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乾隆两朝，推崇实学，当时饱学大儒得到举荐提拔的，数不胜数。康熙十七年，圣祖问内阁大臣，朝中最博学擅长诗文的是谁。李霨、冯溥、陈廷敬、张英一齐举荐户部郎中王士祯。皇帝在懋勤殿召见应答，王士祯作诗符合皇帝心意，授予翰林院侍讲。六部司官改任翰林词臣，就是从王士祯开始。康熙三十三年，下诏大学士举荐擅长文学的人才。王熙、张玉书上疏举荐辞官在家的原尚书徐乾学，左都御史王鸿绪，少詹事高士奇。召他们进京修书。徐乾学还没有接到诏令就去世，皇帝下令收取他的遗作，同时征召他的弟弟徐秉义入京。康熙四十五年，大学士李光地举荐直隶生员王兰生进入内廷当值，不久赐举人、进士身份，授翰林院编修，一路升迁到卿贰高官。历经康、雍、乾三朝，皇家藏书、秘书典籍的校勘工作，他几乎全部参与。同一时期江南的何焯，也是贫寒儒生，被赐举人、进士，入值南书房，授编修。遭到弹劾罢官之后，依旧在书局供职，也是李光地所举荐。雍正年间，侍郎兼国子监祭酒孙嘉淦，举荐举人雷鋐学问品行出众，担任国子监学正。乾隆初年，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杨名时，举荐进士庄亨阳，举人潘永季、蔡德峻、秦蕙田、吴鼐，贡生官献瑶、王文震，监生夏宗澜等人，潜心钻研经学，全部任用为国子监属官。乾隆三十八年，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延聘儒臣。因为翰林院官员纂修人手不足，大学士刘统勋举荐进士邵晋涵、周永年；尚书裘曰修举荐进士余集、举人戴震；尚书王际华举荐举人杨昌霖，一同掌管秘籍编纂。后来这些人都改入翰林院，当时人称“五征君”，这是其中著名的事例。
嘉庆初年，和珅倒台，仁宗下诏广求贤才。谕令满汉大臣，秘密举荐品行端正、才干干练，做官事迹确凿的人才。下诏书褒奖提拔廉吏刘清，以此激励天下。嘉庆十九年，御史卓秉恬上奏请求严格禁止滥行保举，皇帝予以认可。宣宗即位，尚书刘镮之举荐隐居名儒唐鉴，授予广西知府。四川总督蒋攸銛举荐川东道陶澍政绩天下第一，提拔为按察使。陶澍喜欢品评人物，在安徽担任布政使的时候，入京觐见，上奏议论政务，侃侃而谈，举荐弹劾很多官员。宣宗心存疑虑，秘密下谕巡抚孙尔准查访陶澍的为人。孙尔准逐条列举他的善政，秘密上奏保荐。于是陶澍得到重用，升任两江总督。陶澍临死留下奏疏，举荐两广总督林则徐接替自己的职务。陶澍以善于识人闻名，咸丰、同治中兴时期很多名臣，都是被他赏识提拔。
清文宗继位，下诏求取直言进谏。侍郎曾国藩上书陈述：“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最重要在于用人。人才有熏陶引导的方法，有培养造就的途径，有考察识别的手段。”皇帝赞许采纳。下诏朝廷内外大臣举荐人才。大学士穆彰阿上奏保举宗室文彩、聂澐，皇帝特别下旨任用为京堂。大学士潘世恩上书举荐前任总督林则徐、按察使姚莹、员外郎邵懿辰、中允冯桂芬。尚书杜受田首先举荐林则徐和前任漕运总督周天爵。下诏起用林则徐统领军队，周天爵担任广西巡抚。侍郎曾国藩举荐太常少卿李棠阶、郎中吴廷栋、通政副使王庆云、江苏淮扬道严正基、浙江知县江忠源。尚书周祖培也举荐李棠阶、吴廷栋还有郎中易棠等人，大多得到提拔任用。云贵总督吴文镕、贵州巡抚乔用迁举荐知府胡林翼，提拔为道员。
咸丰五年，因为各省战事不断，下诏寻访文武双全、胆识过人的人才。御史宗稷辰上书举荐湖南左宗棠，浙江姚承舆，江苏周腾虎、管晏，广西唐启华。命令各地总督、巡抚查访，送到京城由皇帝接见。当时天下战乱，太平天国势力纵横。大学士文庆在内阁军机处任职，屡次秘密请求破除满汉之间的隔阂，用人不受资历出身限制。他说汉人出身民间，了解百姓疾苦，熟悉世间人情虚实，剿灭叛乱应当重用汉人。曾国藩招募乡兵作战，战事失利，诽谤非议四起。唯独文庆认为曾国藩忠心耿耿，声望很高，终究会建立盖世功业，应当放手让他全权负责平叛。文庆也十分看重胡林翼的才干谋略，胡林翼以贵州道员的身份留在湖南统领乡勇剿贼，曾国藩举荐他可以担当大任，才干胜过自己十倍。一年之内胡林翼就升任湖北巡抚，背后实际是文庆促成。袁甲三在淮河一带统兵，骆秉章担任湖南巡抚，都是文庆赏识举荐，请求朝廷不要随意调走，看他们做出功绩。当时舆论十分称赞文庆。咸丰七年，胡林翼上奏举荐隐居的万斛泉以及他的弟子宋鼎、邹金粟，他们磨砺品行，不求做官，请求给予奖励。皇帝下诏赏赐万斛泉等人七品官服饰，各有差别。当时战事紧急，朝廷屡次下令地方大员以及各路领兵大臣举荐军事人才。胡林翼举荐左宗棠，授予四品京堂，协助曾国藩办理军务。沈葆桢、刘蓉、张运兰，下令曾国藩、胡林翼调遣任用。其他像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彭玉麟、杨岳斌等人，都是从低级武官或者读书人，于军队之中提拔出来，功勋业绩辉煌。曾国藩、胡林翼善于识人用人，举荐天下贤才，最终成就同治中兴的功业。
清穆宗登基，因为战乱之后吏治松弛，特地提拔天津知府石赞清担任顺天府尹。下诏各省寻访奉公守法的官吏，如果有隐居山林、德行完备、学问渊博通达的士人，总督、巡抚、学政要据实上奏。不久曾国藩上书说，常州的士绅百姓看重气节道义，城池陷落之后和叛贼相持抗争。当地读书人大多钻研古籍，比如候选同知刘翰清，监生赵烈文、方骏谟、华蘅芳，从九品徐寿等人。如果让他们经历军营，拓宽见闻，对军事谋划大有帮助。皇帝下诏谭廷襄、严树森、左宗棠、薛焕寻访这些人，送到曾国藩军营任用。
同治元年，皇帝对朝中大臣下达谕令：“前些年屡次下旨要求保举人才，各地总督、巡抚已经把政绩突出的人员写进举荐文书。在京大臣，像大学士周祖培，大学士衔祁寯藻、翁心存，协办大学士倭仁，侍郎宋晋、王茂荫，科道官高延祜、薛春藜、郭祥瑞等人，都各有举荐。臣子侍奉君主，举荐人才不必等待明文下诏才可以上奏。各位大臣要罗列实际事迹，秉公上奏保举。”又屡次命令曾国藩举荐总督、巡抚级别的大员。曾国藩回奏：“总督巡抚这类封疆将帅，只能由皇帝决定任免。现在四方战乱，地方大臣已经手握征伐兵权，不应当再让他们掌握官员升降罢黜的权力，要防止地方势力过重、朝廷权力衰微的苗头出现，同时杜绝结党营私的隐患。”皇帝下褒奖诏书回复曾国藩。
同治二年，河南学政景其濬上奏，称副贡生苏源生等人学问品行优异，授予本省训导。下令各省学官寻访举荐通晓经学、品行端正的士人，酌情保举数人，不作为固定制度。同治九年，浙江学政徐树铭，寻访儒学人才，上书举荐已经革职的编修俞樾，请求恢复原有官衔，送到京城引见；秀水教谕谭廷献、举人赵铭、江西拔贡杨希闵等人，参照博学鸿词科召试的先例，让他们参加廷试。皇帝认为徐树铭出于私心擅自行事，交给吏部严加议处，降四级。这是因为举荐人才而获罪，属于特殊情况。光绪七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广东巡抚裕宽，举荐辞官乡居的绅士：山西襄陵知县、南海进士朱次琦，国子监典籍衔、番禺举人陈澧，二人品行敦厚。皇帝下诏赐予五品卿衔，以此勉励潜心治学的读书人。
光绪十年，外来挑衅接连发生，时局日益艰难。下谕大学士、六部九卿，各省将军、总督、巡抚：“无论文官武官，如果有学识才干完备，谋略勇武兼备；或是熟悉政务军事，通晓对外交涉；或是擅长制造船械，精通算学；或是富于智谋，骁勇善战；或是熟悉水师、沿海防务情况，要广泛寻访，据实上奏。”光绪二十一年，下诏寻访特殊才能的人才，精通天文、地理、算学、格致、工艺制造的士人。光绪二十四年，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书举荐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知府谭嗣同、广东举人梁启超。皇帝特地予以召见。征召黄遵宪、谭嗣同来到京城，赏赐梁启超六品官衔，负责译书局事务。当时清德宗亲理朝政，被外部局势刺激，迫切想要自强。下诏求取通晓时务的人才，朝廷内外纷纷举荐。这些出身民间的新进官员，奋发图强谋求革新，公开倡导变法。没过多久，戊戌党祸爆发，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康有为逃亡海外，他的弟弟康广仁，还有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被处斩。徐致靖因为依附维新派下狱监禁，又追究当初保举相关人员的罪责。御史宋伯鲁、湖南巡抚陈宝箴，开缺的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翁同龢，全部革官，永远不再起用。礼部尚书李端棻发配边疆，内阁学士张百熙交由部院议处。其余提倡新政的官员，几乎全部遭到驱逐罢斥。
等到庚子年京城发生动乱，第二年和议达成，两宫从西安回銮，时局越发危急。光绪三十三年，下诏朝廷内外大臣寻访人才，不拘泥官职高低，不管有没有官职，确知可以担当大任或是拥有专门技艺的，切实举荐。派遣王公大臣当面考察问询，写下考评评语，引荐给皇帝。当时被举荐的人员分批赶赴京城，授官任用，这种情况到宣统年间还没有停止。但是从光绪末年开始，改革官制，增设衙门官职，破格录用的动辄上千人，举荐提拔已经过度泛滥。宣统元年，御史谢远涵上奏：“变法到现在，高官大多只举荐旧交故友，士大夫毫不避讳钻营门路。请求严格订立章程，如果被举荐人贪腐卑劣，举荐人要反坐受罚，加以惩处。”这份奏章下发主管部门，仅此而已。
举荐选拔不受出身流品限制。清代有才干的大臣，从低级佐杂官员一路升到总督巡抚的，雍正朝有李卫、田文镜，乾隆朝有杨景素、李世杰，政绩最为卓著。后来捐纳盛行，出身杂流而得到高官的数不胜数。这些人大多办事才干突出，和科举出身、论资历慢慢升迁，靠资格坐到高位的官员，情况完全不一样。举荐当中比较特殊的事例：康熙初年，陕西提督王进宝，举荐自己的儿子王用予，说他勇武过人可以胜任副将。后来王用予靠战功升任总兵，父子二人同时执掌一方军权。雍正年间，云南总兵赵坤升任贵州提督，请求任命自己的儿子赵秉铎担任贵州提标参将，皇帝准许。孙嘉淦担任国子监祭酒，举荐自己的弟弟孙扬淦为国子监学正；湖南衡永郴桂道汪榯，甚至举荐自己的父亲、原刑部司官汪澐，学问优异、通晓政务，被授予四川知府。这些都是举荐不回避亲属，制度被如此打破。
征召聘用幕府幕僚：雍正元年，下谕吏部，以后总督、巡抚所聘请的幕府宾客，要把姓名上报朝廷；办事称职的，由部院记录功绩，授予官职，以此激励人才。乾隆元年，侍郎吴应棻上奏，为了鼓励贤才，请设立奖惩制度。到道光年间，幕府幕僚滥得叙功封赏，监察官员屡次上奏反映。皇帝下诏总督、巡抚、盐政，所有叙功嘉奖，不允许保举幕府幕僚；同时严禁本省下属官员充当幕僚，违者由吏部核查惩处。不过康熙时期，平民陈潢辅佐靳辅治理黄河，特地赏赐佥事道的官衔。雍正时期，方观承担任平郡王的幕府记室，以平民身份被皇帝召见，赏赐中书衔。乾隆、嘉庆时期的名臣，王杰、严如熤、林则徐等人，都是先做幕僚，之后才考中科举出仕。咸丰、同治战事兴起，左宗棠、李鸿章、刘蓉等人，大多凭借幕僚身份在军营建立功业，成就中兴大业。曾国藩总管军务，幕府人才济济，招揽的宾客汇集当时一众杰出人才，尤其值得记述。
志八十五 选举五 封廕推选
封赠的制度，文职官员归吏部掌管，八旗、绿营武职归兵部掌管。顺治年间，遇上朝廷施恩的大典以及三年一次考满，都可以得到封赠。康熙初年，废除文武官员凭借考满获得封赠的制度。
文职封赠的官阶：最初正一品为特进光禄大夫，不久改为光禄大夫；从一品光禄大夫，后来改为荣禄大夫；正二品资政大夫；从二品通奉大夫；正三品通议大夫；从三品中议大夫；正四品中宪大夫；从四品朝议大夫；正五品奉政大夫；从五品奉直大夫；正六品承德郎；从六品儒林郎，吏员出身的为宣德郎；正七品文林郎，吏员出身的为宣议郎；从七品徵仕郎；正八品修职郎；从八品修职佐郎；正九品登仕郎；从九品登仕佐郎。
武职封赠官阶，最初分三套体系：第一套，公、侯、伯，满汉都封光禄大夫，后来改为建威将军。第二套，八旗体系：一品光禄大夫；二品资政大夫；三品通议大夫；四品中宪大夫；五品奉政大夫；六品承德郎，后改为武信郎；七品文林郎，后改为奋武郎；八品修职郎；九品登仕郎。乾隆三十二年，八旗武职封赠官阶修改，和绿营统一。第三套，绿营，封赠官阶多次改动。最初制度正、从一品荣禄大夫；正二品骠骑将军；从二品骁骑将军；正三品昭勇将军；从三品怀远将军；正四品明威将军；从四品宣武将军；正五品武德将军；从五品武略将军；正六品昭信校尉；从六品忠显校尉；后来增设正七品奋勇校尉。乾隆二十年，修改：正二品武显大夫；从二品武功大夫；正三品武义大夫；从三品武翼大夫；正四品昭武大夫；从四品宣武大夫；正五品武德郎；从五品武略郎；正六品武信郎；从六品武信佐郎；正七品奋武郎。乾隆三十二年，再改：正一品建威大夫；从一品振威大夫；增设从七品奋武佐郎；正八品修武郎；从八品修武佐郎。至此八旗、绿营封赠制度完全统一。乾隆五十一年，又改定：正一品建威将军；从一品振威将军；正二品武显将军；从二品武功将军；正三品武义都尉；从三品武翼都尉；正四品昭武都尉；从四品宣武都尉；正五品武德骑尉；从五品武德佐骑尉；正六品武略骑尉；从六品武略佐骑尉；正七品武信骑尉；从七品武信佐骑尉；正八品奋武校尉；从八品奋武佐校尉；增设正九品修武校尉；从九品修武佐校尉。于是文武封赠官阶等级相互对应。
文武正一品、从一品官员的妻子，封一品夫人；满汉公爵的妻子为公妻一品夫人；侯爵妻子为侯妻一品夫人；伯爵妻子为伯妻一品夫人；正二品、从二品官员妻子封夫人；正三品、从三品封淑人；正四品、从四品封恭人；正五品、从五品封宜人；正六品、从六品封安人；正七品、从七品封孺人；正八品、从八品封八品孺人；正九品、从九品封九品孺人。八旗武职八品以下、绿营武职七品以下，妻子没有封赠；后来修改制度，绿营正七品官员妻子可以封孺人。
顺治五年定下制度：每逢恩诏，一品官员可以封赠三代，诰命文书四轴；二品、三品封赠两代，诰命三轴；四品、五品封赠一代，诰命两轴；六品、七品封赠一代，敕命两轴；八品、九品只封赠本人，敕命一轴。文书卷轴端头，一品用玉，二品用犀牛角，三、四品用包金，五品及以下用兽角。
推恩封赠的条例：顺治初年制度，父亲、祖父还在世担任官职的，不能够接受子孙的封赠；辞官退休或者已经去世的，才准许受封；子孙愿意辞去自身官职换取长辈封赠的，听凭本人选择。两个儿子都做官，父母接受封赠，按照官职品级高的那一个。妇女依靠儿子得到封赠，如果丈夫、儿子都做官，也选取品级高者。父亲官职高于儿子，嫡母依照父亲品级受封，生母依照儿子品级受封。过继给别人的人，如果已经封赠自己的祖父母、父母，想要把自己妻子的封赠转赠给自己本生的祖父母、父母，允许转赠。康熙五年规定：父亲官职高于儿子，就按照父亲原来品级封赠；父亲官职比儿子低，就依照儿子官职封赠。武职的儿子担任文职，封赠依照文官的条例。雍正三年规定：四品到七品官员，愿意把自己妻子的封赠转赠祖父祖母；八品、九品官员愿意转赠父母，全部准许。三品以上官员想要转赠曾祖父母，需要上奏请示皇帝裁定。乾隆年间，参照礼制，做了不少修订。乾隆二十七年皇帝下谕：“子孙官品不如祖父、父亲尊贵，那么父为大夫，子为士，经书有明确记载。旧例依照祖父父亲原本官阶封赠，很不妥当，应当商议修改。”吏部议定：文武官员，如果子孙官职品级高，祖父父亲官职品级低，就依照子孙官阶封赠；如果祖父父亲官职品级高于子孙，就不能沿用祖父父亲原有品级封赠。父亲官品高于儿子，生母依照儿子官职封赠；嫡母、继母不可以依照父亲官职请求封赠，如果愿意按照儿子官职接受封赠，听凭选择。武职子弟出任文官也照此执行。乾隆五十年规定：一品到三品官员，不允许转赠高祖父高祖母；四品到七品，不允许转赠曾祖父母；八品以下，不允许转赠祖父母。
道光之后，开设捐纳封赠的门路。道光二十三年，准许三品以上官员，如果想要捐钱为本生曾祖父母求取封赠，可以按照转赠曾祖父母的条例交钱。道光二十八年，准许四品到七品捐钱请求转赠曾祖父母；八品以下捐钱请求转赠祖父母，都要在常规捐纳数额基础上交加倍银两。原先的限制就此被打破。旧例八品、九品官员，只可以封父母，不能封自己的妻子。如果要封妻子，只能封正妻一人；正妻还没得到封赠就去世，继室应当受封，正妻也可以追封；再娶的继室，不给封赠。道光二十三年，准许八品以下捐封的人，如果想要为妻子求取封赠，加倍交钱。咸丰二年，准许京内外文职官员以及捐得官职的人，可以先封自己和原配、继配妻子，再按照本人品级出钱为第三任继妻求取封赠。咸丰四年，采纳部院意见，第三任继妻之后，后续继妻名分等同正妻，也准许依次交钱捐封。旧例做官做到三品，幼年由外祖父母抚养长大，如果外祖父母去世没有后嗣，才准许依照本人官阶转赠，其余外家亲属一概不许转赠。道光二十三年，允许捐封人员，为对自己有养育恩情的舅舅舅母、姑父姑母、姨夫姨母、岳父岳母，参照转赠外祖父母的条例，出钱求取转赠。咸丰三年，进一步允许出钱转赠曾祖父母、伯叔祖父母、伯叔父母、庶母、兄嫂，还有嫡堂伯叔祖父母、嫡堂伯叔父母、嫡堂兄嫂，从堂、再从堂的长辈，以及外曾祖父母、外祖父母、岳祖父母，按照对应品级，全部可以出钱办理。还允许妇女，为去世丈夫的祖辈父辈捐官求封；过继出去的人，为自己的祖辈父辈转赠本生祖先。层层延展，固有的制度彻底崩坏。
凭借加级请求封赠，一开始限制也很严格。顺治初年，遇到恩诏得到加级，用新加的品级来申请封赠。康熙五十二年定例：七品以下官员凭借加级请求封赠，最高不能超过五品；五品、六品不能超过四品；三品、四品不能超过二品；花钱捐来的加级不算数。乾隆年间，地方官无论新旧加级，不可以拿加级来请求封赠。乾隆五十年，吏部上奏：京官八品以下，凭借加级求取五品封赠，不仅越分，待遇也过于优厚。以后八品以下，最高只能请求七品封赠；没有品级的杂职，不给封赠，如果想要花钱光耀亲人，允许捐纳。皇帝批准。嘉庆之后，限制逐渐放宽。京城、外地官员遇到朝廷恩典，可以花钱捐出新的品级来求取封赠。得到议叙三、四品虚衔的人，捐加品级求取二品封典，可以加倍缴纳银两，比照现任、候补候选官员的标准给予封赠。咸丰初年，推广捐纳条例：京内外官员、捐职人员，拿加级、捐来的品级捐封，现任、候补候选三、四品官，可以捐到二品。五品、六品想要升等求取三品封赠，在常规数额上加倍交钱；想要升到二品，按照四品虚衔捐二品封的标准，交一倍半银两。七品升等求取三、四品封，八品以下升等求取五、六品封，分别在常规标准上加倍交钱。咸丰十年规定：三品官员拿加级捐封，按照一品捐纳银两数额加倍，可以拿到从一品封赠。二品、三品虚衔人员捐从一品封，要按照二品、三品实职银两加成或者加倍交钱。如果要为外家亲属求取从一品封，再在此基础上继续加钱。
到光绪中期，风气败坏。御史李慈铭上奏说：“治理国家关键在于奖赏和惩罚。惩罚固然不能逾越分寸，奖赏又怎么可以泛滥！康熙、乾隆两朝，国运长久，庆典、军功数不胜数。那时候朝廷内外大臣，屡次遇上恩诏，论功行赏，等级秩序分明，没有越级的情况。如今，道员大多已经二品，封赠却到了一品；知府、同知很多加三品衔，封赠到二品；知州、知县大半加四品衔，县丞、巡检这类小官大半五、六品，封赠动辄三、四品。爵位赏赐，是君主用来分辨贤愚，驱使官吏的工具。得到太过容易，人们就不会感念皇恩；升迁封赏太快，士人得不到劝勉。尊卑没有区别，等级混乱，助长虚伪士人的浮躁风气，迷惑百姓的视听，这不是尊崇朝廷、厘清官员品流的做法。”奏章上交之后，朝廷也没有削减这类滥封现象。
之后外患接连不断，人才匮乏。光绪二十六年，下诏停止捐纳实职，但是花钱买虚衔、封赠依旧允许。宣统元年，吏部拟定条例：京官依据加级，地方官依据本职请求封赠，打算恢复旧制度，但是积弊太深，推行不开。第二年修改：京官依照加级，外官依照加衔；五品官员最多可以请求三品封赠；八品官员最多请求六品封赠。想要做一点补救，但是积重难返。
荫叙制度，分为恩荫、难荫、特荫三类。恩荫始于顺治十八年：恩诏规定，满汉文官在京四品以上，在外三品以上；武官无论在京在外二品以上，各送一个儿子进入国子监读书。护军统领、副都统、阿思哈尼哈番、侍郎、学士以上官员的儿子，称为荫生；其余官员子弟叫监生。最初制度，公、侯、伯给予一品的荫叙资格；子、男分别对应相应荫叙。雍正二年，世爵全部按照三品来荫叙。乾隆三十四年重新定：公、侯、伯按一品，子爵按二品，男爵按三品给予恩荫。雍正初年定例：荫生、荫监生通晓文章义理的，交给吏部分派到各部院实习办事。十五岁以上送入国子监读书的，学业期满，上报吏部，分配到各部院学习。又规定文武荫生、荫监生通晓文章的，参加考试，授予文职。如果自幼习武，身体健壮，希望改为武职的，呈报吏部，移送兵部改为武职荫叙。
考试办法：雍正三年，规定荫生年满二十岁到吏部报到的，上奏请求考试，之后引见皇帝。乾隆十一年，考试内容为古文论和时务策，派遣大臣阅卷，划分甲乙等级，呈报皇帝阅览。文章通顺优秀的，交吏部引见；文理荒谬不通的，遣送回原籍读书，三年之后再考。之后历代都遵照这套制度。光绪三十一年，汉族荫生参照满洲的惯例，免除考试。
录用方式：汉族荫生分为留京任用、外放地方、改任武职三条途径。留京任用：雍正元年定制，一品尚书的荫子授员外郎；二品侍郎的荫子授主事；总督比照尚书；巡抚比照侍郎。雍正七年重新调整：正一品官员荫生授员外郎、治中；从一品荫生授主事；正二品荫生授主事、都察院经历、京府通判；从二品荫生授光禄寺署正、大理寺寺副；正三品荫生授通政司经历、太常寺典簿，以及中行评博等官；从三品荫生授光禄寺典簿、銮仪卫经历、詹事府主簿、京府经历；四品官的荫生，和捐纳贡生考职人员一样，轮流等候选用。乾隆七年，左都御史的荫叙比照尚书。同治十年，河道总督的荫生授予员外郎、主事。宣统年间改革官制，裁撤旧官职，荫生改授品级对应的新岗位。外放地方任用：乾隆年间定，正一品荫生授府同知；从一品荫生授知州；二品荫生授通判；三品荫生授知县；汉族子爵的荫生授知县，整个清代没有改动。改为武职任用：雍正定例，在京一品尚书、外地总督、将军的荫生，授予都司衔，掌管都司事务；二品侍郎、巡抚、提督的荫生，授予署都司衔管都司；三品副都御史、布政使、总兵的荫生，授予守备衔管守备；按察使、加一品衔副将的荫生，授予署守备衔管守备；二品衔副将的荫生，授予守御所千总。乾隆定，汉族子爵（三品）荫生授千总；男爵（四品）荫生授把总。
汉军荫生录用：康熙十二年原定，一品荫生授员外郎；二品荫生授大理寺寺正、知州。雍正七年，原本授知州的，改为主事。乾隆五年，三品荫生授七品笔帖式；四品荫生授八品笔帖式。宣统元年，吏部上奏：“汉族文武荫生，严格区分正、从品级授官；满洲荫生不分正从品级。汉族荫生引见，拟定留京或者外放；满洲荫生拟定文职、侍卫旗员岗位。但是光绪三十二年改革官制之后，汉旗官员一体任用；都统、副都统这类旗官，如果按照满洲旧例给荫，会出现矛盾。建议原本由尚书、侍郎改任、升任的都统，荫叙比照汉尚书；副都统比照汉侍郎；三品以下京堂、布政按察使升任的副都统，比照汉正二品，依旧拟定内用、外用。”皇帝批准。
早期制度：不是现任官员不能享有恩荫；内务府佐领以下官员不给荫叙。康熙六年规定，官员不论头衔虚衔，一律按照实际领取俸禄的品级荫叙儿子；同年，内务府佐领以下官员子弟，也准许得到荫叙。康熙十二年，已经卸任但是保留原品俸禄的官员，也准许荫叙子弟。
早先康熙三年规定：荫生、监生，如果本人已经得到官职，或是科举考中，就不能再享受恩荫。乾隆四十五年修改：嫡长子孙考中科举但是还没有授官，或是已有官衔希望承袭恩荫，允许补行荫叙。道光之后捐纳盛行，就算本人已经得到官职，依旧允许补荫。官吏选拔制度混乱，投机钻营的人越来越多。
光绪二十二年，御史熙麟上奏：“吏部铨选，奉皇帝特旨任用的人员，排在所有班次之上。可是荫生，还有到年纪引见的人员，自己花钱捐过道员、知府，引见的时候皇帝下旨依旧按照道府任用。这批人本来属于捐纳班次，部里却归入特旨班次候选。近些年很多人钻空子，预先捐纳道、府，将来就可以借荫生身份挤入特旨班，压过其他候选人员。同样是荫生，清廉官吏的后代没有财力，只能感叹出身；权贵子弟靠钱财钻营。对社会风气危害很大。请求这类捐过道府的荫生，和普通捐纳人员放在同一班次候选。”奏章下发，部院批准执行。
难荫：顺治三年定下制度，官员为国事殉职，按照应当晋升的品级追赠官衔，同时荫叙一个儿子入国子监读书，期满等候选官。康熙十八年规定，殉难官员按照生前实际官职荫叙儿子，不按照追赠的官衔。雍正十二年议定：官员奉命出差，在大洋、大江、黄河、洞庭湖、洪泽湖这类大湖遭遇风浪遇难，按照应升品级给予追赠、荫叙；在内洋、内河遇难，荫叙追赠降一等；八品以下官员，只追赠官衔，不给荫叙。乾隆六十年规定，官员随军办事，督办粮饷辛劳，在军营病故，参照在内洋内河遇难的标准办理难荫、追赠。道光二十三年，准许八品以下官员因公落水遇难、军营病故，可以追赠官衔，荫一子为监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但是不能直接选任官职。光绪二年议定：现任官员遭遇叛贼殉难，或是军营病故，如果本人有升用、补用、即用以及保举的加衔，依照升阶、加衔追赠，依照实际官职给予难荫。候补、候选官员，比照现任官办理；退休、因病辞官，依照原来官职；降职调用，按照降之后的官职。已经经过拣选的举人；就职、候教的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考得官衔的捐纳贡生、监生，都按照品级比照现任官办理难荫追赠。还没有拣选的举人，按七品标准；恩、拔、副、岁、优贡生按八品；廪生、增生、附生按九品。只拥有虚衔顶戴，没有实职的，只追赠官衔，不给难荫。
乾隆以前，八旗官员征战立功，或是战死沙场，子孙照例授予世职；年纪幼小，已经承袭世职还没有任职的，发给一半俸禄。绿营武官阵亡抚恤，只给难荫，不给世职。乾隆四十九年皇帝下诏：“八旗和绿营官兵为国战死，同样为国尽忠牺牲，怎么可以有所区别。今后绿营武官军功奖赏依旧照旧；阵亡人员，无论汉人还是旗人，只要在绿营任职，一律授予世职。世职承袭次数用完之后，酌情授予恩骑尉，让奖赏绵延后世。”从这以后，汉族官员为国牺牲，很多可以得到世职。
殉难追赠官衔：总督加尚书衔，死后追赠太子少保；巡抚加副都御史衔，追赠左都御史；布政使追赠内阁学士；按察使、盐运使追赠太常寺卿；道员追赠光禄寺卿；知府追赠太仆寺卿；同知、知州、通判追赠道员衔；知县追赠知府衔；教谕、训导追赠国子监助教、学录衔。其余各级官员，比照品级加赠。光绪二年，在内洋内河落水遇难、军营病故的，追赠官衔降一等；只有总督、巡抚、布政使，追赠官衔不降级，但是荫叙降等。
难荫授官：康熙旧制，三品以上官员难荫，子弟授知州；四品以下到通判，子弟授知县；布政、按察、盐运三司属官，以及州县六品、七品佐贰官，子弟授县丞；八品、九品官子弟授县主簿；没有品级的杂职，子弟授州吏目。光绪二年，遭遇贼寇殉难官员，难荫沿用康熙旧制；只有知县难荫改为授州判；军营病故、因公落水遇难的，荫叙降一等。武职难荫，可以授予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和恩荫改武职的标准一致。阵亡授予世职：提督阵亡，参照参赞、都统，授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总兵阵亡参照副都统，授骑都尉；副将以下，把总、经制、外委以上，参照参领以下、有顶戴人员，全部授予云骑尉。承袭世职的人年满十八岁，送到京城引见，派往军营学习；未成年的，发给半俸，成年之后再引见。光绪年间制度，恩荫生允许分发各地候补，难荫生不允许比照办理。光绪二十二年，熙麟上奏：“恩荫生既可以分在部院又可以外放，待遇优厚，还准许分发；难荫生只能外放，待遇已经偏低，又不允许分发，十分不公平。如今时局艰难，急需人才，应当激励天下忠义，让人面对危难敢于舍身。现在，恩荫为高官后代拓宽仕途；难荫却不给忠臣后代一条出路，让为国牺牲的人含恨地下，忠义之士灰心。请求下令部院，难荫生参照恩荫外放的例子，同样分发各地候补。”奏章下发，部院批准执行。
特荫：乾隆三年皇帝下诏：“先皇酬报功臣，怀念旧臣，在京城设立贤良祠。本朝为国操劳保全名节的大臣，永远享受祭祀，美名流传。他们的子孙固然很多已经做官，但也有的家道衰落，处境低微，我十分怜惜。命令各都统、总督、巡抚，寻访这些功臣的嫡系后代，品行资质可以造就、没有官职或者官职低微的，送到京城引见，施加恩典。”乾隆四十七年，原广西巡抚、灭寇将军傅弘烈的曾孙傅世海等人，下旨录用。嘉庆四年，追赠已故御史曹锡宝为副都御史，按照追赠官衔给他儿子荫生资格。历朝皇帝眷顾功臣后代，屡次下发恩典诏书。光绪末年，国内战乱不断，朝廷追念咸、同年间平定太平天国、捻军、回民叛乱的文武大员，功勋卓著，赏赐已经过去五十多年。这些勋臣后代，固然有地位显赫的，但也有沉沦低位、隐居乡里的。命令总督、巡抚、都统仔细核查勋臣后裔有无官职，汇总名单上报朝廷。军机大臣缮写名单呈递御览。已故西安将军多隆阿的次孙寿庆、曾孙奎弼，湖北提督向荣的曾孙向楷、向乃全，安徽巡抚江忠源的孙子江慎勋、曾孙江勤培，布政使衔、浙江宁绍台道罗泽南的孙子罗长耿、曾孙罗延祚，协办大学士、四川总督骆秉章的孙子骆懋勋、曾孙骆毓枢，江南提督张国樑的孙子张绳祖、张继祖，巡抚衔、浙江布政使李续宾的孙子李前普、曾孙李正绳，兵部尚书彭玉麟的次孙彭见绥、曾孙彭万澂，陕甘总督杨岳斌的儿子杨正仪、孙子杨道澂，四川提督鲍超的次子鲍祖恩、孙子鲍世爵，署理安徽巡抚、布政使李孟群的孙子李兴仁、李兴孝，江西南赣镇总兵程学启的嗣子程建勋，广东提督刘松山的孙子刘国安、曾孙刘家琨，贵州提督冯子材的次子冯相华、孙子冯承凤等人，下令各自依照对应的官阶予以提拔任用。湖南提督塔齐布，命令查访确定他的后嗣，再上奏请求施加恩典。
第二年，朝廷又下诏开列功绩最为卓著的大臣：前任云贵总督刘长佑，台湾巡抚、一等男刘铭传，追赠布政使的道员王拯，绥远城将军福兴，福建陆路提督、一等男萧孚泗，记名提督、一等子、河南归德镇总兵李臣典，浙江提督邓绍良，都统衔、广东副都统乌兰泰，署理广西提督、甘肃肃州镇总兵张玉良，工部左侍郎吕贤基，漕运总督袁甲三，都察院副都御史、江西巡抚张芾，署理贵州巡抚韩超，布政使衔、福建督粮道赵景贤，云南鹤丽镇总兵朱洪章，直隶总督郭松林，广东等省巡抚蒋益澧，布政使衔、江南道员温绍原，署理安徽庐凤颍道金光箸，护军统领恒龄，新疆巡抚、一等男刘锦棠，记名提督、广西右江镇总兵张树珊，追赠布政使衔、升用知府、天津知县谢子澄。命令各都统、总督、巡抚查明这些人有没有后代，后代现任何种官职，上奏请示施加恩典。
至于乾隆四十八年，录用明代大臣经略熊廷弼的五世孙熊世先，督师袁崇焕的五世孙袁炳，这是推施恩典、特别荫庇前朝忠臣的后裔，更是少有的旷世恩典。
官员任用的制度，文官选拔由吏部主管，武官选拔由兵部主管。吏部下设四个司，文选司掌管官员推选，职责尤其重要。凡是满洲、汉人进入仕途，途径有科甲、贡生、监生、荫生、议叙、杂流、捐纳、官学生、俊秀。按照旧制，由科甲以及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生、荫生出身的算作正途，其余出身都属于异途。异途出身的人如果得到保举，待遇可以等同于正途，但不能考选科、道官职。不是科甲正途出身的人，不能担任翰林院、詹事府以及吏部、礼部的官职。只有八旗旗人不受这条规定约束。
官吏都要求家世清白，八旗家仆、汉人家里的奴仆、长随，不许混入官员队伍。通过各类途径入仕的人员：在京城，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在地方，知州、推官、州县教授，由进士直接授官。内阁中书、国子监学正、学录、知县、学正，由举人考试授官或者通过大挑拣选录用。小京官、知县、教职、州判，由优贡、拔贡生录用。员外郎、主事、治中、知州、通判，由一二品官员的荫生考试任用。
除此之外，贡生、监生可以参加考职，授予州判、州同、县丞、主簿、吏目；京通粮仓书吏、内阁六部各衙门书吏、供事，任职五年期满，授予从九品以及未入流官职。礼部儒士领取俸禄满三年，授予府检校、典史。吏员参加考职，一等授予正八品经历；二等授予正九品主簿；三四等授予从九品、未入流。官学生经考试，授予从九品笔帖式、库使、外郎。俊秀之中通晓满文、汉文的参加翻译考试，成绩优异的授予八品笔帖式。后来官制发生变更，相关规定略有改动。
异途出身的人员，汉人不经过保举、汉军旗人不经过考试，不能授予京官以及掌印主官，以此区分官员流品，严格把控入仕门槛。
京城内外的官职，分为满洲缺、蒙古缺、汉军缺、汉缺。满洲缺之中，又分出宗室缺、内务府包衣缺。有专门归属的官职：奉天府府尹，奉锦道、山海道、吉林道、热河道、口北道、山西道、归绥道等道员岗位属于满洲缺。各省驻防官、理事同知、通判为满洲缺。唐古特司业、助教、中书、游牧员外郎、主事为蒙古缺。钦天监从六品秋官正为汉军缺。宗人府全部官职属于宗室缺。内务府官职属于内务府包衣缺。
除此之外，京城各衙门、陵寝衙门、盛京五部、各省地方，都设置固定官缺。满洲京堂以上岗位，宗室、汉军旗人可以互相补缺；汉人司官以上岗位，汉军旗人可以补任；地方官之中蒙古人可以补满洲缺，满洲、蒙古包衣都可以补汉缺。唯独顺天府府尹、府丞，奉天府府丞，京府、京县的官员，詹事府司、坊官职，不授予满洲人；刑部司官不授予汉军；地方上从六品首领官、佐贰官以下官职，不授予满洲、蒙古；道员以下官职不授予宗室。以上是大致规则。
官吏按照任职年资依次升迁叫做推升；不用等任职年限满就升迁，叫做即升。京城从大学士到京堂，地方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最初沿袭明代制度，由朝中大臣集体推举；后来废除会推，开列人选上奏请示。太常寺、鸿胪寺的满洲少卿，开列人选之后引见皇帝。不开列名单，挑选合适人选拟定正选、陪选，引见之后授官叫拣授；按照资历推选二十人，引见之后授官叫推授。京城司官、小京官、笔帖式，分为留授、调授、拣授、考授，全部要引见等候圣旨，其余岗位由吏部铨选。
地方布政使、按察使，开列人选上报；盐运使由皇帝直接下旨任命。道员、知府岗位，有奉旨任命、拣授、题授、调授、留授几种方式，其余交由吏部铨选。厅、州、县的官缺规则同道员、知府，没有奉旨特简这一类。佐杂、教职、盐官，重要岗位留在中央处置，其余有的交由地方督抚咨文吏部，有的由吏部铨选。
早期京城司官岗位，题补、部选没有固定制度，部门长官凭自己的意愿任免下属。时间久了，官缺大多实行题补，应当升迁、补官、候选的官员大量积压。乾隆九年，下诏命令各衙门题补的官缺，要报吏部登记注册，剩下的空缺交由吏部铨选，不许相互混淆。于是规定各部各司汉郎中、员外郎、主事，规定多少名额由地方题授，剩下多少名额归吏部选任。道光年间，再次调整题补的名额，之后各部又陆续有所增加。
顺治十二年，下诏让吏部仔细核查旧有制度，结合当下实际，把州、县官缺划分为三等。候选官员考察身、言、书、判四项，也划分三等，依照等级授予对应的官缺。后来用冲、繁、疲、难四项指标，判定岗位紧要程度。四项全部占齐为最要缺；占三项次之；两项、一项依次降低。于是知府、同知、通判、知州、知县岗位，就分为奉旨调补、吏部铨选两类。
铨选的官缺分为即选、正选、插选、并选、抵选、坐选，区分哪些是累积空缺、哪些不是，轮到班次的候选者才能选用。候选班次分为服丧期满、假期期满、俸满、开复、应当补官、降职补用、散馆庶吉士、进士、举人、贡生、荫生、议叙、捐纳、推升。
大选安排在双月，急选安排在单月。满洲、蒙古、汉军候选安排在每月上旬，汉官下旬，笔帖式中旬。最初制度，候选官员要到吏部递交文书、签到应选；后来这条规定废止，令候选者返回原籍，吏部按照时间先后抽签选官，颁发委任文书，让候选人直接赴任。
康熙二年，给事中于可讬上奏：“凭文书远程赴任，容易出现冒名顶替；远省候选官员往返往往要耗费数年。如果候选者遭遇变故，缴回委任文书重新选人，又要耗费时间。岗位长期空缺，弹劾代理官员肆意贪腐，催促新任官员尽快到任的奏章接连不断。应当依旧让候选人员亲自到吏部，按次序铨选。”康熙八年，御史戈英再次提出同样意见，朝廷采纳实行。从此候选官员全部要到吏部递交文书签到，成为固定制度。
圣祖康熙考虑候选官员迟迟得不到官职，很多人滞留京城饱受饥寒，下令吏部截留一部分候选人员留在京城等候铨选，其余人允许回原籍。御史田六善上奏：“近半年以来，被截留的推官，八十人里才选一人；知县三百人中仅选三十一人，剩下的要等候三四年。抽签时常抽到空签，选官时间遥遥无期。应当按顺序全部抽取实签，候选者在选期前两个月再递交文书。”交给吏部商议，废除按月签到和空签制度，下诏把截留京城的候选人数减半。
候选者递交文书，最初是选任前一个月十五日递交，距离选官时间很近，岗位好坏容易滋生舞弊；后来改为每月初一日递交文书，间隔一次铨选周期再补授官职，定为法令。
候选人得到官缺之后，最初要考八股时文，不久取消；改为手写三百字个人履历，逐条陈述治理百姓、敦厚风俗、征收赋税、安抚民众、审理案件的办法，称作条陈。补任旧职、得到升迁，都要陈述原先任职地方的利弊。但是条陈大多请人代写，有的只写歌功颂德的套话，这项制度施行不久就废除。
旧例候选官员由吏部会同九卿共同查验考核，后来又增加科道官、詹事府官员参与。康熙二十七年，采纳御史荆元实建议，知州、知县、同知、通判抽签得到官缺之后，全部随同奏章引见皇帝，后世沿袭这套做法。按照旧例，大臣考核每月候选官员，如果发现品行不端、出身不合规矩、祖辈父辈有钱粮亏空，或者人岗不相匹配的，要上报朝廷。
乾隆时期，每月候选官员引见，如果出现人岗不符，皇帝会直接调整岗位，一定程度弥补铨选制度的缺陷。乾隆十年，引见月选官员，皇帝认为知县周仲等四人衰老颓丧，特意降为教职。十二年，又亲自裁汰四名衰老庸碌、不能胜任知县的官员，严厉斥责负责查验的大臣没有纠察。后来分发、候补、试用的知州、知县、同知、通判，也一律要求引见，不限于实授官员。时间久了，在外补官的州县同通，还有分发的杂职官员，可以援引条例花钱捐免引见，查验考核就变成徒有形式，不再具备实际约束力。
京官、外官互相调任，本来有现成条例。早先实行内升、外转制度。翰林院、詹事府、六科给事中、监察御史这四个衙门，地位清贵，升迁转任不同于其他官职。编修、检讨升任中允、赞善，称为开坊。此外翰林院、詹事府、坊局、国子监堂官、京堂，都可以互相升迁调补；大考成绩上等的，会得到破格提拔。
外转制度始于顺治十年，下诏确定少詹事以下二十一名官员，调任布政使司参政、按察使司副使这类道员官职；政绩优异的，再调回京城担任京堂。不久重新修订：正詹事、少詹事出任布政使；侍读学士出任按察使；中允出任参政；编修、检讨出任副使。顺治十八年，又规定侍读以下翰林官，每年春秋两季各外转一人；侍读、侍讲出任参政；修撰出任副使；编修、检讨出任参议。没过多久这套制度废止。
康熙二十五年，甄别才能平庸的翰林官员，外放担任同知、盐运副使、提举通判。康熙二十八年，编修李涛被外放出任知府，翰林出任知府就是从李涛开始。三十七年，左都御史吴涵上奏，编修、检讨升迁停滞，请求打破惯例外放任用，依照编修李涛、检讨汪楫的先例，补授一两名知府；如果要破格提拔，参照少詹事王士祯、徐潮，侍读顾藻，编修王九龄的例子，提拔为副都御史、通政使。皇帝采纳意见，任命检讨刘涵为知府。
雍正初年，编修、检讨、庶吉士人数众多，一部分留京担任科道官、吏部官员，一部分外放道员、知府、州县官，用来疏通仕途。此后编修、检讨大多在京升任坊局官职，出任科道，外放道府，成为常态。
吏部六部的长官，最初规定部内司官每年内升、外转各一人；之后废除。康熙八年，采纳御史余缙建议恢复；康熙四十年又再次废止，和其他部门司官一样只比较任职年资。
六科给事中每年升迁一次，监察御史两年一次；可以外放道府，也可以提拔京堂。康熙五十九年，订立任职年限制度：由编修、检讨、郎中升任科道的，限定两年资历；员外郎、主事升任的，依次增加一年。乾隆十六年，定科道官三年升迁一次；五十五年，废除这条规定。
京官外调，除京察之外，还有截取保送，都要等俸满之后保送。截取分发，岗位繁简由长官确定。知府、知州、知县、府同知、州同这类佐贰官，都可以按照班次改任地方。
外官调回京城，最初规定每年道员、布政使参政按察使副使选三人；汉人必须是科甲出身，同时获得卓异举荐、考核优异的才有资格。
知县行取，效仿明代制度。早期知府、知县都可以考选科道官。康熙年间多次下诏，命令部院大臣举荐贤能知县，调入京城担任科道。吴江知县郭琇、清苑知县邵嗣尧、三河知县彭鹏、灵寿知县陆陇其、麻城知县赵苍璧，都经由大臣保举，通过行取授为御史，广受世人称赞。
康熙四十三年，四川巡抚能泰请求废除总督巡抚保题行取的旧例，皇帝表示认可，下诏之后钱粮、盗案没有问题的知县，每省行取三四人。第二年，御史黄秉中上疏，认为知县直接考选科道，升迁太快。朝廷商议之后暂停；不久规定行取三年举行一次：直隶、江南、湖广、陕西每省五人，其余省份三人到一人不等，到京之后补授主事。
雍正时期，刑部尚书徐本请求恢复行取直接授御史的旧制，被部议驳回。行取到京授为主事的官员，刚开始补官还算容易；后来和捐纳人员轮流补缺，仕途开始壅塞。乾隆元年，参照武官保举注册的制度，行取知县依旧留任原职；已经赴京的，允许外放补同知。当时各省把行取当成形式，专门挑选没有参罚、资质中等的州县官充数。乾隆十六年，正式废除行取制度。到光绪末年，下令州县以上实职官员、曾经代理官职的人，统一考试选拔御史，已经不是原本行取的用意，推行没多久就废止。
铨选依靠条例拟定官职，抽签分配岗位，拘泥旧规。历朝历代都推行保举制度，弥补铨选制度的不足。顺治初年，订立保举连坐制度。顺治十二年，因为直隶保定、河间，江南江宁、淮扬苏松常镇，浙江杭嘉湖绍等三十个府位置紧要，下诏京城、地方堂官，总督巡抚，每人举荐一人供皇帝选用，可以破格提拔。
不久就有被保举的官员贪腐无能遭到弹劾。给事中任克溥上奏：“皇上挑选全国最难治理的三十处知府岗位，准许二品以上官员保举，破格任用。时间不长，就有数人因为贪劣被罢官。诸位大臣不能体察圣意，做不到公正审慎选人，请交付吏部议罪。”朝廷采纳。
康熙七年，下诏部院满汉官员中才能出众的，可以不计资历补授官职。第二年，吏部请求停止保举，依旧按照年资升迁，杜绝钻营行贿，皇帝批准。康熙四十年，命令总督郭琇、张鹏翮，巡抚彭鹏、李光地等人，各自举荐爱民清廉的道府州县官上报。
雍正皇帝即位，屡次诏令内外大臣保举道、府、同知、通判、州、县官员，如果举荐的人不称职，保举的大臣会遭到严厉责罚。户部尚书史贻直上奏：“升迁应当遵循资历。资历虽不能选出旷世奇才，但可以造就普通合格官吏。抛弃资历，侥幸升官的人不会认为是公正奖励，只会暗自庆幸自己投机成功；仕途停滞的人不会反思自己才干不足，只会抱怨没有晋升门路。请求依照旧例，按品级依次铨选；果真才干超群、政绩突出，依旧允许破格保举提拔。”皇帝听从。
乾隆时期大力推行保举，道员、布政按察使、知府很多来自保举。道光初年，郎中郑裕，知府阿麟、唐仲冕，都经由大臣举荐，升任省级大员、封疆大吏。历代沿袭，把举荐贤才交给大臣，时常破格用人。早期京官外放道府，如果地方封疆大吏发现此人不能胜任，可以上奏请求调回京城，大多得到批准。乾隆初年，朝中大臣上奏，衰老废弛之人不应该再占据部院官职，下诏严厉禁止。自此之后，外官才干不足的，只准许退休或者降职补用，不再调回京城任职。
官吏升迁都计算任职俸期，地方官依据任职劳苦划分等级，和京官不一样。地方分为腹俸、边俸。内地道、府、州、县佐贰、首领官，腹俸任职五年没有过失，按例升迁；边俸不一样。
广东崖州、感恩、昌化、陵水等县；广西百色、太平、宁明、明江、镇安、泗城、凌云、西隆、西林等府厅州县，以及忠州、河池等几十处杂职，属于烟瘴缺。云南元江、鹤庆、广南、普洱、昭通、镇边等府的通判、同知；镇雄、恩乐、恩安、永善、宁洱、宝宁等州县；贵州古州兵备道，黎平、镇远、都匀、铜仁等府同知，清江、都江、丹江通判，永丰知州，荔波知县；四川马边、越巂同知，属于苗疆缺。以上岗位，任职三年期满，政绩良好没有过错，按例立刻升迁。
江苏太仓、上海等十县；浙江仁和、海宁等十七县；山东诸城、胶州等七州县；广东东莞、香山等十三县；福建闽侯等九县，属于沿海缺。直隶良乡、通州等十二州县；河南祥符、郑州等十一州县；山东德州、东平等十三州县；江南山阳、邳州等十三州县，属于沿河缺。这些岗位的升迁待遇和边俸相同。边疆环境恶劣，有的不到三年就可以升迁。水土不算特别恶劣、苗疆地位不是特别紧要的岗位，升迁待遇和内地腹俸一致。
乾隆年间，订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沿海官员久任制度，有的岗位升迁需要六年甚至八年，为岗位挑选合适人才，不受普通条例束缚。
铨选班次最看重科甲正途。早期制度，进士授知县，双月只选五人，有的候选官员要等十多年才能得官。雍正二年，侍郎沈近思请求单月再铨选四名进士做知县。于是候选两三年就可以得到官职。
举人、贡生虽然同属正途，但待遇差距极大。顺治时期，贡生考取通判，很多人终身得不到官职。乾隆时期，举人铨选知县，有等候三十年之久的。大臣多次上奏说举人候选班次严重积压。每科录取举人一千二百多人，十年累计达到五千多人，但是能够选上官的不到十分之一。朝廷想办法疏通，设立大挑制度。大挑每六年举行一次，参加过三科会试以上的举人可以参与。由皇帝钦派王公大臣主持，十人中选取五人；一等二人授予知县，二等三人授予学正、教谕。得到知县资格的，可以借补府经历、直隶州州同、州判、县丞、盐库大使；得到学正教谕资格的，可以借补训导。对比从前，仕途得到一定疏通。
异途人员，早期和正途互不干扰。康熙初年，生员、例监、吏员出身的官员，必须经过部院堂官或者督抚保举，才能升任京官和正印主官；没有保举的，郎中、员外郎、主事这类岗位，只能补授盐运同知、府同知。汉军捐纳官员，需要经过朝考才授予官职。康熙十八年，又规定捐纳官员到任三年，如果称职，上奏予以升迁；不称职就加以弹劾，以此加以限制。
康熙二十六年，因为宣大地区运输事务，允许贡生监生捐纳京官正印，同时捐免保举。不久又允许道府以下捐官者，任职三年之后不用督抚题保，和正途一样升迁。从此正途、异途的界限开始消失。乾隆、嘉庆以后，捐纳大开；到咸丰、同治年间，官员冗杂泛滥。除捐纳之外，还有劳绩保举一途。捐纳有“遇缺尽先”这类花样；军功劳绩有“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的名目，正途官员反而处境窘迫。进士分到吏部，常常十多年补不上实缺，知县积压尤其严重。
光绪二年，御史张观准上奏疏通部员的办法：一，捐纳出身部员不要减少名额；二，主事俸满立刻准许截取外任；三，庶吉士散馆为主事的优先选官；四，进士出身主事，如果愿意，可以改归知县班次铨选。朝廷批准。顺天府府尹蒋琦龄也上奏，各省即用知县，不但没有补缺机会，连临时委派代理都很难，有人考中进士之后反而感到后悔。大臣纷纷上奏修改旧制度，皇帝交给相关部门核查商议。
光绪十六年，御史刘纶襄上奏：“近来大臣不断上奏调整选官章程，吏部核查处理忙不过来。朝廷设置官职，只求用人得当治理地方，不是要满足所有求官之人的愿望。国家官缺数额固定，读书人源源不断想要入仕，哪里有那么多好官职，满足追逐官位的人？只会徒增纷扰，于事无补。”皇帝下诏书严厉制止无休止的变更请求。
当时异途人员争相升官，很多封疆大吏请求停止分发候补官员。吏部也认为仕途泛滥，上奏建议多用科甲出身官员，但是积弊已经根深蒂固，无法挽回。
满洲人入仕，可以通过科举、荫袭、捐纳、议叙，途径和汉人相同。独有的是笔帖式岗位。京城各部院，盛京五部，外省将军、都统、副都统衙门，全都设置笔帖式。分为翻译、缮本、贴写几类，品级从七品到九品。出身可以是荫生、捐纳、议叙、考试。文武翻译举人、贡监生，文武翻译生员，官学生、义学生，骁骑闲散，亲军领催，库使都可以参加考试。考中之后，举人、贡生授七品笔帖式；生员、监生授八品；官学生、义学生、骁骑闲散授九品。
六部主事，一共一百四十个官缺，满洲、蒙古占八十五个，补官相对容易。笔帖式提拔为主事，有的短短几年就身居高位。满洲科甲出身的，翰林院编修检讨名额很少，有的人刚考中就得到提拔。翰林院坊局岗位，如果编修检讨不够，就由部院科甲出身司官充任，叫作外班翰林。
东三省、新疆各城，各省驻防文武大员，大多任用满洲人。甘肃、新疆等边地的道、府、同知、通判、州县，各省理事同知、通判，专门设置满洲缺；满洲官员也可以补汉缺。满洲官员请求回乡奉养长辈回到旗内，可以改授京城官职。内外文职候选，长期得不到实缺，或是降调、咨回的官员，可以改授武职，属于特殊优待。
保举是朝廷酬报功劳的制度，用来勉励劳苦有功之人。历朝纂修实录，各奉旨修书的馆阁，还有各省军营、河工、征收赋税、缉拿盗匪有功的人员，都会得到奖叙。
康熙十一年，《世祖实录》修成；康熙四十九年，《平定朔漠方略》修成，副总裁以下官员只奖励加级。康熙六十一年，算法书籍编成，才订立三等叙功制度，分别奖励应升、加等、即补任用。康熙、雍正两朝实录修成，遵从总裁请求，不进行议叙。嘉庆年间，修书大臣请求破格一二等优厚奖赏，皇帝不允许。不久规定：不是专门奉旨设立的机构，不得议叙升迁，后世沿袭。
军营、河工的奖励，最初只是加级，或者不用俸满就升迁，名器不会轻易授予。到了晚清，保举变成升官捷径，京城地方保举案例大多泛滥，不遵守旧规。光绪元年，御史王荣琯上奏，请求禁止越级保举升迁，皇帝予以肯定。光绪三年，纂修《穆宗实录》完成过半，参与修书的大臣全部保举升官加衔，奖赏格外优厚。光绪十年，吏部商议限制保举：五、六品京堂、翰詹坊局岗位，还有遇缺题奏，不许随意保举。没过多久，依旧出现候补郎中保举京堂，编修检讨保举四五品坊官，应升名单越次排在前面的现象。
咸丰同治年间战事兴起，保举案例层出不穷。吏部在文选司设立专门机构核查保举，工作量几乎等同于一整个司。同治十二年，福建巡抚王凯泰上奏：“战乱以来保举堆积；捐纳开例之后，花样名目繁多。军营保举靠着各种优先名目争先恐后；其他各类保举，照搬军营名目大量上报。朝廷名器泛滥，到了极点。成百上千候补官员，造成官场冗杂。请求命令吏部核查京城地方各个候补班次，只留下二三成人员，其余令回原籍等候咨取。”下发相关部门讨论。
军功之外，河工保举泛滥最为突出。光绪二十年，御史张仲炘上奏：“山东河工保举，近年多达五六百人。部定一处决口，异常、寻常两项奖赏一共只能六人。该省上报决口数量，完全看想要保举多少人。谋求升官的人把山东河工当成捷径，花钱捐一个县丞佐杂，短短几个月就能当上正印县官。请下令相关部门严格订立章程。”皇帝批准。
光绪三十二年，御史刘汝骥又上奏：“吏治的祸害，没有比保举更严重的。欺瞒朝廷谋求私利的，第一是河工。国家每年耗费几十万白银治理河防，封疆大吏却拿河工调剂下属。没有发生水灾，丞倅就保举州县，同通就保举道府。第二是军功。工厂闹事、饥民起事，就夸大其词说大动干戈。没有听过战鼓，没有上过战场，却谎称奋勇杀敌、身经百战的，到处都是。第三是劝捐。顺天赈捐一案，保举一千三百多人；山东工赈保举五百多人，其他省份每年保举也不下千人。请严禁徇私滥保，杜绝侥幸升官。”交给部门商议限制办法。
当时吏部每月递交文书的候选多达四五百人，分发候补三四百人。文选司原本设立派办处，十多个人处理，依旧忙不过来。晚清毅然废除捐纳，停止吏部部选，希望疏通仕途、慎重选用州县官。但是捐纳虽然停止，从前捐纳得到的资格依旧可以移奖他人，层出不穷。加上科举废除之后，学堂毕业生授予实官奖励；举贡生员考职，数量远超旧额；功臣后代全部授予官阶；新设立机构人员，凭虚衔奏调。纷繁杂乱，更加无法统计。宣统三年，裁撤吏部，设立铨叙局，虽然有革新吏治的想法，但是整个清代的铨选制度，已经无法整顿肃清。
武官归兵部管理，八旗以及营、卫武官的选授，由武选司掌管。京城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步军营、火器营、健锐营、虎枪营；地方陵寝、围场、热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阿尔泰、乌梁海、西宁、西藏、塔尔巴哈台游牧、察哈尔、绥远城、各省驻防，全部是旗缺，归属八旗。门千总是门缺，归属汉军。河营、陆路、水师是营缺，满洲汉人分别补任。漕运相关为卫缺，汉军、汉人都可以补。
旗缺副都统以上，开列人选上奏；其余武官拣选。五品以上题补；六品以下由地方咨文吏部补授。绿营总兵以上，早期会推，后来废止，开列名单题奏。副将需要到兵部投供引见，也有开列上奏的。次要紧要岗位题补，普通岗位推选，把总通过选拔补充。以上是大致情况。
满洲、汉人武官入仕途径：世职、荫生、武科。八旗世爵，公侯伯子男补副都统；轻车都尉、骑都尉补佐领；云骑尉补防御；恩骑尉补骁骑校。汉人伯爵、子爵、男爵授副将；轻车都尉授参将；骑都尉授游击或者都司；云骑尉授守备。尚书到副都御史、总督、将军，二品衔副将的荫生改任武职，授予都司、守备、守御所千总、卫千总。
武科进士，一甲第一名授头等侍卫；第二三名授二等侍卫；二三甲之中挑选十人为三等侍卫，十六人为蓝翎侍卫；其余用营、卫守备。汉军、汉人武举，挑选一二等授门千总、营千总；三等授卫千总。
靠资历劳绩提拔：营伍差官、提塘、随帮、随营差操、经制、外委，千总、把总，没有实职效用官；因功加都督到副将衔的，授游击；加参将、游击衔的授都司；加都司、守备衔的授守备；加千总衔的提拔补把总。
武进士、武举担任提塘差官满三年，兵部考核弓马，优异者授营卫守备；次一等武举授防御所千总。武举随营差操满三年，提拔补营千总。随帮漕运三运期满，授卫千总。
兵部推选的官缺：每年二月，参将、游击空缺，选用汉人一二等侍卫一人；四、六、八月游击、都司空缺，选用汉人三等侍卫三人；正月、三、五、七、九月都司空缺，选用蓝翎侍卫五人。正月、七月营守卫官空缺，由门千总、卫千总升任。其余单月空缺有七个轮换班次；双月空缺十二个班次；卫守备单月十一个班次，双月六个班次。守御所千总、卫千总补缺，不分单双月推选；门千总只在双月铨选。
满洲人做官，依靠门第，大多从侍卫、拜唐阿起步。旧例，内外满洲大臣子弟，每五年挑选侍卫、拜唐阿。闲散宗室、勋贵世家，一经选中，在宫中担任宿卫，之后外放，几年之内身居高位的比比皆是。
绿营武官，满洲占用官缺很多。旧例，山海关到杀虎口、保德州，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岗位，绿营汉人补十分之三，满洲补十分之七。马兰镇、泰宁镇，直隶、山西沿边副将参游都守，满洲汉人各占一半。
雍正六年，宗室副都统满珠锡礼上奏，京城营参将以下、千总以上，不应该全部用汉人。皇帝批复：“满洲人数本就不多，京城地方要缺已经足够安排。如果京营参将以下全部用满洲，人数不够，就会出现岗位空缺无人补授的局面。”
乾隆时期，挑选发往各省武官，常常派满洲人员。皇帝说：“绿营将领满汉参用，名额要均衡，才合乎体制。如果一味派发满洲，时间久了绿营全部变成满洲缺，不利于广泛选拔人才。”下令议定满汉轮流选用办法。兵部上奏：已经当差满两年的汉人侍卫，巡捕营八旗满洲蒙古人员，由主管大臣保送记名。拣发的时候，和兵部候补候选、保举卓异人员，还有服役期满一二三等侍卫、蓝翎侍卫，一起引见，满汉分开分派。朝廷照此执行。
乾隆三十八年，兵部再上奏：“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五省，副将到守备，满洲缺六百四十七处；全国各省副将到守备一共一千一百七十九缺，原本由绿营人员选补。现在绿营里的满洲蒙古人数，超过原定名额两倍，根源在于各省请派武官，大多点名要满洲。请求以后，除原本规定满洲专用的省份；河南、山东、江南、江西、湖广内地，福建浙江两广沿海烟瘴省份，如果请求派武官，应当从绿营候补候选、保举卓异，还有服役期满各类侍卫当中一并挑选。”皇帝批准。从此绿营满汉官缺才趋于平衡，不再毫无节制任用满洲。
武官以行伍出身为正途，武科次之。旧例，兵部考核推选武官，衰老患病的勒令退休；只有作战负伤的，即便年老依旧推选任用。副将、参将，优先资历深的参将、游击题补；如果有军功保举，资历浅的也可以参与。
武科从康熙初年就出现候选积压。御史朱斐上奏，请订立武科、行伍人员分缺选用制度。外委、效力人员和武进士、武举对比人数，仿照二八分缺，优先科甲人员。外委弁兵，必须有战功、捕盗实绩，不能仅凭公文就选补。下发部门照此执行。
雍正初年，大臣请求裁撤卫所改归州县。部院商议：“武科人员专门补卫所守备、千总，如果全部裁掉卫所，武科铨选就会彻底壅滞，不能推行。”皇帝没有采纳，增加榜下武进士营守备岗位加以调剂。
乾隆十五年，给事中杨二酉上奏：“各省归部铨选的卫守备三十九缺。现在分到卫所任用的武进士积压数百人；提塘、效力期满归班几十人；加上新例飞班压在前面，岗位少候选多，选官遥遥无期。请求参照乾隆元年先例，对三等武进士再拣选，一二等分配到绿营营缺，三等依旧分配卫所。”得到批准。
过去分到绿营的武进士，得官还算容易；分到卫所的长期等候。道光年间，卫所武进士可以捐纳改绿营；裁撤的卫守备、卫千总、守御所千总，允许改归绿营。营守备以上，也可以花钱捐纳分发。从此兵部推选、地方题补，全都积压，不单单武科这一途。
不由兵部推选的岗位，由地方题补、预先保举注册的人优先授予。定例边疆、内河、外海水师，陆路紧要岗位，可以预先保举。
康熙九年，兵部上奏：总督、提督、总兵遇到营中官缺，不管地方紧要与否，只要官衔品级大致相当，就点名题补自己手下的人，导致资历够条件的人积压。请求副将以下、守备以上空缺，只有近海、沿边险要地方，确实人地相宜，才准许酌情题补，其余不许随意题请。朝廷采纳。
雍正五年，下诏兵部推选的岗位，允许督抚提镇保举人选备用。乾隆初年，取消内地陆路预先保举的制度。乾隆十年，两江总督尹继善上奏：“武官预先保举，报部注册，遇缺抽签补官，本是选用要缺的好办法。但是有的人当初保举的时候年富力强，几年之后衰老，骑射荒疏，营务废弛。预保满三年还没有得到岗位的，由提督重新甄别，确能胜任，出具评语报部；不合格就注销保举资格。”批准执行。
当时保举武官分为三等，限定五年期限；对于参将可以胜任副将、副将可以胜任总兵的人选，尤其审慎。一经保举，很快就升迁。咸丰同治战事兴起，十多年旧的保举题补制度废弃，激励人才全靠军功保举，奖叙案例层出不穷。普通士兵靠军功保举记名提督、总兵的数不胜数。
同治五年，下诏没有营队可以任职的记名提督总兵，分发到各省军营差遣。各省候补提督总兵几十人，副将参将以下几百人，想要补到本职，终身没有希望。于是订立借补制度：提督总兵允许借补副将、参将、游击岗位；副将参将游击允许借补都司、守备；都司守备允许借补千总、把总。即便内部停止兵部优先推选，外部停止尽先花样，依旧解决不了冗员积压。
光绪末年，下诏裁撤绿营，编练新军，废除武科，设立武备学堂。新军军官、学堂毕业授官的，待遇格外优厚。历朝重视行伍出身武官的传统荡然无存。绿营武官虽没有全部废除，但是铨选制度已经名存实亡。
志八十六 选举六 考绩
三年一次考核官吏的制度，起源于唐尧虞舜时代。清代沿袭明代制度，具体格式细则略有差别。京城官员考核叫作京察；地方官员考核叫作大计，由吏部考功司掌管。
京察在子、卯、午、酉年举行。部院司员由本部门长官考核，依据四项标准“才、守、政、年”评判。分为称职、勤职、供职三等。列为一等的，记录功绩记名，可以再经引见，准备外放任用。用六法纠察过错：办事不谨慎、软弱无能的革职；心性浮躁、才干不足的降职调用；年老、患病的令其退休。写下考核评语报送吏部。
除翰林院、詹事府、六科给事中、监察御史之外，其余官员依次到吏部过堂核验。三品京堂，由吏部罗列政绩事实；四五品京堂，由王公大臣划分等级，上奏引见，由皇帝最终裁决。
大计在寅、巳、申、亥年举行。事前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逐级考察下属优劣，上报总督、巡抚；总督巡抚核实情况，写下考核评语，造册送交吏部复核。才干操守都优异的，举荐为卓异；品行恶劣的，按六法弹劾；既不举荐也不弹劾的，定为平等。卓异官员从知县往上，全部引见等候圣旨。六法处分和京察一样；贪酷官吏单独上奏弹劾。
京察一等、大计卓异有名额限制：京官七人当中一人；笔帖式八人当中一人；道、府、厅、州、县十五人当中一人；佐杂、教官一百三十人当中一人，以此为标准。任职年限未满、革职留任、钱粮没有了结；满洲官员不会射箭、不懂满语，都不能评为上等。这是大体规则。
顺治八年，京察正式订立法令，六年一次。顺治十三年，吏部奏定条例：三品以上官员自我陈述履职情况；四品以下官员由吏部、都察院考核评议上奏，皇帝决定去留。笔帖式和在职官员一样考察。举行京察期间，官员暂停升迁转任。不久又订立考满议叙，三年考满和六年京察同时推行。
顺治十七年，采纳左都御史魏裔介建议，实行纠拾，弥补考核遗漏。康熙元年，暂停京察，只实行三年考满。三品以上依旧自我陈述；其余官员分五等：一等称职记录功劳；二等称职赏赐财物；平常留任；才力不及降调；不称职革职。
康熙三年，御史季振宜接连三道奏章请求停止考满，痛陈徇私钻营，奏章繁多，起不到劝善惩恶作用。于是停止考满自我陈述。康熙六年，恢复京察；第二年，甄别处置三十七个才力不及官员。后来各部院甄别司官，大多只处理低级小官。康熙二十三年，严令指名上奏参劾，又罢黜王三省等三十六人。第二年，京察再次停办。雍正元年重新恢复，改为三年一次，之后成为永久定制。
早期京察一等没有名额限制。康熙三年，御史张冲翼上奏，依据部院官员总数确定一二等名额，杜绝奔走钻营，朝廷采纳。乾隆时期，部院保送一等，时常超出旧有名额。下诏规定：兼职其他部门的官员，回原衙门另行考核；到任不足半年，依旧由原衙门写评语；还废除还没有正式授官的庶吉士保一等的条例，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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