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白话文）

弘治十三年，被任命为南京吏部尚书。借着灾异，率领下属上奏十二件时务。御史王献臣从辽东被逮捕关进诏狱，儒士孙伯坚等人攀附权贵当上中书舍人。林瀚上疏争辩，触犯皇帝旨意。他请求罢官，皇帝没有准许。不久，他上奏请求稳固国家根本：一是巩固南京防务，二是辅佐教导太子，三是安抚百姓，四是提拔贤才。

正德元年四月，吏部尚书马文升离职，谏官丘俊、石介等人举荐林瀚。皇帝任用侍郎焦芳，于是改派林瀚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任命还没有送到，林瀚就称病请求退休，趁机上奏修养本心、尊崇正道、务求实学、亲近正直之士四件事。皇帝下嘉奖诏书安慰挽留。当时多次出现灾异，林瀚和南京各位大臣分条上奏时政十二件事。奏疏言语触及皇帝身边受宠的奸佞，大多被搁置不予施行。

林瀚一向刚正端方，和南京守备宦官合不来。其他宦官进贡路过南京的，林瀚常常压制约束他们，于是这些宦官一同向刘瑾进谗言。恰逢刘健、谢迁被罢免官职，林瀚听说之后叹息不已。谏官戴铣等人因为挽留刘健、谢迁被逮捕，唯独林瀚赠送财物送别他们，刘瑾听说之后更加怨恨。第二年二月，借戴铣等人案件的供词，把林瀚贬为浙江参政。之后林瀚退休。不久，刘瑾把他列入奸党名单。刘瑾被诛杀之后，朝廷恢复林瀚官职，他依旧退休。按照旧例给予每月廪米、每年供役的仆隶。不久命令地方官府逢年过节慰问他。林瀚为人谦和宽厚，但是操守坚贞不移。去世时八十六岁。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安。他有九个儿子，林庭㭿、林庭机最为显贵。

林庭㭿，字利瞻，是林瀚的二儿子。弘治十二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历任职方郎中。吏部尚书张彩想要调他做御史，他坚决推辞，于是任命他为苏州知府。苏州连年大水，林庭㭿上疏请求停止织造、免除繁重赋税，调拨关税银赈济灾民。两次上奏，才得到批准。升任云南左参政。正德九年，因为父亲年老请求回家侍奉。当时他的儿子林炫已经考中进士，官任礼部主事，也请假回乡。三代人同住一堂，乡里传为美谈。

嘉靖初年，父亲去世，守孝期满，重新出任江西官员，历任湖广左布政使、右布政使。因为政绩优异被举荐，提拔为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各府。历任工部右侍郎。响应皇帝下诏上书，谈及郊坛大型工程，南城、西苑接连大兴土木，请求皇帝带头厉行节俭。又借着灾害饥荒，请求撤回采木、烧造的各类使臣。晋升工部左侍郎，拜工部尚书，加封太子太保。当时皇帝正大规模兴建工程，林庭㭿的规划大多合乎皇帝心意。恰逢朝廷下诏修建沙河行宫，林庭㭿提议增加全国田赋，被御史桑乔、给事中管见弹劾。他请求辞官，回乡之后去世，追赠少保，谥号康懿。林炫官做到通政司参议。

林庭机，字利仁，林瀚最小的儿子。嘉靖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升任国子监司业，提拔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多次升迁做到工部尚书。穆宗即位，调任礼部尚书，全都在南京任职。当时他的儿子林燫已经担任国子监祭酒，于是林庭机辞官回乡。万历九年去世，终年七十六岁。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僖。儿子是林燫、林烃。

林燫，字贞恒，林庭机的长子。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景恭王前往王府就封，朝廷命令林燫为景恭王讲读经书。三次升迁官至国子监祭酒。从祖父林瀚，到父亲林庭机，再到自己，三代人担任国子监祭酒，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过。隆庆改元，提拔为礼部右侍郎，充当日讲官。敌寇侵犯边境，分条上奏七件边防事务。改任吏部，调任南京吏部，代理礼部事务。魏国公徐鹏想要废掉嫡长子，立幼子继承爵位，林燫坚决反对。万历元年晋升工部尚书，改礼部尚书，依旧在南京任职。地位名望和父亲林庭机完全一样。母亲去世离职。守孝期满，因为父亲林庭机年老，留在家中奉养，居家七年，比父亲林庭机先去世。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文恪。明代，一家三代官至尚书，并且都得到带“文”字的谥号，只有林家这一家。儿子林世勤，生性极为孝顺。家中长出三株灵芝，枯萎的竹子重新发青。御史上报这件事，朝廷对他家予以表彰。

林烃，字贞燿，林庭机次子。嘉靖四十一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任广西副使。兄长林燫去世，请求回乡侍奉亲人。过了很久，升任太仆少卿。借着灾异极力上奏矿税的危害，请求释放被逮捕关押的大臣。奏疏没有得到回复。最后以南京工部尚书的身份退休。林家三代出了五位尚书，全都品行高洁，被当时的人称道。

谢铎，字鸣治，浙江太平人。天顺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参与修撰《英宗实录》。性格孤高特立，勤学仰慕古贤，研究讲求经世治国的实务。

成化九年，校勘《通鉴纲目》，上书说：“《通鉴纲目》这部书，是帝王治国的借鉴。陛下下令重新考订校勘，必定会拿到经筵之上讲读，作为治理国家的参考。如今天下有太平的外表，却没有太平的实质，沿袭旧有的积弊，讲求虚名而舍弃实际。嘴上说要整顿纲纪，可是小人毫无畏惧；说要振兴风俗，士大夫却抛弃廉耻。整顿官吏，贪官酷吏反而越发猖獗；体恤军民，百姓困苦却越发深重。朝廷有减省开支的制度，可是兴建工程常常让百姓疲于奔命；有减免赋税的诏书，可是官吏催逼征收，百姓不堪骚扰。考核官吏不是没有推行，可是钻门路求官的越来越多；训练军队不是没有施行，可是私下徇私的情况越来越多。赏赐用尽国库财物，有功之人却得不到劝勉；审案用尽案卷，有罪之人得不到惩处。以至于多次颁布反省祈祷的诏令，水灾旱灾却接连不断。皇宫城墙遭到雷击，城门出现灾异，陛下却不思考改革调整，来回应上天和百姓的期望，这实在让人担忧。希望陛下以古鉴今，兢兢业业，这样才能够长治久安，史书典籍才不会变得毫无用处。”皇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当时边塞有警报，谢铎分条上奏边防事务，请求养兵积粮，收复东胜、河套旧地。又说：“如今的边关将领，和晚唐靠贿赂得官的将帅没有两样。战败，士兵承受灾祸；打了胜仗，权贵豪强得到赏赐。并且克扣军饷，索取每月钱财，三军将士满腔怨愤，谁愿意为国舍命效死？”言辞全都切中当时的弊病。任期已满，晋升侍讲，入值经筵。遭遇父母两次丧事，守孝完毕，想到双亲已经不能再奉养，就不再出来做官。

弘治初年，大臣纷纷举荐谢铎，以原来的官职征召他回来修撰《宪宗实录》。弘治三年提拔为南京国子监祭酒。上书陈述六件事：选择儒学教官，慎重科举贡举，端正祭祀典制，扩充藏书典籍，恢复会馔制度，均衡拨历制度。其中端正祭祀典制一条，请求提升宋代儒士杨时的祭祀地位，罢黜吴澄的祭祀。礼部尚书傅瀚坚持不同意见，于是提升杨时，吴澄依旧保留祭祀。

第二年，谢铎称病离职。在家将近十年，举荐他的人越来越多。恰逢国子监缺少祭酒，朝廷商议起用他。皇帝一向看重谢铎，提拔他为礼部右侍郎，管理国子监事务。谢铎屡次推辞，皇帝不允许。当时章懋担任南京国子监祭酒，两个人都被世人尊为人师，国子监生员互相庆贺。任职五年，谢铎称病回乡。

谢铎经学造诣深厚，写文章合乎体例要义。两次担任国子监的师长，严格课程考核，杜绝私下请托，增建学生宿舍，修整学堂屋宇，扩建国子监庙门。建造三十多间官舍安置下属官吏。贫困的生员他予以接济，生员去世，他向朝廷请示，按制度为他们置办棺椁安葬。闲居在家，乐于接济宗族乡亲，自己的生活却粗衣淡饭。正德五年去世。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肃。

鲁铎，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会试第一名。授编修。闭门坚守节操，不随便与人交往。武宗即位，出使安南，拒绝安南赠送的礼物。

正德二年升任国子监司业。多次升迁做到南京国子监祭酒，不久改任北京国子监祭酒。鲁铎多次主管国子监，教导学生讲求实实在在的学问，不专门钻研章句训诂。生员借故回家荒废学业的，就训诫责罚，等到他悔过才罢休。过了很久，称病回乡。

嘉靖初年，依靠刑部尚书林俊举荐，效仿孝宗朝谢铎的旧例，起用他担任南京国子监祭酒。过了一年，再次请求退休。朝廷多次征召，他都不肯出仕，后来去世，谥号文恪。

鲁铎凭借德行声望被当时人敬重。在家乡，有盗贼劫掠牛马，有人哄骗盗贼说：“这是鲁祭酒的东西。”盗贼就放过离开了。大学士李东阳过生日，鲁铎当时担任司业，祭酒赵永也都是李东阳的门生，两人相约拿两匹帕子祝寿。等到打开箱子，却没有帕子，鲁铎缓缓说道：“乡里有人送过干鱼，不如拿这个前去？”询问厨房，鱼已经吃掉大半，就拿着剩下的鱼前往李东阳府上。李东阳十分高兴，煮鱼摆酒，留下二人饮酒，尽欢之后才散去。

赵永，字尔锡，临淮人。和鲁铎是同科进士，也官任编修。又和鲁铎先后担任国子监祭酒。不久升任南京礼部侍郎。大学士杨一清看重他的才干，想要招揽他辅佐自己，就用别的话暗示他。赵永神色严肃地说：“难道要让官场玷污我的道义操守吗？”于是请求退休离去。人们佩服他的廉洁刚直。

赞语说：明太祖时期，国子监的儒师，受到很高的礼遇敬重。魏观、宋讷担任祭酒，培育人才，恪尽职责。国子监生员奉命出使，往往直接提拔做大官，不单单依靠科举入仕。到明代中期之后，人员流品渐渐混杂，拨历制度也流于形式，国子监祭酒的职位，只不过变成儒臣依次升迁的位置罢了。李时勉、陈敬宗这些人，方正廉洁刚直，风范卓然出众，把他们合在一起立传，希望读史书的人可以有所效法。

列传第五十二

邹缉、郑维桓、柯暹、弋谦、黄骥、黄泽、孔友谅、范济、聊让、郭佑、胡仲伦、华敏、贾斌、左鼎、练纲、曹凯、许仕达、刘炜、尚褫、单宇、姚显、杨浩、张昭、贺炀、高瑶、虎臣

邹缉，字仲熙，吉水人。洪武年间考中明经科，授星子教谕。建文年间进入朝廷担任国子监助教。成祖即位，提拔为翰林侍讲。设立东宫太子，兼任左中允，多次代理国子监事务。

永乐十九年，三座大殿发生火灾，皇帝下诏征求直言进谏。邹缉上疏说：

陛下营建北京，耗费心神将近二十年。工程浩大耗费繁多，征调人力物资范围极广，冗官从中侵吞，损耗国家储备。服役的工匠民夫动辄上百万，终年承担劳役，不能够亲自耕种田地。而且官府索取财物没有限度，甚至砍伐桑树枣树充当柴薪，剥取桑树皮来造纸。再加上官吏横征暴敛，一天比一天严重。比如前些年采办颜料，本地本来不出产，动辄摊派千百份。百姓凑钱，到别的地方购买。大青这种颜料，一斤价格达到一万六千贯。等到上缴，又多方刁难，来回辗转，总共要花费两万贯钞，还不够一根柱子的用料。之后虽然派遣官员到产地采办，可是摊派买办依旧没有停止。大概是工匠多方摊派谋求私利，不顾百姓困苦到这种地步。

京城是天下的根本。百姓安定那么京城就安定，京城安定那么国家根基稳固，天下就安定。自从营建北京以来，工匠奸人假借官府威势，逼迫百姓搬迁。命令刚下达，房屋就已经拆毁。孤儿寡妇哭喊哀嚎，仓皇流离，无处安身。刚刚搬迁安定，又逼迫迁往别处，有的人搬迁三四次得不到歇息。百姓搬走之后，空出来的土地，过了一月又一月，工程还没有动工。这些事情陛下不知道，却是百姓怨恨的缘由。

贪官污吏遍布朝廷内外，剥削百姓深入骨髓。朝廷每派出一名使臣，就成了这个人搜刮养活自己的机会。肆意勒索索取，没有一点限度。地方官府逢迎讨好，唯恐做得不够。偶尔有廉洁刚强、不肯逢迎的官员，就大肆进谗诋毁，动不动就获罪受罚，没有办法自我辩白。所以使臣所到之处，地方官府公然行贿，盘剥下级讨好上级，就如同做交易。普通百姓能积攒多少财物，却要承受朝廷内外层层盘剥。

如今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接连发生水旱灾害，百姓到了剥树皮挖草根充饥的地步。老幼流离逃难，倒在道路上，卖妻卖子只求苟活。可是京城聚集僧道一万多人，每天消耗官仓粮食一百多石，这是抢夺百姓口粮供养无用之人。

至于报效朝廷的军士，朝廷给予丰厚粮食赏赐。等到派去服劳役，他们却骄横放肆，到处游荡。这些大都是奸猾之人，害怕回到原来军伍，借这个机会逃避，并不是真心有报效国家的心意。

朝廷每年命令天下织造锦缎、铸造钱币，派遣宦官到域外买马，耗费钱财常常数以千万，得到的回报却连十分之一二都不到。马匹虽然送来很多，大都是劣马。责令百姓饲养，骚扰非常严重。等到马匹死伤，又责令百姓赔偿。养马的人家穷困不堪，甚至卖掉妻儿。这是危害尤其严重的事。

漠北前来归降的人，朝廷赐给房屋，丰厚供给，本意是招引他们的同族前来归附。却不知道前来的人全都心怀窥探算计，并不是真心仰慕中原教化，甘愿离开故土。应当在他们入朝朝见之后，遣送回本国，不要留下，成为后世子孙的祸患。

至于修建宫观祭祀祈福这类事，治国的君主应当深深警惕。古人说过，不合礼制的祭祀不会带来福分。何况做这些没有益处的事损害正事，耗费钱财。上面所说的这些事，都在下面失去民心，对上违背上天的心意。百姓产生怨恨，根源就在这里。

奉天殿，是用来朝见群臣、发布政令的地方，就是古代所说的明堂。火灾首先发生在这里，是不寻常的灾变。如果不反省自身、责备自己，广泛布施恩惠，改革政令教化，解救天下穷困百姓，就不能消解上天的谴责。之前有国子监生员，因为是家中独子请求回家侍奉亲人，反而获罪被发配戍边，这实在有损治国的体制。最近大赦天下，司法官员拘泥旧的条文，应当赦免的人依旧关押。恳请陛下重新加以甄别赦免，免除租税，一切不再征收。各级官吏保全俸禄，选拔贤才，推行举荐制度，贪赃枉法败坏政事的官吏，核实罪行予以罢免。那么百姓欢欣喜悦，祥和之气就会到来。守护宗庙社稷，为国家奠定千万年的根基，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

国家能够长久依靠的，只有天命和民心，而天命的取舍，常常看民心向背。如今上天降下灾异，不应当劳役百姓。应当回到南京，拜谒皇陵宗庙，把灾变的缘由禀告祖先。保养圣体，无为而治。不要听信小人的话，再大兴土木，给陛下留下后患。

奏疏递上去，皇帝没有理会。

当时三座大殿刚刚建成，皇帝刚刚下诏向天下宣告定都北京，突然遭遇火灾，内心十分恐惧，下诏征求直言。等到上书的人大多抨击时政，皇帝心中不快，大臣又迎合皇帝旨意诋毁上书的人。皇帝于是发怒，说上书言事的人诽谤朝廷，下诏严厉禁止，违犯的绝不赦免。侍读李时勉、侍讲罗汝敬全都被关进监狱；御史郑维桓、何忠、罗通、徐瑢，给事中柯暹全都被贬官到交阯。只有邹缉和主事高公望、庶吉士杨复没有获罪。这年冬天，邹缉升任右庶子兼侍讲。第二年九月，在任上去世。

邹缉博览群书，做官勤勉谨慎，操守清贫如同贫寒读书人。儿子邹循，宣德年间担任翰林待诏，请求朝廷追赠自己的父母。皇帝对吏部说：“从前皇祖出征沙漠，我留守北京，邹缉在我身边，所说的都是正道，是良臣，应当给予追赠。”

郑维桓，慈溪人。永乐十三年进士，出任交阯南清州知州，死在任上。柯暹，池州建德人，乡试中举，出任交阯酹州知州，多次升迁官至浙江、云南按察使。

弋谦，代州人。永乐九年进士，授监察御史。出京巡察江西，上书言事触犯皇帝旨意，贬为峡山知县。又因事被罢官回乡。

仁宗做太子的时候，向来知道弋谦刚直敢言。等到即位，征召他做大理少卿。弋谦直言陈述时政，说官吏贪婪残暴，很多政令违背洪武旧制，地方官府索取没有限度。皇帝大多采纳。之后他又上书五件事，言辞过于激烈，皇帝心中不高兴。尚书吕震、吴中，侍郎吴廷用，大理卿虞谦等人趁机弹劾弋谦诬陷朝廷，都御史刘观命令众御史联合纠劾弋谦。皇帝召来杨士奇等人说起这件事，杨士奇回答：“弋谦不懂得大体，但是他心中感念破格提拔的恩情，想要报答陛下。君主圣明，臣子才敢于直言，希望陛下宽容他。”皇帝于是没有治弋谦的罪。但是每次见到弋谦，言语神色都十分严厉。杨士奇从容进言：“陛下下诏求直言，弋谦言论不妥，触怒陛下。朝廷内外官员惶恐，把进谏当成戒忌。如今各地来朝觐的大臣都聚集京城，看到弋谦这样，将会认为陛下不能容纳直言。”皇帝猛然醒悟，说：“这确实是我不能够宽容，也是吕震这些人迎合我，加重我的过失。从今往后我会放下这件事。”于是免去弋谦上朝参拜的礼节，让他专门处理大理寺事务。

没过多久，皇帝发现上书言事的人越来越少，又召见杨士奇说：“我只是恼怒弋谦言辞矫激不实而已，朝中大臣就一个多月没人进言。你告诉各位大臣，讲明我的心意。”杨士奇说：“空口传话不足以让人信服，恳请陛下亲自下诏书。”皇帝于是就在床榻前写下敕令，主动承认过失：“我自从即位以来，臣民上奏的章疏有几百份，没有不欣然听取采纳的。就算言辞不当，也不加斥责，这是群臣都知道的。不久前，大理少卿弋谦的上书，很多内容不符合事实。大臣迎合我的心意，纷纷上奏指责他故意博取直谏名声，请求依法治罪。我全都拒绝不听，只是免去他上朝参拜。可是从那以后，进谏的人越来越少。自从去年冬天没有下雪，春天降雨也稀少，阴阳失调，一定是有过失，怎么会没有可以进言的？可是大臣们都想着保全自己，闭口不言，怎么叫作尽忠？我一时不能包容弋谦，内心也常常愧疚。各位大臣不要拿弋谦的事当作教训，对于国家利弊、政令不妥当之处，直言进谏不要避讳。弋谦恢复上朝参拜。”当时宦官到四川采伐木材，贪婪横暴。皇帝因为弋谦清廉正直，命令他前去处理这件事。提拔弋谦为副都御史，赏赐钞币让他出发，于是停止了采木的工程。

宣德初年，交阯右布政戚逊因为贪财荒淫被罢免，朝廷命令弋谦前去接替。王通放弃交阯，弋谦也被判死罪。正统初年，被赦免贬为平民。土木堡事变，弋谦以平民身份奔赴京城，举荐王通、甯懋、阮迁等十三人，说他们都是奇才可以任用。众大臣商议让王通做石亨的副手，弋谦请求单独任用王通，这件事于是搁置。朝中大臣因为弋谦名望很高，上奏请求把他留在朝廷，没有得到回复。景泰二年，弋谦再次来到京城，上疏举荐王通等人，没有被采纳。罢官回乡，不久去世。仁宗性情宽厚，能够容纳直言，弋谦因此没有获罪，皇帝反而责备吕震等人。而黄骥上书谈论西域事务，皇帝也斥责吕震，采纳黄骥的建议。

黄骥，全州人。洪武年间乡试中举，任沙县教谕。永乐年间提拔为礼科给事中，曾经三次出使西域。仁宗刚即位，上疏说：“西域进贡的使者很多是商人冒充，无赖小人依附充当随从，乘坐驿站车马役使百姓，运送贡品到京城，得到丰厚赏赐。番人贪图财利，进贡没有一月间断，导致百姓荒废农事。等到使者回去，携带大量货物，运货的车子多达一百多辆。成年男子不够，就役使妇女。所到之处羞辱驿站官员，鞭打驿卒，没人敢和他们计较。恳请敕令陕西行都司，只有哈密等国王派遣的进贡使者，才允许前来京城，只准许正副使者乘坐驿马，陕西百姓才可以稍稍得到休养生息。至于西域出产的物品，只有马匹是边防急需，应当直接拨给甘肃军士。那些硇砂、梧桐、碱这类东西，对国家没有用处，请全部不要接收。那么前来进贡的人自然变少，无谓的耗费就会节省。”皇帝把奏疏拿给尚书吕震，并且责备他说：“黄骥曾经出使西域，熟悉西边的情况。你本身是西边的人，反倒不了解吗？黄骥说得对，立刻商议施行。”后来黄骥升任右通政，和李琦、罗汝敬一同安抚晓谕交阯，不辱使命。出使归来，不久去世。

黄泽，闽县人。永乐十年进士，提拔为河南左参政。南阳有很多流民，黄泽安抚劝导，让他们恢复本业。曾经带领民夫前往北京，对民夫体恤周全。过了很久，调任湖广。仁宗即位，黄泽入朝觐见，上书谈论时政，大多被采纳。

宣宗即位，下诏征求直言。黄泽上疏进言十件事：端正本心、体恤百姓、敬畏上天、接纳谏言、整训军队、重视农业、停止进贡、严明赏罚、疏远宠臣、裁减冗官。其中疏远宠臣一条说：“受过宫刑的宦官，性情阴暗，心思狡诈。大奸之人看上去像忠臣，大骗子看上去像守信之人，大奸巧之人看上去像愚钝。一旦亲近他们，就如同喝美酒，不知不觉沉醉；如同吃美味肉干，不知不觉中毒。宠幸他们很容易，疏远他们却很难。所以古代不让宦官掌管军队干预朝政，用来把祸患扼杀在萌芽。细小水流不堵塞，终将汇成江河。这类人应当全部疏远，不要让他们掌权。汉、唐的往事，清清楚楚可以作为借鉴。”成祖的时候，宦官渐渐开始掌权，宣宗越来越亲近宠信宦官。黄泽十条奏疏里面，这一条言辞最为恳切。皇帝虽然赞叹，却不能采纳。后来朝廷设立内书堂，宦官大多读书通晓文字。宦官势力兴盛，就是从宣宗开始。

宣德三年，提拔黄泽为浙江布政使。他再次上书，平阳、丽水等七县银矿应当废除，请求全部停止各处矿冶开采，言辞十分恳切。皇帝叹息说：“百姓困苦到这般地步，我怎么能够知晓？派遣官员实地查验，斟酌之后上报。”黄泽做官有政绩，但是性情容易暴怒。盐运使丁鎡路上没有避让他的仪仗，黄泽鞭打了丁鎡，遭到丁鎡弹劾。巡按御史马谨也弹劾黄泽九年任期已满，私自外出巡视属县，搜刮三千两白银补偿官府财物，并且越过辖区回家。于是黄泽被逮捕关进监狱。正统六年，贬为平民。当初黄泽上奏，金华、台州户口比起洪武时期大量减少，可是每年制造弓箭的定额依旧不变，请求减免。朝廷下发部门商议批准，可是黄泽已经被罢官一个多月。

孔友谅，长洲人。永乐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出任双流知县。宣宗初年，上书六件事：

第一，府县的长官是直接治理百姓的官员，古代任用这类人不拘泥资历，一定要选合适的人才；任职不限定年限，让他们充分施展才干。如今在职的很多长官不懂得安抚治理百姓的办法，而廉洁干练深得民心的，又频繁调动，差遣繁杂。有的因为小过失受牵连，整天处理官司，奔波在路上，没有空闲。恳请敕令吏部，挑选名望才干出众、长期在京城任职的官员去担任地方长官。告诫上级官府，不要随意差遣调动，给他们足够时间，考核治理成效。至于偏远地方的副职官员，大多被裁减，只有一人任职。有时候官员有事进京，就委派低级官吏代理政务，敷衍应付，政令反复无常，百姓不知道敬畏。今后偏远地区的职位，要保留正职官员处理事务，不允许擅自离开，这样法令才能够稳定执行。

第二，科举是为选拔贤才，必须名声和实际才干相符，不是只求录取人数多。如今秋闱乡试录取动不动一两百人，弊端很多，侥幸考中的占一大半。会试落榜的，十有八九，就算考中进士，有的人品行也有亏缺。请求开科考试的时候，仔细核查读书人的品行。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诚实守信、学问渊博的，才准许参加考试。这样浅薄浮华之人不会被滥取，国家得到真正的人才。

第三，俸禄是用来培养官员廉洁的，俸禄太少，生活就难以维持。本朝官员俸禄制度，比前朝微薄。如今京城官员和省级高官俸禄稍有增加，其余大小官员除去折钞部分，每月俸禄不过两石米，不够养活几个人。侍奉长辈、抚育子女，来往交际，开销从哪里得来？贪婪的就谋求私利，廉洁的困苦不堪无处申诉。恳请户部核查全国粮食储备，拿每年结余，酌情增加官员俸禄。同时命令监察官员，寻访廉洁官吏，大力表彰奖赏。那么廉洁的人得到勉励，贪婪的人知道戒惧。

第四，古代征收赋税徭役，根据土地物产，核对人口，不强求百姓缴纳本地没有的物产，不把百姓所有全部搜刮干净。如今除常规赋税之外，又有和买、采办各类差事。站在朝廷角度看，不过命令官府出钱公平采购。可是奸猾之人勾结小吏，垄断货物，巧立检验、折耗名目，向百姓征收数倍的财物，奸邪弊端层出不穷。恳请全部停止采买，削减不急的事务，那么赋税稳定，百姓不再受到骚扰。

剩下两条是裁减冗员、任用监察官员，很多人都谈论过，这里不再记载。

宣德八年，皇帝命令吏部挑选有文学才华的地方官六十八人进行考试，选中孔友谅和进士胡端祯等七人，全部安排在六科办事。过了两年，其他人都授为给事中，只有孔友谅还没有得到官职就去世了。

范济，元朝进士。洪武年间，凭借文学才能被举荐为广信知府，因过失获罪，贬谪戍守兴州。宣宗即位，范济已经八十多岁，来到京城上书八件事：

第一，纸币的制度，起源于汉、唐。元朝发行元统交钞，后来又发行中统钞。时间久了物价上涨纸币贬值，官府民间都受损害，于是发行至元钞，和中统钞一同流通。大小币互相权衡，新旧钞票通用。又允许百姓把破旧钞票拿到平准库，五贯中统钞兑换一贯至元钞。当时制度是每天印制一万锭钞票，核算官吏俸禄、皇宫开销、全国赋税收入，纸币的发行回收有章法，流通不会停滞，所以能够长久通行。太祖皇帝印制大明宝钞，一贯宝钞抵一两白银，百姓乐于使用。到现在五十多年，这套制度渐渐出问题，也是因为物价上涨纸币贬值。希望陛下顺应时势变通，重新印制宝钞，完全依照洪武初年的制度，新旧钞票同时流通。参考元朝印制的数量增减，核算国家财政收支来调整发行量。做到纸币数量少物资充足，纸币币值高物价低。严厉惩治伪造纸币的法令，设立破旧钞票兑换的办法，推陈出新，没有损耗阻碍，那么钞法就可以长久顺畅。

第二，边防的要务，扼守险要最为关键。朔州、大同、开平、宣府、大宁，是京城的屏障，边境的门户。土地可以耕种，城池可以防守。应当驻扎重兵防御，大规模屯田，修缮城堡，谨慎传递烽火，仔细布置侦察。不要贪图小利，不要轻易远征，坚壁清野，让敌人一无所获。等到敌人疲惫再出击，取得胜利就收手，不要深入追击。这是守边的关键。

第三，军队不在于人数多，关键在于能够作战。近来大量把获罪官吏百姓发配到边塞充军，这些人不是文弱书生，就是老弱残疾。遇到出征，有财力的可以免除，贫苦体弱的凑数充数。兵器不全，粮草不足，一见到敌人就恐惧，怎么能够拼死作战？如今应当挑选健壮勇武的士兵加紧训练，剩下的人只负责守城打更、官府杂役，让每个人各尽其用。

第四，百姓的苦难，没有比勾补军户更重的。卫所派出官员六七人，百户又派出军士两三人，这些人大多是靠贿赂得到差事，畏惧打仗。到了州县，作威作福，逼迫里甲，肆意作恶。家中没有男丁的，依旧不停勒索；有男丁的，谎称人已经死亡。故意拖延逗留，很久不返回。回去之后，拿搜刮来的财物到处贿赂官吏，含糊上报。真正抓到的军丁，十个里面不到一个，想要军队不缺人是很难的。今后军士出缺，各个卫所上报都督府和兵部，都督府、兵部通知布政司、按察司。命令府州县按照籍贯姓名，抓捕送到卫所，那么差人骚扰百姓的弊端就会根除。

第五，洪武时期规定军士七分屯田，三分守城，是极好的策略。近来征调越来越频繁，工程越来越多，屯田空有虚名，田地大多荒芜。再加上养马、割草、砍柴、烧炭，各种杂役纷繁，士兵怎么能不疲惫，农业怎么能不荒废？恳请命令边关将领督促士兵开垦荒地，规定耕种亩数，官府供给耕牛种子，考核勤劳懒惰，明确赏罚劝诫。那么边塞土地都可以开垦，运送军饷的负担减轻，各个边防地区富足充实，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办法。

第六，学校，是教化风俗的源头，人才由此产生，贵在懂得根本学以致用，不只是考究文章辞藻。洪武时期精心挑选儒学教官，教育培养制度完备，人才众多。近来读书人的风气萎靡，志向不远大，气节不坚定。平时没有刚正宏大的气度，怎么指望他们在朝廷做名臣？应当挑选贤良之人担任地方学校教官，挑选品行端正谨慎的民间子弟做生员，讲授经史，勉励节操品行。等到学有所成，贡送到国子监。磨炼熏陶，让他们志气坚定，成才之后，选拔任用，处理天下国家大事就不难。

第七，兵器是凶险的器物，圣人不得已才使用。汉高祖解除平城之围，没有听说萧何、曹参劝他复仇；唐太宗在便桥抵御突厥，没有听说房玄龄、杜如晦劝他报复。古代贤明君主良相，不愿消耗民力炫耀武功，考虑得十分长远。洪武初年曾经下令将领，想要肃清沙漠。后来因为粮草运输跟不上，很快收兵。把东胜卫向内迁移到大同，封锁山西阳武谷口，选将练兵，扼守险要。对内修明政教，对外严整边防，广开屯田，兴办学校，惩治贪官，迁徙顽劣百姓。没过几年，朵儿只巴进献女子，伯颜帖木儿、乃儿不花等人先后被擒，纳哈出归降。这是专心治理国内，不热衷于远征的显著成效。希望陛下远学汉唐，近效法太祖，不要把穷兵黩武当作快意，不要把扫荡敌寇当作功绩。放弃贫瘠无用的土地，休养本国百姓，让百姓尽力耕田养蚕，专心读书。边塞没有战争伤痛，民间没有悲苦呻吟。将领不谋求侥幸立功，士兵不会早早战死，远方之人自然归服，荒远外族自动前来归附。国家国运就可以绵延万年。

第八，官吏不在于数量多，关键在于得到合适人才。国家经历大乱之后，顺应时势调整，把府降为州，州降为县，又裁撤赋税不够俸禄的小县，按照百姓多少设置官员。人口多的县设置县丞、主簿，人口少的只设知县、典史。那时候官吏办事没有荒废，百姓不受劳苦。如今布政司、按察司以及府州县官员，比起洪武时期多出一倍，政务反而更加混乱，百姓更加不得安宁，奸邪弊端层出不穷。甚至有的官员不会断案，小吏不懂公文，就收留代写文书的人，在官府徇私，贿赂公开，案件积压，都是官吏冗滥造成的。希望陛下决断，朝廷内外官吏，全部按照洪武年间的编制，多余冗滥的全部裁撤。那么政务不会荒废，各项事业兴盛，天下就会大治。

奏疏呈上，皇帝命令朝中大臣商议。尚书吕震认为文章冗长，很多事情已经在推行，不值得采纳。皇帝说：“范济所说很有学识，很多和我的想法契合，要核查他的生平履历上报。”吕震说：“范济是前朝元朝进士，曾经做郡守，因罪戍守边疆。”皇帝说：“可惜这个人，长久埋没在军队，现在依旧可以任用。”吕震说：“年纪已经老了。”皇帝说：“国家用人，正需要老成之人，只是不适合繁杂繁重的职务。”于是任命范济为儒学训导。

聊让，兰州人，肃府仪卫司的余丁。喜好读书有志向，通晓时务。景帝即位，吸取王振蒙蔽君主的教训，广开言路，官吏百姓都可以上书言事。景泰元年六月，聊让来到京城上书陈述几件事，大致说：

近些年大规模兴建工程，异端盛行，番僧往来不绝，贪官污吏横行。大臣不能纠正过错，御史不弹劾罪行，上下互相蒙蔽，百姓生活困苦。狡诈敌寇侵犯边境，上皇流落北方。正是陛下卧薪尝胆的时候，怎么不选拔贤能人才，革新朝政？从前宗泽、岳飞做将领，敌国不敢直呼他们的名字；韩琦、范仲淹镇守边关，西夏贼人听到名字就吓破胆。司马光担任宰相，强敌告诫部下不要进犯。如今文武大臣当中有声望德行的，应当让他们掌管机要，寻访有智谋才干的人，遍布朝廷。那么也先一定会畏惧臣服，上皇很快就可以回来。

大臣属于阳，宦官属于阴；君子属于阳，小人属于阴。近来日食、地震，是阴气强盛阳气衰弱，上天降下的警示。希望陛下独掌大权，压制宦官，不让他们干预朝政，贬斥小人，不让他们占据官位，那么阴阳调和，天变就会消除。天下安定动乱，关键在于君主内心正邪。沉迷打猎，大肆修建宫室，亲近宦官，三样只要占一样，就会惑乱君主本心。希望陛下修养克制自己，多多接触贤大夫，少亲近宦官宫女，自然戒除奢靡，戒除游乐，内心就不会不正。

尧设立诽谤木，害怕听不到百姓的批评，所以成为圣君；秦朝废除谥号，害怕别人议论自己，所以灭亡。陛下扩大接纳谏言的度量，表彰敢于直言的大臣，那么国家利弊、民间疾苦，大臣就没有顾忌，可以畅所欲言。苏轼说过：“平时没有敢于冒犯君主直言劝谏的大臣，危难的时候就不会有坚守气节殉国的义士。”希望陛下常常记住这句话，审慎察辨。

奏疏递上，皇帝颇为赞许采纳。四年之后，聊让考中进士，官任知县，死在任上。

景泰二年，国子监生郭佑也上书谈论军事，大致内容：

叛逆敌寇进犯，上皇被俘，这是千古罕见的变故，百世一定要报的仇。如今敌寇派遣使者前来，常常几千人，骄横傲慢，向我们提出各种要求。而我们一味隐忍退让，导致贼寇势力一天天扩张，我方气势一天天衰弱。敌人要和就和，要战就战，战和的主动权不在我方，而在敌人手里。希望陛下团结民心，亲近贤良，稳固国家根本；广积储备，训练将士，壮大国家气势。端正名分，用道义决断。如果敌人桀骜侵犯，就出兵讨伐。让大漠以南，敌人不敢有一匹马闯入，才可以保证百年平安。不然西北兵力疲惫，东南财力耗尽，朝廷一天都不得安宁。前些年国家财力匮乏，主持国政的大臣想要缓解一时之急，允许百姓缴纳粮食授予官爵。如今战事稍稍平息，这项政策依旧实行。农、工、商各类人，不论贤愚，只要有钱就得到官爵。向亲友炫耀，在乡里张扬，助长非分的野心。贪赃被罢官的官吏，想要掩盖乡里的羞辱，缴纳粮食草料，重新得到官爵回乡。从前因为贪财丢掉官职，现在靠交钱得到官位，凭什么禁止贪婪残暴，看重爵位名分？况且天下一统，财富藏在民间，还没有到万不得已，却推行这样的举措，这是国力空虚引诱敌寇生贪心。奏疏下发朝廷商议，被搁置不予施行。

又有胡仲伦，云南盐课提举司吏目。因为公务来到京城，恰逢上皇被俘到北方，也先想要把妹妹嫁给上皇，上皇于是派遣广宁伯刘安回京向景帝传话。胡仲伦上疏争辩，说：“如今有七件事万万不能屈从。降低天子尊贵身份，和敌寇联姻，这是其一；敌人借和议，让我们放松防备，其二；敌人一旦结成姻亲，就会骄横自大，其三；索要金银布帛，让我国坐受困乏，其四；以送回上皇为名，趁机进犯，其五；逼迫上皇写下亲笔诏书，引诱夺取边城，其六；索要山后大片土地，其七。只要顺从其中一件，国家大事就完了。从前上皇在位，王振专权。忠直进谏的人被处死贬戍，君子遭到排斥，小人骤然升迁。奏章大多由宫中直接下达旨意，黑白颠倒，正邪混淆。闽浙盗贼作乱，瓦剌挑起战祸。陛下应当亲近贤臣疏远奸佞，赏罚分明，沟通上下民情。出卖国家的奸人没有空子可钻，突发的祸乱无从发生，朝廷得到尊崇，天下得以安定。”皇帝赞许采纳他的意见。

又有华敏，南京锦衣卫军余。意气慷慨，读书通晓大义，愤恨王振祸乱国家，和同辈谈起就怒目痛骂。景泰三年九月上书：

近些年，宦官袁琦、唐受、喜宁、王振专权败坏朝政，造成国家危局。希望陛下防微杜渐，独揽大权，作为子孙万代的法则。不然恐怕祸乱起于宫廷内部，曹节、侯览那样的宦官祸害，会重新出现在今天。我虽然身份低微，忍不住痛哭流涕。谨列举宦官残害军队百姓的十件事，恳切向陛下陈述。宦官家中金银珠宝堆满房屋，这些财物从哪里得来？不是偷盗国库，就是搜刮百姓膏血。这是第一害。依仗权势恩宠，霸占公侯府邸，大兴劳役，骚扰军民。这是第二害。他们的家人亲戚，都是市井无赖，横行霸道，肆意作恶，缴纳粮食买官，贵贱身份混乱。这是第三害。修建佛寺，耗费无数钱财，为满足一己私欲，让万家破产。这是第四害。大量购置田庄，不缴纳赋税，户口挂靠州县，不承担徭役，田地连绵，百姓却没有立足之地。这是第五害。家人经营食盐，虚占盐引，转手倒卖，获取巨额暴利，破坏国家法度，抢夺商人利益。这是第六害。上奏求取库房商铺，招揽商旅，依仗权势赊买，强占不还钱，经商之人破产，没人敢过问。这是第七害。私自放走军匠，称作伴当，让他们按月交钱，导致皇宫官署工程缺少人手，徭役繁重，人力不足。这是第八害。家人采买物资，地方官府畏惧，向百姓征收十倍财物，损害官府盘剥百姓。这是第九害。监督工程到哪里，就滥用酷刑，军匠受尽摧残，怨恨深重。这是第十害。奏疏交到礼部，被搁置不处理。

还有贾斌，商河人，山西都司令史。也上书陈述宦官的祸害，拿汉桓帝、唐文宗、宋徽宗宋钦宗作为警戒。并且献上自己编撰的《忠义集》四卷，选取史书当中直言进谏、尽忠守节的人物，同时附上宦官恃宠祸国可以引以为戒的事例，请求朝廷刊印颁布。礼部认为他说得有理，请求皇帝阅览采纳，不必刊印发行。皇帝批复知道了。

左鼎，字周器，永新人。正统七年进士。第二年，都御史王文因为御史职位空缺很多，请求会同吏部从进士当中选拔补充。皇帝准许。尚书王直考察左鼎、白圭等十多人，通晓刑法律令，全部授为御史。左鼎最初任职南京，不久改到北京，巡察山西。

当时英宗被俘北方，战乱饥荒接连到来。左鼎请求免除太原各府赋税，停止大同转运军饷的民夫，缓解百姓困苦。也先请求议和，左鼎上书坚决反对。不久山东、河南饥荒，朝廷派遣左鼎巡视，百姓依靠他得以安定。依照律法，官吏故意罗织罪名害死无辜百姓要抵命。当时听从给事中于泰的建议，这类案件全部宽大赦免。左鼎说：“普通百姓不懂律法，情有可原可以宽恕。官吏舞文弄法故意害人，和故意杀人有什么区别？法律是天下的公器，不可以凭个人心意随意轻重。”从此以后这类案件依法判罪。

景泰四年，左鼎上疏：

瓦剌作乱，将士不能效力，是军政制度遭到破坏。本应当痛改之前的弊病，可是到现在已经五年。权贵大臣满朝，全是公侯勋贵；车马塞满道路，都是将帅。百姓财富年年消耗，国库一天天空虚。偌大国家，广阔土地众多军队，却不能振作国威，可见军政依旧没有建立。从前太祖制定法令，到太宗，暂时允许犯罪之人纳财赎罪，只是权宜之计。可是司法官吏拘泥沿袭，变成固定惯例。官吏收受贪赃得来的财物，全都可以赎罪减刑。法度败坏到这种地步，还有什么顾忌畏惧。建国初年官员编制固定，近来遇事随意增设。每个部主事原本两人，现在有的增加到十人。御史原本六十人，现在一百多人。甚至一个部有两名尚书，侍郎比定额多出一倍，都御史几十人，这是京城官员冗滥。地方上增设抚民、管屯官员。比如河南参议，从两名增加到四名；佥事从三名增加到七名，这是地方官员冗滥。全国布政司、按察司各有十多名官员，却每年派遣御史巡察，又派遣大臣巡抚镇守。如今的巡抚镇守，就是从前的地方御史。担任地方御史，集合多人的才干尚且不够；担任巡抚镇守，靠一个人的才智却觉得绰绰有余，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另外御史升迁太快，应当以六年为期限。让他们通晓政务，才可以治理百姓。巡按御史责任尤其重大，不要让刚做官的人草率尝试。其余各类官员，都要谨慎选拔，长久任职。皇帝很赞许采纳。

没过多久，左鼎又上书：国家太平几十年，官府民间积蓄都不充裕。一旦发生战争，就强行摊派横征赋税，出卖官爵，推行衰乱时代苟且的政策，这是主管财政大臣的过失。我恳请抑制工商业，严禁游手好闲之人，驱逐僧道异端回乡务农，裁减冗官节省无谓消耗。兴办屯田充实边防，清点军队减少军饷负担。修建寺庙道观、供奉佛僧，以及一切不急的工程、无用的开销，全部停止。一心一意重视农业粮食，君主带头厉行节俭，这样才可以百姓富足国家充裕。如果不肯着力去做，放任横征暴敛、搜刮聚敛的大臣玩弄朝三暮四的手段，百姓的人力已经耗尽，可征调摊派仍没有止息；百姓的财物已经枯竭，赋税苛敛却一天天增加。只求缓解眼前的急难，不顾及意外的祸患，臣私下十分担忧。奏章下发户部。户部尚书金濂请求解除自己的职务，皇帝没有准许。左鼎的进言也没有全部施行。

过了一个月，借着灾异出现，左鼎和同僚上奏陈述补救弊政、体恤百姓的七件事。奏章末尾说：“大臣之中不乏奸邪叵测之人，应当罢黜其中尤其恶劣的，来肃清为政的根本。”皇帝赞许他的话，下诏甄别官员，可是大臣请求辞职，皇帝全都劝慰挽留。给事中林聪请求明确下旨，令左鼎等人指明实际罪证进行弹劾。左鼎、林聪等人于是一同检举吏部尚书何文渊、刑部尚书俞士悦、工部侍郎张敏、通政使李锡不称职的罪状。李锡被罢免，何文渊辞官退休。

左鼎做官清廉勤勉，有卓著的声望。御史练纲以敢于直言闻名，而左鼎尤其擅长草拟奏章。京城流传俗语说：“左鼎的手笔，练纲的口舌。”从公卿往下的官员，全都畏惧他们二人。

左鼎后来外调出任广东右参政。恰逢明英宗复辟复位，经由郭登进言，朝廷征召左鼎入朝担任左佥都御史。过了一年，左鼎去世。

练纲，字从道，长洲人。祖父练则成，洪武年间曾任御史。练纲乡试考中，进入国子监读书，在都察院处理公务。郕王（明代宗）代理国政时，练纲呈上中兴八项对策。也先即将率军入侵，练纲又上奏：“和议不能应允，南迁的提议不能听从，如果有人提出这种主张，应当立刻处死。国家安危所寄托的人选，只有于谦、石亨应当主持中军；同时分派大臣守卫京城九门，挑选忠孝声名卓著的亲王，让他们和守城大臣一同起兵勤王。传檄陕西守将调遣番族兵马入京护卫京师。”景帝全部采纳了他的建议。

练纲有才辩，急于博取功名。都御史陈镒、尚书俞士悦都是练纲的同乡，考虑练纲屡次上书议论时政，颇有声望，又畏惧他直言弹劾，于是举荐他，授官御史。

景泰元年，练纲上奏谈论时政五件事。他巡视两淮盐政，驸马都尉赵辉侵占盐利，练纲上奏弹劾他。景泰三年冬天，练纲和同僚遵照皇帝诏令，陈述八件政事，都被批准施行。没过多久，又和同僚上书：“吏部选拔官员、举荐人才不公正，凭个人好恶升降官员，请把吏部尚书何文渊、右侍郎项文曜交付司法官查办。尚书王直、左侍郎俞山平素品行端正，只是被项文曜等人蒙蔽，也都应当审问核查。”皇帝虽然没有降罪这些人，但始终认为练纲等人正直敢言。第二年，朝廷命练纲出京协助处理延绥军务，练纲自述名望低微而责任重大，请求授予佥都御史一职。皇帝说：“官职升迁难道可以自己求取吗？”这件任命就此搁置。

当初，京城戒严，朝廷招募各地民壮分营训练。时间久了，民壮大多逃亡，有的人到操练地点也不按时报到。朝中商议，要把这些人编入正式军籍。练纲等人上奏：“当初招募的时候，用忠义道义激励众人，许诺战乱平定之后就遣返回乡。现在反复轮换操练，已经辜负了众人的期望。况且这些人逃亡，实在是被饥寒逼迫，怎么能仓促就编入军籍。边疆战事繁多，如果以后再招募兵员，谁还会前来响应？”皇帝下诏立刻废止之前编军籍的命令。

景泰五年，练纲巡按福建，和按察使杨珏互相攻讦，二人都被交付司法审讯。杨珏被贬为黄州知府，练纲贬为邠州判官。过了很久，练纲去世。

曹凯，字宗元，益都人。正统十年考中进士，授刑科给事中。为人磊落，气节刚健。

英宗御驾北征瓦剌，曹凯极力劝谏，并且说：“如今的形势，和当年澶渊之盟时大不一样。澶渊之时文武大臣忠诚勇武，兵马精锐强悍。如今宦官窃取权柄，人心懈怠苟且。这些人不仅仅是把陛下当作孤注一掷的筹码，就连晋怀帝、晋愍帝，宋徽宗、宋钦宗那样的前车之鉴，他们都顾不上顾及。”皇帝不听，御驾果然在土木堡被俘。曹凯整日痛哭，哭声传到皇宫之内。他和王竑一起，把马顺殴打致死。

景泰年间，曹凯升任刑科左给事中。给事中林聪弹劾何文渊、周旋，皇帝下诏宽恕二人。曹凯上殿极力争辩，何文渊、周旋二人于是被交付司法查办。当时朝廷有缴纳粮食可以换取官职的法令，曹凯争辩说：“近来的条例，缴纳四千石以上豆子，就授予指挥官职。这些人领取俸禄十几年，缴纳粮食的花费早就已经回本。现在又允许他们世袭官职，这就是拿百姓的血汗供养没有功劳的人的子孙，而这些人还能无休止地从中获利。立下战功的将士一定会说：‘我拼上性命才得到这份官职，别人靠缴纳豆子也能得到。朝廷是把我们的性命看得和豆子一样。’这样谁不会人心离散！恳请从今往后，捐粮得来的武职只允许领俸禄，不能执掌实务、世袭传承；文职捐纳得来的，只允许在原籍领俸禄。”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下令已经授予官职的照旧，还没有授官的全部按照曹凯的建议执行。

福建巡按许仕达和侍郎薛希琏互相检举揭发，朝廷命令曹凯前往核查。因为他人举荐，曹凯被提拔为浙江右参政。当时各卫武官驱使士兵缴纳月钱，受盘剥的士兵多达四千五百多人，因为曹凯进言，这项弊政被禁止。镇守都督李信擅自征召百姓当兵，耗费军饷一万多石，曹凯上奏弹劾他。李信虽然得到宽恕，但协助李信强行征兵的人全都被治罪。曹凯在浙江任职数年，声望很高。

早先，曹凯担任给事中的时候，曾经弹劾武清侯石亨。石亨得志掌权之后，报复旧日仇怨，把曹凯贬为卫经历，曹凯就此去世。

许仕达，歙县人。正统十年考中进士，提拔为御史。景泰元年四月，上书说灾异屡次出现，请皇帝深刻反省自身过失。皇帝十分接纳他的意见。没过多久，又请求皇帝在经筵讲学之余，每天延请儒臣讲解经籍史书。皇帝下褒奖的诏书答复他。许仕达巡按福建，弹劾镇守宦官廖秀，将廖秀投入监狱。廖秀反过来诬告许仕达，朝廷下令镇守侍郎薛希琏等人查问。恰逢许仕达也弹劾薛希琏贪婪放纵，朝廷于是派曹凯和御史王豪前往勘查。回京上奏，两人互相指控，虚实各半。当地几千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上书请求留任许仕达；给事中林聪是福建人，也为许仕达说话。朝廷于是让许仕达留任福建，并且告诫薛希琏不要结下仇怨。许仕达严肃整顿法纪，抓捕漳州知府马嗣宗押送京师。大理寺弹劾他擅自抓捕官员，皇帝因为抓捕的是贪赃官吏，不予追究。任期已满应当替换，当地父老奔赴京城请求留任，朝廷没有准许。没过多久，就任命他做福建左参政。天顺年间，历任山东、贵州左、右布政使。

刘炜，字有融，慈溪人。正统四年考中进士，授南京刑科给事中。副都御史周铨因为私人怨恨鞭打御史。御史范霖、杨永和尚褫等十个人一同弹劾周铨；刘炜和同僚卢祥等人又再次弹劾。周铨被关进诏狱，反过来控告范霖、杨永、刘炜、卢祥等人。王振向来厌恶谏官，把这些人全部逮捕关进诏狱。范霖、杨永判处绞刑，后来减免死罪。其余御史有的充军，有的贬官。刘炜、卢祥案情查清，得以留任，而周铨已经死在狱中。刘炜逐步升迁至都给事中。

景泰四年，户部因为边防储备不足，上奏建议：不是因为贪赃犯罪而被罢官的官员，缴纳二十石米，就赐给诰命敕书。刘炜等人上奏说：“考核罢免的官员，很多是软弱昏庸、残酷暴虐、沉湎酒色、不知廉耻的，不只是贪赃才被罢官。赐给他们诰敕，要写什么言辞来褒奖？如果只夸奖他们捐纳米粮，那朝廷的诰敕就只值二十石米，拿什么昭示天下后世？这件事是尚书金濂不识大体，才提出这种荒谬的举措。”皇帝立刻废止这条提议。山东粮食歉收，户部认为尚书沈翼熟悉当地百姓疾苦，请派沈翼前去赈灾。等到沈翼到任，拿不出任何救灾办法。刘炜于是弹劾沈翼，并且上奏：“山东已经有尚书薛希琏、少卿张固安抚地方，又有侍郎邹干、都御史王竑负责救济，再派沈翼过去，正是所谓‘十只羊九个放牧的人’。请把沈翼调回南京户部，救灾事务专门交给薛希琏等人。”皇帝听从。平江侯陈豫镇守临清，很多行事违背制度，刘炜弹劾他，陈豫遭到皇帝斥责。

第二年，都督黄竑因为上奏改换太子得到皇帝宠幸，上奏求取霸州、武清县的土地。刘炜等人直言上书：“黄竑本是少数民族的僚属，骤然蒙受重任。依仗恩宠肆意妄为，求取方圆六七十里的土地，难道这些土地全都没有主人吗？请求治他的罪。”皇帝宽恕黄竑，派户部主事黄冈、谢昶前去实地勘察。回京上奏，那些土地果然都是百姓私产。户部两次请求惩处黄竑，皇帝最终还是赦免了他。谢昶后来官做到贵州巡抚，以清廉谨慎著称。

天顺初年，刘炜外调出任云南参政，改任广东，分管惠州、潮州二府。潮州有大盗，官府招降他们不肯服从，刘炜集合军队进剿，诛杀贼寇首领。后来改管南雄、韶州。恰逢大军征讨两广，刘炜因为劳累过度，死在任上。

尚褫，字景福，罗山人。正统四年考中进士，授行人。上书请求不要囚禁大臣。提拔为南京御史。因为弹劾周铨被关进监狱，和其他御史一起贬为驿丞，派往云南虚仁驿。景泰五年冬天，借着灾异上书陈述几件政事，其中说：“忠诚正直的大臣，冒着死罪上书进言。掌权的大臣拿规章条例阻挠，轻的就批复不予采纳，重的就罗织罪名加以伤害。这样，谏言的门路虽然名义上开放，实际等于没有开放。佛教盛行，迷惑世俗百姓，是掌管礼制的官员畏惧王振的权势，度化的僧人太多才造成这种局面，应当勒令僧人全部回乡务农。”奏章下发礼部，礼部尚书胡濙厌恶奏章讥讽自己，全部搁置不予施行。尚褫酌情改任丰城知县，被当地豪强诬陷投入监狱，不久得以释放。

成化初年，朝中大臣共同举荐，尚褫提拔为湖广佥事。早先朝廷下诏，荆襄地区流民，可以在当地落户籍。都御史项忠却又强令流民遣返回乡，督促逼迫十分急迫，很多人死在路上。尚褫怜悯流民，写文书禀报巡抚吴琛，请斟酌处置。吴琛把这件事转告项忠，项忠大怒，弹劾尚褫。朝廷明白尚褫本意是体恤百姓，最终重申诏令：流民愿意就地落户就准许入籍；不愿意的，才遣返原籍。尚褫担任佥事十年，主管部门上报他的政绩，皇帝下诰命表彰嘉奖。退休之后去世。

单宇，字时泰，临川人。正统四年考中进士，授嵊县知县。管束下属官吏十分严格。有官吏想要诬告单宇，单宇把情况上报朝廷。却因为没有同时上交官吏的诬告奏章获罪，被逮捕下狱。案情查清之后，调任诸暨知县。

遭遇丧事，服丧期满，在京城等候任命。恰逢英宗被瓦剌俘虏，单宇痛恨宦官监军，将领不能自主指挥作战，才招致军队惨败。上书请求全部罢免宦官监军，把兵权交还将领。景帝没有采纳。

当初，王振崇信佛教，请求皇帝每年剃度一批僧人。王振修建的大兴隆寺，每天役用上万人，耗费国库钱财几十万，规模宏大华丽，京城没有别的寺庙能比得上。英宗赐名号“第一丛林”，命僧人频繁举办大型佛事，皇帝还亲自前去，因此佛教越发兴盛。这时单宇上书说：“前代帝王尊崇佛教，最终招致祸乱。如今出家的男男女女成百上千万，不耕种不纺织，消耗民间财物。修建的寺庙遍布京城，花费钱财不计其数。请拆毁寺庙，取用木料石料修建军营，熔化铜铁铸造兵器；遣返僧尼，让他们回归普通百姓的生活。这样国家风气清正，异端邪说就不会泛滥。”奏章递上，被朝中大臣阻拦搁置。后来单宇再次出任侯官知县。

咸阳人姚显，乡试中举进入国子监，也上书说：“过去修建大兴隆寺，极尽壮丽。又尊奉一位杨姓僧人做上师，仪仗随从和帝王等同。吃精美膳食，穿锦绣衣物，看待天子如同自己弟子。现在太上皇被扣押在敌营，请命令这个僧人前往瓦剌，劝化也先。如果真能护送太上皇南归，才算体现佛法护国的功效。如果做不到，那么佛教不可信就再清楚不过。”景泰年间，朝中大臣劝谏皇帝崇佛的人很多，皇帝终究不能听从。宦官兴安最受重用，信奉佛教比王振还要厉害。请求皇帝修建大隆福寺，雄伟庄严和大兴隆寺相当。景泰四年三月寺庙完工，皇帝定下日期要亲自前往。河东盐运判官、济宁人杨浩恳切劝谏，皇帝才取消行程。

单宇好学，有文才名声，三次担任知县，都以仁爱宽厚著称。在侯官任职很久之后去世。

姚显后来担任齐东知县，改任武城知县，公正廉洁刚强正直。经巡抚翁世资举荐，提拔为太仆丞。杨浩当初乡试入国子监，还没有正式授官，就直言上书，名声很大，多次升迁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

张昭，身世籍贯不详。天顺初年，是忠义前卫的小吏。英宗复辟才几个月，打算派遣都指挥马云等人出使西洋，朝中大臣没人敢劝谏。张昭听说，上书说：“安定国内、救济百姓，是国家最要紧的事务；向往远方、对外征伐，是朝廷次要的方略。汉光武帝关闭边关回绝西域往来，唐太宗不接受康国归附，都是深知治国根本大计的人。如今京城周边、山东连年灾荒歉收，百姓忍饥挨饿四处逃亡，妻儿衣不蔽体，睡在草席上，卖儿女都无人购买。家庭破碎，百姓辗转死在沟壑之中，来不及安葬，尸首就被人分食，这是足以让人痛哭的局面。希望陛下把出使外国的经费，再加国库钱财，立刻派遣使者赈灾抚恤，饥民才能够得救。”奏章下发公卿大臣广泛商议，大臣说马云等人已经出发，建议登记准备采购的海外货物等候指令。皇帝下令暂且停止出使西洋这件事。

天顺三年秋天，建安老人贺炀也上书议论时事，说：“现在任命的很多县令，都是年纪很大的监生。等到九年任期满，将近七十岁，苟且度日，贪财牟利。应当挑选年富力强、有才干的人；下级官吏和民间有德有才的隐士，也应当举荐任用。景泰年间，录用先贤颜回、孟子、程颢、程颐、朱熹的后代，授予翰林博士，让他们主持祭祀。但是有官职却没有俸禄，应当发放俸禄，彰显尊崇儒道的心意。黄干、刘爚、蔡沈、真德秀配享朱熹祠庙，也是景泰年间听从佥事吕昌的请求，但是祝祭文里没有写上他们的名字，应当增补进去。义仓本来用来救济贫苦百姓，可是豪强狡诈之人大多冒领粮食不予归还，粮仓因此空虚。恳请下令捐献粮食的义民，各自登记乡里饥民名单，会同官府分发赈济粮食。”没过多久，又上书：“朝廷兴办学校、设置老师，目的是培育读书人。可是学官大多学问浅薄；民间不学无术之徒靠关系钻营，刚读完启蒙书籍，就被举荐做官。等到在学校任职，猥琐贪婪，百般索取；至于讲授学问解答疑惑，一句话也说不出。学生也大多虚度光阴，在京城游荡，按照资历等候升迁，滥竽充数进入太学，熬到老，侥幸得到一官半职，一心只为谋自家生计，不再有为国建功立业的志向。现在不严格选拔，人才会越来越低劣，士风也会越来越败坏。”皇帝认为他说得很好，下发主管部门执行。

高瑶，字庭坚，闽县人。乡试中举，任荆门州学训导。成化三年五月，直言上书陈述十件大事。其中一件说：“正统己巳土木之变，太上皇被俘，陛下当时还在东宫，国家危在旦夕。如果不是郕王登上皇位，国家有成年君主，祸乱凭什么平定，太上皇凭什么能够返回？景泰六七年间，天下安宁，百姓安居乐业，他的功劳不小。等到太上皇复辟，贪图功劳的小人对他大肆污蔑，使得他不能善终，祭祀典礼残缺，不合礼制。恳请专门下旨，命礼官集会商议，追加郕王庙号，成全亲近亲属的恩德。”奏章上交，朝廷大臣长久不能决断。到十二月才上奏：“追加庙号这件事，不是臣子敢擅自议定，只请陛下裁决。”左庶子黎淳极力反对，说不应当给郕王追加庙号，还说：“高瑶这番话有两项死罪：一是污蔑太上皇昏聩，二是陷陛下于不孝。我认为高瑶这么做，不是要尊崇郕王，只是想为奸邪小人开辟升官门路，背后一定有小人指使。”宪宗说：“景泰年间的过往过失，我本就没有放在心上，哪里轮得到臣子妄加议论？黎淳上奏这番话，是想要献媚讨好求取恩宠吗？”这件提议就此搁置。但是皇帝内心认同高瑶的话。过了很久，最终恢复了郕王的皇帝尊号。

高瑶后来担任番禺知县，多有突出政绩。揭发宦官韦眷勾结外国牟利，没收韦眷巨额钱财归入官府。韦眷十分怨恨，向朝廷诬告高瑶。高瑶和布政使陈选一同被逮捕，沿路哭着送行的士民挤满道路。高瑶最终被贬，发配永州戍边。被释放回乡之后去世。

黎淳，华容人。天顺元年科举考试第一名，官做到南京礼部尚书，颇有声誉。他和高瑶争辩景泰帝庙号一事，一心想要迎合宪宗，甚至把景泰帝比作昌邑王、更始帝，被士人舆论鄙薄。成化时期，谏官处境艰难，给事中、御史很多人获罪。唯独出身低微的高瑶提出大胆议论，最终没有被治罪。当时的人都称赞皇帝有宽厚的德行。

还有一个叫虎臣的，麟游人。成化年间被选送入太学。上书说天下士大夫路过孔圣人庙宇，应当下车下马，皇帝听从。虎臣回乡探望亲人，恰逢陕西大饥荒。巡抚郑时准备上书请求赈灾，虎臣带着奏章上路，陈述饥荒惨状，言辞恳切激愤，当地得到大量赈灾物资。之后又上书：“我的家乡连年遭灾，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状，根源在于地方官吏贪婪残暴，赋税徭役分配不均。请下令官府核查民户，分成三等来确定赋税徭役的轻重。”皇帝采纳。明孝宗即位，打算在万岁山修建棕棚，供登高眺望。虎臣直言上书极力劝阻。国子监祭酒费訚害怕灾祸牵连自己，把虎臣用锁链锁在学堂大树下面。很快宫中官校前来，把虎臣召到左顺门，传皇帝旨意抚慰说：“你的意见说得对，棕棚已经拆毁。”费訚十分羞愧，虎臣的名声传遍京城。没过多久，朝廷授予七品官职，任命他为云南祝嘉知县，死在任上。

赞语：明朝从太祖开创基业，广开进言的门路。朝廷内外官员，上书议论国事不受本职限制。民间地位低微的百姓，奏章也能够送达皇帝面前。延续到宣德、正统年间，这种风气没有衰减。虽然太平日子久了，君臣尊卑森严，但是读书人、小吏、看守城门的杂役、戍守边关的士兵，早上呈上奏章，傍晚就能递达皇宫。意见被采纳的人得到显贵荣宠，意见被驳回的也不会被治罪。像仁宗恢复弋谦上朝参见的资格，主动承担过失，就算设置专门听取百姓意见的鼓铎，也比不上。有这样的风气，自然会有慷慨激昂之士奋不顾身议论世事。英宗、代宗时期，《实录》记载的谏言事迹，数不胜数。现在选取其中著名的人物编入本篇。等到宪宗末年，宦官把持朝政，局势多次变化，另外归入别的卷册，可供后人查阅。

列传第五十三

陶成（子陶鲁）、陈敏、丁瑄、王得仁（子王一夔）、叶祯、伍骥、毛吉、林锦、郭绪、姜昂（子姜龙）

陶成，字孔思，郁林人。永乐年间乡试中举，授交阯凤山典史。尚书黄福赏识他的才干，命他代理谅江府教授，交阯百姓受到教化。任期满，升任山东按察司检校，经举荐提拔为大理评事。

正统年间，经刘中敷举荐，破格提拔为浙江佥事。陶成富有智谋胆略，遇事敢于担当。倭寇进犯桃渚，陶成在海边沙滩密布钉板。倭寇抵达，登岸踩在沙滩上，脚被钉子刺穿。倭寇畏惧陶成，远远逃走。任期已满，晋升副使。

处州贼寇叶宗留、陈鉴胡、陶得二等劫掠兰溪，陶成率军斩杀数百贼人。进军屯驻武义，修筑木城防守。引诱贼党充当内应，前后斩杀几百人，活捉一百多人。又亲自前往贼寇巢穴，劝降三千多人。贼寇势力渐渐衰弱，只剩陶得二还在作乱。过了一段时间，贼寇势力再度强盛，率众前来进犯。先派十几名手下伪装成躲避战乱的乡民，用破旧衣服裹着柴草，混进城内。等到陶成出城交战，这些贼人拿出柴草放火，烧毁木城。官军溃散，陶成和都指挥佥事崔源战死，时为景泰元年五月。事情上报朝廷，追赠陶成为左参政，录用他的儿子陶鲁担任八品官职。

陶鲁，字自强，靠父辈功绩受荫，授新会县丞。这个时候，广西瑶族人四处流窜劫掠高州、廉州、惠州、肇庆各府，攻破城池杀害官吏，月月都有发生。香山、顺德一带，地方盗匪蜂拥而起，新会的无赖成群结伙响应盗匪。陶鲁召集乡里父老说：“贼寇一心想要攻占我们县城，不早早防备就会陷落，你们能带领子弟守卫城池吗？”众人都说：“愿意。”于是修筑堡垒寨墙，修缮兵器铠甲，训练勇士，凭一座孤城抵挡贼寇要冲。扩建外城，挖掘壕沟，城外布设铁蒺藜、带刺的竹子，城防十分坚固。贼寇前来进犯，每次都被击败。天顺七年，任期已满，巡抚叶盛上报他的功绩，就地升任知县。不久因为破贼功劳，升任广州同知，依旧兼任知县事务。

成化二年，跟随总督韩雍征讨大藤峡。韩雍治军威严持重，唯独对陶鲁虚心听取意见，采用陶鲁的计策，每次都立下战功。韩雍请求提拔陶鲁做佥事，专门掌管新会、阳江、阳春、泷水、新兴各县军务。这年冬天，会同参将王瑛，在钦州、化州打败大盗廖婆保等人，俘获斩杀很多，皇帝下玺书嘉奖慰劳。第二年，贼寇首领黄公汉等人作乱猖獗，陶鲁会同参将夏鉴，接连在思恩、浔州击败贼寇。没过多久，贼寇攻陷石康，抓走知县罗绅。陶鲁又和夏鉴追击贼寇到六菊山，大败贼军。两广自从韩雍离任，撤销总督一职，将帅互相观望推诿，盗匪越来越多。陶鲁上奏请求再派重臣，在梧州设立总督府，从此成为固定制度。任期已满，考核成绩最优，晋升副使。兵部尚书余子俊上奏他安抚治理的功劳，朝廷赏赐银币。

陶鲁长期掌管军务。两广有盗匪劫掠，大规模贼寇就联合各路军队围剿，小规模盗寇就独自出兵征讨，所到之处屡屡取胜。贼寇恨他入骨，劫掠他郁林老家，烧毁朝廷诰命，挖掘他家祖坟，杀害同族亲属。陶鲁听到消息十分悲痛。皇帝下诏，把他户籍迁到广东，补发诰命，多加安抚，陶鲁更加立志讨伐贼寇。

成化二十年，因为征讨荔浦瑶人的功劳，增加一级俸禄。又过九年，考核上等，升任湖广按察使，依旧在两广主持军务。郁林、陆川贼寇黄公定、胡公明作乱，陶鲁和参将欧磐分五路进兵讨伐，大败贼寇，捣毁一百三十处贼巢。

弘治四年，总督秦纮派陶鲁平定德庆瑶人叛乱，升任湖广右布政使。陶鲁上奏：自己一直在两广处理事务，官职名号却是湖广的，处理公务多有不便。于是改为湖广左布政使，兼任广东按察副使，统管岭西道。当时人们称他“三广公”。

弘治十一年，总督邓廷瓚请求授予陶鲁儿子官职，让他统领陶鲁招募的士兵，准备征战。于是授予陶鲁的儿子陶荆民锦衣卫百户。这一年陶鲁去世。陶荆民再次陈述父亲功绩，于是晋升副千户，世代承袭。

陶鲁善于体恤士兵，富有智谋，谋划妥当之后才作战。他在官署后院挖池塘，池塘中建亭子，不搭建桥梁。夜里召集部下商议军机，用一块木板渡一个人过来，商议完毕就让人退下。分批召见好几个人之后，选择其中高明的计策，综合采纳，所以作战常常取胜，军机秘密不会泄露。紧急军报接连送来，陶鲁穿戴铠甲随时戒备，神色平静。看准可以出击的时机，悄悄出兵，半夜合围，天亮就大获全胜。贼寇善于侦查，始终摸不透他的用兵策略。陶鲁做官四十五年，始终和军事打交道。大小几十场战斗，一共斩杀俘获两万一千四百多人；救回被掳百姓，安抚流亡复业的有十三万七千多人。两广百姓把他当作守护地方的长城。但是陶鲁带兵不单单崇尚武力，他曾经说：“对付盗匪，优先教化，万不得已才动用杀戮。”每次平定叛乱，大多设置县治，兴办学校，推广教化。

陶鲁刚做县丞的时候，才二十岁出头。知县王重勉励他读书治学。王重是年老的儒者，陶鲁于是拜王重做老师。每天早晨，王重讲解经史之后，陶鲁才处理公务。后来王重在任上去世，陶鲁像对待父亲一样服丧，还接济王重的两个儿子。又恭敬侍奉大儒陈献章，陈献章也敬重陶鲁。南宋陆秀夫、张世杰在崖山殉国，没有祠堂祭祀，陶鲁专门修建祠堂，请求皇帝赐匾额，赐名“大忠祠”。嘉靖初年，陶鲁已经去世三十年，新会百姓感念他恩德，向朝廷称颂他的功绩，朝廷下令建祠堂祭祀陶鲁。

陈敏，陕西华亭人。宣德年间，任四川茂州知州。因丧事离职，他管辖下各个长官司以及一百八十名番族百姓赶赴京城上书：“茂州地处边远万山之中，和松潘、叠溪各番族部落相邻，年年遭受劫掠。自从陈敏到任，安抚治理有方，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现在他因为丧事离任，军民失去依靠。恳请朝廷顾念边远地方，让这位好官回来任职。”皇帝立刻批准。

正统年间，九年任满，当地军民再次请求留任。升任成都府同知，依旧管理茂州事务。都司徐甫上奏，陈敏和指挥孙敬办公勤勉公正，番族部落信服。奏章交给都御史王翱等人核实，朝廷提升陈敏为右参议，仍然管理茂州。以监察道员的官阶掌管一州政务，此前从来没有先例。

黑虎寨番人劫掠周边地区，被官军俘获。陈敏遵从当地风俗，和他们盟誓之后释放俘虏。这批番人不久又外出劫掠，被巡按御史陈员韬弹劾。皇帝下诏宽恕陈敏。提督都御史寇深赏识他才干，上奏说陈敏常年安抚番人，协助军政，请朝廷另外任命知州，让陈敏专门掌管军务。吏部认为陈敏在茂州任职很久，新上任知州不熟悉番族情况，很难驯服番人，建议增设一名同知辅佐陈敏。朝廷准许。陈敏以参议身份治理茂州，地位和省级监察官员相当。于是弹劾按察使陈泰无故杖杀番人。陈泰也反过来控告陈敏，皇帝不加追究，陈泰被下狱判罪。

景泰元年，参议九年任期已满，升任右参政，照旧管理茂州。在茂州一共二十多年，威信遍及全境，番族百姓都心悦诚服。官职越来越高，各州府的监察、郡守品级反而在他之下，同僚很多人嫉妒他。后来被按察使张淑弹劾，罢官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