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六年，江南总督范时绎上奏：“两淮灶户煎盐，应当让商人推举几名干练人员，设置灶长、巡役，核查食盐数量，全部送入商人盐垣，杜绝私自售卖。”两淮巡盐御史戴音保上奏：“盐场煎盐器具，深的叫盘，浅的叫敝，都有固定数目。煎盐以一昼夜为一个火伏周期，还要巡查熄火之后私自煎盐的情况。近来灶户私自添置煎盐器具，火伏制度无人稽查，所以多出很多私盐。请传令盐官严格执行旧法。至于淮南日晒盐，只能由商人收购分销，酌情增加盐引赋税。”全部下令定为制度。这就是严格查禁私盐的办法。
想要查禁商私，必须体恤盐商，同时严加管束。雍正二年，两淮各盐场受灾，灶户产盐不足，商人经营成本成倍上涨。采纳巡盐御史噶尔泰提议，按照当年成本高低，结合路途远近的运费，参照市场价格买卖食盐。食盐滞销的地方，原有引地销量不足，允许改拨其他销区。兵部尚书卢询请求增加盐引、免征部分赋税，压低官盐价格对抗私盐。朝廷下令长芦、两淮每道盐引增加五十斤盐，免征对应税银。这是体恤盐商的举措。雍正十一年，采纳江南总督尹继善提议，改设淮南巡道，管理扬州、通州等处盐务，并在仪征青山头设立专门机构缉拿私盐。
稽查官私盐：从明代起，担任巡盐御史的官员回京照例要向朝廷进献财物。雍正严加禁止之后，官员才把所得银两上报上缴。唯独福建有八万多两，被总督满保查出。于是裁撤盐务专职官员，盐场交由各州县监管。之后广东总督杨琳上奏：“地方官征收盐税，一定会委托家丁差役，要么开设盐铺售卖从中牟利，要么下乡强行摊派。而且担心本钱不足，挪用田赋钱粮。应当裁撤场商，动用国库银两委派官员收购食盐，保留埠商负责运销、缴纳赋税。”朝廷准许。
此时皇帝十分器重李卫。李卫在浙江最突出的举措，就是办理帑盐。所谓帑盐：松江、台州、温州三府盐场产量旺盛，灶户大量私卖食盐。李卫请求调拨国库白银八万两，交给盐场官员收购食盐；又上奏设立玉环同知，管理收盐事务。舟山内港内洋、岱山附近秀山、长涂，平阳县边界肥艚，全都委派官员管理食盐收发。崇明盐场食盐，由知县主管。收购来的帑盐，优先卖给当地渔民、蜇户。渔盐也允许引商、帑商运往别处销售，除按规定缴税之外，另缴经费银一钱至三钱不等。除去归还国库本金、经费，剩余银两作为盈余。从此私盐减少，官盐畅销，每年额定盐引不够销售，额外申领余引十五万道。商人运销余引，每引缴租银四分，所缴盐税连同帑盐盈余一并上报户部，每年大约白银十万多两。
自从雍正整顿盐政，多年积弊一扫而清。但是在裁革陋规、归入正税之后，皇帝又下谕：“耗羡归入正额，恐怕正税之外又生出新的耗羡，盐商如何承受？”皇帝已经预见这项弊端。雍正十三年，署理副都御史陈世倌上奏：“盐税盐引有固定额度，盐斤有固定数量。按引征收盐税，未必会有额外盈余；就算获得少量利润，不妨留给商人，充实他们的资本。近年很多官员提议把盐商盈利上缴国库，实际上是变相强制商人额外出钱。官府每多一分上缴国库的收入，盐商就多一层盘剥。这是盐商承受的弊端。还有以捐助报效为名，强行命令总商分摊银两。经费筹措不出，商人要么拖欠盐课，要么暗中增加每引盐重，或是抬高盐价，国家与百姓一同受害。请求从今以后，只按盐引征收正税，所有上缴盈余、捐输报效名目，永久停止。”皇帝命令庄亲王主持商议，不久批复按此施行。
当时江西驿盐道沈起元写给江南总督赵宏恩的书信，也说：“往年的陋规，不全是官员收纳。现在把贪官私收的赃款改为上报户部的正式税项。高级官员自然不会再私下收取，但下属官吏怎能没有私下交际应酬？最终沉重负担全部落在盐商身上。”后来这件事传到高宗耳中，于是免除两淮盐政公费、盐运使俸禄，以及云南黑井、白井、琅井的规费银两。
早先，雍正采纳赵宏恩的建议，发给贫苦百姓循环号筹，允许百姓一次背负四十斤以内食盐贩卖谋生。乾隆初年，户部奏准：六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以及青壮年残疾、年老无依靠妇女，可以向本县申报，领取加盖印烙的腰牌木筹，每天到盐场买盐一次。不久两淮巡盐御史尹会一、两广总督鄂弥达先后上奏：“奸民借贫苦为名，结成团伙贩卖私盐，缉私差役不能全部撤掉。”后来申领牌照的贫民数量太多，停止发放盐牌，改为每人每日发给制钱十文到二十四文。
不久，浙江巡抚改为浙江总督，兼管盐政。皇帝下谕议定增加盐斤、调整盐引制度：杭州、嘉兴、绍兴三所盐引，参照两淮旧额，每引增加五十斤；松江所参照温州、台州先例，改为盐票引九万多道，每引给盐四百斤，都不增加赋税，希望恢复旧制。又下谕免除云南盐税盈余，盐价降到三两白银以下；广西盐价再减二厘；免除两广盐税每千斤的余平银二十五两。乾隆三年，浙江总督重新改回巡抚，依旧兼管盐政。乾隆六年，因为淮南灶盐夏季损耗大，命令五、六月每引加耗盐十五斤，七、八月递减五斤。乾隆十三年，淮北也照此施行。又命令两淮在定额之外，每引额外加给十斤盐。
乾隆十六年，皇帝巡行各地，下谕两淮纲盐、食盐在定额外每引加十斤。早先雍正初年，因为长芦积欠税款很多，每引加五十斤盐。后来户部复核，按新增盐斤折算，每年应当增税白银八万六千多两。高宗体谅盐商财力艰难，命令只缴纳一半税额。乾隆二十八年，裁撤盐运商各类供给摊派。采纳云南巡抚刘藻的提议，增加黑井、白井煎盐薪柴工本银。乾隆四十二年，因为河东盐陆运损耗大，下令每引加耗盐五斤。当时盐价平稳、销售顺畅，两淮盐商请求预支下一纲盐引，盐税年收入达到五六百万两。皇帝多次南巡，天津是主要驻跸之地，长芦盐商供给耗费巨大，两淮盐商的负担更不必说。
遇到战事军需，盐商捐献报效的先例，始于雍正年间，长芦盐商捐银十万两。之后乾隆朝两次金川用兵、平定西域、伊犁屯田、平定台湾匪乱、后藏用兵，以及嘉庆初年川楚白莲教起义，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盐商捐献银两，从数十万、百万直到八百万两，合计不少于三千万两。其他各类事件的捐输，一直延续到光绪、宣统年间，数不胜数。盐商时常得到皇帝优待，有的被召见、赐宴，赏赐丰厚，待遇堪比高官；奢靡风气，也由此越发深重。一旦遇到资金周转困难，内府也曾借出数百万两白银资助周转。除国库本金之外，还要收取利息，称为帑利，每年几十万、上百万不等。盐商财力因此枯竭，两淮、河东最为严重。
乾隆五十一年，因为两淮连续四年没有预支盐引，命令两江总督核查上奏。不久盐商请求之后每隔一纲预支一次。皇帝下谕，以额定盐引畅销为主，不必硬性固定年限。之后只有乾隆五十七年、嘉庆五年各预支一次。而且乾隆三十三年，因为盐商没有缴纳预提盐引的利息，数额超过十万两，皇帝命江苏巡抚彰宝查办，盐政高恒、普福，盐运使卢见曾都处以重刑，责令盐商追缴赔款。乾隆四十七、四十九两年，先后豁免积欠三百六十三万二千七百两有余。之后遇到大额开支，盐商只上报认捐数额，分期缴纳，缴完一两期之后，大多拖欠不缴。
乾隆五十六年，江西巡抚姚棻上奏：“建昌府和福建接壤，小路众多，必须增设缉私关卡巡逻，才能收到实效。”皇帝说：“划分食盐销区，应当让百姓不用舍近求远、弃廉价盐买贵盐。建昌距离福建近，福建盐价低廉，为什么不能就近销售？如果调整盐税征收地，不仅方便百姓，私贩自然会停止。”不久两江总督觉罗长麟、湖广总督毕沅上奏：“百姓唯利是图，得寸进尺。如果把建昌划归福建销区，私贩会越境到抚州，对全局影响很大。”于是维持原有区划。之后觉罗长麟上奏，在建昌设立总店，下属各县设立分店，分销额定盐引，盐价比福建当地每斤低两文，用来对抗私盐；同时在各个要道分设巡逻、严厉缉私。皇帝下谕迅速推行。
河东盐区从乾隆十年众神保按照当时低价定为长期固定盐价，盐商开始陷入困境。之后盐池减产，借调长芦、蒙古、花马池盐补充，又开挖运城城西六十里的小盐池。当时百姓食盐短缺，盐商破产无人接替，官府命令已经退商之人举荐短期盐商，五年一轮换，富户大多躲避，不愿承办。乾隆四十七年，山西巡抚农起上奏获准，恢复长期盐商制度，引地分成三等均匀分配；又请求每斤加价二厘，试行三年再核定。户部驳回加价请求，皇帝准许试行。时间一久，盐商财力依旧枯竭。乾隆五十六年，任命冯光熊为山西巡抚，调任甘肃布政使蒋兆奎担任山西布政使。早先蒋兆奎以河东盐运使身份觐见，皇帝询问潞盐治理对策，蒋兆奎提出将盐税摊入地丁田赋征收。等到冯光熊入京，皇帝命他和军机大臣商议这件事，还没有议定，署理山西巡抚、布政使郑源鹴上书，极力反对这个办法。皇帝说：“盐税摊入地丁，我早就料到地方官过去收受盐规，一定会反对，郑源鹴果然如此。把他调往河南，河南也有河东盐的销区，如果从中阻挠，从重治罪。”八月，冯光熊上奏：“河东盐务长期衰败，只有把盐税摊入地丁田赋，允许百姓自行运盐。既没有官方盐课杂费，也没有兵役盘查、关卡阻拦，食盐流通自然顺畅。请求从乾隆五十七年起，山西、陕西、河南三省河东盐引对应的税额，分摊到三省一百七十二处属地的地丁田赋内一并征收。”于是山西分摊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二两有余，陕西分摊十四万六千三十七两有余，河南分摊八万六千六百三十三两有余。同时议定十条章程：一，盐税银两各自解送本省藩库，就算遇到田赋蠲免年份，这项盐税不得免除；二，停止申领户部盐引，免交纸朱银；三，禁止地方官私自收取盐税；四，裁撤盐政、盐运使以下所有盐官；五，河东道移驻运城，总管三处盐池；六，盐池依旧每年维修；七，三处盐池依旧设立官秤和牙行；八，盐税内合并的积余银两，分别予以摊免；九，运阜、运储两座粮仓粮食，分别封存、借贷管理；十，盐政各项经费，就近从本省藩库支取。朝廷准许。乾隆五十七年，皇帝巡幸五台山，冯光熊、蒋兆奎上奏，自从放开盐禁，百姓不用分摊盐税，能吃到廉价食盐。陕西巡抚秦宗恩、河南巡抚穆和蔺也上报盐价下降。皇帝十分高兴。甘肃盐税，雍正元年曾经摊入地丁，雍正九年重新招商，到这时再次采用摊入地丁的办法。陕西汉中、延安二府及鄜州属地食用花马池盐的地区，盐税也一并摊入地丁。
嘉庆四年，下令停止各省盐政官员进贡中秋礼品。嘉庆五年，因为云南盐税经常亏欠，采纳巡抚初彭龄提议，改为灶户煎盐、灶户售卖，百姓自行运输销售。这套制度：无论商人、百姓，都可以申领盐票；运盐不限盐井，销盐不限地区，缴完税之后可以自由流通。依据各盐井实际产盐数量，把定额赋税平均摊派征收，超额部分作为溢课，全部征收全部上缴。发放盐票、征收赋税，交由盐场井官管理。嘉庆八年，定为永久制度。嘉庆十年，下谕两淮盐每引加十斤，不计入成本，弥补损耗。早先蒙古阿拉善王拥有吉兰泰盐池，原先允许百姓在托克托城贩盐，分销山西食用本地池盐的地区，不准向下游贩运。后来稽查逐渐松懈，池盐顺流南下，不仅侵占本地池盐销路，还冲击长芦、两淮盐区。嘉庆十四年，陕甘总督那彦成上奏查办私盐贩卖，请求命令阿拉善王交出藏匿的汉、回私盐贩子。阿拉善王畏惧，献出盐池，朝廷下令每年八千两盐税收入全部赏给阿拉善王。不久户部侍郎英和会同山西、陕甘总督、巡抚共同上奏：“潞盐盐商亏损，根源在于长期固定低价。请求恢复乾隆十年以前旧例，按当年市场定价。吉兰泰盐池，潞盐商人无力兼顾，请另外招募新盐商。”嘉庆十五年，新盐商无法完成税额，改为官运。工部侍郎阮元上奏：“官运不难，难在官销。如果税额亏欠，一定会推给各州县，要么挪用国库钱粮，要么向百姓摊派，官销的弊端比卖不出去更严重。”于是户部议定，吉兰泰盐引归还阿拉善王，停止发放赏银；原有额定盐引改用潞盐，剩余盐引称作吉兰泰活引。
两广从康熙年间开始由国库出资收购食盐，运销之后征收盐税。乾隆五十三年，总督孙士毅上奏盐商积欠税银六十九万八千余两，请求停止拨付国库本金，让盐商自出资本，在省河设立盐局管理。乾隆五十四年，新任总督福康安会同孙士毅制定章程，两广一百五十处盐埠合并设立一局，推选十人为局商，下设六个分柜，责成局商按照定额，结合销区难易分配食盐到各分柜。原有盐埠，招募运商，就近到总局、分柜领盐销售，缴税后发放食盐，二十九处盐埠维持旧制。这项改革称为改埠归纲。施行二十多年后，局商没有专属销售盐埠，欺压埠商。起初允许局商运销余盐弥补国库利息。后来局商不问正引税是否缴清，一味售卖余盐，反而妨碍额定盐引销售。滞销盐埠拖欠税款，就动用盐本垫付，时间越久亏空越大。就算局商承诺补齐欠款，埠商依旧按引摊捐。等到这十位局商去世，家产已经耗尽。嘉庆十一年，总督蒋攸銛上报此事，裁撤局商，总局改为公所，挑选六名埠商管理六个分柜事务。每人拥有自己的盐埠，自行承担资本，不会随意滥用经费；并且规定三年轮换，防止把持盐务，称为改纲归所。嘉庆二十五年，下令停止两淮玉贡折价银。
道光元年，两江总督孙玉庭上奏：淮盐运到湖广销区，原本没有封轮售卖的制度，盐政全德才开始推行封轮。请求改为随时散卖。湖广总督陈若霖上奏称积压食盐很多，如果全部放开售卖，担心销售不及，水上盐贩压价赊购。皇帝下谕等积存食盐售完，再随到随卖。道光二年，两淮巡盐御史曾燠上奏，封轮制度取消后，盐商争相降价抢售，亏损商本。孙玉庭上奏说并无此事。陈若霖上报当年销量相比往年多销二十六万余引。于是议定开放轮售。之后湖广总督李鸿宝又上奏，盐商竞相压价售卖的弊病难以避免。道光八年，重新恢复封轮制度。
此时两淮私盐贩子越来越多，盐务日渐败坏。两淮每年额定纲盐一百六十多万引。到道光十年，淮南仅销售五十万引，历年拖欠税银五千七百万两；淮北仅销售二万引，拖欠税银六百万两。皇帝召回蒋攸銛，由江苏巡抚陶澍接任。不久派遣户部尚书王鼎、侍郎宝兴前往调查。陶澍上奏：“弊病根源一是成本逐年增加，二是官员勾结贩卖私盐过于严重。只有大幅裁减额外规费，停止摊派杂费，允许盐商自由售卖，才能让盐畅销、价格平稳，私盐自然平息。”朝廷下令裁撤巡盐御史，盐务归两江总督管理。道光九年之后，御史王赠芳、侍讲学士顾莼、光禄卿梁中靖都提议在盐场核定税额；太仆少卿卓秉恬提议效仿王守仁在赣关设立关卡抽税的办法。下发陶澍商议。陶澍和盐运使俞德渊商议，认为难以推行，于是回奏：盐税归盐场灶户征收有三项难处。第一，向灶户征税。淮南煎盐用盘，淮北晒盐用盐池，一灶征税白银百两有余。灶户都是贫民，如果先征税后卖盐，无力承担；先卖盐后征税，一旦减产，税款落空、灶户逃亡。这是灶户征税难以施行。第二，盐垣商人缴税。把分散盐货集中管理，看似简便。但灶户依靠煎盐为生，却要听命商人，内心必然不愿。而且商人唯利是图，收盐时加重秤重，放贷收取高额利息。灶户不愿把盐送入盐垣，商人也无力完税。这是垣商缴税难以施行。第三，盐场官员收购食盐。按各盐场盐引定额分摊税额，看似公允。但是两淮盐税数额巨大，基层官员无力承担；如果任由官员全部收购全部上缴，难保隐瞒、贪占。这是场官收税难以施行。”陶澍又说：“食盐在盐场灶户手中，每斤只值一二文钱，如果当场征税，盐价随赋税上涨，争抢盐利的人会更多。沿海百姓、灶户混居，很容易私自煎盐，家家户户都贩卖私盐，国家税收会更少。在盐场设关卡抽税，或许可以在小范围试行。但各省不是都有关隘可以把守，私盐漏税会比灶场征税更加严重。总而言之，想要没有私盐，就不能征税；一旦设立赋税，就必然有官盐私盐并存。有人认为税归灶场或者设立盐厂，就能把私枭变成良民，恐怕做不到。”皇帝赞同这个观点。
第二年，陶澍走遍各个盐场，打算在淮北推行票盐法，上奏十条章程。一，盐运司印制三联盐票，一联留作票根，一联存放分司，一联交给民间盐贩运盐。限定抵达口岸时间，盐票不能和食盐分离，不许越界销售。二，每四百斤盐算作一引，正税白银六钱四分，加上各项杂费，合计一两八钱八分。三，各州县民间盐贩，由州县发给凭证前往盐场购盐；海州附近的，直接在海州申领凭证。四，在各盐场适中地点设立局厂，方便灶户交盐、盐贩纳税。五，盐贩购盐离开盐场，关卡官员查验之后，才能前往指定销区。六，委派官员驻守青口。七，严令文武官员抓捕盐枭匪徒。八，防护河道。九，制定运商承销制度，保障畅销口岸。十，裁革陋规。当时依靠盐利牟利的官吏差役纷纷上书反对，陶澍不为所动，委派官员带头运盐示范。不久百姓知晓票盐便利，远近商贩云集，盐船首尾相连抵达口岸，是几十年未见的景象。不到四个月，申请运销的盐，已经超过三十万引。当年海州遭遇大灾，灾民依靠盐运获得雇工收入，保全性命不计其数。这套制度成本低，盐质纯净，售价低廉，私盐无利可图，私贩都改领票盐。但是试行范围，只限于湖运滞销口岸：安徽凤阳、怀远、凤台、灵壁、阜阳、颍上、亳州、太和、蒙城、英山、泗州、盱眙、五河；河南汝阳、正阳、上蔡、新蔡、西平、遂平、息县、确山；江苏山阳、清河、桃源、邳州、睢宁、宿迁、赣榆、沭阳、安东、海州，一共三十一州县。安徽寿州、定远、霍山、霍丘、六安；河南信阳、罗山、光州、光山、固始、商城十一州县，从前定为畅销口岸，依旧沿用旧纲盐制度。道光十三年，这些地区全部改为票盐。只是先前拟定税率低于原定额，于是恢复按原引征收白银一两五分一厘，加上各项杂费，定为白银二两五分一厘，永久不再加税。没有改票盐的，只有按旧例走长江水运的桐城、舒城、无为、合肥、庐江、巢县、滁州、来安，以及经高邮湖运盐的天长，共九州县。原因是地域和淮南交错，不适合开放民间贩盐，防止私盐互相渗透。
这套制度的核心是改变运输路线，但不重新分装盐包。淮北旧定额税负本不算重，但从盐场运送到口岸，每引成本已经十多两白银，售价抵不上成本，官盐无法对抗私盐。新票盐不走原有坝闸、盐所旧航道，改由王营减坝渡过黄河进入洪泽湖。每包盐一百斤，离开盐场不再拆包重装，直接运抵口岸。除去盐价、粮食费用，只加运费一两，河湖船费一两，每引总成本五两多，比纲盐减少大半。几万引走长江水运的盐，也仿照这个办法。改革之后，不仅盐税收入盈余，还疏浚盐场河道、修建义厂、修缮考院，各项荒废事务都得以兴办。依靠低赋税打击私盐，依靠扩大销售超额收税，一纲盐的额度可以卖出两纲盐，收取两纲的赋税。当时打算推广到淮南，没能实施。
道光二十九年，湖北武昌塘角爆发大火，烧毁盐船四百多艘，损失税银、盐本五百多万两。盐商纷纷请求退办盐务。于是总督陆建瀛采纳护理盐运使童濂提议，淮南推行票盐法，章程比淮北更详尽。例如盐运司书吏的积弊，改为领引同时缴纳赋税，在扬州设立总局办理。汉口的匣费虽然裁撤，但应酬开支仍然很多，改为票盐运到九江，查验盐票再发给商贩。盐船经过桥梁关卡的称量查验规费，改为在坝上称量之后，不再重复查验，只在龙江一关查验盐票剪角，其余关卡全部免验。盐包从盐场运到江口，驳船运费、搬运盐包的勒索盘剥，改为盐商自行雇工。每年节省陋规数百万两，减去滞销盐引三十万道，每年只运一百零九万引。每引正税一两七钱五分，杂税一两九钱二分，经费六钱五分八厘；食盐口岸正税相同，杂费减半。关键措施还有：把乙巳纲失火、商人已经完税获准补运的乙盐，作为新盐引的额外加斤。乙盐就是乙巳纲盐船失火损毁，商人已经缴纳赋税，按规定可以补运。于是规定每运一引新盐，可以附带乙盐二百斤，一引合计六百斤。运到仪征，分装成六十斤的小包，一引分为十包。既裁撤额外规费，每引又多运二百斤盐，成本降低过半。开办短短数月，就完成一纲盐引全部运销。湖北、江西各口岸盐价骤降，百姓欢欣鼓舞。当年两淮盐税实收白银五百万两。只是完成两纲之后，盐引再次滞销、税额亏欠。因为申领盐票从十引到上千引不等，大盐商被小商贩压价抢运拖累。当初陶澍在淮北推行票盐，也是从十引起申领。但淮北地域狭小，淮南地域广阔，利弊因此不同。又恰逢太平天国起义，盐务彻底瘫痪，不是没有补救办法。
长芦盐区，乾隆以来正税、杂税合计征收七十多万两。嘉庆十四年南河大工程，每斤盐加价二文，称为河工加价。嘉庆五年，又因为高堰大堤工程加价；三年之后，加价收入一半归盐商，一半归国库。嘉庆八年，把归入国库的一文加价也还给盐商。但是历年积欠税款已经累积到一千数百万两。当时白银价格上涨，盐商亏损更加严重，于是再次加价调剂，每次加价一文或者二文。不久商议推行减引并包办法：长芦盐三百斤为一引，加上耗盐、包装绳索重三百四十斤，搬运、打包费用逐年上涨，拖累盐商。于是十引合并改为九包，减少一成盐引。嘉庆二十一年，再减少二成盐引，按前面办法合并包装。嘉庆二十四年，上奏停征额定盐引十五万道，减去税银六万多两，盐商困境依旧没有缓解。根源就是额外规费沉重，拖欠税款；因为欠税增多，只能抬高盐价，官盐昂贵，私盐横行。蓟州、遵化六州县，私盐贩子公然对抗官府；永平七州县情况更严重。不得已改为官办。道光二十八年，盐商破产，盐引搁置。河南二十州县、直隶二十四州县，积压未运盐引一百多万道，未缴积欠税银两千多万两。朝廷命令定郡王载铨、仓场总督季芝昌会同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查办。每引盐因为杂费繁重，成本要白银五两有余。于是把盐价、正税、国库利息、杂项、积欠分为四类处理：盐价每斤减制钱二文对抗私盐；每引增加一百五十斤盐体恤盐商；严厉裁革州县陋规。闲置引地，直隶招募盐商，河南改为票盐，全部先完税再领盐。暂停盐引的期限，原定五年，酌情延长。折算每引成本仅白银二两有余。
山东盐区，乾隆以来，盐引、盐票正税征收十八万九千八百八十余两，杂款合计十万一千八百余两。从嘉庆初年，国库利息逐年增加到二十一万余两，超过正税一倍。嘉庆十四年南河大工程，每斤盐加价二文，每年积欠二十九万两，超过正杂税总和一倍。嘉庆十七年，再次商议加价一文，一半归盐商，一半弥补盐商欠税。当年税额无法缴清，转到下一年一并征收；结转之后依旧无法缴足，于是分限逐年追缴，有的分十二期，有的二十期，不断延后。道光元年，停止征收河工加价，但是积欠税款已经五百三十多万两，不过还能完成当年正税定额。道光五年，因为高堰大堤工程，再次提议加价二文，奏明三年之后一半归盐商，一半归公。实际只缴到一半，正税反而拖欠。道光七年，整个盐纲彻底崩溃。于是设法调剂，把历年积欠作为一案处理：等堰工加价归盐商之后，弥补国库本金，留存一百二十九万两生息，剩余二十七万两。道光十二年起，分二十期追缴。南运盐每引加二十五斤，北运盐每引加二十斤。弥补旧欠的半文加价全部留给盐商，降低成本；免除南运十三州县以及票盐区临朐等六县堰工加价，对抗私盐。但是旧欠和当年应当缴纳的国库利息依旧无法缴清。于是把堰工加价一文全部归盐商，国库利息每引减三厘，这是道光十五年。
当时银价持续上涨，亏损越发严重。等到临朐等九州县票商破产无力经营，改为官运。道光十七年，命令盐务归山东巡抚管理，不久提议再加价二文。道光二十三年，停发二成盐引盐票，以八成作为总额，停发余引。道光二十七年，再次提议引地每斤加价二文，票地加价一文。不到一年，各盐埠倒闭二十多处。新旧积欠合计八百多万两；道光十五年之后拖欠的正杂税又九十万余两；道光十九年之后积欠八十余万两；道光二十七、二十八年都没有上报奏销。于是定郡王等人会同山东巡抚徐泽醇上奏获准，免除两年奏销造册，积压盐引停止运输，积欠税款暂停追缴。道光二十九年起，改为先完税再领盐。除允许盐商运盐的州县之外，其余全部改为官运。无论官运商运，每引加七十斤盐；国库利息每引减一钱；道光十八年的二文加价减一文，方便百姓购盐。
浙江盐区，道光元年裁撤巡盐御史，由巡抚帅承瀛兼管盐政。帅承瀛上奏：“嘉庆十五年之前，前任巡抚蒋攸銛清查盐运库垫亏银两只有五十五万余两；仅仅十年，亏空达到一百七十三万三百两。原因是盐引积压，旧纲盐引还没有销售完毕，新纲又开启，盐引交叉销售，不能一纲盐税专供一纲开支。每年奏销有固定期限，只要缴完正税，就上报全部完成；分期带征款项、额外经费银两，没有足额征收。历次河工饷银又要调拨解送，只能动用已征收银两垫支。盐商捐输款项，遇到官府办公，奸商借机虚报支取经费。臣已经传令盐运司，凡是支取、解送银两如果本款没有现银，就停止发放。倘若迫不得已，也只允许动用外销款项垫支内销款项，严禁用内销款项垫补外销款项。”此后直到第六年，食盐销售数量都达到额定运销指标，库中存银一百二十八万两。从第七年到第十年，销量再度不足，库存仅余下十一万两。这是因为巡抚程含章奏请增加盐的馀价，盐价上涨，盐引积压滞销所造成。等到第十一年停止这项加价，食盐销量就恢复到九成。道光二十九年，朝廷命令芝昌前往查办，当时销量又出现亏缺，仅能完成五六成。芝昌于是奏请在已经停办盐务的各地招募商人承办，并且酌情增加每包盐的斤数。
在广东，盐务项下所收羡银数额很多。粤盐运到广西，每包多出盐十多斤；后来又增买馀盐一万包，分发到各盐埠转运销售，按九折核算羡银，这一项称作秤头盐羡，大约二万七千多两。庆远等五府苗疆地区，没有食盐盐引定额，全部捆运馀盐，交由就近盐埠附带销售，称作土司盐羡，约五千多两。海船运盐之时，灶户为弥补船户运输损耗，由官府收购这部分盐，再发给商人转运售卖，这就是花红盐羡，约四千多两。广东省铸造钱币，每年依靠云南铜料十多万斤；云南省广南府所属地区，每年需要粤盐九万多包。每年由两省派遣官员办理运输，到百色进行互换，称为铜盐互易。另外广州驻防官兵食盐、育英堂食盐，各数十包，全都取自馀盐，按包核算羡银，用这些收入充当外销经费，所以不再另外征收杂税。正饷之外，还有部饭、平头、纸硃等银两；广东盐船途经关卡抽取的税银约四千多两，广西约四万多两；各项公款利息有八万多两。历年积欠的各项钱粮，起初省河盐务因为亏损款项多，导致奏销延期。道光二十四年以后，潮桥盐区衰败停滞，比省河还要严重。然而战乱爆发，局势糜烂，广西的淮盐盐务彻底废置，广东的盐税仍然能征收八九成。
四川盐务，起初以潼川府射洪、蓬溪产盐最为旺盛，嘉定府犍为、乐山、荣县，叙州府富顺次之。没过几年，射洪、蓬溪盐厂的产量反而比不上犍为、乐山、富顺、荣县。乾隆四十九年，各地盐井产量衰减枯竭。林俊担任盐茶道，准许百姓自行开凿盐井，不增加赋税，四川盐业才重新兴盛。唯独潼川盐区，再也不能恢复往日盛况。而且出产的盐，花盐多巴盐少，煎盐需要柴草，工本高昂，由此拖欠盐税七万两。于是商议和犍为盐商合并经营，以十二年为期限，期满要清偿全部积欠；盐商随后请求继续合并经营十二年，到期后自行独立经营。刚经营一年，就欠税二万多两，于是再次请求续期合并。到道光八年，第三次合并经营期满，盐厂产盐量愈发减少，每年只能缴完正税，无力缴纳羡截银。羡，就是羡馀；截，是在缴纳盐税、截掉盐引边角时一并交纳。当时汉州、茂州、巴州、剑州、蓬州、什邡、射洪、盐亭、平武、江油、彰明、石泉、营山、仪陇、新宁、阆中、通江、安岳、罗江、安县、绵竹、德阳、梓潼、南江、西充、井研、铜梁、大足、定远、荣昌、隆昌三十一个州县，因为卤水衰减、食盐滞销，盐商破产，盐岸荒废，百姓就近到盐厂买盐食用，正税、杂税银两归入地丁银一并摊派征收。盐商生活奢靡，家产日渐耗尽，于是寻找富裕人家，将盐引转租给引商，这类人称为“号商”。号商缴纳的税银、羡银，要交给引商封存上缴，引商常常私自挪用，还有官吏与之串通舞弊。到道光三十年，整个四川盐纲彻底衰败。恰逢徐泽醇担任四川总督，清查积欠的羡截银一共二十三万七千多两，没有上缴的残损盐引二十二万八千五百八十一张。于是酌情调拨食盐代为销售，将号商姓名登记入册，责令他们自行封存税款。当时只有犍为、富顺的边商以及成都、华阳的计商财力稍为殷实，销售口岸通畅，其余全都衰败困顿，潼川盐商情况尤其严重。于是撤出销往贵州边境的水引，交给犍为、富顺两处盐商承办。
云南盐务，自从盐法改制之后，私盐更加泛滥，多处盐井常常不能完成额定产量，盐井多在滇西、滇南。云南东北部食用四川盐，东南部食用广东盐，盐引很难按期销完。道光六年，总督赵慎畛上奏，请求依照各盐井产盐多少，划定区域销售食盐。御史廖敦行又上奏说，划分地域销盐，不如多开凿子井。皇帝命令新任总督阮元试行这套办法。之后各大盐井被水淹没废弃，全靠子井产盐接济，盐务才得以再度振兴。
长芦盐区，咸丰八年，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在天津布防，上奏获准恢复道光二十八年削减的二文盐价，称作盐斤复价，征得白银十八万多两。当时太平军向北进犯，运盐道路多处阻断，食盐集中在濬县道口镇，道口以南全靠商贩转运。运商省去口岸各项费用，获得丰厚利润；而就地把持盐引的坐商，假借官盐名义贩卖私盐，获利更多。所以同治五年，河南巡抚因黄河防务所需，又提议在河南行销的淮盐，每斤再加征二文，征得八万两白银，用于撤防开支。后来因为同治七年荥阳大规模河工耗费国库银两一百数十万，这笔加价改称荥工加价。至此相比道光末年，新增盐款达到二十六万两。山东因为捻军作乱，食盐无法向南运输。同治三年，积压盐引一百三十多万道，分八年附带销售。虽然户部提议调拨道光十八年每斤一文的加价银，解送京师充当军饷，每年大约增收七万两，但正税依旧不能足额缴清。
河东盐区，嘉庆十四年南河大工程，每斤盐加价一文，相比乾隆年间的税额，已经增加十六万多两。嘉庆十七年，又增入吉兰泰活引，再增收六万多两白银。河东盐向来侵占两淮盐的销售口岸；到道光十一年，淮北推行票盐，淮盐反而侵入河东销岸，盐商财力愈发困乏。于是将活引减半，河工加价削减二成；盐务制度由招募商人改为自行呈报，再改为抽签选商，破产的商人非常多。咸丰二年，朝廷命户部侍郎王庆云前往查办。不久王庆云上奏确定保留盐商、推行票盐，分别设立总口岸，盐商运盐抵达后，发给商贩分销，裁革州县各类陋规银二十七万多两，运城盐商衙门分摊的公费七万多两。又查明盐池盐价暴涨，根源在于坐商食盐滞销，把盐畦土地出租，坐收盐价；合伙租地的人按年份轮流晒盐，先晒盐的人偷挖盐根，囤积私盐牟利，所以每名盐售价高达一百二三十两。于是严加禁止，规定白盐每名价格不得超过六十两，青盐不得超过四十两。泽州、潞州节省银两摊入全省盐引之内，每引摊九分；另外筹措办公经费，每引七分，并且酌情增加盐斤。核算下来，每引盐成本仅一两六钱，盐商心悦诚服，愿意将一半活引及二成加价款项照常缴纳。没过多久，九十多家富裕盐商，因急需筹措军饷，共同捐银三百万两，朝廷颁发永久免除充当盐商徭役的执照，河东盐务改为民运民销。山西、陕西、河南改为官运官销，删除河工、活引、节费等名目，规定每斤盐征收税银三厘五毫，每名盐合计税银一百零五两，相比从前增税七万多两，这是咸丰四年的举措。当时长江航道受阻，河东盐趁机侵入两淮盐区，销路大为通畅，先后在河南灵宝口岸增加盐引三百名。
山西岢岚等十三个州县食用本地土盐，共有盐引二千四百九十四道。陕西、甘肃盐池原先归河东盐务管辖。康熙二十八年，下令花马小池交由甘肃地方官员管理，大池依旧归河东管辖。咸丰五年，陕西巡抚王庆云提议将盐税并入地丁征收。不久王庆云调任山西。吴振棫上奏说：“陕西百姓贫困，如果征收盐税，百姓实在无力承担；小民要缴纳没有吃到盐的赋税，奸商贩卖不用缴税的私盐，这件事很不公平。请求下令河南改用招募商人的办法，更为便利。”皇帝下谕让吴振棫和王庆云会商。不久改为官民一同运盐。当时国库经费紧张，户部提议河东征收厘金补助军饷。巡抚认为难以施行，只在额定盐引之外增加盐引，每道引收取羡馀银，大约增收五万两。直隶总督因为海防需要，也请求增加盐斤、提高盐价；庚申盐纲增加盐引六百名，辛酉盐纲增加五百名，合计增收白银四十八万两，但只有辛酉纲足额缴清。不久爆发陕西回乱，捻军窜入河南、陕西，食盐销路骤然断绝，于是酌情停止新增盐引。
两淮盐区，咸丰三年，长江水路不通，南方食盐没有商人收购贩卖，私盐贩卖猖獗。户部提议就在盐场征收盐税。咸丰四年，又下令调拨盐引，运送到琦善、向荣军营抵充军饷。怡良随即上奏，请求把按引计盐改为按斤计税，每一百斤盐抽税三百文，其中二百四十文上缴充饷，六十文作为外销经费。当时湖广总督、江西巡抚都上奏，说淮盐无法运到本地，请求借运四川、广东盐，分销于太湖南北；江西则食用福建、浙江、广东的盐。户部商议，官府出面借运，不如把私盐转为官盐，奏准四川、广东盐进入湖北，商民都允许贩运，只在堵截私盐的关口抽税，完税之后发放凭照放行。
北方食盐自从军营提取食盐抵充军饷之后，就被武将垄断。提督李世忠部下前往盐坝领盐，盐栈存盐不足，就直接下盐场自行捆包，夹带私盐的弊病，无法彻底清查。同治三年，御史刘毓槐上奏请求整顿盐务。奏章下发给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国藩上奏议论：“淮南盐务，运盐道路难以通行，筹办存在两大难处。第一是邻省私盐侵占淮盐口岸时间太久。西岸食用浙江私盐、广东私盐，还有福建私盐；湖北口岸食用四川私盐，兼有河东私盐。盐引划定的销地被侵占十年，百姓依靠这些私盐食用，官府也依靠抽取厘金获取收入，局势上不能一下子禁绝。第二是厘金关卡设立太多。淮盐驶出长江，从仪徵直到湖北、江西，层层设卡收税，各路军队依靠厘金供养，事关军需，不能全部裁撤。臣认为处理办法不外疏通销售、降低成本、稳定盐价、杜绝私盐四项。邻省私盐侵入淮盐地界，成本低利润厚，淮盐难以与之竞争。稽查私盐十分繁琐，强行堵截还容易激起事端。对策只有加重邻省私盐的税收，使得邻盐成本抬高，淮盐成本相对降低，邻省私盐就可以转为官盐，淮盐也能逐步打开销路。现在已经行文湖广、江西各位督抚，提高邻省私盐的厘金税率；等到淮盐运量日渐增多、销路畅通之后，再驱逐邻私，重申禁令。这是疏通销路的方略。近年湖北、江西口岸的食盐，每引缴纳厘金在十五两以上。现在改为不在沿途关卡分次抽收，改为食盐运抵口岸销售完毕后汇总缴纳厘金。从前每引征收十五两多，现在湖北口岸只收十一两九钱八分，西岸九两四钱四分，安徽四两四钱。既减少厘金以便利盐商，允许商贩先卖盐后缴税，这是降低成本的方略。商贩追求利润，都希望盐价高昂，却常常竞相压价抛售。一开始少数奸商小贩，只求尽快把盐脱手，不肯守住价格，宁可亏损；之后大家互相竞价，盐价越跌越低，即便想要挽回，保住成本，也做不到。现在在湖北、江西各口岸设立督销局，食盐运到口岸，令商贩到局登记挂号，挂牌定价，按顺序轮流销售。盐少的时候，百姓不用担心盐价昂贵；销路停滞的时候，盐商不必担心亏本，这是稳定盐价的方略。盐法首要任务是缉拿私盐。大规模私盐团伙不难抓捕，最容易偷漏的，是盐包之内超重多装、船户沿途夹带私盐。现在恢复道光三十年旧制度，每引盐六百斤，分八包，每包准许卤水损耗七斤半，包索耗材二斤半，耗材合计八十六斤。印制大额盐票，随时补发；并在大盛关、大通、安庆等地查验盐票，截去票角。一旦查出超重夹带，立即将盐没收充公。各口岸同时销售邻省盐的商贩，另外发给税单；没有税单贩运私盐，就按律治罪。这是杜绝私盐的方略。”
曾国藩又上奏议论：“淮北盐务，有三件事必须停止，四件事急需整顿。漕运大臣为了清淮防务，令盐场商人每包捐盐五斤，每引合计二十斤。不久因为逐包缴纳不便，改为每运盐一百包，附带上缴五包。应当缴纳的盐税以及卖出盐的价款，虽然吴棠上奏说明用作清淮军需，但一点一滴地摊派征收，过于琐碎，不合朝廷体制。这是第一件应当停止的事项。徐州原本是山东盐引的销地，从前因为捻军战乱，盐引无法运抵口岸。督办徐宿军务田在田上奏获准零散转运北方食盐，代为征收山东盐税。时间久了弊病丛生，商贩私自前往盐场采买，售卖时又侵占安徽地界。如今山东盐引已经正常通行，不能再假借借运的名义，留下侵占淮盐销岸的隐患。这是第二件应当停止的事项。北方食盐已经捆装净盐，没有改为毛盐，都要缴纳盐税才准许出湖。近来私盐贩子勾结军营兵弁，合伙贩卖毛盐。查缉严格，军官就出面包庇；查缉松懈，官盐引地全被私盐抢占。这是第三件应当停止的事项。征收盐税的制度，革除弊病，利益自然兴起。臣所说的整顿办法，就是在各项弊病革除之后，顺势治理。淮北纲盐引额，之前奏定到戊午纲为止。如今五月接续开办己未新纲。只是战乱之后人口大量减少，绝对不能销售四十六万引。请求先办理正额二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二引，每引征收正税一两五分一厘，杂税二钱，外加办公经费四钱，仓谷、河工经费、盐捕营经费各一分，其他所有名目全部删除。这是当前筹划的第一项整顿措施。近年军饷依靠盐厘接济，但到处设立关卡，商贩视为畏途。从前每包盐大约缴纳厘钱二千多文。现在计划食盐从西坝出湖，先在五河设卡，每包收五百文；运到上海，再在正阳关收五百文。其余关卡只许查验盐票，不许重复征税。不减少厘金就不能降低成本，不裁撤关卡就不能体恤盐商。这是第二项整顿措施。淮北解送军饷，一向按十成分配：临淮军营四成，滁州军营四成，安徽巡抚直属军营二成。如今临淮、滁州两营已经裁撤，但漕运大臣仍应当酌情拨付接济。之后依旧按十成分配：臣所辖军营五成，巡抚军营四成，漕运军营一成。按照兵数略有增减，相比旧制改动不大。这是第三项整顿措施。北方盐每引法定重量四百斤，捆成四包，每包连带卤水损耗重一百一十斤。近来栈盐出湖，都在西坝重新捆包，大包重达一百三十斤，和盐票登记重量不符。臣已经严加禁止。除原有法定大票之外，每船装运盐包数量，也要填写在舱口清单上，以此杜绝盐商避重就轻、多报少登。这是第四项整顿措施。”朝廷全部批准，按他的请求施行。
曾国藩改革盐法，和陶澍的思路不同：陶澍意在散轮销售，和玉庭、若霖主张一致；曾国藩意在整轮销售，和全德、曾燠思路相同。不过玉庭、若霖推行散轮，必须前两个月盐轮售尽，才开放后两个月新到盐轮，也是以散轮的形式暗含整轮的用意，陶澍实际承袭这个思路。曾国藩鉴于竞相压价抛售的弊病，主张整轮，于是设立总栈、督销局，一来稳定盐场产地价格，二来稳定口岸销售价格。总栈起初因为仪徵难以修复，设在瓜洲；后来江岸被江水侵蚀坍塌，又迁回仪徵。督销局，湖北口岸设在汉口，湖南口岸设在长沙，江西西岸设在南昌，安徽口岸设在大通。没过多久，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接任两江总督。李鸿章新增的各项捐项中，最重要的是循环给运。这套办法是把认领盐引事务全部划归督销局，商贩卖出上一批盐，随即可以申领下一批盐引。最先在淮南推行，之后推广到淮北。这是在票盐制度中融入纲盐法，以旧盐商为主，不轻易更换新商人。盐商世代经营盐务，官府就可以落实管理，相比从前查验资产、抽签选商的旧办法，弊病更少。此后历任两江总督都沿用这套制度。
到光绪五年，增加盐引的提议兴起。增引，指户部发文令淮北增加盐引定额八万道。当时两江总督沈葆桢上奏说：“近年盐商因为票盐票价高昂，谋求增加盐引。历任管理盐政的官员，最精通盐务的莫过于曾国藩。每制定一项法度，必定考察数十年利弊，如同亲身置身其中，全盘权衡。而淮北盐引定额，只定为二十九万多引，难道是不顾国家财政、不顾盐商实情吗？盐政败坏，首要原因就是引额超过销量。起初尚且勉强达到奏销要求，时间一长就无法收拾，于是新旧盐引互相搭售；不久出现统销、融销；再往后变成带征盐税、停运盐引。只要引额少，盐商就少，容易剔除弊病，疏通销路。”光绪八年，左宗棠担任两江总督，奏请增加盐引：淮北十六万引，淮南湖北口岸十一万引、湖南口岸四万引、安徽口岸四万二千多引。户部商议，淮北增引照准；湖北口岸只增三万引，湖南一万引，安徽一万七千多引。
等到曾国荃到任，又上奏请求免除淮北新增盐引。两淮正税，最初合并织造、河工、铜斤等款项，一共只有一百八十多万两，每引征税银一两多。织造、河工、铜斤款项的由来：盐政、盐运司官员养廉银丰厚，陋规繁多，每年解送织造衙门白银二十二万两，捐助河工五万两。三藩之乱，云南铜料运输中断，分派各处盐差采买、捐办，运费又五万两。雍正年间，裁减养廉银、陋规归入正项赋税，之后又并入其他款项。于是正税、杂税、内外各项支出数额巨大，每引税银涨到六七两；改为票盐之后税负才减轻。同治年间，原有盐引地界尚未全部收复，但厘金收入实际超过旧盐税，原本不需要增加盐引。
南方食盐销量，向来以湖北口岸最多。等到湖北口岸被四川盐占据，同治七年，曾国藩请求收复原有淮盐引地，户部下令四川盐停止销往湖北。湖广总督李瀚章上奏，说不能禁止川盐入楚，只可以在沙市设立盐局，按川盐八成、淮盐二成搭配销售。后来按包核算，淮盐每包斤数少于川盐，名义二成，实际不到一成。同治十年，曾国藩再次上奏：“川盐侵占淮盐地界，应当定为淮盐八成、川盐二成，或是淮盐七成、川盐三成。现在湖广总督担心湖北军饷数额巨大，害怕川盐销路受阻，收入锐减。臣的诉求，只是让淮盐能在湖北口岸销售，盐商才能复苏；愿意把淮盐应得的厘金，多拨数成或者全部留给湖北。”皇帝下令四川、湖广督抚会商。曾国藩等人上奏提议：将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归还淮南淮盐销地；安陆、襄阳、郧阳、荆州、宜昌五府以及荆门州，仍然准许川盐借地销售；湖南只允许岳州、常德、澧州三处行销川盐，岳州、常德也应当划归淮盐地界，澧州暂时允许销售川盐。户部商议批准。光绪二年，贵州平定肃清，御史周声澍上奏，说四川盐原有引地已经收复，请将湖南、湖北各府州全部划归淮南淮盐销区。户部同意这个请求。于是沈葆桢上奏称，湖北川盐厘金，每年上报户部一百五十多万串铜钱，折合白银不足九十万两，请令淮盐商人承包缴纳这笔款项。但湖广督抚认为川盐厘金收入稳定，担心包饷不可靠，联合上奏维护川盐、抵制淮盐。光绪八年，左宗棠再次发文协商，这件事最终没能施行。
长芦盐区，顺治初年只征收盐税二十万二千多两。顺治十二年，依照明代旧制，查出宁饷、酬商、滴珠、缺额等款项，照旧征收解送。康熙年间，又增加税额、增加盐引，达到四十二万六千多两。乾隆末年，因为连年拖欠盐税，被参奏革职的官员很多。于是盐商共同商议，除正税之外，每引捐银二钱，用来弥补亏空，称作参课。到道光末年，税额越来越重，荒废盐岸越来越多，于是又增加悬岸课，每引缴银四分，但依旧不足以弥补亏空。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时上奏：“认领盐引的商人已经缴存寄存库银一千多两，应当给保商设定三年期限。拖欠税款如果在期限之内，向本商追缴二成；另外一成由盐纲总商和出具担保的散商分摊赔偿；超过期限就不再追责，避免盐商畏罪逃避。”朝廷采纳。
当时管理盐务的大臣，除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之外，左宗棠、丁宝桢也以善于治理盐政闻名。同治初年，左宗棠任浙江巡抚，上奏说：“自从金陵陷落，淮盐侵入杭州、嘉兴、松江三处盐场，只有绍兴盐场勉强支撑。之后多处食盐地界失守，浙江全省也被攻占。等到浙东收复，才下令绍兴暂时办理票盐；省城以及嘉兴、湖州相继平定，旧盐商无力转运销售。请求将四处盐场全部改为票盐，设立盐局核查销量。”户部批准。同治十年，御史奇臣上奏：浙东各府盐局，商贩盐运到之后，故意压低盐价，方便盐行收购，随后抬高价格转卖，利润落入私人口袋，应当裁撤盐局。户部下令巡抚杨昌濬核查回奏。不久杨昌濬回奏：两浙盐务原本为先缴税、后领盐。改为票盐运输之后，因为盐商财力薄弱，只先缴纳一半税银，另一半税款等食盐售出之后补缴。提议裁撤盐行，保留府局，督促征收后半部分税银。朝廷批复准许。
福建盐务，乾隆年间，西路延平、建宁、邵武三府所属十五州县，东路福宁府所属五州县，南路闽侯二县，由商人承办，称为“商帮”。南路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四府所属二十一厅州县，由官府承办，称为“官帮”，又叫“县澳官帮”，包给商人经办，这类承办商人称为“朴户”。后来统一调配西路各商代销，于是产生“代额”的名目。商帮因为税额较轻，愿意承运，但是本税反而拖欠。嘉庆初年，推行带征与减引的办法。不久废除代额制度，时间一长，盐商接连破产倒闭。道光元年，改为抽签选定盐商。往年积欠税款全部转嫁给新盐商；加上盐场管理废弛，官员驻守省城，任由海船装运食盐私下买卖，称作“便海”，滋生大量弊病。道光二十九年，盐商再次大批破产，改为官运；承办官吏把一半运输成本纳入私囊。福建销售食盐，乾隆时期使用团秤，每一百斤折算成部砝秤一百六十斤，用三十斤抵偿损耗。嘉庆年间，改用部砝秤，不再发给耗盐。担引折算篷引，每一百斤只发给四十二斤，却要当作一百斤售卖，并且缴纳一百斤盐的税额，所以亏损越来越严重。之后盐法屡次变更，越改越坏。同治四年，左宗棠担任闽浙总督，奏请改为票运，下令盐场官员驻守盐场。西路以原有引商作为票商；县澳地区以朴户作为贩运人，用盐道发放的票证代替盐引，称作“贩单”。西路三十引申领一张票，东南两路和县澳一百引申领一张票，因为西路每引盐重六百七十五斤，东南路和县澳每引盐重一百斤。裁撤杂税，规定正税每两加收耗银一钱，在申领票证时缴纳。另外抽取厘金五钱，在食盐行销各地设局征收。西路每引征收白银四两五钱多，东南路及县澳每引四钱四分多。后来因为西路税负过重，上奏减免，每正税一两随征厘金四钱。所有历年旧欠款项全部豁免。公款利息免除，公款本金责令分期归还。当年征收税、耗、厘金银四十多万两，附带追缴旧欠税银十九万多两，就以四十万两定为每年正税定额。推行数年，盐商满意，私盐贩销收敛。
陕西花马池盐税，一向由布政使收纳。同治十二年，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因为西部边疆用兵，将盐税改为征收厘金，在定边设局抽收，称作花定盐厘。于是陕西盐利归入甘肃。
起初四川盐，以云南、贵州作为边岸销地。贵州销岸又分四路：从永宁出发的叫永岸；从合江抵达贵州仁怀的叫仁岸；从涪州出发的叫涪岸；从綦江出发的叫綦岸。到此时运盐商人困顿衰败，能维持销路的办法，只有销往湖北。等到淮南收回原有盐引地界，积压盐引多达八万多道，积欠羡截银上百万两。光绪初年，丁宝桢担任四川总督，推行官运商销，先从贵州口岸着手，拟定十五条章程：裁减浮滥经费；清理积压盐引；酌情核定代销；官府局运、商人销售；同时办理计岸盐务；盐引归盐局统一分配；延长奏销期限；严格规定交接盘查；谨慎管理出纳；认真征收贵州盐厘；足额支付船运费用；删减引底（引底，是运商向坐商租赁盐引配盐，每引付给坐商二十多两白银，由商总统一收取，用来缴纳课税羡截、领缴引费，以及官吏委员收取的课税规费、商局公费；剩余二两分给各个坐商。历年羡截银运商已经上缴，本应全部革除。只因实行已久，暂且允许保留一两）；增设办理票证人员；酌情保留津贴；酌情给予奖赏叙官。在泸州设立总局，四个口岸各设分局，委任道员唐炯担任督办。之后接手办理云南口岸。川盐销往云南，只有昭通、东川两府设有张窝、南广两局，称为大滇边、小滇边。云南口岸办理难度高于贵州，因为云南本地自产盐，私盐越界最为容易。丁宝桢筹划堵截办法，历时五年才开始运盐。
推行官运商销之后，除当年边岸、计岸额定盐引全部售清之外，还附带销售积压盐引一万多道，征收税、羡截、厘金以及各项杂款一百多万两，但奸民觉得不便。恰逢朝廷派遣恩承、童华到其他盐区查办事务，抵达四川。富顺县富绅王余照假借灶户名义递状控告，请求改为官督商销。皇帝下旨询问丁宝桢。丁宝桢上奏说：“官督商销，好处由官府和商人共享；官运官销，权力全部归于官府，两种制度弊病都很大。只有官运商销，官府和商人可以互相牵制约束。”不久控告案件审讯清楚，丁宝桢上奏请求抓捕查办控告之人。到光绪末年，各计岸盐务大多改为官运。
除此之外，奉天盐务，原先征收盐税，后来改为推行盐引；康熙年间停止，一百七十多年没有征收盐税。同治六年，奉天将军都兴阿奏准推行抽收盐厘的办法，每盐一份征收东钱一千文，用作本地军需。光绪三年，将军崇厚请求增加到二千四百文。光绪八年，将军崇绮再次请求再加二千四百文，名叫四八盐厘，用作练兵经费。光绪十七年，户部筹措军饷再加二千四百文，名叫二四盐厘，作为解送户部的款项。光绪二十四年，将军依克唐阿再加一千二百文，名叫一二盐厘，用作办学经费。这三项统称八四盐厘。光绪二十八年，将军增祺又上奏设立督销局，每斤盐加收制钱四文，称作加价，用作官府本钱。原本议定官府设局收购食盐，建仓储运销售，名义叫督销，实际就是官运。恰逢日俄战争爆发，这项制度没能落实。光绪三十二年，将军赵尔巽请求裁撤督销名目，在奉天设立官盐总局，吉林、黑龙江设立分局，允许商人到盐滩纳税运销。光绪三十三年，东三省设立行省，总督徐世昌又把官盐总局改为东三省盐务总局，吉林、黑龙江才正式实行官运。起初每年征税银二十四万或四十万两；赵尔巽到任后，盐税达到一百万两，之后增至一百四十万两。
蒙古盐一向归藩部管理。销往陕西、甘肃的，以阿拉善旗吉兰泰池盐最多，俗称红盐。道光以前，任由百姓贩运销售。咸丰八年，才招募商人承运，每一百斤收税银八两。同治年间，遭遇回乱，盐商困顿，税款拖欠。左宗棠将盐税改为厘金，每斤加征制钱五文。销往山西的，也是红盐最多。嘉庆初年，阿拉善王进献吉兰泰盐池，由官府招商运盐，把口外各厅、大同、朔平二府，以及太原、汾州等下属原本食用土盐的州县，划定为吉兰泰盐的引地。嘉庆十七年废除这套制度。凡是盐进入内地，在杀虎口征税，每斤一分五厘。另外还有三种蒙古盐：鄂尔多斯旗盐；苏尼特旗盐，俗称白盐；乌珠穆沁旗盐，称为青盐。起初按照老少盐旧例，允许在内地销售。嘉庆末年开始征税。到光绪年间，全部改用抽厘制度。
直隶境内流通青盐、白盐。光绪二十八年，察哈尔都统上奏请求抽收厘金，每斤收制钱四文，每年大约得银十二万多两。第二年，热河都统也照此抽收，每斤五文。同年直隶总督又请求在张家口设立督销局，在口外设盐场收购食盐，招商承办，每千斤盐包缴纳税银二两，每年大约得银三万多两。光绪三十三年，热河也设立盐局，每一百斤征税银四钱。宣统元年，减为二钱五分，每年大约得银六万多两。
新疆原本任由百姓自行贩卖食盐。光绪三十四年之后，才在精河盐池征税一万四千四百两，迪化征税五千一百两，鄯善征税二千四百两，其余地方依旧不征税。
起初盐厘首创于两淮南北，税额都很重。曾国藩整顿两淮盐务之后，厘金略微降低。之后为恢复淮盐纲法，又商议加重四川盐厘。咸丰五年，规定花盐每引一万斤抽厘金八两。后来商贩私自加到一万七千斤，四川总督骆秉章奏请按增加的斤数每引加抽十七两，合计正厘二十五两。之后各省纷纷效仿加征。光绪年间开始流通铜圆，盐价暗中上涨，在厘金之外又商议加价。
盐价加价起源于雍正时期。长芦盐价，康熙二十七年规定每斤银一分四毫到一分二厘六毫不等。雍正六年，巡盐御史郑禅宝上奏：“盐商缴税用白银，百姓买盐用铜钱。康熙年间，白银一两兑换制钱一千四五百文，一斤盐价钱十六文。如今白银一两兑换铜钱二千文，但盐价不变，有的甚至降到十三四文，把铜钱换成白银，不足以抵偿原来的税额。应当请户部大臣会同直隶总督详细商议。”雍正十年，经奏准每斤盐加征银一厘。乾隆之后推广到其他省份，本意只是体恤盐商。嘉庆五年，长芦巡盐御史观豫，因为四川、湖北战乱未平，上奏请求盐价加价，补贴军费。嘉庆皇帝下谕：“为筹措军饷侵扰百姓，朕不会这么做。百姓每日食盐花费只一二文，如果加价，所有人都会受累。而且私盐贩卖必然因为盐价过高兴起。”不久因为河工经费所需，道光之后盐价加价事例更多。光绪二年，筹办西征粮台，户部侍郎袁保恒上奏请求全国食盐每斤统一加价二文，因为两江总督沈葆桢极力反对，这件事作罢。
之后兴办各项新政，经费无不取自盐利。光绪二十年，因为日本挑起战事，沿海设防，户部发文各省每斤盐加收二文。光绪二十七年，为筹措赔款，加价四文。光绪三十四年，用来抵补鸦片税，再加四文；一半补贴练兵经费，一半拨给产盐省份使用，这是最主要的几次加价。当时地方官员召集盐商商议，全都担心食盐滞销，但大势不能停止。自此盐税收入，相比道光之前又增加数倍。但长芦盐区遭受义和团战乱，盐商资本损失，只能借外债。山东盐引票地，同治六年部分改为官办，弊病很多。河东依旧官民并运，但销路不畅。福建票盐、四川官运盐务都是如此。广东潮桥盐务，原先官运，到这时连同六柜全部改为商办，成效很差。云南子井，留存的已经很少。淮盐、浙盐衰败尤其严重。
宣统元年，度支部尚书载泽上奏：“淮南因为海岸东移，卤水浓度逐渐变淡，石港、刘庄等盐场产盐减少，金沙场已经不再产盐。淮北三处盐场，靠近大海，卤水浓度尚足，只是晒盐依靠砖池，按旧例要依照盐池数量核定盐引。近年在原有砖池之外，大量扩建盐池地基，甚至新池已经增建，旧滩还没有划清边界，导致产盐数量没有限制。淮南盐商同德昌在淮北扩建盐池，北方盐商深感不便。两浙产盐旺盛，首推馀姚、岱山，其次是松江袁浦、青村、横浦等盐场，都是板晒盐。杭州、嘉兴、宁波、绍兴下属各煎盐盐场，卤水原料也要从馀姚购入。近年卤水、柴草价格高昂，生产成本上升。盐商放弃煎盐改用晒盐，灶户废弃盐灶停止煎盐。煎盐产量日渐萎缩，龙头、长亭、长林等盐场长期缺产，盐务重心转移到馀姚、岱山。馀姚海滩距离盐场遥远，岱山孤悬海外，原本没有盐场。虽然设立盐局修建盐仓，但官府收购量有限，民间私自晒盐无穷无尽。这是各产盐地现状。淮盐、浙盐各有固定引地销区。河南西平、遂平早已成为废弃盐岸；湖南衡州、永州、宝庆三府以及靖州，本属淮盐地界，却销售广东盐；湖北安陆、襄阳、郧阳、荆州、宜昌五府以及荆门州，本属淮盐地界，却销售四川盐；浙江温州、台州、宁波、处州等地，只抽取厘金，没有推行盐引。就目前形势看，淮北盐由三类商贩转运，对口岸实情多有隔阂，票贩不关心口岸销售情况，河南盐贩又常常迁怒湖贩，弊病在于盐商群体互不协同；各省抽税，也损害盐商利益。淮南设立四岸督销局，权力等同于盐运使，盐运使无法节制督销局，分销盐务也不完全受督销局管辖；弊病在于官府权力互不统属，盐商群体涣散，自身造成盐务困境。浙江盐场，离盐场近的分肩引、住引；离盐场远的，分纲地、引地。加上官办、商包，制度不一，繁杂破碎，只能不断修补。食盐捆包出场，沿途局卡刁难、船户夹带私盐，这些弊病都无法根除。这是食盐销售口岸的现状。淮盐销往江苏、安徽，和浙盐、山东盐引地相邻；销往河南口岸，和山东盐、长芦盐引地相邻；销往江西西岸，和浙、闽、粤盐引地相邻；销往湖南、湖北两岸，和川盐、鄂盐引地相邻。湖北襄阳、樊城，又被长芦私盐、河东私盐侵入；湖南衡州、永州、宝庆，被广东私盐占据。两浙盐引地界，江苏、安徽、江西西岸都和淮盐交界；就算本省温州、台州等地，也被福建私盐侵入，地界犬牙交错，争端不断。近年京汉铁路通车，贯穿河南向南，淮盐、长芦盐的竞争更加激烈。将来津浦、粤汉等铁路修成，淮盐地界四面都要面对竞争。以上说的还只是邻省私盐。更严重的是，安徽、河南同属淮盐地界，安徽颍州与汝州、光州地界相连，因为安徽盐加价低，盐贩把盐卖到河南口岸；台州、处州同属浙江地界，处州缙云由台州盐商承办，又因为包缴厘金数额低，侵入处州府。江西建昌早已是废弃盐岸，近期设立官运局想要收复，靠压低盐价对抗私盐，抚州已经面临私盐倒灌的危机。上海租界向来是私盐集散地，近期设立机构筹划官盐销售，却越界运盐，江苏属地多有指责。出现淮盐侵占淮盐、浙盐侵占浙盐的情况。大凡有利之处，人人争相趋往，本不容易遏制，只能依靠严格缉私。但兵弁疲弱，不能制服私盐贩子，反而骚扰平民。地方官也认为纲盐制度久已废弃，不承担责任，漠然置之。这是引地交界地区的现状。近年筹措经费，盐税是大宗收入，淮盐、浙盐地处全国腹地，关系全局最为紧要。想要整顿盐务，必须统一事权。拟请求将全国盐务归本部总管；产盐省份，督抚担任会办盐政大臣；食盐行销省份，督抚都加授会办盐政大臣头衔。”皇帝批复批准。文中所说南商扩建盐池，是光绪三十三年，淮南食盐不足供应，在淮北埒子口苇荡左营增建新盐池，称作济南盐池。光绪三十四年，北方盐商声称损害旧盐池销路，两江总督张人骏下令按照淮南缺盐额度，以十万引为上限。三贩转运：淮北票盐旧例，票贩从盐池运盐到西坝，卖给湖贩；湖贩再运到正阳关，按轮卖给岸贩。
载泽接受督办盐政大臣任命，设立盐政处，将全国盐务分为八厅，优先筹划淮北盐务。四项章程：收复西平、遂平废弃盐岸；撤出淮盐边界的长芦盐店；体恤道路捐税带给盐商的负担；包缴河南省厘金。载泽行文与河南巡抚吴重熹商议，唯独最后一条吴重熹坚持维持旧制。载泽又上奏，决定在西坝设立盐厘总局，临淮关设立掣验局，其余所有局卡全部裁撤；三类盐贩统一改为岸贩，准许直接到总局缴纳厘金与加价。每引折合银币二元二角，折算库平银一两六钱多，一次性缴清。本地土盐销地酌情减银币四角，折合白银一两二钱，相比原有税额减少三成。这是宣统二年七月的举措。
直隶张家口外收购蒙古盐的各盐场，一向由商人承包。宣统元年，改为公司经营；到此时再次改为设立官栈，各厅州县作为盐引口岸，由商人承包盐引，每年二万引，征税银十五万七千两。四川归入地丁征收盐税的地区推行票运，咸丰之后扩展到六十八厅州县，官运盐务常常被票盐阻碍。到这时上奏核查盐井盐灶，以现有数量为定额，严禁私自售卖，杜绝票盐私贩。宣统三年，动用大清银行白银七百万两、直隶银行六十万两，替长芦盐商偿还外债，收回三十六处引地改为官办，在天津设立盐局。永平七州县，道光年间由州县征收盐税；光绪二十九年，设立官运局。到这时连同新河、平乡两县没有盐商认领承办的盐岸，全部归天津盐局管理。
当初和各国通商，违禁货物禁止进出口，食盐就是其中一项。但是奉天大连、旅顺，吉林长春，有日本盐；吉林珲春、延吉，有朝鲜盐；黑龙江满洲里、黑河，吉林东宁，有俄罗斯盐；广西镇南关，云南蒙自，有法国盐；香港、澳门，私盐不断侵入内地。山东胶州湾租借给德国，德国侵占即墨盐场；奉天辽东半岛先租俄国，后转给日本，占领金州盐滩；复州交流、凤鸣两岛，曾经有收购馀盐、派员缉私两种方案。后来缉私方案推行，收购私盐一事作罢。广东广州湾租借给法国，吴川茂珲盐场被法国人占据，把盐运到香港和越南销售，再偷运入内地，全部破坏盐法。治理盐政的官员，应当妥善处理后续弊端。
志九十九
食货五
钱法 茶法 矿政
钱法
太祖最初铸造“天命通宝”铜钱，分满文、汉文两种，满文钱币规格比汉文钱币更大。天聪年间沿用旧制。世祖定都燕京，大规模开设铸钱局，才确定钱币的等级。户部设立宝泉局，工部设立宝源局，铸造“顺治通宝”。制度规定，用七成红铜、三成白铜配比铸造铜钱。一千枚钱为一串，二千串为一卯，每年铸造三十卯。每枚钱重一钱。顺治二年，增重二分，规定七枚铜钱抵白银一分，旧钱两枚抵一分。百姓普遍觉得铜钱昂贵，不久改为十枚铜钱抵白银一分。各省、各镇依照制式开铸，先后开设山西、陕西、密云、蓟州、宣府、大同、延绥、临清、盛京、江西、河南、浙江、福建、山东、湖广，以及荆州、常德、江宁三府铸钱局。顺治五年，停铸盛京、延绥二局。六年，把大同铸局迁到阳和。七年，开设襄阳、郧阳二府铸局。八年，停止各府、各镇铸钱。十年，重开密云、蓟州、宣府、阳和、临清铸局。起初户部认为新铸铜钱充足可用，前代钱币只有崇祯钱暂时允许流通，其余旧铜准许上缴官府，官府按价收购；同时禁止私铸小钱、伪钱，重申旧钱禁令。后来旧铜上缴迟迟不能完成，通令全国，限期三个月全部上缴；逾期还在流通旧铜铸币，治罪。
当年朝廷商议疏通钱法，以顺治八年增重后的一钱二分五厘作为标准。钱币背面左侧铸汉文“一厘”二字；右侧，宝泉局铸一字“户”，宝源局铸一字“工”；各省、镇铸钱，一并铸造开局地名一字，例如太原增“原”字，宣府增“宣”字。一千枚铜钱折合白银一两，定为全国统一通行的制度。禁止私设铸钱局，违犯者按贪赃枉法论罪。当时官铸铜钱积压滞销，官府采用收放调节的办法，将京内、外钱局所铸铜钱搭配发放俸禄军饷。征收钱粮旧例，白银七成、铜钱三成，全部定为法令。但各省局铸造铜钱质量粗劣，私铸趁机兴起，官钱最终壅塞无法流通。于是全部停止地方铸钱，只依靠宝泉、宝源两局，铸造精铸一钱四分重钱，钱币背面使用满文，增加私伪造币的难度。正在流通的劣质旧钱，限期三个月销毁。修订私铸律法：首犯和铸钱工匠判处斩刑，财产没收入官；从犯、知情收买使用者，总甲、十家长知情不告发，地方官知情包庇，分别判处斩、绞；告发私铸的人赏银五十两。
顺治十七年，恢复各省铸钱，令钱币遵照重钱制式，背面同时使用满文、汉文。康熙元年，铸造新帝纪元年号钱，此后新君即位改元，都按这个惯例铸钱。高宗禅位之后，铸造乾隆钱十二万、嘉庆钱十八万，不属于常例。自从改铸一钱四分重钱，不法百姓常常销毁官钱熔铜牟利，于是律法规定这项罪名处罚等同于私铸。又下令禁止打造铜器，目的就是防止销毁铜钱。康熙十八年，严格重申禁令；兵器、乐器之类，允许打造五斤以下的铜器。这时重钱被销毁的情况减少，铜钱价值昂贵。康熙二十三年，采纳钱法侍郎陈廷敬提议，恢复一钱重的旧制式。时间久了，铜钱依旧价高，于是颁布钱价禁令，白银一两兑换铜钱不得少于一千文，但钱价始终不能平稳。康熙末年，白银一两只能兑换铜钱八百八十到七百七十文。官府调拨五城平粜所用铜钱兑换白银，以此平抑钱价。
自从禁止旧钱流通，福建地处偏远，民间依旧混用旧制铜钱。康熙二十四年，福建巡抚金鋐上奏谈及此事。学士徐乾学上奏说：“从古至今，新旧钱币一并流通，听从百姓方便。”他列举历代事例，认为从汉代五铢钱开始，从来没有废弃古钱只用当代钱币。隋朝销毁古钱，明代天启之后尽数搜罗古钱熔铸新钱，是币制大变。而且币制出现弊病，还可以依靠古钱调剂，朝代更替依旧允许古钱流通。何况福建地处岭外，应当允许百姓继续使用旧钱。”皇帝认同他的说法，全部放宽旧钱、废钱的禁令。同年规定旗人私铸、私毁铜钱，按律法治罪。康熙四十一年，恢复旧制铸造轻钱，私铸再次兴起。大臣请求停铸小制钱，重新铸造一钱四分重钱，新旧钱币暂时并行；新钱一千枚折合白银一两，旧钱一千折合白银七钱。皇帝下诏准许。但私铸始终不能根除。
康熙四十五年，山东请求铸造大钱。恰逢查获常山私铸案件。皇帝认为私铸不只是铸造大钱，更多是销毁官钱取铜，应当先收购、后禁绝。于是规定征收钱粮时，白银一两折合收铜钱二千文；铜钱收完之后，再收购民间铜器。户部认为新钱不足，请求延期，五年之后销毁旧钱重铸。两年之后，襄阳私铸铜钱藏在漕船运入京师。大理卿塔进泰奉命会同查办，上奏请求严格禁止收购销毁；再次犯私铸、私贩，按律法严惩，船户、押运武官同私铸同罪；地方官知情不报，判处斩刑，家产没收；失于察查，革除官职。法令更加严苛。
官局铸钱所用铜料，康熙四十四年起，同时开采云南铜矿。雍正元年，巡抚杨名时上奏请求每年运送滇铜入京。朝廷商议，就地铸钱更为便利，于是开设云南大理、霑益四处铸钱局，铸造运往京师的钱币，钱币背面文字为“云泉”。皇帝认为钱币是国家宝器，改名为“宝云”；同时令各省铸局钱币，背面首字为“宝”，后面是省名，全部使用满文。之后运京滇钱时铸时停。
乾隆二年，因为铜钱价格长期居高不下，下令大兴、宛平设立钱币交易官方牙行，平抑钱价。皇帝考虑销毁官钱熔铜危害极大，更加严格推行铜器禁令。官员三品以上才准许使用铜器；原有铜器限三年内上缴官府；逾期私藏禁铜器物，按私藏违禁品论罪；禁令颁布之后仍打造铜器，按私铸从犯治罪。通令全国禁止打造铜器。不久限制更加严格，只有一品官员准许使用，其余全部禁止，私藏私用都按违禁论处。乾隆十二年，皇帝认为钱币过重则容易被销毁，过轻则私铸泛滥，下令恢复一钱二分旧制式。十三年，订立剪磨钱币边缘取铜的律法，罪犯判处绞监候。此前尚书海望认为禁铜令祸害百姓，上奏陈述四项弊端，高宗认同，于是废除禁铜、收铜的法令。
又因为京师铜钱价格高昂，白银一两仅换八百文。皇帝下诏调拨工部节慎库的铜钱平抑市价。御史陶正靖上奏，钱价不平，弊病在于经纪奸商破坏钱法，皇帝当即下令裁革钱币经纪。浙江布政使张若震提出，铜钱昂贵根源在于销毁取铜。如果铜料中搭配铅、锡，铸成青钱，销毁就无利可图。试验有效，于是采纳他的建议，青钱和黄钱并行流通。订立私铸铅钱禁令，首犯与工匠绞监候，从犯和知情收买者减一等治罪。严格禁止贩运、囤积制钱，囤积铜钱达到一百千文以上，按违例论罪。皇帝对大臣下谕：“现在所谓的禁私办法，都只是补救弊端，不能从根源解决。物价以白银定价，不以铜钱定价。官府百姓却都习惯用钱、不方便用银，追逐利益之人利用银钱比价涨跌牟利，本末倒置。今后应当重用白银，各省官府工程、民间大宗买卖，全部使用白银结算。”
乾隆二十二年，两广总督李侍尧请求禁止旧钱、伪钱。皇帝认为民间混用吴三桂铸造的“利用”、“洪化”、“昭武”等伪钱，只令百姓自行检出，官府回收熔铸，旧钱依旧允许流通。二十四年，平定回部，在叶尔羌颁发铸钱范式，铸造“乾隆通宝”，每枚重二钱，背面铸叶尔羌地名，左侧满文，右侧回文，使用红铜；销毁旧普尔钱重铸。两年后，阿克苏请求铸钱，依照叶尔羌成例。又准许西藏铸造银币，分重一钱、五分两种，文字为“乾隆宝藏”，背面是唐古忒文字，钱币边缘刻纪年。这两类钱币，只在回疆、西藏流通，内地不用。二十九年，下令回疆铸钱永久使用乾隆年号。
到乾隆中期，铜钱昂贵，各省增加熔炉扩大铸钱，钱价暂时平稳。恰逢铜料运输迟滞，商人囤积抬价，妨害钱法。朝廷通饬督抚，不要轻易上奏请求停炉、减少铸钱定额。乾隆末年私铸更多，四川、云南、贵州是私铸大本营，私钱流传到江苏、浙江。云南、贵州官钱局也因为管理不善停铸。律法虽然严厉禁止私铸，却常常允许官府收购旧钱销毁。不法之徒借此谋利，私钱源源不断。五十七年，湖广总督毕沅请求收购私钱，不设期限。皇帝认为湖北是私钱汇集之地，不去设法禁绝，反而预先寻找推卸责任的办法，下令严查私贩，依旧放宽收购期限两年。五十九年，官钱私钱混杂流通，铜钱贬值，于是暂时停止各省铸钱，私钱限期一年收缴；官吏借机从中舞弊。嘉庆元年，恢复各省铸钱。嘉庆十年，各省铸炉没有全部恢复，铜钱再次涨价，通令各省督抚按定额鼓铸。但是从此局内私铸、民间私铸接连不断。京师铸局钱币，钱郭、钱肉模糊薄脆；宝苏局铸钱掺沙子，落地就碎。贵州、湖广私铸盛行，江苏官局、私局隐秘造假。道光年间，福建、广东流通“光中”“景中”“景兴”“嘉隆”等外国钱币，奸民贪图利润，仿造私铸。贵阳大定官局另外铸造大底大钱，币制从此更加败坏。
当时中外通商，以货物交换白银，外国船只违犯禁令，每年白银外流数以千万计。御史黄中模、章沅都上奏论说此事。大髻、小髻、蓬头、蝙蝠、双柱、马剑各类外国银元，悄悄流入内地牟利，从福建、广东流通到黄河以南。洋商又把银元带到各海口，表面买卖货物，暗地里收购白银，外国银元越来越多，纹银减少而价格上涨。皇帝忧虑白银流失，命令两广总督严格执行禁令，但禁令没有限制外国银元；国内仿铸的广板、福板、杭板、吴庄、行庄银元，依旧消耗国内白银。御史黄爵滋请求一并禁止白银出口，订立专门条款，从重惩处。道光十七年，下诏沿江沿海督抚、海关监督，令下属严查白银偷漏，考核功过，施行赏罚。但国内白银依旧枯竭，白银一两常常兑换铜钱二千文。大臣谋划抬高铜钱价值，削弱白银地位，提议却无法施行。
早在道光中期，白银大量外流，银价上涨，朝廷内外都想发行大额钱币来挽救财政危机。广西巡抚梁章钜上奏陈述大钱的好处。咸丰帝即位之后，四川学政何绍基极力请求发行大钱，借古制来救治当下的财政困境。皇上起初并不赞同，但最终还是将大钱和户部官票、大清宝钞一同推行。
纸币在顺治八年曾经发行过，每年印制十二万八千多张，推行十年就废止了。嘉庆年间，侍讲学士蔡之定请求发行纸币。咸丰二年，福建巡抚王懿德也上书提议。朝廷商议后，认为阻碍太多、难以施行，驳回了这个提议。
这时候白银短缺、国库空虚的问题十分严重，军费、河工饷银耗掉国库银两达二千数百万两，筹划国家财政的官员，大多请求发行官票。第二年，咸丰帝命令户部召集大臣集体讨论。惠亲王等人奏请命令户部印制钱钞，和银票互相配套同时流通。
官票、宝钞用皮纸制作。官票票面顶端写 “户部官票”，左边满文、右边汉文，都是双行书写；中间标明 “二两平足色银若干两”，下方文字：“户部奏行官票”。凡是拿官票兑换白银、铜钱的，和白银同等价值；并且允许按照户部规定的条例，搭配缴纳官府各项赋税款项。伪造官票的人按法律治罪。票的边缘印有龙纹。
宝钞票面顶端写 “大清宝钞”，汉字横向并列，中间标明标准足值制钱多少文；旁边八个字：“天下通宝，平准出入”。下方文字：“此钞即代制钱行用，并准按成交纳地丁钱粮一切税课捐项，京、外各库一概收解”。宝钞的边缘纹饰和官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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