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二年，山西巡抚诺敏、布政使高成龄请求，把火耗银两全部提解上交官府，用来发给官吏养廉银以及其他地方公用开支。所谓火耗，是在正额钱粮之外加收的银两。因为实物粮食折成白银，熔化铸造会有损耗，而且银两押解往返处处需要费用。州县征收钱粮，不得不稍微多收一些，弥补熔铸损耗，重的每两多收数钱，轻的也有余钱。实行时间久了，州县向百姓加重征收，上司又向州县勒索，一遇公务，额外私派层出不穷，早已超出火耗本身。康熙末年，陕甘总督年羹尧请求酌情留存陕西火耗，充当官吏开支，剩余银两弥补亏空，圣祖没有准许。到这时诺敏等人再次上奏，世宗批准请求。诺敏又请求限定火耗征收比例。
世宗说：“如果预先定下固定比例，久而久之就会变成永久定例，只会不断增加不会减少。如今耗羡随同正项钱粮一同解送，州县官吏明白多收火耗对自己没有好处，谁还会滥加征收？如果预先把官吏应得数额扣留下来，官吏必然会在定额之外多收，数额反而超过规定。”于是确立由官府统一发放养廉银的制度。河南巡抚石文焯请求把捐粮的耗羡一并归入公库，世宗说：“耗羡存入藩库，是预备地方公用。国家经费自有固定预算，怎么能把耗羡并入正赋，滋生挪移挪用的弊端！”又谕令户部：州县钱粮亏空，有的由全县百姓代为补缴，名叫乐捐，实际等同于强行摊派，应当下令禁止。
苏州、松江的田赋比其他省份沉重，下诏减免苏州额定征银三十万两，松江十五万两，永久定为制度。江苏巡抚张楷上疏：“江苏每年额定赋税，扣除减免的重赋之外，应当实征银三百五十多万两。历年累积拖欠八百八十一万多两，合计已有一千二百多万两。耗尽百姓一年收获，很难一次性缴清。现在筹划征收办法：当年新赋，责令全部缴清；历年旧欠分成十份，从下一年开始，每年征收一份，十年征完。每年奏销时，另造一册上报。嘉定一县积欠高达一百四十多万两，请分成十五年逐年征收；上海、昆山、常熟、华亭、宜兴、吴江、武进、娄县、长洲九县，积欠都达到四十万两，分成十二年带征，减轻百姓负担。”世宗十分赞同。
各省赋税繁重，除苏州、松江之外，以浙江嘉兴、湖州二府最重。雍正五年，下诏减免十分之一，合计白银八万多两。又命令浙江省南米、秋米等，每年定额分成十份核算，单独造本奏销；如果不能足额完纳解送，追责主管及督催官员。各省钱粮完纳、拖欠细目，官吏大多不对外公示，衙役借此舞弊，亏空拖欠习以为常。下诏令各总督、巡抚、布政使督促州县官，每年把各乡里完欠数目，上报复核之后张贴在本乡，让百姓全都知晓。如有官吏中饱私囊，准许百姓手持串票控告。分年带征款项，也要把花户每年应当缴纳数额详细张榜公示，不允许额外超额征收。雍正七年，减免浙江额定田赋十分之三，合计白银十万两。江苏拖欠赋税，从壬子年起，官吏侵蚀、包揽的款项，分十年带征；确实属于百姓拖欠的部分，分二十年带征。当年完纳多少，下一年就按照这个数额减免当年正赋。如果当年超额多缴，次年同样按多缴数额减免赋税。
雍正十一年，安徽巡抚徐本分条陈述征收粮米事宜：一、州县征收粮米的粮柜，直接加盖州县官印封条；二、百姓缴纳粮米，依旧使用三联串票；三、百姓零星钱粮，一钱以下的，准许变通交纳制钱。朝廷批准。雍正十二年，修订《赋役全书》。凡是额定征收的地丁钱粮、商税牙税之中，应当支付官吏差役俸禄、驿站物料经费，以及应当解送的本色、折色绢布、颜料、银朱、铜锡、茶蜡等项，分清原额、新征、总额、分项数目，务求精准核实。此后每十年修订一次。
江南、湖广等省芦洲，坍没、涨出变化不定，原定五年丈量一次。不良官吏常常借丈量收受贿赂、营私舞弊。乾隆元年，下诏清查。同时禁止各省虚报开垦土地。大学士朱轼请求禁止民间自行丈量田地、上报升科。御史蒋炳上奏州县征粮三项弊病：一，田地征税标准不一，请每年依照户部颁布定额，核算清楚，刊刻公示；二，州县拆封验粮，如果分量不足，直接在粮袋表面写明短缺数目，令纳粮百姓自行补足；三，州县设立官方银匠，熔铸银两，包揽代缴，从中牟取暴利。此后准许百姓自行到各处熔银，永久裁革官匠。全部得到批准。下诏削减江南、浙江白粮十二万石，免除苏州、松江超额赋税白银二十万两。
自从山西推行火耗提解归公之后，各省依次施行。之后又酌情定下征收比例，全国文职官吏养廉银二百八十多万两，加上各项公费开支，全部取自火耗。高宗即位之初，朝中大臣很多人说这项制度不妥。高宗也担心多征加重百姓负担，在殿试策问时以此出题，又令大臣、督抚各自陈述意见。大学士鄂尔泰、刑部侍郎钱陈群、湖广总督孙家淦都说：“耗羡制度施行已久，征收有固定标准，官吏不敢多取。核算既定征收总额，比起此前无制度约束的时候，还不到过去的一半，看似是增加赋税，实际减轻了百姓负担。而且火耗归公之后，各类陋习全部革除，上级不再勒索州县，州县不再私加摊派，百姓不再承受过重耗损，制度完善，可以长久推行。”御史赵青藜也说：“耗羡归公，调剂有余不足，少收一分百姓就得一分实惠。既然保留耗羡名目，就不能在正赋之外额外索取，请不要轻易提议更改。”只有御史柴潮生认为耗羡是一大弊政。高宗采纳鄂尔泰等人的意见。
此前各省解送京师的饷银，有随平的旧陋规。雍正初年，曾下诏禁止。后来清查户部库银亏空二百五十多万两，怡亲王提议用京饷的平余弥补，每一千两饷银，收平余二十五两，全部从耗羡内拨付解送，相比从前陋规已经减少很多。不久亏空补足，平余减半征收。到这时停止解送户部，留存布政司库，用来本省赈灾、兴办惠民事务。
自明代以来，江南每年额定钱粮，除地丁、漕项、芦课、杂税之外，还有杂办款项，名目繁多，并入地丁一起奏销。等到编修《赋役全书》，只记载应当解送的数额，没有记录杂办的由来。至此妥善订立章程，杜绝超额征收；确实存在缺额、拖累官民的项目予以免除，禁止州县征粮时多收零头尾数。
乾隆十二年，大学士讷亲等人议奏：江苏钱粮拖欠高达二百多万，难免被吏役侵吞，拟定自首减免条例。又谕令黄廷桂等人清理江苏催征钱粮各类弊病。各省积欠钱粮，年终上报，但是要等到次年五月奏销，才能确定完欠实数。高宗下谕：“以后各省每年钱粮完欠数额，在奏销时核实上奏，不必遵循年终单独上报旧例。”乾隆二十二年，免除江南乾隆十年之前积欠的漕项银米、地价、耗羡。江苏巡抚陈宏谋上奏：江苏历年钱粮不能清缴，原因在于州县案卷任由书吏带回私宅保管，造成案卷残缺无法核查。应当严令各州县将卷宗粘连加盖印信，妥善存放在官署。江苏省开支繁多，州县难免临时垫支款项，此后随时申请抵兑。超过四个月不上报，金额五百两以上的，予以参劾；拖延满一年，连同府、州长官一并参奏。全部依照所议施行。
乾隆三十年，谕旨：奏销册前面依次登记山地、田荡、抛荒、新垦，再列三门九则额定征收本色折色、地丁钱粮、起运存留，条理清晰。命令此后刊刻《赋役全书》，以奏销册条款为范本，只添加十年内新坍、新垦田地，琐碎无关名目全部删除。户部议定各省征收钱粮，以及所有奏销、支放相关事项：银两核算到厘为止，不足一厘的酌情减免；米粮核算到勺为止，零头在五秒以上算作一勺，不足五秒删除。发放俸禄兵饷的制钱核算到一文为止。册籍之中一丝、一毫、忽、微这类虚数全部删除。各州县卫所应征银两，统一在总由单之下合并删减零头；单内分项细目，照旧保留，保证与《赋役全书》、鱼鳞册数额相符。乾隆三十三年，谕令各省勋贵田产，令田主自行首报，一体缴纳赋税。
乾隆三十六年，因为连年普免全国钱粮，百姓财力宽裕，命令各督抚在轮免赋税年份，将分期带征款项尽力催征完纳，避免次年新旧钱粮一同征收，加重百姓负担。乾隆四十七年，御史郑澂请求督抚清查仓库，如果出现亏空，主管官员治罪赔偿，督抚从重处分，并且加倍分摊赔付。同时令各州县每三个月上报仓库实际储存数目，督抚随时核查。山东州县常有挪移仓库钱粮的弊病，还有原本没有亏空，官员离任时捏造亏数，私下立下欠据移交后任，以此中饱私囊。请求命令各督抚，查出前任亏空、后任持有欠据的案件，除责令后任补齐之外，依旧责令前任全额追缴入库，杜绝交接时短交、滥接的弊病。高宗赞许采纳。
嘉庆初年，再次命令督抚办理地方官交接，如果限期内不能交割清楚，扣留该官员，等到款项交割完毕，才允许赴新任或者返回原籍，禁止私自订立交接议单。自此之后，法令管束更加严密。御史彭希洛上奏各省钱粮普遍存在浮收弊病。谕令此后各督抚在开征之前，按照市价核实白银入库折算数额，在大道张贴告示，纳银折钱，任由百姓自行选择。
当时各省地方官吏，征收钱粮时经常新旧款项互相挪移，把已征钱粮谎报成拖欠。短短三四年，全国积欠达到两千多万两。下诏清查各省历年积欠，区分属官亏欠、百姓拖欠，统一核查，该留存的留存，该解送的解送，违者治罪。户部上奏：近五年各省耗羡盈余内借出银两，请责成督抚查明归还原项，并酌情删减动用耗羡的项目，各类闲置存库银两，详细开列上报。直隶清查下属历年亏空数额巨大。安徽仓库各项亏空白银一百八十多万两。仁宗谕令新发生亏空的官员，从本年起，限四年补齐旧亏；不能按期缴完的，每年扣取司、道、府、州、县官员九成五分养廉银存入国库抵补。户部奏报直隶等十五省，除去缓征、带征项目，尚未缴清的地丁还有八百七十多万两；嘉庆十二年又新增未缴地丁银二百九十多万两。
仁宗认为上级官员看到征收官员参劾期限将近，就设法调任，让接任官员重新起算参限，州县借此规避追责。下令此后州县调任，必须预先核查该任内没有未完钱粮，申报户部核实，不允许在参限快到期时违规调任。给事中赵佩湘上奏：各省亏空反复清查，大多拖延搁置，请严令禁止。此前直隶因为州县仓库亏欠，密令大员清查，分别追缴赔偿。之后各省援引先例，设立清查局，用新收银两掩盖旧亏，弊端暗生，甚至有人借弥补亏空之名盘剥百姓。所以赵佩湘提出这项建议。仁宗谕令直隶三次清查案内未完款项，分期责令补齐，逾期不能完成的，责成上级官员分摊赔偿；此后永久停止这类专项清查，再有上奏请求设立清查局的予以治罪。
嘉庆十七年，户部汇总各省积欠钱粮、耗羡杂税数额：安徽、山东各四百多万，江宁、江苏各二百多万，福建、直隶、广东、浙江、江西、甘肃、河南、陕西、湖南、湖北积欠一百多万、几十万、数万两不等。仁宗斥责高级官员督征不力，并令户部年终详细开列各省原欠、已完、未完数目上报。各省拖欠赋税以江苏最多。巡抚朱理上奏拟定追缴办法，分年补完，杜绝新增亏空。但是下属官吏依旧隐瞒拖延。直隶自嘉庆二年至十八年，积欠白银三百四十多万两，米粮十四万多石。总督那彦成上疏请求酌情减免，仁宗下诏严厉申斥。山东州县新旧亏欠六百多万两，有的一县亏空达到六万两。于是严格订立法令：亏空一万两判处斩监候，二万两以上斩立决。亏空银两限期追缴，限期内全额缴清可以免死，但永不录用；逾期不能补齐，一律处死，不予宽免。
御史叶中万请求清理藩库借款，胡承珙请求整顿直隶亏空各项弊病。当时各省布政司藩库，州县遇到紧急开支，常常随意借出银两，长期不归还，辗转挪抵，混乱舞弊层出不穷。摊捐、津贴名目越来越多，州县摊派繁重，公务难以维持，挪用正项钱粮在所难免，即使用严刑重法也无法禁止。乾隆末年，天下太平，政务充裕，国库存银积累到七千多万两。嘉庆年间，川楚爆发战乱，黄河泛滥，大型工程接连兴办，耗费巨额经费，拖欠赋税日积月累，国库储备渐渐消耗。
道光二年，御史罗宸分条上奏各省解送钱粮，请仿照盐引、茶引制度，防范官吏侵吞。宣宗认为会滋生纷扰，没有批准。采纳御史余文铨的奏请，裁革州县粮总、库总。乾隆初年，州县征收钱粮，浮收弊病尚少。后来弊病丛生，一开始只是在量米斛面上多收，不久出现折扣办法，每一石粮食折耗多收数升，渐渐增加到五折、六折，额外多收的米甚至达到二斗五升，百姓深受其苦。朝中商议实行八折征收，用来限制浮收。大学士汤金钊上疏驳斥。御史王家相也说：“八折的办法，在常州、镇江、江宁、淮安、扬州、徐州等府或许可以试行；苏州、松江粮赋繁重地区，推行阻碍极多。”这项提议就此搁置。
此时东南财赋重地，大半遭受战乱破坏。没有遭受兵灾的州县，百姓苦于贪官超额浮收、折价勒索，民怨沸腾，多次发生聚众杀死官员的事件。州县官员大多诬告百姓抗粮，掩盖自己苛索的罪责。江苏苏州、松江等地，每逢下诏减免或缓征赋税，书吏就向田主索要钱银，名叫卖荒。交钱的人，即使丰收之年也可以缓征；不交钱的，就算遭遇灾荒也不予以核查减免。下诏一并禁止。湖北漕运积弊由来已久，巡抚胡林翼上疏请求漕粮改折征银，革除各类规费，民间可以少出钱一百四十多万千文，国库增收白银四十多万两，节省留存白银三十多万两。宣宗下诏褒奖。
战事兴起之后，四川等省实行预征钱粮，补充军饷。裕瑞上奏劝说乡绅百姓随粮缴纳津贴，停止预征。英桂上奏：“钱粮半银半钱的旧制，但是官府向百姓征收依旧只收银两，每二千文钱折算白银一两，损耗银两无处筹措。请准许应当拨运京师的地丁钱粮，可以搭交官票；不需起运的耗羡，依旧征收实银。”户部认为标准不一，请求沿用旧规，正项、杂项钱粮一律允许搭交官票。但是地方官吏依旧只收白银，用低价官票上缴藩库。宣宗下令严加禁止。
同治元年，清查全国钱粮。同治二年，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上疏：苏州、松江、太仓的超额重赋，追溯前代，比元代多三倍，比宋代多七倍；对比邻府，比相邻常州多三倍，比同省镇江等府多四五倍，相比其他省份多十几到二十倍不等。弊病根源在于承袭前代官田租额，赋税轻重极不均衡。
本朝开国之后，长期太平，国内富庶，是古来罕见，所以乾隆中期之后，几十年都能足额办理漕运，原因就在于百姓富足。道光癸未年大水之后，民生元气大伤，勉强支撑十年。到癸巳大水之后，几乎年年灾荒，县县缓征。国家减免赋税的恩典，变成每年常例。户部官员职责在于坚守法令，自然坚持不予减免；封疆大吏职责在于安抚百姓，不得不暗中减轻赋税。最早推行这种办法的，是前任总督陶澍、巡抚林则徐。
还有官垫民欠这一项，只是挪用杂项补贴正赋，用缓征款项垫补急需，用新赋垫旧欠，用银款垫米粮；官府钱粮互相填补，将来要么豁免，要么分摊赔偿，最终全部落空。所以历年粮册，必须剔除垫欠的虚数，才能得到实际征收数额。苏州属地原定全额漕粮一百六十万石，之后逐年减少。道光辛卯之后十年，扣除官垫民欠，实际征收只有原额七八成；辛丑之后十年，扣除垫欠只剩五六成；咸丰辛亥之后十年，扣除垫欠，仅存四成。
自从太平军攻占苏州、常州，烧杀劫掠，惨不忍睹。臣亲自到刚刚收复的州县，市镇化为废墟，人烟稀少。已经收复地区尚且如此，未收复地区可想而知。如今还要征收几倍于别处的重赋，就算从前擅长苛征的官吏，也已经无脂可刮。核查历年征收粮数，咸丰十年之间，达到一百万两以上的仅有一年，八十万两以上六年，其中还包含十多万官垫民欠，也就是说征收最多的年份，百姓实际完纳不过九十万。旧例如此，民力如此。
恳请准许核减苏州、松江、太仓三属地赋，以咸丰年间征收较多七年的平均数为准，折中确定定额，与赋税较轻的常州、镇江二府统筹核算，定为永久定额。从恢复征收当年起，永久执行，不准再有官垫民欠名目。以后若非水旱灾害，不许虚报灾荒，去除无意义的空册，追求实实在在的赋税收入。苏、松漕粮核减之后，革除大户、小户的差别，是根除浮收的根本；裁撤各类陋规，是杜绝浮收的关键。”奏疏获得批准。在此之前太常寺卿潘祖荫、御史丁寿昌先后上奏请求减赋，都下发户部商议。覆奏批准苏州、松江减三分之一，常州、镇江减十分之一。大致苏州、松江、太仓一亩田地赋税最重接近二斗，轻的也有一斗。历朝多次商议核减，大多被户部驳回。雍正年间，采纳怡亲王建议，减免苏松二府额定白银；乾隆年间再次减免江苏超额赋税，都只减银两，没有减米粮。到这次诏令下达，百姓无不欢庆。
同治三年，采纳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谕令绍兴所属八县六场，正项杂项钱粮全部按银两数额征收解送，革除所有摊捐与陋规，合计减免浮收钱二十二万多两，米三百六十余石。宁波所属一厅五县六场，减免浮收钱十万四千多两，米八百余石。同治四年，浙江巡抚马新贻请求减免金华浮收钱十五万多串、米五百余石；衢州钱十万多串、米六十余石；严州钱六万多串、米六千余石，洋银八十多元，米一百多石，朝廷批准。同年左宗棠攻克湖州，上疏奏南漕浮收过多，请大力裁汰。交付户部商议，覆奏杭州、嘉兴、湖州漕粮，仿照江苏先例，减去原额三十分之八，仔细核查赋税等级，按轻重核减，所有浮收陋规全部裁革；南匠米不减免。三府原定漕粮、白粮、行月米等合计一百多万石，按三十分之八核算，共减米二十六万六千多石。曾国藩请求苏州松江等地地丁、漕粮一并减免，没有获准。
自乾隆、嘉庆以来，州县征收钱粮，大多私自折价收钱，一石粮食折钱有的高达二十千文。咸丰年间，胡林翼最先定下漕粮折价标准，每石不得超过六千文。之后山东定为每石六千文。江苏规定当年完纳每石四千五百文，逾期则五千文。江西每石三千四百文。河南每石折银三两。安徽二两二钱。漕粮浮收由来已久，河运、海运都有津贴。嘉兴一府，征收一石漕粮，津贴有的达到七钱白银以上。征收漕粮旧例还有漕余，数额多少不等，大致依据地方肥瘠而定。历来本色、折色一并征收，折色浮收，比征收实物粮食更重。正赋定额、折价标准确定之后，浮收弊病渐渐减少。
直隶、奉天有很多无粮田地，名叫黑地：有的是旗产年久迷失地界，有的是山边海边新垦田地。咸丰末年，宝鋆等人查出昌平黑地四百四十多顷，试办征税。下诏直隶总督、盛京将军、顺天、奉天各府尹一体办理。同治初年，令黑地田主到所属官府申报，照例征税，田地永久归自己所有。御史陈俊上奏：“直隶、奉天除昌平之外，主动申报升科的极少，原因在于地方官吏私自征收归入私囊，拖延不上报，甚至恐吓、刑逼申报田地百姓。”朝廷派遣大臣分头核查。大学士倭仁上疏陈述黑地升科，州县畏难敷衍，请申明奖惩条例。不久定例：州县查出隐匿田地超过二十顷予以优叙；升科田亩多的予以奖励；徇私包庇隐匿垦田、衙役索贿，以渎职论处；无赖之徒冒充委员恐吓勒索赃款，依法严惩。
德宗即位初年，收复新疆，筹办海防，国家开支日益增加。户部上奏整顿钱粮办法，大意说：自从平定太平天国，将近二十年，正项杂项钱粮本应逐步恢复原额。但是核查赋税总额，每年定额三千四百多万两，实际征收仅一百四十五万两，赋税亏缺如此严重。钱粮既不在国库，也不在民间，大多被贪官污吏侵吞。概括弊病共有五项：一是上报抛荒不实；二是申报灾荒不实；三是捏造完欠；四是征收之后不解送国库；五是官员交接拖延。核算近年赋税短缺，安徽、江宁最重，苏州、江西其次，河南再次。严重的征收不到五成，较轻的也亏缺一两成。请求命令各督抚、布政使认真清理整顿，充实国库。下诏批准。但是直到清朝灭亡，这些弊病终究不能完全革除。
光绪二十年，中日战争，赔款军费二万万两。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事变，又赔偿各国军费四万五千万两。之后编练新军，兴办新式教育，设立巡警，所需经费极多，大多就地自筹。四川为筹措赔款，在按粮津贴、捐输之外，新增赔款新捐。两江、闽浙、湖北、河南、陕西、新疆，在地丁漕粮正税之外，增设赔款捐、规复钱价、规复差徭、加收耗羡等名目，名称虽不同，实质和加赋差别不大。
全国赋税总额，有据可查的数字：顺治末年，每年征银二千一百五十多万两，粮食六百四十多万石；康熙中期，每年征银二千四百四十多万两，粮食四百三十多万石；雍正初年，每年征银二千六百三十多万两，粮食四百七十多万石；高宗末年，每年征银二千九百九十多万两，粮食八百三十多万石，达到赋税收入顶峰。
一、役法
清初沿用明代旧制，按人丁征发徭役，每三年编审一次，后来改为五年编审。一里共一百一十户，推举人丁众多的十户做里长，剩下一百户分为十甲，每甲十户。每年轮派一名里长，管理一里事务。城内称作坊，城郊称作厢，乡村称作里。十名里长轮流承担差役，催办钱粮，处理地方公务，十年一轮换，按人丁多少排次序。责令里长催征各户钱粮，不再另外摊派徭役拖累百姓。
编审制度，核实全国人丁户口，登记在册。年满六十岁从册内除名，十六岁以上新增入册；人丁增加，赋税随之增加。人丁分为市民、乡民、富民、佃民、客民。民丁之外，还有军丁、匠丁、灶丁、屯丁、站丁、土丁等名目。
各省人丁徭役，有的分三等九则征收，有的推行一条鞭法，有的丁银随田亩摊派，有的按人丁本身征收。后来改为丁随地派，全国十省之中七成采用此法。全国徭役里甲银合计三百多万两，间或征收米豆。征税标准最轻每丁一分五厘，重的超过一两。山西有的地方高达四两多，巩昌甚至八九两。因地制宜，标准不必统一。三等九则承袭明代，一条鞭法也是如此。
办法是将均徭、均费等银两，不分银差、力差，全部并入一条鞭。十甲的人丁田粮汇总到一里，各里汇总到州县，再汇总到府、布政司。统计一省人丁田粮，平均摊派全省徭役，里甲、田赋两税合为一体。一州县全部丁银上交官府，官府出钱招募人役，承担全年公务，百姓不受烦扰，事务容易办理。
规定中央、地方各衙门额定吏役，选用良民充任。吏典最初由各地佥派，后来改为考试选取，或是招募投充。吏役任期五年，到期不退的革除。府、州、县额定的祗候、禁子、弓兵，免除杂派徭役。另外还有快手、皂隶、门卒、库子等役，全部按定额招募。定额之外私自充当的叫白役，法令禁止白役。但是州县公务繁多，事务繁重，官府必须依靠这类人手，无法彻底革除。同时订立州县铺司、弓兵制度，禁止私自征役。禁止百姓私自充当牙行、埠头。
沿河地区，旧例征发夫役守护河堤。顺治四年，采纳御史佟凤彩建议，设立直隶沿河堤夫。顺治九年，封丘黄河决口，征调大名、东昌、兖州及河南民夫数万人堵口。顺治十二年，增加河夫工食银。河工征用民力分两种：佥派、招募。佥派是按田出夫；招募则发放工钱。之后额定河夫全部发放工食，由佥派改为招募，征役付酬，相比古代制度更好。顺治十七年，禁止州县私自摊派里甲。
康熙元年，命令江南苏州、松江二府推行均田均役法。户科给事中柯耸上奏：“依据土地征收赋税，依照田亩摊派徭役，这是古今不变的常法。但是人户增减不同，田亩数量有变化，所以订立十年编审制度，徭役随田转移，册籍按时更新，富人不能逃脱徭役，贫民不会独自承受重负。臣常常看到官吏盘剥、徭役繁重，根源在于佥派不公，积弊没有清除。核查一县田亩总额，确定里长名额，每里十甲，每甲田亩若干；田多的一户单独承担里役，田少的几户合并承担，田亩极其零散的附在甲尾，称为花户，这是定例。各类差役，由里长按甲轮流出力，劳费不多而公务易办。唯独苏、松两府，名义上选派富户，却不核查田产，有人田地已经卖尽，仍然承担里役；有人拥有大片田地，完全不承担差役。年年小规模编审，挪移替换，弊病丛生。田地归于不用服役人家，徭役压在无田百姓身上，导致贫民难以支撑，逃往外县。如今恰逢大造黄册之年，请命令巡抚通行两府，按田派役，不许凭空佥派，杜绝让富人免役、穷人承担徭役的弊病。其他分户避役、诡寄田产享受优免、跨县立户、花钱买册书舞弊等弊病，严加革除。”奏疏下户部商议施行。
康熙六年，严令禁止江西提甲扰民。提甲源自明代提编，当年已经征完本甲钱粮，又提下一甲提前筹办，广信等府甚至连续提数甲，实际等同于加派。依据御史戈英奏请，废除这项制度。
康熙七年，订立驿站征夫条例。凡是设有驿站的地方，设置夫役供奔走差使，名额根据道路冲要与否确定，每日发放工食，全部编入正赋征收。这类夫役大多招募百姓充当，公务繁多时，临时额外雇人，水驿同样如此。康熙十二年，停止河南佥派河夫，按田征银抵充雇役费用。康熙十六年，河道总督靳辅上奏：兴办河工，向来勒令州县征发里民，耗费十倍。如今南北河同时兴工，每日需要夫役十多万。改为招募，多方激励，数月工程完工。大型河工采用雇募，从靳辅开始。同年禁止官吏罚百姓修筑城垛。康熙二十九年，采纳山东巡抚佛伦奏请，命令各省乡绅田亩和平民一样承担徭役。
康熙五十一年，下谕：天下太平已久，户口不断增长，土地没有扩大。应当以当前丁册定为常额，此后新增人丁，不再征收钱粮；编审之时，只查实人口实数登记上报。朝中大臣商议：康熙五十年之后新增人口，定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依旧五年编审一次。户部议定：缺额人丁，用本户新增人丁抵补；不足，则用同亲戚人丁多的补足；还不足，用同甲田粮多的人丁抵补。
雍正初年，命令各省将人丁赋税摊入田亩一并征收解送，统称地丁。早在康熙末年，四川、广东等省已经试行。至此批准直隶巡抚李维钧请求，将丁银随田征收，每一两田赋，摊入丁银二钱二厘，之后全国各省仿照推行。于是每两田赋，福建摊丁银五分二厘七毫至三钱一分二厘不等；山东摊一钱一分五厘；河南摊一分一厘七毫至二钱七厘不等；甘肃河东摊一钱五分九厘三毫，河西摊一分六毫；江西摊一钱五厘六毫；广西摊一钱三分六厘；湖北摊一钱二分九厘六毫；江苏、安徽每亩摊一厘一毫至二分二厘九毫不等；湖南每石地粮摊征一毫至八钱六分一厘不等。自此丁徭和田赋合二为一，百姓缴纳地丁之外，不再承担徭役。只有奉天、贵州因为户籍未定，依旧丁、地分征。山西阳曲等四十二州县，也单独编征丁银。
雍正二年，江西巡抚裴度上奏裁革里长。当时朝臣上奏：各级官署遇到公务所需物料，随意摊派，总甲勾结奸胥从中渔利；各类工匠，设立总甲，轮流到官府服役；还设立贴差名目，不愿亲身服役的，勒令缴银，严重祸害百姓。下诏一并禁止。但是时间久了官吏懈怠，扰民越来越严重。乾隆元年，再次下诏重申禁令。又谕令各地每年修缮工程，例如直隶山东运河、江南海塘、四川堤堰、河南沁河、孟县小金堤工程，以往都按田亩摊派民间出钱，经手里甲不免苛索，此后永久停止。所有工程全部动用国库银两。
乾隆十年，川陕总督庆复上奏修建各府县城墙，请令州县官员捐献养廉银共同兴办。高宗说：“官吏养廉银未必富余，名义上官员捐助修城，实际还是摊派百姓，弊病更大。”不予批准。于是定例各省城工千两以下的，分年修补；土方小工程，可以酌情征用民力；其余全部动用公款。乾隆二十二年，修订江西修堤征役办法。修筑土堤，全县统一分摊，夫役随田粮征银，由官府按堤段摊派，募夫修筑，采纳巡抚胡宝瑔的奏请。
乾隆二十五年，御史丁田树上奏：自从丁粮并入田亩，凡是征调徭役、军需，官府都按价发放工钱，不再无偿征发力役。近来州县官员为迎来送往上司、接待同僚，随意扣押车船，差役凭票勒索摊派，官府发放的价钱不到市价一半，等候返程的损耗一概不管，导致商旅不敢通行，物价暴涨。此后除非承办重大差务、运送官物，不许压低官价、出票扣拿车船，违者从重参劾。奏疏获准。乾隆三十二年，征讨缅甸，途经各地征调夫马，大量动用民力，专门拨付国库银两，每省十万两，发放给百姓。
田赋、徭役本有固定制度，大致东南省份赋税重而徭役轻，西北赋税轻而徭役重。直隶征发徭役，有的按牛驴摊派，有的按村庄摊派，有的按保甲户口征收，间或按田亩摊派。富人田地多可以隐匿逃避，贫民哪怕一点点田都要征派，制度混乱不公。最突出的就是乡绅和平民承担徭役标准不同：有的乡绅承担三成，百姓七成；有的乡绅完全免役，徭役全部压在百姓身上，小民困苦流离，无处申诉。当时有人提议仿照摊丁入地，均平差徭，每亩征差银一分，无论绅民，一律按田摊派。直隶总督颜检极力陈述不可，说：“按提议，每亩摊差银一分，本意想减轻徭役，实际借徭役增加赋税，拖累官民，弊病依旧无法消除。”奏疏呈上，提议搁置。
咸丰年间，广西爆发战乱，征调频繁，不得不征用民力。每一两钱粮，摊派差银数倍不等。战事平定之后，徭役依旧繁重；而且钱粮遇到灾荒可以蠲免缓征，差银即使歉收之年依旧征收。
光绪四年，山西巡抚曾国荃上疏陈述山西战乱创伤难以恢复，请求均平减免徭役，舒缓民困，大意说：山西紧靠京畿，西通陕西四川，军差、饷差、藏差往来不绝，州县供应繁杂，几乎应接不暇。车马取自民间，夫役责成里甲。各州县办理办法不一：有全县里甲常年共同分摊，合力应差，还算公允；有分里分甲逐年轮流承担，第一年派一甲一里，次年二甲二里，每年徭役多少不同，里甲负担苦乐不均。豪强刁民利用甲累甲、户累户的弊病，高价卖掉田地，口头自认赋税。三五年之后借机逃亡，本甲既要代为偿还无主田粮，还要承担逃亡者徭役，贻害无穷。只有减差均徭，可以稍加补救。除重大差役凭官方凭证照例供应，其余事务不许借机苛派。有擅自索要车马的，依法治罪。”奏疏获准。
光绪五年，阎敬铭分条上奏八件事：一，裁减常规差役、额外借差；二，由按察司发放车马印票；三，喇嘛往来，固定班次；四，奉命出使大臣，禁止滥索供给；五，严惩衙蠹地痞；六，民间缴纳差钱，官府自行雇役；七，严查驿马足额备用；八，本省驻防军队配长车，由军营自行筹办。下发相关部门商议施行。光绪八年，张之洞担任山西巡抚，再次上奏：山西祸害百姓的不是田赋，而是徭役。旧例每县摊派差钱，大县制钱五六万缗，小县也上万缗，按粮摊派，官吏私分。交通要道州县设立车柜，征集四乡牲畜，扣押过境车马，常年征收或是临时勒价，本地百姓、过路商旅一同受害。现打算筹款生息，官府设立差局，严格订立应差章程，禁止差员滥支。车柜陋习就此革除。
前代帝王陵墓，都设陵户看守清扫，照例免除徭役。前代先贤祠宇，有祭田的，免征丁粮。军民年满七十以上，准许一子在家奉养，免除各类杂役。
顺治二年，免除全国京班匠价，废除匠籍。订立绅衿优免条例：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丁三十名，二品免粮二十四石、丁二十四名，依次递减；外任官员减半。顺治十四年，户部议定优免丁徭，只免除本人。雍正四年，四川巡抚罗殷泰上奏四川各地田粮载丁，请革除绅衿贡监优免。户部驳回，又交九卿商议，定绅衿只免除本人徭役；子孙、族人冒滥优免，私设儒户、官户的治罪。乾隆元年，重申举人、贡生、生员免除杂差的诏令。乾隆三十七年，停止五年编审造册。此时丁银已经摊入田粮，新增人口永不加赋，五年编审只是虚文，没有实际用处，采纳李瀚奏请裁撤。第二年，陈辉祖请求民田、屯田新垦地丁银逐年摊征。高宗认为这是和小民计较毫厘，不是体恤百姓之道，谕令各省办理丁粮照旧制，不可轻易改动。
二、蠲免赋税
蠲免制度分两类：恩蠲、灾蠲。恩蠲，国家举行庆典、皇帝巡幸、用兵之时，免除相关地区田赋。
世祖入关之初，首先免除京城遭受兵灾居民三年赋役。顺治二年，山西刚刚平定，免除当年田租一半。顺治三年，平定江南，免除漕粮三分之一。顺治八年，世祖亲政，归还九省额外加派钱粮，免除山西一万五千顷荒地额定田粮，以及直隶、山东、河南、陕西残破荒地赋税。恩蠲、灾蠲诏书，每年数次下达。康熙十年东巡，免除途经地区当年田租。康熙十三年，免除各省康熙八、九年百姓拖欠本色折色钱粮。天下平定之后，下诏免除开战以来百姓所有积欠钱粮。康熙二十七年南巡，免除江南积欠地丁钱粮、屯粮芦课、米麦豆杂税。康熙三十三年，免除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四省应征地丁银米。康熙四十五年，免除直隶、山东当年积欠钱粮；山西、陕西、甘肃、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各省，康熙四十三年之前未完地丁银二百一十二万多两，粮食十万五千多石，全部蠲免。
长期太平，户口增多，土地不再增加，百姓生计困乏。下诏全国自康熙五十年起，分三年轮流普免钱粮一遍。三年之内合计免除全国地丁田赋三千八百多万两。康熙五十六年，免除直隶、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广、西安、甘肃带征地丁、屯卫银二百三十九万多两；安徽、江苏所属带征漕项银四十九万多两，米麦豆十四万多石，减半免征。康熙五十七年，征讨策妄阿拉布坦，免除陕西、甘肃次年地丁一百八十多万两。圣祖曾经读汉文帝免除田租诏书，感叹：“减免田租是古今第一仁政，深山荒僻百姓都能得到实惠。但若非宫廷厉行节俭，无法施行。”所以在位六十年，多次颁布恩诏，有的一年减免数省，一省连续数年免征，前后蠲免总额超过亿万。
世宗即位，免除江苏各地历年未完民田、屯田地丁、芦课等银一千二百一十多万两。西藏、苗疆平定，免除甘肃、四川、广西、云南、贵州五省田租。又谕国家经费充足，应当藏富于民，依次免除各省额定赋税各四十万两。乾隆元年，下诏普免天下田租，先后免除雍正十三年之前各省拖欠赋税，以及江南钱粮中官吏侵吞部分。乾隆四年，免除直隶当年钱粮九十万两，江苏一百万两，安徽六十万两，正赋耗羡一同免除。乾隆十年，朝廷免除全国钱粮共计二千八百二十四万余两，援引康熙五十一年旧例，将各省分成三批，依次豁免。三十一年，下诏依次免除各省漕米，五年之内全部轮遍，那些按规定征收折色银的，也一并免除。三十五年，恰逢皇帝六十大寿，次年又遇上皇太后八十大寿，仿照十年普免的先例，按照各省额定赋税，分三年轮流免除一遍。
四十二年，全面免除全国钱粮，自下一年起，分三年轮免，总额二千七百五十九万余两。各省漕粮，从四十五年起普免一次。四十九年，豁免甘肃历年积压、起运京师的粮银一百六十多万两；本省留存项下百姓拖欠的银粮、起运项下百姓拖欠的草束，全部免除。五十五年，高宗八十大寿，下诏依照各省额定征收银两数目，把所属府、州、县分批搭配三次，按年轮免，三年完成。同一省内，优先选择上年遭灾、暂缓征收的地区，先行蠲免。五十九年，普免各省应当征收的漕粮。六十年，普免各省历年积欠，以及因灾暂缓带征的白银一千五百五十余万两、粮食三百八十余万石。奉天、山西、四川、湖南、广西、贵州六省向来没有积欠，就免除下一年正赋的十分之二。又因为次年将要归政，免除嘉庆元年各省应当征收的地丁钱粮；凡是皇帝巡行途经之地，一律减免赋税十分之三。
仁宗即位，因为湖北、湖南教匪、苗民起事，免除次年这两省钱粮，同时波及四川、陕西遭受战乱的地区。四年，因为郊祀升配大礼完成，普免各省积欠、缓征的地丁耗羡银，还有百姓拖欠的籽种、口粮、漕粮银，以及积欠缓征、百姓借领的米谷草束。十年，拜谒祖陵，免除御驾途经州县钱粮的一半。二十四年，因六十大寿，免除全国正项钱粮、耗羡以及百姓积欠、缓征的银米谷物，共计白银二千一百二十九万余两、米谷四百多万石。四川、贵州两省没有民间积欠，免除下一年正赋的十分之二。
灾荒蠲免分为免征赋税、暂缓征收、赈济、借贷、免除所有拖欠款项几类。清初定下制度：凡是遇到灾荒蠲免，起运京师和地方留存的赋税一同减免；地方留存部分不够减免，就从起运京师部分扣减。顺治初年规定：受灾八分至十分，免征十分之三；五分至七分，免征十分之二；四分，免征十分之一。康熙十七年，改为受灾六分免征十分之一，七分以上免征十分之二，九分以上免征十分之三。雍正六年，再次修订：受灾十分免征七成，九分免征六成，八分免征四成，七分免征二成，六分免征一成。但灾情极重的地方，大多全部蠲免。上报灾荒时限：夏灾以六月为限，秋灾以七月为限。灾情上报之后，总督、巡抚亲自到灾区，率领下属开仓先行赈济，之后再上奏朝廷。康熙三年，户部上奏：受灾地区，先停征额定赋税的十分之三，等候题奏正式免赋。康熙四年，御史郝维讷奏请：灾区田赋免除多少，丁银也按同一比例免除。后来推行丁随地起，凡是遇到灾荒，丁银和田赋一并蠲免。蠲免圣旨下达后，如果州县官吏不立刻张贴告示，或是蠲免数额不足、已缴赋税不予抵免，就以侵吞欺瞒治罪。乾隆元年，安徽布政使晏斯盛上奏请求：“此后各省水旱灾害应当免除的钱粮数额，从题奏请赈之日起，限两个月造册上报；同时请求把丁银全部并入田粮内核算蠲免。”朝廷采纳。圣祖、高宗两朝，多次普免全国钱粮；针对局部灾荒颁布的蠲免诏令，数不胜数。仁宗在位时期，没有全国普免，但灾蠲频繁：有一次灾荒同时免除数省赋税，也有一次灾荒连续数年免赋。文宗之后，国家开支浩大，财政入不敷出，但疆臣奏报灾荒，朝廷无不立刻予以蠲免。如果遭遇特大灾荒，或是连年饥荒，往往蠲免、赈济一并施行。
仓库
京师与全国各省都设有仓库。粮仓，京师共有十五处。属于户部与内务府的，称为内仓、恩丰仓；其余分别是禄米仓、南新仓、旧太仓、富新仓、兴平仓、海运仓、北新仓、太平仓、本裕仓、万安仓、储积仓、裕丰仓、丰益仓。设在通州的，有西仓、中仓。各省漕运粮食，分储在这些仓内。 直省有水次仓七座：德州、临清、淮安、徐州、江宁各一座，唯独凤阳设两座，用来发放运军月粮，供给驻防、过境官兵粮饷。从省会到府、州、县，全都修建常平仓，有的另设裕备仓。乡村设社仓，市镇设义仓；东三省设旗仓，近边地区设营仓，沿海地区设盐义仓，有的方便民间备荒，有的供给军队。 大体上，京、通二仓发放的米粮，一类是官员俸禄，一类是军粮，也叫甲米，这两项占全部漕粮的六成。其一，供给工匠，称为匠米。其二，开国之时，宗室封亲王六人、郡王二人；世宗的弟弟封亲王一人。这九位王爷的子孙，除嫡裔之外，都有封爵，爵位随世代递降，统称恩米，这两项占京仓储量的百分之一。所以雍正以前，国库粮仓常有盈余。
乾隆二十八年，户部侍郎英廉上疏说：“近年因为赈济多次截留漕粮；偶尔京师粮价高涨，又调拨内仓米平价出售，仓储逐渐减少。请求在湖广、江西、江南、浙江产米地区，开捐贡监，全部征收粮食本色；收足后单独贮存。遇到截留漕粮的年份，就在次年按原数补运京仓。”下发九卿商议获准，不久又停止。等到嘉庆年间，川楚爆发教匪之乱，水旱灾害接连发生，工匠数量成倍超过从前，九王后裔也繁衍越来越多。咸丰之后，又有太平天国战乱，漕运河道阻断，仓储更加匮乏；战乱平定后才稍稍恢复旧制。
京师平价售米，设有五城米局、八旗米局。五城米局始于康熙年间。雍正四年，在内城增设米厂，另增设五城、通州米厂各一处。乾隆二年，五城米厂增为十处，不久又在四乡增设八厂。九年，在四路同知辖地设立四厂。八旗米局共二十四处，另有通州左右翼两局，都设于雍正六年。乾隆元年，合并为八局，不久恢复旧制。十五年，命令二十四局分左右翼管理，不再拘泥旗籍划分。十七年，因为米价未能平抑，还有强买弊病，下谕连同通州两局一并裁撤。
各省常平、裕备等仓，顺治十一年，命各道员专门管理，每年造册上报户部。十七年，户部议定常平仓谷物，春夏卖出，秋冬籴粮补仓，平价周转生息；灾年就按数量发放给贫民。康熙六年，甘肃巡抚刘斗上疏：“积存粮食年久容易霉变腐烂，请求变卖银两，收购新谷。”朝廷准许。七年，陕西巡抚贾汉复请求把存谷变现银两生息。皇帝谕令：出陈易新本是为百姓，如果把利息上报户部，反而成为百姓负担，停止这项生息制度。十九年，下谕：常平仓留在本州县以备赈济，义仓、社仓留在本村镇备赈。三十年，户部议定直隶捐纳米粮存贮标准：大县存五千石，中县四千石，小县三千石；之后又下令储量再加一倍。三十一年，议定州县存谷，和正项钱粮一样办理交接，短缺就按亏空治罪。三十四年，议定江南存谷，每年七成留仓、三成出售，定为通行条例。四十三年，规定州县仓谷霉变，主管官员革职留任，限一年赔补完毕复职；超过一年未能补齐，解除职务；三年仍未补齐，定罪，查封家产追缴赔偿。
当时各省州县储谷定额：山东、山西大州县二万石，中州县一万六千石，小州县一万二千石；江西大州县一万二千石；江苏、四川大多不过五六千石。福建当时捐谷二十七万石，常平仓另存五十六万石；台湾捐谷与常平仓储量最多，合计八十多万石。朝廷命令酌留足够三年军需的粮食，其余变卖充作军饷。四十七年，议定州县官在额定储量之外额外采买入仓，可以予以嘉奖叙功；如果捐谷以少报多，或是把现有仓米谎称民间捐输，事后事发，除本管知府分摊赔偿之外，上报的总督巡抚一并处分。官员私自把仓谷借给百姓，按监守自盗计赃定罪，粮食如数追赔。五十四年，议定士绅百姓捐谷，按捐纳数量多少，由督抚、道、府、州、县分别颁赠匾额，本人永久免除差役。
雍正三年，因为南方气候潮湿，规定改按一石米折算二谷储存。四年，浙闽总督高其倬上疏：“福建平价籴谷有两大弊病：一是交接盘查弊病不清，官员交接时，账上有价而仓中无谷，银两又不足以买补；二是平粜定价过低，每石减价到一两，甚至不足一两。下属官吏想要买补，却因为粮价太低无钱采买；奸民借机牟利，往往借粮贵煽动贫民，使得平粜年份一年早过一年，平粜粮价一年低于一年。请求以后根据米质高下，每石定价一两二钱或一两三钱，谷则定为六钱五分或六钱，一律以秋收之后平稳市价为准。”皇帝赞同他的意见。不久规定，州县仓廒不修，造成米谷霉变，按贪侵钱粮判罪，亏空州县官员一律革任，所缺粮谷责令自行追补，限期一年，逾期治罪。五年，规定各省常平仓，每年年底由本府、本州盘查。春季出借粮食超过十月不能收回，或是捏造账目，一律参劾，如数追赔。又因为福建常平仓不少属县银、谷两空，或是只有银账而无存谷，查实之后，更换亏空州县的官员。
十三年，内阁学士方苞上奏平粜仓谷三件事宜：“一，仓谷常年存七粜三，如果遇到粮价高涨，还要等候申报上司定价，贫民不能及时受益。请允许各州县自行拟定官价，一面开仓出售，一面上报。二，江淮以南地势低洼潮湿，如果全部执行存七粜三，数年之后必有数百万石粮食霉烂。官吏惧怕获罪，常常强迫乡户分摊已经坏掉的粮食。请命令南方各省督抚查验仓内谷物品质，依据地方情形、分年份酌情调整存粜比例；河北五省遇到歉收之年，也不必拘泥三七比例。三，仓内谷物有鼠耗，盘粮有折损，转运有脚费，买卖看守有工食开支。春季售粮即使略有盈余，也只够应付各项开销。请令监司、郡守年终稽查，只要总数不亏，不得借机刁难。如果秋收粮价低廉，除去各项费用确有结余，申报上司另行贮存，留作荒年赈济。”下发各部讨论，准予施行。
乾隆三年，两江总督那苏图上疏谈平粜，主张粮价比市价酌情降低一成或两成。两广总督鄂弥达也说：“平粜粮价不宜骤降。百姓计较分毫，如果官价和市价差距过大，商人就会囤粮待涨；依靠粮食糊口的小民，全都仰仗官仓粮食。仓储数量有限，商贩反而囤积居奇，本意平抑粮价，粮价依旧不能平稳。货物充足价格自然回落，民间能买到官仓粮，就不会完全依赖商铺米粮；商铺见官粮降价有限，也会调低粮价促进流通。请比照市价只降十分之一，逐年递减，一年为止，商人无法操纵粮价，官仓粮食也不至于枯竭。”两份奏疏都获批准。七年，下谕：“从前张渠奏请减价粜谷，丰收之年每石比照市价减五分，米贵之年减一钱。但歉收之年只减一钱，贫民购粮仍然艰难。此后令督抚临时斟酌减价数额，上奏请旨。如有奸民低价买入官粮、高价转卖，严厉捉拿查办。”
十三年，高宗谕大学士、户部：“近年常平仓额定储量不断增加，妨害民间粮食供给，此后应当以雍正年间旧额为准。”不久议定：云南不临近水道，陕西、甘肃常年承办军务，向来没有定额，以现有储量为准：云南七十万石，西安二百七十万石，甘肃三百七十万石，各有零数。福建环山临海，商运不便；广东山岭滨海，产粮不多；贵州不通水运，仓储都需要充裕，也以现额为准：福建二百五十余万石，广东二百九十余万石，贵州五十万石。其余各省依照雍正旧额：直隶二百一十万石，奉天一百二十万石，山东二百九十万石，山西一百三十万石，河南二百三十万石，江苏一百五十万石，安徽一百八十万石，江西一百三十万石，浙江二百八十万石，湖北五十万石，湖南七十万石，四川一百万石，广西二十万石，各有零数。合计十九省储谷三千三百七十余万石；对比旧额四千四百余万石，需要减少存贮一千四百多万石。自此各省缺额不再补足。二十三年，特下谕令采买粮食补仓。三十一年，各省奏销上报实际存谷，只有江西、河南、广东和十三年定额相同。储量超过旧额的：湖南一百四十三万石，山西二百三十万石，四川一百八十五万石，广西一百八十三万石，云南、贵州都八十多万石。浙江相比旧额减少二百二十万石，奉天减少一百万石，甘肃减少一百四十万石；直隶、江苏、安徽、福建、湖北、山东、陕西，或减二十万石，或减五六十万石。粮食储备聚集艰难，损耗却十分容易。
嘉庆初年，仁宗多次下旨采买补仓。四年，下谕：“国家设立常平仓，如果不按定额存粮，只把粮银存入库中，一旦急需粮食，白银怎能救急？”命令各省采买粮食还仓。十七年，户部浙江司统计常平仓存谷共三千三百五十万八千五百七十五石有余，距离乾隆中期定额尚不算远。到道光十一年，副都御史刘重麟、御史卞士云先后上疏：各省州县常平仓大多账上有银、仓中无谷，存银还免不了被挪用。皇帝命令各督抚严格核查治罪。但依据十五年户部奏报，各省常平仓实存粮食仍然只有二千四百多万石，远不及嘉庆时期，更不必说咸丰天下大乱之时。同治三年下谕：“近年战事频繁，盗寇四起，很多地方因为粮食耗尽陷落，根源就是各州县肆意挪用仓粮，遇到事变没有储备依靠。此后各省常平仓责成督抚认真整顿。”等到光绪初年，直隶、河南、陕西、山西接连遭遇大旱，饥民每日死亡近万人。四年，给事中崔穆之；八年，御史邬纯嘏，又先后奏请筹办仓谷，各督抚才稍加留意。
社仓、义仓，始于康熙十八年。户部批准：乡村设立社仓，市镇设立义仓；公举本地乡绅，执行出陈易新。春天出借粮食，秋收归还，每石收取利息一斗。每年年底，州县把数目上报上司，汇总报户部。六十年，奉命出使山西的左都御史朱轼奏请在山西建社仓。皇帝下谕：“从前李光地上奏社仓，我当时说这件事易行而难持久。推行数年，果然没有成效。张伯行也奏称社仓有益，我令他先在永平试行，效果如何至今没有奏报。兴办社仓，一定要挑选本地敦厚可靠之人主持。这些人不是官吏，借出粮食，归还之时派谁催收？就算丰收之年尚且难以还清，何况灾年？一开始扣收众人粮食入库，无人妥善看管；一旦粮食亏空，必然责令主事人赔偿，白白损耗百姓粮食，主事者无故破产赔补。社仓之法，只适合小县乡村；如果由官吏经办，对百姓没有好处。如今朱轼再次奏请，就让他久留山西，鼓励试行。”雍正二年，谕湖广总督杨宗仁、湖北巡抚纳齐喀、湖南巡抚魏廷珍等人：“先前下令建社仓，本是为百姓着想。劝捐必须等到丰年；如果遇上歉收，就延长还粮期限。一切规约，官吏不要干预，免得社仓变成官仓。如今却下令州县百姓每缴纳一两正赋，额外捐谷一石。听说湖广谷物现价四五钱不等，这不就是在一两正赋之外再加四五钱火耗么？”不久议定：州县官吏只负责稽查；劝奖捐输，从赏赐花红、匾额直到八品冠带分级奖励。社长、副社长管理十年无过失，也授予八品冠带。收息办法：借本谷一石，冬天收息二斗；小灾利息减半，大灾全免，只归还本金。十年之后，利息积累超过本金一倍，只按本金收息。
三年，采纳江苏巡抚何天培奏请，颁布社仓五项规制：一，赈济借贷预先编立门牌册存档；二，正副社长之外，另推举一户殷实人家总管；三，州县官不得干预粮食出纳；四，纸笔费用，劝募民间自愿捐助，或是动用官罚款项；五，积谷较多，可在夏秋之交减价平粜，秋收后按时价买回补足。
五年，因为湖广社仓大量亏空，下谕：“近年督抚推行社仓最卖力的，就是湖广总督杨宗仁。如今福敏盘查，才知道原先上报数额很多，实际存粮极少。我认为推行此法实在困难。圣祖仁皇帝深知此弊，李光地上奏时没有完全应允，张伯行试行不久就停办。富民不需要仓粮，不愿捐纳；贫民没有余粮捐献。州县官吏，实心办事的又能有几人？湖广亏缺粮食，如果是州县私自挪用，务必严追赔补；如果民间原本就没有交仓，或是交仓数量和上报数目不符，强行责令足额赔补，百姓无力承担，必须酌情处置。”六年，世宗下谕：“此前岳锺琪奏请，全省二成火耗之中应裁减每两五分的银两，暂且征收，用来替百姓买谷存入社仓；储足之后就停止征收。这是借暂收耗羡暗中劝捐，耗羡本是小民财物，代为百姓储备的仓储，就是百姓自己捐出的积蓄。陕西官员却认为粮食存在官府，就是官物；经办胥吏就出现强买强借的弊病。特此晓谕，刻石颁布。地方官吏再有这类行为，以扰乱国政、贻害民生治罪。”
乾隆四年，户部批准陕西巡抚张楷拟定的社仓条例：一，社长三年更换；二，春季出借时留存一半粮食，防备秋季歉收；三，每年必须清还借贷；四，将借粮户姓名、数额公示；五，地方官稽查，交接亏空要分摊赔偿。五年，议定陕西、甘肃社谷，民间自捐部分，任由百姓自选仓正、副管理；从二成耗粮中留存五分作为社粮的，责成地方官经管，列入钱粮交接。从此以后，州县官吏把社仓视同官产，但凡出借粮食，层层申报；即使青黄不接急需救济，上司批文未到，小民不能借粮。之后奏请，令州县每年封印之后确定借粮时间，一面上报，一面出借，借期依照耕种先后安排。圣旨批准施行。
十八年，直隶总督方观承上疏：“义仓始于隋代长孙平，到宋代朱子制度完备。虽然有的以社为名，规制和义仓相同。关键在于仓址贴近民众，当地人熟悉事务；官府谋划，不如百姓自治。所以交由民间管理，不由官吏把持；城中专设储备，不如乡村广设粮仓，粮食贮在乡间而不放在城里。现在令下属各州县在四乡酌情设立，粟黍随意贮存，挑选仓正、副管理，不许胥吏插手。据上报，捐谷共计二十八万五千三百余石，一百四十四州县卫所，共有村庄三万五千二百一十，设仓一千零五处。”皇帝予以嘉奖。三十七年，户部议定：社仓仍然由官吏管理出纳。
嘉庆四年，再次议定社仓、义仓粮食出纳，由正、副社长经管，只向官府备案。道光五年，安徽巡抚陶澍上疏：“义仓想要减少弊病，只能秋收之后任由百姓量力捐谷，自行推举老成之人管理；不降价出售，不兑换，不借贷，专心储备，等到灾年放赈。”按他的建议施行。后来战乱兴起，各省社义仓大多废弃。同治六年，特下谕令恢复。光绪年间，陕西巡抚冯誉骥筹建的义仓最多，达一千六百多处。
东三省的旗仓，最初贮米二千万石。营仓始于康熙二十二年。当时山海关各处关口建仓，一直延伸到黑龙江墨尔根。三十年，令江宁、京口等地各自截留漕米十万石贮存。三十六年，下谕沿边卫堡如榆林等地全部储备谷物。四十九年，因为湖南镇筸由协改为镇，拨国库银三千两买谷建仓。五十四年，命令密云、古北口贮存米粮。雍正三年，归化城土拉库贮谷。四十七年，先后命令广东提标各营与各镇协储备谷物，之后推广到贵州、四川、浙江、福建、河南。十一年，命令喜峰口贮谷。
乾隆元年，设立河标营仓。十一年，又令山东河标设立营仓。盐义仓始于雍正四年。当时两淮盐商捐银二十四万两，用于江南买谷建仓；巡盐御史噶尔泰上报，另上缴公务银八万两，合计三十二万两。皇帝下谕拿出三万两赏赐噶尔泰，其余按奏请施行，赐名“盐义仓”。不久浙江盐商捐银十万两，谕令巡抚李卫在杭州建仓。乾隆九年，准许山东票盐商人仿照设立。
库
京师属于内务府的库房，最初设御用监管辖。顺治十六年改为广储司。十八年，分设缎库、银库、皮库、衣库。康熙十八年增设茶库、磁库，合称六库。属于户部的库房，为银库、缎库、颜料库，合称三库。此外盛京户部银库，贮存金银、币帛、颜料，供给二陵祭祀，以及东三省官兵俸饷赏赐之用。各省将军、副都统、城守尉库房，存放官兵俸饷、杂税、官庄售粮所得银两。布政使司库，贮存各州县每年征收田赋、杂税银两。按察司库，存放罚赃银两。粮道库，贮存漕赋银、驿站马夫工料。河道库，贮存河工饷银。兵备道库，贮存兵饷。盐运使司盐课，以及由户部差派监督管理的税务，设有监督库；道、府、厅、州、县官兼管税务的，设有兼理库，全部存放关税银。地处要道的分巡道库、府库、直隶州库，以及派驻苗疆的同知、通判库房，根据地方大小、离省城远近，酌情从布政司库拨银分存。州、县、卫所库房，贮存本色正杂赋税银两；留存本地的按规定支用，起运的送交布政使司库。
所有库房每年收支数目，造册送交户部核查；只有罚赃银两按例送交刑部。河工、兵饷账目同时报送兵部、工部。户部对各省库储分为五类： 一是封储。酌情留存各布政司银两，督抚共同封存保管；遇到紧急事务，上奏后方能动支，擅自挪用判斩。此制定于雍正五年。直隶靠近京师，唯独不设封储；后来直隶也增设。各省封储银两从十万到三十万，分为三等。盛京户部银库，乾隆四十二年由京师拨银一千万两永久封存。四十三年，命盛京将军兼管。 二是分储。各省道库、府库封存银两，州县急需时申请即可发放，一面上报布政司、督抚，同时令州县把开支账目申报核查。后来事务繁剧的州县，仿照京县拨银贮存，没有固定数额。雍正八年，定各省道、府、州、县分储定额，十万到三十万，分为四等。 三是留储。留存本库就地支用的银两，拨款发放，按例不用解送布政司。 四是解储。布政使司库收纳府、州、县、卫解送的正杂赋税银；按察司库收纳罚赃银；将军、副都统、城守尉库、粮道库，接收各处移送的官兵俸饷、漕项银两。 五是拨储。各省兵备道库，每年存放由布政司或邻省拨解的兵饷；河道库存放本省及邻省拨来的河工官兵俸饷、岁修抢修银两；伊犁每年俸饷银、塔尔巴哈台新增饷银、西藏台站经费银、云南采铜本钱银、贵州采铅本钱银，都由各省调拨。户部统一稽查，谨慎收发。各省解送户部的地丁银，要熔铸成五十两的元宝，符合户部砝码标准，不许额外加滴珠碎银。
凡是起运饷银，布政使亲自和押解官员核对、封缄、画押，库官加盖印章，当堂装入银鞘，发放兵牌。州县钱粮交接，接任官员造接收册结，连同监盘官印结，上司加具保结送布政司，申报户部，不得逾期。布政使升迁离任，附奏库储钱粮无亏空挪用；新任布政使接收，也要上奏，照例限期题报。按察使交接，由巡抚会同布政司核查题报；督抚要在布政司库钱粮奏销交接之时，亲自到场盘查，出具保结上报。新任督抚也是如此。府、州、县库钱粮奏销时，所属道、府亲自到场盘查出结，不得委托他人核查，也不能提前通知，让官吏掩盖亏空。
户部银库，康熙四十五年，因为存银太多，下谕每年新收银两单独存放，支用时先取用旧银。乾隆四十一年，户部批准各省解送京师银两，无论元宝、小银锭，都要錾刻州县、年月、银匠姓名。嘉庆十九年，命令各省银两解到户部随即交割。道光十二年，规定官府押解、官府交割。以往京饷、捐项，都由银号交库，弊病难以革除。同治三年，户部奏准，凡是银号交库银两，必须是足色纹银，锭面錾记银号名号，一旦查出舞弊，按原数十倍罚赔。光绪四年，又奏准此后各省督抚、各路领兵大臣到户部领饷，必须按章程递交印领，以此重视国库储备，杜绝流弊。
漕运
清初漕政沿袭明代制度，使用屯丁长运。长运，就是令瓜洲、淮安的兑运军船前往各州县水次接收百姓交来的漕粮，加收过江脚耗，多少依路途远近区分；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原本由民运交仓的粮食，也一并交由运军船兑运，称为改兑。到清代中期，会通河淤塞，胶莱旧河道又难以快速修复；借黄转般等办法施行，弊端丛生。宣宗采纳英和、陶澍、贺长龄等人建议，恢复海运，选派官员集结粮米，从上海雇商船运送到京师，百姓都称便利。河运从此废止。河运有浅滩剥运费用，过闸、过淮费用，催运到通仓的杂费。朝廷要支出数百万漕项，民间还要拿出数百万帮费，民生日益困苦，国家财政愈发拮据。海运不经过内地，不必层层官吏盘剥，没有造船负担，不用招募运丁扰民，利国便民，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等到海禁大开，轮船通行，东南粮食源源不断北运，不需要官府组织漕运，漕运制度全部废止，改为征收折漕，成为长久不变的制度。现在记述漕运，先讲漕粮，其次白粮、督运、漕船、钱粮、考成、赏恤，最后以海运收尾。
漕运最初全部沿袭明代旧制，分为正兑、改兑、改征、折征四项，是漕运本色、折色的总纲。顺治二年，户部奏定每年额定征收漕粮四百万石。运入京仓的叫正兑米，原额三百三十万石：江南一百五十万石，浙江六十万石，江西四十万石，湖广二十五万石，山东二十万石，河南二十七万石。运入通州漕仓的叫改兑米，原额七十万石：江南二十九万四千四百石，浙江三万石，江西十七万石，山东九万五千六百石，河南十一万石。之后多有改折。到乾隆十八年，实际征收正兑米二百七十五万余石，改兑米五十万余石；随时截留、蠲免缓征的不计在内。山东、河南除漕粮之外还有小麦、黑豆，两省一并征收正兑。改耗麦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一石八斗四升有余，黑豆二十万八千一百九十九石三斗一升有余，全部运入京仓。黑豆是由粟米改征，没有固定数额。改征都出自特旨，没有常例。
折征分为四类：永折、灰石米折、减征、民折官办。永折漕粮，山东、河南各七万石，每石折银六钱至八钱不等；江苏十万六千四百九十二石有余，每石折银六钱不等；安徽七万五千九百六十一石有余，每石折银五钱到七钱不等；湖北三万二千五百二十石，湖南五千二百一十二石有余，每石都折银七钱。折银全部归入地丁上报户部。灰石改折，江苏二万九千四百二十四石，浙江一万八千六百五十三石，遇闰年份增加折征四千零一十五石，每石折银一两六钱，供给工部采办灰石，始于顺治十七年。
次年，训令江南、浙江、江西三省大员，改折只准按定价征收；如果借兑漕之名滥加勒索，立即参劾查办。又因为苏、松、常、镇四府赋税繁重，漕米每石折银一两；随漕轻赍、席木赠截等银，依旧征收耗米；支付运军行月赠耗等米，也按时价折银。康熙八年，定河南漕粮每石折银八钱。九年，浙江嘉、湖二府受灾，每石折征一两。五十八年，批复河南临近水道州县，额定漕粮每石八钱之中，省下银一钱五分，仍然由百姓交粮；余下六钱五分征收本色起运。距离水道较远、不临水次的州县，额定米粮依旧按旧例征银八钱，其中一钱五分上交户部，其余交给粮道采买米粮。雍正元年，嘉、湖二属州县受灾，谕令漕米本色、折色各征收一半，折价依照康熙九年旧例。六年，议定河南离水次稍远州县全部征收本色；唯独南阳、汝宁二府属县，河南府卢氏、嵩、永宁三县，光州、汝州及所属县，还有最远的灵宝、阌乡，路途遥远运输艰难，酌情减免米一万五千零六十二石有余，不再令当地解运，分摊由内黄、濬、滑、仪封、考城五县协办；在五县地丁银中抵扣抵充漕粮，按部定价格每石八钱，六钱五分用于办运，省下一钱五分征收上交粮道作为补贴，称为减征。
乾隆二年，因为大规模疏浚运河，江苏淮安山阳、盐城、阜宁，扬州江都、甘泉、高邮、宝应各县漕粮，每石征折银一两。后来海州、赣榆二县同样执行。山东、河南原先改征的黑豆，供应不足，河南再加改征二万石，山东四万石。三年，湖广总督德霈上奏，湖南平江距离水道五百余里，请求改为折色，分摊由衡阳、湘潭代为买粮兑运，获准。七年，江西泸溪因为折价八钱不足以采买粮食，定例每年八月借司库银拨到县里采买，按买价收银归还。之后江苏嘉定、宝山、海州、赣榆，安徽宁国、旌德、太平、英山，湖北通山、当阳等州县，都沿用此例。十一年，定河南祥符等四十州县额定粟米之内，每年改征小麦一万石，和漕米、黑豆一并征收运到通州。
十六年，京师官兵饲养马驼，需要黑豆。河南、山东自雍正十年起，陆续在漕粮粟米内改征黑豆，每年额定解送二十万九千余石；两省各自再加改征黑豆一二万石。不久定山东加三万石，河南加二万石，在额定粟米内扣除；节省的一钱五分运脚银一并征收。十八年，仓场侍郎鹤年上奏：“现在京仓存黑豆六十多万石，足够三年支放，请自次年起，河南、山东应运黑豆，一半改征粟米，分贮京、通各仓，黑豆就不会受潮霉变，粟米粮价也能平稳。”获准。
二十六年，江苏清河、桃源、宿迁、沭阳不产米粮，下令此后先动用布政司库银两按时价采办，百姓缴纳银两归还官款，这叫民折官办。之后阜宁、旌德、泰兴、宁国、太平、英山各县仿效推行。
二十一年下谕：“漕粮每年运送京师，按例征收粮食本色。强制征收折色，向来严令禁止。如今丰年谷贱，如果让百姓低价卖谷交纳折银，百姓终年劳作收获的粮食，大半变卖交给官府；有限储备，遭受无休止盘剥，严重损害民生。通令有漕各省大员，训令下属征收粮米，一律收本色，不许强制折收滋生弊病。如有贪图私利残害百姓的官员，据实严参。”但是州县官吏依旧借改折浮收，虽有明令，不能禁绝。
除正兑、改兑、改折之外，还有截漕、拨运。各省截留漕船，介于起运停运之间，行粮、月粮，该发放、该追缴，原先没有定例。自乾隆元年议定，江苏、安徽、浙江截留漕船应当支给的本折月粮、三修银全部照数发放；行粮盘耗赠银负重等项，按里程发放。如果漕帮船只在本次漕运中途截留，或是兑粮之后很快卸粮，或是数月之后清仓，赠米按月核算。江西漕船大、载重多，每年三修银不足，从行粮月粮内开支。遇到截留漕船，原先领取的折耗、行月赠银赠米、斛面米全部免于扣还追缴。之后考虑运军拖欠款项，下谕免除雍正十二年之前各省截留漕船应当追缴的各项银两。七年，各省截留漕船已经兑粮开行，按例需要扣追款项，酌情加给补贴，数额根据路途远近、船载粮食多少而定：山东、河南每船给银五十两，江南、浙江六十两，湖广七十两，江西九十两，用来支付运军在当地修船置办器具、雇募舵工水手安家赡养费用。应发银两，在行月折色银内扣支。十八年下谕：“此前命令截留南漕二十万石，分贮天津水次各仓备用，担心旗丁在米质、斛量上掺杂短少，州县胥吏借机勒索，令方观承命天津道亲自监看。此后截留漕粮省份，都派遣就近道员稽查，不能委派州县，定为制度。”
拨运，就是截留山东、河南运往蓟州的粮米，调拨供应皇陵祭祀米粮和驻防兵米。康熙三十四年议定，每年需要粟米三万零六百余石，截留山东漕粮粟米原船从天津运到新河口，调拨天津红剥船一百五十艘运至蓟州五里桥，每船载一百石，每百里支付脚价一两三钱二分，所需银两，从过闸入仓脚价内拨付。四十五年，定密云驻防兵米，从河南、山东每年征收贮存蓟州粮米项下调拨，该县春夏之交赴通州领运回仓。平时水运，遇有变故改为陆运，脚价在地粮银内发放。次年，令河南、山东各增拨米一百石，预备损耗支销。又调拨保定、雄县驻防兵米，到西沽上船兑收，节省运费。嘉庆初年，因为山东轮免漕粮，先由河南兑运，不足部分允许动用历年蓟仓存米，碾动官谷。后来河南受灾，也准许动用蓟仓存米谷。各州县分派数额：蓟州五万八千六百石有余，易州三万八千六百石有余，密云一万一千五百余石，保定、雄县合计三千一百余石，良乡和大兴采育三百余石，顺义、昌平二百余石，霸州、东安、固安、宝坻三百余石，玉田和迁安冷口各五百余石，沧州二千七百余石。青州驻防兵米二千一百余石，也截留蓟粮供给；德州驻防兵米不足，也可动用蓟仓粮食。这就是拨运概况。
各省征收漕粮，原本军民直接兑交，运军常常勒索扰民。顺治九年，改为官收官兑，酌情定赠贴银米，随同漕粮征收，官府发放给运军。雍正六年，江苏、浙江应交漕粮数额巨大，如果硬性只收粳米，粮价高昂百姓难以输纳，此后只要粮食干爽洁净，红白米都可以收，籼米粳米一并收纳，定为制度。乾隆初年，奏定百姓交纳漕米随到随收，严禁书吏刁难。四年，下谕：“我听说湖北漕粮，十五万一千余石运到通仓，叫北漕；十二万六千余石作为荆州官米，叫南漕。两项本可以合并收纳、分起解运。不良州县分立粮仓，命令粮户分两处完粮，以此多取盈余，加重百姓负担。行文该省，两项漕粮合并征收，永久执行。”七年，规定有漕各省，在上一年年终刊印易知由单，逐条写明赋税项目，按户分发，杜绝滥征。十年，工部侍郎范灿上奏：“江南下江征收漕米，过去借漕费名义，按八折、九折收粮；自从巡抚尹继善定每石收漕费六分，诸多弊病革除。时间久了，胥吏又趁兑粮紧张多方刁难，小民不能长久等候，不得不接受扣折。”下谕令有漕各省官吏，彻底清理积弊。嘉庆八年，禁止州县私自折收漕粮，禁止劣生刁监包揽代交。
漕粮都附带耗米，耗米都以粮食征收。正兑一石收耗二斗五升至四斗；改兑一石收耗一斗七升至四斗，随同正粮入仓，供给京、通仓以及漕运损耗。南方漕粮另有随船作耗米，二升三升到五升不等，依路途远近而定。嘉庆年间，定江苏漕粮耗米原本用于筛扬损耗，每石耗米四升有余，其中二升多拨给旗丁，二升随同正粮交仓。浙江、江西、两湖都沿用此例。等到漕务改制，改征折色省份，耗米也折价和正米一并征收，漕耗之名从此废除。
各省漕粮改为官收官兑之后，赠贴名目各不相同：山东、河南叫润耗，江苏、安徽叫漕贴，浙江叫漕截，江西、两湖叫贴运，数额不一，随粮征收发放，全部刊在易知由单；私自摊派、挪用的治罪。后来江南每粮百石，私收漕截银多达百余两，浙江达三十余两。粮道刘朝俊因为贪占漕贴银一万二千余两被弹劾；给事中徐旭龄也上疏陈述赠耗弊病。贪官积习难改，无法禁绝。康熙十年，议定江宁等府起运耗米随同正粮一体发放赠贴；苏、松、常三府改折灰石，帮贴漕折银两全部免除。二十四年，令各省随漕截银不必解送粮道库，直接由州县发放。乾隆七年，定江南漕米赠耗永久停支条例。收漕州县，除正耗米、运军行月粮本折漕赠各项之外，另收漕耗银米，数目多少不一，这类耗外米粮，用来支付兑漕杂费以及州县办公开支。
轻赍银始于明代中叶。各仓兑运需要路费，征收耗米；兑运米一平一锐，锐米一部分留船作耗，其余折银，名叫轻赍。清代沿用。每年正兑米一石，江西、两湖各省加耗四斗六升或六斗六升，锐米都是一斗。加耗四斗六升的，三斗随船作耗，连同锐米余下二斗六升折银一钱三分；加耗六斗六升的，四斗随船作耗，连同锐米余下三斗六升折银一钱八分，称为三六轻赍。江苏、安徽每石加耗五斗六升，锐米一斗；四斗随船作耗，余下二斗六升折银一钱三分，称为二六轻赍。山东、河南每石加耗三升，锐米一斗；二斗五升随船作耗，余下一斗六升折银八分，叫一六轻赍。改兑只有耗米，一斗七升至三斗二升不等，只收本色随船作耗；留存二升折银一分，叫折易轻赍。每升折银五厘，解送仓场通济库。康熙四十七年，规定江南等省每年额定解轻赍银三十八万四千两；其中山东、河南、湖广、江西、浙江、江南额定解银二十四万六千九百余两，留在通济库支用；苏松粮道所属额定解银十三万七千余两，直接解送户部。仓场经费不足，可以行文户部支取。不久分拨苏松粮道轻赍银五万两送通济库备用。轻赍银按例用来补贴漕运；此外席木竹板等物料，随漕交纳，长宽厚薄都有固定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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