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太庙的鸱尾失火，臧焘对著作郎徐广说：“从前孔子在齐国，听说鲁国太庙失火，说一定是桓公、僖公的庙。现在征西、京兆四府君的神主，按礼制应当迁入远庙，却还列在正庙受祭，这大概就是灾异的征兆吧？”于是上奏议论：“我听说国家大事，在于祭祀与战争，修建宫室，宗庙优先。古代圣王，无不怀着恭敬诚心，尊崇先祖，然后才能向天下传播淳厚教化，和神明相通。所以应当详考古制，依情理礼制求得折中。礼经规定，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一共七庙。从太祖到高祖五庙，每月祭祀；远祖为祧，有二祧，四季祭祀一次。超出祧庙的，设坛；再远，设墠，有祈祷才祭祀。这就是宗庙远近亲疏的次序。郑玄认为祧是文王、武王之庙，王肃认为祧是五世、六世先祖。推究‘去祧’的说法，祧就不是文王、武王的庙。文王、武王是周朝始祖，怎么会说迁出祧庙、设坛祭祀？可见祧庙是没有服丧关系的远祖。而且远祖有四季祭祀，迁出祧庙才有坛、墠的区别，世代越远，亲缘越疏。如果祧是文王、武王庙，就应当和太祖一样每月祭祀。后稷配享上天，是因为功德源头，不是尊卑待遇递减。礼制有以多为贵的说法，传书说德行深厚，恩泽流传久远；德行浅薄，恩泽流传有限。又说从上往下，祭祀规格以二递减，这是礼制。这是尊卑等级的制度，上下差别分明。可是有人说天子诸侯都只祭祀五庙，这是为什么？君王可以祭祀嫡长子的早夭之子，一直到来孙，但是向上祭祀，不超过高祖。对后代广施恩义，对先祖却简慢恭敬，这不是圣人制礼的本意。泰始年间设立宗庙，依从王肃的意见，父亲是士，儿子做天子诸侯，就用天子诸侯的礼制祭祀，尸主穿士的礼服。所以向上祭祀到征西府君，凑够六世，宣皇虽然是太祖，位次还在子孙之列，合祭的时候，不能居东向尊位，也就是所谓圣人虽然尊贵，不能在父亲之前享用祭祀。现在京兆府君以上神主已经迁祧，太祖才可以居正位。有人认为昭穆数目不足，想让太祖屈居下位，我认为不合礼制。太祖加上六世先祖凑成七庙，是昭穆已经完备，太祖本就在六世之外，不是为凑满七庙才居太祖之位。又有人说四府君神主应当永远参与合祭，我认为不对。传书所说迁出的神主，陈列在太祖庙，指的是太祖之后历代先君的神主。所以《白虎通》说禘祫祭祀迁庙先祖，是因为他们继承君统，血脉不断。四府君在太祖之前，不是继承君统的君主，没有天命祥瑞，不是王业根基，从前因为世代近得以祭祀，现在情理礼制已经疏远，却长久参与合祭，让太祖永远没有尊位，翻查礼典，没有这样的道理。永和初年，朝廷曾经深入讨论这个礼制，当时虞喜、范宣都是大儒，都认为四府君神主不能永久供奉百世。有人提议埋在台阶之下，有人提议藏进石室，有人提议另建庙室，虽然方案略有差别，大方向一致。如果宣皇居于宗庙之首，四府君神主一直参与合祭，那么大晋的合祭，永远没有太祖的尊位。事理贵在适中，不必过分厚待；礼制随时代变化，不能一味沿袭而不裁断。臣子的孝心虽然深厚，但是谥号用来彰显善恶；追念远祖之心虽然恳切，迁祧的礼制依然要遵守。不是不想厚待先祖，只是礼制不能逾越。石室藏神主是在庙北，另建庙室又没有合适地方。虞主是依附神灵，神灵迁走之后，有埋虞主的礼制。四府君神主如果应当停止祭祀，神灵就不再依附，依照旧例，应当和虞主一样掩埋。只是经典记载模糊，各家说法纷乱，不是我浅陋之人能够定夺的。”当时学者大多赞同臧焘的意见，但是最终没有施行。
臧焘升任通直郎，历任高祖镇军、车骑、中军、太尉咨议参军。高祖北伐关洛，大司马琅邪王一同出行，臧焘授大司马从事中郎，总管留守府中事务。义熙十四年，授侍中。元熙元年，因为脚病离职。高祖登基，征召他为太常。虽然身为外戚显贵，他却更加简朴，茅屋粗饭，不改旧习。得到的俸禄，分给亲戚。永初三年，退休，拜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同年去世，时年七十岁。少帝追赠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
长子臧邃，护军司马、宜都太守。小儿子臧绰，太子中舍人、新安太守。臧邃长子臧谌之，尚书都官郎、乌程令。臧谌之的弟弟臧凝之，学识广博，有治世才干，和司空徐湛之交情深厚。年少时，和北地傅僧祐一同作为世交子弟被太祖召见。当时太祖和何尚之讨论铸钱之事，臧凝之插话，太祖转而和他辩论。傅僧祐拉臧凝之的衣服让他停下，臧凝之大声对傅僧祐说：“明主难得再遇，应当把心中想法全部说出来。”太祖和他来回辩论十多次，臧凝之条理清晰，有理有据，太祖十分赏识他。历任随王刘诞后军记室录事，朝廷打算任命他为青州刺史，没有成行。升任尚书右丞，因为是徐湛之同党，被元凶刘劭杀害。儿子臧夤，尚书主客郎、沈攸之征西功曹，为沈攸之殉节，记载在《沈攸之传》。臧凝之弟弟臧潭之，也有美名。太宗时期，历任尚书吏部郎、御史中丞。后废帝元徽年间，任左民尚书，在任上去世。臧潭之弟弟臧澄之，太子左积弩将军。元嘉二十七年，领兵驻守盱眙，被北魏军队击败战死，追赠通直郎。臧绰之子臧焕，顺帝升明年间，任武昌太守。沈攸之攻打郢城，臧焕放弃郡城投奔沈攸之；沈攸之失败，臧焕伏法被杀。
傅僧祐，祖父傅弘仁，是高祖的表弟。凭借外戚身份历任显官，征虏将军、南谯太守、太常卿。傅弘仁之子傅邵，员外散骑侍郎，妻子是臧焘的女儿，生下傅僧祐。傅僧祐有理政才干，两次担任山阴令，政绩出众，后来的县令没人比得上。他也因为是徐湛之同党，被元凶刘劭杀害。
徐广，字野民，东莞姑幕人。父亲徐藻，都水使者。兄长徐邈，太子前卫率。徐家世代好学，徐广尤其精深，诸子百家、术数，全都研读。谢玄做州刺史，征召徐广为西曹从事。又任谯王司马恬镇北参军。晋孝武帝因为徐广博学，授秘书郎，在秘阁校勘典籍，增设属官。转员外散骑侍郎，依旧兼任校书。隆安年间，尚书令王珣举荐他为祠部郎。
李太后去世，徐广议定丧服制度说：“太皇太后名分端正，地位等同帝王，礼制周全，情义充分。《春秋》之义，母以子贵，既然称夫人，丧服依从正礼。所以成风被尊为夫人，鲁文公为她服三年丧。儿子对于父亲的生母，尊崇礼重。而且礼制上，祖父不为孙子降服，所以应当服重丧，不减轻。依照人情制定制度，如果担心没有明文记载，应当依从重礼。我认为应当比照做祖母的后嗣，服齐衰三年。”朝廷依从他的提议。
当时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录尚书事，想要百官向他行下属之礼，台省让徐广拟定礼制，从此内外都行下官礼，徐广常常为此惭愧遗憾。司马元显征召他为中军参军，升任领军长史。桓玄辅政，任命他为大将军文学祭酒。
义熙初年，高祖让徐广编撰车服礼仪制度，授镇军咨议参军，兼任记室。封乐成县五等侯。转员外散骑常侍，兼任著作郎。义熙二年，尚书上奏：“左史记录言语，右史记录事件，《乘》《志》流传于晋郑，《春秋》显扬鲁国史事。晋朝中兴，帝王教化，都记载在史书。太和之后，历经三朝，往事渐渐成为古史。我们商议，应当下令著作郎徐广编撰国史。”诏书说：“先代盛德广布，没有载入史册，应当流传后世，留给将来。准许编撰。”
义熙六年，徐广升任散骑常侍，又兼任徐州大中正，转正员常侍。当时发生风雹灾异，徐广上书高祖：“风雹灾异未必就是祸难，古代圣贤遇到灾异，就戒惧修身，以此振兴教化、弘扬德教。我曾经侍奉您，不忘旧日恩遇，想要献上微薄愚见。您当初举义，匡扶晋室，神武顺应天命，很快平定祸乱。又恭俭谦逊，从不懈怠，百姓归附，教化如神。近来事务繁多，刑罚恩赏并用，战功很多，封赏难以周全，万机繁杂，本就难以快速处置。细小繁琐的政令，让下属惶恐。粮食布帛丰足廉价，百姓却没有勤勉之心；监察机构林立，劫掠之事依旧不断，实在是风俗积弊难以整治，百姓的期望难以明晰。回想义熙初年，风气有所不同，为什么？喜好安逸，是人之常情，习惯旧俗、畏惧新变，凡人都难免。应当顺应民情，随俗调节，朝野就会安宁和顺。我的话没有可取之处，只是献上愚诚。”徐广又转大司农，依旧兼任著作郎。义熙十二年，《晋纪》修成，一共四十六卷，上表进献。升任秘书监。
当初桓玄篡位，安帝迁出皇宫，徐广在随行官员之中痛哭，哀痛感动身边人。等到高祖受禅，恭帝退位，徐广又感伤落泪。谢晦看见，对他说：“徐公这样，恐怕不妥吧？”徐广收泪回答：“我和你不一样。你辅佐新君，遇上千载良机；我世代蒙受晋朝恩德，实在眷恋旧主。”说完又抽泣。
永初元年，诏书说：“秘书监徐广，学问优博、品行恭谨，历任官职庄重，可以授中散大夫。”徐广上表说：“我年纪衰老，不能朝拜君主，闲居京城，只会越发懈怠。我的祖坟在晋陵，我生长在京口，眷恋故土，暮年感慨。儿子徐道玄承蒙朝廷恩典，在本县做官，我请求跟随儿子赴任，终老故乡。如果心愿能够实现，死而无憾。”朝廷准许，赏赐丰厚。徐广喜爱读书，到老不倦。元嘉二年，徐广去世，时年七十四岁。他写有《答礼问》一百多条，后世沿用。徐广兄长的儿子徐豁，记载在《良吏传》。
傅隆，字伯祚，北地灵州人。高祖傅咸，晋朝司隶校尉。曾祖傅晞，司徒属官。父亲祖父早早去世。傅隆年少丧父，没有近亲，孤苦贫寒，好学有品行，不喜好交游。义熙初年，四十岁，才担任孟昶建威将军府员外散骑侍郎。因为推辞兼任职务被免官。又做会稽征虏参军。家在上虞，东归之后，就有终老此地的想法。接连辅佐军府，前后八年。授给事中。尚书仆射、丹阳尹徐羡之设立建威府，任用他为录事参军，不久转尚书祠部郎、丹阳丞，入朝为尚书左丞。因为族弟傅亮担任仆射，缌麻亲属不能在同一部门共事，改任太子率更令、庐陵王刘义真车骑咨议参军，外放任山阴令。太祖元嘉初年，授司徒右长史，升任御史中丞。秉公办事，很有御史的风骨。转司徒左长史。
当时会稽剡县百姓黄初的妻子赵氏，殴打儿子黄载的妻子王氏，王氏死去，恰逢大赦。王氏有父母，还有儿子黄称、女儿黄叶。依照旧法，赵氏要流放二千里之外。傅隆评议这件事：“礼制律法的起源，本于人情自然，从情理出发，不是从天而降，凭空产生。父子至亲，血脉一体，黄称对于黄载，就如同黄载对于赵氏，虽然是三代，本是一体，不能分割。黄称虽然痛失母亲，但是没有和祖母为仇的道理。如果黄称可以杀赵氏，那黄载又该怎么对待王氏？祖孙父子互相残杀，恐怕不是先王明定刑罚、皋陶立法的本意。假如石厚的儿子、金日磾的孙子，举刀和祖父不共戴天，石碏、金日磾又怎么能流芳百世，成为美谈？旧令说：‘杀害他人父母，流放二千里外。’这条法令，本就不适用于祖孙之间。赵氏只需要避开王氏的服丧亲属千里之外即可。法令又说：‘凡是流放的人，同籍亲人愿意跟随的，可以准许。’这也是通达人情，用亲情教化仁爱。赵氏流放，黄载作为儿子，理应跟随；黄载跟着流放，黄称却留下，礼教怎么能容许？这样一来，黄称和赵氏终究无法分开。赵氏终身愧疚，黄称终生悲痛，祖孙之间的伦常，不能永久断绝，事理本来就是这样。”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
后来傅隆又外放任义兴太守，在郡有能干的名声。征召入朝为左民尚书，因为值班的时候，到了休假时间，来客还没到就擅自离开，以白衣身份暂领职务。不久转太常。元嘉十四年，太祖把新编撰的《礼论》交给傅隆，让他提意见。傅隆上表说：“我愚钝，没有受过名师教导，长在民间，见识浅陋，承蒙陛下垂询，惶恐流汗。礼，是三千威仪的根本，人伦最高的大道。用在家庭邦国，君臣由此尊奉，父子由此亲近；用在婚冠礼仪，长幼由此仁爱，夫妻由此和顺；用在乡党之间，朋友互相助益，宾主恭敬谦让。上达苍天，下布大地，高远深厚，没有比礼更重要的。五声属于乐，八卦属于《易》，《诗经》风雅，《尚书》典诰，《春秋》委婉劝惩，全都依托礼才能成立。礼源头深远，流布广泛，体式宏大，义理精微，不是圣明贤达之人，谁能通晓？又遭遇暴秦焚书，典籍留存不足十分之一。汉朝兴起，征召老者，搜集残篇，体例错乱，残缺不全，难以细说。幸好高堂生大致通晓古义，儒生各自做章句注解，见解不能统一，师承不同，分支各异。所以闻人通汉、大小戴，都师从后苍，学说很快分歧；卢植、郑玄，一同师从马融，各自立说。后世学者，比不上古人，但是辩难的文字繁多，书卷堆积，文采华美可观。可是五服制度的本源常有差错，哀敬的礼制杂乱不一，国家典章不能天下统一，士大夫家法互相矛盾，实在应当仔细考究长远，定下本朝完备礼制。陛下圣明，比肩唐尧虞舜，咨询大臣，整理《三礼》，但是合适的人才还没有就位，我却占据这个位置，日夜惶恐，担心不能胜任。现在又让我参与搜集意见，承接陛下问询，实在无法报答圣恩万分之一。不敢沉默，谨呈上浅陋所见五十二条。言辞粗疏，内心惶恐。”
第二年，傅隆辞官退休，拜光禄大夫。归乡养老，手不释卷，博学多知，尤其精通《三礼》。奉公谨慎，常常亲手抄写书籍。元嘉二十八年，傅隆去世，时年八十三岁。
史臣评论说：从乡野选拔贤才，士人修身向学的风气就兴盛；在朝堂求取士子，投机取巧的心思就兴起。六经深奥悠远，是正道；诸子末学，是求速成的旁门。汉代选拔士人，优先乡里举荐，崇尚根本，专心治学，不崇尚虚浮诡诈，这样才容易得到官职，不看重财利。于是人人立志从师，家家钻研专门学问，技艺被当世看重，门下很快聚集弟子，学堂一开，登记求学的人可达万人。所以做官依靠学问有成，立身依靠道义。自从魏朝建国，君主喜爱辞藻文章，读书人抛弃章句经学，看重旁门技艺。选拔人才，不再依靠乡里品评，选拔官吏的权责，交给台省。靠一个人的耳目，去评判天下士人，贤愚全凭主观臆断，十次里面难有一次准确。于是做官依靠虚名，读书不是为修身，崇尚投机取巧的捷径，鄙视踏实求学的漫长道路。士人从此放下经书，各逐私利，早出晚归，谋求仕途。学校讲学、收徒传经的事业，从黄初到晋末，一百多年，儒学衰败。高祖登基，打算设立国学，但是早早离世，教化没能推行。直到元嘉年间，国学才建成，风雅盛况比不上古时，但是人才济济，还有先王遗风。天子车驾清道亲临学馆，太子穿戴礼服，向先师行礼，后生不曾听闻，老人不曾亲见，也是一代盛事。臧焘、徐广、傅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都诚心尊崇圣贤，不随世俗改变志向，立身扬名，理所应当。颍川庾蔚之、雁门周野王、汝南周王子、河内向琰、会稽贺道养，都潜心经书，被后世学者称道。庾蔚之简略注解《礼记》，又注释贺循《丧服》，流传于世。
列传第十六 谢瞻 孔琳之
谢瞻，字宣远，又名谢檐，字通远，陈郡阳夏人，是卫将军谢晦的三哥。六岁就能写文章，写《紫石英赞》《果然诗》，当时有才学的士人，无不惊叹。最初担任桓伟安西参军、楚台秘书郎。谢瞻自幼丧父，叔母刘氏抚养他，恩情深厚，兄弟侍奉刘氏，如同亲生母亲。刘氏的弟弟刘柳出任吴郡太守，带着姐姐一同赴任，谢瞻不能违背，辞去官职随行，担任刘柳建威长史。不久担任高祖镇军、琅邪王大司马参军，转主簿、安成相、中书侍郎、宋国中书、黄门侍郎、相国从事中郎。
弟弟谢晦当时担任宋台右卫，权势恩遇已经很重，从彭城回京城接家人，宾客挤满家门街巷。当时谢瞻在家，十分惊骇，对谢晦说：“你的名望官位并不高，可是众人争相依附到这个地步。我们家一向以淡泊退让为本，不愿干预时政，交往的不过亲友，你却权势压倒朝野，这哪里是家族的福分？”于是用篱笆隔开庭院，说：“我不忍心看见这种景象。”回到彭城之后，谢瞻对高祖说：“我们本是普通士人，祖父父亲官位不过二千石。弟弟年纪才三十，见识平庸，荣宠冠于台府，身居机要显要的职位，福分过盛，灾祸很快就会到来。特地请求贬降他的职位，保全我们衰微的家族。”前后多次陈情。高祖打算任命谢瞻为吴兴郡太守，谢瞻自己推辞，于是改任豫章太守。谢晦有时候把朝廷机密告诉谢瞻，谢瞻就向亲友当众说起，当作玩笑，以此杜绝谢晦再说。后来谢晦立下辅佐开国的大功，身负重任，谢瞻更加忧虑恐惧。
永初二年，谢瞻在豫章郡生病，不肯医治，希望早点离世。谢晦听说病情，赶来探望，谢瞻见到他说：“你是朝廷重臣，又掌兵权，不远万里赶来，一定会招来流言猜忌。”当时果然有人告发谢晦谋反。谢瞻病重返回京城，高祖因为谢晦掌管禁军，不能出宫留宿，安排谢瞻住在晋南郡公主丈夫羊贲旧宅，在领军府东门。谢瞻说：“我有先人旧屋，为什么住在这里！”临终，写信给谢晦：“我得以保全躯体，归葬山野，没有太多遗憾。弟弟要自我勉励，为国持家。”随即去世，时年三十五岁。
谢瞻擅长写文章，文辞华美，和族叔谢混、族弟谢灵运不相上下。谢灵运的父亲谢瑛，没有才干，做秘书郎，早年去世。谢灵运喜欢品评褒贬人物，谢混很担心，想要惩戒他，没有办法。对谢瞻说：“这件事只有你能做到。”于是和谢晦、谢曜、谢弘微等人一同出游，让谢瞻和谢灵运同车。谢灵运上车之后，就开始品评人物，谢瞻对他说：“秘书（谢瑛）早逝，谈论他的人，也有不同看法。”谢灵运沉默，从此不再随意品评他人。
谢瞻的弟弟谢晙，字宣镜，年少就有卓绝品行。几岁的时候，生母郭氏常年重病，谢晙早晚问寒问暖，尝药送饭，一刻不曾间断，神色愁苦，不曾松懈。担心仆役侍奉病人懈怠，亲自操劳。母亲生病怕惊扰，轻微脚步声都受不了，全家尊卑之人，都被谢晙至诚孝心打动，走路都轻放鞋子，屏住气息说话，这样十多年。最初担任州主簿、中军行参军、太子舍人，不久升任秘书丞。他认为兄长身居权贵，自己被破格提拔，坚决推辞不就职。徐羡之请他担任司空长史、黄门郎。元嘉三年，因为牵连谢晦一案被诛杀，时年三十一。朝廷下诏赦免他的儿子谢世平，谢世平也早早去世，没有后嗣。
孔琳之，字彦琳，会稽郡人。他的祖父孔沈，曾任晋朝丞相掾。父亲孔曌，官至光禄大夫。孔琳之刚强正直，有志向才干，喜爱文章义理，通晓音律，会下弹棋，草书、隶书都写得精妙。郡里征召他担任主簿，他没有赴任，后来被征辟为本国常侍。桓玄辅政，担任太尉，任用他为西阁祭酒。
桓玄当时提议废除钱币，改用谷物、布帛作为交易媒介。孔琳之发表议论说：“《洪范》记载的八项政事，把财货排在粮食之后，难道不是因为财货是交易的凭借，是十分重要的东西吗？如果铸造钱币这件事对百姓没有交易功用，百姓还要耗费劳力去造钱，妨害谋生的本业，那么禁止用钱是可以的。如今农夫专心种粮，工匠专心制作器物，士农工商各自修习本业，何曾专门耗费精力去造钱。所以圣明的君王创制这种本身没有实际食用功用的货币，用来流通有实际用处的财物；钱币既不会有腐烂败坏的损耗，又省去转运储藏的麻烦，这就是钱币能够接续龟甲贝壳的功用，历代沿用而不废弃的原因。
谷物、布帛本来是用来供给穿衣吃饭的宝物，现在分出一部分充当货币，就会造成大量损耗。而且谷物布帛在商贩流转中容易损耗朽坏，裁剪分割来交易又会造成浪费，这种弊端，自古以来就十分明显。所以钟繇说：‘奸诈取巧的百姓，争相囤积潮湿的谷物来牟取暴利，织造轻薄劣质的绢帛充当财物。’曹魏时期定下严厉的刑罚，也不能禁止这类欺诈行为。因此司马芝认为，使用钱币不只是为了使国家富足，也能够减少刑狱案件。
钱币不再流通，是因为长久战乱，自然而然废弃，是有缘由才变成这样，汉末就是这种情况。如今已经通行钱币，却突然废除，百姓一下子就失去自己的资财。现在汇集天下的粮食供给天下人的食用，有的粮仓充盈富余，有的连一斗存粮都没有，想要互通有无，让穷人依靠富人接济，实现流通的办法，实在要依靠钱币。一旦废除钱币，钱币就变成无用的废物，那些手里有钱却没有粮食的百姓，只能白白受饥饿困厄，这是废除钱币立刻就会显现的害处。况且现在使用钱币的地方并不贫穷，以谷物交易的地方也并不富足。再者百姓使用钱币由来已久，骤然变革，一定会让百姓迷惑。俗语说：‘没有百倍的收益，就不改变旧有的行业。’更何况钱币比谷物更加便利呢？魏明帝的时候，钱币废弃，通行谷物交易，已经三十年了。因为用钱不方便百姓，于是朝廷百官展开大规模商议。有才识、通晓治道的士人，全都认为应当恢复使用钱币，百姓没有异议，朝堂也没有不同意见。他们尚且舍弃谷帛而改用钱币，足以证明以谷帛为交易媒介的弊病，已经被实践验证。世上有人说曹魏长久不用钱币，府库积累了巨量财物，所以桓玄想要推行钱币，目的是利于公家、富足国家。这大概不是实情。从前晋文公把舅犯的谋略放在后面，把成季的信义放在前面，认为就算能取得一时的功业，也比不上能惠及万世的好处。当时贤才满朝，君子林立，共同谋划天下的利害，将要定下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如果谷帛确实比钱币便利，从道义上讲，他们不会看不清眼前的小利，而废掉长久通行的货币制度，这是断然可以知晓的。这实在是因为困于旧制而想要变革，改弦更张罢了。近世孝武帝末年，天下太平无事，时序和顺、年成丰收，百姓安居乐业，谷帛自然充盈富足，几乎家家衣食充足，拿事实来检验，钱币并不会妨害百姓。近来战乱接连兴起，饥荒接踵而至，百姓饥寒交迫、生计不振，根源就在这里。您既然出手拯救时局，大力扭转世人的看法，弘扬重视农本的教化，明确鼓励农耕的法令，按时令教导百姓耕作，让大家各安本业，游荡无业的人知道返乡，追逐末利的人自行休止，这样一来，百姓都会争相在田里劳作，田野没有闲置的土地。照这样发展下去，太平盛世必然到来，哪里还需要担忧衣食不足。我认为救治时弊的办法，不在于废除钱币。”
桓玄又提议恢复肉刑，孔琳之认为：“唐尧、虞舜只用象征性刑罚，夏禹正式设立刑律，虽然民风淳厚与浮薄不同，但教化的效果其实一致，宽缓与严厉相互配合，只是根据时势调整适宜的方式。《尚书》说‘刑罚有的时代轻、有的时代重’，说的就是顺应时变。夏商周三代民风淳朴、事务简约，所以百姓很少触犯刑律；末世风俗机巧、事务繁多，所以动不动就触犯法网。如果把三千条刑律推行到衰乱之世，一定会出现受刖刑的人鞋子涨价的极端弊端，这就是五帝不沿袭前代法度、肉刑不能全部恢复的原因。汉文帝生出恻隐之心，痛心罪人没有改过自新的途径，变革古制创立新法，号称刑罚可以搁置不用，然而名义上刑罚减轻，实际惩处更重，反而伤害百姓。所以汉景帝继位，进一步放宽刑罚。刑罚放宽之后百姓轻慢法令，又不能制止奸邪，想要找到刑罚轻重适中的尺度，这就是前人称赞、历代反复讨论却没能找到平衡点的难题。战乱饥荒之后，触犯法令的人更多。弃市这种死刑，原本对应的是斩去右趾，汉文帝一时失策，后世沿袭而没有更改，所以前代贤士一直耿耿于怀，反复议论却没有辨明。钟繇、陈群的主张，虽然小有差别，都想用斩右趾替代弃市。如果采纳他们的意见，能够保全性命的人就很多了。把死罪降为斩右趾，确实是减轻刑罚；但人之常情，对看得见的惩戒会谨慎，对看不见的罪责容易轻视，忽略遥远的祸患，对眼前的灾祸感到惊惧。所以古人在盘盂上刻铭文警醒自己，佩戴韦皮、弓弦来提醒自己缓急，何况普通百姓，更容易迷惑。有的灾祸眼睛看不见，就疏忽不加戒备；惩戒摆在眼前，才会心惊警惕。由此来说，重刑未必不会伤人，轻刑未必不能使人畏惧，而且可以保全犯人的性命，让他们能够繁育后代，仁心既惠及世人，带来的益处也更多。另外如今最棘手的祸患，首要就是逃亡之人，屡次反叛难以革除，让逃亡的人没有容身之地，也可以警戒尚未犯罪的人，永久杜绝恶事的根源。其余法令条文，应当依旧沿用旧制。不敢说这就轻重得当，只是献上一点浅陋的看法。”
桓玄喜欢别人奉承顺从，孔琳之不肯迎合他的旨意，因此不被赏识。后来孔琳之升任楚台员外散骑侍郎。遇上母亲去世，离职守孝。服丧期满，授任司徒左西掾，又因为父亲辞官退休，自己也辞去官职。当时司马休之担任会稽内史、后将军，便任命孔琳之为长史。之后孔琳之又遭遇父亲去世，离职。服丧完毕，补授太尉主簿、尚书左丞、扬州治中从事史，在每一任上都有突出政绩。
当时朝廷下令百官进献有利于国事的建议，议政的人认为应当兴办学校、审慎使用刑律、考核官吏、明确升降赏罚、举荐隐逸贤才、鼓励农耕、简省赋税。孔琳之在众人的提议之外，另外上书说：“玺印，是用来区分官爵、确立凭证信物的。官职没有比皇帝更高的，爵位没有比公侯更尊贵的。而传国玉玺，历代相继使用；世袭封爵的印信，代代相传，贵在沿用旧物，不必重新铸造。如今只有尉这一类官职，单独使用一枚印；朝廷内外其余所有官员，每次调动官职就更换印信，推究其中道理，我实在不能理解。如果说官员任职的姓氏各不相同，与世袭封爵不一样，那不同朝代之间差别更大。如果论名分器用，就算是公卿这样尊贵的职位，也比不上帝王的权重；如果说有些臣子因罪被杀，忌讳他们印信带来凶秽，那汉代沿用秦朝的玉玺，延续国祚四百年，从没听说因为子婴身死国亡，就舍弃秦玺不再使用。帝王、公侯这样尊贵的身份，不忌讳沿用传国玺；普通臣子、下级官吏，为什么要嫌弃沿用旧印？典籍里没有这种说法，比照先例也违背准则。而且常年铸造印信，损耗人力物资，金银铜炭耗费不计其数，不符合遵循旧制、简约省事的道理。我认为官员任职就沿用旧印，不必重新铸造。如果新设官职，或是官多印少、印文磨损丢失，这时候再铸造，对上可以节省国库开支，好处不小。”
他又说：“丧礼设置凶门、柏制装饰，不见于礼法典籍，起源于末世，长期沿袭成为惯例，变成旧俗。从天子到平民，这么做虽然有来由，但骤然革除一定会让人惊骇。可是这件事无关真情，又违背礼度，保留它看不出意义，废除它也没有损失，本就应当遵从前代典章，纠正后世的谬误，更何况还要额外耗费财物，实在是百姓的负担！士人的丧仪，大多在乡里操办，每置办一次这类器物，动辄花费十几万，损耗百姓财力，在道义上没有价值。至于贫寒人家，人人都想竭尽所有办丧事，就算家里穷到空空如也，也倾尽家产，这哪里是按礼安葬呢？我认为应当严格遵从古礼，全部废除凶门的规制，只用素色的扇志标识丧情，就足以表达哀痛。”
他又说：“从前战乱饥荒的时候，米谷、丝绵绢帛都很贵；后来米价回落，绢价到现在还是涨了一倍。丝绢价格高昂，养蚕织布的人增多，就算加倍勤勉劳作，物价还是居高不下。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自有缘由。战乱之前，军队兵器只用铠甲，袍袄、裆甲，只有作战的时候才使用，平时收在府库，不会损耗。如今帝王仪仗、宫廷宿卫，以及巡查、出使护送防卫，全都使用袍袄这类织物，不只是一处府署，各路军队都是这样。丝帛容易朽坏，不能长久使用。白天用来御寒，晚上当作寝具，不到一年就破损开裂。每到丝绵新上市的时候，官府折换租税来收购，各个府署竞相囤积，动辄成千上万，物价持续高涨，根源就在这里。民间私用的丝帛因此昂贵，官府府库也被耗费一空。我认为侍卫必需的装备固然不能取消，其余场合依旧使用铠甲。普通使者接送之类事务，只配给兵器，不必供给袍袄。使用减少，绢价自然下降。”
他又说：“不嫌弃粗劣饮食，只有君子能做到。宴席追求奢华，由来已久。如今虽然提倡变革风气，这个陋习却没有革除。可口的食物不过一种，宴席上却摆满一大片，满足口腹之外，全是用来观赏的浪费。富人靠这个炫耀，穷人为此耗尽家产，大家心里都鄙视，却没人独自改变。我认为应当大致定下宴席等级，让奢侈和俭省有个适中标准；如果有人不肯改正，就加以贬黜，那么崇尚节俭的教化，很快就能推行开来。”
孔琳之升任尚书吏部郎。义熙六年，高祖兼任平西将军，任命他为长史，又担任大司马琅邪王从事中郎。之后授任高祖平北、征西长史，升任侍中。宋国初建，授任宋国侍中。外放为吴兴太守，因公事被免官。
永初二年，孔琳之担任御史中丞。他严明法令、秉公执法，一点也不肯屈从。上奏弹劾尚书令徐羡之说：“臣听说侍奉君主以遵奉法令为恭谨，治理下属以威严整齐为要务。这样朝廷典章才能彰明，治理众人才能肃然有序。如果这个准则废弛，法度纲纪就会崩坏。臣在本月初七，参加皇太子的正会。典礼结束，车马散去，臣留在宫门等候差遣。有一个不明身份的人骑马冲到臣车前，臣手下差役上前拘捕驱赶。这人辱骂差役，差役打算审问拘押。以往处理公事，臣常常担心发生纷争，吩咐手下不要多事，但这人不停辱骂，臣才下令收押。那人不肯下马，大声叫嚷，两名威仪侍卫冲过来殴打臣的差役。尚书令省事倪宗又带领威仪人手，殴打臣的随从。倪宗说：‘中丞怎么敢行凶，竟敢抓捕令公身边的人。凡是中丞抓捕的人，威仪全都可以绑走。’臣吩咐手下不许争斗，对方气焰嚣张，过了很久才散去。又有一群人围到臣车旁，抓住差役樊马子，轮番殴打，樊马子倒地，不能返回御史台。臣依法抓人，本没有争执，倪宗却趁机凶横放肆，抢夺嫌犯。尚书令徐羡之，和臣同列，眼前发生这样的纷乱，有人说徐羡之不加制止，有人说他制止却没能管住。放纵不加管束，已经违背国法；制止却不能止息，又不合常理。侵犯监察官员，恶行昭彰，纵容倪宗等人，不加纠察问责，损害国家威严，没有大臣的体统，如果没有法度准绳，风教纲纪依托在哪里？徐羡之身居朝内首辅，在外掌管京畿，职位贵重，百官瞻仰。却不能维护朝廷法度，整肃风气，致使手下肆意妄为，欺凌执法官员，凶恶的名声从京城传开。这就是自己有矮墙，却亲自翻越。倪宗是抢夺嫌犯的主谋，就算不重办，种种违犯法纪的行为，也应当贬斥处罚。请求罢免徐羡之的官职，以公爵身份返回私宅。倪宗等人抢夺人犯的罪责，已经交付掌故御史按事实查办。”皇帝下诏说：“小人难以管束，司空不予追究，其余按奏请施行。”徐羡之身居朝堂首位，不想因为触犯法令被众人看见。当时徐羡之兼任扬州刺史，孔琳之的弟弟孔璩之是扬州治中，徐羡之让孔璩之劝说孔琳之，撤销这份弹劾。孔琳之不肯。孔璩之反复劝说，孔琳之对他说：“我触犯宰相，罪责只在我一人，你本来不会连坐，何必这样苦苦劝说！”从此百官敬畏肃然，没人敢触犯禁令。高祖十分赞许他，路过兰台，亲自前去探望。孔琳之又兼任本州大中正，升任祠部尚书。他不置办产业，家里十分清贫。景平元年，孔琳之去世，时年五十五岁。朝廷追赠太常。
他的儿子孔邈，有父亲的风范，官至扬州治中从事史。孔邈之子孔觊，另外有传记。孔觊的弟弟孔道存，世祖大明年间，历任黄门吏部郎、临海王刘子顼前军长史、南郡太守。晋安王刘子勋自立伪号，孔道存担任侍中，代理雍州事务。叛乱失败后自杀。
史臣评论说：百姓赖以生存的，是粮食和财货。财货依靠钱币流通，粮食是百姓生存根本。所以神农时代就开始农事，上古用贝币交易。从前民风淳朴，人的欲望少，维持生计很容易。一个农夫耕种，家里就有余粮；一个妇人织布，就有多余衣物。虽然也有贸易互通有无，龟贝货币的作用还算轻微。后来世事变迁，奸邪弊端代代滋生，耕作劳苦，农人舍弃农事去经商；经商安逸，末业渐渐兴盛，钱币流通的本意，已经变了。于是人们争相搜罗稀有珍宝，囤积远方异物，明珠翠羽，没有脚却流通天下，丝织品、犀角宝物，不用翅膀也四处贩运，天下人都抛弃农本追逐商贾。丰年的时候，粮食充足；灾荒之年，农家积蓄损耗。就算钱币堆得很高，尧时的灾年也不能充饥；贝币就算大如车轮，汤时的旱灾也不能解渴，钱币带来的危害已经很深了。本应当彻底废除钱币，只用谷帛交易，让百姓知道谋生之路，只有农耕纺织。千匹绢帛作为交易媒介，比携带宝玉更难；万斛粮食用来买卖，不方便跨州贩运，这样工商业自然衰减，游手好闲的人回归农田。但是时代推移，百姓已经习惯用钱；有的府库钱串朽坏，粮仓却不充实；有的家里藏满钱币，良田却很少开垦。如果一朝变革，钱币全部废弃，交易没有媒介，短时间内难以适应。道理虽然正确，却不能仓促推行。应当先去除浮华、杜绝伪诈，回归淳朴，把宝玉丢进深山，珍珠沉入深谷。然后驱使天下百姓回归耕桑，让绢帛粮食多到如水火一样充足。之后废除钱币，全部熔铸，定下制度传给后世，家家户户都能行仁，哪里只限于唐尧时代。桓玄只看到钱币的弊端，却看不到长远；孔琳之只看到钱币的用处，没有看清根本。难道是思虑有开阔和闭塞之分，所以二人的主张各执一端吗？
列传第十七 蔡廓 子蔡兴宗
蔡廓，字子度，济阳考城人。曾祖父蔡谟，是晋朝司徒。祖父蔡系，抚军长史。父亲蔡綝，司徒左西属。蔡廓广泛阅读群书，言行合乎礼法。初仕为著作佐郎。当时桓玄辅佐晋朝，提议恢复肉刑，蔡廓上书议论说：“分封邦国、设立法令，弘扬教化，一定要顺应时势制定制度，德政和刑罚一同施行。用正道防范奸邪，用教化禁令约束轻慢，像雨露一样润泽百姓，用严霜树立威严。向往教化的人安和恬适，畏惧刑罚的人警醒收敛。虽然质朴和文饰交替使用，这个道理不会改变。肉刑的设置，起源于圣明的先王。古时民风淳厚，百姓大多敦厚谨慎，画出刑像公示，恶念就自行止息；受刑的人走在路上，不法之徒就改过，所以能不用重刑、教化无为。末世风俗浮薄虚伪，法网越来越细密，投机取巧的心思一天天滋长，羞耻畏惧之心越来越少。就算终身服苦役，都不能制止奸恶，更何况黥刑、劓刑，怎么能让人向善？只会听到凄惨的哀嚎，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至于弃市的死刑，很多并不是十恶不赦的重罪，有的不是亲手杀人，按律却同样判处死刑，轻重同等，没有减刑的途径。钟繇、陈群为此直言进谏，晋元帝也心生怜悯。如今贤明的辅臣辅佐朝廷，德行超过伊尹、周公，虽然艰难的国运刚刚开启，遗留的祸患还没有平息。实在应当审慎用刑，爱护百姓，推广养育，发扬哀矜之心，减少滥刑，把死刑改为肢体刑罚，保全性命这个最重要的东西，让人口繁衍。本该受死的人，得以重获生机；心存侥幸的人，看见刑罚心生畏惧。恩威一同宣示，感化和威慑并举，保全性命、制止暴行，就在这里。”
蔡廓升任司徒主簿、尚书度支殿中郎、通直郎，高祖太尉参军、司徒属、中书郎、黄门郎。因为方正耿直、简约沉静，被高祖赏识。等到高祖兼任兖州，蔡廓担任别驾从事史，州里事务托付给他。不久授任中军咨议参军、太尉从事中郎，还没有赴任，遭遇母亲去世。蔡廓生性极孝，三年不梳头洗澡，几乎撑不住丧期。服丧完毕，相国府再征召他为从事中郎，兼任记室。宋国建立，担任侍中。他提议：“审讯案件，不应当让子孙出面作证，指认父祖的罪行，损害教化、伤人情理，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从今以后，只允许家人和囚犯相见，不需要家人申诉指证，足以证明犯人认罪就够了，不必责令家人出具证词。”朝堂议论都认为妥当，采纳了他的建议。
世子左卫率谢灵运擅自杀人，御史中丞王准之因为没有纠察弹劾被免官。高祖认为蔡廓刚直，不容奸邪枉曲，补授他为御史中丞。蔡廓多次上奏纠察不法官员，百官震恐肃然。当时中书令傅亮深受信任，学问冠绝当代，朝廷礼仪典章，都由傅亮裁定，傅亮常常先咨询蔡廓再施行。傅亮想法和他不同的时候，蔡廓始终不肯屈从。当时朝廷对扬州刺史庐陵王刘义真在朝堂位次有疑问，傅亮写信给蔡廓说：“扬州刺史自然穿刺史的官服。但我认为朝会坐起的位次，应当排在朝堂众官之上，不按常规官阶排列。您再仔细考证。《诗序》说‘王姬下嫁诸侯，服饰礼秩，不依附丈夫，只比王后低一等’。从王姬低于王后一等推想，皇子位次本来就在王公之上。陆机《起居注》记载，式乾殿集会，各位皇子都在三司之上。相关抄录附在后面。另外海西公即位大赦文，太宰武陵王排第一，抚军将军会稽王排第二，大司马排第三。大司马官位最高，又都督中外诸军事，位次却在两位藩王之下，难道不是把皇子排在前面？这份文书现在还在。永和年间，蔡公担任司徒，司马简文担任抚军开府，一同录尚书事。蔡公是正职司徒，不该排在仪同之下，而当时位次，简文在前，蔡公在后。这类例子很多，不能全部写出来。扬州刺史反而排在公卿之下，恐怕不合礼制，是不是应当改过来？”
蔡廓回信说：“扬州刺史位次排在公卿之下，我也一直有疑问。但是朝廷位次依照官职高低，不依照原本封爵，也没有明文规定皇子享有特殊礼遇。齐献王担任骠骑将军，孙秀归降，晋武帝想要优待孙秀，任命孙秀为骠骑将军，把齐王改任镇军将军，位次在骠骑之上。如果按您的说法，皇子本就在公卿之上，齐王原本尊贵，为什么还要改授镇军，放在骠骑前面？足以说明当时是依照现任职官排次序。还有齐王担任司空，贾充担任太尉，一同录尚书事，齐王位次常在贾充之后。潘正叔上奏公羊相关事宜，当时三位录尚书，梁王司马肜是卫将军，署名排在太尉陇西王司马泰、司徒王玄冲之后。近世太元初年，新宫殿落成，司马太傅担任中军将军，却以齐王柔之为朝贺之首。立安帝为太子，上礼的时候，徐邈担任郎官，位次也是太傅在诸王之下；拜谒李太后的时候，宗正尚书行文，以高密王为首，当时王珣担任仆射。王珣、徐邈都是近世通晓古今的人。您引用式乾殿的例子，我认为不能作为依据。记载说皇上到式乾殿，召见侍中彭城王植、荀组、潘岳、嵇绍、杜斌，然后才是您所说的四位藩王，排在三司之上，却在黄门郎之下，这是什么道理？而且四位藩王之后，才写大将军梁王司马肜、车骑赵王司马伦，然后是司徒王戎。梁王、赵王也是皇子，身份尊贵、官位相当，排在豫章王常侍之下，道理上说不通。大概史书记录当时事件，不一定严格记录位次；式乾殿那次是私宴，和正式朝会不一样。就像现在含章西堂集会，您在仆射之下，侍中在尚书之下。您来信说曾祖父和简文一同录尚书事，位次在简文之下，我家旧档案不是这样，抄录附后。王姬本身没有爵位，所以可以不依从丈夫，以王女身份尊崇。皇子出外任职，就有正式官职，有官职就要遵从朝堂班次。只有泰和年间赦文，勉强可以作为依据。但是前后赦文，位次也参差不一。太宰是上公，本就排在大司马前面。简文虽然是抚军，当时已经授予丞相特殊礼遇，又都督中外，所以按本职排班次，不是因为都督中外就高于公卿。如今护军是方伯，位次依旧在持节都督之下，您再想一想。”
蔡廓升任司徒左长史，外放为豫章太守，之后征召入朝担任吏部尚书。蔡廓托北地傅隆转告傅亮：“选拔官吏的事务，如果全部交给我，我没有意见；不然，我不能接受这个官职。”傅亮把这番话转告录尚书徐羡之，徐羡之说：“黄门郎以下官员，全部交给蔡廓，我们不再过问；黄门郎以上，应当共同商议，分辨可否。”蔡廓说：“我不能替徐干木在文书末尾署名。”于是不肯就职。干木，是徐羡之的小字。选官文书用黄纸，录尚书和吏部尚书一同署名，所以蔡廓说“署纸尾”。徐羡之也知道蔡廓正直，不想让他掌握权要，于是改任蔡廓为祠部尚书。
太祖入京继承皇位，尚书令傅亮带领百官迎接，蔡廓也一同前往。走到寻阳，蔡廓生病，不能继续前行。傅亮将要上路，来和蔡廓辞别，蔡廓对他说：“营阳王在吴地，应当优厚供奉。如果营阳王遭遇不测，你们这些人就背负弑君的名声，还想立身于世，怎么可能？”傅亮当时已经和徐羡之商议杀害少帝，派人快马送信阻止，使者赶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徐羡之大怒说：“和别人一同谋划大事，怎么才转身，就把恶名推给别人。”等到太祖即位，谢晦将要去荆州，和蔡廓辞别，屏退旁人问道：“我能不能免于灾祸？”蔡廓说：“你受先帝遗命，承担社稷重任，废黜昏君、拥立明君，道义上没有问题。但是杀害两位皇子，再向北面侍奉新君，手握震慑君主的威势，占据长江上游重地，从古事推今，想要免祸很难。”
蔡廓年纪、官位都不算高，却被当世士人推崇敬重。每到年节，大家都整束衣冠登门拜访。他侍奉兄长蔡轨如同父亲，家里大小事务，都先请示兄长再做；俸禄、赏赐，全部交给蔡轨，自己需要用钱，都向管家支取。跟随高祖在彭城的时候，妻子郗氏写信要夏衣，蔡廓回信说：“知道需要夏衣，想来给事中自会供给，不必另外寄送。”当时蔡轨担任给事中。元嘉二年，蔡廓去世，时年四十七岁。高祖曾经说：“羊徽、蔡廓，在太平时代可以做到三公。”小儿子蔡兴宗。
蔡兴宗十岁失去父亲，哀痛伤身，和普通孩童不一样。蔡廓从豫章郡卸任回来，修建两处宅院，先建好东宅给蔡轨；蔡廓去世的时候，西宅还没完工。蔡轨从长沙郡卸任回来，送来五十万钱补足建房费用。蔡兴宗当时十岁，对母亲说：“一家人向来丰俭共享，今天这笔建房钱不该收下。”母亲高兴地听从他。蔡轨面露惭愧，对自己儿子蔡淡说：“我六十岁了，做事还比不上十岁的孩子。”不久蔡兴宗母亲去世。
蔡兴宗年少好学，以品行素正被人称道。最初担任彭城王刘义康司徒行参军、太子舍人、南平穆王冠军参军、武昌太守。又任太子洗马、义阳王友、中书侍郎。中书令建平王刘宏、侍中王僧绰都和蔡兴宗交好。元凶弑君自立，王僧绰被杀，凶徒威势正盛，亲友没人敢前去吊唁，只有蔡兴宗前去哭丧，尽到哀礼。外放为司空何尚之长史，又升任太子中庶子。
世祖登基，蔡兴宗回到原先职位，升任临海太守，征召入朝为黄门郎、太子中庶子，转游击将军，不久升任尚书吏部郎。当时尚书何偃生病，皇上对蔡兴宗说：“你熟悉官吏清浊，现在把选官之事托付给你，只管放开承担，不必推让。”转司徒左长史，再任中庶子，兼任前军将军，升任侍中。常常直言朝政得失，无所顾忌，因此不合皇上心意。竟陵王刘诞占据广陵反叛，叛乱平定之后，蔡兴宗奉旨前去慰劳。州别驾范义和蔡兴宗素来交好，在广陵城内一同被杀。蔡兴宗到广陵，亲自收殓安葬，把灵柩送回豫章旧墓。皇上听说，十分不高兴。庐陵内史周朗因为直言获罪，被锁送宁州，亲戚旧友没人敢送行；蔡兴宗正在当值，请求假期，前去和周朗道别。皇上知道之后更加恼怒。蔡兴宗因此被判定托病离岗多日，以白衣身份处理职务。不久贬为司空沈庆之的长史，代理兖州事务，回朝担任廷尉卿。
有个叫解士先的人，告发申坦从前和丞相刘义宣同谋。当时申坦已经去世，儿子申令孙在山阳郡任职，主动到廷尉投案。蔡兴宗议论说：“就算申坦当年是叛乱主谋，本人还活着，又多次遇上大赦，也应当宽恕。申令孙是亲生儿子，按情理本就该为父亲隐瞒。何况人已经去世，事情久远，再来诬告，依据礼法刑律，不该牵连他。如果解士先确实知道叛乱密谋，当时就应当上报，隐瞒多年，因为私人仇怨才揭发；而且所说只是传闻，没有确凿证据，欺瞒诬告，应当处以重刑。”又有百姓严道恩等二十二人上诉，事情还没有查清，皇上下令暂时押在尚方。蔡兴宗认为这些人本来是求诉理冤，不该加刑具，关在尚方太过苦楚。另外司徒之前弹劾送来武康令谢沈以及郡县尉等十一人，因为没能抓捕铸钱的仲良，案子早就判决了结；又送来郡主簿丘元敬等九人，有的已经请病假，有的离职很久。蔡兴宗一并上奏，这些建议都被采纳。
外放为东阳太守，升任安陆王刘子绥后军长史、江夏内史，代理郢州事务。征召回朝，还没有赴任，留任左民尚书。不久，转掌吏部。当时皇上沉迷宴饮，虐待侮辱群臣，从江夏王刘义恭往下，侍中袁愍孙等人，都遭到欺凌，唯独蔡兴宗因为方正刚直，皇上忌惮他，不加侮辱。尚书仆射颜师伯对议曹郎王耽之说：“蔡尚书常常免于君主亲昵戏谑，和旁人差距很远。”王耽之说：“蔡豫章从前在相府，也因为严肃端方，不随便嬉闹，武帝私宴的时候，从不召他，但是赌局的时候，他常常在胜方。蔡尚书今天，可以说是继承家风了。”
大明末年，前废帝即位，蔡兴宗告诉太宰江夏王刘义恭，应当准备即位策文。刘义恭说：“立储本来就是为了今天，哪里还用策文。”蔡兴宗说：“历代旧例，都是这样。近永初末年，营阳王即位，也有策文，现在还保存在尚书台，可以查阅。”刘义恭没有听从。蔡兴宗当时亲手奉上玺绶，新君神色平静，一点哀容都没有。蔡兴宗出来对亲友说：“鲁昭公在丧期面露喜色，最终和大臣结怨，昭子请求一死。国家的灾祸，恐怕就在这里。”当时刘义恭录尚书事，受遗诏辅政，辅佐幼主，却遇事退缩，朝政落到近臣手里。越骑校尉戴法兴、中书舍人巢尚之把持大权，威势传遍远近。蔡兴宗掌管人才选拔，每次上朝，都和录尚书、尚书令等人，谈论举荐贤才，规劝朝政得失。刘义恭向来胆小软弱，顺从戴法兴，常常担心不合旨意，听到蔡兴宗的话，就惶恐无措。之前大明年间，皇上奢侈无度，大兴土木，赋税繁重，徭役困苦。这时废帝下诏全部废除，紫极殿、南北驰道之类工程，全都拆毁。从孝建到大明的制度，几乎全部废掉。蔡兴宗在朝堂慨然对颜师伯说：“先帝就算算不上盛德明君，好歹善始善终。三年不更改先君制度，是古礼看重的。如今先帝棺木刚移走，陵墓不远，所有制度营造，不分好坏，全部削除。就算是改朝换代，也不至于这样。天下有识之士，会从这件事看当朝。”颜师伯没有采纳。
蔡兴宗每次陈述选官方案，戴法兴、巢尚之等人就随意删改调换，很少能原样保留。蔡兴宗在朝堂对刘义恭和颜师伯说：“皇上居丧，不亲理政务，选官这种机密大事，多次被改动，又不是御笔，不知道是谁的旨意。”王景文、谢庄等人调动不合次序，蔡兴宗想要重新妥善安排。当时薛安都担任散骑常侍、征虏将军、太子左率，殷恒担任中庶子。蔡兴宗原先拟定薛安都为左卫将军，保留散骑常侍；殷恒为黄门郎，兼任校官。太宰刘义恭嫌薛安都职位太高，想只授左卫将军。蔡兴宗说：“太子左率和左卫将军差别很小。而且薛安都已经去掉征虏将军，不算越级提拔，如果再削去常侍，就是明显贬降。如果认为薛安都出身低微，应当压制，那名器就不能随便轻授，要依照次序。我是按照选官制度拟定，不是偏袒薛安都。”刘义恭说：“如果东宫官可以破格提拔，殷恒就该做侍中，怎么只做黄门郎？”蔡兴宗说：“中庶子和侍中，差距很大。薛安都担任太子左率十年，殷恒当中庶子才一百天，还兼任校官，待遇不算少。”他让选令史颜祎之、薛庆先反复争辩，刘义恭才在文书上署名。
不久内廷下旨，任命薛安都为右卫将军，加给事中。蔡兴宗深深得罪刘义恭、戴法兴等人，被外放为吴郡太守。蔡兴宗坚决推辞郡职，执政者更加恼怒，又改授新安王刘子鸾抚军司马、辅国将军、南东海太守，代理南徐州事务。他又不肯接受，苦苦请求去益州。刘义恭大怒，上表说：“臣听说言语要谨慎，《周易》有告诫；选拔人才，不能任由私下非议。如果结党成群，互相控诉，街谈巷议，不顾朝廷体面，这是法度要禁止的大害。侍中秘书监袁愍孙上表说父亲生病，请求侍奉，圣上体恤，特意准许，改授臣府长史，兼领郡职。臣虽然愚钝，府中职位不轻，比照前人，不算委屈。京郡俸禄优厚，不在乎户数多少，有空缺就安排，不分高低。抚军长史庄滞留在府中多年，常常诉说困苦，内职外任，都难以胜任。从前王球，朝廷优待奉养，恩义优厚。新近任命吴郡太守蔡兴宗，之前掌管吏部，很多安排不公，圣上宽宥，体谅他不熟悉事务，改授大郡，恩宠等同辅臣，他却执意请求益州，违背诏命。扬州刺史刘子尚、吴兴太守刘休若，都是皇室至亲，如同鲁卫藩屏，依旧在地方治理，尽心安抚；蔡兴宗出身庶族，挑拣官职，就算辅佐北藩，也毫无感激。御史中丞张永，往年有过失，承蒙恩赦任用；光禄勋王淹，多次贬黜，没有功绩，凭什么升迁。司徒左长史孔觊，刚授右卫将军，很快改任现职，调动已经很多。外面传言袁愍孙等人觉得安排不公，又听说蔡兴宗心怀怨愤，写信给尚书右仆射颜师伯，言辞悲苦。臣没有亲眼看见，但是传闻属实。臣资质平庸，参与机要，历经三朝，没能举荐贤才，也没能匡补朝政，招来这些纷争，十分惭愧。这个源头不堵住，风气不改，就会损害正道，玷污圣政。恳请陛下审阅。”诏书说：“太宰上表如此，看完十分怅然。朕继承大业，想要弘扬先帝功业，朝堂却竞相争竞，煽动成风，怎么弘扬先德，教化天下？太宰心怀国事，托付安定天下，这件事交给外朝详细商议。”
刘义恭于是让尚书令柳元景上奏：“刘义恭的表章、诏书如上。核查曹署收到袁愍孙的牒文：本月十七日，袁愍孙去拜见仆射颜师伯，闲谈说起蔡兴宗写信坚决推辞新授官职，拿出书信给我看，好几页，不知道写了什么，顺带说起朝中官员。当今盛世，不能让人心生不满。牒文在此。朝廷对官员的安排本就妥当，我们也觉得合适，很多人登门议论，袁愍孙不该私下议论，我想要上奏，重新斟酌内外官员的安排，献上浅见。选令史传递消息，外人也在议论。薛庆先供述：本月十八日，去和袁愍孙商议选官之事。袁愍孙说昨天见到颜师伯，拿出蔡兴宗书信，言辞很苦，还说自己得到的待遇太少。皇上刚即位，朝中这样的人才不多，舆论认为应当优待，他还嫌不够，让我转告录公。谢庄年纪不算老，病渐渐好转，现在的职位不合适，适合做中书令。孔觊是南方优秀士人，历任很多职位，任命反复改动，委屈了他，门下省缺人，是很好的人选。张永出身资历尚可，去年的过错不算重罪，按声望可以回门下省。张淹从前随驾南下，共历患难，虽然多次贬黜，时间很久了，可以担任秘书监。同时附上蔡兴宗亲笔书信几页，字迹清楚，证据确凿，不用再核查。袁愍孙掌管官吏选拔，职责就是铨选，如果安排不妥，应当公开上奏，却私下许诺、私自拟定人选，托名舆论，虚诞不实，前后矛盾。上古九官互相推让，是虞朝的典范；诽谤君主、怨恨时政，汉代早就有惩处条例。何况为自己谋划，非议朝堂次序，扰乱法度，败坏朝政，纷争公开，惊动圣上。如果不加惩处，法度就会沦丧。请求解除蔡兴宗新授官职，收押廷尉治罪；罢免袁愍孙官职。”诏书说：“蔡兴宗率先扰乱朝廷典章，本当依法严惩，因为曾经侍奉近侧，不忍心重罚，可以贬到远方反省过错。袁愍孙私下评议人事，把过错推给舆论，可以保留本职。”
于是授蔡兴宗为新昌太守，新昌郡隶属交州。满朝官员都惊骇叹息。之前，蔡兴宗娶何后寺尼姑智妃为妾，智妃容貌绝美，在京城很有名，迎亲的车子已经出发，颜师伯暗中派人引诱，悄悄把人接走，蔡兴宗迎亲的人没有察觉。等到蔡兴宗被贬，世人都说是颜师伯的缘故，颜师伯十分忌惮。戴法兴等人不想以流放大臣为罪名，颜师伯也想平息舆论，流放这件事搁置下来。不久，戴法兴被杀，巢尚之被囚禁，刘义恭、颜师伯都被诛杀，朝廷重新起用蔡兴宗为临海王刘子顼前军长史、辅国将军、南郡太守，代理荆州事务，蔡兴宗没有赴任。
当时前废帝凶暴，蔡兴宗的外甥袁顗担任雍州刺史，劝蔡兴宗前去赴任，说：“朝廷形势，人人都看得清楚，朝中大臣朝夕难保。舅舅现在去上游，掌管八州事务，我在襄沔，地势险要、兵力强盛，离江陵很近，水陆通畅。如果朝廷出事，我们可以一同建立桓文那样的功业，哪里能和受制于暴君、祸难不测相比？现在不离开虎口，守在危险之地，以后想再出去，还能办到吗？”蔡兴宗说：“我出身普通门第，循序升迁，和皇上关系疏远，应该不会有灾祸。宫省内外，人人不能自保，一定会有变乱。如果内患平息，外面的祸乱难以估量。你想在外求保全，我想留在朝中避祸，各自按自己想法行事，不也很好吗？”当时京城人人恐惧，士大夫都想迁到远方，后来很多人死于外乱，百中无一幸存。
蔡兴宗再次被授吏部尚书。太尉沈庆之深深担心灾祸，闭门不见宾客，曾经派手下范羡找蔡兴宗托事。蔡兴宗对范羡说：“沈公闭门谢客，是躲避请托，我没有所求，为什么要拒绝？”之后主动拜访沈庆之。沈庆之让范羡回报，邀请蔡兴宗入内。蔡兴宗趁机劝他：“先帝虽然没有盖世功业，但是平定叛乱，在位十一年，善终。新君继位，天下安定，即位以来只是行事失当，小有过失，年纪还轻，还有希望修养德行。但是近来所作所为，人伦道理都丧失殆尽。如今皇上忌惮的只有您；百姓盼望生机，唯一指望就是您。如果坐视成败，不只是自身灾祸难料，天下人的责难，都会落到您身上。您威名素来显著，天下信服；如今满朝惶恐，人人自危，只要您一声号令，谁不响应？如果犹豫不决，灾祸早晚降临。我从前在您府中任职，深受厚待，所以敢直言，希望您好好打算。”沈庆之说：“我知道您的意思，我自己都难保，只能尽忠报国，坚守到底，听天由命罢了。加上年老居家，没有兵力，就算有心，也做不到。”蔡兴宗说：“如今想要起事的人，不是贪图富贵封赏，只是想要躲过眼前死祸。殿内将帅，都在观望外面消息；只要有人带头，顷刻就能安定大局。何况您威名远扬，几代统兵，旧部散布在宫省，宋越、谭金这些人，都是您门下出身，受您养育；攸之、恩仁，都是您家子弟，谁敢不从。您门下依附的义士，都是三吴勇士，家中奴仆，有几百人。陆攸之现在东征，大量铠甲兵器放在青溪，还没出发。陆攸之是同乡，骁勇有胆，拿这些兵器武装手下，让攸之做先锋，大事可定。我在尚书台，会带领百官依照旧例，另选贤明之人，主持社稷。从前太甲、昌邑，罪行没有波及百姓，伊尹、霍光尚且行废立大事，何况现在百姓困苦，灾祸远超前代。民间都说您参与了皇上所有谋划，如果迟疑不决，有人抢先起事，您也逃脱不了附从的罪名。皇上多次到您府中，醉酒逗留，还屏退左右单独入内，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能错失。我蒙受厚恩，所以说这番没有退路的话，希望您权衡祸福。”沈庆之说：“十分感激您。但是这件事太大，不是我能做的，真到危急的时候，我只能抱忠而死。”不久，沈庆之果然因为被君主猜忌遇害。
当时领军王玄谟是大将，很有威名，城里传言说他已经被杀，街市骚乱。王玄谟的典签包法荣，老家在东阳，是蔡兴宗从前郡里的旧人，深受王玄谟信任，奉命前来。蔡兴宗对他说：“领军现在一定十分忧惧。”包法荣说：“领军近来几乎不吃东西，夜里不能安睡，常常说抓捕的人已经到门口，性命不保。”蔡兴宗说：“领军忧惧，应当想办法，怎么坐以待毙？”当初王玄谟旧部还有三千人，废帝猜忌他，把这些人拆分给别的将领。王玄谟上书请求留下五百人在岩山修墓，工程还没完工，废帝要打猎，又把人全部召回城里。岩山这支军队当时在中堂，蔡兴宗劝王玄谟带着这支军队起事：“凭着领军的威名，率领这支军队带头安定朝廷，事情立刻成功。就算领军腿脚不便，也可以乘车指挥。大祸就在眼前，不要错失时机。你回去把这话转告领军。”王玄谟派包法荣回复：“这件事不容易做成，我保证不会泄露你的话。”太宗登基之后，王玄谟责怪亲信旧吏郭季产、女婿韦希真等人：“危难的时候，你们没有一个人劝我。”郭季产说：“蔡尚书让包法荣传的话，不是看不清时机，只是大事很难成功，我说了又有什么用。”王玄谟面露愧色。
右卫将军刘道隆受废帝宠信，总管禁兵。皇上夜里去著作佐郎江斅家里，蔡兴宗的马车跟在刘道隆车后。蔡兴宗对刘道隆说：“刘公，我一直想找机会和你说说心里话。”刘道隆明白他的意思，捏了捏蔡兴宗的手说：“蔡公，不要多说。”废帝每次宴会上殴打群臣，从骠骑大将军建安王刘休仁往下，侍中袁愍孙等人，都被侮辱拉扯，唯独蔡兴宗得以幸免。不久，太宗平定祸乱。当夜，废帝尸体停在太医阁门口，蔡兴宗对尚书右仆射王景文说：“这人虽然凶悖，终究是天下之主，丧礼应当大体完备。如果草草处理，天下人会借机生事。”
当时各地同时起兵反叛，朝廷只保有丹阳、淮南几郡，其中不少县城已经响应叛军。东路叛军已经打到永世，宫省人人恐惧。皇上召集大臣商议对策。蔡兴宗说：“现在天下大多反叛，人心不定，应当安静镇抚，以诚信待人。叛党亲属很多在京城，如果全部治罪，立刻就会土崩瓦解，应当申明罪不及亲属。人心安定之后，士兵才有斗志，朝廷六军精锐，兵器精良，对抗没有训练的叛军，强弱相差万倍。希望陛下不要忧虑。”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
加封游击将军，还没有拜受，升任尚书右仆射，不久兼任卫尉，又兼任兖州大中正。太宗问蔡兴宗：“各处叛乱还没有平定，殷琰也跟着反叛。近来人心怎么样，大事能不能成功？”蔡兴宗说：“谁是叛逆谁是顺臣，我没法分辨。现在商旅断绝，米价却很低，四方叛军聚集，人心反而安定，从这点来看，平定叛乱是必然的。但是我担心的，是平定之后的事，就像羊祜所说，战乱平定之后，才是圣上费心的时候。”尚书褚渊用手板碰蔡兴宗，示意他不要多说，蔡兴宗依旧不停，皇上说：“确实像你说的。”赭圻平定之后，送来袁顗的首级，皇上下令带着蔡兴宗登上南掖门楼观看，蔡兴宗流泪，皇上很不高兴。叛乱平定之后，封蔡兴宗为始昌县伯，食邑五百户；蔡兴宗坚决推辞，皇上不许，改封乐安县伯，食邑三百户，封国的俸禄、仆役，他始终不肯接受。
当时殷琰占据寿阳反叛，朝廷派辅国将军刘勔围攻。其他地方平定之后，殷琰依旧坚守城池。皇上让中书起草诏书劝降殷琰，蔡兴宗说：“天下已经平定，正是殷琰悔过的时候，陛下应当亲手写几行诏书安抚。现在只是中书草拟的普通诏书，他一定会怀疑是假的，不能快速平息叛乱。”皇上没有听从。殷琰收到诏书，以为是刘勔伪造，果然不敢投降。攻打很久之后，殷琰才归顺。
原先徐州刺史薛安都占据彭城反叛，后来派遣使者请求归降。泰始二年冬天，朝廷派张永带兵前去接纳。蔡兴宗说：“薛安都遣使归降，诚意不假。现在应当用恩德安抚，就让他留在原地，只需要一个使者、一封短信就够。如果派大军前去迎接，他一定会疑惧，甚至招引北方敌寇，带来无法预料的祸患。叛臣罪责深重，本来该诛杀，之前赦免，已经十分宽厚。何况薛安都占据险要之地，靠近边境，从国家大局考虑，应当安抚笼络。如果逼他再次反叛，朝廷就要日夜忧虑。彭城地势险固，兵强将勇，很难围困，更难攻下，边境的隐患，一定要仔细考虑，我为朝廷担心这件事。”当时张永已经出发，建议没有采纳。薛安都听说大军渡过淮河，闭城固守，向北魏求援。张永大败，又遇上大雪，士兵十有八九冻死，朝廷于是失去淮北四州。蔡兴宗的预见就是这样精准。张永战败消息传到，皇上在乾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刘休仁，再召蔡兴宗，对刘休仁说：“我愧对蔡仆射。”把战败文书拿给蔡兴宗看，说：“我对不起你。”
泰始三年春天，蔡兴宗外放为使持节、都督郢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郢州刺史。因为上书极力举荐何始真担任咨议参军，一开始不被准许，后来又反复上奏，皇上发怒，贬号平西将军，不久恢复原号。当初吴兴丘珍孙常常言语冒犯蔡兴宗。丘珍孙的儿子丘景先，才貌出众，蔡兴宗和他交好。丘景先担任鄱阳郡太守，遇上晋安王刘子勋叛乱，调到竟陵，被吴喜诛杀。丘景先母亲年老、儿女幼小，流落在夏口。蔡兴宗到郢州，亲自吊唁，护送灵柩和家人，让他们回到东方家乡。在郢州任职三年，升任镇东将军、会稽太守，加散骑常侍，不久配领兵和佐吏，都督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五郡诸军事，赐鼓吹一部。会稽豪强很多，不遵守法令；还有皇上身边宠臣，占夺山湖，妨害百姓、扰乱治理。蔡兴宗全都依法惩治。会稽富庶，王公妃主的邸宅遍地，侵扰地方，祸害百姓，借贷利息层层盘剥，永无休止。蔡兴宗全部上奏裁撤。又请求赦免百姓拖欠赋税、遣散杂役，都被准许。三吴从前有乡射礼，很久没有举行，蔡兴宗恢复，礼仪完备。元嘉年间羊玄保在会稽郡，也曾经举行乡射礼。
太宗驾崩，蔡兴宗和尚书令袁粲、右仆射褚渊、中领军刘勔、镇军将军沈攸之一同接受遗命。授蔡兴宗为使持节、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赐班剑二十人，散骑常侍不变。不久朝廷征召他回京城。当时右军将军王道隆参与内政，权倾一时，来见蔡兴宗，小步走到跟前，不敢坐下，很久才离开，蔡兴宗始终不叫他入座。元嘉初年，中书舍人秋当拜见太子詹事王昙首，也不敢坐。后来中书舍人王弘被太祖喜爱，皇上对王弘说：“你想做士大夫，能在王球面前坐下，才算合格。殷、刘出身混杂，不懂这些。你去见王球，可以说是我的旨意，坐下。”王球举起扇子说：“不行。”王弘回去禀报，皇上说：“我也没办法。”五十年之间，有这三件事。王道隆等人忌惮蔡兴宗刚强正直，不想让他手握重兵镇守上游，改授中书监、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常侍照旧，蔡兴宗坚决推辞，不肯接受。
蔡兴宗从小就有风骨，家风严谨，侍奉姑母、照顾寡嫂、抚养兄长遗孤，在当时闻名。太子左率王锡的妻子范氏，聪慧有才学，写信责备王锡弟弟王僧达：“从前谢太傅侍奉嫂子王夫人如同慈母，如今蔡兴宗也以恭顺和睦被人称道。”他被世人敬重到这种地步。妻子刘氏早逝，留下一个年幼女儿。外甥袁顗刚生下袁彖，妻子刘氏也去世了。蔡兴宗的姐姐就是袁顗的母亲，一个外孙、一个侄子，蔡兴宗亲自抚养，两人年纪相近，姐姐想让他们结为夫妻，常常和蔡兴宗提起。
大明初年，皇上下诏，让蔡兴宗女儿嫁给南平王刘敬猷。蔡兴宗因为姐姐长久的心愿，多次上书推辞。皇上回复说：“你们都顺着自己心意，皇室的婚事怎么安排？况且姐姐的想法，难道就不能违背吗？”原先的心愿落空，袁彖后来另娶他人。之后袁彖婚姻不幸，袁顗又身遭祸败，袁彖落魄困顿。刘敬猷遇害，蔡兴宗女儿寡居无后，名门世家很多来求婚，明帝也下令让她改嫁谢氏，蔡兴宗全都不答应，最后把女儿嫁给袁彖。北地傅隆和蔡廓交好，蔡兴宗以父辈之礼敬重傅隆。
泰豫元年，蔡兴宗去世，时年五十八岁。留下遗嘱薄葬，上奏归还封爵。朝廷追赠的爵位，儿子蔡景玄坚决推辞，又连续十几份表章请求归还封爵，最终得到准许。诏书说：“蔡景玄上表如此。已故散骑常侍、中书监、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乐安县开国伯蔡兴宗，在朝忠诚恭谨，谋划卓著，早年多难，在帷幄立下功勋，赐封食邑，合乎典制。但是他生前恳切辞让，死后儿子坚持他的遗志，清廉谦让，节操显明。蔡景玄反复陈述先父心愿，实在令人动容。按照典制本当保全封爵，但是哀诚难违，特地准许他的请求，表彰谦让之风。”当初蔡兴宗担任郢州参军，彭城颜敬用式卜占卦说：“亥年会做公，官名带大字的，不能接受。”等到授开府，太岁正是亥年，最后以光禄大夫的身份去世。有文集流传于世。
蔡景玄继承父亲风范，担任中书郎、晋陵太守、太尉从事中郎。升明末年去世。
史臣评论说：当世看重清谈，士人推崇素洁的议论。蔡廓功业正直，虽然年资官位不算高，一代名臣，风骨都比不上他。他坚决推辞吏部尚书，耻于屈从别人的意志，难道不知道录尚书和吏部尚书一体，不能独自决断吗？实在是君主昏暗、时局艰难，不想掌握人才进退的权柄。见识深远啊！
列传第十八 王惠 谢弘微 王球
王惠，字令明，琅邪临沂人，太保王弘的从祖弟。祖父王劭，车骑将军。父亲王默，左光禄大夫。王惠年少就淡泊简静，被叔父司徒王谧赏识。性格恬静，不结交宾客，没有杂事缠身。陈郡谢瞻有口才、风度不凡，曾经带着兄弟族人拜访王惠，大家辩论锋起，文史典故接连而出，王惠从容应答，言辞清雅、立意深远，谢瞻等人惭愧退去。高祖听说他的名声，问他堂兄王诞，王诞说：“王惠是后起优秀之人，是我们王氏宗族的美才。”于是任命他为行太尉参军事、府主簿、从事中郎。世子建府，任命王惠为征虏长史，转中军长史。当时会稽内史刘怀敬赴任，送行的人挤满京城，王惠也去道别，回来顺路拜访堂弟王球。王球问：“刚才路上看到什么？”王惠说：“只看到到处都是人罢了。”曾经参加曲水宴，风雨突然到来，在座的人四散奔走，王惠慢慢起身，神态和平常一样。世子镇守荆州，王惠依旧担任长史，兼任南郡太守，没有接受任命。宋国刚建立，要设置郎中令，高祖难以找到合适人选，对傅亮说：“现在选郎中令，不能比袁曜卿差。”不久又说：“我找到人选了。”于是任用王惠。升任世子詹事，转尚书、吴兴太守。
少帝即位，任命蔡廓为吏部尚书，蔡廓不肯就职，于是用王惠代替。王惠接到征召立刻上任，从来不接待求官的客人。有人写信求官职，他收到信就堆在阁楼上，等到离职的时候，印信封条和刚上任一样。世人议论，蔡廓不肯接受，王惠立刻接受，事情不一样，本心却相同。哥哥王鉴，喜欢积攒财物，大量置办田产，王惠想法完全不同，对王鉴说：“要田地干什么？”王鉴生气说：“没有田地哪里来粮食！”王惠又说：“那粮食又有什么用？”他的志趣超脱就是这样。元嘉三年，王惠去世，时年四十二岁。追赠太常。没有儿子。
谢弘微，是陈郡阳夏人。他的祖父谢韶，曾任车骑司马；父亲谢思，曾任武昌太守。堂叔谢峻，是司空谢琰的第二个儿子，没有子嗣，便把谢弘微过继作为继承人。谢弘微本名叫谢密，因为触犯了所继母亲的名讳，所以就用表字弘微通行于世。
谢弘微年幼的时候，神情端庄审慎，等到合适的时机才开口说话。他的继父的叔父谢混，以善于识人闻名，见到他之后觉得他很不凡，对谢思说：“这个孩子内心深沉、早慧聪敏，将来一定会成为优秀的人才。能有这样一个儿子，我也就满足了。” 谢弘微十岁的时候，过继给谢峻。谢峻和谢弘微原本只是缌麻这一等远亲，亲戚表亲之间，素来互不相识，但是谢弘微随意应对接待，全都合乎礼法分寸。义熙初年，他承袭谢峻的爵位，为建昌县侯。谢弘微原本家境贫寒简朴，而继父家富足殷实，他只收下几千卷书籍，以及几名封国属吏而已，其余遗留下来的财物、俸禄品级相关的收益，一概不去过问。谢混听说这件事后十分惊叹，对建昌国郎中令漆凯之说：“建昌侯封国的俸禄，本来应当和北房一支共同分享，现在侯君既然无意打理，你可以按照常规份额送过去。” 谢弘微不愿多次违背谢混的心意，才少量收下一部分。
谢混风骨格调高远严正，很少与人交往，只和同族晚辈谢灵运、谢瞻、谢曜、谢弘微一道，以诗文道义相聚赏谈。他们曾经一同闲居宴饮，住在乌衣巷，所以当时把这里的交游称作“乌衣之游”。谢混五言诗里所说“昔为乌衣游，戚戚皆亲侄”，指的就是这件事。除了这一批人之外，即便当时名望很高的名士，也不敢登门拜访。谢瞻等人文辞雄辩、才气充沛，谢弘微常常只用简约的话语就让他们折服，谢混格外敬重看重他，称他为“微子”。谢混对谢瞻等人说：“你们几位虽然才思丰沛、善于论辩，但未必都能让所有人心悦诚服；至于领会旨趣、品鉴要义，言语简练而道理切中要害，这一点，我们应当一同推许微子。”
谢混常说：“阿远（谢瞻）性情刚直急躁，恃意气争胜；阿客（谢灵运）学识广博但缺少检束；谢曜依仗才华而操守不能坚定；谢晦有自知之明，但接纳善言不够周全，就算将来功业能够安定天地，终究也会因此留下缺憾；至于微子，我对他没有一点不满。”又说：“微子与人相合时不违正道，与人相异时不伤害他人，如果能活到六十岁，一定能做到三公、辅相那样的高位。”
谢混曾经在酣饮宴会之后，作韵语勉励劝诫谢灵运、谢瞻等人：“康乐（谢灵运）生来胸襟通达，确实有名家的气韵，如果再加以规范打磨，雕琢之后就会成为美玉。宣明（谢瞻）心怀深远见识，聪慧通达又沉静俊朗，如果能去掉固执刻板，和顺从容便可调和三才。阿多（谢曜）见解独到，年少就继承华贵的家世，质朴有余要警惕文采不足，他的志向又能够高远。通远（谢瞻）心性清敏，美好的声名如兰草芬芳，径直前行很少不跌倒，要克制偏执吝啬。微子秉持淡泊的志向，孜孜不倦是仰慕蔺相如的为人，不要轻视一筐土的微薄，持续积累就能高达千仞。诸位应当勤勉，风雅一脉靠你们振兴，只要不违背自己的本心，其余就不必过多顾虑。”谢灵运等人的评语里都带有劝诫警示，唯独谢弘微得到的全是赞美。谢曜，是谢弘微的兄长，多是他的小字。远就是谢瞻的字。灵运小名叫客兒。
晋代名门世家，家中有世袭封爵的子弟，初入仕途大多授员外散骑侍郎，谢弘微也被授员外散骑侍郎、琅邪王大司马参军。义熙八年，谢混因为是刘毅同党而被诛杀，他的妻子晋陵公主改嫁给琅邪王练。公主虽然执意不肯改嫁，但朝廷下诏命她和谢氏断绝关系，公主便把谢混家中事务托付给谢弘微。谢混家族接连几代担任宰辅，一门之内有两处封邑，田产十多处，奴仆上千人，只留下两个女儿，年纪才几岁。谢弘微经营家业，处理公事一般严谨，一文钱、一尺布帛的收支，全都登记在册。后来升任通直郎。
宋高祖刘裕接受禅让建立宋朝，晋陵公主降封号为东乡君。因为谢混是在前朝获罪，东乡君的节义值得嘉奖，朝廷准许她回到谢氏家中。自从谢混去世，到这时已经九年，而宅院修整完好，粮仓充实，家仆、佃户各司其职，和往日没有两样，开垦的田地，比从前还要多。东乡君叹息说：“仆射（谢混）生前看重这个孩子，真可以说是知人善任。仆射算是没有亡故了。”谢氏内外姻亲、旧交故友，见到东乡君归来，进门没有不感慨叹息的，有的人甚至流下眼泪，感念谢弘微的道义。
谢弘微品性严正，一举一动必定遵守礼法，侍奉继母的亲属，恭敬谨慎超过常人。伯叔的两位母亲、归回本家的两位姑母，他早晚侍奉，竭尽诚心敬意。府内有人传话通信，他一定穿戴整齐。在奴婢仆役面前，不随便说笑，因此上上下下所有人，都像敬畏神明一样敬重他。
宋太祖刘义隆镇守江陵，宋初被封为宜都王，朝廷任命琅邪王球为宜都王友，谢弘微为宜都王文学。谢弘微因为母亲去世离职守孝，居丧期间以孝顺闻名，服丧期满之后过了一年，依旧只吃蔬菜。之后被授镇西咨议参军。太祖即位，谢弘微担任黄门侍郎，和王华、王昙首、殷景仁、刘湛等人一同被称为“五臣”。升任尚书吏部郎，参与朝廷机密事务。不久转任右卫将军，谢混从前的属官、幕僚，全都交由谢弘微选拔任用。他立身清俭，器物服饰不华丽，但饮食膳食，却十分丰盛精美。
兄长谢曜历任御史中丞、彭城王刘义康骠骑长史，元嘉四年去世。谢弘微长期吃素，哀痛超过礼法规定，就算除去丧服，仍然不吃鱼肉。僧人慧琳前来拜访谢弘微，谢弘微和他一同吃饭，依旧只吃素食。慧琳说：“檀越你向来多病，近来气色又差，丧期结束之后，还不恢复正常饮食。如果因为没有必要的哀痛损伤身体，哪里是我们期望你通达事理的样子。”谢弘微回答说：“丧服的变易，礼法不可逾越；心中的哀痛，实在无法停止。”说完停下进食，哽咽抽泣，难以自控。谢弘微幼年丧父，侍奉兄长如同侍奉父亲，兄弟之间友爱和睦，当世没有人比得上。谢弘微口中从不议论别人的长短得失，而谢曜喜欢品评人物，每当谢曜要谈论这类话题，谢弘微就常常岔开话题打断他。
元嘉六年，东宫刚刚设立，谢弘微兼任中庶子，不久又加授侍中。谢弘微一心想要做清闲的官职，畏惧权势恩宠，坚决辞让不肯接受，朝廷才准许他辞去中庶子一职。每当他要向皇帝进献谏言、议论时事，一定亲手写好奏章，写完之后就烧掉草稿，没有人知道他上奏的内容。皇帝知道谢弘微擅长置办膳食，曾经向他求取吃食。谢弘微和亲友一同准备，食物送进宫之后，亲友问皇帝吃了哪些，谢弘微闭口不答，用别的话岔开，当时的人把他比作汉代的孔光。元嘉八年秋天，谢弘微生病，解除右卫将军职务，兼任太子右卫率，回到家中养病。朝廷商议打算免去他侍中的职务，以太子右卫率再加吏部尚书，他反复陈述病重，才得以不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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