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之后，外国人对中国的窥伺更加急迫，他们侵略中国的策略，首要就是抢夺铁路修筑权。俄国要求续建西伯利亚干线，横穿黑龙江、吉林两省，修建支线通往旅顺、大连湾。英国要求修建五条铁路：第一条苏杭甬线，从苏州经杭州抵达宁波；第二条广九线，从广州通往九龙；第三条津镇线，从天津通往镇江；第四条浦信线，从浦口通往信阳；第五条从山西、河南通往长江。法国从越南修建铁路延伸到云南，从龙州修路抵达镇南关。德国占据胶州湾，修筑铁路抵达济南。葡萄牙占据澳门，计划修路通往广州。日本擅自修建新民厅到奉天的铁路，还取得奉天到安东的铁路修筑权。这就是各国依靠铁路侵略中国的大致情况。
早先俄国人暗中勾结朝鲜，窥伺奉天。上奏献策的人请求尽快修建关内外铁路加以制衡。于是任命顺天府尹胡燏棻督办津榆铁路事务；后来计划续修吉林一段，因为经费不足而停工。光绪二十四年，俄国方面形势紧张，胡燏棻上奏请求借用英国贷款继续修筑。奏疏说：“关外这条线路，原本打算直通吉林，因为缺少经费而延后。等到这条线路并入津卢铁路项目，俄国人立刻出面争夺。最近朝廷已经允许俄国人从俄国边界直接连通大连湾，奉天、吉林东北的全部利益都被俄国占有。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修建从大凌河到新民厅的铁路，用来连通沈阳的线路，同时兼顾保护蒙古、热河的矿产。一边修建营口到广宁的铁路，我国海关才不至于被俄国侵占，还可以保住奉天省西北的利益。如今东三省大局已经落入俄国人掌控，幸好还留有这一线铁路，可以设法抵御。如果错失机会，后悔莫及。”朝廷采纳他的建议。
当初，英国人谋求修筑广东的铁路，心情十分急迫。王文韶、张之洞、盛宣怀联合上奏疏说：“粤汉这条南部干线铁路，原本打算暂缓，以后再筹划。无奈当下时局一天天紧张，已经等不得了。列强在四周虎视眈眈，常常借着交涉上的细小事端，派出军舰往来游弋。海上航路的通畅与阻断，没有定数。如今我国海军没有力量重建，一旦发生对外战事，南方就和中原隔绝，如同异国。必须在内地修建铁路，才能把各地连通起来。广东是财税重地，南方的山河边防，不能置之不顾。这就是粤汉南段铁路应当和北段一同兴办的原因。”
他们又上奏疏说：“德国无端挑起事端，占据胶州、即墨这些战略要地，还取得了山东铁路的修筑权。俄国已经在黑龙江、吉林修建铁路，打算连通奉天、旅顺。法国已经在广西修筑铁路，以此作为图谋分割云南的手段。唯独英国人窥探我国这片区域时间最久，却还没有拿到权益。今年春天，英国商人多次前来，想要承揽广东铁路工程，我们坚决没有答应。他们急于推进的计划，就是抢占中国中部，或是在广东铺设铁轨。英国人想要的三件事：一是提供贷款，二是修筑铁路，三是索要香港对岸的深水港口，他们觊觎这条铁路的意图毋庸置疑。如今德国占据胶州，俄国盘踞旅顺，法国觊觎海南岛，英国谋划控制长江、吴淞口。这样一来，中国各个海口几乎都被外国势力占据，只剩下内地还能南北通行。如果粤汉这条铁路再交给英国人承办，将来俄国的铁路向南延伸，英国的铁轨向北推进，只剩下卢汉铁路局促地夹在中间，哪里还有施展的余地？甚至有可能被英、俄两家的铁路势力吞并。只有赶紧把粤汉铁路确定为由我国自行兴办，才或许能做一点补救。” 朝廷采纳并认可了他们的意见。
早先，粤汉铁路最初的方案是从湖北进入江西，再抵达广东。后来觉得这条路线绕路太远，就改道经过湖南的郴州、永州、衡州、长沙。到这时，正式议定由湖北、湖南、广东三省的士绅商人自筹自建，设立总公司总管全局。国内各省的干线铁路，以关东铁路为开端，其次是卢汉、粤汉铁路。除此之外，还修建天津通往卢沟桥的津卢铁路，正定到太原的正太铁路，郑州向东到开封、向西经过荥阳、汜水抵达洛阳的汴洛铁路，广州到九龙的广九铁路，上海到江宁的沪宁铁路，萍乡到昭山的萍昭铁路，道口到清化镇的道清铁路，京师到张家口的京张铁路，天津到浦口的津浦铁路，吉林、长春之间的吉长铁路，齐齐哈尔卜魁城到昂昂溪的齐昂铁路，这些都属于官办铁路。至于潮汕、新宁、川汉、同蒲、洛潼、西潼、广厦、归包、归新、桂全、滇桂、滇蜀、腾越，以及浙江、江苏、安徽、江西、云南、四川各省，全都请求自行修建干线、支线等铁路，朝廷全部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到这时，修建铁路的主张风行全国，从朝廷官员到士绅百姓，全都把修建铁路当作当前最紧要的事务。
大方向确定之后，筹集款项与修筑办法就成了最关键的事情。筹款渠道有国库官款、外国借款、民间商股。修筑模式分为官办、商办、官督商办。自从刘铭传提出借外债修筑铁路的提议，遭到众人非议阻挠，借款修路这件事，在当时就成了大家忌讳谈论的话题。所以卢汉铁路最初提议修建时，还请求动用国库银两，不敢公开提出借外国款项。借用外债修路，是从津卢铁路、关内外铁路开始的。等到盛宣怀督办铁路事务，最先提出将三条铁路分别向三个国家借款的方案：卢汉铁路向比利时借款，沪宁铁路向英国借款，粤汉铁路向美国借款。皇上批准了这个方案。自此之后，正太铁路借俄国款项，汴洛铁路借比利时款项，广九、苏杭甬铁路借英国款项，津浦铁路借英、德两国款项。放款的外国银行，大体上只拨付九成资金，却抽取二成利息；以铁路作为抵押，有时连同铁路附属产业一并抵押。付息、还本、赎回铁路，全都有固定期限，还本、赎路的期限未到，我方不得自行赎回。采购材料、勘测路线、动工修建，大多依靠外国人负责。所以外国人大多以贷款为诱饵，希望获得铁路承建的收益。
卢汉铁路全长接近三千里，耗费银两超过四千万两，黄河大桥工程耗费资金尤其巨大，国库官款只够支撑工程启动。最初打算向美国借款，因为美方索要条件过于苛刻，转而和比利时商议。英国、德国、法国各国相继前来争夺贷款权，最终向比利时借款一亿一千二百五十万法郎。比利时是小国，钢铁资源丰富，擅长工程技术，对中国没有巨大的领土野心。光绪三十一年，又续借一百二十五万法郎。第二年，铁路竣工。北端一直通到京师，于是改名为京汉铁路。京汉铁路的支线，就是正太铁路、汴洛铁路。正太铁路的借款商议，始于光绪二十三年。俄国璞科第和山西官绅商议之后，中途搁置。光绪二十八年，盛宣怀商议借款四千万法郎。合约订立之后，俄国人挨士巴尼突然要求修建太原至榆次、太原至成都、太原至太谷、太原至西安，石家庄至东光、微水、横涧四条岔线，还有同蒲等铁路。这些要求都被朝廷各部驳回，但四条岔道的修建要求最终还是被应允。光绪三十三年秋季，工程完工。
自从容闳提议修建津镇铁路，盛宣怀担心会抢夺卢汉铁路的利益，于是提议修建汴洛、开济铁路来相互牵制。汴洛铁路借款从光绪二十五年开始商议，到光绪二十八年签订合约，借比利时款项二千五百万法郎，由比利时人卢法尔主持工程。之后续借一千六百万法郎。光绪三十四年，铁路完工。津沽铁路耗费白银一百三十万两，官款、商股兼备，再用外债补足资金缺口。津卢铁路借用英金四十万英镑。关内外铁路借用英金二百三十万英镑。这条铁路原本是商办，等到胡燏棻担任督办大臣之后，才改为官办。义和团动乱爆发，关外铁路被俄国占领，关内铁路被英国占领。朝廷命令袁世凯等人和英国公使订立合约收回路权，英国人就此攫取了百里之内不许其他方承建铁路的特权。光绪三十一年，整条铁路竣工，这就是京奉铁路。道清铁路由英国商福公司修建，全长九十里，收益微薄、耗资巨大。起初，英国商人要求修建泽襄、怀浦铁路，都没有获准。之后就提出借款赎回道清铁路，朝廷内外大臣大多反对，最终还是借英金六十一万四千六百英镑赎回了这条路。津浦铁路，因为津镇铁路的方案没能落地，改议北起天津，南到浦口，向英、德两国借款五百万英镑，由尚书吕海寰主持这项工程。宣统三年，工程竣工。
促成各省自行修建铁路、抵制外债的契机，是沪宁、苏杭甬、粤汉铁路的借款事件。沪宁铁路修筑，由盛宣怀首倡，南北洋大臣据此上奏，获得批准。当时正开展淞沪段工程，英国提出要求承办，盛宣怀和英国订立草约。光绪二十九年，正式合约签订，借款英金三百二十五万英镑，期限五十年。商部质问，借款数额是原预估造价的数倍。工程还没完成一半，款项就已经耗尽，又商议续借一百万英镑。江苏士人群起责难，并上书禀报皇上。朝廷命令唐绍仪督办沪宁、京汉铁路，裁撤铁路总公司。唐绍仪上任之后，依从英国工程师的请求，又商议发售小额债券六十五万英镑。他上奏说：“盛宣怀移交的合同文书、购地工程账册里，开支浮滥，已经被我驳回。沪宁铁路合约吃亏程度，比京汉干线还要严重。最棘手的，是设立总管理处。中方委员二人，外籍委员三人，每次开会商议，对方人多我方人少，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有人提议增设监督一职。殊不知权力掌握在总管理处，合同早已写明，就算设立监督，实际上也起不到作用。更加棘手的是，财政大权由外国人掌控，款项支出虽然需要中方人员签字，但记账人员都是外国人。分段设置账目，款项发放权依旧掌握在工程师手里。采购物料，一向由怡和洋行经手。行车总管、材料总管，全部由外国人专任。正是因为对方人多势众，才造成事事受牵制的局面。补救挽回的办法，只有修改总管理处章程，增派中方人员管理账目，并且由中方人员分担各总管职务，现已逐项办理。至于路款不足，还打算继续发售六十五万英镑小额债券，用来补足经费。”奏折下发相关部门商议施行。就在唐绍仪准备续借英国款项时，侍郎吴郁生上书极力反对，大致写道：“沪宁铁路由英国银公司要求承建，盛宣怀与之订立合同。这条铁路全长不超过六百里，借款高达三百五十万英镑，估价虚高，必然造成经费浪费。合约公布之后，全国上下为之惊骇。去年奉严旨改派唐绍仪妥善筹办。近来听闻沪宁工程师来到京城，又因为工程经费不足，提议再发售七十万英镑小额债券。这项工程就算把已经借定的三百五十万英镑全部用完，每里造价折合白银三万两以上，比其他铁路高出两倍多，国家已经蒙受巨大损失。如今如果再借巨额外债，说明唐绍仪接手之后，对于盛宣怀的失策没有任何补救办法。请求下令按照合同严格核查各项开支，同时自行筹款补足经费，不能再让银公司发售小额债券，以免以九折的虚价，遭受外商盘剥。”奏疏呈上，下发相关部门知晓。而沪宁铁路最终因为本息数额过于庞大，遥遥无期才能赎回。
苏杭甬铁路，光绪二十四年准许英国商人承办。同年，盛宣怀和英方订立草约，核心条款基本仿照沪宁铁路。合约订立之后英国人却搁置不管。光绪三十一年，浙江自办铁路的大局已定，御史朱锡恩请求废除之前的草约，皇上命令盛宣怀会同浙江巡抚处理这件事。英国人依仗旧合约，坚持要求承办，双方反复争辩、多方要挟，长久不能定案。侍郎汪大燮参与谈判，提议把修路、借款拆成两件事处理。浙江民众已经募集足额路股，一心拒绝借款，听闻这个方案群情激愤，强烈抨击汪大燮。不久汪大燮出使英国，由梁敦彦接替。浙江推举孙廷翰、江苏推举王同愈等人在京城协商，最终因为旧约难以废除，由朝廷向英国借款，再转贷给江苏、浙江两省，风波才平息。
粤汉铁路借用美国款项，由盛宣怀提议。驻美公使伍廷芳和合兴公司商议借款四千万美元，约定五年完工。美方委派毕来斯主持路务，在广东三水动工，修筑十五里铁路，耗费银两超过二百万。毕来斯去世之后，工程停工，美方持有的股份大多转卖给比利时人。湖广总督张之洞认为比利时已经承建卢汉铁路，如果粤汉铁路再交由比利时修建，两条铁路连通，对国家不利，极力主张废除和美商的合约，湖南士绅纷纷支持。皇上采纳御史黄昌年的提议，命令张之洞妥善办理。张之洞坚持废约，盛宣怀不愿意，暗中阻挠此事，皇上下诏不许盛宣怀干预。张之洞又嘱托驻美公使梁诚和合兴公司谈判，历时一年多才商定，借英金一百一十万英镑赎回合约。
就在张之洞商议借用英国款项的时候，英国人趁机要求修改广九铁路合约。广九铁路是英国人申请修建的五条铁路之一，光绪二十五年签订草约，一直悬而未定。光绪三十年，沪宁合约签订，英国人要求商议，没能如愿。等到苏杭甬争端爆发，双方相持不下，朝廷准许英国人先商议广九铁路，用来缓和矛盾，于是正式合约订立。这时商议粤汉铁路借款，英国人又要求合伙承建整条广九铁路，两广总督坚决反对。不久英国人提出以广东盐税和铁路为抵押借款，广东民众也不答应。最终借英金一百五十万英镑订立合约。张之洞借用英款赎回美国合约之后，当时舆论认为只是用英国替换美国，危害不相上下，纷纷批评。黄昌年再次上书说路权至关重要，赎路款项难以承担，应当抓紧修建，严格杜绝外国干涉。皇上下诏，认为借款修路弊端繁多，应当由湖北、湖南、广东三省集资修建，保护路权。自从朝廷明发诏令严禁借外债修路，商部又颁布限制借款的条例。各省民众也察觉到外国人觊觎我国权益，全都谋求自行修建铁路，抵御外患；目睹外债带来巨大损失，争相募集股本，自保路权。这就是铁路由官办转向商办的由来。
商办铁路，最早始于唐山至阎庄段，再从天津、大沽延伸到林西镇，全都由开平公司修建。之后武举李福明请求修建京师到西沽的铁路，广东人士许应锵等人请求承办卢汉铁路，都没有获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议商办铁路。光绪二十九年，广东人张煜南申请设立公司承办潮汕铁路，获得批准，紧接着川汉铁路也申请自办。四川总督锡良因为英、美商人竞相觊觎四川铁路，美商班士又索要灌县、富顺支线，上奏获准由四川民众筹款自办。第二年，江西人推举李有棻担任江西铁路总理，以南浔铁路作为干线第一段。光绪三十一年，编修陈荣昌等人认为法国人已经修建滇越铁路，云南内地应当自行拓展铁路，不给外人借口，请求修建滇蜀铁路，云南总督丁振铎据此上奏，获得批准。贵州巡抚林绍年提出贵州不通铁路，云南的收益也会受损，于是一并规划贵州路段。陈荣昌随后请求延伸修建腾越铁路，任命编修吴琨担任总理。安徽任命李经方为总理，工程从芜湖起步，希望向北连通卢汉铁路，向南连通江西、浙江。福建任命陈宝琛为总理，在厦门筑路。浙江任命汤寿潜为总理，干线一条从杭州通往江苏，一条经过富阳抵达江西；支线向南经江山连通福建，向西经过湖州、长兴连通安徽。新宁、广厦铁路，由广东人陈宜禧、张振勋经办。西潼铁路，近处连接汴洛铁路，远可抵达甘肃、新疆，是西北横向干线的枢纽，陕西巡抚曹鸿勋上奏获准修建。光绪三十二年，江苏推举王清穆为总理，规划全省铁路，江南段从上海经松江通往浙江，北段从海州进入徐州抵达河南。广西任命于式枚为总理，计划从桂林修筑铁路到全州，连通湖南，再经过梧州抵达广东。粤汉铁路废除美约之后，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在湖北联合设立路局，筹款筑路，各自负责本省路段，互不越界，约定先修干线、后修支线。湖南任命袁树勋为总理；广东内阁侍读梁庆桂、道员黎国廉，和两广总督岑春煊争夺粤路商办权，遭到弹劾被革除官职。皇上下令前往核查，不久恢复二人原官职，铁路改为官督商办，十几天内募集股款达到四千万元，任命郑官应为总理。
在那个时期，朝廷把修建铁路当作挽救时局的要务，只要有上奏申请，立刻予以批准。申请修建的干线、支线，纵横交错，几乎遍布全国。筹款方式，除募集民间股本之外，大多离不开设立米谷捐、盐捐、茶捐、房捐、彩票、土药捐，还有铜元余利、随粮认股等办法。论工程推进速度、事权统一，首推新宁铁路。陈宜禧，籍贯新宁，精通铁路技术，被众人推举主持工程，从头到尾全程经办，所以两年铁路就完工。其次是潮汕铁路，虽然勘测路线、募集股款过程变故不断，但最终建成。总理张煜南，被嘉奖提拔为三品京堂。除此之外，粤汉铁路广东段募集股款最多，内部倾轧斗争也最激烈，总理多次更换，工程停滞。四川以租股作为主要款项，金额达到一千多万元。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也依次动工。其余各省，大多募集股本不多，有名无实。西潼铁路，因为商股难以凑齐，上奏改为官办，就是这种情况的开端。
光绪三十四年，皇上采纳江苏巡抚陈启泰的建议，任命大学士张之洞督办粤汉铁路，希望统一事权，但也没有成效。同年下诏，认为铁路属于交通大政，士绅商人募集股本，各自设立公司，上奏开办多年，大多没有起色，命令相关部门挑选官员分赴各地勘查。不久上奏勘路查款办法。当时川汉铁路已经派员核查。其余线路，洛潼、西潼、同蒲、江苏、浙江为第一组，属最重要；粤汉、潮汕、新宁、惠潮、广西、福建为第二组，属于次要；滇蜀、安徽、江西为第三组。计划先核查洛潼、西潼、同蒲三条铁路，奏报朝廷。宣统二年，川汉铁路负责出纳的人员，亏空路股一百九十多万两，在京任职的四川官员甘大璋等人上报朝廷，朝廷下令追查，最后只是一纸空文，没有追回款项。
宣统三年，给事中石长信上书说：“我国修建各省铁路，事前没有周密规划就仓促动工。如今应当明确划分干线、支线的管理办法，让天下都知晓国家铁路政策方向，此后有章可循，不再像从前那样众说纷纭，没有统一准则。当下时局日益危急，边防最为紧要。国家如果不抓紧依次快速修建全国东西南北各大干线，强邻四面逼迫，国家将无从应对。普通百姓不必苛责，但是大局该怎么办。其中利害，刻不容缓。恳请皇上乾纲独断，不要再犹豫。德国、奥匈、法国、日本、墨西哥这些国家，铁路全都收归国有；我国把支线交给民间办理，已经算是格外优待。何况干线支线相辅相成，中央与地方互相维系，道理通顺，办事也相对容易。这是铁路政务的总纲，必须明确订立办法，这是第一点。另外东南干线，粤汉铁路最早提议修建。光绪二十六年，督办大臣会同湖广总督等人上奏获准借用美款修建。当时订立合同之后，已经在广东修成佛山到三水铁路一百多里，广州到英德的干线也已经购地开工。可是光绪三十年春天，张之洞听信王先谦等人的言论，不惜耗费巨资，向美国公司废除合约，态度固执，最终导致工程停工。废约之后，原本打算集合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力量修成这条铁路。谁知拖延数年，广东虽然有资金，士绅争夺权力，修路很少；湖南、湖北募集资金毫无着落，白白消耗局所经费。张之洞幡然醒悟，不再维护从前的错误，依旧打算借款筑路，于是和英、德、法三国银行订立借款草合同，签字之后正要上报，因为美国援引先例介入，暂缓上奏。不久张之洞病逝，这件事就此搁置到现在。从废约到如今，已经七年。倘若没有这次反复，粤汉铁路早就完工，如同京汉铁路，已经到了十年还本的时间。至于川汉铁路募集的款项，全都取自民间田亩，资金确实有一千多万两。士绅结成派系，各持己见，去年才从宜昌开工，修到归州以东，这五百里工程，完成还不到十分之二三，不知道哪一年才能完工。而施典章擅自挪用川路租股收入，造成数百万两的亏空。这又是川、粤、汉干线溃败延误，急需查办的第二件事。近来云贵总督李经羲提议修建滇桂边境铁路，对国防关系重大。但是如果没有粤汉干线从湖南永兴连通广西全州，滇桂铁路如何独自维持？如今粤汉铁路贯通广西、云南，川汉铁路远控西藏，确实是国家必须拥有的两大干线，一旦发生战事，可以应急依靠。所以绵延数千里的干线，绝不是民间零散筹集的资金能够修成的；就算拖延十年二十年建成，各路各自划界分立，一旦遇到战事，政令无法通行，最终还是要像欧美各国那样，由国家收购。这就是干线必须收归国有的第三点。国家旧有制度，对待百姓宽厚，就算财政极其困难，也不肯增加赋税。四川、湖南现在为修建铁路，创设租股名目，每亩田地额外征收，充当路款。听说两省农民对此十分怨恨，遇到荒年，催缴赋税更是难以承受。路局用‘铁路丢失，国土随之沦丧’的说法恐吓百姓，百姓才不得不顺从。四川民力稍宽裕，尚且勉强承担。湖南百姓本不富足，如果数年之内，强迫百姓拿出数千万两巨额资金，铁路工程一天不能完工，铁路收益一天无法兑现，恐怕民穷财尽，想要谋求富强，反而招致贫弱。因此干线收归国有，诏令下达之时，全国百姓，应当不会阻挠。况且留存民力修建支线，工程容易完工，资金容易募集，收益容易获取。让本地物产顺畅流通，民间逐渐富足，支线可以留给民间自办，这是第四点。”
奏疏呈上，下发相关部门商议施行。皇上下诏说：“中国疆域辽阔，边疆绵延数万里，赶路动辄需要数月。朝廷每每思虑边防，常常彻夜操劳。想要巩固管控，只有快速修建铁路这一办法。况且宪政筹划、军队征调、土产运输，全都依靠交通便利，国家大局才有转机。反复深思，国家必须拥有贯通四方的各大干线，才足以支撑行政，掌控中央枢纽。从前规划不完善，没有固定方案，导致全国铁路杂乱无章，不分干线支线，不估量民力，只要有人上书申请，就批准商办。数年以来，广东股本收了一半，修建铁路不多；四川巨额款项亏空，追查无门；湖南、湖北开设局所多年，白白耗费经费。耗尽万民膏血，有的虚耗浪费，有的被人侵吞。恐怕拖延越久，百姓负担越重，朝廷民间一同受害，造成的损失不堪设想。特此明确晓谕天下：干线全部收归国有，定为国家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之前，各省设立公司、集资商办的干线，拖延已久，应当由国家收回，抓紧修建。除支线依旧准许商民量力修建之外，从前批准修建干线的各项案例，一律取消。至于收回的详细办法，命令度支部、邮传部仔细筹划，迅速拟定方案上报。”
度支部上奏：“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铁路公司已经征收、募集的股票，全部收回。由度支部、邮传部专门发行国家铁路股票，常年按六厘计息。之后如果产生盈余红利，按股分配。如果股东想要收回本金，五年之后，可以分十五年逐年返还本金。不愿意兑换国家铁路股票的，准许分别处理，以示公平。广东铁路全部是商股，因为工程停滞，耗费巨大，股票市价不足五成。现在每股从优发给六成现款；亏损的四成，发放国家无息股票。铁路建成获利之后，准许在本路盈余项下，分十年摊还。湖南铁路商股，按本金全额返还。米捐、租股这类款项，发放国家保利股票。湖北铁路商股，同样按本金全额返还。因铁路动用的赈济粮捐款，参照湖南米捐的办法处理。川汉铁路宜昌段实际投入工料款项四百数十万两，发放国家保利股票。现存七百多万两，是否入股，或是留给本省兴办实业，全部听凭本省自行决定。”皇上批准奏议。下诏停止四川、湖南两省的租股。起用端方，以侍郎身份督办粤汉、川汉铁路。粤汉、川汉铁路向英、德、法三国的借款合约，也随即签订。
干线收归国有的诏令颁布之后，湖南、广东士人群起喧哗，极力抵制，但不久风波平息。代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代为上奏，转述四川谘议局请求暂缓接收川路，皇上下诏斥责。四川罗纶等人提出：“朝廷大臣对待四川民众，一味依靠强权，毫不公允。”王人文再次上报朝廷，依旧遭到严厉斥责。不久，任命赵尔丰署理四川总督。四川民众因为铁路争端长久无法解决，先是罢市、罢课，抗缴粮捐，发布《自保商榷书》；继而聚众围攻总督衙门，再攻打省城。朝廷于是命令端方率军入川。又因为四川局势日趋紧张，命令前任两广总督岑春煊赶赴四川办理剿抚事务。岑春煊受命之后，请求用现金偿还四川路股，广西巡抚沈秉堃也支持这个提议，朝廷商议拟借英金三百万英镑，迟迟不能定案。岑春煊抵达湖北时，恰逢成都围城危机解除，于是称病不再入川。
御史陈善同上奏，请求罢免邮传大臣盛宣怀，平息大变。奏疏写道：“臣听说国家以百姓为本，自古以来，没有得到民心而国家不兴盛的，也没有丧失民心而不陷入危亡的。古传有言：‘众怒难犯。’《尚书》说：‘民可亲近，不可轻贱。’其中的道理十分微妙。这次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政策本身十分合适。近来多次下诏免除各类杂捐，体恤百姓，仁厚已经到了极点。但是湖南、广东各省人心惶恐，动荡不安，四川的祸患一天天加剧，根源在于邮传大臣盛宣怀办理这件事多有失当。各地商办铁路，当初全都经过先帝下诏批准，依据《大清商律》设立。如果想要改为官办，本应统筹全局，划定年限，分阶段、分段，量力逐步收回，对国家和百姓都有利。如今盛宣怀事前毫无准备，一心依靠外债，突然上奏请求将所有已经批准的商办方案全部取消。各路十余年的经营，千数百万募集的资金，一下子全部夺走。而且签订的借款合同，利率高昂，折价虚浮，抵押繁重，债权损害严重，处处失策，授人以口实。各省百姓痛惜多年投入，畏惧后续祸患，奔走呼号，惶惶不可终日。查核，给事中石长信请求划定干线支线办法，在四月初七日；邮传部覆奏，宣布国有政策，在十一日；而借款合约签字，在二十二日。看起来政策更改，实际上是因为借款才产生的。办理这样重大的国事，平日毫无筹划，如此仓促行事，反而让朝廷体恤百姓的本意晦暗不明。又不能审慎处置，强行命令宜归工程每月工程款依旧由四川路款支出，和五月二十一日上谕所说‘川路尚存七百万两，是否入股，或是兴办实业，听凭自主’的文字严重违背。一定要阻隔皇上体恤商民的恩德，无法下达到民间，让朝廷失去信义，让天下人心生疑虑，百姓群起抵抗，又有什么奇怪。幸亏国家三百年来厚泽深入人心，所以众人怨恨全都集中在盛宣怀身上，没有人怨恨朝廷。近来听闻四川风潮越来越激烈，民众都认为盛宣怀出卖路权贻误国家，想要严惩他。一个多月以来，多次召开全省股东大会，每次到场近万人，发誓与铁路共存亡，在场之人无不落泪。十几个州县相约不缴纳钱粮，不上交捐税，学堂停课，商铺罢市。家家户户供奉先帝灵位，朝夕痛哭，百姓没有求生的念头，士人抱着必死之心，景象凄惨萧条，如同遭遇浩劫，实在让人怜悯。如今惶恐流离的穷苦百姓，都是国家需要体恤的子民。局面困顿到这个地步，皇上听闻之后，一定会心生恻隐。如果不立刻解救，一旦僵持不下，拖延日久，或许有不法之徒从中煽动，强悍之人寻仇拼命，弱小之人绝望逃亡，民心一旦离散，全局瓦解，终究不是国家之福。现在湖南、湖北争路的余波还没有平息，又有十余省遭遇水灾，盗匪成群，流民遍野。如果四川稍有动乱，恐怕云南、西藏一直到沿江沿海，都会有人响应，造成的祸患哪里仅仅是铁路无法收回而已。前不久皇上谕令委派湖北、广东、四川、湖南各省督抚，在辖区内协同处理铁路事务。盛宣怀刚愎自用，不能顺应舆论，由此可见。应当予以惩处，警戒后人。至于四川民众的争端，长久悬而不决，终究担心酿成大乱。应当责成督办、会办各位大臣，斟酌局势，妥善快速处置，平息舆论。”奏疏递上，没有批复。
而四川温江等十余州县民团，每一次起事数千甚至上万人，所到之处焚烧劫掠，气焰嚣张。官军击退民团之后，民团很快占据崇庆、新津、彭山，嘉定、灌县相继陷落。邛州军队哗变，汶川县衙被毁。朝廷命令湖南、湖北、陕西军队赶赴增援。恰逢武昌起义爆发，四川局势越发危急，任命岑春煊为四川总督，但四川很快被民军占领，端方、赵尔丰全都遇害。朝廷罢免盛宣怀，向四川民众致歉，但是国事已经无法挽回。
评价修路的优劣：官办铁路筹款容易、完工迅速，不是商办能够相比。但是外债带来的资金损耗、大权旁落，弊端极多，远远超过商办铁路。只有京张铁路，依靠京奉铁路的盈余资金修建，詹天佑亲自主持工程，完全不依靠外国人，称得上是中国自主修建的铁路。还有湖北铁厂，冶炼钢轨供给全国筑路，挽回大量利权，收益十分可观。统计官办铁路： 京汉铁路长二千六百三十里，资本金一亿零五百六十二万八千余元； 京奉铁路长二千二百四十六里，资本金五千零八十八万四千余元； 津浦铁路长一千八百六十三里，资本金八千零四十九万余元； 京张铁路长五百四十六里，资本金一千零三十二万余元； 沪宁铁路长七百二十五里，资本金三千六百五十三万余元； 正太铁路长六百二十三里，资本金二千三百十二万六千余元； 汴洛铁路长四百零二里，资本金二千零五十万元； 道清铁路长三百三十里，资本金九百五十四万九千余元； 广九铁路长三百零三里，资本金一千一百六十六万二千余元； 吉长铁路长一百四十里，资本金一百二十万三千七百零四元； 萍株铁路长二百零五里，资本金四百六十一万六千余元； 齐昂铁路长五十六里，资本金四十八万八千余元。
商办铁路： 浙江铁路长三百四十二里，资本金一千二百七十八万八千余元； 新宁铁路长二百六十里，资本金四百零八万九千余元； 南浔铁路长七十七里，资本金三百五十万六千余元； 福建铁路长二十八里，资本金二百四十二万八千余元； 潮汕铁路长八十三里，资本金三百五十四万六千余元。
依靠外债修建的各路铁路，只有京汉铁路到期赎回收归我国所有，其余铁路还没能赎回。
轮船部分（志一百二十五 交通二）
西方人发明轮船，分为兵轮、商轮。最初轮船只往来于东西方各国口岸。中国开埠通商之后，和英国签订《江宁条约》，外国轮船得以在海上航行。之后签订《天津条约》，外国轮船得以驶入长江。商人旅客喜爱轮船便利，争相搭乘。当时内河、外海的航运之利，全都被外国人占据。
同治十一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提议设立轮船招商局，有人议论说这会损害内河漕船从业者生计。李鸿章说，咸丰年间内河漕船还有三千多艘，如今只剩四百艘。如果现在不谋划，航运利权将会全部丢失。请求冲破非议推行这件事。同治十三年，李鸿章又上奏：“同治年间，曾国藩、丁日昌在江苏担任督抚时，先后采纳道员许道身、同知容闳提出的华商造船章程，计划分运漕米，同时搭载客货。曾经报送总理衙门核准，命令江海关道通知各口岸商人试办。长久拖延，没能办成。同治七年，仅仅借用夹板船运米一次，随即中止。今年夏天，我在验收海运漕粮之余，遵照总理衙门信函指示，商议令浙局总办海运委员知府朱其昂拟定轮船章程。如今官造船只之中没有可以交付使用的商船，上海的各地富商，有的自行购置轮船航行各口岸，有的带着资本依附外商国籍。如果中国自行设立招商局，各地商人手中的轮船股本，必然会逐步归入官局，既能顺应商情，也能壮大国体。打算先试办招商，打通官商合作的渠道。等商船造好，随时增添船只，推广航运。另外海运漕粮，今年江苏、浙江的沙船、宁船运力不足，可以用商船分担运输，弥补沙船运力缺口。将来漕粮数量增加，就不会缺少运粮船只。请求参照户部核准借给江苏、浙江典铺的练饷制钱旧例，准许商人借贷二十万缗，作为开办局所的商业本金，依旧预缴利息用于赈济。所有盈亏全部由商人承担，和官府无关。我命令朱其昂返回上海设立招商局招募商股，商人争相入股，已经购置三艘坚固快速的轮船。我发函和浙江督抚商议，调拨明年漕米二十万石，由招商轮船运到天津，运费、耗米等项目，全部按照沙宁船旧规。至于搭载货物、报关纳税，依旧遵照海关章程，不给外人借口。如果轮船航运顺利推行，或许能保住我国内河外海的航运利益，不至于被洋人全部占有，这件事关系国计民生，意义重大。”奏疏呈上，获得批准。
在此之前，福建船政局专门制造兵轮。学士宋晋提出耗费资金过多，提议裁撤船厂。这件事下发商议，李鸿章极力反对。大致说道：“欧洲各国闯入中国边境腹地，无不叩关请求通商。海外险隘，有兵船巡逻防卫，我国就能和他们共同管控。长江与各海口的转运之利，依靠轮船运输，我国也可以和他们共享。不至于让洋人独自占有海运之利与海疆险要，慢慢变成反客为主。”他又说：“沿江沿海各省，不准另外购买、租赁西洋轮船。如果有需求，令他们向福建、上海两厂申领、订制。载货商船，规格形制和兵船差别很大。福建船厂现在造出的船，不适合商用。曾国藩先前命令上海机器局除制造兵船之外，另造四五艘商船。福建船厂也可以间歇制造商船，供给华商租赁使用。如今和曾国藩商议，国内富商大多不愿意和官府打交道，而且各口岸生意已经被洋商抢占殆尽。华商领用官船，另起炉灶，洋人一定会动用巨额资本排挤打压，华商必须自行设立公司，自建栈房，自筹保险，本金巨大，开支繁多，初创阶段恐怕没有利润。如果经营时间长久，建造、租赁船只增多，才能产生收益。听说愿意领用官船的华商，必须准许同时承运漕粮，才有稳定业务，不被洋商排挤。将来各厂商船建造达到一定数量，再请求下令总理衙门，通知各省筹办。”奏疏上交，下发相关部门商议施行。
同年冬天，轮船招商局成立，由知府朱其昂主持事务，道员盛宣怀辅佐。朱其昂通过道员胡光墉、李振玉等人招揽商股，入股的商人十分踊跃；盛宣怀又引荐广东人唐廷枢、徐润主持局务。购置船舶、添置设备、设立码头，逐项筹办，全部依靠商股，初步形成规模。光绪元年，李鸿章上奏嘉奖朱其昂等人，各有等级。光绪三年，收购旗昌洋行的船舶，开始借用直隶、江苏、江西、湖北、东海关官款一百九十万两有余。最初打算收购旗昌轮船，盛宣怀极力主张，需要白银二百多万两。商股资金很少，不足以支付。盛宣怀以国防大计、江海利源的道理，极力游说两江总督沈葆桢。沈葆桢被说服，调拨白银一百万两资助。当时舆论都认为这件事失策，甚至比喻为“旗昌丢弃破旧皮衣，拿到钱款另做新衣，尺寸合身”。事后招募新股，响应的人寥寥无几，仅仅筹到四万两白银，就是这个原因。御史董俊翰上书：“招商局每月亏损五六万两。亏损的原因，是购置船只过多，轮船运营经费巨大，必须一艘船产生一艘船的收益，才不至于亏损。听说招商局各船货运收入，不足以覆盖运营开销，船多货少。眼下还不能立刻远航海外各国，扩大贸易收益，只应当酌情处置船只，让支出不会超过收入。”光绪六年，国子监祭酒王先谦请求整顿招商局事务，言辞牵涉盛宣怀。奏疏下发两江总督刘坤一。刘坤一说盛宣怀收购旗昌轮船时，声称手握商款一百多万两，实际并无资金，有意欺瞒，希望获取酬金，请求罢免盛宣怀职务。又请求把所有官款全部转为官股，盈利用作海防经费。奏疏呈上，都没有批复。
招商局所借官款，到光绪六年，应当分期归还。偿还过半之后，又借用外债。李鸿章上奏，想要统筹兼顾，招商局财力不足，请求优先偿还外债，再归还官款，被户部驳回。之后逐年清偿，商股依旧保有四百万两。招商局开办之初，只有三艘轮船。之后领用福建、上海两厂船只，又从英国购买，增加到十二艘。等到收购旗昌洋行十八艘轮船，于是和英商太古、怡和并称三大航运公司。资本过于庞大，收入反而微薄。
同年，言官弹劾招商局办理毫无实效，请求下令认真整顿。谕令李鸿章与两江总督吴元炳彻底核查。李鸿章等人上奏：“设立轮船招商局，是商人集资自行经营，创办之初就已经上奏说明，盈亏全部由商人承担，和官府无关。轮船商务牵涉洋务，更不适合官府直接管理，和其他动用公款设立的官局完全不同。只是这件事是为收回中国航运利权，事关重大，所以官府必须扶持，酌情借官款，补足商人财力的不足。光绪三年冬天，已经筹划整顿招商局事务并复奏，并且命令江海关、津海关道，每年结账之后，就近前往上海、各地分局核查账目，如果有隐瞒虚报，据实上奏参劾索赔。数年以来，虽然英商太古、怡和洋行极力排挤，招商局依旧能够支撑，官款逐步可以归还。招商局承运京城漕粮、各省赈粮，不下数百万石，调兵运饷、运送官物军械，源源不断，怎能说对国家毫无实效？承运客货，收支款项，交由熟悉商务的道员唐廷枢、徐润总管，每年结账之后，分项造册，全部交给股东查阅核查。如果局内有弊端，不用官府核查，股东就会主动检举控告。从开办到现在，没有入股商人提出控告。现在漕运、货运业务紧张，如果反复调阅账簿核查，只会扰乱市场，难以招揽生意；而且洋商嫉恨很深，必然趁机挤压，谋求垄断航运，严重损害中国商务大局。总而言之，招商局和国库关系密切，各关征收的税款，分毫不缺，所借官款由招商局漕运运费逐年抵扣，公款已有着落。商股盈亏，按照之前奏报，全部由商人承担，与官府无关。应当等到每年结算之时，由上海、天津海关道就近核查，遵守旧制。”奏疏呈上，予以知晓。
十一月，学士梅启照上书：“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之后，各国轮船的收益有所减少，但是航线只到香港、福州、宁波、上海、天津、牛庄、长江沿线码头。应当拓展航线，远航东西洋各国。请求命令南北洋大臣，督促局员，酌情派遣丰顺、保大等船，先航行东洋试行。试行有效，再逐步拓展到西洋，互通贸易的利益，中外共享。”第二年，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也提出相同主张。两件奏疏都下发相关部门核议。早先招商局船只曾经驶往新加坡、吕宋、日本等地，无法和外轮竞争，不久停航。之后派遣和众号轮船前往夏威夷檀香山、美国旧金山两处口岸，那里华人聚居，航运业务兴盛，于是又派遣美富号轮船前往。各国商业之中，英国实力最强。光绪七年，广东人梁云汉等人在伦敦设立肇兴公司，船政大臣黎兆棠首倡这个提议。李鸿章上奏：“西洋富强的策略，商务与船政互为依托。用兵船保护商船，必先依靠商船税收供养兵船，整顿航运是紧要事务。近来各国商船争相来华，每年进出口货值白银二亿两以上。洋商赚取的十分之一利润，不下数千万两，十年累计，有数亿两。这些本都是中国的财富，只向外流出，没有收入。所以商务兴起之前，各国原本可以闭关自治。等到通商局面打开，既然无法阻止外商来华，只有拓展本国利源，鼓励华商出海贸易，才能让本土货物外销，减少洋商来华，逐步收回中国利权。此前招商局轮船曾经驶往新加坡、吕宋、越南各口岸揽货。近年和众、美富等船分赴夏威夷檀香山、美国旧金山，载运客货，仅仅初步尝试，没有集中力量。英国伦敦是全球通商第一大都会，没有华商前往。黎兆棠有心匡救时局，很早就提议创立公司，尽心倡导，不畏艰难。现在已经初步定下规模，应当顺势引导，力求办成。”奏疏上报，获准。
光绪十年，法国入侵，海疆动荡，股东惶恐，担心局船被劫掠，以五百二十五万两白银暂时将船只售予旗昌洋行。战事结束之后收回，又添置江新、新昌、新康、新铭等轮船。沉没、朽坏的船只不少，之后轮船总数达到二十九艘。光绪十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派遣总兵王荣和前往南洋，筹办募捐船只保护华商事务。宣统三年，在吴淞设立商船学校。这些都是拓展航运业的举措。但是招商局船只海外航线的收益，终究无法和外国轮船竞争。
设立招商局，本意是收回已经丧失的江海航利。开办之初，就知道会遭到洋商嫉恨，补救办法首要就是承运江苏、浙江漕粮，之后拓展到湖北、江西、安徽。云南的铜料、四川的木材、江浙采办官物、直隶山西赈粮，全都由招商局船只承运。光绪十一年，道员叶廷眷上书提出扶持招商局承运湖北茶叶、食盐，增加漕运运费等办法。奏疏下发直隶总督李鸿章。早先招商局运漕，每石运费白银五钱多。之后英美人揽运漕粮，刻意压低运价，招商局运费随之减少，经营越发难以为继。李鸿章请求略微提高运费，被户部驳回，没能施行。招商局自从开办以来，局内人员侵吞、局外洋商挤压，资金不断损耗。商股不足，先借官款，再借外债。主事官员不断谋划补救，收效很少，又因为经费浮滥，多次遭到言官弹劾。这时户部大臣上奏：“上古三代治国，重本抑末，重农轻商，自古朝廷很少讨论商务。海上通商之后，舆论竞相讨论商政。臣认为商人追逐十分之一利润，积累资本、周转生息。积累丰厚，必须每月收支有余；周转获利，必须追求成倍收益。如果本金不断亏损，没有利息收益，甚至借贷填补缺口，还对外宣称这是致富之道，哪有这种道理？大富商，一定会选择忠信之人主管账目。收入有常规，支出有节制。遵循留余储备的办法，核实账目积累资本，才能长久。如果掌管财务人选不当，创收少，消耗多，取用无度，开支不节制，很快就会陷入穷困。用人理财的道理，和治国相通。从前李鸿章、沈葆桢创立招商局，谋划深远，实在是治国大计，目的就是争夺江海航运之利，和洋商抗衡，作为转贫为富、转弱为强的契机。但是招商局十余年，不但本金利息没有增长，官款、外债欠账累累，难道谋划不周？查阅档案，参考各方说法，可以看到所谓航运利权，上不归国家，下不归股东，全都被局内官绅中饱私囊。唐廷枢、朱其昂早年遭到弹劾，徐润、张鸿禄后来事情败露，都是明证。掌管财务人选失当，收支不能精打细算，怎么能把亏损归罪于海上战争？招商局既拿到官款，还有漕运运费补贴、货物减税优待，每年收支款项，官府应当核查。请求下令南北洋大臣，清查局内现存江海轮船数量、码头数量，委员、商董名单，以及运费开支，分项造册上报。之后总办人选不合格，原先保荐的大臣应当追责。”奏疏获准。但是招商局管理权始终归属直隶总督，户部无权过问。光绪三十三年，招商局和英商怡和、太古签订利益均分合约，才停止互相压价倾轧，收益逐步显现。这就是招商局办理的大致情况。
招商轮船航行各口岸，全部从上海出发。行驶长江的称为江轮，航行海洋的称为海轮。停靠口岸大小不一，商业繁华之处，设立货栈。所以上海设立总局栈房，江苏镇江、南京，安徽芜湖，江西九江，湖北汉口，浙江宁波、温州，福建福州、汕头，广东广州、香港，山东烟台，奉天营口，直隶塘沽、天津，全都设立分局栈房；通州因为漕运重要，也设立栈房。江轮、海轮，当时统称为大轮。和大轮一同在内河外海航行，或是航行到大轮无法抵达区域的，是小轮。光绪初年，民间购置的小轮，只准许在通商口岸行驶。光绪十年，明确下令禁令，小轮不得私自驶入内地内河。官府、商人雇用小轮，必须江海关发放牌照，但是仅限苏杭之间。在内河江北区域运送客货，一律禁止。
光绪十六年，詹事志锐上书请求各省试办内河小轮。总理衙门大臣商议之后认为不可。代理湖南巡抚沈晋祥说：“湖南百姓沿河岸居住，依靠操船谋生的人很多。上海通商之后，只有淮盐还可以内河运输，其余货物大多由轮船运载，湖南民船只能抵达汉口，大量舵工水手失业。如今再放开小轮航行内河，正如总理衙门原先奏疏所说，一定会抢夺民船生计，损害小民。”两江总督刘坤一也说小轮航行内河弊端众多，妨害民生，减少国家税收，扰乱地方，请求严格禁止。朝廷全部采纳。
起初，外国轮船在长江航行，只从上海到汉口。光绪二十一年，《马关条约》签订，准许日本轮船一条从汉口上溯到宜昌，再到重庆；一条从上海进入运河抵达苏州、杭州。这时朝廷才准许华商小轮在苏杭之间行驶。两江总督张之洞进一步拓展航线，延伸到镇江、江宁、清江浦，还有江西鄱阳湖水域。光绪二十四年，长江通商条约订立，通州芦泾港、泰兴天星桥、湖北荆河口，全都划定为洋轮上下客货的停靠点；广西西江、直隶白河、奉天辽河、松花江，也先后准许外轮航行。等到中英《马凯条约》签订，进一步开放广东北江、东江。朝廷和英、日订立内港行轮章程，内地水道，外轮全部获得航行权。于是从前禁止华商小轮通行的各地，全部解除禁令。江苏、浙江、福建、广东陆续设立轮船公司，转运客货，大家都称便利。只是洋商率先开创，华商起步太晚，洋商经常降价挤压，想要盈利十分困难。
光绪三十年，商部参议王清穆上书：“发展商业根基，首要就是内河航运。铁路没有通到的地方，可以依靠航路衔接；铁路无法抵达的区域，可以依靠水路转运。江苏、湖北各省，汉湘、九南、镇扬、镇浦、苏杭、苏沪、常镇各条水路四通八达，大多被外人经营，这些公司资本大多只有数万两，和动辄需要千百万两的铁路相比，难易差距极大，华商财力能够兴办，实在是当今紧要事务。请求下令有水路的各省，保护华商轮船公司；还没有设立的，提倡筹办。”奏疏获准。自此小轮公司逐步推广，福建、广东沿海，船只密布，随处通航。直隶有往返安东、天津、大连、营口、牛庄、烟台、龙口、义马岛、威海卫、海参崴的小轮；江苏有往返镇江、清江浦、通州、海门、上海、苏州、杭州、江宁、扬州、六合的小轮；安徽有往返芜湖、庐州、安庆、宁国、巢县的小轮；江西有往返南昌、九江、吴城、湖口、丰城、樟树镇、吉安、饶州的小轮；湖南湖北有往返汉口、黄州、沙市、宜昌、武昌、嘉鱼、长沙、株洲、常德、咸宁、岳州、湘潭、益阳、仙桃镇、老河口的小轮；广西有往返梧州、南宁、贵县、柳州的小轮；浙江有往返宁波、温州、穿山、定海、象山、宁海、台州、海门、沈家门、普陀山、余姚、西坞、瑞安、平望、震泽、南浔的小轮；四川有往返宜昌、重庆、嘉定、叙府的小轮。各公司盈亏不一，但是水路四通八达，商旅称便，和江海大轮相辅相成。除此之外，各省官用小轮以及专用小轮，是商轮之外另外设置的。
光绪三十一年，状元张謇集资五十万两，在上海设立大达轮步公司。宣统三年，吉林巡抚陈昭常创办吉林图长航业公司，航线从上海途经日本长崎抵达图们江，由上海商人朱江募集资本筹办。这些都是独立于轮船招商局之外的航运企业。
电报部分（志一百二十六 交通三）
电报技术，最早由英国人在本国设立，推广到印度，再传到上海。同治十三年，日本进犯台湾，两江总督沈葆桢上书陈述电报的好处，皇上下令筹办，没能落地。光绪五年，直隶总督李鸿章率先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架设电线连通天津，试行之后收益显著，第二年就上奏请求架设南北洋电报线路。早先同治年间，英国公使阿礼国请求在中国境内架设电线，被我方坚决拒绝，事情作罢。光绪九年，英国公使威妥玛再次提出旧议，把陆线改为海线，从广州经福建、浙江连通上海，双方争论数月，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之后香港海线沿着广州连通天津，陆线抵达九龙。丹麦陆线也从吴淞连通上海，渐渐有侵入内地的趋势。
天津道员盛宣怀对李鸿章进言：“应当仿照轮船招商局的先例，募集商股，迅速修建天津到上海的陆上电报线路，用来连通南北两洋的通讯，遏制境外电报线路暗中侵入的隐患；同时设立电报学堂，培育专业人才，以备任用。”李鸿章赞同这个主张。第二年，李鸿章上奏说：“用兵的法则，贵在神速。欧美各国，除了钻研枪炮之外，水路有快速轮船，陆路有火车；而相隔数万里的海洋，想要传递军中文书，又有电报这种办法。近来俄罗斯、日本都效仿推行。所以从各国本土直到上海，全都架设电报，瞬息之间就可以互相问答。唯独中国传递公文仍然依靠驿站递送，就算是日行六百里的加急驿传，速度差距也已经十分悬殊。
查俄国的海底电报线可以通达上海，陆上电报线可以通达恰克图。出使俄国的大臣曾纪泽从俄国发电报到上海，只需要一天。而从上海送到京城，靠轮船附带寄送，尚且要六七天才能抵达北京。如果遇到海路不通，走驿递一定要十天才能送到。上海到京城仅仅二千多里，相比俄国到上海数万里的距离，消息传递反而慢十倍。倘若遇上战事，外国军情传递速度快于中国，利弊差距就会天差地别。况且他们的铁甲军舰，在海上一天能航行一千多里，必然声东击西，难以预判动向，完全依靠军情报告传递迅速，相机调兵支援，所以电报实在是国防防务必不可少的设施。如今从北洋到南洋，调运军队、输送粮饷，处处都关系紧要，急需设立电报，打通通讯脉络。
如果从天津沿运河陆路修到江北，跨越长江抵达上海，铺设陆上电报线，就能和外国通往中国的电报线路相接，所需经费不过十多万两白银，一年半就可以完工。粗略计算主线、支线绵延三千多里，沿路分设电报局、站点，常年运营费用，先从军饷里面垫付。工程完成之后，仿照轮船招商局的章程，挑选公正的商董，招募商人资本，让商人分年偿还官府垫付的本金。此后就采用官督商办的模式，同时设立电报学堂，聘请外国教习教导中国学生，由中国人自行管理运营，这样大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可以长久维持而不败坏。”奏折递上，朝廷批准。过了一年，工程竣工，委派盛宣怀主持这项事务。
没过多久，英、法、德、美各国公使打算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增设上海到香港各口岸的海底电报线。英国公使格维纳还援引旧例，请求增设上海到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汕头的海底电线。李鸿章说：“应当让华商迅速修建沿海陆上电报线，抢占先机，让他们无利可图，或许就能打消他们的计划。而且从此沿海各省和京师、外地通讯脉络贯通，对洋务、海防确实大有裨益。就算是商人百姓转运贸易，消息灵通，带来的好处更大。”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苏州通往浙江、福建、广东的陆上电报线随之建成。当时香港英国商人正要铺设海底电线到广州，两广总督曾国荃紧急修建陆上电报线加以阻止。于是香港的海底电线不能侵入广东境内，英国电线无法铺设到福州。上海丹麦电报线、九龙英国电报线先后被拆除，或者出资收购。沿海电报线路的控制权，全部收归中国掌握。这就是因为境外电线企图侵入，而陆续修建电报线路的由来。
在沿海陆上电报线尚未修建之前，万里海疆消息阻隔，遇到紧急情况没有办法防备。御史陈启泰上奏《防海六策》，其中一条说道：“海上既然已经分派兵轮驻守，就不能不架设电线互通消息。议事之人一定会怀疑这不是紧要事务，白白耗费巨额款项。殊不知应对重大变故，断然不能靠节俭节省办成大事。就拿眼下来说，越南的局势，只能依靠各国报纸当作消息来源。今年朝鲜发生动乱，如果不是日本发来电报，中国根本无从知晓。军情紧急，瞬息万变，驿站传递迟缓，既担心贻误战机；借助外国人传递消息，事务上又多有阻碍，不如聘请外国工匠自行架设电线更好。中国的电报，应当推广到各省海口，凡是军舰停泊的地方，全部开通电报。广东琼州的线路直通越南，奉天旅顺的线路直通朝鲜，务求线路连成一体，消息呼应灵便，一旦有警报，瞬息就能传到。”奏折下发相关部门商议推行。光绪十年，中法越南战事爆发，海防形势紧张，架设电线从北塘直到山海关，再延伸到营口、旅顺。两江总督左宗棠修建长江电报线连通武汉；两广总督张树声修建广西电报线通达龙州。光绪二十一年，中日战事紧急，担心直隶、山东一线线路被阻断，接续架设老河口到西安的电报线。这一时期，江苏新增上海至狮子林、金山卫、乍浦，清江至青口、板浦，扬州至通州、泰州，镇江至圌山关、天都庙，崇明至吴淞等线路；奉天到仁川的电线早在光绪十一年就已经建成。台湾地处沿海要地，光绪十四年也同时架设陆上与海底电报线。这是因为海防形势紧要，陆续架设电报线路的经过。
云南、广西紧邻越南、缅甸，边防事务急迫。云南的电报线路，最初只连通湖北、四川。关于连通南宁线路的提议，光绪十一年得到上奏许可，但没能动工。光绪十三年，云贵总督岑毓英再次上奏：“从缅甸进入云南，腾越是入境门户，就如同蒙自对着越南一样。如今英国提出开通通商的请求，理应预先筹划。打算借着广西工匠来到云南的机会，把云南省城到腾越这一路架设电报线，用来连通英国占据的缅甸方面的消息。”当时两广总督张之洞也上奏说：“广西南部边界连接云南边境，广西、云南西边都毗邻越南，云南西边又接壤缅甸。如果只依靠从湖北进入云南这一条线路传递电报，一旦遇到雷雨折断电杆，就有通讯中断的隐患。而且遇上战事的时候，消息从云南、四川、上海、湖北辗转传到广东，恐怕出现线路交汇拥堵阻滞的问题。已经和云贵总督商议，从剥隘到蒙自，由广东接续修建电线，同时增设腾越的线路。”奏折送入朝廷，予以知晓批复。修建剥隘到蒙自的线路，是用来防备越南；修建腾越线路，是用来防备缅甸。
吉林、黑龙江紧挨着俄国疆界，边防尤其重要。光绪十五年，从吉林省城架设电线到松花江南岸，途经茂兴站、齐齐哈尔、布特哈、墨尔根、兴安岭、黑龙江，一直抵达黑河镇，这是采纳练兵大臣穆图善的提议。光绪十八年，陕甘总督杨昌濬上奏：“新疆西北毗邻俄国，西南和英国属地接壤，公文传递迟缓，一定会贻误很多事务。应当从肃州架设电线到新疆省城，再延伸到伊犁、喀什噶尔。”宣统元年，广西巡抚张鸣岐上奏请求修建柳州到南宁的电线二千三百多里。这些请求全都获得批准。这就是因为边防需要而增设电报线路的情况。
最初上奏修建南北洋陆上电报线，北端只到天津。中法战事将要爆发的时候，出使大臣曾纪泽请求扩建京畿附近的电线，说可以壮大声势维护和局，通讯灵便有利于作战。这件事下发相关部门，和李鸿章商议拓展方案。李鸿章上奏：“京师是全国中外汇聚之地，发布政令，对通讯的需求格外迫切。当初创办电报的时候，很担心士大夫不了解这项新事物，容易生出非议争论，所以暂且从天津开始架设，慢慢打开风气。电报对于军国要务，带来的裨益确实很多。如今总理衙门和曾纪泽都认为扩建京畿电线是良策，打算先架设到通州，再逐步延伸到京城。”朝廷准许施行。过了一年，天津的电报线越过通州通达京师。从这之后，各省全都知晓电报的好处。有的原本没有电报，就着手新建；有的已经有线路，就继续延伸扩建。战略要地，陆上、海底线路一并经营，主线支线同时架设，纵横遍布全国，相互支撑连通。直隶、江苏、广东、广西、云南、山东、湖北各省，设立电报局多达二十多处，其余省份也有十几处或者数处电报局。
互相连通的线路：京师的线路通达库伦、济南、太原。天津线路通达奉天。奉天线路通达天津、旅顺、吉林。吉林线路通达海参崴、齐齐哈尔、奉天。黑龙江线路通达吉林、海兰泡。江苏线路通达京师、芜湖。安徽线路通达江宁、九江。山西线路通达京师、西安。山东线路通达京师、开封、清江浦。河南线路通达京师、济南、西安。陕西线路通达开封、太原、兰州、汉口。甘肃线路通达迪化、西安。新疆线路通达兰州。浙江线路通达上海、福州。江西线路通达广州、芜湖、河口。湖北线路通达九江、成都、长沙、郑州。湖南线路通达汉口、桂林。四川线路通达汉口。福建线路通达杭州、广州。广东线路通达福州、梧州、九江。广西线路通达长沙、广州。云南线路通达汉口、重庆、八莫、南宁。贵州线路通达重庆。外蒙古线路连通京师、张家口。沿海地区铺设海底电线。直隶从大沽连通芝罘。江苏从上海向东连通长崎，向北连通芝罘、大沽，向南连通厦门、香港。广东从香港连通海防、新加坡、厦门、上海、马尼拉。山东从芝罘连通大沽、旅顺、威海卫、青岛、上海。福建从川石山连通台湾淡水，从厦门连通上海、香港。总计陆上电线，不下四万多里，海底电线还不算在内。
电报设立电报局，也仿照轮船招商局的先例，商人出资兴办，官府督办成事，叫做官督商办。天津、上海这条主线，一开始由官款出资，不久就划归商局，募集资本达到二百多万两白银。但各省电线不全都是商办，原因在于商人看重利润，投入资金就计较利息盈亏，对于海防边防局势的缓急、国内交通是否便利，并不放在心上。往往一条线路，官办、商办交错并存，大体上是用官办弥补商办的不足。两广的电报线路，广州到龙州属于官办，广州到梧州属于商办。钦州、廉州、雷州、琼州以及镇南关、虎门一带，则由官府和商人合力办理。云南线路，一条从湖北接入，一条从四川接入，一条从广西接入。西安到嘉峪关、甘肃、新疆、奉天、吉林、黑龙江各省，通州到承德的陆上电线，全部由官府兴办，以上都是这类例子。不过从上海通往广东的线路，原本是为阻止境外电线入侵而修建，花费四十多万两白银，全部由华商筹措资金。当时香港英国人打算把电线引到广州，也依靠华合公司预先架设电线到九龙，英国的图谋才得以停止。华合公司修建九龙电线的时候，国内百姓抵制，英国商人从中阻挠，形势十分紧张。公司商人何献墀等人顶住重重困难坚持兴办，没有被压力屈服，最终工程完工。中日战事紧张的时候，延伸襄阳线路一千多里直达西安，让京师、上海的军报不会被阻断。而张家口到恰克图这条线路，因为俄国公使援引条约不断催促，也由商局募集资金六十多万两，架设电线二千七百多里，营建耗时两三年，工程浩大耗资繁多，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线路。除此之外建成的各类线路，里程数不胜数，带来的好处极多。
光绪二十五年，大学士徐桐上奏，说电报局获利极多，却没有给国家带来实际益处。朝中大臣也有人说招商局、电报局假借公家名义谋取私利。这些说法全都交给协办大学士刚毅核查回复。刚毅当时奉命前往江苏处理事务，不久上奏陈述：“电报局自从恰克图线路完工之后，亏损巨大，等日后有盈余，每年上缴南北洋办学经费十二万四千两白银。”朝廷批准。第二年，朝中大臣再次上奏说电报局掌握的财利权力太重，应当选派官员接管。皇帝下诏命令盛宣怀按年份造册上报收支款项，官方电报应当免收费用。盛宣怀上奏，大意说：“电报局原本是集合众多华商的力量，和外国商人竞争抗衡，旁观者常常惊叹这里汇聚巨大利润，其实拆分给成千上万股东，每人所得都是微薄的小利。近年来电线不断拓展，电报局运营以及线路维修养护的开支也日益增加。去年依据中俄条约，接续修建恰克图电线花费六十多万两白银，没有申请官款，全部由商人集资建成。线路经过沙漠荒僻地区，收报费用极少，常年开支却非常巨大。今年要动工的工程：因为修建铁路，卢沟桥到保定的线路已经建成，还要修建保定到汉口的主干线；因为海防需要，要修建宁波到温州的线路；总理衙门因为外国人请求，需要修建山东泰安、沂州的电线。其余各地新增线路的紧要工程接连不断，没有官款可以调拨，全都依靠股东商人出资，来应对国家的紧急需求。总局收支账目，每年都刊印公布。各电报局详细账簿，也允许股东随时查阅。所有收支，众人都能看到，不像官府经办的报销，只由一两个人经手。原奏折质疑的各项问题，大概是不了解其中内情。至于官方电报资费，之前订立章程，打算一半报效国家、一半收取费用，兼顾官府和商人，维持长期运营，仍然应当照旧执行，保全大局。”奏折送入，朝廷知晓。
盛宣怀当时同时主管轮船、电报两局，接连遭受弹劾指责。光绪二十八年，他对直隶总督袁世凯说：“电报应当收归国有。轮船业务纯粹属于商业，可以更换督办官员，不能收归官办。”袁世凯和朝中执政大臣商议，都认同这个看法，上报皇帝。不久朝廷任命袁世凯督办电报局，候补侍郎吴和喜担任副手。朝廷下明诏归还商股，但没有立刻落实。众多商人惶恐不安，争相想要把股票卖给外国人。盛宣怀竭力制止，风波才平息。不久下诏原有商股维持原状，这次变动仅仅是改成商股官办的电报局而已。
光绪三十四年，邮传部设立已经两年，打算把全国电报局正式划归邮传部管辖。邮传部尚书陈璧上奏说：“电报是全国交通的枢纽机关。各国电报权力全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中国电报创办之初原本是商办。但光绪初年，商人股本微薄，仍然依靠官府力量补助，并非纯粹完全的商办。历年获得利润大约五六百万两白银。如果全国交通能够顺畅推行，富商就可以使国家富足，又何必另行提议改制？可是观察商人经营的电线所到之处，全都是城镇繁华都会；边远省份，像云南、贵州、广西、甘肃、新疆，商人因为无利可图，全都推给官府办理。虽然确实是商人财力有限，但只顾私利、不顾长远规划，实在违背朝廷设立邮传部的初衷。权衡国内现状，如果不改为官办，就无法制定整体规划，也无法实现拓展建设的成效。欧美各国电线密布，通讯响应灵便，一旦动乱刚起，很快就能平定。中国电报，别说边远荒蛮之地，就算内地稍微偏僻的地方，大多没有架设。一旦发生战事，道路阻隔，消息不通，确实对军务造成妨碍。况且当下各项新政推行，外交内政关系重大，通讯稍有阻滞，就处处碰壁。近来科布多、四川、西藏、蒙古、福建、浙江、江西、苏南地区纷纷请求架设电线。今年四月，奉旨迅速修建贵阳到义兴的电线。陆军部因为秋季江苏、湖北各军队在安徽会操，请求架设安庆至太湖电线。外务部请求修建连通四川、西藏到印度的电线，作为赎回英国人江孜线路的准备。湖北官电局因为亏损严重，请求划归邮传部办理。各类请求接连不断，都是不能拖延的要务。核算各省申请修建的线路，不少于一万多里，工程费用要一百多万两白银。而且这一万多里线路，一半都在荒凉偏远乡村，电报业务不多，新增一条线路就会亏损一条线路的本金，每修一里就亏一里的经费。之前增设云南、贵州少数边疆省份电线，股东商人尚且担心亏损。如今统筹规划荒凉贫瘠区域，更难以着手。如果利润归商人，亏损由国家承担，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这就是拓展线路必须改为官办的原因。
各省电报线路，等待维修的很多，线路朽坏难以支撑，陕西、河南、福建三省尤其严重。如果突然爆发战事，后果难以设想。现在选派官员调查，全盘筹划，还有线路需要迁移靠近铁路，有涉及外交交涉必须抢先布设，有公文日渐增多需要加线扩容。逐项开工修缮，工程费用浩大，需要白银五六十万两。这笔巨额款项，就算把商股留存的全部盈余利息全部拿出来，也不足以支撑。这就是大规模修缮线路必须改为官办的原因。中国电报资费昂贵，居全球首位。远省一两字的电报费用，几乎等同于外国二十个字的资费。最近宁夏副都统志锐上奏，请求核减电报资费便利交通。出使葡萄牙的部员周万鹏也上报，万国公会也认为中国电报收费过高。应当酌情降价，让资费标准和各国大致相近，为加入万国电政公会做准备。但是削减电报费用，按每年三百多万元的收入估算，如果降价一两成，每年收入就要减少五六十万两。如果逐步降到四五成，或者降到和欧美各国持平，损失金额会更多。一旦实施降价，商股每年的股息恐怕无法保障，盈余利润就更谈不上。这就是降低资费必须改为官办的原因。
以上三件事，是当下电政最紧要的规划，却又是损害商股利益的举措。与其勉强维持现状，日积月累，导致官府和商人两方都陷入困境，不如按市价收购商股，以期国家和商人双方都受益。现在看来，电报必然要持续扩建，也就难免出现亏损。商人只计较盈亏，国家必须兼顾全局便利。二者诉求不同，断然不能强行合并。臣等打算遵照光绪二十八年的谕旨，改为官办，筹措资金偿还商股。由邮传部出资收购，在每股股本之外额外加价，用来体现国家体恤商人的心意。”奏折送入，朝廷批准。
当年八月，收购商股事宜全部完成。陈璧上奏：“本部收购商办电报股份，参照市场价格收购，每一百圆面值的电报股票，给付一百七十圆。随后又依从众商人请求，再加价十圆作为优待补偿金，合计二十二万圆。自从颁布收购章程之后，几十天之内，一共收回二万一千四百多股。剩下没有上缴的五百多股，都是在外埠以及内地偏僻地方，寄送困难。请求放宽期限，按照章程兑付钱款，留存现款等待股东陆续领取，依旧发放优待补偿金，以示体恤。从此以后电报全部收归国有，和商人不再有关。收购款项三百九十六万两，本部暂时从铁路经费中拆借，还需要另行筹措归还，结清账目。”又上奏：“电政是交通的核心，谋求扩建才能发展兴盛。如今已经改为国有，应当依次落实减费、扩线、修线各项整顿事务。而下调资费是中外所有人关注的事情，不切实推行，不足以满足众人期待、拓展业务。打算从光绪三十五年正月开始，酌情降低电报资费两成。按每年商报收入大约三百万圆估算，每年会少收大约六十万圆，资金缺口在二十万圆以上。资费下调之后，电报业务量一定会增加，新增收入可以填补缺口。但是短期内新增线路、维修旧线，还有扩建电话，处处都需要经费。新增的电报收入，必须用来抵充开支，逐步投入工程建设。预估的资金缺口，打算暂时从本部各路盈余款项里，每年拨付二十万圆，为期三年；从第四年到第六年，每年归还二十万圆，全部还清。这样周转调配，铁路款项有着落，电政也能逐步振兴，不需要另外再借外债，可以收到财政统筹的好处。”朝廷批准。从这时起，电报事权统一，通讯呼应灵便，每年拓展三四千里电线成为常态。电报资费低廉，和过去大不相同，这是商办模式无法做到的。
中国疆域辽阔，公文传递迟缓，一旦突发变乱，常常因为消息滞后，错失战机，酿成巨大祸患。历代动乱爆发，大多是这个原因。自从有了电报，以往消息隔绝的弊病一扫而空。像朝阳教匪起事、云南猛喇游匪魏名高作乱，都依靠电报及时告警，加上军事部署迅速，能够立刻剿灭平定。对外方面，朝鲜两次内乱、越南事变的预先防备，也全都依靠电报。这些都是显著的成效。然而创办之初，乡野百姓见识有限，外国人多方阻挠，历经艰难曲折才获得成功。架设线路的地方，如果是边疆瘴气之地、塞外荒凉区域，施工难度是内地的十倍百倍。所以参与这项事务的官员能够获得奖赏，内地省份不能援引同样条例请求奖励，就是这个缘故。
至于意外损坏线路的事件，数量很多。贵州毕节乡民拆毁电线；山西霍山乡民毁坏电杆；湖南澧州百姓误以为电线是外国人架设，聚众拆毁丢弃；陕西长武、乾州、醴泉、邠州、永寿，甘肃泾州、平凉等地，百姓认为旱灾瘟疫是电线带来的，电线几乎被拆毁干净。全部由地方官府出钱修复，为首的罪犯有人判处死刑。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事变，京师到保定的电线最先被毁，京津、京德线路接着被毁，山西、河南线路相继被毁。最终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境内，电报线损毁殆尽。南北消息隔绝，中外通讯阻断，数月之间音讯不通。外国军队占据京津，最先架设军用电报线，之后打算铺设大沽到上海的海底电线，由大东、大北两家公司承办。盛宣怀私下商议价格，收购他们的机器物料，划归中国商局，外国人的图谋没能得逞。盛宣怀不久上奏请求修复被毁的线路。战争损毁的线路，由商局负责修复。山西、河南没有发生战事，地方官保护不力，甚至唆使百姓拆毁电线，援引毕节、霍山旧例，分别责令赔偿修复。朝廷批准。光绪三十年，东三省电线在日俄战争中再次被毁。到光绪三十四年，总督徐世昌主持修复。这就是电线损毁后重修的大致情况。
电报对交通的作用，和铁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铁路耗资巨大，兴建时常常打算借外债筹款，不像电报工程简易、花费较轻，商人财力足以兴办。依靠外债建成的，只有上海、烟台、大沽的正副海底电线而已。光绪二十六年，外国军队占领京津，计划铺设大沽到上海的海底电线。盛宣怀认为这侵犯我国主权，私下向承办的大东、大北公司收购，划归商局办理。当时两家公司趁局势困难抬高价格。中国官府商人都财力窘迫，无力现款支付，于是把收购款当作借款，分三十年偿还。实在是形势逼迫不得已。从前外国人在中国架设的电线，由商股出资收回的，像丹麦修建的上海到天津陆上电线、德国修建的京师到大沽主干线、铁路通往天津的支线都属于这类。电报不仅仅用于国内，连通境外，作用才更加宏大。于是和外国互通电报，和法国、英国、俄国，既订立电报互通资费的条约，又单独订立联合分摊报价的约定，互相约束。
电报局规模日渐扩大，培养人才尤为重要。电报学堂创办于光绪六年。之后分设报务、测量、高等各类学堂，扩大人才培养规模。光绪二十五年，增设电话学科，补充教学。
电话最初名叫“德律风”。光绪二十五年，盛宣怀上奏：“德律风起源于欧美。拿起就能使用，贴在耳边就能听到声音，坐在一间屋子可以和很多人对话，不见对面的人也能听见对方话语，是自古以来没有的便利工具。所以发明不到三十年，就在各国普及。最初只能传递几十里，现在可以连通数千里。新的技术已经出现，无法禁止。日本的电报、德律风，统一划归递信省管理，学生一同授课，机器统一由工厂制造。中国出现德律风，是英国人最先在上海租界架设。近年各个通商口岸，洋人纷纷谋划架设。吴淞、汉口请求借用电报杆挂电话线，厦门请求自行架设线路。电报公司竭力坚决抵制，但担心各国公使前往总理衙门提出要求，再起争端。一旦答应，后患极大。况且西方人虎视眈眈，想要夺取我国电报的权利，只是没有机会。沿江沿海通商口岸，如果任由他们全部架设德律风，日后短线扩展成长线，从传声发展到兼传文字，一旦铺开就无法控制。不只是中国电报的利权一定会被夺走，他们传递消息的速度也会超过我国。不提早防备，事后无从补救。现在官款恐怕难以筹措。我和电报局各位商董反复仔细商议，只有劝募华商资本，自行开办德律风，和电报相辅相成。先在各个通商口岸依次开办，再逐步推广到省会、府县，才可以预先杜绝外国人觊觎的图谋，保全已经建成的电报体系。”奏折送入，朝廷批准。从这之后，京师、天津、上海、奉天、福州、广州、江宁、汉口、长沙、太原全都架设电话，这就是连带兴办电话的由来。
志一百二十七 交通四·邮政
自从海外各国开通海路通商之后，在华外国侨民常常自行设立书信邮局。咸丰十一年签订条约，驻京各国公使的邮件，最初交由总理衙门，通过驿站代为寄送。同治五年，改为由总税务司汇总所有驻京公使文件，送到天津转寄上海。光绪五年，增设封河之后天津到牛庄、烟台、镇江三路邮差。到光绪十一年，邮政事务越发繁多，总税务司于是在天津、镇江、上海各海关税务司处设置专人管理邮递事务。这就是总税务司兼管邮递的开端。
起初，光绪二年，英国总税务司赫德提议创办国家邮政。光绪四年，最先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设立送信官局，由赫德主持事务，九江、镇江随后也设立邮局。这是中国试办邮政的开端。光绪十六年，下令在通商口岸推广开办。光绪十九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刘坤一，因为各国增设各地书信局，阻碍中国邮政推广，请求尽快筹划妥善对策。总理衙门交给赫德商议。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署理南洋大臣张之洞上奏请求兴办邮政。大意说：“欧美各国把邮政看得和铁路同等重要，专门设立邮政大臣总管。收取资费微薄，收益十分丰厚。拿英国来说，一年邮政收入折合中国白银三四千万两。各国普遍开办，全都视作重要财源。而且权力掌握在国家手中，统一管理，便利商民，同时有益于国家。近来英、法、美、德、日本先后在上海设立本国邮局，其余各口岸也在领事馆内附设邮局，侵夺我国主权，抢夺巨大利益，实在违背万国通行惯例。光绪十一年，前任浙江宁绍台道薛福成，根据属员李圭的条陈，请求中国自行设立邮局，收回利权。同时海关税务司葛显礼前往香港、日本，和对方商议收回上海英国、日本设立的邮局，已经有初步进展。南洋大臣曾国荃曾经把相关文书咨送总理衙门，命令总税务司赫德商议实施办法。赫德也认为这件事是富国便民的重大政务，上奏七条要点。并且说必须要有朝廷批准开办的正式文书，让各国知道这是中国国家设立的邮政，才可以协商让各国撤走在中国设立的邮局，还可以商议加入万国邮政公会。查各海关试办邮递多年，没能推广到内地。外国设立的邮局，也没有裁撤。根本原因是海关经办的邮递，和国家正式设立的邮政体制不同，推广处处受阻。现在再次和葛显礼当面商议，他熟悉这项事务，各海关熟悉邮政办法的税务司还有不少人。请求下令总理衙门，转饬赫德妥善拟定章程开办。随即推广到沿江沿海各省，同时覆盖内地水陆道路。务必让各国把设在中国的邮局全部撤除，并且加入万国邮政联盟，各国之间互通信函，相互联通。如果认真推行，各国在华邮局一定愿意裁撤。这是各国通行的办法，有利无弊，实在是理财的重要举措、便民的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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