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士荣禄上奏建议，通令各省制造快枪、速射炮、无烟火药，以及冶炼钢铁的全套机器。沿海多有战事，武备是头等大事，各省应当通力合作，防备强敌。
河南巡抚刘树棠上奏，河南机器局规模很小，如果遵照荣禄提议，同时生产各类军械，财力难以支撑。河南机器局建在省城城南门外卓屯。制造子弹的机器，已经向上海信义洋行订购，在海外加工制造，陆续运到河南，安装完毕，开工制造枪弹火药。制造抬枪的车床也已运到，还订购钢筒五百支。先制造后膛抬枪五百支，投入使用。本省新练豫正全军，全部改练西式操法。又通令各州县筹款自建乡勇，所需枪炮弹药，全部由省机器局自产。
湖广总督张之洞上书：“大学士荣禄提议，出产煤铁的省份尽快开采矿藏；已经设立机器局的省份，如果规模不完备，尤其应当扩建。从炼钢到生产无烟火药弹药的全套机器，都要认真筹办，充实军备。这个提议切中要害，应当立刻落实。
湖北制造厂生产的快枪、速射炮，是最精良的新式武器。有武器却没有弹药火药，兵器形同虚设。所以增设铜壳厂之后，还必须修建无烟火药厂。西洋装配快枪、速射炮全部使用无烟火药，其他火药都不适用。枪管、炮身，必须使用精炼罐子钢，才能承受无烟火药爆炸的巨大压力。湖北铁厂冶炼的西门马丁钢，用来制造其他器物堪称精良，但用来造枪炮，还达不到最高标准。国外罐子钢价格，是普通钢材数十倍，不仅仅是运输遥远的问题。所以钢料、火药两项，必须购置机器自行生产。尽管财政紧张，不敢畏难退缩，导致已经建成的枪炮厂装备不全。
去年就已经命令局员，在汉口礼和洋行商议，向德国格鲁森厂订购无烟火药机器，每十小时出产火药三十三磅，年产量约五十吨，总价德币十三万六千八百马克，机器现已运抵上海。去年又通过礼和洋行订购德国名厂全套罐子钢冶炼机器，每日可以冶炼罐子钢两三吨，铸钢机可铸造钢锭，单块钢锭重两吨，货款、运费、保险合计德币十三万马克，早已起运，很快抵达上海。
厂内全力生产野战速射炮，供给陆战。因为经费极度短缺，炮台重型火炮尚未规划。国外新式十二厘米长管速射炮，安置在沿江炮台，射击精准，可以抵御敌舰。去年由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在力拂厂订购十二厘米速射炮连同炮架、制弹机器，合计德币三十二万五千马克，机器当月就可运到。
以上这些机器，都没有经费来源，只能委婉和外商协商垫资，分期还款，才能尽早开工。再加采购大小新式样炮、轧铜板机、拉钢机、压钢机、大型汽锤，以及高精度钢模具等配件，大约需要白银十几万两。扩建厂房，又需白银十余万两。长期聘用中外工匠，常年材料人工费用数额巨大，还需要白银二十三万两。所有款项都没有着落。
上海制造局每年拨款八十万两，后来因为增造快枪，追加常年生产经费，每年支出超过一百万两。现在湖北厂生产枪炮弹药，产量几倍于天津机器局，也多于上海局，近年新增无烟火药生产、罐子钢冶炼、炮台十二厘米重型速射炮制造，用途更广，但常年经费只有土药税三十六七万两，仅仅是上海局的三分之一。恳请增拨常年专款，达到原先预估的七十五六万两，才能增加原料、扩大生产，原有工厂充分发挥设备能力，新建工厂早日完备。况且近年武备最为紧要，湖北厂调拨枪炮供给各地，数量巨大，生产的军械并非仅供湖北一省。此事关乎全国大局，上海、湖北两厂待遇应当一致，军用物资，必须多多筹备。”
光绪二十四年，山西巡抚胡聘之上奏，山西原本没有机器制造局，急需筹办。于是派人前往天津，向外商订购制造枪炮各类机件，择地修建厂房，招募工匠，仿照西式自行制造，在省城城北关外选址建厂。山西地处内陆，不是通商口岸，采购材料、招募工匠成本极高，经费动用归化城关税盈余。机器运到山西之后，开工生产。
山东巡抚张汝梅上奏，山东机器局从开办至今，没有聘请西洋技师。内地风气初开，精通制造的人才稀少。生产全部是铜铁硝磺类火器，局内工匠官员缺乏经验，比不上专业外国工匠。稍有不慎，就有炸裂伤人的危险，工作极为艰险，和平常差事不同，请求酌情给予奖赏。
直隶总督裕禄上奏，直隶北洋军械共有两局：一为机器局，一为制造局。机器局的设备，可以制造黑色火药、毛瑟枪弹铜底火、各类后膛炮弹，以及硝磺强水、水雷器具、轧铜炼钢设备。每年可产黑色火药七十余万磅，栗色火药二十五万余磅，棉花火药五万余磅，无烟火药八千余磅，毛瑟后膛枪弹四百余万粒，铜底火二千八百余万粒，钢弹一千二百颗，大小炮弹一万四千余颗。制造局每年生产七点五厘米开花炮弹一万二千颗，铜件一万六千套，克虏伯铁炮车十台，铜管拉火二万四千支，哈乞炮弹五万余颗，哈乞开司枪弹二百一十万余粒，云者士得枪弹一百四十余万粒。西洋军械日新月异。如今各路军队使用的毛瑟快枪、小口径毛瑟枪、格鲁森五厘米过山速射炮、克虏伯七点五厘米野战速射炮、七厘米过山速射炮，性能合用，应当逐步仿制。
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江南制造局的后膛抬枪，上海制造局的快利新枪，各类大小火炮都性能合用。金陵机器局机器不多，大宗军火都依靠上海制造局供给。近年增设炼铜厂、栗色火药厂、无烟火药厂三处。本厂生产火炮，有十二磅、六磅两种速射炮，口径和北洋所用速射炮一致。只是北洋七厘米速射炮、湖北三点七厘米速射炮、南洋六厘米速射炮，如果长期外购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计划更换熔炉机器，自行生产，专门仿制，所有枪炮弹药，和天津、湖北两厂统一规格。
四川总督文光上奏，先前奉旨令四川制造局逐步扩建。前任总督恭寿计划在四川原有机器局基础上扩建，不必另建新厂。但机器局创办多年，规模不大，如果大规模生产枪炮，设备不足。打算添置长刨床一台，小车床、压铜机器、引长机器、齐口机器各四台，紧口机器二台，设备全部配齐，灵活坚固，和外购外国机器没有差别。机器增加之后，生产规模也要扩大，请求增拨常年经费白银二万两，保障生产。
光绪二十五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上书：“军备物资最为急需，精良兵器必须完备。炼钢、制火药，是枪炮厂必不可少的配套。没有罐子钢，枪炮质量不精；没有无烟火药，枪炮形同废物。朝廷多次下旨，责令湖北、上海各局加紧制造军械，供给京营。但筹款艰难，难以快速落实。之前申请增拨宜昌关税白银五万两，恳请照旧拨付，让购机建厂等工程逐步完成。上海制造局新增钢、药三厂，每年增拨经费二十万两，湖北厂情况相同。原有工厂经费本就不足，新厂开销更是无从筹措。如果遵照户部提议，不准动用关税，制造事务将无法推进。新厂总需经费二十多万两，只要增拨宜昌关税五万两，臣就可以多方周转，不让厂务停滞。”
吉林将军延茂在吉林机器局添置机器，代为制造黑龙江镇边军、靖边新军各营军火。山东巡抚毓贤扩建山东机器局，新建造枪大厂、枪弹厂、熟铁厂、轧铜厂、化铜厂、泥工厂、军火库房、消防水龙房、珐琅炉房、器材储藏室，建造大小砖石铁烟囱、铁栅栏等设施。
黑龙江将军恩泽上奏：“黑龙江镇边军，每年从练兵饷银中提取三万两作为军火经费，交由吉林机器局代为制造。近年物料涨价，经费不足。新编军队操练频繁，弹药消耗巨大。应当仿照奉天、吉林设局自制军火先例，在黑龙江省城选址设立专属机器局，自主制造。购置机器、修建厂房共需白银十万余两，从镇边新军年度军火经费内分年拨付。”
同年，朝廷下令各省督抚，制造枪炮是边防第一要务。各省财力厚薄不一，应当依托原有局厂切实扩建，方便邻近省份就近取用。又下谕旨给各位督抚：“天津、上海、江宁、湖北等地都设有枪炮制造局厂，曾经命令督抚会商，务必统一各厂枪炮口径、子弹规格，实现弹药通用。并且每年据实上报枪炮弹药产量，按季度报送户部、神机营备案核查。但是时日已久，没有收到相关奏报。枪炮是行军核心物资，岂能拖延敷衍。”
命令裕禄、刘坤一、张之洞：详细查明各局枪炮型号，是否已经会商统一制式，尽快如实回奏。之后依旧遵照前旨，按年按季上奏呈报，不得拖延。各督抚监督承办官员认真办理，精益求精，统一枪炮口径子弹，做到分毫不差，各省之间可以互相调拨补给，战时不会短缺。如果局内主管官员办事草率、虚耗经费，或是试炮发生炸裂事故，从重治罪。
不久两江总督刘坤一回奏：“已经命令上海、金陵两制造局官员，核实收支款项，仔细考究军械制造。并且随时与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互通消息，协同研讨。上海制造局官员数次赶赴湖北比对样品，两厂生产的枪炮弹药，形制重量、口径大小，都可以通用，没有差异。只有金陵制造局自制的后膛抬枪，属于新创式样，其他省份没有这个型号。该厂两磅、一磅后膛速射炮，和上海局产品规格一致。炮架、炮弹、各类枪弹引信，分发南北洋各军使用。因为经费有限，无法追加拨款扩建。金陵机器局在江宁城外，初具规模，地处内陆要地，一旦海上发生战事，在内地生产，供给前线军需，可以应对紧急情况。
上海制造局可以生产各类速射炮，除炮台重炮之外，四十磅型号就是北洋十二厘米速射炮，十二磅型号就是北洋七点五厘米速射炮，六磅型号就是北洋五十七毫米速射炮，两磅型号就是湖北三点七厘米速射炮。外国厂商命名不一样，但尺寸规格分毫不差。上海制造局派人同天津、湖北两厂逐一比对，全部一致。
快利新枪，使用旧机器辅以人工制造，还算好用，但耗材多，产枪量少。去年下令各军改用小口径毛瑟快枪。原本打算专门购置制造这种枪支、枪弹的机器，统一仿制。咨询上海洋行，需要数十万两白银，周期漫长，当下没有财力。于是沿用旧机器，更换枪机弹簧，加装枪座，订购改造七毫米毛瑟枪与枪弹配件，按合同改造后每日可以产枪十支。设备安装完毕立刻开工，严格订立章程，按年按季上报，保证账目真实。各局生产新式速射炮，尚能满足使用。仿制小口径毛瑟枪，只有湖北、上海两厂。一个是新购专用机器，一个改造旧设备，产能有限，年产枪支不多，难以供给全部军队。
曾经和直隶、湖广总督商议增购造枪新机器，无论天津、湖北、江宁、上海哪一厂承接，都因为经费短缺，没能扩建。南洋军火经费，只能依靠洋税顺利征收，尽力节俭，存积余款，预备购置一套仿制小口径毛瑟枪的机器。争取数年之内购齐设备，和湖北枪炮厂分开生产，让军械工艺日渐精良。还计划设立工艺学堂，学习船舶、军械、枪炮、水雷制造技术，培养技术人才。”
同年，浙江巡抚刘树堂从金陵军械所调拨德国老式毛瑟枪三千支，子弹一百五十万颗，供给浙江防军使用。
光绪二十六年，直隶总督裕禄上奏：“北洋机器局每年经费白银二十五万余两，生产军火原本供给北洋海军、淮军、练军操练防御。近年经费收入减少，除按旧例调拨军火之外，又新增武卫五大军，京师神机营、虎枪营也经常调拨物资，常常担心供给不足。新增各军都以快枪、速射炮为主力兵器，各类枪炮弹药必须自产，才不会耽误防务。光绪二十四年起陆续采购制造速射炮、快枪子弹以及无烟火药机器，如今才从海外陆续运到天津，安装入厂。
已经派人前往上海、江宁，和各局研讨快枪、速射炮规格，比对枪弹炮弹重量；取回江南、湖北两厂弹药样品详细比对，力求统一规格。北洋新增快枪弹厂、无烟火药厂、速射炮弹厂，整顿炼钢厂，每年经费至少增加白银十五万两，请户部从各海关洋税内增拨，供给军用。”
光绪二十八年，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上海制造局自产新式无烟快枪、轮式速射炮调拨支援广西军队。四川总督奎俊上奏，四川机器局光绪三年修建厂房制造枪炮，光绪五年停工；光绪六年奉旨复工，增修熟铁锅炉、碾火药厂房以及洋火药局，至今二十余年，制造军械成果很多。厂房年久朽坏，需要全面修缮，保障生产。去年扩建生产，增设绘图专员；修缮厂房之后，新建绘图房、黑火药药房。四川局势不稳，调威远军一营常年驻守局外巡逻警戒，另修建试炮表码厂，用来试射校验枪炮。
闽浙总督许应骙上奏，去年海防戒严，福建机器局制造枪弹所需鱼子火药，海口炮台火炮药饼，因为外国禁售军火，于是采购本土硝石硫磺自行制造。命令机器局仿照西式，制造轮式速射炮与快枪。一共采购土硝七万斤，硫磺一万斤，自制西式鱼子火药五万磅，大型火炮药饼六百九十三份，三磅轮式速射炮十二门，十二磅速射炮二门，新式后膛抬枪一百支，改造后膛轮式速射炮六门。经费从海防经费内支出。
光绪二十九年，两江总督张之洞上奏，上海制造局原有机器，七年前生产林明登枪，是国外已经淘汰的旧式；两年前生产快利枪，是本局自行设计的型号，并不十分合用。枪械新旧混杂，产量不高，火炮设备也不完备，每年耗费巨额经费，十分可惜。整顿军备之时，军队枪械应当统一。议定上海厂仿照湖北厂，改造小口径新式毛瑟快枪。但上海厂造枪设备不全，大量依靠人工，耗费工时，产量低下。近年添置机器整顿之后，每日仅能造枪七支，年产两千余支，对全国军备大局帮助有限。炮厂生产的轮式火炮，实用性不足。必须购置新式造枪机器，达到年产快枪五万支；配套新式造炮机器，年产重型岸炮十门、七点五厘米口径速射炮二百门。数年之后，才能满足各省需求，统一军械制式。
江西巡抚夏岢上奏，江西制造局规模狭小，计划优先生产快枪，向外洋订购全套小口径毛瑟新式造枪机器，每日大约产枪十五支；全套弹壳机器，日产枪弹三千颗。同时向外商选配零件，一机多用，节省经费、拓宽用途。另购置通用机器一套，用于各厂配件加工、设备维修。
闽浙总督崇善上奏，光绪二十五年，福建把原先附设在马尾船厂的机器迁回省城水部门内，专门生产炮台炮弹、炸钉等配件。光绪二十六年，在机器局旁扩建土地，增建枪弹厂房。光绪二十八年，在省城西门外另设制造局，专门生产无烟快枪。水部门内机器、枪弹两厂，从开办到光绪二十八年，总经费白银十七万八千余两。造出三磅速射炮二十四门，规格同上海局火炮；福字一号、二号陆军后膛速射炮二门，西式十二磅半速射炮二门，只是机件精度不够，运转不够灵便。另外改造船厂旧式陆路速射炮四门，福强军车载后膛炮六门；制造新式后膛抬枪一百支，改造短柄洋枪一百支；生产各类后膛枪弹三百二十余万颗；其余修理各类洋枪，制造前膛炮弹，耗费巨大。
水部门内两厂地处城内人口稠密区域，存放军火极不安全，不如西关外制造局场地开阔，远离民居。枪炮与弹药生产本是一体，分设两厂开销更大，合并建厂更节约。于是下令两厂暂时停产，合并为一处制造局，成品枪炮弹药、机件原料妥善封存，大量裁撤人员工匠。每年只生产各类抬枪、弹药，供给操练防守。
山东巡抚周馥上奏，山东是海防要地，军队军械不足。请求向金陵制造局采购新式三十七毫米小速射炮，向湖北枪炮厂采购格鲁森五点七厘米过山速射炮以及开花炮弹。
两江总督张之洞上奏，欧美各国制度，枪炮一旦推出新式，全军统一换装，旧式军械全部淘汰。湖北、上海两厂统一专门生产小口径毛瑟快枪，把上海制造局库存快利枪全部报废，以求军械精良。
河南巡抚张人骏上奏，河南机器局制造军械，设备不全，急需增购生产枪炮弹药所需铜铁原料，自产毛瑟快枪、无烟火药。
山东巡抚周馥上奏，山东机器局历年生产各类西式枪支、火药、铅弹，再次采购外国铜铁原料，扩建厂房、锅炉、箱具。同年，湖北汉阳厂仿制格鲁森新式的五点三厘米、五点七厘米开花炮弹，以及曼利夏枪弹、黎意枪弹配套底火，调拨给毅军使用。福建机器局添置无烟火药制造机器。
光绪三十年，河南巡抚陈夔龙上奏，河南原有机器局，设备简陋，没有采用新式工艺，请增购机器十台以及配套物件，采购两磅铜炮坯二十尊、四磅铜炮坯十尊，自行铸造，逐步扩大生产。两江总督魏光焘扩建金陵机器局，仿照外国工艺制造各类炮架、炸弹、铜底火以及炮台配件，分设机器翻砂、铁木、火箭各厂。
光绪三十一年，兵部议定，江南、天津、山东各机器局以及金陵洋火药局，所有运送军装军火的运费，全部上报户部核销。四川总督锡良遵照户部决议，光绪三十年之后，厂房机器修缮、制造机器火药洋枪等事项，按新章程呈报户部。山东巡抚杨士骧上奏，山东机器局自建厂以来，生产各类西式火药、铜底火、各类后膛来复枪、洋铅丸，增建厂房锅炉，设备仍然不足，继续采购外国铜铁材料扩大生产。河南巡抚陈夔龙扩建河南机器局，开工制造枪炮弹药，供给军队。同年户部通令各省机器制造局，此后采购物料，必须上报户部核销。
光绪三十二年，四川总督锡良核查机器局成果：新造机器枪械、蜀利抬枪、利川手枪等一百零四件，火药二万余斤，马梯尼枪弹、毛瑟枪弹三十余万颗。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湖北新增炼钢、制药各厂，全部经费由兵工总局统一收支。两江总督周馥上奏，上海制造局各类军械全部仿西式制造，分发各省，总经费白银二百三十八万余两，原料大多进口，人工物价没有固定标准，不能按常例核算。陕西巡抚曹鸿勋上奏，陕西制造局陆续供给各营火药三万余斤，铅丸七千余斤，供八旗、绿营操练防御。
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端方会商，命令金陵机器局仿照外国制造各类炮身炮车炮架、炸弹铜火，以及炮台维修配件，分设机器翻砂、铁木、枪弹、轧铜、火药各厂，招募工匠常年生产。四川总督锡良扩建四川枪炮制造所，生产毛瑟枪弹，全面改良工艺，可以仿制外国九响毛瑟枪弹，射击精度达标，维修制造机件数量持续增加。同年朝廷命令政务处会同各部大臣，严格核查各省枪炮机器局，每五年办理一次保举奖赏。
光绪三十三年，陆军部提议筹建四大兵工厂，增加军械产量，提升质量，以备急用。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核查机器局光绪三十二年生产成果：修理机器五十九项，旧式洋枪一千余支；新造珐琅单响毛瑟枪一千四百余支，标刀、底火、击针弹簧一千四百二十余套，枪托护木一百四十余个；九响毛瑟枪弹药一百零四万二千余颗，毛瑟弹壳三十三万余颗，单响毛瑟枪弹三十三万六千颗，铜击火八百颗，十三响马枪弹一千二百颗，碰火二千颗，红铜小火四十六万颗，黄铜钉五十二万颗，火枪八支，洋鼓二百一十二个，各类机件一万五千一十一件；成品洋火药二万八千一百八十五斤。全部试放合格，分别入库存储。
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湖北兵工厂创办于光绪十六年，多年筹划经营，到这时规模才完备。开办初期，每日仅能产出七点九毫米毛瑟快枪十余支；经多次扩建添置机器，之后每日产枪五十余支。枪弹最初日产数千颗，逐步提升到五万余颗。所产三点七厘米格鲁森速射炮，从开工到光绪二十五年，一共造出六十余门。光绪二十五年改产五点七厘米过山速射炮，每年可造六十至九十门。开花炮弹，年产量从五万余颗增加到七万余颗。本厂制造枪炮弹药，品质和进口洋货没有差别。炼钢、制火药逐年增设炼钢厂、拉钢厂，冶炼钢材精良合用。火药厂生产的无烟火药，可以源源不断供给弹厂生产。截止光绪三十二年底，一共生产马步快枪十万一千六百九十支，枪弹四千三百四十三万七千九百三十一颗，各类速射炮七百三十门，前装车载炮一百三十五门，各类开花炮弹六十三万一千七百颗，前膛炮弹六万零八百六十颗。经办官员不畏劳苦，寒暑不停，才取得这个成绩。光绪二十四年曾经予以嘉奖，如今又满十年，请求汇总案册再次奖赏。
安徽巡抚冯煦上奏，安徽往年枪弹全部外购，打算把原有造币厂改为制造局，自产子弹、修理枪械。于是购置机器，招募工匠，开工兴办。四川总督锡良上奏，去年派人出国考察军械制造，在德国知名工厂订购制造小口径毛瑟快枪、枪弹、无烟火药全套机器，分批运入四川。旧机器局没有扩建空间，另择新址修建枪厂、枪弹厂、无烟火药厂，仿照德国蜀赫厂新式工艺自主生产。
光绪三十四年，直隶总督杨士骧在保定省城军械局增建火药库与兵房。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上奏，东北新军逐年扩充，在奉天省城设立军械总局，吉林、黑龙江分设分局，附设修械司。
宣统元年，陆军部提议，欧美各国军械工厂各级主管官员品级，大致对应我国副都统、协都统、参领、军校等级。我国制造军械，设立学堂，将来制造人才日益增多，应当仿照国外制度，各制造厂设置工业官管理工匠。湖广总督陈夔龙上奏，湖北兵工钢药厂建成之后，为军械生产核心，每年经费增加至白银八十万两，维持厂务运转。
宣统二年，东三省总督锡良在奉天省城设立军装制造局，挑选木工、铁工、皮工，分部门制造，供给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军队、巡警使用。
宣统三年，吉林巡抚陈昭常上奏，吉林陆军改编为镇，设立专用军械局，附设修械司，满足军警装备维修需求。
汇总各省军械制造始末：同治元年，天津开始制造枪炮；同治二三年，江苏在江宁、上海分设机器局，共三局。同治四年，三局合并迁入上海，定名江南机器制造局。同治六年，天津扩大生产，设立军火机器局。同治九年，改名天津机器局。同治十三年，福建设立机器局，自制开花炮弹。上海制造局仿制林明登枪。天津、上海两局都仿制水雷。广东设立机器局、军火局。上海、金陵两局添置枪炮子弹机器。光绪二年，选派学徒学生出国，分赴各国学习制造。湖南、山东设立机器局自产军械，不聘请外国工匠。光绪三年，四川设局专门制造马梯尼后膛枪。光绪四年，天津局生产后膛火炮。光绪六年，金陵局制造来复枪、马梯尼枪、林明登枪。光绪七年，上海局铸造炮台钢炮。吉林设立机器局。金陵增设洋火药局。光绪十一年，广东设立制造局与水雷局。光绪十三年，金陵局制造田鸡炮。广东设立枪弹厂。光绪十六年，湖北设立兵工厂，生产新式枪炮，南北洋、川、广各局都没有这类装备；同时筹建炼铁厂、开采煤矿，作为军工基础。光绪十八年，贵州建炉炼铁。光绪十九年，天津、上海两局都建炼铁炉。上海局添置新式枪炮机器。湖北设立炼铁厂。光绪二十年，湖北增设炮架、炮弹、枪弹三厂。陕西转运甘肃旧存机器制造军械。光绪二十一年，天津机器局改名总理北洋机器局。广东制造抬枪、线枪。湖北、江南增设炼钢厂、栗色火药厂、无烟火药厂。陕西设立机器局。光绪二十二年，江南新厂投产快利新枪。天津局购机生产新式炮弹。四川局制造后膛毛瑟抬枪。天津局试制中机、边机前装抬枪。湖北厂改造旧式抬枪、线枪、抬炮、劈山炮为后膛。山东扩建熟铁厂、轧铜厂、枪弹厂、大型枪厂。河南局添置枪弹火药、抬枪制造机器。光绪二十三年，湖北厂添置罐子钢、无烟火药机器。光绪二十四年，山西设立枪炮制造厂。上海、天津添置速射炮机器。光绪二十五年，山东扩建造枪、造弹、化铜、轧铜各厂。黑龙江设立机器局。光绪二十六年，福建增建枪弹厂房。天津增建速射炮弹厂、快枪弹厂、无烟火药厂。光绪二十八年，江西局添置枪炮机器。光绪二十九年，福建合并枪炮火药两厂为一局。光绪三十年，河南局添置枪炮机器。光绪三十三年，陆军部提议建设四大兵工厂。四川新建枪厂、弹厂、无烟火药厂。安徽建立枪弹厂。宣统二年，奉天设立军装制造局。宣统三年，吉林设立军械局。
各省机器局设立，前后历时将近五十年，开办地点遍布十七个行省，多次改扩建，工艺逐步精良。这就是国内军械制造的概况。
志一百十六
兵十二
马政
清初沿袭明代制度，设立御马监；康熙年间，改为上驷院，掌管御马，专供皇帝使用。留养专供帝王乘用的马匹，叫内马；用于仪仗典礼的，叫仗马。御马入选之后，烙印标记。设置蒙古马医官医治马病。皇帝巡幸、行围打猎，御马随扈随行的军官与弁兵，每人配给官马。由副都统或者侍卫担任放马大臣，总管这项事务。皇帝拜谒祖陵，需要马匹二万三千余匹，东西二陵谒陵需马四千三百余匹，全部从察哈尔牧厂调拨马匹供给。到乾隆年间，每次随扈出行动用马匹常常达到二万余匹。嘉庆年间，国家财力逐渐耗损，停止木兰秋狝。嘉庆十二年，将额定马匹裁减一半。道光九年，皇帝前往盛京拜谒祖陵，额定马匹数量和乾隆时期大致相当，统计从牧厂调取以及各盟长进献的马匹，一共二万六千余匹。
顺治十五年制定军马配给制度：亲王出征，配马四百匹；郡王三百匹；贝勒二百匹；贝子一百五十匹；镇国公一百匹；辅国公八十匹；不入八分镇国公七十匹；不入八分辅国公六十五匹；将军八十匹；副将军七十匹；护军统领、前锋统领、副都统都是六十匹；其余下级官员兵丁按等级递减，最少的护军、领催每人六匹。康熙三十五年，下敕令规定出征士兵每人配马四匹；四人为一伍，一伍之中，主骑与随从骑乘共用八匹，驮运兵器粮草器物再用八匹。这一年征讨噶尔丹，因为士兵马匹瘦弱，将兵部尚书索诺和革职。康熙五十一年，核定军中官员额定马匹数量：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十六匹；侍郎以下依次递减；经略、大将军各二十五匹；副将军以下依次递减。乾隆十六年，八旗牧养官马二万七千七百余匹，其中一万匹在都城外放牧，热河一千匹，各处庄头名下二千匹，其余分配给直隶各绿营。圈马制度，始于乾隆二十八年，采纳都统舒赫德的奏请设立。满洲八旗，每旗圈养马二百匹；蒙古八旗，每旗一百匹。到乾隆五十九年裁撤圈马，马匹分给各兵自行拴养。嘉庆十二年，皇帝下谕令成亲王永瑆商议恢复圈马，大学士戴衢亨等人共同会商，拟定十条章程，依旧恢复圈马制度。道光末年，战乱兴起，圈马制度便被废除，之后也不再重新筹办。同治元年皇帝下谕：“马政废弛，积弊已经很深，造成军马瘦弱疲敝。牧厂大臣等人应当切实整顿，考核功过，扭转颓坏风气，定为法令。”追溯从世祖入关，直到康熙、乾隆时期，盛京、吉林、黑龙江、直隶、江南、浙江、广东、福建、湖北、四川、陕西、甘肃、山东、山西各省设置驻防满洲营，官马总计十万六千四百余匹，只有福建水师驻防仅有几十匹。乾隆末年，制定西藏兵制：前藏供差营马六十匹，后藏二十匹；原有塘汛四十三处，共有塘马二百二十匹；新设番塘二十四处，共有番马九十八匹。黑龙江驻军原本没有额定官马，道光十六年，采纳哈丰阿的奏请，才开始设置。
天聪年间，征服察哈尔，这片土地适宜放牧，马匹大量繁衍。顺治初年，在大库口外设置种马厂，隶属于兵部。康熙九年，将牧厂改归太仆寺管辖，分为左翼、右翼两个牧厂，都设在长城以外。这一时期，大凌河设立一处牧厂，边墙之外设两处牧厂，即商都达布逊诺尔牧厂、达里冈爱牧厂，隶属于上驷院。不久增设为五处牧厂：大凌河牧群马营、养息牧哈达牧群马营、养息所边外苏鲁克牧牛羊群以及黑牛群牧营、养息牧边外牧群牛营，全都在盛京境内。马，雄性称为儿马，雌性称为骒马；未满三岁的叫驹；成年之后挑选雄性阉割，叫做骟马。将骒马、骟马分群放牧，大致每五匹骒马搭配一匹儿马，每群马匹不超过四百匹。骒马与羊群每三年清点一次畜群，牛群六年清点一次。骒马群每三年用新繁殖的马驹补足损耗，三匹母马取一匹马驹；骟马群每年损耗十分之一。设置牧长、牧副、牧丁负责放牧事务，由协领、翼长、总管统辖，官兵全部由察哈尔、蒙古人充任。放牧所需木槽、旋镢、凿、勺等器具，每群各两套，每五年配发一次。总管每三年轮换一次。康熙二十四年，规定牧群牲畜每年年终上报增减数目，依据牲畜增减多少，评定赏罚。康熙二十六年，令八旗饲养马匹，春夏赶到察哈尔放牧，称为出青；秋冬返回圈厩饲养，称为回青。康熙四十四年，将军杨福请求购买马匹发给兵丁，皇帝没有准许，下谕说：“朝廷多次调拨太仆寺牧厂马匹以及茶马供给兵丁，所以士兵没有赔马的负担。纵观宋、明两代谋划马政，都没有妥善办法。牧马以口外之地最好，水草肥美，不耗费军饷，马匹繁衍众多。如果赶到内地放牧，就算每天耗费万金也不够。”雍正三年，规定牧厂存栏马匹定额四万匹。到乾隆五年，足额之外，超额七千余匹。两翼牧厂共有骒马一百六十群，骟马十六群，命令分在两翼牧厂放牧。乾隆八年，敕令划定放牧边界，不许互相侵占越界。此前甘肃甘州、凉州、肃州三州以及西宁各设马厂，分为五群，每群储备母马二百匹、公马四十匹。不久将甘州马厂改归巴里坤管辖。乾隆二十五年，伊犁设立孳生马驼厂，交由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四营放牧。乾隆三十二年，规定牧厂属官所需马匹，参照内地驿传制度，按照官品配给，不得超出定额。嘉庆年间，采纳都统庆溥的建议，撤回厄鲁特人管理的牧厂。当初，富俊上奏提议裁撤大凌河牧厂，拆分划归东三省，仁宗下严谕斥责这个提议。到道光七年，皇帝途经杏山东面视察牧厂，看见河岸马群壮硕齐整，于是下谕：这里牧厂地域宽阔，水草丰茂，马匹依靠此地繁育生息；如果轻易提议裁撤，驱散马匹容易，再聚集起来就很难。再有上奏请求裁撤的，以违制治罪。咸丰四年，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围剿捻军，征调察哈尔战马六百匹，马匹大多不堪骑乘，上奏朝廷。皇帝大怒，严令都统庆昀整顿，马政至此逐渐衰败松弛。光绪九年，太仆寺上奏，两翼共有骒马、骟马一百一十四群，孳生马五群，驼五群，相比乾隆时期，畜群数量大幅减少。之后穆图善练兵，到黑龙江求取良马而无所得，感慨叹息说：“难道是地气衰竭了么！”到清末，大力推行新法，旧日牧政更加废弃不再讲求，难道不是时势所造成的吗？
顺治初年，陕西设立洮岷、河州、西宁、庄浪、甘州茶马司，以及开成、安定、广宁、黑水、清平、万安、武安七座监苑，每年派遣一名御史专门管理茶马事务。顺治七年，喀尔喀、额鲁特前来互市买马，朝廷下谕：章京监管的商贩、普通商人，以及不披甲的闲散人员，一律不许购买，违犯者鞭责一百，马匹没收归公。蒙古人携带马匹来京城，不许商贩私自购买，差役私自购买的依法治罪。康熙七年，裁撤茶马御史，马政事务划归甘肃巡抚。康熙三十四年，下谕派遣师中等前往蒙古各旗购买马匹，归化城、科尔沁各购二千匹，其余地方按定额采买。乾隆十二年，禁止朝鲜购买马匹。乾隆二十五年，敕令在乌鲁木齐与哈萨克交易马匹一百三十余匹，调拨到巴里坤。不久采纳五吉等人的建议，挑选从哈萨克换来的马匹送往巴里坤，于是停止继续购马。阿桂上奏伊犁与哈萨克交易得来的马匹已经繁育成大群，皇帝下诏书嘉奖。乾隆二十八年，制定江宁、浙江、福建驻防马匹出关口采买马匹的条例。乾隆三十二年，因为伊犁换来的哈萨克马匹积累很多，挑选巴里坤水草优良的地方放牧。不久乌里雅苏台马匹缺额，也用哈萨克马匹互换补给。陕西、甘肃军营的马匹，按惯例从伊犁调运补充，路途遥远耗费时日。咸丰四年，采纳赓福的奏请，允许伊犁、塔尔巴哈台就地将马匹折价，令各营自行采买。咸丰七年，又下谕山东缺额马匹，也就近购买补足。
贡马制度创立于开国之初，归化城土默特二旗，一年四季每年进贡马匹一百匹。顺治十三年，吐鲁番进贡马匹三百二十四匹，之后减定额，令进贡西马四匹、蒙古马十匹。康熙八年，因为边外蒙古进贡马匹时，沿途官吏强行压价购买，下谕严格禁止。康熙三十年，下谕土谢图汗、车臣汗依旧保留汗号，照旧进贡白驼一头、白马八匹，其余贡品不要再进献九白之贡。康熙三十五年，喀尔喀蒙古进献驼马，数量多得无法统计，是感念圣祖击败噶尔丹，让他们重回原有牧地。四川各土司按例进贡马匹或者折算银两抵马，各营少则一二匹，最多十二匹。甘肃唐古特七族西喇古尔按例进贡马匹，各营最多八十二匹，少的逐级减到二三匹。乾隆元年，下谕四川土司折算马匹每匹缴纳白银十二两，全省营马参照驿马条例，每匹纳银八两，永久定为法令。乾隆三十年，哈萨克沁德穆尔等人献马。敕令其余马匹送往伊犁，不许在喀什噶尔等地贸易。不久命令沙拉伯尔游牧的哈萨克，同沙拉伯尔部一样进贡马匹。嘉庆元年，停止叶尔羌进贡马匹。嘉庆十六年，下谕乌里雅苏台将军挑选贡马以及备用马匹。又下谕伊犁进贡马匹，马材优良、驯熟可用，足够供皇家使用，规定正贡、备贡各五匹，私自夹带马匹的，以违制论罪。道光二年，采纳那彦成奏议，青海属下玉树番族每年缴纳贡马，按照人口，以二十名壮丁贡马一匹的标准，按人口递减贡马数量。凉州所属番族依旧每年贡马一匹。起初内外蒙古各部大多是皇室贵戚，每次征伐，争相捐献马、驼，这是汉、唐以来从未有过的。康熙初年，察哈尔亲王、郡王、贝勒等人听闻三藩叛乱，各自捐献马匹资助军队。道光九年，章佳胡图克图捐献马匹一百匹，朝廷收下一半。道光二十三年，察哈尔蒙古旗捐献马一千九百七十匹。咸丰初年，哲布尊丹巴等人捐马一千匹，喀尔喀土谢图等部捐马二千匹，锡林果勒盟长等人捐马三千匹，皇帝因为数量太多，予以拒绝。后来听说马匹已经在运送途中，下令挑选合适的地方放牧备用。此后三音诺颜部等，因为战事捐献马驼，不久捐马二千一百匹，锡林果勒盟等捐一千二百匹，有的收下，有的拒收。咸丰七年，各部落蒙古王公捐马六千四百匹，下诏收下。当时太平军、捻军袭扰京畿东部，急需骑兵作战。同治年间，黑龙江将军德英在呼伦贝尔各城劝导民众捐献军马。光绪初年，丰绅托克湍筹办海防，昭乌达盟郡王捐马六百匹，于是奏请推广劝捐，用来充实军用物资。
驿站设置始于西汉，历代沿袭。清代承袭明代制度，设置驿马，额定数量四万三千三百余匹。各省驿站制度，在康熙二年确定：凡递送奏章官员使用驿马，藩王五匹；公爵、将军、提督、总督、巡抚三匹；总兵、巡盐御史二匹，这是采纳兵部侍郎石麟的奏请。边外驿站，于康熙九年确定：凡是皇帝特遣使臣，以及理藩院奉命前往蒙古各部宣谕公务的官员，可以乘用边外驿马。康熙三十五年，征讨噶尔丹，设立边外五处驿站，方便用车转运粮草。又采纳理藩院建议，从张家口以外设置蒙古驿站，这是大致情况。偏僻地区的驿传，只供给本州县使用，也叫递马，定额不过数匹。地处交通要道、事务繁重的州县，设置一处或两三处驿站，驿马定额可达六七十匹。重要驿差，有朝廷派出的使臣、前来朝贡的藩邦使者，其余如大臣入京朝见、赴任、巡视盐务、监察税务都属于这类。至于递送奏章、呈送表册的差役，属于小型驿差。紧急差役，有星夜飞驰传递、限时抵达一类。至于慰问抚恤、安葬亡者，准许使用驿传，属于零散使用驿传。驿站政务弊端丛生，张汧曾经详尽上奏陈述。层层摊派勒索，横加索取骚扰，损害国家、祸害百姓，势所必然。已定条例中各驿站额定马匹，每年十匹之中会倒毙三匹，按例购买补充。咸丰年间，太平军声势浩大，湖南、湖北境内被贼军占据，劫掠驿马、焚毁驿站房舍的事情时常发生。各州县有的买马补缺，有的租马应付差役；驿马被毁、驿站废置的地方，就雇佣民夫代替马匹。甘肃原有驿马定额六千余匹，也因为战乱废弛。光绪九年，战事平定，驿传事务渐渐减少，留存马匹相比从前减少三分之二，但驿传政务尚能维持。光绪十一年，新疆南路设立驿站。此时，全国驿站每年耗费银两大约三百多万两。光绪二十九年，刘坤一、张之洞上奏条陈新政，称驿站耗费巨额经费，不如效仿外国设立邮政。邮政传递书信迅速，驿站传递文书迟缓。弊病根源在于设有驿站的州县马匹缺额，马匹瘦弱，驿丁有的借驿站牟利，造成文书延误。请求设立驿政局，推行邮政，驿站铺递经费全部依靠邮资供给，每年三百万两的驿站开支就可以节省下来。当时朝廷认可这个提议。不久驿马逐步裁撤，此后驿站便废弃不用。
顺治初年，设立常盈库，存放车驾司的朋椿站银、武库司马价银、太仆寺马价银。康熙初年，常盈库储备银两划归户部管理。乾隆十六年，敕令云南营马，除按惯例倒毙十分之三需要赔偿之外，超额倒毙的马匹免于缴纳椿银。乾隆二十七年，制定圈养马匹的草料钱粮标准，每匹待遇略优于绿营马匹。乾隆三十八年，又下令云南买马补额的马价，每匹减少白银三两。起初马匹草料钱粮每年耗费大约四十四万余两。道光年间，采纳载铨等人奏议，裁减八旗官拴马匹定额一半，省下的经费用来补充兵饷。
清初规定现任官员可以养马，其余百姓一律禁止。不久允许武进士、武举、兵丁、捕役养马。康熙元年，禁止民间百姓养马。有私自贩卖马匹，被人告发的，马匹赏给告发之人。马主如果有官职，从重处罚；平民戴枷鞭责。康熙十年，允许民间百姓养马。康熙二十六年，规定牧厂放出的马、驼，如果践踏庄稼，或是逃逸扰民，放牧兵丁处以鞭责，主管官员按等级罚扣俸禄。如果兵丁强迫百姓代为放牧、勒索扰民，兵丁送交刑部治罪，主管官员降级调任。凡是牧马死亡，要查验马皮；马匹倒毙按例需要赔偿，有一九、一七的赔罚比例。需要征收马驹一千匹的，以一百匹为一分；征收一百匹的，以十匹为一分。雍正十三年，规定马、驼离开牧厂时，毛色、年龄登记在册，返回时核验；如果瘦弱马匹不到三成，免于追责，否则兵丁鞭责，官员罚俸。乾隆初年，禁止牧丁盗马私售、私自借马给别人骑乘，加重惩处。乾隆十六年，严惩牧马人员克扣草料的罪行。乾隆二十八年，官马出青放牧，每百匹允许损耗十匹，超出定额勒令自行买补。嘉庆十一年，木兰行围，查获私贩马匹案犯，从重惩处。皇帝因此下谕：“我朝讲习武备、按时巡狩，扈从人员都配给官马。大臣俸禄优厚，配马数量较少。官员兵丁，按照差事繁简确定马匹多少，少的一二匹，多至五匹，差事办完马匹归还官府。如果马匹倒毙，查验耳尾凭证，依旧按价折银上缴。马匹收发之时，派王公大臣督察。如今官兵竟然私自售卖官马凭证，察哈尔官兵收取折银，折银容易买马补缺。积弊越来越深，严重妨害马政。从今以后，凡是售卖马证、折银收马的，一体治罪；私自买马的商贩从严审问定罪。大臣要妥善议定章程上报。”凡是营马走失被盗，责令赔偿补齐，称为赔椿；赔偿数额逐年递减十分之一，满十年全部免除。对敌作战受伤损耗的马匹免于赔偿；骑用满三年才倒毙的马匹，也免于赔偿。其余一年或两三年内倒毙的马匹，赔偿标准各省不同，最高十两白银。同治二年，规定古北口查获私马超过三十匹，押送京城；不足三十匹，赏给查获兵丁，定为法令。
志一百十七 刑法一
中国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依靠礼教治理天下。劝勉安抚百姓，由此产生政务；匡正约束民众，由此产生刑法。政务、刑法，都是用来维护礼教、使其不中断。所以《尚书》说：“严明五种刑罚，用来辅助五教。”又说：“士师用公平的刑罚治理百姓，教导民众恭敬遵从德行。”古代圣明君主制定刑法的精深要义，就在这里。周代衰微，礼教废弛，典籍散失。魏国李悝撰写《法经》六篇，流传到汉初，萧何增订为《九章律》，历代多有增减、拆分合并。到唐代《永徽律》问世，集前代律法大成。虽然历经宋、元、明，体例面貌几经变化，但是所颁布的法令条文，对于辅助教化的用意，始终谨慎坚守。君子纵观数千年历史，观察教化的明暗、刑罚的恰当与否，国家兴盛衰亡、安定动乱的缘由，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清代兴起于辽东，不到三四十年就统一全国。圣祖幼年即位，与民休养生息六十余年，宽仁体恤百姓的诏书年年不断。高宗适逢盛世，一代法制大多由他裁定。仁宗之后，政务多沿袭旧制，无暇大规模改制。纵观全程，各朝刑政虽然不完全清明，但没有像明代厂卫、廷杖那样专门折辱士大夫的制度。审案官员虽然不全是仁厚宽恕，却没有汉、唐张汤、赵禹、周兴、来俊臣那样罗织罪名、残酷苛刻的酷吏。德宗末年，庚子拳乱，国家遭受重创，朝野上下争相提议变法，新的刑律开始萌芽。到宣统皇帝退位，中国数千年传承的刑典全部废止。所以讨论清代刑法，正是古今法制承续断绝的关键阶段。于是详细记述，供后人考证。
清太祖继承基业之初，开始制定国家政令，惩治叛乱、抓捕盗贼，法制由此建立。太宗继承基业，天聪七年，派遣国舅阿什达尔汉等人前往外藩蒙古各部，宣读钦定法令，也就是当时所说的“盛京定例”。之后陆续制定治罪条文，但都是随时事设立制度，不能永久沿用。
世祖顺治元年，摄政睿亲王入关平定战乱，六月，就下令司法衙门依照明律判罪。八月，刑科给事中孙襄上奏陈述四项刑法事务，第一是修订刑书：“刑法有律条，就如同器物有规矩准绳。如今司法部门沿用前朝明代律令，条文繁简不一，量刑轻重没有统一标准。应当考察前代法度，结合当下国情，斟酌增减修订，刊刻成书，颁布全国，让天下统一遵守，这样奸邪无处滋生，风俗得以转变。”奏疏呈上之后，摄政王下令司法官会同朝中大臣仔细研读明律，参考现实情况，集体商议妥当，修订成书，颁行天下。十月，世祖进入京城，登基称帝。刑部左侍郎党崇雅上奏，外地官吏趁国家新制度未定，随意曲解法律、舞文弄墨。请求暂时沿用明律，等到国家法令统一，再颁布永久法令。得到谕旨：“外地依旧依照明律办案，如果有随意轻重判案的弊病，检举从严查办。”顺治二年，采纳刑科都给事中李士焜的奏请，命令修律官员参考满、汉条例，区分罪行轻重等级。
顺治三年五月，《大清律》修成，世祖亲自撰写序言说：“朕想到太祖、太宗在东方开创基业，民风淳朴，法令简约，除死刑外，只有鞭笞之刑。朕承受天命，统治中原，人口众多，人情真伪复杂。每次审阅案件，量刑轻重斟酌，十分繁琐。律例没有确定，官吏没有依据。于是下令司法官员广泛汇集朝臣意见，仔细翻译明律，参照本国旧制，增减调整，力求公平允当。全书完成进呈，朕反复审阅，又命令内院大臣校订准确，才准许刊刻颁布，定名《大清律集解附例》。内外官吏，要恭敬遵守这部法典，不得随意轻重量刑，务必让百官百姓敬畏道义，不敢轻易犯法，期望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治世，彰显我祖宗爱惜生灵的德行。子孙臣民，要世代遵守。”顺治十三年，再次颁行满文本《大清律》。
康熙九年，圣祖命令大学士兼管刑部尚书对喀纳等人重新校正律文。康熙十八年，专门下谕刑部：律文之外所有条例，该删该留，令九卿、詹事、科道官员共同仔细商议，拟定意见上奏。之后九卿遵旨修订条例，单独成书，名叫《现行则例》。康熙二十八年，御史盛符升上奏，律和条例应当统一，请求重新考定，作为法律准则。皇帝交付九卿商议，准许将《现行则例》附入《大清律》条文。随即任命大学士图纳、张玉书等人担任总裁官。大臣认为律文源自唐律，文字简练含义精深，容易产生错讹，在每篇正文之后增加总注，解释律文含义。依次拟定名例四十六条，康熙三十四年先行缮写进呈。康熙三十六年，发回刑部，要求把上奏之后修改的内容补入书中。到康熙四十六年六月，编纂完成四十二册进呈，留御览没有下发。
雍正元年，巡视东城御史汤之旭上奏：“律例至关紧要，如今六部现行则例，有的重罪改轻、轻罪改重，有的旧例废止，同类事情适用法条不一，没有统一标准。请求挑选熟悉律例的大臣，专门担任律例馆总裁，将康熙六十一年之前的条例和《大清会典》逐条核对订正，避免相互矛盾。”世宗批准，任命大学士朱轼等人为总裁，下谕对于应当增删之处，详细分辨，尽快修完。雍正三年书成，雍正五年颁布。明律以名例篇放在卷首，其余分属六部，共三十门，总计四百六十条。顺治初年修订律书，把公式门的信牌条文移入职制门，泄露军情移入军政门；公式门删除漏用钞印；仓库门删除钞法；诈伪门删除伪造宝钞条文。后来又在名例篇增加边远充军一条。雍正三年修订的律书，删除的条文：名例律的吏卒犯死罪、杀害军人、在京犯罪军民三条；职制门选用军职、官吏给由二条；婚姻门蒙古、色目人婚姻一条；宫卫门悬带关防牌面一条。合并的条文：名例篇边远充军并入充军地方；公式门毁弃制书印信两条合并为一条；课程门盐法十二条合并为一条；宫卫门冲突仪仗三条合并为一条；邮驿门递送公文三条合并为一条。修改的条文：名例篇军官军人免发遣改为犯罪免发遣，军官有犯改为军籍有犯；仪制门收藏禁书及私习天文生一节改为收藏禁书。新增条文：名例篇天文生有犯、充军地方二条。总计名例律四十六条。吏律：职制十四条，公式十四条。户律：户役十五条，田宅十一条，婚姻十七条，仓库二十三条，课程八条，市廛五条。礼律：祭祀六条，仪制二十条。兵律：宫卫十六条，军政二十一条，关津七条，厩牧十一条，邮驿十六条。刑律：贼盗二十八条，人命二十条，斗殴二十二条，骂詈八条，诉讼十二条，受赃十一条，诈伪十一条，犯奸十条，杂犯十一条，捕亡八条，断狱二十九条。工律：营造九条，河防四条。依旧沿用明律三十门，总共有四百三十六条。律书开头的六赃图、五刑图、狱具图、丧服图，大多沿袭明代旧制。纳赎诸例图、徒限内老疾收赎图、诬轻为重收赎图，赎银数额依照本朝制度。律文与律注多有增删修改。律后总注，是康熙年间创立。律书末尾附带比引律三十条。这是大体情况。自此以后，虽然多次纂修，只陆续增加附在律后的条例，律文不再改动。只有乾隆五年，律馆修书上奏获准删除总注，并且补入过失杀伤收赎一图。
例文在康熙初年仅存三百二十一条，末年新增一百一十五条。雍正三年分类修订，分为原例，历朝旧例共三百二十一条；增例，康熙朝现行条例二百九十条；钦定例，皇帝谕旨与大臣奏议共二百零四条，合计八百一十五条。其中立法优良的，比如犯罪存留养亲，推广到寡妇独子；如果殴死兄长，也准许留命承继宗祀，体恤孤寡、倡导孝道。犯死罪，不属于大赦不赦重罪，如果有祖父子孙阵亡，准许优免一次，用来鼓励忠义。贪赃枉法，有俸禄官员贪满八十两，无俸禄官员、不枉法赃有俸禄官员满一百二十两，都判处绞刑，严厉惩治贪官。衙役敲诈勒索，依据赃物数量加等治罪，惩治差役，保护良善百姓。强盗区分绝对不可饶恕、情有可原，体现诛杀首恶、宽免胁从的大义。复仇案件，以国法能否伸张作为判定标准，杜绝私相仇杀。这些条款，有的暗合古制，有的矫正前代弊病，都是良法。这些制度基本都在康雍时期制定。
开国以来，每次纂修律例，都会钦命两三位大臣担任总裁，专门开设律例馆。当时各部院则例陆续成书，如果和刑律相关，馆臣都会一一订正，很少互相冲突。乾隆元年，刑部上奏获准三年修订一次条例。乾隆十一年，内阁等衙门商议改为五年一修。从此刑部专管此事，不再另外选派总裁，律例馆隶属于刑部，常常不和其他部门会商。高宗在位六十年，明察审慎，每次审阅案卷，务求案情罪名恰当，想用繁多的条例应对千变万化的案情。所以乾隆一朝修律八九次，删除原例、增例名目，修改旧例、新增案例条例最多。
嘉庆之后，按期开馆修例，历经道光、咸丰直到同治，条例增加到一千八百九十二条。清代定例，如同宋代编敕，有例就不引用律文，律文大多变成空文，条例越来越繁杂琐碎。条例之间前后矛盾，有的在律文之外加重处罚，有的以条例突破律文，一件事单独设一条例，一省一地方单独定条例，甚至由一条条例衍生另一条条例。不仅和其他部门则例冲突，同一条例分载在不同篇目，也存在分歧。辗转矛盾，容易造成官吏随意轻重判案。雍正十三年世宗遗诏写道：“国家设立刑罚禁令，是用来查究奸邪、铲除强暴，惩治贪腐邪恶，端正风俗，整肃官场。但是宽严尺度，必须顺应时势。从前朕看见风俗浅薄，官吏营私舞弊，已成风气不知悔改，不得不惩治整顿，警戒后人。如今官员百姓已经知道警惕。各衙门条例，从前严苛后来改从宽的，是从前大臣拟定不妥，朕与朝臣仔细核定修改，可以永久沿用。如果从前宽松后来改严苛，是整治人心风俗的办法，原本打算临时施行，等到弊病革除，还可以恢复旧章，这是朕的本意。往后处理案件斟酌法条，如果应当沿用旧例，依旧按旧例办理。”可惜后世修法大臣，不能明白刑罚轻重随时代变化的道理，每次修例，只把历年谕旨、大臣奏议依次编入，从来没有整合全书逐条订正。穆宗号称中兴，太后临朝，平定太平军、捻军、回疆叛乱，百废待兴，尚且在同治九年修律一次。德宗幼年继位，无暇修订法令。再加上时局多变，章程堆积繁多，刑部畏惧条例繁冗，不敢提议修订，朝臣也无人提起，长期因循旧制。
光绪二十六年，联军攻入京城，两宫逃往西安。忧心国事的官员，都说不效仿欧美，不足以强国。于是上书议论国事的人，开始讨论修订刑律。光绪二十八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保举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修订法律，兼采中西法律。皇帝批准奏请，下谕所有现行律例，依据通商交涉情况，参考各国法律，妥善拟定，务求中外通行，有益于治理。自此讨论修律的人，都着眼收回领事裁判权。
同年刑部也上奏请求开馆修例。光绪三十一年，先将条例中和当今形势不符、不再引用、重复、旧例已经废止的条文，上奏删除三百四十四条。光绪三十三年，又任命侍郎俞廉三、沈家本同为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人征召馆员，分部门编纂，聘请东西方各国博士、律师作为顾问。前些年没有编完的旧律，专门设立编案处合并修订。十二月，遵照旨意拟定满汉通用刑律，删并旧例四十九条。宣统元年，全书编纂缮写进呈，下谕交给宪政编查馆审核。宣统二年，审核定稿，定名《现行刑律》。
此时官制改革，下诏预备立宪，东西方法学学说大量传入。律书依旧分三十门，但删除六部的篇目名目。顺应时局变迁、新制度更替而删去的条文：名例篇的犯罪免发遣、军籍有犯、流囚家属、流犯在道会赦、天文生有犯、工乐户及妇人犯罪、充军地方；职制篇的大臣专擅选官、文官不许封公侯、官员赴任过限、无故不朝参公座、奸党；公式篇的照刷文卷、磨勘卷宗、封掌印信；户役篇的丁夫差遣不平、隐蔽差役、逃避差役；田宅篇的任所置买田宅；婚姻篇的同姓为婚、良贱为婚姻；课程篇的监临势要中盐、阻坏盐法、私矾、舶商匿货；礼律朝见留难；宫卫篇内府工作人匠替役；军政篇边境申索军需、公侯私役官军、夜禁；关津篇私越冒度关津、诈冒给路引、递送逃军妻女出城、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私役弓兵；厩牧篇公使人等索借马匹；邮驿篇占宿驿舍上房；贼盗篇起除刺字；斗殴篇良贱相殴；诉讼篇军民约会、词讼诬告、充军及迁徙；受赃篇私受公侯财物；犯奸篇良贱相奸；杂犯篇搬做杂剧；捕亡篇徒流人逃；断狱篇徒囚不应役；营造篇有司官吏不住公廨。顺应政体、刑制变革修改的条文：名例篇化外人有犯改为蒙古及入国籍人有犯；徒流迁徙地方改为五徒三流二遣地方；婚姻篇娶乐人为妻妾改为娶娼妓为妻；人命篇杀子孙及奴婢图赖人删去“及奴婢”三字；斗殴篇奴婢殴家长改为雇工人殴家长；骂詈篇奴婢骂家长改为雇工人骂家长；犯奸篇奴婢奸家长妻改为雇工人奸家长妻。全书保留三百八十九条，比引律删除一半，分类归入各门，不再单独列出比附篇目。旧条例除删并之外，加上新纂条例，合计一千六百六十六条。《督捕则例》，顺治年间大臣编纂进呈，原本是为旗下逃奴设立。康熙十五年重新修订，乾隆之后不断增补，共一百一十条，也分类取舍并入刑律，原书废止。律书开头依旧保留完整服制图，重视礼教。同年冬天颁布。蒙古治罪条文收录在《理藩院则例》，西宁番子治罪条例另外在岷州、洮州等地施行，因为风俗不同，刑制有别，不轻易改动。
新律方面，光绪三十二年法律馆上奏《刑事民事诉讼律》，参考英美陪审制度。各省督抚大多认为难以施行，于是搁置。光绪三十三年，先后上奏新刑律草案，总则十七章：法例、不论罪、未遂罪、累犯罪、俱发罪、共犯罪、刑名、宥恕减轻、自首减免、酌量减轻、加减例、缓刑、暂释、恩赦、时效、时期计算、文例。分则三十六章：关于帝室之罪、关于内乱之罪、关于国交之罪、关于外患之罪、关于漏泄机务之罪、关于渎职之罪、关于妨害公务之罪、关于选举之罪、关于骚扰之罪、关于逮捕监禁者脱逃之罪、关于藏匿罪人及湮灭证据之罪、关于伪证及诬告之罪、关于放火决水及水利之罪、关于危险物之罪、关于往来通信之罪、关于秩序之罪、关于伪造货币之罪、关于伪造文书及印文之罪、关于伪造度量衡之罪、关于祀典及坟墓之罪、关于鸦片烟之罪、关于赌博彩票之罪、关于奸非及重婚之罪、关于饮料水之罪、关于卫生之罪、关于杀伤之罪、关于堕胎之罪、关于遗弃之罪、关于逮捕监禁之罪、关于略诱及和诱之罪、关于安全信用名誉及秘密之罪、关于窃盗及强盗之罪、关于诈欺取财之罪、关于侵占之罪、关于赃物之罪、关于毁弃损坏之罪。两编合计三百八十七条，宪政编查馆下发各部、各省督抚审核，提出驳斥意见的很多。
宣统元年，沈家本等人汇总各方意见，再次上奏修订后的草案。当时江苏提学使劳乃宣上书宪政编查馆评论说：“法律大臣会同法部进呈修改后的刑律，关系纲常伦理的条文没有依照旧律写入正文，只在附则称中国尊崇孔教，重视纲常礼教。像旧律里十恶、亲属容隐、干名犯义、存留养亲，以及亲属相奸、相盗、相殴、发冢、犯奸各条，不能废弃。中国人犯以上罪名，依旧依照旧律，另外编纂单行法惩治。我认为修订新刑律，本是预备立宪，统一司法权。中国人与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都应当遵守同一部法律。这部法律，本以治理中国人为主。如今还要依据旧律另编专门适用于中国人的单行法，等于这部新刑律专门为外国人设立。本末倒置，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草案按语称修订刑律，目的是收回领事裁判权。刑律只要有一两条外国人不肯遵守，就无法实现收回裁判权。所以修律一味模仿外国。这个说法并不妥当。欧美各国，外国人在本国境内居住，都必须遵守该国法律，不能拿本国没有该条法律来抗辩，也不能依仗本国法律对抗当地国法。现在中国修订刑律，却说为收回领事裁判权，必须抛弃本国固有的礼教风俗，全部模仿外国。效仿甲国，乙国提出异议；效仿乙国，甲国又不认同，这条路必然走不通。总而言之，一国法律必须和各国律法完全相同，才能让境内外国人遵守，绝无这个道理，也绝无这种事。把这个当作收回领事裁判权的办法，永远没有收回的希望。而且国家设立刑法，目的辅助教化。国内百姓不遵守礼教，用刑法约束。礼防范坏事于未发生，刑法禁止恶行于已发生，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各省督抚签驳草案，大多主张维护风俗教化，但是草案按语指责这是混淆道德与法律。草案讨论无夫奸时说：‘国家立法，务求令行禁止。有法律却无法执行，反而让百姓轻视法令、肆无忌惮。通奸这类事，禁不胜禁，杀不胜杀，就算写入法条，也只是一纸空文。只有普及教育，家庭端正，舆论力量强大，百姓懂得廉耻，淫靡风气才能衰减。’又说：‘遏制这类丑行，不靠法律而靠教化。就算单列条文，也没有实际效果。’这个立论把法律和道德教化拆分为两件事，认为法律和道德教化无关，一味模仿外国，抛弃旧律中关乎伦常的条文，这部法律还有什么用处？”劳乃宣主张将旧律有关礼教纲常的条文全部写入正文，增补干名犯义、犯罪存留养亲、亲属相奸相殴、无夫奸、子孙违犯教令条文。法律馆和他辩论。第二年资政院开会，宪政编查馆将草案交付资政院讨论，总则获得通过。劳乃宣担任议员，和同院内阁学士陈宝琛等人，极力坚持保留无夫奸、子孙违犯教令两条，分则部分没有表决完成。其余民律、商律、刑事诉讼律、民事诉讼律、国籍法都编纂完毕，没有审核议定。只有《法院编制法》《违警律》《禁烟条例》在宣统二年颁布，和《现行刑律》只施行一年，清帝退位诏书就下达了。
志一百十八 刑法二
明律源出于唐律，以笞、杖、徒、流、死作为五刑。笞刑分为五等，笞十到笞五十。杖刑五等，杖六十到杖一百。徒刑从杖六十徒一年起，每一等加杖十、刑期加半年，到杖一百徒三年，一共五等徒刑。流刑分三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都附加杖一百。死刑两类：斩、绞，这是正刑。律例之中的杂犯斩绞、迁徙、充军、枷号、刺字、赎罪、凌迟、枭首、戮尸等刑罚，有的承袭前代，有的明代创立，都不属于正刑。
清太祖、太宗治理辽东时，刑罚制度简约，重罪斩首，轻罪只用鞭扑。世祖入关，沿用明制，最初颁布刑律，笞杖刑罚以五折算为十，写入各条。康熙朝《现行则例》改为四折算，去除零数。雍正三年律，按例在本律注明板子数目。徒、流附加杖刑，到发配地点再按数目责打。是担心责打过多伤及性命，属于法外的仁政。文武官员犯笞杖罪，区分因公、因私，改用罚俸、降级、降调，最重革职。
徒，本义为奴役，带有羞辱之意。明代徒刑犯人发配盐场、冶场煎盐炼铁，清代徒刑犯人发往本省驿站。没有驿站的州县，分发到各衙门充当水火夫等杂役，服刑期满释放。
流犯，最初制度由各县押解送交巡抚衙门，按照里程发配各地荒芜、沿海州县。后来各省分配不均，犯人挑选好地方、逃避远地。乾隆八年，刑部编纂《三流道里表》，某省某府流犯，应流二千里的发配到哪省何府安置，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的发配何处，计算路程、划定地点，分省分府逐条记载。之后乾隆四十九年、嘉庆六年两次修订，只随州县合并、道路里程变化小幅修改，大体不变。律文记载：“流放犯人的妻子儿女随同前往，祖父母、父母、子孙愿意跟随的，听其自便。”乾隆二十四年，停止强制遣送妻子随同发配的佥妻条例。军犯、流犯家属自愿随行的，官府不再资助路费，这条律文形同虚设。
斩、绞同属死刑。自汉代起，有秋后处决囚犯制度。唐律规定，除恶逆以上重罪、奴婢部曲杀害主人，立春到秋分之间，不得上奏执行死刑。明弘治十年议定，真犯死罪决不待时的，凌迟十二条，斩三十七条，绞十二条；真犯死罪秋后处决的，斩一百条，绞八十六条。顺治初年定律，各条内明确标注：律文不写监候的，都是立即处决；条例不写立决的，都是监候。从此京城、外地死刑大多秋天处决，朝审成为一代大典。杂犯斩、绞准徒五年，杂犯三流总徒四年，大多创立于明代。清律官吏贪赃枉法、不枉法赃满额定数额，都改为实际绞刑，其余大多沿袭旧制，名实混杂，头绪繁杂。
迁徙源自唐代杀人移乡，但定罪标准不同。律文保留数条相关条文，都改为比流刑减半、徒刑二年，不再迁徙千里之外。只有条例针对土蛮、瑶、僮、苗人互相仇杀劫掠，以及改土归流土司犯罪，全家实行迁徙，但各有固定地点，不限于千里。
明代充军，目的充实边防，不完全等同于流刑。清初裁撤边卫，但保留充军名目。后来分为附近、近边、边远、极边、烟瘴五等充军，作为满流之上加重处罚的等级。附近二千里，近边二千五百里，边远三千里，极边、烟瘴都是四千里。京城由兵部定发配地点，外省由巡抚定地点。雍正三年律，只粗略编定十五省应当发配的省份。乾隆三十七年，兵部依据《邦政纪略》编成《五军道里表》，发配犯人依照此表执行。虽然名叫充军，到配地并不入营操练，只在每月初一、十五查验，实际和流犯没有差别。满流再加附近、近边里程，由远到近，审判官员常常苦于条例混乱，另外还有发遣名目。起初只发配尚阳堡、宁古塔、乌喇安置，后来发配齐齐哈尔、黑龙江、三姓、喀尔喀、科布多，或者到各省驻防为奴。乾隆年间新疆开拓，条例又有发配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各回城为奴、种地。咸丰、同治时期新疆道路阻断，又改发配内地充军。制度多次变更，军遣只惩罚本人，情节较轻的还有机会遇赦放回。对比明代永久戍边，几代之后还要牵连原籍子孙，差别很大。文武官员犯徒罪以上，轻的在军台效力，重的到新疆当差，形成定例，这是军遣之外的分支刑罚。
枷杻原本用来拘押囚犯。明代问刑条例，在本罪之外附加枷号，用来羞辱罪人。清律《犯罪免发遣》条文：旗人犯罪，笞、杖按数目鞭责，军、流、徒刑免于发配，改用枷号代替。徒一年，枷号二十日，每一等加五日；流二千里，枷号五十日，每一等递增五日；附近充军枷号七十日，近边、沿海、边外八十日，极边、烟瘴九十日。立法本意，旗人入档籍，成年当兵，巩固国家根本，不宜远徙，犯徒流重罪直接用枷号代替刑罚，意在巩固根本。但是罪犯毫无廉耻，就销除旗籍，正常发配，绝不姑息。至于盗窃再犯加枷，初犯再犯累计加枷，犯奸、赌博、逃军逃流以及一切不守礼法的罪犯酌情加枷，不分旗人民人。康熙八年，部议关押囚犯只用细铁链，不用长枷，枷号专门用作行刑。枷号时间最初一月、两月、三月，后来有按年枷号、永远枷号。最初重枷七十斤，轻的六十斤。乾隆五年，规定枷号犯人统一用二十五斤枷，但条例还有百斤重枷。嘉庆以后重枷固定三十五斤；对于四川、陕西、湖北、河南、山东、安徽、广东等省匪徒，还有佩戴铁杆石墩的条例，属于临时创设刑罚。
刺字，属于古代肉刑，律文重点针对盗贼。后来条例增多，连坐之人、凶犯、逃军逃流、外遣改发犯人都可以刺字。有的刺犯罪事由，有的刺发配地点，有的同时刺满、汉两种文字。起初刺右臂，之后左臂，再刺右脸、左脸。律文大多刺手臂，条例多刺面部。盗窃犯刺字后充当警迹人，两三年没有过失，或者捕获强盗两名以上、窃盗三名以上，按条例可以除去刺字，恢复良民身份。虽然严厉惩戒恶行，也给自新的出路。
赎刑分三类：一是纳赎，无力赎罪的按律发配，有财力的按条例纳银赎罪。二是收赎，老幼、残疾、天文生、妇女，折抵杖刑，依照律文收赎。三是赎罪，官员正妻，以及按例不能执行实刑、有财力妇女，照例赎罪。收赎又称律赎，源自唐律收赎；赎罪又称例赎，是明代创立。顺治修律，五刑没有写明赎银数目。雍正三年，参考明律赎图修改赎银数额，制定纳赎诸例图。但是康熙《现行则例》已经规定审问官员违规准许纳赎要交部议处，明代纳赎、赎罪旧条例多次删改，律赎依旧沿用，例赎大多形同虚文。
还有捐赎。顺治十八年，制定官员犯流徒罪籍没家产、捐工赎罪条例；康熙二十九年，在押死罪犯人输送粮食到边口赎罪条例；三十年，军流犯人捐赎条例；三十四年，通仓运米捐赎条例；三十九年，永定河工程捐赎条例；六十年，河工捐赎条例。这些条例工程完工就停止。长期沿用的是雍正十二年户部会同刑部上奏批准的预筹运粮事例，不分旗、民，判斩绞、不属于永不赦免重罪的犯人，三品以上官员参照西安驼捐例捐运粮银一万二千两，四品官员参照营田例捐五千两，五、六品官四千两，七品以下、进士、举人二千五百两，贡生监生二千两，平民一千二百两；军、流罪减免十分之四，徒刑以下减免十分之六，都可以免罪。西安驼捐始于雍正元年，营田例在雍正五年制定。乾隆十七年，西安布政使张若震上奏另行制定笞杖罪捐赎银两标准。经部议，预筹运粮事例中杖笞和徒刑不加区分，一律捐赎，并不妥当。枷号、杖责罪犯参照徒刑捐赎，杖刑单独定一等，笞刑单独定一等，赎银数额杖刑比徒刑递减，笞刑比杖刑递减。乾隆二十三年，下谕永远停止斩绞缓决犯人纳赎条例。遇到恩赦减等，犯人不愿远徙，才准许收赎，赎银依旧按照原罪名，不按减等后的罪行计算，定为法令。此后官员赎罪都依照运粮事例核定。刑部单独设立赎罪处专门管理，这是律赎、例赎之外另立的制度。
凌迟，用于十恶之中不道以上重罪，称为极刑。枭首，大多用于强盗。戮尸，用于恶逆、强盗应当枭首，在监牢内死亡的犯人。这些刑罚，大多沿用明律，略有变通，施行二百多年。至于误杀赔偿、窃贼割脚筋、重犯减等贯耳鼻、强盗贪官窝逃籍没家产，有的源自盛京旧例，有的是顺治短期施行的严令，不久废除，不在讨论之列。
光绪变法之后，光绪二十八年，山西巡抚赵尔巽上奏请求各省普遍设立罪犯习艺所。刑部审议批准，徒刑犯人不再发配，按年限在本地习艺所劳作。军、流犯人属于常赦不能宽免的，依旧按条例发配，到达配所全部收监劳作，进入习艺所劳作。流放二千里的，劳作六年；二千五百里，劳作八年；三千里，劳作十年。充军罪犯依照满流的年限计算，期满释放，听凭他们自谋生计，并且准许在发配地入籍成为普通百姓。如果遇常规大赦得以宽免的，无论是充军还是流放，全都不再发配，就在本省收容进习艺所劳作，劳作年限，也按照原先所判刑罚计算。自此，五等徒刑都不再发配，就算是充军、流放需要发配的，数量也大幅减少。
光绪二十九年，刑部上奏获准删除“充军”这一刑罚名目，将附近、近边、边远这三等充军并入三流；极边、烟瘴充军改为“安置”，依旧和当差并行。至此五等充军只保留两类，刑律名目也发生改变。
光绪三十年，刘坤一、张之洞联合上奏的变法第二份奏折中，提出体恤刑狱九条办法。其中“减轻刑责”一条，经修订法律馆商议获准：笞、杖一类刑罚，仿照外国罚金制度，改成罚银两。凡是律例内五等笞刑，以五钱为一等，到笞五十罚银二两五钱；杖六十改为罚银五两。每一等增加二两五钱，依次递增，直到杖一百改为罚银十五两为止。如果无力缴纳罚金，折算成做工抵偿。应当罚银一两，折算做工四天，依次递增，到十五两折算做工六十天为止。但是窃盗罪不适合适用罚金，议定：犯窃盗应当判笞刑的，改判习艺劳作一个月；杖六十的，改判劳作两个月；杖七十到杖一百，每一等增加两个月。又附片上奏，请求将充军、流放、徒刑附加的杖刑全部免除，不再执行责打。自此笞、杖两种肉刑就此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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