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十一年，派遣刑部郎中郭恂、员外郎陆瑜审理南北直隶囚犯，五品以下文职官员犯罪，可以直接抓捕审问。嘉靖年间制度：恤刑官员办完一省事务，统计奏报案件当中批准改判、驳回重审的数量，以此考核官员。驳回改判案件多的，官员可以被弹劾。恤刑官员权力很重，责任也不轻。以上就是朝廷内外司法机关审录案件的大致情况。
凡是刑部审理判决囚犯，主管部门统计全部囚犯，不区分罪名轻重，分别统计南方籍贯、北方籍贯各多少人，送交山东清吏司，呈报堂官上奏朝廷，叫做岁报。每个月上报现在监狱关押囚犯，叫做月报。服做工、运炭这类劳役的犯人，每五天报送工科，登记精微册，月底六科轮流接收上报。
司法官办案，都有既定法规；提拿人犯、核查案件，必须携带精微批文。京城和地方五品以上官员犯罪，必须上奏请示圣旨，不可以擅自抓捕审问。属于八议范围的人，密封奏章上报。民间诉讼，不经过通政司转交刑部，刑部不得受理。诬告别人，要按照所诬告的罪名反坐；越级上诉，处以笞刑；敲击登闻鼓控告不实，处以杖刑。检举控告审案官员，必须核实之后，才可以抓捕审问。
囚犯结案发配有固定期限，刑具有规定制式，停止行刑有固定的月份日期，检验尸伤有固定方法，体恤囚犯有固定规章，抄家没收财物也有规定范围，只有复仇没有明文法条。
弘治元年，刑部尚书何乔新上奏：“旧制度提拿人犯，当地官府必须查验精微批文，印信符号相合，才可以遣送人犯。这是祖宗防微杜渐的深意。近来朝廷内外提拿人犯，只凭驾帖，不再查验符信，真假无从分辨。奸人假传命令，如何抵御？请恢复使用精微批文。”皇帝说：“这是祖宗旧例，不能废除。”下令恢复旧制。但是锦衣卫旗校抓人，大多只用驾帖。
嘉靖元年，锦衣卫千户白寿等人拿着驾帖到六科，给事中刘济认为，应当把皇帝御批原件送交六科，让六科了解案情。两方争执，一同上奏。皇帝下令查考成化、弘治旧例上报。刘济又说，从天顺年间就该执行这套制度。皇帝采信白寿的说辞，责令刘济写书面说明，最终没有治他的罪。天启年间，魏忠贤用驾帖抓捕周顺昌等人，激起苏州民变。南北两京处决囚犯，也必须查验精微批文。嘉靖二十一年，恤刑主事戴楩、吴元璧、吕颙等人出发匆忙，没有核对内府编号，到达地方之后，批文外部编号和内号对不上，被巡按御史弹劾，交纳赎罪银两之后官复原职。
成化年间，六品以下官员犯罪，巡按御史常常直接命令府官审问。陕西巡抚项忠上奏：“祖宗制度，京城外五品以上官员犯罪，要上奏朝廷，不允许擅自抓捕审问。现在巡按动不动审问六品官员，严重违背律法，应当上报朝廷，命令御史、按察司审问才对。”下发刑部商议，采纳他的意见。
属于八议的人员犯罪，密封奏章上奏请旨，十恶大罪不适用八议。下属官员被上司无理欺凌虐待，允许密封奏章直接上奏。军官犯罪，由都督府请旨。各部门案件牵扯军官、控告军官不法行为，都要密封秘密上奏，不允许擅自抓捕审问。
嘉靖中期，顺天府巡按御史郑存仁发文给府县：司法机关要提取人犯，不许立刻送交。刑部尚书郑晓考证旧例：民间诉状不经过通政司转达，司法部门不能受理；各部门要提审人犯，必须送交刑部，各司职权互不侵犯。郑晓上奏：“刑部提取人犯，府县不应当拒绝，郑存仁违反制度，应当治罪。”郑存仁却拿“诉讼自下而上”为理由，控告郑晓欺瞒朝廷。皇帝下令：地方案件归地方官府，京城案件归刑部。但是郑晓离职之后，民间诉状五城御史就直接受理，不再遵守祖宗旧制。
洪武时期，有人告发谋反，查证之后属于诬告。刑部说诬告人应当抵罪。皇帝询问秦裕伯。秦裕伯回答：“元朝遇到这种情况，只杖责一百，目的是鼓励百姓告发奸恶。”明太祖说：“奸人诬告不受重罚，好人蒙受冤屈的就太多。从今往后，诬告别人谋反的，要抵罪。”
学正孙询，告发税使孙必贵是胡惟庸同党，又告发前元朝参政黎铭自称老豪杰，诽谤朝廷。皇帝认为读书人不该专门揭发控告别人，置之不问。
永乐年间定下制度：诬告三四个人，判处杖刑、徒刑；诬告五六个人，流放三千里；诬告十个人以上，凌迟处死，家属流放边远。
洪武末年，百姓很多直接到京城越级告状，核查案情大多虚假，于是严厉禁止越诉。命令乡里老人处理本乡诉讼，会同里胥决断，重大事情才上报官府，但是越诉风气无法遏制，越告京城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动用重刑，越诉者发配边疆充军。宣德时期，越诉控告属实的免罪，诬告依旧发配边疆。景泰年间，不管控告真假，越诉全部发配口外充军，后来不再沿用这条条例。
登闻鼓，洪武元年设置在午门外，一名御史每日值守。不是天大冤屈或者重大机密，不允许敲击；敲击登闻鼓，立刻把状词上报皇帝。后来迁到长安右门外，六科、锦衣卫轮流接收上奏。圣旨下达，校尉拿着驾帖，送交主管部门审理；隐瞒阻拦告状人的，要治罪。
龙江卫一名小吏犯过错，被罚抄写文书，遇上母亲去世请求守孝，吏部尚书詹徽不准许。小吏敲击登闻鼓诉冤，明太祖严厉斥责詹徽，准许小吏守孝完毕。永乐元年，一个知县因为贪赃被判充军，敲击登闻鼓申诉。皇帝下发司法部门审问，这个知县自己承认贪赃，说是年老糊涂所致，乞求怜悯。皇帝看他主动坦白，破例宽恕。
宣德时期，值守登闻鼓的给事中林富上奏：“二十七名重囚犯，因为奸盗要处决，敲击登闻鼓申诉，扰乱朝廷，不应当宽恕。”皇帝说：“设立登闻鼓，本来就是用来让下层民情上达，谈什么扰乱？今后凡是敲击登闻鼓诉冤，阻拦压制的，治罪。”
凡是控告审理自己案件的官员，成化年间定下规则：核查控告属实，才可以抓捕审问。弘治时期，南京御史王良臣弹劾指挥周恺等人仗势贪财，周恺反过来诬告王良臣。皇帝下令南京司法官抓捕会审。侍郎杨守随上奏：“这不符合旧制度。从今往后，官吏百姓上书申诉，借机罗织审案官员罪名的，立案之后不追究诬告的这一部分；原本的案件继续审理，上书人虚言欺诈就治罪；原来审案官员枉法断案，也要治罪。”下发三法司商议，采纳这个建议。
洪武二十六年之前，刑部主事厅会同御史、五军断事司、大理寺、五城兵马指挥使司官员，当堂处置囚犯。洪武二十九年，又增加锦衣卫官员。之后，只有主事会同御史，笞杖罪当堂判决，归入案卷；奉旨办理的案件，第二天回复皇帝。
万历年间，刑部尚书孙丕扬上奏：“断案效率低下，根源在于文书往来互相牵制。判决拟定之后，刑部、大理寺各设立登记簿，刑部登记完毕，第二天就送交大理寺；大理寺审核通过，第二天交还刑部。延误差错的官员追究处分，办案流程就可以统一。当堂行刑、勘验尸伤，御史每逢三、六、九日按照惯例会同到场，其余日期只会同大理寺官员，加快处理。徒刑流刑以上，刑部大理寺详细审讯；笞杖轻罪，刑部堂官自行处置。”皇帝批准推行。
囚犯审讯完毕，应当判决的限三天处理，应当发配的限十天；超过期限，按日处以笞刑。囚犯关押拖延致死，主管官吏判处徒刑，这是旧条例。
嘉靖六年，给事中周瑯上奏：“近来狱吏苛刻，犯人无论罪行轻重，全部关押监狱；案卷不论新旧，一拖就是好几年。官员私下示意，奏疏还没拟定，囚犯已经死在狱中。偏远州县，监察力量达不到，奸猾狱卒把监狱当做牟利场所，克扣饮食折磨犯人，关押在污秽之处受尽苦楚，十个人活不下一个。
查律令规定：关押囚犯，年老有病的分散看管；犯人按照罪行轻重分开关押；枷锁镣铐、草席按时整理；凉水、取暖物资按时供给；无家可归的发放衣物；生病的给药治病；违法长期关押有处罚条文，也有下诏清理监狱的制度。这些祖宗的良法美意，应当命令官员严格执行。关押囚犯的日期，案件办结、未办结、生病、死亡情况，全部登记造册，上报长官；用结案快慢、囚犯病死多少，考核官吏，决定升降罢免。”皇帝十分赞同，下令朝廷内外，如果官员用法严酷害死百姓，立刻贬为平民，就算才干政绩出众，也不许举荐。
朝廷内外审判官员，只有死罪、盗窃重犯，才可以刑讯，其余只用普通鞭扑刑罚。酷吏滥用挺棍、夹棍、脑箍、烙铁，还有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这类刑具，或者灌鼻子、钉手指，使用粗重不打磨的竹棍竹片，鞭打脊背、脚踝造成重伤的，全部要上奏弹劾，涉案官员最重判处充军。
停止行刑的月份，立春之后到春分之前。停止行刑的日子：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共十天。
检验尸伤，照磨司领取盖刑部印的尸检图册，京城委托五城兵马司依法检验；府一级由通判、推官；州县由长官亲自检验，不能委托低级僚属。
囚犯贫穷不能自给，洪武十五年定下制度，每人每天供给一升米。洪武二十四年废除这条规定。正统二年，采纳侍郎何文渊建议，恢复旧制，赃罚收缴的破旧衣服，也分给囚犯。成化十二年，命令官府买药送交刑部，广设惠民药局医治囚犯。正德十四年，囚犯煤炭、灯油、药材，设立固定银额。嘉靖六年，运炭这类有力等级赎罪的囚犯，折算银两买米上交刑部粮仓，每年大约五百石，之后停止收米。每年冬天给囚犯发放棉衣棉裤，由提牢主事查验发放。
犯罪抄家没收财产：洪武元年制度，除谋反叛逆之外，其他罪犯只没收田地、牲畜。洪武二十一年下诏：谋逆奸党、伪造宝钞的，没收财产人口，农具耕牛还给家属。应当抄家籍没的罪名：奸党、谋反大逆、奸党恶、伪造宝钞、杀死一家三人、为首采生拆割人。《大诰》记载的十条抄家罪名，后世不再使用。
复仇的规定，只在祖父母被人殴打这一条律文出现：祖父母、父母被人杀害，子孙擅自杀死凶手，杖六十；当场立刻杀死凶手，不予治罪。其他亲属被杀害，擅自杀死凶手，杖一百。按照律条，罪犯本该处死，已经被抓捕，抓捕的人私自把犯人杀死，处罚也是这个标准。这里说的其余亲属，包含兄弟，其余情况可以以此类推。
处决囚犯：每年朝审结束，司法官把死罪名单上报请旨，刑科三次复奏，得到圣旨才行刑。地方死刑案件，冬至之前上报处决名单，会审之后行刑。
正统元年，重囚犯三次复奏完毕，还要领取驾帖，交给锦衣卫监刑官，带领校尉到法司，把犯人押赴刑场。制度还规定：临刑犯人喊冤，值守登闻鼓的给事中接收状词密封上报，同时传令校尉，赶赴刑场暂停行刑。
嘉靖元年，给事中刘济等人，因为廖鹏父子、王钦、陶杰等人有宫中靠山，担心皇帝迟疑不决，上奏：“往年三次复奏完毕，拿到驾帖已经到中午。登闻鼓还接收诉状，等到批复回来，已经将近申时；再次请旨行刑，已经过酉时，违背当众行刑示众的本意。请求今后处决囚犯，午时之前全部办完。”皇帝采纳。
嘉靖七年议定：重囚犯有冤，家属在处决前一天敲击登闻鼓，第二天午时之前下达处理；过了午时，照常行刑，不再复奏。南京处决囚犯，没有刑科复奏的制度。弘治十八年，南京刑部上奏三名决不待时犯人，大理寺已经审核同意。朝廷商议：京城重囚犯，偶尔有决不待时，审核上奏之后，刑科三次复奏，有的蒙恩继续关押等待秋审。南京没有复奏，请求等到秋后审录完毕，汇总上奏定夺。遇到罪大恶极不适合常例的，单独上奏处决，定为法令。皇帝批准。
各省处决囚犯：永乐元年制度，地方死囚满一百人，派遣御史前去监斩。弘治十三年，每年派遣官员审理处决重囚，霜降之后抵达，限期回京复命。
国家举行盛大庆典或者遇到灾荒，会颁布大赦。大赦分为常赦、不赦、特赦。十恶重罪以及故意犯罪，不在赦免之列。律文写道：“大赦诏书临时写明罪名，特意减免从轻处置的，不受这条约束。”十恶当中的“不睦”，又有遇到大赦可以宽恕的条例，也就是原本不赦免的罪行，也可以得到宽宥。如果传下大赦圣旨，没有具体写明罪名，就依旧按照常赦不予原宥的律条执行。
明仁宗拟定赦免条文三十五条，由杨士奇起草，革除永乐时期诸多弊政，后世沿用。前朝对百姓不利的政令，大多借着遗诏、皇帝登基诏书废除。拿大赦之前的旧事告发别人犯罪，就按照所告发的罪名治诬告者的罪。
弘治元年，百姓吕梁山等四人，犯抢劫杀人，判死刑，遇上大赦。都御史马文升请求免除死刑，改为充军。皇帝特意下令依照律条处斩。明世宗虽然多次暂停行刑，对待赦免格外慎重。大臣多次援引赦令，希望宽恕大礼之争、上书获罪的一众大臣，皇帝坚决不允许。
嘉靖十六年，同知姜辂残酷杀害平民，都御史王廷相上奏，应当发配口外。皇帝却特意按照诏书赦免姜辂，反过来斥责王廷相等违抗诏书。嘉靖四十一年，三座大殿完工，大臣请求颁布大赦。皇帝说：“大赦，只是小人的幸运。”不予准许。
明穆宗登基广施恩典，就算徒刑流刑犯人已经发配到服刑地点，全部允许放回，主要是为了赦免被贬谪的官员。
以上就是明代刑法的大致情况。明太祖开国，吸取元朝末年官吏贪腐泛滥的教训，严厉惩治贪官污吏。把犯法官员的罪状张贴在申明亭警示众人。又命令刑部，官员犯罪，如果宽恕罪过恢复官职，要把过错写榜张贴在家门，令其反省；不知悔改，依法严惩。多次颁布犯谕、戒谕、榜谕，全部以刑罚警示天下。
洪武十八年《大诰》成书，序言写道：“各个部门官员，倘若只顾私利，不秉公办事，一定要深挖根源，严加治罪。”三编《大诰》记载凌迟、枭首、灭族的案件，数以千计；斩首以下上万件。贵溪读书人夏伯启叔侄，砍断手指拒绝做官；苏州人才姚润、王谟，官府征召不肯前来，全部诛杀，抄没家产。“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的法条就此设立。
《大诰三编》稍稍宽容，记载进士、监生犯罪，犯过一次到四次的，还有三百六十四人。侥幸不死恢复官职，很多人带着本该处斩的罪名继续办事。
明太祖认为朝廷贪腐的根源，在于六部官员，以户部侍郎郭桓为罪魁。皇帝怀疑北平布政司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人，勾结郭桓贪赃牟利。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大量官员被处死，查获赃款七百万两，供词牵连全国各级官吏，数万人被杀。追缴赃款，辗转追逼到民间，中产家庭大多破产。当时舆论归罪御史余敏、丁廷举。有人向皇帝进言，皇帝亲自下诏书罗列郭桓等人罪状，又把右审刑吴庸等人处以极刑，平息民间怨气，说：“我下令官员清除奸邪，反倒滋生奸贼祸害百姓，今后再有这类事情，遇到大赦也绝不宽恕。”
更早还有洪武十五年空印案。每年布政司、府州县官吏，到户部核对钱粮军需账目。因为路途遥远，预先携带盖好官印的空白文书，遇到户部驳回，直接改写，成为惯例。明太祖怀疑其中有舞弊，勃然大怒，主官判处死刑，副手杖责一百，发配边疆。宁海人郑士利上书为这件事鸣冤，也被杖责充军。
这两件案子诛杀处置，已经处置过度。胡惟庸、蓝玉两大案，株连处死将近四万人。
但是明太祖也常常顾全大体，对一些案件予以宽宥。沅陵知县张杰，被判服劳役，自己上书说母亲贺氏，元末战乱守节，现在年老无人奉养。皇帝认为这件事可以教化风俗，特意赦免张杰，授予官职，让他回家奉养母亲。给事中彭与民获罪关押，他父亲上书哀告，立刻释放彭与民，一同关押的十七个人也得到赦免。死囚犯的妻妾为丈夫鸣冤，司法官请求对她们处以黥刑。明太祖认为妻子为丈夫申冤是本分，不予治罪。
都察院上报二十四名应当处死的囚犯，命令大臣会审，查出冤情，减免数人死罪。真州十八个人图谋作乱，全部处死，释放被连坐的他们的母亲、妻子。
当初那些擅长罗织罪名的酷吏开济、詹徽、陈宁、陶凯等人，后来都因为犯罪被杀。太祖也多次宣讲仁政，不愿单纯依靠刑罚。曾经到郊坛祭祀，太子随行，太祖指着路边荆棘说：“古代用荆棘做扑刑刑具，取它能够伤人，却不会严寒冻伤犯人身体。”刑部尚书开济主张律法细密严苛，太祖告诫：“抽干湖水捕鱼，小鱼也活不成；焚烧山林打猎，幼兽幼鸟都会遭殃。法律太过细密苛刻，百姓怎么保全自身？”开济惭愧谢罪。
参政杨宪希望加重刑罚，太祖说：“依靠重刑求百姓活命，就像釜底捞鱼，很难保全。”御史中丞陈宁说：“刑罚重，人们就不敢轻易犯罪；监察官吏严苛，就不会有隐瞒的罪行。”明太祖反驳：“不是这样。古代圣王制定刑罚，用来防范奸恶保护良善。唐虞时代，只是给犯人改换衣帽象征刑罚，百姓就不犯法。秦朝有凿头顶、抽肋骨的酷刑，灭三族的重诛，可是监狱人满为患，天下百姓怨恨反叛。从来没有依靠商鞅、韩非的严刑，能够实现尧舜那样太平盛世。”陈宁惭愧退下。
太祖又对刑部尚书刘惟谦说：“仁义，是养护百姓的粮食佳肴；刑罚，是惩治奸恶的药石。舍弃仁义，专门依靠刑罚，等于用药石养活百姓，怎么算得上善治。”
明太祖使用重典惩治乱世弊病，同时斟酌适中的制度留给后世。严酷的治世手段，和宽厚仁爱的诏令，互相配合，没有偏废。建文帝继位，奉行文治，一心想用仁义教化百姓。建文元年刑部上报囚犯数量，比太祖时期减少十分之三。
明成祖发动靖难战争，把忠于建文帝的大臣全部定为奸党；很多遭到灭族，挖掘坟墓，妻女发配浣衣局、教坊司，亲族贬谪充军，直到隆庆、万历年间，还在勾捕军户。敢于反对的全部杀戮，又害怕私下非议，对诽谤罪名格外看重。山阳县百姓丁钰，告发同乡诽谤朝廷，几十人获罪。司法官迎合皇帝，说丁钰才干可用，直接提拔为刑科给事中。永乐十七年，再次重申诽谤的禁令。
陈瑛、吕震、纪纲之流先后掌权，一味依靠严苛残酷博取宠信。萧议、周新、解缙很多人无罪被杀。但是明成祖内心清楚苛法的害处，偶尔也施行宽大。一名千户，把桐油灌进皮鞭打人，刑部只打算判杖刑，成祖下令一并罢免他官职。司法官上奏冒领官粮的犯人，请求立刻处斩，成祖下令重新复奏，说：“这是我一时发怒，做得过分，按照法律处置。从今以后死刑，必须五次复奏。”
明仁宗天性仁厚宽恕。刚刚即位，对金纯、刘观说：“你们都是国家大臣，如果我处理刑罚失当，一定要坚持上奏，我愿意听从好的意见。”于是召见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到御榻前，告诫：“近年司法官滥用刑罚，我怎么会不知道。他们拟定大逆不道罪名，很多是罗织捏造。先帝多次严厉告诫。死刑一定要四五次复奏，可是司法官毫不在意，甘心做酷吏而不知羞愧。今后审理重囚犯，你们三人一定要一同参与审讯。有冤屈，就算案情微小，也要上报。”
洪熙元年二月，告谕都御史刘观、大理寺卿虞谦：“过去司法官把诬陷人当做功劳。有人随口谈及国事，就定诽谤大罪，家破人亡，无从申辩。才过去几个月，这种风气又要抬头。治国最重要的是广开言路，最忌讳忌讳言论，为什么要禁止诽谤？”回头对杨士奇等人说：“这件事写进诏书颁布天下。”
于是杨士奇遵照旨意，写进己丑诏书：“如果我一时愤恨，律条之外使用抄家、凌迟酷刑，司法官要再三坚持反驳；三次驳回不被采纳，就五次上奏；五次还不允许，会同三公大臣一起上奏，直到皇帝听从才罢休，定为永久制度。文武官员不许滥用鞭打脊背这类酷刑，不许擅自使用宫刑断绝人后代。自行阉割的，以不孝治罪。除谋反大逆，其余犯罪只惩罚本人，不许一概连坐。告发别人诽谤的，不予受理。”仁宗在位不到一年，仁政恩惠遍及天下。
明宣宗继承仁宗的政策，推行很多仁政。宣德元年，大理寺驳回猗氏县民妇王骨都杀丈夫的冤案，皇帝严厉斥责刑官，刑部尚书金纯等人谢罪，事情才了结。义勇卫军士阎群儿等九人被诬告为盗贼，判处斩首。家人敲击登闻鼓鸣冤，复查确认不是盗贼。宣宗下令释放阎群儿等人，严厉斥责都御史刘观。
之后每次上奏囚犯案卷，皇帝神色悲伤，甚至停下御膳。有时亲手把案卷放到一边，对身边人说：“告诉刑官，从轻处理。”
一天在文华殿和大臣讨论古代肉刑。侍臣回答：“汉朝废除肉刑，百姓就轻易犯法。”宣宗说：“这取决于教化，和肉刑存不存在没有关系。舜的律法，流放可以赎罪，四凶的惩罚只是流放诛杀。可以看出当时施加肉刑的，全都是重罪，不会滥用。况且汉朝承接秦朝弊政，还有藏书治罪的律法，如果普遍恢复肉刑，受害的人就太多。”第二年编撰《帝训》五十五篇，其中一篇就是体恤刑狱。
武进伯朱冕上奏：“派遣舍人林宽押送一百一十七名囚犯戍边，真正到达卫所的只有五十人，其余都死在路上。”宣宗大怒，命令司法官彻底追究罪责。
宣宗年年颁布宽大诏令，多次审录囚犯释放，一次释放可达三千人。告诫刑官：“我担心囚犯病死狱中，所以宽宥，这不是永久制度。”当时官吏缴纳一百石或者五十石米，可以赎杂犯死罪；军民百姓减免两成。边疆卫所犯人缴纳十二石，辽东缴纳二十石，赎罪标准过轻。但是宣宗严厉惩治贪官，文职官员贪赃，全部严格依法判决。所以刑罚宽和，贪腐风气没有过分猖獗。但是明朝对结党陷害的惩罚很重。都御史夏迪到常州催征粮食，御史何楚英诬告他收受贿赂。各个部门害怕获罪，明知夏迪蒙冤，不敢申辩。夏迪最终被贬为驿夫，愤懑而死。就算宣宗仁厚，依旧有大臣含冤死去，这是制度的弊病。
明英宗之后，仁宗、宣宗的仁政走向衰落。正统初年，三杨主持朝政，还恪守祖宗法度，禁止官员罗织罪名构陷。刑部尚书魏源借着旱灾上报疑难案件，请求命令巡抚审录；没有巡抚的地方，交由巡按。清军御史、行在都察院，也上报疑难案件，统一审录。
御史陈祚上奏：“司法官断案，常常违背法律，一味严苛。比如户部侍郎吴玺，弹劾主事吴軏行为放荡，本该判处举荐人才失察的罪名，却援引‘上奏心怀规避’律条，拟判斩刑。吴軏自杀，狱卒致人死亡，律条有递减处罚，却援引‘事理重者’，一概杖责。根据人情制定法律，祖宗防范考虑周全，司法官却故意把轻罪重判，有损朝廷仁厚。今后胡乱援引重刑律条的，按照变乱旧法治罪。”皇帝认同，下发告诫。
正统六年，王振开始扰乱朝政，多次羞辱大臣，刑狱制度大乱。侍讲刘球上奏十件事，其中说：“上天降下灾异，大多因为刑罚处置不公。应当把断案交给司法官，徇私判案就治罪。就算犯人冒犯皇帝，就像汉朝有人冲撞皇帝车架、盗取玉环的案子，也要听从张释之坚持依法判决。”皇帝没有采纳。刘球也因为这份奏疏触怒王振，死在狱中。很多残酷事件，大多王振所为，英宗本心还算宽厚。
正统十一年，大理寺卿俞士悦上报斗殴杀人等案件一百多人，请求宽宥，全部免死充军。景泰年间，阳谷县主簿马彦斌判处斩首，儿子马震请求代替父亲去死。皇帝特地赦免马彦斌，把马震编入边军。大理少卿薛瑄上奏：“司法官拟定判决，经常额外添加主观评语上奏，歪曲律法本意。”下诏审判案件完全依照律条，不许随意添加参语。景泰六年，借着灾异清理全国刑狱，保全很多人命。
天顺时期，诏狱大量兴起，三法司、锦衣卫监狱积压很多没有结案的囚犯，官吏泄露案情谋取私利。都御史萧维桢依附徐有贞，枉杀王文、于谦。刑部侍郎刘广衡，又以伪造皇帝文书的罪名，判处徐有贞斩刑。之后锦衣卫四处抓人，天下人心惶惶。但是霜降之后会审重囚，确实从天顺年间开始。成化初年，刑部尚书陆瑜上奏，正式推行朝审。案件上报，案情可怜可疑的，免去死罪发配充军，后世沿用，百姓得到法外恩典。
明宪宗即位，敕令三法司：“朝廷内外文武大臣，除贪赃犯罪之外，档案记录的过往罪行，全部清除。”之后每年照此办理。成化十年，将要处决囚犯，临近冬至，特意下令过完冬至再行刑。谏官上奏，冬至之后行刑不合天时，于是改到第二年冬天。
山西巡抚何乔新，弹劾拖延处理案件的佥事尚敬、刘源。并且上奏：“二司官员积压案件半年以上，应当上奏逮捕审问。”皇帝说：“刑狱是大事，《周书》说审案，要思考五六天乃至十天，那是案情没有查清的时候。案情查清，就应当判决。无辜关押，很多人死在狱中，等于刑官杀人。律法专门写有非法关押囚犯的罪名，把何乔新的奏疏颁布全国。”
定下制度：盗贼赃物证据不足，人命案件没有勘验，就滥用酷刑，导致犯人死在监狱。查清官员故意过失，无论军民官吏，按照酷吏条例贬为平民。侍郎杨宣的妻子凶悍善妒，害死十几个婢女。刑部按照命妇犯法律条拟定，皇帝特意命令杖责五十。宪宗施政多有缺失，但对待刑狱十分谨慎，只有少数处置失当。曾经想要杀掉一名囚犯，不许复奏。御史方佑坚持请求复奏，宪宗发怒，杖责贬谪方佑。吉安知府许总获罪，宦官黄高唆使司法官拟斩刑。给事中白昂请求先审录，皇帝不听，连夜把许总处决。
明孝宗即位，赦免四十八名原本要处决的死囚。弘治元年，知州刘概因为妖言罪判斩刑，王恕力争，改为长期关押。弘治末年，刑部尚书闵珪审理重大案件，违背皇帝旨意，奏疏迟迟不批复。皇帝和刘大夏谈起这件事，刘大夏回答：“大臣执法尽忠，闵珪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对。”皇帝说：“从古到今君臣，有过这种情况吗？”刘大夏回答：“我小时候读《孟子》，瞽瞍杀人，皋陶就要抓捕他。闵珪坚持律法，不该过多责怪。”皇帝点头，第二天下发奏疏，批准闵珪的判决。
孝宗时期历任刑部尚书何乔新、彭韶、白昂、闵珪，都持法公平，天下称颂皇帝仁德。
正德五年，会审重囚犯，只减免两个人的死刑。当时监狱冤屈遍地，李东阳借着大风阴霾天象上书，才准许稍加宽恤。刑官害怕得罪刘瑾，上报的减刑只有这点。之后把流贼赵鐩等人在闹市凌迟，剥下六个为首贼人的人皮。司法官上奏祖训禁止这样做，武宗不听，还用人皮制作马鞍脚蹬，武宗时常骑乘。杖责直言大臣，以武宗朝最为残酷。
明世宗即位七个月，借着日精门火灾，清理冤狱，命令重审三十八名缓死囚犯，廖鹏、王瓛、齐佐等人也在名单当中。给事中李复礼等人上奏：“廖鹏等人都是江彬、钱宁的党羽，国法必须诛杀。”于是依旧关押，后来陆续伏法。
世宗杖责大礼之争的大臣之后，刻意打压朝臣。嘉靖六年，命令张璁、桂萼、方献夫代管三法司，重新审理李福达案，打算按照奸党律治马录的罪。杨一清极力抗争，马录改为充军，受牵连四十多人。张璁等人把这件事当做功劳，请求皇帝编撰《钦明大狱录》颁行天下。这个案子治罪的，大多是张璁三人平素的仇人。拿祖宗律法，当做权臣排挤异己的工具，世宗却没有醒悟。
嘉靖八年，京城百姓张福杀害母亲，诬告是张柱杀人。刑部郎中魏应召复查查明真相。但是张柱是武宗皇后家的家仆，世宗有心要置张柱于死地，命令侍郎许讚全部推翻供词，把都御史熊浃、魏应召投入监狱。
之后世宗猜忌越来越重，冤假错案变多，虽然偶尔下令宽恤，内心却偏向严苛。曾经对辅臣说：“连年借着灾异停止行刑，如今又到刑科三次复奏请旨。死刑事关重大，盗取皇家陵庙器物、殴打辱骂父母大伤人伦伦理的，直接处决；其余交给司法官重审，和你们一同斟酌，务必慎重。”当时人认为这番话识大体。
过了几年，大理寺奉旨上报可以减免死刑的囚犯。世宗认为这些人本不该赦免，大理寺借恩典纵容奸人，贬黜大理寺丞以下多名官员。嘉靖九年开始，借着秋祭斋醮停止处决犯人，之后有时借着祥瑞、郊祀大典，每年都会暂停行刑。但是多次斥责执法官员，指责他们拖延请旨，拖到冬至前夕，博取施恩的虚名。削去刑部尚书吴山官职，降调刑科给事中刘三畏等人。
世宗中年大肆诛杀，内阁首辅夏言也不能幸免。嘉靖三十七年，皇帝下达亲笔谕旨：“地方官员很多不称职，随心所欲作威作福。湖广幼民吴一魁两条人命含冤受刑之后，母亲又被抓捕，处境窘迫，无处申诉，不远万里到皇宫叩门告状。由此推想，蒙受冤屈压抑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你们应当尽快体察朕的心意，多加体恤怜悯。还要颁布诏令到全国，让所有人都明白这份心意。”这道诏书，满含哀痛悲悯的情思。嘉靖末年，主事海瑞上书直言触犯皇帝，刑部拟定判处死刑。皇帝把海瑞的奏疏扣下不批复，海瑞得以长久关押在狱中。穆宗即位，徐阶揣摩先帝心意草拟遗诏，全部召回被贬斥流放的大臣，抚恤死去的臣子，释放关押在牢狱里的囚犯。读到这份诏书的人没有不叹息感慨的。
万历初年，冬天皇帝已经三次下诏停止行刑。万历五年九月，司礼太监孙得胜又传下圣旨：“奉圣母太后谕旨，皇帝大婚日期临近，命令内阁大臣对于三复奏的死刑案件，草拟圣旨免除行刑。”张居正上奏说：“祖宗旧有的制度，凡是犯下死罪审讯清楚之后，依照律法在闹市处死。嘉靖末年，世宗皇帝因为设坛祭祀求仙，才有暂时停止处决犯人的命令，间或由皇帝御笔勾决，酌情处决犯人。这只是近年姑息纵容的弊病，并不是祖宗旧制。臣等仔细阅览这些囚犯的罪状，全都是灭绝天理、败坏人伦的重罪。圣母只看见罪犯被诛杀值得怜悯，却不知道被他们残害的人，都在九泉之下含冤怀愤，如果不为这些受害者洗雪痛苦，怨恨的戾气冲犯上天祥和之气，造成的伤害一定很大。现在不执行死刑，年复一年，囚犯塞满监狱，既耗费看守防卫的人力物力，又违背国家典章制度，对于国家政务体制来说错处极大。”给事中严用和等人也上奏发表相同意见。皇帝最终下诏采纳张居正等人的意见。万历十二年，御史屠叔明请求释放建文时期忠臣的外亲。皇帝下令：除齐泰、黄子澄之外，方孝孺等人受牵连获罪的家属，全部核查赦免。神宗天性仁慈柔和，唯独厌恶直言进谏的官员。从万历十二年到三十四年，朝廷内外官员被廷杖、流放、贬为平民的达到一百四十人。后来皇帝不再上朝，刑罚很少动用，死刑囚犯多次下令停刑赦免。天启年间，酷刑使用繁多，相关内容另见别处，这里不再详细叙述。
庄烈帝即位，诛杀魏忠贤。崇祯二年，钦定阉党逆案，分为六等处置，天下百姓拍手称快。然而此时承接神宗朝政务废弛、熹宗朝朝政昏乱的局面，崇祯皇帝一心想要整顿治理，施用刑罚十分严苛，很多大臣被投入监狱。崇祯六年冬天审核囚犯，皇帝身穿素色衣服驾临建极殿，召见内阁大臣商议定案，温体仁没有平反一件冤案。陕西华亭知县徐兆麒到任才七天，城池陷落，被判处死刑。皇帝内心怜悯他，温体仁却不肯出手救助。崇祯十一年，南京通政徐石麒上疏营救郑三俊，趁机进言：“陛下登基以来，被载入罪犯名册的大臣有几千人，监狱都被塞满。就算案情与律法完全契合，尚且值得同情，更何况很多人是在皇帝威严震慑之下被迫认罪。官员只会顺从皇帝旨意，没有人为案情挽回公道；只会揣测上意，没有人补救冤屈。案件株连牵扯，很多人九死一生，这哪里是圣人慎用刑罚的本意呢！”皇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这年冬天，因为彗星出现，下诏停止行刑。凡是涉及边防疆土、钱粮、剿灭流寇的案件，诏令刑部五天之内审理结案。崇祯十二年，御史魏景琦在西市监斩囚犯，御史高钦舜、工部郎中胡琏等十五人即将被处斩，宦官本清奉命快马赶来传达赦免旨意，于是释放十一人。第二天，魏景琦回朝奏报，遭到斥责，被关进锦衣卫监狱。原来是有囚犯喊冤，请求暂停行刑请示皇帝，魏景琦仓促之间没有分辨处置，因此获罪。崇祯十四年，大学士范复粹上疏请求清理监狱，说道：“监狱当中获罪的文武大臣有一百四十多人，实在令人痛心。”奏疏没有得到批复。这个时候国家局势一天天危急，朝廷只会用严酷的律法管束群臣，大臣补救过错都来不及，终究没能挽救国家的败亡。
志第七十一·刑法三
明朝创立的、不符合古代旧制的刑法，有廷杖、东厂、西厂、锦衣卫、镇抚司诏狱这几类。这几种制度，杀人手段极其残酷，却不受国家正式律法约束。后世沿袭施行，到明朝末年达到极致。朝廷内外官员百姓的性命，全都交由武夫、宦官掌控，实在令人叹息。
明太祖曾经和侍从大臣讨论对待大臣的礼仪。太史令刘基说：“古时候公卿大臣犯了罪，端着盛水的盘子、摆放佩剑，到专门的囚禁处所自尽，不会轻易折辱他们，以此保全大臣的体面。”侍读学士詹同于是呈上《大戴礼记》以及贾谊的奏疏，并且说：“古时候刑罚不加于大夫阶层，用来勉励官员懂得廉耻。能做到这样，君主和臣子之间的恩情礼节才能两全。”太祖十分认同这番话。
洪武六年，工部尚书王肃犯法，应当处以笞刑。太祖说：“六部尚书地位尊贵，不应该因为小过失受辱。”下令允许用俸禄抵赎罪罚。此后大臣因为过失获罪，准许用俸禄赎罪，就从这件事开始。但是永嘉侯朱亮祖父子都被鞭笞致死，工部尚书薛祥死于廷杖之下，所以上书的大臣纷纷进言，大臣可以诛杀，不应当加以侮辱。廷杖的刑罚，也是从明太祖开始出现。宣德三年，皇帝恼怒御史严皑、方鼎、何杰等人沉湎酒色，长期不参加朝会，下令给他们戴上枷锁示众。从此言官开始有戴枷锁受罚的情况。到正统年间，王振专权，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瑺，国子监祭酒李时勉都遭受这种羞辱，在大殿台阶上行杖责，渐渐成为惯例。成化十五年，汪直诬陷侍郎马文升、都御史牟俸等人，下诏斥责给事中、御史李俊、王浚等五十六人包庇纵容，对其中二十人施以廷杖。正德十四年，因为大臣劝谏阻止皇帝南巡，舒芬、黄巩等一百四十六人遭受廷杖，十一人被打死。嘉靖三年，大臣争论大礼议事件，丰熙等一百三十四人受廷杖，十六人死亡。嘉靖中期刑罚越发严苛，就算高级大臣也免不了被杖责羞辱。宣大总督翟鹏、蓟州巡抚朱方因为过早撤除边防，宣大总督郭宗皋、大同巡抚陈燿因为敌寇攻入大同，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卿沈良才因为审理丁汝夔案件进度迟缓，戎政侍郎蒋应奎、左通政唐国相因为子弟冒领军功，全都被逮捕廷杖。朱方、陈燿死在杖下，彭黯、屠侨、沈良才等人受完杖责之后，立刻被命令处理公务。公卿大臣遭受这般屈辱，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又因为元旦朝会行礼，皇帝迁怒六科给事中张思静等人，全都穿着朝服接受廷杖，天下人无不惊骇。四十多年之间，被廷杖打死的朝廷官员，是前代的好几倍。万历五年，因为劝谏张居正夺情事件，吴中行等五人被廷杖。之后卢洪春、孟养浩、王德完等人也都遭到杖责，最重的被打一百杖。后来皇帝越发厌恶进言的官员，很多奏疏扣留在宫中不批复，廷杖渐渐不再使用。天启时期，太监王体乾奉诏令举行全国会审，重责外戚李承恩，以此讨好魏忠贤。于是万燝、吴裕中被杖毙，谏官们极力抗争也没有效果。内阁大臣叶向高说：“几十年不再使用的弊政，十几天之内接连发生，万万不能再施行。”魏忠贤才停止廷杖，但是把想要除掉的人全部投入镇抚司监狱，士大夫更是几乎没有能够保全性命的。
南京施行廷杖，始于成化十八年。南京御史李珊等人因为年成饥荒请求赈灾。皇帝挑出奏疏里面的错别字，命令锦衣卫官员到南京午门之外，每人杖责二十，由守备太监监督行刑。到正德年间，南京御史李熙弹劾贪官触怒刘瑾，刘瑾假传圣旨将他杖责三十。当时南京禁卫很久没有执行过杖刑，挑选士兵演练好几天，才行刑，李熙几乎被打死。
东厂的设置，始于明成祖。锦衣卫监狱，明太祖曾经使用过，后来下令废止，重新启用也是在永乐年间。东厂和锦衣卫互相依仗，所以世人合称厂卫。当初成祖从北平起兵，刺探宫廷内部的消息，大量任用建文帝身边的人充当耳目。所以登基之后专门倚重宦官，在东安门北边设立东厂，让亲信宦官掌管，侦查搜捕谋反、传播妖言、大奸大恶之人，权势和锦衣卫相当，这是迁都北京之后的事。不过锦衣卫指挥使纪纲、门达等人深受皇帝宠信，交替掌权，东厂的权势比不上锦衣卫。到明宪宗时期，尚铭掌管东厂，又另外设立西厂负责侦查事务，由汪直统领，西厂的侦查骑兵人数是东厂的两倍。从京城到全国各地，四处打探情报，就算藩王府邸也不能幸免。汪直被罢官之后又被起用，前后掌权六年，蒙冤而死的人接连不断，权势远远超过锦衣卫。恰逢汪直多次出京监管军队，大学士万安于是上奏：“明太宗建都北京，命令锦衣卫官校侦查案件，还担心外朝官员徇私，所以设立东厂，由宦官掌管，运行五六十年，已经有固定的规矩。过去发生妖狐夜出的事件，人心惶恐不安，劳烦陛下费心，增设西厂，专门任命汪直负责侦查，用来防备意外，只是权宜之计，安抚人心。之前西厂造成的种种纷扰，臣不再多说。如今汪直镇守大同，京城所有人都认为撤销西厂是好事。恳请陛下降下圣旨废除西厂，官校全部回到原来的锦衣卫，这是国家的大幸。”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尚铭独掌东厂，没过多久也被罢黜。弘治元年，员外郎张伦请求废除东厂，奏疏没有得到回复。但是孝宗为人仁厚，厂卫不敢肆意妄为，掌管东厂的罗祥、杨鹏，只是恪守本职而已。
正德元年，诛杀东厂太监王岳，任命丘聚接替他，又设立西厂交给谷大用掌管，二人都是刘瑾的党羽。东西两厂争相揽权，派遣巡逻侦查的差役到全国各地打探消息。南康吴登显等人划船竞渡嬉戏，结果身死，家产被抄没。偏远州县，看见身穿华美衣服、骑着快马、说京城口音的人，百姓纷纷躲避。地方官员听说消息，暗中送上贿赂。于是无赖之徒趁机作恶，天下百姓人人自危。而锦衣卫指挥使石文义也是刘瑾的心腹，东厂西厂锦衣卫势力合为一体。刘瑾又把惜薪司的外薪厂改为办事厂，荣府旧仓库旧址设立内办事厂，由自己亲自掌管，京城称之为内行厂，就连东厂、西厂也在它的监视范围之内，刑罚更加残酷。刘瑾还定下新规：无论罪行轻重，全都处以杖刑，永远流放戍边，或者戴上枷锁发配。枷锁重达一百五十斤，戴上之后几天之内人就会死亡。尚宝卿顾璿、副使姚祥、工部郎张玮、御史王时中等官员都没能幸免，濒临死亡之后才被贬谪戍边。御史柴文显、汪澄因为微小罪名被处以凌迟。官吏军民被非法处死的有几千人。刘瑾被杀之后，西厂、内行厂全部撤销，唯独东厂保留。张锐掌管东厂，和锦衣卫指挥使钱宁一同借着侦查案件肆意罗织罪名陷害他人，厂卫的名号从此声名大噪。
嘉靖二年，东厂芮景贤任用千户陶淳，制造很多冤案。给事中刘最上奏弹劾，被贬为广德州判官。御史黄德用奉命乘驿车前往。恰逢一个叫颜如环的人和他同行，用黄色包袱装行李。芮景贤立刻上奏告发，把他们逮捕下狱，刘最等人分别被判流放戍边。给事中刘济进言：“刘最的罪过不至于流放戍边。况且案件由宦官抓捕审讯，武夫拷打审问，最终由宫中直接降下圣旨裁决，拿什么向天下昭示法度？”奏疏没有批复。这个时候朝廷裁撤全国镇守太监，但是大臣固守旧例，认为东厂是祖宗设置，不能废除，却不知道东厂并不是明太祖定下的制度。不过世宗管束宦官十分严格，宦官不敢肆意妄为，东厂权势远远比不上锦衣卫指挥使陆炳。
万历初年，冯保以司礼监太监身份兼管东厂，在东上北门北面新建东厂，称为内厂，原先的东厂称为外厂。冯保和张居正制造王大臣案，想要诛灭高拱全族，锦衣卫指挥使朱希孝极力阻止，高拱才得以无罪，这时锦衣卫还没有完全依附东厂。万历中期，矿税使多次外出祸害地方，东厂的张诚、孙暹、陈矩都处事平和。陈矩审理妖书案，没有大肆株连滥捕，当时人们多有称赞。加上皇帝也无心严苛纠察，刑罚使用稀少，厂卫监狱里面甚至长出青草。到天启年间，魏忠贤以秉笔太监身份掌管东厂，任用锦衣卫指挥使田尔耕、镇抚司许显纯一伙人，专门依靠残酷暴虐压制朝廷内外，厂卫的祸害达到顶峰。
凡是掌管司礼监印信的宦官，下属称呼他为宗主；掌管东厂的，叫做督主。东厂没有专门设置官员，设掌刑千户一名，理刑百户一名，也叫做贴刑，这些人都是锦衣卫的官员。东厂的差役全部从锦衣卫挑选，挑选最机灵狡黠的人充任。差役头目叫档头，帽子顶端尖锐，身穿青色素色的褶衣，系小绦带，脚穿白皮靴，专门负责侦查窥探。档头手下有若干番子作为办事人员。京城里面的亡命之徒，靠敲诈钱财、挟私报复过日子，把东厂办事人员当做靠山。打探到一件隐秘的事情，就秘密禀报档头，档头根据事情大小，先付给这些人钱财。打探案件叫“起数”，付给的钱财叫“买起数”。拿到线索之后，档头带领番子到涉案人家中，在两边坐下监视，叫做“打桩”。番子就直接闯入家中抓捕审讯。就算没有证据、没有官方文书，只要贿赂给够，就直接离开。稍微不能满足他们，就拷打犯人，叫做“乾醡酒”，又叫“搬罾儿”，痛苦程度比官府正式刑罚重十倍。还授意犯人攀咬有权势的人；有权势的人送出大量钱财，就平安无事；如果舍不得给钱，给的钱财不够，立刻上报皇帝，把人丢进镇抚司监狱，很快就会被处死。每月初一，东厂几百差役，在庭院抽签分派任务，分头监视各个官府。监视六部等官府会审大案、北镇抚司拷问重犯，叫做“听记”；监视其他官府以及各个城门，叫做“坐记”。某个官员做了某件事，某个城门查获什么奸情，小吏把情况写成报告交给坐记人员，上报东厂，叫做“打事件”。报告送到东华门，就算是深夜，也从门缝递入宫中，直接避开旁人送到皇帝面前。所以无论事情大小，皇帝全都能够知晓。就连百姓家里柴米油盐这类琐事，宫里有时拿来当做笑谈，朝廷上下人人惶恐，没有不害怕“打事件”的。锦衣卫的办案方式和东厂类似，但是锦衣卫必须写奏疏，才能上报皇帝，因此权势远远比不上东厂。曾经有四个人夜里在密室饮酒，其中一人喝醉大骂魏忠贤，另外三个人吓得不敢出声。骂声还没结束，东厂番子就把四个人抓到魏忠贤那里，当场把骂人者凌迟处死，还赏赐另外三个人钱财。三个人吓得魂飞魄散，一动不敢动。
庄烈帝即位，魏忠贤伏法被杀，王体乾、王永祚、郑之惠、李承芳、曹化淳、王德化、王之心、王化民、齐本正等人相继掌管东厂，告密揭发的风气从来没有停止。王之心、曹化淳凭借侦查奸邪的功劳，让自己的弟弟侄子受荫封为锦衣卫百户；王德化以及东厂理刑吴道正等人打探内阁大臣薛国观的隐秘事情，薛国观因此被逼死。当时锦衣卫指挥使长久畏惧东厂的威势，大多俯首听命于东厂。崇祯十五年，御史杨仁愿上奏：“高皇帝设立官职，并没有专门侦查告密的衙门。臣子有不法行为，由谏官公开弹劾，没有私下诬告揭发。后来为了肃清京城，才设立东厂。臣任职南城，审理的很多诉讼案件，都是百姓控诉有人假冒东厂差役加害自己。假冒东厂尚且造成这么多祸害，更何况真的东厂呢？这是日积月累形成的积弊。所谓积弊，就是朝廷考核侦查案件的数量，东厂番役就出钱购买案件线索；收了钱财的人甚至引诱普通人去做奸盗之事，再把这件案子卖给番役，番役不问线索来源，引诱别人犯罪的人分了钱财就离去。有人怀着私仇出面告发，罗织重罪陷害别人，挟私报复的人都能得逞。希望放宽东厂侦查任务的考核，东厂考核压力减轻之后，番役买线索、卖线索的风气才可以平息，根深蒂固的弊病或许能够稍稍缓解。”之后他又恳切上奏，不应当派遣缇骑四处抓人。皇帝于是告诫东厂，侦查只限于谋反、败坏人伦的重罪，其他作奸犯法的案件，交给地方官府处理，东厂不要插手；同时告诫锦衣卫校尉，不许横征勒索。但是皇帝反而更加依赖厂卫，一直到国家灭亡都没有改变。
锦衣卫监狱，就是世人所说的诏狱。古时候案件诉讼归司寇掌管。汉武帝开始设置二十六所诏狱，历代制度时有增减变化。五代唐明宗设立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是天子直接统领军队的官职。到后汉设有侍卫司监狱，重大案件都在这里判决。明朝锦衣卫诏狱和它相近，关押囚犯手段残酷，没有比这里更害人的地方。
明太祖时期，全国重罪囚犯押送到京城，关押在锦衣卫监狱，多次兴起大案，很多案子交由锦衣卫审理处置，诛杀的人很多。后来太祖全部烧毁锦衣卫刑具，囚犯转交刑部审理。洪武二十六年，明确下达禁令，下诏朝廷内外案件不许交给锦衣卫，大小案件全部经过三法司审理。明成祖宠信纪纲，让他管理锦衣卫亲兵，重新掌管诏狱。纪纲于是任用党羽庄敬、袁江、王谦、李春等人，借职权制造千百件奸恶案件。过了很久，纪纲被灭族，但是锦衣卫掌管诏狱的制度照旧，洪武年间的禁令被废弃不用。英宗初年，管理锦衣卫的刘勉、徐恭都谨慎守法。王振掌权，任用指挥使马顺流毒天下，给李时勉戴枷锁、杀害刘球，都是马顺做的。景帝初年，有人上书揭发官校侦查案件的弊端，皇帝严厉斥责锦衣卫长官，下令侦查得来的案件送交法司审理，诬告陷害的人从重判罪。英宗复辟之后，召见李贤，屏退左右，询问朝政得失。李贤趁机极力陈述锦衣卫官校随意抓人的危害。皇帝认同他的说法，暗中核查情况属实，于是召见锦衣卫长官告诫。后来侦查弋阳王败坏伦常的案子查证属于诬告，皇帝再次严加告诫。但是这个时候指挥使门达、镇抚逯杲依仗皇帝宠信，就连李贤也多次遭到他们罗织陷害。门达派遣旗校到全国各地抓人，逯杲还定下指标，以抓捕人多作为功劳。千户黄麟前往广西，抓捕御史吴祯回京，索要二百多套刑具，全国进京朝觐的官员很多人获罪。逯杲死后，门达同时掌管镇抚司。门达构陷指挥使袁彬，逮捕审讯，五种酷刑轮番施加，袁彬才勉强保住性命。朝廷官员杨璡、李蕃、韩祺、李观、包瑛、张祚、程万钟等人都戴着枷锁被抓捕，在路上喊冤的人不计其数。自从纪纲被杀之后，他的党羽稍稍收敛；正统年间祸害再起；天顺末年为祸更加猖獗，朝廷内外人人自危。李贤虽然极力上书劝谏，也无法挽救。
镇抚司原本负责处理案件诉讼，一开始只设立一个司，和外地卫所相同。洪武十五年增设北镇抚司，把军匠等事务交给南镇抚司，于是北镇抚司专门掌管诏狱。不过大案审讯完毕，还是送交法司拟定罪名，不会自己整理完整狱词。成化元年，才下令案件复奏的时候附上审讯意见，法司更加受到牵制。成化十四年，专门铸造北镇抚司印信，一切刑狱案件不用禀报锦衣卫指挥使；就算锦衣卫下发的案子，北镇抚司也可以直接上奏请示皇帝可否，锦衣卫指挥使不能过问。所以镇抚司官员品级不高，权力却一天天变大。一开始锦衣卫监狱依附锦衣卫衙门，到门达掌管刑狱，又在城西修建监狱，关押囚犯杂乱不堪。门达倒台之后，听从御史吕洪的建议，拆毁这座监狱。成化十年，都御史李宾上奏：“锦衣卫镇抚司多次查获妖书图册，内容都是荒诞虚妄。普通百姓无知，容易被迷惑。请求把以往这类书籍名目全部抄录，张贴告示通告天下，让百姓知道躲避，避免触犯刑律。”皇帝批复准许。但是侦查人员诬告陷害依旧没有停止。成化十三年，抓捕宁晋人王凤等人，诬陷他和盲人接收妖书、伪造官职，还诬陷当地乡官知县薛方、通判曹鼎和他们同谋，派兵包围二人家里，严刑拷打逼迫他们认罪。薛方、曹鼎家中多人喊冤，交给法司查验，查明实情，办案官员犯下谎报妖言之罪，按律应当斩首。皇帝只是告诫不许残害无辜，并没有治办案者的罪。同年，命令锦衣卫副千户吴绶到镇抚司一同审理案件。吴绶为人狡诈阴险，依附汪直得到提拔。后来知道舆论不容许自己胡作非为，对于无罪下狱的文臣，不再施加拷打，违背汪直心意，被罢官。当时只有锦衣卫指挥使朱骥执法公平，审理妖人案件没有冤案。诏狱移交下来的案子，只用轻杖，皇帝曾经派宦官责问他，他也不改做法，世人因此称赞他。弘治十三年，下诏给法司：“凡是厂卫送来的囚犯，要秉公审讯，有冤屈就要为他们辩白，不要拘泥厂卫送来的现成案卷。”正德年间，锦衣卫指挥使石文义和张采内外勾结作威作福，当时被称作刘瑾的左膀右臂。不过石文义常常侍奉刘瑾，不处理具体刑狱，办事的是高得林。刘瑾被杀，石文义被处死，高得林也被罢官。之后钱宁掌管锦衣卫，再次肆意妄为，后来因为谋叛被杀。
世宗即位，裁撤锦衣卫传奉官十六人，裁减旗校十五人，又告诫侦查办案的官校，只查谋逆、妖言、人命、强盗这类重案，其他民间诉讼以及外地州县的事情，不许插手。没过多久，很多案件依旧交给镇抚司，镇抚司勾结宦官，经常巧妙罗织罪名害人。恰逢太监崔文贪财谋私事情败露，案子交给刑部，不久宫中直接下旨移交镇抚司。刑部尚书林俊上奏：“祖宗时代把刑狱交给三法司，事情无论大小，全都公平审讯。自从刘瑾、钱宁掌权，专门依靠镇抚司，罗织制造大量冤案，法度遭到严重破坏。如今革新朝政，不应该因为小事破坏国法。”皇帝不听。林俊又上奏：“这条路一旦打开，恐怕以后有重罪犯人，就会走宫内传旨的门路谋求免罪，实在是开启祸乱的根源。”御史曹怀也劝谏说：“朝廷完全依靠镇抚司，三法司就可以空置，刑官都会变成多余的职位。”皇帝全都不予采纳。嘉靖六年，侍郎张璁等人上奏：“祖宗设立三法司，纠察官员奸邪，审理案件；设立东厂、锦衣卫，抓捕盗贼，查究奸恶之人。从今往后贪官冤案依旧交给三法司，如果法司徇私枉法，才允许厂卫检举察觉。盗贼奸恶案件交给厂卫，但是必须送交法司拟定罪名。”皇帝下诏照这个建议执行。但是官校随意抓捕人的情况依旧如故。给事中蔡经等人上奏陈述危害，希望停止派遣他们出外办案。尚书胡世宁请求采纳这个意见。詹事霍韬也说：“刑狱交给三法司就足够了，锦衣卫又横加干涉。从前汉光武帝看重名节，宋太祖不对士大夫施加刑罚，之后忠义之士争相舍身报国。士大夫犯罪交到刑官手里，已经是屈辱。犯重罪，可以罢官、处死，却派众多官校抓捕，脱去官服，戴上枷锁。早上还位列朝堂，晚上就关进监狱，刚直的志气消磨殆尽。等到复查查明无罪，又重新穿上官服上朝，武夫差役还会指着他们说：‘这个人，是我羞辱过的；那个人，是我抓捕关押的。’小人毫无顾忌，君子的气节就容易被摧折。这就是豪杰之士向往山林归隐，乱世很少有为气节赴死的臣子的原因。希望从今以后东厂不要参与朝会礼仪，锦衣卫不要掌管刑狱。士大夫获罪，贬谪、罢官、处死都可以，不要施加杖责枷锁，以此培养官员廉耻之心，振奋人心，激励士人气节。”皇帝认为霍韬越位妄言，不予采纳。按照旧制，凡是朝会，厂卫下属和五百名校尉，列队侍奉在奉天门下纠察礼仪。大臣礼仪失当，立刻剥去官服，抓到镇抚司监狱，杖责之后才释放，所以霍韬才说到这件事。等到万历时期，礼仪失当的官员不再投入监狱，只是罚俸禄而已。世宗记恨张鹤龄、张延龄兄弟，奸人刘东山等人就诬陷二人用巫术诅咒害人。皇帝大怒，把二人投入诏狱，刘东山趁机株连自己平时厌恶的人。锦衣卫指挥使王佐查明实情，按照诬告反坐的律法判罪。王佐把刘东山等人在宫门外戴枷锁，不到十天全都死掉，世人把王佐比作弘治年间的牟斌。牟斌，是弘治朝的锦衣卫指挥使。李梦阳弹劾张延龄兄弟不法，被关进监狱，牟斌从轻处置，李梦阳才得以不死。嘉靖中期，锦衣卫指挥使陆炳为人猜忌，和严嵩勾结，构陷夏言。但是皇帝多次兴起大案，陆炳很多时候保全大臣，所以士大夫并不痛恨陆炳。
万历年间，上书进言、触犯矿税太监的人，动辄被投入诏狱。刑科给事中杨应文上奏：“地方监司、府县官员以及普通百姓被抓捕的有一百五十多人，虽然已经审讯，却没有送交法司。监狱戒备森严，缺水缺火，瘟疫之气充斥牢狱。”锦衣卫指挥使骆思恭也上奏：“每年热审，都在小满之前举行，如今已经两年没有举办。镇抚司关押囚犯将近二百人，很多人扔瓦片喊冤。”镇抚司陆逵也上奏：“狱中心怀怨恨的囚犯，有拿刀砍断手指的。”奏疏全部没有批复。不过这个时候，告密诬告的风气衰落，被抓捕的大臣变少。万历末年，稍稍放宽对大臣的关押，锦衣卫诏狱囚犯渐渐减少。
熹宗时期，田尔耕、许显纯做魏忠贤的义子，党羽孙云鹤、杨寰、崔应元辅佐他们，拷打杨涟、左光斗等人，定下追赃的任务，严格限定期限。两天为一个期限，缴纳赃款达不到数额，就施加全套酷刑。全套酷刑包含械、镣、棍、拶、夹棍。五种酷刑一并用上，犯人惨叫之声沸腾，血肉溃烂，辗转求死也不能如愿。许显纯呵斥行刑神态自若，但是必须等候魏忠贤的指示，魏忠贤派来听审的人没到，不敢审讯。一天夜里，狱卒安排囚犯分房间住宿。于是狱卒说：“今晚有人要‘壁挺’。”壁挺，是监狱里面对处死的暗语。第二天，杨涟死去，左光斗等人相继被锁头勒死。每死一个人，搁置几天，用苇席裹着尸体抬出牢门，尸体生蛆腐烂。监狱内部事情隐秘，有的家人连亲人死亡日期都不知道。庄烈帝抓捕诛杀阉党逆贼，蒙冤死去的人的子弟，对着监狱大门磕头痛哭，写文章祭奠亡魂。皇帝听说之后内心悲痛。
自从刘瑾发明立枷，锦衣卫监狱经常使用。神宗时期，御史朱应毂上奏陈述立枷的残酷，请求废除，皇帝不听。到魏忠贤掌权，制作更大的枷锁，又设置断脊、坠指、刺心的酷刑。庄烈帝问身边侍从：“立枷是用来做什么的？”王体乾回答：“用来处置罪大恶极的奸恶之人。”皇帝神色哀伤说：“就算这样，终究令人怜悯。”魏忠贤听了缩起脖子惶恐不安。东厂的祸害，到魏忠贤时达到顶点。厂卫从来都是互相勾结。案件内情轻重，东厂能够从宫内获取；外朝官员有抵触的，锦衣卫东西两司房就负责侦查，北镇抚司严刑拷打罗织罪名，之后才送交法司。就算是东厂抓获的犯人，也必须移交镇抚司再次审讯，之后刑部才能拟定罪名。所以东厂势力强盛，锦衣卫就依附东厂；东厂势力衰弱，锦衣卫就反过来欺压东厂。陆炳侦查司礼监李彬、东厂马广的隐秘罪行，二人都被处死，是因为陆炳得到内阁严嵩的支持。后来宦官权势越来越重，内阁地位日渐低下，内阁大臣反而屈居东厂之下，锦衣卫指挥使更是争相投靠东厂，甘愿充当差役。
锦衣卫官员晋升，有承袭勋卫、恩荫子弟、科举、军功四条途径。嘉靖以前，文臣子弟大多不屑于进入锦衣卫任职。万历初年，刘守有出身名臣之家掌管锦衣卫，之后世人渐渐乐于担任锦衣卫官职。士大夫和锦衣卫官员往来，遇到牢狱之灾的时候，很多时候依靠他们出力。刘守有的儿子刘承禧以及吴孟明是其中出名的人物。庄烈帝猜忌群臣，王德化掌管东厂，用严苛残暴辅佐皇帝；吴孟明掌管锦衣卫印信，偶尔会宽大处理犯人，但是要看东厂的脸色，不敢违背。镇抚司梁清宏、乔可用互相勾结作恶。凡是官宦人家，必定有厂卫的人往来窥探，所以官员常常晚起床、早关门，不敢私下交谈。旗校经过家门，如同遭遇大盗；地方官府给他们输送钱财，一起分赃。京城里面奸细潜入，雇工商贩当中有流贼派来的人，却一件都没有检举；高官富豪却惶恐不安，没有安宁日子。厂卫当中狡黠的人肆意收受贿赂，稍微不合心意，立刻凭空捏造罪名，摘取书信片言只语，株连十几个人。姜采、熊开元被关进监狱，皇帝暗示掌管锦衣卫的骆养性暗中杀掉二人。骆养性泄露皇帝的话，并且上奏：“这两位大臣就算该死，也应当交给司法部门，公布他们的罪状，让天下人清清楚楚知道。如果暗中派臣杀死他们，天下后世会怎么看待陛下？”恰逢很多大臣为姜采等人求情，二人得以长期关押。这是骆养性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是他做的残暴害人的事情也很多。
锦衣卫旧的奖赏制度，只有侦查到谋逆大案的人才可以获得功劳赏赐。后来冒领奖赏毫无节制，上报的案情一百件里面没有一件属实。官吏百姓深受其害，但是厂卫上奏请求赏赐，皇帝大多准许。隆庆初年，给事中欧阳一敬极力陈述这个弊病，上奏说：“侦查办案的差役，权势容易肆意扩张，朝廷又统计他们办案的功劳等次作为升迁依据。依仗可以肆意妄为的权势，追求必定到手的功劳，冤枉别人成全自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有的盗贼自首得以免罪，就逼迫他胡乱攀咬平民凑数；有的抄掠百姓家产当做盗赃，勾结地方豪强做伪证；有的私自伪造书籍文书，拿着假公文，用妖言、伪造印信的罪名诬陷他人；有的姓名相近，就糊里糊涂抓捕；儿子向官府申诉自己孝顺，反而被定忤逆的罪名。遭到侦查的人家，民间俗语叫做‘刬’，毒害可想而知。请求定下制度：关乎国家法度的机密重大案件，厂卫照旧上奏请示。案情不明、没有审讯结案的，必须等法司审理定罪之后，才记录功劳。同时命令兵部、刑部核查清楚，再请求皇帝给予升迁赏赐。侦查抓捕之后没有定案的，不许凭空冒领功劳；民间普通诉讼，厂卫不许插手，侵占地方官府职权。案件还没有审结，官校、镇抚司就拷打致犯人重伤甚至死亡，准许法司弹劾治罪。如果法司包庇纵容，允许六科给事中一并弹劾。这样功劳才真实可靠，侦查才符合实情，刑罚就不会出现冤屈滥罚。”当时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宦官会同三法司审理囚犯，始于正统六年。皇帝命令何文渊、王文审理京城疑难案件，下敕书让宦官兴安一同参与；派周忱、郭瑾前往南京，敕令也是同样。当时还没有定下五年一次大审的制度，但是南北两京宦官已经可以参与三法司刑狱。景泰六年，命令太监王诚会同三法司审理京城案件，没有涉及南京，是因为发生灾害临时举行。成化八年，命令司礼太监王高、少监宋文毅主持两京会审，同时这一年定下派遣官员到各省恤刑的制度。成化十七年辛卯年，命令太监怀恩会同法司审录囚犯。之后大审就固定在丙年、辛年举行。弘治九年，没有派遣宦官参与会审。弘治十三年，听从给事中丘俊的进言，重新命令宦官参与会审。凡是举行大审，宦官捧着皇帝敕书，在大理寺摆设黄伞，设置三尺高的高台，宦官坐在高台正中，三法司官员分坐左右，御史、郎中以下官吏捧着案卷站立，恭敬听命。三法司审阅旧案卷，想要改动罪名轻重，全都要看宦官的心意，不敢违抗。成化年间，会审一桩案子：弟弟帮哥哥打架，失手把人打死。太监黄赐想要从轻处置。尚书陆瑜等人坚持不同意。黄赐说：“同屋的人打架，尚且要披散头发、系好帽子赶去救助，更何况是亲哥哥呢？”陆瑜等人不敢反驳，最终违背律法从轻判决。万历三十四年大审，御史曹学程因为上书进言长期关押，大臣纷纷请求赦免，皇帝全都不听。刑部侍郎沈应文代理尚书职务，联合都察院、大理寺长官，写信给太监陈矩，请求宽宥曹学程。会审的时候，拟定好判词，众人一同署名上奏。陈矩又私下向皇帝进言，曹学程母亲年老值得怜悯。皇帝心意松动，释放曹学程。这件事固然是美事，但是宦官权力已经重到这般地步。锦衣卫指挥使也可以和法司官员在午门外审讯囚犯，以及秋后在承天门外会审，但是不参与大审。每年处决囚犯之后，把囚犯的罪状图画绘制在锦衣卫外墙上，让人观看警醒。曾经奉命参与审录囚犯的宦官，死后在墓地墙壁作画：宦官面南端坐，旁边画三法司主官、御史、刑部郎官带领囚犯鞠躬听命的样子，用来向后世炫耀荣耀。
成化二年，命令宦官到刑场监斩强盗宋全。嘉靖年间，宦官犯法，下诏不用交给法司逮捕审问，只交给司礼监处置。刑部尚书林俊上奏：“宫廷和朝廷法度一体，宦官犯法，应当交给法司，公开判罪，不应当废弃祖宗律法。”皇帝不听。按照明太祖的制度，宦官不许读书识字、干预朝政，只做洒扫侍奉的杂役而已。太祖晚年烧毁锦衣卫刑具，就是表示永远不再使用诏狱。明成祖违背这条祖制，最终给后世留下祸患，有识之士为之惋惜。
志第七十二·艺文一
明太祖攻克元朝都城，大将军收集元朝宫廷图书典籍送到南京，又下诏征求天下散佚书籍，设立秘书监丞，不久改设翰林典籍掌管图书。永乐四年，皇帝在便殿阅览史书，询问文渊阁藏书情况。解缙回答，藏书还有很多缺漏。皇帝说：“普通百姓家里稍有富余，尚且想要收藏书籍，更何况朝廷呢？”于是命令礼部尚书郑赐派遣使者四处寻访购买，书主想要什么代价就给什么代价，不计较价钱。北京宫殿建成之后，下诏修撰陈循，把文渊阁的每种藏书各取一套，一共得到一百书柜，运送到北京。宣宗曾经驾临文渊阁，亲自翻阅经史，和少傅杨士奇等人讨论学问，还赏赐杨士奇等人诗作。这个时候，皇家秘阁藏书大约二万多部，接近一百万卷，刻本占十分之三，手抄本占十分之七。正统年间，杨士奇等人上奏：“文渊阁收藏的书籍，有先帝御制文集，以及古今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之前存放在左顺门北廊，如今迁移到文渊阁、东阁。臣等逐一清点校勘，编成书目，请盖上皇帝宝印，永久保存。”皇帝批复准许。正德十年，大学士梁储等人请求检查内阁、东阁残缺的藏书，命令原先负责的主事李继先等人依次修补。在此之前，皇家秘阁的书籍都是宋元遗留下来的，装帧精美，采用蝴蝶装，书页四周向外，虫鼠难以损坏。等到流贼作乱，宋元刻本大多残破散失。明朝皇帝御制诗文，由内府刻板印刷；儒臣奉敕编纂的书籍，朝廷颁布的诏令文告，卷帙繁多，文辞优美，当时颁行天下。除此之外，公卿大臣的著述，文人墨客个人作品，写得好的内容深厚典雅，足以流传后世。就算其中夹杂怪异驳杂的内容，也可以用来考察时代风气的变化，分辨古代学术的源流，大大小小的掌故都保存其中。品味这些书籍的文采内涵，不逊色于前代，不能不说是文运兴盛！
经史子集四部的分类，始于荀勖，晋朝、宋朝之后沿用这个体例。前代史书一并收录古今所有典籍，记录当时朝廷官府收藏的全部图书。明朝万历年间，修撰焦竑编撰国史，辑成《国史经籍志》，号称详尽广博。但是皇宫内府的藏书，焦竑也没有办法全部阅览，那么前代的旧书，又凭什么完整记录？只能零散搜集传闻，想要接续《隋书·经籍志》，伪书错杂收录，徒然造成讹误。所以本书只整理明朝二百七十多年各家著作，稍加梳理编排，写成这篇艺文志。凡是卷数无法考证、真伪不能确定的，宁可空缺，不胡乱记载。
经部分为十类：第一是《易》类，第二是《书》类，第三是《诗》类，第四是《礼》类，第五是《乐》类，第六是《春秋》类，第七是《孝经》类，第八是诸经类，第九是《四书》类，第十是小学类。
朱升：《周易旁注前图》二卷、《周易旁注》十卷梁寅：《周易参义》十二卷赵汸：《大易文诠》八卷鲍恂：《大易举隅》三卷，又名《大易钩玄》。林大同：《易经奥义》二卷欧阳贞：《周易问辨》三十卷朱谧：《易学启蒙述解》二卷张洪：《周易传义会通》十五卷程汝器：《周易集传》十卷永乐年间朝廷敕令修撰：《周易传义大全》二十四卷、《义例》一卷，胡广等人编纂。杨士奇：《周易直指》十卷刘髦：《石潭易传撮要》一卷林志：《周易集说》三卷李贤：《读易记》一卷刘定之：《周易图释》三卷王恕：《玩易意见》二卷罗伦：《周易说旨》四卷谈纲：《读易愚虑》二卷，《易考图义》一卷，《卜筮节要》一卷，《易义杂言》一卷，《易指考辨》一卷蔡清：《周易蒙引》二十四卷朱绶：《易经精蕴》二十四卷何孟春：《易疑初筮告蒙约》十二卷胡世宁：《读易私记》四卷陈凤梧：《集定古易》十二卷刘玉：《执斋易图说》一卷许诰：《图书管见》一卷周用：《读易日记》一卷崔铣：《读易余言》五卷，《易大象说》一卷湛若水：《修复古易经传训测》十卷张邦奇：《易说》一卷郑善夫：《易论》一卷吕柟：《周易说翼》三卷王崇庆：《周易义卦》二卷唐龙：《易经大旨》四卷韩邦奇：《易学启蒙意见》四卷，又名《周学疏原》、《易占经纬》四卷钟芳：《学易疑义》三卷王道：《周易意》四卷梅鷟：《古易考原》三卷金贲亨：《学易记》五卷舒芬：《易笺问》一卷季本：《易学四同》八卷、《图文余辨》一卷、《蓍法别传》一卷、《古易辨》一卷林希元：《易经存疑》十二卷陈琛：《易经通典》六卷，又名《浅说》。方献夫：《周易约说》十二卷余诚：《易图说》一卷黄芹：《易图识漏》一卷李舜臣：《易卦辱言》一卷叶良珮：《周易义丛》十六卷丰坊：《古易世学》十五卷，丰坊自称家里藏有《古易》，传自先祖丰稷。又著《古书世学》六卷，说得到朝鲜、日本两种版本，和今文对照。古文《石经》、古本《鲁诗世学》三十六卷，也说是丰稷传下来的。钱谦益认为这些都是丰坊伪造。唐枢：《易修墨守》一卷罗洪先：《易解》一卷杨爵：《周易辨录》四卷薛甲：《易象大旨》八卷熊过：《周易象旨决录》七卷胡经：《易演义》十八卷王畿：《大象义述》一卷卢翰：《古易中说》四十四卷陈言：《易疑》四卷陈士元：《易象钩解》四卷，《易象汇解》二卷鲁邦彦：《图书就正录》一卷李贽：《九正易因》四卷，李贽自己说最初写《易因》一书，修改八九次才定稿，所以叫“九正”。徐师曾：《今文周易演义》十二卷姜宝：《周易补疑》十二卷顾曾唯：《周易详蕴》十三卷孙应鳌：《易谈》四卷邓元锡：《易经绎》五卷颜鲸：《易学义林》十卷陈锡：《易原》一卷王世懋：《易解》一卷徐元气：《周易详解》十卷万廷言：《易说》四卷、《易原》四卷杨时乔：《周易古今文全书》二十一卷来知德：《周易集注》十六卷任惟贤：《周易义训》十卷张献翼：《读易韵考》七卷曾士传：《正易学启蒙》一卷叶山：《八白易传》十六卷金瑶：《六爻原意》一卷李逢期：《易经随笔》三卷方社昌：《周易指要》三卷孙从龙：《周易参疑》十卷沈一贯：《易学》十二卷冯时可：《易说》五卷唐鹤徵：《周易象义》四卷黄正宪：《易象管窥》十五卷郭子章：《易解》十五卷吴中立：《易铨古本》三卷周坦：《易图说》一卷朱篁：《易邮》七卷朱谋韦：《易象通》八卷陈第：《伏羲图赞》二卷邓伯羔：《古易诠》二十九卷，《今易诠》二十四卷傅文兆：《羲经十一翼》五卷林兆恩：《易外别传》一卷王宇：《周易占林》四卷彭好古：《易钥》五卷方时化：《易疑》一卷，《易引》九卷，《周易颂》二卷，《学易述谈》四卷章潢：《周易象义》十卷姚舜牧：《易经疑问》十二卷颜素：《易研》六卷曾朝节：《易测》十卷邹元标：《易彀通》一卷徐三重：《易义》一卷苏浚：《周易冥冥篇》四卷，《易经儿说》四卷沈孚闻：《周易日钞》十一卷屠隆：《读易便解》四卷杨启新：《易林疑说》二卷钟化民：《读易钞》十四卷李廷机：《易经纂注》四卷、《易答问》四卷邹德溥：《易会》八卷钱一本：《像象管见》七卷，《易象钞》、《续钞》一共六卷，《四圣一心录》四卷。潘士藻著《洗心斋读易述》，共十七卷。岳元声著《易说》，共三卷。顾允成著《易图说臆言》，共四卷。焦竑著《易筌》，共六卷。高攀龙著《大易易简说》三卷，又著《周易孔义》一卷。郝敬著《周易正解》二十卷，《周领》四卷，《周易补》七卷，《学易枝言》二卷。张纳陛著《学易饮河》，共八卷。吴炯著《周易绎旨》，共八卷。万尚烈著《易赞测》一卷，《易大象测》一卷。吴默著《易说》，共六卷。姚文蔚著《周易旁注会通》，共十四卷。李本固著《古易汇编意辞集》，共十七卷。杨廷筠著《易显》，共六卷。汤宾尹著《易经翼注》，共四卷。孙慎行著《周易明洛义纂述》六卷，《不语易义》二卷。曹学佺著《周易可说》，共七卷。张汝霖著《周易因指》，共八卷。崔师训著《大成易旨》，共二卷。刘宗周著《周易古文钞》三卷，《读易图记》一卷。薛三省著《易蠡》，共二卷。程汝继著《周易宗义》，共十二卷。王三善著《周易象注》，共九卷。魏浚著《周易古象通》，共八卷。樊良枢著《易疑》一卷，《易象》二卷。高捷著《易学象辞二集》，共十二卷。陆振奇著《易芥》，共十卷。杨瞿崃著《易林疑说》，共十卷。王纳谏著《周易翼注》，共三卷。陆梦龙著《易略》，共三卷。文翔凤著《邵窝易诂》，共一卷。卓尔康著《易学全书》，共五十卷。缪昌期著《周易会通》，共十二卷。罗喻义著《读易内篇》《问篇》《外篇》，合计七卷。程玉润著《周易演旨》，共六十五卷。钱士升著《易揆》，共十二卷。钱继登著《易篑》，共三卷。吴极著《易学》，共五卷。方孔炤著《周易时论》，共十五卷。徐世淳著《易就》，共六卷。汪邦柱著《周易会通》，共十二卷。叶宪祖著《大易玉匙》，共六卷。方鲲著《易荡》，共二卷。鲍观白著《易说》，共二卷。张伯枢著《易象大旨》，共三卷。吴桂森著《像象述》，共五卷。郑维岳著《易经意言》，共六卷。喻有功著《周易悬镜》，共七卷。潘士龙著《演易图说》，共一卷。洪守美著《易说醒》，共四卷。余叔纯著《周易读》，共五卷。陆起龙著《周易易简编》，共四卷。徐奇著《周易卦义》，共二卷。洪化昭著《周易独坐谈》，共五卷。沈瑞钟著《周易广筌》，共二卷。林有桂著《易经观理说》，共四卷。陈履祥著《孔易彀》，共一卷。许顺义著《易经三注粹钞》，共四卷。王祚昌著《周易敝书》，共五卷。容若春著《今易图学心法释义》，共十卷。张次仲著《周易玩辞困学记》，共十二卷。顾枢著《西畴易稿》，共三卷。陈仁锡著《羲经易简录》，共八卷。黄道周著《易象正》十四卷，《三易洞玑》十六卷。倪元璐著《兒易内仪》六卷，《外仪》十五卷。龙文光著《乾乾篇》，共三卷。文安之著《易佣》，共十四卷。林胤昌著《周易耨义》，共六卷。张镜心著《易经增注》，共十二卷。李奇玉著《易义》，共四卷。朱之俊著《周易纂》，共六卷。何楷著《古周易订诂》，共十六卷。侯峒曾著《易解》，共三卷。黎遂球著《周易爻物当名》，共二卷。郑赓唐著《读易搜》，共十二卷。陈际泰著《易经大意》七卷，《群经辅易说》一卷，《周易翼简捷解》十六卷。秦镛著《易序图说》，共二卷。金铉著《易说》，共一卷。黄端伯著《易疏》，共五卷。来集之著《读易偶通》，共二卷。
——以上是《易》类著作，共计二百二十二部，一千五百七十卷。
明太祖撰《尚书洪范注》一卷。皇帝曾经下令儒臣抄写《洪范》，张贴在御座右侧，于是亲自为这篇作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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