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癸丑科（康熙十二年）
皇帝制策
朕想自古以来的帝王，用仁心推行仁政，所以没有不以处理纷繁政务为己任的。那时候国家富足安乐，教化普及，很少有追求美誉的心思，而治理达到边远之地都归化顺服，顽劣过错都得到纠正，诉讼止息，灾害消除，风俗淳正，吉祥的征兆应验，是何等隆盛的局面啊。
朕继承祖宗的宏大基业，统治天下，日夜操劳，希望实现天下大治。可是政务还没有完全整治妥善，治国之道还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崇尚德行、宽缓刑罚的诏令时常颁布，可礼让的风气并没有兴起；调拨国库钱粮、减免租税的诏书屡次下达，可百姓休养生息的愿望还没实现。想来是处理政务、确立诚信、推行制度的本源，还没有探究清楚吧？
审理案件的官吏，把苛刻当成明察，这是古人所警诫的。近来看到引用律令多有繁琐，弹劾诬陷善良之人，常常被上奏检举，判罪量刑的轻重之间，大多有失公允，怎样才能让百姓没有冤屈，诉讼都处理得当呢？粮食储备是天下的根本，可是常平仓的设置，大多形同虚设，一遇到灾荒年景，就需要赈济，可上奏施行的情况并不属实，使得朝廷的恩德不能传达到民间，这要怎样才能兴利除弊呢？古代耕种九年就能储备三年的粮食，即使发生灾荒，百姓也不会面有饥色，其中的道理有可以探讨的地方吗？
有善于治理的人，才有完善的法度；推行切实的政务，必须要有诚恳的心意。如今要疏解禁令来彰显敦厚博大的治道，严明法令来消除隐匿的弊端，务必使物资充足、百姓安乐，政治清明、教化普及，以接近古代帝王协和天下、风教大行的治世，应当遵循怎样的方法呢？各位读书人积累学识已久，各自陈述你们的见解，切实详细地论述，不要空泛，不要隐瞒，朕将亲自阅览。
臣韩菼对
臣听说帝王要成就治理天下的功业，必须先要能引导天下的人心。人心，是万事的开端，是至治的根本。世间有历经百年必然衰败的法度，却有历经万世也不会衰败的本心。治理国政不以本心为根本，即使推行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法度，也没有一点用处。
古代的圣人，不能用自身操劳天下，只能用心思操劳天下。他们分设官职、推行教化，就托付给各主管部门；他们统揽全局、协调各项事务，就依靠纪纲法度。而他们爱护百姓、忠厚恻隐的真诚心意，一定会在用人行政之外有所流露，用来劝勉群臣，让上下相互倡导；用来为下属做出表率，潜移默化，激励鼓舞，务必让所有人都拿出纯粹专一的忠心，作为天子安抚百姓的凭借。
什么事应当兴办，什么事应当革除，什么该松弛，什么该收紧，宽严缓急、休养生息的尺度，君臣一起日夜思考，没有处理不当的。因此衣食丰足而储备充实，法网宽疏而诉讼止息，作乱的人不出现，战争不发生，即使有水旱不时的忧患，也不会改变百姓安乐的常态。最终四方都顺从意愿，协和融洽，人事在下方得到整治，祥瑞在上方应验，阴阳调和，风雨顺时，这都是圣明的君王能统率群臣，用真心办实事所达成的，而不是只靠法令严苛、事事补救、粉饰太平所能做到的。
皇帝陛下，德行契合天地，智慧遍及万物。核定官员的升降而整肃吏治，远追古代贤君的遗风；根据寒暑变化而顾念百姓的生计，务求风雨调和。推行文化教育而更重视道德仁艺，常常让史书记载善政；平定武功而不忘记武备演练，共显文武兼备的美好。善政已经传扬到境外，恩泽已经普及到众生，各项事业都已取得成效，万物都能顺其职守。
却还召我们这些臣子到朝廷，亲自用政务未尽整治、治道未尽完善来策问，想要讲求礼让的教化、休养生息的恩泽，处理政务，确立诚信施政的本源。这实在是广听博采、励精图治的盛心啊。请允许臣详细地论述。
臣认为刑狱是天下的大事，是祥和之气产生的缘由，也是灾害祸乱发生的根源。我皇上怜悯无辜的百姓，时常施予改过自新的恩典，屡次下达停刑的诏令，并且放宽过失犯罪的处罚，重视疑罪从轻的原则，戒除残酷的刑罚，用来惩戒枉法滥刑的做法已经很周全了。可百姓中还是有很多蒙受冤屈的，为什么呢？
制策中说：“引用律令多导致弹劾严苛，诬陷良善常常被上奏检举。”臣认为如今刑狱的苛刻，就在于先有严苛的批驳核查，随后就跟着参奏弹劾。古代审理案件，都推究情理，考量本心，谨慎地判断罪行轻重，宽厚地体察犯人的心意。如今从按察司上报案件，不论罪行轻重，都一定要用批驳核查的名义。下属官吏苦于上级的苛刻，只求不犯过错，于是就揣摩上级的意图，编造罪人的供词，以求符合要求。犯人的供词，实际上并不是出自犯人自己的口中。而上下文书移送，名义上叫作“妥招”。可招供被称为妥当，这是只求避免被批驳核查，却不顾百姓的性命啊。
臣认为应当适当放宽对按察司的弹劾批驳，而谨慎地选拔负责刑狱的官员，来托付一方百姓的性命，或许就可以有所改善了。而臣还有更进一步的建议，在于减少条例，一概遵从律条。古代律法一旦确立就不轻易变更，又有疑罪从轻、类推定罪的原则，这是律法之中已经容得下各种变化调整，不必再增设条例来模拟律法了。如今在正式律法之外，条例一天天增多，只会让执法者在量刑轻重之间上下其手，营私舞弊罢了。
况且法度也要看运用得怎么样。五刑有三千条，法度不能说不完备，可运用得当，就不会有滥用的情况。辅佐政务得当与否，确实不在于法度的详略。又何况如今的律法，所谓的各类条文以及相关原则，已经涵盖了大小罪行的比照，这尚且不够，难道还要再增订条例吗？
制策中挂念粮食储备是当务之急，并且洞悉常平仓的设置大多形同虚设，赈济的恩德推行得并不切实。臣认为如今要推行国家储备的办法就太迂腐了，要像近来这样屡次下达赈济的诏令也难以持续，要效仿古代平籴的制度又怕有结籴、粜籴、括籴等种种弊端。如果全都托付给主管官员，那么粮食的收纳、发放、囤积、散出不合时宜，储备不真实，如今已经看到这种情况了。
臣私下认为如今只有社仓的办法还可以推行。果真能委任各地的贤能之人，聘请乡里有德望的长者，劝导百姓根据自身能力缴纳粮食并登记入账，每年适当收取一点利息来补偿损耗，推行它用乡里自治而不靠县衙，依托乡绅君子而不靠官吏，用忠厚利民的心意来劝导，而不用严苛急切的手段，用来抵御灾荒，大概就差不多了。
至于制策中所说“耕种九年储备三年粮食，即使发生灾荒，百姓也不会面有饥色”，这是使百姓富足的根本大计。臣认为如今让百姓富足的方法，有减赋税，有缓征缴，有减军饷。如今赋税已经有固定数额，似乎不能再减免。可是古代实行什一税，有的是十五税一，三十税一，那么如今其他省份最轻的赋税，也比古代重了。而江南一省的赋税收入就达到六百多万，亏欠一点点就要治罪。等到百姓生计日益窘迫，拖欠的赋税也有几百万。
这几百万的亏欠，要么是百姓负担不起而百姓无可奈何，要么是被官吏侵吞而官吏无可奈何。大致都是因为赋税多而有拖欠，因为拖欠而有挪移，因为挪移而有虚报冒领，各种弊端滋生，难以追究。这种形势下不得不讨论停征，也不得不讨论减免，那何不多给百姓留些余地更有利呢？臣请求就拿一个省为例推及其他省份，如果有可以放宽减免的就减免，财富在百姓手中，就等于国家有富余，这是当前的政务要务。
缓征的说法，大臣们已经请求很多次了，说得很恳切了。皇上也再三想要推行，可却受到阻碍没能立刻施行，是因为军饷的缘故。那么臣就说说减饷的建议。古代一个州的收入，必定足够支付一个州的开支。姑且拿战国时来说，供养百万军队却不用依赖别国供给。如今天下太平，可军饷供给不断，就像年年打仗一样，耗尽中原百姓的财力，转运到沿海边远地区，运到那些荒远贫瘠的地方。
而各地的军事重镇，对外依仗着少数残留的贼寇来抬高自身地位，对内向朝廷索要粮饷，每月耗费国库无数的钱财，来满足他们金玉锦帛、声色享乐的无穷欲望，这怎么能长久持续，却还因循守旧不加改变呢？臣请求对于可以裁减的军队就裁减，那些不能裁减的，就实行屯田。古代边作战边耕种，如今正是养兵不用打仗的时候，兵力完全可以用来耕种。况且以前军队在湟中就在湟中屯田，在淮地就在淮地屯田，在许地就在许地屯田，在振武就在振武屯田，在伊吾就在伊吾屯田，怎么能借口没有可耕种的田地呢？
或许屯田收入还不够，就用邻近省份的军饷酌情供给。等几年之后，屯田治理好了，军粮充足了，再全部裁掉异地调拨的协饷。协饷停了那么征缴就可以放缓，赋税就可以减免了。缓征减赋之后百姓有富余的财物，那么耕种九年储备三年粮食，遇到灾荒也不会面有饥色了。以上这几条，臣斗胆借着圣明的策问竭尽自己的愚见。
虽然如此，处理政务有根本，实现治世有要领，那么臣认为一定要先引导天下的人心，用真心办实事才行。宋代儒者朱熹说：“世间有两种弊端：有法度的弊端，有时势的弊端。法度的弊端应当用法度来补救，时势的弊端应当用心意来改变。”
如今百官众多，各项政务都在推行，可臣常常看到官员们怕获罪的念头重，而奋发有为的心意轻；考虑功名的心思深，而忠君爱民的情分薄；推诿徇私的情况多，而公忠体国的气节少。那么或许统御群臣的方法，还有不到位的地方。臣认为应当推崇忠信来凝聚人心，放宽文法来优待官员，打破资格限制来擢升异才，增加俸禄来激励官吏，崇尚圣贤的实学来树立礼义廉耻的防线，用当世的紧要事务来历练他们处理政务的才能，潜移默化，激励振作，那么前面所说的各项措施，都可以交给合适的人去办好。
而最根本的，在于皇上的本心。果真能日夜讲求学问，一心秉持敬畏谨慎的诚意，那么德行功业就会日日增进；恭敬地临朝听政，一心采纳群臣的劝谏建言，那么各项政务就会整治完善；反躬自省，清心寡欲，一心秉持敬畏上天的诚心，那么祥瑞就会降临；冬寒夏暑，为百姓祈福请命，一心出于爱民的诚意，那么百姓的生养就会顺遂。这就是所谓的用仁心推行仁政，从而物资充足、百姓安乐，政治清明、教化普及，进而达到古代帝王协和天下、风教大行的治世。
臣是民间新进的读书人，不懂忌讳，冒犯皇上的威严，心中无比惶恐，不胜敬畏之至。臣谨此对策。
丙辰科（康熙十五年）
皇帝制策
朕想自古以来的帝王，承受天命登上帝位，安定治理天下，没有不以淳厚风俗、端正人心作为长治久安的根本的。那时候教化淳厚，民生淳朴，天下百姓都享受富足安乐的福祉，实在是政务整治、太平和谐的实效。
朕承受上天的眷顾保佑，继承宏大的基业，日夜孜孜不倦，期望实现天下大治，到现在已经十五年了。可是风俗还没有完全变好，人心还没有回归淳厚，民间的储备还不充足，军事所需的转运还很繁重，难道是振兴爱护、养育百姓的方法不得当吗？为什么隆盛的治世这么难以恢复呢！
风俗浮薄，人们多狡诈，君子忠厚的品行很少能见到，而告发攻讦的事却时常听闻，人们没有相继用仁让之道来引导自己，是什么缘故呢？况且忠孝是人生的大节。对忠孝明白透彻就不会在邪正之间迷惑，坚守牢固就不会在顺逆之间动摇。可是人心不古，作奸犯科的人暗中滋生，这关系到世道，绝不是小事。难道是亲族邻里的情谊素来没有讲求吗？还是主管教化的人训导告诫不够呢？
治理国家的方法，不忌讳谈论财用。何况如今平定叛乱的战事正紧，军需十分急迫，商议生财、商议节约，也已经从多方面筹划了，可是财政收入并没有充足起来，推行的措施也很少有实效，用什么办法才能对上有助于国家经费，对下不妨碍百姓休养生息呢？各位读书人读古书、怀古道，留心经济之学已经很久了，各自抒发你们的见解，详细切实地论述，朕将亲自阅览。
臣彭定求对
臣听说帝王安定天下，必定要有纲纪在朝中振兴，而后安内治外的功业才能成就；要有德义在民间弘扬，而后统一风俗、教化大行的功效才能显现。因此端正本源、澄清源头，为天下开创太平，要让天下百姓都爱戴拥护朝廷，人人都有乐于向善的真心，而后风俗的根本在于人心，民生的安康、国计的富足，其中的道理都源于此。
帝王日夜操劳，以增进百姓福祉为先，以休养生息为急务，这是深宫之中的德行；承继政令、推行教化，以辅佐前后贤臣为己任，以精打细算、节约开支为功效，这是百官办事的职能。既然这样，那么要端正天下的风俗人心，必定始于君主一人励精图治，进而诏告天下四方视听，开启人们奉法守令的诚心，从而触动人们慕义怀仁的本心。贤能与庸劣不混淆，任用官员就公正；激励与奖惩不差错，政策张弛就得当。那么就可以远地安定、近地安宁，可以文治兴盛、武功彰显。即使国家用度繁多、事务繁忙，自然有万世长久的谋划，不做一时补救的计策。
果真掌握了治理天下的方法，有纲纪来做倡导，有德义来做呼应，那么用君主一人的心意契合天下人的心意作为本心，天下人就都用这份心意相互维系而不可离散。古代民风淳朴、物产丰饶，享受政务整治、太平和乐的功绩，完全可以在今天重现。
皇帝陛下，圣德日新，天命笃定。建立正直坦荡的准则，风雨调和都应验吉祥；具备文武圣明的气度，天下百姓都歌颂太平。践行慈孝，善于谋划、尊崇尊长，法度垂范于朝廷；重道崇儒，勤于典籍、广设俸禄，教化传播于学界。体恤万民而广施恩泽，减免赋税、宽缓刑罚的诏令屡次下达，恩德像甘露一样普降；整饬六军而扬我国威，征讨叛乱、整治军旅的谋略一并施行，威严像秋霜一样肃正。
天下的百姓，有幸蒙受善政，听闻仁政就仰慕向往，希望能看到至治的成效。那么体会皇上日夜求治的心意，人人都振奋精神，本来就应当受到恩泽而享受太平，听闻盛德而归附朝廷了。可是还有风俗没有完全变好，人心没有回归淳厚，民间储备不充足，军事转运还繁重的问题，皇上为此烦忧操劳，在开科取士的时候，向下征询我们这些草野之人的意见。臣曾考察古代的做法，验证当今的事务，怎么敢空泛议论、有所隐瞒，欺骗自己的学识呢？
古书上说：“上天的视听来自百姓的视听。”这本来就是安定国家的根本之道。又说：“我想要辅佐百姓，你们做我的羽翼；我想要致力于四方，你们做我的助手。”说的是要有善于治理的人来推行法度。所以当时有正直节俭的节操，人们就会以礼仪不修明为羞耻；当时有教化规范的条令，人们就会以品行不端为耻辱；当时有求贤安集、开诚布公的政令，人们就会以弃逆效顺、尊亲敬长为本心。人心一天天向善，风俗就一天天淳厚。让天下人回心向道，本来就不是一朝一夕能见效的，但也有转变引导的契机。
读制策中说：“风俗浮薄，人们多狡诈，君子忠厚的品行很少能见到，而告发攻讦的事却时常听闻，人们没有相继用仁让之道来引导自己。”皇上实在是想用唐虞三代的治世来要求天下。管子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纲领。”董仲舒说：“孜孜不倦地追求仁义，是君子的品行。”如今劝学兴贤的制度一天天完备，可学官只凭文章来评定人的高下，不按品行来区分人的优劣，于是导致人们以钻营进取为能事，以沽名钓誉为荣耀，读书人多有轻佻浮薄的讥评，贤良之人很少有潜心修养的学业，这是没能体会皇上尊崇诚正的本心啊。
整顿更新的恩典屡次颁布，可是平反冤狱的心意没有落实，饬令整治假冒滥行，渐渐不用廉耻来触动人心，甚至官员任免可以随意变动，空缺职位可以徇私顶替，审理案件不怕严苛，搜刮钱财日益频繁，这是没能体会皇上整顿纪纲的本心啊。臣认为应当选拔能做风俗表率的人，像朱熹在白鹿洞订学规，湖学设立经义、治事两斋的教化方式，来劝勉振兴士风；同时得到廉洁明正、慈惠爱民的官吏，像韩延寿闭门思过、仇香劝民息讼那样，恬静无欲的人日渐被称颂，那么嚣张浮躁、竞相钻营的风气就会有所收敛，浮薄的风俗，成效就可以立刻看到了。
读制策中说：“忠孝是人生的大节。对忠孝明白透彻就不会在邪正之间迷惑，坚守牢固就不会在顺逆之间动摇。可是人心不古，作奸犯科的人暗中滋生，这关系到世道，绝不是小事。”我皇上忧念百姓的心意到这里已经十分恳切了。臣认为平时的训导潜移默化，固然贵在劝勉有实效；而遇事的安抚驾驭，尤其在于振作的契机。比如司马相如传檄巴蜀而百姓感恩，龚遂治理渤海而流民复业，人心的转变难道会很远吗？
我皇上爱护百姓，禁令监督都十分用心，实在是想让内地的百姓得到保障。可镇守将领们百般剥削，丝毫没有体恤下属的品行，那么皇上像保护自身一样爱护百姓的心意，怎能遍及到边远山谷的百姓呢？选拔将帅，申明纪律，告诫晓谕，是想让悔过的百姓乐于归顺。可勇敢的士气还不足，劫掠的罪行没有惩处，那么皇上招抚怀柔的心意，怎能完全传达给军民呢？所以一定要得到仁智信勇的大臣，用大义晓谕他们，用至诚感化他们，必定会有百姓扶老携幼前来接受教化，心怀仁厚，而亲族邻里的情谊素来被讲求的局面，一时间就会自然产生，人人都乐于尽臣子的道义而坚定拥戴朝廷。人心端正了，风俗淳厚了，即便是因为用兵筹饷而理财，也懂得生财有根本的大道了。
读制策中说：“治理国家的方法，不忌讳谈论财用。何况如今平定叛乱的战事正紧，军需十分急迫，商议生财、商议节约，也已经从多方面筹划了，可是财政收入并没有充足起来，推行的措施也很少有实效。”臣私下思量，知道说生财不如说节约，为什么呢？广开山泽的利益，终究不足以弥补正赋的亏空；多设捐纳的条例，也不足以供给军队的粮饷。凭着皇上崇尚节俭、戒除浪费的作风，最大的开支莫过于养兵。养兵的费用，最大的莫过于行军转运。
如今的粮草、草料等各项物资，各省的采办，官吏借机营私舞弊；内部的稽查考核，簿籍账目容易蒙混。其中的损耗挪移，借口耗费，开销延误，审核难行，一点点积累起来，侵吞的数额巨大。现在不察明，长此以往怎么受得了？应当选拔廉洁能干、勤勉办事的官员，巡察物价的公道，在节约开支之中，节省数额多的，就给予越级提拔的奖励。这就是陆贽和籴的好办法，去除其中的弊端，财用自然就充足了。
至于河工上的虚报冒领，尤其严重，而黄河、淮河交相涨水，耗费金钱，终究没有河道安定的一天。那么为什么不合并分设的机构，裁减冗余人员，减去一半的年度经费，来辅助军队粮饷充足呢？不必要的开支节省了，军饷渐渐充足，而后皇上放缓征缴、调拨国库，作为体恤百姓的心意，恩泽就会下布，民生就会改善，经费上不妨碍百姓休养生息，也在于推行政策得到合适的人。
以上这些，都是维系人心风俗，同时兼顾富民富国的方略，本来就是臣下整肃自身、安定百姓的心意，无非是来勤勉奉行皇上的心意。
所谓振兴纪纲，就是这些；所谓弘扬德义，就是这些。而臣首先想竭尽微薄的心意，来辅佐皇上圣德的深厚内涵，也正是本着皇上振兴爱养的本心，推广切实的政务。经史讲习精详，那么制度变革可以适时调整；官方秩序整肃完善，那么赏罚就可以全都公允。提振敢于直言的风气，朝廷内外都能通达实情；激发担当事务的责任感，大小官员都有一心为国的道义。号令严明，坚如金石，信如四时，明察先机，慎始图终，防微虑远，那么尧舜的兢兢业业以守中道，汤武的修整功业以建基业，先后同源，创守之道相合。秉承天命而确保纯正，是最切近的；弘扬大略而巩固基业，是最隆盛的。时局安定、风教大行的治世可以达到，国家安定、连年丰收的功绩可以实现，盛世的盛况可以超越历代帝王，难道不是流传万代的伟业吗！
臣是民间新进的读书人，不懂忌讳，冒犯皇上的威严，心中无比惶恐，不胜敬畏之至。臣谨此对策。
己未科（康熙十八年）
皇帝制策
朕想古代帝王统治天下，建立准则、安定国家，没有不量才授任、安抚百姓的。官方秩序清明，政务整治和谐，农业兴盛而田野没有荒地，国计富足而财货流通，富足安乐，实在是隆盛的至治。
朕承受上天的眷顾天命，继承宏大的基业，日夜操劳，孜孜不倦地追求治理。每每想到民生的安乐困苦，关系到吏治的好坏。百姓的安宁，全依仗奉公守法的好官。所以对于监司、守令的职位，务必谨慎选拔。可是像龚遂、黄霸那样的政绩没有听闻，而贪污的风气依旧。是官吏的治道繁杂而多端，激励扬的方法不完善吗？还是大官守法、小官廉洁的表率，没有得到合适的人呢？
国家的财富藏在民间，必须让百姓不游手好闲，然后田野开辟、人口繁衍。近年以来，劝农垦荒的诏令屡次下达，可是土地的潜力没有充分发挥，荒地还很多，或许是主管官员奉行不力，还是督察考核的人只循虚名而不责求实绩呢？
自古以来九府圜法（货币制度），是用来便利百姓、促进货物流通的，铸钱的制度，由来已久。近来因为铜不够用，铸造的钱币不能满足需求，有人建议开采铜矿，有人建议禁止民间耗费铜料，果真推行的话可以长久获利吗？或者这两种办法之外，还有别的好策略？
各位读书人留心经济之学，详细切实地论述，不要空泛，不要隐瞒，朕将亲自阅览。
臣归允肃对
臣听说帝王治理天下，安定百姓，要在朝中总揽大纲，必定要有鼓舞一世的权威，统一法度、整饬吏治来竞相劝勉，这样各类人才得以任用而吏治清明；世道正当太平，必定要有使万民富足的规制，统管民生国计来常规运转，这样百姓安乐而百业兴旺。这用人和理财，是治理天下不变的根本法则。古代在朝堂上深谋远虑，为长治久安谋划，日夜致力于这些事，十分周详。
天下的人才本来就众多，举用天下的才能，自然足以成就天下的治理，而信任任用得当，激励发挥他们的作用，那么铨选的制度就不会混乱；天下的财用本来就充足，聚合天下的财富，恒常足以满足天下的需求，而鼓励垦荒来尽民力，铸钱流通来助功用，那么生财的途径就会更广。
如果没有惩贪倡廉的法度，就无法整顿纪纲，吏治繁杂就会导致官职荒废，百姓的困苦就会加深；如果没有调节粮食财货的制度，就无法平衡轻重，财物流失就会导致赋税不足，国家的经费就会匮乏。既然这样，那么虚心寻求奉公守法的官吏，费心筹划国家赋税，实在是安定百姓的根本大计，不能不从这些方面着手。只要抓住根本来施政，那么富民强国的方法，就可以无忧，其中的具体办法本来就可以详细陈述在前面。
皇帝陛下，顺应天命，开创事业。昭示祥瑞以总领八方，观测天象而协调七政。在闲暇之时处理万机，彰显圣学，考订古代典籍，制度文采媲美三代；布列八阵而军队云集，命令专征，扬威讨伐，谋略安定四方。朝廷百官，日月按时，各自履行职责，公卿百官联署，常常奏报政绩；教化遍及四海，缴纳赋税，竞相效忠，四方诸侯归附，财货往来。这对于用人行政的要领，富民教民的道理，难道还有没治理好、不安定的地方，值得过多思虑吗？
可是巨身处民间，对于吏治的得失，民生的利弊，以及应当兴办的利益、应当革除的弊端，时常能察知大概，心里有话想说很久了。如今有幸承蒙皇上询问，怎么敢不披肝沥胆，倾诉心声，恭敬地陈述我愚陋的一点见解呢？
臣听说太平盛世的关键，只想要百姓安乐，而安民的切实政务，没有比选拔官吏更急迫的。官吏得到合适的人，就能真心为百姓办事，赋税徭役可以减轻，刑罚诉讼可以止息，对上有助于军国大事，对下有益于百姓生活，财用充足而物力丰盛；官吏得不到合适的人，就不能真心为百姓办事，安抚百姓与催缴赋税并重，有的人以征收赋税为能事，农桑与保障哪个重要，有的人以逢迎上级为目标，有利的事不兴办，有弊的事不革除，田地荒芜，水利堵塞，虚假上报人口数量，这还能叫吏治吗？
总之，地方长官是百姓的表率；高级官员又是百官的表率。皇上以体恤百姓为本心而谨慎选拔高级官员，高级官员体会皇上体恤百姓的心意作为本心，而严格地为百官做表率，大小官员同心协力，贤能之人共同奋进，那么各项政务没有不兴办的。
读制策中说：“民生的安乐困苦，关系到吏治的好坏，百姓的安宁，全依仗奉公守法的好官。所以对于监司、守令的职位，务必谨慎选拔。可是像龚遂、黄霸那样的政绩没有听闻，而贪污的风气依旧。”这是知道其中的缘由了。如今做官的人，难道不爱惜自己的名声吗，可有的人竟然到了不顾名声的地步；难道不顾念自己的身家吗，可有的人竟然到了不顾身家的地步。贿赂公行，贪得无厌，最终完全抛弃平生的操守，实在是因为地方官的升降，都由督抚掌握；地方官称职与否，都由督抚决定。
百姓称赞他贤能，督抚说不贤，就以不贤上报罢免了；百姓称道他能干，督抚说不能，随即就以无能降职调任了。这样地方官的进退，全凭督抚的心意，而不问民生的好坏。况且从监司以上，都能迎合督抚，而掌控地方官的命运，那么逢迎拍马怎么会不精巧，民生怎么会不一天天败坏呢？这样即使贤能如卓茂、鲁恭，廉洁如范丹，也会改变做法来想办法攀附上级了。
况且古代用六项准则来评判官吏，廉洁、善、能，长处不同，却都以廉为统领，明白官吏的职责重在操守。有操守那么心地必定清正，足以办好事务；办事必定勤勉，足以应对各种情况；仁爱足以凝聚民心，正直足以激励士气，又怎么会轻易去做贪赃枉法的事呢？所以廉洁的官吏，绝对不能偏废。即便说人的才能有高有低，可古代有繁简地区调任的制度，也是可以通行的。以此来鉴别官吏的好坏，也是可行的。
不这样的话，表彰廉洁的制度不闻于世，却因为一点过错就全盘否定，那不就几乎都按贪官来对待了吗？或者自从纳捐做官的途径打开，出任地方官的人，不能没有滥竽充数的。其中洁身自好的人固然不少，可是惩处千百人中的十个，那么警戒贪腐的法度，不能不预先设立防范。务必杜绝侵吞牟利的行为，来激励清廉的节操，用任职的成效来考核他们的实绩，那么激励劝勉的方法就得当了。这是澄清吏治的关键。
至于致力于农耕，百姓乐于本业，是百姓的根本大计。不是用催科来扰乱他们，用重役来驱使他们，怎么会轻易离开家乡，把田地抛荒不种呢？古代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储备，如今百姓却没有积蓄。征税徭役的需求，没有不是从田地里获取，来供给眼前开支的。百姓要付出比什一税多一倍的利息，春天就指着秋天的收成来偿还，到了秋天又盘算着来年的收成来偿还。一家老小，无法养活自己，已经成了必然匮乏的形势。一遇到水旱灾害，势必舍弃农具而离开田地，又怎么能用忍饥挨饿的身体，来承受敲骨吸髓的盘剥呢？
如今官吏留心农业的极少，间或有按文书办事的，催缴的命令，征召的劳役，只会滋扰百姓而对实际没有益处。对于农田水利、救荒积谷这些大政，都看得无关紧要。至于垦荒的办法，在于体恤百姓的财力、放宽起征赋税的期限，让百姓知道耕种的好处，而国家慢慢收到增税的成效，像这样百姓就乐于垦荒了。如果清丈土地的命令，恰恰成为百姓的忧患；增税的文书，只会加重贫苦百姓的痛苦。耕牛种子没有着落，宽待体恤听不到，百姓原本熟稔的田地都渐渐荒芜了，又怎么会乐于垦荒呢？
制策中说“劝农垦荒的诏令屡次下达，可是土地的潜力没有充分发挥，荒地还很多”，想来是主管官员奉行不力，督察考核的人只循虚名而不责求实绩，这实在是皇上洞悉民间疾苦啊。果真能革除这些弊端，那么农业就可以兴盛了。
至于铸钱的制度，由来已久。夏禹在历山铸钱，商汤在庄山铸钱，都是用来便利百姓的。后世有交子、会钞的纸币制度，终究没能通行，实在不如钱币流通便利。古代的方法是用旧铜换新钱，不掺杂铅，不混用锡。如今因为铜不够用而忧虑，想来是铜多却没法供给流通吧？可是臣见制钱的流通，只在京城一带使用，流通到郡县的，常常不如京城通行顺畅。如果钱币的价格有高有低，不能统一，那么百姓使用就不方便。或者有把铜钱熔化做成器物的，能得到半价的利润，假使让钱币远近贵贱都能通行，那么百姓知道钱币的便利，废弃的铜就会流出来了。
至于开采铜矿的建议，土地出产的铜，本来是供给百姓使用的，关键是开采要有制度，让官吏不能借机盘剥，盗贼不能聚集藏身，然后利益归于国家而百姓也蒙受好处，不这样的话，只怕只会滋扰百姓。所以开采铜矿必须得到合适的人，耗费铜料必须断绝源头。这些都是针对制策中提及的内容而直接陈述的。
臣认为，这两件事都属于吏治的范畴。皇上谨慎选拔高级官员，任用能以身作则、率领下属的大臣，来澄清源头，那么郡县的请托行贿就行不通；田野开辟，制度兴盛，财力充足，吏治整肃而百姓安居乐业，进而达到太平盛世，这本来就是皇上正本澄源的教化所带来的。
臣是民间新进的读书人，不懂忌讳，冒犯皇上的威严，心中无比惶恐，不胜敬畏之至。臣谨此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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