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丑科 万历五年
皇帝制曰
朕认为自古以来的帝王承受天命、掌握版图，统一天下，用来总理各项政务、调理万物的方法，大概有很多种。至于说到治理的成效，从诗书的记载来看，显著昭明的，没有比虞周更隆盛的。那时日月五星七政协调，百官和谐，六府之事修明，正德、利用、厚生三事治理得当，以及谋略功业、礼乐刑政，都焕然一新。朕十分赞赏、仰慕，不知道究竟是凭借什么方法达到这样的境界？
有人说舜兢兢业业处理万机，周文王从清晨到太阳西斜都顾不上吃饭，是多么精勤，所以教化治理才能如此。然而《尚书》说各种狱讼、各种政务，文王都不亲自兼管，而孔子却说舜无为而治，这是为什么呢？
我太祖高皇帝，神圣秉承天命，重建华夏，建立法制，博大详密，用来使天下太平，和虞周盛世媲美。在位三十多年，清晨上朝、傍晚罢朝，不曾有片刻懈怠，他敬畏上天、顺应人心而延续国运的做法，和舜、文王的道相同吗？
朕以微薄之身，继承宏大的基业，日夜惶恐，想着如何顺应上天的法则，建立最高的准则，以求差不多达到帝王的治世。到如今已经五年了，经费已经节省了，可国库还不充实；赋税已经放宽了，可百姓生活还不富足；地方官实行久任制了，可吏治还没有起色；军籍已经核查了，可武备还没有振兴。难道是因循守旧的积习难以骤然改变？荒废已久的旧制度难以很快恢复？
如今想要革除文饰虚报的弊端，破除拘泥守旧的束缚，使人人都能尽心，事事都合乎道理，要怎么做才行呢？大凡圣明的帝王，人们必定称赞他们大有作为，却又有说法认为君主内心无为，来坚守中正之道，这种说法的道理在哪里？是各有侧重，互不相干吗？还是二者的道理相辅相成呢？
各位大夫研习先圣的学术，对于古今治理国家的本源，已经研习很久了，希望各自抒发心中的见解，详细写在策文中，朕将亲自阅览选择。
臣 沈懋学 对
臣听说帝王治理天下，本来就有主宰天下的根本格局，尤其有运筹天下的关键枢机。什么是体？总揽大纲，紧抓要务，任用人才来谋求治理，而不亲自操劳来烦扰天下，这就是体。什么是机？凝聚心志，勉励百官，及时考核成效，而不自我放纵而忘掉天下，这就是机。
用根本格局来主宰天下，那么教化就能在无为之中融洽，上天的法则就能顺应；用关键枢机来运筹天下，那么功业就能在有为之中成就，最高的准则就能建立。那种无为，正是掌握了有为的权柄，而不是安逸；那种有为，正是推行了无为的效用，而不是辛劳。
如果秉持有为的说法，忙忙碌碌亲自操劳，那么万机的繁杂、万民的众多，都由一个人来处理就会琐碎杂乱，即使有刑名法术的小成效，也无法培养敦厚宏大的福祉，申不害、韩非所说的有为，本来就不是帝王所崇尚的。如果拘泥于无为的说法，放纵自身安逸享乐，那么万机的繁杂、万民的众多，都因为一个人而荒废松弛，即使有清净无为的小康局面，也无法建立精明的治世，黄老学说所说的无为，又哪里是帝王所崇尚的呢？
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人，既不一味有为，而枢机常常运转于无为之中；又不一味无为，而本体常常主宰于有为之际。古代帝王之所以能使人人尽心、事事合理，而万世称颂他们的盛德大业，就是因为奉行这个道理吧？
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禀赋聪明睿智的资质，具备文武圣神的德行。恰逢五百年一遇的昌盛时期，承受天命登上帝位；继承亿万年的正统，振兴帝王的基业。威德传播到中原和边疆，贤才遍布朝廷和地方，四季顺行，万国安宁，百姓已经安定，政事已经治理好了。却还不自以为圣明，征召我们这些臣子到朝廷，俯下身子赐予清问，恳切地询问有为无为的分别，并且想要使人人尽心、事事合理，来谋求帝王的治世。臣本来就体察到陛下大有作为的心意。
只是臣出身民间，不懂侍奉君主的道理，不熟治理百姓的谋略，惭愧无法报答称扬陛下万分之一的美意。虽然如此，臣曾听说，侍奉君主如同侍奉父母，父母的精神，每天运转于上下内外之间，而各种事务却不必亲自操劳，懂得了侍奉父母的道理，孝心就可以转化为忠心。又听说，治理国家如同治理家庭，家主的精神，没有不贯穿于家事之中的，懂得了治理家庭的道理，治家的道理就可以通用于治国。何况臣如今凭借有关部门的举荐，得以亲临朝廷，站在宫殿的台阶上，平生诵读的学问，希望能施行于天下，显扬于太平盛世，这正是实现志向的机会。怎敢不拾取一点愚见，来供圣人选择呢？
臣私下认为，上天生养百姓却不能让他们自己治理自己，于是设立君主来主宰他们；又担心君主不能独自治理，于是设立大臣来辅佐他。所以君主是秉承上天来治理万物的，而大臣是辅佐君主来完成治理的。君主既然秉承上天治理万物，那么上天想要做的事，君主就要担当起来，怎么可以无为呢？大臣既然辅佐君主完成治理，那么君主想要做的事，大臣就要担当起来，君主就不必亲自去做了。
臣曾观察上天，深远的本真，神妙的主宰，凝聚不动而已，而四时、五行的辅佐，按顺序成就化育万物的功效。化育的完成，是四时五行的功劳，而上天一元的气运，本来就不曾有一天停息。假使它停息了，那么四时五行都无法自行运行，又怎么会有化育呢？从它凝聚不动，而由四时五行来宣扬化育来看，说上天有为是不对的，这是上天的本体；从它通过四时五行完成化育，而上天未尝不运行来看，说上天无为也是不对的，这是上天的枢机。
君主秉承上天而成为天子，职位叫天位，职责叫天职，百姓叫天民，德行叫天德，治道叫天道，心意叫天心，却不效法上天来施行教化，能行吗？
所以效法上天的本体，就能掌握主宰天下的根本格局。虚心应对万物而不被万物牵累本心，虚心任用人才而不被人才役使自身，常常处于闲静之中，来总揽大纲、紧抓要务，本来就不会去做琐碎的事来求取辛劳。体察上天的枢机，就能掌握运筹天下的关键枢机。心意常常运转万物而不遗忘万物，自身常常体恤他人而不损害他人，独自秉持着极度的精勤，来凝聚心志、勉励百官，也不敢悠悠然自我放纵。
正因为有这样的本体，那么天下事都由大臣代劳了，怎么能不说是无为呢？而总而言之，有为正是用来成就无为的。百官的兴盛，必须率先行动然后才能兴办事务；敦厚宏大的福祉，必须修明政事然后才能取得功效。万世的帝王，承受天命、掌握版图，统一天下，用来总理各项政务、调理百姓生计的方法，难道能超出这个道理吗？
所以七政协调，百官和谐，六府修明，三事治理，治理的成效没有比虞舜时代更隆盛的。舜本来就不亲自去做，任用大禹、伯益、羲和、皋陶、后夔等大臣，是掌握了治国的本体。而兢兢业业处理万机，舜实在不曾有一天忘记勤勉的思虑。那么孔子称赞他无为而治，是说他任用的人得当罢了，难道说兢兢业业就可以忘掉吗？
谋略功业传之后世，各项政务都端正无缺，礼乐刑政焕然一新，治理的成效没有比周代更隆盛的。文王本来就不亲自去做，任用周公、召公、吕尚、散宜生等大臣，是掌握了治国的本体。而从清晨到太阳西斜都顾不上吃饭，文王实在不曾有一天忘记精勤的思虑。那么《尚书》说文王不兼管各种政务狱讼，正是说他任用的人得当罢了，难道说励精图治就可以停止了吗？
我太祖高皇帝，神圣秉承天命，重建华夏，竭尽心思创立制度、制定法令，内外相互维系，大小事务都兴办起来，详细记载在《宝训》之中，现在来不及一一详述。而在位三十多年，清晨上朝、傍晚罢朝，不曾有片刻懈怠，他敬畏上天、顺应人心而延续国运的做法，真的如同舜的兢兢业业处理万机，文王的太阳西斜还顾不上吃饭，本来就不曾秉持无为的说法，忘记率先行动的权柄，而君臣相互警诫，来考核成就功业，正是用来成就无为而治的教化。使天下太平，和虞周盛世媲美，确实是有缘由的，谁能说他的治国之道和舜、文王不同呢？
如今我皇上，继承大统，讲学勤政，效法上天运行而永不停息；咨询事务、考核言论，治理天下日益有功。殿下的根本大法，是治理天下的宏伟规范，大字书写张挂在殿廷之上；从敬天到节用十二件事，是治理天下的紧要事务，制成牌匾放置在座位右边。告诫有关部门实行地方官久任制，屡次告诫边将谋求长久安定，免除拖欠的赋税来改善民生，节省经费来充实国库，勤勉不懈地精勤治国，实在是没有闲暇安逸，按理说天下人都该尽心，事事都该合理，却还有不是这样的情况，理应让圣上忧心思虑了。
因循守旧的积习，本来就难以骤然更改，而更改它的人，未必有真心实意；荒废已久的旧制度，本来就难以很快恢复，而恢复它的人，未必有实际政绩。想要充实国库，而掌管财政的官员，真的能做到一丝一毫都不浪费吗？陛下亲自践行节俭，不能不深思这一点。想要改善民生，而掌管赋税的官吏，真的能做到一丝一毫都不妄取吗？民间的疾苦，不能不体察。
地方官实行久任制了，却大多只在文书上应付了事，要找能化解纠纷、推行教化的，像龚遂治理渤海那样的成效很少见，又怎么奇怪吏治没有起色呢？军籍已经核查了，却大多只在表面上修饰排场，要找能抵御外侮、克敌制胜的，像河朔地区那样的良将很少见，又怎么奇怪武备没有振兴呢？大臣不全是贤才，政务不全是实效，那么陛下和各位大臣在文华殿议政，还不能轻易说像舜那样无为而治，像文王那样高枕无忧。
古今的人心是一样的，凭着小小的汉宣帝的综合考核，就能扭转国力虚耗的局面，达到官吏称职、百姓安宁的成效，难道说如今太平盛世，却会命令得不到执行，仁德得不到感化吗？陛下如果真能率先垂范不知疲倦，感化天下不畏艰难，不遵循旧有的陋习。时常召见两三位大臣和各部门中可以商议政事的官员，分条上奏国家的旧有典章，列举当世的缺失遗漏，一定要推行落实，追求实际的治理成效。
切实节省费用，从宫廷开始做起，那么国库就可以渐渐充实；切实放宽赋税，从京城近郊开始做起，那么百姓生活就可以渐渐富足。任用地方官，就命令监司精心谨慎地举荐弹劾，不要只在文书上应付了事，那么吏治就可以渐渐起色；核查军籍，就严令督抚，考察将士的勤勉懈怠，不要只看表面排场，那么武备就可以渐渐振兴。
关键在于选择人才，而权柄在于核查实效。这样一来，文饰虚报的弊端可以革除，拘泥守旧的束缚可以破除，积习可以改变，旧章可以恢复。人人不敢欺瞒，都能尽心；事事不敢荒废，都合乎道理。而推究其关键，就只在于陛下和两三位大臣，像舜、文王那样精勤地率先垂范，这样之后各种政务狱讼，就可以不必亲自兼管，无为而治的教化就成就了。这里所说的精勤，是有为的含义，而通过它来达到无为，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臣又恭敬地读陛下制书的最后，说道：“大凡圣明的帝王，人们必定称赞他们大有作为，却又有说法认为君主内心无为，来坚守中正之道，这种说法的道理在哪里？是各有侧重，互不相干吗？还是二者的道理相辅相成呢？”
唉，由此可以看出帝王治理天下的学问了。内心无为，却说“用来坚守中正之道”，难道不是在有为之中坚守吗？上天的法则，显现仁德、隐藏功用，说是有为实则无为，本体和作用本是同源的。帝王的大有作为，是顺应天运、按时施行，而不是凭个人意志去做，那么即使深远周密，也不是空无；即使振作奋发，也不是刻意有为。所以说“用至诚之心治理天下却不偏执”。
那些沉溺于空寂、死守清静来当作无为，执着于形迹、刻意作为来当作有为，都偏离了正道，怎么能治理天下呢？唉，天下人沉迷于这种偏颇的说法已经很久了。谈论有为的人，还说不脱离伦理事物，却借用佛道的余绪来文饰无为的宗旨，最终使天下人相信空虚而忘掉实用，而精勤治国的主张，几乎不再听闻了。
陛下遵循它的名义，必定要求它的实效；处于初始阶段，必定看重它的成效。从根本上来说，治理天下奋发有为，蕴含着无为的妙用，难道不会挽回人心、维护世道吗？而人人尽心、事事合理的成效，就更不用说了。这才是真正的大有作为的谋略。
至于洞察精微、谨慎独处，本来就是达到至诚德行的方法，都包含在陛下自我警诫的十二件事之中，臣怎敢再说多余的话呢？
臣不避忌讳，冒犯天威，惶恐不安到了极点。臣恭敬地回答。
庚辰科 万历八年
皇帝制曰
朕认为古代治理天下的帝王，根本大法，都记载在《周官》《洪范》之中。用来主宰万化、统摄九畴的，就是建立和运用最高准则，这已经很完备了。而议论的人说又运用三德，实则是为了平衡；又说皇极是用来体现恒常、确立根本的，三德是用来应对变化、顺应时势的。那么正直、刚、柔三德，本来就和建立准则是不同的路径吗？还是用途不同而本体相同呢？
三代以来，英明的君主每个朝代都有，比如修身沉静、无为而治，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境界；努力推行仁义，自身实现太平，以及明察善断、用温和之道处理事物，而总揽权纲的君主，他们和三德也有相合之处吗？
又有值得疑惑的地方，政务严厉急切，和行事宽厚，是不同的施政方式，为什么都能达到治理的效果？任用柔儒、喜好儒学，和威猛强硬、崇尚武功，是不同的崇尚，为什么最终都走向衰亡？包容姑息，被说成是养祸，而仁柔有余、刚武不足的朝代，为什么能称得上庆历年间的隆盛？刻薄寡恩，最终导致流离迁徙，而精于听讼断案、没有仁德恩惠的君主，为什么能和贞观之治媲美？
至于夏、商、汉代的兴盛，就是所谓的太平盛世，却用象刑来辅佐教化，用干羽之舞来感化三苗，夏后会盟诛杀防风氏，大禹下车哭泣罪人，施政宽和，秉持军威烈烈，他们的治理也兼用刚柔，这是为什么呢？
朕继承宏大的基业，精心追求最好的治理，想要建立最高准则作为天下的先导。曾深切诏令执事官员，摒除结党营私，国家期望天下安定太平，革除虚伪、剔除浮华，笃行根本、讲求实效，至今已有八年了。然而教化还不够周遍，风俗还没有齐同，吏治没能完全回归淳厚，人心没能全都归于笃实。难道是我聪敏不足、明察不够，不能端正好恶来昭示最高准则吗？还是三德的运用，还有不得当的地方呢？古人讨论治国，用水火比喻宽政与猛政，用阴阳匹配刑罚与德化，用琴瑟印证施政的宽严缓急，还有芒刃斧斤的说法、梁肉药石的譬喻，这些都可以采纳施行吗？如果舍弃刚柔之道而空谈正直，不注重运用三德，却空论建立皇极，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征召众位士人来到朝廷，前来咨询商议，希望你们阐发引申经书中的教诲，揭示教化的本源，讲明如何彰明教化、端正风俗、整饬吏治、统率万民，使天下都归向皇极之道，以追赶上古代帝王的治世。请尽心详尽作答，符合我的心意，不要有所隐讳。
臣张懋修 对策
臣听说帝王的治国之道，就是天道。所以必定有契合上天的心法，来端正教化治理的本源；也必定有效法上天的治法，来精妙地发挥教化裁制的作用。什么是心法？秉持完备的大德，作为施恩赐予百姓的根本，不偏不倚，大公无私而顺乎自然，就是心法。什么是治法？遵奉天道，来制定顺应民心、灵活变通的政令，懂得宽柔也懂得刚猛，激励倡导而尽显神妙，就是治法。心法确立之后，纯粹精微的道理，就会与深远的天道一同运行，这就是圣人能够契合上天的原因。治法推行之后，神妙应验的效验，就会与天地化育一同流转，这就是圣人能够效法上天的原因。契合上天的人用以确立根本，而建立皇极的本体，主导着三德的运用；效法上天的人用以顺应时势，而刚柔的运用，贯穿在正直的准则之中。本体与作用合而为一，各种幽微的道理都没有隔阂，古代的帝王之所以不用走出朝堂，教化就能推行如神，将天下纳入王法的准则，使世间达到太平康乐，都是因为遵循这个道理。
敬思皇帝陛下，身具盖世的资质，承继昌盛的国运，天下人都衷心称颂您为圣明之主。登基以来，孜孜不倦地讲求学问，寒暑都不中断，为天下树立了最端正的准则；每一件事都悉心探求，大小事务都没有疏漏，太平祥和的教化广布天下。任用贤能之士，聚积福泽施予百姓，用八种权柄驾驭群臣，以九种德行任用百官。德泽所及之处，像江河湖海一样深厚；威严所加之处，像疾风雷霆一样迅疾。治理教化的隆盛，本来已经比得上六五帝、四三王了。却仍然不自满，在日理万机的闲暇，征召我们这些臣子到朝廷，降尊下问。认为帝王的重要准则与法度，都记载在《洪范》之中，所以首先就皇极与三德同体运用的问题发问；其次用古代君主施政方式不同而本体一致的事例作为验证；又询问我们彰明教化、端正风俗、整饬吏治、统率万民的方略，期望使天下都归向皇极之道，来与古代帝王的治世相媲美。这就是虞舜“清问下民”、周文王“望道未见”的用心啊，臣怎敢不竭尽忠诚，来对答称扬您美好的诏命呢？
臣听说《尚书》上说：“上天赐给大禹洪范九畴，常理因此得以有序。”那么《洪范》这部书，讲的就是天道。君主奉行道来治理百姓，就必须效法天道来施行政事。请允许臣谈谈天道。太虚虚空无形，默默掌握着化育万物的权柄，浩渺苍茫，混沌初开，这是天道确立本体的方式。用阳气来舒散，用阴气来收敛，用雷霆来振奋，用日月来照耀，用雨露来滋润，用雪霜来凝结，这是天道发挥作用的方式。生长的事物用心运化，凝结的事物守持元气，万物都得到相应的和气而生长，得到相应的滋养而成熟。风雨雪霜雨露，每天都在化育万物的过程中运行，而太虚的本体，却淡然不见踪迹，这就是天道极尽神妙的地方。君主效法天道来治理国家，所以皇极这一畴说“不要有所偏好，不要有所憎恶，不要结党营私，不要偏私倾斜，王道宽广平坦；不要反复无常，不要偏邪不正，王道端正平直”，这就是圣人的心法，与太虚同属一体。假使天下人都能遵循坦荡的王道行事，那么圣人本来可以不用赏赐、不用发怒，垂衣拱手就能让天下自然顺从于理。可是百姓的才能品性各有不同，人情的真伪变化多端，难道能漠然放任不管吗？不能用无为而治；难道能用一种法度来整齐划一吗？不能应对所有的变化。于是就以皇极的本体，展开为三德的运用。用正直之道来求得太平，用刚柔之道来驾驭强弱。有顺势治理的情况，就是用刚猛克制刚猛，用宽柔克制宽柔；有逆势调理的情况，就是用刚猛克制宽柔，用宽柔化解刚猛。内心情感表现为喜怒，流露出来就是好恶，具体事务体现为生杀予夺，权柄表现为威福、赏罚，具体工具就是礼乐、法制、爵禄、刑戮，这就是圣人的治法，与日月、雷霆、雨露、霜雪一同运行。然而它的运用十分神妙：有时纯用刚猛，天下却不觉得暴虐；有时纯用宽柔，天下却不觉得懦弱；有时刚柔并用，有时以柔济刚，有时先刚后柔，有时先柔后刚，激励引导，使天下人一天天向善远罪，却无法洞悉其中的奥妙，这就是圣人效法天道而极尽神妙的原因。在内秉持这个道理，就能浑然精粹，贯穿到细微之处，教化的本源因此端正；对外推行这个道理，就能交互施行，在千变万化中错综运用，治理的功效因此光大。它们互相配合的妙处就是这样。
朱熹所说的“运用三德来治理，实则是为了求得平衡”，陈栎所说的“皇极的本体恒常不变，用来确立根本；三德灵活应变，用来顺应时势”，大概都领会了其中的要义吧。三皇五帝的隆盛之世，圣德深远宏大，运用的神妙之处，是六经都无法完整描摹的。大略观察他们的事迹：辅佐教化、严明刑罚，像刀削一样刚正；感化三苗、舞动羽舞，又是何等宽柔。下车为罪人哭泣，看似柔弱；对迟到者加以诛戮，又是何等刚猛。手持斧钺、威风凛凛，看似刚硬；施政宽和、从容不迫，又是何等柔缓。像秋天一样清肃严正，人们却不认为是私怨；像春天一样温暖和煦，人们却不认为是私恩。总而言之，都归于太平正直罢了。这就是舜、禹、成汤善于效法天道的原因。
从此以后，世道与王道一同衰败，上天也不再赐予洪范九畴。后世的君主越来越偏离大道，好恶反复无常，既丧失了建立皇极的本体，到治理国家的时候，也只是顺着自己接近的才性来施政。汉文帝亲身践行清静无为，几乎达到刑法搁置不用的地步，看似接近皇极之道，可是对强横的诸侯、彪悍的匈奴，却没能制服。汉宣帝用刑名之术约束臣下，表彰任用奉公守法的官吏，看似治理得当，可是有无辜的人被杀害，并非完全妥当。汉光武帝总揽大权，也兼用柔道治国，可是迷信谶纬、刑罚失当，留下了非议。唐太宗竭力推行仁义，本来已经实现了天下太平，可是手足相残，终究有愧。汉明帝处理政务严厉急切，汉章帝行事推崇宽厚，难道是世人只善于听断，不再有仁恩了吗？宋仁宗仁厚宽柔有余，刚猛勇武不足，这又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是所谓的面朝东望，看不到西面的墙。这些都称得上是英明的君主，尚且还有这样的不足，更何况像汉元帝、汉哀帝、唐代宗、唐德宗那样，优柔寡断、喜好儒术却大权旁落，威严强硬像汉宣帝、汉武帝却被外戚挟制，隐忍姑息却被藩镇逼迫，猜忌刻薄、寡恩少义却落得流亡奉天的下场，这些君主又哪里值得称道呢？
我朝太祖高皇帝，从淮地崛起，开创了华夏基业，自身具备深厚的德行，治国之道兼具历代圣王的长处。看他安抚四方少数民族，不热衷于远征，那么就算是舞干戚的文德也不足以相比；攻灭陈友谅、张士诚，将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那么就算是手持斧钺的武功也不足以相称。制定法令，铲除豪强恶霸，那么就算是象征性的刑罚、诛戮叛逆，也不足以彰显他的威严；赦免受灾的百姓，减免田租，那么就算是为罪人哭泣、解网放生，也不足以称道他的仁德。臣曾恭敬地拜读太祖为《洪范》所作的注，把暗中庇佑百姓归于上天的职能，把辅佐百姓安居归于君主的职责，臣不禁仰慕称颂道：这是上天再次把洪范九畴赐给我朝圣祖啊。百姓归向皇极、会于皇极，已经有二百年了。
陛下继承美好的圣业，精心探求最高的治国道理，虚心秉持公正的准则，顺应事物的规律行事，不存个人好恶的私心；革除虚伪、剔除浮华，笃行根本、讲求实效，偏私邪僻的习气已经消除。减免拖欠的赋税，谨慎处理刑狱，奖励贤能之士，施行惠民的政令，这是最大的恩泽，属于柔道；整饬武官，整顿学校，诛除游侠少年，申明禁令法纪，这是最大的威严，属于刚道。臣曾恭敬地拜读圣谕说：“我正希望与臣民一道，都归向皇极的境地。”以此成就人才众多、风气淳正的局面，归于坦荡平和的治世，真是美好啊！臣进而称颂道：这是上天第三次把洪范九畴赐给我朝皇上啊。法度纲纪得以振兴，百姓安居乐业，四方少数民族向往归化，各种祥瑞都顺利呈现。建立皇极的根本，三德的运用，陛下都已经切实践行，而太平归化的教化，已经与列祖列宗相符，足以追配古代的圣明君王了。
可是陛下在诏问中仍然认为教化不够周遍，风俗没有齐同，吏治没能完全回归淳厚，人心没能全都归于笃实，自己归咎于好恶不够端正，三德的运用不够妥当，因而寻求彰明教化、端正风俗、整饬吏治、统率万民的方法。臣愚昧，哪里足以懂得这些？尽管如此，臣听说古语说：君主秉持意志，臣子践行事务。所以阐明治国大义的，是君主；办好具体事务的，是臣子。如今陛下用来彰明教化、端正风俗、整饬吏治、统率万民的举措，颁布在诏令中，记载在章程里，本来已经极其精详完备了，只要让各级官员尽职尽责办好分内的事，陛下垂衣拱手坐享其成就行了，何必再寻求别的方法呢？只是关于治国的根本要义，臣敢冒昧献上两点建议：第一是明辨刚柔的实质，第二是坚定恒久的意志。这两点，就是臣所说的治理天下的核心要义。
臣所说的刚，不是说用严刑峻法来树立威势，而是法令确立之后让百姓不敢触犯，政令统一之后让百姓知道该遵守什么，奖赏恰当并且言而有信，处罚执行之后必定落实，兴办事务考核成效，实事求是，让偷懒怠惰、虚浮不实的人不能扰乱我们的治理，这才是刚的实质。圣人所说的柔，不是说姑息纵容、萎靡不振来收买人心，而是同情能力不足的人，赦免小的过失，不欺侮鳏寡孤独的人，不虐待无依无靠的人，体恤穷困的人，让民间没有愁苦叹息的声音，审理平反冤屈，让监狱没有积压的案件，这才是柔的实质。在明察决断中蕴含敦厚博大，在忠诚宽厚中践行正直之道，把道义作为威严的来源，而不是把发怒当作威严；把德行作为恩惠的根本，而不是把私恩当作恩惠，这就是陛下诏问中所说的善于运用三德。世上讨论治国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只要看到朝廷一运用法度，就认为是过于刚猛，和严刑峻法混为一谈加以讥讽；只看到姑息纵容的样子，就认为是运用柔道，和小恩小惠相提并论加以称赞，这都不是懂得灵活变通、通晓教化的人。所以刚柔的实质，希望陛下能够明辨。
天道运行不止，所以能成就一年的化育之功；帝王之道运行不止，才能成就深入周遍的仁德。所以事业的美好成功在于长久坚持，而人之常情，开始时勤勉，到最后往往懈怠。因此圣人治理天下，兢兢业业，始终如一，像对待开始一样对待终结。就好比日月交替照耀，阴阳循环更替，没有一天不在太虚之中运行，却看不到它停息的时候，所以元气运化没有壅滞，每年的农事都能完成。世上只顾眼前小利的人，只要看到人们不遵从教化，世事不纳入正轨，不愤怒地力求整改，就会因为困难而中途停止，这就是治理只能达到小康水平的原因。所以恒久坚持的道理，希望陛下能够体察践行。
如果真能这样，用它来彰明教化，还怕教化不够周遍吗？用它来端正风俗，还怕风俗不能齐同吗？用它来整饬吏治，还怕吏治不够淳厚吗？用它来统率百姓，还怕民心不够笃实吗？至于子产用水火比喻宽政猛政，贾谊用芒刃斧斤比拟德治法度，崔寔用梁肉药石譬喻宽政严政，他们的用意都是偏向于运用刚猛；董仲舒用阴阳匹配刑罚德化，陈宠用琴瑟谈论施政缓急，他们的用意都是偏向于运用宽柔。这些都是末世的偏颇之论，不是实现大治的通用道理。上天不能单凭纯阳或独阴化育万物，君主的治理，难道可以偏废刚或柔吗？想要纠正君主的偏颇，却不知道自己也陷入了另一种偏颇，这些都不值得为陛下称述。
尽管如此，还有根本所在：三德的运用，根源在于君主的一心。心不能有任何壅蔽：被爱憎蒙蔽，就会凭个人喜好行事，好恶就会失当；被私心邪念蒙蔽，用人处事就会出错，偏私结党就会形成；被安逸享乐蒙蔽，就会意志消沉，偏邪的毛病就会显现。教化的本源不端正，却想要三德运用得当，不也太难了吗？臣希望陛下建立皇极，一定要从内心做起。恭敬就能严肃，顺从就能治理，明察就能睿智，善听就能善谋，圣明就能通达。恭敬庄重的德行，一定要致力于光明磊落；刚健的精神，一定要力求纯粹精粹。那么一个念头的慈爱，就是仁；一个念头的裁断，就是义。这就叫做契合上天的心法，推行开来就是效法上天的治法。百姓归向皇极，天下达到太平，那么健康安宁、福庆吉祥的盛况，必定会在今日实现。臣愚昧之身，感到无比荣幸，天下也将无比幸运。
臣是民间新进的士人，不懂得忌讳，冒犯了皇上的威严，心中无比惶恐，罪该万死。臣恭敬地作答。
二、万历十四年丙戌科
皇帝制策
皇帝制策说：我听说治国的根本在于道，道的根本在于德。从古至今讨论治国的人，必定以孔子的学说为准则。孔子告诉鲁国君主，治理国家在于九种常道，而根本归结为三种通达的德行。到了宋代大臣司马光，说君主的大德有三项，就是仁、明、武，这果真和孔子的思想相合吗？司马光侍奉过三朝君主，屡次进献他的这些主张，自认为是最精当、最重要的道理。可是我看古代典籍中可考的记载，说“他的仁德像上天一样广博，他的智慧像神明一样高深”，说“明辨事物、洞察人伦，依照仁义行事”，说“他的仁厚让人亲近，他的言语让人信服”，都没有提到武。只有从商汤以后，才有“上天赐予勇武与智慧，凭借这些开创基业”的说法，难道是到了后世君王才崇尚武吗？近代以来，有雄才大略、开创基业的君主，有的宽仁爱人、知人善任；有的谋略深远、决断英明；有的功绩堪比商汤周武，治理国家几乎达到成康之治的水平；有的仁孝友爱、聪明豁达，确实都很美好，虽然三德还不够纯粹，却也足以开创宏大的基业，这是为什么呢？那些守成继业的君主，似乎又比不上他们。有的以仁著称，比如汉文帝、宋仁宗；有的以明著称，比如汉明帝、唐明皇；有的以武著称，比如汉武帝、唐武宗，只具备一种德行，却也能为国家增添光彩，这又是为什么呢？人们说兼具三德就能天下大治，缺少一德就会衰败，缺少一德就会危亡，岂不是对人要求太苛刻了吗？又有人上奏六戒，说戒过于明察，戒优柔寡断；有人陈述九种弊端，说卖弄聪明，逞强立威；有人上奏六件事，说不喜好兵刑，不使用权谋，这些对于三德来说，果真得当吗？我秉承天命登上帝位，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日夜警惕，早起晚睡，心中想着最高的治国道理。可是法度整顿了，官吏却更加玩忽职守；田地开垦了，百姓却更加贫困；学校整肃了，士人却更加苟且偷懒；边境安定了，士兵却更加哗变闹事；督察搜捕严厉了，盗贼却更多地出现。这过错在哪里呢？难道是我的仁德不够广博吗？还是明察有所蒙蔽吗？或是面临决断时不够果断吗？如果完全用法律来约束天下，就会损害仁；可是一味推崇德治、放宽刑罚，恐怕不是真正的仁，反而会流于姑息纵容。如果完全包容污秽、隐藏过失，就会损害明；可是一味揭发奸邪、揭露隐秘，恐怕不是真正的明，反而会陷入繁琐苛刻。如果完全宽柔放任，就会损害武；可是一味逞威弃恩，恐怕不是真正的武，反而会变得刚愎凶暴。因此诏令相关部门，征召众位士人，请到朝廷中来，询问这些治国之道。各位士人怎能不认真思考，阐明这些道理呢？希望你们为我阐发经典谟训的深意，推究帝王的法度，考察当世的事务，全部陈述出来不要隐瞒，我将亲自阅览并采纳施行。
臣朱国祚 对策
臣听说帝王继承天命来巩固统治，必定要完备君主的德行，来端正天下的根本，然后才能弘扬长治久安的方略；必定要斟酌时势适宜度，来掌握天下的关键枢机，然后才能实现极为隆盛的治世。什么是天下的根本？蕴含在幽深精微之处，体现在感应应对之间，慈祥和乐、平易通达，气度充沛而鲜明；精明透彻、光明磊落，心智清朗而没有遮蔽；刚毅果断，坚定而不动摇；精神凝聚在端庄沉静之中，浑然一体没有隔阂，这就是天下的根本。什么是天下的枢机？审察时势的相宜之处，运用到施政实践当中，兼容并包，却不流于姑息纵容；远见明察，却不陷于苛刻繁琐；独断专行，却不被迟疑不决所迷惑；能在动静阴阳的变化中洞察机妙，教化裁制却不露痕迹，这就是天下的枢机。完备德行来确立根本，那么处理纷繁的政务，应对错综的万变，全凭精神与谋略的流转运行不停，不会出现治理没有根基的情况；顺应时势来制定适宜的策略，那么上合天道，下顺民心，就能掌握引导教化的微妙权柄，不用担心治理没有关键的抓手。自古以来的帝王，之所以不用走出朝堂就能让教化推行如神，让天下像泰山一样安稳，四方各国都服从命令，巩固国家基业像根深的桑树一样牢固，让万国倾心归附，就是因为遵循这个道理。假如治理国家不以德行为根本，那么即使有所规划安排，也会落入个人智谋的小伎俩，推行起来没有准则，凭什么端正天下的治理根本，让天下达到和乐太平的局面呢？修养德行却不懂得运用机变，那么即使有深谋远虑，也会流于偏见短识，应对起来没有灵活的手段，凭什么弘扬天下的远大谋略，让国家进入最高明的治理境界呢？这都是近代以来的陋习，不是圣明君主的宏图大略，也不是实现大治的关键道理。
敬思皇帝陛下，秉承刚健中正的资质，具备文武圣神的德行。孜孜不倦地求学，寒暑都不中断，对于帝王的本心准则，已经领会到幽深精微的境地；每一件事都悉心讲求，大小事务都没有疏漏，追求大道的心意，比饥渴还要迫切。广布的恩泽，像江河湖海一样深厚；整肃的威严，像疾风雷霆一样迅疾。本来已经比得上三王五帝，远远超过了百代以来的君主。却仍然不自满，征召我们这些臣子到朝廷，降尊下问。首先从帝王治国之道，往下到汉唐的贤明君主，先是引用孔子九经的言论，再参酌司马光三德的说法，对于治国之道的崇尚，尤其恳切深厚。臣能体察到陛下的心意，就是虞舜访求贤才的心意，就是周文王探求大道的心意，汉唐宋的那些君主，根本不值一提。臣隐居在民间，一心想着报效国家，凡是吏治的好坏、人心的淳薄，以及培养士人、选拔贤才的方法，统领军队、消除盗贼的策略，臣在心中思考很久了。即使没有陛下的诏问，也愿意有所陈述，何况陛下的诏问这样明确恳切，臣怎敢不竭尽忠诚来对答呢？
臣听说古代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从来不用没有根基的治理方式，所以法度纲纪、礼乐刑政，归根结底都源于本心；从来不用固执一端的治理方式，所以刚柔互用，仁义并行，总归都要适应治国的需要。这就是智、仁、勇相辅相成而成就功业，仁、明、武互相配合而共同发挥作用的原因，孔子之所以能上承尧舜的道统，司马光之所以能继承儒家的传承，都是因为遵循这个道理。
所以尧舜时代，天下被称为极致太平的治世。那时候，百姓都变得善良，万国都安宁和睦，祥和之气充满天地之间，文教德化遍及四海，又哪里用得着武呢？只是没有武的名义，却有神武的运化，精明果断的用意，常常蕴含在深厚的恩泽之中。“他的仁德像上天一样广博，他的智慧像神明一样高深”，这是尧的功德浩荡难以形容的原因，而对于共工的处罚，不因为他是贤明的臣子就放宽，又是何等严明！“明辨事物、洞察人伦，依照仁义行事”，这是舜的功德崇高无人能比的原因，而对于四凶的惩处，不因为象征性的刑罚就姑息，又是何等坚毅！“他的仁厚让人亲近，他的言语让人信服”，这是禹以德行率先垂范的原因，而对于防风氏的诛戮，不因为他赴会迟到就宽恕，又是何等整肃！这说明尧舜禹不是不用武，而是善于运用武。商周时代，天下被称为极致太平的治世。那时候，天下非常安定，国家再度安宁，商汤在南巢陈列军队，周武王在牧野检阅兵马，难道不是在用武吗？只是有武的事迹，却没有崇尚武力的心思，宽厚博大的规制，常常蕴含在平定祸乱的过程之中。“上天赐予勇武与智慧”，这是商汤能顺承天命的原因，而“既能宽厚又能仁厚，向百姓彰显诚信”，这是仲虺对他的称赞。“继承武功，功业显赫”，这是周武王能永清四海的原因，而“不怠慢近处的人，不忘记远方的人”，这是孟子对他的赞誉。这说明商汤周武王不是滥用武，而是善于用武来成就仁与智。
从此以后，开创基业的君主，建立宏大的功业，开创一代的治世，虽然他们的德行还没有达到完美纯粹的境界，却也足以实现天下太平。所以汉高祖宽仁爱人、知人善任，只用五年就成就了帝业；汉光武帝谋略深远、决断英明，只用几年就实现了中兴。功绩堪比商汤周武，治理几乎达到成康之治水平的，是唐太宗，而贞观之治，最终开启了唐朝宏大的基业；仁孝友爱、聪明豁达的，是宋太祖，而仁厚的恩泽，最终留给了后世几代的安定。这几位君主，有的靠严明成就大业，有的靠忠厚留下美名，他们对三德的运用，本来就各有得当之处。守成的君主，继承先人基业，延续一代的统绪，虽然他们的德行还没有达到纯粹的境地，却也足以实现安定的治理。所以汉文帝、宋仁宗，是世人所称道的仁君，而富庶的风气、深厚的仁泽，至今还留存着他们遗留的恩德；汉明帝、唐明皇，是世人所称道的明君，而淳厚的风气、励精图治的政绩，至今还让人深深赞叹；汉武帝、唐武宗，是世人所称道的英主，而雄迈的谋略、克敌的功勋，至今还能让人想见风采。这几位君主，有的用柔道治理天下，有的靠精明实现太平，他们对三德的运用，也各有得当之处。假如在群雄角逐的时代推崇敦厚宽和的治理，就会迂腐不切实际；在四方太平的时候推行严厉刚猛的政策，就会扰乱民生；在民风淳厚的地方施行苛刻察查的政治，就会做得太过头；在振兴衰败的时期因循守旧，就会败坏事业。这样又怎么能开创宏大的基业、铸就辉煌的功绩，守住伟大的事业、实现隆盛的治世呢？所以匡衡上奏六戒，而过于明察这一条，不必再反复申明；陆贽陈述九种弊端，而卖弄聪明、逞强立威这两点，都在摒弃之列；苏轼论说六件事，而兵刑、权谋这两项，都放在次要位置。这几位君子，应该是各有自己的见解吧？
陛下登基以来，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励精图治，已经不是一天两天；虚心任用人才，也已经做到极致了，本来应该官吏称职、百姓安宁，政事修明、事务妥帖，边疆没有战事的惊扰，盗贼没有暗中作乱的祸患，来彰显圣明时代的治世。可是近年以来，法度屡次整顿，却没有廉洁沉静的官吏；田地虽然开垦了，却没有富裕安康的百姓；学校虽然常常整肃，可是读书人却缺少气节、不懂廉耻；边境虽然安定了，可是骄横凶悍的士兵，却欺凌主帅、施展奸谋；督察搜捕虽然严厉了，可是造反的百姓，屡屡逃脱还号称大盗。确实像陛下诏问中提到的那样，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臣认为，确立了恒久的治国之道，致力于革新，可是精神还没有贯穿到最初的政务中；在朝廷上谋划远大的蓝图，可是思虑还没有兼顾到细微之处。希望陛下专心致志，始终保持这份心意不懈怠；弘扬光大，灵活运用治国的枢机而无穷尽。深思长远的千秋大业，却不忽视细微的苗头；和德高望重的大臣商定大计，却不被众人的议论迷惑。不要因为天下太平就放纵享乐，不要因为物资丰盛就崇尚奢侈，不要因为财力充足就大兴土木，不要因为甜言蜜语迎合自己就亲近宠臣。如果这样，那么陛下的心意，淡泊没有任何偏好，各种欲望的侵蚀，就无处落脚。所说的仁、明、武三德，自然会完备无缺，随时运用都不会违背正道，直接追上唐虞三代的盛世，汉宋又哪里值得一提呢？臣是民间的士人，不懂得忌讳，冒犯了皇上的天威，心中无比惶恐，罪该万死。臣恭敬地作答。
三、万历十四年丙戌科（唐文献对策）
皇帝制策
皇帝制策说：听说上古时代实行无为而治，不用赏赐百姓就会自我勉励，不用发怒百姓就比畏惧刑戮还要敬畏，真是隆盛啊。可是儒家学者讨论治国说：“有功不赏赐，有罪不惩处，就算是唐尧虞舜也不能教化天下。”又说夏后氏先赏赐后处罚，殷人先处罚后赏赐，周人加以调整两者兼用，那么二帝三王所秉持的治国方法，本来就和上古不一样吗？为什么最终都实现了天下大治呢？又有说法“赏赐有疑问就依从给予，处罚有疑问就依从免除”；有说法“宁可赏赐过度，也不能刑罚泛滥”；有说法“仁可以过分，义不可以过分”，认为古代帝王都用君子长者的态度对待天下，那么先赏后罚的做法就错了吗？还是说赏罚只是帝王实现治理的工具，而不是治理的根本呢？我朝圣祖秉承天命建立帝业，为后世留下法度，恩泽与威严的运用神妙莫测，赏罚之道蕴含其中，这些都揭示在《祖训》的首章，记载在《宝训》之中，记录在同符之上，古代的治理方法，可以大概陈述一下吗？我凭借寡德愚昧的资质，位居臣民之上，已经十四年了。日夜小心谨慎，只以古训为准则，遵守既定的法度。用爵位俸禄赏赐，来对待有功劳有才能的人；而违法的人，用法律严厉制裁。明确昭示好恶，和天下一道除旧布新。可是德泽壅塞不能遍及，法令搁置不能推行。任用老成持重的人，奖励恬淡退让的人，来教导人们谦让，可是浮躁争竞的风气却更加严重；革除贿赂的行为，惩治贪污的官吏，来倡导廉洁，可是吏治澄清的成效却很少见到。习俗奢侈，用节俭来示范，可是人们仍然沉溺在浮华之中；刑狱冤屈泛滥，用宽仁来引导，可是官吏审理案件大多善于罗织罪名。减免田租、赈济穷困，诏令已经屡次下达了，为什么民间的困苦还没有缓解？整顿军队、整治武备，命令也屡次申明了，为什么边防的守备还不够严密？难道是劝勉惩戒的法令，有缺失不完备的地方吗？还是说那些任职办事的人，该赏的没赏，而怠慢失职、逃避赋税的人，却逃脱了惩罚？恐怕是我聪敏明察不够，用来激励引导的方法没有抓住根本，而督察统率的举措没有落到实处。现在想要做到奖赏守信、处罚必定执行，继承发扬圣祖的法度，追赶上古代帝王的治世，应该怎么做才行呢？各位士人平时就称道先王，议论当世的事务，希望你们深入分析当今的情况，探究根本要义，详细写在文章里，不要空泛，不要隐瞒，我将亲自阅览。
臣唐文献 对策
臣听说帝王统治天下，必定有效法上天的真心，然后才能端正治理的根本；必定有效法上天的实政，然后才能光大治理的功绩。什么是真心？蕴含在幽深缜密之处，运行在精微深远之中，心意所到之处比政令传达还快，精神所慑之处比礼仪约束还严，运用潜移默化的方法，让天下人懂得惩戒与劝勉，这就是真心。什么是实政？体察人情的实际，契合制度的要求，给予赏赐必定与功劳相当，施加处罚必定与罪行相符，掌握精明严密的权柄，让天下人懂得荣耀与耻辱，这就是实政。真心运行于内心，这叫做用神妙的方式晓谕天下，天下人就会用神妙的感应来回应，所以这种治国之道和上天的无为一样，治理的根本由我自身来端正。实政施行于外，这叫做用法度来维系天下，天下人就会依法度来遵从，所以这种治国之道和上天的有为一样，治理的功绩由我自身来光大。古代帝王之所以不用走出朝堂，教化就能像风一样迅速推行，不用走出宫廷，政令就能像鼓响一样立刻响应，就是因为运用这个道理。假如根本不端正，只靠粗略的法令，和天下人相互牵制，那么精神与治国之道就不能相互贯通，即使有所规划安排，也不过是粉饰门面的空文，凭什么培育天下的教化本源呢？功绩不建立，只靠按部就班的行事，和天下人敷衍应付，那么法制与人情就不能相互维系，即使有所激励倡导，也不过是太平景象的装饰，凭什么让天下达到最高明的治理境界呢？用这样的方式治国，是末世的陋习，是君主的浅陋伎俩。就算想让天下纳入法度纲纪之中，把四海安置在均等安宁的境地，也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敬思皇帝陛下，聪明睿智，完全具备君临天下的资质；警惕勤勉，心怀不敢贪图安逸的意念。天不亮就起身处理政务，大小事务都亲自过问；每天坚持学习增进学问，寒暑都不中断。担忧旱灾就步行到郊坛祈祷，立刻就迎来甘霖的回应；征求谏言就亲自驾临暖阁，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这本来已经让天下沐浴在春风和气之中，又用雷厉风行的威势震慑天下。天下人都衷心称颂，您的治世可以和五帝并列、与三王比肩了。却仍然圣明而不自满，征召我们这些臣子到朝廷，降尊下问，恳切地询问古代帝王运用赏罚的方法，以及古代儒家学者讨论赏罚的要义，最后归结为激励督责、赏罚分明两点，希望我们有所陈述。臣虽然不聪敏，怎敢没有话来对答称扬您美好的诏命，哪怕只能回应万分之一呢？
臣听《尚书》上说：“上天降生了百姓，为他们设立君主，为他们设立师长，只因为他们能辅佐上帝，安抚四方。”由此可知君主是上天任命的。上天有福佑善良、降祸邪恶的道理，而这个权柄常常寄托给君主；君主掌握着赐德讨罪的权柄，而治国之道常常效法上天。所以用雨露滋润万物，是上天显示恩泽的方式，君主效法它，就有了赏赐；用雷霆震慑万物，是上天显示威严的方式，君主效法它，就有了刑罚。赏罚，是帝王治理天下的大权。上古时代，政治清明和乐，百姓淳朴敦厚，不是没有赏赐，可是朝野上下都争相劝勉向善，所以赏赐有时不必动用；不是没有刑罚，可是远近的人都争相惩戒恶行，所以刑罚有时不必施行。这就是无为而治，是极为隆盛的美好风气。从此以后，帝王的政令像圆环一样循环相因，而儒家学者的议论，也各有不同的主张。所以舜任命九位官长，就知道唐虞时代也不能废除对有功者的赏赐；而夏后氏继承尧舜的功业之后，周朝在礼乐文明完备的时候，有的先赏后罚，有的赏罚兼用，哪一个不是彰明善行来劝勉天下人呢？舜诛杀四凶，就知道唐虞时代也不能废除对有罪者的惩罚；而商朝继承夏桀的昏乱之后，周朝在殷商遗民还没有安定的时候，有的先罚后赏，有的赏罚兼用，哪一个不是贬斥恶行来惩戒天下人呢？彰明善行来劝勉天下，激励鼓舞的恩泽，本来就蕴含在爵位赏赐、褒奖嘉勉之中；贬斥恶行来惩戒天下，怜悯体恤的心意，也常常流露在刑戮诛杀之中。所以古代帝王赏赐有疑问就依从给予，不担心会有过度的过失，这就是所说的“仁可以过分”；处罚有疑问就依从免除，唯恐会有泛滥的过错，这就是所说的“义不可以过分”。政令每个朝代都有变更，但适合治理的目标是一致的；言论每个人都有不同，但适宜治国的道理是相通的。总而言之，都是用神妙的心思巧妙运用，在奖赏与刑罚两方面灵活施行，然后天下就会太平，百姓就会回归淳厚，没有不是这样的。
我朝皇祖，秉承天命建立帝业，为后世留下法度。正当元朝的风气刚刚消除，天下归于安宁的时候。那时恩泽与威严的运用神妙莫测，赏罚务求恰到好处。至今诵读《祖训》首章，以及记载在圣政中的内容，亲身领会核心要义，宽厚与威严并行，而顾全保全的心意常常胜出；浑厚与精明并用，而严肃法度的用意始终坚定。这就是培育了十一朝深厚基业，留给亿万代太平的原因，确实是有来由的。
而陛下继承大业，日夜小心谨慎，每天只以古训为准则，遵守既定的法度。所以微小的长处必定记录，点滴的善行必定褒奖，即使是雨露的恩泽，也不比这更深厚；检束的人必定罢黜，奸邪的朋党必定诛杀，即使是雷霆的威严，也不比这更整肃。十四年以来，淳厚的风气已经普遍融洽，祥和的气氛已经充盈天下。可是臣恭敬地拜读陛下的制策，说“德泽壅塞而不究，法令泥而不行”，臣认为确实存在这样的弊端。任用老成持重的人，奖励恬淡退让的人，本想让百官兴起谦让之风，可是圆滑逢迎、侥幸晋升的人，比神爵年间还要厉害，浮躁争竞的风气，真的完全平息了吗？革除贿赂的行为，惩治贪污的官吏，本想让百官兴起廉洁之风，可是贿赂公行、送礼的车辆满路都是，吏治澄清的效果，真的可以期待吗？习俗奢侈，用节俭来示范，可是车马装饰华丽、房屋雕梁画栋的，到处都有，浮华的风气还是和以前一样；刑狱冤屈泛滥，用宽仁来引导，可是法令繁密像秋天的茅草，官吏残暴像屠夫的，到处都有，罗织罪名的情况还是和以前一样。减免田租、赈济穷困，诏令已经屡次下达了，可是减免的范围不普遍，赈济的物资不落实，不敢说民间的困苦已经缓解；整顿军队、整治武备，命令也屡次申明了，可是边防没有整饬，军队编制不充实，不敢说防守已经严密。朝廷之上，这样劝勉引导，可是天下有的人得到赏赐却未必受到劝勉，这是因为雨露般的恩泽，有时也有滋润不到的地方；这样惩戒打击，可是天下有的人受到处罚却未必感到警戒，这是因为雷霆般的威严，有时也有震慑不到的地方。现在想要一下子整顿好，难道方法就只在赏罚这两项上吗？
赏罚，是君主整顿治理的工具。如果只把它当作表面的工具，我还没施行一项赏赐，天下人就已经在盼着我的恩泽，有人认为这是假装欢喜的样子，就算是分封土地、赐予官爵，也往往偏向亲近的人，而尽职尽责、办事有显著成效的人，却有的被压制得不到奖赏，那么赏赐还有什么用，人们也就不知道自我劝勉了。我还没施行一项处罚，天下人就已经在窥测我的威严，有人认为这是假装发怒的样子，就算是流放三苗、诛杀鲧这样的事，也往往对疏远的下属苛刻，而欺上瞒下、延误惩处，确实有证据的人，却有的被搁置不问，那么处罚还有什么用，人们也就不知道警戒了。所以要施行赏罚，最重要的是效法上天。效法上天的方法，首先要核实功过的实情，然后果断地执行。因此，培养高尚的节操，对那些钻营求官、热衷名利的人，贬斥不予赏赐，退让的风气怎么会兴不起来呢？褒扬清廉的品格，对那些趋炎附势、追逐利益的人，摈弃不予录用，吏治澄清的成效怎么会实现不了呢？奢侈的风气没有止息，就必须明确等级威仪的规制，严惩僭越紊乱的行为，风俗怎么会不转向节俭呢？想要缓解民间的困苦，就把奉行宣扬恩德仁惠的人，提拔到显要的职位，而那些蒙蔽下情、贪得无厌的人，严惩不贷，就可以了。想要严密边防，就把用心训练军队的人，委以重任，而那些玩忽职守、荒废军务的人，严惩不饶，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激励劝勉的方法，由国家掌握，百姓顺从它就像流水一样，不是顺从赏罚的法令，而是顺从施行赏罚的本心；督察统率的关键，由君主掌握，下面的人效法它就像门轴转动一样，不是效法赏罚的条文，而是效法赏罚的实际精神。又有什么教化不能周遍，什么太平不能实现呢？雍熙太和的治世，就算是唐虞也比不上，何况是三代呢？
不过臣还有一点建议。朝廷是四方的准则，君主的心是万事万物教化的本源。只有不喜好逢迎的手段，钻营求进的人才没有容身之地；只有不聚敛钱财，贪财好利的人才有所顾忌；只有不追求奢侈的供奉，奢侈的人才会感到羞愧；只有不滥用刑罚，残暴的人才会收敛；只有体恤百姓的疾苦，民间的困苦才能缓解；只有深怀边境安定的忧患，边防才能巩固。所以臣也希望陛下从内心切实去追求。不要因为左右亲近的人取悦自己就扰乱本心，不要因为贤士大夫直言进谏就厌烦懈怠本心，不要因为物资丰盛就大兴土木荒废本心，不要因为天下太平就游乐放荡涣散本心，不要因为边境无事就穷兵黩武耗损本心。只要更加致力于学问，更加勤于咨询政务，那么在幽深缜密的政务之中，都是清心寡欲的涵养；在虚静淡泊的心境之中，都是端正本源、澄清源头的谋划。所以爵位赏赐还没颁布，而心意所向往的地方，就是恩泽；刑罚还没施行，而精神所关注的地方，就是威严。从此以后百官一天天受到教化，天下一天天变得清明。以此来继承发扬圣祖的法度，追赶上古代帝王的治世，又有什么难的呢？这就是所说的激励劝勉有根本，督察统率重实际。希望陛下留心采纳，天下就无比幸运，臣等也无比幸运。
臣是民间的卑微士人，冒犯了皇上的威严，心中无比惶恐，罪该万死。臣恭敬地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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