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未科，正德六年
皇帝策问
开创基业依靠武力，守住基业依靠文治，前人有这样的说法。可是兵与农本源一致，文与武道理相通，二者实际功用果真有区别吗？文武的分别，从什么时候开始？兵和民的割裂，起于哪个时代？
考察上古典籍：《尚书》称赞尧“乃武乃文”；称赞舜“文明”；称禹“文命”，却不提及武功；称赞商汤“圣武”，却不提及文治。周朝的文治谋略、武功功业，各有所侧重。三代各推崇忠、质、文，却不推崇武功；周朝划分士农工商四民，士兵不在四民之列，这是什么缘故？
汉唐宋英明的君主，有的开创基业同时兼具文治，有的守成同时兼具武功；就算有所欠缺，也足以实现良好治世。评论的人又说天下安定之时，要重视宰相；又说天下虽然太平，忘记战备就会危险。那么治理军队的道理，和治理百姓，究竟是相同还是不同？
我朝太祖高皇帝，圣神文武统一天下，设立官职、划分户籍，各有固定制度。后世列圣继承，全部遵循这套制度。一百五十年，天下安定功业成就，实在来源于此。
但是长久太平之后，懈怠玩忽的风气随之滋生。学校制度虽然还在，士人却荒废学业；减免赋税的诏书屡次下达，百姓依旧遭遇饥荒。百姓流离逃亡，一部分沦为盗贼，让朕日夜忧虑。
如今赋税转运，民力已经耗尽，可军粮依旧不能充足；调遣军队作战防御，士兵已经劳苦，百姓的祸患依旧不能消除。难道是任用官吏不得其人？可是铨选官吏的制度、升降的法典、赏罚政令，朝廷也未尝不加重视。
如今想要完备抵御外患、安定内政的实绩，警惕安逸嬉玩的祸患，文治兴办、武功有成，天下士兵百姓互相护卫、互相供养，生活在太平无事的世道，保全国家长治久安的基业，应当怎么做？诸位大夫立志经世致用，廷试对策，不用隐晦微言，请陈述切合当今时务的见解。
臣杨慎 对策
臣听说帝王驾驭天下，有实现治世的完备德行，有保全治世的完备功业。文治武功一同施用，就是实现治世的完备德行；士兵与百姓相互依托，就是保全治世的完备功业。文武同用，就可以看到道理相通，天下政令归于统一，德行才算完备，就像日月悬在天上，普照万物，全部是上天的德行。兵农相互依托，就可以看到本源一致，天下治道归于统一，功业才算完备，就像人的手脚，所有行动，都依靠人的身体。
由此维系天下，稳固国家本体，统筹各类政务，实现太平。体系前后承接，没有偏废崩坏的隐患；根本枝叶完备，没有可以指摘的漏洞。推行四海全部合适，流传万世没有弊病。帝王治国的关键，哪里还有比这个更重要？
臣年少阅读帝王典籍，研习帝王治国道理，私下有志于当世实务。学到道理不敢随便谈论，有想法又没有机会上达。如今有幸靠近天子，身在大殿对策。策问问到的，正是这套道理与实务。臣怎敢不竭尽浅薄的心得，希望对国事有万分之一的助益？
圣上策问开篇说：开创基业依靠武力，守成依靠文治，又问文武同方、兵农一致，果真有差别吗？臣认为三代以上，遵循同一个道理。平定祸乱就称作武，安守天下就称作文。百姓也是同一批人，没有战事就是农夫，有战事就成为士兵，本来就没有区分。
《易经》“明两作离”，是文明的卦象；上九爻“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说明文德光照远方，威严施展却不滥用，这不正可以看出文武道理相通？“地中有水，师”是军队的卦象，解释说：把巨大凶险潜藏在大顺民情之下，把不测武力藏于极度平静之中，就是寓兵于农的含义，这不正可以看出兵农本源一致？
所以一张一弛，叫做完善的治道；刚强克制、柔和安抚，配合建立大中正道。周公身为冢宰，同时领兵东征；毕公位列上公，又掌管司马军务。武将可以担当心腹重任，尹吉甫同时拥有文才武功。《天保》写对内治国，不是不讲武备；《采薇》写对外征伐，不是不讲文治。文武本来没有分开。
自从秦朝不效法古制，单纯依靠武力立国，谈论诗书要受刑罚，斩获首级就能升官。百姓勇于作战，都是舍生逐利之人；士人被拘束轻视，废弃礼乐与武舞的修习。到汉朝承袭秦的制度，设立丞相、将军，文官武将职责分开。唐宋以来，设置中书省、元帅、枢密院，军政权力割裂偏向一方。文武分途，出现在三代之后。
成周的制度，依据田赋征调兵力。方圆一同的土地，出战马四百匹，兵车百辆；一封的土地，出战马四千匹，兵车千辆；京畿方圆千里，万处井田，出战马四万匹，兵车万乘。从五人为一伍，累积为两、卒；从五卒为一旅，累积为师、军。天子六乡供养六军；大的诸侯国三军，次等诸侯国二军，小诸侯国一军，规模依次递减。
一方发生战事，就任命将领出兵；战事结束，献上俘虏，将领回到朝廷继续做朝官；士兵解散回到田野，依旧是耕田的农夫。兵和农本就没有割裂。等到管仲辅佐齐国，想要快速成就霸业，就在内政之中破坏周的兵制，国都之内划分四乡，国都百姓当兵，郊野百姓务农。士兵不再从事农耕劳作，农夫不再练习兵器战阵。之后吴国水犀军队，秦国精锐战士，成周古制彻底改变。兵农割裂，出现在三代衰败之后。
《尚书》所记载，上古帝王没有不兼具文武德行、兵农功业。称赞尧“乃武乃文”，教化遍及四方就是文；丹水之战就是武。舜讨伐四凶，禹征服有苗，固然可以称为武功，但也只是文明、文命德行衍生出的事。《伊训》记载商汤“布昭圣武”，但他的良善谋略教化，难道不是文武兼备？《君陈》说“文谟武烈”，文王整军伐崇，下车寻访贤道，文武二者不曾偏废。
三代崇尚忠、质、文，不推崇武功。因为讲忠、质、文，武功已经包含在内；专门推崇武功，那是秦朝的做法，不是三代的治道。周朝划分士农工商四民，士兵不在其中，就是臣前面说的寓兵于农。把士兵单独列为一类，是后世制度，不是周代旧制。
汉唐宋的君主，光武帝放下兵器讲习儒学；唐太宗一身兼具将相才干，算是开创基业而兼有文治。有所不足的，比如汉高祖不喜好诗书，但是格局远大，宽仁大度暗合大道，还能采纳陆贾“文武并用”的谏言。汉武帝北伐匈奴；唐宪宗平定淮西、西蜀，算是守成而兼有武功。有所不足的，比如宋仁宗时期西夏猖獗，却维持四十二年太平，根源在于深厚仁心培育国家根基，还能任用范仲淹这样儒者做将领。
陆贾说：天下安定，要重视宰相，太平时代不能不修文德，所以说君主的职责在于选好宰相。又说：将帅只是一个部门长官，不能和宰相相比。《司马法》说：天下虽然安定，忘记战备就会危险，太平时代不能不整顿武备。所以君子要修缮兵器，防备意外；圣人重视防范还没有发生的祸患。由此懂得，军队用来保护百姓，百姓供给军队物资；治理军队，目的是消弭战乱；讲习武备，目的是停止战争。治理军队和治理百姓，看似有分别，本质是相通的。
汉朝军制分为南军北军：南军护卫皇宫，北军巡守京城。有骑士、材官，西北擅长骑兵，东南擅长水战，临淄擅长弓弩，荆楚多出勇士，全部依靠官府供给，不编入普通民户。有识之士惋惜汉代距离古制还不远，却不能恢复。这就是汉代治民和治军两套体系。
唐朝府兵制度最为完善：士兵分散在各府，战争结束将领回到朝廷，消除祸乱源头。二十岁从军，六十岁免役，百姓没有长久服役劳苦；三季务农，一季操练武艺，军队不会长期聚集滋生祸乱。兵器甲胄、衣食粮草取自民间，国家没有养兵巨额开销。治理百姓和治理军队合为一体，后世评论认为接近上古，确实有道理。
宋朝设立三衙、四厢、总管、钤辖等各类武将官职。但是整个宋朝，国家声威不振，根源在于兵权过轻，兵和民割裂得太严重。
总的来说，文武是名义，兵农是实质。三代以上，士兵出自农夫，文武不得不合为一体；三代以后，兵民割裂，文武不得不分开。懂得文武相通的道理，那么治理百姓、治理军队，就不应当做两件事。
崇敬我朝太祖高皇帝，天赋超凡智慧，扫除前代的污秽乱世，恢复华夏正统。武功的盛大，无以复加；在变革夷狄风俗之后整顿人伦纲纪，天下平定之后振兴文教，文德又是何等隆盛！
太祖设立官职：科举分文举武举，官员分文班武班，吏部有文选、武选；定立户籍：田地分屯田民田，户籍分军籍民籍，地方机构有州县、卫所。君主独掌大权，不会出现权柄下移；各地互相牵制，不会出现地方势力尾大不掉。有战事就一同参与机密谋划，太平时候各自掌管民政军务。京城司马官专门管理军队；地方宪臣总管边防事务；按察司设置兵备职务；州县官吏设有巡捕差使。名义上分开，实际相互统属；职责看似割裂，事务相互维系。保全天下的制度，和三代相符。
至于太宗皇帝弘扬经史，对外肃清漠北；宣宗尊崇儒臣，出兵平定汉王叛乱。后世列圣相继，更加勤勉。一百五十年来，都依靠文治实现太平，军事谋划算无遗策英明威武而不嗜杀伐，功业宏伟盛大，光辉照耀史册，使国家命脉如箕翼星辰般绵长存续，使国家根基如磐石般安稳坚固。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百姓，大概都身受其惠却不知不觉。
皇帝陛下，保有富庶的基业，谋求日新的宏图，阅历丰富因而事理明达，涵养深厚因而意志坚定。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天下便闻风向化；容颜神色稍有变动，海内便震动惶恐。边境的祸患，在它刚兴起时就被扑灭；内部的隐患，在它未成形时就被消除。君子涤荡心神来承受美好的德政，百姓伸长脖颈盼望太平盛世。而陛下心怀谦逊，认为太平日子久了，人们就会随之玩忽懈怠。臣读到这里，便知晓陛下治理天下的完备德行、守护太平的全面功业，正可凭借这一念头而兴盛发扬。臣私下认为陛下求治的心意极为恳切，但是奉行政令的人或许还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学校是风俗教化的本源。程颢说：治理天下以端正风俗、招纳贤才为根本。假使主管学校的人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教育的方法都像阳城在国子监、胡瑗在湖州学时那样，统一道德标准来彰明礼义，尊崇经史学术来端正风气，不因为嬉戏荒废学业，不因为随俗败坏教化，那么淳厚的风俗就可以实现，士人失业的情况就不值得担忧了。 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所在。邵雍说：政令宽缓一分，百姓就受到一分的恩赐。而能让政令宽缓的关键在朝廷，最贴近百姓的官职莫过于郡守县令。假使担任郡守县令的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养民的方法都像黄霸治理颍川、张咏治理益州那样，遵奉朝廷的法令条规，传布宣扬帝王的恩德心意，不把搜刮赋税放在首位、把安定民生放在后面，不把安抚百姓放在次要位置、把催收租税放在前面，那么殷实富足的社会风貌就可以期待，百姓遭受饥荒的情况就不值得担忧了。
流离失所的百姓聚集起来成为盗贼，也是因为教化没有法度、养育没有常道的缘故。按人之常情来说，盗贼也是人。人没有不爱惜自己身体筋骨的，没有不爱护自己父母妻儿的，没有不珍视自己田地房屋财产的。如果在上位的人不用无益的工役劳苦他们的筋骨，不用不当的刑罚伤害他们的身体，不让流离失所困苦他们的父母妻儿，不用株连搜求损害他们的田地财产，那么他们所珍爱的一切都能保有。就算不幸面临死亡，尚且舍不得自己所爱的人事物，更何况会舍弃所爱去踏入必死的境地呢？ 如今像潢池起兵、绿林起事那样的盗贼，到处都有。这无非是春秋粮饷转运的弊端，导致十室九空，农业生产本就应当被重视。近来朝廷拨出内库白银二十万两，来接济四川的军粮储备，爱护百姓可以说非常深厚了。臣愚钝地认为地方的积蓄应当满足自身使用。古人说：军队贵在精良，不在众多。如今担任将领的，往往追求兵员众多，而粮饷供给又常常担心不足。兵员多了，粮饷供给就不能不增加；粮饷多了，民力就不得不耗尽。这是百姓用来供养军队，却不能反过来被军队拖累。 征调的军队动辄千百人，作战御敌的功效却十无二三，军政事务尤其应当紧急整顿。近来征调京营三千骑兵，来平定山东的叛乱，抵御祸患可以说非常切要了。臣愚钝地认为当地的壮士本就可以征用。从前汉朝攻打匈奴，任用六郡的良家子弟，因为他们熟悉当地地形险阻，奋力保卫家乡，比起从其他地方征调的士兵，一人可以抵挡百人。况且京军一出征，既有行军携带物资、驻守供给粮饷的烦劳，也有削弱京师守备、失去居重驭轻态势的隐患，本来就只适合一时权宜之用，而不能持续数月之久。这是军队用来保卫百姓，却不能反过来成为百姓的负担。
圣上策问又说或许官员任用不当，臣愚钝地认为一个时代的人才，本就足够满足一个时代的需求，只怕任用他们不得其法罢了。如果任用真能得其法，那么贪婪的人也可以驱使，狡诈的人也可以任用，更何况那些心怀德行、立志建功立业的人呢？ 选拔举荐的制度是公正的，难道就没有迂腐儒生占据要职、有才干的人被投闲置散的情况吗？官员升降的制度是妥当的，难道就没有尸位素餐之辈、贤才遗漏不用的遗憾吗？赏罚的法令是严明的，难道就没有滥竽充数却受奖赏、身有过失却免于处罚的人吗？ 假使官员都能竭尽自己的才能，才能都能得到恰当的发挥，人人都有忘却私利的公心，事事都有报效国家的诚意。在天还没下雨时就修缮好房屋门窗，在还没起火时就移走堆积的柴草。一个郡有警报，邻近的郡就怀着唇亡齿寒的忧虑；一时有危急，事前就想到事后追悔莫及的教训。敌人来了不畏惧，敌人退了不松懈，不依赖他人成事而劳烦我方军队，不旷日持久而耗尽我方财用。对内修明政治、对外抵御敌寇的实效，必定要在条文教令之外尽心竭力；文官安闲、武将嬉游的弊政，必定要在积习之后加以整顿振作。 那么文德的布扬，就会像云行雨施一般遍及天下；武功的建立，就会像雷厉风行一般威震四方。远可以恢复上古帝王的清明之治，上可以光大祖宗的谋略功业，国家亿万年的国运，就可以与天地相配而无穷无尽。 臣希望陛下更加尊崇这种德行，更加守护这份功业，永不懈怠、永不荒废，推行可长久、可宏大的治国之道。只希望陛下在日理万机的闲暇，稍稍留意这些事，那么所有用来策问臣下的治国方略，都可以依次推行了，又何必多费言辞呢？臣冒犯天威，不胜惶恐之至。臣谨此对策。
甲戌科 正德九年
皇帝制策
皇帝制曰：朕认为《大学》这部书，有本体有功用，是圣贤学说的渊源，是治国之道的根本。宋代儒者真德秀曾推阐它的义理，进献给朝廷。我朝太祖高皇帝特意命人用大字书写，张贴在宫殿的墙壁上，早晚观览，常常与侍臣讲论其中的道理。历代圣君相继承袭，无不尊崇信奉。朕刚刚继位时，经筵的儒臣就首先进讲此书。 这本书的大纲有两条：先讲帝王治理天下的次序，再讲帝王修身为学的根本。又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学问，分为四个条目，依次列在后面，指明求学之人用功的方向。 学问是本体，治事是功用。由本体通达功用，那么先求学而后治国是可行的。但如果说治理先于学问，在道理上又怎么讲呢？那治理天下的次序，前代圣王的规制、后世贤人的议论都包含在其中，并列起来比较，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帝王所做的学问却有所不同。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纯粹至善，无可非议。殷高宗、周成王难道就没有瑕疵吗？再往下即使是汉唐的贤明君主，也或许不能没有些许违背正道的地方。再往下就错得更厉害了，不过是在技艺文辞上下功夫罢了，难怪他们的治理比不上古代。这些都是后世的鉴戒，可以一一列举来说说吗？ 再者《大学衍义》所记载的内容，没有涉及宋代的史事，不知道宋代的各位君主在治国与为学方面，有没有可以称道的地方？朕在日理万机的闲暇，留意这部书，是希望近似古代帝王的学问，来光大我祖宗的治世功绩。朕砥砺志向虽然勤勉，但功绩成效还不显著，家国的仁让风尚、用人理财的成效，比起古代还有差距，难道是治理天下没有抓住根本吗？ 身为臣子如果不懂《大学》，就无法尽到匡正君主的职责。各位儒生通晓这个道理已经很久了，即将担负起做臣子的责任，要为朕尽心答对，不要空泛简略，朕将亲自阅览。
臣唐皋对策
臣唐皋 臣对策说：臣听说帝王有先后相承的治道，有本末相依的学问。治道有先后相承的次序，是因为功用根源于本体；学问有本末相依的关系，是因为本体要通达于功用。帝王的治道必定以学问为根本，帝王的学问必定要落实到治道上。 治道不以学问为根本，就是苟且的治理，算不上帝王所说的治道；学问不落实到治道上，就是无用的学问，算不上帝王所说的学问。有本体的治道，才是帝王的治道，它先后相承的次序，不容许有丝毫紊乱；有功用的学问，才是帝王的学问，它本末相辅相成的功效，不可以偏废。 后世希望天下大治的君主、致力学问的帝王，实在应当效法这一点。况且古代帝王的治道与学问，又从哪里探求呢？从《大学》这部书中探求，就都能看到了。君主想要实现帝王的治道，必定要推阐这部书来发挥它的功用；想要立志于帝王的学问，必定要明晓这部书来确立它的本体。 而必定先有帝王的学问，才有帝王的治道。先后有次序，本末不相悖，这是孔门传授的言论，宋代儒者推阐的议论，是圣人之学的渊源，治国之道的根本，是一天也不能不讲究的。所谓君主不懂这个，就无法理清治国的本源；人臣不懂这个，就无法尽到匡正君主的职责，难道不是不变的定论吗？
然而《大学衍义》这部书，在前代被进献却没有发挥补益，在我圣朝得到表彰却有实效可证。用实际功绩革新圣人之学，用切实学问辅助圣明之治，这就是我朝历代圣君能与古代帝王媲美、甚至超越他们的原因。 恭惟皇帝陛下，天资英武，学问日新，心怀谦逊，从不自满。于是在日理万机的闲暇，召臣等进殿廷，以《大学衍义》一书策问，探讨治道遵循的次序、学问秉持的根本，让臣等论述。臣由此体察到陛下致力学问、谋求大治的心意，必定想要超越我朝祖宗，超过古代帝王，而不屑于汉唐贤君的作为。臣怎敢不搜罗旧闻，来对答宣扬圣意于万一呢？
《大学》这部书，本体与功用兼备。有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三大纲领，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在外能极尽它规模的宏大，在内能穷尽它条目的详尽。它的次序不可混乱，它的功效不可缺失，都是古代帝王用来治学和治国的工具。 将它体现于身心就会有所收益，将它施行于事业就会有实效可证。本末相依，可以从本体通达功用；先后相承，可以通过功用验证本体。遵循它就天下大治，违背它就天下大乱，天下后世，没有能脱离这个而谈治国与为学的。 孔门师徒阐发经传，是列举古代帝王本体与功用完备的学问，作为后世君临天下者的法则与范例。自从汉代以来，尊崇信奉的人少，治世就比不上古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宋代儒者西山先生真德秀，在理宗朝时，推阐《大学》的义理，撰写《大学衍义》进献。如今看这部书，它的纲要有两条，条目有四项。所谓纲要，一是帝王治理天下的次序，二是帝王修身为学的根本。前代圣王的规制，都包含在这里面，而后世贤人的议论，也不能超出这个范围来立论。 如今就《诗》《书》的记载，以及汉唐宋各位儒者的言论，都可以考证知晓，请允许臣大略陈述。比如彰明美德而使万邦和睦，谨慎修身而促使百官勉力辅佐，树立爱敬之道从家国开始，示范于妻子进而推及兄弟。荀况的修身之说，董仲舒的正心之对，扬雄的大小远近之喻，周敦颐的端本善则之论，这些都是所说的治国的次序。 精纯专一，而精妙传承执中之道；慎微安康，而迎接上天赐予的福命。彰明德行、建立大中之道的勤勉，秉持本心、树立至高准则的传承，以及伊尹一德常师的训诫，傅说始终典学的规范，姜太公丹书的劝戒，《诗经·周颂》敬止的诗篇，这些都是所说的为学的根本。该书的纲要所统领的就是这些。 所谓条目，明晓道术，辨别人才，审察治体，体察民情，这是格物致知的要领；崇尚敬畏，戒止逸欲，这是诚意正心的要领；谨慎言行，端正威仪，这是修身的要领；重视后妃，严整内廷，稳固国本，教化外戚，这是齐家的要领。 该书所列的条目就是这些，而条目之中又有细目。首先以圣贤经典的训诫为根本，再参考古今的史事迹，细致详尽，法则与鉴戒无所遗漏，全都从身心出发，进而推广到天下，次序井然，本末的条理丝毫不乱。帝王的学问，它的本体得以确立、功用得以推行，实在是不必向外寻求就能得到的。 真德秀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这部书中，他阐发圣贤经典的意旨，作为修养自身、治理百姓的助力，功劳难道是微小的补益吗？可惜理宗虽然有表彰道学的名声，却没有推崇理学的实际行动，因此这部书虽然被进献，他的学说却没有推行，实在令人感慨。
我朝太祖高皇帝，以天生的圣明，建立日新的功业，在戎马倥偬之中，仍手不释卷。等到天下平定，尤其留心经史典籍。内殿建成后，不加彩绘装饰，特意命人将《大学衍义》书写在殿壁上，出入都观览，作为治理国政的借鉴。 因此真德秀的志向到这时才得以推行，而我圣祖表彰这部书的心意，不只是用来做宫殿的装饰。臣曾体察圣祖每每与侍臣论政，称道晁错切中要害的言论，批评汉武帝荒唐的过失，可见圣祖践行这部书的实效，又不只是像石渠阁讲经那样的旧事。 谋求治世而讲求学问，讲求学问来辅助治世，《大学》的道理到这时又重新彰明，这就是能接续华夏文明的正统、恢复帝王纲常的治理、为子孙留下长治久安的谋略、世代传承不废的原因。 历代圣君相继承袭，无不尊崇信奉，累世升平的治世，实在都源于此。皇上继承大统、遵守文治，研习学问、弘扬义理，对此尤其勤勉恳切。这就是祖宗的心意，也是古代帝王的心意。真是兴盛啊！
然而圣上策问又说：学问是本体，治事是功用。由本体通达功用，那么先求学而后治国是可行的。但如果说治理先于学问，在道理上又怎么讲呢？ 臣听说，真德秀撰写这部书，本就是为谋求治世的君主而作的。从本体通达功用，固然是先有这样的学问，才有这样的治道；顺着末节来探寻根本，那么先谈治世而后谈学问，也不妨碍它的条理次序。 《大学》排列的八个条目，说首先要使天下人都彰明美德，而推究其根本在于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它的用意正是这样，又有什么先后值得怀疑的呢？
圣上策问又说帝王所做的学问有所不同，确实是这样。精纯专一、秉持中道，是尧、舜、禹的学问；建立大中、树立至理，是商汤、周文王武王的学问，纯粹到了极致，无可非议，他们能实现唐虞三代的盛世，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 至于殷高宗依靠贤臣的辅佐来接续成汤的旧业，周成王依赖辅弼大臣来成就基业的美善，虽然似乎稍有不同，但根植于身心的功夫却没有差别，他们作为中兴的贤君、守成的明主，不也是应当的吗？ 到了后世，称道善政的君主，摆脱不了马上得天下的习气；在宣室接受祈福的帝王，只讲求出行的仪仗排场。也有像汉明帝亲临辟雍拜谒老者、像唐太宗延揽儒士招纳贤才的，如果说他们也有志于学问，但帝王治心修身的实效，却几乎没有听说过。 所学的是这样的东西，那么他们的治世成效也就可想而知了。汉唐的贤明君主尚且如此，更何况像陈、隋两代君主那样只在技艺文辞上下功夫的，又哪里值得玷污圣上的听闻呢？ 往下到了宋代的各位君主，大体上天资虽然美好，但学问却不够笃实，所以礼乐典章制度虽然完备，而治道却没有得到弘扬。当时名儒辈出，可以讲求学问，可以辅佐治世，然而议论虽然频繁，君主却不能专一信任，征召任用不久，随之就被排斥贬谪，难怪治世只能达到小康，最终也没能大大超过汉唐。 由此看来，世道的治乱兴衰，取决于君主好学与不好学；学问的好坏，取决于对这部书的理解透彻与否。为什么呢？帝王的治道根源于道义，帝王的道义记载在典籍中，君主想要实现帝王的治道，不能不立志于学问；想要立志于帝王的学问，又必须在这部书上尽心竭力。 如果不明晓这部书，就会学问没抓住根本，治道也没了次序，这就是臣所说的必定先有帝王的学问，然后才有帝王的治道，而《大学衍义》这部书，君主一天也不能不加以讲求的原因。
陛下留意这部书，本来就已经有志于理清治国的本源；经筵的儒臣以此书进讲，也已经在尽到匡正君主的职责。祖宗的治世可以增光添彩，帝王的学问可以追比古人，而陛下还以家国的仁让风尚、用人理财的成效，比起古代尚有差距为忧虑。 臣知道陛下将要带领百姓达到唐虞三代的盛世，延续亿万载无穷的福祉。一家仁爱，一国就都会仁爱；一家谦让，一国就都会谦让；俊杰之士都在官位，民间就没有遗漏的贤才；生财有道，国家财用就永远充足，唐虞三代的盛世，也不过如此。而这都是从身心出发的学问带来的结果。 陛下想要享有这样的治世，能不从为学的根本上去探求吗？臣希望陛下以帝王的本心保持治学的诚意，以帝王的学问作为治国的途径，不满足于小的成就，不拘泥于眼前的利益，在处理政务的闲暇，延请接见儒臣，每日勤于讲论，对这部书的大纲要目、微言大义，反复探究，穷尽底蕴，那么学问达到的境界，将与帝王的光明德行相契合；治世取得的成效，也与善于推行王道的君主没有差别。又何必担心砥砺志向虽然勤勉但功绩成效不显著呢？ 届时道术得以明晓，人才得以辨别，治体得以审察，民情得以体察，格物致知的要领就掌握了；敬畏之心得以崇尚，安逸欲望得以戒止，诚意正心的要领就掌握了；言行得以谨慎，威仪得以端正，修身的要领就掌握了；后妃得以重视，内廷得以严整，国本得以稳固，外戚得以教化，齐家的要领也都掌握了。 《诗经》有《关雎》端正根本的意旨，有《鸡鸣》警戒劝勉的内涵，有《棠棣》和睦兄弟的和乐，有《行苇》敦厚待人的仁心，一家的仁爱谦让就由此兴起。说到用人，那么具备九种品德的人都得到任用，百官各司其职，用人的成效就显著了；说到理财，那么秉持太平时期的俭朴美德，效法《无逸》的治国功绩，理财的成效就实现了。 由此功绩光耀祖宗，由此媲美古代帝王，只在陛下稍加留意罢了。然而这些都是陛下已经在施行的，臣却还说个不停，是因为臣子忠君爱国的诚心，本来就有不能自已的地方。臣是民间新进的书生，不懂忌讳，冒犯天威，不胜惶恐之至。臣谨此对策。
卷三
己丑凤麟策问
本朝甲戌状元 芝山 胡任与
辛巳科 正德十六年
皇帝制策
皇帝制曰：朕认为自古以来君主统治天下，必定谨慎对待自己的举动，而做臣子的也未尝不用慎初的道理来告诫君主。国家的治乱兴衰，君子小人的进退升降，世道的盛衰荣辱，其关键都在于此，实在不能不谨慎。 然而考察《诗经》《尚书》的记载，却也不能没有疑问。舜在正月上旬的吉日，在文祖庙接受尧的禅让，首先考察璇玑玉衡来整齐七项政事，同时举行各种祭祀、按等级祭祀山川，观照上天、交接神灵，如此看来政务固然是首要的，但灾异也应当警惕省察。 正月初一，舜到文祖庙祭祀，咨询四岳，开辟四方之门，广开视听，唯恐有所滞后，并且召见十二州牧逐一询问，难道进用直言、任用人才又是最急迫的吗？ 太甲即位元年，恭敬地拜见先祖，伊尹明确讲述成汤的盛德来训诫太甲，这说明天下的政事没有比效法祖宗更重要的了。殷高宗恭敬沉默、思慕治道，傅说告诫他，尤其恳切地要他谦逊立志、时时勤勉，学习经典难道可以迟缓吗？ 周成王即位，周公作《无逸》，列举殷代三位宗王来劝勉他，只以敬畏上天、爱护百姓为核心。《访落》这首诗，却又以体察下情、遵守祖宗法度为主题。《立政》这部书，又以三宅、三俊的用人之道为不可忽视，最终以慎用刑罚、不荒废狱政为重点，其意旨本来就各有侧重吗？ 又有值得疑问的，禹从舜那里接受任命，不久就会合诸侯誓师征讨三苗；周康王统治天下，大臣进谏，首先以整顿六军为言，其他事务都顾不上，为什么要把军事放在首位呢？ 至于禹恭敬地秉承帝命，有精一执中的道统传承；商汤推翻夏朝，有安定天下的重任；周武王战胜殷商，向箕子请教《洪范》，即位后接受姜太公的丹书，退朝之后，几席、酒器、刀剑、门窗，无处没有铭文。这又是万世道学的渊源所在，不能当作寻常的政事来看待。 那么君主慎初的道理，果真有超出这些之外的吗？ 汉唐宋以来，君臣的议论，世上没有能和三代相比的，然而一代的治功与政见，也不可以泯灭。看那董仲舒的天人对策、匡衡的崇俭上疏、路温舒的尚德缓刑书、陈宠的荡涤烦苛奏，姚崇开元初年的十事要说，陆贽劝德宗下的罪己诏，元祐年间吕公著的修德治国十要，淳熙年间朱熹的谨始自新十目，都对初政深切关注。 这些与魏征的十渐之虑、《春秋》的五始之义、荀子所说的三卿依次进献策文的要旨，归纳起来，难道真的没有很大差别吗？ 人事有本有末，事理有始有终，王道的实施本来就有先后次序，端正根本是为了治理枝末，谨慎开局是为了谋求长远，应该先施行的就不能稍有滞后，这些都关系到治国的大局，不可以草率对待。为什么各种说法不能归于一致呢？ 朕秉承上天的明命，继承祖宗的大业，即位以来，整顿革除弊政，信任任用旧臣，凡是敬奉上天、效法祖宗、修养德行、勤于政务、招求贤才、接纳谏言、讲求学问、穷究义理、节约财用、爱护百姓等事，日日孜孜不倦，依次推行。取用《无逸》中“嘉靖殷邦”的语意，正将要体法正道、端正自身，以求媲美《诗》《书》中所称颂的帝王光明之治。 特意召各位进士到殿廷，询问慎初的道理。各位应当斟酌古今、考订经史，阐明本末的要义，审察先后的次序，尽心陈述，来辅助朕更新政治的心意。
臣杨维聪对策
臣杨维聪 臣对策说：臣听说帝王统治天下，有治法，有心法。斟酌制度的沿革，把握政令的缓急，足以总理天下事务，确立天下纲纪，这叫做治法。根植于自身践行，发源于内心体悟，使政令出台有根本，运行起来无穷尽，这叫做心法。 治国如果治法不完善，那么施政举措之间，就会错谬百出，必定无法成就治世。如果治法完善了，心法或许还不端正，那么法令条文虽然完备，制度规格虽然详尽，也只是表面文饰，未必能落实到实事上，只能勉强维持一时，却不能保持长久，就算想谈治世，也都是苟且罢了。 所以心法存在于内心作为根本，治法施行于外作为功用，根本端正则枝末治理，本体确立则功用运行，这是治国不变的常理。 况且君主即位之初，天命刚刚更新，人心的向往正迫切，治乱兴衰的关键，都维系在这里，所以谨慎开局、谋求长远，能不格外留意吗？因此掌握心法而推行治法，是三代以上天下大治的原因；心法不纯正，治法也就不完备，是三代以下治世比不上古代的原因。那么如今慎初的道理，又怎能超出这两者呢？
恭惟皇帝陛下，天生睿智，仁孝天成。从前在藩邸的时候，就已经承载着百姓的期望。一旦登基即位，君临天下，日夜孜孜不倦，励精图治，任用老成的大臣，革除累积的弊政，天下人无不伸长脚跟、踮起脚尖，关注政令教化，期盼看到德治的成效。 臣以民间书生的身份，首先蒙受对策的恩典，虽然十分愚陋，不足以承接圣上的恩德，但心中喜悦至极，怎敢不搜罗旧闻，来对答宣扬圣明策问的万分之一。
臣认为君主治理天下有它的时机，懂得治国形势的人乘着时机去做，就能不费力气而成就功业。所谓时机，就是即位之初。 因为即位之初，恶行还没显露，即使有奸邪的臣子，也不敢贸然施展他们的奸计，只会左右观望，一旦有可乘之机，就投君主所好。君主只要有了嗜好欲望，就会沉溺于享乐，忘记了戒惧，然后那些奸人就能肆意妄为，天下的政事就会随之败坏，以至于不可收拾。 从一开始就谨慎，不落入小人的圈套，小人也会洗心革面，一心归向正道。所以懂得时机的人会谨慎开局，不谨慎开局，就是不懂时机。 懂得时机，国家就会因此大治，君子就会因此进用，世道就会因此太平；不懂时机，治世就会变混乱，进用的人就会被斥退，太平就会变衰败，其中的关系难道是小事吗！ 太甲刚即位，伊尹告诫说：“如今大王继承德行，无不在于开端。”周成王最初营建洛邑，召公告诫成王说，就像生孩子一样，无不在于刚出生时，自己招致明智的命运。自古以来君主统治天下，大都以慎初为要务，贤明的臣子也未尝不用慎初的道理来告诫君主。
请允许臣考订经史，就圣明策问涉及的内容分条陈述。 舜代理帝位时，用璇玑玉衡来整齐七项政事，观察天象，祭祀上帝，享祭六宗，望祭山川，遍祭群神，交接神灵的礼仪得以施行。等到他正式即位，咨询四岳，开辟四方之门，开阔四方视野，通达四方听闻，致力于进用贤才来解决壅蔽的祸患，并且召见十二州牧逐一用五件事询问，致力于任用人才来获得辅佐治理的益处。 伊尹作《伊训》，明确讲述成汤的盛德来训诫太甲，因为他预知太甲会败坏法度、放纵失礼，颠覆成汤的典章制度，所以以效法祖宗为论。 殷高宗命傅说共同治理天下，傅说告诫他说：“学习要谦逊其志，务必时时勤勉，德行修养才能达成。”这是因为君主的德行修养好了，然后大臣才能各尽其职。 周公作《无逸》来训诫周成王，列举殷中宗、高宗、祖甲敬畏上天、爱护百姓的事迹，想让成王知道百姓的依靠，以此作为祈求上天永保国运的根本。 周成王谋议国事，思念先人托付的重任，于是作《访落》一诗，延请群臣来体察下情，遵循先父之道来遵守祖宗法度。 《立政》这部书，是周公所作，以任用贤才为急务，所以把三宅、三俊视为不可忽视，最终以慎用刑罚、不荒废狱政为重点，让成王尤其知道刑狱的可畏，必须委任专职官员负责，而不凭自己的心意误事。 至于禹从舜那里接受任命，不久就会合诸侯誓师征讨三苗；周康王统治天下，召公进谏，首先以整顿六军为言，似乎是忽略内政而重视军事。然而圣人的治理，本来就不会因为外事而荒废内政，也不会因为内政而遗忘外事。 三苗不服从，百姓被抛弃不得安宁，禹秉承舜的命令，怎么能不征讨呢？然而之后班师回朝，广布文德，最终凭借礼乐教化使三苗归顺。 周朝到康王时已经三代了，太平日子久了，人们就会随之玩忽懈怠，老臣爱护君主，怎能不以整顿六军为戒呢？况且所谓整顿军备，也是国家的常政，军队藏于民间，阵法在田猎中练习，巡守边防、四方征讨，都包含在巡狩、会盟之中，只是整饬军备、检阅器械、严明纪律罢了，不像后世守文的君主忌讳谈兵，好功的君主又穷兵黩武。 三代以上的君主，即位之初，无不优先处理最紧要的事务，他们的治法是值得称述的。
至于其中蕴含的心法，就尤其值得留意了。所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禹恭敬秉承的帝道。“上天降生众民，赋予他们恒常的本性，能安定他们的只有君主”，这是商汤自我担当的使命。 周武王刚灭商时，向箕子请教《洪范》，第一是五行，第二是敬用五事，第三是农用八政，第四是协用五纪，第五是建用皇极，第六是乂用三德，第七是明用稽疑，第八是念用庶征，第九是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他刚即位时，又向姜太公请教丹书，书中说：“恭敬胜过懈怠就吉祥，懈怠胜过恭敬就灭亡；道义胜过欲望就顺遂，欲望胜过道义就凶险。”退朝之后，几席、酒器、刀剑、门窗，无处没有铭文。 周武王的皇极、敬怠义欲之辨，就是商汤的安定天下之道，也就是禹的执中之道。心法的相传，精神的契合，由此开创了万世道学的渊源。立政没有这个就没有立政的根本，治事没有这个就没有治事的要领。慎初的道理，没有比这更首要的，怎么能当作寻常的政事来看待呢？
从那以后，像汉朝、唐朝、宋朝，就比不上三代了。汉朝的君主，有的研习黄老之学，有的崇尚名法之治，放下武器讲习艺文，停息战马谈论治道，却沉溺于谶纬学说；以父礼侍奉三老，以兄礼侍奉五更，却只专注于章句训诂；以至于专心经术，辕固、申公等人，都凭借德礼招致文儒，但君主声色荒淫，心术日益邪僻，只靠权术来成就功业，虽说尊崇儒道，甚至把道学指为朋党。心法的传承，几乎没有听说过。 所以他们的治法，有的驳杂不纯，有的推行却不够彻底。然而当时群臣的议论，却有很多可取之处。董仲舒在汉武帝初年对策说：“王者效法上天，任用德治而不专任刑罚。”匡衡在汉元帝初年上疏说：“治理天下的人要明确崇尚什么，要让朝廷尊崇礼义、敦厚谦让。”汉宣帝用刑名之术督责臣下，路温舒就用崇尚德治、放宽刑罚来劝勉他。汉章帝继承永平之治后，陈宠就用革除繁苛政令来劝勉他。汉朝的臣子对新政如此关注，可惜他们的君主没能施行。 唐玄宗开元初年，姚崇用十件事进言，说为政要先讲仁恕，不贪图边功，法令从近臣施行，宦官不得干预政事，免除额外的赋税，外戚不得担任边地要职，以礼对待臣下，群臣可以触犯忌讳，停止大兴土木，推崇历史鉴戒。 唐德宗遭遇奉天之难，陆贽劝他下罪己诏，说：“上天谴责于上而朕不醒悟，百姓怨恨于下而朕不知情，痛心惭愧，罪责全在朕身。”让骄兵悍将听了，无不感动流泪。唐朝的臣子对新政如此关注，可惜他们的君主施行却不能坚持到底。 吕公著在宋哲宗初年，曾向朝廷上奏十件事，就是敬畏上天、爱护百姓、修养德行、讲求学问、任用贤才、接纳谏言、减轻赋税、省简刑罚、去除奢侈、不图安逸。 朱熹在宋光宗初年，拟定向朝廷上奏的十件事，就是治学用来正心修身，用来齐家治国，亲近忠直之士，抑制私人恩惠，伸张公道，明辨义利，杜绝奸邪，选择师傅辅佐太子，精选官员明确体统，整顿纲纪激励风俗，节约财用巩固国家，修明政务抵御外夷。 宋朝的臣子对新政如此关注，可惜元祐年间的政策施行却不能坚持，淳熙年间的奏议拟定了却没能呈上，所以当时的治世，最终没能取得成功。
从各位大臣的奏议来看，虽然说法略有不同，但对于慎初图终的用意，却是一致的。 魏征的十渐之虑，是说唐太宗初年清心寡欲如今却求取骏马，初年爱护百姓如今却役使民力，初年克制自身如今却放纵欲望，初年亲近贤臣如今却接近奸佞，初年轻视奇珍如今却搜罗宝物，初年招求贤士如今却凭好恶用人，初年断绝田猎如今却驰骋游猎，初年体察下情如今却安于闲逸，初年励精图治如今却因循时势，初年安抚百姓如今却劳民伤财，以此忧虑君主不能善始善终。 五始的含义，就是《春秋》必定记载“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因为“元”是气运的开端，“春”是四季的开端，“王”是君主受命的开端，“正月”是政教的开端，“即位”是一国的开端。 荀况所说的三卿依次进献策文，就是天子即位时，上卿进献论述转祸为福的戒言并授第一策，中卿进献谋事虑患的戒言并授第二策，下卿进献恭敬戒怠的戒言并授第三策，以此希望君主谨慎开局。各位大臣的建言，在慎始图终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然而考察上下几千年间，君臣论治的学说，既有所谓心法，又有所谓治法。而作为治法的要务，有的关乎上天，有的关乎祖宗，有的关乎君主，有的关乎百姓，有的侧重内政，有的侧重外事，纷繁复杂不能归于一致。 天下的道理，本来就有大小之分，而其中又各有界限。必须分析到极其精细而不混乱，然后综合起来才能穷尽宏大而无遗漏。所以用心法和治法相对而言，心法是人事的根本，是事理的开端。 而在治法之中，又拿重大紧急的事和细小和缓的事相对而言。重大紧急的，就是人事的根本，事理的开端。做君主的想要端正根本来治理枝末，谨慎开局来谋求长远，施政的次序，心法固然应当放在首位，而治法中重大紧急的事，又怎能容许稍有滞后呢？ 圣君贤臣，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所以执中之道、安定之谋，《洪范》、丹书，以及勤学谦逊的主张、修德讲学的主张、正心齐家的主张，都直指心法的本源；而他们陈述的政务观点，也是在治法之中，顺应时势的需要，根据形势的发展，斟酌道理的所在，指出其中重大紧急的方面来说，又何必言辞都相同呢？
臣私下观察陛下自从即位以来，督责辅佐大臣，奖励接纳直言进谏，凡是应当革除的弊政，无不彻底革除；凡是应当遵循的旧章，无不切实遵行。对于敬天法祖、修德勤政、求贤纳谏、讲学穷理、节财爱民等各项事务，本来就依次推行了。 励精图治的实效，体现在即位的诏书中；中兴的志向，彰显在嘉靖的年号里。凡是天地之间，稍有血气的人，无不以殷高宗、周宣王的盛世来期盼陛下。 而陛下却仍不自满，在制策的末尾说：“正将要体法正道、端正自身，以求媲美《诗》《书》中所称颂的帝王光明之治。”想要臣等尽心陈述，来辅助更新政治的教化。 由此看来，臣知道陛下必定会成为殷高宗、周宣王那样的君主，这是毫无疑问的。臣所要进献的，也只是希望陛下谨慎开局罢了。为什么呢？数年以来，法度废弛，天下的政事已经败坏到了极点，陛下一举而更新它。 百官承受德化的日益增多，人心盼望治世的正殷切，这是天命所在的时机，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机遇。乘着这个时机去做，就像箭发离弦、河水决堤，势如破竹，只在陛下稍加留意罢了。 近代的君主，谁没有愿求大治的心意，然而有的最终没能达到，难道是智力不够吗？也是因为开局不谨慎啊。陛下想要探求慎初的道理，那么心法和治法，怎能不格外留意呢？
所以精察专一以秉持中道，整顿人纪以安定天下，谦逊勤勉以研习经典，建立皇极以排列九畴，戒止懈怠欲望的滋长，敬守道义、端正本心来修养自身，通过修身来整治家庭，那么心法就掌握了。 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来敬畏上天，参照既定的法典来效法祖宗，亲近贤臣、远离奸邪来实现治世，早起上朝、很晚才罢朝来勤于政务，举用出身卑微的贤人来招求人才，虚心接受意见来接纳谏言，节制用度来掌控国家财政，爱护百姓来巩固国家根本，慎用刑法来体恤民间冤屈，整顿军队来防备边境祸患，那么治法就完善了。 用治法作为心法的功用，用治法作为心法的辅助，本末没有偏差，先后有条理，那么汉唐的治世，比起《诗》《书》记载的盛世，又有什么逊色呢？慎初的道理，就是这样罢了。
虽说如此，但开局不难，难的是坚持到底。陛下以慎初策问，臣已经陈述了。至于谋求善终的道理，臣斗胆再为陛下说说。 《周易》说：“天道运行刚健不息，君子因此自强不息。”上天的运行，一天一周，第二天又一周，没有一刻停息，就是因为刚健。正因为它刚健，所以四季万物，都能顺应次序，顺利生长。 假使君子自强不息的刚健，和上天相比稍有不及，那么就会接近成功却又败坏，没过多久就停滞不前，怎么能成就治世呢？然而所谓的刚健，不是指血气刚强，而是以本心为根本。 陛下如果真有求治之心，每日驾临经筵，讲求至高的道理，用学问涵养本心；整肃庄重，专心致志，用恭敬守护本心；接见辅政大臣，亲近儒臣，随时在便殿咨询商议，用君子之道来扶持本心。 那么圣明的心就会澄澈明净，义理充盈其中，而物欲不能动摇它的刚健，这就是乾健的境界了，又何必担心不能善终呢？ 恳请陛下深留意，不要失去今日的时机，不要辜负今日的期望，不要愧对改元的心意，那么百姓就万分幸运，国家就万分幸运。臣冒犯天威，不胜惶恐之至。臣谨此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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