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钱面值从当千（一枚抵一千文）到当十（一枚抵十文），一共五等；重量从二两依次递减到四钱四分。当千、当五百大钱，用纯铜铸造，颜色紫；当百、当五十、当十，用铜、铅合金铸造，颜色发黄。面值百文以上的钱币，钱文叫 “咸丰元宝”；百文以下叫 “重宝”，钱币背面铸满文，是铸钱局的名称。咸丰四年，因为铜料不足，又开始铸造当五铁钱和普通制钱，改铸铅质制钱。乾隆年间，京城铸钱局所用的铜料，同时依靠云南铜矿与海外洋铜供给，后来就专门依靠云南运铜。当时因为道路阻隔，铜料运输阻滞，所以才采取这种变通办法。朝廷议定章程：票银一两，抵兑换钱二千文；宝钞二千文，抵白银一两。票、钞之间也可以按这个比价互相折算抵用。民间缴纳丁粮、各项赋税以及所有对公款项，可以一半用银、一半用票钞缴纳；京城和外地官府发放国库款项，也按同样比例搭放。大钱和票钞一样在上下流通，折算白银的比价参照制钱；百姓向官府上缴款项，大钱按三成折算，铁钱通行规则与大钱相同。凡是阻挠币制推行的，按违背制度治罪；伪造钞票，判处斩监候；私自铸造钱币，惩处更加严厉。朝廷通令京城及各地设立官钱局。不久，因为各省拖延不肯执行，之后议定在各府设置钞局，把大钱发给商号店铺，让钱币、钞券互相兑换，方便百姓。征收丁粮时搭配收取票钞；零散小户缴纳赋税剩下的零头，可以搭配交纳铜、铁大钱。这套办法最先在直隶、山东推行。官吏如果借机盘剥、违法舞弊，或是商民交易时不按平价买卖，都从严惩处。
咸丰七年，下令顺天、直隶所属各地的钱粮，从本年上半年赋税开始，以实银四成、宝钞三成、当十铜铁大钱三成搭配缴纳；官府一切开支款项，也按这个比例搭放。不久采纳户部的提议，从本年下半年赋税起，直隶改为白银七成、票钞三成征收，大钱三成就包含在钞票三成之内，百姓交票或是交钱，可以自行选择。
然而钞法刚推行的时候，先是军饷，接着是河工经费，搭放票钞，各方都觉得不便，民间疑虑重重，抵触抗拒。各省规定搭收五成票钞，因为款项数额巨大，银两与钞券互相抵拨十分困难，官府在发放款项时搭放钞券，到征收赋税时就不愿再收钞。百姓拿到钞票，积压在手毫无用处。京城百姓拿着钞票到市场买东西，商贩要么故意抬高物价，要么藏匿货物不肯售卖；拿钞票到官办钱号、商铺兑换，得到的只有四种大钱，不好使用。所以钞票虽然颁行，京城内外官兵百姓都深受其苦。后来京城官号用七折的钱来兑换钞票，钞值进一步下跌，即便减少发行数量，也难以应付，宝钞就此无法流通。当千、当五百的大钱，因为面值折算过高，最先废止；当百、当五十的大钱接着废止；铁钱因为民间私票的冲击，也遭废弃，于是只剩下当十钱继续流通。
私自铸钱的情况大量出现，即便判处死刑的案件天天上报，也不能遏止。官局铸造的钱币质量也越来越差，混杂在私铸钱币里难以分辨；奸商借机压价、挑剔钱币好坏，随意抬高或压低币值。商贩害怕收到大钱，都不愿做生意。三成搭收大钱的规定，只是一纸空文，屡次下令禁止，都没有效果。法令本身存在弊端，破坏法令的人又多，自然不可能成功。当十钱流通的时间最久，但一枚当十钱只抵两枚制钱，一出京城就不能使用。咸丰末年，铜料严重匮乏，朝廷重申禁铜、收铜的命令。同治初年，铸钱能用的原料，只有商铜、废铜，当十钱减重至三钱二分。光绪九年，再次减重到二钱六分。
当时孝钦显皇后决意恢复制钱旧制，下发给朝中大臣商议。因为云南铜料运输达不到额定数量，暂且购买海外洋铜，交给机器局试铸钱币。户部上奏陈述机器局铸钱以及京城铸钱局开炉铸币的种种难处。太后下懿旨斥责户部推卸责任，最终命令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试办，钱币重量定为一钱；同时赏唐炯巡抚衔，专门督办云南铜务。光绪十四年，广东试用机器铸造钱币，钱币背面标注库平七分的重量。光绪二十四年，下令各省铸造重八分的制钱。而京城因为制钱短缺，依旧流通当十钱。光绪三十二年，铸造当十铜币，百姓不愿使用。于是朝廷开始铸造银元、铜元，设立银行，想要统一币制，和欧美各国抗衡。
起初，外国商人聚集在广东，西班牙、英国银元大量输入。总督林则徐打算自行铸币来抵制外国银元，最终因为钱币不适用而作罢。此后墨西哥、日本的货币不断流入中国。光绪十四年，张之洞担任两广总督，开始用机器按规格试铸银元；李鸿章继任总督，继续完成这项事务。银元正面文字为“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广东省造”，背面铸蟠龙图案。同时铸造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四种小银元。中国自铸银元，从这时开始。湖北、江西、直隶、浙江、安徽、奉天、吉林依次开炉铸造。不久，因为广东、湖北、江西铸造的钱币最便于流通，朝廷准许把应当解送京城的饷银拨作铸币本钱。没有开铸钱币的省份，下令依附已有造币局代铸。京城和外地国库款项收支，准许三成使用新铸银元。于是命令刘坤一、张之洞、陶模筹划三个造币局的铸造事务。随后户部核定，七个省份铸造的钱币，规格、成色参差不齐，不利于通行。恰逢造币总厂建成，计划裁撤其中三处造币厂，保留江南、直隶、广东作为分厂。最初铸造的银元重量仿照墨西哥银元，很多朝臣对此提出批评。张之洞最先在湖北试铸重一两的银币。户部也认为中国传统计量一向使用两、钱、分、厘，于是定主币为库平一两，搭配五钱、一钱小银币，以及铜元、制钱作为辅币，命令总厂、分厂按规格铸造发行。
铜元最早在福建、广东铸造，江苏紧随其后。当时京城铸钱局停止铸钱，朝廷命令各省运送几十万枚铜元入京，由户部发行备用。沿江、沿海省份，都下令筹款附铸铜元。各省陆续开设造币厂，造币总厂反而建成得晚。总厂计划铸造的货币分三类：金币、银币、铜币，最先铸造铜币。铜币面值从当制钱二十文降到当二文，重量从四钱减到四分，一共四种，钱币文字和各省所铸大体相同，略有差别。各省铜元正面写“光绪元宝”，总厂最初和各省一样，后来定为“大清铜币”，都标注铸造地，背面都是龙纹，以紫铜铸造，部分省份偶尔使用黄铜。凡是私造铜币、伪造纸币，治罪比私铸制钱更重。
最初铸造铜元，目的是弥补制钱不足。不久官员贪图铸币带来的丰厚利润，新政、军饷开支都依靠铸币盈余供给，各省竞相铸造、争相售卖，最后铸币收入甚至抵不上铸造成本。两江总督周馥率先上奏陈述这项弊病，户部订立法规加以限制。之后户部会同政务处上奏八项补救办法。很快铸造铜元的省份多达十七个，有的省份设两三个造币局，担心币制终究难以统一。于是下令山东造币厂归并直隶，湖北归并湖南，江南、安徽归并江宁，浙江归并福建，广西归并广东；加上奉天、河南、四川、云南、贵州，一共九个造币厂，由户部派员会同管理，派遣大臣巡视核查，与户部商议确定联合管理办法。但铜元因为大量铸造而贬值，当十铜元的购买力只剩一半，民间私铸、局厂舞弊的奸弊层出不穷。应当支付白银的款项，用铜元折算，往往造成亏损，物价飞涨，百姓生计日益凋敝。各省之间互相抵制，本省铜元不能在外省流通。山东巡抚袁树勋接着上奏，陈述铜元的十大危害。当时造币总厂刚铸造铜币，宝泉局还保留铸造重六分的制钱。广东请求改铸一文制钱，由总厂颁布样式通行全国。光绪三十四年，命令各铜元厂加铸新式一文钱，形制仿照铜元，目的是保留一文制钱旧制，用来补救铜元贬值的弊端。
大理少卿盛宣怀上奏请求设立通商银行。议事大臣认为欧美各国都有国家银行，可以掌控国内外财政。光绪二十九年，朝廷批准户部的请求，设立国家官银行，以户部名义主办，募集官商资本四百万两，负责流通国家货币、发行纸币，经办官款与公债。不久银行开始发行纸币，并开设造纸、印刷两厂。后来户部改名为度支部，银行改名为“大清银行”，设置正、副监督各一人，造币总厂也设置同样官职。银行内部附设储蓄银行。统一币制的内容，写入各国新签订的通商条约。户部商议，应当先审定银币，如果试行有效，再推行金、银、铜三品货币体系，使币制体系完整统一。只是货币单位究竟用元还是用两，朝中仍有两种意见。德宗光绪皇帝把这件事下发给各地总督、巡抚商议。恰好有人上奏请求尽快落实商约、确定币制，下发政务处核查商议，各省督抚也先后上奏陈述意见。主张以两为单位的有十一个省，主张以元为单位的仅有八省。度支部此前已经颁布章程使用“两”，于是确定以库平一两作为主币。又在户部设立币制调查局，审慎研讨钱币铸造、推行办法，统一钱币成色与重量。到宣统二年，依旧定名货币单位为“圆”；银币一圆作为主币，辅币有五角、二角五分、一角三种银币，五分镍币一种，二分、一分、五厘、一厘四种铜币。银币重量为库平七钱二分，其余辅币重量依次递减。同时裁撤直隶银铜造币厂，保留汉口、广东、成都、云南四厂。此前铸造的大小银元，暂时按市价流通，将来由造币总厂、大清银行回收重铸。
金、银、铜三品货币制度，首为金币，其次银币。光绪中期，英国金镑逐年涨价，每镑折合中国白银，从四两一钱六分五厘涨到八两有余。御史王鹏运、通政司参议杨宜治曾经建议积累黄金，仿照外国铸造金币。光绪三十年，户部上奏请求储备黄金用于铸币，规定上缴官府的款项可以交纳黄金。出使大臣汪大燮极力陈述采用金本位的好处。孙宝琦则建议国内交易用银，对外贸易必须预先筹备金本位。朝中讨论国家货币的大臣，都认为不实行金本位，币制就不算完善，纷纷请求尽快确立金本位，最终没能付诸实施。
茶法
我国产茶的地方，以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最为繁盛。明代茶法分为三类：官茶，储藏在边疆用来换马；商茶，发给茶引，征收赋税；贡茶，专供宫廷使用。清朝沿袭这套制度，在陕西、甘肃用茶叶交换少数民族马匹。其他省份招募商人，发放茶引、征收课税；有的商人直接到户部领取茶引行销，也有小商贩在原籍府县领取。还有府县承接茶引额度，没有商人承办，就交给种茶园户自行经营销售。户部宝泉局印制茶引凭证，写明相关条例款项，各省预先申请领取，每年办理、每年核销。茶叶一百斤为一引，不足一百斤称为畸零，另外发给护帖。已经使用完毕的废茶引，全部上缴户部。凡是伪造茶引、贩卖假茶，以及私自和外国人买卖茶叶，都按法律治罪。
管理茶务的官员，最初沿用明代制度。陕西设置五名巡视茶马御史：西宁茶马司设在西宁，洮州茶马司设在岷州，河州茶马司设在河州，庄浪茶马司设在平番，甘州茶马司设在兰州。不久改派户部官员管理，又令甘肃巡抚兼管，后来划归陕甘总督统辖。四川设置盐茶道。江西设置茶引批验大使，隶属于江宁府。
每年征收的茶课：江苏在江宁批发所以及荆溪县张渚、湖汊两个巡检司发放茶引。安徽在潜山、太湖、歙县、休宁、黟县、宣城、宁国、太平、贵池、青阳、铜陵、建德、芜湖、六安、霍山、广德、建平十七个州县发放茶引。江西的茶引发给徽州商人和各州县小商贩。这三个省的茶税，都在茶叶途经的关卡按规定征收。浙江由布政使委派官员发给商人茶引，每引征收白银一钱，北新关再征税银二分九厘二毫八丝，归入关税上报解送。另外每年采办供皇室以及皇陵内廷使用的黄茶，共一百一十多篓，由办理茶引的官员，用所收茶引的茶价采办解送。湖北由咸宁、嘉鱼、蒲圻、崇阳、通城、兴国、通山七个州县领取茶引，交给种茶园户就地销售；建始县发给商人向外行销。就地销售的，每引征税银一两；向外行销的，征税二钱五分、课银一钱二分五厘，额定征收税课白银二百三十余两。茶叶运到关卡，依旧要申报纳税。湖南把茶引发给善化、湘阴、浏阳、湘潭、益阳、攸县、安化、邵阳、新化、武冈、巴陵、平江、临湘、武陵、桃源、龙阳、沅江十七州县的茶商，一共征收税银二百四十两。
陕西、甘肃把茶引下发西宁、甘州、庄浪三个茶马司，西安、凤翔、汉中、同州、榆林、延安、宁夏七府以及神木厅也分销茶叶。每引，商人向官府上交官茶五十斤，剩下五十斤由商人贩卖作为本钱。每一百斤茶分装十篦，每篦两封，每年征收本色茶叶十三万六千四百八十篦。遇到折银征收的年份，每封茶叶折合白银三钱。原本不用上交实物茶叶的，征收折价白银五千七百三十余两。还有不发放茶引，只在本地销售茶叶的，由茶园户直接缴纳赋税，共征银五百三十余两。
四川茶引分为腹引、边引、土引。腹引行销内地；边引行销边疆；土引行销土司地区。边引又分三道：行销打箭炉的叫南路边引；行销松潘厅的叫西路边引；行销邛州的叫邛州边引。全部征收课税，合计课银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两、税银四万九千一百七十余两。云南征税银九百六十两。贵州课税白银六十余两。凡是到户部申领茶引，按例收取纸张工本费，每引三厘三毫。盛京、直隶、河南、山东、山西、福建、广东、广西都不颁发茶引，所以没有茶课。只有茶商入境后，在途经关口缴纳关税，或是征收少量落地税，归入关税造册上报，或是并入杂税上报户部。以上是嘉庆朝以前茶叶贸易的旧例。
后来欧美各国通商，茶叶贸易格局发生巨变。全国三大茶叶市场：汉口、上海、福州。汉口的茶叶来自湖南、江西、安徽，加上本省出产的茶叶，沿汉水运往河南、陕西、青海、新疆。销往俄罗斯的，全是砖茶。上海茶叶贸易尤其兴盛，除本地出产之外，大多汇集湖广、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各地茶叶。江西、安徽的红茶、绿茶大多销往欧美各国。浙江绍兴茶叶运往美国，宁波茶叶运往日本。福州红茶大多销往美洲以及南洋群岛。除这三大市场之外，还有广州、天津、芝罘三处，外国商人也大量聚集。茶树喜好温暖、厌恶严寒，喜湿润、怕干燥，又要避开狂风，最适宜在中国生长。欧美各国商业虽然发达，但水土不适宜种茶，不得不依靠我国供给，华茶由此行销全球。
经营茶叶的商人，分为总商、散商。领取茶引之后，销售区域各有划定。也有地区并行票法，例如四川自乾隆五十二年兴办堰工茶票之后，名目繁多，但只在产茶多、销路好的地区推行，没有普及所有州县。甘肃茶商旧分东柜、西柜：东柜商人大多是山西、陕西籍贯，西柜由回民商人充当。咸丰年间回民起事，之后盗贼遍地，东西两柜都无人承担茶课。总督左宗棠平定甘肃全省，上奏订立章程，用茶票替代茶引，挑选新商人采运湖南茶叶，称为南柜。最初发放茶票只有八百多张。之后定为三年一轮办理，茶票数量只准增加、不许减少。从光绪十三年到二十七年，每一轮都增加票额。光绪三十年，又在湖票之外，增设行销伊犁、塔城的晋票。到宣统二年，茶叶贸易日渐兴盛。
茶法和盐法大体相似。只是盐税是国家岁入大宗，主管财政的官员，把茶法附在盐政内一并核查。最初茶税税额不高，除江苏、浙江额定茶引由各关征收，没有固定数额外，其他省份每年多的一千多两，少的只有几百两甚至几十两。就算陕西、甘肃、四川号称边引，税额也不到十万两。咸丰之后，各省陆续开设厘金。光绪十二年，福建上报茶税达到十九万余两，其他省份税额也渐渐增加，没过多久收入又减少。宣统三年预算表记载，全国茶税仅有一百三十多万两。
顺治初年，订立茶马交易条例：上等马，给茶十二篦；中等马，九篦；下等马，七篦。顺治二年，派遣御史管辖五个茶马司。当时商人大多越境私贩茶叶，边疆少数民族贪图低价，争相购买。加上番僧乘坐驿马往来，夹带私茶出关，官吏无法查究。户部上奏：“陕西以茶换马，明代有颁发金牌勘合的旧例。如今不必使用勘合，只需要定好茶叶、马匹比价。番僧所经之地，如果官吏纵容收购私茶，允许巡按御史弹劾查办。”茶马御史廖攀龙又上奏：“茶马旧定额一万一千零八十八匹马，崇祯三年增加两千匹，请永久免除这项增额。”朝廷全部批准。顺治四年，任命满、汉巡视茶马御史各一名。直隶河宝营地在张家口以西，明代鄂尔多斯部落曾在这里茶马互市，后来市场关闭。此时户部派遣理事官实地勘察，上报情况。皇帝下谕，依旧准许在这里互市。
顺治七年，依据甘肃旧例：大引茶叶，官商对半分；小引，三分茶叶归官府，七分归商人。皇帝下谕，此后所有茶引都由户部发放，依照大引的办法，用来交换马匹。旧例大引附带六十篦附茶，小引附带六十七斤附茶。新规定为每千斤正茶，一律准许附带一百四十斤，任由商人自行售卖。
顺治十三年，甘肃用来换马的马匹数额已经充足，下令将陈茶变卖，所得银两充当军饷。十四年，又因为广宁、开成、黑水、安定、清安、万安、武安七个牧监马匹繁育众多，下令私马、私茶全部没收变卖。原本留存用来换马的茶叶，全部改折银两充饷。十八年，依从达赖喇嘛以及根都台吉的请求，在云南北胜州以马换茶。康熙四年，裁撤陕西各苑马监，在北胜州开设茶马市场。康熙七年，裁撤茶马御史，茶马事务划归甘肃巡抚管理。十九年，因为军需紧急，增加福建茶课银三百五十九两；到二十六年予以豁免，同时废除湖广新增茶税。当时四川产茶量大，茶叶用途日渐广泛，户部商议增加茶引，到康熙末年，天全土司、雅州、邛州、荣经、名山、新繁、大邑、灌县都增加了茶引额度。
康熙二十四年，刑科给事中裘元佩上奏：洮州、岷州一带额定茶叶三十多万篦，可以换取一万匹马；陈年陈茶逐年搭销，还能再换数万匹马，请求派遣官员专门管理。三十六年，朝廷派遣户部官员督办茶马事务。四十年，因为陕西私茶泛滥，下令严格盘查过往百姓，携带私茶十斤以下不予追究；驮载十斤以上，没有官引的，依法治罪。四十四年，奸商利用这条规定，把茶叶拆分、少量分批贩运，私贩反而更多。朝廷下令照旧缉拿，不再派遣部员，茶马事务依旧由甘肃巡抚兼管。
康熙三十二年，西宁五个茶马司积存的茶篦年久受潮腐烂，经户部批准变卖。后来兰州无马可换，就把甘州积存旧茶，在各镇官兵薪饷内，按银七成、茶三成的比例搭放。不久下令西宁等地停止茶马交易，新茶每篦折银四钱，陈茶每篦折银六钱，银两充作军饷。康熙六十一年，再次增加西宁、庄浪、岷州、河州茶引，各地积存旧茶全部变卖。
雍正三年议定，从康熙六十一年起，五年之内全部征收实物茶叶；五年之后，就把旧存陈茶变卖。此后每年抛售陈茶、收纳新茶，以五年为一个周期。雍正四年，规定陕西茶叶贸易，改由产茶地地方官发放船票，写明商人茶引所载茶叶数量。如果在户部正式茶引之外，额外使用印票贩运，或是附茶超出定额，按私盐律治罪；查验官吏失察、故意纵容，都加以处分。八年，规定陕西商人运输官茶，在旧例每百斤附带十四斤之外，再加耗茶十四斤。皇帝下谕：“四川茶税按茶园、茶树征税，茶树有大有小，茶园有宽有窄，税额不可能均等。如果以此作为定额，并不公平。应当按茶叶斤两征收，令该巡抚详细商议。”不久议定：旧例每斤征税二厘五毫，如今税额仅四丝九忽有余，前后差距过大，应当减半征收。无论边引、土引、腹引，每斤都征收白银一厘二毫五丝。当时四川茶叶销路广，茶引不足，于是再次增发茶引，各府州县继续发放。九年，下令西宁五个茶马司恢复茶马换马制度。十年，规定以茶换马时，即时发放茶叶。此时安徽也增加茶引，仿照四川办法，多余茶引暂时存放在官库，遇到额度不足时，再配发行销。十三年，再次停止甘肃茶马交易。开始订立云南茶法：七斤为一筒，三十二筒为一引，按例收税。
乾隆元年，下令甘肃官茶改为折银征收，每篦缴纳白银五钱。当时西宁五司陈茶积压充盈，下令每封减价二钱，限期变卖。乾隆二年，因为江西南昌等三十二州县不产茶，四川成都、彭县、灌县茶叶滞销，当地茶引或是停发、或是减额，同时免除相应课银。七年，免除甘肃地震受灾地区茶课，命令西宁五司征收实物茶叶。八年，免除四川天全拖欠的乾隆七年之前的羡余、截角银两，以及成都、彭县、灌县没有缴清的税银。十一年，甘肃巡抚黄廷桂上奏：“西宁、河州、庄浪三司，番民、汉民杂居，依靠茶叶为生。近年用粮食换茶，合计动用茶叶六万五千五百余封，换杂粮三万八千一百余石，请定为常例。”朝廷准许。十三年，规定甘肃应征茶封，每年征收二成实物茶、八成折银。同时申明水陆各路查验茶引、截角核销的制度，推行到安徽、浙江、四川、云南、贵州。
乾隆二十四年，采纳甘肃巡抚吴达善的提议，命令西宁五司的茶封，仿照康熙三十七年旧例，搭配发放各营官兵薪饷。二十五年，吴达善又上奏：“甘肃茶课原本是为茶马换马设立。如今茶马制度已经停止，甘州、庄浪二司地处交通要道，西河二司靠近青海，茶叶尚有销路；唯独洮司位置偏僻，商人销售的茶叶，历年都转到其他茶马司售卖，但上缴官府的茶封，依旧归入洮司库房，常常积压几十万封，才申请变卖。应当把洮司额定茶引，改由甘州、庄浪二司发给商人、征收茶课；等到洮司库存茶叶全部搭放军饷完毕，就裁撤洮司。”
乾隆二十七年，陕甘总督杨应琚上奏四条处理积压官茶的办法： 一、官茶应当改为折银征收。甘肃库存官茶，旧例积压过多就改收折银。如今五司库房，自乾隆七年到二十四年，积存一百五十多万封。前任巡抚吴达善奏准每封作价三钱，搭放兵饷，已经搭放四十多万封。市面上官茶越来越多，没有十年时间，不能全部售完。而且每年商人又新增配茶二十四万封，商茶一多，官茶更加滞销。不如商人上缴的二成官茶五万四千余封，按例每封征收折价三钱；等陈茶将要售完，再恢复征收实物茶叶。 二、商茶配给额度应当削减。甘肃茶法，商人每引上交官茶五十斤，不管实物还是折银，都是法定正课。另外还有充公银三万九千余两，每年交纳，等同于正税。商人自行售卖的茶叶，每引只应当配正茶五十斤，加上附茶，一共配售三十多万封，商人就用这批配售茶叶来缴纳课税。吴达善曾经奏准增加配茶来体恤商人，这部分并不征税。但配茶数量增加，加上搭放军饷的官茶，茶叶只会越积越多，难免本钱亏损。现在商人请求每引只配五封茶，应当减去无税茶十五万八千三百一十六封，总共配茶四十万九千四百四十封。二成实物官茶既然议定改收折银，就不再配运实物茶叶。 三、积压陈茶，招募商人减价出售。各茶马司都有陈茶，洮司最多。现在每封定价四钱发售，商民不愿购买。请照旧议，每封定价三钱，招商变卖。 四、内地、新疆统一搭放茶饷。乾隆二十四年吴达善奏准满汉各营用茶叶搭发薪饷。新疆茶叶一向依靠内地供给。官茶由沿途驿站车马转运，不用额外运费；从肃州运到各地，把运费摊入茶本，相比直接向商人购买，花费更低。
奏折上报，朝廷批准施行。
乾隆二十九年，裁撤甘肃巡抚，茶务由陕甘总督兼管。三十四年，甘肃库存官茶渐渐减少，恢复征收一成实物茶。三十六年，因为伊犁安置归降的土尔扈特部众，需要赏赐茶叶，依旧按旧例征收二成实物茶。三十八年，四川总督刘秉恬奏准，三杂谷等地土司购买茶叶，限额千斤，只够自身食用，不许私自转卖。四川发放边引，商人纳税之后，运到松潘等地销售，土司、少数民族商贩，都可以到边境领取茶票贩运。
嘉庆七年，陕西神木官销茶引长期划归甘肃商人经销，下令废除旧有的羡余名目。四川白莲教起事，免除大宁、广元、太平、通江、南江五州县茶税。十年，再次免除大宁、太平、通江、巫山四厅县茶课。十七年，甘肃库茶储备充足，规定商人上缴官茶，全部征收折银。二十二年，皇帝下谕：福建、安徽、浙江商人贩运武夷、松罗茶前往广东销售，一向走内河航道；近来很多人改走海路贩运，夹带违禁私货。下令茶商依旧走内河，永久禁止出海贩运，违者治罪，茶叶没收入官。
道光三年，皇帝下谕：那彦成上奏拟定新疆茶叶章程，户部复议，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的砖茶，不许越境到新疆各城售卖。如今将军果勒丰阿等人上奏，这类砖茶，商人从归化城、张家口申领部票、完税贩运，已经六十多年，不宜骤然禁止。但新疆既然是官茶引地，私贩商茶终究妨碍官茶销售。下令此后商民每年驮运砖茶一千多箱，运往古城，照旧发给部票，但不许销往其他地方。
道光六年，谕旨：先前新疆各城运茶，前任将军奏请招商领引纳税。如今庆祥等人上奏，各城没有殷实大户，如果强行委任官商，运茶、缴税两件事都会耽误。准许北路商人专门贩运杂茶销售，在古城设立税局收税，所收银两抵扣兰州茶商的课税。试行三年之后，再确定税额。附茶依旧由甘肃茶商运销。八年，钦差大臣那彦成上奏：甘肃官茶，每年按例出关二十多万封。近年销量达到四五十万封，都是借无引私茶冒充，茶价持续上涨，每封附茶售价从七八两到十多两不等。请求此后定价，阿克苏每封不超过四两，喀什噶尔不超过五两；在嘉峪关外、阿克苏等地设立关卡稽查。皇帝下诏批准。九年，下令甘肃茶务由镇迪道总管稽查，奇台县就近管理。
咸丰三年，闽浙总督王懿德上奏，请求在福建对商茶设关征税。咸丰五年，福建巡抚吕佺孙再次上奏：福建茶叶向来不发放执照、征收课税。自道光二十九年，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因为福建茶商贩运茶叶，官茶私茶难以分辨，提议在产茶的崇安县发放执照，经过关卡，查验税票放行。后来产茶区域不止崇安一县，商人分散到各县收购茶叶，绕道偷运。巡抚王懿德上奏请求，自咸丰三年起，所有产茶的沙、邵武、建安、瓯宁、建阳、浦城、崇安各县，一律就地征收茶税，由各县发执照贩运，先后经户部批准。前年太平军起事，长江、湖南茶贩无法通行，朝廷暂时放宽海禁，各路茶贩就直接运茶到省城，不再经过内地关卡。不仅本省税收减少，浙江、广东、江西茶税也随之短缺。臣到任之后，遍访茶商，他们获利比从前成倍增长。商人利润丰厚，国家正税反而亏空。如今太平军还未平定，军需紧迫；富商拥有丰厚资产，抽取十分之一的税，对他们并无损害。而且向商贩征税，不会侵扰普通百姓；由华商完税，不会和洋税产生纠纷。利用本国天然物产，维持国家赋税收入，远比增加田赋妥当。但福建产茶县不止几处，必须在省内要道设立关卡，发放印照核查。相邻各省也要同步设卡，防止商人逃税。请求从咸丰五年起，所有贩运茶叶一律征税，税款专款留存，供给本省军饷。刚开办，税额多少无法预先确定，试行一两年之后，再核定定额。从此福建茶税征管变得严密。但直到咸丰十年，福建依旧没有向户部上报税额，经户部催促，才按期奏报。咸丰六年，批准伊犁将军扎拉芬泰的请求，伊犁本地产茶，设立税局征税，供给伊犁军饷。十一年，广东巡抚觉罗耆龄上奏，请求征收落地茶税。
同治元年，朝廷下令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各督抚，详细核查本省产茶地、茶庄位置，妥善拟定章程上奏。同治二年，两江总督曾国藩上奏，大意说：江西自咸丰九年订立章程，区分茶厘、茶捐。每百斤茶叶，境内抽厘银二钱，出境再抽一钱五分多。同时在产茶地、茶庄劝办茶捐，每百斤捐银一两四钱或一两二钱不等，发给收据，可以按照筹饷条例汇总申请议叙奖励。臣依旧沿用旧章办理。本年九江关署理监督蔡锦青禀报，遵照户部奏准章程，盐、茶、竹、木四项统一征收关税，已经从三月开始征收。江西茶叶运到九江，分为华商、洋商两类。洋商已经缴纳子口半税，不再抽收厘金；华商已经缴纳九江关正税，也不宜再征厘金。臣依照户部章程，在义宁州开征落地税。原奏中大箱净茶税额偏重，予以酌情核减。参照茶捐旧例：每百斤茶叶，义宁州等地征收一两四钱，河口镇征收一两二钱五分，全部充作臣所部军队军饷。由臣印发税单护票，委派官员征收。可以由茶农自行完税，也可以由茶庄代缴领单；茶叶发售时，税单统一由茶庄缴销。华商换发护票；洋商凭运照贩运各地销售。除华商缴纳九江关税、洋商缴纳子口半税之外，途经江西、安徽各厘卡，查验凭证放行。这套办法，完全符合户部原奏、总理衙门签订的条约。税单虽然由茶庄经手，但税款实际出自茶农。洋商不能凭借子口半税的名义，禁止中国茶农缴纳国内落地税。华商免去沿途各卡重复抽厘，也不会私下购买运照，冒充洋商逃税。奏折得到圣旨批准施行。
同治五年，户部奏准：甘肃茶引积压、税课拖欠，暂时在陕西省城设立官茶总店，潼关、商州、汉中设立分店。商人贩运没有茶引的茶叶，到陕西必须申报。上等茶每百斤收课银一两，中等六钱，下等四钱。所收税款解往甘肃，弥补欠缴课银。七年，批准归化城商人贩运茶叶到恰克图，借道俄国边境，前往西洋各国通商，申领户部执照，比照张家口减半收费，每张执照交银二十五两，每张执照运茶不得超过一万二千斤。十一年，议定甘肃历年拖欠旧课，继续向旧商人追缴；招募新商人试行新课。杂课、养廉银、充公银、官礼银四项暂缓征收。十三年，批准甘肃仿照淮盐制度，用票代替茶引。不分来自哪个省份的商贩，都必须先缴纳正课，才能发给茶票。各类杂税并入厘金项下征收，所有繁杂名目全部删除。在国内行销的茶叶，除缴纳正课三两之外，在销售地再缴纳厘金，每引一两多，最多不超过二两。出口茶叶，在边境关卡额外再征一次厘金，以示区别。
光绪十年，户部统筹全国财政，在茶法条议中写道：据总理衙门清单记载，光绪八、九年茶叶出口数量高达一万九千多万斤。查道光年间英国收取我国茶税，大约每百斤收银五十两；而我国出口茶税仅收二两五钱，不及英国的十分之一。提议仿照甘肃茶封旧例，每五十斤向茶园户征收白银三钱。增加税额之后，洋人没有借口发难。或者仿照宁夏、延绥、榆林、绥远茶引，每引征银三两九钱的办法，在产茶地设局查验茶叶，发放户部茶照，每照一百斤，征税三两九钱。途经内地关卡，另外缴纳厘金，验照盖戳放行，不许重复冒用。茶照每年预先到总督衙门申领，旧照一年后作废。或是在产茶地验茶颁照，先缴三两课银，再加倍征收三两九钱，合计七两八钱，免除一切杂费。在海关和边境关卡，应当缴纳的洋税依旧照旧。在内地贩运销售，无论经过哪个省份厘卡关口，不再重复征税。这样把零散厘金改为统一课税，便于稽查，也杜绝官吏盘剥。只是如何防止茶农、商贩偷税漏税，令各省参照情况订立章程，回奏办理。
光绪十二年，山西商人在理藩院申领茶票，谎称运销蒙古，实际私贩湖南茶叶，侵入新疆南北两路销售。一张茶票循环使用数年，常常逃避厘金、偷漏税款。经户部奏准，此后发放茶票，必须写明“不准贩运私茶”字样。如果要贩运官茶，必须前往甘肃领票完税纳厘。如果再贩运私茶，一经查获，茶叶没收。
当时欧美各国嗜茶者众多，日本、印度、意大利贪图茶叶丰厚利润，尽管水土条件不如中国，却精心研究种植技术，茶叶产量大增。印度种茶始于道光十四年，到光绪三年大规模兴盛。锡兰、意大利紧随其后。法国占领越南之后，也下令种茶，设立东山、建吉、富华茶园。美国咸丰八年购入我国茶秧一万株，分给农民；后来采购越来越多，每年引进茶秧十二万株，足够国内使用。所以我国光绪十年以前茶叶出口数额巨大，不久市场被他国抢占。印度销往英国的茶叶每年约七十三万二千石，价值白银二千零四万两；我国销往英国八十九万八千石，价值一千八百六十八万两。印度茶叶数量少于华茶，售价反而更高。到光绪二十二年，我国出口茶叶仅剩二十一万九千四百余石。日本茶叶大多销往美国，也有输入中国的。光绪十三年，我国输往日本茶叶一万二千余石，而日本茶叶进口一万六千余石。唯独俄国大量采购华茶。哈萨克、浩罕各部归入俄国之后，国土扩大，人口增多，对茶叶需求尤其旺盛。光绪七年签订条约，嘉峪关定为通商口岸，茶叶贸易更加兴盛。十年之后，我国输俄茶叶占出口总量三分之一。光绪十三年，连同其他货物，茶叶出口价值九百零二万两有余，俄国输入我国商品价值仅十一万八千余两，我国对俄茶叶出超八百九十万两。但十二年茶叶出口量少而价高，十三年量多价跌，华商已经陷入困境。俄国后来也从其他国家采购茶叶，华茶外贸利润急剧缩减。我国历来把种茶当作农家副业，只在闲置土地种植，采摘不按时，烘焙加工技术落后，被他国产品挤占市场，是必然的趋势。
光绪三十三年，茶叶公会向度支部陈述困境，税务司也上报茶税锐减。朝廷下令筹划整顿办法。宣统初年，农工商部提议酌情减免茶厘茶税。汉口、福州都从外国购置制茶机器，还从印度聘请熟练技师。江西巡抚筹款贷款给茶农。从此销往欧洲、北非的茶叶销路稍有好转。
我国茶叶品质原本优于各国，茶味苦涩之中带着香气，回味甘甜，西方人称之为“胆念”，其他国家出产的茶叶很少能达到这个水准。所以日本虽自产茶叶，仍然要从我国购买；荷兰使臣克罗伯也说，爪哇、印度、锡兰茶叶，远远比不上华茶。所以奖励、保护茶业，不让本国天然物产被外国产品凭借人力夺走，这是对当时主持商务官员的期望。
矿政
清初吸取明代竞相追逐矿利、宦官四处督办、横征暴敛祸害百姓的教训，允许民间开采矿产，向官府缴纳赋税，都有固定税率。如果采矿会破坏皇家禁地山场风水、损毁民田坟墓，或是聚众扰民、粮食歉收粮价暴涨，就下令封禁矿场。
顺治初年，开采山东临朐、招远银矿，顺治八年停办。十四年，开采古北口、喜峰口一带铁矿。康熙年间，派遣官员监督开采山西应州、陕西临潼、山东莱阳银矿。二十二年，全部停止开采。同时下谕：开矿无益于地方，今后有请求开矿的，一律不准。雍正即位，很多大臣谈论矿利。两广总督孔毓珣、广东巡抚杨文乾、湖南巡抚布兰泰、广西提督田畯、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四川提督黄廷桂先后上奏请求开矿，都不批准，有的还遭到严旨斥责。雍正十三年，两广总督鄂弥达请求开采惠州、潮州、韶州、肇庆等府矿产，下发九卿商议，议定准许。皇帝认为妨害农本，下令停止。粤东山多田少，矿产丰富，当地百姓熟悉采矿。矿坑所在之处，常常聚集千百人私自开挖，结伙劫掠。所以当时广东禁止私矿，比其他各省更加严格。
乾隆二年，下谕：产铜矿山，如果确实有益于铸钱，准许上报开采。金银矿一律封闭。在此之前，乾隆五年批准山东巡抚朱定元的请求，开采章丘、淄川、泰安、新泰、莱芜、肥城、宁阳、滕县、峄县、泗水、兰山、郯城、费县、莒州、蒙阴、益都、临朐、博山、莱阳、海阳各州县煤矿；藁城知县高崶请求自备资金开采峄、滕、费、淄、沂、平阴、泰安银铜铅矿，则遭到禁止。但贵州思安天庆寺、镇远中峰岭，陕西哈布塔海哈拉山，甘肃扎马图、敦煌、沙洲南北山，伊犁皮里沁山、古内、双树子，乌鲁木齐迪化、奎腾河、呼图壁、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条金沟各金矿；贵州法都、平远、达摩山，云南三嘉、丽江回龙、昭通乐马各银矿，陆续获准开采。
嘉庆四年，给事中明绳上奏，说百姓潘世恩、苏廷禄申请开采直隶邢台银矿。皇帝说：国家经费有正常赋税供给，潘世恩、苏廷禄觊觎矿利，竟敢以纳税为借口，实在不守本分。下令把二人押送回原籍，明绳交由刑部议处。六年，保宁请求开采塔尔巴哈台金矿，明安请求开平泉州铜矿，都遭到圣旨斥责。
道光初年，封禁甘肃金厂、直隶银厂。当时国家岁入稳定，不轻易言矿利。只有云南南安、石羊、临安、个旧银厂，每年课银五万八千余两；其余金矿每年课税几十两，银矿每年几千两而已。矿场时开时停，兴废无常，税收微薄。铜、铅关系铸钱，申请开采大多获准，有时免除矿税。广东自康熙五十四年封禁矿山，到乾隆初年，英德、阳春、归善、永安、曲江、大埔、博罗各县，广州、肇庆两府，铜铅矿全部开采。一百多年间，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两广、四川、陕西、江西、直隶上报开采的铜铅矿有上百处，云南铜矿居各省之首。铸钱铜、铅并重，铜尤其重要。陕西、湖北、四川、广西、贵州、江西都产铜，云南储量最多。
云南铜矿自康熙四十四年由官府管理，之后官府垫付工本。雍正初年，年产铜八九十万斤；几年之后达到二三百万斤，供给本地铸钱，运到湖广、江西的铜料，也有一百万斤有余。乾隆初年，每年拨铜本银一百万两；四五年间，年产六七百万甚至八九百万斤，最高达到一千二三百万斤。户部、工部铸钱局，加上江南、江西、浙江、福建、陕西、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九地铸钱局，每年需要铜料九百多万斤，全部依靠滇铜供给。大型矿厂以汤丹、碌碌、大水、茂麓、狮子山、大功为首；宁台、金钗、义都、发古山、九度、万象次之。大厂矿工六七万人，次一等矿厂也有一万多人。矿工既有本地百姓，也有从贵州、广东远道而来，依靠矿场谋生的人络绎不绝。主矿坑矿砂枯竭，就开采子矿场补足定额。所以云南铜政，几代经营，不是其他矿产所能相比。
道光二十四年，下诏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等省，除现有开采矿场外，如果还有其他矿产愿意开采，可以参照现有矿厂办理。二十八年，再次下诏：四川、云南、贵州、两广、江西各督抚，仔细勘察辖区，广泛告示百姓。其余各省督抚也要留心探访，酌情开采，不许借口观望。官办、民办、商办，如何管控稽查，朝廷不远程干预。一时间矿禁大为松弛。咸丰二年，为广筹军饷，招商开采热河、新疆以及各省金银矿。三年，下诏：开采矿产，把天地天然之利还给天下百姓，相比各类临时弊政，不损伤国体，有益于民生。如今军饷浩大，国库不足，各督抚权衡轻重，矿苗丰厚之处，上奏试办。当时战乱、军饷匮乏，实际开采的仅有新疆噶尔，蒙古达拉图、噶顺、红花沟金矿；直隶珠窝山、遍山线、室沟、土槽子、锡蜡片、牛圈子沟，蒙古哈勒津、罗圈沟、库察山、长杭沟银矿；新疆迪化、罗布淖尔、三个山铜锡矿几处。
同治七年，吉林请求开采火石岭子等处煤矿，因为地方盗匪尚未平定，被户部驳回，没能开办。十三年，因为云南矿场经战乱长期荒废，皇帝下谕下令开办，采纳云贵总督岑毓英的请求。
同年海防大讨论兴起，直隶总督李鸿章、船政大臣沈葆桢请求开采煤铁，供给军需，皇帝批准，下令在直隶磁州、福建台湾试办。光绪八年，两江总督左宗棠上奏，北洋筹办海防、制造枪炮，各省机器轮船所需煤铁，需求量极大，请求开办江苏利国驿煤铁矿，奏折上报。此后陆续修建铁路，煤铁就成为头等要务。于是煤矿先后开采：吉林大石头顶子、乱泥沟、半拉窝、鸡沟、二道河、陶家屯、石牌岭；黑龙江太平山、察汉敖拉卡伦；直隶开平、唐山，内丘县上坪、永固、磁窑沟、南阳寨，临城县冈头、石固、胶泥沟、杨家沟、新庄、竹壁、牟村、焦村，宣化府鸡鸣、玉带、八宝寺山，阜平县炭灰铺村，曲阳县白石沟、野北村，张家口厅海拉坎山、马连圪达，宛平县青龙涧、碑碣子，承德府榆树沟；奉天海龙府远来、义和、进宝、玉盛、永顺、永益、万利、人和、同德、顺发，锦州府大窑沟，锦西厅砀石沟，本溪县王干沟，兴京厅蜜蜂沟，辽阳州窑子峪；江西萍乡、永新、余干；山东峄县；安徽贵池、广德、繁昌、东流、泾县；湖北荆门；河南禹州；山西平定、凤台；浙江桐庐、余杭；江苏上元、句容；湖南湘乡、祁阳；广西富川、贺县、奉议、恩阳、南宁、那坡；陕西白水、澄城、同官、宜君、邠州、陇州、淳化。铁矿则直隶迁安县、滦州，湖北大冶，广西永宁州，江西永新县，云南开化、广南二府，贵州青溪，都先后开采。陕西、山西民间零星开采的矿场，更是数不胜数。
光绪二十二年，下诏开办各省金银矿厂。光绪初年，仅开采直隶窑沟银矿，甘肃西宁、甘州、凉州，黑龙江漠河观音山、奇乾河金矿，其余没有动静。诏令颁布之后，金矿：直隶平泉州转山子，建昌县金厂沟，抚宁县双山子，泺平县宽沟，丰宁县大营子、西碾子沟，翁牛特旗红花沟、水泉沟、拐棒沟，迁安产量最高；奉天凤凰、安东、辽阳、通化、宽甸、怀仁、铁岭、开原、海城、锦县；蒙古贺连沟、大小槽、碾沟、除虎沟、朱家沟、板桥子、珠尔琥珠、克勒司、布恭、特勒基、哈拉格囊图、奎腾河、图什业图汗；四川冕沟；湖南平江；浙江诸暨；黑龙江黑河；新疆和阗、焉耆。银矿：四川天全、庐山、大穴山头，都上报开采。
铜、锡、铅、锑、石油、硫磺、雄黄各类矿，也相继开采。铜矿：云南迤东汤丹、茂麓六座主矿，十一座子矿；迤西回龙、得宝八座主矿，九座子矿；楚雄永北、云武所属万宝、双龙，还有永安、顺宁、临安、开化、曲靖各矿，招商承办。江西赣州、陕西镇安、湖南绥宁、新疆拜城、库车也有铜厂。锡矿：广东儋州，广西南丹土州、富川、贺县。铅矿：湖南常宁、湘乡、临武，四川会理，浙江镇海、奉化、象山、宁海、太平。锑矿：湖南益阳、邵阳、新化、沅陵、慈利、湘乡、祁阳、新安、溆浦，贵州铜仁，四川秀山，广东曲江、防城、乳源，广西南太、泗镇、陵阳都。石油：陕西延长，甘肃玉门，新疆库尔喀喇乌苏。硫磺：山西阳曲，奉天辽阳、锦州。雄黄：湖南慈利。矿场有官办、商办、官商合办，采矿有土法、西洋新法。
光绪九年，下诏各省煤矿招商集股开办。从此云南、四川设立招商局、矿务局；贵州设立矿务公商局；山西设立矿务公司。广东琼州铜矿，浙江宁波铅矿，全部招商集股开采。开办几十年，只有开平、萍乡煤矿，大冶铁矿规模宏大。其次平江金矿、益阳锑矿、常宁铅矿，还能惠及民间。漠河金矿产量丰厚，每年上缴户部白银仅二十万两。滇铜自光绪十三年命唐炯督办，每年运到京城的铜料不过百余万斤；各省铸钱，依旧高价购买洋铜。铁矿石供给汉阳铁厂炼钢、造钢轨，勉强供应铁路所需。广东、广西、山西产铁虽多，但冶炼技术不精，国内机器制造所需钢材，大多仍然向英国工厂购买。
光绪二十四年，京城设立矿务铁路总局，由王文韶、张荫桓主管。上奏拟定二十二条章程，准许华商开矿，可以借用外国贷款，也允许华洋合股设立公司。此后江西萍乡煤矿借用德国贷款，湖北大冶铁矿借用日本贷款，浙江宝昌公司借用意大利贷款，直隶临城煤矿借用比利时贷款。签订合同时，除抵押、利息之外，往往需要聘请外国矿师，甚至牵涉人事、管理权。直隶井陉、安徽宣城煤矿，山西盂平、泽州、潞安、平阳，四川江北煤铁矿，新疆塔城，直隶霍家地、厂子沟金矿，广西上思，贵州正安铅铁矿，福建邵武、建宁、汀州，直隶八道河，奉天尾明山，吉林新旧各矿，全部华洋合办。一旦签约，纠纷不断。福公司攫取山西矿权，是其中最严重的案例。
光绪二十四年，河南豫丰公司把怀庆府黄河以北的采矿专营权，山西商务局把盂平、泽、潞、平阳煤铁采矿权，一并转让给福公司。一家公司垄断两省矿务，还计划修建铁路，从山西到开封，借开矿带动修路，国家利权大量流失。争议持续三年，才议定合办。福公司在开封侵害中国官府主权，在山西干涉民间采矿。山西士绅百姓坚持废除合约，拖延很久，才花费二百七十多万两白银赎回矿权。其他例如陕西延长，四川富顺、巴县、万县石油矿，湖南常宁龙王山，湖北兴国龙角山矿，都因为商民私下转让权益，引发涉外纠纷。
自从签订胶济、东清铁路条约，铁路沿线十三里之内，华人不得开矿。开平煤矿、漠河观音山金矿，后来也因战乱被外国人侵占。开平煤矿，自光绪元年直隶总督李鸿章集合官商资本经营二十年，成效显著。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事变之后，洋员德璀琳受督办张翼委托保护矿场，和矿师胡华私自签订卖矿契约，张翼签字移交，转而上奏朝廷，谎称增招外国股份、中外合办。于是唐山、西山、半壁店、马家沟、无水庄、赵各庄、林西各矿，秦皇岛土地以及附属的承平、建平、永平金银矿，全部落入英国公司手中。严旨下诏责令收回矿权，赴英国申诉控诉，终究没能办妥。光绪三十四年，筹办滦州煤矿，遭到英国公司阻挠。于是被迫采用营业联合的办法，合设开滦总局。观音山金矿，也因为义和团之乱被俄国人占据。光绪三十二年，才用俄币一万二千卢布赎回。
光绪二十八年，外务部修订矿务章程，凡是华商、洋商都可以一体承办矿务，但必须禀报外务部批准，批准文书才是准许开办的凭据。同年安徽巡抚聂缉椝准许英国人凯约翰承办歙县、铜陵、大通、宁国、广德、潜山的矿产，后来改为专门开采铜陵铜官山矿藏，订立条约，期限一百年，占地三十八万四千多亩。安徽士绅民众合力抗争，才用白银四十万两赎回，由国人自行开办。法国人弥乐石也在这一年向云贵总督和外务部申请勘探开采全云南矿务，都遭到拒绝，但他仍旧取得澂江、临安、开化、云南、楚雄、元江、永北等府、厅、州的矿权。此后英国商人立乐德申请合伙开采东川、昭通两府金银矿，未能获准，就援引弥乐石的先例，索要广南、曲靖、丽江、大理、顺宁、普洱、永昌七府矿权，朝廷也坚决拒绝，没有应允。一时间全国上下，都把保全矿产当作要务。于是四川设立保富公司，凡是华商洋商承办四川矿务、购地转租等事务，都归这家公司管理。福建设立商政局，不久上奏设立矿务总公司，所有申请开办的矿场，核查批准、驳回的权力都归总公司。山西保晋公司、安徽矿务总局，大都能够聚集富裕乡绅，筹集资本开办矿务。湖南、湖北则在辖区内勘定矿地、圈定收购，杜绝私自售卖矿地的情况。
光绪二十五年，江南筹办农、工、矿、路各类学堂，两湖地区又筹划设立高等矿业学堂。光绪三十一年，商部因为洋商私自侵占矿地矿山，上奏请求申明条约规章，维护国家主权权限。不久奏请设立各省矿政调查局，首要任务就是勘明全国矿产资源，严禁私自售卖矿地。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呈交矿务正式章程七十四条，附属章程七十三条。自从光绪二十四年以来，矿务章程多次修改，每当矿务发生纠纷，洋商就拿旧章程作为借口。光绪二十九年，商约大臣吕海寰与各国商议订立商约，许诺给予开采矿产的权益，但外商必须遵守中国矿务章程。而中国矿务章程，参考各国通行法规作为准则，朝廷专门下诏令张之洞拟定。于是取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各国矿章相互参证考订，区分地表、地下矿层，划定矿界、制定矿税，厘清土地股、资金股，分别约束华商、洋商，限制条款十分周密；尤其重视维护中国主权、保障百姓生计、维护地方治理。历时数年才编纂完成，下发各部讨论施行，中国矿务章程至此才算完备。
志一百
食货六
征榷会计
征榷：清朝兴起之初，首先废除繁重苛酷的赋税。设立税关的地方，大多沿袭明代旧制。自从海禁开放之后，在传统常关之外新设洋关，厘局的设立、洋药税的征收，也相继兴起。这三项都是前代所没有的，一并记载在本篇。至于印花税、烟酒加征，都试行不久就停罢，不再详细记述。
常关。顺治初年，制定各省关税，专门派遣户部司员督征。左翼、右翼税关，张家口税，派遣满洲官员督征。当时京师刚刚平定，免除各关一年的税收，同时豁免明代末年拖欠的税课。之后浙江、福建依次平定，又下令革除明末新增的税额，以及各州县零散的落地税。顺治三年，废除明末增设的太平府姑溪桥米税、金柱山商税。顺治四年，规定户部、工部所属各税关，可以同时派遣满洲、汉军、汉人官员管理。顺治八年，裁减关差人员数额，并停止对关差官员的议叙升赏。顺治九年，将西新关、江宁仓合并为一处差使，裁撤独石口关差。严格约束关差私自留用人员、保荐家丁委派官吏的禁令。凡是额定设置的巡拦差役，都统一制作号衣、腰牌。
顺治十年，命令各税关刊刻公示征税规则，设置收银柜收纳税款，不得克扣火耗、索取陋规杂费，并禁止关役包揽报税单据。顺治十一年，采纳给事中杜笃祜的建议，清理四项税关积弊：第一，裁汰冗吏差役；第二，核查税课带给百姓的负担；第三，关差官员必须回避原籍；第四，规定批文核对的期限。顺治十六年，将潘桃口税关移至永平，古北口税关移至密云，两处都设关征收木材税，征收十分之二。顺治十七年，裁撤永平、密云新设税关，归古北口一并管理。顺治十八年，规定各关口木材税征收十分之一。裁撤临清砖差。板闸税改由北河分司征收。
康熙元年，将河西务税关移到天津，改名为天津关。重新规定各税关同时派遣满、汉官员以及笔帖式各一名，由六部移送人选抽签轮派，停止蒙古、汉军人员担任关差。张家口、杀虎口两处关口，专门派遣满洲、蒙古官员。康熙二年，规定盘查漕船，只在仪真、瓜州、淮安、济宁、天津五关执行。外国货物进入崇文门，免征关税。康熙四年，严令各税关不得违规征收，永久废除超额征税即可议叙升迁的制度。康熙五年，下令各关税都交给地方官管理。于是崇文门归治中管理，天津关归天津道，龙泉等关归井陉道，紫荆关归直隶守道，临清关归东昌道，挖运厅归通蓟道，居庸关归昌密道，西新关归镇江道，芜湖关归池太道，扬州关归驿传道，浒墅关归苏昌道，淮安关归淮海道，北新关归浙江布政使，荆关归荆州同知，九江关归九江道，赣关归吉南赣道，太平桥关归南雄知府，遇仙桥、浛光厂归韶州知府，分别稽查征收税课。又裁撤古北口关差，交由密云县管理，只有两翼、张家口、杀虎口照旧。只派遣户部司员，传令各省税关刊刻公示税则。取消崇文门对出京货物征收的税。
康熙八年，临清仓并入临清关。采纳给事中苏拜的提议：“地方官兼管关税，事务繁多，而且地方官畏惧上司，为了凑足税额，盘剥商民。”于是重新规定税额较多的浒墅、芜湖、北新、九江、淮安、太平桥、扬州、赣关、西新、临清、天津、凤阳仓，依旧派遣部员督征，其余税关维持原有安排。同年规定关差职位空缺，从六部资历深厚的司员里抽签选派，已经担任过关差的官员，不准再次出任。又制定关差考核办法：欠税不足半分的罚俸；欠税半分到四分，分别降级、调职；欠税五分以上革职。不久修订：欠税不足半分者降职留任，足额完成税收的予以纪录嘉奖。凡是部派关差官员，不接受总督、巡抚管辖。
康熙九年，规定淮安关兼管淮安仓以及工部清江厂；左翼、右翼税关专门派遣满洲官员、笔帖式。康熙十年，裁撤西新户关并入龙江工关，裁撤芜湖工关并入芜湖户关，各自合并管理。之后凤阳仓改归凤阳知府管理，正阳关归通判，临淮关交由税课大使征收，不再派遣部员。康熙十七年，裁撤北河分司，临清闸税由济宁道兼管。康熙十九年，开放山东海禁，命令稽查船户隐匿税款。派遣满洲部员督收潼关、山海关税课，潼关同时管辖大庆关、龙驹寨税务。康熙二十一年，将九江关移驻湖口，停止潼关、山海关的部员差遣，依旧交给地方官管理。凤阳关仍然选派六部满洲官员。康熙二十三年，重新制定各税关轮流选派各部院司员的条例。
这时候开始开放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禁，在云山、宁波、漳州、澳门设立四处海关，每关设置监督，满洲、汉笔帖式各一名，一年一轮换。制定海关税则条例，免除海口内桥梁渡口的抽税，分设西新、龙江二关专职收税官员。康熙二十四年，西新关仍旧划归户部管辖。免除外国进贡船只的税收，洋船丈量抽税的标准减少十分之三。康熙二十五年，制定州县对民间海船隐匿税款的处分条例。当时海禁初开，沿海渔船，州县征收渔课，海关又征收梁头税，百姓深受其苦。皇帝采纳福建巡抚张仲举的建议，规定五尺以上渔船，梁头税统一由地方官征收。此前康熙四年废除超额征税议叙升迁的条例。到康熙十四年，又规定按照超额多少，分别加级升迁。到这时，皇帝认为苛征盘剥商人，再次停止超额征税议叙制度。康熙二十六年，浒墅关监督桑额征收税额超出定额二万一千多两，皇帝认为侵扰百姓，对他治罪。永久削减福建海关税额六千四百余两。康熙二十八年，免除沿海鱼虾船以及民间日用物品小规模贸易的税收，定为法令。此前沙沟在康熙二十六年并入淮关，朦胧、轧东、岔河等地全部免于稽查。这时考虑沙沟是朦胧、轧东的总汇之地，不宜再加一重税，于是将朦胧划归海关，轧东划归淮关，沙沟免税。又将西新户关并入龙江工关。
康熙三十三年，依旧派遣部员督收山海关税，张家口税交由宣化府兼收。康熙三十四年，在宁波、定海分设浙海关官署，令监督往来巡视。康熙三十五年，规定海外商船前往天津运米到奉天，只征收货物正税。康熙三十六年，严令禁止关差官员从京城私自携带服役期满旧差役，把持总科、库头等职位。康熙三十七年，永久削减粤海关定额税三万零二百余两。康熙三十八年，皇帝担心各关差苛索盘剥商人，停止征收额外盈余银两。设立河宝营，派遣满洲官员督收大青山木材税。康熙四十年，裁撤陕西三原县商税，归潼关、龙驹寨、大庆关一并征收。裁撤通会河分司，通州木厂交由通永道管理。康熙四十一年，大青山木材税并入杀虎口管辖。
康熙四十六年，将金州、牛庄交给山海关监督巡查越关逃漏税款。在重庆设立渝关，由川东道征收木材税。康熙四十七年，依旧派遣工部司员督收荆关税。康熙五十三年，因为临清关税缺额，改由巡抚监管收税。不久，凤阳、天津、杭州、荆州、江海、浙海、淮安、板闸以及淮关，先后改交各地巡抚监管。裁撤瓜州税，裁减税课大使。规定台湾停泊江苏、浙江等省商船，经过厦门查验的不再重复征税。福建糖船到厦门，赴关纳税；前往江苏、浙江贸易的免征关税。设立横城税口，归山海关监督监管，增税一千两作为定额。康熙六十一年，禁止各边疆番部夹带硝磺、军器出境，他们进口货物的税款允许酌情从轻减征。
雍正元年，将湖口关移至九江，同时设立大孤塘分口。裁撤淮安、北新、凤阳、天津、临清、江海、浙海、荆州各关的额外盈余银两。严令各省税关以及崇文门的差役，不得额外勒索。同年规定各关税务全部交给地方官管理，只有崇文门仍然派遣内务府官员；山海关、两翼，古北、潘桃、杀虎三口，以及打箭炉，依旧派遣部员。盛京呼尔哈河木材税，也交给将军、府尹委派沿河官员征收。第二年，淮安关依旧派部员，浒墅关改归苏州织造管理，凤凰城中江税，选派盛京部员分别督收。河西务运粮船料税，改在通州征收。雍正三年，暹罗进贡稻种、果树等物品，免除返程空船所载货物的税收。禁止边关城门向蒙古贡物索要税款，假借名目偷税的予以治罪。雍正五年，宿迁关并入淮关征收，由徬税交给地方官管理。河宝营木材税，由杀虎口监督征收。奉天牛马税，改派部院司员管理。
雍正六年，修订临清关米麦杂粮船税，制定各关税则。龙江、西新二关，交由江宁织造兼管。永久免除暹罗大米的进口税。雍正七年，夔州关改派专员督收。南北二新关交给杭州织造兼收。将荆州徐关移到田家洲，改名田关。江苏庙湾税归淮关兼管。制定闽海关减免折算船税丈量尺寸条例。裁撤古北口监督，交由密云县征收。因为潼关商税实际征收数额高于户部规定标准，但长久以来相安无事，就以现行征收数额定为法令。潘桃口正关改在潘家、桃林二分口收税。雍正八年，削减各关馀平银一半，革除天津戥耗之外额外征收项目。制定落地税刻意追求超额征税的处分条例。严格禁止黄金外运。雍正十年，设立交城县水泉滩木厂，在武元城设立税口收税。雍正十一年，天津关改归长芦盐政管理。雍正十三年，设立居庸关税课大使；规定潘桃、古北、杀虎三口给商人印票，票据同时写满、汉、蒙古三种文字。山东海口各州、县、卫发放两联印票，登记客商年龄相貌籍贯、船只编号、梁头尺寸、粮食数量、出口年月，一联交给商船，返航时查验核销。
乾隆元年，革除龙江、西新二关衙规票银。最初，外国夹板船抵达广东，先要卸下船上火炮，交易结束再归还。征税办法是每船按梁头征收白银二千两左右，货物按税则征税。废除正税之外另征置货银加一的款项。制定福建渔船税，分上、中、下三等征税，禁止额外重复征收。颁布各省税课条例。制定九江、赣州二关三联税单制度：一联交给商人，一联送巡抚衙门，一联留存税署。准许张家口、居庸关收取车马货物过境饭食银，用作官吏差役津贴。严禁偷运粮食接济海外，按情节轻重判罪。免除沿海捕捞鱼虾的单桅小船税收。乾隆二年，制定粮食税条例：地方遭遇旱涝灾害，运粮船只到关即刻放行，等丰收之后再照常征税。永久停征广东开建、恩平二县米船税。乾隆三年，裁撤浒墅关转水、柏渎两个税口，瓜州由闸税改归两淮盐政管理。九江关派遣内务府司员，芜湖、凤阳关选派部员，分别担任监督。乾隆四年，制定归化城木材税定额，归杀虎口征收。乾隆五年，再次派部员担任荆关监督。采纳御史陆尹耀建议，严令禁止冒名请托、偷税过关。
乾隆六年，重新制定关税盈余考核条例，清查外省私自增设的口岸。官府领用国库资金采买铜、锡、铅以及粮食，免征货税，仍旧征收船料税；黄豆不同于麦类，即使歉收之年照常征税。宿迁所属丰、沛、萧、砀四县陆税，交还各县分别征收。永久禁止龙江关木材税使用飞量法。规定各关盈余税额，和上年数额对比考核，定为制度。乾隆七年，永久免除直隶各关豆类、粮食定额税。重设通州分司黄村口岸，临清关德州、魏家湾、尖冢、樊口等口岸。免征临清关船料税。扬州关改由两江总督挑选人员征收。停止闽海关南山边口征税，只负责稽查。乾隆八年，官府运粮船只免征船料税。乾隆九年，严查蒙古来京人员偷税，以及帮奸商私运货物的行为。
乾隆十年，安南战乱平定，恢复征收云南马臼税。废止宿迁关一船不论载量统一收税的制度，改为按货物担数征税。规定一名官员兼管两处税关，如果一处盈余、一处短缺，准许互相抵补；仍然不足税额的，继续追缴赔补。福建诏安雅溪税馆迁到悬钟；福建旧有舢子头船包揽走私，永久禁止建造这类船只。乾隆十三年，恢复征收米豆税。乾隆十四年，规定各关盈余税额以雍正十三年数额为基准，短缺的按比例分别处分，罚俸、降级调职不等。乾隆十五年，福建宁德县税口移至酒屿。乾隆十七年，渝关木材税并入夔关征收。乾隆十八年，厦门玉洲查验税馆移驻石美；凤阳关濉阳口移驻虹县；虹县青阳镇税点改设在濉河口。乾隆二十年，淮南关流均口移驻泾河。
乾隆二十二年，增订浙海关、闽海关税则，参照粤海关体例。不久重申禁令，洋船不准停靠浙江海面，如有船只驶至，勒令返回广东贸易纳税。乾隆二十四年，规定叶尔羌、喀什噶尔牲畜税征收二十分之一，绸缎布匹皮张税征收十分之一；从外番贩运入境的加倍征税；严格禁止生丝外运。乾隆二十五年，首次派员征收多伦诺尔皮张等税，并设立盛京拉林、阿勒楚喀税局，派员收税，依照宁古塔、伯都讷成例。革除粤海关陋规银，款项上交国库登记造册。乾隆二十六年，设立淮安关石税口；设立归化城总税局，下辖绥远、归化、和林格尔、托克托、萨拉齐、西包头、昆都仑、八十家子等税口，派遣二名蒙古笔帖式，分别督征牲畜税。
乾隆二十七年，龙江、淮安二关归两江总督稽查，浒墅关归江苏巡抚稽查，分别严查税关长期存在的偷税积弊，并制定偷税处罚数额。江苏巡抚陈宏谋上奏陈述浒墅关四项弊病：一，商铺代客商完税、借机垄断抬价，改为商人自行缴税，亲自在簿册填写；二，货船抵达关口，查验纳税，拿到票据之后才准许放行，杜绝偷越关卡；三，官员遴选佐杂官吏，半年轮换；四，督抚与监督本应协同办理，征收数目，监督按月通报督抚，期满上奏汇报时再整体咨报。朝廷采纳这一建议。同年放开生丝出口禁令，但仍然设置限制。规定崇文门、两翼税差任期结束，由部列出满、蒙大学士、尚书、都统、侍郎、副都统等人名单，请皇帝简选替换，成为永久制度。乾隆二十八年，统一天津各口税则。商贩将山东豆子海运到浙江，参照运往江南的标准纳税。张家口出口铁器，依照杀虎口条例纳税。革除芜湖关户、工两关帮贴饭费，江海关驳票给单挂号、油烛饭费、验舱钱文，扬州关由闸的给串钱等杂费。
乾隆二十九年，修订临清关船只补税条例。外番商人货物到回部贸易，三十抽一，皮货二十抽一；回部商人前往外番贸易，二十抽一，皮货十抽一；牲畜货物数额不足起征标准，按货值折算征税。乾隆三十年，修订吉林等地税额；裁撤潘桃口监督，税改归张家口征收，下属六小口，改归通永道管理。第二年，潘桃口税改由多伦诺尔同知征收。在大河口设局，派遣理藩院司员督收归化城税，不久改由山西巡抚遴选人员征收。岫岩城所属鲍家马头七个口岸海船商税，由山海关监督设局征收。乾隆三十三年，规定山海关、张家口、八沟、塔子沟、三座塔、乌兰哈达、多伦诺尔归直隶总督兼管稽查；杀虎口、归化城归山西巡抚；盛京牛马税、中江税归盛京户部侍郎；坐粮厅归仓场侍郎；打箭炉归四川总督；荆关归湖广总督。各监督如有贪腐舞弊，被参革后无法补齐税款，就由兼管长官代为赔补。乾隆三十四年，准许九江关正税每两加征一分平馀银，用作官吏饭食开支。废除洋船进口夹带硫磺的禁令，定为法令。乾隆三十五年，裁撤浔州、梧州二厂公费，并入正税。
乾隆三十八年，裁撤多伦诺尔监督，交由多伦诺尔同知管理。由闸、南坝税口移到中闸。乾隆四十年，封闭广西由村溢口，禁止内地商民越关交易。乾隆四十一年，通州分司以及河西务由按货计价征税改为按货物件数征税，并革除张家湾油面等进店出店税。修订打箭炉商货按数量征税条例。第二年，打箭炉税差参照山海关先例，从宗人府、各部院司员里选派。乾隆四十五年，停止荆关、打箭炉的部员差遣，交给各地督抚遴选人员管理。乾隆四十六年，裁撤荆关监督养廉银，从荆宜施道、荆州知府中选派一人监管收税。乾隆四十九年，规定粤海关珍珠宝石一概免税，定为法令。乾隆五十一年，裁撤荆州郝关、郝支关，另在越市设立关口，改名越关；杨关移到调贤口，改名调关。除暹罗贡使船只之外，其他载货私船一律照例征税。
乾隆五十二年，规定各关提前申领收税簿册；申领拖延、擅自使用本关旧簿册的予以参处。安南进贡请封，于是开放水口等关贸易。四年之后，缅甸归顺朝廷，也准许开关通商，在永昌、腾越、顺宁征收出口税，杉木笼、暮福、南河口征收进口税。福建五虎门和台湾淡水八里岔设立渡口，闽安镇征收进口税，南台口征收出口税。货物进口之后转运别处，一个月之内免征重税；超过期限出口，或者期限之内将货物转移到别的船只，都征收出口税。
乾隆五十七年，粤海关到关船货，责成督抚查明，按月登记造册上报。一年期满，账册和监督清册核对不符，参劾查办。乾隆五十八年，西洋船只除贡船外，其余商船不得免税。杭州织造改归盐政管理，南北二新关交给巡抚管理。开放山西得胜口，归杀虎口监督稽查征税。当时英国货船请求到江苏、浙江宁波、珠山以及天津、广东停靠贸易，皇帝不准，依旧命令按旧例在澳门互市，向粤海关纳税，征收船料税。
嘉庆二年，将左翼、右翼税关合并为一处差使。两年之后，又选派两名官员分掌。制定辰关、渝关、潘家口、通永道、古北口五处税关条例。同年下令核减各关盈余定额，于是确定户关盈余定额：坐粮厅六千两，天津二万两，临清一万一千两，江海四万二千两，浒墅二十三万五千两，淮安十一万一千两，海关庙湾口二千二百两，扬州六万八千两，西新二万九千两，九江三十四万七千八百两，赣关三万八千两，闽海十一万三千两，浙海三万九千两，北新六万五千两，武昌一万二千两，夔关十一万两，粤海八十五万五千五百两，太平七万五千五百两，梧州七千五百两，浔州五千二百两，归化城一千六百两，山海关四万九千四百八十七两，杀虎口一万五千四百十四两，张家口四万五百六十一两，打箭炉尽收尽解；工关盈余定额：辰关三千八百两，宿迁七千八百两，芜湖四万七千两，龙江五万五千两，荆关一万三千两，通永道三千九百两；闸关、南新关、渝关三关，潘桃、古北、杀虎三口，竹木税向来没有盈余，不再议定数额。
嘉庆五年，议定空返漕船，在额定六十石之外可以附带二十石货物，全部免税。严令崇文门、卢沟桥以及各省关役不得敲诈行旅。辰州知府李大隆接管税关，超额盈余一万多两，交部议叙嘉奖。嘉庆六年，盛京牛马税差，从盛京五部侍郎中选派。规定打箭炉正税定额二万两。革除闽海关征收的二八添平银。嘉庆七年，密云县征收古北口木材税改为尽收尽解，缴销原监督关防印信。嘉庆九年，重新增定各关盈余数额：浙海四万四千两，西新三万三千两，九江三十六万七千两，浒墅二十五万两，淮安十三万一千两。嘉庆十一年，辰关每年加征一耗银二千七百七十余两。嘉庆十五年，制定崇文门浸税条例。令营汛官兵分头稽查崇文门私放私收、冒名白役的弊病。嘉庆二十二年，传令各海关查禁条例禁止出口的货物。
道光元年，裁撤浙江盐政，改设杭州织造，兼管南北新关税务。道光三年，传令各省税关整顿奸徒包揽、书吏徇私放纵等积弊，严令禁止关员违规横征、粮船夹带偷税。制定多伦诺尔木材税，修订浙海关税则。道光九年，重申回疆税课三十抽一。当时英国大班因为洋行倒闭、拖欠货银，商船停泊在外洋，拖延不肯进港。时常声称每年在粤海关纳税六七十万两，以此要挟。皇帝说：“洋商私自夹带鸦片入境，偷运白银出海，得不偿失。倘若故意刁难，就不准开舱卸货。少这一国的货税，损失能有多少！至于请求按照商船大小缴纳饷银，尚可酌情变通。”
道光十年，规定各关盈余银两，六成算作定额内，四成算作额外，按超额或缺额分别评定功过。此前御史许乃济上奏崇文门税局勒索之事，朝廷令巡视五城御史随时稽查。这时御史晋昌再次上奏巡役勒索、胥吏私放商人偷税，专门派遣满、汉御史各一人，专职稽查，一年轮换。道光十一年，削减浒墅关盈余二万两，淮安关二万一千两。制定补缴短缺关税，按照欠款多少规定不同偿还期限。命令广东严厉缉捕快蟹船替洋商走私偷税。道光十二年，禁止白铅出口。道光十三年，革除各关标礼、查船谢仪，以及地棍报单等名目。霍罕悔罪归顺，重新准许进入卡内贸易，免征赋税。道光十四年，严禁各关家丁索贿卖放，书役长期把持、地痞包揽税单的弊病；同时查禁广东洋商私自向洋商加征税款。贡品运到京城，崇文门免税查验放行。
道光十七年，严禁白银外运，查办广东匪艇与窑口走私漏税。道光十九年，设立韶州、东江二关，归南韶连道管理。道光二十一年，荆州正关移到柳家集，改名柳关，支关改为柳支关。道光二十四年，暹罗进贡正贡的使臣船只货物免税。道光二十五年，裁撤龙江关查验木材税局。
咸丰二年，查禁沿海各关长期存在的走私弊病。咸丰三年，捻军侵扰江南，浒墅、淮安、芜湖、凤阳等关纷纷请求不限数额尽收尽征，朝廷下令依旧遵守定额照常收税。咸丰六年，定打箭炉税额二万两。咸丰八年，盛京盈余税准许以钱折银，以及渔船、大小牛船缴纳船规条例。咸丰九年，设立山东烟台税局。咸丰十年，参加会试士子入京照例查验放行，严令崇文门巡役不得敲诈。修订奉天海口税则，增加黄豆、豆饼、包头、油篓四项税收，增加盈余八万两。制定税关监督任职不足一年离任，由后任接续征收，满一年汇总上报的条例。废除北新关南北二口货物过关五到十日的时限规定。同年，俄罗斯在黑龙江互市，免征赋税。
同治二年，免除巴尔楚克过境税，增加叶尔羌正税。同治三年，在福建台南打狗口设立海关，归巡抚管理。暂时停止北新关征税。同治四年，暂停龙江、西新关、浒墅三关征税。湖北新关竹木税，由本省道府官员一名督征。此前粤海关收税，常关、洋关税额不加区分。到这时，规定华商船只装运货物征收常税，定额五万六千五百余两，盈余十万两；再有盈余，尽收尽解。同年裁撤太平关文武衙门各项规费，传令粤海关严查各口偷漏隐匿税款。裁撤山海关监督，改设奉锦山海关道稽查征收。同治七年，太平关交由南韶连道专管，四分厂委员，依旧由巡抚遴选委派。同治八年，重申贡品解送京城，崇文门放行，不许刁难勒索。同治十一年，停止江苏淮关承办宫廷活计。
光绪二年，重新开放芜湖、凤阳两关。光绪三年，严格制定考核各关章程。光绪四年，辉发、穆钦以及宁古塔、三姓税务，都由吉林将军委派人员征收。山西交城县木材税，由知县在武元城旧交村设立税口征收。光绪八年，定芜湖关税额十三万六千余两。光绪九年，中江税务改归东边道征收。光绪十三年，广东黄江厂税改派专员专管，裁撤厂书、签子、官房、总散房名目，并革除额外加平、办用官钱、厘头、船钱、墟艇钱、黑钱、包揽钱七项陋规，在大道张贴告示。定梧州、浔州二厂盈余六万两。沪尾、打狗两关改归台湾巡抚监督。光绪二十五年，敕令各地将军、督抚核查关卡陋规中饱私囊数额，酌情归入国库，限期上报。光绪三十四年，崇文门华商税改为值百抽三，参照洋商税例；免征日常蔬菜等物品税收。宣统元年，设立吉林省税务处，分设稽徵、庶务、支应、核销四所，所有捐税局、所、公司全部裁撤合并。修订四川常关征收章程以及办事规则。
洋关的设置，始于五口通商。在此之前虽然有洋商到广东贸易，只遵照章程向常关纳税。道光十九年，发生趸船缴烟事件。当年秋天各国商船来广东，都被英国兵船阻拦，不能进港。粤海关税收，洋货是大宗，至此征收数额锐减。道光二十二年秋天，英国人要求开辟通商口岸，朝廷准许在沿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开埠通商。第二年，订立洋货税则，值百抽五，先在广州、上海开市。洋货进口，按税则缴税。之后由华商运入内地，途经税关，只按估价，每两加税不超过几分。
川公网安备5113210200034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