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八年戊午科顺天府乡试，举人平龄的朱卷（誊录后的试卷）、墨卷（考生亲笔试卷）内容不符，社会议论沸腾。御史孟传金揭发这件案子。亲王大臣载垣等人审讯查明：正考官大学士柏葰听从家人靳祥的说情，录取了同考官编修浦安房下罗鸿绎的试卷。比照串通嘱托、行贿舞弊的律条，柏葰、浦安被处斩，其余涉案人员处以充军、流放、降职、革职处罚的多达几十人。副考官左副都御史程庭桂的儿子郎中程炳采，因接收舞弊关节被处死，程庭桂本人流放戍边。原来载垣、端华以及会审的尚书肃顺，向来厌恶科举制度，和柏葰有旧怨，借此兴起大案，判处柏葰死刑。后世评论者认为靳祥已经死亡，此案并不能算作确凿定案。不过自从嘉庆、道光以来，公卿世家子弟，把科举高等功名视作唾手可得之物；经过这场大案，顺天府科场沿袭已久的坏风气得到扭转。
光绪十九年，编修丁维禔主持陕西乡试，他同年考中的好友饶士腾，提前多方托人请托关照。事情败露，二人都被逮捕审问；饶士腾自杀，不久二人一并被削除官职。
也有并没有行贿请托，却获罪受罚的案例。康熙三十八年己卯科，御史鹿佑弹劾顺天府乡试考试不公；正考官修撰李蟠流放戍边，副主考编修姜宸英受牵连交付司法官吏审问，还没有对簿审讯，就死在监狱之中。姜宸英是浙江名士，擅长写古文，满朝官员都知道他没有罪过，无不为之惋惜。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科，顺天府主考侍郎汪霦、赞善姚士藟批阅试卷草率，很多落榜考生的试卷完全没有圈点批语。落第考生扎草人，放到二人府门前进行诅咒。事情上报朝廷，二人被革除官职。
康熙六十年辛丑科会试，副总裁左副都御史李绂采用唐代“通榜”的办法，选拔知名士人。落第考生聚集在他门前喧闹，李绂遭到弹劾被革职，发配到永定河工地效力。不过这一科几乎把当时的知名才俊全部录取，当时舆论对此颇为赞许。
其余收受贿赂打通关节却没有败露，以及因为细小过失遭受责罚的案例，情形各不一样。
乡试录取名额，顺治初年规定比较宽松。顺天府、江南乡试都一百六十多名；浙江、江西、湖广、福建都超过一百名；河南、山东、广东、四川、山西、陕西、广西、云南，从九十多名依次递减；贵州最少，仅有四十名。全部按照不同经书分卷录取。
顺天府乡试，直隶生员归贝字号，大约占录取名额十分之七；国子监北方监生归皿字号，占十分之三；宣化府旦字号、奉天府夹字号，只录取二三名。
江南乡试，江南国子监监生皿字号大约占十分之二，其余是江苏、安徽合闱的本地生员名额。江南国子监裁撤之后，江南监生录取名额并入北方国子监名额。
顺治十四年，国子监监生试卷分为南卷、北卷：直隶八府，延庆、保安二州，辽东、宣府、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西属于北皿；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属于南皿，根据应试人数多少确定录取名额。
顺治十七年，全国各省乡试名额减半。康熙年间，陆续增加各省乡试名额；康熙五十年，各省又增加五分之一名额。雍正元年，湖南、湖北分开举行乡试，按照原来的总额各自分配名额，各省名额略有增减。
乾隆元年，顺天府皿字号再分为南皿、北皿、中皿：奉天、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为北皿；江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广、广东为南皿，各录取三十九名。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另外编为中皿，每十五人录取一人。江南分为上下江，下江江苏占六成名额，上江安徽占四成。
乾隆九年，严格制定考场搜查检查的制度。顺天府乡试，因为夹带舞弊被查获的有四十多人，临场害怕搜查自行离开考场的有三千八百多人；交白卷、文章没有写完、文不对题的又有几百人。皇帝追究学政、国子监祭酒滥送考生的罪责，下旨把各省乡试名额削减十分之一。于是确定名额：顺天南皿、北皿各三十六名；中皿改为每二十人取一人；贝字号一百零二名；夹字号、旦字号各四名。江南上江四十五名，下江六十九名；浙江、江西都是九十四名；福建八十五名；广东七十二名；河南七十一名；山东六十九名；陕西六十一名；山西、四川各六十名；云南五十四名；湖北四十八名；湖南、广西各四十五名；贵州三十六名。此后这套制度大体执行，不再改动。
光绪元年，陕西、甘肃分开举行乡试，陕西录取四十一名，甘肃三十名。咸丰、同治年间，各省捐献军饷动辄数百万两白银，朝廷先后增加乡试名额：四川增加二十名，江苏十八名，广东十四名，福建连同台湾十三名；浙江、湖南、湖北、江西、山西、安徽、甘肃、云南、贵州各十名；陕西九名；河南、广西各八名；直隶、山东各二名，部分省份甚至超过最初定立的名额。
会试没有固定录取名额。顺治三年、顺治九年，都录取四百名，试卷分南卷、北卷、中卷。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五省；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淮安、扬州、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十一府，广德一州，属于南卷，录取二百三十三名。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省；顺天、永平、保定、河间、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八府，延庆、保安二州，奉天、辽东、大宁、万全各处，属于北卷，录取一百五十三名。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四省；安庆、庐州、凤阳、滁州、徐州、和州等府州，属于中卷，录取十四名。
顺治十二年，中卷并入南卷、北卷。之后中卷时而分出、时而合并；有的又在南、北、中卷之内再分左卷、右卷；有的专门针对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四省单独编字号，每省分别录取一到三名。
康熙五十一年，因为各省录取人数多少不均，边远省份人才容易被遗漏，于是废除南卷、北卷的官卷、民卷区分，改为分省录取，根据各省参加考试人数多少，由皇帝亲自定下录取名额。各届会试，大多录取三百几十人，少的时候只有一百几十人；其中雍正庚戌科四百零六人为最多，乾隆己酉科九十六人为最少。
五经应试录取，沿袭明代旧制。乡试第一场写《四书》文章三篇，各经义四篇；有人整套写完五经的试卷，一共二十三篇，所以有“二十三篇”的说法。
顺治乙酉年山东乡试，法若真完整写完五经的文章，被赐予内阁中书身份，可以参加会试。康熙丁卯顺天府乡试，浙江监生查士韩、福建贡生林文英；康熙壬午顺天南皿监生庄令舆、俞长策，都因为同时写完《四书》和五经一共二十三篇文章，违反格式规定上报朝廷，全都授予举人。皇帝下诏不必禁止这种做法，不久定为制度：乡试、会试当中，写五经整套试卷的，在定额之外额外录取三名。第二场考试增加诏、诰文体各一道，研习五经整套答卷的人越来越多。直隶、陕西等省，甚至有人凭借五经试卷考中乡试第一名。
康熙五十年，乡试各省增加一个五经录取名额，顺天府增加两名；会试增加三名。康熙五十六年，停止五经应试。雍正初年，恢复这项制度：顺天府皿字号录取四名五经考生；各省每九个正榜名额，增加一名五经录取名额。大省考生多、文章质量高，额外酌情录取副榜三四名。雍正四年丙午科，下诏：这一科五经考中副榜的，算作举人，允许参加会试，这是格外优待。乾隆十六年，正式废除五经应试录取的制度。
皇帝亲临国子监讲学，增加顺天府国子监监生录取名额；皇帝颁布恩典诏书增加乡试、会试名额，都属于正式定额之外的额外录取。
乡试、会试正式录取榜单之外，另取副榜。会试副榜不用参加殿试，直接移交吏部授予官职；康熙三年废除这个制度。
乡试副榜最初定额：顺天府二十名，江南十二名，江西十一名，浙江、福建、湖广各十名，山东、河南各九名，山西、陕西、四川、广东各八名，广西六名；选取文章文理优秀的考生，不受各房阅卷限制。康熙元年停止录取副榜；康熙十一年恢复旧例，增加云南五名、贵州四名。此后各省大体每五名正榜，取一名副榜，恩典加广的名额不算在内。雍正四年，准许这一科副榜考生又考中副榜的算作举人，不属于常规定制。
雍正五年，命令各省总督、巡抚、学政甄别年老衰老的教职官员，办理退休之后空出来的岗位，用这一科会试落榜、文章通顺合格的举人补授官职。乾隆年间，多次沿用这套办法，大中小省份每次录用几十人，单独设立明通榜。乾隆二十六年，朝廷商议，除明通榜之外，再选取中书四十名；其余年纪老成，适合担任学校教官的，另外选任学正、学录若干名，皇帝予以批准。乾隆五十五年，明通榜制度全部废除。
从此以后落第士子，除正榜之外，可以考选誊录。顺天府乡试誊录数百人或者一百几十名；会试誊录定额四十名，供给各馆抄写文书，积累资历可以得到考核提拔。这属于多方搜罗人才，让贫寒读书人多一条做官门路。
八旗以骑射为本，崇尚武事、轻视文章。顺治帝登基，下诏开设科举，但八旗子弟不准参加。顺治八年，吏部上奏：“八旗子弟有很多英才，可以作为循良官吏人选，应当依照旧例开设科举，从乡试、会试选拔优秀人才授予官职。”奏请获准，八旗参加乡试、会试就从这一年开始。
当时八旗子弟，每牛录学习满文、汉文有固定名额；参加考试以及各衙门任用人员，都从这批人里面挑选，名额之外不允许读书学习，常常不够录取使用。所以从顺治十四年到康熙十五年，八旗科举时开时停。
早先乡试、会试、殿试，满洲、蒙古合为一榜，汉军、汉人为另一榜。康熙二十六年，下诏八旗和汉人一同参加科举考试。不久定下制度：乡试、会试先要考试马步射箭，骑射合格，才能够参加文化考试，做到文事不荒废武备，成为永久制度。
最初八旗乡试，只考满文或者蒙古文一篇，会试加倍考两篇；汉军考试《四书》文章二篇，经义一篇；不通经书的，再加《四书》文章一篇。第二、三场考试论、策各一篇。每科逐步增加考试内容，等到和汉人合并考试之后，不再像从前那样简单。
八旗乡试录取名额：顺治八年，定满洲、汉军各五十名，蒙古二十名。之后满洲、汉军各减去五分之一，蒙古减去四分之一。康熙八年，满洲、蒙古编成满字号，汉军编成合字号，各录取十名。康熙二十六年，汉军再减去五名，之后名额又逐步增加。乾隆九年，下诏各削减十分之一，定为满洲、蒙古二十七名，汉军十二名。同治年间，因为捐献军饷，满洲蒙古增加六名，汉军增加四名。
各省驻防八旗，一开始都到顺天府参加考试；嘉庆十八年，开始在驻防省份就地考试，十个人录取一人，最多不超过三名，副榜制度和普通乡试一样。
会试最初制度，满洲、汉军进士各二十五名，蒙古十名。康熙九年，仿照乡试设立满字号、合字号，各录取四名，之后每次都临时请示皇帝，没有固定名额。
宗室子弟原本不准参加乡试、会试，康熙帝、雍正帝都有明确谕旨。乾隆八年，宗人府考试宗学学生，选拔成绩优异的玉鼎柱等人定为进士，参加殿试，这是宗室参加会试的开端，但是不久就停止。嘉庆六年，宗室参加乡试、会试正式定为制度。考试之前，宗人府或者奉天宗学照例考核骑射；考试时间，安排在乡试、会试文闱之前、之后，或者同一天；考试写八股文、律诗各一篇，一天考完。乡试九人取一人；会试考官挑选若干份试卷等候皇帝亲自裁定，单独列一张榜单。殿试、朝考，满洲汉人待遇相同，分别授予庶吉士等各类官职。
顺治十五年，皇帝因为顺天府、江南主考官都因受贿舞弊败露，亲自对这两科的举人进行复试，这是乡试复试制度的开端。选拔顺天府米汉雯等一百八十二名，准许参加会试；江南汪溥勋等九十八名，承认举人身份；罚停会试、革除举人名号的二十二名。只有吴珂鸣三次试卷文采出众，特别准许直接参加殿试，属于特殊恩典。
康熙三十八年，皇帝认为顺天府取士不公，下令把举人集中到宫内复试；三等以上准许参加会试，四等革除举人。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科，顺天府解元查为仁因为考场传递作弊事情败露而逃跑，皇帝怀疑新科进士当中有请人代考得中的，亲自在畅春园复试，黜落五人，会试复试从此开始。
乾隆年间，有时候命令各省总督、巡抚、学政乡试放榜之后举行复试；有时候专门复试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广东、山西六省丙午科之前三科，以贡生监生身份考中的人；有时候只复试新取中的进士，或者顺天府的举人；临时下旨，没有固定规章。
乾隆五十四年，贡士单可虹复试当中所作诗句格律错乱，和中选试卷内容不符，被革除功名。皇帝下达严厉谕旨：“会试如果不严格执行复试，不足以选拔真正人才，惩戒投机取巧之人。”到嘉庆初年，复试正式定为制度。
道光二十三年定下规制：各省举人，一律到京城参加复试，没有经过复试，不允许参加会试；因故耽误，可以在下三科补考。除了父母丧事允许延期之外，找借口不来参加复试，按有意规避论处，永久禁止参加会试以及到吏部等候选官。复试时间定在会试当年二月。
咸丰、同治年间，因为战乱道路阻隔；光绪末年，因为《辛丑条约》，京城考场不能使用，借河南举行考试；这两种情况允许先参加会试，之后再补复试，不属于常制。
复试诗文出现错误，诗句不合声律格式，行文抬写有误，不避讳皇帝名讳、宗庙避讳、圣人避讳，罚停止会试、殿试一科或者数科；文章文理不通，或者字迹和中举试卷不符，直接革除功名。
乾隆五十八年，新中举的邓棻春等八人补行复试，五人被罚停科，二人革除功名，考场监管官员全部受到处分。之后各届考试，都有人因此遭到处罚。到清朝末年，制度渐渐放宽。光绪十九年，顺天府考场找人代笔、冒名考中的多达几十人。监察官员弹劾周学熙、汤宝霖、蔡学渊、陈步銮、黄树声、万航六名举人。官府核查，找出录科试卷和本人答卷不符的案例，蔡学渊、黄树声、万航三人革除功名；其余经过复试，没有再黜落一人，考场监管各官全部免于追责，考场侥幸舞弊的人接连不断出现。
按照定例，各省乡试放榜之后，按照规定期限，把全部试卷送到礼部核查磨勘；延误期限的官员要治罪，目的是防止考官考完试之后私自修改试卷，逃避监察。
磨勘试卷，首要查究舞弊作伪，其次检查文字瑕疵；只是个别字句小过失，可以宽宥；如果字句存在可疑之处、文体乖谬不正，举人革除功名；达到一定数量问题试卷，同考官、主考官革职或者逮捕审问；问题数量少，则扣俸禄或者降职调岗。
阅卷草率、试卷优劣混杂一同录取；试卷不懂得禁令，文字错谬、题目写错，正文草稿不全，誊录抄写错误；考场内外帘官、考生，分别予以处罚。禁令严密，前所未有。
磨勘试卷，一开始由礼部以及礼科给事中负责；康熙时期，开始由皇帝专门派遣大臣总管这件事。录取名额渐渐扩大，试卷越来越多，于是命令九卿共同参与磨勘。六部官员本职事务繁忙，只能抽出空余时间审阅，常常敷衍了事。
乾隆初年，改用都察院各科、道五品以上官员，科举出身的京堂官，翰林院、詹事府中允、赞善以上官员，集中在朝房磨勘试卷，之后又增加编修、检讨参与，定额四十人，明确责任。
早先磨勘试卷的官员不签署自己官职姓名，也没有奖惩条例。参与磨勘的人，常常存心宽厚，不愿深究问题。乾隆二十一年，开始要求磨勘官填写自己的官衔姓名。乾隆二十五年，又增设大臣复核试卷的制度，有功予以嘉奖，有错予以处分，法令才真正严格。当年特地派遣秦蕙田、观保、钱汝诚担任复核大臣。复核结束，原先磨勘试卷的御史朱丕烈弹劾这几个人徇私包庇。交给军机大臣核查，秦蕙田等人确实存在错误驳回、遗漏问题；朱丕烈弹劾也不符合事实，所有人都交给刑部处理。
那时候参与磨勘的官员办事谨慎，毫不姑息，一改过去敷衍拖拉的风气。太仆寺卿宫焕文，御史阎循琦、朱稽、朱丕烈；嘉庆初年御史辛从益，都以审核精细严格闻名当世。
各届考官、考生，很多人因为磨勘遭到贬斥处罚；但也有借磨勘公报私仇的情况。
乾隆六十年乙卯科会试，会试第一名是浙江王以铻，第二名就是他的弟弟王以衔。皇帝内心感到诧异。正总裁侍郎窦光鼐向来和和珅不和，又因为批评后辈得罪同僚；政敌打算借这件事扳倒他。摘取兄弟二人试卷当中都出现的“王道本乎人情”这句话，诬陷是舞弊请托的暗号。于是把王以铻压到榜单末尾，不准参加殿试；窦光鼐降为四品官，勒令退休；副总裁侍郎刘跃云、祭酒瑚图礼，降级四级。等到殿试唱名，王以衔考取状元，皇帝心中疑虑消除，对大臣说：“难道这也是我给的关节吗？”王以铻后来也进入翰林院。
嘉庆五年，磨勘官辛从益、戴璐，对于顺天府乡试策题、试卷百般挑错。辛从益籍贯江西，素来以磨勘严苛出名；这一科江西只考中一名举人，戴璐的儿子落第，人们都说二人因此刻意吹毛求疵。皇帝得知，下令把这两个人调出磨勘官员队伍。同治年间，鸿胪寺少卿梁僧宝，又因为磨勘过于严苛，官员都很畏惧他。
总而言之，磨勘制度实行之后，可以纠正文章文风，揭发考场弊端，对于科举制度裨益很大。
庶吉士的选拔，没有固定名额。顺治三年，顺治帝第一次对贡士举行殿试，赐予一甲傅以渐三人进士及第，挑选梁清宽等四十六人为庶吉士。顺治四年、六年，也进行庶吉士选拔。顺治九年，采纳给事中高辛允的建议，按照省份大小选拔庶吉士：直隶、江南、浙江各五人；江西、福建、湖广、山东、河南各四人；山西、陕西各二人；广东一人；汉军四人。另外榜单授予满洲、蒙古修撰、编修、庶吉士一共九人。从此以后按照这个惯例选拔。满洲、蒙古、汉军是否选入庶吉士，没有定规。
康熙时期，新科进士可以上奏请求进入内廷藏书机构读书，理由大多是家族多有馆阁大臣，或是边远地区缺少翰林词臣，有时能够得到皇帝批准。所以康熙四十五年到康熙六十年各科，每个省份都有人选为庶吉士。
雍正帝命令大臣举荐所知人才一同选用；殿试之后，皇帝亲自测试文章。雍正元年、二年，汉军、蒙古、山西、河南、陕西、湖南以及边远省份，经常没有人入选。雍正三年，太常寺少卿李锺峨上奏，请求分省份选拔庶吉士，拓宽储备人才的途径，朝廷商议驳回。
雍正五年，下诏内阁商议选拔庶吉士的办法。不久议定，仿照雍正癸卯科旧例：殿试之后，所有进士集中保和殿参加考试，依旧命令九卿进行保举。考试题目为论、诏、奏议、诗四道。这就是朝考制度的开端。
乾隆元年，御史程盛修上奏：“翰林院地位清高重要，想要得到通达的人才，必须端正入仕的开端。自从实行保举制度，登门拜见托关系，大开请托门路；那些空洞没有才学的人，得以侥幸升官，应当立刻停止。”建议得到批准。
乾隆帝下谕，禁止新科进士奔走请托、递送四六骈文颂词的旧习气；考试除认真评判文章之外，还命令大臣观察考生的仪表举止、年龄，分为三等，由皇帝亲自挑选录用。乾隆三年，废除大臣保举拣选制度，按照省份、殿试甲第引见皇帝，当场甄别录用。后世沿袭这套制度。嘉庆之后，每科庶吉士名额，大体比从前增加一倍，各省都有人入选。
选拔庶吉士称为馆选。最初制度，庶吉士分学习满文、汉文，隶属于内院，由学士或者侍读负责教学。康熙九年正式设立翰林院，每科都由翰林院掌院学士主管教学，内阁学士也偶尔参与。康熙三十三年，挑选翰林院侍讲、侍读以下资历深学问好的官员数人，分别负责教学，称为小教习。康熙六十年，任命礼部尚书陈元龙总管教习庶吉士。之后尚书、侍郎、内阁学士，即便不兼任翰林院掌院，也可以担任教习大臣，满、汉各一名。
雍正十一年，专门设立教习馆，内府拨给经、史、诗、文各类书籍；户部每月发放生活津贴；工部供给器物杂物，让庶吉士在馆内读书进修，待遇十分优厚。
三年之后举行散馆考试：成绩优异，留在翰林院担任编修、检讨；次一等的，改任给事中、御史、主事、中书、推官、知县、府学县学教官。制度前后多次变化，偶尔还没有散馆就直接授予编修、检讨官职。有的人供奉内廷，有的人被派往外地传宣谕旨，有的人校勘书籍获得提拔，有的人参加特科考试，都可以免于散馆考试。
凡是留馆的庶吉士，升迁调动和别的官员不一样。清代的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很多出自庶吉士；其余担任各部大臣、封疆大吏的，数不胜数。读书人都以选为庶吉士为荣，一甲三名进士更是一心向往。
康熙年间，庶吉士张逸少散馆之后外放知县，升任秦州知州。他的父亲大学士张玉书上奏，请求把儿子调回京城，于是张逸少重新授官编修。康熙三十年辛未科，皇帝因为很久没有北方人考中一甲，亲自提拔黄叔琳为一甲第三名，黄叔琳是大兴人。雍正年间，大学士张廷玉的儿子张若霭，殿试原本列为一甲第三名；张廷玉坚决推辞，皇帝于是把他改为二甲第一名，足见对馆选的看重。
早先顺治九年，选取庶吉士四十人，挑选年轻俊秀二十人学习满文；之后每科派十几人学习满文不等，散馆进行考试。乾隆十三年，状元钱维城满文考试列为三等，命令再考汉文，才得以留馆。有些专心钻研满文的人，汉文反倒日渐荒疏。
乾隆十六年，乾隆帝认为满文实际使用场合很少，边远省份入选庶吉士人数不多，下令：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各省庶吉士不必分派学习满文；其余省份根据人数，酌情选派年轻力壮一二人或者二三人学习满文，只是保存本朝旧制度就足够。凡是请假、守孝、年纪大的庶吉士，按规定可以改学汉文。从此学习满文的庶吉士越来越少。道光年间，这项学习满文的制度彻底停止。
同治帝即位初年，命令用经学、史学、政务实务，还有宋代理学家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人著作教育庶吉士。光绪末年设立进士馆，教新科鼎甲、庶吉士以及各部官员学习法政各门学科，有的出钱派遣出国留学。学成之后考试，成绩优异的提拔授官。但这些举措推行时间都不长，就被废止。
高官世家子弟，最初制度和普通人一样参加科举，但是考中功名的特别多。因为打通关节舞弊败露的案例：顺治十四年，少詹事方拱乾的儿子方章钺参加江南乡试，因为和主考官方犹同族关系得以录取，事情败露之后被流放戍边。
康熙二十三年，都御史徐元文的儿子徐树声，侍讲学士徐乾学的儿子徐树屏，一同考中顺天府乡试。皇帝看到这一科南皿卷考中的全是江苏、浙江籍贯考生，下令严格查究，革除五个人举人身份，徐树声、徐树屏全部黜落。
康熙三十九年，皇帝认为官宦世家大量占据录取名额，挤压贫寒读书人的上升通道。殿试的时候，告诫阅卷大臣，这一科高官子弟全部放在三甲，有意加以压制。不久下诏设立官卷、民卷分开的制度：乡试，满洲、合字号二十份试卷录取一名；各省按照总名额，十份试卷取一份作为官卷，副榜同样执行。会试，除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四省之外，设立官卷，二十份试卷录取一名。不久会试官卷制度废除。
乾隆十五年，有大臣上奏，认为官员子弟优待过分。礼部商议打算维持旧制；皇帝斥责他们袒护权贵，同时批评吏部、礼部司官编排官卷不合理，命令重新讨论。议定：二十五份试卷取一份官卷；吏部礼部司官、内阁侍读子弟不再编入官卷。
第二年再次议定官卷准入标准：京官文官四品以上，地方文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加上翰林院、詹事府、六科、监察御史等官员子弟，才可以编入官卷；同时削减官卷名额，顺天府十四名，浙江六名，其余省份一至五名不等。
乾隆二十三年，大学士蒋溥、学士庄存与又就此上奏。定下长久制度：大省官卷每二十卷取一名，中等省份十五卷取一名，小省十卷取一名；满洲、蒙古、汉军比照小省；南皿、北皿比照中等省份；中皿只允许录取一名官卷，不够一个名额就归入民卷。
乡试、会试主考官、同考官、监临官、知贡举、监试官、提调官，他们的子孙同族亲属，按规定必须回避。雍正、乾隆时期，有的另外组织考试，有的题目由皇帝亲自出，另外委派大臣阅卷。乾隆九年废除这种另行考试的做法；受卷、弥封、誊录、对读各类考场工作人员，子弟亲戚，全部一体实行回避。
清代十分看重科举，不允许靠侥幸取得功名。但是优待功勋大臣，奖赏年老儒臣，体恤边远地区士子，常常突破常规。历朝优待退休或者在职大臣，赏赐他们子孙举人、进士，有现成先例，不再赘述。
像雍正七年，大臣遵照旨意，举荐会试落榜的大学士蒋廷锡之子蒋溥、尚书嵇曾筠之子嵇璜等十二人，全部赏赐举人；侍郎刘声芳的儿子刘俊邦因病没有参加考试，同样赏赐举人，属于特别恩典。
康熙年间，浙江举人查慎行，江苏举人钱名世、国子监生何焯，安徽国子监生汪灏，凭借出众文采得到皇帝赏识，召入南书房任职，赐予何焯、汪灏举人身份。康熙四十二年，赐何焯、汪灏、蒋廷锡进士。康熙六十年，在内廷办事的举人王兰生、留保学问很好，会试落第，全部赐进士。
雍正八年，赐予江南举人顾天成、广东举人卢伯蕃直接参加殿试资格。乾隆十八年，在内廷供职的国子监生徐扬、杨瑞莲赐举人。乾隆四十三年，助教吴省兰、带助教头衔张羲年，因为校勘《四库全书》，准许参加殿试，全都不属于常规制度。
乾隆以来，凡是七十岁以上会试落第的考生，赐予国子监司业、编修、检讨、学正等虚衔；乡试年老生员，赐予举人、副榜虚衔。
雍正十一年，下诏从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川、福建会试落卷当中，挑选文章可观、可以任用的人才，选拔时馀等十人准许参加殿试；赵绳其等四十人，直接挑选授予官职。乾隆初年，延续这套拣选办法，边远省份读书人得以蒙受特殊恩惠。
各朝科举有特殊情况：顺治三年，采纳大学士刚林的建议，天下刚刚平定，广揽人才，再次举行乡试、会试。顺治十六年，因为云南、贵州刚刚归附，需要大量官吏安抚治理，再次举行会试，不按照子、丑年固定科次。
康熙十六年，乡试制度特殊：顺天府单独派遣考官；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合并一处考试；湖广、江西并入江南；福建并入浙江。考试在九月举行，十五人录取一人，不设副榜，考中之后也不举行会试。江南合并这一场，江西没有人考中。
咸丰、同治年间战乱，有的省份好几科不举行考试；有的好几科合并一场考试，加倍录取；有的省份只考试部分府州县，缩减名额。考试时间推迟到十月、十一月，不拘泥旧规矩。
顺天府乡试正主考官，一开始都派遣翰林院官员。康熙初年沿袭明代制度，用上一科状元担任主考；一些士子投机钻营，可以提前打通关系。康熙二十年，状元归允肃主持顺天府乡试，写文章立誓革除积弊，绝不接受请托。放榜之后落第考生喧闹，想要兴起大狱；刑部尚书魏象枢公开说明考场实情，流言才平息，这套用前科状元做主考的制度不久废除。
康熙二年，顺天府乡试《春秋》考题，把“邾子”错写成“邾人”，考官白乃贞等人被罢官。考生试卷当中写“子”字被当作错误贴出淘汰，弘文院官员复试这批考生，成绩优秀的准许作为举人，这一科没有新录取的人。
雍正元年，顺天府乡试放榜，命令大学士王顼龄会同南书房翰林翻阅落榜试卷，从中录取二人；同年会试，也翻看落卷，录取七十八人。雍正二年，落卷录取七十七人；乾隆元年录取三十八人，之后不再实行。
雍正四年，因为浙江人查嗣庭、汪景祺写书悖逆朝廷，已经治罪，于是停止浙江乡试、会试；不久听从李卫等人请求，解除禁令。
雍正七年，广东连州知州朱振基私自祭祀吕留良，生员陈锡告发这件事。皇帝嘉奖陈锡，命令这一科连州考完场的生员，由学政挑选四名优秀的，赏赐举人。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会试，江南解元钱棨，连中会元、状元，也就是俗称“三元”。嘉庆二十五年庚辰会试，广西解元陈继昌，同样连中会元、状元。读书人传为美谈。整个清代，就这两个人。
八旗和汉人一同考试，康熙、乾隆时期，八旗没有人考取一甲。同治四年，蒙古人崇绮考取状元；光绪九年，宗室寿耆考取榜眼；汉军考取鼎甲的人很多。至于捐献军饷、赈灾银两、修建皇家园林，赏赐举人；抓捕叛匪、作战立功，贡生监生赏举人，举人赏进士，都属于临时变通政策。
当初，清太宗在蒙古文字之外创制满文。天聪八年，命令礼部考试士人，录取刚林等两名通晓满文的，俄博特等三名通晓蒙古文的，全部赐予举人。之后又举行过考试。
顺治八年，举行八旗乡试，不能写汉文的，考试满文一篇；举行两科之后停止。康熙初年恢复翻译乡试；等到满汉合并考八股，翻译科又停办。
雍正元年，下诏八旗满洲，除汉文的生员、举人、进士考试之外，另外开设翻译科。朝廷商议三场全部考试，满汉正副考官各二人，满洲同考官四人。皇帝下旨：翻译乡试只考一场，考题或是奏章一道，或是从《四书》《五经》出题，裁撤汉族考官，增加誊录人员，其余仿照文科考场制度。之后翻译科考题，或是翻译谕旨，或是翻译《性理精义》《小学》，限定三百字。
乾隆三年，规定翻译科除翻译题目之外，另写满文一篇。乾隆七年，定下翻译会试第一场写满文《四书》文章，《孝经》、性理策论各一篇；第二场考翻译。满洲、汉军的满汉文贡生、监生、生员、笔帖式，都可以参加翻译乡试；文科举人以及武官懂翻译的，可以参加翻译会试；考前照例测试骑射。
蒙古翻译科，雍正九年下诏开设，蒙古主考官一人，同考官加倍。最初乡试会试题目，把满文的《四书》、奏章翻译成蒙古文各一道。乾隆元年，改为翻译满文版《性理》《小学》，和满洲翻译同一场考试，榜单单独列出。
当时参加满洲翻译乡试的，大概五六百人，录取三十三名；参加蒙古翻译乡试的五六十人，录取六名。原定翻译乡试、会试三年一次，但是会试很久没有开办。乾隆四年，翻译乡试已经考过六科，八月才第一次举行翻译会试，录取满洲二十名，蒙古二名。因为人数不多，下诏免去殿试，全部赐予进士出身，成绩优秀的任用为六部主事。
乾隆二十二年，认为翻译科大多只是咬文嚼字，和翻译本来的宗旨无关，下诏停止翻译科。乾隆四十三年，恢复翻译乡试，取消誊录、对读环节。第二年举行翻译会试，旧例考生要满六十人才开考，这一科只有四十七人，特别准许开考，免除殿试，仿照乾隆四年旧例。从此以后每三年一届，是否开考要请示皇帝。
乾隆五十二年，改为翻译乡、会试五年一次。但是会试从乾隆五十三年到嘉庆八年，只举办一次，还达不到六十名考生的开考标准。考场找人代考、冒名顶替的弊病层出不穷。蒙古翻译科常常因为应试不足七八人停考。虽然皇帝反复告诫，国语骑射是旗人根本，但参加考试的人始终寥寥无几。
嘉庆八年，采纳侍郎赓音的奏请，恢复三年一开考旧制。嘉庆二十四年，翻译乡试、会试也要和文科一样实行复试。道光八年，撤销翻译科同考官；晚清才开始有翻译科出身选为庶吉士的人。
各省驻防八旗，一开始只参加汉文乡试会试；道光二十三年，可以参加翻译考试，十人中取一人，最多三名。宗室参加翻译考试从乾隆年间开始，单独出题，录取名额由皇帝钦定。
武科考试，顺治帝即位初年就下诏开设。子午卯酉年份举行武乡试；辰戌丑未年份举行武会试，制度仿照文科。武乡试十月开考；直隶、奉天在顺天府，各省在布政使司衙门。考中的称为武举人。第二年九月，到京城参加武会试，考中的称为武进士。
武乡试、武会试一共分内外三场。第一场马箭，第二场步射、技勇，称为外场；第三场两道策问、一篇策论，称为内场。
外场考官，顺天府和武会试，由内大臣、大学士、都统四人担任；内场考官，顺天府用两名翰林；武会试用内阁部院、都察院、翰林院詹事府堂官二人。同考官，顺天府用科举出身京官四人；武会试用科举出身内阁、六科、部院官员四人。武会试知武举，由兵部侍郎担任。
各省总督、巡抚担任武乡试监临、主考官；科举出身的同知、知县四人担任同考官；外场考试，提督、总兵协助。其余提调、监射、监试、受卷、弥封、监门、巡绰、搜检、供给各类岗位都有固定人员，规模大体比文科考场缩减。
武科殿试，挑选四名朝廷大臣作为读卷官。皇帝亲自阅看骑射武艺，再考策文。大殿之上唱名公布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全部仿照文科。
最初制度，武科一甲进士，有的授予副将、参将、游击、都司；二甲、三甲授予守备、代理守备。后来定制：武状元授一等侍卫，榜眼、探花授二等侍卫；二三甲进士授予三等侍卫、蓝翎侍卫，或者营、卫守备，各有差别。
各省武生、绿营士兵都可以参加武乡试；武举人，现任千总、把总，门千总、卫千总、所千总，年满千总，通晓文章的，可以参加武会试；年纪超过六十岁，不准应试。后来武会试只允许武举人出身的人参加。
康熙年间，希望搜罗文武双全人才，曾经准许文生员考武乡试，文举人考武会试，却滋生很多考场弊病。乾隆七年，听从御史陈大玠的建议，停止文武互相跨考的制度。
考试规制：第一场马射射毡球，第二场步射射布靶，各射九支箭。马箭射中两箭，步箭射中三箭才算合格，才可以考第二场；再考拉弓、舞刀、举石头的技勇。顺治十七年，暂停技勇考试；康熙十三年恢复。重新规定：马射靶子距离三十五步，射中三箭合格，不合格不能进入第二场；步射距离八十步，射中两箭合格。
技勇考核：弓分八力、十力、十二力；刀八十斤、一百斤、一百二十斤；石头二百斤、二百五十斤、三百斤。弓要拉满，刀要舞出花样，石头要举到离地一尺；三项当中有一两项达标就算合格，不合格不能进入第三场。合格的考生，一开始在脸颊盖印章，后来改盖小臂，用来杜绝冒名顶替。
康熙三十二年，步射靶子距离改为五十步，射中两箭合格。乾隆时期，步射改为三十步，射六箭，中两箭合格；马射增加地球靶；弓刀石技勇，必须有一项达到头号、二号标准才算合格，成为永久制度。
内场考试论题，原本用《武经七书》。康熙帝认为这本书内容驳杂，下诏增加《论语》《孟子》。于是改为两道论题：第一道出自《论语》《孟子》，第二道出自《孙子》《吴子》《司马法》。
武乡试录取名额，康熙二十六年定立，大致相当于各省文科乡试的一半。雍正年间略有增减。陕西、甘肃百姓体格健壮，弓马娴熟，从康熙到乾隆，两省先后各增加三十个武举名额。咸丰同治年间，各省捐献军饷增加武举名额，和文科一样。总计名额：顺天府一百一十名，汉军四十名，奉天锦州三名；江南八十一名，福建六十三名；浙江、四川各六十名；陕西五十九名；河南五十五名；江西、广东、甘肃各五十四名；山西五十名；山东四十八名；云南四十二名；广西三十六名；湖北三十五名；湖南三十四名；贵州二十五名。
武会试名额，多的时候三百名，少的时候一百名。康熙年间内场试卷分南卷北卷，各录取五十名。康熙五十二年，改为分省录取，以外场合格考生人数上奏，等候皇帝决定名额。
嘉庆六年，嘉庆帝认为文科武科同等重要，文科考场条例严密，防范舞弊周全；武科考官当面评定高下取舍，更容易产生弊端。下令仿照文科磨勘制度：武乡试题名录，要把中举武生马步射箭、技勇成绩详细登记上报朝廷。各省档案送交兵部；顺天府另外派遣磨勘官核对。胡乱录取、虚报成绩，严惩不贷。
武科复试从乾隆时候开始，一开始制度严格，只在武会试实行；复试和原考成绩不符，罚停考试，考官追责；三次复试不合格，革除功名。道光十五年，顺天府武举人也要像武会试一样复试。咸丰七年，全国各省武举人都要复试，但是标准已经有所放宽。
早先武科外场，只区分合格不合格一档，射箭武艺高下不做区分；内场只凭文章好坏录取，导致擅长骑射武艺的人常常落选。
康熙五十二年，武会试外场，挑选骑射技勇出众的考生，编为“好”字号，密封送进内帘阅卷处。内场考官优先从“好”字号试卷当中挑选文理通顺的录取；名额不够，再从普通合格试卷当中选取。雍正二年，采纳侍郎史贻直建议，各省武乡试外场也设立好字号；之后好字号再分为双好、单好。内场优先录取双好，其次单好。普通合格试卷常常上千人，只录取寥寥数人；于是内场找人代笔、顶替的弊病随之滋生。
乾隆二十四年，御史戈涛上奏革除这套制度。于是外场严格执行合格标准；内场废除四书策论，只要求文章粗通即可，不再看重文字。嘉庆十二年，武乡试、武会试内场策论改为默写一百多字《武经》，没有错误就算合格；撤销武科同考官。武科于是完全看重骑射技勇，内场形同虚设。历代沿袭这套做法，没有更改。
光绪二十四年，朝廷内外大臣请求改革武科旧制，废除弓矢刀石，改用枪炮考试，没有得到批准。光绪二十七年，最终认定武科练习硬弓、刀石、马步射箭和实战军事无关，废除武科。
满洲参加武科，从雍正元年开始，乡试录取二十名，会试四名；雍正十二年下诏停止，几十年没有举行。嘉庆十八年恢复旧制，满洲蒙古武乡试录取十三名。各省驻防八旗在本省参加武科，大致十人中取一人，最多十名，最少一名。武会试没有固定名额。
骁骑校、城门吏、蓝翎长、拜唐阿、恩骑尉、亲军、前锋、护军、领催、马甲，巡捕营千总、把总；以及文职中书、七八品笔帖式、荫生，都可以和武生一样参加武乡试。武乡试、会试内外场考试内容，和汉军、汉人完全一样。
志八十四 选举四 制科荐擢
制科，是皇帝专门下诏开设，用来选拔特殊优异人才的考试。唐宋设立很多制科，视作上等选才途径。清代以普通科举为固定制度；专门下诏开设的，有博学鸿词科、经济特科、孝廉方正科。经学举荐、皇帝出巡就地考试，虽然没有专门设科，也附记在这里。
康熙帝推崇实学。康熙甲辰、丁未两科，曾经考试策论；后来大臣认为古文经学很难仓促推行，请求恢复八股旧制。
康熙十七年，皇帝下诏：“每一个朝代兴起，必然有博学的大儒，充当顾问、编纂典籍。我朝平定天下，尊崇儒学道义，培育人才。天下如此广阔，难道没有才学出众、学识渊博、文采瑰丽，比得上前代贤人的人才？凡是品行学问兼优，文辞卓越的人，不管做官还是没有做官，京城三品以上官员以及六科监察官员；地方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各自举荐所知人才，我亲自考试录用。京城、地方官员，如果确有真知灼见，在京城就报送吏部，在地方上报总督巡抚，代为向朝廷举荐。”
被举荐的人才来到京城，皇帝下令户部每月发放生活补贴。第二年三月，在体仁阁举行考试，一共一百四十三人；朝廷赐宴席，考试赋一篇、诗一篇。皇帝亲自审阅试卷。取一等彭孙遹、倪灿、张烈、汪霦、乔莱、王顼龄、李因笃、秦松龄、周清原、陈维崧、徐嘉炎、陆葇、冯勖、钱中谐、汪楫、袁佑、朱彝尊、汤斌、汪琬、邱象随等二十人；二等李来泰、潘耒、沈珩、施闰章、米汉雯、黄与坚、李铠、徐釚、沈筠、周庆曾、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张鸿烈、方象瑛、李澄中、吴元龙、庞垲、毛奇龄、钱金甫、吴任臣、陈鸿绩、曹宜溥、毛升芳、曹禾、黎骞、高咏、龙燮、邵吴远、严绳孙等三十人。三、四等全部不予录用。
命令内阁大臣查考前代制科授官旧例。大臣回奏：两汉制科授官没有固定职位；晋代上等制科授尚书郎；唐代制策成绩优异授予高官，次一等的赐予出身，于是有及第、出身名目。宋代分为五等：一、二等破格提拔；三等算作上等，待遇等同殿试第一名；四等中等，待遇等同殿试第三名，全部赐予制科出身；五等下等赐予进士出身。
依照皇帝旨意，全部授予翰林院官职：光禄少卿邵吴远授侍读；道员、郎中汤斌等四人授侍讲；进士出身主事、中行评博、内阁典籍、知县，还有没有出仕的进士彭孙遹等十八人授编修；推官、知县、教官，革职检讨、知县，以及没有做官的举人、贡生、荫生、监生、平民倪灿等二十七人授检讨。全部进入史馆纂修《明史》。当时富平李因笃、长洲冯勖、秀水朱彝尊、吴江潘耒、无锡严绳孙，都是平民入选，天下读书人都认为十分荣耀。年纪老没有参加考试的杜越、傅山、王方穀等人，素来文采卓著，全部授予内阁中书，准许返回原籍。
雍正十一年，皇帝下诏：“博学鸿词科，用来招揽学问渊博通达的人才。康熙十七年特地下诏举荐，考试授官，得到很多人才。几十年过去，没有广泛搜罗。我求贤心切，应当还有潜心经史、见闻广博，够得上鸿词科人选的士人。举行这旷古盛典，广求人才。京城满汉三品以上大臣，地方总督、巡抚、学政，细心寻访，保举报送吏部。我在大殿亲自主持考试，从优任用。”
诏书刚下达，内外大臣，因为这件事属于罕见大典，都观望迟疑。过了一年，河东总督只举荐一人，直隶总督举荐二人，其余省份没有举荐。皇帝斥责大臣观望推诿。乾隆帝即位，再次下诏催促，要求一年之内全部到京城；先到京城的，每月发放生活津贴。
乾隆元年，御史吴元安上奏：“举荐博学鸿词，本意是得到精通经学、崇尚实学的儒者；诗赋固然需要擅长，经史才是根本。如果只会堆砌对偶，雕琢声律，就算辞藻好看，终究名实不符。”
交给吏部商议，定为两场考试，除赋、诗之外增加论、策。九月，保和殿考试一百七十六人，照旧赐宴。第一场赋、诗、论各一道；第二场两道策问。取一等五人：刘纶、潘安礼、诸锦、于振、杭世骏，授编修。二等十五人：陈兆仑、刘藻、夏之蓉、周长发、程恂授检讨；杨度汪、沈廷芳、汪士锽、陈士璠、齐召南授庶吉士。
乾隆二年，体仁阁举行补试：第一场两道策问；第二场赋、诗、论各一道。取一等万松龄授检讨；二等张汉授检讨，朱荃、洪世泽授庶吉士。
康熙、乾隆两朝两次开设博学鸿词科，入选的人当中，山林隐士比在职官员还要多，崇尚文治的盛况，前代少有。天下太平已久，士大夫大多钻研实学；皇帝提拔埋没人才，树立风气，于是又有举荐经学的制度。
乾隆十四年下诏：“崇尚经学，关系世道人心。如今天下太平，读书人钻研本业，长年勤奋，尊崇儒家先贤的，应当大有人在。大学士、九卿、总督、巡抚，秉公举荐人才，不限于进士、举人、生员，退休闲散人员，只要潜心经学，慎重选拔，不要滥举。”
朝廷内外一共举荐四十多人。皇帝为了防止投机求官，交给朝臣复核，选出陈祖范、吴鼎、梁锡玙、顾栋高四人。命令他们呈交著作，派翰林、中书在武英殿各抄写一套。之后授予吴鼎、梁锡玙国子监司业，勤政殿召见问话；陈祖范、顾栋高年纪老不能任职，赐予司业虚衔。之后举荐经学不再举办。
皇帝出巡各地，褒奖读书人。康熙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康熙帝巡幸江南、浙江，就地考试士子，考中的赏赐白银，根据等次送到京城任用。乾隆帝六次巡幸江浙，三次到山东，四次到天津；读书人进献诗赋，就在行宫考试。成绩优等赐予出身，授内阁中书；次一等赏赐布帛。嘉庆帝东巡天津淀水，西巡五台山，就地考试读书人，沿用旧例。
道光以后，科举偏重八股时文，时间久了文章空洞虚伪，失去原本用意。道光三十年，候补京堂张锡庚请求重开博学鸿词科储备人才。礼部认为不是当下紧要政务，提议搁置。
到光绪中期，外患严重，朝野人心惶惶，纷纷提倡变法。光绪二十四年，贵州学政严修请求开设经济特科。交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礼部商议。同年八月，慈禧太后重新主持朝政，认为经济特科容易滋生弊端，予以废止。
庚子年京城战乱，皇帝太后流亡。朝廷深切感受到时局危急，急于破格求取人才治理国家。光绪二十七年，太后下诏开设经济特科，命令各部院堂官、各省总督、巡抚、学政举荐：志向忠贞、见识宏大、学问渊博、通晓国内外时务的人才，尽心寻访招揽。同时命令政务大臣拟定考试规章。
御史陈秉崧上奏，请求根除攀附请托的积习。皇帝下诏告诫大臣务必大公无私。后来三品以下京卿大量保送人员，皇帝觉得举荐泛滥；正好太仆少卿隆恩的举荐奏疏，皇帝直接压下不予批复；并且下令撤销太常少卿李擢英之前举荐的人员。
光绪二十九年，政务处定下考试制度，仿照殿试，保和殿由皇帝亲自策问，一共考试两天；第一场录取的人，才可以参加复试；两场都是论一篇、策一篇。选派大臣阅卷。取一等袁家谷、张一麟、方履中、陶炯照、徐沅、胡玉缙、秦锡镇、俞陛云、袁励准等九人；二等冯善徵、罗良鉴、秦树声、魏家骅、吴锺善、钱鑅、萧应椿、梁焕奎、蔡宝善、张孝谦、端绪、麦鸿钧、许岳锺、张通谟、杨道霖、张祖廉、吴烈、陈曾寿等十八人。
等到授官的命令下达，京官、地方官，只在原有品级基础上略微升迁；举人、贡生任用为知县、州县佐官。对比康熙、乾隆时代博学鸿词科优厚待遇，已经远远不如。
光绪三十四年，御史俾寿请求特开制科。政务处大臣商议认为：孝廉方正、直言极谏两科，都没有实际，唯有博学鸿词科，在康熙、乾隆年间先后两次开设，选拔得到的人才声望很高。如今文学风气日渐衰微，保存传统文化，实在是当下的紧要事务。应当下令学部筹划商议这件事。”当时朝廷正下诏命令各省寻访征召年高博学的儒者。湖南举人王闿运受到举荐，被授予翰林检讨。两江、安徽地区接着先后举荐王耕心、孙葆田、程朝仪、吴传绮、姚永朴、姚永概、冯澂等人。学部商议认为这些人潜心钻研经史典籍，符合博学鸿词科的选拔标准，等待相关章程制定完毕，再上奏请求实行。没过多久，清德宗驾崩，这件事就搁置下来。
孝廉方正科，创设于康熙六十一年。清世宗即位，下诏全国府、州、县、卫，各自举荐孝廉方正之士，赏赐六品官的服饰，以备朝廷征召任用。雍正元年，皇帝下诏说：“国家劝勉社会风俗，首要看重贤良的人才。此前下诏举荐孝廉方正，到如今已经过去好几个月，却没有地方上奏举荐人选。恐怕地方官员怠惰不去寻访查访，即便有品行正直的人才，也没有途径让朝廷知晓。各位总督、巡抚要立刻遵照之前的诏令，切实寻访，上奏举荐。”不久，浙江、直隶、福建、广西各省各举荐两人，授予知县官职；年龄五十五岁以上的，授予知州官职。之后历朝皇帝登基，都会在登基恩诏中下令举荐孝廉方正，成为常例。
乾隆元年，刑部侍郎励宗万上奏说：“孝廉方正的举荐，如果稍有滥举，就会造成人才被埋没的情况。从前举荐选拔出来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公允得当。被举荐的不是乡里有钱有势的富豪，就是学堂里有名望的学霸。等到出任官职之后，才干平庸的有的因为政绩低劣被罢黜，狡黠投机的有的因为贪赃枉法身败名裂。请求慎重开展举荐选拔，以爱惜朝廷名位爵禄。”吏部商议后批准：府、州、县、卫保举孝廉方正，应当由本地乡绅百姓共同联名公推，州、县官实地访问、公正评议，仔细核查实际品行事迹。被举荐的人如果是生员，要会同学官考核，再报送地方高级长官，核实之后上奏朝廷，赏赐六品官服饰，彰显荣宠。如果确实德行、才干、见识都十分优异，总督、巡抚可以破格保荐送往京城，由九卿、翰林院、詹事府、六科给事中、各道监察御史共同当面查验，等候皇帝下旨提拔任用。胡乱举荐的人要治罪。
乾隆五年，定下考试制度。除了为人朴实拘谨、没有其他才干技艺、不能够参加考试的人，按惯例只赐予官帽顶戴，不用送往京城之外；那些被举荐赴京的人员，经过查验之后，在太和殿门内考试时务策、笺文、奏疏各一篇。道光年间，考试地点改到保和殿，参照御史的考试规制。
同治初年，朝廷下诏书开展举荐选举。又根据知县黎庶昌的条陈，下令京城四品以上官员，地方总督、巡抚、学政，各自举荐自己了解的人才，不局限于乡绅或是平民，把亲身践行德行放在首位，不能专门选取辞藻华丽的人，让他们滥享这盛大恩典。如果有年纪很高、为人诚恳质朴，可以作为乡里表率，不愿意前往京城的人，州、县官逢年过节要前去慰问，赏赐酒、米等物品。光绪六年定下制度：从颁布恩诏那天开始，限定八年之内，被举荐人员要把文书材料送到京城吏部。每年二月、八月，分别集中查验、上奏考试一次。超过期限的，只能够获得六品服饰的荣誉，不能参加考试。
最初的制度，被举荐者授予知州、知县。后来被举荐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扩大任用范围，分别任用为知县、直隶州州同、州判、各类佐杂官员以及教官。知县的补缺资格比照拔贡，教官的任用比照大挑二等的举人，其余人员分配到各省，等候依次补缺。历朝以来，地方官员奉行这套制度，大多只是走个形式。徇私滥举的弊病，监察官员屡次上奏禀报。只有嘉庆朝湖南的严如熤，凭借对策考取第一，得到皇帝召见，授予知县；咸丰朝湖南的罗泽南，以读书人的身份率领湘勇出境剿灭叛乱，都靠功勋业绩在当时声名卓著。宣统初年，各省举荐的人多的达到上百人，少的也有几十人，朝廷下诏命令严格甄别核查。举荐选举制度，到这时已经泛滥不堪。
清代除了科举选拔人才之外，还征召隐居的贤才，提拔清廉能干的官吏，举荐擅长文学的士人，从军队中选拔人才，征聘幕府幕僚，举荐提拔这一途径，得到了很多优秀人才，值得记述。
清太祖在辽东崛起，选拔英雄豪杰辅佐大业，那些奔走效力的人才全都得到提拔任用，有的招入文馆，有的留在身边参与军政谋划。乙卯年十一月，太祖对群臣下达谕令：“国家事务繁多，必须拥有众多贤才，根据才干授予官职。勇武擅长作战的，应当掌管军队；才干出众善于治国理政的，应当治理国家；熟悉典章旧制的，应当咨询得失利弊；熟习礼仪文书的，应当协助办理典礼。应当到处寻访人才，让他们担任各类官职。”当时正在攻灭周边各部，设立八旗制度，急需各类人才。清太宗即位，首先任用儒臣范文程执掌枢密院重要事务。天聪八年，甲喇章京朱继文的儿子朱延庆上书说：“我朝冲锋陷阵、斩将夺旗的人并不缺少，但是镇守疆土、治理百姓，安定内部、抵御外敌的人才却不多见。”于是上书举荐汉人陈极新、刑部启心郎申朝纪，可以担当职务。皇帝把朱延庆等人召到御前，温言嘉奖。任命朱延庆、陈极新进入文馆任职；申朝纪继续在部院办事。天聪九年，下谕满、汉、蒙古各级官员举荐人才，不论是否已经出仕为官，把名单送交吏部、礼部上报朝廷。文馆官员宁完我上奏：“古代举荐人才的法令，举荐人和被举荐人功过连带治罪，用来杜绝弊端、防止滥举。请求今后，如果被举荐的人立功或者获罪，举荐人要一同承担责任。如果被举荐人一开始品行端正，后来改节变坏，允许举荐人随时检举揭发，这样可以免除举荐人的连坐罪责。”皇帝赞许并且采纳了这个建议。
清世祖入主中原，顺治元年，派遣官员寻访征召隐居的贤才，朝廷的使者往来不断。吏部仔细核查人才履历，核实才干品行，催促他们赶赴京城。同时命令巡抚、巡按御史，把境内隐居的贤良之士全部举荐上来，等候朝廷征召提拔。顺天巡抚宋权上奏治理国家的三条对策，首要便是广泛搜罗贤才辅佐朝廷治理，并且举荐前明蓟辽总督王永吉等人。皇帝下诏朝廷大臣，各自举荐自己了解的人才。一时间，明末旧臣比如谢升、冯铨、党崇雅等人，纷纷得到提拔任用。朝廷内外大臣上奏举荐从而获得官职的人，数不胜数。后来发现大臣举荐的大多是明代旧官吏、被罢黜的官员，真正避世隐居的人才很少。于是下诏，从今往后严格约束举荐人：举荐得到真正人才的，优厚给予举荐贤才的奖赏；举荐失当的，严格执行连坐惩罚。举荐奏章只上报被举荐人的履历，才干适合什么岗位，听凭朝廷决断。如果把捐纳出身的杂流人员、被革除功名的生员、赋闲武官，胡乱冒充隐居贤才来举荐，就要追究举荐人的罪责。如果害怕连坐，闭口不肯举荐，就以埋没贤才的罪名治罪。顺治二年，陕西、江南平定，下诏征召山林隐士，还有明代文武进士、举人。山东巡抚李之奇因为举荐名单中混杂捐纳出身人员，受到皇帝下诏严厉斥责。顺治十三年，江南巡抚张中元举荐明代进士陆贻吉、于沚，皇帝亲自对二人进行考试。同年，又下诏各省举荐地方人才。六科给事中梁鋐上奏说：“皇上日夜渴求人才，下诏举荐山林隐逸，前来应聘的固然不乏人才。但是寻访核查不够严谨，辜负这盛大的举才制度。比如江南举荐的吕阳，授予监司官职，没多久就因为贪赃落马；山东举荐的王运熙，授予科道官职，没有做出什么建树，就通过考核被罢免。吕阳这类人哪里真的拥有匡扶时局的才干，不过借举荐谋求荣华富贵罢了。什么叫山林？就是远离朝堂闹市。什么叫隐逸？就是不追逐功名利禄。必须找到真正符合的人，才能够授予相应职位。请求下令仔细寻访核查。”奏章递上去之后，朝廷予以知晓。
顺治、康熙年间，国内的儒学大师，看重名节操守。有的朝廷大臣接连上书举荐，地方高官备好礼物登门敦促，这些人依旧坚决隐居不肯出仕。比如孙奇逢、李颙、黄宗羲等人。皇帝知道无法请他们出山，为之感慨叹息，只命令总督、巡抚抄录他们的著作送到京城。康熙九年，孝康皇后升祔祖庙的典礼完成，颁布诏书到全国，命令地方官举荐才干品行优异、隐居山林的士人。之后历朝每逢施恩的诏令，虽然照旧执行这套制度，但实际响应出山的人已经很少。
最初的制度：总督、巡抚升迁离任的时候，可以举荐一次人才。之后改为每年举荐一次，吏部议定大省举荐十人，小省举荐三四人；后来又改成每两年举荐一次。顺治十八年裁撤巡按之后，定下各省巡抚应当举荐的布政按察道员、府州县官员、佐贰官、教官的名额；漕运总督、河道总督应当举荐的道府州县、佐贰官名额，也定为制度。康熙二年，御史张吉午上奏：“三年一次的考满制度，考核评为一等、二等称职的官员，就等同于得到举荐。请求废除总督、巡抚两年一次的举荐制度。”朝廷采纳。康熙六年，废除考满制度。又采纳给事中李宗孔的建议，恢复举荐制度，和卓异考核同时实行。在此之前，漕运、河道总督的举荐制度已经废止。康熙十二年，漕运总督帅颜保请求恢复旧例，每年可以举荐、弹劾下属官吏，以此劝善惩恶。吏部批准实行。帅颜保顺势举荐粮道范周、迟日巽，知县吴兴祚。皇帝下旨提拔吴兴祚担任福建按察使。
清圣祖亲掌朝政，下决心整顿吏治，屡次下诏大臣举荐天下清廉能干的官员。康熙十八年，左都御史魏象枢上奏举荐十名清廉官吏：原侍郎高珩、达哈塔、雷虎、班迪，大理寺卿瑚密色，侍读萧维豫，郎中宋文运，布政使毕振姬，知县张沐、陆陇其。皇帝下旨分别录用。并且指示：陆陇其是清廉能干的官员，应当派往事务繁杂的岗位，比如直隶清苑、江苏无锡这类大县，才能够充分施展他的才干。康熙十九年，福建巡抚吴兴祚举荐按察使于成龙，称他是天下第一廉能官员。于成龙升任布政使，不久提拔为直隶巡抚。康熙二十年，于成龙入京朝见，皇帝温言褒奖。皇帝问他下属里面有没有清廉的官吏，于成龙举荐知县谢锡衮，同知何如玉、罗京。没过多久，调任于成龙为两江总督。临行之前，上书举荐直隶守道董秉忠、通州知州于成龙、南路通判陈大栋、柏乡知县邵嗣尧、阜城知县王燮、高阳知县孙宏业、霸州州判卫济贤，说这些人都可以担当重任。恰逢江宁知府职位空缺，皇帝下旨直接提拔通州知州于成龙补任。没过几年，这个于成龙又升任直隶巡抚。同一时期有两位于成龙，先后被提拔重用，都凭借清廉操守得到皇帝特殊眷顾，当时舆论传为美谈。康熙二十三年，皇帝命令部院大臣举荐可以补任税关差使的人选，大臣们回奏：“有才干、为人谨慎的人不少，但是品行操守很难完全了解。”皇帝说：“清廉的操守怎么可以忽略？像郝浴做官政绩很不错，尚且会侵占钱粮，魏象枢曾经举荐郝浴，这种事情又怎么能够预先知晓！我信任部院的长官，才委任他们职权；长官也信任下属司官，交付差事。只要把有操守的人选出来，被举荐的人自然会尽心办事。”同年，九卿、詹事府、六科给事中、各道监察御史遵照圣旨举荐清廉官员：直隶巡抚格尔古德，吏部郎中苏赫、范承勋，江南学道赵仑，扬州知府崔华，兖州知府张鹏翮，灵寿知县陆陇其等人。康熙二十六年，皇帝嘉奖直隶巡抚于成龙的清廉，命令九卿各自举荐像于成龙一样的廉吏。大学士等人举荐云贵总督范承勋、山西巡抚马齐、四川巡抚姚缔虞。皇帝评价范承勋等人做官都很不错，但操守还有勉强维持的成分；于成龙的清廉发自本心，完全没有顾虑瞻徇。下旨加封于成龙太子少保头衔，以此劝勉天下官吏追求廉能。康熙四十年，下令总督郭琇、张鹏翮、桑额、华显，巡抚彭鹏、李光地、徐潮，举荐道员、知府以下，知县以上清廉爱民的官员，不必计较官员受过过失处分、降职处罚，不限于本省或者邻省，把名单上报。当时朝廷大力推崇气节操守，士人纷纷效仿，吏治风气大为改观。循良官吏得到举荐获得破格提拔的，接连不断。
早先朝廷大臣集体商议推举广西按察使人选，吏部侍郎胡简敬是淮安人，因为推举淮扬道高成美违反制度，遭到责罚。到这时朝廷重申禁令：九卿不可以举荐同乡以及本省官员；同时限制每个人每年举荐人数不能超过十人。康熙五十三年，尚书赵申乔举荐潮州知府张应诏，说他安于清贫，可以担任两淮盐运使。皇帝说：“清官不在于家境贫富。张伯行家道十分富足，在任上日常开销都取自自家，难道可以说他不清廉吗？一心为国就是好官。有的人操守虽然清白，但是不会办事，对国家又有什么益处？”
康熙六十一年，清世宗继位。下谕说：“能够识别人才是大智慧，自古以来就很难做到。我刚刚执掌天下，选拔任用人才，有的看重品行端正，有的看重操守清廉，有的看重才干干练。各位大臣秘密上奏你们了解的人才。不要避嫌徇私，沽名卖恩，辜负我的咨询。”又因为道员、知府、知州、知县都是直接治理百姓的关键岗位，命令总督举荐三员，巡抚举荐两员，布政使、按察使各举荐一员，将军、提督也可以举荐一员，密封上奏。雍正四年，因为各省举荐的人才达不到朝廷期望，下诏严厉斥责。命令每人明确举荐一人，不可以人云亦云举荐同样人选。当时求贤的诏书屡次下达，皇帝核查名实，奖赏惩罚必定落实。雍正七年，认为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是一省表率，下令京官学士、侍郎以上，地方布政使、按察使以上，每人秘密保荐一人，不分满汉，不受资历限制；就算是知府、知县当中，确认可以胜任总督巡抚这类封疆大吏的，也允许写进举荐文书。
清高宗重视直接治理百姓的地方官。乾隆二年，下谕仿效雍正时期的制度，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各自秘密举荐一两个人。第二年，又命令大学士、九卿举荐能够胜任道员、知府的人员，公开上奏。乾隆八年，下诏大学士举荐翰林院编修、检讨之中可以担任知府的人。乾隆十四年，命令侍郎以上官员举荐能够担任三品京堂的人才；尚书以上举荐可以担任侍郎的人才。那时候公开举荐、秘密保荐两种方式同时并行，没有废止。科道官的行取制度，康熙七年恢复旧制：下诏总督、巡抚举荐一向贤能卓著的亲民官员，由皇帝亲自选拔任用。康熙二十九年，命令九卿各自举荐所知人才。尚书王骘举荐清苑知县邵嗣尧；李天馥举荐三河知县彭鹏、灵寿知县陆陇其；徐元文举荐麻城知县赵苍璧。等到朝廷集体推举的时候，皇帝又询问左都御史陈廷敬，谁是清廉官吏，陈廷敬也说陆陇其、邵嗣尧是天下清官。这次一共举荐十二个人，全部任用为科道官，这次举荐收获人才最多。乾隆四年，吏部上奏请求实行行取，清高宗命令尚书、都御史、侍郎，在各部属官、州县官员里面秉公保举，参照康熙二十九年旧例。第二年，皇帝下谕：“圣祖时期，汤斌、陆陇其学问纯正，言行一致；陈瑸、彭鹏操守清廉，政绩突出。天下这么大，人才这么多，难道就没有可以和这几人比肩的吗？大学士、九卿要秉公举荐，供朝廷选用。”
乾隆七年，皇帝想要选拔刚正质朴的人才，效仿古代马周、阳城从平民直接出任御史的故事，下诏大学士、九卿以及总督、巡抚，不论资历，列名举荐。大臣们举荐名单送上来之后，交给吏部定期考试。第二年二月，考试选拔御史，考时务策，皇帝亲自选定中书胡宝瑔为第一名。引见之后，胡宝瑔、涂逢震等十人被任命为御史，沈澜派往江南候补。之后采纳御史李清芳的奏请：选用御史，由吏部把符合条件的人员上报请求考试。于是废除保荐御史的旧例。清代没有开设直言极谏的制科，但是选拔监察言官十分慎重，对朝政裨益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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