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戌科 弘治三年
皇帝制策
朕认为，天子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是天地的儿子。凡是天下的百姓，都与天子同气相连，无所不统，所以又说“大君”，是天地的宗子。继承父母的基业主宰天下，责任十分重大。必定要养育百姓、教化百姓，教化有方法，让天下百姓都能各得其所，这样责任才算尽到。
古代君临天下的君主，没有比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武王更圣明的，他们都能尽到宗子的责任，号称太平盛世。此后像汉朝、唐朝、宋朝，也有英明的君主开创基业，宗子的责任有的尽到了、有的没尽到，而治理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这些事迹都记载在典籍中，可以考证论述吗？
从唐虞以下，各位君主作为宗子的责任没有不同，制度的建立、政令的推行也没有不同，然而最终达到的治理成效却有高下之分，这固然是世道兴衰的必然。但考究其中的实际原因，还有可以说道的吗？前代儒者议论当世的治国之道，常把“定位天地、化育万物”作为最高境界，然而推行的次序，应当从哪里开始呢？
朕继承祖宗的宏大基业，日夜勤勉，想要尽到宗子的责任，比肩古代的圣帝明王，推行治理的次序应当从哪里开始？各位儒生饱读经史，等待策问，必定有高明的见解，请详细写在篇中，朕将亲自阅览。
臣钱福对策
臣谨对：臣听说君主尽到代天理民的职责，成就配天的治绩，都源于一心。心，是上天赋予我们的；天下，是上天责成我们治理的。上天不能亲自养育百姓，而责成君主养育；上天不能亲自教化百姓，而责成君主教化。上天赋予我们的心，是人人都有的；而上天责成我们的职责，却是君主独自承担的。
所以凡是主宰天下的君主，必定要反过来向内心探求。天下虽然广大，用一颗心来运筹就绰绰有余。如果不探求上天赋予我们的本心，而只致力于所责成的事务，做事情却抓不住根本，施教化却得不到要领，养育百姓即使勤勉，终究不是仁心的体现；教化百姓即使周详，终究不是躬行心得的推广。想要天下百姓万物各得其所，也就难了。
天下有一样事物不得其所，那么上天责成我们的职责就没有尽到。这样天地是天地，民物是民物，我们自身是我们自身，还能算得上是天地的宗子吗？天如此之高，地如此之厚，而我们的治理如此之狭小，还能算得上是配天的治绩吗？
《尚书》说：“上天保佑下民，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师长，就是要他们辅佐上帝，安抚四方。”《周易》说：“后王用财富成就天地之道，辅助天地的化育，来安顿百姓。”这些都是说君主承受上天赋予的全体，担当上天责成的重任，必定要尽到这份职责来成就这样的治绩。然而要做到这些的关键，难道能在一心之外吗？由此看来，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武王之所以能成就盛世，汉唐宋之所以只能达到小康，以及今日想要追慕前代、比肩上古，其中的道理也就不言而喻了。
钦思皇帝陛下，禀受天地的精粹之气，具备天地的全备之德，抚有天下。临朝以来，励精图治，凡是能够顺应天心、慰藉民望的事，无不诚心推行。可以称得上是大有作为的君主，称得上是善于继承的宗子了。
然而陛下仍然不自满，宣召我们这些臣子来到殿廷，询问作为天地宗子的职责，并且说儒者之道以定位天地、化育万物、赞襄化育为最高境界，询问推行治理的次序应当从哪里开始。臣由此可见陛下的心意，是真正懂得儒道的重要，深知君主责任的艰难，一心想要没有一个念头违背天理，没有一件事愧对古人，没有一项制度、一条政令不得其宜，没有一个百姓、一样事物不蒙受恩泽。
臣愚昧，哪里足以知晓这些？然而生于天地之间，得以跻身士人之列，名列儒者之林，久受教育，私下有志于圣贤之学，对于辅佐治理的功业、宰相的事务，虽然不敢说全部知晓，但对于天地化生的道理、本心固有的义理，是不会完全泯灭的。怎敢不援引经籍、摘取史事，为陛下陈说呢？
臣认为“天子父天母地而为之子”，这是汉代儒者班固的说法；“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也”，这是宋代儒者张载的说法。天下的道理从来都是一致的，而天下的分位从来都是有差别的。所以从天地的角度来说，君主是天的儿子；从百姓万物的角度来说，君主又是天地的宗子。
难道没见过家族的情形吗？一个家族中，凡是继承祖宗基业的，都可以称为宗；凡是继承宗族的，都可以称为子。作为宗子，对上继承宗族世系，对下团结全族之人，唯独能称作宗子。所以冠礼、婚礼必定禀告祖宗，不敢专断；祭祀必定由宗子主持，不敢僭越；富贵必定由宗子守护，不敢增加。难道是故意要尊崇宗子吗？实在是因为父母留下的身体，靠宗子来养护；父母留下的家业，靠宗子来传承。宗子所在的地方，就是父母所在的地方，自然不得不以父母的名义尊崇他。
天下的百姓，凡是禀受天气而生的，都可以称天为父；凡是禀受地之形体的，都可以称地为母。唯有大君继承上天的位置，统理天下万物，唯独能成为天地的宗子。所以他所居的位置叫天位，所享的俸禄叫天禄，所治理的城邑叫天邑。难道是故意要尊崇大君吗？实在是因为天地赋予的形体，靠大君来养护；天地赋予的本性，靠大君来教化。大君所在的地方，就是天地所在的地方，自然不得不以天地的名义尊崇他。
假如作为家族的宗子，不能教养家族，家族中的人不得其所，那么整个家族都会指责他，宗子又怎么能逃避对父母的责任呢？作为天地的宗子，不能教养天下，天下的人有不得其所的，那么天下都会仰望他，天子又怎么能推卸对天地的责任呢？
拿唐虞三代的君主治理天下来说：他们养育百姓，就会敬授民时，播种百谷，完善六府，安定邦国，广施恩惠于四海；他们教化百姓，就会协和万邦，谨守五典，布行文教，平定四方，重视百姓的五伦教化；他们的治理成效，有的被称颂如天之广大，有的被赞美如风之化育，有的被称道为天所开导，有的被认为符合上天的准则，有的被称作用来配享上天的恩泽。他们在代天理民的功业上，都大有作为，宗子的责任没有不尽到的。
拿汉唐宋的君主治理天下来说：他们养育百姓，有籍田、代田的诏令，有口分、世业的法度，百姓户籍得以确定，田地边界得以均平；他们教化百姓，有石渠阁、白虎观的经义讲论，有弘文馆、广文馆的招延士人，有博学宏词科的考试，有经义治事斋的设立。
他们的治理成效，有的杂用霸道，有的掺杂夷风，有的偏安一隅不能振作。不能让百姓都得到温饱的，免不了有百姓流落哭泣；能与民休息的，免不了有徭役的劳苦；宽厚待下的，免不了有民间的怨叹。尊师重傅却只从事章句训诂之学，广召名儒却不能改变世风士习，崇尚理学却不能革除浮靡的习气。他们在代天理民的功业上，虽然有所作为，但宗子的责任没能完全尽到。
作为宗子的道本来是相同的，治理的制度政令也没有不同，然而治理成效的差距却如此悬殊，难道只是世道衰落造成的吗？请让我探究其中的缘故：像尧的钦明文思，舜的濬哲文明，禹的克勤克俭，汤的克宽克仁，周武王的执竞维烈，他们的心纯然合乎天理，天地民物都在他们的度量之内。所以制度政令、教养天下的举措，都是从本心生发出来的功用。
至于那些恭俭节用却崇尚黄老之学，尊崇经术却性情偏狭刻薄，想要施行仁义却大纲有所亏缺，仁厚有余却刚断有所不足的君主，他们的心被私欲掺杂，就不能
懂得“民为同胞、物为同类”的道理。如果空有制度的设立、政令的推行，不过是空洞的文饰、表面的好看，只把它当作教化养育的工具，又怎么能充分发挥本心的作用呢！
至于使天地各安其位、使万物生长繁育、赞助天地化育万物的说法，这是子思的主张，也正是张载的思想。因为人自身，与天地并立而合称为“三才”。名分上虽然有高下大小的不同，但义理的贯通却从未有过阻隔。我们的心端正，那么天地之心也就端正，而天地化育万物的功德，我们便能够加以襄助；我们的气和顺，那么天地之气也就和顺，而万物就能生长繁育。我们能使天地各安其位，那么宏大的化育之功，我们便能够加以襄助；天地存在的缺憾，我们便能够加以弥补。儒者的道，必须达到这个境界，而后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人；尤其必须达到这个境界，而后才配做君主，成为天地的宗子。唐尧、虞舜与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能够尽到宗子职责的原因就在这里；汉、唐、宋的君主，负有宗子的职责却未能尽到，就是因为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然而这哪里是可以靠虚伪做作做到的，又哪里是一朝一夕就能达成的呢？一定要从心存戒慎恐惧来约束自己，达到极度宁静的境界，没有丝毫偏斜，操守坚定不移，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内心归于中正，天地也因此得以安位；从独处谨慎不苟来精进修为，等到应对事物的时候，没有丝毫差错，无论遇到什么都能处置得当，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内心归于纯一，万物也因此得以繁育。张载也说：“存养本心、涵养天性而不懈怠”，说的就是戒惧的功夫；“在暗室之中也问心无愧、没有玷辱”，说的就是慎独的功夫。这是想要尽到宗子职责的人所应当知晓的，也是当今施行治理的秩序所要从此开端的地方。
臣本是民间鄙陋微贱之人，不曾入宫随侍左右，得以亲眼见识陛下所谓戒惧慎独的功夫。然而读陛下体恤灾荒、警戒变故的诏令，知道陛下有敬畏天命之心；观察陛下恪守成规、遵循旧制的政务，知道陛下有敬畏祖宗之心；至于人才的任免升降、奏疏的批准与否，也能看出陛下有敬畏公众舆论之心。“敬畏”这一个字，正是戒惧慎独的明证。但臣之所以还反复絮叨不止，实在是因为在天下人都能看得见、听得到的地方保持庄重，比较容易做到；而在只有自己知晓、旁人耳目不及的地方存养心性，就很难见成效。 恳请陛下在日理万机的闲暇、念头尚未萌发之时，即使不必在明堂临朝听政，也要端正衣冠，端严视听，庄重得就像百官在面前一样；即使不必在宣室斋戒，也要安定心神，断绝嗜欲，敬畏得就像面对上天一样。让内心的本源澄澈明净，如同明镜止水，映照万物无所不见；让心胸开阔坦荡，如同空谷虚室，容纳万物无所不包。 等到处理事务、接触外物的时候，一个念头刚萌生，一定要审察它究竟是出于公理的天理，是天下百姓万物共同的愿望，那就坚决推行，只怕做得不够有力；如果是出于私欲的人欲，是天下百姓万物共同憎恶的，那就坚决摒弃，只怕去除得不彻底。产生了喜爱或憎恶的情绪，就要追问自己，所喜爱而想要亲近的，和所憎恶而想要疏远的，分别是什么人；出现了欢喜或畏惧的反应，就要追问自己，所欢喜而乐意去做的，和所畏惧而不敢去做的，分别是什么事。 不要说深宫九重，一个念头的差错，别人不会知道，天下人的耳目其实都聚焦在这里；不要说帝王之尊，一件事的过失，别人不会非议，神明的明察其实都映照在这里。这样才称得上是戒惧慎独，而上天赋予我们的职责也就没有亏欠了。 由此推广开来设立制度，那么制度的设立，依据的就是这份本心；推广开来推行政令，那么政令的推行，依据的也是这份本心。秉持这份本心来养育百姓，自然会显现出保护、恩惠、周济、抚恤的实效；秉持这份本心来教化百姓，自然会产生感化、转变的契机。至于一项法令的兴废，就要想着“我是为上天遵守法度，不是我能轻易变更的”；一笔钱财的收支，就要想着“我是为上天守护财富，不是我能随意耗费的”；一个官职的任命，就要想着“这是上天用来任命有德之人的，我不能独断专行”；一种刑罚的施用，就要想着“这是上天用来惩治有罪之人的，我不能徇私枉法”。凡是祖宗留下的谋划，都务求必定施行；凡是古代帝王传下的法度，都务求切实可行。这才称得上是善于教化、善于养育，而上天赋予我们的使命也就没有辜负了。 像这样，才能被称为天地的宗子，才是真正称得上“践行天性、惟妙惟肖”的人；才是真正称得上“圣明与天德相合”的人。代行上天的功业，哪有做不尽的；配得上上天的治理，哪有办不成的；儒者的大道，哪有不达到极致的呢！
不过臣又听说，周公告诫周成王说：“好比生下孩子，没有不在他刚出生的时候，就亲自赋予他明哲的天性与命运的。”说的是开端不能不谨慎。伊尹告诫太甲说：“从始至终都保持专一，才能每天都有新的进步。”说的是终结不能不谨慎。大凡臣为陛下谋划的开端之事，都是陛下应当自己造就的。每天进步的功夫，难道不该格外留意吗？ 最难持守的是人心，最难成就却最容易松懈的是功业。希望陛下把今天所说的话，试着和日后所说的话相对照，果真有什么不同吗？把今天所做的事，试着和日后所做的事相对照，果真有什么不一样吗？在丰足太平的世道坚守基业，在安逸享乐之后更加戒慎恐惧；在奋发迅疾的作为之后坚持遵循，逐步成就宏大长久的功业。那么治理天下，就会有自强不息的功绩；配得上上天，就会有纯一不已的妙处。天下人拥戴的伟大君主，世人仰赖的天地宗子，就真的足以和唐虞三代的盛世比肩，而毫无愧色了！ 谨以此作为整篇对策的结语。臣不胜恳切忠诚、敬爱之至。臣谨对。
癸丑科 弘治六年
皇帝制曰
朕认为夏商周三代以后，论及守成的君主，必定首推汉文帝。史书称当时天下殷实富足，礼义之风盛行，一年审理的案件只有几百起，几乎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地步。朕常常仰慕这样的治世，然而汉文帝是怎样治理才能达到这般境地呢？考察当时的政策，有时减免百姓一半的田租，有时全部免除田租，殷实富足的成效大概就来源于此。可是贡、助、彻这类赋税制度，即使是三代也曾经施行，难道只有汉代能免除田租吗？假如免除了田租，那么当时宗庙的祭祀、百官的俸禄、对四方部族的征伐，这些都是不能停止的事务，又靠什么来供给开支呢？
回想我朝太祖开创华夏基业，四方无不臣服。一百二十多年来，人口日益繁多，疆域日益广阔，不是前代所能相比的。今年各郡县上报户部的户籍，人口数字都在，可以说是人口众多了。休养生息之后，本该百姓富足而易于教化。可是听说街巷田野之间，仍免不了有受冻挨饿、生计无着的哀叹，加上近来因为水旱灾害、黄河决口的祸患，更是有很多流离失所、失去产业的百姓，富足又体现在哪里呢？因此劝勉告诫虽然恳切，但遵循理义的人还很少；赦免宽宥虽然频繁，但触犯法律的人却越来越多，易于教化又体现在哪里呢？ 衣食不充足，礼义就无法兴盛，百姓就会轻易触犯刑法，这也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那该怎么应对这种局面呢？古代治理天下的君主，人口众多之后，必定有让百姓富足的办法；百姓富足之后，必定有教化百姓的方略，只怕不能施行罢了。 朕继承祖宗的宏大基业，一心探求治国之道，常常有志于重现上古帝王的盛世，不只是达到汉文帝的水平而已。各位书生怀揣治国之道而来，即将被任用，对于人口众多、百姓富足、施行教化这三者的先后顺序与主次关系，以及古人的治理成效、当今的紧要事务，都要悉心陈述，朕将亲自阅览。
臣 毛澄 对
臣回应说：臣听说拥有天下的君主，想要安定天下，必定先要思考安定天下人心的方法。因为天下的百姓，本来就是君主应当安定的，而百姓之所以能安定，非要君主自身先为天下做出表率不可。所以君主自身不做侵害百姓的事，才能让百姓富足；人口众多之后，君主自身要有值得百姓效法的德行，才能在百姓富足之后施行教化。人口众多又生活富足，那么道义就能通行，百姓就不会有人触犯法律。这就是古代帝王能让整个世道富足安定，成为百代君主典范的原因；而三代以后，像汉文帝，也可以说差不多达到这个境界了。
敬思皇帝陛下，承接太平圆满的国运，正值兴盛鼎盛的年华。聪慧明达的资质，是上天赋予的；日月照耀的地方，都归入国家版图。可以说既能造就盛大的功业，又能实现清明的治理，两者兼而有之。臣等不过是民间一介书生，不懂治国的体制，迂腐疏浅的言论，哪里足以辅助陛下宏大的德业？可是圣明的诏命下达，天子的文采焕然，询问到人口、富足、教化这些事务，心意真诚恳切，没有一丝一毫的自满之心。臣跪读诏书，从中看出陛下像唐尧一样谦逊礼让，像虞舜一样爱惜生灵，足以承受上天的眷顾福佑，足以继承祖宗的基业而毫无愧色。再三赞叹之余，怎敢不竭尽自己的愚诚，来对答称扬陛下万分之一的盛德呢？
上天生养了这些百姓，为他们设立君主，托付给君主三件事，就是人口众多、百姓富足、施行教化罢了。人口多却不富足，就无法改善百姓的生活；富足却不教化，就无法端正百姓的德行。这实在是治国之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君主在这方面做得好与不好，治理成效的兴盛衰败就随之而来。所以自古以来的守成君主，夏朝有启，商朝有高宗武丁，周朝有成王、康王，在此之后，就只有汉文帝了，确实如同圣策所说的那样。 不过和上古帝王相比，汉文帝德行的精纯与缺憾、治理的宏大与局限，还是有所区别的。但陛下心中常常仰慕他，正是所谓听到一句善言、见到一件善行，就像江河决口一样欣然向往，更何况汉文帝的可取之处，绝不止一个方面。 看他承接汉高祖刚刚开创的基业，开启西京近世的清明治理，家家丰足，人人充裕，殷实富足的成效十分显著；官吏安于其职，百姓乐于其业，淳厚朴实的风气兴起。战事几乎不再发生，刑罚几乎不用。之所以能这样，不只是当时担任郡县守令的官员为政宽和平正、致力于道德教化，也是因为汉文帝先修养自身，而后再推行到天下，凡是治国的根本、治理的措施，都从自身出发。 所以他对于宫室园林、车马服饰，只要稍有劳民伤财的地方，就放宽限制来便利百姓。想要建造露台，招来工匠计算费用，一听说要花费百金，就爱惜财力不肯修建。穿衣就用黑色粗绨，鞋子就用皮革缝制，用布袋拼起来做帷帐，用蒲草编织成席子。受宠的夫人衣服下摆不拖到地面，修建霸陵都只用瓦器，不许用金银做装饰。想要淳厚风俗，就废止啬夫这类小吏的破格提拔，废除诽谤朝廷的法令。想要体恤百姓疾苦，就今年商议赈济借贷，明年减免田租。下诏举荐贤良，征求敢于直言的人士；亲自耕种籍田，为致力于农耕的百姓做表率。当时有人进献千里马，他就下诏拒绝不肯接受。陈武提出征伐四方的建议，他就说“我考虑不到这些”。贾谊提出更改历法、变易服色、确定官名的请求，他就说“还没来得及做这些”。 依此类推，当时并非没有宗庙祭祀的礼仪，并非没有百官俸禄的开支，并非没有征伐四方的需求。只是君主有节俭的操守，下面就不会有奢靡的风气，公家和私人的积蓄取用不竭，应对各种紧急事务都能考虑到可持续性。田租虽然免除了，开支却能自给自足，这是毫无疑问的。不然的话，为什么贡、助、彻这类赋税制度三代都一直施行，汉代却会有减免赋税的年份呢？
我朝太祖高皇帝，具备古代所有帝王的德行，承受上天赋予的帝王气数，扫荡元朝，安定中原。每一寸土地都是他的疆土，每一个百姓都是他的臣民。各位圣明的先帝相继承继，仁德恩泽遍布四方。一百二十多年来，人口的繁多、疆域的广阔，都比前代更甚，汉唐中兴的时候、晋宋南迁之前，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盛。 回想陛下即位之初，广布日月般的明察，发扬刚健果断的气魄。威权福泽都由君主独掌，政令都由六部颁行。刑狱不繁杂而执法官吏没有私心，官爵不滥授而士大夫风气得以端正。停征不急需的赋税，革除不紧要的工程。奢侈僭越的陋习得到改变，奸邪作恶的苗头得以消除。有利的事无不兴办，有害的事无不革除。对于太祖的优良法度，都遵照执行没有遗漏；对于太祖的美好意愿，都承奉贯彻没有间断。 因此天下之大、百姓之多，都衣食丰足，欣喜地生活在抚育万物的天地间；礼义兴盛，蓬勃地致力于改过从善。四时节气在上天调和，万物在人间生长和乐。贤才众多，各尽其职；四方部族，望风归附。这难道是无缘无故出现的吗？实在是因为陛下用来让百姓富足、教化百姓的举措，不只是推崇富足与教化的形式，更是端正自身，作为富足与教化的根本的缘故啊。
可是天下这么大，君主不可能独自治理，必定有分担职责的人。近年以来，为陛下分担富民职责的人，不是没有，但要找那种催收赋税不苛急、真心关心百姓疾苦的人，就很少了。为陛下分担教民职责的人，不是没有，但要找那种教化引导不知疲倦、用心关注民风淳厚与浇薄的人，也很少了。 替陛下富民的官员如果不称职，那么即使没有水旱灾害、黄河决口的祸患，百姓中流离失所、失去产业的人还会存在，更何况遭受了这些灾祸呢？那么街巷之间免不了受冻挨饿，田野之中免不了生计无着，又有什么奇怪的呢！替陛下教化百姓的官员如果不称职，那么即使没有受冻挨饿、生计无着的困境，百姓中作奸犯科的人还会存在，更何况正赶上这样的困境呢？那么劝勉告诫虽然恳切但遵循理义的人少，赦免宽宥虽然频繁但触犯法律的人多，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因为饥寒交迫切身难忍，人就会像禽兽一样行事；利欲填满心胸，人就会像小虫一样苟且偷生。大凡百姓的性情，大概都是这样。衣食不充足，礼义无法兴盛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礼义不兴盛，百姓轻易触犯刑法也同样是理所当然的。 当今的对策，不能不提早谋划，也不能不妥善处理。谋划得早，就不会让百姓遭受祸害；处理得好，就能弥补以往的过失。如果不找出弊端的根源，赶紧想办法解决，臣恐怕现在积累的祸患一天天加深，将来触动陛下忧心的事，怎么知道不会比今天更严重呢？
然而孕育天下祸患的，是人；而广布天下利益的，也是人。所以不用担心百姓不能富足，要担心的是做官的人中没有能让百姓富足的人才。假如天下各级官员，都像重视农桑、教导耕作的张堪那样，都像栽种桑树、教习纺织的范纯仁那样，那么让百姓丰衣足食又有什么难的？衣食充足而礼义不能兴盛，是从来没有的事。 不用担心百姓不能教化，要担心的是做官的人中没有能教化百姓的人才。假如天下各级官员，都像让百姓自我反省的韩延寿那样，都像用德行感化百姓的仇香那样，那么兴盛礼义又有什么难的？礼义兴盛而百姓轻易触犯刑法，也是从来没有的事。
即便如此，百姓不富足，固然是各级官员的责任，但官员不能让百姓富足，难道不也是选拔官员、奖惩官员的人的责任吗？百姓得不到教化，固然是各级官员的责任，但官员不能教化百姓，难道不也是选拔官员、奖惩官员的人的责任吗？ 因为官员将要任用的时候，必须谨慎选拔；官员任用之后，必须考核政绩。这是朝廷托付重任、有所依靠的关键。必须选拔和考核这两方面都用人得当，然后才能指望官员贤能；必须官员都贤能，然后才能求得天下的太平。这本来就是必然的道理。 那么君主一人在朝堂之上统领天下百姓万物，那么所有责成大臣、责成官员的事，又何尝不是陛下应当自我反思的呢？为什么呢？标杆端正，影子就笔直；源头洁净，水流就清澈。 陛下挂念百姓还没有完全富足，如果自身的奉养真的能节约财用、俭省开支，向天下显示朴素的作风，那么朝廷内外、远近各地，无不会体察陛下崇尚朴素的心意，全都归于节俭。耗费钱财的事都不做，百姓就能富足了。何况所任用的官员，能节约用度就必定能爱护百姓，谁忍心辜负陛下富民的托付呢？ 陛下挂念百姓还没有得到充分教化，如果自身的修养真的能克制私欲、谨慎行事，为天下树立准则，那么无论贤能与否、身份贵贱，无不会仰赖陛下没有过失的圣德，一同归于正道。超越本分的事都不做，百姓就能教化了。何况所任用的官员，能修养自身就必定能成就外物，谁忍心辜负陛下教民的托付呢？ 所以说：君主仁爱，就没有人不仁爱；君主有道义，就没有人不讲道义。又说：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这就是《诗经》中有“礼仪没有差错，端正四方之国”的咏叹的原因，而董仲舒告诫君主，也说“探求根本必定要从君主自身开始”，这确实是不可改变的道理。
汉文帝守成的优点，当今处置事务的适宜方法，这些在圣策开头提到的内容，臣已经叙述了史实、论述了其中的道理。等到读完圣策的结尾，看到陛下远思古代帝王有富足天下的方法、有教化天下的方略，想要推行这些来求得治理功业的兴盛。并且对于人口众多、百姓富足、施行教化这三件事，责令臣等悉心详细陈述。 臣愚笨想要说的，也是陛下想要听的，臣的陈述已经连篇累牍，不敢再说些零散杂乱的话，来亵渎陛下的听闻。不过古代统治天下的君主，人口众多之后，必定思考让百姓富足的办法，而规划田亩制度、减轻赋税征收，就是富民的方法；百姓富足之后，必定思考教化百姓的办法，而设立学校、申明礼义，就是教民的方略。 富民的方法、教民的方略，都记载在典籍之中，可是后世的治理比不上古代，难道只是因为富民没有方法、教民没有方略的缘故吗？只是治理天下不能没有法度，而推行法度不能没有合适的人才。如果不是兼具文才武略的君主，就绝对不能兴办文武兼备的政事。所以臣认为当今的隐患，凡是替陛下承担富民、教民托付的官员，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但臣也不敢过于烦扰陛下，妄自劝陛下把责成臣下的责任，反过来用来自我责备。 至于人口多了就应当让他们富足，富足了就应当施行教化，孔子告诫冉有的话，记载在《论语》里，说得非常明白。而孟轲劝齐、梁的君主施行仁政，也不过是想让他们趁着国土开辟、人口聚集的形势，先让百姓养活自己再施行教化，并且兴办学校来申明礼义，原本和孔子的说法没有差别。然而得道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多，而刑法政令的威严，终究比不上道德礼义的影响深远。道德教化的推行，必定从世家大族开始，这也是孔孟的主张。 所以从先后顺序来说，人口众多在富足之前，富足在教化之前，而君主自身更是最先的根本；从主次关系来说，教化以富足为基础，富足以人口众多为基础，而君主自身是最根本的核心。人心，是万事的根本，是万物变化的开端。古代的圣贤，出世入世的时机不同，困窘显达的境遇不同，没有不慎重对待这一点，并且急切地追求天下大治的。所以普通百姓尚且不能不修养自身，何况继承帝位的至尊之人呢？一个家庭尚且不能不修养自身，何况治理天下的宏大事业呢？如果要求别人的很重，而自己承担的却很轻，那么君子就会对此感到不满。
陛下用极致的节俭来奠定修养德行的基础，用极致的仁爱来树立修行道义的教化，一举一动都心怀诚信，日夜勤修德行，在端正自身为天下做表率这方面，已经做得无以复加了。而臣之所以这样反复絮叨，本就是臣子爱戴君主、永无止境的心意。 臣不敢空泛议论，请举已经发生的事迹来验证。考察古代，教百姓耕种庄稼的是后稷，郑重推行五伦教化的是契。夏朝的贤才辅佐帝王，商朝的明哲造就人才，周文王任用五位贤臣就实现了华夏的修明和睦，周武王以十位能臣辅佐就使万民心悦诚服。帝王要让天下富足、教化天下，不能只靠自己，必定要借助人才，确实是这样吧？ 然而尧能让崇高的德行昭明天下，舜能以圣明的资质合于帝道，禹拒绝美酒并且敬重善言，汤达到圣明恭敬的境界来勉力提升自己的德行，周文王以英明的谋略恭敬地保育百姓，周武王继承伟大的功业，以聪慧明哲作为君主。帝王要让天下富足、教化天下，不只是借助人才，必定要以自身修养为根本，也同样是这样。 我朝太祖高皇帝，开创宏大的基业，长久地居于帝位，他制定法度、留下谋划，为千秋万代造就无尽福祉的举措，尽善尽美，和古代帝王用来富足天下、教化天下的道理没有差别，甚至还超过了他们。陛下继承宏大的帝业，到现在已经有年头了，忧心百姓极为恳切，颁发诏令反复叮咛。对于治理的期望，必定要追赶上古帝王的盛世，而不满足于汉文帝的成就！圣明的话语真宏伟啊！臣知道陛下必定能践行这些话而无所亏欠，实现这个志向而无所违背，从而发扬光大这伟大的功业。 可是不致力于应当先做的根本，却只在可以延后的细枝末节上用心，又怎么能满足陛下的心愿呢？所以当今的事务，固然有很多不能停下的，但在陛下应当优先做的事情里，除了修养自身之外，都可以暂缓商议、慢慢谋划。 一定要精心选拔贤良之士，果断地摆脱众人的非议，取舍超脱不凡，高瞻远瞩、深思熟虑地制定根本大计。把接受规劝、改正过失当作恭敬，把警惕戒惧、防患未然当作乐事，像尧一样高远明察，像舜一样兢兢业业，像禹一样克服艰难，像周文王一样坐以待旦、勤于政事，像周武王一样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刻警惕。摒弃玩赏嗜好，亲近经典史籍；疏远奸邪小人，亲近正直之士。敬畏上天的旨意，体察民间的实情，审察时势的相宜，确定国家的大政方针。 凡是太祖在前面创立并流传后世的制度，都要探究它宏大深远的意旨，推广它广大无边的利益。立志要继承前人的事业，行事要遵循前人的规制。《诗经》里“遵循旧有典章”的训诫牢记在心，典籍中“借鉴现成法度”的教诲常看不忘。把持坚守治国的原则，没有一刻稍有放纵，没有一件事稍有差错。就像陛下即位之初那样，并且更加勤奋勉励，更加俭省节约，更加谦逊恭敬。那么每一个念头没有不端正的，每一个行为没有不符合善道的。 终将看到志向没有不能实现的，举措没有不收到成效的。公卿大臣在朝廷努力履行职责，郡守县令在郡县尽心处理政务。四海之内，就像风吹过草倒伏一样，没有不顺从的。凡是陛下所担忧的天下事务，不用刻意治理就自然安定了。
古人说过：“遵循先王的法度却出现过失的，是从来没有的事。”臣已经把古人可以作为后世法度的治理成效，都详细陈述在前面了。又有人说“尧舜的智慧也不能遍及所有事物，是因为他们优先处理紧要的事务”。臣又把当今最紧要的、关键在于陛下自身的事务，诚恳地陈述在后面。 臣恳切的愚诚，不外乎这些，只希望陛下听取并采纳。因为君主广开言路，就必定要有听取言论的实效；臣子遇到可以进言的时机，就不能没有进献言论的诚意。古代爱戴君主的人，就是这样说的，臣常常诵读这句话来自我警醒。如今有幸遇到朝廷广求直言的时机，却不向乐于纳谏的君主奉献诚意，那就是辜负了平日的志向。所以即使言论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也不敢不竭尽所能。 陛下圣明阅览之下，倘若认为这是愚者千虑中的一得而不忍舍弃，那难道只是臣个人的庆幸吗？臣冒犯天威，无比惶恐、不胜敬畏之至。臣谨对。
卷二 丙辰科 弘治九年
皇帝制曰
朕认为做君主的，必定要有功德施及天下，二者缺一不可，那么这两者哪个更优先呢？不学习就无法成就德行，不推行政事就无法实现天下大治。有人说帝王的学问，不在于章句文义；有人说天子的节俭德行，只是细枝末节；有人说君主不必亲自处理琐碎事务；有人说圣明的帝王不必费心经营远方的战略。这些说法，似乎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事，那么应当优先致力的到底是什么呢？ 尧、舜二帝和夏禹、商汤、周武三王的德行，他们所学的是什么内容？二帝三王的政事，他们取得的是什么功业？汉、唐、宋各代都有贤明的君主，但功德都很少能兼备。亲自推行道德教化的，典章制度有时不够稳定；百姓安居、官吏称职的，德行教化有时不够纯正；有的四方部族臣服，但朝廷的纲常不正；有的以仁厚立国，但军事谋略不振作。这样看来，学问和政事或许还有可以讨论的地方，它们的得失分别如何？ 我朝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神奇的武功、圣明的德行，都冠绝古今，各位圣明的先帝相继承继，继承志向、遵循旧制，各自都达到了盛世，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什么呢？ 朕继承帝位，国家达到太平安定，如今想要坚守宋代大臣进献的“五规”，革除唐代宰相陈述的“九弊”，施行儒者对策的“三策”，以此上追古代帝王的功业，希望无愧于我祖宗宏大的功德。这样做的根本关键在哪里？ 各位书生怀揣道义、身负才学而来，都有志于经世致用，应当有能辅佐朕的见解，试着全部陈述出来，朕将亲身践行。
臣 朱希周 对
臣回应说：臣听说帝王治理天下，有“体”有“用”，也就是德行与功业。德行通过学习来成就，是治理的根本；功业通过政事来彰显，是治理的作用。这两者可以相互促成却不能相互缺失。因为帝王从来没有无功业的德行，也从来没有无德行的功业。有德行却无功业，是只有根本却没有作用；有功业却无德行，是只有作用却没有根本。根本不确立，作用不完备，都谈不上天下的治理。 不过这里还有一层说法：德行的深浅，取决于学问的精粗；功业的大小，取决于政事的纯杂。帝王的德行，是天下的大德；帝王的功业，是天下的大功。那么帝王的学问与政事，也无不是关乎天下的大事，难道可以小看吗？ 所以有志于成就功德的君主，必定把学问和政事作为要务；而致力于学问和政事，也必定有应当优先着力的重点。如果不知道致力于大的方面，却专门处理琐碎小事，那么他的学问就会支离破碎、偏颇片面，不足以成就大的德行；他的政事就会繁杂琐碎、细枝末节，不足以建立大的功业，还谈什么天下大治呢？ 由此说来，二帝三王之所以功德都十分隆盛，汉、唐、宋之所以功德很少能兼备，以及我朝太祖、太宗之所以上能追比古代帝王，下能超过汉、唐、宋，大概就可以知晓了。 敬思皇帝陛下，拥有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的天赋，持有保持太平、守护基业的方略，深厚的仁爱恩泽，遍及人心；盛大的功业伟绩，覆盖天下。却依然躬行正道、谦逊冲淡，只觉得每天都做得不够，于是在日理万机的闲暇，特意召臣等来到朝廷，亲自下问，探求最精深的道理，一心要追赶上唐虞三代的太平盛世，继承祖宗各位先帝的宏大功业，而不屑于只达到汉、唐、宋的水平，这真是极为宏伟的心意啊！ 臣蒙受国家培育的恩典，位列官员举荐选拔的行列，怎敢不竭尽自己的愚诚，来对答称扬陛下美好诏命的万分之一呢？
臣认为上天生养百姓，为他们设立君主，君主以一人之身作为天下百姓万物的主宰，地位是极其尊贵的，责任也是极其重大的。君主用来治理天下的方法，难道是随随便便的吗？ 必定要有统领天下的德行，来确立治理的根本；必定要有安定天下的功业，来实现治理的作用。有功业却无德行，那么教化就不能成功，风俗就不能淳厚，即使平定了祸乱，使四方部族臣服，国家的根本也无法确立。有德行却无功业，那么纲纪就不能建立，威令就不能推行，即使仁爱之心充溢，仁德的名声远扬，国家的势力也无法壮大。 两者缺少其中一个，即使想要谈论治理，也都是苟且罢了。不过推究它们的先后顺序，衡量它们的轻重程度，有德行成就而后功业彰显的情况，却没有德行不成就想让功业彰显的可能。有根本确立而后作用通行的情况，却没有根本不确立就想让作用通行的可能。 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必定通过根本来达成作用；善于谈论治理的人，必定先讲德行而后讲功业。 进一步从根本上来说，德行不能凭空形成，它的形成在于学习。学习就有讲习讨论的内容，有省察克制的功夫，这是用来培养德行的途径。功业不能随便成就，它的彰显在于政事。政事就有纲纪制度的事务，有法度规范的施行，这是用来拓展功业的途径。 只是帝王的学问，和普通平民的学问不同；帝王的政事，和各级官员的职责也不一样。
试着用古人的言论来说明：喜爱文事是好事，但程颐却说帝王的学问不在于章句文义，因为治国的根本大法，都记载在典籍之中，关键是掌握其中的要领，落实到事业上，这才是重要的方面。死抠字句、寻章摘句，有什么值得推崇的呢？ 乐于节俭是好事，但柳公权却说天子的节俭，只是细枝末节。因为亲近贤人、斥退小人、严明赏罚，这才是重要的方面。小小的长处、点滴的善行，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呢？ 亲自处理各种政务，人们都认为是勤勉，但杜黄裳却有君主不必亲自处理琐碎事务的说法，因为最重要的事，只是选拔贤才来分担职责罢了。至于繁杂的具体事务，钱粮赋税交给财政官员，刑狱案件交给司法官员，何必每件事都亲自处理呢？ 声威远播四方，人们都认为是武功强盛，但胡寅却有圣明帝王不必费心经营远方战略的议论，因为最重要的事，是专心治理好内部来巩固根本罢了。至于周边部族的态度，来归附的不拒绝，离开的不追赶，何必非要让每一个都臣服呢？ 知道了应当致力于的大事，那么那些小事就不值得花费精力了。
试着用古人的事迹来论述：功德都十分隆盛的，没有比得上二帝三王的。记载在典籍中的，尧的恭敬明察、文思敏捷，舜的温和恭敬、诚信笃实，禹的伦常有序、各得其所，汤的纲纪初立、治理百姓，周文王、周武王的德行纯一不已，建立最高的中正准则，德行没有比这更宏大的了。 推究他们做学问的内容，虽然不必像圣人那样学而知之、从容践行，但秉持中道的传承、精粹专一的训诫、采纳善言的乐趣、摒弃愚昧的要领，以至于《诗经》中敬慎处事的吟咏、丹书之中的警戒之语，全都是关于身心性命的道理，而不是学问中的细枝末节。所有这些，哪一样不是德行成就的缘由呢？ 尧敬奉上天、勤理民事，舜设立官职、分掌职责，禹调和政务、治理邦国，汤恩惠百姓、体恤困穷，周文王、周武王安定万民、普赐天下，政事没有比这更宏大的了。 总括他们建立功业的方式，虽然不必挨家挨户赐予、让人人都得好处，但百姓的变化、四方的响应、万世的依赖、万民的感念，以至于万邦的信服、百姓的悦服，全都是辅佐君主成就的宏大事业，而不是细碎的小功。所有这些，哪一样不是政事达成的结果呢？
三代以后号称太平盛世的，以汉、唐、宋为首。其中开创基业的英明君主、守护基业的贤明帝王，每一代都不乏其人。然而有德行的有的缺少功业，有功业的有的缺少德行。 汉文帝以自身行动感化百姓，以德行表率臣下，德行算得上纯正了。但礼乐制度没有兴盛，历法没有订正，考察他的所作所为，大多失于因循旧制，没能革除秦朝的弊政。汉宣帝，史书称当时百姓安居乐业，功业算得上美好了，但他专门注重刑名法术，兼用王道霸道。虽然聪明睿智，却失于苛刻察察，最终埋下了元帝、成帝时期动乱的祸根。 四方部族首领叩头臣服，边远地区进贡朝拜，唐太宗让四方夷狄归顺，功业值得称赞。可惜在人伦方面，内心多有德行上的亏欠，使父亲陷于不义，父子之道乖违；和兄弟手足相残，兄弟之情淡薄，朝廷的根本纲纪已经很不正了。 侍奉周太后像母亲一样，爱护周少帝像儿子一样，宋太祖以仁厚立国，德行值得推崇。可惜收缴兵权之后，遇到紧急情况就没有防备，起初虽然足以平定奸雄的叛乱，后来最终无法抵御外敌的骄横，军事谋略已经衰微不振了。 只知道汉文帝、宋太祖德行优于功业，汉宣帝、唐太宗功业优于德行，要找功德都隆盛的，却没有听说过。 之所以会这样，大概是因为说到学问，不过是做些空洞的文饰，却没有修养自身的根本要领，所以功业虽然能暂时彰显，却不足以成就德行，作用虽然发挥了，根本却有缺失。说到政事，不过是弥补些漏洞缝隙，却没有治理天下的长远谋划，政事和德行虽然小有成就，却不足以建立大功业，根本虽然确立了，作用却不完备。他们比不上唐虞三代的治世，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我朝太祖高皇帝，恭敬地承受上天的使命，开创宏大的基业，用华夏文化改变夷狄风俗，在伦常沦丧之后重新恢复纲常；铲除残暴势力，在水深火热之中拯救百姓。 太宗文皇帝，确立两京制度，光耀前人、造福后世，重振兵威震摄四方，圣明的武功得以彰显；在天下倡明理学，帝王的仁爱广泛传播。他们德行的宏大，和二帝三王的德行没有差别；他们功业的盛大，几乎超过二帝三王的一倍。 从此以后，圣明的帝王一脉相承。仁宗昭皇帝励精图治，推心置腹任用人才；宣宗章皇帝尊崇典章、遵循礼仪，建立法度、留下训诫；英宗睿皇帝刚毅明察、独断果行，奋发有作为；宪宗纯皇帝圣明的德行昭著，极为仁爱、慎用刑罚。他们都善于继承祖宗的志向，奉行不辍；都善于遵循祖宗的事业，遵守无遗。 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局面，固然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也不外乎学问和政事两方面罢了。因为他们做学问，完全是帝王的大道，而不是纠结于章句文义之间；他们处理政事，完全是帝王的大法，而不是停留在制度文饰的细枝末节。 臣请举祖宗圣学的一两点来说：把《尚书·洪范》陈列在座位右边作为座右铭，把《大学衍义》书写在廊庑之间时时阅览，表彰六经，来阐发圣贤深奥的意旨；采集各家言论，来阐明性理精深的道理，这就是祖宗的学问。各位先帝继承下来，多次驾临经筵讲席，亲自著书立说，在五伦典籍中完备做人的准则，在文华殿的训示中详述为君之道，哪一样不是学问中的大事呢？ 臣请举祖宗政事的一两点来说：用礼仪整肃百官，用乐舞完善制度，用人有道，谗言因此无法通行；治军有法，强敌因此远远逃遁，这就是祖宗的政事。各位先帝继承下来，有的体恤民间疾苦、重视农业生产，有的减免赋税、减轻刑罚，有的创立督促耕种、储备备荒的制度，有的增加祭祀孔子的乐舞礼仪，哪一样不是政事中的大事呢？ 功德的宏大，继承的隆盛，都是有原因的啊。
如今陛下处在历代太平祥和的时代，继承光大古代文明的治理，正是选择近代君主的做法而不满足于效仿，选取近代大臣的建言而不轻易舍弃的时候，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些话浅近却寓意深远，登高从低处起步，姑且列举这些必定可行的内容，来显示自己大有作为的志向吗？ 昔日宋代的司马光向宋仁宗进献“五规”：一是保业，二是惜时，三是远谋，四是重微，五是务实。这确实是不能不坚守的。唐代的陆贽向唐德宗上疏“九弊”：说争强好胜、耻于听谏、逞能善辩、卖弄聪明、厉行威严、任性刚愎，这六种是君主的弊病；谄媚阿谀、观望不前、胆小懦弱，这三种是臣子的弊病。这确实是不能不革除的。汉代的董仲舒向汉武帝对策“三策”：一是端正君主之心来端正四方，设立教化来教导万民；二是设置贤明的老师来培养人才，督责大臣来访求贤士；三是变更法令制度来革除奢靡之风，维护一统来平息邪说异端。这确实是不能不施行的。 这三种言论，都涵盖了学问和政事两个方面，把本体和作用合为一体，天下的治理，实在不外乎这些。如果只是仰慕这些言论，却不探究它的根本所在，那么坚守就没有法度，革除就没有方法，施行就没有工具，又怎么能远追古代帝王，近学祖宗，让功德在天下发扬光大呢？ 所以祖宗的德行是宏大的，而它得以形成的原因在于学问；祖宗的功业是宏大的，而它得以成就的原因在于政事。如今想要达到祖宗那样的功业，能不从政事入手吗？ 陛下做学问，也只要依据这三位大臣的三种言论来推广延伸。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保持戒慎，在别人听不到的地方心怀恐惧，在只有自己知晓的境地警惕敬畏，不因为暗中无人就有所欺瞒；在念头刚萌动的时候就反省察查，不因为细微小事就有所疏忽，那么“五规”自然就能坚守了。 乐于采纳别人的长处，改正过错毫不吝惜，知道自己有长处，别人有不足，不认为功劳都在自己，过错都在别人，那么“九弊”自然就能革除了。 体察上天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效法上天的法则来确立治国之道，穷究事理来获得真知，反躬自省来践行实效，探究治乱兴衰的根源，谨慎言行举止的细微之处，那么“三策”自然就能施行了。像这样而德行不宏大的，是从来没有的事。
陛下处理政事，也只要拿这三位大臣的言论来落实施行。在天下还没动乱的时候就实现太平，在国家还没危险的时候就保全基业，致力于勤勉劳苦、戒除骄傲懈怠，敬畏天命、同情百姓困苦，从根源上杜绝隐患，防备祸患的萌发，依照名分考察实效，来确立治国的根本，这样就领会了“五规”遗留的深意了。 疏远奸邪小人，亲近正直之士，温和地对待臣下来充分了解下情，奖赏直言进谏来广开言路，说得好的就采纳不抛弃，说得不好的就包容不责罚，这样就领会了革除“九弊”的深意了。 总纲端正了，各项事务就能顺利推进；一项法令施行了，各种制度就能随之兴起。根据时势采取适宜的措施，各自探求恰当的办法，先后缓急都遵循一定的次序，不被后世驳杂的议论所牵制，不被世俗因循的陋习所改变，这样就掌握了“三策”的核心要领了。像这样而功业不宏大的，是从来没有的事。
学问和政事，本来就不能偏废，然而不先致力于学问，就无法考察圣贤现成的法度，知晓事理的必然规律。天下的种种事务，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是非就可能混淆；天下的各色人等，不知道什么是正、什么是邪，邪正就可能错乱，又凭什么来治理天下呢？这就是古代善于治理的人，不只依靠政事，还必定以学问作为根本的原因。 至于做学问的事，臣前面已经论述过了，而具体去做的方法，也是有门道的。孟子说：“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就是找回散失的本心罢了。”因为心是人的精神主宰，具备所有道理的是它，应对万事万物的也是它。散失的本心不去找回，那么表面上有讲学的名声，内心却没有真正的收获，虽说在做学问，又能有什么创见呢？ 臣希望陛下坚定地持守这份本心，不被外界的诱惑所动摇；好好地涵养这份本心，不被物欲所蒙蔽。用恭敬来主导它，用勤勉来守护它，散失了就把持住让它留存，外放了就约束着让它收回。不三心二意，不一曝十寒，不虎头蛇尾，那么志气就会清明澄澈，义理就会清晰显明，在心中领会并且融会贯通，在身上体现并且亲身践行。做学问的功夫，就尽善尽美，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了。 学问达到了极致，政事就没有办不好的；根本确立了，作用就没有行不通的。由此功德的宏大，远可以追比古代帝王，近可以匹配祖宗，而所有近代的君主、小康的治世，都不值得一提了。 臣的学问不足以阐明根本，才力不足以适应实用，但今天所陈述的，全都是圣贤的明训、先儒的格言，不敢用个人的私见和臆想来进言。希望陛下采纳并施行，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万世的大幸了。臣冒犯天威，无比惶恐之至。臣谨对。
川公网安备51132102000345号