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御史王济上奏：“百姓被养马拖累。家中母马怀驹，百姓就想方设法伤害马驹；就算已经怀胎，贿赂兽医隐瞒；小马生出来，就设法弄死。马亏欠定额，最多交二两银子；已经上报官府的马驹死掉，最多交三两银子。马驹如果活下来，自家就要承受喂养负担，马匹日渐瘦弱，对战事毫无用处。如今种马、土地、人丁，每年征收都有固定数额。不如直接按定额向百姓征收银两买马，官府不再过问种马繁殖，只要求上交马驹。”兵部赞同这个意见。从此以后，但凡上报马政，都引用王济说法，官府不再管控种马，只向百姓索要马驹，相当于只要小马驹，不管母马死活。
早先，边镇官员申请马匹，太仆寺直接调拨现马。改成征收银两之后，马匹越来越少，边镇索要马匹接连不断，拨付十万两白银，计划买一万匹马。边镇官员买不到良马，买来的马匹大量死亡。太仆寺卿储巏上书，请求依旧调拨现成马匹，同时逐条陈述边镇偷盗、私自出借种马的弊病。言辞恳切，却没有被采纳。
边镇支取买马经费越来越频繁。延绥三十六处营堡，从弘治十一年起，十年之间，从太仆寺支取白银二十八万多两，买补四万九千多匹马，宁夏、大同、居庸关等地还不算在内。正德七年，朝廷开设捐纳马匹的条例，一共十二条。正德九年，再次调拨太仆寺白银，到山东、辽东、河南以及凤阳、保定各府购买一万五千匹马。
嘉靖元年，陕西苑马少卿卢璧上奏马政对策：督促追缴拖欠赋税，马匹烫印标记，训练兽医，平均摊派差役，用来救眼前弊病；开辟草场扩大蓄养，做长久打算。皇帝赞许采纳。此后谈论马政的大臣很多，大多就事论事，只能补救一时。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入侵，太仆寺马匹短缺，重新启用正德年间捐马条例，稍作增减。嘉靖四十一年，进一步放开条例，可以捐献马匹换取官职。
隆庆二年，提督四夷馆太常少卿武金上奏：“设立种马，目的就是繁殖备用马匹。如今备用马已经另外出钱购买，种马就可以裁撤。现在备用马已经满三万匹。可以命令每匹种马折银三十两，上交太仆寺；种马全部变卖，银两交给兵部。一匹种马作价十两，直隶、山东、河南一共十二万匹，可以得到白银一百二十万两，另外还可以收缴草料豆料折银二十四万两。”
御史谢廷杰反驳：“这是祖宗定下的制度，关系军国要务，不可以废除。”兵部认同谢廷杰。但是当时国库钱财匮乏，朝廷正分派官员搜刮各地拖欠赋税。明穆宗批准武金的奏疏，下发兵部讨论。兵部提议一半继续牧养，一半变卖，皇帝听从。
太仆寺储备白银，从成化时期开始，最初只有三万多两。种马大量变卖之后，库中白银越来越多。当时外族朝贡互市积攒的银两也不多。等到张居正担任内阁辅臣，极力主张把种马全部变卖。从万历九年开始，上等马作价八两，下等马五两，同时把草料豆料也全部折算银两征收。地租收入中，银两越来越多，用来供给团营买马以及各边防的申请开销。可是每调拨一匹骟马就要拨付三十两白银，而州县进献的却是劣马，实际价值只有几两银子。并且这些马匹依旧寄养在马户家中，祸害百姓的程度不比过去轻。另外，国家有工程营建、赏赐犒劳等事务，常常挪用太仆寺的银两，太仆寺的国库储备越来越损耗。万历十五年，太仆寺卿罗应鹤请求禁止随意借支挪用。万历二十四年，皇帝下诏命令太仆寺拨付陕西赏赐军功的银两。太仆寺的官员上奏说：“早年国库积蓄有四百多万两，自从东征、西征两场战事兴起之后，只剩下四分之一。朝鲜战事爆发，上百万的积蓄全部耗空。如今存留下来的，只有十几万两。况且本寺寄养马匹每年定额两万匹，如今每年征收折成银两上缴，马匹实物征收得很少，再加上东征调派征用马匹尤其繁多。倘若突然发生战事警报，马匹和银两全都枯竭，拿什么来应对呢？”奏章下发到相关部门，最终没能做出整顿改革。
崇祯初年，核查户部、兵部、工部三个部门，借支太仆寺马价银达到一千三百多万两。自从万历年间以来，马政已经严重败坏，边境牧马事务荒废松弛，更是无从整治。不久辽东督师袁崇焕因为缺少战马，请求从南北两京各州县寄养马匹当中，折算三千匹马的价钱，到西边购买战马。太仆寺卿涂国鼎进言说：“祖宗制度让百姓养马，专门供给京城军营骑马操练，用来防护都城，并不是供给边防使用。后来改成征收银两，没有战事的时候就不交马而缴纳银两，遇到警报就拿出银两购买战马，本意依旧是为京师做防御准备。如今折算得来的银两已经大量拨付给各个军镇，如果连这批寄养马匹也全部折算成银两，万一祸乱爆发，该怎么办？”皇帝认同他的说法，驳回袁崇焕的请求。
考察明代的马政，制度施行时间久就滋生众多弊病。它由兴盛走向衰败的缘由，大体来自草场的兴废。明太祖在大江南北设置草场之后，又划定北方边境的牧马地域：从东胜向西直到宁夏、河西、察罕脑儿；向东到大同、宣府、开平；再往东南到大宁、辽东，一直抵达鸭绿江，再向北延伸一千里；南边抵达各个卫所分兵驻守的地界；又从雁门关向西直到黄河以外，向东经过紫荆关、居庸关、古北口，一直到山海卫。凡是荒芜闲置的原野，不属于军民屯田耕种的土地，允许诸王、驸马以及靠近边境的军民砍柴放牧；边境藩王府不可以私自占有土地。永乐年间，又在京城周边设置草场。不久，顺圣川到桑乾河一百三十多里的地带水草丰美，朝廷下令调拨太仆寺一千匹马，派遣怀来卫一百名士兵到此分群放牧，后来马匹数量增加到一万两千匹。宣德初年，又在保安州设置九处马坊。于是兵部上奏，马匹大量繁殖，按照毛色划分命名，毛色一共二十五等，马匹品种有三百六十种。在这之后，贵族庄田不断增多，草场被不断侵占削减，军民都被繁育饲养马匹的差事拖累困苦。弘治初年，兵部主事汤冕、太仆寺卿王霁、给事中韩祐、周旋、御史张淳，全都请求清查核实草场。周旋上奏说：“香河等县的土地被权贵豪门侵占，霸州一带又有仁寿宫皇庄，请求撤除这些庄田，扩充牧马草场。”朝廷虽然批准施行，但是土地被占佃已经很久，终究没能清理完毕。南京各个卫所的牧场也早已荒废，兵部尚书张蓥请求恢复牧场。御史胡海进言，担心会荒废土地产出，这件事就此作罢。京城团营一万匹官马，还有旗手等卫值班的官马，都分别安置在草场。每年春末，暂时不用服役的马匹，由领兵官员带到草场放牧，停止发放草料，秋末赶回。给事中、御史巡查，如果出现马匹死亡、军士逃亡的情况就上报朝廷。后来值班护卫的马匹不再外出放牧，但是操练用马依旧按照旧例每年外出放牧。嘉靖六年，武定侯郭勋拿边境出现警报作为理由，上奏免除放牧，征收各个草场的租金充当公费，剩余银两存入太仆寺用来买马。从此军营马匹粮草完全依靠户部供给，每年耗费达到十八万两，户部财力陷入拮据，而草场进一步荒废。议事的官员争相把草场租出去收取租利，这种风气蔓延到神宗万历时期，马政已经败坏到极点。
茶马司，洪武年间设立在四川、陕西，准许西部少数民族部落交纳马匹换取茶叶，朝廷赐给金牌信符，用来防止欺诈作假。每过三年，派遣朝中大臣召集各个少数民族部落核对金牌开展贸易。上等马换取茶叶一百二十斤，中等马七十斤，下等马五十斤。私自把茶叶运出边关的人判处死刑，就算功臣皇亲也不宽恕。洪武末年，每年换得马匹达到一万三千五百多匹。永乐年间，禁令稍稍松弛，换得的马匹数量变少。朝廷于是下令严格边关茶叶禁令，派遣御史巡察监督。正统末年，废除金牌制度，每年派遣行人前往巡察，边境百姓违反禁令私下贩卖茶叶的人很多。成化年间，确定专门派遣一名御史，带着皇帝敕令专门管理茶马事务。弘治年间，大学士李东阳上奏说：“金牌制度废弃之后，私茶贩卖盛行；官府又多次拿劣质茶叶欺骗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心怀不满，往往用瘦弱的马匹来交易。应当郑重下令陕西官府张贴告示晓谕各部，恢复金牌信符制度，严格收购优质茶叶，适当提高马匹交易的茶叶数量，那么得到的马匹一定会变多。”等到杨一清总管苑马寺养马事务，朝廷就让他同时管理盐务、茶务。杨一清重申旧有制度，禁止私下贩卖茶叶，兴办官营茶园。四年时间里换得马匹九千多匹，茶叶还结余四十多万斤。灵州盐池增加赋税五万九千，银两储存在庆阳、固原的官库，用来买马供给边防。他又担心日后没有专职官员，制度终究会荒废，正德初年，上奏请求让巡茶御史同时管理马政，行太仆寺、苑马寺的官员都听从他调度，朝廷予以批准。御史翟唐一年征收茶叶七十八万多斤，换得马匹九千多匹。之后法令又松弛下来。嘉靖初年，户部请求张贴告示禁止私茶，所有茶引全部由南京户部印制下发，府州县不允许私自印制。嘉靖三十年，下诏给少数民族部落发放勘合凭证，但是最初的整套制度终究没能恢复。
马市，始于永乐年间。辽东一共设立三处马市，两处设在开原，一处设在广宁，每处距离城池四十里。成化年间，巡抚陈钺再次上奏恢复马市。之后一直到万历初年都没有废止。嘉靖年间，在大同开设马市，陕西边境、宣府、各镇相继开设。隆庆五年，俺答上表进贡称臣。总督王崇古交易马匹七千多匹，总价值九万六千多两。交易的物资，辽东用米、布匹、绢帛；宣府、大同、山西用白银。除了市场交易之外，还有进贡马匹的部落，朝廷另外赏赐钱币丝帛。
当初，明太祖在江南起兵，最急需的就是战马，多次派遣使者到各地买马。元旦、皇帝寿辰，内外藩王、将帅都把马匹当作贡品。外国、土司、少数民族部落按时进贡，朝廷每每给予丰厚赏赐，招抚笼络各方势力的手段十分完备。明成祖致力开拓远方，派遣使者去往极远地域；前来朝见的外国很多，但他所看重的已经不再是马匹。之后天下长期太平，朝廷驾驭管控外族的手段逐渐丧失，战马无法从外部获得补充，只能依靠每年马匹繁育。再加上官吏盘剥侵占，牧马政务荒废，军民双双陷入困苦。明代从宣德以后，祖宗旧制逐步废弃，军事方面尤其严重，马政只是其中一项。
志第六十九刑法一
自汉代以来，刑法沿革变化各不相同。隋朝修订五刑条文，设立三复奏的制度。唐代编撰律令，完全以礼义作为量刑出入的依据。宋代沿用唐律，但是更加重视皇帝敕令。律文没有记载的，就依照敕令处理。所以判罚时轻时重，没有统一标准。元朝法制，只是汇编当时通行的案例作为条格而已。明朝初年，丞相李善长等人进言：“历代律法都以汉代《九章律》为源头，到唐代集大成。现在修定律法，应当遵循唐代旧制。”明太祖采纳这个意见。
起初，明太祖吸取元朝法制松弛的教训，采用重刑治理，但这只是应对时局的手段，不把它当作永久准则。之后多次下诏修订校正，到洪武三十年，才确定统一完备的制度，斟酌增减之处，细致周全，命令后世子孙严格遵守。大臣谁敢提议改动，就按变乱祖宗制度治罪。然而后来依旧滋生诸多弊端，原因在于官吏不熟悉律法，主观认为律只规定大纲，不能穷尽世间真假是非的变化，于是依据律文衍生出案例，案例又不断出新，案例越来越繁杂，弊病也就无穷无尽。当初朝廷下诏，各地监察官员，要把研读讲解律令作为考核地方官吏的项目。不能通晓明白律令的，分等级予以处罚，希望人人理解律法本意。时间一长，这套规定变成一纸空文。于是奸猾官吏歪曲法律，随意判轻判重。至于律文中写明交由皇帝裁决、临时处置的条文，是针对八议人员不能擅自抓捕审问、疑难案件罪名难以确定、律文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设置，并不是说朝廷可以任凭个人喜怒随意生杀。明英宗、明宪宗之后，体恤慎刑的本意衰减，侦缉纠察的风气盛行。罪大恶极的重犯，案卷堆积如山，可皇帝直接下达旨意，就搁置不予追究；有的按律本不该处死，一纸诏令投入诏狱，造成的灾祸尤其酷烈。所以综述明代刑法的大致情况，要以厂卫制度作为收尾。宦官头目名字史书没有全部记载，罗列在这里，以供后人考证。
明太祖攻克武昌，就开始商议修订律令。吴元年冬季十月，任命左丞相李善长担任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瓛，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二十人为议律官，训示他们说：“法律贵在简明恰当，让人容易看懂。如果条文头绪繁多，一件事有两种处置，可轻可重，官吏就能够借机作奸犯科，这不是立法的本意。渔网太细密，水里就没有大鱼；法律太严苛，国内就没有保全性命的百姓。你们尽心研讨，每天拟定刑名条目上报，我亲自斟酌裁定。”太祖常常驾临西楼，召来众大臣赐座，从容探讨律文义理。十二月，律令修成，共有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又担心普通百姓不能全部知晓，命令大理卿周桢等人把已经制定的律令，除去礼乐、制度、钱粮、选官的内容，凡是民间社会相关的事务，分类汇编，解释条文含义，颁布到各府县，名叫《律令直解》。太祖看完这本书十分高兴，说：“我的百姓可以少触犯法网了。”
洪武元年，又命四位儒臣和刑官研读《唐律》，每天进呈二十条。洪武五年，制定宦官禁令以及亲属互相隐瞒罪行的律条。洪武六年夏天，刊印《律令宪纲》，下发各个官署。同年冬天，下诏刑部尚书刘惟谦详细修订《大明律》。每写完一篇，张贴在宫殿两侧廊庑，太祖亲自斟酌取舍。成书之后，翰林学士宋濂写表进献，写道：“我在洪武六年十一月奉诏修律，第二年二月完成。篇目全部仿照唐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名例。沿用旧律二百八十八条，新增律一百二十八条，把旧令改为律三十六条，根据时事设立律三十一条，摘录《唐律》补充缺失一百二十三条，合计六百零六条，分为三十卷。有的删减，有的增补，有的沿用旧文，务求量刑轻重适宜。”洪武九年，太祖阅览律条，发现还有不妥之处，命令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人详细商议，校正十三条。洪武十六年，命令尚书开济修订诈伪律条文。洪武二十二年，刑部上奏：“近年条例增减杂乱，导致判案失当。请求分类汇编颁布，让朝廷内外有所遵循。”于是命令翰林院会同刑部官员，把近年新增的法令，分类附入律中，把《名例律》放在全书最前面。
全书一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名例》一卷，四十七条。《吏律》二卷：职制十五条，公式十八条。《户律》七卷：户役十五条，田宅十一条，婚姻十八条，仓库二十四条，课程十九条，钱债三条，市廛五条。《礼律》二卷：祭祀六条，仪制二十条。《兵律》五卷：宫卫十九条，军政二十条，关津七条，厩牧十一条，邮驿十八条。《刑律》十一卷：盗贼二十八条，人命二十条，斗殴二十二条，骂詈八条，诉讼十二条，受赃十一条，诈伪十二条，犯奸十条，杂犯十一条，捕亡八条，断狱二十九条。《工律》二卷：营造九条，河防四条。
绘制两套五刑图。第一套五种刑罚：笞、杖、徒、流、死。笞刑五等：十下到五十下，每十下为一等增减。杖刑五等：六十下到一百下，每十下为一等增减。徒刑五等：徒一年杖六十，一年半杖七十，二年杖八十，二年半杖九十，三年杖一百，每十下杖责、半年徒刑为一等增减。流刑三等：两千里、两千五百里、三千里，全都杖责一百，每五百里为一等增减。死刑两等：绞刑、斩刑。五刑之外，徒刑还有总徒四年，是遇例减一年的刑罚；准徒五年，是斩、绞杂犯减等而来。流刑之外有安置、迁徙：迁徙是流放一千里，杖责一百，抵徒刑两年；还有发配口外为民，更重的就是充军。充军，明初只是到边疆屯田。后来定下制度，分为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充军分为终身充军、永远充军。绞、斩两种死刑之外，还有凌迟，用来惩处大逆不道的重罪。充军、凌迟不属于正统五刑，所以刑图不收录。凡是徒刑、流刑犯人再次犯罪：流刑犯人就在原本发配地点，依照乐户、工户留住法条处置，三等流刑全都先杖责一百，拘役三年。拘役就是原本只是安置流放，再加强制劳作，也就是唐宋所说的加役流。徒刑犯人在原本服役地点，按照所犯罪行的杖数、年限行刑服役，总服役时间不能超过四年。
第二套刑具共七种：笞、杖、讯杖、枷、杻、索、镣。笞：大头直径二分七厘，小头比大头细一分。杖：大头直径三分二厘，小头和笞的小头一样细。笞、杖都用荆条制作，都打臀部。讯杖：大头直径四分五厘，小头粗细比照笞、杖，荆条制成，打臀部和腿部。笞、杖、讯杖，全都长三尺五寸，要按照官府统一标准校验，不能用筋胶等物装订加固。枷：重量十五斤到二十五斤，枷上面刻写长短轻重的数字，长五尺五寸，头部宽一尺五寸。杻长一尺六寸，厚一寸，给男性死刑犯人使用。索是铁制，用来拘押轻罪犯人，长一丈。镣是铁连环，套在犯人脚上，徒刑犯人戴镣劳作，重三斤。
另外绘制八张丧服图。同族亲属之间犯罪，按照丧服等级来确定刑罚轻重。依据礼义设立的法条：养母、继母、慈母都要服三年丧；殴打杀害她们，和殴打杀害嫡母判同等罪名。兄弟的妻子服小功丧，互相包庇隐瞒罪行，可以减轻处罚。儿媳对公婆要服斩衰三年丧，殴打、杀害、辱骂公婆，和丈夫殴打、杀害、辱骂父母的律条相同。姨的子女、舅的子女、姑母的子女，互相是缌麻亲，也就是表兄弟姐妹，互相之间不能通婚。
十种重罪：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就算遇到大赦，也不予赦免。六种贪赃罪名：监守盗、常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坐赃。八种可以商议减免刑罚的对象：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
明太祖对皇太孙说：“这部书先摆放两套刑罚图，再摆放八张丧服图，是为了重视礼教。普通百姓愚昧无知，如果在每条律文下面就写宽大体恤的规定，百姓就会轻视法律而犯法，所以把好生宽厚的精神，统一写在《名例律》当中。善于使用法律的人，领会其中本意就可以。”皇太孙请求修改五条以上律文，太祖看完表示认可。皇太孙又上奏：“明定刑罚是用来辅助教化，凡是涉及五伦人伦关系的案件，应当变通法律成全人情。”于是下令修改七十三条律文，又告诫他：“我治理乱世，刑罚不得不重。你治理太平时代，刑罚自然应当从轻，这就是刑罚要随时代有轻有重。”洪武二十五年，刑部上奏，律条和条例有冲突的地方，应当修改。太祖认为条例只是一时权宜办法，已经定下的律不能改动，没有采纳。
洪武三十年，完成《大明律诰》。太祖驾临午门，对大臣说：“我效仿古代治国，申明礼教引导百姓，制定法律约束顽劣之人，刊刻颁布法令。施行很久，犯罪的人依旧很多，于是编撰《大诰》告知百姓，让大家懂得趋吉避凶。古人说刑罚是祥善之刑，难道不就是希望百姓都能平安活在世间吗！但是法律掌握在官府，百姓不能全部了解，于是命令刑官摘取《大诰》条目，摘录要点，附载在律文后面。废除所有榜文禁令条例；除了谋逆以及《律诰》记载的重罪之外，其余大小杂犯，全部按照赎罪的条例处置，汇编成书，刊刻传遍天下，让天下人有所遵守。”
《大诰》，是太祖担忧百姓沿袭元朝陋习，徇私废弃公义，恶行越来越多，洪武十八年，搜集官吏百姓的过错犯罪，分条编成《大诰》。条目一共十类：揽纳户、安保过付、诡寄田粮、民人经该不解物、洒派抛荒田土、倚法为奸、空引偷军、黥刺在逃、官吏长解卖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犯这些罪最重可以抄家没收家产。第二年又编写《续编》、《三编》，全部下发学校用来考核读书人，乡里设置塾师讲授学习。犯人手里持有《大诰》，罪行可以减一等。那时候，全国各地前来京城朝拜的、讲授诵读《大诰》的师生有十九万多人，全部赏赐钞币遣送回乡。自从《律诰》颁行之后，《大诰》记载的严酷法令不再轻易使用。后来犯罪的人大都援引《大诰》请求减刑，官府也不再核实犯人有没有持有《大诰》。
太祖制定律令，吴元年草创，洪武六年修订，洪武二十二年整理定型，洪武三十年才正式向全国颁布。思考周密，一代法典就此确立。朝廷内外审判案件，全部依照洪武三十年颁布的版本。洪武元年的令，律文没有写而令中有记载的，司法部门可以拿来作为依据，上报皇帝批准之后施行。凡是违反令的，判处笞刑；皇帝临时下旨定罪，没有写入律令的，不在这个范围内。官吏擅自比照律文，造成量刑轻重失当，按照故意陷害治罪。没有律文明文规定的罪行，就要比照相近律文拟定罪名，上报刑部议定之后奏报皇帝。如果官吏擅自断案，造成判罚出错，按照故意或者过失判罪。
大体来看，明律比唐律简练严谨，但是宽厚比不上宋律。书中体恤怜悯的用意，散落在各个条文，可以举例子推知其余。比如加重处罚，必须赃款数额完全达标才定罪。例如监守自盗，赃款满四十贯判处绞刑；如果三十九贯九百九十九文，差一文，就不判绞刑。加重刑罚最高到流刑三千里，逐级往上，不会直接判死刑。减刑从死刑往下减，不再区分绞、斩。计算天数按照一天一百刻，计算年份按照一年三百六十日。比如人命伤害保辜期限、各类文书延误期限，就算只差一点时刻，也不能按照原定年月判罪。犯罪的时候还没有年老、没有疾病，案发的时候已经年老患病，就按照老病来量刑；年少的时候犯罪，案发时已经成年，依旧按照年少来判。犯不属于十恶不赦的死罪，如果祖父母、父母年老无人奉养，可以上奏听候皇帝裁决。犯徒刑、流刑，家中可以存留亲人赡养长辈，其余罪名可以赎罪。功臣、五品以上官员关押监狱，允许亲人入内侍奉；判处徒刑、流刑，可以允许亲人随同前往，违反的判杖刑。同一家庭亲属犯罪，可以互相隐瞒包庇。奴婢不能告发主人。控告别人，不能拿被告人的子孙作证，弟弟不能作证揭发兄长，妻子不能作证揭发丈夫，奴婢不能作证揭发主人。文官犯杖刑，罢黜不再任用。军官就算判徒刑流刑，因为世代军功还可以提拔任用。类似这些条文，有的借鉴唐律，有的新创立制度，目的就是维护父子亲情、君臣大义，权衡情理。
建文帝即位，训示刑官：“《大明律》是皇祖亲自裁定，我仔细阅览，相比前代往往量刑偏重。那是治理乱世的法典，不是百世通用的法度。我之前修改的条文，皇祖已经下令施行。但是值得怜悯、有疑点的案件，还不止这些。律是确立大的法度，礼用来顺应人情，用刑罚管束百姓，不如用礼教感化。通告全国官府，务必推崇礼教，宽赦疑点重重的案件，体现我善待天下万民的心意。”明成祖下诏司法部门审理囚犯，全部依照《大明律》拟定罪名，不许胡乱引用榜文条例刻意重判。永乐元年，制定诬告治罪法令。成化元年，又命令审理案件只依据正式律文，废除各类附加条例。成化十五年，南直隶巡抚王恕上奏：“《大明律》之后，出现《会定见行律》一百零八条，不知道从哪里产生。比如《兵律》多支取官粮，《刑律》辱骂使臣、辱骂直属长官，量刑轻重完全失衡。这本书流传各地，误导官吏执法。请求追回印版焚毁。”皇帝下令立刻焚毁，如果有人依据这部伪律故意出入人罪，按故意陷害论罪。成化十八年，制定用欺诈手段获取财物的条例。
弘治年间，距离法典制定已经一百年，执法越来越松弛。弘治五年，刑部尚书彭韶等人，听从鸿胪少卿李鐩的提议，删改修订《问刑条例》。弘治十三年，刑官再次上奏：“洪武末年制定《大明律》，之后申明《大诰》，可以减等量刑，历朝沿用。律文顾及不到的奸恶，前代君主根据时势推出案例，案例是用来辅助律法，不是破坏律法。可是朝廷内外奸猾官吏借机谋取私利，律渐渐被搁置不用。”于是皇帝交给尚书白昂会同九卿商议，筛选历年条例中长久可行的二百九十七条。皇帝挑出其中六件事，命令重新商议上报。九卿坚持原来的意见，最终没有改动。从此以后，律和案例同时施行，法网也稍微严密。其中王府禁令六条，亲王无故出城就要处罚，管束尤其严格。嘉靖七年，保定巡抚王应鹏上奏：“正德年间新增《问刑条例》四十四款，切合法理人情，应当编入正式条例。”没有被采纳。只下诏：伪造官印、三次犯盗窃罪，不适用怜悯减刑。刑部尚书胡世宁请求编纂新的断狱条例，皇帝下令只准用律文以及弘治十三年钦定的条例。嘉靖二十八年，刑部尚书喻茂坚上奏：“自从弘治年间修订条例，将近五十年。请求下令我会同三法司，整理申明《问刑条例》，加上嘉靖元年之后皇帝钦定的事例，永久遵守。弘治十三年之后、嘉靖元年之前的事例，虽然下诏废除，但有些奏章拟定得当可以采纳，也要仔细筛选。如果官吏胡乱引用条例故意陷害他人，应当罢免惩处。”恰逢喻茂坚离职，朝廷命令尚书顾应祥等人议定，条例增加到二百四十九条。嘉靖三十四年，又听从尚书何鳌的意见，增补九条。万历时期，给事中乌昇请求继续增补条例。万历十三年，刑部尚书舒化等人搜集嘉靖三十四年之后诏令、宗室藩王军政条例、捕盗条格、漕运文书中和刑名相关的内容，把律作为正文，案例作为附注，一共三百八十二条，大量删除嘉靖时期严苛法令。崇祯十四年，刑部尚书刘泽深再次请求重新修订《问刑条例》。皇帝认为律必须严格遵守，案例有轻重差异，同一件事却有好几套案例的，应当删改统一。可当时时局危急，官府疲于应付，修订提议没能落实。
明太祖制定律文，后世代代承袭，不敢轻易改动。临时变通，有的来自皇帝诏令，有的来自大臣上奏，关系国家治理、得到施行的，不能不详细记述。
洪武元年，训示中书省大臣：“审理案件应当公平仁恕，古时候，除非大逆不道，犯罪只惩罚本人。百姓犯罪，不要株连亲属。”尚书夏恕曾经援引汉代法律，请求写入律中，谋反就夷灭三族。太祖说：“古时候父子兄弟罪责互不牵连，汉朝沿袭秦朝旧法，刑罚太重。”驳回他的奏请。百姓父亲被诬告抓捕，儿子到刑部申诉，司法官要判儿子越诉的罪名。太祖说：“儿子申诉父亲冤屈，出于真切孝心，不能治罪。”有儿子犯死罪，父亲行贿求免，御史想要一并治父亲的罪。太祖说：“儿子判死刑，父亲营救，是人之常情，只判儿子，赦免父亲。”洪武十七年，左都御史詹徽上奏：百姓殴打孕妇致死，按律应当绞刑，犯人的儿子请求代替父亲受死。大理卿邹俊评议：“儿子替父赴死，情值得同情。但是死去的孕妇是两条人命，犯人要承担两条人命的罪责；与其保全犯罪的人，不如保全无辜的儿子。”皇帝听从后一种意见。洪武二十年，詹徽上奏：军人应当受杖刑，这个人之前两次犯罪被赦免，应当合并之前的罪行处死。太祖说：“以前的罪已经赦免，再追究就失去信用。”只杖责之后遣返。洪武二十四年，嘉兴通判庞安抓获贩卖私盐的人押送京城，把缴获的盐赏赐给抓获人。户部认为他违反规定，命令他把盐交还官府，还要写下认罪文书。庞安上奏：“律是万世不变的大法，例只是一时的旨意。现在依照例办事，就会和律里面非捕盗人员可以获得赏赐的条文互相矛盾，对天下失去信用。”太祖认可他的说法，下令按照律处置。
永乐二年，刑部上奏河间百姓控告自己的母亲，地方官府反而要判母亲的罪。皇帝下令逮捕儿子和办案官吏治罪。永乐三年，规定文职官员以及京城外地军士百姓，犯重罪按律判决；轻罪不实际行刑，登记罪状。涉及侵害他人或者情节严重的，临时上奏请示。永乐十六年，加重惩治贪官的禁令。当初太祖严厉打击贪官，下令贪赃绝不宽恕；又训示刑部：官吏收受贿赂，连同行贿的人，全家流放边疆，写入法令。时间久了法令松弛，所以再次申明。永乐二十九年，大理卿虞谦上奏：诈骗勒索按律应当杖责之后流放，现在却判斩首，不符合诏书本意。皇帝下令按律拟罪。宣德二年，江西按察使黄翰上奏：民间游手好闲之人，喜欢挑起诉讼，常常指使老人、小孩、残疾人诬告好人，应当增设诬告不实加重处罚的法令。于是订立老人小孩残疾人诬告他人罚钞赎罪的条例。后来孝宗时期，南京诬告十人以上，按例发配口外为民；但是年纪超过七十，按律可以赎罪。于是再定法令：七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以及残疾人，按律判决；按例要充军、发配口外为民的，依旧执行。八十岁以上、重病残疾，应当永远充军，就让他的子孙顶替发配；充军以下的，免于处罚。
最初制度：官吏收受贿赂枉法，不分南方北方，全部发配北方边卫充军。正统五年，行在三法司上奏：“洪武定律的时候，宝钞贵重物价低廉，所以枉法贪赃达到一百二十贯，免除绞刑改为充军。如今宝钞贬值物价昂贵，如果财物折算宝钞到一百二十贯就充军，量刑轻重失衡。今后文职官吏，枉法贪赃按律应当绞刑，折算宝钞达到八百贯以上，才发配北方边卫充军。贪赃不到这个数额，按照现行条例处置。”皇帝采纳。正统八年，大理寺上奏：“律文记载盗窃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第三次犯绞刑。现在盗窃遇到大赦又犯罪，全部当作初犯，有的还刺右臂，有的不刺。请求明确条例。”奏章交给三法司商议：刺过右臂，遇赦再犯，刺左臂；刺过左臂遇赦又犯罪，不再刺字，记录档案；大赦之后累计三次盗窃，判处绞刑。皇帝说：“盗窃已经刺字，遇赦之后再犯，按普通律文，不考虑大赦，统计全部前后罪行上报。”后来明宪宗时期，都御史李秉上奏请求废除这条旧例。不久南京盗贼王阿童五次盗窃都逢到大赦免罪。皇帝听说之后，下诏依旧统计大赦前后的三次盗窃定罪。到万历年间，又上奏请求改为发配。正统十二年，听从知县陈敏政的提议：百姓娶后妻带来的前夫女儿做儿媳，把后妻带来的前夫儿子招做女婿，全部比照同父异母兄妹律，减轻处罚。成化元年，辽东巡抚滕照上奏：“《大明律》是一代确定的法典，但是处置武将，偏偏舍弃律而用条例，武将越发放纵不守规矩。请求全部依照律审判。”下诏批准。被降职罢黜的武将到处诽谤，官吏怕惹祸，又上奏废除这条命令。成化十九年，订立三次盗窃治罪条例。司法部门上奏：“南京有三次盗窃，赃款满一百贯，应当判处绞斩。虽然属于杂犯，情节恶劣；屡次作恶不知悔改，不能用普通条例。如果赃款不够数额，只是徒流以下，就算三次盗窃，情节较轻，适用普通律条。”奏疏上报，得到批准。
弘治六年，太常少卿李东阳上奏：“五刑最轻的是笞杖，但是刑具有尺寸，责打有数目。现在地方官府，笞杖轻刑经常把犯人打死。就算事情败露，官员不过因公过失官复原职。最轻的刑罚，致人死亡，多的几十，甚至上百，监狱堆满死尸，流血遍地，令人痛心。律文规定无故拷打平民致死要抵命，非法使用刑具要罢官，可是现实中只要说成是公务办案，就算死很多人也不受重罚。这种情节严重而律条处罚偏轻的情况，不能不讨论。请求：拷讯轻罪当场致人死亡，累计致死二十到三十人以上，除原有律条之外，官员降职调遣；犯人死因存疑，还要追究医生责任。”下发相关部门讨论处置。嘉靖十五年，有人徒手殴打他人致重伤，受伤人超出保辜期限才死亡，刑部拟定斗殴杀人绞刑。大理寺引用嘉靖四年旧例，认为应当只判殴打致伤笞刑。刑部官员说：“律有保辜期限，而《问刑条例》写明斗殴杀人，事实确凿，就算死在期限之外，依旧拟死罪，请皇帝裁决。我部上报，往往得到旨意，大多改为充军，只是从轻发落。斗殴伤人确凿，只是死在期限外，就只判笞刑，是纵容凶犯。况且用凶器伤人，就算伤好了，也要充军；怎么能实际殴打致人死亡，只是死的时间晚一点，就比不过凶器伤人的处罚？况且嘉靖四年那条旧例已经废除，请通告全国按照《问刑条例》。”皇帝听从刑部意见。之后保辜期限外死人的案件，全部依照律例拟定，上奏皇帝定夺。
隆庆三年，大理少卿王诤上奏：“审判官员常常违背律例，凭个人主观断案。比如律文‘奉行皇帝制书有所违背，杖责一百’，本来针对正式诏诰文书。现在却把军士延误期限、守备官军不当班、聚众赌博，全都套用这条。律文犯奸条目下‘买休、卖休、花钱娶别人休掉的妻子’，本意是花钱逼迫别人休妻，再娶该女子，按律应当离异，财礼没收官府。至于夫妻感情不和，按律离异；妇人犯奸，官府可以发卖；后夫通过媒人花钱娶这个女人，原本不属于奸情，律并不禁止。现在一概套用买休卖休的罪名。还有‘不应得为’，笞四十，情节重杖八十。这条用来处理律文没有写到的事情；犯罪明明有专门条文，就应当按专门条文判。现在殴打致人受伤，应当判笞刑，办案官员却说‘除去殴打致伤，这条律太轻不予定罪，按不应得为情节重杖八十’。既然除去殴打轻罪不判，本就没有罪名，又拿不应得为治罪，实在让人不解。”刑部尚书毛恺极力支持王诤，朝中大臣都认同王诤。皇帝下旨：“买休卖休属于奸罪条文，今后断案，不属于奸情的，不许引用这条，其余照旧。”
万历年间，左都御史吴时来上奏申明六条律例：
一、律说普通百姓家庭不允许蓄养奴婢。原本的意思是，只有功臣才赏赐奴婢，普通百姓应当自己劳作，不许蓄养。这类案件当事人都按雇工人看待，律原本没有针对士大夫官僚家庭。士大夫家庭，蓄养奴婢客观难以避免。请司法部门斟酌议定：无论官宦还是百姓家庭，订立契约、付给工钱、约定做工年限的，按雇工人论；工钱微薄，按日月计酬的，按普通百姓论。花钱买来十五岁以下，长期养育；十六岁以上，帮其婚配成家的，视同自家子孙。养育时间短，没有婚配成家：普通百姓家依旧按雇工人；士大夫官僚家，按奴婢律处置。
二、律说伪造各衙门官印判处斩刑。指私铸铜铁印章，所以判斩。如果图案模仿印章，材质不是金属印章，不算伪造官印，所以条例有描摹仿制发配充军的条文。今后伪造印信，如果是木头、石头、泥土、蜡做的，只用描摹仿制充军条例；再犯拟斩刑。伪造只使用一次，赃款达不到徒刑，比照盗窃罪；再犯用充军例，三次犯引用斩刑律。
三、律说三次盗窃绞刑，前提要有刺字记录。但是赃款多少不同，量刑应当区分。今后三次盗窃全部发生在大赦之前、或者全部在大赦之后，按律绞刑。有的部分在赦前部分在赦后合计三次，全部上奏皇帝裁决。审理官员归入可矜可疑的奏疏，考虑改为发配。
四、强盗抢劫杀人，按赃款判死刑，立刻处决。但难免有挟仇罗织，冤枉抵罪。今后务必仔细核查；赃证不清，难以决断的，判秋后斩刑。
五、律说多人共同殴打，造成致命重伤，下手打人的判绞刑，主谋和其余人各判对应罪名。两三个人殴打一人，都造成重伤，分不清谁是直接下手、谁是主谋，如果犯人关押在监狱死亡，就拿现存犯人抵命。现在恤刑官员遇到被害人在家里过了几年才病死，就把在押动手行凶的人从轻宽宥。拿多年之后病亡的结果，来抵消殴打伤人的罪责，太过宽纵。今后不许一概拿来抵罪。
六、京城大逆重罪、真正强盗，就算是停止执行死刑的年份，也要及时处决。杀害父亲这种大恶，凌迟处死都不足以解愤。可是地方上这类案件却拖延时间，因为惯例汇总上奏，没有单独上奏的制度。单独上奏代表案情紧急；汇总上奏就会拖延。案件在地方搁置好几年，犯人病死狱中，怎么告慰天人的愤怒。今后地方出现这类重案，御史单独行文上报都察院，都察院、大理寺单独上奏，处决文书一到，立刻行刑。处决之后，尸体下发当地府县戮尸示众，维护刑法威严。
奏章下发刑部大理寺讨论，全部采纳。唯独伪造印章，不管用什么材料，一律斩刑。得到皇帝批准。
赎刑起源于《尚书·虞书》，《吕刑》就记载死刑可以赎罪，后世都很重视。宋代赎罪制度十分谨慎，只有八议的人才可以赎罪。明律条文严苛，朝廷想要体恤宽恕，却被律条限制，就全部寄托在赎罪条例，用来缓和过重的法律。同时国家可以收取赎金，应付财政缺口。巩固边防、充实国库、救济灾荒、官府各项大额开支，很多取自赃款和赎罪银两。所以明代赎罪制度比历代详细。赎罪分两类：律文规定的收赎，条例规定的纳赎。律文的收赎不能改动；纳赎是根据时局变通，前后各不相同，源头来自明太祖。
律规定文武官员因公犯笞刑，官员交钱赎罪；吏员每季度集中行刑，官和吏都留任，不记过错。杖刑以上登记罪名，每年汇总送交吏部、兵部，等到九年考核，统计犯错次数决定升降。吏员选拔降职也要记录。至于私罪：文官吏员笞四十以下，记录过错继续任职，不用赎罪；笞五十，调任别处。军官杖刑以上必须实际行刑。文官吏员犯杖罪，罢官永不叙用，规定十分严格。但洪武中期已经多次下旨，杂犯死罪以下允许赎罪。洪武三十年，命令部院制定赎罪细则：京城内外官吏，笞杖记录过错；徒、流、迁徙，可以拿俸禄赎罪；三次犯罪依旧按律处置。从此律和条例就出现差异。颁布《大明律》，皇帝御制序言写明：杂犯死罪、徒流、迁徙等刑罚，全部按照新定赎罪条例处置。于是条例辅助律施行。
明仁宗刚即位，训示都察院：“交钱罚劳役赎罪推行，有钱的人全都逃脱刑罚，应当全部按律审判。”时间一长法令又松弛。正统年间，侍讲刘球上奏：“用钱赎罪不是古制，除因公犯罪允许赎罪之外，全部应当按律行刑。”朝廷没有采纳。之后沿用太祖旧例，进一步放宽。官吏公私杂犯准徒以下，全都可以运炭、纳米赎罪。军官军人按例免于徒流，也适用赎罪。
明初赎罪可以交铜，成化年间可以交马，后来不再使用，不再记述。经常并行交纳宝钞、铜钱、白银，以宝钞为本。律规定的叫收赎律钞；条例规定的叫赎罪例钞。永乐十一年规定：因公犯罪记录收赎；情节严重死罪按律处决；情节较轻，斩罪八千贯，绞罪以及榜例死罪六千贯；流、徒、杖、笞交纳宝钞各有等级。没钱的发配天寿山种树。宣德二年规定：笞杖犯人，每十下赎钞二十贯。徒流，徒刑一等折合杖二十，三等流刑折合杖一百四十。罚钞标准比照笞杖。无力交纳去天寿山种树；死罪终身劳作；徒流按年限；杖刑种五百棵；笞刑种一百棵。景泰元年，笞杖犯人有财力的交纳宝钞：笞十，二百贯，每十加二百贯，笞五十一千贯。杖六十一千八百贯，每十加三百贯，杖一百三千贯。官吏赃物也按这个折算宝钞。天顺五年，犯人纳钞：笞十二百贯，其余笞每十加一百五十贯；杖六十一千四百五十贯，其余杖每十加二百贯。成化二年，确定妇女犯罪赎罪。
弘治十四年，确立赎罪折算银钱制度。不能实际行刑的犯人以及有钱妇女，杖一百，宝钞二千二百五十贯折银一两；每十往下减二百贯；杖六十折银六钱。笞五十宝钞八百贯折银五钱，每十减一百五十贯；笞二十折银二钱；笞十宝钞二百贯折银一钱。收铜钱，一两银子折合七百文。除过失杀人之外，律文收赎宝钞，也按这套折算白银。
正德二年，钱钞一起收取。杖一百，宝钞二千二百五十贯，收钞一千一百二十五贯，收钱三百五十文。嘉靖七年，湖广巡抚都御史朱廷声上奏：“收赎和赎罪不一样，京城和地方不一样。宝钞只集中在京城，南方铜钱流通不畅。旧制度：有钱妇人、命妇、军官妻子、不能行刑的犯人，适用赎罪例钞；老幼残疾、妇女其余罪名，适用收赎律钞。赎罪例钞，钱钞兼收：笞十收钞一百贯，收钱三十五文；宝钞二百贯折银一钱。杖一百收钞一千一百二十五贯，收钱三百五十文；宝钞二千二百五十贯折银一两。而收赎律钞，笞十只赎六百文，折算白银不到一厘；杖一百赎钞六贯，折银不到一分，量刑太轻。律钞、例钞宝钞价值不同，折银标准也应当区分。请求新定标准：收赎，宝钞一贯折银一分二厘五毫。笞十赎钞六百文，折银七厘五毫，随罪名轻重增减。”皇帝采纳，全国司法机关遵照执行。
当时重新修订条例，确定赎罪细则。京城有五种方式：做工，笞十做工一个月折银三钱；徒五年折银十八两。运囚粮，笞十纳米五斗折银二钱五分；徒五年五十石折银二十五两。运灰，笞十一千二百斤折银一两二钱六分；徒五年六万斤折银六十三两。运砖，笞十七十块折银九钱一分；徒五年三千块折银三十九两。运水和炭。运灰最重，运炭最轻。地方分为有力、稍有力两等（之前有颇有力、次有力，御史上奏废除）。有力，比照京城运囚粮，纳米五斗，交稻谷一石，起先上交白银，后来上交粮食。稍有力，比照京城做工月数折算赎罪。有钱妇女、命妇、军官正妻、不便行刑的，笞杖每十下折银一钱。老幼残疾妇女、天文生其余罪名收赎，笞十赎钞六百文折银七厘五毫。量刑轻重均衡，全国方便执行。万历十三年再次申明，定为永久制度。
律的收赎：天文生学业已成，犯徒、流刑，杖责一百，剩下的罪名赎罪。妇女犯徒流，杖责一百，其余赎罪。
例如杖六十徒一年，全部赎钞十二贯；已经杖责六十抵扣六贯，剩下徒一年赎钞六贯，折合银七分五厘，其余照此推算。
杖责一百，如果犯人财力充足，另外交纳例钞二千二百五十贯，交钱三百五十文、钞一千一百二十五贯。
七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残疾人，流罪以下，允许收赎。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重病残疾，犯盗窃伤人，也收赎。犯罪时不老不残，案发时老病，按老病；犯罪年幼，案发长大，依旧按年幼，都可以收赎。
六十九岁犯罪，七十岁案发；无病犯罪，残疾之后案发，都按老病收赎。七十九岁犯死罪，八十岁案发；普通时候犯罪，重病残疾之后案发，可以上报皇帝裁决。八十九岁犯死罪，九十岁才案发，免于治罪，不在收赎范围。
服刑徒刑期间年老患病，同样适用这套。
比如杖六十徒一年，服刑一个月之后老病，全部赎钞十二贯。已经杖责六十抵扣三贯六百文；剩下徒一年应当赎钞八贯四百文。每个月徒刑赎钞七百文；已经服役一个月抵扣七百文，剩余十一个月，收赎七贯七百文。其余照此推算。
老幼残疾收赎，杂犯准徒五年依旧要处罚。因为明初就算杂犯，也不能全部等同于徒刑。
诬告条例：控告两件以上，部分属实部分虚构重罪；或者一件事故意轻罪诬告成重罪。已经行刑的，诬告部分全部抵罪；还没有行刑，笞杖可以收赎；徒流先杖责一百，其余可以收赎。
例子：告人笞三十，十条属实已经行刑，剩下诬告二十条，没有行刑，收赎一贯二百文。
告人杖六十，二十属实已经行刑，剩下诬告四十，没收赎二贯四百文。
告人杖六十徒一年，五十杖属实已经行刑，剩下杖十、徒一年没有行刑。徒一年折算杖六十，合计杖七十，收赎四贯二百文。
告人杖一百流二千里，杖六十徒一年属实已经行刑，按总徒四年计算，抵掉属实部分，剩下杖四十、徒三年没有处置。流折算徒、徒折算杖，合计杖二百二十。除去已经抵罪杖六十徒一年折合杖六十，剩下杖一百，赎钞六贯。如果折算剩余罪名超过杖一百，必须先实际杖责一百，剩下的罪名才允许收赎。
过失伤人，比照斗殴伤人，收赎。过失致人死亡，比照杂犯斩绞赎罪，宝钞四十二贯。其中八分宝钞三十三贯六百文，二分铜钱八千四百文，交给死者家属。已经服满总徒五年，再犯徒刑，收赎钞三十六贯。犯徒流，家中需要留人身奉养父母，先杖责一百，其余罪名收赎。杖责一百必须实际执行，不许赎罪，再按老幼标准折算徒刑流刑。英宗下旨官府执行，成为定例。天文生、妇女犯徒流，杖责一百其余赎罪；就算罪名只是杖六十徒一年，也要杖责一百，就是律中所说加杖。先按本律定罪，可以用《大诰》减等；行刑时，是天文生或者妇女，执行杖一百，其余赎罪。杖责固定一百，已经包含徒刑折算杖数。这和诬告案件赎剩余杖刑不一样。赎剩余徒刑，是先行刑，赎徒刑；诬告剩余罪名，把流折徒、徒折杖，全部折算之后交钱赎罪，两套制度不同。成化八年定例，妇女犯徒流，除去奸罪、盗窃、不孝、乐户，有钱可以交纳宝钞赎罪。杖每十下折银一钱，杖一百折银一两。律的收赎，赎的是杖责之外剩余的罪名；条例的赎罪，赎的是本该实际打的杖一百。徒、杖分开处置；除妇女，其余囚徒徒流的杖刑必须实打，不能赎。弘治十三年，乐户犯笞杖徒，也免于实际行刑。这就是律钞的大体情况。
嘉靖二十九年定例钞制度：军民各色人役、舍人余丁，财力充足，文武官员、监生、生员、有官衔平民、知印、承差、阴阳生、医生、老人、舍人，无论笞、杖、徒、流、杂犯死罪，都可以运灰、运炭、运砖、纳米、纳物料赎罪。以上属于品行没有大过失。官吏被革职（品行有亏）、贫苦无力军民，笞杖实际行刑；徒流杂犯死罪，做工、摆站、哨瞭、充当仪仗侍从，情节重的煎盐炼铁。死罪劳作五年，流罪四年，徒刑按年限。京城没有差役的军丁、不便行刑的人，笞杖罚做工。犯奸、盗窃、贪赃，品行败坏，一律不许赎罪。被革职军官，依旧运炭纳米处置，不实际行刑发配。宽待武将，从严文官。京城就做工、运囚粮五类赎罪；地方就有力、稍有力两等，法令更加简单。
总而言之：律钞标准轻，例钞标准重。律钞当初并不轻。祖宗旧制宝钞一文等于银一厘；笞十赎钞六百文，折合银七厘五毫，在明初相当于银六钱；杖一百赎钞六贯折合银七分五厘，当初相当于银六两。后来宝钞贬值，按旧钞数折算现在白银，数额就变得极低，根本达不到惩戒效果。祖宗律文不能修改，于是定下极低的折银数目，可这点银两不足以抵偿罪行，条例变通就应运而生。
考察洪武时期，官吏军民犯罪允许赎罪，大多是罚劳役，比如发配凤阳屯田、滁州种苜蓿、代农民服劳役、运送粮食到边疆赎罪这类情形，全都不允许缴纳宝钞赎罪。明律条文记载，笞刑若干下，折合宝钞若干文；杖刑若干下，折合宝钞若干贯，这是确立一代的法令。但是查洪武三十年的诏令，囚犯运米赎罪，死刑要缴纳一百石，徒刑、流刑依次递减；没有财力自备粮食的，死刑犯人自备三十石米，徒刑、流刑犯人自备十五石米，全都运送到甘州、威虏，到当地充军。核算米价、运费的开销，和律文规定的宝钞数额相差不远。当时定下的赎罪宝钞等级，本来并不比后世的条例宽松。可是犯罪情形没有固定标准，宝钞制度推行时间久了，币值一天天贬值，这是制定法律的时候没有预料到的。
就拿永乐十一年的诏令来说：“情节较轻的斩罪，赎罪宝钞八千贯；绞罪以及榜例所定的死罪，赎罪宝钞六千贯。”八千贯宝钞，相当于洪武律的八千两白银；六千贯宝钞，相当于洪武律的六千两白银。往下到杖罪赎罪一千贯，笞罪赎罪五百贯，也折合一千两、五百两白银。就算靖难革除旧朝那段时期，用法格外严苛，哪里有死罪要缴纳八千两，笞杖罪要缴纳一千两、五百两还能够实行的道理？由此可以看出宝钞制度的弊病，到永乐初年，宝钞的实际价值已经比洪武时期贬值十倍还多。
宣德年间，朝廷重申交易禁止使用白银的禁令，希望疏通宝钞流通。到弘治年间，宝钞最终彻底无法使用，于是开启按照宝钞数额折算白银赎罪的条例。等到嘉靖年间重新修订条例，赎罪全部划分为“有力”“稍有力”两个等级：有力等级缴纳五斗米，相当于洪武律缴纳宝钞六百文；稍有力等级缴纳工钱三钱，相当于洪武律服一个月劳役。这说明后世条例里的宝钞折算标准，才仅仅等同于明初律法的宝钞标准。更何况老人、幼童、残疾病患，按照律条可以赎罪的，缴纳白银七厘五毫，折合宝钞六百文；白银七分五厘，折合宝钞六贯。所有律条规定的赎罪，拿来和明初律法的宝钞标准对比，刑罚轻重的差距就更加悬殊了。
只有运炭、运石这类罪罚条例相对偏重。原本这类处罚，全都命令罪犯本人前去服劳役，劳作结束就放还回家，原本没有缴纳财物赎罪的规定。后来法令逐渐放宽，允许折算财物缴纳赎罪，估算劳力代价，和实际劳役大致相当，实际上没有什么弊端。
大体来说，赎罪的条例分为两类：一类是罚服劳役，一类是缴纳宝钞；条例前后经历三次变化。罚服劳役，后来大多折算工钱缴纳宝钞；宝钞制度败坏之后，又变成缴纳白银、缴纳粮食。只是运灰、运炭、运石、运砖、运碎砖这些名目还保留下来。到万历中期，朝廷内外统一实行有力、稍有力两等赎罪，京城原本的各类旧条例不再施行，法律就更加统一。这就是所说的顺应时势变通，又不违背古法本意。
当初，法令允许罪犯用劳役赎罪：死刑犯人终身拘役，徒刑、流刑按照年限服役，笞刑、杖刑按照日期服役。或是修缮营建，或是屯田耕种，或是煮盐炼铁，劳役期满就释放。释放的时候，把犯人带到御桥，叩头完毕，送到应天府，发给路引遣送回家。应当充军的犯人，移交陕西司，按照户籍编排发配。后来全都改成折算缴纳工钱，只有到御桥叩头的旧制保留。
宣德二年，御史郑道宁上奏：“缴纳粮食赎罪，本是朝廷宽大的制度，可是军储仓关押的囚犯，没有粮食缴纳。从去年二月到现在，已经死掉九十六个人。”刑部郎中俞士吉也曾上奏：“没有粮食的囚犯，请下令到他原籍追征；工匠依旧服工匠劳役，士兵依旧参加操练；如果不是士兵工匠，就遣送回所属州县追征钱粮。”皇帝下诏采纳他的奏请。
明初制度，流罪分为三等，按照流放地的远近来区分，发配边卫充军也有固定地点。流刑和充军，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但是《名例律》规定，两种死刑、三等流刑，一同算作减一等。比如两种死刑遇到大赦减刑一等，就改为流三千里；三等流刑依据《大诰》减刑一等，都改成徒刑五年。凡是被判流罪的犯人，几乎都会减刑改判徒刑。所以三等流刑的条文虽设，却很少实际使用，充军的条例就显得格外重要。
律文当中涉及充军的有四十六条；《诸司职掌》记载二十二条，都是洪武时期的条例，是正式律文没有记载的。嘉靖二十九年的条例，充军条目一共有二百一十三条，和万历十三年修订的版本大致相同。
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应当充军的犯人，大理寺审理完毕，移交陕西司；刑部设立文书簿册，登记姓名、年龄、籍贯，按照南方、北方户籍编排，造两本册籍，一册送入皇宫内府，一册交给主管百户，由百户领走，押送犯人充军。浙江、河南、山东、陕西、山西、北平、福建、直隶应天、庐州、凤阳、淮安、扬州、苏州、松江、常州、和州、滁州、徐州籍贯的犯人，发配到云南、四川所属卫所；江西、湖广、四川、广东、广西、直隶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安庆籍贯的犯人，发配到北平、大宁、辽东所属卫所。充军犯人如果逃亡或者死亡，就按照册籍勾捕他的亲属替补。
之后条例又有发配烟瘴地区、极边沿海等地，各类条例各不相同。充军分为终身充军、永远充军。永远充军，惩罚延及子孙后代，一般都是实犯死罪减一等之后判处。明初法律严苛，被判充军的，一个县就数以千计；几代之后，总人数达到数万。有的家庭男丁死光，户已经断绝，只留下军产；有的连军产都没有，户籍上军户名目却没有注销。朝廷每年派遣御史清理军户，军户缺人就必须勾捕补充。每当勾捕男丁，会逮捕同族亲属、里长，牵连到别的甲户，乡里鸡犬不宁。
评论的人认为：充军本是死罪减一等，可实际造成的祸害，反而超过死刑。靖难时期贬谪发配的人，直到明朝灭亡，戍边的户籍还有留存，刑罚没有比这更残酷的。
嘉靖年间，有人请求开设充军赎罪的条例。明世宗说：“法律允许赎罪的，只是徒刑、杖刑以下的轻罪。死罪中情节可怜、证据存疑的，才减刑改为流放充军，不允许赎罪。”御史周时亮又请求放宽赎罪条例。刑部商议：家庭财力雄厚的，缴纳十两白银，可以赎免三年以上徒刑中的一年；财力稍好的缴纳半数。但是充军赎罪的提议最终没有实行。
御史胡宗宪上奏：“南方人不适应边疆征战，那些被判发配边疆充军的犯人，应当允许缴纳白银赎罪。”刑部商议认为可行，于是拟定赎罪条文上报。皇帝说：“怎么可以设立这样的条例来对待犯罪之人？”提议再次被驳回。
万历二年，朝廷停止每年派遣清军御史，把清理军户职责归并给巡按御史，百姓稍稍得到安宁。给事中徐桓上奏：“杂犯死罪，按照条例改判徒刑充军的，应当允许赎罪。”给事中严用和请求，把大审中案情可怜可悯的犯人，免除永远充军。皇帝全都不批准。同时命令司法部门定下条例：“奉旨专门处置发配的叛逆犯人的家属子孙，只在本犯直系亲属当中勾捕替补；直系断绝，就把军户户籍注销。还没有发配就已经病故的，不再勾捕替补。实犯死罪免死充军的，只用他进入卫所之后生下的子孙代替服役，不许勾捕原籍的子孙。其他充军以及发配口外的犯人，都只实行本人终身充军。”
崇祯十一年，皇帝告谕兵部：“编排发配充军的标准：一千里算作附近；二千五百里算作边卫；三千里以外算作边远；极边烟瘴地区以四千里开外为标准。只抓捕本犯妻子，没有妻子就作罢，不许擅自勾捕亲戚邻里。年老体弱、身患重病的，准许改为发配口外贬为平民。”崇祯十五年，又下谕旨：希望援引条例，允许充军犯人赎罪。但当时天下已经大乱，这个提议最终没能推行。
明朝充军的律法最为严苛，受罚的人也最为痛苦。亲属要凑置办军装的费用，里甲差役要承受长途押解的骚扰。到达发配的卫所，卫所官员必定索要惯例贿赂。卫官还巴不得犯人逃走，就可以侵吞犯人的口粮，常常私下把犯人放走。后来律法逐渐松弛，真正押解到达卫所的犯人不到十分之一。发配极边地区的，负责长途押解的差役贿赂兵部，拿着官方凭证到卫所，虚假开具已经接收的文书，而充军犯人实际上在家安然居住。
志第七十刑法二
三法司指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刑部受理全国的刑狱案件，都察院负责纠察弹劾，大理寺负责驳回、复核案件。明太祖曾经说：“凡是重大案件，要当面审讯，防止罗织罪名、锻炼成狱的弊端。”所以那时候重大案件大多由皇帝亲自审讯，不交给司法部门。
洪武十四年，命令刑部听取原告被告双方的供词，拟定判决上报。上报之后，抄录皇帝下达的圣旨，送交四辅官、谏院官、给事中复核确认没有差错，再二次上奏，方才执行。遇到疑难案件，由四辅官封还驳回。过了一年，四辅官这个官职被撤销，审理案件的权责全部归于三法司。
洪武十六年，命令刑部尚书开济等人，议定每五六天到十天之内，要经过三审五复核的制度。洪武十七年，在太平门外钟山北面修建三法司官署，命名为贯城。皇帝颁布敕令说：“贯索七星如同串起的珠子，环列成为星象，名为天牢。星象中间虚空，就代表刑罚公平，官吏没有私心，牢狱之中没有无辜囚犯；贯索星中间出现几颗星星，就代表刑罚繁多，掌管刑狱的官员不称职；星星明亮，代表贵人蒙冤入狱。现在效法天道设置三法司，各位官员要谨慎处理公务，依照天道行事，让贯索星中间虚空，才不辜负我建造官署的本意。”
又告谕司法官员：布政司、按察司拟定的刑案，其中涉及人命的重大案件，全部上奏，转交刑部、都察院参考，大理寺详细拟定处理意见，定为制度。
刑部下设十三个清吏司，分别处理各个布政司的刑狱，陵卫、王府、公侯伯爵府邸、京城各官署以及两京的府、州、县，案件也分别划归各司管理。按察司长官称为提刑按察使，就是地方的司法机关；配备副使、佥事，分别处理各个府县的司法事务。京城之内，笞刑以上的案件，全部交由刑部商议处置。
洪武初年审判案件：笞五十，由县判决；杖八十，由州判决；杖一百，由府判决；徒刑以上，整理案卷报送行省。公文来回驳改繁琐，贿赂由此滋生。于是命令中书省、御史台详细审理案件，把月报改为季报，把季报汇总成为年报。府、州、县各类轻重囚犯，按照法律判决；判决枉法的，由御史、按察司纠举弹劾。
洪武二十六年定下制度：布政司以及直隶府、州、县，笞刑、杖刑就地判决执行；徒刑、流刑、迁徙、充军、杂犯死罪，把犯人案卷押送到刑部。刑部审理之后下发文书，死刑犯人列明罪名上报刑部审议，符合律法的，大理寺拟定复核意见，确认处理公允，就收押等待处决。属于决不待时的重罪犯，得到皇帝批准，立刻派遣官员前去行刑。供词案情不明、定罪有出入的，大理寺驳回重新审理。驳回三次之后，拟定判决仍然不当，就弹劾审问主管官吏，这个程序叫做照驳。
如果案情疑点已经审问清楚，囚犯却翻供不服，就改调到别的衙门审理。第二次翻供不服，就上奏朝廷，召集九卿一同审讯，叫做圆审。经过三四次审讯仍然不服，最后奏请皇帝裁决。
正统四年，稍稍修改各省判决发落制度：徒刑、流刑犯人在当地判决发配，死罪上报朝廷。成化五年，南京大理评事张钰上奏：“南京司法部门经常使用酷刑，逼迫囚犯诬告认罪；被纠举之后，也只是改判，官员不承担罪责，完全违背律法本意。”皇帝于是下诏重申大理寺可以参核质询刑部的制度。
弘治十七年，刑部主事朱瑬上奏：“刑部移交大理寺的囚犯，大理寺只应当驳回纠正错案，不应该对囚犯用刑。”大理寺卿杨守随说：“刑具永乐年间就已经设置，不可以废除。”皇帝认同他的说法。
官员会同审理囚犯的制度，定于洪武三十年。最初制度，重大案件皇帝必定当面审讯。洪武十四年，命令司法官审判囚犯，拟定律条上奏，由翰林院、给事中以及春坊正字、司直郎共同评议，做到公平允当，再上奏判决。到这时设置政平幡、讼理幡两面幡旗，审讯开导囚犯。
皇帝对刑部说：“从今以后审判囚犯，武将大臣、死罪案件，由我亲自审讯；其余案件把罪状上报。然后把囚犯带到承天门外，命令行人手持讼理幡，宣读圣旨训示；无罪应当释放的，手持政平幡，宣示皇帝恩德把人释放。”之后又命令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有时连同驸马共同参与听审。有冤屈的，把情况上报；没有冤屈，确实犯死罪以下的，全部依法判罪；各类杂犯，准许赎罪。
永乐七年，命令大理寺官员带领司法部门囚犯到承天门外，行人持符宣读圣旨，会同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等官员审录，仿照洪武旧制。永乐十七年，下令地方的死刑重犯，全部押送到京城审讯。明仁宗专门命令内阁学士会同审理重囚，案情可疑的重新审问。
宣德三年上报重囚案卷，皇帝命令多位官员复核。皇帝说：“古时候断案，一定要向三公九卿征询意见，用来追求最大公道，重视百姓性命。你们前去共同复核，不要让人含冤而死。”英国公张辅等人回来上奏，申诉冤屈的有五十六人。皇帝重新命令司法官核查实情，严厉告诫他们。
天顺三年，规定每年霜降之后，三法司会同公、侯、伯会审重囚犯，叫做朝审。之后各朝沿袭执行。成化十七年，命令一名司礼监太监会同三法司主官，在大理寺审录囚犯，叫做大审；南京则由守备太监主持。从此定下制度，每五年举行一次大审。
当初明成祖设立热审制度，明英宗开创朝审，这时又有大审。大审当中怜悯赦免、释放的囚犯，数量常常是热审的一倍。内阁参与会审，宪宗时期停止，隆庆元年，高拱又恢复这个惯例。旧例朝审由吏部尚书执笔主持，当时高拱恰好兼任吏部尚书。万历二十六年举行朝审，吏部尚书空缺，由户部尚书杨俊民主持；万历三十二年再次空缺，由户部尚书赵世卿主持。崇祯十五年，命令内阁首辅周延儒会同三法司清理积压案件，属于皇帝特地下达旨意。大审从万历二十九年荒废不办，万历四十四年才再次举行。
热审始于永乐二年，最初只处置释放轻罪囚犯，让他们出狱等候处理。不久宽宥范围扩大到徒刑、流刑以下犯人。宣德二年五、六、七月，连续命令三法司上报在押囚犯罪状，一共释放处置两千八百多人。宣德七年二月，皇帝亲自阅览司法官上报囚犯案卷，释放一千多人，减等赎罪，春审制度由此开端。同年六月，又因为天气酷热，下令除了实犯死罪之外，全部尽早遣送处理，并且传谕全国刑狱照此办理。
成化年间，热审开始出现：重囚可怜可疑从宽、轻罪减轻处罚、解除枷号释放犯人等条例。正德元年，掌管大理寺的工部尚书杨守随上奏：“每年热审的制度，只在北京实行，南京不执行；五年一次大审，只在京城推行，地方忽略。应当让南京一体实行，热审之时三法司共同会审；地方的审录，也遵照这套制度。”皇帝下诏准许。
嘉靖十年，下令每年热审以及五年大审期间，杂犯死罪、改判徒刑五年的犯人，全都减刑一年。嘉靖二十三年，刑科给事中罗崇奎上奏：“五六月之间，笞罪应当释放、徒刑应当减刑的，应当效仿成化年间体恤囚犯，暂时免除刑罚，到六月结束，南京司法机关同样照办。”得到批准。
隆庆五年，规定追缴赃银十两以上，囚犯关押已久，家中人丁死绝或者本人已经死亡的，热审时停止追缴，释放家属。万历三十九年，正值酷暑要减刑，热审处理可怜可疑囚犯的奏疏迟迟没有批复。刑部侍郎沈应文，因为囚犯长久积压在狱，请求暂时宽宥可悯可疑的犯人，没有得到回复。第二天，司法官整理囚犯名册，把五十三名军罪、徒罪、杖罪尚未结案的囚犯，下发大兴、宛平两县监狱看管，再上奏说明，明神宗也没有降罪。
旧例：每年热审，小满之后十几天，司礼监传下圣旨给刑部，刑部会同都察院、锦衣卫上奏请示，通知南京司法部门一同拟定上奏。京城从圣旨下达起，到六月结束；南京收到公文算起，满两个月停止。万历四十四年热审没有举办。第二年，又过两个月圣旨仍然不下。遇上暑热多雨，监狱疫病流行。谏官接连上奏，指出三件事：热审延误、朝审不举行、诏狱无人审理；同时请求释放楚宗朱英嫶、朱蕴钫等五十多人，受牵连的知县满朝荐，同知王邦才、卞孔时等人。全部没有答复。
崇祯十五年四月大旱，皇帝下诏清理监狱。中允黄道周上奏：“朝廷内外斋戒祈天，为百姓求福，可五天之内关押两位尚书，没有大臣上书抗争，这样怎么能够挽回上天的怒意？”两位尚书指李日宣、陈新甲。皇帝当时对二人怒气正盛，没有采纳。
明朝历代没有寒审制度。崇祯十年，因为代州知州郭正中上书提到寒审，皇帝命令司法部门查找旧例。刑部尚书郑三俊搜罗史实上奏说：“查考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癸未日，明太祖谕令刑部尚书杨靖：从今以后，只有犯十恶以及杀人的判处死刑，其余死罪全都缴纳粮食到北方边疆赎罪。永乐四年十一月，司法官上报每月囚犯数量，几百犯人当中死刑只占十分之一。明成祖对吕震说：‘这些人本不是死罪，长久关押不结案，天寒地冻，必定会有蒙冤死在狱中的。’将近二百名杂犯死罪，全部准许赎罪释放。
永乐九年十一月，刑科曹润等人上奏：‘往年天寒，审察释放轻罪囚犯。如今有的囚犯关押超过一年，一个月之内，狱中病死九百三十多人，狱吏的残害惨不忍言。’明成祖严厉斥责司法官，下诏：徒刑流刑以下，三天之内处置释放；重罪应当关押的要体恤，不许让他们饥寒而死。永乐十二年十一月，又命令上报疑难案件，皇帝亲自阅览。宣德四年十月，借着皇太子生日，减免杂犯死罪以下刑罚，宽宥笞杖以及戴枷锁镣铐的犯人。之后明世宗、明神宗，有的借着灾异整顿刑狱，有的借着恩典宽大处理。寒审虽然没有近代固定条例，但前朝这些宽大做法，值得效仿。”奏疏呈上，皇帝采纳。
永乐十一年十月，派遣副都御史李庆携带皇帝亲笔诏书，命令皇太子审理南京囚犯，杂犯死罪以下允许赎罪。宣德四年冬天，因为天气严寒，敕令南北司法官员全部上报在押囚犯，不分罪行轻重。皇帝对夏原吉等人说：“尧舜时代百姓不犯法，周成王、周康王时期刑罚搁置不用，都是君臣同心同德才做到。我德行浅薄，希望你们尽力辅佐，才不愧对古代圣贤。”这是寒审最为典型的事例，郑三俊没能全部搜集齐全。
地方体恤刑狱、会同审录的制度，确立于成化年间。当初明太祖担心刑狱积压冤屈，分派御史林愿、石恒等人到各道审理囚犯，下发敕令训诫。明宣宗阅读《周官·立政》：“要谨慎处理刑狱，才能巩固国家基业。”心生感慨，认为治国根本就在刑狱。于是敕令三法司：“我体察上天爱惜生灵之心，重视刑狱。命令你们复核全国重大案件，可是犯人远在千万里之外，等待判决，怎能没有冤屈？”于是派遣官员外出审录囚犯。
正统六年四月，因为灾异频繁出现，敕令三法司官员详细审察全国疑难案件。御史张骥、刑部郎中林厚、大理寺正李从智等十三人奉旨出行；另外派刑部侍郎何文渊、大理寺卿王文、巡抚侍郎周忱、刑科给事中郭瑾审理两京刑狱，同样赐予敕书。
之后大理评事马豫上奏：“我奉旨审案，看到各地捕获强盗，很多是仇人诬告攀扯，严刑拷打定案，不等详细上报，很多人惨死。今后不要听信无端指控，确有赃物证据，御史、按察司共同审讯，才可以判决。还没有审录就造成犯人死亡的，办案官员不得按照惯例升迁奖赏。”这一年，释放无数死刑以下囚犯。
正统九年，山东按察副使王裕上奏：“案件应当会审，但是御史和三司官员，有时隔一年才会审一次，囚犯很多病死狱中。过去派遣御史会同按察司详细审案，释放很多犯人。不如废除会审，推行详审，派遣一名按察司官员专门审理各类案件。”刑部坚持旧制不可废除。皇帝下令会审照旧，同时沿用详审办法，挑选一名按察司官员会同巡按御史审案。判罪过轻的暂且不予追责，贪赃徇私的依法追究。
成化元年，南京户部侍郎陈翼借着灾异，请求沿用正统年间派遣官员审案的旧例。刑部认为各地多事，没有施行。成化八年，派遣刑部郎中刘秩等十四人，会同巡按御史以及三司官审录囚犯，郑重下发敕书派遣。成化十二年，大学士商辂上奏：“自从成化八年派遣官员，已经过去五年，请再次推行这个制度。”皇帝准许。成化十七年，定下京城五年一次大审；同年派遣刑部、大理寺官员分赴全国，会同巡按御史办案。体恤刑狱的官员到任，很多囚犯得到释放。
嘉靖四十三年定下条例：贪赃涉案不到一百两，犯人家里人丁断绝的，停止狱中追征赃款。万历四年，敕令杂犯死罪改判徒刑五年，还有两次犯徒刑，依法应当总徒四年的，各自减刑一年；其余徒刑流刑全都减等。全部由恤刑官上奏定夺，保全的人命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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