贵人之章，紫绶，佩于阗玉。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银印，印文是各自名号之印，青绶，佩五彩琼玉。
皇太子妃，金玺，龟纽，纁朱绶，佩瑜玉。诸王太妃、长公主、公主、封君，金印，紫绶，佩山玄玉。诸王世子，金印，紫绶。五时朝服，两梁进贤冠，佩山玄玉。郡公侯太夫人，银印，青绶，佩水苍玉。郡公侯世子，银印，青绶。五时朝服，两梁进贤冠，佩水苍玉。
侍中、散骑常侍及中常侍，五时朝服，武冠，加貂蝉；侍中左貂，常侍右貂，都佩水苍玉。尚书令、仆射，铜印，墨绶。五时朝服，纳言帻，两梁进贤冠，佩水苍玉。尚书，五时朝服，纳言帻，两梁进贤冠，佩水苍玉。中书监、中书令、秘书监，铜印，墨綟绶。五时朝服，两梁进贤冠，佩水苍玉。
光禄大夫、卿、尹、太子保、傅、大长秋、太子詹事，银章，青绶。五时朝服，两梁进贤冠，佩水苍玉。
卫尉，戴武冠。卫尉一职，东晋不设，宋孝武帝孝建初年才复置，没有核查晋代服制，九卿都用文冠、两梁进贤冠，不合旧制。司隶校尉、武尉、左右卫、中坚、中垒、骁骑、游击、前军、左军、右军、后军、宁朔、建威、振威、奋威、扬威、广威、建武、振武、奋武、扬武、广武、左右积弩、强弩诸将军、监军，银章，青绶。五时朝服，武冠，佩水苍玉。领军、护军、城门五营校尉、东南西北中郎将，银印，青绶。五时朝服，武冠，佩水苍玉。
县、乡、亭侯，金印，紫绶。朝服，三梁进贤冠。
鹰扬、折冲、轻车、扬烈、威远、宁远、虎威、材官、伏波、凌江诸将军，银章，青绶。五时朝服，武冠。奋武护军、安夷抚军、护军、军州郡国都尉、奉车、驸马、骑都尉、诸护军将兵助郡都尉、水衡、典虞、牧官、典牧都尉、度支中郎将、校尉、都尉、司监都尉、材官校尉、王国中尉、宜和伊吾都尉、监淮南津都尉，银印，青绶。五时朝服，武冠。
州刺史，铜印，墨绶。绛色朝服，两梁进贤冠。御史中丞、都水使者，铜印，墨绶。五时朝服，两梁进贤冠，佩水苍玉。谒者仆射，铜印，墨绶。四时朝服，高山冠，佩水苍玉。诸军司马，银章，青绶。朝服，武冠。
给事中、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太子中庶子、庶子，五时朝服，武冠。中书侍郎，五时朝服，一梁进贤冠。冗从仆射、太子卫率，铜印，墨绶。五时朝服，武冠。
虎贲中郎将、羽林监，铜印，墨绶。四时朝服，武冠。在殿陛侍卫、卤簿之中，冠上加鹖尾，穿绛纱谷单衣。鹖鸟外形像鸡，出产于上党，性情凶猛，争斗至死方休，所以用鹖尾装饰。
北军中侯、殿中监，铜印，墨绶。四时朝服，武冠。护匈奴中郎将、护羌夷戎蛮越乌丸西域戊己校尉，铜印，青绶。朝服，武冠。
郡国太守、相、内史，银章，青绶。朝服，两梁进贤冠。东晋只穿单衣帻。官阶加中二千石的，依照卿、尹的服制。牙门将，银章，青绶。朝服，武冠。
骑都督、守，银印，青绶。朝服，武冠。
尚书左右丞、秘书丞，铜印，黄绶。朝服，一梁进贤冠。尚书秘书郎、太子中舍人、洗马、舍人，朝服，一梁进贤冠。黄沙治书侍御史，银印，墨绶。朝服，法冠。侍御史，朝服，法冠。
关内、关中名号侯，金印，紫绶。朝服，两梁进贤冠。诸博士，皂色朝服，两梁进贤冠，佩水苍玉。公府长史、诸卿尹丞、诸县署令秩千石者，铜印，墨绶。朝服，两梁进贤冠。东晋公府长史没有朝服，县令只穿单衣帻。宋后废帝元徽四年，司徒右长史王俭奏议，公府长史应当配朝服，奏疏写道：“《春秋国语》说：容貌是性情的华彩，服饰是内心的文饰。朝廷大礼，衣冠为重。所以军国服饰不同，内外次序有别。而近年承袭旧习，多有违失。府中佐吏，是四方表率。我身为府佐，一心恪守职责，研读古典，常怀戒惧。查《晋令》，公府长史，官品第六，铜印，墨绶，朝服，两梁进贤冠。掾、属，官品第七，朝服，一梁进贤冠。晋官表注，和法令一致。如今长史、掾属只穿朱服，公然违背明文法令，积久成错。我认为应当依照旧制，长史两梁冠，掾属一梁冠，全部配齐朝服，中单、韦舄，遵从旧章。如果奏请获准，请颁行司徒二府以及所有仪同三府，定为永久准则。又查旧事，司徒公府统步兵的，僚属和不领兵的府佐待遇不同；主簿、祭酒配齐中单、韦舄，令史以下只穿玄衣。如今司徒府已经开府，应当遵守这套制度。如果有人兼任台省官职，则适合穿玄服。法令规定，有兼职的，依从高官服制。台省官更重，兼台职者，穿本官朝服，不在玄服之列。如果担任卿寺官职同时兼任府职，虽然官品三品，但卿寺地位更低，就依从公府玄衣制度。服章事关礼制，是礼仪之首，请台省仔细议定。”
议曹郎中沈俣之驳议：“制作圭玉取法德行，礼制随时代增减；裁制服饰匹配功业，使用随朝代变化。车旗制度在商、周改动，冠佩在秦、汉变革，何必不同时代一定要沿用旧样式？貂尾本是边地御寒之物，卑贱的帻后来帝王也佩戴，只要适合当下，就成为后世常制。何况朱衣朝见，已经荒废百年，不穿韦舄，由来已久。服饰既定，便成永久准则。俭省的做法，未必不合古训。素服、青服代代损益，何必抛弃大宋新定之法，去追寻晋代已经废弛的典章。改动制度徒增烦扰，不宜更改。”王俭又上奏：“近来服制多有缺失，违背旧准。之前提议依照法令，回复说不宜变革，又引用左丞意见：法令虽写有朝服，现在大多已经遗失。条文虽存，服饰省去，不只是公府佐吏，长久这样，就成旧例。臣以为大宋立国，大多承袭晋旧，律令条文和从前一样。如果确实需要改，应当下诏、朝堂共议，昭告天下，传给后世。怎能拿府里的错讹，当作大宋新定制度；拿着晋朝律令，却说它的仪制是废法？顺从错漏，不是我所期望的；申明旧典，谈不上改革。左丞拿令史缺少朝服类比府佐，名分等级不同，礼数本就不一样。令史简化，属于权宜；高官简略，过失更重。主簿、祭酒在朝堂配齐礼服，长史掾属只穿朱衣，本身就自相矛盾。这点可以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我是依据法令恢复旧制，台省拿失当的先例作为标准，实在难以理解。依法行事，哪里是强求？法令清晰，应当坚守。”沈俣之再议：“礼制随事物演变，仪制有增有减；帝王乐制各不相同，王朝礼制多次更改，难道大宋立国，必须全盘沿用晋制？宗庙典籍有疑、朝庭仪制缺失，才下诏、朝堂商议，怎能为府佐衣裳，擅自改动制度，阻断朝廷讨论？又说允许令史简化，责备高官简略。法令如果应当遵守，贵贱不该有差别；规制如果必须划一，又哪来权宜？有的配有的不配，更加滞碍。况且府佐本来就不需要韦舄，令史本就该配朝服，朝堂百官本是一体。这是旧令本身不合理，后来才改，如今这套制度合适，应当长久使用。爵位不同服饰不同，不存在矛盾；讨论疑制，不必争强弱。府里坚持已经废弃的条文，台省依据现行成典，希望大家不要固执，不要走偏。”朝臣共同审议，都赞同王俭，沈俣之的提议被搁置。
诸军长史、诸卿尹丞、狱丞、太子保傅詹事丞、郡国太守相内史、丞、长史、诸县署令长相、关谷长、王公侯诸署令、长、司理、治书、公主家仆，铜印，墨绶。朝服，一梁进贤冠。东晋太子保傅卿尹詹事丞，皂朝服；郡丞、县令长，只穿单衣帻。
公车司马、太史、太医、太官、御府、内省令、太子诸署令、仆、门大夫、陵令，铜印，墨绶。朝服，一梁进贤冠。太子率更、家令、仆，铜印，墨绶。五时朝服，两梁进贤冠。黄门诸署令、仆、长，铜印，墨绶。四时朝服，一梁进贤冠。黄门冗从仆射监、太子寺人监，铜印，墨绶。四时朝服，武冠。
公府司马、诸军城门五营校尉司马、护匈奴中郎将护羌戎夷蛮越乌丸戊己校尉长史、司马，铜印，墨绶。朝服，武冠。东晋公府司马没有朝服，其余只穿单衣帻。廷尉正、监、平，铜印，墨绶。皂色零辟朝服，法冠。
王郡公侯郎中令、大农，铜印，青绶。朝服，两梁进贤冠。北军中候丞，铜印，黄绶。朝服，一梁进贤冠。太子常从虎贲督、校督、司马虎贲督，铜印，墨绶。朝服，武冠。殿中将军，银章，青绶。四时朝服，武冠。宋末不再颁发章绶。水衡、典虞、牧官、典牧、材官、州郡国都尉、司马，铜印，墨绶。朝服，武冠。诸谒者，朝服，高山冠。门下中书通事舍人令史、门下主事令史，四时朝服，武冠。
尚书典事、都水使者参事、散骑集书中书尚书令史、门下散骑中书尚书令史、录尚书中书监令仆省事史、秘书著作治书、主书、主玺、主谱令史、兰台殿中兰台谒者都水使者令史、书令史，朝服，一梁进贤冠。东晋所有令史都没有朝服。
节骑郎，朝服，武冠。在殿陛侍卫、卤簿之中，冠上加鹖尾，穿绛纱縠单衣。
殿中中郎将校尉、都尉、黄门中郎将校尉、殿中太医校尉、都尉，银印，青绶。四时朝服，武冠。
关外侯，银印，青绶。朝服，两梁进贤冠。左右都候、阊阖司马、城门候，铜印，墨绶，朝服，武冠。王郡公侯中尉，铜印，墨绶。朝服，武冠。
部曲督护、司马史、部曲将，铜印。朝服，武冠。司马史，假授墨绶。
太中中散谏议大夫、议郎、郎中、舍人，朝服，一梁进贤冠。俸禄千石的，两梁。
城门令史，朝服，武冠。东晋所有令史无朝服。诸门仆射佐史、东宫门吏，皂零辟朝服。仆射、东宫门吏戴却非冠；佐史戴进贤冠。
宫内游徼、亭长，皂零辟朝服，武冠。太医校尉、都尉、总章协律中郎将校尉、都尉，银印，青绶。朝服，武冠。小黄门，四时朝服，武冠。黄门谒者，四时朝服，一梁进贤冠。朝贺接引的时候，戴高山冠。
黄门诸署史，四时朝服，武冠。
中黄门、黄门诸署从官寺人，四时科单衣，武冠。
殿中司马、守陵者、殿中太医司马，铜印，墨绶。四时朝服，武冠。
太医司马，铜印。朝服，武冠。总章监鼓吹监司律司马，铜印，墨绶。朝服。鼓吹监、总章协律司马，武冠；总章监司律司马，一梁进贤冠。
诸县署丞、太子诸署丞、王公侯诸署及公主家丞，铜印，黄绶。朝服，一梁进贤冠。太医丞，铜印。朝服，一梁进贤冠。黄门诸署丞，铜印，黄绶。四时朝服，一梁进贤冠。黄门称长、园监，铜印，黄绶。四时朝服，武冠。
诸县尉、关谷塞护道尉，铜印，黄绶。朝服，武冠。东晋只穿单衣帻。
洛阳卿有秩，铜印，青绶。朝服，一梁进贤冠。
宣威将军以下到裨将军，铜印。朝服，武冠。如果以此官兼任刺史、郡守，或是万人司马、虎贲督以上、司马史，都假授青绶。平虏武猛中郎将、校尉、都尉，银印。朝服，武冠。以此官担任千人司马、虎贲督以上、司马史，假授青绶。别部司马、军假司马，银印。朝服，武冠。
图像都匠行水中郎将、校尉、都尉，银印，青绶。朝服，武冠。如果不是因为技艺特长破格授官，羽林长郎，佩戴武猛都尉以上印的，假青绶；别部司马以下，假墨绶。朝服，武冠。长郎勇士，戴武弁冠。在殿陛侍卫、卤簿之中，穿绛縠单衣。
陛下甲仆射主事吏将骑、廷上五牛旗假使虎贲，在殿陛侍卫、卤簿之中，穿锦纹衣，武冠，鹖尾。陛长，假铜印，墨绶，戴旄头。
羽林在殿陛侍卫、卤簿之中，穿绛色科单衣，外加彩绘皮腰襦，假旄头。
举辇、迹禽、前驱、由基强弩司马、守陵虎贲，佩武猛都尉以上印，假青绶；别部司马以下，假墨绶。守陵虎贲，配绛科单衣，武冠。
殿中冗从虎贲、殿中虎贲、守陵持鈒戟冗从虎贲，佩武猛都尉以下印，假青绶；别部司马以下，假墨绶。绛科单衣，武冠。
持椎斧武骑虎贲、五骑传诏虎贲、殿中羽林以及守陵太官尚食虎贲、称饭宰人、诸官尚食虎贲，佩武猛都尉以上印，假青绶；别部司马以下，假墨绶。配绛蠙，武冠。在殿陛侍卫、卤簿之中，五骑虎贲穿锦纹衣，戴鹖尾；宰人穿离支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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