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未科 弘治十二年
皇帝制曰
朕认为自古以来圣明的帝王治理天下，方法不止一种。可是孔子回答颜渊关于治理国家的提问，只说实行夏代的历法，乘坐殷代的车辂，穿戴周代的礼冠，乐舞就用舜的《韶》舞，谈论的人称之为“四代礼乐”。那么帝王治理天下的方法，礼乐这两项，就足以全部涵盖了吗？ 宋代儒者欧阳修说过：“三代以上，治理天下出于一个根本，礼乐通行于天下；三代以下，治理天下分为两条路，礼乐成了空虚的名号。”当时的道学大儒，都称赞这是古今不变的至理名言。如今用他的话来考察，上下几千年，治理的事迹都在，可以列举出来论述一下吗？三代以上的情况，自然不必多说了。 汉高祖曾经命令叔孙通制定礼乐，征召鲁国的两位儒生却不肯来，说礼乐要积累德行百年之后才能兴起。这之后三国分裂，有个大臣叫诸葛亮，而当世的儒者有的认为他没能兴起礼乐，有的认为他差不多能复兴礼乐。叔孙通和诸葛亮的为人，固然有优劣之分，但关键在于他们能不能兴起礼乐，也还有可以讨论的地方吧？
我朝从太祖高皇帝凭借神明威武开创基业，圣明的帝王一脉相承，一百多年来，礼乐的制作，随着时代、凭借贤才，应该没有不完备的了。然而治理成效的隆盛，还没能完全恢复古代的风貌，难道是世道的盛衰不能没有差异吗？还是礼乐合一的实效还没有完全达到呢？ 朕继承宏大的帝业，日夜念念不忘，想要弘扬礼乐的教化，光大祖先的功业，却不知道其中的方法。各位书生要依据经史，参考古今，详细陈述，朕将亲自阅览。
臣 伦文叙 对
臣回应说：臣听说治理天下的人，有实现太平的根本法度，有推行政事的内在根本。礼乐，是实现太平的根本法度；天赋的德行，是推行政事的内在根本。根本具备了，然后法度才能确立；法度施行了，然后根本才能彰显。本末相互依存，内外统一于道，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区别看待。 然而法度通行于天下，不是靠智谋权术就能做到的；根本存在于内心之中，不是靠抄袭模仿就能得到的。必须是上天赋予的本性，完整完备，没有一丝一毫的亏欠，那么落实到治理上，就会清楚周备，可以通行四方而没有违背。 如果法度有所不完备，固然没法依靠它来治理天下；但如果根本不纯正，又怎么能确立那些法度呢？古书上说：“有了上天赋予的德行，就可以谈论王道了。”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敬思皇帝陛下，秉承圣明超凡的资质，处在太平圆满的时运，存养本心、涵养天性，来培育天下的根本，没有一天不谨慎；教化百姓、形成风俗，来拓展天下的治国之道，没有一件事不周详。 但是善事可以做得更好，古人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世道即使极为太平，圣人仍然觉得还不够好。因此陛下虚心寻求贤才，殿前策试士人，询问臣等关于礼乐治理的问题，上考唐虞三代的成就美德，下及汉唐宋的得失利弊，以及祖宗开创基业、传承帝业的善政，当今保国致治的规制，实在是拥有治理天下的远大谋略，安定天下的深远思虑。 只是臣学术肤浅，哪里配谈论这些？但有提问就回答是臣子的职责，有想法就说出来是臣子的心愿，怎敢不竭尽自己的见解，来回应这千载难逢的知遇之恩呢？
臣认为天地的道理极为宏大，阴阳的规律极为精妙，而化育万物的生机，从来都显现在天地之间。观察万物各得其所、不能强求一致，这就是天地所展现的自然秩序，也就是礼；阴阳二气交融化育、淳和统一，不容许各自相异，这就是天地所展现的自然和谐，也就是乐。 古代圣明的帝王，德行与天地相合，运化与阴阳同步，践行中正之道，内在的根本因此确立；喜好平和之气，内在的根本因此端正。于是把自身的中正平和，作为天下的中正平和；把一人的礼乐，作为天下的礼乐。 辨别方向、确定位置，划分都城、治理田野，设立官职、分掌职责，来建立天下的纲纪；统一制度，区分宫室规格，明确等级威仪，订正名号称谓，来确定天下的名分；顺应天时，凭借地利，遵循天道，建立人伦，来推广天下的政教风化。 以至于按亲疏大小确立体制，按朝会聘享规定期限，按宫室器物制定装饰，按吉凶哀乐设定节度，来完备天下的法度。这样就能让天下的事务无不各得其所，人们乐于遵循，这就叫做礼；让天下的万物无不各得和畅，人们振奋鼓舞，这就叫做乐。礼乐完备了，天下的治理也就圆满了。 所以孔子回答颜渊治理国家的提问，只举了夏代历法、殷代车辂、周代礼冠、舜时《韶》舞这些内容，尹焞因此称之为四代礼乐。可见古往今来治理天下的方法，都不出礼乐这两项，而礼乐之外，又哪里还有什么治国的方法呢？
到了后世，追求治理却丢掉了根本，就像只拾取礼乐的条文形式，用在郊庙祭祀、朝廷典礼之上，再把它的形式推广到民间乡里。宋代儒者欧阳修说“三代以上，治理天下出于一个根本，礼乐通行于天下；三代以下，治理天下分为两条路，礼乐成了空虚的名号”。大儒朱熹因此称赞这是万世不变的至论，确实是有道理的。 请允许臣论述这件事：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圣人，精粹专一、秉持中道，都契合了道的深奥精妙；建立中正、确立准则，都统合于天理的自然。正因为他们的德行极为隆盛，所以政事修明，教化广布，虽然没有明确提倡礼乐，但上天规定的秩序等级、变通适宜的法则、无为而治的从容、观测天象的审慎、礼玉束帛的修整、敬奉上天、颁布农时、划分井田、完备分封、彰明典礼、严明征伐、祭祀神灵、排定山川祭祀次序，这些全都是礼乐的作用。 虽然没有在四方明确宣扬礼乐，但文德教化的传播、人伦纲纪的整饬、和谐融洽的效用、遵循旧章的政务，以及阙、石、和、钧等礼乐器具完备于王制，历法服色随着改朝换代而更新，井田九一的税法、世袭俸禄的制度施行于岐周之地，五伦教化、三项政务的推行辅助成就治世，这些全都是礼乐的施行。 因为礼乐不超出治理天下、管理万物的典章，却能起到振奋人心、兴起教化的作用；不外乎百姓日常的生活常理，却蕴含着潜移默化、引导扶持的道理。所推行的无不是教化，所教化的无不是治理，政事与礼乐，原本就不是两条路。 因此两千年间，制度十分完备，政令教化高度统一。礼乐的教化，从家族邦国散布到天下，从朝廷流传到万国，都能浸透人的肌肤、深入人的骨髓，使得人人都有士君子的品行，家家都有值得表彰的美德，唐、虞、夏、商、周都是同一个路子。所谓“治理出于一个根本，礼乐通行于天下”，就是因为它的治理有内在的根本啊。
至于汉、唐、宋的君主，有宽宏德行的，比不上尧舜的极致仁爱；有英雄谋略的，又比不上汤武的大勇。正因为他们的德行不纯正，所以虽然制定礼乐的诏令接连不断，农耕礼仪、审定乐律的奏报不绝于耳。 可是慢慢考察他们用来治国的核心内容：汉代靠章程法令、十五税一的田赋、南北军的建制，作为开创基业的宏伟制度；唐代靠殿前教射、删定律令、裁减吏员，作为贞观之治的施政要务；宋代靠收回藩镇兵权、严格选拔将领、定死刑复奏制度，也把这些当作立国的规矩，天天忙着这些，作为治理百姓的工具。 至于他们制作完成、商议定下的礼乐：杂凑而成的礼仪，由太常寺掌管；《大风歌》之类的乐章，在别庙演奏；记载政事的文书完备，就标榜贞观的礼仪；炫耀武功，就推崇《七德舞》。即使是刘温叟制定的礼仪，还夹杂着前代的痕迹；和岘所奏的乐律，也没能达到元气和谐的根本。 分门别类地把这些当作礼乐教化，都是在压制苛刻的政令之余讲求治理，却不知道已经沦入俗吏的偏颇；在乐舞器物的细枝末节上建立教化，却不知道已经陷入了文饰的弊端。治理的内容不是教化的内容，教化的内容不是治理的内容，所以礼乐只不过是空虚的名号。 大概这一百多年的治理中，典章制度荒废疏忽，政令刑法苛刻紊乱，把先王的粗略事迹拿过来，当作官府的工具，保存古法的残存片段，来应付一时的需要。淫靡的音乐、华丽的辞藻，对现实政事没有补益；虚假的文饰、表面的好看，无法挽救世风的衰败。虽然他们在位的年数和古代帝王差不多，但社会风俗却连古代帝王的末世都比不上，汉、唐、宋都是同一个路子。所谓“治理分为两条路，礼乐成了空虚的名号”，就是因为它们的治理没有内在的根本啊。
汉高祖因为群臣在朝堂上肆意拔剑砍柱的失礼行为，叔孙通请求制定朝仪，高祖就说“可以试着做做”，又说“考虑我能做到的来制定”。那么他所追求的本来就不是三代的典制，而他所委任的人又没有古代九官那样的贤臣。这就是“积累德行百年才能兴起礼乐”的说法，招来两位鲁国儒生拒绝的原因；而叔孙通在野外用茅草排演礼仪，姑且只求取得小的成效。那么他们君臣自我期许的，以及内心感到满足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这说明当时虽然有可以制礼作乐的时势，却没有能做成这件事的人才，这就是礼乐不能兴起的原因。 诸葛亮不辜负先主三顾茅庐的诚意，成为蜀汉中兴的辅佐大臣，确立纲纪、公布制度，不贪图眼前的小利；修行德行、秉持道义，不施小恩小惠。因为他精通各类事务，治理能抓住根本，所以他经营规划的法度，已经得到了礼乐遗留的精神。假如上天保佑汉朝，多给他一些年岁，将会看到他开诚布公的治理，虽然不敢说一定能和古代媲美，但光明俊伟的功业，肯定会超过后世的君主。王通说他能兴起礼乐，程颢说他差不多能复兴礼乐，难道是没有见地的吗？这说明他这个人虽然有能力做成这件事，却没有合适的时势，这就是礼乐不能复兴的原因。
我朝从太祖高皇帝开始，以圣人的德行，居于圣人的帝位，用华夏文化改变夷狄风俗，为百姓确立最高准则，参考古代、衡量当今，来建立一代的法度；顺应时势、创立制度，来奠定万世的规矩。到了各位先帝，都遵循已成的基业，作为长久的规划。 到了陛下，更加重视继承发扬，以求光大基业，华夏夷狄一统天下，一百多年了，本来就不是蜀汉所能比的，也不是汉高祖那样不学无术的君主可比。按理说礼乐的道理，应该灿烂完备，超过百代；礼乐的教化，应该像风行水流一样，遍及天下。 可是《鹿鸣》《既醉》这类雅乐，还没有在审音的殿堂演奏；而灾异变乱的事情，有时还会被上报的大臣提及。宫廷威严庄重，但直言进谏的风气还不够显著；教化传播推行，但法网的严密还没有放宽。小规模的盗贼作乱，偶尔还在地方出现；虚伪浮华的风气，在民间渐渐形成。治理成效的隆盛，还没能完全恢复古代的风貌，确实像圣谕所说的那样。 是要说世道本来就有盛衰升降的差异吗？假使汉、唐、宋的君主，有尧、舜、汤、武的德行，他们的大臣有皋陶、夔、伊尹、周公的贤能，那么王道就会昭著于历代的典籍，未必会被后世当作僭越的经典，而唐史中称赞唐太宗的话，也就成了不可磨灭的真实记录了。 如今正值君主圣明、臣子贤良的时代，处在接连太平的盛世，用来扶正世道的关键，只在于陛下决断取舍的一念之间；而用来维系世道的依靠，也在于大臣竭尽辅助的力量。恢复古代的治世，臣深切地期盼着。 如果说礼乐与治理合一的实效还没有达到，那么我祖宗治国的道理，就是礼乐的道理；陛下守护太平的法度，就是礼乐的法度，本来就没有所谓“分为两条路”的情况。只是礼乐的道理极为宏大，不是一个人就能轻易做好的；礼乐的法度极为广博，不是一天就能完全做到的。 在风气还未开化的时候，制度质朴简略，到了人文渐渐兴盛的时代，就不能不加以完善润色；在文武开创基业的初期，制度属于草创，到了太平守成的君主继承之后，就不能不变得周全完备。如今追求治国的实效，大概也有不能完全合而为一的地方吧？
恳请陛下向上体察上天的心意，勉力提升崇高的德行，涵养性情，达到极致的中正平和，来端正治理天下的根本；仔细审察政务的关键，修明治国的纲要，来成就天下太平的法度。 让天下的政事都出于公理的天理，那么后世的私欲就无法盛行；让天下的事务都遵循道义的正轨，那么后世的法术禁令就无需推行。终将看到礼乐彰显于都城，兴起于朝廷，遍及乡里州府，直达诸侯四海，从祭祀、军旅，到饮食起居，没有一件事不在礼乐的规范之中，也没有一个人不受到礼乐的教化。正所谓达到极致的礼，不必讲究谦让的外表，天下就能安定；达到极致的乐，没有繁杂的声响，天下就会和睦。近可以与祖宗的功绩媲美，远可以比肩上古盛世，汉、唐、宋的治绩也就不值得称道了。虽说如此，实现天下大治的根本固然在于君主德行，而修养德行的根本，又哪里能脱离治学呢？ 臣恳切希望陛下，在退朝之后、闲暇安适之时，用心体会圣贤经书传述的奥义，留心研究古代训诫与当下时务的适宜方略。端正根本、澄净源头，来肃立内心的恭敬；在细微之处防范过错，在独处之时谨慎操守，来抵御外来的邪念。 开设经筵讲学，不只是勤勉地听讲诵读，一定要追求明辨善道、诚正自身的实际功效；广开进言的渠道，不只是追求进献谏言的人数众多，一定要达成反省自身、克制私欲的真切诚心。 对于天下治乱兴衰的根源，全部了解知晓；民间的实情、世间事态的变化，也要耐心听取阅览。这样，圣上的学问就会焕然一新，治国的成效也会随之显现，礼乐教化的功用遍及天下而没有阻隔。又怎么会出现统一教化的实效尚有欠缺、复兴古圣之治不能实现的情况呢？
由此来看，帝王能够在数千年前建立非凡功业，依靠的就是这个道理；本朝祖宗能够在百余年之间造就太平盛世，依靠的也是这个道理。那么陛下要光扬前代功业、振起后世基业，延续亿万年绵长的国运，又岂能跳出这个道理之外？
臣学问不足以考究古史，但私下怀有复兴古治的想法；智慧不足以通晓当世，却不敢遗忘当代的时务。所以斟酌治国之道的中正要义，呈上探求根本的议论，来惊扰圣上御览。只希望陛下能够采纳施行，这不只是微臣的幸运，实在是国家社稷无穷的福分。 臣冒犯圣上威严，心中万分惶恐战栗。臣恭敬作答完毕。
壬戌科，弘治十五年
皇帝策问
朕承受上天天命，继承祖宗历代圣君的统绪，君临天下，到现在已经十五年。日夜警惕戒惧，想要弘扬教化治理，不效法古代就无法达成。 朕曾经考察前代继承大统的君主，能够守住基业而被称为贤君的，没有谁能超过夏朝的启、商朝的中宗、高宗，周朝的成王、康王这几位君王。他们美好的治国功绩，全都记载在典籍之上，究竟是依靠什么方法才实现这样的治世？ 近代儒臣的议论说：圣明帝王，首要任务是寻求、任用辅政宰相；又说：君主的圣明，在于分辨君子与小人。上面这几位君主实现天下大治，是不是也依靠这两点呢？
可是辅政大臣贤能与否，君子、小人的真实情态，并不容易分辨。如今想要选拔贤才作为辅相，任用君子而不被小人迷惑，应当依据什么标准呢？
天下的政务本就不止一桩。就拿当今最为紧要的事务来说：礼乐、教化、选拔人才考核政绩、赋税征收、军事刑狱这一类事务，都要参考古代、切合当今。但是推行时间久了，不可能不滋生弊病。想要革除弊病加以匡救，使得教化施行、政务兴办，如同祖宗当初创立制度之时，功绩比肩前代圣君，应当采取什么样的举措，怎么做才能掌握正确方法？
你们诸位生员，积累学识、通晓经籍，明白古今变通的道理，请全部如实作答，不要隐瞒观点，不要空泛议论，朕将要采纳其中可行的主张加以施行。
臣康海 对策
臣听说：天下有不可更改的治国大道，而关键在于君主拥有不可随意动摇的本心。天下的事务，没有舍弃大道而能够办成的，大道本来就不容轻易改动。内心的取舍趋向，关系到大道能否发扬光大；内心一旦动摇变化，那么修养自身就一定不能切实下功夫。 大道摆在面前，认识不够明晰，坚守不够牢固，心思刚偏向这边，转眼又偏移到那边。就算想要勤奋努力追求天下大治，可是政令的宽严、赏罚予夺，完全没有凭据。那些伺机钻营、构陷别人的人，就会一齐钻空子。就算朝廷有贤德君子在位，君主也不会信任，严重的还会遭到贬斥罢官，得不到安身履职的环境。天下的太平，又依靠什么来成就？
只有懂得治国大道不可更改，内心常常忧虑警惕，不让一丝苟且轻率的念头掺杂其中；选择人才必定精细，坚守正道必定坚定，用人、采纳善言都确立固定准则，贤人与奸佞不能扰乱自己，君子和小人互不侵轧。得到合适的人才之后，交付事务让他们办理，那么政务没有办不成的，天下治世没有不振作的，天下太平自然就可以达成。
古代的君主，没有不通晓这个道理却能实现大治的；也不是仅仅懂得这个道理，但本心终究动摇，还能做到毫无弊病。
崇敬的陛下，凭借至高圣明德行，坐拥前代积累下的盛世国运。十五年来百姓安乐、物资丰足，就算是尧、舜、禹、汤、文、武的功业，也不过如此。可陛下策问士子的诏书，依旧恳切地忧虑教化未能弘扬、治理尚有缺憾。陛下难道真的还没有通晓这个道理，才需要发问咨询吗？臣可以窥见圣上内心对于治国大道，本就有着不可动摇的坚守。
臣常说：古往今来才能出众的人，如果得不到机遇，就算是子思、孟子这样的大儒，也只能空怀才学。而臣能遇到今天这样的机遇，又怎敢有所隐瞒而不直言？
臣认为天下深重的祸患，恰恰出现在长久安定、天下太平的时候；对于那些看不见的灾祸隐患，人们往往不会提前防备。陛下日夜谨慎小心，想要弘扬教化治理，这本是理所应当。但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如借助贤人的辅佐；求取当世的办法，不如效法古代圣王。
古代的君主，内心纯粹合乎大道，不敢轻易动摇本心。所以他们用人行政，有很多后世比不上的地方。比如启承接禅让之后，继承大禹的基业，以恭敬守住天下，对于伯益的任用，自始至终没有隔阂，大禹传下的治国之道没有荒废废弃。 商中宗、高宗完全信任倚重陟扈、傅说这类贤臣，又怀着严肃敬畏、静默思道的心，成就商朝的太平盛世，又哪里是没有依据呢？ 商朝遗留的顽劣百姓，又遇上管叔、蔡叔、武庚叛乱，周武王的恩泽还没有遍及天下。如果成王不能醒悟而信任周公，不能坚定信任召公奭，没有成王、康王继承先王志向、分辨善恶的心思，那么礼乐教化，又怎么能像《诗经》《尚书》记载的那样兴盛？
程颐说：圣明帝王，把寻求任用辅相放在首位。欧阳修说：君主的圣明，在于分辨君子和小人。政务依靠人才才能兴办，贤才在位，政务自然不会出现偏颇弊病，天下太平就可以实现。陛下想要效仿上述几位君主的治绩，难道可以抛开这一点去追求别的事情吗？只需要怀有不轻易动摇的本心而已。
天下所有政务，根源都出自君主的内心；何况任用人才这件事，又是一切政务的本源所在。圣上策问所说选拔贤才为辅佐，任用君子而不被小人迷惑，实在是看透必然的事理，怀着无法抑制的忧国之心。
君主好比上天抚育万民的宗子，一定要有大臣如同宗子的家相。宰相的职责，辅助修养君主德行，协助推行教化政务，天子一天都不能缺少。不只是夏商周如此，皋陶、夔、稷、契这类贤臣，就算在尧舜时代，也是必不可少。
至于大臣贤能与否，一定要事先分辨清楚，之后才能委任职务。如果分辨不明，任用失当，带来的天下祸患就难以言说。为什么？普通平民出身的大臣，却和天子一同处理国家大事，他所做的操控取舍，全部秉承君主心意。如果他心术不正，学识才干又跟不上，带来的危害，绝不是普通官吏局部过失可比。
所以君主必须先怀有不可动摇的本心，修养自身才会处处切实；自身修养切实，发自内心的处事就全部真诚，那么别人的奸邪、正直就无法隐藏。这时挑选贤能之人加以任用，就可以得到合格的辅相。
臣并不担忧当今缺少人才，只担心对待大臣的方式做得不够。臣身在民间的时候，看到朝廷任用一位重臣，世人都十分震动，以为朝廷会充分咨询亲近信任，待遇会超越常规。可等到大臣立于朝堂，有些情况却并非如此。臣希望陛下以礼厚待大臣，务求得到他们的真心，让他们竭尽职责。凡是远大的谋略，不要被众人的非议所阻挠；每一项政令，都要和大臣深入充分讨论之后再颁布。这样，小人就算想要放纵私心蛊惑圣上，他们的实情会提前被察觉。
小人的心思，不过是追逐利益、躲避祸害，排斥自己厌恶的、追求自己喜好的。但他们也会掩饰，不会完全显露。利益到来的时候，有时会假意推辞；祸患降临的时候，有时会说本分该承受而设法回避。推辞不够坚决，得到利益就不肯放手；承担祸患不够果决，逃避祸患就毫不犹豫。等到利害直接落到自己身上，就会拼命争抢、躲避唯恐不及。当他们勉强伪装行善的时候，那些终究掩藏不住的破绽，已经清清楚楚流露在甜言蜜语、讨好的神色之间。凭借这些细节去观察，小人的实情又怎么能逃脱？
察觉小人的真面目，就应当立刻斥退。斥退不迅速，就会被他们的巧计蒙蔽，依旧受到迷惑。做到有所察觉就立刻清除，仅此而已。做到这样，君子小人互不侵扰，行事就没有阻碍，天下政务自然不会出现阻滞荒废。
请允许臣就圣上策问提到的几件事务逐一陈述。礼乐一天都不能缺少，这是万古不变的道理。但是振兴礼乐，固然要重视实质，也不能抛弃外在仪文。臣私下观察，如今施行的礼，粗疏简略、松弛散漫，就算那些细碎的礼仪条文，也已经不复存在；如今的乐，残缺毁坏，就算细小的音容节奏，也不完备。根源就是抓不住礼乐根本，安于苟且敷衍的习气，才变成这般模样。
如果学校教育能够振作兴盛，百姓本有的善良本性就会得到激发，情感自然流露和乐。体现在宗庙、朝廷、乡闾之间，自然就能革除粗疏散漫的陋习，弥补礼乐残缺崩坏的缺失。不用刻意练习升降进退的礼仪、钟鼓籥管的演奏，礼乐自然就能复兴，礼乐怎么会不兴盛？
说到教化，关键在于君主的本心，效果却会遍及天下。广泛招揽英才，让他们求学读书、深究义理，如果在上位的人不带头倡导，却想要驱使天下普通百姓全部做到礼让和睦，本来就十分困难。
不如君主自身先践行恭俭忠厚，不被声色、土木、财货玩物动摇心志，之后慢慢示范给天下。天下百姓习惯过去奢侈放纵的风气，一旦看到君主这样的所作所为，内心必然震撼反省。如果世家大族能够醒悟带头改正，追随效仿的百姓就会很多。
对于选拔官吏的制度，臣内心深感惋惜。祖宗对待士人，用道义培养，用赏罚约束；任用人才不设死板限制，考核官吏，分清明暗优劣等级。所以人人勤勉履职，力求做出成效。近来接连遭遇战乱灾荒，靠缴纳粮食换取官职的人，名册已经堆满户部。导致有德才的士人，等待任用的时间漫长，还没得到施展机会，头发已经花白。能够奋发突围的，又有几个人？
更何况升降任免官吏，只看重出身流品，不以公平铨选人才为本，不肯轻易授予高官厚禄。那么官吏内心没有向往追求，在外又怎会勤勉办事？臣希望严格禁止投机钻营求取官职的风气，把平庸懦弱不称职的人全部罢黜。选拔官吏只看才干，不完全拘泥出身流品，授予官职之后考核实际功绩。就像苏洵所说：某人是清廉官吏，凭借某件事证明他的清廉；某人是干练官吏，凭借某件事证明他的才干。之后依据政绩优劣施行赏罚。天下希望凭才干报效国家的人，就会懂得努力改过自新。
赋税方面的弊病，大多在于冗杂耗费过多，主管财政的部门却无法节省。不是主管官员不想节省，是形势迫不得已。就拿京城来说，需要江南供给粮食数百万斛，可京城之中没有正式名籍、对国家没有丝毫用处的人，动辄成百上千，空占名号消耗国库物资。一旦遇到水旱饥荒，又会向江南加倍征收赋税。
臣听说国土广阔人口就多，人口众多财用就容易匮乏。江南百姓已经十分穷困，河北又怎么可以置之不顾？何况如今边境的侵扰还没有安定。之前榆林、大同战事，战马死亡、粮草匮乏，耗费的钱财不计其数，边境又有许多无用士兵坐吃军粮。山西、陕西百姓，承担转运粮草徭役，家家户户老幼流离失散。外部边患还没消除，内地已经困顿，实在让人恐惧。
臣希望裁撤多余无用的耗费，革除权贵势力私自招募人员的弊病，休养江南百姓，稳固国家根本。边境军务交付优秀将领，不要再设置各类统制官职，夹带投机求官之徒消耗军粮。恢复屯田实效，减轻百姓转运粮草的劳苦，国家财用就不会匮乏。
治理军队，首要在于休养安顿士兵，不让士兵被权贵私家役使，保障家庭生计，还要不断激励忠义气节，不让士气消沉。如今士兵立下微小功劳，就被权贵大臣豪门压制抢夺功劳，士兵不敢申诉，又靠什么自我奋发？还有那些作战受伤的士兵，被官府逼迫重回军队，衣食物资无从供给，亲戚家庭都难以安顿，内心已经极度想要逃离。卫所军官，又按照名册年年强行征召。士兵本就想要逃亡，官府又逼迫逼迫，逼到逃亡之后又强抓回来，哪里合乎人之常情？想要军队强大，却对这两件事不加留意，这是臣深深忧虑的。
运用刑罚的时候，洞察人情，不被欺骗蒙蔽，明智之人都可以做到；但是法律轻重有固定制度。审清案情就必须判决，权贵豪门和弱小百姓量刑没有差别。政令颁布，百姓就会遵从，天下奸邪就会随禁令消除。天下都是天子的子民，该惩处的一定要惩处，该奖赏的一定要奖赏，不需要等待请命之后才执行。
权贵豪门有所依仗，能够逃脱法网，弱小无辜百姓却受刑赴死。人都畏惧死亡，就会想方设法谋求脱罪。这一点尤其希望陛下多加留意。
礼乐、教化、选才、赋税、兵刑这些政务，参考古代施行于当代，本应当坚守不变，可是弊病已经如此。圣上策问所说革除弊病、匡救时政，教化推行政务振兴，如同祖宗初创时期，比肩前代圣君，哪里有别的办法？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而已。孔子说：处理政务依靠人才。启之后的那几位君主，不过中等才能的君主，得到贤臣辅佐，就足以实现大治；更何况陛下天资神圣，远超常人千万倍。
但是臣还有话说：政务虽然依靠人才兴办，但是君主自身，才是选用人才的根本。所以孔子又说：选用人才，先要端正自身。想要得到人才却不先修养自身，内心轻忽草率，就免不了被个人爱憎私欲拖累，出现任用不该任用的人、舍弃应当重用的人的过失。
臣希望陛下优先修养自身，树立选拔人才的准则。修养自身，又不能靠勉强伪装。必须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伦理，到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每件小事，时常警惕敬畏，向内反省自己。所作所为合乎义理、不违背大道，坚守本分准则，不被外界诱惑扰乱。做到天理纯粹明晰，私欲清除干净，自身哪会得不到修养，大道哪会不能完备？
自身修养到位，判断天下是非就不会出错；任用人才就必然恰当；推行政令就必然精当。治国功绩，能够追及祖宗，超越古昔，功绩甚至《诗经》《尚书》都记载不尽。汉唐宋那些小修小补的治世，又哪里值得谈论？
但臣又听说：治国不怕开始做得不好，最难的是能够坚持到底。恳请陛下永远保有这份不可动摇的本心，坚守这套不可更改的治国大道，就是天下国家的福气，不只是微臣一人的幸运。臣满怀忠君爱国的恳切心意。臣恭敬作答完毕。
乙丑科，弘治十八年
皇帝策问
朕听说自古以来帝王实现天下大治，头绪固然繁多，但是最核心的不外乎“道”和“法”两样。这两样事物，名称含义有所分别，二者是否有区别？推行它们的次序，是否相互依存、不能偏废？
帝王之中最圣明的，莫过于尧、舜；君王之中最圣明的，莫过于禹、汤、文王、武王。他们造就的太平盛世，万代之后依旧可以想见。他们践行道、建立法的事迹，都记载在典籍之中，可以考据验证。
自此之后，汉、唐、宋的贤明君主，有的开创基业，有的守住已成基业，也都离不开道与法，为什么他们的治世成效终究比不上上古？
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之初，确立治国准则、留下典章法度；后世列位圣君继承接续，更加发扬光大。所行的道、所定的法，与古代帝王的盛世前后一脉相承。朕即位以来，日夜谨慎小心，想要光大先辈功业，到现在已经多年。可是治理成效还没能达到极致。难道是道还有没有践行到位，法度还有没能恪守的地方？还是虽然践行、恪守了，但还不能完全做到如同上古时代？
你们诸位生员通晓经籍、积累学问，关心当世时务，一定有确定见解，请直接据实回答。不要堆砌浮华辞藻却不切合实际政务，朕会采纳施行。
臣顾鼎臣 对策
臣听说帝王治理天下，有根本的“体”，有施用的“用”。什么是体？就是道。什么是用？就是法。道根植于内心，是法度得以建立的本源；法度落实到政务，是大道得以施行的工具。
只有法度而没有大道作为内核，法度就没有精神根本；空有大道却没有法度作为载体，治理天下就没有施行工具。二者缺其一，都不能治理好天下。有大道作为根基，法度才可以建立，不存在建立良好法度却不以大道为本源的；有完备法度，大道才可以落地实行，不存在践行大道却不恪守法度的。
大道通行没有弊病，法度设立能够坚守，那么推到处处都合乎准则，行动处处都能教化万民；外部祸患平定，内部政务修明；远方归服，近处安定。君主安坐深宫，政令舒展收放没有阻碍；施行四海之内，道义融会贯通，天下全部归向正道。还担心治世比不上上古吗？上古帝王之所以成就帝业、王业，我朝太祖开创基业、列圣继承基业，全部不出于此。汉、唐、宋的时代，所尊奉的不是纯正上古大道，所设立的法度也不完备，难怪治世成效比不上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
崇敬的陛下，上天赋予圣明睿智，德行学问日日更新。宏大的教化恩泽远近，至善的治世馨香通达天地。能够研习古训而有所收获，借鉴现成典章而不犯过失，功业显赫，足以光扬先辈、造福后世。如今开设科举选拔人才，在大殿降下诏书，还认为治世成效没有到达顶点，恳切询问践行大道、恪守法度的道理。臣等蒙受朝廷恩泽，怎能不感动振奋，竭尽浅陋见解，来应答圣上美意？
臣私下认为，上天孕育万物，不能亲自料理，于是降下圣人作为君主、师长，让圣人辅佐上天，安抚四方百姓。以一人之身，凌驾亿万百姓之上，担负君主教化万民的重任，任务重大而艰难。想要完成这份使命，不辜负上天托付，离开了道与法，还能依靠什么？
所以修养自身、整顿家庭、治理邦国、平定天下，这就是治国的道，是治理的本体。确立纲纪、划分百官职责、顺应天时处理事务，创立制度规章，处理天下各类事务，这就是治国的法，是治理的功用。
臣考察朱熹的训释说：道就如同道路；法，就是法度规章。董仲舒也说：道，就是通往太平治世的路径。称作道路，就说明是所有人都应当共同行走的；称作法度，就说明是所有人都应当遵守的。这二者，道理和事务有精微、粗浅的差别，本体与功用看似两分，怎么会没有区别？圣上策问所说名称含义的分别，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孟子说：只有善心，不足以办好政务；只有法度，法度不会自己运行。程颢说：必须先有《关雎》《麟趾》体现的道德本心，才可以推行《周官》记载的典章制度。胡宏又说：道德，是潜藏在内的法制内核；法制，是显露在外的道德表现。拥有道德教化百姓，却没有法制，就没有落地手段，没有手段就会败亡；依靠法制管束百姓，却没有道德内核，就丢失本体，丢失本体就会覆灭。
所以本末虽然有先后次序，内在道义与外在制度却是互为表里，怎么可以偏废？圣上策问所说二者次序相互依存，就是这个道理。
上古圣君接连兴起，都是上天授命。帝王之中莫过于尧舜，君王之中莫过于禹汤文武。他们的道与法流传古今，如同太阳悬于高空，光照万世；如同水流行于大地，润泽无穷。教化功业的美好，还有谁能超过他们？圣上首先问到这里，臣知道陛下仰慕尧舜禹汤文武的治世，懂得向古圣学习。请允许臣依据经传陈述大略。
尧弘扬崇高德行，最终使得万邦和睦；舜慎重推行五伦教化，最终理顺百官政务；禹发布教令、遵循常道；汤完善谋略、整顿纲纪；文王、武王布行教化，确立大中之道。还有尧舜“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心法传授，典章礼仪的增减变革，这些就是上古帝王的道。
这个大道，大公至正，尽善尽美，不被功利私心牵绊，不受诡诈武力的鄙陋习气影响。从修养一人之身扩充到天地四方，从日常小事遍及四海远近，发端于普通男女都能做到的事理，穷尽到天地化育万物的宏大境界，推行万世也没有弊病。
尧观测天象制定历法，创制衣冠器物；舜巡行山川、疏浚河道，颁发瑞玉、考核官吏；禹规划财赋，留下制度准则；汤奖励功绩，整肃官方法纪；文王武王确立礼法推行教化，分封爵位土地。还有封建、井田制度，学校、征伐的典章，这些就是上古帝王的法。
这些法度，思虑周密，处处设防，源于君主自身，验证于百姓民情，顺应天时，依托地理，合乎人情风俗，万世坚守而不会失效。道确立内在本体，法完善外在功用，造就万世称颂的盛世，是有缘由的。
自此以后，汉、唐、宋贤明的君主，开创基业、守住基业，他们嘴上所说的道与法，源头虽然取自上古帝王，却只拾取浮浅皮毛，没有掌握实质；得到表面的形式，丢失内在真义。就算建立功业，也只是小的补救，哪里比得上上古盛世？圣上接着问到这一段，臣明白陛下不屑汉唐宋的有限功业，有志追求更高境界。请允许臣依据史书陈述大概。
汉高祖心胸开阔气度宏大，汉文帝清净无为；唐太宗聪慧勇武，唐玄宗喜爱贤才善待士人；宋太祖庄重孝友，宋仁宗温和恭谨节俭。他们对于道看似有所领会，但是掺杂霸道权术，崇尚黄老无为；人伦纲常有缺陷，后宫家风有过失；仁厚有余，刚毅明断不足，并不是上古帝王纯正的大道。
汉朝制定律令、确立赋税；唐朝租庸调、府兵制度；宋朝确立官吏资格品级、严设禁令，法度看起来也算完善。但是轻视诗书礼乐，礼仪制度多有缺失；君主好大喜功，放纵奢侈欲望；礼乐排场盛大，内在德行衰微；议论繁多，实际功业稀少，也不是上古帝王纯正的法度。
上古大道衰微之后，法度也随之变异，治世成效终究比不上上古，这没有什么值得疑惑。
崇敬的我朝太祖高皇帝，承受天命，推翻元朝，重建华夏正统，传承帝王世代相继的道统，确立国家典章，为万世谋划。臣蒙受朝廷恩泽，私下略知一二，请允许臣恭敬向陛下陈述。
敬畏上天、体恤百姓，抑制私欲改正过错，这是修养自身；后宫不徇私情，身边近臣不滥受恩赏，这是整顿家庭；君臣同心，朝野和睦，这是治理邦国；武力平定祸乱，文德开创太平，这是平定天下。我朝祖宗奉行的道，不就是上古帝王的道吗？
六部分工理政，百官各司其职，各项政务兴办；台谏在朝中纠察过失，按察司在地方监察官吏，纲纪整肃；车马服饰有固定等级，宫室器用有规格，制度统一；学校选举有条理，兵刑财赋有规制，各项事务安定。我朝祖宗订立的法，不就是上古帝王的法吗？
从此以后，后世圣君，善于继承发扬，不遗忘先辈教诲，教化功业远远超过汉唐宋。圣上又说治世成效还没达到顶点，日夜谨慎，想要光大先辈功业。这是陛下不以圣明自居，一心想要实现天下大同，超越千古帝王。微臣愚昧不敢妄加揣度。
臣私下认为想要效法上古帝王，先要效法本朝祖宗。能够践行祖宗的道，上古帝王的道就在其中；能够恪守祖宗的法度，上古帝王的法度也就在其中。陛下大孝感动上天，仁爱抚育万物，谦恭对待臣下，明察细微事理。每日开设经筵讲求治国道理，多次召见大臣咨询时政。践行祖宗之道、恪守祖宗法度，本无可指摘。
但是近年灾异接连出现，水旱灾害不断，天下太平和睦的风气还没有遍及；百姓遭受饥荒，底层百姓被逼作乱，百姓安乐的歌谣还没能听到；外族侵扰边境，军政不能说修明；国库消耗空虚，储备并不充裕。朝廷内外官员，大多因循苟且，只处理文书簿册；清廉自持的风气日渐衰败，追逐浮华攀比的风气日益盛行，文武官员也不能说全部得到合适人选。圣上策问所说行道守法还没有完全达到古圣标准，臣不敢否认现实确实如此。
臣愚昧认为，陛下德行、学问都如此出众，虚心求治的心如此恳切。以陛下的条件想要改变现状本不难，只怕没有多加用心。大道内容广博，关键在于修养自身；自身都不能修好，妄想跳过基础追求高远，不能叫践行大道。法度条文纷繁，关键在于振作纲纪；纲纪不振作，耗费心力处理无关紧要的琐事，不能叫恪守法度。
修养自身，不外乎仪表言行；振作纲纪，不外乎用人举措、赏罚刑罚。陛下如果一举一动都恪守规矩法度，一言一行都合乎道义礼乐，在上位修养好自身，那么家庭可以整顿，邦国可以治理，天下可以平定，还担心祖宗之道不能推行？
提拔正直之人，罢黜奸邪，完全顺应天下公论；奖赏善举、惩处恶行，不迁就亲近宠臣的私情。法度从近处率先施行，纲纪就能振作。纲纪振作，百官尽职，制度统一，天下万事都能兴办，还担心祖宗法度不能恪守？
做到这样，贤才得到任用，谗佞小人远离；用度有节制，国库财用充足；武备修整，外族慑服；刑罚清明，奸邪消弭。灾异止息，祥瑞降临，百姓安宁，万物和顺。治世的兴盛，完全可以和唐虞三代比肩。
以上只是针对陛下策问做出的回答，还没有探求最根本的道理。请允许臣探究本源精微，作为全篇最后的进言。
人心主宰一身，万事都要依靠心；上天主宰万物，无处不在。上天，是天理的源头；上天的天理，和人心中固有的天理，本质是同一个。所以帝王的大道，核心是修养自身，修养自身先要端正内心；帝王的法度，核心在于振作纲纪，振作纲纪根本在于顺应上天。
内心不端正，不能顺应天道，就算昼夜辛劳，想要行道守法，也只是表面功夫。什么叫端正内心？扩充认知来明彻本心，坚定诚意来充实本心。声色财货的欲望如同毒害本心，要远离；车马宫室享乐如同斫伤本心，要禁止；阿谀奸佞能够扰乱本心，要斥退；受宠的近侍能够干扰本心，要隔绝。一切言行举止发自本心，合乎自然，让内心安宁，身体言行自然端正；内心安宁，万事道理完备，这就叫端正内心。
什么叫顺应上天？心怀敬畏，如同上帝就在面前；谨慎自持，如同鬼神就在身旁。普通百姓，不要以为可以欺瞒，他们都是上天抚育的子民；官职爵位，不要以为可以轻慢，那是上天设定的秩序。创立制度，害怕违背天理；处理政务，害怕违逆天道。一切赏罚举措，不敢独断专行，牢记上天奖赏有德之人，上天讨伐有罪之人，这就叫顺应上天。
能够顺应上天，天理就和本心合一，本心自然端正；能够端正本心，人心和天理没有隔阂，自然顺应上天。依靠这个本心践行祖宗大道，大道施行没有弊病，可以作为法度的精神内核；依靠这个本心恪守祖宗法度，法度坚守不失，可以作为大道的实践工具。本体确立，功用通行。想要光大先辈功业、实现至善太平，陛下想要达成就不难。君主教化万民的责任得以完成，上天的护佑得以稳固，国家基业就可以亿万年安稳无忧。
臣生长海边，蒙受朝廷培养多年。平日所学，不出于道与法之间。常常庆幸能够今日面见天子，参加廷试对策，希望能够陈述见解，尽臣子忠告的本分，现在正是时机。愿陛下疏远谗佞小人。臣不顾忌讳，如实陈述见闻如上。恳请陛下留心审视，如果有万分之一切合时务，希望能够采纳推行，臣万分荣幸。臣冒犯天子威严，惶恐万分。臣恭敬作答完毕。
戊辰科，正德三年
皇帝策问
朕听说君主应当效法的对象，只有上天与祖宗。唐虞三代实现太平，都是效法上天、效法祖宗，才成就盛世，记载在经书之中可以考证。古籍之中有“代天”、“宪天”、“格天”，还有“率祖”、“视祖”、“念祖”，这些说法含义相同吗？
另外所说效法祖宗，是针对守成的君主而言；那些开创基业建立统绪的帝王，又该效法什么？汉、唐、宋之后，效法上天的道理，很难说得圆满，他们凭什么实现治世？他们也有效法自家祖宗的，为什么治世终究比不上上古？
朕即位以来，小心谨慎，凡事揣度天命，效法祖宗训诫，但是依旧有很多难以完全做到的地方。天道广大无边，如今应当效法天道里的哪一部分最为切要？典籍说刑罚效仿上天雷霆震耀，慈惠仁政效仿上天化育万物，果真可以实行吗？
我朝太祖高皇帝开创基业，太宗文皇帝接续大统，后世列位圣君所效法来治理天下的事迹，记载在典籍、传布天下，不能全部列举。如今应当效法祖宗的什么，是最为优先紧要的？史书说端正自身、勉励自己，尊崇道德，提拔忠直大臣，以此和祖宗德行相合，果真可以施行吗？
如今想要弘扬大道、推行政务，仰承上天护佑，延续亿万年绵长国祚。诸位大夫，恰逢此时被朝廷选用，应当有辅佐朕的见解，请恭敬陈述，不要忽略。
臣吕柟 对策
臣听说君主效法上天，不外乎竭尽仁爱之心；效法祖宗，不外乎竭尽孝敬之心。君主拥有天下，命运受命于上天，基业传承自祖宗。祖宗不只是把天下传给我，同时把创立的法度一并遗留；上天也不只是把天下交付给我，天赋的明辨是非的本性就在君主自身，要把本心付诸行动施加于万民。
所以仁爱，是效法上天的根本；孝敬，是体会祖宗本心、落实效法祖宗的实质。如果不用仁爱之心效法上天，只凭个人意志肆意对待百姓万物，百姓就会遭受许多灾祸。效法上天，却抛弃祖宗旧制，认为祖宗法度不值得效法，就会随意改动聪明举措，扰乱旧有典章，只会让天下纷乱。
所以说，只有心怀仁爱的君主，才能真正效法上天；只有心怀孝敬的君主，才能真正效法祖宗。啊，这就是唐虞三代圣主，同时践行仁爱、孝敬而没有偏差，才能做到的。汉唐宋的君主，轻慢上天、违逆祖宗，不懂效法；就算有所效法也做得不彻底，有的连祖宗法度都废弃，怎么可以和上古圣王同日而语。
崇敬的陛下，继承列圣宏大基业，执掌华夏天下。大概认为民间也有人通晓效法上天、效法祖宗的道理，熟习仁爱孝敬的学说，可以对治国有所补益，所以才把臣等召到大殿，提出这些策问，这不只是走祖宗旧有的科举流程。臣怎敢不把从师长朋友那里听闻的道理，全部掏出来，希望稍微辅佐圣上的心意。
臣曾经阅读《诗经》《尚书》，懂得帝王效法上天、效法祖宗的实际内涵。皋陶告诫舜，叫做“代天”；傅说告诫商高宗，叫做“宪天”；商高宗又拿伊尹辅佐成汤“格天”的道理告诫傅说。所谓代天，上天不能亲自处理世事，借君主的手行事；所谓宪天，上天自有明辨善恶的准则，君主效仿它实现治理；所谓格天，不违背上天的法则，获得上天的眷顾。这三个说法用词不同，本质都是效法上天。
商太甲德行败坏，伊尹告诫他，要么说遵循祖宗旧行，要么说审察先祖的事迹。周成王年幼即位，周公用“铭记你的先祖，修养自身德行”的诗篇训导他。所谓率祖，把祖宗作为准则，遵守奉行不敢违背；所谓视祖，借鉴祖宗已经施行的制度；所谓念祖，不敢遗忘祖宗，时常放在心上，作为施政的标杆。三者措辞不一样，核心都是效法祖宗。
效法祖宗这件事，不只是守成君主要做，开创基业的帝王同样要做。所以大禹建立夏朝，依旧效法前代帝王；商汤建立商朝，也会改良前代旧制；周武王取得天下，也会修正商的旧政。哪里有完全抛开前人，一切自我创造的帝王？
帝王效法上天的行为彼此相通，是因为仁爱本心相通；帝王效法祖宗的行为彼此相通，是因为孝敬本心相通。所以当时百姓和睦，四方教化风行，声威教化远达海外，天下万民心悦诚服，治世隆盛风俗淳美，高不可及。
自此之后，汉唐宋的君主，有的遇到水旱灾害就自我反省，有的去泰山封禅祭祀，有的信奉天书祥瑞。这些君主自以为在效法上天。遇到灾荒自我反省是可取的；可封禅、信奉天书又是什么用意？就算实现百姓富足，粮食低廉，安定国内抵御外敌，那不过是恭俭仁爱带来局部成效，不能就此说他们真正效法上天。
有的朝代标榜自家制度，有的想要效仿贞观年间，有的强硬推行继承先帝政令。君主自以为在效法祖宗。效仿贞观的善政尚可，但是一味标榜“自有制度”、强行沿袭先帝政令，又是什么用意？他们治国，要么掺杂霸道权术，要么掺杂夷狄风俗，甚至废弃祖宗法度。像这样却说效法祖宗，臣不能认同。
为什么会这样？有效法上天的虚名，内心仁爱却不足；有效法祖宗的表象，孝敬本心没有做到。难怪治世比不上上古。还有更深的缘由：汉初制度承袭暴秦，唐代皇室家风有污点，宋朝虽然仁爱有余，机谋诡诈也不少。先辈留下的基业本身就有缺憾，想要后代子孙有所效法，本就很难做到。这么看来，真正做到效法上天、效法祖宗的希望，就在当今陛下身上。
如今陛下心怀仁爱，行事揣度天命；心念孝敬，行事效法祖宗训诫，却还感慨很难做到尽善尽美。臣真切知道，陛下的仁爱本心对上无愧于上天，孝敬本心向前无愧于祖宗。请允许臣就策问涉及的揣度天命、效法祖训，完整陈述见解。
天道虽然广博包罗万象，但是君主最切要效法的，不外两点，全部归属于仁爱。上天春天化生万物，夏天长养万物，秋天收敛万物，冬天终藏万物。化生是仁爱，长养是仁爱，收敛是仁爱，终藏也是仁爱。上天有春夏，君主就推行慈惠养育的政令；上天有秋冬，君主就施行刑罚惩戒。
所以《春秋》记载，桓公行事违背天道，天子王法不能约束，就记载他朝会的事件加以贬斥；成公懦弱，阳气不能舒展，就记载冬天无冰以示警戒。那么子太叔所说刑罚效仿上天雷霆震曜，慈惠效仿上天化育万物，并不是没有依据。
如今如果陛下一味施行慈惠，作恶的人得不到惩戒，就会助长奸恶；一味动用刑罚，行善的人得不到鼓励，会挫伤良善百姓。但是慈惠不能过度，刑罚也不能过度。上天春夏以长养万物为主，秋冬肃杀只用在必要之时。君主怎能不懂得权衡轻重？懂得权衡轻重，仁爱的本心就能充分落实。
我朝太祖高皇帝开创基业，太宗文皇帝接续大统，后世列圣用来治国的事迹，记载典籍传遍天下，不能一一列举，但是核心不外修养自身、任用贤才两件事。太祖或是上朝听政，或是在便殿，翻阅旧的公文档案；闲暇阅读经史；节俭到穿缝补过的衣服；廊庑墙壁书写《洪范》《大学衍义》。修养自身的勤勉大抵如此。
对待人才：派遣使者带着礼品聘请隐居的刘基、宋濂，称呼他们为古之君子、我的张良，不直呼名字；采纳王思颜的谏言，处置奸恶用来警示群臣；采纳许好问的劝谏，不因对方只是县尉的低微官职就拒绝意见。乐于任用贤才大抵如此。
那么当今效法祖宗，还有比修养自身、任用贤臣更加优先紧要的吗？所以李绛说唐宪宗，端正自身勉励自己，尊崇道德，提拔忠直，以此和祖宗德行相合，怎么会不能实行？做到这些，孝敬思念祖宗的心就充分实现。这就是效法上天，也是效法祖宗。
陛下如果真的亲身实践，那么陛下的心就是上天的心，陛下的志向就是祖宗的志向。好生爱民的德行，可以润泽四海；光扬先辈的功业，可以造福后代无穷。只怕心念之间稍有疏忽，仁爱有所偏差，赏罚就不能完全公正，慈惠的施加不能恰到好处，这样就会和天道相背离。继承祖训稍有疏忽，孝敬本心有所亏欠，修养自身就会放纵安逸；对待人才只注重表面礼遇，就会和祖宗之道相背离。仁爱孝敬的道理，陛下怎么可以看得轻浅而不加留意？
但臣还有进言：效法上天效法祖宗，固然要竭尽仁爱孝敬本心，如果没有学习修养，本心就不能真正拥有。学习也不是简单说说。内心真正喜爱道义，学习才会专一持久。不然就算师傅大臣勉强督促，也是徒劳。
如果深宫便殿之中，潜心读书穷究义理，不专注雕琢文辞章句；和大臣相互熏陶、研讨辨析，圣上的智慧就会越来越清明。体会义理带来的快乐，就不会贪图嗜好享乐，游玩玩好的事情就不能扰乱内心。做到这样，德行可以和天地相配，仁爱的德行圆满；本心可以和祖宗相合，孝敬之道发扬光大。国家基业稳固不可动摇，百姓衷心拥戴。恳请陛下采纳。臣冒犯天子威严，惶恐战栗。臣恭敬作答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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