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四年，中法商约订立：一，准许法国商船前往五口通商，不得进入其他口岸以及沿海私自交易，违者货物没收归官；二，法商出入五口，按规定缴纳货税、船钞之外，不再征收其他规费；三，商船进港两天内不递交船牌货单，领事照会海关，每逾期一天罚洋五十元，但罚款不超过二百元；没有海关牌照擅自开舱卸货，罚银五百两，货物一并没收；四，船只进港没有卸货，两天之内可以转赴别的口岸，就在该口岸纳税；五，船只进港两天之内缴清全部船钞，一百五十吨以上每吨纳银五钱，一百五十吨以下每吨一钱；六，估价货物如有损坏，可以核减税额；七，船只进口按卸货数量缴税，剩余货物转运其他口岸销售，就在该口岸缴税。道光二十五年，中比商约订立，按章纳税缴船钞。道光二十七年，中瑞挪商约订立，税、钞条例相同。

咸丰四年，在上海设立江海关于。咸丰八年，重新订立中英条约：一，牛庄、台湾、登州、潮州、琼州等口岸，都准许开埠通商；二，值百抽五的货税，很多货物价值逐渐下跌，应当重修旧税则；本次新定税则，若要修改，以十年为限，必须提前六个月通知，否则照旧章缴税，再等十年；三，子口税值百抽二点五，如果一次性缴清，洋货在进口、土货在第一关纳税领票之后，其他关口不再重复征税；四，英船缴纳船钞领取执照之后，四个月内不再重征；五，货船进港两天之内，缴清全部船钞；六，英商自用小艇，如装载应税货物，每四个月缴纳一次船钞；七，商货纳税之后转运其他口岸，原包装不变，免征重税。同年，准许法国商人在潮州、琼州、台湾淡水、登州、江宁通商，纳税缴钞与有约各国标准相同。

咸丰九年，设立粤海关于广州。准许俄国人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七口通商，税则参照各国条例。中美条约也照此办理，并且准许在潮州、台湾两口开市，依照新章纳税缴钞。咸丰十年，设立潮海关于汕头。准许英国人在汉口、九江通商。任命英国人李泰国担任总税务司，协助管理各口岸税务。设立天津、牛庄、登州三口通商大臣。咸丰十一年，设立浙海关，归宁绍台道监督；津海关归通商大臣统辖。同时设立闽海、镇江、九江三关。规定各国洋税从前一年八月起，每三个月结算上报一次，四次结算做一次全年奏销。英、美两国在九江、汉口开埠，俄国也在汉口通商，于是订立长江以及各口通商章程。洋货进入长江，在上海缴纳正税与子口税；土货出口，缴纳出口税；复运进口时，缴纳一笔正税，可以扣减二成；如果只缴半税，则不扣减二成，再运入内地，依旧缴纳厘金。同时订立中德商约，税约条款与英国相同。

同治元年，设立厦门关。五口通商事务归通商大臣兼管。同治二年，设立东海、台南、淡水三关。免除英租界洋货的厘金，并且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处口岸；沿江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准许英国轮船临时停泊，用民船装卸货物。除洋货凭半税单查验之外，土货只准许上船，不能就地卸货售卖。另外英商自行收购土货，如果不是运出海，不能援引子口半税条例。同年订立丹麦、荷兰商约，纳税缴钞参照英国条例。同治三年，设立山海关于牛庄。订立日斯巴尼亚税则，依照咸丰八年各国条约。第二年，订立中比条约，税钞标准相同。又修订法国船钞章程：凡是商船进港纳税之后，转往别的口岸，往来安南法国各埠以及附近日本码头，海关发给执照，超过四个月再缴纳船钞。最初粤海关收税，常税洋税不分，至此规定洋船运载货物征收洋税。同治五年，订立中意商约税钞，商船进港谎报货物，罚船主五百两，其余条款参照法国条约。

同治八年，订立奥国商约税钞，全部参照意大利条约。另订立中俄商约：一，边界百里之内，以及前往蒙古各盟贸易，免征赋税；二，俄商运货到天津，进口税减免三分之一；留在张家口的货物缴纳正税，如果再转运通州、天津，不再征税，并且退还在张家口多交的一分税款；三，由天津转运俄国货物到其他口岸，必须补齐减免的那部分税款，其他口岸不再重复征税；如果再转入内地，另缴子口半税；四，运输土货、洋货由水路进口，纳税参照各国条例；五，在天津、通州运送土货陆路回国，照常缴纳正税，不再征税，沿途不得销售；六，在天津运送复进口土货陆路回国，纳税之后，限一年内启运，不再征税，退还复进口税，沿途不得销售；七，在天津或者其他口岸转运别国货物陆路回国，已经缴纳正税、子税，不再征税；只缴正税的，需要补缴子税；八，议定税章试行五年，期满想要修改，提前六个月照会。同治九年，设立江汉关。裁撤三口通商大臣，东海、山海二关归直隶总督统辖，另设津海关道，监督新关、钞关。

光绪三年，设立芜湖、宜昌二关，分别归徽宁池太广道、荆宜施道监督；琼海、北海二关，归粤海关兼管。又设立瓯海关于温州。光绪六年，续订中德商约：一，中国同意除宜昌、芜湖、温州、北海此前新增口岸，沿江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此前作为装卸客货地点之外，允许德国船只在吴淞口停泊装卸货物；二，夹板船进港，停泊十四日，船钞减半；三，船货报关谎报漏报，处罚船主，罚款不得超过五百两；四，德商运土煤出口，每吨征收正税三钱；五，无执照冒充引水人员，罚款不超一百两；六，船只损坏，准许在各口岸修理，谎称船只损坏偷税，罚款加倍，数额等于偷逃船钞；七，中国船只悬挂德国旗，德国人知情，或是德国船只悬挂中国旗，货主知情，货物全部没收。同年订立中美商约，税钞参照各国条例。

光绪七年，设立嘉峪关，归安肃道监督。修订中俄陆路商约：一，俄货运到嘉峪关，参照天津关条例，征收减三分之一的税，再转运内地，纳税标准参照天津；二，货物运到天津，与执照所载不符，货物没收；经查只是绕道逃避查验，责令缴齐正税；三，在通州运送土货回国，缴纳出口正税；从张家口运回，或是在内地运土货到通州、张家口回国，都缴纳子口税，沿途不得售卖。其余条款同前约。

光绪十二年，续订中法商约：一，中国准许在北圻边界挑选两处地方开埠，设关征税；二，洋货进入云南、广西边关，正税减征三分之一；三，洋货在此关纳税，转运彼关，三十六个月内不再重征；如果转入沿海各口岸，另缴正税。土货在此关纳税转往彼关，只征收复进口税；转入沿海口岸，另缴正税，运入内地仍旧缴纳子口税；四，进出口货物到关超过十八小时不报验，每日罚银五十两，最多不超二百两；申报漏报谎报，货物没收。其余条款同前约。光绪十三年，准许法国人在广西龙州、云南蒙自以及蛮耗开埠通商，洋货进口税减十分之三，出口税减十分之四。不久蛮耗口岸改到河内，并增设云南思茅口岸。从通商各口岸运土货到这四口，征收全额出口正税；抵达四口，按十分减四征收复进口半税。同时订立中葡条约，税钞和处罚条例参照上年中法条约。同年设立拱北关于澳门，九龙关于香港，由粤海关监督。台南、淡水两税改归台湾巡抚监督。光绪十五年，设立镇南、蒙自二关。光绪十六年，设立重庆关。

光绪二十年，开放西藏亚东关，准许英国通商。除禁运货物之外，开关起免征进口税五年。期满之后再定税章照常缴税。另外准许经由蛮允、盏西两路贩运货物，六年之内进口税减征十分之四。光绪二十一年，设立思茅关以及猛烈、易武二分关，归思茅同知兼理。

光绪二十二年，订立中日商约：一，进出口货物参照各国条例，只征收进口税或者出口税；二，已经进口的货物转运其他口岸，不论货主、运货人国籍、船只国籍，船钞、税、厘金以及杂派全部豁免；三，货物运入内地，再缴纳子口税，免税货物则按值百抽二点五；四，出口土货，缴完正税、子税后，限十二个月运往外国；属于禁止外运洋面的货物，出口只缴正税；五，洋货已经缴纳进口税，三年内复运出口，不再征税；六，船钞参照各国条例。同年设立杭州、苏州、沙市三关。第二年，设立梧州、三水二关，以及甘竹、江门二分关。修订英国长江通商章程：一，长江贸易轮船，由上海税务司发放专用执照，一年更换一次，也可以在汉口、宜昌换领；船钞在发照关口缴纳，违者处罚，再犯吊销执照；二，取消出口正税、复进口半税同时缴纳的规定；持有长江专照的轮船，出口、复进口税依照各口岸条例，在装货、卸货口岸分次缴纳；货物装卸调拨查验，也与各口岸一致。

光绪二十四年，设立岳州关以及江海吴淞分关。第二年，设立胶州关。与德国共同议定征税办法：一，胶州设立海关，选派德国人担任税务司；二，海运入境货物不征税，如果从胶州界内运往内地，征收进口税，没有海关准单不得运出胶州界；三，土货陆路运入租界，再水运其他口岸，征收出口税；租界内出产土货，海运入境原料加工成的货品，出口不征税；四，土货进口再转运内地，按条约纳税；五，土货缴纳出口税，转运其他口岸征收半税。同时订立韩国、墨西哥税钞规费，全部参照海关条例。同年设立金陵关，另在三澳设立福海关。光绪二十六年，设立腾越关以及蛮允、弄璋二分关。光绪二十七年，规定距离通商口岸五十里以内的常关，税收由洋关一并征收。光绪二十八年，设立秦皇岛分关。

此前商约大臣盛宣怀、聂缉椝等人上奏，总税务司赫德草拟洋货进口税方案，仿照洋药税厘并征办法，估算货值，在正税、子口税七点二五之外，再加一倍厘金，合计值百抽十五，由海关统一征收，避免各地厘局刁难混乱，货物流通顺畅，洋商或许可以接受。并计划原本出口土货缴纳半税的，改为征收厘金，抵补洋货厘金改由海关并征带来的各省厘金损失，各省厘金收入不会受损。皇帝认为这件事利害关系重大，下发南北洋大臣、各省督抚结合地方情形仔细商议，上奏意见。到这时，与英国订立裁厘加税条约：一，条约生效时，中国承诺除现存常关外，原有厘卡以及类似厘捐关卡全部裁撤；二，英国同意进口洋货提高税率，切实做到值百抽五再加一倍半附加税，抵偿裁撤厘金、子口税与各项捐税；土货出口总税额，不得超过值百抽七点五；三，现有常关保留；有海关而无常关，沿海、沿边非通商口岸，可以增设常关；新开口岸设海关的，可同时设置常关；四，民船运货进出口税额，不得低于轮船进口正税加新增税款总额；土货运到第一个常关，按海关条例征收出口加税，发放执照，一年内无论经哪处关口出口，不再重征；运到租界之外销售，征收销场税；五，土货出口，除正税之外，加征半税，用来抵补裁撤厘捐；生丝出口正税，不得超过值百抽五；六，原本不出口的货物，在销售地征收销场税；民船运到口岸、准备本地销售的土货，不论货主国籍，都征收销场税，租界内不征；七，华洋商人在内地机器纺织纱布，只缴纳出厂税，其余一概免征；机器织造、类似洋货的产品同样适用；汉阳大冶铁厂，国家免税工厂，后续设立的制造局、船坞出产物品，不在这个条例之内。不久与美国、日本、大西洋各国订立同样条约，最终因为需要大量调查核实，一直没能实施。

光绪二十九年，与俄国议定北满税关试办章程：一，铁路运输货物减税三分之一，划定范围，按车站大小，四周距离十里、五里或三里不等；运出划定范围之外，需要补足正税，依照货物入内地章程办理；二，铁路货运减价，属于中俄特别约定；除俄国货物之外，各国货物经东省铁路运入中国都适用本条；三，章程条款如有修改，一年之后再商议。又订立通商进口善后章程：一，税则没有记载的进口洋货，按值百抽五，依照市价估价，以市平折算关平银，扣除杂费，作为货物实价；二，货物尚未报关就卖给华商，以合同总价作为市价；三，海关估价与商人意见不合，由海关、该商本国领事、领袖领事各派一人共同裁定；查出商人申报货值每百两少报二十四两，按海关估定价值征收正税，再按应缴正税的四倍罚款；四，洋船专门装运免税粮食，依旧征收船钞。同年设立澳门分关。

光绪三十年，和德国商定青岛设关征税办法附件一。无论华洋轮船，在内河航行，必须申领关牌，一年更换。初次领牌缴费十两，换领只收二两，每四年缴纳一次船钞。第二年，与德国修改青岛征税办法：一，青岛口岸整体免税，仅在税界内划定区域作为无税区，其余地方征税；二，无税区之外加工制成的货物，出口纳税，税额不得超过原料应缴税款。三水的江门改为正关。光绪三十三年，设立南宁、大连二关，另设安东关及大东沟分关。光绪三十四年，设立滨江关以及满洲里、绥芬河二分关。宣统元年，设立瑷珲、三姓二分关。宣统二年，设立珲春关以及延吉分关。宣统三年，修订东海关各口税则为值百抽二点五，再加收一点二五内地捐，所有规费全部裁免。

自从光绪二十二年裁撤台南、淡水、汉城各关之后，全国海关二十七处。到宣统三年，陆续增设南宁、梧州、三水、岳州、福海、吴淞、金陵、胶海、腾越、江门、安东、大东沟、大连、滨江、满洲里、绥芬河、瑷珲、三姓、珲春、延吉等，海关共四十七处。

此前土药各项税收列入进口税。同治十二年起单独列项统计洋关每年各项税收。咸丰末年，洋关岁收只有四百九十多万两。同治末年，增加到一千一百四十多万两。光绪十三年，一并征收洋药厘金，增至二千零五十多万两。光绪三十四年，达到三千二百九十多万两。宣统末年，合计三千六百十七万余两，是国家财政收入大宗。

厘金抽捐，起源于扬州一地，之后推行全国。咸丰三年，刑部右侍郎雷以諴在扬州治军，最先在仙女庙等镇创办厘捐。当年苏州、常州接连陷落，丁粮、漕粮无法征收，于是在上海设立厘局，筹措军饷；另设江北厘捐，归大营粮台管理。咸丰五年，江西设立六十五处局卡，湖北设立四百八十余局卡，湖南也设立城内城外总分各局；江苏扬州、常州、镇江各府增设小河口、普安、新港、三江营、荷花池五局。御史宗稷辰上奏说：“大江南北设置局卡过多，抽捐名目繁杂。”刑部左侍郎罗惇衍也上奏：“泰州仙女庙厘局官员、士绅、弁兵刁难勒索商人。”皇帝下令酌情裁并局卡，严加查办禁止苛索。

咸丰六年，盛京征收商货、粮食捐税，值百抽一，吉林同样施行。乌鲁木齐吐鲁番征收棉花厘金。咸丰七年，设立湖北厘金总局。咸丰八年，议定河南厘捐，除水烟、药材、茶叶之外，其余货物不再抽收，裁撤陕州、荆子关以及沿河各局卡。同年福建、广西都设立局卡，征收货厘。咸丰九年，登州、莱州、青州三府海口设局抽厘。山西设立筹饷局，征收行商药税与百货厘捐，在各隘口设立七个总卡以及众多分卡。咸丰十年，张家口办理厘金不当，激起事变，文武官员全部受到严厉惩处。两江总督曾国藩带领湘军援鄂，请求在长沙设立东征局，收复一处地方，酌情增设局卡，保障军粮储备。所有货物，在本省原有厘金之外，再加抽半厘。朝廷批准这一奏议。这时江北八里铺以及广东韶关、肇庆府都设立关卡抽取厘金。十一年，将山西行商药材厘金改为征税。安徽征收厘金，设立正卡，隶属于省局的有四处，隶属于皖南局与淮北局的各三处，另外设置分卡、分巡机构共五十九处。贵州也在靠近四川、湖北的区域设立货厘局。当时各省厘局设置过多，皇帝担心加重商民负担，下令除各省交通要道关口之外，其余所有关卡一律裁撤。

同治元年，因为广东官绅办理厘捐，营私舞弊、祸害百姓，特地任命三品京堂晏端书驻守韶关，督办广东厘金。四川总督骆秉章也上奏陈述广东厘捐长期积累的弊病。皇帝告诫晏端书：“设立厘捐本是迫不得已之举，总要力求有益于军饷筹措，不可违背民情。”御史丁绍周上奏说：“厘捐各经办官员只顾从中侵吞钱款，百姓怨声载道。”朝廷下令裁撤这些专职委员，全部交由地方官管理。那些大城市厘捐事务繁杂的地方，准许派遣道、府级别的官员办理，并且依照户部章程分项列明，张贴在通衢大道上公示。这一年设立江宁大胜关厘卡。河南禹州、陕州以及河内县、清化镇都设立药材厘金分局，禹州同时征收各类百货厘金。将衢州府牙厘总局迁移至浙江省城。除杭州、金华、严州三府之外，其余八府全部设置分局、分卡。设立周口、三河尖两处厘税局。

同治二年，帮办扬州军务的汉军统领富明阿上奏：“里下河一带，南北粮台设立捐卡一百多处。有的一处地方设立数座关卡，一座关卡内又分设多个分局。每月局内经费，少的二百两白银，多的可达一千多两。委员人数众多，局费开支更是泛滥无度。”皇帝认为江北尚且如此，其他省份可想而知，严令各省总督、巡抚归并裁撤关卡，挑选贤能的地方官管理。不久湖北巡抚严树森上奏：“胡林翼首创湖北厘金，效仿刘晏任用读书人而不用胥吏的办法，长久施行颇有成效。如果改由地方官管理，会有诸多阻碍。”并且逐条列举八项弊端，请求沿用旧制度。他又说：“湖北厘金每年收入一百三十四万两，全靠分设小局，稽查偷税漏税，总局的征收数额才能充足，零散关卡不能裁撤。况且一省的财力，接济数省军饷，大多依靠厘金，如果轻易变更制度，恐怕财政收入会骤然减少。”朝廷全部准许。同年江北设立厘捐总局，裁撤合并各处关卡，保留大胜关等二十六处关卡。江苏也设立牙厘捐总局，裁并关卡，留存苏州城等十四处关卡。浙江规定百货厘金按货值百分之九抽取，浙东实行两起两验，分段关卡抽税，货物价值一千文，起运关卡抽取三十文，查验关卡减半，缴足两起两验税额之后不再重复征税。浙西则实行一起一验，由第一处关卡一次性征收，其余关卡只查验放行，不再征税。

同治三年，直隶设立天津双庙卡。淮南也设立关卡，征收邻境私盐的厘金。浙江制定丝斤捐税章程。河南因为捻军大肆侵扰，暂停禹州厘捐，不久又恢复征收。当时湖广总督官文上奏：“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厘金收入不多，等战事结束，就可以商议裁撤。其余东南各省的厘金，不能骤然裁除，留存作为战后善后经费。”曾国藩则趁着收复江宁，请求停征广东厘金。皇帝担心军饷接续不上，没有批准。同治四年，裁撤湖南东征局，将江北总局改为金陵厘捐总局。福建设立税厘总局，征收百货与茶叶厘金。同治六年，湖北裁留厘局、分卡八十六处。湖南合并各分局，统一命名为厘金盐茶总局。同治七年，规定厘金向户部上报，仿照两淮盐厘的报表格式，一年分两次呈报。这时战事逐渐平息，总督、巡抚、御史多次上奏请求裁撤厘金。皇帝下令各省保留主要关卡，裁撤零散分局。于是湖北又裁撤五十四处局卡，浙江裁并十六处关卡。

同治八年，甘肃开征百货以及盐茶厘捐。规定在广东省城以及佛山、江门、陈村这些繁华地区，补征坐商百货厘金，由商人承办。同治九年，广西削减厘金，改征西税。同治十年，采纳御史黄槐森的建议，废除广东厘局各类帮费名目，裁汰胥吏。直隶将天津府捐输义馆改为百货厘捐局，设立东河、西河、南河、海河四处分卡，并在东关设立洋药厘捐局。同治十三年，撤销山海关临榆县厘局。云南省城设立牙厘总局，各府下辖分局二十三处，另外设立各井盐厘局。

光绪元年，浙江再次裁并十四处关卡，留存六十五处。免除湖北粮食厘金。光绪二年，安徽整顿恢复财政，芜湖、凤阳两关分别裁撤厘卡；永久免除湖南境内贩运售卖粮食的厘金，粮食贩运出境的，仍然在第一道关卡一次性缴纳厘金。光绪三年，山西遭遇大饥荒，商品滞销，裁并各地新增的分卡。吉林在双城堡、农安城征收七分货捐。光绪四年，贵州货厘减征二成五。光绪七年，给事中刘瑞祺上奏说厘捐无益于国家财政，朝廷下令各省督抚酌情截留税款。山西因为厘金收入减少，重新设置各处分卡。光绪八年，江苏、扬州裁撤一处分卡、两处巡卡；上海厘局裁并布货捐局、闽广三帮杂货捐局以及东沟四处厘卡，同时撤销古山、水桥巡卡。第二年，上海局又裁撤东沟、大泾两处巡卡。光绪十年，陕西裁留二十八处关卡。光绪十三年，贵州增设二十五处分局。此前各省关卡林立，侵扰百姓、损害商人，朝廷多次下令裁并，但是江西一省尚有七十多处局卡。御史郑思贺又上奏提及此事，朝廷下令核实删减。

光绪二十三年，户部上奏说：“各省厘局存在官员中饱私囊的弊病，根源在于经办官员不肯如实上报全部收入。各省按制度本不应支取、却迫于形势不得不动用的款项，往往从厘金收入中截留使用，这就是所谓的外销款项。各省督抚、布政使衙门大多留有备案，原本不是为了官员私吞牟利。但是既然有外销款项，就必然有隐匿不报的钱款，不然款项从何筹措？无怪朝野议论纷纷，都说各省实际收到的银两，竟然是上报户部数额的数倍。如今官员侵吞公款的弊病，已经下谕令各将军、督抚认真整顿，自然不会再像从前那样懈怠敷衍。只是外销款项如果不全部上报，户部总管全国财政，每年收支账目终究无法核查。就算外销款项不能一次性全部裁除，也应当上报户部，权衡事情的轻重缓急，中央与地方统筹一体，共同应对时局艰难。拟准许将外销中最重要的款项，如实申报，酌情准予留存支用，保证公用开支不至于窘迫。此后再有隐匿不报，甚至巧立名目，谎称入不敷出的，主管官员不能推卸罪责。”皇帝将奏折下发大学士及朝中大臣商议。过了两年，皇帝采纳众臣的意见，下令各将军、督抚详细核查，统计裁除陋规、官员侵吞的钱款数额，以及酌情提归国库使用的数额，限期上奏。外销款项，准许逐条开列上报户部，以示核实。所有水陆总局、分局、关卡，应当因地制宜，官员、乡绅一同委派管理，令各省体察实际情况办理。

光绪二十九年，江西巡抚柯逢时上奏：“江西厘局长期积弊深重，改为统捐制度，所有缴纳捐税的货物，粘贴印花，不再重复征税。”朝廷知晓此事。宣统元年，四川因为全面实施禁烟，筹措抵补土药各项税厘，加倍征收肉厘，朝廷予以批准。宣统二年，贵州三江厘局改为木植统捐局。陕西百货厘捐也改为统税制度，缩减为二十七处局所。

洋药。道光初年，英国大型货船常年停泊在零丁洋、大屿山一带，这类船名叫趸船。凡是贩运鸦片到广东的商人，先将鸦片转运到趸船存放，之后再运入内地口岸。省城承接鸦片买卖的商号叫做窑口。买卖双方商定价格，一同到外国船只处交钱拿单据，随即雇佣快艇前往趸船，凭单据提取鸦片。这种快艇名叫快蟹，配备武器火炮，行驶飞快，水师兵船追赶不上。鸦片源源不断流入内地，越是查禁，流通越多。各类货物也大多通过趸船私自售卖。白银外流、关税偷漏，大多由此而起。朝廷多次下谕驱逐、严拿走私者，但是趸船停泊、快蟹走私的情况依旧如故。

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自从鸦片流入中国，广东奸商勾结巡海官兵，运送白银出海、贩运鸦片入境。查道光初年，每年外流白银数百万两；道光十四年之前，每年外流二千多万两；近些年每年外流三千多万两。除此之外各海口合计，每年外流白银也有数千万两。一年又一年，这种祸害何时才是尽头？白银大量外流，根源在于鸦片贩卖猖獗；鸦片贩卖猖獗，根源在于吸食鸦片的人众多。想要切实查禁，应当加重刑罚。”皇帝赞同他的主张，特地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第二年，查获趸船上鸦片二万零八百八十余箱，当众焚毁。当时订立禁烟章程：凡是开设窑口、烟馆，以及贩运、吸食鸦片，无论华人洋人，全部判处极刑。

咸丰七年，闽浙总督王懿德等人上奏，称军需紧急，请求暂时变通，酌情抽取鸦片捐税，朝廷批准施行。咸丰八年，与法国订立条约。以往洋药不准通商，此时稍稍放宽禁令，准许商人贸易。每一百斤鸦片纳税白银三十两，鸦片只准在通商口岸销售，运离口岸之后就属于中国境内货物，准许华商运往内地，法国商人不得护送。之后和各国签订条约都沿用这一条款。咸丰九年，皇帝认为洋药尚未定税之前，地方官多有私自收税的弊病；如今已经议定税则，应当一体遵照执行。上海是各国商人汇集之地，更应当尽早落实，不可以多报少缴，借机中饱私囊。两江总督何桂清请求降低洋药税额，下发朝中大臣商议。不久议定：“洋药税则，各个海关全部遵照执行，江苏怎能单独例外？所征收的税款，每三个月上报解送户部，不准截留支用。至于洋药厘捐，和关税不同，原定税额二十两，不必再加十两，只是不能把洋关税抵充厘金。”朝廷予以批准。云贵总督张亮基上奏，说云南原本没有进口鸦片，皇帝下令先对本省出产的土药分别征收税厘，不得把本土鸦片和进口洋药混为一谈。

咸丰十一年，上海施行新的洋药税章程，普鲁士领事密迪乐认为洋商已经缴纳进口税，再向华商重复征税，妨碍洋商贸易。皇帝答复：“洋商缴纳进口税，华商在内地贩运缴税，两重税互不冲突。”没有同意他的请求。当时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进言：“洋药征税，今时往日形势不同，税额越重，走私漏税就越严重。”皇帝认为他的说法可取，下发相关部门斟酌商议、推行实施。

光绪初年，广东招商承包征收洋药捐，每年认缴四十二万银元，五年期满之后，每年增加二万银元。光绪二年，与英国订立条约：洋药进口，由官府查验监管，封存栈房或者趸船，等到出售之时，按照税则纳税；同时要求购买者缴纳规定捐税，防止偷漏，税额由各省自行确定。光绪六年，新的商人接手承办广东洋药捐，每年认缴九十万银元，依旧以五年为期。

光绪七年，大学士左宗棠上奏：“想要禁绝鸦片，应当先提高税额。进口洋药每一百斤，拟征收税厘合计一百五十两。本土土药价格更低，可以参照洋药标准核算税额。”皇帝下令各地将军、总督、巡抚以及海关监督，结合本地情况妥善商议上报。不久直隶总督李鸿章上奏：“鸦片很难骤然禁绝，只可以先增加税厘。鸦片价格上涨，吸食的人就会渐渐减少，这不失为逐步禁烟、施加惩戒的办法。只是税厘过重，恐怕走私会更多，必须全盘筹划。查洋药从印度先运至香港，再转运各个口岸，奸商就在香港私下交易。查阅贸易总册：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四年，运抵香港的洋药，每年八万四千至九万六千余箱，转运各口岸完税的，只有六万五千至七万一千余箱。光绪五年运抵香港十万七千余箱，运到各口岸完税的仅八万六千余箱，每年私自销售二万数千箱。增加捐税容易办理，防范走私却很难。拟定在洋药每百斤正税三十两之外，再加征八十两，税厘合计一百一十两。本土土药不论价格高低，每一百斤征收四十两。”皇帝采纳他的建议。又因为洋药由英国商人贩运，命出使大臣曾纪泽和英国仔细磋商。到光绪九年，才按照前面议定的内容订立条约，税款在鸦片进口时一并缴纳。

光绪十年，定下不分洋药、土药，给华商发放行商、坐商部票的制度。行商票据限额十斤，每斤捐银二钱，途经关卡另行缴纳税厘；没有票据的，货物没收充公。商铺坐商票据，不论资本多少，每年捐银二十两，更换一次票据；无票不得售卖鸦片。光绪十一年，规定洋药进口，由官员查验封存；每箱一百斤鸦片，缴清正税三十两、厘金八十两，才准许起运外运。光绪十三年，与葡萄牙商定，由澳门协助中国征收运往各口岸的洋药税厘，办法仿照英国在香港的制度。

光绪二十八年，确定洋药税厘合并征收，依旧遵守现行条约，日后将厘金并入正税。同时下令禁止英国商人贩运吗啡。用于医药用途的吗啡，进口仍然按照税则纳税，拿到海关专项凭证之后才准许上岸，违规者货物没收。同年裁撤浙江洋药厘金局，归入海关合并征收税厘。光绪三十二年，德宗锐意图强，下令十年之内彻底禁绝洋药。又认为鸦片祸害百姓，想要禁止吸食必先禁止种植，作为根除源头的办法，务必逐年减少种植，限期十年，将洋药、土药全部根除。这一年，调广西巡抚柯逢时离任，赏侍郎官衔，督办各省土药统税，在湖北设立总局，各省设置分局。过了一年，考虑洋药、土药的税厘是国家大宗岁入，既然严格禁烟，应当预先筹措款项弥补财政损失。最初规定吗啡进口每两征税三两，这时考虑准许医药使用，减轻税额，参照百货标准，按货值百分之五征税。

宣统二年，度支部上奏：“各省土药税收减少，已经先后裁撤浙江、福建、江苏、安徽、山东、山西土药统税分局。两湖、陕西、甘肃、两广尚有少量收入，应当及时收尾。税局是否裁撤，看还有没有税源；统税是否停征，看本地是否还有鸦片种植。”于是分派官员，前往各省调查。第二年，又上奏：“现在计划裁撤土药统税分局，各省还没有议定方案、派员接收。而洋药进口，已经和英国订立条约，税厘合并征收，每百斤增收二百五十两，土药也需要同步按比例加税。查土药价值不到洋药的三分之二。以征税作为禁烟手段，税额不妨略重，参照洋药税额核算，定为土药每百斤加征二百三十两。凡是尚未禁运以及本地种植本地销售的地区，按照新章程征收。”朝廷批准。当时和英国议定，禁烟逐年减量，已经满三年；如果剩余七年期限之内，国内土药完全禁种，洋药也停止进口。随着洋药加税制度施行，停征其他各类鸦片捐税。

财政收支。顺治初年，废除明末三饷加派，南方各省还没有平定，国家年收入本就不多，又连年用兵，经营四方，军费开支源源不断，支出尤其浩大。到顺治九年，天下大体安定。年收入：地丁税等征银二千一百二十六万两有余；盐课征银二百一十二万两有余；关税等银一百多万两；征收实物米、麦、豆五百六十二万石有余。年支出：各路兵饷需要一千三百多万两；王公、官员俸禄各项开支二百多万两；各省留存驿站等经费三百多万两。之后兵饷增加到二千四百万两，地丁税收入也达到二千五百多万两。

康熙初年，三藩叛乱，地丁等项年收入从二千六百多万两减少到二千一百多万两。康熙二十一年，平定三藩，地丁等项收入恢复至二千六百三十四万两有余，盐课银也达到二百七十六万两有余，关税银二百多万两，征收实物米、麦、豆六百三十四万石有余。雍正初年，整顿财政，财政收入大幅增长。

到乾隆三十一年，年收入：地丁银二千九百九十一万两有余，耗羡银三百万两有余，盐课银五百七十四万两有余，关税银五百四十多万两，芦课、鱼课银十四万两有余，茶课银七万两有余，落地杂税银八十五万两有余，契税银十九万两有余，牙税、当铺税等银十六万两有余，有定额的矿课银八万两有余，常规捐输三百多万两。总计年收入四千数百万两，地方外销的生息银两、摊派捐输等款项不计在内。

年支出：满汉兵饷一千七百多万两；王公百官俸禄九十多万两；外藩王公俸禄十二万两有余；文职官员养廉银三百四十七万两有余；武职养廉银八十万两有余；京城各衙门办公、饭食经费十四万两有余；内务府、工部、太常寺、光禄寺、理藩院用于祭祀、接待宾客备用银五十六万两；采办颜料、木材、铜料、布匹银十二万两有余；织造经费银十四万两有余；宝泉局、宝源局物料工费银十万两有余；京城各衙门差役工食银八万两有余；京城官养马牛羊象的草料银八万两有余；东河、南河每年修河经费三百八十多万两；各省留存驿站、祭祀、礼仪、官俸差役口粮、科举廪膳等银六百多万两，这些款项并非每年全额支放；漕船经费重新核定，每年大约需要银一百二十万两。总计年支出三千数百万两。宗室年俸津贴、漕运旗丁等无定额开支，以及各省外销款项不计在内。

从这时直到道光末年，军费、河工、赈灾、赔款支出，还有历次开设捐例、盐商报效河工物料摊派征收，所有临时收入与临时支出，数额都十分巨大。但是法定的常规收支，依旧沿用乾隆旧制。乾隆五十六年，岁入银四千三百五十九万两，岁出银三千一百七十七万两。嘉庆十七年，岁入银四千零一十三万两，岁出银三千五百一十万两。道光二十二年，岁入银三千七百一十四万两，岁出银三千一百五十万两，均有余零。咸丰初年，太平天国骤然起事，捻军、回民起义相继爆发，国库极度空虚。到同治年间，财政收入的主体变为厘金、洋关税；财政支出的大头，转为战后善后与防务经费。

光绪五年八月，翰林院侍读王先谦上奏：“旧有收入项目，如地丁杂税、盐务杂项等，原本每年四千万两，如今只收入二千七八百万两。新增收入项目：洋税一千二百万两，盐厘三百万两。旧有支出项目，兵饷、河工、京饷、各省留存经费原本四千万两，如今只支用二千四五百万两。新增支出项目：西征、津防两支军队军费约一千万两，各省防军军费约一千万两。”

光绪十七年，户部上奏重新核定全国岁入岁出，以光绪七年一整年详细财政底册为依据。奏文说：“户部是全国钱粮总汇机构，从前收支都有固定数额。收入不过地丁、关税、盐课、耗羡几项；支出不过京饷、兵饷、地方存留、协济调拨几项，最为简约。自从战事兴起之后，收支难以遵守旧制。收入款项之中，扣成、减平、提解、退回等项目，都是从支出款项内划转而来。支出款项之中，拨补、筹还、移解、留备等项，又都是从收入款项内划出。汇总核算十分困难。本次编制账册，把地丁、杂赋、地租、粮折、漕折、漕项、耗羡、盐课、常税、生息十项定为常规征收收入；厘金、洋税、新关税、按粮津贴四项为新增征收收入；续完、捐输、完缴、节扣四项为本年收款。扣除减免、缓征、未完数额，合计实际收入白银八千二百三十四万九千一百九十八两，这就是银项收入。陵寝供应、呈交内库银、祭祀、礼仪、俸禄口粮、科举经费、饷乾、驿站、廪膳、抚恤、修缮、河工、采办、漕运、织造、养廉、杂支十七项为常规开支；营勇饷需、关局经费、外债、偿还借款利息四项为新增开支；补发旧欠、预行支给两项为补支预支；批解京城各衙门银两一项为批解支款。扣除欠发未上报款项，合计实际支出白银七千八百一十七万一千四百五十一两，这就是银项支出。原奏还涉及钱钞收入、粮食收入，钱钞支出、粮食支出，账目清晰详实。依据光绪十七年收支账册：收入项，地丁二千三百六十六万六千九百一十一两，杂赋二百八十一万零一百四十四两，租息十四万一千六百七十二两，粮折四百二十六万二千九百二十八两，耗羡三百万四千八百八十七两，盐课七百四十二万七千六百零五两，常税二百五十五万八千四百一十两，厘金一千六百三十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一两，洋税一千八百二十万六千七百七十七两，节扣二百九十六万四千九百四十四两，续完七百一十二万八千七百四十四两，捐缴一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七十六两，均有余零。总计年收入八千九百六十八万四千八百两有余。支出项：陵寝供应等款十三万零五百五十九两，呈交内库十八万两，祭祀三十三万六千七百三十三两，礼仪七万四千八百七十九两，俸禄口粮三百八十四万一千四百二十四两，科举经费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饷乾二千零三十五万六千一百五十九两，驿站一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零九两，廪膳十一万二千零二十九两，抚恤五十二万五千二百一十六两，修缮二百二十万九千七百四十八两，采办四百零三万三千九百零三两，织造一百零三万四千九百一十五两，养廉银四百五十七万五千七百八十三两，杂支三十万三千二百七十八两，勇营军饷一千八百二十六万八千三百一十三两，关局经费三百一十四万四千六百一十六两，外债三百八十六万一千零五十一两，补支一千二百七十七万五千五百二十五两，预支一百七十四万二千零七十三两，解送京城各衙门饭食经费等支款三百四十七万二千五百三十三两。总计年支出七千九百三十五万五千二百四十一两。”

再过三年就是甲午年，朝鲜战事爆发，军费浩大，向外借洋款、商款。等到和议订立，又向俄、法、英、德借款支付日本赔款，分摊各省海关承担银两一千二百万两，再加汇丰、克萨、华商各项借款本息，以及新增宋庆等军队军饷，合计八百万两。相比从前，年支出增加二千万两。到庚子年，再次爆发战乱。《辛丑条约》订立，赔款高达四亿五千万两，分摊各省承担一千八百万两有余。光绪二十九年，为编练新军，再次向各省摊派练兵经费；各省筹办新军、巡警、教育，又有就地自筹款项。奉天一省巡警经费高达三百多万两。湖北一省调拨地丁钱价充作学费六十万两。捐纳制度在光绪二十七年停止，因为练兵重新开启，到光绪三十二年再次废止。

庚子之后新增的征收项目，主要有粮捐，例如随粮加捐、恢复征收丁漕钱价、恢复差徭、加收耗羡等；盐捐，例如盐斤加价、盐引加课、土盐加税、盐运口岸捐等；官捐，例如官员报效、酌情提取丁漕盈余、提取优缺官缺盈余等；加厘加税，烟酒、土药加征厘税，百货税改为统捐，契税加征等；杂捐，彩票捐、房铺捐、渔户捐、乐户捐等；经费节省，裁减绿营俸禄兵饷、节省河工经费、核扣驿站经费、削减各衙署局所经费等；实业收入，铁路、电报局、邮政收入，以及银行、银铜元局、官办工厂商局盈余等。支出款项，除赔款、练兵费、教育、巡警、司法经费之外，各官署新增开支也是一大项。

宣统二年，度支部上奏试编宣统三年预算。收入分为八大类：田赋，经常性收入四千六百十六万四千七百零九两，临时收入一百九十三万六千六百三十六两，均有余零；盐茶课税，经常性收入四千六百三十一万二千三百五十五两；洋关税，经常性收入三千五百十三万九千九百十七两；常关税，经常性收入六百九十九万一千一百四十五两，临时收入八千五百二十四两；正杂各税，经常性收入二千六百十六万三千八百四十二两；厘捐，经常性收入四千三百十八万七千九百零七两；官业收入，经常性收入四千六百六十万零八百九十九两；杂收入，经常性收入一千九百十九万四千一百零一两，临时收入一千六百零五万零六百四十八两。附列两项临时收入：捐输五百六十五万二千三百三十三两；公债三百五十六万两。岁出分为十八大类：行政，经常性支出二千六百零六万九千六百六十六两，临时支出一百二十五万八千一百八十四两；外交，经常性支出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一百三十两，临时支出六十二万六千一百七十七两；民政，经常性支出四百四十一万六千三百三十八两，临时支出一百三十二万四千五百三十一两；财政，经常性支出一千七百九十万三千五百四十五两，临时支出二百八十七万七千九百零四两；洋关经费，经常性支出五百七十四万八千二百三十七两，临时支出九千一百六十三两；常关经费，经常性支出一百四十六万三千三百三十二两；典礼，经常性支出七十四万五千七百五十九两，临时支出五万四千零三十七两；教育，经常性支出二百五十五万三千四百十六两，临时支出一百零四万一千八百九十二两；司法，经常性支出六百六十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九两，临时支出二十一万八千七百四十六两；军政，经常性支出八千三百四十九万八千一百一十一两，临时支出一千四百万零五百四十六两；实业，经常性支出一百六十万三千八百三十五两；交通，经常性支出四千七百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一两，临时支出七百八十万四千九百零八两；工程，经常性支出二百四十九万三千二百零四两，临时支出二百零二万二千零六十四两；官业支出，经常性支出五百六十万零四百三十五两；各省应解赔款、洋款三千九百一十二万零九百二十二两；洋关应解赔款、洋款一千一百二十六万三千五百四十七两；常关应解赔款、洋款一百二十五万六千四百九十两；边防经费一百二十三万九千九百零八两。附列一项：归还公债四百七十七万二千六百一十三两。总计岁入二亿九千六百九十六万二千七百两有余，岁出三亿三千八百六十五万两有余。同年十二月，资政院审核复核，调增岁入数额，削减岁出项目。第二年就发生国体变更，所以只有预算，没有决算。早在光绪三十三年，度支部就奏准，令京城各衙门及各省如实上报收支，并且在各省设置财政监理官监督。从前所有外销款项、杂捐陋规，以及新设立的教育、司法、实业、军政、外债各项经费，全部登记入账。所以财政收支数额相比顺治、康熙年间，高出十倍。在此摘录，用来展现这一代财政的盈亏变化。

大额军费、河工、赈灾、赔款支出：乾隆第一次金川之役，耗费二千多万两。平定准噶尔、回部之役，耗费三千三百多万两。缅甸之役，耗费九百多万两。第二次金川之役，耗费七千多万两。廓尔喀之役，耗费一千零五十二万两。平定台湾之役，耗费八百多万两。嘉庆年间川、湖、陕白莲教起义战事，耗银二亿两。镇压红苗起事，仅湖南一省就奏请核销一千零九十万两。海上海盗战事，广东一省奏请销耗三百万两。道光第一次平定回疆之役，耗费一千一百多万两；第二次回疆之役，耗费七百三十万两。鸦片战争，耗费一千数百万两。咸丰初年平定太平天国，耗银二千七百万两；之后江南大营每月军费五十万两，徽宁防营每月三十万两，一年也要一千万两。湖北供给东征军费每年四百多万两，湖南军费数额同样巨大。北路及西南各省军费尚不计算在内。同治年间，曾国藩上奏湘军四五案军费，加上剿捻军费，合计奏请核销三千多万两。李鸿章上奏苏沪一、二案，加上淮军西征两案，合计核销一千七百万两。左宗棠上奏西征两案，核销四千八百二十多万两。除此之外，福建援浙军费，连同本省、台湾军费，截止同治三年六月，已经超过六百万两。四川、湖南援助贵州的军费，每年约四百万两，五年累计二千万两。云南自同治二年至同治十二年，奏请核销军费一千四百六十多万两。甘肃官绅商民捐献银粮供给军需，数额达五千多万两，再加各省增加学额、广开中额的奖励折算，总耗费不下数亿两。光绪年间，只有中法战争耗费三千多万两。西征军饷、海防经费已经列入常年岁出，不再单列。

河工方面，自康熙中期起朝廷重点治理南河。康熙十六年大修工程，耗银二百五十万两，最初预估六百万两；萧家渡工程耗银一百二十万两。乾隆十八年，南河高邮、邵伯、车逻坝决口，拨银二百万两。乾隆四十四年，仪封黄河决口堵筑，拨银五百六十万两。乾隆四十七年，兰阳决口堵筑，除额定工料之外，追加经费至九百四十五万三千两。浙江海塘修缮，拨银六百多万两。荆州江堤修筑，拨银二百万两。大体上一次大型河工，多则千万两，少也有数百万两。嘉庆年间，衡工追加经费至七百三十万两。嘉庆十年至十五年，南河每年常规岁修、抢修以及专项工程，合计耗银四千零九十九万两，马家港大工不计在内。嘉庆二十年睢工完工，追加经费三百多万两。道光年间，东河、南河除每年常规岁修之外，专项工程，东河每年拨款一百五十多万两，南河每年二百七十多万两，十年累计四千多万两。道光六年，拨付南河王营开坝及堰、盱大堤银两，合计五百一十七万两。道光二十一年，东河祥工拨款五百五十万两。道光二十二年，南河扬工拨款六百万两。道光二十三年，东河牟工拨款五百一十八万两，后续又追加经费。咸丰初年，丰工拨款四百万两以上。同治年间，山东侯工、贾庄各项工程，耗银二百多万两。光绪十三年，河南郑州黄河大工，请拨经费一千二百万两。此后山东时常河水泛滥，但耗费不到道光时期的十分之一。

赈灾经费：康熙年间赈济陕西灾荒，耗银五百多万两。乾隆七年，江苏、安徽夏秋大水，抚恤、正赈、加赈，江苏发放灾民米粮一百五十六万石有余，白银五百零五万两有余；安徽发放灾民米粮八十三万石有余，白银二百三十三万两有余。乾隆十八年，高邮运河决口，调拨米粮一百一十万石、白银四百万两赈济江苏灾荒，这是赈灾耗资最大的一次。之后直隶、山东、江苏、河南、湖北、甘肃各省灾荒，动用国库钱粮、截留漕粮以及依靠捐输赈灾，数不胜数。嘉庆初年，山东曹县、单县等县受灾，赈济银米合计三四百万两。嘉庆六年，直隶水灾，拨赈灾银一百万两，截留漕米六十万石。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各省赈灾，先后耗国库银两，都不下数百万两。依靠捐输赈灾的，如嘉庆十九年江苏、安徽灾荒，捐输经费达二三百万两。道光十一年，拨付江苏赈灾银一百多万两。道光二十七年，赈济河南灾荒银一百多万两。道光二十八年，赈济河北灾荒银一百三十八万两。道光二十九年，调拨江苏等四省赈灾银一百万两。安徽、浙江截留漕粮办赈，都接近百万两；仅江苏一省就一百四十多万两，其余赈款还有很多，官绅商民捐输银两尚不计算在内。光绪初年，山西、河南、陕西大灾，调拨国库、截留漕粮数额巨大，官赈、义赈加上捐输银两合计不下千数百万两。郑州河决，河南赈灾耗银二百五十多万两。此后各省遇到水旱灾害，就奏请开设赈捐。直隶自光绪十六年水灾至二十一年海啸灾害，耗银七百多万两。山东自光绪十一年之后连年河溢，到光绪二十五年，赈灾耗银七百多万两。江苏自光绪十五年水灾至二十四年淮、徐、海灾荒，耗银五百多万两。光绪二十七年陕西、山西灾荒，开设实官捐纳救灾，数额达七百六十万两有余。

赔款，始于道光壬寅年《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两。咸丰庚申年条约，赔款一千六百万两。光绪辛巳年《伊犁条约》，赔款六百多万两。乙未年中日条约，加上赎回辽南，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到辛丑和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达到顶峰。加上利息，实际总额九亿多两。

清代田赋征粮数额：乾隆三十一年，征收粮食八百三十一万七千七百石有余。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八省，除每年漕运粮食送往京师之外，留存供给本省经费。直隶、奉天、山西、陕西、甘肃、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征收粮食全部留作本省经费。光绪十年，新疆设立行省，每年征粮二十七万一千石有余，也全部留供本省。吉林、黑龙江征收米粮制度与此相同。各省驻防八旗、绿营官兵都按月领取口粮米。留存本省的粮食，大多供给八旗、绿营每月米豆开支，有剩余则上报变卖换银等候调拨。

志一百一

河渠一

黄河

黄河水患，历代史书记载详尽。清代首要重视治河，探寻河源，以求根治水患。圣祖初年，命侍卫拉锡前往探寻黄河源头，抵达鄂敦塔拉，也就是星宿海。高宗再派遣侍卫阿弥达西行探查，越过星宿海再向西三百里，找到阿勒坦噶达苏老山。自古以来探寻河源，从没有像这次详尽准确。但这还只是黄河的重源。黄河最初源头出自葱岭，和《汉书》记载吻合。河水向东流形成喀什噶尔河，再向东汇合叶尔羌、和阗各条河流，形成塔里木河，汇入罗布泊。河水向东南潜行沙漠一千五百里，再次涌出地面成为阿勒坦河。地下水初出水面时水色金黄，蒙古语称金为“阿勒坦”，因此以此命名。这就是黄河的重源。河水向东北汇合星宿海的水流，流淌二千七百里，到达河州积石关进入内地。黄河穿行于山间，不会酿成大水灾。一出龙门，到荥阳以东，地势平坦开阔，只能依靠堤防约束河水。而治理黄河的官员常常违背水性、逆水之势，与河水争夺滩地，甚至借机谋取私利，致使溃决不断，耗费人力钱财不计其数，水患层出不穷。

自从明崇祯末年李自成掘开黄河淹灌开封城，之后黄河多次堵复、多次决口。顺治元年夏季，黄河回归旧河道，从开封经过兰阳、仪封、商丘、虞城，一直到曹县、单县、砀山、丰县、沛县、萧县、徐州、灵璧、睢宁、邳州、宿迁、桃源，向东经过清河和淮河汇合，流经云梯关入海。同年秋天，黄河在温县决口，朝廷任命内秘书院学士杨方兴总督河道，驻济宁。顺治二年夏天，考城决口，又在王家园决口。杨方兴上奏：“遭遇李自成战乱之后，官吏逃散、河工夫役逃亡，无人防守。伏秋汛期涨水，北岸小宋口、曹家口全部冲决，济宁以南田地房屋大多被淹没。应当趁着水势稍退，征集民夫抓紧修筑。”皇帝命工部选派官员勘查，协同修治。七月，流通集决口，一支水流冲向曹县、单县，到南阳汇入运河；一支冲向塔儿湾、魏家湾，淤积淤塞运道，下游徐州、邳州、淮阳多处堤岸被冲毁。同年孟县海子村到渡口村河段河水变清两日，下诏封河神为显佑通济金龙四大王，令河道官员祭祀。第二年，流通集决口合龙，全河河水下泄，水势湍急，从汶上决口冲入蜀山湖。顺治五年，兰阳决口。

顺治七年八月，荆隆朱源寨决口，河水直冲沙湾，冲毁运河堤防，裹挟汶河水经由大清河入海。杨方兴采纳河道官方大猷的建议，先修筑上游长缕堤，遏制水势，再修筑小长堤。顺治八年，决口堵塞合龙。顺治九年，封丘大王庙决口，冲垮县城，河水经长垣流向东昌，毁坏平安堤，向北入海，严重阻断漕运。征调数万民夫治理，刚修好就再次决口。给事中许作梅，御史杨世学、陈斐接连上奏，请求勘查九河古河道，使黄河向北入海。杨方兴上奏：“黄河自古有水患，古今治理办法各不相同。宋代以前治河，只求河水有入海通道，向南向北入海都可以。从元、明到本朝，东南漕运，从清口到董口二百多里，必须依靠黄河水道转运漕粮，所以治理黄河就是治理漕运，只能让黄河向南入海，不能向北。如果顺着水势让黄河北流，不说漕运断绝，恐怕决口洪水四处奔涌，无法收拾。如今想要追寻大禹旧迹，重新疏导，势必要另筑长堤，相比加固原有堤防，难易程度显而易见。况且黄河携带泥沙，如果约束在单一河道，水流湍急就能带走泥沙；如果分散成九条河道，水流放缓泥沙淤积，数年之后，黄河依旧改道，如何保障漕运？”皇帝认同他的说法，于是在丁家寨开凿渠道分流，减缓水势。

同年，邳州再次决口，祥符朱源寨也发生决口。户部左侍郎王永吉、御史杨世学都上奏：“治理黄河必先治理淮河，疏导淮河必先疏通入海口。淮河是黄河下游，沿海各州县又是淮河下游。请求下令河道、漕运重臣，凡是海口被奸民堵塞的地方，全部疏浚。运河堤坝闸口，按时启闭，之后逆流向上整治河道。至于黄河河床，清挖浅滩淤泥，让河床加深，容纳洪水。”这些提议最终没有施行。顺治十一年，大王庙再次决口。给事中林起龙弹劾杨方兴贪冒钱粮，皇帝免去杨方兴职务，派遣大理寺卿吴库礼、工科左给事中许作梅前往查办。林起龙因诬告获罪，杨方兴官复原职。顺治十三年，大王庙决口堵合，耗银八十万两。

顺治十四年，杨方兴请求退休，任命吏部左侍郎朱之锡接替他总督河道。当年祥符槐疙疸决口，随即堵合。顺治十五年，阳柴沟姚家湾决口，很快堵合；阳武慕家楼再次决口。顺治十六年，归仁堤决口。此前御史孙可化上奏陈述淮、黄堤防工程，奏折下发河道总督。朱之锡上奏：“桃源费家嘴以及安东五口淤积已久，工程浩大，耗费巨额银两。黄河素有‘神河’之称，很难保证疏浚之后不会再次淤塞，只能用心修防，补救漏洞。”朱之锡陈述两河利弊，逐条上奏工程、器具、夫役、物料八项弊病。又说：“用人要量才使用，是当下紧要之事。唯独治河事务，不清淡自持就不能承受风雨劳苦；不精细审慎，就无法明白堤防防护原理；兼具仁心与决断，才能充分调动民夫力量；勇往直前，才能应对突发险情，所以必须预先储备河工官员。”于是陈述两种储备人才办法：举荐任用、储备人才；两种熟悉业务办法：长久任职、做好交接。又逐条上奏河政十件事：商议增加河南河工夫役、平均摊派淮地河工夫役、勘查通惠河工程、修建柳园、严格剔除弊病、核查空耗银两、慎重对待职守、明确河工专职、申明奖惩制度、酌情调拨补充夫役。全部获准施行。

顺治十七年，陈州郭家埠、虞城罗家口决口，随即堵合。康熙元年五月，曹县石香炉、武陟大村、睢宁孟家湾决口。六月，开封黄练集决口，洪水灌入祥符、中牟、阳武、杞县、通许、尉氏、扶沟七县。七月，归仁堤再次决口。黄河洪水倒灌清口，裹挟睢河、湖水从决口涌入，和洪泽湖连成一片，直冲高家堰，冲垮翟家坝，冲刷出九条大涧，淮阳从此年年遭受水灾。康熙二年，睢宁武官营及朱家营决口。康熙三年，杞县、祥符阎家寨决口，朱家营再次决口，不久堵合。康熙四年四月，黄河上游决口，洪水淹没虞城、永城、夏邑，安东茆良口也决口。

康熙五年，朱之锡去世，任命贵州总督杨茂勋担任河道总督。康熙六年，桃源烟墩、萧县石将军庙决口，过一年才堵合。桃源黄家嘴决口，堵合之后再次溃决，沿河州县全部受灾，清河损毁最为严重，三汊河下游河水浅到没过小腿。黄河下游水道受阻，洪水全部涌入洪泽湖，高邮湖水高出地面将近二丈，城门封堵，数万百姓溺水身亡。朝廷派遣官员免除赋税、赈济灾民。冬天，命明珠等人实地查看海口，开启天妃、石闼、白驹等水闸，毁掉白驹地方豪强封禁水闸的碑刻。

康熙八年，清河三汊口决口，清水潭也决口。副都御史马绍曾、巡盐御史李棠接连上奏弹劾杨茂勋不称职，将他罢免，任命罗多为河道总督。康熙九年，曹县牛市屯决口，单县谯楼寺决口，洪水淹没清河县治所。同年五月狂风暴雨，淮河、黄河同时泛滥，冲毁高家堰石堤六十余段，溃口宽五丈多。高宝各湖承受淮黄洪水，高家堰几乎崩塌，淮阳岌岌可危。工科给事中李宗孔上奏：“洪水从各个决口涌入湖内，江都、高邮、宝应年年加固堤防，堤岸越修越高。数千里汹涌洪水冲击单薄高堤，遇上西风掀起大浪，万顷洪水倾泻而下，江都、高邮、宝应、泰州以东田地全无，兴化以北城郭房屋被淹。渌阳、平望各湖狭小，无法容纳洪水。各处河港不能及时疏浚，范公堤下的闸口长久废弃，入海河口全部淤塞。虽然大臣联合勘查，严令开闸泄水，但是工程浩大、耗资巨大，又被沿海盐户阻挠，最终没能实施。河水迂回流向东北庙湾口入海，七个县田地房舍沉没，常年积水。旧水还未退去，第二年洪水又接踵而至。”御史徐越也上奏，高家堰应当趁着冬季水落时大规模修筑。于是从桃源向东到龙王庙，依托旧址加筑大堤三千三百三十丈有余。腊月冰雪消融洪水上涨，沿河村舍林木全部被冲刷毁坏。

康熙十年春天，萧县河水漫溢。六月，清河五堡、桃源陈家楼决口。八月，七里沟再次决口。任命王光裕总督河道。王光裕请求恢复明代潘季驯修建的崔坝镇等三座水坝，将季太坝移建到黄家嘴旧河道，分流减弱水势。同年茆良口决口堵合。康熙十一年秋天，萧县两河口、邳州塘池旧城决口，虞城河水漫溢，朝廷派遣学士郭廷祚等人实地勘查。康熙十二年，桃源七里沟决口堵合。康熙十三年，桃源新庄口、王家营决口，新河郑家口向北溃决。康熙十四年，徐州潘家塘、宿迁蔡家楼决口，睢宁花山坝决口，洪水再次淹没清河县治，百姓大量流亡。康熙十五年夏天，长期降雨，黄河倒灌洪泽湖，高家堰抵挡不住，决口三十四处。运河大堤崩塌，高邮清水潭、陆漫沟大泽湾合计溃堤三百余丈，扬州所属州县全部遭水灾，无数百姓溺水。皇帝派遣工部尚书冀如锡、户部侍郎伊桑阿查勘利弊。同年宿迁白洋河、于家冈，清河张家庄、王家营，安东邢家口、二铺口，山阳罗家口相继决口。桃源新庄决口堵合。

康熙十六年，冀如锡等人回奏河工溃坏情况，王光裕被革职候审。任命安徽巡抚靳辅担任河道总督。靳辅上奏：“治理黄河必须通盘筹划，必须将黄河河道、运河作为一体治理，治理才不会出现弊病。河道变迁，大多因为治河官员只着力于漕船通行河段，其他决口认为不影响漕运而怠慢处置，导致河道日渐败坏，运河随之淤塞。黄河裹挟泥沙前行，全靠各处清水合力冲刷，河水才能奔流入海。如今河床日益变浅，都是从前归仁堤等处决口没有及时堵塞造成。从清江浦到海口大约三百里，从前河面在清江浦石堤之下，如今石堤已经和河面齐平。从前河床深二到三四丈不等，如今深处不过八九尺，浅处仅有二三尺。黄河淤积，运河随之淤塞，现在淮安城墙已经低于河底。运河淤塞，清江浦与烂泥浅全部淤平，洪泽湖湖底渐渐变成平地。河床已经抬高到这种程度，裹挟泥沙的黄河水从西北昼夜不停涌来，一到徐州、邳州、宿迁、桃源，水流就变缓，泥沙沉积。臣亲眼看见黄河泥沙每日堆积，河床年年抬高，如果不大规模修治，不只是洪泽湖渐渐变成陆地，南边运河、东边清江浦以下泥沙淤积越来越重，三面壅塞，黄河没有出路，必然向内溃决，河南、山东都有被淹没的隐患，到那时就算耗费千万银两，也很难短期内补救。”于是分列八项大修工程：取土筑堤，拓宽加深河道；开挖清口及烂泥浅引河，引淮河水冲刷黄河泥沙；加高培厚高家堰堤岸；周桥闸到翟家坝三十四处决口，依次堵塞；深挖清口到清水潭运道，加固东西两堤；淮扬农田、商船货物，酌情征收修河银两；裁并河工官员，明确职责；按里程设河兵，分段防守。朝中大臣商议认为战事没有结束，大修工程征募大量民夫，应当暂停。靳辅再次上奏，只把人力运土改为车辆运土，其余全部批准。

于是各项工程同时开工。大规模开挖清口、烂泥浅四条引河，疏浚清口至云梯关河道；新建关外束水堤一万八千余丈，堵塞于家冈、武家墩十六处大型决口；修筑兰阳、中牟、仪封、商丘月堤以及虞城周家堤。第二年，新建王家营、张家庄两座减水坝，修筑周桥翟坝堤二十五里，加高培厚高家堰长堤，山阳、清河、安东三县黄河两岸以及湖堰各处，大大小小的决口全部堵塞完毕。朝廷下优待的诏书褒奖称赞。康熙十八年，在南岸砀山毛城铺、北岸大谷山各修建一座减水石坝，用来削减上游来水的水势。康熙二十年，堵塞杨家庄决口，这个决口已经溃决五年了。同年增建高邮南北滚水坝八座，在徐州长樊大坝之外修筑月堤一千六百八十九丈。

大规模修治河道到这时已经三年，黄河河道还没能完全恢复旧道，靳辅上书自我弹劾。吏部商议后提议革除他的官职，皇上下令让他留任。康熙二十一年，黄河在宿迁徐家湾决口，随即堵塞；不久又在萧家渡决口。在此之前，黄河河身仅剩下狭窄的一线。靳辅全力封堵杨家庄决口，打算约束河水，借水流冲刷河床；但开挖的引河浅而且狭窄，泥沙淤积与水流冲刷互相冲突。水流遇到徐家湾低矮的堤岸就溃决，到萧家渡，土质疏松又再次决口。恰逢候补布政使崔维雅呈上《河防刍议》，分条列举二十四项举措，请求全部更改靳辅先前的治水办法。皇上派遣尚书伊桑阿、侍郎宋文运前往实地勘察，命崔维雅一同前往。崔维雅打算拆毁全部减水坝，另行筹划挑挖修筑河道。伊桑阿等人上奏说，靳辅修建的工程固然很多不够坚固，但改筑新工程也未必能够成功。靳辅也上书申辩：“各项工程将要依次完工，不适合中途改动方案。”相关奏议一并下发朝廷大臣集体讨论。皇上于是召靳辅到京城，靳辅说：“萧家渡决口明年春天就可以封堵，崔维雅的提议不可施行。”皇上认可他的说法，命他返回工地。康熙二十二年春天，萧家渡决口合龙堵塞，黄河重回旧河道。第二年，皇上南巡视察河工，赐诗褒奖赞美靳辅。

康熙二十四年秋天，靳辅认为河南地处黄河上游，如果河南堤防出问题，那么江南一带的河道转瞬之间就会淤塞淤积。于是修筑考城、仪封两地堤岸七千九百八十九丈，封丘荆隆口大月堤三百三十丈，荥阳埽工三百一十丈，又开凿睢宁南岸龙虎山四座减水闸。皇上考虑高邮等州县湖水上溢淹没民田，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修治海口以及下河一带河道，归靳辅节制管理。不久召靳辅、于成龙到京城集中商议。于成龙极力主张疏浚海口；靳辅提出，下河海口比内地地面高出五尺，应当修筑一丈六尺高的长堤，约束河水奔向大海。二人意见不合，下发朝中大臣商议，大臣们也各持不同主张。皇上因为讲官乔莱是江北人，召见询问，乔莱说靳辅的方案不对。于是派遣尚书萨穆哈等人前去勘察商议，回来上奏说开挖海口没有益处。恰逢江宁巡抚汤斌入朝担任尚书，皇上询问他，汤斌说开挖海口就能排泄积水，只是高邮、兴化的百姓担心毁坏房屋坟墓，感到不便而已。皇上于是罢免萨穆哈，调拨国库内帑白银二十万两，命侍郎孙在丰主持这项工程。当时又有一种说法，认为修治下河应当先堵塞减水坝，皇上没有采纳。召靳辅入宫奏对，靳辅提出，如果永久封堵南边各减水坝，恐怕淮河水势弱小，抵挡不住黄河大水，应当在高家堰之外增筑重堤，拦截河水从清口流出，不流入下河，停止丁溪等地的工程。当时于成龙担任直隶巡抚，皇上把靳辅的奏疏给他看，于成龙仍然主张下河应当疏浚，修筑重堤劳民费财，没有益处。争议无法决断。朝廷再派尚书佛伦等人勘察商议，佛伦支持靳辅的主张。康熙二十七年，御史郭琇弹劾靳辅治河没有成效，朝廷内外大臣也纷纷上奏章论说他的过失。于是停止修筑重堤，免去靳辅的河道总督职务，由闽浙总督王新命接替他，仍然继续督修下河工程，将孙在丰降级，由学士凯音布接替。

第二年，皇上南巡，视察高家堰，对众大臣说：“这道大堤还算坚固，但也不能没有减水坝，用来防备大水冲决。只是靳辅打算在旧堤之外另修重堤，实在没有用处。”同时肯定靳辅在险要工段修建挑水坝，让水势回旋减缓，做得很好。圣驾返回京城，恢复靳辅的官职。康熙三十一年，王新命被罢官，仍旧任命靳辅担任河道总督。靳辅以年老多病推辞，皇上任命顺天府丞徐廷玺做他的副手。靳辅请求在黄河两岸栽种柳树、种草，多修建涵洞，全部得到批准。这年冬天，靳辅去世。皇上得知消息，叹息哀悼，授予他骑都尉世袭爵位，任命于成龙担任河道总督。

过了两年，皇上召于成龙询问：“减水坝果真可以封堵吗？”于成龙回答：“不宜封堵，依旧按照靳辅原来的规制使用。”皇上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早早奏报？你排挤构陷别人很容易，亲自担任总河就知道难处，这不就是明证吗？”康熙三十四年，于成龙遭遇父亲丧事，由漕运总督董安国接替他。第二年，发生大水，黄河在张家庄决口，黄河水汇合丹河、沁河，逼近荥泽，当地官府将治所迁移到高地。又在安东童家营决口，河水流入射阳湖。这一年修筑拦黄大坝，在云梯关挑挖引河一千二百多丈，在关外马家港引导黄河水经由南潮河东流入海。但是河水出路不畅，上游容易溃决，黄河水患一天天加剧。康熙三十六年，黄河在时家马头决口。第二年，再次起用于成龙为河道总督。康熙三十八年春天，皇上南巡，亲临高家堰等堤岸视察，对众大臣说：“治理黄河的上策，最重要的就是深挖河身。河底疏浚深了，洪泽湖水就能直接流入黄河，兴化、盐城等七个州县就没有泛滥的祸患，农田自然可以露出水面。如果不从源头治理，只整治下游河道，终究没有好处。如今黄河、淮河交汇的河口过于平直，应当把黄河、淮河的堤岸各自向东弯曲拓宽修筑，让两条河水斜向交汇合流，黄河就不会倒灌进淮河了。”

第二年，于成龙去世，任命两江总督张鹏翮为河道总督。同年堵塞时家马头决口，采纳张鹏翮优先疏浚海口的请求，全部拆毁云梯关外拦黄坝，赐名为大清口；修建宿迁北岸临黄外口石闸，修筑徐州南岸杨家楼到段家庄的月堤。康熙四十一年，皇上认为永定河石堤效益很好，想要推广到黄河两岸，从徐州到清口全都修筑石堤。张鹏翮上奏：“修建石砌工程，地基必须坚实。黄河水性变化无常，沿岸沙土松散浮动，石堤工程浩大，耗费巨资，能否完工难以预料。”这件事于是作罢。康熙四十二年，皇上南巡，视察河工，撰写《河臣箴》赐给张鹏翮。当年秋天，将中河出水口改移到杨家楼，逼使主流向南，清水畅通流动以抵御黄水，海口通畅，河底一天天加深，不必担心黄河水倒灌。皇上嘉奖张鹏翮的功绩，加封太子太保。康熙四十六年八月，黄河在丰县吴家庄决口，随即封堵。第二年，张鹏翮入朝担任刑部尚书，由赵世显接替河道总督一职。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兰阳雷家集、仪封洪邵湾以及水驿张家庄各处堤岸先后决口。

康熙六十年八月，黄河在武陟詹家店、马营口、魏家口决口，主流向北奔涌，流入滑县、长垣、东明，夺占运河河道，流到张秋，经由五空桥流入盐河入海。自从之前河工完工，黄河水流顺归河道，安安稳稳十余年，到这时皇上派遣张鹏翮等人前往勘察。九月，堵塞詹家店、魏家口决口；十一月，堵塞马营口决口。赵世显被罢官，任命陈鹏年代理河道总督。康熙六十一年正月，马营口再次决口，洪水灌入张秋，奔涌流入大清河。六月，沁河水暴涨，冲垮秦家厂南北坝台以及钉船帮大坝。当时王家沟引河已经完工，引导水流向东南，在荥泽汇入黄河主河道，马营堤因此安然无恙。陈鹏年又在广武山官庄峪挑挖引河一百四十多丈，用来分减水势。九月，秦家厂南坝刚刚堵合，北坝又溃决，马营堤也漫溢开口；十二月，方才堵塞。

雍正元年六月，黄河在中牟十里店、娄家庄决口，洪水经由刘家寨向南流入贾鲁河。恰逢陈鹏年去世，齐苏勒担任河道总督。齐苏勒担心贾鲁河下泄的洪水，山盱、高家堰临湖堤工承受不住，应当看准时机封堵决口。皇上命兵部侍郎嵇曾筠快马前往，一同商议处置。七月，梁家营、詹家店决口，又派遣大学士张鹏翮前往协助修治，当月堵塞完工。九月，郑州来童寨民间堤防溃决，郑州百姓挖开阳武旧堤泄洪，洪水又冲垮中牟杨桥官修大堤，不久封堵。这一年修建清口东西束水坝，用来抵御黄水、蓄存清水。雍正二年，任命嵇曾筠为副总河，驻守武陟，管辖河南河务，东河、南河分设治理自此开始。六月，仪封大寨、兰阳板桥决口，过了一个月封堵完成。

雍正三年六月，睢宁朱家海决口，洪水向东灌入洪泽湖。第二年四月，堵筑工程尚未完工，河水突然暴涨，冲垮东岸坝台，睢宁、虹县、泗州、桃源、宿迁全部遭受水灾。朝廷命两广总督孔毓珣疾驰勘察，协助防汛，十二月方才堵合。同月黄河出现河清景象，从陕西府谷一直到江南桃源。雍正五年，齐苏勒认为朱家海一向是险要地段，增筑夹坝、月堤、防风埽，并且在主流直冲的堤岸，把陡峭岸坡削成缓坡，在坡上悬挂枝叶茂密的大柳树，抵挡水流淘刷。时间久了，主流归入河道中间，柳枝挂住泥沙，全部淤积成沙滩，化险为夷。工程不用大量人力，花费也很节省。齐苏勒于是上奏，凡是河岸陡峭的地段，全都仿照这个办法施行。雍正六年，嵇曾筠升任礼部尚书，依旧兼任副总河，命代理广东按察使尹继善协助办理江南河务。

雍正七年，将河道总督改为江南河道总督，治所设在清江浦，由孔毓珣担任，裁撤副总河一职；任命嵇曾筠为山东河道总督，驻守济宁。皇上参考明代大臣潘季驯每年征调民夫把堤岸加高五寸的主张，靳辅先前也曾提出这个办法，估算每年花费不过三四万两白银，下发两位河道总督商议。孔毓珣等人请求根据工程缓急，分年份轮流加倍修筑，大约每年需要白银二万多两，交付户部商议后批准施行。雍正八年，孔毓珣去世，嵇曾筠调任南河总督，田文镜兼署东河总督。五月，敕令修建河州口外河源神庙完工，加封神号。同月，黄河再次河清，从积石关直到撒喇城查汉斯一带。当年黄河在宿迁以及桃源沈家庄决口，很快堵合。因为封丘荆隆口受主流直冲，开挖从黑堈口到柳园口引河三千三百五十丈。雍正十年，高家堰石堤增修完工。雍正十一年，挑选各部院官员前往南河学习河务，以三年为期。授嵇曾筠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依旧督理南河；命两淮盐政高斌前往学习河务。不久嵇曾筠遭遇母丧，由高斌代理南河总督。

乾隆元年四月，河水大涨，洪水从砀山毛城铺闸口汹涌南下，多处堤岸被冲塌，潘家道口平地水深三五尺。皇上考虑下游多在萧县、宿迁、灵璧、虹县、睢宁、五河等州县，如果只打算疏浚上游，却没有疏通下游的办法，洪水就没有去处。于是下旨令江南、河南各省督抚以及两位河道总督委派人员勘察会商，并把南副总河治所移到徐州，专门督管工程。不久高斌请求疏浚毛城铺往下的河道，经过徐州、萧县、睢宁、宿迁、灵璧、虹县，一直到泗州安河陡门，河道曲折绵延六百多里，连通洪泽湖，从清口汇入黄河。但在京的淮扬籍官员夏之芳等人说这个方案不妥。第二年，皇上召见高斌询问，高斌绘制地图进呈，皇上才知道夏之芳等人所言不实，命他和总督庆复一起仔细估算，确定方案，并向淮扬士民宣告开挖河道有利无害。起初，高斌疏浚毛城铺水道，另开新口，封堵旧口，避免黄河倒灌。到乾隆三年秋天，河水上涨灌入运河，很多人把灾祸归罪于新开的河口。高斌上奏说：“十月之后黄河水位回落，湖水顺畅下泄，新淤积的泥沙会随水流冲刷带走，不必担心河道淤浅。”乾隆四年，高斌又上奏：“去年清水水量微弱，恰逢黄河异常涨水，并不是新开河口造成。”但是江南一带非议不断。皇上派遣大学士鄂尔泰疾驰勘察，也主张新河口应当保留。第二年，黄河主流依旧向南逼近清口，仿照宋代陈尧佐的办法，设置两座木龙，挑引水流向北。

乾隆六年，高斌认为从宿迁到桃源、清河二百多里河段，水流湍急，北岸只有六道缕堤，没有遥堤，并且内侧紧逼运河。于是打算把运河南岸缕堤统一加高加厚，当作黄河北岸的遥堤，再在缕堤内选取关键地段增筑九道格堤。工程尚未完工，高斌调任直隶总督，由完颜伟接替。先前皇上因为黄河水流逼近清口，倒灌泛滥成灾，下诏依照康熙年间旧迹开挖陶庄引河，引导黄河向北，派遣鄂尔泰会同勘察。方案刚刚确定，因为汛期洪水突然上涨而停工，高斌也离任。到这时，完颜伟担心引河工程难以完成，就在清口以西、黄河南岸设置木龙，挑引水流向北，开挖陶庄引河的提议于是搁置。后来乾隆四十一年，皇上决心开挖陶庄引河，第二年工程竣工，新河道直达周家庄，与清水汇合向东下泄，黄河倒灌的祸患永久消除。

乾隆七年，黄河在丰县石林、黄村决口，主流改道向东；又冲垮沛县缕堤，很快堵合。完颜伟调任东河总督，改由白锺山担任南河总督。当初丰县、沛县决口的时候，大学士陈世倌前往勘察，在天然南北二坝处增建两座滚水石坝，用来分泄水势。乾隆十年，阜宁陈家浦决口。当时淮河、黄河同时涨水，沿河州县遭受水淹。漕运总督顾琮上奏：“陈家浦靠近海口，往下十余里向来没有堤防，每当水涨，任由洪水漫溢。如果仍然在这里封堵，就是和洪水争夺土地，耗费巨大收效很少，应当在上游修筑遥堤约束水势。”奏议下发讷亲、高斌商议，仍然决定堵塞原有决口。乾隆十一年，白锺山被罢官，顾琮代理南河总督，在安东东西门修建三座木龙，逼使主流向南。木龙上游一带都淤积成滩，化险为夷。乾隆十三年，顾琮调任东河总督，皇上下诏令大学士高斌管理南河事务。高斌认为云梯关下二套淤出沙滩，主流向南直冲天妃宫辛家荡堤段，于是开挖分水引河，并修补徐州东门外开裂的石堤。顾琮也因为祥符十九堡南岸不断淤积，主流向北逼近堤根，修建南北坝台，并且在坝外修筑埽体、打桩护岸。乾隆十六年六月，阳武决口，皇上命高斌赶赴工地，会同顾琮堵筑，十一月完工。乾隆十七年，皇上认为河南省黄河大堤之外还有一道大行堤，连接直隶、山东，年久残破。在直隶境内的段落，令方观承勘察修缮；山东境内有没有被水流淘刷残破之处，令鄂容安核查修补。鄂容安上奏，曹县、单县境内大行堤共有三千四百三十丈大小残破段，一并加固低矮单薄的堤身，补筑三百三十多丈缺口，疏浚堤南泄水河，排泄坡面积水。

乾隆十八年秋天，阳武十三堡决口。九月，铜山张家马路决口，冲垮内堤、缕越堤二百多丈，洪水向南流入灵璧、虹县各县，汇入洪泽湖，夺淮河水道向下奔流。命尹继善督理南河，派遣尚书舒赫德会同白锺山疾驰前往协助办理。同知李焞、守备张宾侵吞公款，延误工期，被学习河务的布政使富勒赫弹劾，经查属实，依法处置。高斌以及协理河务的张师载因为失察获罪，被绑赴刑场观看行刑。当年冬天，决口堵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