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平七年，并州招远楼下，赤蛇和黑蛇争斗，持续好几天，赤蛇死去。赤色，是北齐崇尚的颜色；黑色，是北周崇尚的颜色。争斗而死，是北齐灭亡的征象。后主任用奸佞，在晋州和北周大军交战，把兵权托付给奸臣高阿那肱，高阿那肱开门迎敌，正是帝王纲纪不立的过失。后主于是被北周军队俘获。
琅邪王高俨拆毁北宫白马浮图，这座浮图是后赵时期佛图澄修建的，拆毁时看见一条几丈长的白蛇，盘旋一阵之后消失。当时高俨擅自诛杀大臣，行事失于中正。看到灾变却不知警戒，最终招致杀身之祸。
北周建德五年，黑龙坠落在亳州死去。龙是君主象征，黑色是北周崇尚之色，坠地而死，是极大凶兆。当时太子才能低下，武帝常常为此忧虑，正直大臣王轨、宇文孝伯等人屡次请求废立太子，武帝没有采纳。两年之后，武帝驾崩。太子即位，残酷杀害齐王、孝伯等人，国家随即灭亡。
仁寿四年，代州总管府的井中出现龙。那条龙有时会变化成身披铁甲、骑马张弓向上射箭的样子。化作铁马，属于马祸；张弓向上射箭，又是射妖之象，预示诸侯将要起兵作乱，以致遭到囚禁。当时汉王杨谅暗中谋划叛乱，龙变异象是用兵灾异对他发出警示。杨谅没有醒悟，最终起兵造反，事情败露后，被废为平民，囚禁数年后死去。
马祸
侯景在江南僭越称帝，每次将要出战，他所骑的白马，如果长鸣踏步，此战就能取胜；如果垂头萎靡，战事就不利。西州之战时，这匹马卧倒不肯起身，侯景下拜祈求，又用鞭子抽打，马始终不动，这属于马祸。《洪范五行传》说：“马，是战争的象征。将要发生战乱，所以马会出现怪异现象。”侯景因此大败。
陈宣帝太建五年，衡州有马长出角。《洪范五行传》说：“马生角，是战争的征兆，败亡的预兆。”当时陈宣帝派遣吴明彻出兵吕梁，和北周军队对抗。双方连年交战，陈军全军覆没，吴明彻最终被北周军队俘获。
北齐文宣帝天保年间，广宗有一匹马，两耳之间长出角，形状如同羊尾。京房《易传》说：“天子亲自出征，就会出现马生角的异象。”天保四年，契丹进犯边塞，文宣帝亲自统率大军前去征讨。
隋炀帝大业四年，太原官厩里的马匹死掉大半，炀帝大怒，派人追查审问。主管官吏说：“每到夜里厩中的马无缘无故受惊，因此死去。”炀帝叫来巫师察看。巫师知道炀帝将要征伐辽东，就迎合皇帝心意说：“先帝命杨素、史万岁收取这些马匹，要率领鬼兵征伐辽东。”炀帝十分高兴，于是赦免了主管官吏。《洪范五行传》说：“违背天时，所以马匹大量死亡。”当时，炀帝年年外出巡幸，在北方修筑长城，向西打通去往且末的道路，国内财力人力消耗一空，上天以此警示：除去厩马，不要再无休止巡行游幸。炀帝不能醒悟，最终天下大乱。
大业十一年，河南、扶风三郡，都有马长出几寸长的角，和天保初年的灾异占验相同。这时，炀帝连年亲自征伐高丽。
义宁元年，炀帝身在江都宫，皇家马厩里的马无故死亡，十天之内，死掉数百匹，和大业四年的灾异占验一致。
志第十九 食货
帝王丈量土地来设置城邑，测算土地安置百姓，统计土地出产，核算山林湖泽的物产收益，遵照政令法度，谨慎地向百姓颁布农时，让农商各安本业。《尚书》说互通有无，讲的就是粮食财货流通，万物各得其所。《周礼》中太府掌管九类贡物、九种赋税的法度，君王各项开支，都有相应等级。这就是以正道取财，有节制地使用，从而能够供养百官、激励将士、救济天灾、绥服远方，是安定国家、养护百姓的根本大道。上自黄帝、颛顼，下到唐尧、虞舜，全都顺着百姓的利益加以劝勉，顺着百姓的心愿加以教化。不侵占农时，不竭尽民力，减轻徭役，薄收赋税，这是三皇五帝不曾更改的教化准则。古语说：“善于治理百姓的人，爱惜民力而成就财富。”如果役使百姓不合道义，征敛财物唯恐不足，财富耗尽百姓就会怨恨，民力枯竭百姓就会反叛。从前大禹划定九州九等赋税，百姓安乐而歌；周代实行十一税，赞颂之声四起。等到东周迁都洛邑之后，诸侯不守法度，鲁宣公推行初税亩，郑国子产制定丘赋，先王旧有的制度，几乎荡然无存。秦国起于西戎，以武力平定天下，用刑罚驱使百姓，抛弃仁德恩惠，收取大半收成作为赋税，修筑长城斩断地脉，按人头搜刮钱粮，征发戍卒远至岭外。汉高祖承接秦朝凋敝残局，实行十五税一；汉景帝延续旧制，国库粮仓越发充盈。汉武帝承继积蓄，因而穷奢极欲，开拓边疆攻打匈奴，国库积蓄消耗一空。宫殿高耸仿佛贴近天河，巡游远达海边；旱灾之年还要修整道路，荒年依旧喂养车马，户口因此减少一半，盗贼公然横行。于是各种巧立名目的赋税纷纷兴起，连孩童、车船都要征税。光武帝中兴汉室，沿袭前朝制度，赋税轻薄，可以说是长远的治国之策。汉灵帝开设鸿都门榜，公开卖官鬻爵，公卿、州郡官职，各有定价。汉代常制是各地进贡土特产，灵帝又命令贡品先送入宫中，称为导行，天下贿赂成风，百姓深受其害。从魏、晋二十一位帝王，到宋、齐十五位君主，虽然开支有多有少，租税有轻有重，但大体上还不至于让百姓产业破产，只是道义缺失、朝政混乱而已。
隋文帝平定江南之后，天下统一，他自身厉行节俭，充实国库。开皇十七年，人口繁盛，朝廷内外粮仓无不堆满积蓄。所有赏赐支出，不超出正常经费；京城官库装满，物资堆放到廊下。高祖于是免除这一年的正税，赏赐百姓。隋炀帝继承宏大基业，国家富足殷实，却喜好宏大奢华，放纵欲望肆意行事。起初营建东都洛阳，极尽壮丽。炀帝从前在藩镇之时，亲自平定江南，又参考梁、陈旧制来规划营建。城墙高过芒山，浮桥横跨洛水，金门、宫阙耸立着高耸的楼观，开山堵水，楼台如云霞相连；迁移山岭树木营造园林，把芒山圈入苑囿之中。修筑长城、开挖御河，不计人力损耗；征调驴马运送物资，限期逼迫百姓。天下百姓死于劳役，家家财产损耗。之后，炀帝一次征讨吐谷浑，三次出兵辽东，天子亲征，大军大举出动，粮草辎重，水陆两路源源不断向前输送。战场上阵亡的将士，因劳苦疫病死去的人，大半没能生还，而朝廷年年征发兵丁。寻常人家子弟，大多奔赴边疆，离别哭泣之声，在各州县接连不断。老弱之人耕种，不足以抵御饥荒；妇女纺织，不足以置办军需。四海之内，帝王车驾年年出行，随行宫人侍卫，常常多达十万人，所有供给耗费，全都仰仗州县。正税之外，各种摊派征敛，只求凑齐数目，不顾百姓死活；官吏趁机盘剥，大半财物落入私囊。远方珍奇膳食，必须送入宫廷；飞禽羽毛，用来制作玩赏饰物，官府采买，价格抬高千倍。百姓愁苦难以忍受，抛弃家园逃亡；地方官吏叩门催征直到天亮，恶犬整夜对着路人狂吠。北起燕赵，南到齐韩，江淮直到襄邓，东周洛邑旧地，西秦陇山以西，僭伪势力互相侵扰，盗贼遍地。宫观长满野草，乡亭烟火断绝，人吃人，十个人里面就有四五个。关中瘟疫流行，大旱损害庄稼，代王打开永丰仓赈济饥民，粮仓方圆数百里，老幼百姓成群赶来。官吏贪婪残暴，官职任免没有章法，办事全靠钱财贿赂，赈济物资动辄拖延十天半月，灾民困卧荒野，想要返乡而不能，死尸堆积，无法计数。虽说王朝兴衰自有天命，但是隋朝灭亡，根源也在于此。
司马迁撰写《平准书》，班固作《食货志》，上下几千年，赋税财货制度的增减变革大致记载下来。此后史官，很少再有系统记述。人类最初生存，衣食财货是根本。圣明君王划分田地让百姓谋生，流通财物让百姓富足。百姓富足之后再施行教化，仁义之风由此兴起；百姓贫穷就会沦为盗贼，刑罚也无法禁止。所以撰写《食货志》，接续在前代史书之后。
晋朝自从中原大乱，晋元帝迁居江南，百姓自行逃难南下的，都称作侨人。朝廷沿用故土地名，侨置郡县，侨民大多分散居住，没有固定本土产业。江南当地习俗是火耕水耨，土地低洼潮湿，百姓没有积蓄。南方各处蛮夷俚人部落，接受朝廷教化的，按其部族大小征收贡物，补充国家开支。另外岭南酋帅，依靠人口、翡翠、明珠、犀象等物产，在地方称雄，朝廷大多顺势授给官职，从中获取财利。历经宋、齐、梁、陈，全都沿袭不改。军国所需各类物资，依据当地出产，随时折价收购，没有固定长久法令。各州郡县，规定本地出产之物作为赋税。没有户籍、不愿编入州县民册的人，称作浮浪人，他们自愿缴纳赋税，没有定额，缴纳数额通常比正税轻。都城建康里很多人是王公贵人的侍从、佃客、典计、衣食客一类，全都免除赋税徭役。一品、二品官员，佃客不得超过四十户；三品三十五户；四品三十户；五品二十五户；六品二十户；七品十五户；八品十户；九品五户。佃客收获的粮食，和主人按比例分配。典计，一品、二品官员可设置三人；三品、四品二人；五品、六品以及公府参军、殿中监、监军、长史、司马、部曲督、关外侯、材官、议郎以上，设置一人，典计人数一并计入佃客限额之内。六品以上官员，可以配给三名衣食客；七品、八品二人；九品以及举辇、迹禽、前驱、由基强弩司马、羽林郎、殿中冗从武贲、殿中武贲、持椎斧武骑武贲、持鈒冗从武贲、命中武贲武骑，配给一人。佃客、衣食客都登记在主人家户籍之下。赋税制度：成年男子征收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成年女子赋税减半。男女十六岁以上至六十岁，为丁。男子十六岁，缴纳半税；十八岁起缴全税；六十六岁免除赋税。女子出嫁算作丁，未出嫁的，二十岁才算丁。成年男子，每年徭役不超过二十天。又按每十八人，征调一人担任运输劳役。田地，每亩征税米二斗。大致制度就是这样。度量衡：当时三斗相当于如今一斗；当时三两相当于如今一两；当时一尺二寸相当于如今一尺。
粮仓方面，京城有龙首仓，也就是石头津仓，还有台城内仓、南塘仓、常平仓、东西太仓、东宫仓，全部存粮加起来不超过五十多万石。京城之外有豫章仓、钓矶仓、钱塘仓，都是大型储备粮仓。其余各州郡驿站，也各自设有粮仓。大体自从侯景之乱以后，国家财用常常匮乏。京城文武官员每月只领取口粮，大多遥领一个郡县官职来获取俸禄。扬州、徐州这类大州，禄秩品级比照尚书令、仆射；宁州、桂州这类小州，比照参军；丹阳、吴郡、会稽等郡，品级同太子詹事、尚书；高凉、晋康这类小郡，只有三班。大县六班，小县要两转才到一班。品级差别繁杂，无法全部记载。州郡县的禄米、绢布、丝绵，在当地送入驿站仓库。分配给刺史、郡守、县令时，先根据辖下文武人员数量，由皇帝下诏裁定。这类俸禄，还要供给辖下士兵，官员自家实际所得很少。诸王、公主出府居住、成婚加冠所需物资，还有衣服、酒米、鱼鲜、香油、纸烛等，都由官府供给。王、公主的丈夫如果另外有俸禄，不再供给；卸任返回京城，依旧由公家供给。
北魏自从永安年间之后，朝政衰败，战乱不断，农商荒废。朝廷出兵征伐，都是临时向百姓征调物资，依旧不够供给，于是下令各地互相检举告发，百姓愁苦怨恨，难以生存。不久六镇叛乱，部众相继内迁，在齐、晋地界就地求食。齐神武帝高欢借此根基，成就大业。魏孝武帝西迁关中，连年征战，黄河、洛水一带，财物人口消耗一空。天平元年，迁都邺城，调出粟米一百三十万石赈济贫民。当时跟随孝武帝西去的六坊兵士不到万人，剩下的都向北迁徙，官府供给常规口粮，春秋两季赏赐绢帛，置办衣物。常规赋税之外，在丰收之地，折价收购粮食，充实国库。各州沿河渡口，都修建官仓储备粮食，准备漕运。在沧州、瀛州、幽州、青州沿海地区，设置盐官煮盐，每年收取盐利，军国开支得以充足。自此粮仓充实，即便有水旱饥荒，都能开仓赈济。元象、兴和年间，连年大丰收，一斛谷只卖九钱。当时法令宽松，很多百姓脱离原籍，逃避徭役赋税。神武帝命令孙腾、高隆之清查无户籍流民，查出六十多万户。于是勒令侨居百姓返回原籍，此后租税收入有所增加。等到文襄帝高澄继承基业，侯景在北方反叛，河南饱受战乱。不久侯景祸乱梁朝，朝廷派行台辛术攻取淮南之地。新归附的州郡，只是笼络安抚，征收很轻的赋税。
文宣帝接受禅位建立北齐，进行很多改制。内迁的六坊兵士，重新严格挑选，要求一人能抵挡百人，临阵敢于死战，才予以录用，称作百保鲜卑。又挑选勇猛超群的汉人，称作勇士，戍守边防。开始划定九等户，富户出钱，贫户出力。北方兴起修筑长城的劳役，南方发起攻打金陵的战事；之后南征将领接连战败，士兵战马死亡数十万。再加上营建宫殿台阁，征发徭役规模浩大。文宣帝刑罚残酷泛滥，官吏趁机作奸，豪强兼并土地，大量人口隐瞒不报。旧制规定，没有娶妻的男子缴纳半份租调。阳翟一个郡，有数万户在册男子，户籍上大多没有妻子。有关官员弹劾此事，文宣帝认为是无事生非，弄虚作假之风越发严重。户口租税，十成之中流失六七成。这时开支越来越大，赏赐没有节制，国库积蓄不够供给。于是削减百官俸禄，停发士兵常粮，裁撤州郡县镇戍官吏。又规定兼任刺史、郡守、县令的官员，不再配给随从人力，节约国家开支。天保八年，朝廷商议迁徙冀州、定州、瀛州没有田地的百姓，称为乐迁，安置到幽州范阳地广人稀之处。百姓惊扰不安，恰逢连年歉收，粮价飞涨。废帝乾明年间，尚书左丞苏珍芝提议兴修石鳖等处屯田，每年收获粮食数万石，淮南边防粮草得以充足。孝昭帝皇建年间，平州刺史嵇晔提议，疏浚幽州督亢旧陂塘，在长城两侧设置屯田，每年收获稻谷粟米数十万石，北方边地供给充足。又在河内设置怀义等屯田，供给河南军需，转运粮草的负担稍稍减轻。
河清三年颁布法令：十家为比邻，五十家为闾里，百家为族党。男子十八岁以上、六十五岁以下为丁；十六到十七岁为中；六十六岁以上为老；十五岁以下为小。十八岁授田，缴纳租调；二十岁服兵役；六十岁免除力役；六十六岁归还田地，免除租调。
京城四周，各坊之外三十里以内为公田。受领公田的人：代迁户、京内执事官一品以下，直到羽林武贲，按等级授田。京畿之外郡县，汉人官员一品以下、羽林武贲以上，各有等差。在职官员与百姓申请开垦田地，称作永业田。奴婢授田限额：亲王最多三百人；嗣王二百人；二品嗣王以下以及异姓王一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和宗室一百人；七品以下八十人；八品以下到普通百姓六十人。限额之外的奴婢，不授田，也不用缴纳赋税。百里之外各州百姓，一名成年男子授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奴婢授田标准和平民相同，人数限额和京城官员一致。一头耕牛授田六十亩，一户最多限四头牛。另外每名丁男授永业田二十亩，作为桑田。桑田内种桑树五十棵，榆树三棵，枣树五棵，这部分田地不用归还官府。其余田地，年老身死都要归还重新分配。土地不适宜种桑树的，改授麻田，规则同桑田。
一户人家，征收绢一匹，绵八两；十斤绵之中，折算一斤做成丝；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赋税为平民一半。一头耕牛，调绢二尺，垦租一斗，义租五升。垦租送往朝廷，义租留存郡中，防备水旱灾害。垦租按贫富分为三等征收。常规赋税征收原则：赋税少时只向富户征收；中等赋税向中等人家征收；赋税繁重时，富、中、下户一同承担。上等粮送往远处粮仓，中等送到稍近粮仓，下等留在本州粮仓。每三年核查一次。送往朝廷的租粮，五百里以内交粟，五百里以外交米；送往州镇的，一律交粟。百姓愿意交钱的，按上等绢价折算收钱。各州郡另外设置富人仓。设立之初，依据辖下中下户口数量，储备够一年食用的粮食。在本地粮价低廉时，酌情拿出当年义租买入存仓；粮价高涨时，低价卖出；粮价回落，再把卖出的粮食按价买回补足。
每年春季，依照各地农时早晚，督促百姓务农养蚕。从春到秋，十五岁以上男子都要下田劳作；养蚕月份，十五岁以上妇女从事蚕桑。初冬时节，刺史考核地方教化优劣，评定政绩等级。百姓有劳力无牛，或者有牛缺少人力的，令他们互相帮衬，保证播种，做到土地不闲置，百姓没有游手闲人。
边境城池可以开垦耕种的地方，全都设置屯田，委派都使、子使管理。一名子使管辖五十顷田地，年终核算收成，评定赏罚。
当时连年大水，很多州郡遭洪水淹没，粮价暴涨。朝廷派出使者开仓卖粮，但是售价很高，百姓得不到实惠，饥荒更加严重，再加上瘟疫接连爆发，死去的人十有四五。天统年间，拆毁东宫，修建修文、偃武、隆基嫔妃各院，建造玳瑁楼；又在游豫园开挖池塘，四周修建馆舍，池中堆起三座假山，修筑高台模仿沧海，还大肆修建佛寺，征发劳役数以万计。财用不足，于是削减朝官俸禄，停发各官署口粮以及各州士兵常规赏赐。武平之后，奸佞权贵纷纷掌权，赏赐没有限度，加上旱灾蝗灾，国库越发拮据。于是清查境内六等富户，勒令出钱。给事黄门侍郎颜之推上奏，请求设立关卡、集市、旅店商税，开府邓长颙附和提议，后主十分高兴。商税收入专供宫廷声色享乐开支，军国用度不在其中。没过多久北齐灭亡。
北周太祖宇文泰担任丞相时，创设六官制度。载师掌管土地制度，核查民户田地数量，汇总牲畜车辆登记，审定赋税徭役松紧，划定京畿疆界，颁布抚恤政令，管理畜牧生产。司均掌管田地政令：一户十口以上，宅地五亩；九口以上，宅地四亩；五口以下，宅地三亩。成家男子授田一百四十亩，单身丁男授田一百亩。司赋掌管赋税政令：百姓十八岁至六十四岁，以及轻度残疾之人，都要缴税。赋税标准：有家室的，每年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单身丁男减半。土地不宜种桑的，有家室的缴布一匹，麻十斤；单身丁男再减半。丰年全额征收，中年减半，下等荒年征收三分之一，按时收缴；遇到大灾瘟疫，免征赋税。司役掌管徭役政令：十八岁至五十九岁，都要服劳役。丰年不超过三十天，中年二十天，下等荒年十天。征发徭役，一户不超过一人。家中有八十岁老人，一个儿子免役；百岁老人，全家免役；残疾重病必须有人侍奉的，一名亲人免役；遇到瘟疫灾年，停止征发徭役。掌盐掌管四类盐务政令：一是散盐，煮海水制成；二是监盐，引盐池卤水晒制；三是形盐，按产地出产；四是饴盐，从域外获取。监盐、形盐产地划定禁界，百姓取用，一律征税。司仓掌管各类谷物，核算国家开支。国用充足，就储备余粮防备灾荒；不足就停止储备。存粮有余，春天出借粮食给百姓，秋天收回。
闵帝元年，初次废除市门税。宣帝即位，又恢复市场税。武帝保定元年，把八丁兵改为十二丁兵，每人每年服役一个月。建德二年，军士改称侍官，招募百姓充当，除去本县户籍。从此以后关中百姓半数当兵。宣帝时，征发山东各州百姓，把一月徭役增加到四十五天，修建洛阳宫，同时把相州六府迁到洛阳，称作东京六府。
武帝保定二年正月，在蒲州开凿河渠，同州开凿龙首渠，扩大灌溉面积。高祖杨坚辅政，停止洛阳宫工程，废除市场税。当时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相继叛乱，朝廷出兵讨伐，赏赐耗费巨大。杨坚接受禅位之后，迁都大兴城，征发山东丁夫，拆建宫室。依旧沿用北周制度：民丁分十二番轮流服役，工匠六番。颁布新令：五家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四闾为族，设置闾正、族正。京畿之外设里正，等同于闾正；党长等同于族正，互相监察。三岁以下为黄口，十岁以下为小，十七岁以下为中，十八岁以上为丁。丁承担赋税徭役，六十岁为老，免除赋役。诸王以下直到都督，都授予永业田，等级不等，多的一百顷，少的四十亩。丁男、中男的永业田、露田制度，遵循北齐旧制，要求种植桑树、榆树、枣树。园宅地，三口给一亩，奴婢五口给一亩。一户丁男，租粟三石；适宜种桑之地征绢、絁，适宜种麻之地征布；绢絁一匹另加绵三两，布一端另加麻三斤。单身丁男、仆隶赋税减半。没有分到田地的，不征税。有官爵、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免除赋役。京官另外授职分田：一品五顷，每低一品减五十亩；五品三顷，六品二顷五十亩；往下每品递减五十亩，九品一顷。外官也有职分田，另外配给公廨田，用作官府公费。
开皇三年正月，文帝迁入新宫。规定男子二十一岁才算成丁，把十二番徭役改为每年服役二十天，调绢由一匹减为二丈。此前沿袭北周弊政，官府开设酒坊牟利，盐池盐井禁止百姓开采。这时废除官酒坊，盐池盐井向百姓开放，远近百姓十分欢喜。当时突厥、吐谷浑屡次侵犯边境，军队频繁出动，转运粮草劳苦。文帝命令朔州总管赵仲卿，在长城以北大规模屯田充实边防；又在河西勒令百姓修筑坞堡，屯田储粮。京城设置常平监。山东地区还保留北齐旧俗，很多人投机取巧逃避徭役游手好闲；各地困苦百姓，谎报年龄躲避租税。文帝下令州县大规模清查户口，查验人貌，户口不实的，保长、里正发配远方，还设立互相检举的法令。大功亲以内亲属，勒令分户，各自立户，防止藏匿人口。这次清查，户籍新增丁男四十四万三千，新增人口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高颎又考虑百姓赋税虽然有定数，每年征收，账册注销繁杂，官吏随意篡改，没有固定簿册难以核查，于是制定输籍定样，下发各州。每年正月初五，县令下乡，就近把三五党百姓编成一团，依照标准评定户等高低。文帝采纳，自此奸猾之人无处藏匿。
天下太平日久，虽然屡有水旱，户口年年增长。各州调运物资，河南从潼关、河北从蒲坂运往京城，道路接连不断，常常数月不息。文帝自身节俭，后宫都穿洗旧的衣服；车驾器物破损，修补继续使用，不重新打造。不是宴会，每餐只有一份肉。有关官员曾经进贡干姜，用布袋盛装，文帝认为浪费，严厉斥责；后来进贡香料，又用毡袋包裹，主管官吏被鞭打，引以为戒。朝廷上下恪守职责，国库充实，百官俸禄、赏赐功臣都十分丰厚。开皇九年平定陈国，文帝亲自到朱雀门慰劳凯旋将士，举行庆赏。宫门外道路两旁堆积绢帛，一直排到南郊，依次发放，耗费三百多万段。因为江南刚刚平定，免除当地十年赋税；其余各州免除当年租税。开皇十年五月，天下安定，进一步放宽徭赋，百姓年满五十，可以缴纳庸钱免除戍役。十一年江南叛乱，越国公杨素平定，班师之后赏赐丰厚。其余出兵封赏，同样优厚。十二年，官吏上奏国库全部堆满。文帝说：“我薄征赋税，又大量赏赐，怎么还会这样充足？”官吏答：“支出不断，收入不停，每年赏赐几百万段，库存不曾减少。”于是扩建左藏院，增建房舍存放物资。下诏说：“百姓富足之后才能施行教化，使人懂得廉耻。财物宁可藏在民间，不要堆在官府仓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士兵租税减半；功调全部免除。”
当时户口逐年增多，京畿和三河地区地少人多，衣食不足。朝臣商议把百姓迁到地广人稀之处。这年冬天，文帝命令各州考使商议此事，又让尚书以此策问各地贡士，终究没有妥善方案。文帝派遣使者前往各地，均平天下田地。人多地少的狭乡，每名丁男只分到二十亩，老人孩童更少。
开皇十三年，文帝命令杨素在岐州以北修建仁寿宫。杨素铲山填谷，修建楼台殿阁，高台层榭连绵相接。工期严苛急迫，很多民夫累死，疲惫倒地的人，直接推进土坑，盖上土石填平，死者数以万计。宫殿建成，文帝前去巡幸。当时正值暑天，路上死尸接连不断，杨素把尸体全部焚烧清除。文帝知道实情，心中不悦；等到入宫游览观赏，又十分欢喜，称赞杨素忠心。后来文帝岁末傍晚登上仁寿殿，眺望原野，看见宫外遍地磷火，又听到哭声，命侍从查看，回报说是鬼火。文帝说：“这些都是劳役死去的人，将近年终，魂魄想要归乡吗？”于是洒酒宣读敕令祝祷超度，哭声才停息。
开皇三年，朝廷认为京城粮仓空虚，要防备水旱，下诏在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沿河十三州，招募运粮民夫。在卫州设黎阳仓，洛州设河阳仓，陕州设常平仓，华州设广通仓，粮仓依次转运，输送关东、汾晋粮食供给京城。又派仓部侍郎韦瓒，在蒲州、陕州以东招募百姓，能从洛阳运米四十石，闯过砥柱险滩送到常平仓的，免除戍役。后来渭水泥沙多，水位深浅不定，漕运艰难。开皇四年下诏：
京城是四方汇聚之地，关隘重重，水陆转运艰难。大河东流，百川连通万里水道。虽然三门峡一带凶险，但从小平陆运到陕州，再转入黄河、渭水，连通汾晋，舟车往来益处很大。渭水水量不定，泥沙淤积，常常阻断航道。路程不过几百里，往往耗费时节，船只往返困难，漕运民夫劳苦。我治理天下，兴利除害，公私转运的困苦，十分怜悯。所以从潼关向西引渭水，依靠人力开凿漕渠，测算工程量不难完成。已经派工匠踏勘水道，观察地形，谋划长久之计，一旦修成，万代受益。官府民间大船小船，早晚不停漕运，十天之功，可以节省亿万耗费。明知盛夏动工百姓辛劳，但没有一时劳苦，哪能换来长久安逸。通告百姓，明白我的心意。
于是命令宇文恺带领水工开凿渠道，引渭水从大兴城东直达潼关，全长三百多里，名叫广通渠。漕运通畅，关内依靠这条渠。各州遭遇水旱饥荒，随时开仓赈济。
开皇五年五月，工部尚书、襄阳县公长孙平上奏：“古时候耕种三年，储备一年粮食；耕种九年，储备三年粮食。即便有水旱灾害，百姓也不会挨饿，都是劝导储积、预先防备的缘故。去年大旱，关内歉收，陛下怜悯百姓胜过爱子，转运山东粮食，设置常平官，开仓普济。缺粮之人全都温饱，恩德空前。豪门富户有余粮的，争相拿出私财接济乡邻，教化风行。但治国需要固定制度。”于是奏请下令各州百姓、军士，以社为单位设立义仓。收获时节，按收成拿出粟麦，在本社挖窖储存，由社司登记核查，每年积攒，防止霉变。本社收成不好出现饥荒，就用义仓粮食赈济。自此各州储备充足。之后关中连年大旱，青、兖、汴、许、曹、亳、陈、仁、谯、豫、郑、洛、伊、颍、邳等州大水，百姓饥荒。文帝派苏威等人分路开仓放粮；又派司农丞王禀调广通仓粟米三百多万石救济关中，调出北周旧仓粮食低价卖给百姓；购买六千多头牛驴，分给极贫百姓，让他们前往关东就食。遭受水旱的州县，免除当年租税。
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饥荒。文帝前往洛阳，允许百姓随行就近取食，随行人员按人口赈粮，不限官位高低。第二年东巡，祭祀泰山。当时义仓存放在民间，粮食常有损耗浪费。十五年二月下诏：“设立义仓本为防备水旱，百姓没有长远打算，随意耗费，等到灾年无粮可用。北方各州情况特殊，云、夏、长、灵、盐、兰、丰、鄯、凉、甘、瓜各州义仓各类粮食，统一存入本州官仓。遇上旱灾缺粮，先发放杂粮和陈年存粮。”十六年正月，下诏秦、叠、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纪、河、廓、豳、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扶各州社仓，转移到本县存放。二月，规定社仓按上中下三等征收粮食：上户不超过一石，中户不超过七斗，下户不超过四斗。之后山东连年阴雨，杞、宋、陈、亳、曹、戴、谯、颍各州直到海边，洪水泛滥，遍地淹没。十八年，文帝派遣使者带领水工，巡查河道地势，征发附近民夫疏导洪水。贫困灾民开仓赈济，前后发放粮食五百多万石。受灾地区免除租调。此后连年丰收。
开皇八年五月，高颎上奏：没有赋税任务的州、或者管辖户数少的州，官吏俸禄人力，长期依靠邻近州县供给。但地方官吏本是治理本地百姓，人力徭役应当出自辖下民户。请求在所管民户之内，按户征税供给。文帝准许。此前京城和各州官府，都发放公廨钱，放贷生息充当公费。开皇十四年六月，工部尚书、安平郡公苏孝慈等人上奏：各地官府沿袭旧例，拿公廨钱放贷牟利，侵扰百姓，败坏风俗，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于是奏请全部改为授田屯田，禁止放贷取利。十七年十一月，下诏京城与外地官署，可以在市场经营贸易获利，唯独禁止借贷收息。
炀帝即位，当时户口更多，国库充盈。于是免除妇女、奴婢、部曲的赋税，男子二十二岁才算成丁。开始营建东都，任命尚书令杨素为营作大监，每月征调民夫二百万人。迁徙洛州城内百姓以及天下富商数万家充实东都，新修兴洛仓、回洛仓。又在皁涧修建显仁宫，苑囿相连，北到新安，南至飞山，西抵渑池，方圆数百里。勒令各州进贡花草树木、奇禽异兽安置苑中；开凿渠道，引谷水、洛水从苑西流入，向东汇入洛水。又从板渚引黄河水直通淮海，称作御河。沿河修筑御道，栽种柳树。派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前往江南采伐大木料，运往东都。途经州县接力转运，队伍绵延千里不绝。东都工程催逼紧迫，民夫累死的十有四五。每月运送死者的车辆，东到城皋，北至河阳，在路上接连不断。当时炀帝准备征伐辽东，增设军府，大肆征兵，租税收入因此减少。又打造龙舟、凤甗、黄龙赤舰、楼船竹舫。招募水工称作殿脚，身穿锦裤，拉着青丝缆绳挽船，炀帝前往江都。炀帝乘坐龙舟，五品以上官员配楼船，九品配竹舫，船只首尾相接二百多里。途经州县必须供应食宿，供奉丰盛的升官，供给不足的处死。又大肆制造车驾仪仗、旌旗羽饰，责令天下州县上交兽骨、兽角、皮革、羽毛，用来装饰器物和旌旗。征调紧急，朝令夕办。百姓四处捕猎，罗网遍布山野水泽，鸟兽几乎捕尽，依旧不够，只能向富户高价购买。当年，一只翟雉尾价值十匹绢，白鹭翎价值五匹绢。
派遣屯田主事常骏出使赤土国，招抚罗刹；派朝请大夫张镇州攻打流求，俘获数万人。士兵深入瘴地，饿死病死十有八九。又因为西域盛产珍宝，令裴矩驻守张掖，监管胡商互市，用利益引诱西域胡人入朝。西域各国使者商旅络绎不绝，途经州县疲于迎送，耗费亿万钱财。
第二年，炀帝北巡，征发百万人修筑长城，西起榆林，东到紫河，绵延一千多里，劳工大半死去。大业四年，征调河北一百多万民夫，开凿渠道引沁水，向南连通黄河，向北直达涿郡。男丁不够征调，开始征发妇女服役。大业五年，向西巡行河西。西域胡人佩戴金玉、身披锦毯，焚香奏乐在路边迎接。炀帝命令武威、张掖百姓盛装观看，衣服车马不够华丽的，由州县督责修整，向外夸耀。同年，炀帝亲征吐谷浑，在赤水大败敌军。慕容佛允抛下家眷向西逃奔青海。大军驻扎途中遭遇连绵大雨，经过大斗拔谷，士兵十之二三死亡，马驴十之八九死掉。于是设置河源郡、积石镇，又在西域设立西海、鄯善、且末等郡。流放天下罪人充当戍卒，大规模屯田，征发西部各州运粮供给。路途遥远，又时常遭到劫掠，人员不断死亡。
大业六年，准备征伐高丽，官吏上奏军马损耗严重。下诏向富户按资产征钱买战马补足数量，限期备齐；又清点士兵、修缮兵器，要求精良崭新，粗劣不合格的当场处死，战马凑够十万匹。七年冬天，在涿郡大会军队。分出江淮兵马归骁卫大将军来护儿统领，水军渡海，战船绵延数百里，装载军粮，约定和主力在平壤会合。这一年山东、河南大水，淹没四十多郡；再加上辽东战败，死者数十万，瘟疫流行，山东最重。各地官吏一心征敛物资供应军队，百姓困苦却不加体恤。每逢紧急摊派，地方官先低价囤积所需物资，等诏令下达之后高价卖出，朝夕之间价格翻几倍，横征暴敛。强壮百姓聚众为盗，弱小百姓卖身为奴。九年，下令关中富户按资产出驴，运粮前往伊吾、河源、且末，一户多的出几百头，一头驴价上万钱。又征发各州民夫，分四批在辽西柳城屯田，往来艰辛，家产耗尽。盗贼四起，道路断绝，陇右官马全被叛奴劫掠。杨玄感趁乱起兵。炀帝正在辽东，闻讯急忙返回高阳郡。平定杨玄感之后，炀帝对近臣说：“杨玄感一声号召，追随的人如同集市，可见天下人不能太多，人多就会做强盗。不全部诛杀，无法惩戒后人。”命令裴矩深挖党羽，下令郡县坑杀，死者不计其数，各地震恐。天下百姓十分之中，九分沦为盗贼，抢夺官马，打造长枪，攻占城邑。炀帝命令郡县设置督捕官讨伐盗贼，继续募兵征辽。战马不足，原定八驮的物资改为六驮；还是不够，允许一半用驴顶替。路上逃亡士兵接连不断，抓到就斩杀，依旧不能制止。炀帝心中不快。高丽押送叛臣斛斯政请降，炀帝下诏赦免高丽，把斛斯政押回京城，在开远门外肢解射杀。随后前往太原，在雁门被突厥围困。突厥不久撤兵，炀帝急忙返回洛阳，招募骁勇补充兵员。百姓放弃本业，聚集在坞堡之中，没有粮食自给。但是各地粮仓依旧充实，官吏畏惧法令不肯赈济，百姓越发困窘。起初剥树皮充饥，后来吃树叶；树皮树叶吃光，就煮泥土、捣碎草秆磨粉吃，继而人吃人。十二年，炀帝前往江都。李密占据洛口仓，聚众百万。越王杨侗和段达等人镇守东都，东都粮食耗尽，绢帛堆积如山，只能用绢当井绳，烧布做饭。代王杨侑与卫玄镇守长安，百姓饥荒无力救助。义军进入长安，打开永丰仓赈济饥民，百姓才得以喘息。
晋朝南渡之后，凡是买卖奴婢、牛马、田地住宅，立下文书契约的，交易额一万钱，抽税四百钱上交官府，卖方出三百，买方出一百。没有文书的，按物价抽百分之四，叫做散估。宋、齐、梁、陈沿袭不变。朝廷鼓励经商，不重农耕，设置商税，名义上是调节，实际是盘剥获利。都城建康西边有石头津，东边有方山津，各设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查禁违禁物品和逃犯。荻草、木炭、鱼柴经过渡口，抽十分之一交税。东路没有禁运货物，所以方山津查验宽松。淮水以北有大市一百多处，小市十多处。大市设置官吏，赋税繁重，商人深受其苦。
梁朝初年，只有京城和三吴、荆、郢、江、湘、梁、益使用铜钱，其余州郡混杂粮食、布帛交易。交州、广州一带，完全用金银交易。梁武帝铸造五铢钱，钱体有轮廓，铭文五铢，重量和文字一致。另外铸造一种没有外郭的小钱，叫做女钱，两种钱并行流通。百姓私下使用古钱交易，种类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雉钱、五铢对文等，轻重不一。武帝屡次下诏，只准使用新铸两种钱币，但是逐利之人私用古钱越来越多。普通年间，商议废除铜钱，改铸铁钱。铁价低廉，百姓大量私铸。大同之后，铁钱堆积如山，物价飞涨。交易用车载钱，不再计数，只算钱贯。商人从中取巧，破岭以东八十钱算作一百，叫东钱；江、郢以上七十钱算作一百，叫西钱；京城九十钱算作一百，叫长钱。中大同元年，下诏必须足陌使用，百姓不听，钱陌越来越少，到梁朝末年，三十五文就算一百文。
陈朝初年，承接梁朝战乱，铁钱不再流通。梁朝末年还有两柱钱、鹅眼钱，民间混用，币值相同，两柱钱重，鹅眼钱轻。民间大量熔钱私铸，掺杂锡铁，同时用粟米布帛交易。陈文帝天嘉五年，改铸五铢钱，新钱一枚抵鹅眼钱十枚。宣帝太建十一年，铸造大货六铢，一枚抵十枚五铢，和五铢并行。后来贬值，一枚只抵一枚五铢，百姓不便。民间传言：“六铢钱，对帝王不利。”不久宣帝驾崩，废除六铢钱，只用五铢，一直到陈朝灭亡。岭南各州大多用盐、米、布匹交易，不使用钱币。
齐神武帝掌权之初，沿用北魏永安五铢。迁都邺城之后，百姓私铸钱币，形制杂乱，各有名号：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紧钱、吉钱、河阳生涩、天柱、赤牵。冀州以北钱币不用，交易只用绢布。神武帝收缴境内铜料和旧钱，依旧依照永安五铢样式重铸，流通各地。没多久，钱币又变薄变轻，私铸泛滥。文宣帝受禅，废除永安五铢，铸造常平五铢，钱文重量相合，铸工精良。乾明、皇建年间，私铸盛行。邺城钱币有赤熟、青熟、细眉、赤生之分；河南用的有青薄铅锡钱；青、齐、徐、兖、梁、豫州钱币品类各不相同。武平之后，私铸越发严重，甚至生铁掺铜。北齐灭亡，终究不能禁止。
北周初年沿用北魏钱币。武帝保定元年七月，铸造布泉钱，一枚抵五枚五铢，一同流通。梁州、益州依旧混用古钱；河西诸郡有的使用西域金银钱，官府不禁止。建德三年六月，铸造五行大布钱，一枚抵十枚五铢，和布泉并行。四年七月，因为边境私铸泛滥，下令五行大布不许流出边关，布泉只许入关不许出关。五年正月，布泉贬值没人愿意使用，于是废除布泉。私铸钱币的人判处绞刑，从犯发配为户。平定北齐之后，山东百姓依旧混用北齐旧钱。宣帝大象元年十一月，铸造永通万国钱，一枚抵十枚五行大布，和五行大布、五铢三品并行。
高祖杨坚代周建隋，天下钱币轻重不一，于是铸造新五铢钱，钱体正反面都有轮廓，铭文五铢，重量和文字相符，一千枚重四斤二两。新钱刚发行，民间有人熔钱私铸。开皇三年四月，下诏四方关口放置钱样，外来钱币和钱样相合才准许通行；样式不符，销毁取铜入官。下诏之后，前朝旧钱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北齐常平五铢依旧流通不止。开皇四年下诏，仍旧放任旧钱流通的，县令扣半年俸禄。百姓习惯已久，没能立刻禁绝。五年正月，法令更加严苛，钱币才统一流通，百姓称便。当时铸钱都要掺入锡镴，锡镴价格低廉，牟利之人众多，私铸难以禁止。同年下诏禁止私自开采锡镴。开皇十年，准许晋王杨广在扬州设置五座钱炉铸钱。后来奸人磨掉钱的轮廓盗铜私铸，掺锡减重，钱币越来越轻薄，朝廷下达恶钱禁令。京城和各州店铺张贴钱样，不合格钱币不许入市。十八年，准许汉王杨谅在并州设五炉铸钱。江南钱币不足，又准许杨广在鄂州白纻山铜矿设十炉铸钱；准许蜀王杨秀在益州设五炉铸钱。钱币越发粗劣，官府清查市面钱币，不是官铸的全部销毁，铜料入官。京城有人用恶钱交易被官吏抓捕处死。数年之间私铸稍稍收敛。大业之后，朝政崩坏，豪强大肆私铸，钱币越来越轻薄。起初一千钱还重二斤，后来轻到一斤。有人剪铁片、裁皮糊纸做钱混用，物价飞涨，最终隋朝灭亡。
志第二十 刑法
刑法，掌管生杀，明辨善恶本源，铲除暴乱，禁止人为非作歹。圣明君王上察星象，下观坎卦，调和五行，取法四时，总是先像春风一样布施恩德，再如秋霜一样动用刑律。所以宣扬慈爱，引导善念萌生；动用刑罚威严，顺应肃杀时节。以仁恩为本心，礼义为纲纪，教化是根本，明刑是辅助。君主有道，用刑而可以达到无刑；君主无道，杀戮再多也止不住祸乱。《礼记》说：“用道德教化，用礼义约束，百姓就会心存向善；用政令驱使，用刑罚约束，百姓就会想法逃避。”刑法的初衷是劝善，最终作用是禁暴，治理百姓不能没有刑罚。遇上世道太平、政治宽厚，美好的教化天下一同推行，仁政伴随祥瑞出现，年年颁布简约公平的法令。法度昭明如同日月，仰望的人不会迷惑；宽广如同大路，行走的人不会迷失。
刑具包括甲兵、斧钺、刀锯、钻凿、鞭杖，陈列原野、示众街市，由来已久。上古龙官、凤纪时代，结绳记事而百姓不违，不用政令而人人敬畏。五帝用象刑，改换服饰以示惩戒；三王设立肉刑，伤害身体。虞舜对无心过失宽宥赦免，大禹制定三千条刑罚；虞舜体恤用刑，继承唐尧仁德；大禹见罪人而落泪，心怀虞舜仁心。殷商以后，仁德越来越淡薄。如果商纣王效法成汤，不造炮烙酷刑，刑罚配合礼义，守位依靠仁爱，西伯姬昌就会收起车马，安心做农夫。周公设立三刺之法防止冤滥，推行三宥宽待百姓；成王、康王四十二年间，刑罚搁置不用。教化广布，颂声远扬，越裳国辗转翻译，万里来朝。鲁国紧邻燕齐，楚国接壤郑晋，当时治国依靠辩辞，不靠严刑。所以举行大蒐阅兵，孔子加以批评；郑国铸造刑书，叔向写信规劝。教化恩泽浸润千里，列国政治，哪里还能保有周朝的宽厚？秦国起于西戎，平定天下，百姓本想放下兵器承受恩惠，秦政却降下严酷法令，轻用杀伐。路上弃灰、私下议论都获罪，法网严苛残害人身。刑斧在朝堂施行，罪人赭衣遍布道路，公子将闾含冤自尽，茅焦冒死直谏。汉高祖约法三章安抚秦人；汉文帝清静无为，宽简法网。汉宣帝政务周密，法理完备，任命于定国为廷尉，黄霸为廷平。每到深秋，审理奏报案件，宣帝常到宣室斋戒断案，明察宽恕，号称宽简。光武帝中兴，延续旧制，两汉帝王很少滥施酷刑。魏武帝修改枷锁律令，魏明帝颁布减死诏令；中原残破，吴蜀三分，哀矜断狱都无暇顾及。晋朝平定吴国，天下一统，命贾充修订刑律，对内安定百姓，对外协和万国，律法轻平简约。宋、齐沿袭这套法度。如果刑罚随君主喜怒，偏离公正，法令繁密如同秋草，法网比细网还密，随意屠戮，只求快意。像隋文帝随意诛杀无辜，齐文宣帝轻易肢解犯人，这只是私人仇怨，不是国家法典。孔子说：“刑罚混乱根源在于政事，政事混乱根源在于君主自身。”心念，是善恶的本源。班固、范晔史书没有刑法志，臧荣绪、萧子显的史书记载残缺，所以搜集前代史料，写到隋朝，汇成此篇。
梁武帝承接齐朝昏乱暴虐之后，刑政多有偏差。即位之后制定临时法令，依照周、汉旧制，允许罪人纳财赎罪。相关律令：凡是有官职的人犯罪，处以罚金。应当鞭刑、杖责、督责惩处的罪名，全都允许纳赎免罚、停止行刑。台省的令史、士卒想要纳赎的，准许。当时朝廷准备讨论制定律令，寻访到南齐旧时的郎官济阳人蔡法度，他家世代传习律学。蔡法度说，齐武帝的时候，删定郎王植之汇集注解张斐、杜预的旧律，合编成一部书，一共一千五百三十条，律法还没有施行，文稿几乎散佚，只有蔡法度能够详述其内容。于是朝廷任命蔡法度兼任尚书删定郎，让他增删修订王植之的旧稿，编成《梁律》。
天监元年八月，梁武帝颁下诏书说：“律令不统一，实在难以去除弊害。杀伤人命有法定条文，贪赃枉法有相应刑罚，这些属于常规法条，容易整理成条例。至于一案之中三名男子、一名女子，祸起无端、酿成狱案，这类变故不在预想之内，法条却要公平裁断。前代君王的律典、后世君王的法令，有的沿袭旧制，有的新增附入，各有缘由。那些虚浮多余、空洞无用、和定罪量刑无关的文辞，应当全部删去。探求律文的主旨，凡是可以适应情势变化的，选取一家的注本作为底本，再采纳各家之说附在后面。如果丙、丁两家说法都有记载，就删去丁说、保留丙说；倘若丙、丁两家注释互不相同，就两家一并收录。交由各个官署商议可否，选取公允妥当的，定为标准判例。条文里应当写明：‘某某等若干人共同商议，以此说最为妥当’，由此定稿为《梁律》。定稿文本留存尚书比部，完整保存全部文稿；下发到各州郡的版本，只摘录核心要点。这样就不会出现两种法条、使人藐视法律的弊病。”
蔡法度又上奏请求说：“魏、晋修订律法，只交由少数几个人裁定。如今如果全部征询各位朝臣意见，恐怕迁延日久、无法决断。”于是朝廷委派尚书令王亮、侍中王莹、尚书仆射沈约、吏部尚书范云、长兼侍中柳恽、给事黄门侍郎傅昭、通直散骑常侍孔蔼、御史中丞乐蔼、太常丞许懋等人共同参议裁定，定稿分为二十篇：第一篇刑名，第二篇法例，第三篇盗劫，第四篇贼叛，第五篇诈伪，第六篇受赇，第七篇告劾，第八篇讨捕，第九篇系讯，第十篇断狱，第十一篇杂，第十二篇户，第十三篇擅兴，第十四篇毁亡，第十五篇卫宫，第十六篇水火，第十七篇仓库，第十八篇厩，第十九篇关市，第二十篇违制。
律法设定刑罚分为十五等：弃市以上是死罪，重罪枭首示众，次一等为弃市。刑期二年以上属于耐罪，意思是依照囚犯各自的技艺才能驱使劳作。有髡钳五岁刑，附加笞二百，可以纳绢赎罪，男子缴纳绢六十匹；四岁刑，男子赎罪绢四十八匹；三岁刑，男子三十六匹；二岁刑，男子二十四匹。罚金一两以上属于赎罪范围。赎死罪缴纳黄金二斤，折合男子绢十六匹；赎髡钳五岁刑加笞二百，黄金一斤十二两，男子绢十四匹；赎四岁刑，黄金一斤八两，男子绢十二匹；赎三岁刑，黄金一斤四两，男子绢十匹；赎二岁刑，黄金一斤，男子绢八匹。罚金十二两，男子绢六匹；罚金八两，男子绢四匹；罚金四两，男子绢二匹；罚金二两，男子绢一匹；罚金一两，男子绢二丈。女子赎罪数额都是男子的一半。五刑无法核实定罪，就用五罚处理；五罚处置之后仍然不服，就查验五过，都按赎罪论处，因此设立这十五等差别。
另外又设置九等惩处：一岁刑、半岁刑、百日刑、鞭杖二百、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一十。又有八等处分：第一等免官，附加杖督一百；第二等免官；第三等扣除劳绩百日，杖督一百；第四等杖督一百；第五等杖督五十；第六等杖督三十；第七等杖督二十；第八等杖督一十。应当加刑的，往上就近一等；应当减刑的，往下就近一等。
凡是关押在狱中的囚犯，不肯立刻招供认罪，应当施用测罚，不因当事人是士人而豁免。如果士人犯罪，抗拒审讯不肯认罪，应当施用测罚的，先要共同商议、上报奏明，然后才施行。测罚时断绝饮食三天，允许家人送来粥二升。妇女、老人、小孩，关押满一百五十刻才供给粥食，到一千刻为止。囚犯的刑具有械、杻、斗械、钳，全都规定轻重大小标准，定为固定制度。
鞭分为三等：制鞭、法鞭、常鞭。制鞭，用生牛皮削出棱边制成；法鞭，生牛皮去掉棱边；常鞭，熟鞣牛皮、保留棱边。鞭头都做成鹤头纽样式，长一尺一寸；鞭梢长二尺七寸，宽三分；鞭柄长二尺五寸。杖全都用原生荆条，长六尺，分大杖、法杖、小杖三等。大杖，大头周长一寸三分，小头八分半；法杖，大头周长一寸三分，小头五分；小杖，大头周长一寸一分，小头极细。
各类督责责罚，重罪杖责不超过五十、三十，轻罪不超过二十。应当笞二百以上的，先笞一半，剩下一半延后执行，鞭、杖分开施用。老人、孩童依法应当处以鞭杖刑罚的，全都减半。本该施用法鞭、法杖的，改用熟鞣皮鞭、小杖；责罚超过五十下的，分次执行。将军、官吏以上以及妇女应当受罚的，改用罚金代替。若是依照本身职官应当受罚，或是律令明文指定要用鞭杖惩处的，不适用这条规定。审讯问案的各类责罚，一律使用熟鞣皮鞭、小杖。制鞭、制杖、法鞭、法杖，除非有特下诏书，一律不准使用。京城之内奉诏施行鞭杖，都在云龙门执行。怀孕女子，不得行刑惩处。
谋反、大逆以上罪名，全部处斩。罪犯的父子、同胞兄弟，无论老少，都处以弃市。应当连坐弃市的罪犯的母亲、妻子、姐妹，以及其他连坐的妻妾、女儿，一同发配奚官署充当奴婢，家产没收入宫。抢劫犯本人一律处斩，妻子儿女发配当兵。遇上赦令减免死罪的，在脸上刺“劫”字，施加髡钳刑罚，终身发配冶铸场所、戴锁服役。罪行再轻一等的，流放发配材官冶士、尚方锁士，依照罪行轻重确定服役年限，重罪的终身服役。
士人有禁锢的处罚，也分轻重等级。如果触犯清议之罪，终身不得录用。判处耐罪的囚犯，年龄八十以上、十岁以下，以及孕妇、盲人、侏儒，本该戴刑具关押的；还有郡国太守、国相、都尉、关中侯以上，亭侯以上人员的父母妻子；以及受牵连获非死罪、除名处分的；二千石以上官员，不是用槛车押送的，全都不带刑具、宽松关押。
丹阳尹每月一次前往建康县，会同三官共同复核狱案，审察冤屈、判别曲直。轮到尚书复核囚犯的月份，丹阳尹会同尚书一同录囚复核。总计定罪条文二千五百二十九条。
梁天监二年四月癸卯日，蔡法度上表献上新律，另外呈上《令》三十卷、《科》三十卷。武帝任命蔡法度代理廷尉卿，下诏向天下颁布新律。
天监三年八月，建康女子任提女，因诱掠人口被判死刑。她的儿子景慈在审讯时作证，承认母亲确实犯下此罪。当时法官虞僧虬上奏说：“查子女侍奉父母，应当为父母隐匿罪行，不能揭发指证。直躬告发父亲，孔子都认为不合道义。景慈平素不懂为亲隐匿的道理，当庭作证、坐实母亲死罪，使至亲陷入极刑，有伤和气、败坏风俗。一般请求复审、供词不实的，降罪一等，岂能为了躲避五岁徒刑，不顾母亲的性命！景慈应当处以死刑。”武帝下诏，将景慈流放交州。从此梁朝又增设流徒的罪名。当年十月甲子日，武帝下诏，认为以黄金赎罪只是权宜制度，应当废除，于是取消赎罪的法条。
梁武帝厚待皇族宗亲，优待朝中士大夫，权贵犯罪，常常示意臣下，曲解法度、予以宽免。普通百姓犯罪，一律严格依法处置。连坐的时候，老幼都不能豁免；一人逃亡，全家拘押劳作。百姓走投无路，奸邪作乱反而越来越多。后来武帝亲自到南郊祭祀，秣陵一位老人拦住车驾进言：“陛下立法，对百姓严苛，对权贵宽纵，这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如果能够反过来，天下才是万幸。”武帝于是有心放宽律法。
旧时狱法规定，丈夫有罪，拘捕妻子儿女；儿子有罪，拘捕父母。天监十一年正月壬辰日，武帝下诏：“从今往后，被拘捕发配之家，以及应当拘押劳作的，如果家中有老人孩童，可以不再押送。”天监十四年，又废除黥面的刑罚。
武帝一心推崇儒学，疏于刑法。从公卿大臣开始，都不把审理狱案放在心上。奸猾官吏揽权，玩弄法条，贿赂公然盛行，很多案子造成冤屈滥罚。大致每年判处二年以上徒刑的，多达五千人。当时发配劳作的囚徒，有担保的，不带重械；没有担保的，戴上斗械。如果生病，暂时解除刑具。此后囚徒待遇时宽时严。
大同年间，皇太子在东宫处理政务，看到囚徒处境心生怜悯，于是上疏说：“臣近来奉敕令，暂时处理京城各类杂务。多次看到南北郊坛、材官、车府、太官下省、左装等处上奏，请求发配四五岁以下的轻刑囚犯，协助差役劳作。有些囚犯罪名相同、情节一致，甲发配到官署，乙发配郊坛。三处钱署劳役繁重，六处郊坛劳役轻松。如今交由狱官自行斟酌决定去留，舞文弄法的门路由此而生。公正的官吏难得，徇私的口子一开，恐怕律条轻重，全由下级官吏掌控，囚徒的发配去向，任由判官笔下决断。臣认为应当详细订立制度，作为永久准则。”武帝亲笔批复：“近年各处工程劳役，全都依靠流放囚徒，临时按需调配。如果法条定得过于细碎繁琐，如同理乱丝，急需人手的时候，反而调不到人。援引判例互相诉讼，纠纷会层出不穷，防范奸巧本就很难，我再另行思量，找更便利的办法。”最终没有采纳太子的建议。
当时王侯子弟都已长大，骄横跋扈、不守法令。武帝年事已高，厌倦繁杂政务，又一心信奉佛教戒律，每次判决重罪，一整天都闷闷不乐。武帝曾经到南苑巡游，临川王萧宏埋伏人手在桥下，准备谋反。事情败露，主管官员请求处死萧宏。武帝只是流着泪责备他：“我的才干胜过你十倍，身居皇位尚且时常心怀恐惧，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我不是不能像周公那样诛杀管叔、蔡叔，只是怜惜你的愚钝罢了。”只免去萧宏官职，不久之后，又恢复原职。从此王侯更加骄横放肆，有人白天在闹市杀人；抢劫亡命之徒，都藏匿在王侯府中。傍晚时分，这些人就拦路劫掠行人，称作“打稽”。武帝深知其中弊病，却难以下手惩处。天监十一年十月，重新恢复赎罪制度。中大同元年七月甲子日，下诏从今以后，除非是大逆罪，罪犯的父母、祖父母不再连坐。从此法网渐渐宽松，百姓得以安定，但是皇亲贵戚违法作乱更加严重。不久侯景起兵叛乱。
等到梁元帝即位，吸取前朝法网宽弛的教训，加上元帝本身性情苛刻。等到北周军队逼近，狱中关押的死囚将近几千人，主管官员请求全部释放，充作士兵。元帝不准，下令全部用棍棒打死。命令还没有施行，城池就陷落了。敬帝即位之后，刑政就转入陈朝。
陈朝承接梁朝末年的战乱，刑典散乱疏漏。陈武帝即位，打算革除弊端，下诏说：“我听说唐尧、虞舜德化兴盛，只用画像示警而无人犯法；夏、商德行衰微，即便实行连坐杀戮，法度仍然不完备。到了后世，法条越来越繁杂；又恰逢战乱离散，典章法令残缺混乱。我刚刚承受天命，想要整顿政务。外面可以寻访举荐精通律法的人才，修订法令条科，百官广泛商议，务求公平简约。”
于是朝廷寻访到梁朝熟悉律法的官吏，让他们和尚书删定郎范泉一同修订律令。又敕令尚书仆射沈钦、吏部尚书徐陵、兼尚书左丞宗元饶、兼尚书左丞贺朗参与此事，修成《律》三十卷、《令律》四十卷。采择参考前代律法，条文繁杂琐碎，篇目虽然很多，广博却不得要领。陈朝律法着重加重清议禁锢的处罚。士大夫家族，如果败坏礼教、不孝或是内乱，下诏摒弃，终身不得录用。先前和这类人家缔结婚姻的，允许女方家解除婚约。捕获贼首、以及士人犯下恶逆重罪，免死交由官府役使，可以携带妻子一同服役，不设定服役年限。又保留赎罪的条文，恢复父母连坐的刑罚。其余篇目条文，轻重繁简，大体沿用梁朝律法。
如果赃证确凿，囚犯却不肯认罪，就施用测立之法。测立的办法：用土堆成土垛，高一尺，上窄下宽，刚好容下囚犯双脚站立。先鞭打二十、笞打三十，戴上两套械、杻刑具，站上土垛。一次站七刻，一天两次。连续三天测立，每七天鞭打一次。累计杖责达到一百五十下，如果仍然不肯认罪，就免死。髡鞭五岁刑，比死罪低一等，戴两层锁链；五岁刑以下，戴一层锁链。五岁、四岁刑，如果有官职，可以用官阶抵当二年徒刑，剩下刑期服劳役。三岁刑，有官阶的，用官抵二年，剩下一年允许赎罪。因公事过失犯罪，处以罚金。二岁刑，有官者准许赎罪。一岁刑，没有官职也可以赎罪。平民百姓，直接执行鞭杖。囚犯一律戴械，徒刑犯人戴锁链，不分品级高低。
死罪将要行刑，乘坐没有帷盖的车子，佩戴三套刑具，再加壶手刑具。押到刑场，才卸下手械与壶手。在街市行刑，要等到天亮；下雨则改期。每月晦日、朔日，八节、六齐之日，月亮运行到张宿、心宿的日子，都不准行刑。廷尉寺称为北狱，建康县狱称为南狱，都设置正、监、平官。又定下制度，每年三月，侍中、吏部尚书、尚书、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录冤局令史、御史中丞、侍御史、兰台令史，亲自巡查京城各个监狱与冶铸作坊，审理平反囚徒的冤屈。
陈文帝明察事理，重视刑狱，亲自阅览案卷，督责下属，政令号称严明。当时承接前朝宽松的风气，功臣贵戚犯法，文帝都依法惩治，执法颇为严苛。陈宣帝即位，优待文武官员，推行简约宽松的政令，上下都觉得便利。后来政令日渐松弛，刑法形同虚设；又连年北伐，百姓疲惫，很多人相聚为盗。陈后主即位，信任奸佞小人，臣下肆意妄为，买卖官司公开成市，赏罚号令不能通达宫外。后主生性猜忌残忍，威令无法推行，身边人稍有违逆，动辄灭族诛杀。百姓怨恨反叛，陈朝就此灭亡。
北齐神武帝高欢、文襄帝高澄，原本是魏国辅相，沿用旧法。等到文宣帝天保元年，才命令群臣修订魏国的《麟趾格》。当时军国事务繁多，政令刑罚不能统一，断案定罪很少依照律文，相沿称之为“变法从事”。清河人房超担任黎阳郡守，有个叫赵道德的人托人送信请托房超。房超没有拆信，把送信人用棒打死。文宣帝于是下令各地郡守、县令各自准备木棒，处死前来请托说情的使者。后来都官郎中宋轨上奏：“从前曹操悬挂木棒，是乱世立威；如今太平时代这么做，并不妥当。如果接受请托、收受贿赂，尚且要处以重刑，那么官吏枉法徇私，又该用什么更重的刑罚？”于是废除这条命令。
不久司徒功曹张老上书，说大齐建国以来，律令没有修订，不能创立法度、规范世人视听。于是下令群臣商议制定《齐律》，多年没能定稿，断案依旧沿用魏国旧法。这段时期刑政还算一新，官吏大都奉法行事。从天保六年以后，文宣帝自恃功业，肆意残暴，昏狂酗酒，喜怒随心所欲。制作大锅、长锯、锉碓一类刑具，摆在朝堂，心中不快，就亲手肢解犯人，或是命令左右割下肉吃掉，以此取乐。
当时仆射杨遵彦就让司法官预先定好死囚，安排在仪仗卫队当中，文宣帝想要杀人，就拉出这些囚犯应付，叫做“供御囚”。三个月没有被杀的，就赦免死罪。文宣帝曾经到金凤台接受佛戒，召集很多死囚，用芦席做成翅膀，命令囚犯从台上跳下，叫做放生，摔下来全都死去，文宣帝以此观赏取乐。当时官吏审讯，全都使用酷刑：审讯囚犯用车辐、粗杖殴打，夹手指、压脚踝，让囚犯站在烧红的犁耳上，或者把手臂穿过烧烫的车轴。囚犯承受不住痛苦，全都被迫屈打成招。
天保七年，豫州检使白摽被左丞卢斐弹劾，白摽就在狱中诬告卢斐收受贿赂。文宣帝知道他是诬陷，下令核查，查无实据。于是敕令八座大臣商议定下弹劾章程：有罪之人，不准告发别人。于是心怀奸邪的人害怕被纠举，就先行诬告，利用这条规定自保，官吏无法裁断。又互相胡乱牵连，大案动辄牵连上千人，案件经年累月不能了结。不过文宣帝仍然把政务托付辅臣杨遵彦，弥补朝政漏洞，所以当时人私下议论：君主在上昏乱，政务在下还算清明。
孝昭帝高演还在藩王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些弊病，即位之后打算整顿革除，不久就驾崩了。武成帝即位，打算施行轻刑，大宁元年下诏说：“帝王治国依靠赏罚，赏赐贵在合乎情理，刑罚重在查清实情。情理之中可以斟酌进退，案情疑似难断的时候，封赏叙功或许有宽宥的余地，三尺律令却难以做到划一公允。感念文王任用官吏，追思孔子无讼的理想，赏罚处置，务求恰当。从今往后所有赏罚事宜，赏赐存疑的从重封赏，刑罚存疑的从轻发落。”又因为律令迟迟不能定稿，屡次催促督办。
河清三年，尚书令、赵郡王高叡等人上奏呈上《齐律》十二篇：第一篇名例，第二篇禁卫，第三篇婚户，第四篇擅兴，第五篇违制，第六篇诈伪，第七篇斗讼，第八篇贼盗，第九篇捕断，第十篇毁损，第十一篇厩牧，第十二篇杂。定罪条文一共九百四十九条。另外呈上《新令》四十卷，大体采择魏、晋旧制。
北齐律法的刑名有五种：第一是死刑，最重的是轘刑，其次枭首，都陈尸三日；没有街市行刑之处，就在乡亭显眼地方陈列尸体。再其次斩刑，身首分离；再其次绞刑，身死而躯体完整，死刑共四等。第二是流刑：本该处死，酌情减等，鞭、笞各一百，剃去头发，发配边远地区当兵，不划分流放里程远近。不适合远配的，男子长期服劳役，女子发配舂米，都是六年。第三是刑罪，也就是耐罪，分五岁、四岁、三岁、二岁、一岁五等，每等附加鞭一百。五岁刑再加笞八十，四岁笞六十，三岁笞四十，二岁笞二十，一岁不加笞。全都戴上锁链送到左校劳作，不剃发；没有保人的，施加钳刑。女子发配舂米或是掖庭织布。第四是鞭刑，分一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共五等。第五是杖刑，分三十、二十、一十，共三等。合计十五等。应当加刑往上就近一等，减刑往下就近一等。
赎罪原先用黄金，全部改用中等绢帛。死罪赎罪绢一百匹，流刑九十二匹，五岁刑七十八匹，四岁刑六十四匹，三岁刑五十匹，二岁刑三十六匹，都包含附带的鞭笞。一岁刑没有笞刑，连同鞭刑一共二十四匹。鞭杖每十下，赎罪绢一匹，鞭一百就是绢十匹。不出产绢的地方，按照绢价折合收钱。赎罪范围从笞十直到死罪，同样十五等，加减等次和直接行刑的规则一样。准许赎罪的对象，是流内官员、爵位比照流内官、老小、阉人、痴愚，以及过失犯罪一类。犯罪折合绢一匹、杖十以上，都算作罪人。盗窃、杀人之后逃亡的，立刻把名字登记在册，把他一房家属发配驿户服役。宗室子弟犯盗，不登记盗案，不送入奚官，不加宫刑。
流罪以下可以赎罪的人、妇人判处徒刑以下、侏儒、重病残疾，不是死罪的，都不带刑具宽松关押。判处徒刑的戴锁链，没有锁链就戴枷；流罪以上加戴杻械；死罪戴桁械。执行流刑附带鞭笞的，鞭打后背；鞭打五十下更换行刑人。鞭鞘都用熟皮，削去棱角，鞭伤痕迹长一尺。笞刑打手臂，中途不换人。杖长三尺五寸，大头直径二分半，小头一分半；责罚三十下以下的杖，长四尺，大头直径三分，小头二分。
在职官员犯罪，鞭杖十下记作一负。清闲官署六负算作一次殿罚，普通官署八负为殿，繁剧官署十负为殿。殿罚之后，再继续记负。大赦之日，武库令在阊阖门右侧设置金鸡、大鼓，召集囚犯到宫门前，击鼓一千声，解开枷锁。又列出重罪十条：一、反逆，二、大逆，三、叛，四、降，五、恶逆，六、不道，七、不敬，八、不孝，九、不义，十、内乱。触犯这十条，不在八议、赎罪的范围内。
从此以后法令清楚简明，条文简要。朝廷下令士族子弟经常讲习律法，北齐很多人通晓法律，就是这个缘故。那些不宜定为常律的，另外制定《权令》二卷，和正律一同施行。后来平秦王高归彦谋反，需要定罪，律中没有对应的正式条文，于是又出台《别条权格》，和律法并行。大理寺明法掾、各级官吏随意比附条文，想要开脱就援引轻法，想要重判就援引重条，奸吏借此玩弄法条，随意出入人罪。到后主时期，权贵掌权，不顺从他们的人，暗中罗织罪名陷害。纲纪败坏，北齐最终灭亡。
北周文帝宇文泰占据关中，霸业初创，典章制度大多残缺。大统元年，命令官员斟酌古今、变通适宜、有益于当世的制度，拟定二十四条制上奏朝廷。大统七年，又颁下十二条制。大统十年，魏帝命令尚书苏绰汇总三十六条，增删修订为五卷，颁布天下。之后任命河南赵肃为廷尉卿，编纂律法。赵肃长年殚精竭虑，积劳成疾而死。于是命令司宪大夫拓跋迪主持修律。保定三年三月庚子日修成，称作《大律》，一共二十五篇：第一篇刑名，第二篇法例，第三篇祀享，第四篇朝会，第五篇婚姻，第六篇户禁，第七篇水火，第八篇兴缮，第九篇卫宫，第十篇市廛，第十一篇斗竞，第十二篇劫盗，第十三篇贼叛，第十四篇毁亡，第十五篇违制，第十六篇关津，第十七篇诸侯，第十八篇厩牧，第十九篇杂犯，第二十篇诈伪，第二十一篇请求，第二十二篇告言，第二十三篇逃亡，第二十四篇系讯，第二十五篇断狱。定罪条文总计一千五百三十七条。
北周律法设定罪名刑罚：第一是杖刑五等，十下到五十下；第二是鞭刑五等，六十到一百；第三是徒刑五等：徒一年，鞭六十、笞十；徒二年，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鞭一百、笞五十。第四是流刑五等：流卫服，距离京城二千五百里，鞭一百、笞六十；流要服，三千里，鞭一百、笞七十；流荒服，三千五百里，鞭一百、笞八十；流镇服，四千里，鞭一百、笞九十；流蕃服，四千五百里，鞭一百、笞一百。第五是死刑五等：磬、绞、斩、枭、裂。五刑每类五等，合计二十五等。北周没有设立十恶名目，但是着重惩处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内乱的罪行。凡是恶逆罪犯，行刑之后陈尸三日。成群盗贼攻打乡邑、闯入民宅，当场杀死，不用承担罪责。如果是报仇杀人，事先向官府报备，自行杀死仇人，不予论罪。曾经做过盗贼的，登记入册，皇室宗亲除外。
死罪囚犯戴枷、手械；流罪戴枷、脚械；徒罪戴枷；鞭罪戴桎；杖罪不加刑具，等候判决。皇族、有爵位之人，死罪以下只用锁链；徒刑以下不加刑具。案件审结准备处决，在囚犯手械上写下姓名、罪名，在街市行刑；皇族、有爵位的，在隐秘处所处决。
赎罪：杖刑五等，黄金一两到五两；鞭刑五等，黄金六两到十两；徒刑五等：一年十二两，二年十五两，三年一斤二两，四年一斤五两，五年一斤八两。流刑赎罪黄金一斤十二两，一律服役六年，不根据流放远近区分。死罪赎罪黄金二斤。鞭刑上限一百下，附加笞刑合计不超过二百。应当鞭笞并用的，先笞后鞭。妇女应当笞打的，准许纳赎代替。服徒刑劳作的囚犯，依照各自能力分派劳役。杖十以上，应当加刑的就近升一等，累计满数才处罚；减刑的时候，死罪减到蕃服流刑，蕃服流刑以下依次减至五年徒刑；五年徒刑以下，每罪降一等。
盗贼、谋反、大逆、叛降、恶逆应当处流刑的，挑出罪犯一房，发配杂户。盗贼事发逃亡的，登记名字、发配服役。再次犯徒刑、第三次犯鞭刑的，本人终身发配苦役。赎罪折算绢帛：鞭杖十下，收中等绢一匹；流刑、徒刑，每年收绢十二匹；死罪绢一百匹。赎罪期限：死罪五十天，流刑四十天，徒刑三十天，鞭刑二十天，杖刑十天。期限之内不能缴纳的，依法行刑；贫穷无力缴纳，申请之后可以免除。北周律法条文繁多细密，对比北齐律法，繁琐而抓不住重点。
北周最初废除复仇免罪的法令，私自复仇杀人按杀人罪论处。当时晋公宇文护怀有异心，打算放宽律法收买人心，但是不善于识人，委任的人大多不称职。律法松弛，不足以遏制奸邪，宇文护的子弟、下属私下弄权，百姓愁苦怨恨，投诉无门。周武帝明察，诛杀宇文护之后，亲自处理万机，就算至亲也不宽纵，执法严正，朝廷内外肃然。
从魏、晋沿袭旧制，重罪死囚的妻子儿女发配当兵。魏国掳掠西凉百姓，没入官府，称作隶户。魏武帝入关，隶户留在东魏，北齐沿袭，继续驱使做杂役。建德六年平定北齐之后，武帝打算在新征服地区施行轻法，下诏所有杂户，全部释放为平民，从此不再有杂户。后来又因为北齐旧俗没有革除，盗贼奸邪很多，于是制定《刑书要制》加以管束。大体条文：持械结伙盗窃价值一匹以上财物、不持械结伙盗窃五匹以上、主管官吏自盗二十匹以上、诈骗或盗取官物三十匹以上；里正、党长隐匿五户或是十个壮丁、隐瞒土地三顷以上，全部处死。其余依照《大律》处置，欺诈犯法的风气稍有收敛。
周宣帝性情残忍暴戾，做太子的时候就憎恶叔父齐王宇文宪以及王轨、宇文孝伯等人。即位之后，先行诛杀这些人，朝廷内外人人自危。宣帝又怕失去人心，于是施行宽法收买人心。宣政元年八月，下诏颁布九条，下发各州郡。大象元年，下诏说：“高祖制定的《刑书要制》，用法过重，全部废除。”但是宣帝日渐荒淫，厌恶听闻过失，诛杀没有节制，疏远大臣；又屡次大赦，奸人轻易犯法，政令反复，官吏无所适从。不久又扩充《刑书要制》，加重刑罚，名叫《刑经圣制》。宿卫官员，一天不当值就罢官；逃亡之人一律处死，家属籍没。上书文字写错，也要治罪。鞭杖以一百二十下为标准，叫做天杖，后来加到二百四十下。又制造礔轹车，用来恐吓妇女。处罚罪人，说杖责就是一百二十下，加重就是二百四十下。宣帝酗酒无度，一次饮酒，下士杨文祐对宫伯长孙览请求歌唱：“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恒常醉，政事日无次。”郑译上奏宣帝，宣帝发怒，赐杨文祐天杖二百四十，打死。后来又令中士皇甫猛歌唱，皇甫猛歌词同样讽谏，郑译再次上奏，皇甫猛被杖一百二十。当时自公卿到后宫妃嫔，都受过杖责，上下愁苦怨恨。宣帝病重，朝野离心，人人只求苟免。
隋高祖杨坚担任丞相，施行宽大政令，删减旧律，修订《刑书要制》，定稿上奏，静帝下诏颁布施行。所有已经犯罪还没有判决的，都依照这部法令处置。
隋高祖接受北周禅让，开皇元年，下诏尚书左仆射渤海公高颎、上柱国沛公郑译、上柱国清河郡公杨素、前大理少卿平源县公常明、刑部侍郎保城县公韩浚、比部侍郎李谔、兼考功侍郎柳雄亮等人重新制定新律，上奏进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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